经济态势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态势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道路运输经济;发展态势;对策分析

在当前道路运输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道路运输行业并不是非常乐观，而且，道路运输发展中还存在自身的缺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道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笔者就从当前我国道路运输经济发展态势出发，逐步探讨如何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自身的建议，希望能够更好地推动道路运输经济的稳健发展。

一、道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态势

中国的道路运输产业在以往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直是持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道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更是显而易见的，上升趋势大幅度提升同时道路运输产业急速扩张。而这不仅提升道路运输产业的经济效益更加使得道路运输的质量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不断提高，促使中国道路运输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一）道路运输产量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平衡

在以往的发展历程中，道路运输经济快速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国民人均水平GDP上升的同时，道路运输经济的攀升幅度也尤为惊人。而在道路运输经济快速上升状态中最突出的一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道路运输产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合理的利用好道路运输资源是政府必须要科学规划的事情。

（二）道路运输产业的不断优化调整

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道路运输产业的飞速发展，然而传统的道路运输发展方式虽然成为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一个强大助力。但在环境污染问题上越发严重，而这主要是道路运输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随着全球性的“低碳经济”概念在中国的引入，道路运输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我国道路运输产业发展必须要突破的瓶颈。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于加快中国传统道路运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中国道路运输产业形成了更加高效、环保的一整套的道路运输生态经济圈的发展模式。

（三）国家控制，道路运输产业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

道路运输是我国基础性能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并且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基础性能源的道路运输所拥有的战略性价值将不断攀升。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道路运输产业也将越来越被国家所注重。而国家所引起的重视必将体现在政府对道路运输产业的控制力度的不断加强上。拥有政府的支持，毫无疑问将使得道路运输产业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而政府的这种控制方式是一种以“节能”为主的引导式的调控，让道路运输企业接受更为科学性、理性化的先进理念。并配以多元化的发展方式，给予我国道路运输经济更加稳定合理的发展基础。

二、道路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道路运输经济发展至今有过很多的成就，也相伴而产生了诸多问题。而在不断科技化、科学化的发展态势之中，道路运输产业需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克服这些困难。以下将从道路运输的自身条件、市场条件以及环境因素进行分析

（一）道路运输资源枯竭问题

就道路运输自身条件而言，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中最为需要克服的是道路运输产量有限这一自然资源本身。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极大的提高对于道路运输资源的需求，而对于这种自然储备本身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因此我们就需要转变思路从“低碳概念”入手，将有限的资源以最高的利用率进行提取利用。而这对于习惯了粗放式的传统道路运输生产方式的道路运输企业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我国绝大部分的道路运输企业的目前科技水平。并对于道路运输利用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以便政府用更加科学合理的调整方案来引导道路运输企业的产业优化升级。

（二）道路运输产业没有形成高度统一性

市场条件对于道路运输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路运输价格的变化浮动，对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道路运输企业。一个变化无常的道路运输价格显然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很可能会让一些小的道路运输企业因无法承受市场价格波动而转型失败。最终被行业所淘汰，而在我国道路运输经济在区域上呈现出的价格差异是比较大的。这主要是道路运输产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的性的统一价格体系，这在一定程度是限制了道路运输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也可能因为政府没有及时出台一些调整政策使得局部道路运输产业的价格进一步扭曲变形，而这些因市场经济所引起的道路运输经济的局域差异。将直接阻碍我国整体道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态势，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可能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新能源对道路运输经济的冲击

环境因素对于道路运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道路运输这种高污染的产业特性。并且近些年出现的温室效应，更加让道路运输产业发展受限。一低碳经济的方式发展道路运输经济必然要降低道路运输经济之前的发展速度，以便求得一种经济收益与自然环境的双赢。然而道路运输对环境的影响并不仅仅只在道路运输开采过程中对于矿区周边环境的破坏，更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道路运输的加工阶段产生的废水、废渣的处理。不仅污染空气、污染地面，对于道路运输废水的处理更为重要。在我国已有部分道路运输产业集聚地区因为道路运输废水的排放而污染了居民用水，导致大量的疾病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道路运输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分析

（一）道路运输产业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对于道路运输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需要加强科技化水平。在道路运输加工过程中，为了提高道路运输资源的有效利用率需要不断提高道路运输企业对于道路运输废弃物的处理技术。通过科技创新、设备更新，使企业不断跟进社会先进水平。才能更好的在优化道路运输企业结构的同时兼顾好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更加需要为道路运输企业注入“低碳经济”概念，以保证道路运输企业原本的活力与创造力。政府要在政策上支持道路运输企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其提供足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础。

（二）加强对道路运输产业的调控

国家需要加强对道路运输产业的宏观调控，以稳定道路运输价格为道路运输企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足够稳定、安全的环境。同时要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道路运输企业进行产业的自我优化升级，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必须要根据区域实情进行调整。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落实到道路运输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道路运输企业之间要进行统一合作，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价格体系。以求进一步巩固全国道路运输经济的上升势头，一方面强化政府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在全国建立一个道路运输生态经济圈。形成一个道路运输产业集群的完整的统一的道路运输经济发展体，这不仅仅是为了更加方便我国道路运输产业的集中控制。更是为了给道路运输产业一个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空间，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份具有源动力的可持续性推助力。

（三）促进道路运输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在环境因素方面，我国的道路运输企业呈现的是一种高污染特性的状态。然而需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从人们的思维方式上进行最初的引导。要深入认识低碳式的道路运输生产方式具有的优越性，政府一方面要出台政策辅助企业完成结构优化升级。企业自身也要根据政府出台的相应政策按照适合自身的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积极配合政府完成自身的优化升级。企业在贯彻低碳经济生产方式中，要综合区域各方面条件进行考虑并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让员工切实的以生态型道路运输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作业，企业还需要注重设备的更新与道路运输废弃物处理技术的强化。同时人民要加强对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督，用好权利尽好义务。

四、结束语

根据我国目前的道路运输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我国道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上升，提高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另一方面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污染，又阻碍着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的提升。本文通过对道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态势的分析，将我国道路运输经济的成就与问题表现出来。并通过一系列问题剖析制定的相应的解决对策，切实的阐述着在全球温室效应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深刻说明了，要在我国处理好道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的生态、健康发展。就必须搞好道路运输企业、政府以及人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道路运输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建华.道路运输经济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04）：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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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洼地 竞争力 比较优势

一、引言

在世界版图上,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与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以海洋为纽带的经济建设带动了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沿海省市,例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在历史上早就是中国的富裕之乡。然而“沿海地区普遍比内陆发达”的这一规律,在江苏这一我国经济大省内部,却尚未得到体现。江苏沿海地区是中国民族产业的发源地之一,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至今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而言,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滞后于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黄金海岸带”的“经济低谷区”,与江苏经济强省的身份极不相称。可以说,江苏近年来经济增速的趋缓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有很大的关系。要使全省经济总量持续稳步增长,有效挖掘苏北沿海地区的潜力,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施苏北沿海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

二、江苏沿海经济发展的“洼地”现象

江苏沿海经济带地处西太平洋沿岸的黄海之滨,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口的北岸,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上海隔江相望。江苏沿海区域包括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个市区及所属的14个县(市),地处苏北、苏中。3市共拥有全省27.66%的土地面积和22.67%的人口,而GDP比重仅为全省的14.1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1082元,是全省人均水平的62.14%。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指标则更低,仅为全省的11.26%和9.81%。

表中前5个指标呈现出的这种逐步递减的态势表明,虽然江苏沿海经济带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但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而与沿海经济带隔江相望的苏南经济圈,尽管土地面积相当,但2007年创造出的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却远远超过沿海经济带,分别是它的4.38倍、3.94倍和6.43倍。沿海经济带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仅为苏南经济圈的三分之一。再来看与沿海经济带面积相当的沿江经济带,从表1中可以看出,沿江经济带的土地和劳动力产出效率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它以24.03%的土地面积和32.76%的人口,创造了49.76%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比全省高近50个百分点。从表1中可以发现,沿海沿江对比一栏数据也同样存在逐步递减的态势,虽然面积相当,人口相差不多,但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却不到沿江经济带的三分之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沿江的五分之一,人均的地区生产总值也不到沿江的一半左右。

表2中显示的是这三大经济带在2002年以后的GDP增长速度。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始终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2002年,落后不到2个百分点,2003年落后了2.32个百分点,2004年落后了2.59个百分点2005年差距缩小到2.30个百分点,到2006年又拉大到3.01个百分点,2007年差距竟拉大到3.07个百分点,沿江6市的发展速度则大致与全省的平均速度保持一致,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以内,只是2003年落后于全省1.85个百分点。而苏南三市的发展则充分展现了其领跑的特点,2002年领先4.41个百分点,2003年更是将速度提到比省平均水平快7.7个百分点,但随后2004年速度放慢,只比全省平均水平快了1.85个百分点。到了2005年,这一速度放慢的趋势更明显,甚至比全省速度慢了1.09个百分点,至200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甚至比全省慢4.78个百分点。

表3显示的是各经济带自2002年以来的产业结构状况。总体上,随着时间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逐年下降,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逐年上升。但是,在各经济带间仍存在较大差别。如表所示,沿海三市的第一产业所占比倒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经济带,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倍,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则连续5年保持在34%未变。沿江6市的特点是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较高,甚至高于苏南三市。而苏南三市的特点则是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低,通常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可见,与全省及其他各经济带相比,江苏沿海地带的产业层次还较低。

三、江苏沿海三市的竞争力分析

前文在总量层面上对江苏沿海经济带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描述,这部分则对连云港、盐城和南通3个沿海城市的各自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套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对这三个沿海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对它们在省内的位置进行排序和聚类。

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通过提供自然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制度的环境,集聚、吸收和利用各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明要素的能力,并能最终表现为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强、更为持续的发展能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就城市而言,竞争力应体现为市场化占有、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力大小。因此,在对指标选取时本文主要倾向于比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在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可得性的基础上,从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资金实力、人才及科技、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这6个方面选取了25个统计指标,考虑到不同城市的可比性,这些指标大多数采用人均或相对比重,具体阐述如下。

综合经济实力反映一个城市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层面,本文选取了人均GDP(X1)、GDP增长率(X2)、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4)、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X5)和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X6)这6个指标。

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合理,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X9)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X10)这4个指标。

资金实力反映城市资金的投入和积累情况,这是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X11)、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2)、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X13)、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X14)这4个指标。人才与科技反映城市科技人才是否存在竞争优势,反映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人均文教科卫支出(X15)和每万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X16)2项指标。

基础设施体现对城市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人均年用电量(X17)、境内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X18)、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X19)、每万人移动电话户数(X20)、每万人固定电话户数(X21)、每万人拥有医生数(X22)、每万人拥有民用汽车数量(X23)这7项指标。

开放程度体现一个城市对其外部区域的吸引力和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外贸依存度(X24)和人均利用外资额(X25)两项指标。

这25项指标的数据,或直接摘自2002年～2008年的《江苏统计年鉴》,或根据各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4显示了江苏13个地级市的竞争力排序和分类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南通、连云港和盐城这三个沿海城市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其中竞争力较强的南通的最好排名也只是全省第5(2007年),其余年份都是第6至7位,盐城的最好排名是全省第9位(2007年),连云港前三年都一直徘徊在第11、12位,但2006年上升到了全省第8位,有较大飞跃。相应的,一直处于第10位的盐城则在2006年降到第12位。 在聚类方面,这13个地级市可以分为5个梯队。虽然南通和连云港、盐城都属于沿海城市,但大多数时候南通是属于第四梯队,与扬州和泰州的发展更为接近。而盐城和连云港的发展基本属于同一模式,被归人第五梯队。只在2004年盐城曾经归人过南通所在的第四梯队,但立足未稳就在2005年回归到了连云港所在的第五梯队。

四、江苏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开放开发沿海重大战略指引下,江苏沿海三市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近年来,三市在沿海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绩。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日益显现的自然资源优势

江苏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丰富,这些自然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空间;沿海资源优势比较突出,港口资源潜力很大。

2.明显的区位优势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的出口岸,与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上海隔江相望;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一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地理位置可谓通江达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位于亚欧大陆桥的龙头和长三角的龙头之间,处于“二龙戏珠”的位置,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得天独厚的。

3.良好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江苏沿海地区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努力推介下,围绕海港开发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宣传热潮。沿海三市都把沿海开发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行政推动,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土地电力供应充裕,交通环境明显改善,初步构建了以大港口为龙头,大通道为支撑,大园区为载体的发展平台,基本形成了支撑沿海开发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宁通、宁连、宁盐等高等级公路和众多国道为主的干线公路网已经形成,新长铁路贯穿沿海,南通机场、连云港机场、盐城机场已经开通了多条国内航线。

4.初具规模的产业基础

首先,江苏沿海三市呈现出不断增强的产业配套能力。通过积极推进生产力布局向沿海转移,重大项目纷纷落户,集聚效应开始显现。盐城按照“率先突破大丰港,开放开发滨海港,配套完善射阳港,火电启动陈家港”的总体思路,加快开发和建设大中型深水港口群,并以按照打造江苏沿海汽车城为目标,支撑和带动港口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连云港的田湾核电站是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全部四期工程建成后接近“三峡”发电量,另外还有火力、风力潮汐和天然气发电等项目,将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其次,沿海三市已经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产业体系。南通形成了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精细化工、船舶修造等支柱产业;盐城的汽车,纺织、食品、造纸、电力、化工等骨干行业已初具规模;连云港重点发展电力、石化、冶金、造船、造纸等重大基础工业和海洋资源加工业。

5.沿海发展的国际国内经验

世界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特别是周边沿海兄弟省市对沿海地带的大力开发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江苏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压力,同时也给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五、结束语

毋庸置疑,江苏经济实现全面腾飞的希望在苏北,加快沿海开发有利于缓解江苏当前存在的南北差距扩大这一突出问题。目前江苏沿海开发“升级”为国家战略,江苏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沿海地区开发,而产业发展则是沿海开发的核心。

苏北沿海地区如果能以此为契机,主动融入苏南经济,成立经济开发区,迎接苏南经济的辐射,提高苏北发展速度,缩小苏南、苏北发展差距,是完全可能的,实现江苏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江苏,也是指日可待的。总之,推行江苏沿海发展战略,可以为苏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化提供有效载体,是苏北发挥比较优势并加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计高成:江苏沿海经济带 [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3-28

[2]曹广忠等: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 经济地理,1999(2):34-35

[3]刘国梁:江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与产业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06.12 43-45

[4]中国工程院等:江苏省沿海地区产业综合开发战略研究报告(初稿)[R].2007 年5月

[5]江苏省发改委:《江苏沿海地区区域发展规划》(修改稿)[R]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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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规模十年扩大十倍，产业地位日益提升

今年1-10月，我国软件产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0902亿元，比2001年扩大了十多倍，年均增速达38%，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由2001年的6%上升到18%，位居电子信息产业第二，仅次于计算机制造行业。

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信息技术服务成为重要增长点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带动下，软件产业的结构不断调整，软件服务化趋势突出，且服务不断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已成为行业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前10个月，软件产品实现收入3703亿元，占全部收入的34%，比2001年下降34个百分点;实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和信息技术增值服务收入1007和1422亿元，同比增长38.1%和36.9%，分别高于全行业收入增速8.2和7个百分点，两者收入占行业比重达22.2%，比2001年提高15.6个百分点。

三、软件出口规模扩大，但增速放缓

2001-2009年间，我国软件产业出口规模扩大了25倍，年均增速达50%，在提高我国软件业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和扩大软件业规模等方面作用突出。2010年1-10月，全国软件产业实现出口收入185亿美元，同比增长24.6%，由于受国际需求下滑、人民币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增速比去年同期低17.5个百分点。

篇4

关键词：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后危机时期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9709

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转轨国家经济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逐渐复苏，全球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加之转轨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奏效，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有的转轨国家甚至较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一）较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经济刺激方案。而且，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是转轨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对于2009年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表1反映了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的12%）用于实施财政经济刺激措施的情况。

由于4万亿元巨额投资的拉动和其他的相关措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这种态势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得以较快扭转。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2%，一路上行至二季度的7.9%、三季度的9.1%、四季度的10.7%）。二是主要物价指数触底回升。2009年CPI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转为上涨，12月上涨1.9%；PPI连续12个月下降后，12月首次转为上涨1.7%。三是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2009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实际增长35.2%，全年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6.9%。四是外贸出口快速恢复。2009年12月，外贸出口增速由负

增长转为较快增长，出口规模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最高水平的96%。五是金融领域形势明显向好。主要表现在：宏观金融环境稳定宽松，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2009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同时，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及存款增速较快，12月末分别同比增长31.74%和28.21%。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 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9%［1］。

（二）缓慢复苏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受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历经9年增长的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也由动荡演变成为一场金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表2反映了俄罗斯2008―2009年的经济状况。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深度经济衰退，俄罗斯采取了若干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一是对银行系统注资，以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并确保金融体系和本国货币的稳定。二是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大型企业（也包括一些中小企业）采取重点扶持措施。三是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根据不同行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计划。四是维持社会稳定，关注民生，加强国家社会保障，大幅度提高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减少失业并增加就业，从而兑现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所有承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俄罗斯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1%和1.3%。表3显示的是俄罗斯反危机措施的相关情况。

上述措施的实施使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复苏迹象：其一，2009年卢布先贬值后升值，全年未出现大幅贬值现象，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根据俄央行的资料，2009年1―12月，卢布实际有效汇率下跌了3.8%［2］。其二，俄罗斯银行部门保持了整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第二波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央行的干预措施增强了储户对银行业的信心，居民存款在2009年增长了27%，提高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其三，实体经济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出现严重下滑，但在下半年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推动了国内需求回升，使产出逐渐恢复。从表2可见，俄罗斯2009年GDP下滑了7.9%，略低于预计。2009年第4季度GDP只下滑了3.2%，经济恢复要好于预期。同时，经过季节性调整的数字表明，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第3季度开始了微弱复苏，在第4季度出现了加速的趋势。其四，俄联邦财政状况也要好于预期。2009年，由于石油出口收入的增长，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5.9%，没有超过占GDP 7%的警戒线［3］。进入2010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2010年第1季度，GDP同比增长了2.9%，扭转了2009年第4季度-3.8%的下降趋势。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截至2010年4月的数据，俄罗斯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失业率由3月的8.6%降至4月的8.2%，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零售贸易总额同比增长4.2%，实现了连续4个月增长；实际工资上涨了6%，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7%；卢布兑美元汇率连续第4个月升值；4月工业生产指数继3月上升5.7%之后再次上升10.4%；固定资本投资增长2.3%，也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4］。

（三）触底反弹的东欧国家经济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图1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工业产出增长率

资料来源：World Bank.Russian Economic Report［R］.No.21，March 2010.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图2 部分转轨国家出口情况增长率

资料来源：UniCredit.CEE Quarterly，2010Q2.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二、后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广泛采取刺激经济和其他干预措施，不仅使各国经济也使全球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以及美国个人消费需求的复苏对全球

资料来源：UniCredit，CEE Quarterly 2010Q2.

经济增长产生了推动作用。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高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2%上调至4.6%。世界银行也认为全球经济正显现稳步复苏迹象。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经济预测，2010―2011年全球GDP增幅将在2.9%―3.3%之间。然而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很脆弱，而且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可能升级又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不仅会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会拖全球经济的后腿，延缓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世界银行指出，如果任何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发生债务违约或市场信心危机的状况加剧，贸易萎缩及信贷枯竭将不可避免地严重抑制全球的GDP增速，从而也就无法排除部分国家陷入二度衰退的可能［6］。后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正是面临着全球经济形势总体趋好但不确定性和变数增加这样一种发展态势。

（一）近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后危机时期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IMF 2010年7月27日报告称，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迅速、果断、有效的”政策措施减轻了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确保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该报告认为，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医疗、教育等的支出力度，调低了税率。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下调了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对信贷增幅的限制，促使银行信贷大幅增加。在多重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自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加速回升，而且有望今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同时，中国经济复苏对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都会产生“显著且积极的”溢出效应［7］。IMF预测，作为领头羊的中国经济2010年的增长有望达到10.5%，这得益于出口的强劲反弹和富有活力的内需。2011年的增长预期为9.6%。除IMF外，世界银行预测2010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5%，2011年增长8.7%，仍将保持稳健增长［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前景进行了预测，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在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的作用下，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2011年虽有所减缓，也会达到9.7%。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和国内需求依然强劲，2010年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继续下降，约占GDP的2.75%，然后在2011年升至3.4%［9］。

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和OECD，其对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评价和前景预测，是基于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有效政策措施以及后危机时期经济刺激计划所带动的强劲经济复苏。中国政府至2010年投入的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12%），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带动了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从今后一个时期看，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效应还会进一步显现，加之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目标和相继采取的其他若干重要措施，对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今后中国经济不仅会继续呈现向好态势，而且将逐步进入扩张和快速发展期。

1.中国能够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做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于2008年12月8―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举措和政策目标。其中，保增长成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这一中心，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扩大内需的“国十条”，安排4万亿元投资；连续多次降息，并部署金融“国九条”；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等等。当时将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可见，“保增长”是一条主线，“扩内需、调结构”是实现“保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2009年“保增长”目标实现以后（GDP增长了8.7%），后危机时期特别是2010年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与任务成为关注的焦点。2009年12月5―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扩内需、促消费”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2010年6月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G20会议发言时也重申，中国2010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重点，着力扩大内需，调整优化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0］。因此，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2010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目标的重点。基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别乐观预测中国经济2010年将增长10.5%、9.5%和11%，2011年也将分别增长9.6%、8.7%和9.7%。与此同时，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担心中国会出现经济过热，易宪容认为，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2010年中国经济不必担心完成不了年初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控制目标，更无须担心2010年下半年出现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所担心的应是2010年的经济增长不要过高而超过12%，出现经济过热［11］。

2.投资与出口会对经济产生双拉动效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拉动2009年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5％，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国外需求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4.8％，下拉GDP增长负3.9个百分点。出口负增长甚至是两位数的下滑，这在近几十年来尚属首次。而2010年投资与出口都会对经济产生拉动效应。从投资看，中国致力于激发市场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0年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特别是2010年5月，中央政府以“新36条”的形式再次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投资经济中的绝大多数行业，尤其是基础设施等一些垄断性行业。有人认为这可能成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从出口看，2010年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不仅会由负转正，而且贡献加大，出口将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出口大幅反弹也将2009年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投资与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成为主旋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因而也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中长期内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和主旋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进一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巩固和发展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良好势头的需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保证中国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措施。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的转折点，可以说是正逐步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是从三个方面入手的：一是推动经济增长由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三是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这些措施是保证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与发展的真正动力。

（二）近期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有所好转，自2010年第1季度起逐步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中预测，2010年俄罗斯经济将增长4%，2011年将增长3.3%。而据世界银行预测，2010年俄罗斯真实GDP将增长5%―5.5%，2011年将增长3.5%。表5反映了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测情况。

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乌柳卡耶夫预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10年俄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出口产品的价格会上涨。2010年石油价格将会比每桶58美元的官方预测高10―15美元，反映市场供需平衡的价格约在每桶70―80美元。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使俄罗斯经济能够增长4%―5%。俄罗斯央行预测，2010年俄罗斯仍将保持贸易顺差，接近2009年1 100亿美元的水平。卢布将逐步向浮动汇率过渡，2010年俄罗斯信贷将增长20%［12］。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比乌琳娜宣布，截至2010年5月底，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5.8%，失业率下降到7.5%。如果从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两个因素来看，俄罗斯已经摆脱危机。

另据最新资料，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2010年6月透露，俄罗斯经济几乎达到了危机前的发展速度，约为2008年的99.1%，发展趋势良好（而世界银行预测，只有到2012年底俄罗斯实际GDP才有可能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当然，2010年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主要依赖于石油价格的有利变化、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银行信贷紧缩缓解、就业增加和居民消费增长等多种因素。

综合起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俄罗斯经济会继续呈现向好的积极态势，这是因为：

第一，俄罗斯中央银行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银行增加对实体部门的贷款。由于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改善流动性，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得以大大降低。而且，为刺激经济复苏，俄罗斯央行自2009年以来已连续13次小幅下调再融资利率，2010年四次降息。俄罗斯总理普京2010年5月21日指出，目前俄罗斯央行再融资利率位于8%的历史低位（实际上自2010年6月1日，俄罗斯央行确定的再融资利率为每年7.75%），主要利率水平已从金融危机时期的高达25%降至11%―12%，次级贷款利率降至13%―14%，2010年银行贷款预计增长5%―10%（而俄罗斯央行行长伊格纳季耶夫则预测2010年俄罗斯银行业贷款将增长15%）。普京相信，俄罗斯银行目前不存在流动性问题［13］。他表示，俄罗斯银行系统已经摆脱了危机风险，各大银行已经开始扩大对经济领域的贷款规模，目前几乎所有银行都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支持贷款的增长。有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6月，俄罗斯银行持有2万亿卢布（约合640亿美元）的流动性资产，其中一半是以中央银行债券形式持有的。俄央行表示，自2010年6月以来，俄罗斯银行业的投资积极性显著增长，对实体部门的贷款增长趋势明显。

第二，俄罗斯经济能够摆脱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合理的财政预算政策。普京于2010年4月20日在国家杜马就2009年的政府工作作报告时表示，政府采取的财政预算政策帮助经济较为平稳地度过了经济危机最危险的阶段，摆脱了经济衰退，同时政府也成功地避免了财政崩溃，而且这是在预算开支增加27.4%、收入减少29%的情况下做到的。目前政府正在逐步取消应急措施，并提高财政预算支出的效果。俄罗斯稳定财政预算的重要措施是缩减预算赤字。2009年11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三度最终通过了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联邦预算。2010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2.9万亿卢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8%。2011年赤字计划缩减到1.9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2012年赤字减至1.6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第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俄罗斯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继续保持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政策。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于2010年2月底表示，减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为时尚早，俄罗斯不会放弃必要的反危机计划，但应该把反危机计划更多地与技术革新和结构改革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未来几年俄罗斯扶持实体经济和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及主要任务是：一是刺激内需，首先是刺激汽车和建筑等行业的需求，落实现有的住房建设计划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拓展经济增长基础，实现经济和出口多元化。三是实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减少预算赤字，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四是为大型企业提供国家担保，实施系统性措施加强银行业的资源基础，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借贷力度。作为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措施之一，2010年俄罗斯政府拨款1 076亿卢布支持农业生产。俄还拨出335亿卢布支持本国汽车工业，政府承诺在2020年前将划拨超过1万亿卢布的直接援助资金来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14］。俄罗斯政府表示，今后还会重点支持1 500家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企业。

第四，根据俄罗斯政府已批准的2011年前创新型经济发展方案，近一两年创新型经济在俄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应从5.8%增加到6.7%。而按照俄罗斯至2020年的政府构想，俄罗斯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应保证主要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3―5倍，降低生产的能耗量1.6―1.7倍。GDP中高新技术部门所占比重的增幅达17%―20%（2007年为10%―11%），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费用增加2.5%―3%（2007年为1.1%）。据预测，实现技术创新工业企业的比重到2020年要提高到40%―50%（2007年仅为8.5%），生产总量中的创新产品比重增加到25%―35%（2007年仅为5.5%）。由此，人均GDP指标应超过3万美元（2007年为1.4万美元）［15］。

第五，俄罗斯财长库德林表示，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俄罗斯政府已制定未来几年的行动计划，正努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按照政府的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俄罗斯须将外国直接投资额恢复到600―700亿美元的水平。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列帕奇预测，2010年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3%―3.5%。而且他认为，如果控制得好，能延续2009年第3和第4季度的发展势头，201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水平甚至可以达到6%。在未来3年内，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有望达到4%―4.5%［16］。

至于东欧国家，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使欧盟经济恢复出现变数，因而对东欧国家今后的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因为从贸易渠道看，许多东欧国家的出口依赖于西欧；从资本渠道看，东欧国家大量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且银行业多数主要由西欧银行主导，因而欧元走弱势必会影响东欧国家的出口。同时，资本大量流出也会加剧东欧国家的资金短缺和信贷紧缩，拖累经济的恢复。当然，东欧国家中也有发展态势较好的，如波兰就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欧洲和中亚地区24个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产出没有萎缩的国家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波兰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能够达到2.75%，2011年可达到3%。乌克兰2010年上半年GDP增长约为6%，这与2009年GDP狂降15.9%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7］。像波兰、乌克兰和捷克这样的东欧转轨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向好趋势是较为明显的。

三、总结性评述

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冲击。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转轨国家纷纷采取多种救助措施，主要包括为金融部门提供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缓解危机给居民带来的不利社会影响等。但各国采取的措施既有相同点，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国在危机前的初始经济金融条件有密切关系。初始条件较好且危机前有着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可能有更多的空间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初始条件较差的国家可能需要大幅度的财政调整，难以实施有效的财政刺激和救助计划。

中国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12%）的财政刺激措施是转轨国家中规模最大的，这一庞大的财政刺激措施也带动了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俄罗斯拥有低水平的公共债务、庞大的财政盈余，2009年其经济刺激方案在20国集团中也是最大的，用于反危机计划的资金达到2万亿卢布。2009年6月俄罗斯出台了2009年政府反危机措施计划，该计划规定了俄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的七大优先方向，包括：履行国家对民众的社会义务；进一步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刺激内需以恢复经济增长；发展创新领域并转变经济结构；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经营活动消除壁垒；创建强大的金融系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等内容。首要的措施是稳定金融业，其次是强化社会保障措施，再则是对交通、汽车、农业和国防等特定部门的支持。减税也是刺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18］。另据专家估计，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俄罗斯反危机措施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约2.1―2.5万亿卢布的资源。

相比之下，大部分东欧国家财政刺激措施规模较小，有的国家甚至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以纠正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波黑、匈牙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8个国家接受IMF援助贷款，当局努力减少财政支出，改善财政状况。爱沙尼亚也实施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则采取了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波兰有着相对较为健康的公共财政。捷克银行系统较强大，债务水平也较低。而且在危机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家的出口较多，减少了外币债务，并实施了更严格的财政政策，这些为应对危机、实施财政刺激提供了一定空间。当然，东欧一些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如财政减税、增加支出等，不仅力度较小，而且往往受制于不断上升的政府赤字，因而效果并不明显。

还应当指出，转轨国家采取不同的反危机措施和刺激经济方案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中国2009年以来实施的包括4万亿元投资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和经济刺激政策已取得成效，为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基本形成。正如总理在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所指出的：“实施一揽子计划的成效，不仅在于保持了当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现代化进程没有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19］因此，总体上看，2010年后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扩张和快速发展期。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外部需求的扩张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而扩大投资拉动国内需求，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这一态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之时，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极大地增强了世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19］因此，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中国扩大内需来拉动并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的情况与中国有较大的差异。总的来说，虽然俄罗斯反危机措施和刺激经济方案的力度没有中国大，但好于大多数东欧转轨国家。据欧盟委员会预测，未来两年俄罗斯经济将出现增长，失业率将下降。2008年俄罗斯经济增长5.6%，2009年下降7.9%。预计201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3.7%，2011年将达4%［20］。而且，俄罗斯将发展创新经济作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为发展创新经济，俄罗斯增加了国家担保资金的拨款。2010―2012年国家财政预算修正案将担保资金发放总额增至5 380亿卢布，其中，2 670亿卢布用于发展纳米技术、国防工业、飞机制造以及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等，2 710亿卢布用于政府计划扶持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表示，未来2―3年内俄罗斯小额信贷市场的容量估计达1 000―1 500亿卢布，主要用于支持小型企业。此外，根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指示，俄罗斯正在起草关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而且，为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俄罗斯政府决定在2010年6月1日前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并成立由俄罗斯及境外金融机构专家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以全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总之，后金融危机时期，转轨国家在危机前若干年内曾保持的增长动力强劲、出口快速增长、资本大量流入、商品价格高企、国内消费需求旺盛的局面难以很快恢复。金融业仍然面临着不良资产上升、资本水平不足的风险，难以有效发挥中介作用，推动经济增长。而且持续攀升的失业率和扩大的财政赤字也给经济恢复与发展带来不小的压力。今后一个时期，转轨国家不仅要应对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率上升的可能趋势，并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使之建立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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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指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论述了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总体需求,以求实现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 发展态势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

受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有所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美国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经济必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例如它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欧盟在危机过后经济一度呈负增长;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骤降14.4%,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骤降14.2%,经济进入衰退期。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现实趋势,决不会因为这场危机的发生而停滞不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孤岛。

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对市场产生了恐慌情绪,世界各国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危机,例如美国耗资2000亿美元救助房地美和房利美,花费850亿美元救助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推出了一项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欧盟召开欧盟委员会会议,达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则,出台了一项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欧洲中央银行将主导利率由3.25%降到2.5%。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的十项措施。可以说金融危机之下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在强化,这些都打破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在华尔街的神话。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华盛顿体制”的一些原则为基础,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完全否认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形成了美国新的自由经济理论。多年以来,华尔街也因一直标榜自由主义经济而成为一座造钱的城堡,金融危机也由此爆发。因此美国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神话也随之破灭,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明显加强。但从未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市场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国际货币多元化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国际货币多元化的问题,有专家称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但从目前的国际金融板块来分析,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来看,美元是在升值,美元的魅力依然存在;二是美元是报价体系,美元的变化是引导全世界所有金融资产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指标,这说明美元的价值体系优势依然存在;三是美国超出自身的需求发行货币,垄断的是全世界的美元资产,而不是美国本土的美元资产。这些都表明,美元的价值基础非常牢固,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相对来说上升较快,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位,经济增长速度近10年来都保持在10%左右,还有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印度也是发展中大国,可以说从古罗马开始到中世纪,再从近代拿破仑一直到现在,角逐世界霸权的国家没有不追求控制印度洋的,因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高度统一,所以在印度洋这个地缘政治如此重要的地方,竟然能存在印度这么一个大国版图,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网络的诞生和发展给印度的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印度可以称得上软件业大国,软件业出口占整个世界的20%以上,甚至美国1/4的大企业用的都是印度人开发的软件,这些使得印度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俄罗斯被称为“世界的加油站”,走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俄罗斯经济就像从灰烬里飞出的浴火凤凰,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也为俄罗斯经济增添了双翼,这两大经济命脉的开采和生产带给俄罗斯40%的国家收入和50%的出口贸易产值。巴西是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GDP生产总值高居拉丁美洲之首,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拉美地区的1/3。除传统农业之外,生产服务业日益兴旺,通讯金融等产业呈上升趋势,另外在原材料资源方面也占据天然优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铁、铜、镍、锰、铝土矿蕴藏量,这些使得巴西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都表明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虽然如此,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例,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重创,经济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但美国的自身经济实力依然强大,如航空航天世界第一,生物医药世界第一,军事装备世界第一,信息服务世界第一,高新科技世界第一,服务业世界第一,这些都是大型的、新型的、高端的、现代的产业,所以美国仍然是经济大国,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态势:

经济增长持续回升,经济主体信心趋于恢复。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统计,2009年上半年GDP累计增长7.0%,比上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二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上季回升1.8个百分点;三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季回升2.8个百分点。从GDP增长趋势来看,GDP环比增速比同比增速提前一步,更及时反映出经济回暖的势头。据人民银行景气调查显示,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8.4%,比上季度高7.2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为40.0%,比上季度高14.4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经济形势整体面出现了上升势头。

工业生产回升加快,企业利润降幅收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上半年累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季环比增长4.0%。同时,工业利润同比增速大幅下降,但下降幅度在逐步缩小。

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强劲反弹,出口增长乏力。消费稳步增长:200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6%,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二季度当季,同比实际增速为4%,环比实际增速3.7%。投资快速增长:2009年上半年,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3.6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8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增速为35.9%,比一季度提高7.3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同比增长8.1%。据财政部统计披露,2009年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逐步增长。

总体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处于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但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当前仍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促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总体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下滑过快,所以必须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立足扩大内需。因为从目前来看,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显然已经遇到阻力,所以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靠投资和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投资分三种:第一种投资叫民生投资,是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第二种投资叫生产性投资,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比如对制造业、资源类等的投资。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第三种投资叫资产投资,是指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公众。2009年中央启动投资最大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四个方向:一是轨道交通,是指高速铁路和城市内部的地铁;二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三是农村投资,指县乡以下的公路网、电网、通信网和中心镇的上下水系统;四是环境投资,是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工业污染的治理。像京沪高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60万人就业,极大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内需的最终启动靠消费,消费分三种:一是收入性消费,二是信贷性消费,三是预期性消费。所以目前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来拉动内需。为此,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提出了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提高初次分配劳动者收入的比例;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提高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人民的收入。只有确实增加收入,才能真正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达到保增长的目标。

(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构调整,一要解决协调问题,二要解决效率问题。目前结构调整要从大处着眼,总体思路是第一产业要做长,第二产业要做强,第三产业要做宽。所谓第一产业要做长就是指要提高第一产业的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使其不断升值;所谓第二产业要做强,就是指提高第二产业的竞争力;所谓第三产业要做宽,就是指开拓第三产业更宽的经营领域。只有做到从整体上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才能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美国的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军事装备、信息服务业都在世界上占有领先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些产业都是创新型高端产业。我国与其差距很大,创新投入只占GDP的1.5%左右,对于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达50%以上,而美国只有5%;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美国是73%,而中国只有37.4%,更多的都是靠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来完成的。所以,只有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强化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走绿色经济道路,这也是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五大主题之一。面对金融危机,如何走好绿色经济,重振增长道路,特别要实现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

中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是重振经济、提升信心、实现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急速下滑,固然有国际大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拖累,但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经济体制内部的“痼疾”分不开,增长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头”,这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掩盖的一些体制和制度性问题,通过这次危机显露出来。所以下一步必须抓住重点,寻求体制和制度的新突破,尤其要推进垄断行业、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加大改革步伐。只有改革乘浪前进,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篇6

关键词：SCP范式；经济型酒店；上海

0 引言

自1997年上海锦江之星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型连锁酒店品牌诞生，上海的经济型酒店发展一直处于我国各地的前列。目前，上海是中国经济型酒店分布密度最高的城市。从2004年起，以平均每年增加100家的速度发展，截止到2009年底，上海经济型酒店已开业534家，品牌数量众多，拥有莫泰、锦江之星、如家、格林豪泰、7天、为波等68个品牌。经过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机遇后，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在数量、规模以及品牌等方面都呈现出特定的市场效果和竞争状态。基于此，本文拟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研究范式“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进行梳理和研究，分析上海经济型酒店的产业现状，揭示产业组织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和经济效率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指导。

1 SCP范式理论综述

1.1 SCP范式的提出与发展

SCP范式是由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梅森和贝恩等为主要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市场的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绩效，为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1959年，贝恩《产业组织》的出版标志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最终形成，阐述了从市场结构推导竞争结果的结构、绩效两段论分析范式。1970年，谢勒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一书，弥补了贝恩《产业组织》对市场行为论述的不足，在贝恩两段论范式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三段论的SCP范式，从而将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目前为止，有关SCP范式的阐释和应用，主要以谢勒所做的说明和图示为依据。

谢勒提出了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的模式，认为市场结构首先决定市场行为，继而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市场结构是导致某些产业部门的价格长期高于平均成本，但同时潜在进入者也不愿进入该产业的非均衡状态的主要原因，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进入退出壁垒。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和其他企业的关系基础上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包括产品定价行为和产品决策、广告策略、研究开发、排挤竞争对手等非价格行为。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最终经济结果，评价指标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销售费用规模、技术进步水平、以及产品的质量水准、款式、变换频度等。

1.2 对SCP范式的应用性评价

SCP理论建立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存在“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其所分析的对象是“私人拥有的商业组织”，这些组织“从事追逐利润机会的生产活动”[1]。

SCP分析框架着眼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考虑了许多可控的变量，因此是一种具有基本的、较强说服力的经济分析方法。与其他仅考虑产业本身的方法相比，它的优点在于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突出了某些与企业数量、规模等有紧密关系的特征的重要性[2]。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现实的企业竞争战略提供环境分析和策略选择。对于企业竞争战略的设计和分析来说，运用SCP范式对某一具体产业的产业组织进行研究，对于市场竞争的分析和研究，有许多可供参考借鉴之处。

2 上海经济型酒店SCP分析

2.1 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一个行业内部企业在等级、规模、经营模式、产品差别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是反映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的概念。影响酒店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性等。

2.1.1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表示在某一具体产业中，买者或卖者具有所拥有的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市场集中度是反映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指标。市场集中度越高的产业，越容易形成产业中的垄断势力，削弱市场竞争性。

绝对集中度是最基本的集中度指标，是测量市场集中度的常用方法，可以通过产业内规模处于前几位的企业数量占整个产业市场相应数值总量的份额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CRn为X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绝对集中度，Xi为X产业第i位企业的产品规模或销售额、资产额、职工人数等，n为X产业的全部企业数，取决于研究的需要。）

一般说来，CRn集中度越高，说明前n位企业在整个市场的供给中所占比重最大，对市场的操纵能力就越强；而CRn集中度越低，则意味着少数厂商很难操纵和支配市场，买者之间的竞争得到强化[3]。

计算市场集中度，通常采用CR4或者CR8指标。根据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规模，本文分别运用了CR4和CR8指标。

截止2009年底，上海经济型酒店已开业534家，房间数达65713间。2010年，上海经济型酒店比2009年新增酒店数超过136家，经济型酒店总数超过670家。

根据表1，以经济型酒店开业店数居上海经济型酒店前8位的品牌所拥有的饭店数为单位按规模（饭店数量）计算的市场集中度为：CR8=67.1%（C8代表饭店规模前8位的经济型酒店占上海经济型酒店总数的比例）。以经济型酒店开业店数占上海经济型酒前4位的品牌拥有的饭店数计算的市场集中度为：CR4 =49.4%。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上海经济型酒店属于寡占Ⅳ型 （35≤CR4

表1 上海经济型酒店前8大品牌饭店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经济型酒店官方网站和盈蝶――中国经济型酒店网数据整理而得，数据截止到2010年底。

表2 上海经济型酒店前6大品牌增长速度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经济型酒店官方网站和盈蝶――中国经济型酒店网数据整理而得。

从表2中可以看出，借助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东风，各大经济型酒店品牌纷纷抢滩上海，在规模扩张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分店规模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格林豪泰以几乎1倍的速度迅速扩张，汉庭、莫泰168、如家等经济型酒店品牌也以较高的发展速度扩张。因此，虽然目前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但品牌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

2.1.2 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是指一个产业内相互竞争的企业生产的同类商品，由于在商品的物理性能、销售服务、信息提供、消费者偏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产品间不完全替代关系的状况。产品差异化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4]。

区别于传统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突出提供单一的住宿服务功能，因此在产品功能方面经济型酒店产品差异化较小[5]。就产品价格而言，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价格集中在150-300元之间，占有86%，而针对300元以上的市场，可能更多的要考虑酒店产品的差别化和功能性（图1）。

图1 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结构（按价格段分）

资料来源：盈蝶咨询2009年3月

目前经济型酒店产品差异化主要体现在品牌差异化和渠道差异化两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经济型酒店经历了起步、快速扩张、品牌建立等阶段，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品牌竞争和空间分布格局。随着市场细分的深入和同质竞争的加剧，上海经济型酒店的产品和服务正面临着巨大挑战，细分市场、创新产品成为经济型酒店的新趋势[6]。为了适应客户市场多样化的需求，需通过准确的市场细分，建立起满足需求的品牌体系。汉庭集团目前拥有汉庭酒店（豪华经济型）、汉庭快捷（舒适型）和汉庭客栈（廉价型）三大品牌，囊括了经济型酒店高、中、低三大领域。莫泰集团在莫泰168的基础上推出莫泰268经济型上午酒店品牌。锦江之星开发了百时快捷（定位大众）和锦江白玉兰（定位高端）等经济型酒店品牌。在销售渠道方面，便利快捷的预订系统以及完善密集的酒店网络布点会产生网络的扩散效应，迅速结集大量顾客，并且通过会员制，不同品牌都在培育忠实顾客群，进而稳固营销网络，使不同品牌的产品产生一定的差异化。但以上两方面的产品差异化只有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才能从规模经济中体现出来。

2.1.3 进入与退出壁垒

1）进入壁垒

由于经济型酒店的拼命扩张，直接后果就是物业租金暴涨，出现抢楼现象，疯狂抢楼导致局面失控，2007年和2008年，上海经济型酒店物业成本分别上涨超过40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而从2007开始，经济型酒店的人工成本也在以每年20个百分点的比例递增。从经营成本方面来说，不断增加的上海经济型酒店物业成本已经成为潜在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专业化规模经营是经济型酒店成功的根本。经济型酒店价格低，所以要以规模取胜，通过战略联盟组建网络，提高市场覆盖面，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7]。上海前6大经济型酒店品牌几乎占据了整个经济型酒店市场的62.7%，2010年受到上海世博会巨大的市场空间的吸引，各大品牌连锁经济型酒店增加了扩张的步伐，具有竞争优势的连锁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确立，市场的进入壁垒逐步提高。新进入者除非加盟到连锁品牌中，否则难以在规模、品牌和营销网络方面获得比较优势。

2）退出壁垒

退出壁垒是指企业消减或停产其所从事的特定业务，从特定市场退出时的障碍。退出市场就意味着企业停止生产原来的产品，将资产转让或转为他用。经济型酒店的主要实物性资产是酒店物业和房间内各种设施。目前经济型酒店大多通过租赁或收购破旧楼房进行改造的方式获得物业，这为退出提供了便利。其他硬件设施和管理服务、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资产专用性不强，可以转为他用或者转让。因此经济型酒店的退出壁垒亦不高。

2.2 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行为

2.2.1 价格行为

由于经济型酒店的特点决定其价格定位总体较低，上涨空间受到产品定位限制，因此市场价格保持稳定，上海经济型酒店的价格竞争并不明显。而从维持超额利润的角度看，市场竞争中胜出的连锁经济型酒店品牌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价格联盟，获取寡占市场收益，避免出现低星级酒店的价格恶性竞争。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价格集中在150-300元之间，从2005年至2009年间，上海经济型酒店平均门市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区间（如图2）。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机遇使得上海经济型酒店经历了一个史上最长的住宿高峰期，产品价格高涨，但是随着世博会的闭幕，世博后上海客流的下降，经济型酒店房价也归于平稳。

图2 2005-2009年上海经济型酒店发展

资料来源：盈蝶咨询

2.2.2 合作行为

随着经济型酒店行业的激烈竞争，使区域性中小规模品牌经济型酒店面临竞争压力，出现了连锁经济型酒店品牌之间的合作，即通过形成经济型酒店战略联盟，实现联合预定、联合促销、提高入住率，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的目的。典型案例为7天连锁酒店牵头成立的“星月联盟”。星月联盟是一个集分销与互动为一体的品牌经济型酒店联盟，从网络系统平台、庞大而精准的会员体系、营销渠道拓展、先进的酒店管理经验等四个方面为联盟商提供支持，从而有效地提升联盟成员的网络营销能力，降低运营成本。

经济型酒店的合作行为还体现在与航空、餐饮、出租车、银行等多个行业之间的联合发展[8]。比如2008年如家与神州连锁租车企业合作共享资源优势，携手打造住行一条龙的整合服务。

2.2.3 竞争行为

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包括品牌、服务、运营能力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竞争[9]。

目前上海已经拥有莫泰、锦江之星、如家、格林豪泰、7天、为波等68个品牌，上海经济型酒店已经形成了多品牌竞争的格局，并且各大品牌经济型酒店通过采用多品牌竞争策略，抢占细分市场，比如汉庭集团拥有汉庭酒店（豪华经济型）、汉庭快捷（舒适型）和汉庭客栈（廉价型）三大品牌；莫泰集团在莫泰168的基础上推出莫泰268经济型酒店品牌；锦江之星开发了百时快捷（定位大众）和锦江白玉兰（定位高端）等经济型酒店品牌。

经济型酒店的主要特点是“物美价廉”，这就要求经营者运用专业化管理和技术进步寻求服务质量和成本控制的最佳结合点。在预定与营销网络方面，具有较大规模和品牌的经济型酒店已经建立了独立的预定系统，如锦江之星、汉庭、如家等，既能降低销售成本，又能稳定分销渠道，提高服务效率。而一些规模较小的经济型酒店依旧通过旅行社、订房中心、旅游预定网站等销售渠道，被攫取相当一部分利润，不利于经营成本的控制，在成本控制竞争方面处于劣势。

2.2.4 并购行为

随着市场容量的增长及企业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型酒店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及建立市场准入门槛。近几年，如家通过并购“七斗星”成为了行业老大；汉庭收购“宜居”实现快速扩张；锦江之星并购了金广快捷。在今后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过程中，品牌之间的整合难以避免。

2.3 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绩效

2007年，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和房价分别是96%和202元；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房价下跌到178元，入住率依然高达89%；2009年入住率在85%以上，房价则回升到了214元。表明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需求显著，投资见效快，经营绩效好。

2010年，上海各大经济型酒店的入住率与客房收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锦江之星为例，2010年锦江之星业务快速增长，显著受益于世博会。锦江之星和旗下酒店百时品牌在2010年的平均出租率分别达到了85.2%和97.6%，锦江之星2010年RevPAR同比增长了27.8%（表3）。

表3 锦江之星（上海）经济型酒店房价及出租率

资料来源：锦江之星公司中报 国金证券研究所

3 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效果和竞争状态分析

根据对上海经济型酒店产业组织现状的分析，可以对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效果和竞争状态做出一定的判断。

3.1 市场集中度较高, 具有竞争优势的连锁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确立

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集中度较高，具有竞争优势的连锁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确立。上海前8大经济型酒店品牌对市场的操控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场竞争。受到上海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经济型酒店的规模扩张明显增速，各大品牌以较快的增长速度进行规模扩张，抢占上海酒店客源市场，市场将进一步集中于少数品牌。

3.2 市场进入壁垒逐步提高

不断上升的上海酒店物业成本和用工成本使得经济型酒店的经营成本面临着挑战，市场的进入壁垒逐步提高，新进入者除非加盟到连锁品牌中，否则难以在规模、品牌和营销网络方面获得比较优势。

3.3 产品差异化较小,市场竞争集中在品牌、服务、成本控制等方面

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差异化较小,主要体现为品牌和销售渠道差异，并且需要通过规模经济才能实现。经济型酒店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包括品牌、成本控制等在内的竞争。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及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大型品牌连锁经济型酒店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及建立市场准入门槛，而中小规模连锁品牌经济型酒店通过联盟合作提升竞争力。

3.4 世博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需求显著，投资见效快，经营绩效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经济型酒店经历了史上最长的住宿高峰期，各大经济型酒店的出租率和客房收益都达到了顶峰，但是面临着世博会期间大量的新增酒店客房数和世博后回归常态的来沪游客数量的矛盾，世博后酒店市场竞争必然更加激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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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ses dominating traits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year 2004 and the first season of 2005.Then, it plays importance on the strengthening on the market increase by deepening reformation. Lastly, it demonstrates how to regulation economy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ree 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   调控     市场销售   经济结构

Keyword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marketing         economic 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 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 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1154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7%。其中，出口 5934 亿美元，增长 35.4%；进口 5614 亿美元，增长 36%。贸易顺差 320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65 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0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27.6%，增速比上年低 1.5 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 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 30% 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39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0.2%，增速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35573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18377 亿元，增长 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 44840 亿元，增长 12.5%；餐饮业零售额 7486 亿元，增长 21.6%；其他行业零售额 1624 亿元，增长 1.5%。

    5). 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 2.7 和 2.9 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1.4%，是 1996 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 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 31355 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 0.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 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12 亿元，同比增长 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9%，比去年同期加快 2.7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90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 5022 亿元，增长 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 12616 亿元，增长 13.6%；餐饮业 2063 亿元，增长 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998 亿元，同比增长 22.8%，比去年同期回落 2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9037 亿元，增长 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1962 亿元，增长 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2324 亿元，增长 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 2 个百分点。

3). 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 29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增幅回落 15.1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1393.1 亿美元，增长 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23.8 个百分点；出口 1558.9 亿美元，增长 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 165.8 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4415 亿元，同比增长 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 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 16.3%；轻工业增长 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 13.0%、9.1% 和 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 57.5%、23.9% 和 34.1%。汽车生产增长 1.6%，其中轿车下降 2.8%。

5). 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 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 1.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2.5%，农村上涨 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 6.1%，居住价格上涨 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 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0.1%。

6). 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2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5.1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0.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为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10.2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3.7 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 (MO) 为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存款余额为 26.9 万亿元，增长 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 70% 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 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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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钢铁业的并购势头大大强于2005年，和以往相比，2006年的并购有着明显的特点。

(一)真正意文的全球化。此次钢铁行业合作真正跨越了国界，过渡到完全国际化的阶段。20世纪初摩根建立美国钢铁集团，占据世界头号钢生产厂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行业合并；70年代新日铁成立并成为世界头号厂家为第二次钢铁业的大规模合并，但这两次并购基本属于“内战”。而米塔尔并购安赛乐、安赛乐收购多法斯科及塔塔钢铁与巴西CSN竟购Corus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国界。

(二)存在敌意收购。在米塔尔收购安赛乐之前，钢铁行业的兼并包括持续不断的小型合并和零星进行的大型收购，．而多数大型合并是成熟协议性质的合并而并非敌意收购。如英钢联和荷兰霍高文合并建立Corus集团、日本NKK与川崎钢铁公司合并为JFE公司以及欧洲三家主要钢铁公司合并为安赛乐集团等并非敌意收购。而2006年的安赛乐收购加拿大多法斯科及米塔尔对安赛乐的收购均属敌意收购。

(三)强强联合。米塔尔并购安赛乐、安赛乐收购多法斯科及塔塔与Cours的合并均属跨国企业的高市值、高产能合并，这些企业在原料供应和销售中，大多签署一年期的供货合同。目前来说，钢铁行业的合并意义在于规模的扩大。米塔尔与安赛乐合并后，钢年产量达到1.27亿吨，占到世界粗钢产量的近11％，这种规模是以往所未有过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钢铁行业将通过合并产生数家产能超过5000万吨甚至超过1亿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安赛乐米塔尔还将至少再收购2至3家钢铁企业，使年产能达到1.5亿至2亿吨，从而达到控制原材料及成品价格的目的。

(四)企业自身资金收购。尽管钢铁行业的并购一浪高过一浪，但并购仍局限那些拥有足够现金流的钢铁企业，而并非资本市场的借人。参与收购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要收购一家利润率较高的钢铁企业的花费通常是其市值的1.2－1.5倍，其他企业要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并购并非易事。在安赛乐收购多法斯科公司以及米塔尔收购安赛乐的两宗案例中，这一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国内钢铁市场并购重组情况

(一)国内钢铁行业现状

从时代确立“以钢为纲”赶英超美的奋斗目标开始，中国钢铁行业经历了40年的发展，产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一。然而全球钢铁行业的格局已今非昔比。在米塔尔钢铁集团并购欧洲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洛之后，跨国钢铁巨头的体量变得大得惊人。相形之下，中国钢铁行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处境越来越不利。钢铁企业数量众多而单个企业的规模又相对偏小，一方面是整体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单个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弱。整合迫在眉睫。

实际上，钢铁行业内最近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极速整合”，快得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2005年8月，鞍山钢铁集团与本溪钢铁集团联合重组为东北的鞍本集团；同年武汉钢铁集团整合鄂城钢铁集团及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立志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集团；2006年2月，河北省内的唐山钢铁集团、宣化钢铁集团和承德钢铁集团宣布三方联合，新唐钢集团平地而起；到2006年8月，山东济南钢铁集团与莱芜钢铁集团联手共建山东钢铁集团，欲一跃成为全国重量级钢铁企业。而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宝钢集团也一直在将橄榄枝抛向诸多中小钢铁企业。

然而，雄心勃勃的极速联合远未形成实质性整合的功效。“不仅跨地区的联合重组遇到的障碍比较大、进展缓慢，就连主要产钢省市范围内钢铁企业的联合也出现一些困难。”中国钢铁协会改革调研组调研员杨大毅说。主要原因是在这场快速并购的洪流中，政府力量是推进整合的主导力量，但是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短期内却很难靠行政力量去调和。这最终形成了国内钢铁企业重组的“貌合神离”。只有理清这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才能找出真正提高中国钢铁企业竞争力的出路。

(二)国内钢铁业重组所面临的问题

谈起中国钢铁企业并购重组所遇到的阻力，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由于所有权归属，集团或个人利益冲突以及认识不到位等原因。一是管辖关系复杂。既有中央企业，又有省属企业；既有国有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复杂的利益关系给重组带来很大障碍。二是税收问题。企业重组直接关系到地区财政收入，存在一个综合协调问题。三是人员安排复杂。重组后由于所有权变更，对劳动力需求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大量冗员的去留安排也是整合的一大难点，而高层变动更关系到管理人员的利益。实际上，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钢铁企业占到中国粗钢产量比重的75％左右，并购重组的重点在国有企业、难点也在国有企业、工作核心在国有企业、希望也在国有企业。既然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都处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甚至一些钢铁企业还是国资委下属企业，所以管辖权问题、税收问题、人员安置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国家意志来解决的。问题在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官本位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下的利益取向对重组构成了严重障碍。

(三)民营钢铁企业重组的启示

作为钢铁行业的主体，2006年国有钢铁企业在此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尝试，并取得了若干实质性突破。如2月28日，在河北省政府推动下，唐钢、宣钢、承钢三大钢铁集团合而为一；5月12日，在安徽省政府的撮合下，马钢完成了对本省合肥钢铁公司的收购。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有钢铁企业在并购与重组方面总体上进展缓慢，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虽然前几年宝钢收购步伐迈得有点迟缓，但近来已有不少动作，先后与马钢、太钢、八钢、韶钢结成战略联盟，并与包钢、重钢、济钢和莱钢或多或少有过接触。另外，宝钢还通过其资产运营部门频频在二级市场出手，购买邯钢等中等以上规模钢厂的股票。然而，从2006年就开始酝酿整合国内钢铁业的宝钢，却还没有实质性地并购一家钢铁企业。即使是国内的“鞍本”合并，至今仍然貌合神离。8月初，虽然山东省政府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积极策划以济钢和莱钢为基础组建山东钢铁集团，但由于双方主要领导无法妥善安排，原本计划10月底前基本完成组建和挂牌的时间表只得无限期推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钢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25％以上的民营钢铁企业则是“一枝独秀”，其主导的并购重组触及到钢铁主业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3月23日，邯郸的文丰钢铁、邢台的德龙钢铁两家民营企业与邯钢签署《建立战略联盟全面合作协议》。6月8日，沙钢出资20亿收购了产能为200万吨的淮钢91％的股权。到2006年底沙钢产能1500万吨，预计不久后将达到1800万吨：6月25日沙钢集团和上海复星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龙钢铁集团人股通钢、控股新抚钢、新建双鸭山建龙、重启宁波建龙项目，加上河北的三个建龙公司，预计去年其钢产量规模在1500万吨，明年将达到2500万吨。8月9日，建龙钢铁与浙江舟山市政府签署协议，正式并购舟山最大的造船企业――浙江船舶集团有限公司，首次杀人造船行业。此外，由于民营企业利益主体单一，更多规模较小的企业要么相互间实行联合，要么加入更大一些的企业，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此前的鞍本合并、柳钢与武钢联合重组乃至马钢重组合钢背后行政的力量若隐若现的话，那么，由民营钢铁企业间的重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重组。

(四)国有钢铁企业战略重组的出路

基于中国国情和前期的成功经验，企业重组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国家意志推动的原则。中国钢铁业的并购重组要走先形式、后内容，先地区内、后地区外，先由大并小、后强强联合更为合适。就是遵循渐进性原则。这个渐进性实际上是给利益纷争找空间，为“人和”争取时间。重组真正的融合需要解决文化冲突，而从相对成功的河北省北部钢铁企业的重组中可以观察出“人和”先行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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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电产品 五力模型 竞争态势

机电产品是一个细分产业极广的行业，如果可能，应该对各具体行业进行深入的竞争态势分析，但是一方面各细分行业的资料难以获得，细分行业的竞争态势分析可能不完全，另一方面，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竞争态势比较趋同，因此，本文仅对装备制造业整个行业进行竞争态势分析，所采用的方法为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方法。

一、竞争威胁

近年来，随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装备制造业也不例外。装备制造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产能过剩，决定了生产规模过大，存货、应收账款增加，企业生存困难。少数企业为了生存，不惜以低价格、送回扣、以次充好等手段参与竞争，扰乱市场秩序，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国外企业也有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风险。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市场纷纷对外开放，国外企业通过合资设立、参股等途径，参与国内的市场竞争，大部分国内企业在技术、生产经验、产品稳定性、配套服务等方面还没有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的实力。

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除自身实力的差距外，还面临一些壁垒。

1.政策壁垒。欧盟实施的《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WEEE）和《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对我国输欧机电产品造成极大的影响，而这两个指令涉及的产品将包括十大类产品：大型家用电器类，小型家用电器类，IT 和通信设备，消费产品类，照明设备类，电气电子工具类，玩具休闲及体育设备类，医疗设备类，监控仪器类，自动售货机类。从我国目前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现状来看，这两个指令所涉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占机电类产品对欧盟总出口的约三分之二。在加工贸易上，我国所涉产品对欧盟出口中，仅进料加工贸易一项，出口金额就占当年所涉产品对欧盟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比较强的政策壁垒限制。

2.经济技术壁垒。国外设置技术壁垒限制机电产品出口。一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一直变换着不同手法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实施严厉技术壁垒措施。我国出口三大市场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据调查，这三 个市场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机电产品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95%。二是进口国多变的标准和要求造成出口机电产品的退货、退运数量不断增加。三是对出口机电产品的绿色壁垒也越来越突出。机电产品的绿色壁垒主要涉及安全、节能、可回收、排放、臭氧层保护、排污限制、电磁兼容、包装技术等。

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国内市场竞争激烈，而打开国外市场又存在层层障碍，因此，我国制造业存在较强的竞争威胁。

二、购买者威胁

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着装备制造业的购买者威胁：

一是行业本身产能过剩。上文指出，产能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企业采取价格竞争策略，寻求生存和发展。而制造业大部分产品的专用性不强，供应商多，这样，购买者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转换到其他供应商，因此，购买者的威胁较大。

二是购买者相对分散，购买者的侃价能力较弱。同样由于制造业产品的专用性不强，其客户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由于购买者的分散，购买规模通常不大，这样，购买者在价格谈判中通常处于弱势低位，具有较小的购买者威胁。

三是对于某些大型专用设备，购买者威胁也不大。制造业大型专用设备的供需特点是供应商少，同时由于设备的专用性，购买者也比较少，但通常来说，大型专用设备都具有核心的生产技术，技术拥有者同时也是市场垄断者，虽然购买者市场集中，但是，由于供应商市场更加集中，这就决定了购买者在价格谈判中也处于弱势低位，购买者威胁较小。

四是购买者需求持续扩大。虽然目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但是，据统计预测，2000-2020年，我国制造业将保持12%以上的平均市场增长率，而预计GDP平均增长率仅为7.4%，由于需求总量的增加，购买者的威胁不大。

五是购买者还不存在后向一体化倾向。对于通用设备，由于本身产能过剩，行业利润率偏低，购买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后向一体化的动力不足；对于专用设备尤其是大型专用设备，由于存在较高的经济、技术壁垒，同时，单个购买者对设备的需求数量有限，因此，也不存在后向一体化倾向。

因此，在通用设备上，购买者具有较大的威胁，而在专用设备上，购买者的威胁不强。

三、供应商威胁

制造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是钢材。目前，我国钢铁产业严重产能过剩，尤其是通用钢材的产能过程程度严重，同时，行业集中度不是很高，因此，供应商的侃价能力比较弱。但是，以下几个方面决定制造业仍然面临较大的供应商威胁。

一是特种钢材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虽然通用钢材产能结构过剩，但是，目前我国特种钢材的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目前紧缺品种主要有：制造发电设备所需的管板材、汽车用钢板、大型变压器所需的取向冷轧矽钢片、模具用钢材、锻造用钢材、轴承用钢材等。由于对这些钢材的需求大于供给，决定了供应商具有较强的侃价能力，买方处于弱势低位。

二是钢铁产业整合逐步推进。由于钢铁行业具有十分明显的规模效用，为了扩大钢铁行业在成本控制、资源保障、研发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钢铁行业的整合。钢铁行业的整合，必将使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大，对于钢铁行业的下游需求商来说，将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在价格谈判中的低位将逐步削弱。

三是钢铁行业的上游供应商的垄断。目前我国铁矿石的供给不足，大都依赖于从国际铁矿石垄断企业进口。国际铁矿石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其在与钢铁企业谈判时用用较强的价格决定权，对钢铁行业造成巨大的威胁。而钢铁行业成本的上涨，必然通过成本转嫁使钢铁价格上涨，这就构成了对装备制造业巨大的威胁。

因此，装备制造业面临较强的供应商威胁。

四、潜在进入者威胁

“十一五”时期，装备制造业市场需求旺盛，行业高速增长，吸引了较多投资，许多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建造厂房、购买设备，同时外资也大举进入，因此全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扩张。其后果自然是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再加上需求减速，毛利率下降，导致行业利润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近几年来，制造业利润增速继续放缓，在低档工业品市场，超额利润率已经越来越少，对潜在进入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弱。而在大型专用设备方面，由于存在较高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潜在进入者要进入该市场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因此，装备制造业的潜在进入者威胁不大。

五、结论

由于装备制造业的产品是基础性产品，对行业整体来说，不存在替代威胁。总体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国内外竞争威胁较大、购买者威胁较弱、供应商威胁较强、潜在进入者威胁不大，因此，我国装备制造业整体竞争态势偏中性。对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来说，应把握未来十年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期，依托技术创新，力图在行业关键技术等方面获取突破，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李相银，韩建安.中国装备制造业区域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J].江苏商论.2004，3：114-116

[2]刘建翠.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94-96

篇10

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提高旅游效益，增加旅游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手段。

新疆的旅游业自1978年起步，入境旅游人数从88人次到2011年132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从4.6万美元到46519万美元。新疆的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因而对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尤为重要。国内学者王力峰、汪德根、李景宜、马耀峰等运用亲景度和竞争态指标对桂林、苏州等地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进行了探讨。唐苏华（2008）定量分析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亲景度和竞争态的时空演替特征，将旅游入境旅游市场定位为3类市场：基础市场、重点市场和拓展市场；栾福明通过SSM分析，认为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总体发展缓慢，竞争力弱化趋势明显，俄罗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客源市场重要度有所下降；刘亚军（2005）分析了独联体客源市场与游客地理集中指数的关系及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和消费结构；周立学（2005）将波士顿矩阵法引入旅游市场的分析，建立了新疆境外游客市场竞争态模型；马燕（2011）通过聚类分析法和波士顿矩阵法，得出各市场在入境旅游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与态势；南宇（2012）对新疆入境旅游地理空间结构，旅游偏好亲景度和市场竞争态时空演替特征进行了研究。

一.理论基础

（一）客源市场亲景度

亲（疏）景度是反映某客源国对目的国某一旅游目的地的喜爱程度，可以反映客源国的游客对该旅游目的地的偏爱选择行为，亲（疏）景度P是某客源国在目的地国某一旅游目的地的市场份额与该客源国在目的地国的市场份额之比，其实质是偏爱指数。

公式中：P客源国亲景度指数；SD客源国到目的地国某一旅游目的地的游客人数；SC客源国到目的地国游客人数；OD目的地的外国游客人数；OC目的地国外国游客人数。根据亲景度指数的大小将客源市场分为：亲景客源国（P>1）和疏景客源国（P

（二）市场竞争态模型

市场竞争态是以客源市场在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双指标共同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记为，其模型为：

公式中，是第i个市场第t年的旅游统计量。旅游指标可以采用入境旅游者数量（人次），也可以是国内旅游收入（万元），本文采用入境旅游人数。从市场统计学观点看，市场占有率反映的是市场竞争中所占的地位，增长率是反映激烈是市场竞争中的发展潜力，它们旅游市场竞争格局最直观、最简明的一对经济统计指标，二维空间中的双指标反映了市场的竞争态势。每个市场的竞争态在二维坐标中对应一点，这个点既能确定该市场在同类市场中的地位，又能反映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是一个能够准确衡量市场竞争力大小的量。在坐标中以α=p，β=q为界限，根据各市场的占有率和增长率所圈定的4个象限内，表1和图1分别表示市场划分依据及对策。

如图1所示，每一象限代表了一种市场类型，表1是对旅游市场进行的量化对比分析。P与q是以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的平均值分别确定，再结合竞争态坐标图中点的分布特征对其修正。

二.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的亲（疏）景度分析

本文选取20个客源国（由于数据缺失，独联体并未统计），根据1999-2010年相关数据，对亲景度指标计算得出图2。可以看出，p值最大的是3.93（瑞士2009），最小的是0（荷兰2004）；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国亲景度年际变化较大，整体表现出下降趋势，一般来说，亲景度越大，其变化幅度越大，亲景度越小，其变化幅度越小。从平均值表现来看，瑞士的P值平均为2.0，但亲景度年际变动较大，表现不稳定。弱亲景客源国为法国（1.15）、意大利（1.00）；法国的P值在2005之前变化较大，2005年后保持稳定；意大利P值历年变化较大，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弱疏景客源国为德国（0.84）、英国（0.67）、日本（0.68）、荷兰（0.53）、美国（0.51）、新西兰（0.56）、蒙古（0.50）。强疏景客源国为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瑞典、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韩国，其亲景度指数均低于0.5。

将2005-2010年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国亲景度计算后归类，按P值大小排序，按年度整理成表2。从表2看出，瑞士属于强亲景客源市场，蒙古对新疆的偏好程度正逐年上升，2008年达到高峰，呈下降趋势的客源市场有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比较稳定的客源市场有瑞士、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等。部分客源市场由亲景客源国向疏景客源国转移，以日本和德国表现最为明显。部分客源市场有弱疏景客源国向强疏景客源国转移，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2007）。而以蒙古、瑞典和荷兰为代表的客源国呈现出不规则、不稳定变化，说明该市场对新疆的偏好还有待稳定和强化。

三.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分析

入境旅游者包括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四大类别，本文只选取入境旅游外国人客流量进行竞争态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外国人入境旅游的目的比较单一，属于纯粹的游览观光。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于《新疆统计年鉴》，选取了1999-2011年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选取α=3.5%，β=36%（均值法），在SPSS17.0上计算并得到了图3。

从图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主要来自周边的国家，如独联体、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蒙古、印度等国家。（2）独联体（40.0%，15.5%）、日本（11.3%，9.9%）和美国（3.87%，20.7%）市场占有率高增长率低，是典型的金牛市场，该类市场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但长期占有较大的市场比重，是构成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保持其市场主体地位是保证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稳定的前提，由于这些市场趋于成熟和饱和，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创造新的需求（3）蒙古（1.74%，99.5%）、印度（0.26%，98.3%）、新加坡（1.17%，90.5%）、巴基斯坦（2.78%，49.8%）、瑞典（0.24%，55.1%）、印尼（0.23%，44.9%）这几个国家市场虽然占有率较低但增长较快，是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的新生力量，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是典型的幼童市场，这些市场目前市场规模较小，但增长速度快，应具体分析市场发展潜力和市场拓展方略，挑选重点进行培育，使其有可能转化为明星市场。（4）新西兰（0.22%，32.2%）、韩国（2.43%，29.4%）、英国（1.60%，24.5%）、加拿大（0.91%，25.9%）、马来西亚（0.98%，14.0%）、法国（1.93%，27.1%）、意大利（0.70%，20.3%）、澳大利亚（1.10%，17.5%）、德国（1.70%，11.0%）等国家（由于瘦狗市场过多，其中部分国家重合并未全部显示）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均比较低，属于瘦狗市场，大部分国家属于欧洲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对待瘦狗市场要分析原因，有计划地予以淘汰，争取新的市场或努力将其潜力挖掘出来，提高其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

四.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亲景度与竞争态的相关性分析

将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亲景度和市场竞争态进行连线后得到了关联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1）强亲景国瑞士在竞争态中属于瘦狗市场，表现出来极大的不稳定性；（2）弱亲景国当中除了蒙古在竞争态中属于幼童市场，其余三国均属于瘦狗市场，可见这些国家虽然对新疆偏好但是市场份额并不高，在开展市场营销时应强化对客源国的宣传；（3）弱疏景国当中日本属于金牛市场，说明虽然日本对新疆的喜爱程度逐年在下降，可是市场份额和增长率都保持良好的增长，对于该客源国我们要稳重求变，实现收益最大化；（4）强疏景国中的很多国家在竞争态中表现不差，大部分强疏景国都属于幼童市场，这说明这些客源国虽然对新疆的喜爱程度不稳定，但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该客源国应加大宣传，发掘市场潜力，对有可能成为明星市场的要重点培育。从图4中还可以看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在亲景度上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市场竞争态势明显，亲景国在竞争态中多位于瘦狗市场，而金牛市场和幼童市场中大多来源于疏景国。

五.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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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X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0-0079-02

1 引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范围加大，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紧迫任务。以2010～2014年的卫星遥感解译数据和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分析了2010～2014年间靖江市生态环境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全面掌握靖江市生态环境质量，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战略措施，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2 靖江市概况

靖江市位于中国内地最富庶的经济发展区――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东部水陆交通要冲，处于江苏省中轴线与长江的交汇点，襟江近海，素有“苏北小江南”之美誉，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以耕地为主，主要矿产有煤。靖江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削减和碳排放量达到国家和省下达目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实现“四城同创”，即创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市和园林城市。

3 结果分析与评价

3.1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方法与标准

3.1.1 评价方法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方法、标准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3.1.2 评价指标权重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权重分配，见表1。

3.1.3 生态环境状况分级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将生态环境质量分为5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见表2。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0.35×生物丰度指数+0.25×植被覆盖指数+0.15×水网密度指数+0.15×（100-土地胁迫指数）+0.10×（100-污染负荷指数）+环境限制指数。

3.1.4 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度分级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基准值的变化情况，将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幅度分为4级，即无明显变化、略有变化（好或差）、明显变化（好或差）、显著变化（好或差）。各分指数变化分级评价方法可参考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度分级，见表3。

如果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呈现波动变化的特征，则该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根据生态环境质量波动变化幅度，将生态环境变化状况分为稳定、波动、较大波动和剧烈波动，见表4。

3.2 生态环境状况分析

通过遥感解译，2014年靖江市土地总面积为654.23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258.21 km2，林地11.31 km2，草地0.12 km2，建设用地175.31 km2，水域湿地209.29 km2，未利用土地为0。

在全市土地面积中，耕地占比最大占39.46%，林地占1.73%，草地占0.02%，建设用地占26.80%，水域湿地占31.99%。

通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面积量算，靖江市土地利用有以下特点。

（1）土地利用率为100%。这一特点既表明靖江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土地开发利用高，又反应出靖江市的自然条件较好。

（2）垦殖率高达39.46%。这说明农业在靖江市的国民经济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3）靖江市的植被覆盖率非常低，仅有1.75%（含林地、草地）。

（4）城镇建设用地比重超过农村居民建设用地比重。城镇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的44.96%，而农村居民建设用地为25.23%，说明城市化程度较高。

根据各项数据计算可得靖江市2010～2014年的生态环境状况，具体指数见表5。由数据可知2010～2014年靖江市的生态环境状况级别为良。

“十二五”末，靖江市生态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状态，并发挥着良好的固碳效益，但从资源利用上看，仍存在较大生态压力。“十二五”后期靖江市植被覆盖指数下降趋势明显，土地胁迫指数逐年上升，污染负荷指数呈上升趋势，说明全市生态环境依然脆弱，生态承载力偏低。“十二五”时期，是靖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苏中地区率先融入苏南“第一方阵”、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消费规模的扩大、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环境问题将趋于复杂，环境污染将出现四个转变，即污染物介质从以大气和水为主向大气、水和土壤三种污染介质共存转变；污染物来源由单纯的工业点源污染向工业点源污染和农村、生活面源污染并存转变；污染物类型从常规污染物向常规污染物和新型污染物的复合型转变；污染范围从以城市和局部地区为主向涵盖区域、流域转变。

4 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议及措施

（1）重视全民生态环境意识教育，提高政府与公众的生态意识与认知，全民参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

（2）做好制度建设，改变唯GDP的观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办法、奖惩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3）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控制煤炭总量的同时发展更清洁的能源以摆脱对煤炭资源的依赖。优化产业结构，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型产业高新化，优势产业集群化。

（4）加大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确保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继续开展整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违法排污企业保持高压态势。

（5）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升生态文明水平，实施“五年环境再造计划”。着重围绕水、气、声等环境要素，全面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碧水、蓝天、宁静工程，始终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避免过分人工化，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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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环境治理； 市场调控模式； 政府强制模式； 企业自觉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自身的变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台风等，所以又称为原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内源性生态环境问题；但在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锐减、酸雨扩大、陆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其始作俑者为人类自己，所以又称为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外源性生态环境问题。若忽视这一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将是人类文明的断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已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通过市场调控、或政府强制、或企业自觉等各种治理模式的尝试，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其好转。然而，在进行众多的尝试之后，无论是实践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均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当比例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笔者将在梳理上述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应当通过产权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无论产权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可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市场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共有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地悲剧”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即指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们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开发并有效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过程。尽管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态环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而对公共的事物则关心较少，甚至没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无一不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进而出现悲剧性的结果。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认为，如果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就会明确损害责任，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即让生态环境副产品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会、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分摊，从而有效抑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2. 生态治理的市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即一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其需求却是无止境的。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其最佳状态就是缓和双方矛盾，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亦称帕累托状态。即指社会用最低成本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利用能达到最大满足水平的状态——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而使自己境况变好的状态。实践证明，以自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是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的，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主要是运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资、TOT模式等不同市场调控形式，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实现建设与运营的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完善的产权制度，还包括完全信息、体现价值的市场价格体系等。事实上，有些条件往往是很难完全具备的。如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格，并不能通过市场行为来进行交易；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像臭氧层、公海、大气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尽管产权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其产权。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有无形与有形之分，要想合理体现其价值是非常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模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大量的环境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对此就易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弥补政府的生态环境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务。在生态环境共有的情况下，一些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在进行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企业员工也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场化的结果则是效率的提升与服务质量的优化。三是促进人们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引入了价格机制，并以此作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使用。这就会督促人们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时，尽量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引导人们努力探寻可替代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

2. 不足。一是市场的不完备性难以克服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运作环节面对各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时，往往对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会有所忽略。加之环境投资者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资者所有，而是全社会共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人”一般都秉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围绕着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来进行思维和实践。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造成更大层面的环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市场调控模式的效用。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对象是多数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态环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关人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赔偿或获得补偿）。而这种活动往往是要花钱的，这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产生了交易成本，这笔费用的存在自然对该种模式的效用会产生影响。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无疑给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干预主义的指引下，政府被赋予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预权力在人们对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无限放大，进而产生了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所谓政府强制模式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被视为唯一的管制主体，通过依赖其行政性、经济性、法制性等手段，规范社会各界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的行为，并强制其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总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对于解决“看不见的手”——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治理模式强调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治理过程完全依赖现行政府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为提高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长期扮演着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导者、区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权威、最无私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来行使生态环境治理权，理性地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恰是市场交易无法自主实现的，而政府却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迈克尔·泰勒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政府成为垄断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因为它们不具有合法性，处于事实上的被“排斥”、“边缘化”状态。同时，为了不断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人们还认为政府应尽量扩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程度。

2. 政府干预的直接性。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预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强制、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以实现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等政府预定的目标。政府干预的主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干预手段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性干预和间接性干预。政府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或排放标准来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随着暴力和强制；而政府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该方法具有市场激励导向，旨在鼓励实施环保措施或减少污染的战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个条例。将两种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拥有合法暴力权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预的行政管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事实也证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该方式在环境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直接性干预的实践是依托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大部分环境政策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进行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是社会生态环境利益的总代表，是以强制性手段来行使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是接受并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对上级政府负责。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尽管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性、经济性和法制性等各种治理手段，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够直接操控的手段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为在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其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担了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微观环境质量监控、环境产品或服务提供等所有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活动。可以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了，但由于自身行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进行，使其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经济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中，只能视其为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辅手段。从实践来看，若要确保上述两种治理手段能正常运用，首先必须以政府大量投入为前提条件，而这往往又需要耗费较多的财政资源，无形中也给政府施加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种以收费、罚款等经济价值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组织和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几乎与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应急处理各类突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紧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决依托行政机构的快速反应和高压态势，需通过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生态环境政策扭转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政府强制模式的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三是限制和引导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经济人出于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强制采取各种措施，对污染和损害生态的其他活动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模式由于受政绩考核、晋升机制、税收体制等因素影响，下级政府一般不愿将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情况向上级政府反馈，从而规避了因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受上级政府查处的可能性，导致上级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级政府的执行情况。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高昂问题。由于政府强制模式是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绝对崇拜，使得政府统包统揽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均由政府“买单”。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得该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三是制约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强势，使得社会资源很难介入。既限制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能力的发挥，也制约了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浪费大量可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从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概念

尽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矿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为企业主或股东谋求经济利益的本质也为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与资源。随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解决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使社会各活动主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业积极地、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对于这一企业自觉性的行为，笔者估且称之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即指企业为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尽量降低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全部活动的总称。这一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需要企业通过额外的努力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严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资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诺的自愿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是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作业将地球上储存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开采出来，再经过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又将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这里，社会各活动主体把大自然当成了天然的资源库和垃圾场，享受着无限的权利，却漠视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自身就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将自觉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4]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企业逐步认识到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诚然，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仅凭企业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外力对其施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仅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所致，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与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由于源于企业自身的认识，所以尽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企业自觉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同样的负面效应和同样的环境标准要求存在。这就使得社会的成员将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共机构作用发挥的不同来确定其治理的形式。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单边承诺，指企业自身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计划和所需遵循的条款，旨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公众等）间的沟通。但为增加其计划的可信度和承诺的效力，往往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或解决争议事宜。二是私下协议，指社会上的污染主体主动与污染受害者（工人、当地居民，邻近企业等）之间签订协议，以此约定污染主体应实施的环境管理计划或需安装的污染控制设备。三是谈判性协议，指企业与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内相关公共权威机构签订协议，主要涉及污染削减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时间表等，并约定在其辖区内的企业为达到约定的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自觉性行动期间，公共权威机构不引入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四是开放性协议，指企业赞同环境管理机构提出的、与环境绩效、生产技术或环境管理标准相应的监督标准和环境条款，并主动接受其对自身执行计划情况的评价。同时，公共机构也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技术援助和声誉（如允许使用特定的环境标识）等形式的经济激励。[2]

3. 治理结果的双赢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最大污染源——企业，若削减污染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提高，人们会因此而减少产品需求，或因企业不愿提高产品价格而减少企业的利润。那么，企业为何还要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其动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企业自身所应担负的生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这一行为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因为企业通过消减污染，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品质，再以广告等手段向消费者传递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区别，逐步引导人们愿意为环境友好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最后，企业通过产品环境品质的高低获得出售环保产品与一般产品的价格差，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费者不会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产品，若在同等价格下，还是会考虑选择环保产品，这也是提高生产企业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减少了污染的源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中，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对于控制污染的问题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环境管理机构与排污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了环境监测机构的执法成本，促进了社会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工作的落实。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与政府管制相比，企业自觉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企业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其特定状况的、更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措施，从而达到环境目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补了法律空白。当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时，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域存在制定周期长、论证费用大、调整不及时等客观原因，往往会出现管制或立法滞后的现象，导致很多“政策盲点”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业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当在企业层面，采取高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填补了因环境立法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 不足。一是缺乏对非自觉性企业的约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环保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搭便车”，也不愿参与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二是缺乏对自觉性企业的评估。尽管一些企业采取了自觉性的行动，并与利益相关者签订了许多协议，但这只是君子协定，没有规定监测主体和定期报告制度等相关条款。加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使未达标协议方并不会认真考虑毁约后的实际影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自愿性承诺的可信度，还加大了对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难度。三是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参与，一般是个体行为，而非整体推进，这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各个参与治理的企业从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发，建设适合需要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而并不过多考虑邻近企业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如污水处理设施等），而这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五、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无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质而言，都为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则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既然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主体，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将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从而提供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因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各个主体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治理理论（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多个主体间面对公共事务问题时，应通过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加强协商的过程予以解决。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政府、市场、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当然，多元共治模式作为补充政府强制模式、市场调控模式和企业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会导致“无中心”倾向的问题。应当指出，作为一种补充而确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绝不能将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这个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主体。

（二）特征

1.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在生产公共物品、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供给主体，如社会组织、公众等，这些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权力合法，均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力中心。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又可以通过多种主体的参与，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竞争或准竞争的关系，从而破除传统观念中由单一主体垄断的局面。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竞争，迫使其进行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强回应性。因为除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的调控手段对生态环境破坏者予以严惩或排斥外，其他自发性成立的绿色环保组织也会通过系列活动对污染物的过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压力。这些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体现，使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个极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认政府强制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时，希望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实践，得益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管理权力的简化。此处的“简化”一词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层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时，各主体通过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认同感和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其实质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和价值意识认同的基础上的合作，依赖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里的合作性有着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过程导向的社会性行动，是有着明确方向的连续性过程；二是合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其各主体均是独立而有个性的；三是合作者考虑的是合作行动的总体收益，而非个人期望通过合作过程能创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为是自主性的体现，即整个合作过程是自主性的实现；五是合作需满足道德的审查和判断，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种社会生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志。[6]

3. 治理结构的网络性。原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与上发号施令，整个治理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呈现出权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该主动走下“神坛”，以开放治理的体系，从而打破公私机构间的界限，将责任与权力赋予其他治理主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合作互利的伙伴关系。网络性结构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将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公众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等集体性选择和行为，达成抑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治理目标。并建立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纵向、横向或二者相结合的网络状结构，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网络结构中，不同与上述三种模式的科层结构，最关键是在于各主体间拥有共同的逻辑性结构，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级权威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结构，不存在命令等级和科层链条的部分，也没有科层制的形式。[7]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集众所长，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优势，多元共治既承认政府强权、市场调控、企业自觉的作用，却绝不单独依赖谁，而是主张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污染生态环境的主因，单靠“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综合性手段来进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确了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是各类治理主体的义务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担。而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下降之前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简治理机构，避免新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更好更优的实质性效果。三是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往往因为区域划分的问题被人为分割，在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下，往往会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仅可以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竞合意识，还可引入第三方对其达成意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一定压力使其调整、纠偏。

2. 不足。一是出现治理权利交叠的现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呈网络状，在此间所构成的“权利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极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权利交叠现象的产生。权利交叠现象并非权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权利主体在正常行使权利时，出现与他人的权利界限发生交叠，这种现象极易造成权利冲突。二是存在目标差异的冲突，治理主体的多元也预示着目标的多元。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标。因为利益是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动因，而又由于利益归属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导致治理问责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强调各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社之间、公私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最终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反而出现主体缺位的问题。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复杂多变，而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对问责的对象、内容、依据、程序、时间、标准、范围等也都难以作出明晰的规定。[8]

六、小结

通过对上述几种治理模式各自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前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更希望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慎估计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义，需研究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体系是否建设完善。因为多元共治这一模式得以实践，当前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众对政府、或市场、或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弊端认识的提高，来自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民众参与力量和热情度的增强，来自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对治理概念的总结，治理出现时，权力主体应当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态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和服从。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其能掌握与政府进行平等交换的资源并不多，很难实现与政府间的“谈判”或“协商”，只能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求得政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这就有必要从辩证学思考，将政府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三者实力相当、机会平等。现有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力量的逐渐觉醒，既是民间可自由活动空间扩大与可自由支配资源增加的结果，也是政府这一权力核心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公众、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获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赖于政府的作为或“无为”。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通过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体进行重塑，政府还应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减少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制约，并培训和引导其发展壮大，以更多的协商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

参考文献：

[1]肖建化，赵运林，傅晓华.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8-20.

[2]姜爱林.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模式与实践措施[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4）：78-81.

[3]Taylor Michael.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单忠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38.

[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6]黄爱宝.论府际环境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96-99.

篇13

[关键词] 竞争态势 发展策略 果汁饮料

一、我国饮料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这些年我国饮料工业增长快速，截至2005年底我国饮料总产量为3380.4万吨，企业总数3332家，资产总额3381.82亿元，销售收入3036.4亿元，利润总额217.3亿元。不难发现，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饮料市场呈现持续的繁荣景象。

尽管如此，中国饮料市场的发展状况与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世界软饮料人均消费水平为54L/a,而我国仅为22.4 L/a，特别是我国果汁饮料人均消费仅为1.5kg/a,与世界人均消费7kg/a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饮料市场发展空间还很巨大。尤其是履行加入WTO承诺带来的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饮料企业纷纷抢占中国饮料市场。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的饮料总产量仍将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估计到2010年将到达4000万吨以上。

二、果汁饮料市场竞争态势分析

1.当前中国果汁饮料市场竞争特点

(1)果汁饮料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到2005年，果汁饮料市场渗透率达36.5％，居饮料行业第四位。同年底，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中心对全国重点大型零售商场果汁饮品销售统计，以市场综合占有率为依据，排名前三的依次为统一、汇源、康师傅。根据波士顿顾问公司提出的“三四律”的规则：在一个稳定的竞争市场中，有影响力的竞争者数量绝不会超过三个。其中，最有实力的竞争者的市场分额又不会超过最小者的四倍。

(2)企业品牌形象建设难度大，广告边际效应递减。随着果汁饮料商家和饮料种类的繁多，广告边际效应递减，消费逐渐趋于理性。消费者选择范围大，品牌忠诚度较低。企业需要在品牌运作及市场推广上整合丰富的营销手段传播自身品牌价值，提高品牌忠诚度。

2.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态势

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陆续出现过果汁饮料品牌，但大多由于市场培育及自身经营等方面的不足而退出市场,或是局限在某个区域市场内,基本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市场攻势。直到2001年统一推出PET包装的“鲜橙多”取得成功后,可口可乐、康师傅、养生堂等国内外品牌纷纷跟进,呈现多家品牌抢占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格局。

(1)整体竞争格局分析

①三股竞争力量相互牵制。第一是以“统一”和“康师傅”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在包装和口味上创新，配合较长的产品线；第二是汇源、养生堂等国内的知名企业，其优势在于具有地理优势和较高信誉度；第三是诸如从单一业务经营领域走向多元化经营领域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跨国公司。

②细分市场各自为王。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体现在不同的细分子市场，第一类是果汁含量仅为5％～10％的低浓度果汁饮料。在这一阵营内，以统一“鲜橙多”、康师傅“鲜的每日C”为代表，这两者在细分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较高，儿童果汁饮料细分市场则以可口可乐公司出品的“酷儿”为主。另一类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果汁浓度约30％的复合果汁市场，主要代表有屈臣氏的 “果汁先生”和养生堂的“农夫果园”，这类产品以其新颖的产品特征受到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追捧。

(2)细分市场竞争分析

①不同品牌具有不同细分市场结构。由于产品的特点和市场定位不同，各品牌的饮用者各具特色。这说明果汁饮料产品市场跟目标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年龄、产品特征等不同诉求有很大关系。

②消费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果汁饮料消费区域差异性显著，南北方由于地理、口味、消费习惯的差异，各自选择的消费品牌不同。例如，生产基地在深圳的维他果汁饮料的投放比例大都集中在广州和深圳地区。在植物蛋白饮料中，“露露”的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更多人喜爱椰树牌椰汁。

三、果汁饮料企业的发展策略分析

针对上述果汁饮料市场竞争态势的分析,笔者认为取得显著成绩的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显现在品牌建设、资本运作等发展策略的成功运用上。

1.品牌建设

当今企业的竞争早已从产品的竞争上升到企业形象的竞争，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战略成功的关键。成功品牌的建立是体现企业形象的有力表现，果汁饮料市场中企业的成功不单单是产品的营销，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的体现，以及品牌文化创造和传播的过程。

“统一鲜橙多，多喝多漂亮”成功把目标消费群体定位在追求健康与漂亮心理的年轻时尚女性。除了有效地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品牌传播外，更重要是把“鲜橙多”的品牌文化带进目标消费者心中，在品牌建设中强调品牌延伸，紧随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心理，快速推出相关饮品。从长远来看，统一追求的是以自己的一套文化与主张来保持品牌持久的竞争力，并且让消费者认同公司的品牌理念，这是企业成熟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企业打造品牌的核心。

品牌建设的局限性：品牌建设在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一个成功的品牌可以为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培育无数忠实的消费者。果汁饮料起步较晚，在果汁饮料市场上品牌建设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市场上没有一个绝对优势品牌。另外目前市场上饮料种类繁多，消费者有更多选择，这也给果汁企业品牌建设造成困难。“两乐”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沉淀发展起来的品牌，然后凭借雄厚的品牌优势走多元化经营路线。而对于统一、康师傅等企业来说果汁饮料只是其一个细分领域，消费者难以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品牌认知。从事专业化果汁生产的汇源，其品牌建设在国人心中是比较成功的，但其困境在于像百事可乐收购的康纳等国际专业化果汁品牌也悄然进入中国市场，汇源如何巩固、强化自身品牌来抗衡外来企业，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是其值得思考的。

2.资本运作

资本经营是以资本效益为核心的经营活动，为了实现资本经营效应最大化，现代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考虑现实环境的变化以及经营战略的调整，精心选择有效的资本运作方式，运用股票上市、并购、联合、重组、参股控股等方法,促使现代企业资本经营活动步入良性循环。有效的资本运作可以使得企业短时间内做大做强、提高自身国际竞争能力，这些对于当今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2004年1月，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联合宣布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随后2005年，汇源集团分拆其果汁产品业务，统一集团斥资3030万美元，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中国汇源果汁控股”。业界这两次大的资本运作，传递的信号值得关注，说明了有实力的企业将在果汁饮料市场上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开拓与发展。

资本运作的局限性：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合作双方在技术、信息管理、企业理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与矛盾应该如何调和是众多企业需要思考的。伴随高昂的资金投入、巨大的风险，资本运作可以给企业带来怎样的价值很难界定，如果资本运作操作不当，带给企业则不是价值最大化，而是一场灾难。

四、结语

果汁饮料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为果汁饮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良性的竞争是促进果汁饮料市场持续发展的动力，果汁饮料企业要善于把握机会，在竞争中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以及对市场竞争态势合理分析，制定出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策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行业经济概况[J].中国经济景气日报，2006，71（02）:112～114

[2]汤天曙:中国食品学报2004年的中国饮料工业[J].中国食品学报，2005(增刊):67～71

[3]张金泽文剑曾明等:2008奥运会对我国饮料市场的影响[J].饮料研究，2005，31(5):120

[4]周妮江胜霍美丽:果饮热潮―― NO.4 登陆[J].品牌与营销，2006，(38):27

[5]薛冰:全国重点大型零售商场十二月销售排行榜 果汁饮料[J].质量报告专刊，2006，(03):38

篇14

[关键词]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 台湾

中图分类号:F129•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105-06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导致经 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需求,从而促进产业 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联系和不断发展 的过程。[1]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不能不研究产业结构的演进。

本文将以台湾地区198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 对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动态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利用协 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在二者协整关 系成立的条件下,研究了它们的因果关系。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产业结构作为产业间或部门间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一般通过两类指标来反映:一类是产 出指标,由各产业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一般用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本文用各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另一类是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力、资本和 人力资源、研究开发资本的投入,即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的配置比例和对比关系。由于 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用劳动力投入来分析投入结构的比例。由此将从产出层面和就业层面 对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自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势。从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从1981年的7.1%下降到2007年的1 .5 1%;第二产业在经过小幅度的上升之后,从1987年开始逐渐下降,2007年这一比重仅为27. 7 7%,减少了近1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明显;第三产业虽然有少数年份比重有所下降,但从整 体来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近30年来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表现为大幅度上升。 产业结构变动态势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台湾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不无联系。一方面,服 务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构成的主导部门;另一方面,制造业由劳动密集产业向技术及资本 密集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从台湾的产业构成看,“三、二、 一”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仍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系。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台湾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三次产业对 就业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产出面的分析结果类似。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连续下 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从1981年的18.84%下降到2007年的5.28%,比产出面下降的幅度 要 大;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中间年份有轻微的上升,但总的来看趋于逐年下降,下降了近6个百 分点,下降幅度不很明显;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相反,表现为大幅度上升,考察 期间上升了近19个百分点,近年来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更是逼近于60% 。综上可知,台湾地区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的分布呈现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 势,与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布变动趋势相仿。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经典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通常假定经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借此形式进行数据收集、参 数估计以及模型检验。但是用于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数是非平稳的,不满足平稳 性的假定,若直接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则可能会带来诸如“伪回归”等不良后果,会影响 回归分析的有效性,而对数据进行差分变换后进行回归,又可能丢失长期信息。格兰杰提出 的“协整理论”则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理非平稳数据的方法,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序列 变量水平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分析的一般步骤是:首先,分析各变量的平稳性, 在此基础上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然后,给出其误差修正模型;最后,分析变量之间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2]

本文样本数据均来自主计处2008年12月编印的《国民所得统计年报》(2007) ,使用的样本区间为1981―2007年。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组织和构成情 况以及它们所占的比重和相互关系。表示产业结构变化的变量通常有第一、二、三产业的增 加值结构、劳动就业结构、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等。本文选用增加值结构X1、X2、X3(分别 代表台湾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对于经 济增长,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用按照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国内生产总值GD P来表示。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为了消除或减小时序数据的异 方差,使得数据更为平滑,对四个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GDP、LX1、LX2和LX3 ,同时分别以DLGDP、DLX1、DLX2和DLX3表示其一阶差分。

1.单位根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方法目前最常用的主要是单位根检验,如Dickey.Fuller检验和Phil lips.Perron检验等。但为了保证单位根检验的有效性,人们常用拓展的DF检验,也即ADF 检 验。本文正是采用ADF方法检验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运用Eviews5.0计量经济学软件对台 湾 地区的LGDP、LX1、LX2和LX3以及DLGDP、DLX1、DLX2和DLX3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通过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LGDP、LX1、LX2和LX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含 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含有单位根;而各变量DLGDP、DLX1、DLX2 和DLX3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各个变量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是一阶单整 序列。

2.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研究的变量都包含一个单位根,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协整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 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若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性的检验可以通过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项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则可以判断变量序列间具有协整关系。[3]LGDP对LX1、LX2和LX3进行OLS回归,结 果如下:LGDP = .0.620196*LX1 + 1.935788*LX2 + 3.803311*LX3 .

6.055300(.5.792963)(4.093832)(5.500078)(.1.394218 )R2=0.985300

SE=0.064519

DW=0.917086

F=513.8594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结果可以知道,随着GDP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是下降的,两者呈 现负相关的关系,而从回归结果看LX2的参数估计值是正的,不符合经济理论,并且经过计 算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LX1、LX2和LX3相互之间高度相关,显然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特别是LX2和LX3之间高度相关。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做LX1和LX2之间的辅助回 归得两者关系式为LX1=0.336159*LX2,并结合变量变换法进行回归,结果为:LGDP = .0.171656*(1/0.336159*LX1+LX2) + 1.424362*LX3 + 11. 049841(.3.661745)(2.411604)(4.022605)R2=0.972534

SE=0.086333

DW=0.383207

F=424.8990

上述变换基本消除了多重共线性,可以据此进行进一步分析。为了检验回归参差的平稳性, 在Eviews5.0中令ecm=resid就可以得到残差序列。对残差项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结果为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ecm是单位根过程的原假设,说明该残差序列 是平稳序列,该协整关系成立,说明1981―2007年间台湾地区GDP与产业结构间存在着长期 均 衡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短期内会被破坏,但其偏离长期的偏差是平稳的,其各变量的系数 也都符合经济意义。回归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结构每变动1%,台湾 经济总量将分别反向变动0.5106%和0.1717%,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每变动1%,台湾经济总 量将同向变动1.4244%,说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将带动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ECM)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些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 系,而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误差修正机制在起作用,防止了长期关系的偏差在规模或数量上的扩大。为弥补协整关系只 反映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不足,可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序列的短期波动关系进行解 释来作为协整回归模型的补充,由此把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利用LG DP与LX1、LX2和LX3的长期均衡方程,建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误差修正模型为:DLGDP=0.573956*DLGDP (.2) + 0.603706*DLGDP (.3) + 0.183447* DLX1 (.1)

(2.284321)

(3.658828)

(2.778033)+ 0.196275*DLX2 (.2) . 0.911577*DLX3 (.1) . 0.162768 *ECM (.1) + 0.015244 (0.812953) (.2.309602) (.2.103884)(1. 088364)R2=0.703036

SE=0.017128

DW=2.010391

F=6.313098

其中的误差项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由于其短 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实际GDP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6.28%被修正,使得经 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不会过多地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根据模型的参数值,台湾地区第 一、二产业结构的短期变动对GDP的波动存在正向影响,而第三产业上一期的结构变动将引 起该地区本期的GDP反向变化0.9116%。这是由于,21世纪以来台湾内部需求急剧萎缩,服 务 业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的脆弱性便凸显了出来,导致对总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逐渐弱化。 此外,前几期GDP的变化将引起该地区本期GDP同向变化,反应了惯性的延续。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是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协整性。上面分析可知, 序列LGDP与LX1、LX2和LX3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产业 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取10%的显著性水平)如表4所示:

表4数据表明,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三次产业在对经济增长贡献方面,第二、三产业结构变 动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经济增长也导致两者结构的变动,构成了双向因果关系;第一 产业结构变动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却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化的原因。再者 ,LX2和LX3之间存在弱互为因果关系,LX3构成了LX1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见,台湾经济增 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作用方向是,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能促 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的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也加快了第一、二产业的升级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

结论

本文研究了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和 就业结构两个层面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利用1981―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产 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1)自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综合表现为第一、 二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其“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 强,产业高级化水平增强。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依然很高,其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 。总体来看,服务业在台湾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制造业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2)尽管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长期而言存在着某种经济 机制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经过协整检验,二者之间存在长 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并且长期内经济总量增长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同向变动,而与第一、 二产业增加值结构呈反向变动,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有利于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了台湾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其实际经济 产出的短期变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 衡的影响。具体来说,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对本年度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反向修正,使得产业 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会过多地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并且随着第三产业对总体经济发展 的推动力逐渐减弱,使得第一、二产业结构的短期变动将引起GDP的变动同向变化,而第三 产业的短期变动则对GDP的变动存在负向影响。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同时,产 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二者之间是互为因果 的关系。同时,第三产业结构变动构成了第一、二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其互相作用促进了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台湾地区作为较发达地区,其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 显;而笔者研究广东省经济并未有此关系,但珠三角地区有此关系;通过文献得知,长.株. 潭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16城市均有此关系;[4][5]可以预知,作为发展还 不平衡的中国,整体经济应未有此关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此关系越来越明显。

注释:

[1]袁建文.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 3(4)

[2]刘建平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统计与决策 ,2006(1)

[3]袁建文.计量经济学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