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特殊性；影响因子；多元协同机制

一、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殊性分析

解决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不能回避其特殊性，还原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本质属性，置其于社会机制框架内，如下特殊性需为我们所关注。

（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特殊性

大学生作为扮演“社会人”角色的社会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其必为的选择。这种劳动准入的获得将大学生纳入到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而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构架内，与劳动力市场划分所紧密联系的产业结构赋予了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在产业结构上的特殊性。具体来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正沿袭着世界范围内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即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布局上总是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相反，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则不断在发达地区取得进步。现实中，产业结构与劳动力需求呈直接相关，产业布局决定着劳动力的布局，产业结构制约着劳动水平结构。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其产业结构以第一、二产业为主，在产业布局上大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我国西部地区在劳动力需求上以从事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资源为主，对大学生这一类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力资源需求相对较小。换言之，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奥肯悖论”和“挤出效应”的影响明显要弱得多，其首要的特殊性就在于劳动力市场供容力的不足，属于产业结构布局上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特殊性。

（二）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特殊性

文化作为一种延续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的背景，其对社会个体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对于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少数民族，这种影响作用更为富集。西部省区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且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民族区域聚居，特殊的民族文化交融是为应然，基于文化决定论（CulturalDeterminism）的理解，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其特殊的文化心理，这种特殊性不仅是单一民族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区域内各不同民族的特殊性，是多重特殊性的结合。具体来看，在西部的12个省区中，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彝族、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哈尼族、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哈萨克族、回族均有相当数量的分布，而这些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自也积淀出独特的文化心理，如同姓不婚、不远行、姑舅表婚、男主内，女主外，不与外族通婚等，长期生活并成长在这样的民族文化情境中，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不断渗透到各自民族群体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进而作用于这些大学生的就业、择业选择，甚至是对区域内民族学生的就业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特殊性

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其直接作用在于使个体的人力资本得以增强，尤其是处于教育高位的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增值的效用更加明显。而就全国来看，西部地区不论是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乃至是西部区域内大学生总量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除去这种高等教育起点的特殊性外，培养过程的特殊性也是西部高等教育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办学水平、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上都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就高等教育的结果来看，西部地区高校的办学质量、人才输出质量也落后于东部地区，而大学生做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对象，其质量直接同高校输出的人才质量有关，直接影响到西部大学生就业力的生成，进而对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充分就业产生影响。此外，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的高校分类与定位不明确，人才培养缺乏层次、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发展在数量上快于经济发展等问题都使得高等教育在自我发展的进程中滋生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明显超越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生态弹性力，使其未能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框架内得以解决，表现为与东部高等教育相较而言的特殊属性，进而最终对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产生影响。

二、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

大学生就业是社会机制主导下的综合性问题，全国如是，西部地区亦如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国（区域内）经济增长贡献率，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总体格局，学生就业的硬（软）实力，就业心理导向，教育发展水平，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就业造成影响。具体如下：

（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影响因子

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影响因子分析的逻辑起点，我们不难发现：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区域产业结构是经济框架内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主导因素。就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其表现为每单位GDP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容能力，直接决定着西部就业岗位的数量；区域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这是在“劳动力作出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要素，其只有放置于经济发展总体进程中才能获得劳动的属性”这一劳动关系本源性理解的范式内的考虑的，其涉及到劳动力交换行为的普遍程度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两个因素，直接决定了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工资水平，进而影响这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意愿；区域产业结构，如前所说，其决定这区域内劳动力的布局和劳动力水平结构的分布。不同产业结构对人才需求、各类型人才需求的数量显然不同。西部地区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就决定了在西部地区普遍需求的是一般性劳动力，而非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此外，区域内的信息通达性、分配模式这些都是与经济框架内与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所相关的影响因子。

（二）与民族文化心理相关的影响因子

历史上，封闭、保守是形容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所惯用的表述，理性观之，这种概括显然不足取，然而，传统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且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其不仅表现在言行举止上、衣着服饰上，最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在历史的演进中已渗透并内核于少数民族个体内心深处。不容否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尊重长辈、保护水源地、保护植物、崇拜某种动物等习俗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不排除其中的某些传统，譬如说不与外族人通婚、订娃娃亲、早婚、不远行、食戒等习俗确实或多或少的影响到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选择；不仅如此，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对长辈、对父母的尊重是一以贯之，且绝对顺从的，而由于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代际之间在思想观念上，行为方式上都有会诸多不同的地方，基于这种情况，少数民族大学生，其长辈（父母）对大学生子女的干预，也使得他们在就业选择上必须考虑长辈的建议，进而重新作出考虑，以致在某些行业内，在某些就业岗位上，造成了就业机会的散失，一方面造成了隐形失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其它非自愿性失业情况的出现。

（三）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影响因子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是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其实质为高等教育共性与特殊性的深层探讨。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高等教育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发展上的特殊性。发展水平的特殊性，发展规模的特殊性，发展层次的特殊性，发展质量上的特殊性，发展结构的特殊性，发展效益的特殊性。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水平，进而就形成了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劳动者个统一人力资本的价值差异；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决定着其人才培养的规模，对劳动力市场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塑成有直接影响；高校发展层次决定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决定了各层次人才输出的多寡，如本、专科生的输出，硕士、博士生的输出，这些不同层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各有不同；发展结构直接决定人才培养的结构，即以哪一类型的的人才培养为主，或初级应用性技术人员，或专业性高层次人才等，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同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吻合，这是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发展效益直接决定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既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促动能力，譬如说对GDP的拉动等。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对学生素质的提升，创新思维的养成，终身学习品质的培养，生实践能力的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引导都与大学生就业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与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影响因子，共同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框架内作用于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

三、促进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综合机制

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不单纯是供过于求或者供小于求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矛盾丛生的问题。于非综合机制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想见的，故此，我们基于综合机制构建的角度，从如下一些方面提出思考：

（一）强化政府政策引导

政策作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为方式，其对大学生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促动力。西部地区大学生生就业的特殊性和影响因子表明，在强化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政策引导的过程中，首先，应继续推进并扩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形成对西部地区人才和智力的扶持，促成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整体水平的提高；其次，加大西部地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相关保障，使大学生直接面向基础就业，提高当地的村民自治水平，形成科学文化发展的活力；再次，推动西部地区三支一扶计划的深化发展，切实提高西部地区的教师水平，进而提升教育质量；此外，强化对西部地区高校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在大学生创业政策上、资金落实保障进一步完善，使大学生自主创业得以真正发展；最后，保障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落实，促成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的发展，盘活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资源，服务于西部大学生就业的大局，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二）加强高校教育指导

就业力是大学生就业的核心要素，而就业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故此，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是必然之势。首先，调整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使高等教育在层次上符合区域劳动力市场对的人才需求；其次，整合区域内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依据西部地区人才需求实际，加强农林、医学、师范等类别的人才优先发展；再次，优化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使其同区域人才需求相适应，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大地促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改革区域内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对市场的人才需求进行合理的科学的预见，进而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合理的调整，是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在解决毕业生就业的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提高社会服务保障

大学生的充分就业，离不开社会服务保障机制的作用。这其中，社会服务保障机制运行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故此，创新西部地区社会服务体系和就业保障制度是为必要。首先，加强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立法保护，完善《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的权力和义务，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服务保障；其次，提升劳动就业保障部门的工作实效。在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由国家的统招统分转型为今天面向市场的自主选的的时代，为适应这种就业转型的需要，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就业指导中心纷纷建立，但其工作实效还有待考证；再次，转变社会就业指导机构的职能，变传统的招聘会举办，就业信息为长期的职业指导和职业规划，促成大学生就业程序的规范和完善，宣传就业相关法规，甄别虚假信息，尽可能地使大学生就业市场获得完善，将大学生摩擦性失业降到最低程度。

作者简介

篇2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劳动力市场；西方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

引言

自从1936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就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连个大的体系，而长期以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思想都贯穿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并且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这个重大的问题与传统的西方古典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二者之间分明的鸿沟甚至都相互冲突。

1.西方宏观经济学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评述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合同，而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同于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场，这是由于其特殊性存在而造成的结果。而往往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企业内部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与发展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阐述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派尔雷，其被阐释为一个企业中，它劳动力的定价通过管理规则以及程序来决定的。并且它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雇佣稳定性，简而言之，就是高水平职位往往由内部晋升的员工大批量占有，并且分配程序都是根据所制定的程序来支配的。并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出现：在职培训、技术的特殊性以及习惯法则等。而这些特殊的技能对一些发展中的企业而言，往往非常重要。

1.2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宏观经济学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释了工资条上的刚性，把企业对惯例的调整视为工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市场的供求关系因素只能对工资的决定存在阻碍。

近年来，关于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新情况时候，比如美国自80年代中期的公司缩减规模，导致了失业的增加；而日本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员，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如何能够从理论上看待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走向与变化规律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比较有前瞻性的观点认为，企业裁员有较大规模的增长确实标志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衰减与劳动力市场外部的倾向的增强，并且预测可能未来的时间厘米那，直接由市场媒介的雇佣关系将会逐步取代内部拉动力市场，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后福特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的周期大大缩短。

2.关于劳动力市场两派的不同论述

2.1 西方古典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关于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通常会涉及到对工资效率即所谓的工资决定论的阐述。而西方古典学派认为，在工资决定论方面，工资为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对劳动力市场最早的阐述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尔后亚当斯密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而且认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而不同于其它的商品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力时间来决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其形成与决定也同样受到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的制约，而且这种竞争因素的作用也使得价格在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

其次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涉及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西方古典学派在“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已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分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就业水平时候，就已经不存在失业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在这样的古典模型中，由于工资条的刚性已消失，并且其完全的伸缩性，当失业这种不良的经济现象出现时候，往往能够通过降低货币工资来降低实际工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因此西方古典学派认为仅仅依靠市场，货币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弹性空间，从而经济也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从经济学模型的角度来看，就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饿曲线交点，不仅决定了充分就业的总产量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

2.2 凯恩斯学派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在承认了古典学派的部分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凯恩斯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比如其认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稍微有提高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这样的观点往往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在进行工资协议的时候，对于工会与资本家双方所规定的只能是货币工资，至于实际工资出现的波动还要由另外的一些因素来决定比如很关键的价格水平，因此凯恩斯学派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供给函数的观点，即劳动者具有“货币幻觉”因此劳动的供给量是货币工资的函数，而并不是古典学派认为的实际工资的函数。

2.3 二者的共融点与分歧所在

关于二者的共融点，首先两个学派都认为“劳动需求为实际工资的函数”这样是一个真命题，而且关于就业量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实际工资相应却减少，关于这样的观点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但是双方存在的分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对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概念，古典学派认为其未曾有之，而凯恩斯学派坚信这样概念的存在，即信息的不完全。并且对于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关系而言，古典学派认为价格水平与货币工资涨落幅度十分具有弹性，而凯恩斯学派认为要降低实际工资，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水平（P）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

3.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对失业率造成的影响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了价格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而往往现今西欧大部分国家所出现的失业率恐慌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不无关系。

3.1 宏观经济政策对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

关于欧洲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因为目前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后，失业率周期性的增长就会演变会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某些国家实施的严格保障就业的法规只会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难找到新的工作。同时，他们失业时间愈长会导致有兴趣雇佣他们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会放弃从失业工人中进行挑选。此外，由于这些失业工人无法有效地抑制工资弹性，从而使就业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最终成了“结构性”失业者。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问题，欧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坚持，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率的产生。

4.结语

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如何能够更好的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规律结合并合理的运用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而且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防止市场出现过度通胀或萧条状态出现。（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斯诺登等. 与经济学大师对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杨俊青,刘姗姗.劳动经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篇3

一、序论

1.提出中心论题;

2，说明写作意图。

二、本论

(一)培育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建筑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创造了宏观环境;

2.建筑产品市场的形成，对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3.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为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建筑行业用工特殊性的内在要求。

(二)目前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现状

1.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2.有市无场的隐形市场;

3.易进难出的畸形市场;

4.交易无序的自发市场。

(三)培育和完善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1.统一思想认识，变自发交易为自觉调控;

2.加快建章立制，变无序交易为规范交易;

3.健全市场网络，变隐形交易为有形交易;

4.调整经营结构，变个别流动为队伍流动;

5，深化用工改革，变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

三、结论

1，概述当前的建筑劳动力市场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呼应开头的序言。

篇4

[关键词]相对人口过剩；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矛盾；供求错位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23-01

一、中国失业现状分析

失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2012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称，全球劳动力市场在经过连续3年的危机状况之后，在当前经济活动有可能继续恶化的前景之下，全球至少有2亿人失业。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转轨时期，就业问题是这一时期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2013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压力凸显，面临“最难就业年”。当前劳动力市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压力大。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第三则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使更多人口能够加入就业大军，成为我国目前首要任务。

二、从马克思失业理论分析我国当前失业原因

我国现阶段的失业问题，一方面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与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普遍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特定阶段，我国的失业问题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具有特殊性原因。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及供求关系的矛盾

正如《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的积累过程当中，伴随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得以提高，必然出现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和劳动力供给的日益增长。我国的人口规模大、增长快，这样一来，必然造成我国城乡劳动力供给超过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社会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这一原理与马克思所阐述的相对过剩人口是一致的。

（二）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低收入、高就业”模式，导致人员富余过多，效率低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为增强竞争力，进行改革，减员增效，造成了一定的就业压力。

（三）结构性矛盾导致供求错位

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即就业难与用工紧张并存的现象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另外，农民工就业成本上升和就业观念变化，正在使一些岗位丧失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原因外，就业能力是制约就业率的最大障碍。其他如“高校扩招造成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就业指导缺乏”、“就业信息不充分”以及“片面的就业观念”也是造成就业难的长期原因。

三、对策建议

依据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减少失业人口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增加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多渠道就业。十报告指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经济的发展能带来就业容量的增加，但不同产业的增加量不同。研究表明，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多达1000个。因此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2 扩大劳动力输出规模。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低的国情，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很大改变，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将劳动力输入到国际市场，能大大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3 大力发展技能培训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技能培训教育体系，培养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多是由于知识结构、专业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的，解决这一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规范技能培训市场。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研究可为解决当前我国的失业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但由于中国的失业有其特殊性，所以在实践中还应该合理地将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来共同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

篇5

关键词:成人教育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

如果把成人教育机构比作一个工厂,那么它的发展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材料市场,即生源市场;另一个是产品市场,即劳动力市场。当某类职业的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认同时,这个信息会使潜在的受教育者产生到成人教育机构学习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而成人教育机构通过自己的培养手段,使其毕业生得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从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机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一、成人教育要为劳动力市场服务

成人教育要围绕着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种类和数量的需求量来展开,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的确定人才供给和人才培训。就人才市场而言,任何一类人才短缺,都只能是暂时的。这就要求培训机构要及时的经常性的搞一些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并根据劳动力市场上各专业工种的供求关系变化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培训计划和科目设置,市场环境下的成人教育机构有着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特殊性,它既是服务机构,又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它既要取得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的社会效益,也要谋求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必须要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有计划,有理性的开展。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成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土之木,闭门造车,必然会走向失败。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众多的培训机构不约而同的搞“扎堆式”的教学,即社会什么类型的人才最抢手就从事该类人才的培训,早开始的自然会收到一定的效益,跟风而上的只能是赔本赚吆喝。本世纪初,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专业技术人才一路走红,譬如数控机床、汽车维修、焊工等高级技术更是抢手,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已有人开出年薪15万的天价。正因为社会有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于是各类培训学校,培训机构应运而生,着实火了一阵子。然而,好久不长,随着各类培训学校的不断涌现,优胜劣汰的法则逐渐显示出它是无处不在的,火爆的培训行业亦是如此。一些规模小,培训项目单一的学校由于找不到学员而纷纷倒闭。

二、劳动力市场对成人教育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就业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统包统配制向劳动力市场转变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目前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自身的局限,再加上一些计划经济的痼疾还没有得到完全根除,因此,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许多分割状态。主要表现为:一是城乡分割。由于城乡居民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居于低端的状态。二是行业分割。一些高待遇的行业或企业人为设置障碍阻止非本系统的人员自由进入。三是体制分割。一般在企业内部存在着两种用工制度:一种是工作相对稳定的“正式员工”,另一种是“临时工”。这两种员工在工资、福利、医疗、退休等方面都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四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整体上被分割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是由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人才市场,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由于设置了高文凭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经堵住了其他人员的进阶之路,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性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城乡分割、行业分割、体制分割等现象应该说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都带来了影响。但相比而言,对成人教育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由这些分割所造成的低端工作领域的劳动者大都是农民工和城镇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及其子女正是成人教育的教育或培训对象。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则直接在教育领域内部造成了分化,形成了对成人教育的歧视,使成人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成为二流教育。

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进入机制来说,目前由于人才市场设置了极高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阻断了成人教育毕业生进入的可能。但是,普通教育的毕业生却可以以“高职低就”的方式通畅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借助于社会的“学历偏好”,还可以取得好的工作或者高的薪酬。这样就形成了普通教育对成人教育的“挤兑”效应。

由于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上述种种现象,不仅使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通过接受成人教育来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希望破灭,反而给成人教育带来了有可能成为“阶级再制”工具的危险。人们对成人教育丧失信心后,反过来又会把希望寄托在普通教育身上,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已趋病态的“文凭热”,造成教育过度与浪费,给受教育者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机会成本。因此,市场分割不但对成人教育本身造成了歧视,而且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效率,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吸引力。

正确对成人进行评估,正确看待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相对地位,正确取舍公平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急需的“职业教育理性”。只有具备了这个理性,才能知道劳动力市场和成人教育自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者眼前可为,何者长远可为。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为成人教育的发展找出现实的路径。

三、对成人教育发展的几条建议

1、适当控制发展规模,稳步提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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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户籍隔离管制；城乡分割；制度性樊篱；城乡统一市场；连锁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不仅是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尽快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需要，也是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就业矛盾全面缓解的客观要求。那么，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的湖南，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如何？“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怎样消除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不利影响，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城乡统一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呢？在此，笔者试为求解这一系列现实问题作一点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

一、湖南劳动力市场发育现状的实证分析

1995年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1～2002年立项课题“‘十五’湖南城乡就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三（批准号：201076B ）

步完善，我省劳动力市场伴随劳动力供需双方选择性的增强，体系已初步建立，机制正逐渐形成，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开始显现。据资料介绍与实地调查，在各级政府劳动部门的精心规划与政策引导下，我省以劳务输出、职业介绍、就业培训、技能开发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多元社会化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已基本形成，并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劳动者就业竞争能力增强等方面已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资料表明，仅2001年全省县以上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就已举办各种形式的劳动力供求见面洽谈会2200多场次，有近10万家用人单位，携带56.11万个就业岗位，主动进入劳动力市场挑选劳动力；全年有87.03万城乡劳动者主动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门路，其中企业下岗职工20.7万人，城镇失业人员26.09万人，其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发挥中介作用，已帮助近30万有求职愿望的劳动者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其职业介绍成功率达34％。同时，全年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为广大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64万多人次，为全省10多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了就业培训和转业训练，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全省劳动力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省就业压力的有效缓解。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就整体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市场运作机制不够健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加之“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制度刚性的负面影响，使全省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仍然受到种种“制度性壁垒”的阻碍，导致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发育中还存在不少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

——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这里讲的“城乡分割”，不仅指劳动力交换场所在空间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在运作机制上的制度性城乡分割，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交换中至今未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因而二者在就业方式上仍然存在种种制度性壁垒。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就业，一般相应地建立了比较稳定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而农村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应地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更谈不上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等项社会保险；二是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统计失业率时，仍仅仅考虑了城镇这一块。也就是说，至今农村劳动力即使在劳动统计上的“国民待遇”也还未得到真正落实。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根本无法获得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为其提供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等项服务，而只能游离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在体制的边缘和狭缝中求职业、谋生存。

——劳动力市场体系的覆盖半径短小，市场组织形态的规模不经济。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公平竞争与非歧视等市场规则不完备，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搜寻、处置成本及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且使城乡分割的各类“小市场”彼此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造成各个被分割了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其覆盖半径无法获得应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仅不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有效转移，而且使得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话。

由此可见，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运作机制扭曲和城乡分割的严重问题，且导致这些问题的成因无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不够规范的政府行为是造成市场机制扭曲的一个直接原因。近年来，我省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省政府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若干政策规定（30条）出台以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不仅支撑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非公有制经济对全省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非公有制企业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在效率原则驱使下，考虑到城市非技能型劳动力的价格（市场工资）往往高出农民工许多，且不如农民工吃苦耐劳，其管理难度相对较大的现实情况，更乐于招聘使用农民工。从而，导致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难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经济高增长与城镇高失业并存的奇特现象。一些政府部门为扭转这一格局，缓解城镇失业压力，又重新捡起了带“歧视性”的行政手段，一边清退农民工，并从政策上人为抬高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门槛”，一边又大大提高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收费标准，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业“优先”聘用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这一系列消极的“反失业”举措，其实质是因政府行为失范而带来的一种针对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政策，同时也是我国户籍管理与就业制度改革的一种逆转，既严重破坏了就业竞争的公平公正性，又导致我省就业机制出现新的扭曲。

其二，“城乡户籍隔离管制”的制度刚性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主因。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各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行政性控制虽有所松动，但由于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时紧时松的问题。特别是传统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与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的惯性影响，导致即使已经长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也无法顺利转变成永久性迁移的市民，而只能边缘化地处于城乡分割的市场狭缝中四处“漂流”。

据对我省部分市州劳动力市场运作情况的实地调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主要是一种制度性分割，其消极后果主要是三点：一是使全省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移，既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又妨碍了全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广大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动力，进而严重阻碍我省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影响了全省就业机会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并制约了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而使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处理等问题的解决，均已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三是迫使进城农民远离劳动力市场体外“漂流”，并导致“灰色劳动力市场”盛行和不正当就业竞争加剧，从而反过来加大了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难度。

二、构建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培育劳动力要素市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无论它交换与否，始终附着于劳动者个人身上。因而，劳动力的商品交换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交换。一般说来，我们不把劳动力交换称为“卖买”，而通常称之为“让渡”。这样，劳动力市场自然也是一种带特殊性的要素市场。它在履行场内交换时，所让渡的是一种依附于劳动者自身的劳动力。故严格地说，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让渡劳动力的场所及其让渡过程的一系列“游戏规则”的总和。通常，我们将前者称之为劳动力的有形市场，将后者称作无形的市场机制。

正因为如此，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之所谓“城乡统一”，并非要求进行劳动力交换（让渡）的有形场所在时空上要一致起来，而主要指在劳动力交换（让渡）过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必须实行统一的“游戏规则”，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垒”，更不能对某一群体有所“歧视”。

可见，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构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决于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能否冲破。即能不能消除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这两项传统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后，其正面效应是否大于负面影响。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上述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早已明确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包括平等的劳动权和居住权等。实行传统的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和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这一事实上的“身份歧视”政策显然有违“国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从改革发展的趋势看，缩小城乡和全体劳动者的身份差别，实现市场供给主体的公平公正竞争，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总趋势。同时随着我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改变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原始转移方式。三是破除传统的城乡户籍管理和有差别的福利保障制度，不仅是逐步消除城乡与工农“两大差别”的需要，也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且改革和创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创新收益主要体现在：其一，有利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缓解农村就业矛盾，并提高我省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镇化进程，推动全省产业升级和二、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就业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镇劳动者就业的替代压力，促使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在转变就业观念的同时，通过培训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可见，从我省实际出发，尽快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导思想与原则

“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思想是：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尽快形成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扩大城乡就业，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发，在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湖南省情，顺应全省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和总体要求，在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发展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其基本原则是：①统筹兼顾原则。今后，我省在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过程中，必须把城镇就业与农村就业一并考虑。特别是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必须城乡统筹兼顾，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镇就业垄断”，更不允许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采取“歧视性政策”；②宏观调控原则。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经常性调查，及时掌握全省劳动力资源的供求数量、供求结构及其城乡分布状况，并适时采取经济的和政策的措施，从宏观上合理调控城乡失业率，以尽量避免矛盾冲突；③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当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失业压力较大时，全省各级政府要通过积极的就业投入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以提高全省经济增长的就业密度，并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投入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和民营企业。当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比较充分，市场供求处于均衡时，我们又必须注重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以提高用人单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益，并尽可能裁减企业冗员，促进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三）基本思路与目标模式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与原则，我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级劳动部门抽调专门力量，认真开展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预测，并对各大产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的需求作出科学预测，在澄清劳动力供需底子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力供需的动态模型，为培育全省统一劳动力市场提供现实依据。

第二步，对全省现有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及其服务机构（包括职业介绍中心、乡镇劳动服务站）进行电脑联网，以畅通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传输渠道，并切实做到全省信息资源共享。同时，顺应加快城镇化的需要，为促进小城镇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扶持县乡两级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建设，使之尽快成为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有形载体和可靠基础。

第三步，切实深化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农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业地入户登记、农用土地合理流转和无差别的福利保障等项制度，从而消除妨碍全省城乡劳动力流动、转移的种种制度性壁垒，为尽快建立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四步，在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寻处置成本，优化劳动力供求信息传输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覆盖半径，从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级各类“小市场”，通过现代信息传输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实现联网运作。

本着这一基本思路，笔者主张，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应选择为：覆盖半径大、组织成本低，且劳动力供求信息搜寻渠道畅通、传递方式先进的“劳动力连锁超市”。

三、促进城乡统一市场发育的政策取向及对策

（一）政策取向

众所周知，劳动力的配置与再配置，以劳动力的流动为必要条件。能不能建立起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尽快形成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机制，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樊篱”。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篱在妨碍着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拆除这些“樊篱”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们认为，也许其最大的“樊篱”即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伴随而来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已成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过程中，阻碍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交换与选择的一种“超经济的行政性强制”。因此，今后我们拆除这一樊篱，破除“超经济的行政性强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彻底消除城乡界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别。今后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基点，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使城乡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与自主择业，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成为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

（二）对策措施

为拆除有碍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的樊篱，冲破不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育的制度性壁垒，促进全省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认为，必须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第一，尽快建立起有权威和全省统一劳动力供需信息的搜寻与组织系统及其管理制度。据问卷调查，目前，影响全省城乡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实现就业再就业愿望的因素很多，除个人主观原因（包括就业观念、文化技术素质等）外，户籍与地域限制、择业自由、用人单位进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构成主要障碍。然而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劳动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据对湖南省益阳市近1000名农业剩余劳动力和近200名企业下岗职工的抽样调查，分别有40％的农民和25％的下岗职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适合我做”，还有35％的人认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时间、开支和精力太大”。可见，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下，劳动力供需信息机制运作的状况如何，对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和转移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适应市场取向就业制度改革的需要，为发挥城乡统一市场对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必须切实抓好劳动力供需信息搜寻的网络建设，并通过对全省城乡广泛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与需求预测，及时掌握其供求状况。同时，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交流、传播与咨询工作，发挥信息的引导作用，为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优良的信息服务。此外，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建立全省城乡统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统与制度上，从而依靠信息机制的传导功能来模糊各“小市场”的边际，延伸市场覆盖半径，以冲破劳动力市场行政分割与城乡分离的种种制度性樊篱。

第二，矫正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发挥全省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催化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以及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经济包括劳动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宏观调控包括社会失业率的调控，都要在市场有序运作的基础上进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目标模式——“连锁超市”模式，要求冲破户籍管理的城乡分割。为此，不仅要改变政府是用人主体这一“角色错位”状况，而且要创新户籍管理与社会保障等项制度，使城乡劳动者能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和职业选择。这就要求我们矫正过来扭曲了的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迅速改变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劳动部门的职责不是管理哪些单位或哪些劳动者，而是要通过户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提供使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能够有序运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综合运用法制、经济和信息的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社会失业率和规范市场行为上来。

第三，在健全市场服务机构、搞好相关制度创新基础上，冲破城乡分割的制度性樊篱，统筹兼顾城乡就业。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城乡的就业矛盾十分严峻，公开失业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突出，运用统一市场促进全省就业矛盾的缓解已迫在眉睫。适应这一形势，在我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把健全市场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制度创新，作为完善“统一市场”机制的着力点，因势利导，促进全省城乡劳动力“连锁超市”的尽快形成。为此，一是要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省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联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二是要注重市场法制建设，通过立法确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执法规范劳动力市场运作秩序。三是要大力进行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等项制度创新，通过消除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提高城乡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和就业竞争

能力，从而为尽快实现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合龙并轨，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政性障碍，扭转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传统格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符钢战：《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我省劳动力市场供求透视》，《湖南劳动保障》，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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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强调了扩大内需的必要性，而扩大内需就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不到40％，在全世界算相当低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是有人提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不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当前我们讨论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前提基本不存在；二是一些人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初次分配应交给市场配置，那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近乎一个“伪命题”；三是一些人认为工资水平只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密切相关，与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扯不上边。在中国推行集体谈判是“奢谈”，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应当永远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仅仅是单个工人对个别雇主的契约关系。

对收入分配问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争论是好事，有助于我们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也谈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占比高了还是低了?根据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51.4％，2007年为39.74％，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中，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而在2007年，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

我赞同不能仅仅把劳动报酬的占比作为研究收入分配的重点。因为劳动报酬里面还包括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相对高收入者的收入。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看分配，与1990年代初期比，还要考虑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我认为实际上20多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第二，解决收入分配是不是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2010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讲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经济学家问我，你一直主张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今天忽然提出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是市场决定的。不错，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干预初次分配，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处在转型过程中，不能把一次分配市场化程度估计得太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完善，而培育健全的市场，政府是有责任的。解决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政府至少在四个方面要负责。

一是农民工工资在初次分配中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丁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差别最大的东莞，甚至不到30％。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000亿至5000亿元，大大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

城乡分割的户籍手段，与户籍密切关联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城乡分割，长期割裂了劳动力市场。显然，改革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的责任。

二是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在讨论垄断行业收入的时候也有些人说：垄断行业效益好，职工工资高。但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同、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丁资并不是南其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商，从业者受教育年限较长，付出成本较高。因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应较高。

中国现在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深化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三是初次分配过程中集体协商机制不健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自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公约后，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调整企业工资福利的通，有规则。但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集体谈判并不仅仅有为工人增加工资的作用，它实际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双方集体讨价还价的机制。

四是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例如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多份调查材料显示，强制超时加班、泛用学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伤事故、无视劳动保护条件等违法违规的事情经常发生，许多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得不到落实。拖欠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至今时有所闻。

仅我提到的这四个方面就说明，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当然，我们二次分配也有不少问题，政府在社会保障、税收体制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这方面分歧意见不大，我就不多说了。

我确实也很担心，由于前一段普通劳动者工资过低，一些人提出用行政的办法来提高工资，首先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其次是民营企业的工资增长不得低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等。这么搞就坏了。考公务员已经是千军万马闯独木桥了，国有垄断企业已经工资过高，民营企业千差万别，企业经济效益好了是应该用来买先进设备扩大再生产，还是应该搞新产品开发?建立正常的集体谈判机制远比政府制定工资增长指标好。

第三，劳动力市场有没有特殊性?一些经济学者在谈工资问题时，仅仅把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认为就是靠供求关系来确定。但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只简单用供求关系来分析。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其他商品，交换之后，所有权与使用权就发生转移了。但是我如果雇人到我的企业工作，还是要通过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或技术人员自身来支配他的劳动力。这一点决定了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关系，电就是劳动关系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过程，还一直延续到企业的生产过程，其他任何商品都没有这一特性。

篇8

关键词：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力市场；就业

近年来，“用工荒”逐年升级，许多用工单位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而与此同时，我国又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许多职业培训机构培训的学员经过了专业培训，并且取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却不能顺利就业。笔者从事职业教育多年，经过不断探索，认为职业培训机构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教学，能够提高职业技能培训效果，从而增加学员就业率。

一、职业培训要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在产业升级中，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从劳动力市场分析看，大部分的岗位应该由技术型、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也就是由职校毕业生和职业培训机构培养的学员来承担。如果这些岗位由研究、开发和设计型的本科、研究生层次的人才承担，就会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企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招聘的劳动力是由岗位决定的，而不是泛泛地录用，其针对性是由国内外商品市场决定的。

二、要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兴行业、职业不断涌现，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那种认为职业培训机构学员对口就业的观念已经过时，应当引导学员转变就业观念，就业时不唯专业对口，在允许的范围内宽口径就业。首先是就业，然后才是发展，也就是说先是岗位决定人，有了一定工作阅历后，才是人选择岗位。

三、职业教育要以实训为主

职业培训机构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教育应由注重知识转为注重能力，培养学员职业胜任力，强调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操作技能。到职业培训机构来培训的多数学员，文化底子比较薄，他们对理论课不太感兴趣；另一个原因，他们上职业培训机构的目的就是想学一技之长，好去就业。

四、加强职业教师队伍建设

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培训机构要积极开展骨干教师的业务培训，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生产一线进行专业实践与考察，或者到高等学校进修，增强教师的直接工作经验，培养“双师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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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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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交易双方的特殊性，雇佣者和求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发生，并导致资源误配置(郑伦卫，2003)；有的学者认为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着实际就业水平。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信誉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郭艳茹、徐钧，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信息障碍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匹配供需能力的主要因素。信息不充分不仅会导致失业时间延长，而且会增加劳动供需双方的风险，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使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实现(高谋洲，2003)。此外，近几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较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当前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加大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制约就业市场的发展，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劳动力资源采取了“统包统配”、统一安排就业的行政性配置方式。在长达3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基本上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职业介绍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力市场才逐步形成。但至今，在全部生产要素市场中，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不完善和不健全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增加

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不断增加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口增长高峰惯性的作用；二是劳动力参与率仍维持较高水平。1996-2005年间，我国人口数由1996年的122389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130756万人，增加了8367万人，年均增加人数约836.7万人。经济活动人口也由1996年的69765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77877万人。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在给我国就业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成为我国最为丰富的、最有竞争力的经济资源。

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劳动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力参与水平的提高，加剧了我国劳动力供需矛盾。1996年末，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为57％，之后逐步上升到2005年末的59.56％，可见我国劳动参与率在世界上属于高水平之列。

(二)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下降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就业弹性降低。所谓就业弹性，就是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在同样经济增长速度下，就业弹性越大，所能够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少、越弱。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12，即国民经济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就业总量增加0.12个百分点。这比80年代平均0.32的就业弹性已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7的就业弹性有较大的差距。而在1996-2005年间，我国的就业弹性由1996年的0.14下降到2005年的0.08，最低点为2005年的0.08，平均就业弹性为0.1255，每年净增加的就业机会由885万个减少到625万个，最低点为2005年的625万个。可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

(三)劳动力供求缺口拉大，供求结构不对称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求缺口拉大，总量供大于求，而且许多专家地研究都表明，在未来数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持续地供大于求。如原新、黄乾在2000年《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对劳动就业的挑战》一文中总结出：乐观的估计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持续30余年，其中最严重的时间是2000-2005年，过剩劳动力达1.54亿人，年均剩余3000余万人。2035年以后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根本扭转。可以看出，他们的预测与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是符合的。

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结构也不对称。因此，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业。高技能、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各技术等级的技术工人呈供不应求态势，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者尤受青睐。有关人士预测，今后我国知识型、复合型的具有中、高级技能的技术工人将更加走俏，而大量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则明显供过于求。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表现在：第一，在劳动力供应方面，选择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二，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已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需要劳动力的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第三，中国开始从“量”的高速增长路线，转为“质”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劳动力需求也从“量的需求”转向“质的需求”。

二、信息不对称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由英国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和美国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rey)在信息经济学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它用以说明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的不对称分布对于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斯彭斯(Spence)等就把这一理论引入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领域。信息的不对称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时间，从发生的时间上看，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二是内容，从内容上来看，信息不对称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知识和信息，分别称为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

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交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未获得完全清楚的信息；第二，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第三，交易双方对于各自在信息占有方面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这种对相关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导致在交

易完成前后分别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它们严重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市场交易的停顿。以劳动力就业市场分析为例，由于信息在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就业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

所谓“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指某一市场上劣质品排斥优质品的现象，其实质是一种市场失败或市场无效，它属于事前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Akerlof)在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逆向选择理论认为，劣质品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取代”优质品，主要存在三个条件：一是买主不知道商品的真实质量；二是劣质品的生产成本低于优质品，具有相对价格优势；三是劣质品可以伪装成优质品，且伪装后的总成本不会高于买主所出的平均价格。

在非对称信息环境中掌握信息多、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掌握信息少、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换句话说，也就是“知情人”是人，而“不知情人”是委托人。由于劳动力市场交易双方的特殊性，作为劳动力市场构成要素的需求方、供给方在市场上的表现为：雇主(委托人)拥有确定的、丰足的工作信息，但并不能获得相关求职者的全部信息；而求职者(人)往往不能得到相关职业的可靠充分的信息，也不可能将个人全部情况告诉雇主。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与雇员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有关雇员能力方面的信息，如果雇主无法获取更多信息，就只能根据雇员平均能力为依据制定统一的工资标准，这最终将导致劳动力市场逆向选择问题。这是因为统一的工资标准会使得高素质雇员觉得工资过低而离开劳动力市场，剩下的是一些能力较低的雇员。反过来，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雇主能确切掌握每位雇员的能力，就可能为不同能力的雇员支付不同的工资，从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这不但对雇主、雇员有利，而且对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起到极大的作用。

(二)劳动力市场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也可称为败德行为，是指经济人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效用或其他人效用的行为，是一种事后信息不对称。具体到劳动力市场上，道德风险是指在签订合同以后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在雇员工作努力程度这个问题上信息是不对称的。只要雇主无法从雇员的工作成果中推知其确切的努力程度，雇员就会有偷懒的动机，因为努力工作对雇员来说是负效用(付出劳动后体力和脑力疲惫)。雇员可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而对雇主不利的较低努力水平为雇主工作，从而出现道德风险，将导致生产的低效率。

三、信息不对称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低下

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信息都是不对称的。

1、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雇主与雇员是一组最基本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第一，雇员和雇主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例如有些雇员为了更好地包装自己，制作了精美的推荐材料，将个人优秀的一面凸现出来，而将本人薄弱或不足的方面进行“包装”；而某些雇主，为吸引优秀雇员，也将单位的情况进行“包装”，制作了漂亮的宣传海报，许以丰厚的待遇，很多雇员难以掌握其完整的信息，签约后才发现上当受骗。第二，雇员和雇主之间信息不畅通。一些用人单位招聘人员的信息如岗位、人数等，由于公布渠道的不同，使得很多雇员不能及时了解；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习惯于政府举行的供需见面会或人才市场的招聘专场，对求职者的分布情况和专业水平等没有较充分的认识，造成双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2、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在：用人单位的发展状况，对人才需求的量、质，政府未能充分掌握；政府要规划当地经济发展的计划，做出相关策略，用人单位也是不能充分了解，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二)信息不对称使社会运行成本加大

1、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高消费现象

人才高消费是指由于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和使用上，不切实际地盲目招揽和囤积高层次人才，从而造成人才闲置和浪费的不良现象。产生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雇主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人才高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就业市场中，雇主对应聘者的真实信息掌握得不多，而相对来说每位应聘者对自己的真实信息掌握更为确切，于是，雇主和应聘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大多数就业市场中，当雇主要招聘一名雇员时，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即使在雇用后也不能立即了解他的能力，雇主对求职者缺乏了解，缺乏完全的信息。为了使他能胜任工作就要进行专业培训，这就意味着，雇用一个人是一项投资决定，又由于事先雇主并不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因而雇主的决定就成了一种风险投资。为减少这种风险，雇主会采用一些辅方法来识别人才，如历史查询、知识测验、面试、情景模拟、心理测验和劳动技能测验等。但这就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势必会造成招聘成本的增加，这是雇主所不愿的。如果对应聘者采用边试用边考察的方法，一旦应聘人员落选，用人单位又要花费大笔的培训费，经受磨合期时间损失，甚至可能出现的商业机密泄露等，这是雇主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为减少风险，同时又能简洁、经济，雇主对应聘者学历的要求就提高了，因为他们相信文凭越高能力就越强。于是，就出现了需要中专生做的事就要求大专生来做，大专生能做的事就要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做，从而导致了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发生。再加上当前人才市场供求失衡，雇主掌握着较大的选择自，使得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2、劳动力为获得有利信号，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膨胀

信号传递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显示个人能力的信号，能为雇主提供一个区分雇员能力的信号作用，从而使得雇员的资源得到合理、优化的配置。有了这一信息传递的作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雇主把教育程度当作录取员工的先决条件。一般情况下，雇主通过雇员不同的教育程度支付工资，这应该是一种均衡，也没有效率的损失。但问题是，毕业文凭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有缺陷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和信号而不是作为获得技能的证据，与其他所有市场信号一样，以大学文凭作为衡量尺度也会带来“统计歧视”的负作用，实际上“重文凭”是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雇主所作的一种不得已的次佳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作用，个人为获取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有利信号，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逐渐膨胀。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中心居民储蓄消费意愿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的7％

的比重。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无限需求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近几年来，一些地区初中生报考职业高中、职业中专的人数已越来越少，而报考普通高中的则越来越多，高中生报考高等职业教育的很少，有些“落第”的学生宁愿参加复读也不进入职业高等学校。这种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不但使得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而且造成教育系统资源配置失衡，使得整个教育系统效率低下。

3、劳动力市场信息对高等院校供给行为的影响

在以计划方式配置教育资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完全可以漠视个人和企业的要求，仅仅按照政府的行政命令行事，但随着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确立，高等教育必须及时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反馈信息来应对个人和企业的需求压力，调整自己的供给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知道，个人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信息是：文凭越高越好找工作，于是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膨胀。而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上的企业获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对比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在雇用人才上有优势，较容易获取更高层次的人才，但人才的过度教育会导致员工满意度下降，对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利，这样，企业仍然觉得缺乏合适的人才，而向高等学校施加需求压力。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企业因为长期很难找到人才，也会向政府要人才，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会落在高校的头上。于是高校面临着入口和出口的双重压力而扩招。其实，高校扩招还有其自身的利益。由于在一定程度下，高校存在着规模经济，即招收更多的学生却不一定要增加更多的成本，因而高校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因此，近几年来高校呈现出强烈的扩张现象。

然而，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是要受办学条件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制约的，短期内过快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很可能带来教育质量下降和毕业生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并不缺少大学生，而是缺少适合市场需要的大学生。在这种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还会产生用人单位选拔人才的搜寻成本加大的问题。此外，还可能导致整个劳动力市场工资下降，劳动力市场新的逆向选择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出现。

四、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传播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在不对称的劳动力信息市场，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和盲目性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失灵――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样，就很有必要借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由于政府有着自己的机构、人员和自身的宏观性等优势使得它掌握着最全面的信息，因此政府应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指导，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保证信息如实、充分的传递。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以鉴别、评估、承认各种资质认证，如劳动力需求方的身份认证、信用水平认证、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认证、从业资格和水平认证，权威的评估和鉴定是政府传递教育信息的重要方式。有了这一项，就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许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伪造文凭、假文凭、假证书等问题。其次，政府应专门成立一个信息部门，负责把包括各个学校、各个企业、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准确信息建成数据库，并随时更新。做到准确、快速地为劳动力市场中信息需求者传递所需信息，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误导的情况。最后，破除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的制度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前劳动力市场是一种体制性人为分割的市场，因户籍、人事、档案、住房、保障等制度的不合理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使得大量的人才囤积于大、中、发达城市而不愿到一些落后的城市、县镇工作，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发达地区人才高消费，欠发达地区人才短缺的现状。由于这个扭曲的信息诱发了个人向高等教育的深度发展，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不合理配置。所以，应改革传统的人事制度，使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并加快户籍、档案、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体系。

(二)劳动力市场做好中介、协调和信息充分传递的职能

为了更好地向企业和求职者服务，保证信息传递的顺畅、准确和真实，劳动力市场要充分发挥其中介、协调管理和信息沟通、建设的职能。

(1)劳动力市场自己需有对各类文凭、证书评估鉴定的机构。这种方便企业鉴定的行为大量的减轻了企业的鉴定成本，并对造假、伪造者起到震慑作用，为信息的准确传递创造条件。

(2)做好协调和管理职能。劳动力市场作为中介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较为充分，在充分考虑双方要求和现实条件下，可以作为双方利益的代言人，介入双方的运作过程，从而实现双方关系的相互协调。此外，对于进场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要有严格的资质审核制度，一旦发觉用人单位只招不聘或者以招聘幌子行违法勾当就给以严惩，不但要将其清理出场，还要向社会公布这些不守诚信的单位名单，以规范就业市场并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和具有连续性。

(3)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应要求就业市场参与主体充分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提供真实的市场信号，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蔽信息，并对提供误导信息的进行处罚。可利用媒体面向社会公布毕业生供求的详细情况。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主导作用，为供求双方更好地服务。一方面要向应聘者介绍用人单位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向企业推荐应聘者，让用人单位和应聘者双方的相关信息能得以充分的沟通。劳动力市场在这当中就可以扮演了一个“红娘”的角色，使二者相互了解对方的需要，促成双方的合作，达到“双赢”。

(三)企业要有适合本单位的信息识别方法

劳动力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雇主处于不利地位。很多用人单位仅通过阅览毕业生简历的简单方法来判断其能力的高低，或一味追求高学历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这样会助长虚假信息的泛滥。用人单位可以增加面试、笔试等形式与应聘者进行更多的了解与沟通。例如现在的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了实习或是试用的方法，先给雇员3-6个月的试用期，在这段时间里，通过观察、试用来测试其能力最后才决定是否雇用。虽然大多数企业都普遍采用看简历、面试、笔试、试用等一系列识别劳动力信息的方法，但是各个企业的做法必须适合自己的现实情况，才能减少识别信息的成本和增加获取真实信息的概率。

(四)求职者的自我准备

求职者自己还应该摆正心态，认清形势，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确立适当目标，加大就业信息的收集、开发力度，掌握求职技巧；应充分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以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藏信息，向雇主传递有效的信号，让雇主通过这些信号相信自己是值得雇用的好员工。在利用多种渠道加大收集就业信息的同时，还应注意树立和培养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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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篇12

［关键词］ 贸易自由化 制造业 劳动者就业与报酬 劳动者收入比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进展。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的GDP快速增长，我国劳动者报酬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贸易使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价格上升，而使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价格下降，进而会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丰裕要素劳动力报酬应该提高而资本报酬下降，可近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却持续下降。这使得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贸易自由化的作用，贸易究竟能否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如果可以，那为什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与S-S定理所述的不一致呢？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对外贸易的开展会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下降，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试着从理论上说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影响，并以我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加以检验。

二、文献回顾

古典的贸易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在阐述自由贸易作用的时候，都以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为假设条件，将要素的数量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贸易后要素会在部门间自由流动，从而贸易自由化只可能引起要素配置的变动与要素价格的涨跌，而不会就业的变化，因而这些研究只关注贸易后要素价格的变动。Stolper-Samuelson（1941） 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指出对外贸易会带来一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并引起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上升，并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

S-S定理是基于劳动力可充分就业这个假设所展开的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的数量也并非是衡定不变的。为更好地分析贸易自由化后，一国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变动，经济学家们把劳动要素数量可变性纳入了分析模型；同时，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充分就业的假设。Rybczynski（1955）认为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两种中的一种要素数量增加，那么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产出增加而另一种产品的产出减少。如果增加的是劳动力要素，那么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虽然不会导致要素价格变化，但是会促进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Dombusch，Fische和 Samuelson(1977)考察了要素数量变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出口产品是劳动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要素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劳动者的相对报酬下降，但是对于总体劳动者的收入是得到了提高，这是由就业的增加所带来。

贸易自由化究竟对我国劳动者报酬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现有的一些文献虽有不同角度的探讨,但却未能做出全面的、系统的和富有逻辑的解答,本文在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影响的时候，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中国现实中的贸易政策的选择行为提供一个有别于传统角度的解释。

三、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理论分析

本章首先回顾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一般模式即S-S定理。继而本文针对我国要素市场的特征寻找一个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特殊模式，用以正确描述我国贸易自由化与劳动者就业、报酬之间存在的关系。

1.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报酬、就业的一般模式――S-S模型

根据H-O定理，对外贸易会使本国较为便宜的产品受到国外较高价格的刺激而大量出口，从而价格上涨；本国较高价格的产品受到国外较低价格的冲击而价格下跌。继而S-S阐述了贸易自由化对要素价格的作用机制，它认为贸易自由化首先引起出口产品价格上升，继而导致该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上升，并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

2.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特殊模式

古典贸易理论是以不变的要素禀赋并且假定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为前提而做出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会夸大贸易自由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与现实情况产生脱节，而且又看不到贸易自由化对要素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贸易自由化还有可能带来就业效应。因而我们在寻找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特殊模式的时候，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对上述假设条件做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提高新模式对我国的解释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特征是新的劳动力不断增长，而且劳动力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失业现象较为严重。据此我们逐一分析劳动力存在失业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和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1）劳动力存在失业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由于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一方面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得不到安置；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城镇劳动力失业大范围存在。在这种存在失业的经济体中，贸易自由化又将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建立要素充分利用条件下的埃奇沃斯盒OXLOMK，X和M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它们又分别是这个国家的出口与进口产品；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OXOM曲线是一条生产契约线，E点为贸易展开前的均衡点，F点为贸易开展后的均衡点，相比E点，F点处生产X和M产品的资本劳动比都上升了，即K/L上升了提高了，意味着贸易后该国资本要素增加了，而劳动力相对变少了，这会引起资本要素的收益下降，劳动力的工资会上升。现我们假定劳动市场上存在失业，只需添加一条新的生产契约线OXOM'。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人数用 LL'的距离表示。贸易自由化之前，生产的均衡点位于E点；贸易自由化之后，劳动密集产品X的生产将扩大，从而使得原先失业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生产契约线从OXOM扩展到OXOM'，新的生产均衡点运动到了点G。在G处，M产品的要素投入比也即资本/劳动力的比例与F点一样，而由于X产品吸收了较多的失业劳动力，因而要素的投入比低于F点但高于E点。从劳动力的价格来看，G点的报酬相比E点要来得高，但是小于F点。可见，自由贸易在失业情形下对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作用并不是很显著，但是贸易在这里最主要的贡献是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失业者在现有的工资水平或者略有上涨的工资水平上实现了就业。

（2）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S-S定理固定了要素的数量，如果放松要素数量恒定的条件，贸易自由化又将对劳动力的报酬与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在图1的基础上，做略微的改动。

LL'部分是新增的劳动力供给，OXOM'是新的生产契约线。E、F点分别代表要素禀赋不变条件下贸易前后的生产均衡点。若这是一个小国，贸易自由化之后劳动力供给增加，增量为LL'，则该国的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报酬保持不变，新的生产均衡点位于OXF的延长线上的某一点，可以令它在G点处。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大国（如我国），该国若想维持原有的产品价格，维持原有的要素价格水平，那么必定会使部分劳动者失业。即使是将全部的资源投入到X部门，即新的生产点将移到D点，此时的失业人口为DOM'的距离；该国若希望所有的劳动力实现就业，则新的生产点只能设在OM'处，也即该国将所有要素用于X产品的生产，那么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将比F处低。据此我们得出结论，一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将会给要素价格带来负面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使劳动力价格降低的同时也会促进新增劳动力的就业。

四、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对外贸易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而我国的贸易主要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较低，因此选择制造业的劳动者报酬作为研究的对象。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参照《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制造业的分类，整理、归纳出20个细分行业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1999―2008年这20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消除异方差和单位的影响，对所涉及数据取自然对数处理。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性，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固定系数变截距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1.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建立

（1）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贸易自由化的以贸易规模的扩大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因而我们在实证分析时采用对外贸易总额以及进、出口额对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行度量，用字母分别表示为TD、IM、EX。

（2）劳动者就业、报酬的衡量指标

在劳动力增长或存在失业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不是十分明显，在某劳动力增长过快或失业过于严重的情形下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报酬的下降。如果我们仅选取劳动者的工资变化来衡量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这是极其片面的。在此我们选取 “劳动者收入比例”来衡量劳动者的就业与报酬。也即各行业劳动者报酬总额占该行业增加值的比值，用字母Sl表示。

2.模型的构建

我们借助成本函数来构建实证的方程，因为在长期企业可以依据产品价格、要素价格来调整他们投入的要素数量，以实现成本的最低。在此我们借鉴Diewert(1974) 的超越对数函数形式表示成本函数，其方程如下：

事实上，也即我们上文所讲的劳动者收入比例Sl。

所以式子进一步改写成

在此我们研究的是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收入比例的影响，因而将产出Y替代成对外贸易总额或者进出口贸易额。同时考虑到利率r受我国国家宏观调控程度较高变动性较强，实证分析时虽克服了这个难点，采用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r的值，但是lnr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将它剔除。最终的回归方程又加入了两个新的变量，即劳动生产率（用PD代表）和劳均资本（用PC代表）。前者我们用制造业细分部门的工业增加值与该部门劳动者人数比来衡量，全部数据取自于《中国工业经济年鉴》相关各年；后者我们用制造业各细分部门的资本存量与劳动者人数比来衡量，全部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年鉴》相关各年。

最终的实证方程我们确定为：

3.实证结果

表1是对于我国制造业20个细分部门劳动者收入比例的实证结果。在模型1-3中，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各细分部门劳动者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即Sl与劳动者工资w的相关系数为正，但是相关系数极小，也就是说工资的变动仅能引起劳动者收入比例小幅的提高。Sl与对外贸易总额（TD）、出口贸易额（EX）之间的相关系数也为正数，但是进口贸易额（IM）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TD对Sl的作用系数为0.829， EX与Sl的相关系数为1.345，因而对外贸易更加显著地促进劳动者收入比例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Sl的影响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工业增加值的提高，但是由于劳动市场的刚性供给，劳动者的工资并不会得到上涨。劳动资本与Sl之间呈现负相关性，劳均资本的提高也无益于Sl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存量的提高会导致更多的工业增加值流向资本，为资本带来更丰厚的回报，从而相对降低劳动者收入比例。

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我国制造业各细分部门出口贸易的扩大更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收入比例，而且这样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贸易后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通过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表现出来，因为工资提高仅能引起劳动者收入比例小幅提高。

五、结论与政策

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导致了这一比例的下降。由于我国一些外生因素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一般作用机制在我国并不奏效，但这并不等于说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的就业与报酬没有积极作用。实际上由于我国要素市场的特殊性，导致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福利的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大量失业劳动力以及新增劳动力的存在，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福利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就业人数，而非表现在提高劳动者工资上。

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与措施。

1.继续坚定不行移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导致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福利的改善形式发生了变化，贸易自由化在我国并非如S-S所言的会大大提高充裕要素即劳动力的报酬，而是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失业的和新增的劳动力实现就业。自由贸易符合我国的利益，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坚持比较优势原则，贸易自由化最终是有利于增进和改善劳动者福利的。

2.降低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者准入门槛

我国劳动力的总量巨大，新增劳动力规模庞大。可以看到过高的劳动参与率会加剧就业竞争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不上涨。因而适当拔高劳动力的准入门槛，对初次就业的劳动者推行强制性准入资格制度，无论是在年龄还是在技能储备上都要实行严格把控。唯有如此，才能控制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参与率，才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实现进入良性竞争。

3.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吸收剩余劳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农业从业人员剩余过多，工业就业比重提升空间很有限，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过多的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导致工业经济部门的就业已经饱和直至出现多余，这干扰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工资的正常提升。因而我们应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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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如何看待当前劳动力市场

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后，就业的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减少。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88个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从2001年的0.75大幅度逐年回升，并持续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剧下降到0.85，系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我国实体经济增长显著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的减速，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失业率上升得到证实，很显然，其性质属于直接受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周期性失业率。我们可以利用有关分析机构提供的采购经理指数（简称PMI）的情况来理解这个性质。PMI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先行指标。它主要通过企业调查，将以下五类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即企业的新定单情况，存货水平，生产情况，供应情况以及就业环境等。一般认为，PMI在50以上表明经济处于上升的区域，而低于50则表明经济处于收缩。考虑到PMI的先行性，因此，它是预测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走向的一个有用指标。从PMI中的产出指数与就业指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来看（图1），它们从相对景气的水平上同时下跌到50以下，从而证明了当前失业率的周期性质。

图12008年下半年的周期性失业

资料来源：MarkitEconomics《CLSA中国制造业PMI报告》,2008年12月1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仅比2007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形不尽相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一项样本为7139个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在2288个经济活动人口中，有215人符合失业的定义，据此推算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4%（汝信等主编，2008）。这个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采用更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指标，及时反映了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以引起决策者对周期性失业的关注。此外，这个关于调查失业率估算的优点，还在于它把农民工的失业状况首次包括进来，而这在正式的统计中和以往的调查中是一个缺项。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如果以这个调查的结果推断整体，并不令人十分信服，应该说高估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首先，这个调查的样本量太小，难以推断整体。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及工作地点截然分离的就业群体，他们在地区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因此，把他们混在一个仅7000人的样本中，实在无法具有任何代表性。

其次，农民工的抽样是难度极大的，该调查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确信其具有对农民工的代表性，尤其是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处于下滑区间的时候，农民工又是最先遭到冲击的群体，就业损失最为严重。如果在城镇调查的抽样中高估（或低估）了他们的比重，在正常的年景中就会低估（或高估）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危机年景则会高估（或低估）城镇调查失业率。

最后，根据调查失业的定义，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态通常难以精确判定。面对农民工群体，我们常常难以精确地区分失业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简单把失去某一项工作看作失业，与调查失业率的概念是不符的。

怎样估计就业冲击程度

认识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判断失业严重的程度，从而正确地制订应对政策，的确需要借助失业率指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统计信息相对复杂，不了解统计定义就难以准确理解。因此，我们先从关于失业的统计谈起。

我们通常从公开的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在2003年以前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这是因为当时在城镇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他们不被统计在登记失业中。但是，2003年以后，由于实现了下岗人员与登记失业并轨，这个指标对城镇就业状况的反映程度就提高了。不过，登记失业仍然有一些条件，如达到退休年龄的不再登记，没有当地户口的不予登记，那些不愿意登记或暂时没有登记意愿的人，即使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自然也没有被统计在内。

根据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一个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因而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针对16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他们就处于失业状态：（1）调查周内未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即就业不到一小时）；（2）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现规定调查时点之后两周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3）某一特定期间（现规定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否则，如果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就属于就业；如果不符合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特点，这个调查范围仅仅能够包括少量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常住人口，所以它主要还是反映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情况。可惜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可以计算该指标的调查项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关于调查失业率数字。

我们在（图2）中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组数字，前者是国家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后者则是我们估算的。鉴于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意义以及不同的来源，特别是由于一些数字带有估计的性质，这里的失业率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有胜于无的参考信息。从图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3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直至2008年再次上升到4.2%。由于登记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失业者必须自愿主动进行登记，才可以反映在整体登记失业人群之中，城镇就业在2008年较晚时期才开始遭遇明显的就业冲击，因此，该指标对就业市场的状况反映相对迟钝一些。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用调查失业率作为一种补充，以便更全面和及时地认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变化。

图2两种城镇失业率的统计和估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作者估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我们可以间接计算城镇调查失业率。1997-2005年期间为实际计算数字，2006年及以后为估算数字（在图2中用虚线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虽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数字，但指出近年来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并且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左右。以此作为估算的依据，我们在2006年和2007年登记失业率的基础上加1个百分点，作为调查失业率的估计值。

我们估计200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即偏离了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相差1个百分点的规律，比2007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关于这个估计有两个依据。第一，根据对美国经济中采购经理指数（PMI）与失业率关系的经验，根据中国2008年后期PMI的下降情况，我们推算了失业率可能的提高程度。第二，根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的出口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影响（Green,2008），以及“奥肯法则”显示的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推算出的失业率提高幅度也大致如此。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估计并不精确，但是也不失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美国PMI与失业的关系也好，美国经验形成的奥肯法则也好，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形。但是，中国与美国相异之处通常表现在前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殊性，而这主要影响自然失业部分。鉴于此次失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所以，用美国经验印证中国在经济下滑情况下失业率的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至于谈到农民工遭受的就业冲击，根据农业部调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农民工2000余万，占1.3亿的15.3%。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了2008年因出口下降而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量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我们的判断是，迄今这些岗位损失主要压在农民工身上，这是因为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外向型企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雇用的主要是农民工，而且解雇农民工的制度成本很低。这样的话，看上去我们的估计就与农业部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

这两个数字的接近纯属偶然。实际上，我们还利用投入产出表还估计了投资和消费对2008年就业的拉动效果，两者都是正数，形成的该年度总就业是净增长的（图3）。不过，我们并不尝试把这个推算的结果与有关部门公布的就业增长数量进行一致性比较。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拟中，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就业效果都是理论数值，即按照常规的系数关系，相关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就业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但是企业实际应对的方式可以不同，例如他们并不采取立即裁员的办法，因此实际结果并不一定符合理论模拟。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前述估计，即认为城镇劳动力所受经济危机影响，一方面是因房地产等行业滑坡，及其通过产业关联关系使前向和后向产业遭到冲击以后才发生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如表现为大学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难等现象。到2008年底，城镇失业的增加可以用前述1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所包括。

图3就业受三大需求因素影响的分解（2008年）

资料来源：张华初、王德文、蔡昉《抵御就业冲击的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模拟分析》，2009年备忘录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中国虽然已经接近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尾声，但是，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仍然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依照劳动经济学教义，劳动力市场状态无非三种，即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比教科书上所讲的这三种类型要丰富得多，我们分别描述如下。

1．城镇正规就业。主要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大多数从未经历过下岗或失业，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一些相对正规的新兴部门就业。他们具有稳定的劳动合同、法定的社会保障网络、随着工作年限而逐年提高的工资。宏观经济遇到危机的冲击时，他们总是最后被裁员的，他们的工资甚至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其工资刚性来自于制度性的保护；对于某些新兴的非公有企业来说，工资刚性则来自于效率工资。如果忽视细节上的差异而仅仅以单位的注册类型来划分的话，这类就业人群占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约40%。而按照某些更有针对性的定义来划分，城镇户籍就业人口中大约60%-70%属于这个正规就业群体。

2．城镇正规失业。主要形式是登记失业，即在拥有本地户籍身份的前提下，享有进行失业登记，从而在规定的时期中取得失业保险金的权利。除此之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为同一群体提供更加保底的社会安全网。在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情况下，各种瞄准到企业、社区、个人和家庭的就业扶助措施，也主要针对这些有本地户口的人群。在2008年4.2%的登记失业率下，这个登记失业群体大约有886万人。

3．非正规就业。他们的特点是在非正规的部门，如一些用工不规范的个体、私人企业，以及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经济活动；或者在正规的部门却不享有正规劳动待遇，如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工资低于市场决定的水平，没有加入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城镇居民中一部分经历过下岗或失业的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成长劳动力目前处于这种状态，大约为全部城镇户籍就业者的30%-40%。不过，由于具有本地户口，他们通常可以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地方性的就业扶助。

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比例就更高了，据调查大约在2/3以上。目前，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中，那些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已经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另一部分则具有更强的流动性，统计对他们的捕捉能力有限。但是，无论是否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大都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迄今为止也难以被纳入登记失业统计和就业扶助对象之中。此外，本地和外地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也具有这样的非正规性质。

4．农业就业。在二元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来自于农业中的剩余。由于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每当发生经济周期，城市对劳动力需求降低时，劳动力转移就会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农民工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村就业的不充分、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可以被划分为常住务农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两个部分。常住务农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1.78亿-2.28亿之间，他们呈现出年龄偏大的特点，只有18.8%在30岁以下，而81.2%超过31岁。至于返乡劳动力，在常规的情况下是个体行为，即有来有去，他们的年龄结构大致与上述常住务农劳动力相似。然而，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返乡行为，则是以成批成群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返乡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接近于外出农民工，即61.3%年龄在30岁以下，38.7%超过31岁。

这种劳动力回流现象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说，由于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已经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因此，这些相对年轻的劳动力返乡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许多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了承包土地，其中年轻劳动力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加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完善，就业机会不足和社会保护不充分，会使他们陷入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和生计境况。

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几个就业群体的划分，可以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错综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岗位人员的多样化。例如，对全国88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显示，在城市职业介绍市场上，寻职者的构成十分多样化和分散化，没有哪些组成部分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历年分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就业转失业人员占17%，本市农村人员占15%，其他失业人员占13%，在业人员占5%，失业青年占22%。外埠人员占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虽然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组特定人群制订相应的就业扶助，或者分别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但是，除了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这个普遍有效的举措之外，并不能指望用某种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手段来一揽子解决所有群体的失业问题。

自200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

1．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16个非农业部门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产业的GDP拉动效果与就业拉动效果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实际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225。中央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实施的产业振兴规划，通常以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重化工业部门为关注重点，对于替代房地产等行业不振影响到的对上下游产业的需求，预期能够产生显著的拉动效果。而对于吸纳就业效果最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利用上述投资计划的地方和民间配套投资，以及减税、减负等财政手段给予扶持。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的大好时机，包括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形成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是青年劳动者。在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3．保持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

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图4），我们发现1991年—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历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下同）是11.9%，1997年—2002年是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平均增长8.4%，2003年之后又达到了11%。但是，在上述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正规就业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是可以补回来的。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图4经济增长表现与就业渠道消长

篇14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就业形势,并非以劳动力市场冲击这种简单和单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就业冲击与劳动力短缺、农民工返乡与回城、失业率上升与下降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展现。如果不加分析地追循瞬息万变的表面现象,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大势。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就业状况瞬息万变,总体劳动力市场压力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等等。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认识2010年的就业形势?

在经济回稳的背景下,如何认识2010年就业形势?笔者认为可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分析框架来寻找答案。

观察变化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

人们注意到,关于农民工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官方的信息发生多次变化。从2009年年初到9月份,分别有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返乡农民工的96%已经回城就业,以及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等消息,经过官方渠道。从一个时间序列看,这些消息串联起来,足以构成了农民工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

我们可以运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解说上述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既然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农民工,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虽然户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经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异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户分离使得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由于春节在即,提前返乡也是合乎逻辑的。

农民工的形成是因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村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有需求的劳动力。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他们难以回到农村的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回城寻职。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于承受不起长期失业,他们抓住任何就业机会的愿望比城市劳动者要迫切得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轮效应的经济刺激方案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地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状态。

无论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的持续增加,各国经济的初步复苏,还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扩展到更多的产业,经济增长总会或多或少回到它的轨道上来,周期性失业问题也会相应缓解。这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链条上再加上一条,即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比如说圣诞节订货单的增加,都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例如,最近广东的东莞也发生了民工荒,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已经从最低时的0.76回升到1.51。

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公共服务机会的城乡差别,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就业对经济周期的反映是通过以下机制进行的。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一方面,是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失业者一边领取失业保险一边积极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劳动者因工作难找和工资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也会通过获得工作机会的容易程度和工资水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唤回来,甚至吸引新的经济活动人口,社会总体劳动参与率提高,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但是,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可见,人们所看到的农民工就业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民工荒与返乡潮的空间并存,合理的解释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框架中寻得。

认识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就业

2004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曾经有过切身感受与剧烈反应。而当全球范围金融危机以出口产品订货减少的方式,开始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时,劳动力市场剧烈波动现象则从相反的角度表现出来。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也许主要不是依靠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但是,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与就业相关的各种切身体验,恐怕比GDP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都来得更加及时、准确和重要。

在美国,联邦政府每个月都会公布就业形势的最新数字,主要指标分别是基于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得出的机构就业和失业信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选出的记者准时获得劳工统计局独家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并给予报道后,常常给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在中国的劳动力统计项目中,虽然同样包括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由于调查结果汇总和较慢,不能满足判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需要。通常,我们可以不定期地获得季度登记失业率,以及反应更加迟钝的在若干劳动力市场上收集的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是在相对迟缓的就业判断之下做出的。

随着用下岗补贴的方式进行失业保障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岗职工这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则转而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一年登记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4.3%。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同样地,在2008年以前,用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就业冲击中日益恢复的趋势,2007年和2008年高达0.98。但是,2008年开始的就业冲击导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到2009年第一季度为0.86。

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由里昂证券亚洲分部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别统计的PMI指数,广为关心宏观经济的人士所引述。这个指数在2008年骤跌之后,2009年年初开始回升,并分别于3月份和4月份超过了50这个基准线。此外,月度和季度的一系列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回暖。相应地,就业指标也应该有所反映。我们的猜测是,调查失业率和求人倍率在一季度之后,应该处于逐月恢复的势头。

值得讨论的是,应该如何认识就业指标,即这类指标究竟是宏观经济中的先行性指标,还是滞后性指标呢?众所周知,劳动力需求是一种引致性或派生性需求,是由经济增长本身引起的。更具体地说,认识中国特有的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

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面。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就曾经利用这种相关关系,根据1998年就业的“零增长”现象,质疑当年GDP增长率7.8%的真实性。与就业增长一起用来质疑经济增长率的指标还包括如用电量和运输量增长等。不过,撇开就业“零增长”是一个错误结论不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被用来间接佐证宏观经济的指标,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就业、能源使用、运输量等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十分大――当经济处于上行趋势时,这些投入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时,它们的跌落也格外显著。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以及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来说,经济高涨固然产生对于他们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这些就业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也就是说,非正规就业对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反应弹性,比稳定的正规就业要大,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认识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的就业在宏观经济中的位置和作用,理解变幻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是有很大助益的。

理解劳动力市场长期与短期特征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动,周期性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绝。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及其所放大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世纪以来,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稳定的城市化。开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不仅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城市化,从而呼唤户籍制度改革。

不过,户籍制度不是一张纸片。如果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就算农民工获得了名义上的城市户口,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因此,通过实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统一化和均等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啻为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拥而至带来的社会风险,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纳,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机会,不仅使市民化成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也达到了分享公共服务的市民化目的。这样推进的城市化,是稳定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城市化是培养人力资本,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治理自然失业的关键。2004年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性的,有其背后不可逆转的人口动因,意味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态势的根本性改变,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