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二、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篇2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方式 结构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澳]海因茨·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 唐宇华， 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2.

篇4

[关键词]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总产出；就业增长率；

一、引言

世贸组织机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现在越来越演化成一种程序之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达成一种均衡。国际贸易政策向强化双边贸易关系倾斜在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能力弱化时，另一类实惠的国际性合作机制开始快速发展，这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各国的发展中，国际贸易对决定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能力，以及一国经济地位的强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间交易日趋增加，各国都力图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这可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利用“两种资源”和打开“两个市场”经济战略思想的指导。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积极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并学会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使我国对外经贸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进出口总值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207.7亿美元，增长了30倍。2002年我国外贸总量已位居世界第5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近半。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上升新台阶，大进大出的格局基本形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3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1%。其中出口额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额4128亿美元，增长39.9%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在GDP增长中稳稳占据着三驾马车之一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可以说，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从而为进一步促进GDP稳定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总之，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都充分发挥了“发动机”效应，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基本上达成的共识。

但是，中国入世后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宽松，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区域经济集团会发挥更大优势的国际市场。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容量的扩张是有限的，特别是它无法满足旧经济行业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传统市场马上就将陷入饱和状态。如果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个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某项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产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中国—南非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节奏加快，从此中国步入“后WTO时代”。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据WTO统计，到2002年底，全球有255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中超过170个RTA已经实施。在所有RTA中双边FTA约占90%。至2003年4月底，WTO146个成员中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边FTA。2002年1月至2003年5月，全球新建立19个双边FTA，另有70多个双边或区域FTA正在谈判准备实施之中。WTO估计，按照目前的态势，到2005年底，全球RTA将到达300个。但是，相比而言，中国到目前为此，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了保持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逐步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性经济体制，我国除了继续通过参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获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更多机会之外，还应当积极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本文将先从理论上分析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定量分析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了衡量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使用总产出和就业增长率这两个指标来评价其影响。最后得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非常积极作用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写为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则指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签署FTA的实质就是双方根据各自的条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贸易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扩大开放程度，将一种受保护的贸易体制转向自由的贸易体制。这几年FTA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包括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而且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

FTA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由于自由贸易区域内成员相互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各成员间贸易增加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第二类是贸易自由化后，资源可以在区域内重新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用。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常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换效应”来描述第一类影响。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的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代替以及本国的低成本商品在贸易限制取消后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建立自由贸易区就可以减少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贸易需求，使区域内各成员的产业分工更加合理，进而推动各成员经济增长。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Y=C+I+G+X-M ( Y代表总产出，C代表居民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我们知道，出口对总产出有正向作用，进口对总产出有负向作用。如果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则总产出将增加；如果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则总产出将减少。就业与总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总产出增加，就业率将上升；总产出减少，就业率将下降。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这样区域内成员就可以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各成员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第二类影响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是指贸易规模扩大，使生产和流通产生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促进竞争效应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率。根据C-D生产函数Y=AγKαLβ( 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数量，A是技术水平)，我们知道，技术水平提高，总产出将增加。假定用市场效率来代指技术水平，则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就可以促进区域内的竞争，提高市场效率，进而促进区域内各成员总产出的增长。

三、实证分析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使协议双方之间的贸易尽可能的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直接度量为关税的下降，非关税措施和其它贸易限制的减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往往存在巨大差异，且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定量化存在困难，数据难以收集，因此许多经济学者用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来近似地表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进口渗透率（进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和出口导向率（出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1、总产出的计量经济模型

研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总产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Solow提出的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此模型把技术进步要素作为一个变量，体现出其他要素质量的提高使得相同数量的要素投入量具有不同的产出效果。生产函数模型为：

Yt=AγtKαtLβt

(1)

式中，Yt为T期的总产量，Kt是T期的资本存量，Lt是T期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参数α、β、γ分别是资本，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At是T期的技术水平，是随时间变化的量，根据Romer(1986)、Lucas(1988)等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用Hine和Wright(1998)创建的模型，即：

At=eλ(M/Y)ηt(X/Y)δt

(2)

式中M/Y为T期的进口渗透率，X/Y为T期的出口导向率，λ、η、δ为参数。

我们将(2)式代入(1)式，并对方程取对数，可推出总产出与进口渗透率，出口导向率，资本存量及劳动力数量的关系。据此可建立回归方程：

LnY=C(1)+C(2)Ln(M/Y)+C(3)Ln(X/Y)+C(4)LnK+C(5)LnL

(3)

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甘肃；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2.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45-03

1.引言

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进行较多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指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并认为功能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并向最有机会在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而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1969年戈德史密斯通过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和研究后认为：在一个较长的分析期内，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平行，在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超出平均水平的金融发展关系这种情况。1973年肖和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论述了金融市场的内生性缺陷，从而客观上对金融深化理论起到了补充作用。金和莱文在9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尽管不同的学者论述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紧密关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探讨和研究。孟猛（2003）通过运用包含误差修正项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从实证的角度得出：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之间存在供给导致的关系即发展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从长期角度看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史永东、武志（2002）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双向因果关系；沈坤荣、张成（2004）对金融的内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一部分，在调节经济促进发展上发挥正向作用，1991年证券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反映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和不规范。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和各种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大多是将中国金融业当作一个整体，很少注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本文以国内学者研究为基础，利用甘肃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数据，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检验甘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据此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2.指标和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取三个指标来衡量甘肃省的金融发展水平，第一个是金融相关率即C/GDP，其中C代表的是金融机构信贷总额，用它来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根据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的计算方法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率。我们在此选取存、贷款总额即信贷总额来代替金融资产总额，这是因为对甘肃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来说，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银行，而银行最主要的资产是存贷款，选取GDP来代替国民财富，这是因为GDP被通常认为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标，金融相关率越大，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也就越快。第二个指标是证券化程度指标S/GDP。它指的是证券市场市价总额与GDP之比，它是反映证券市场经济化程度的指标。证券市值应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的市值，由于股票市场在甘肃证券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同时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也难以查到全部证券的市值，所以我们把股票市场市值代替全部证券市值，而忽视了债券和基金市值的部分。第三个是保险经济化指标I/GDP，它指的是全部金融机构保费收入与GDP的比率。

除了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以外，我们还需建立经济增长的指标，在本文里，我们以实际GDP作为衡量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用GDP*表示；以每年的GDP*环比增长作为衡量本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指标，用RGDP*表示。表1是我们收集到的各项指标从1990年到2004年的具体数据。

2.S（股票市值）是各上市公司当年的股本*该只股票当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累计之和

3.C为甘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

数据来源：《甘肃统计年鉴》、《甘肃年鉴》、《甘肃金融年鉴》各期，新浪网、证券之星

3.计量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模型之前，我们先以直观的图表表示甘肃省RGDP*、C/GDP、S/GDP、I/GDP的变动趋势，如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甘肃省的RGDP*基本上保持不变，接近与一条平行与横轴的直线，但这也同时表明甘肃省的实际GDP保持着一个基本稳定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从1990年到2004年，甘肃省的实际GDP增长了3.5倍。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甘肃经济金融化程度、证券经济化程度、保险经济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经济金融化程度即金融相关率由1990年的151.10%提高到2004年的293.42%，净增142.32%；证券经济化程度有1994年的1.78%提高到2004年的16.43%，增长了9.2倍,保险经济化程度由1990年的0.84%提高到2004年的2.85%,增长了3.4倍。可见，在过去的15年中，经济和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图1所示，我们可以认为：

（1）甘肃省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因为随着实际经济的逐步稳定增长，经济金融化率是大幅度提高的。这说明甘肃省金融发展迅速，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加，金融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2）甘肃证券经济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关系。因为在1994~2004年，甘肃实际经济增长率呈不显著的上升趋势，而证券化程度先是快速上升，之后又大幅度地下跌。

（3）保险业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保险经济化程度是横轴上的一条水平线。这是因为甘肃地区保险市场起步较晚，保险业务规模小、保险公司数量少，居民对保险认同度不高。

根据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为了准确的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由于保险业务规模太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所以我们在模型中舍去了保险经济化程度这个变量，模型如下：

模型的Y表示经物价调整后的实际GDP也即GDP*，x1表示S/GDP，x2表示C/GDP，u表示随机扰动项。

4.相关检验与原因分析

按以上模型，利用甘肃省1990~200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看,方程的拟合度R2为0.9522,调整后的R2为0.9402，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这也说明了甘肃的金融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D.W＞du=1.36说明经广义差分变换后的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关于t检验，模型中x2的t绝对值较大，通过的可能性很大，而x1的t绝对值较小，通过的可能性小，这说明x2与GDP*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而x1与GDP*的线性关系是非显著的，表明股票市场对当地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这一结论与哈尔锐斯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即“在欠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非常弱的，而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水平的确有助于解释实际GDP的增长率。”股票市场对甘肃经济增长没起到很大的作用，其深刻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时间不长，甘肃省更短，直到1994年才有第一只股票“甘长风”上市，不规范的地方仍然很多；另一方面是股票交易与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股票市场上结构不合理，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股票市场没能成为反映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此外，上市公司质量较低，投机性很强，资金大部分被大股东占用，未能把资金用来促进自身发展进而推动甘肃经济发展。在回归模型中x2的系数为正的3.09,这说明经济金融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的；同时系数值为3.09,意味经济金融化程度每深化3.09个百分点,才能使得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这说明甘肃的经济是靠高信贷增长为支撑的，金融的“高投入，低产出”问题突出，资金配置效率不高。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经济金融化指标C/GDP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金融存在“高投入，低产出”问题。②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作用。③保险业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

针对以上结论, 我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1. 调整信贷结构，优化投资方向，提高银行资金的运用效率

银行在信贷支持上最主要的是做好信贷的有效调节。一方面要在量上进行调节，保证信贷资金的适量供应，另一方面要在结构上进行调节，保证资金的合理投向，确保资金高效运用。甘肃省银行业和政府要积极协作，加强产业、行业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把握发展趋势，拓展项目范围，统筹制定技改项目支持重点，石油、化工、钢铁等重工业以及旅游业，它们既是甘肃省的传统产业，又是甘肃的优势产业，商业银行应增加对其支持。同时，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环境下，商业银行应在保证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对基础建设的资金支持，并对资金流向、运用情况要进行严格监控，防止投入资金的挪用和流失，使得甘肃金融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

2. 积极发展、壮大、规范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目前，甘肃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规模不大，市场体系不健全。目前，只有19家上市公司，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4%，且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道德问题突出。因此要争取发展一些有潜力、运作良好的公司上市，并且积极推动本地区上市公司的重组，发挥其整合后的协同效应。同时要以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基础，培育储备一定数量的准上市公司，争取上市融资或借壳、买壳上市，充实资本市场。积极利用债券这一手段，鼓励企业发行融资债券，吸引社会下闲散资金。通过不断寻求融资新渠道，整合内外各种资源，为甘肃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增强证券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此外还须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制止上市公司、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

3. 促进保险市场快速发展

由于甘肃省保险业发展较慢，市场份额较小，因此甘肃省要有计划的批设一些新的保险公司，重点支持专业性养老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的设立，培育多元化的保险再市场，支持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参股后设立再保险公司。鼓励引导保险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拓展网上保险、远程理赔等新的服务方式，满足多层次的保险要求。同时要搞好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鼓励有经济能力的人参加保险，提高保险市场在甘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

4. 建立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平台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市场、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目前甘肃省中小企业规模小、资信低，可供抵押的物品少，财务制度不健全，而且中小企业贷款单笔数量不大，频率又高，这样使得省内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款单位管理费用高于对大企业的相对费用，出于盈利性和风险性原则的考虑，各商业银行不愿向其贷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些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机构，为有条件、有效益、有市场的中小企业进行担保，提高其社会信用能力和向银行的融资能力。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方面，尽管甘肃省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成立了一些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但是目前从担保公司的运营情况看，其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需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美]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美]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 周翔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4.

[3]周立. 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沈坤荣,张成.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 . 管理世界,2004,(07).

[5]史永东,武志.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预测,2003,(04).

[6]王满,余锐怀,杨二保.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5,(04).

[7]孟猛. 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对我国的实证分析[J] .2003,(01).

［作者简介］王晓鸿(1965-)，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金融理论与政策

程贵（1980-），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集约型；劳动力年增长率；投资年增长率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一般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或依靠扩大再生产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不注重改善经营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等而实现经济增长，即在人力资源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财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金利用率。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主的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量缩减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的系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如英国、韩国（如表1）。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怎样呢？我国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数据如表2所示，鉴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有限等原因数据从1995年开始。

表2反映出我国GDP年增长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劳动力年增长率除1998年数据异常外，总体上保持平稳。投资年增长率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2001年之前呈波动状态，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不明显，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为主或粗放型为主。但是，2001年之后投资增长率明显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明显，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宏观经济总体处于一种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2001～2007年，我国GDP增长高位运行且增值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更是达到了11.5%。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的高增长也付出了代价。从资源要素的投入量看，产出效率是比较低的。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54%。200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都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要求降低的幅度。2007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地显现出来，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环境突发事件增多，使得经济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这种情况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政策建议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艰巨。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1、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大，但层次低，大多为生活服务业。因此要着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加快迈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步伐。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如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2、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因此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改变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力开发对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带动意义的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重点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开展安全生产技术、工业节水技术、节能技术、高效利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抓紧研究制定专项规划，确定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措施，加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促进节能减排

1、重视源头控制。把节能评估、环境评价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门槛，实行耗能产品最低能效标准，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加快建立新开工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建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全面推进节能减排项目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打下良好基础。以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农村农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为重点，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管理控制，着力督促重点耗能排污企业节能减排。把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的管控和治理上。抓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能耗居高不下的问题；加大对高耗能行业企业的检查监督；对全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严查监控，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和削减目标责任制。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建议制定专项制度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应用节能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及设备，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加大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限期治理的力度，使企业形成内在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其次，建立循环经济的试点和示范工程，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最后，区、县（市）政府应加强对县域经济的规划和政策引导，在招商引资中慎重选择项目，坚决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落户。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积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三）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财税政策，调整污染收费政策，促进“两高一资”产品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成本。

1、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把技术水平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把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节约用地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条件，达不到最低能效和排放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建设。对新上项目，按照国家“上大压小、扶优汰劣、有保有压”政策，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程序。

2、加快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的改革。市财税部门综合运用财政资金、财税政策、财税服务等手段，支持企业转变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促进节能减排。最近，国家在实行“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之后，又推出了“绿色贷款”，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应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控制污染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先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加快推进污染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中的杠杆作用。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杨建功.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J].经济师,2007(7).

篇7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然而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这些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二、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

篇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且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人们长期对大自然的掠夺破坏了生态，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越迅速，环境污染就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越来越严峻。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一方面要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二者的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既对立又统一，人们要积极探索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契合点，以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目前，发达国家基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虽然对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有所认识，但并没有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且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不仅破坏了环境，还制约了经济的循环增长和持续发展。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必须合理客观的分析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现状。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都是在不断的增长，但是这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比如，城市的扩张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可是也造成了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这就引发了城市的环境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必须注重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要注重环境的保护。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2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的途径

2.1以财政政策为基础

在指定财政政策时，应当将经济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指定，以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财政政策的合理科学的制定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财政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环境的保护。政策的制定中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将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增长的和谐。实现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2.2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在发展工业时应当走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道路。东部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应该加快科学发展创新速度，不断进行结构优化，对现有的高耗能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升级改造，大力发展清洁生产的设备以及工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所以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资金投入和较少，环保意识也比较落后，所以在中西部地区不能进行先污染在治理的模式，不能放任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破坏，所以现在必须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帮助企业改进技术、引进污染治理设备，并建造污染治理设备，在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2.3加强政府的政策力度

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当冲充当主导地位，政府不仅要制定严格的标准来防止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加强环境的治理的执行力度，采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使用环保型设备和更清洁的能源，推动技术的创新和改革。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收取一些排污费来严格限制排放污染物。同时，对中西部应当加强控制，因为中西部由于经济的落后，会不考虑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恶化的后果，所以更容易进行抢夺性的发展，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所以，国家必须进行对中西部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监督当地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环境保护，从而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协调好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协调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发展。

2.4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与合理利用外资

在进行进出口贸易时，必须注意贸易的结构，大力倡导绿色贸易，对造成严重污染的商品，应该在进行贸易时采取关税政策或其他政策严格限制其出口，但是鼓励该商品的进口。坚决防止发达国家的污染转到我国，所以应当禁止进口有毒的商品或有害的生活垃圾。我们要通过降低出口资源型的产品的比重而是通过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来提升本国的贸易地位，也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吸引外资时也要注重对外资进行严格的监督与审查，对于资源节约型的外企，要进行一定的奖励，而对那些将污染企业转移到我国的企业要严格控制，坚决抵制这样的外商的进入。针对东部引进外资较多的现象，要减少资源密集型企业的引入，应该吸引高新技术的新型外资的进入。目前发达国家企业需要为环境污染企业的收取高昂的污染成本，所以不得不将这些企业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中来，所以我国要避免这种企业的引进。

3结语

篇9

【关键词】 循环经济 新经济增长点

经济增长点理论脱胎于法国学者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自1955年佩鲁提出“发展极”概念后,欧美学者用“增长极”或“增长点”发展了佩鲁的理论。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点的深入系统研究是在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和启动乏力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概括来讲,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一、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

对于经济增长点理论,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它来源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即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在经济体的每一处出现,因而需要选择增长的触发点,也就是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点实质上是经济体内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发展可以向外产生扩散和辐射,进而启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然而,在对抽象的经济增长点内涵进行具体表述时,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主要是在①对经济增长点是单一的产业因素(农贵新,1999、金培1998)还是产品、企业、产业、区域、技术等多点因素(郑吉伟,1997;张耀辉,2000;张辉、,2002;张国富,2006);②对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机理是否可归纳为消费热点(余健明,1996;张秀冰,1999); ③经济增长点主要立足于现在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傅德中,1998)还是放眼未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

二、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

对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了投入-产出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市场机制下的弹性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分析,试图建立起一套经济增长点选择标准的指标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产值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净出口增长率、消费量增长率、消费效益、政府支出增长率等指标的考察都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意义。相关的研究如王元京、张昌彩(1996)从产业关联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品等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九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与对策》的报告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弹性的预测,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方面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结论;农贵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产率的9个指标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选择的经济增长点是否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与社会结构调整相一致、与意识形态调整相一致、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满足供需平衡等。

综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们归纳了经济增长点选择的主要标准(傅德中,1998;张耀昌等,1999):(1)强劲的市场需求;(2)富有弹性、能有效适应市场需求扩大的潜在供给能力;(3)创新过程及良好的成长性;(4)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及带动效应;(5)强大的经济制度潜能;(6)国际竞争力强。

三、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研究经济增长点理论的目的不是讨论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存在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试图培育一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国内的经济学者们一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从生产力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为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供需互动三种形式(张耀辉,1999、2000);强调经济增长点的生产关系属性,特别是所有制属性的学者,如程必定“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具有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对全局经济发展又有较大带动和影响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种产业,一种行业,也可以是一种经济类型,一种经济组织。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徽蓬勃发展,占全省经济总量比例虽不大,但却日益显示出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体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途径往往是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动态地制定发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论上的分歧,学者们对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检视2007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被视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有:旅游业、生物质能源、文化产业、绿色经济、移动互联网、能源环保产业、民族医药、设计服务业、节能减排产业、休闲保健产业、国家级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区位优势、临空经济、物流金融、扩大内需、城轨经济、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会展经济、海洋经济、中药业、电子游戏产业、县域经济、生物产业、西部地区、内容产业、有机食品产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经济增长点涉及了产品、产业、区域、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甚至经济社会政策等内容,一方面反映了选择标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多成分、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问题上,必须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这就需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选择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最早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在这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概念逐渐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成为系统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钢铁占30%,水泥占54%。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煤炭生产国,成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使得资源环境对我国的约束全面增强。

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目前正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资源能源消耗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走过这一阶段时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利用,环境容量也还允许,但我国显然已经不具备这种条件。这种约束已经成为我国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必须考虑的因素。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德国引进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确定了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并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型社会等层次进行了循环经济实践。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论述。代表人物有吴季松、冯之浚、钱易、左铁镛、季昆森、齐建国、周宏春等人。内容涉及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则、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等。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很多争论,但用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线形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已经成为这些学者的共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我国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侧重点、实施原则、具体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规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依据。

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提出对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一些思考。

(1)新经济增长点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人们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精心选择和培育的结果。

(2)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3)循环经济模式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的方式。循环经济式工业化与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4)把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资源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

(5)把选择和培养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和抓手。

(6)产业方面: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节能建筑产业、环保产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等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共同构成高增长新经济产业集群。

(7)新农村建设方面,农业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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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素质偏低。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人口是第一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都与人口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源,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人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创造适宜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排放废物污染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限制其无节制的开发活动,以各种灾害施加报复,人口增长过快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人口剧增,教育跟不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法制观念薄弱,也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2.法制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的依据。

3.对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现阶段的某些经济活动中,决策人员没有充分认识生态规律,未能从环境的区域性、整体性和生物资源的潜在价值出发,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4.生产技术落后,环境资源过渡消耗和浪费。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不强,管理混乱,因而资源利用率低,废物的排放量大,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二、如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强化污染治理，推动结构调整进程。要保护环境资源，必须继续加强环境污染控制和进一步巩固“一控双达标”成果。一是要打击和惩处未经许可占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二是要加大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土小企业的关停取缔力度；三是强化现有企业的排污治理工作，把污染排放量减下来。从而在保持区域环境质量稳定趋好的基础上，把当前由产出效益低、污染严重的技术落后企业占用的环境资源腾出来，提供给潜力产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用，为新上调产项目提供排污容量。

2.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益。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是资源的管理者。当前，政府通过排污总量控制和对生产企业的排污达标控制来配置环境容量。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市场配置环境资源，可达到以最低费用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因此，为了减少行政手段配置环境资源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益低下、资源闲置等不经济的弊端，有必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省推广。我们认为，现阶段把排污权交易与排污达标控制结合起来实施，可对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一是有利于提高环境配置效益，为低污染、高收益企业扩大产业规模提供了一条扩大环境资源使用权的途径，促使排污权向单位环境损耗产出效益高的企业集中，从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收益和低污染产业方向倾斜；二是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收益企业排污，推动这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三是减少了污染物减排的投入。

3.加强环保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同其他资源一样，都有保质和增值的问题。一般来说，通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若能保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环境自净能力就会提高，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也就相应扩大，这就是对环境资源的保质和增值。反之，环境质量变差，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就会缩小，环境资源就会贬值。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是一种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也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引导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改变当前单纯依赖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模式。运用循环经济的思路，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包括废弃资源）流动为主线，研究如何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群集、关联产业互动等途径，把炼焦炉、冶金炉煤气利用与城市（镇）居民燃气改造结合起来，把煤矸石、废气、废水综合利用与工业小区生态型工业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产业与经济增长联动，解决当前企业群集引发的污染在部分区域趋强问题，逐步推动经济发展步入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

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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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苏省；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

江苏省作为我国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经济较为发达，经济实力在全国位居前列。一直以来，江苏省都对金融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观注，并且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项目。通过金融业的大力发展和金融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金融业发展逐渐成为江苏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现如今，金融业发展已经在江苏省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区域金融促进区域资本投入水平的上升。区域资本形成与积累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资本的积累又取决于资本产出率与储蓄的规模。金融资产由于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加上金融部门的融资机制的影响，促使储蓄向投资加快转移，因此区域金融发展大大促进了储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越好，其金融产品、金融机制的选择越多，人们投入金融业务发展的欲望也越强烈。因此，金融业越发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转化率越高，增加区域资本投入。

2.金融发展促进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为潜力的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创新。同时，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外部监管促使企业自身主动积极改善经营方式。所以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

（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1.区域经济对金融运行效率产生决定性作用基于现代货币信用经济，金融资源供需平衡取决于经济的基本状态。规模经济，促进规模的增长，金融资源供给和需求直接影响金融行业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效率的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

2.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对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产生影响金融资源只能够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方可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特殊资源，引导者其他经资源的分配。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负面的作用。

二、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一）区域金融差异

金融存款和贷款方面从2005~2012年，江苏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余额不断上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2012年年底，江苏存款贷款首次超过12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存款余额从1978年到2012年增长到75481.51亿元，规模扩大约1244倍，贷款余额从1978年到2012年增长到54412.30亿元，规模扩大约472倍，存贷款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此可见，江苏金融机构具有的资金实力也在不断增强，金融资产也处于扩张的阶段，逐渐适应江苏省经济对资金的需求。2.保费收入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江苏省增加了保费收入，并增加显著。到2012年，江苏省一共90家保险公司，数量比上年增加4家，比2005年增加1685家，从业人员从2005到2012年增加8.8万人。保费收入在2005年为437.34亿元，在2012年上升为1301.28亿元，增长率达到197.53%。

（二）区域经济差异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江苏省内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地区差异日益加剧。江苏省不同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国内生产总值（GDP）江苏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处于平稳增长的阶段，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均处于上升的时期，经济效益也获得明显的提高，经济增长较好。在2012年江苏省生产总值达到54058.22亿元，比2011年增长10.08%，人均GDP为68347亿元，比2011年增长9.7%。全年财政收入达到14843.89亿元，比2011年增长5.12%，进出口总值达到5480.93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54%，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1706.58亿元，比2011年增长20.49%。由此可见，江苏省整年的经济发展特点表现为：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增长结构有所改善，消费、投资、出口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财政收入明显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可见成效，经济增速良好。

（三）二者关系分析

1.金融存款和GDP随着金融机构贷款的不断积聚，在2005年至2012年间实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GDP的超越。通过相关性检验，测得二者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由此可见江苏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方GDP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2.贷款余额和GDP虽然金融机构贷款与GDP增长速率不尽相同，差距被逐渐拉大，但二者的发展趋势依然朝向相同的方向。经过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确定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江苏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地方GDP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3.保费收入和GDP2005年至2012年间，江苏省保费收入迎来飞跃式发展，而在2005年至2007年间，保费收入的增长速率与GDP的增长速率基本保持一致。经过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确定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由此可见，江苏省GDP与保费收入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三、如何促进江苏省区域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一）积极推进资本布局和对外开放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会，拓展更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在开放条件下，充分做好相关的金融风险预防工作，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技术和财务管理人员，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竞争力。使用该地区自身经济优势和地理优势，毗邻上海广泛吸收大型骨干企业，合资企业，高质量的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在江苏南部。积极做到江苏省政府提出的“争先、领先、率先；创新、创业、创优。”大力促进国债和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降低企业债券发行的门槛，试点城市储蓄市场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的有效运转，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内的金融集体。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下将信用评级机制市场化，促进低风险资本市场的模式创新。

（二）加强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

风险预警机制是基于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对贷款风险评估、贷款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时间、数量的风险、风险对象、风险损失率进行分析。银行应当尽快加强和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培养广大农民的可信度，降低业务风险。对影响较大的资产质量预警信号，及时消除各种潜在风险的贷款损失可能造成的。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必须尽快治理与优化信用环境，提倡诚实。协调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需要监控，不仅需要防止债务人，逃避和拒绝金融债权，通过各种途径对企业失信行为的人严惩。改变融资观念，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吸引私人资本，努力扩大利用外资，引导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资本扩张能力的优势企业，推动相关企业和项目融资;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引导金融部门增加信贷加入。例如在江苏省江北新区浦口区的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针对企业信用水平相对较低的现象，采取灵活的措施，对于市场的企业和项目，给予贷款支持。争取在江苏省内做到创新创业的先行区，自主创新的示范区。坚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综上所述，江苏省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必须通过有效的对策来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结合多一点，争取使江苏省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排头兵，科学发展的领头羊。以促进江苏省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卢长春 钟雪松 郭小芳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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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取云南省1985-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云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均衡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提出解决对策做准备。

关键词：

高等教育；经济增长；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一直以来，科学技术都被认为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科技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少不了教育的贡献。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上的投入也逐年增长。近年来，我国对教育的投入连续增长，而学校为社会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数量也在上升。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而教育则是培养人才的必要途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从他们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二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云南省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教育发展落后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本文对云南省1985-2013年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探究二者的关系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更好的促进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教育体系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专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中专和职业技术教育偏重技能培养，而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输出理论和动手能力兼备的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与世界银行（2004年）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即：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对GDP才有显著的正效应。本文采用云南省1985-201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作为教育发展指标，用H表示；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用G表示，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数据分析。1985-2013年云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29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了21倍，人均GDP增长近50倍。通过对两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9853，说明云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呈现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

（二）ADF单位根检验

经典的计量模型通常假定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在经济领域，很多时间序列数据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序列就表现出非平稳性。若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是非平稳过程，那么对这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则可能会引起虚假回归。因此，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要先对所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先将这些数据进行差分，然后研究差分序列之间的关系。若序列不存在虚假回归，则可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由图1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均GDP与高校毕业生人数随时间呈增长趋势，不满足平稳序列的特征，而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会影响分析的有效性，因此对变量G和H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即对变量G和H、一阶差分形式G和H、二阶差分形式2G和2H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时均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为6，P根据AIC准则来确定。变量G和H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这两个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同时，它们的一阶差分形式也均是非平稳序列，但是两时间序列的二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二阶差分变量为平稳时间序列。即在1%的显著水平下，变量G和H是二阶平稳序列，即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下面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协整关系检验

所谓协整是指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按某个线性组合后的序列呈现平稳性的特征，则称这些变量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讲，协整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外界的影响下，经济变量可能会暂时偏离均衡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会逐渐消失，系统将会自动恢复到长期均衡的状态。检验变量G和H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恩格尔和格兰杰于1987年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步骤是：第一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变量G和H进行一元线性回归；第二步，运用单位根检验法对残差序列te进行检验，如果残差序列平稳，说明变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反之则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Prob.是0.0000，拒绝原假设“H不是G的影响因素”，即H是G的主要影响因素。又因为Rsquared0.970849，说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而且Fstatistic899.2233，表明回归模型拟合的较好。（2）对残差序列te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te的ADF检验值为-3.613908，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所以残差序列te为平稳序列，从而说明变量G和H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表明云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GDP将增加0.1811元，说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协整分析反映了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该模型中既有描述变量长期关系的参数，又有描述变量短期关系的参数，可对长短期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将EG检验得到的误差修正项ECMG(1)(37.21230.1811H(1))及一阶差分变量G、H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模型②：G94.14380.0431H0.7638G(1)0.1348ECM②由以上误差修正模型（ECM）可知，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短期内，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GDP将增加0.0431元，即短期弹性为0.0431。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的估计参数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修正系数-0.1348为负值，说明模型误差修正系数具有反向修正机制，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趋势的调整力度。本模型中前一期的非均衡误差以0.1348%的比率对本期的人均GDP做出反向修正，表明人均GDP的实际值和长期均衡值的差距大约有0.1348%能够得到纠正。误差修正模型更好的纳入了长短期的信息，说明了G和H两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

（五）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说明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也存在短期波动关系，即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因果关系检验。通常判定两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检验是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是一种用于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原因的方法。如果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cause），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X的过去值可以帮助解释Y的未来值；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即Y的过去值不能帮助解释X的未来值。由伴随概率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决绝“HdoesnotGrangerCauseG”，即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当地人均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而接受“GdoesnotGrangerCauseH”，即人均GDP的增长不是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多的格兰杰原因。

三、研究结论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二者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快。云南省是我国西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个省份，而经济的滞后又影响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人才的缺乏又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促进。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云南省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均衡机制。

1、高等教育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从上文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G37.21230.1811H来看，云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即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GDP将增加0.1811元，说明高等教育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全国水平，与1990-2000年中国教育对GDP的贡献率0.0569相比，云南省高等教育确实对经济增长做了重要贡献。此外，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为社会培养的各类人才不断增加，云南省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云南省要利用好这一契机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让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2、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

由上文分析可知，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还存在短期的动态均衡机制。但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短期内，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0.043，小于长期贡献率0.1811。因为，大学生虽然在学校学习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实践操作，毕业进入社会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实际工作和积累相应的经验，所以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可能要毕业两年以后。但是，这并不影响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增加教育投入，并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当地，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3、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结构局限性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上文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是云南省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即高等教育越成熟，经济发展越快。但另一方面的分析结果却是，人均GDP的增长并不是高等教育毕业生增多的格兰杰原因，即云南省经济增长没有使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也即二者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不是双向的促进作用。就云南省教育资源的分布来看，结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部分高校集中在省城昆明，而地方高校教学质量亟待提高。云南省很多地方位于山区，经济困难、交通不便，虽然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已全面普及，但能走出大山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云南省的人均GDP增加，并不能够使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反映出云南省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结构局限性。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高等教育走出目前的困境，同时也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近几年，云南省的教育事业尽管获得了迅猛发展，但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当前，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下，云南省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战略机遇，继续加大对各级教育的投入，稳步推进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缩小与内地发达省份的差距，并为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出大量的创新性人才，从而实现云南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李爱杰 单位：玉溪师范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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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关注的中心议题，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Utterback(1994)提出了发达国家技术发展轨迹模式，即认为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轨迹是研究一开发一工程管理。Kim(1997)根据韩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与发达国家技术发展轨迹相反的奋起直追国家技术发展模式。Lall和Teubal(1998)提出从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激励政策、组织制度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的政策。Br6card、Fougeyrollas和Mugl等（2006)通过欧盟多国宏观联接计量经济模型Nemesis研究了欧盟的R&D政策，分析了不同R&D投入增加对欧盟GDP、就业等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模拟分析持续至2030年。余永龙(1996)]认为中国技术发展应当走技术原理突破和基础性理论突破的道路。马来平（1998)认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要立足于自主研究，将技术引进与自主研究相结合。储雪林等(1998)利用SWOT模型，分析了国内在科技产业等诸方面的优势与劣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是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技术发展上目前适宜选择模仿战略，其关键在于技术的消化和吸收。陈国宏、王伟(2003)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工业技术发展战略进行了模拟分析，并对工业适宜技术发展战略选择提供了理性判断。王月琴、张鹏（2005)探讨了广东技术创新发展阶段、R&D资源结构对广东省科技战略转变的约束，并就如何突破这些约束条件提出了建议。吕薇(2006)认为中国技术发展战略已进入了新阶段，即从引进技术和模仿为主转向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阶段，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王敏、银路(2007)分别从企业技术能力和中国市场需求多样性两个角度分析了企业创新战略选择及其对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影响。仲伟俊等(2007)认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以企业为主体进行产学研合作。

上述研究涉及到宏观、区域、产业、企业等多个层面，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技术发展战略的内涵、性质、特点、实施形式等方面的知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来说，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宏观分析、案例分析和政策讨论的定性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如陈国宏、王伟(2003))也没有考虑到企业全部的技术创新活动。鉴于以上因素，笔者根据已有研究的相关思路，以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宏观经济联系，考察不同技术创新投入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从而将微观层次的企业技术创新与宏观层次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以期对中国工业技术发展战略的正确定位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帮助。

二、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结构及变量

笔者建立了一个能反映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相联系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基础，模拟分析在各种假设方案下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活动投入对宏观经济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现实的经济活动，可将大中型工业技术创新活动分为四类:R&D活动、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及国内技术购买。笔者设计的模型包括10个内生变量，1个外生变量，变量的定义见表1，变量的关系见图1。其中变量GDP、AV1、AV2、AV3、IAVLM用国内生产总值相应指数换算为1991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AFA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NFALM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为1991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技术活动指标RDLM、INLM、TMLM、TPLM都用CPI指数换算为1991为基期的实际值。

(二)估计结果及评价

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列出理论模型而是直接列出模型估计结果：

GDP=AV1+AV2+AV3 (1)　LOG(AFA)=5.573+0.311LOG(GDP(-1))+[AR  

方程（1)是恒等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形成，由三次产业增加值之和构成。方程(2)反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形成，它与前期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方程(3)至方程(5)反映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形成。其中方程(4)是一个统计方程，主要是建立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IAVLM)与第二产业增加值(AV2)的统计关系。方程(6)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产函数，反映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与其技术活动及固定资产净值之间的关系。方程(7)反映大中型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形成。方程(8)至方程(10)反映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技术改造、国内技术购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整个理论模型用联立方程系统估计方法(3SLS)来进行参数估计，估计过程中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方程中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个别方程中的常数项在统计上不显着，按照Wooldridge(2003)[13]7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的观点，仍把它们保留在模型中。得到如上模型后，利用平均绝对百分误差(MAPE)、Theil不等系数、偏差率(BP)、方差率(VP)、协方差率(CP)等众多模型评价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价②结果说明模型对历史数据拟合较好，各项指标都能达到评价要求，因而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活动的宏观经济联系。

中国工业技术发展战略的动态模拟

对于一个技术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技术发展战略是一个以技术引进为主逐渐过渡到以自主创新为主，再到全面的知识输入输出的开放式创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区域技术发展战略选择，关键是如何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9,1()]。对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来说，技术改造是企业不断发展与壮大的动力源泉，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只有不断地根据市场对自身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引进新技术和生产设备，进行技改扩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000年以来，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费一直保持稳步增长，2003年达1896亿元，2005达到2792.85亿元。从总体上看，技术改造仍是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通过技术改造，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走上了富有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如鞍钢、宝钢等）。

在模拟过程中，需要确定外生变量技术引进(INLM)的取值。另外，将模型中的方程(8)至方程(10)视情况删除，同时将内生变量外生。

(一)外生变量的预测

外生变量的预测采用的是灰色模型预测方法。原始数据样本区间为1996-2005年，预测区间为2006-2010年，预测方法为GM(1，1)模型，依据模型可靠性判断准则：当小误差概率P>0.95和后验比匸<0.35时，模型预测结果可靠，数据预测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技术引进的预测效果较差，主要是因为数据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数据平稳性差。改用OLS或ARIMA等其他方法来预测，效果也不好，故仍用GM(1，1)预测结果。

(二)模拟方案设计

按上面预测的外生变量求解模型，所得结果做为其后各模拟方案比较的基础，用于评价不同的技术发展战略，将此结果作为基准方案。模型预测时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目标变量，运行模型得到在各模拟方案下相应的GDP，将此GDP与基准方案中的GDP比较，可得到各模拟方案下相应的GDP的增长速度，如表4所示。

    (三)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表4，在中国工业技术发展战略过程中，方案1即仅增加技术引进经费，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负增长，而且负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技术引进规模与自主R&D规模存在一种内在联系，引进技术后还需投入相当数量的研发资源，进行消化、吸收、利用，进而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仅增加技术引进，就会打破二者原有的内在联系，破坏经济系统原有的运行机制。通过方案1的模拟可以看出，在技术发展上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采用方案2，即仅增加R&D费用，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正增长，但是其增长趋势在减弱，即GDP增长速度的变化率会从2007年的2.76%减少到2010年的1.21%。如果只是单纯增加R&D投入，可能会导致技术引进与新的R&D投入的比例失调。因此，就中国目前的技术基础而言，单纯增加R&D投入并不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良策。

采用方案3，即仅增加技术改造经费，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较高速的增长，但其波动幅度较大，增长趋势也在减弱。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充分利用已有技术基础，挖掘已有技术能力，可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技术改造的扩散效应不是持久的。

采用方案4，即仅增加国内技术购买，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正增长，但其增幅较小。通过进一步对中国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工业企业还不具备完全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它们的研究开发活动很多是围绕着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或二次创新而开展的。由于国内外技术水平的差距，仅采用方案4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方案5是技术引进与自主R&D同比例增加，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正增长。该方案的结果明显好于方案1。如果考虑到技术引进与自主R&D的内在联系、考虑到该方案同时可以积累中国工业技术基础、增进工业技术能力的话，该方案的结果要优于方案2的结果。

方案6是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同比例增加，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正增长。该方案明显优于方案1、2、4和5，同方案3比较，二者的结合会使中国GDP增长放慢，也就是说，中国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经费同时增加的效果还不如仅增加技术改造经费的效果好，即投入与产出更加不成比例，所以相对来说方案3更好。

方案7是技术引进、自主R&D与技术改造同比例增加，结果会使中国GDP出现较好的正增长。同方案3比较，GDP增长虽然相对较慢，但该方案能把技术引进、自主R&D与技术改造三类重要的技术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从长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四、结论

通过对方案的模拟分析，比较不同方案下GDP的增长速度，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技术活动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其内在的联系机制和一定的比例关系。尽管模型不可能模拟所有情况、模拟分析也不是准确的数量描述，但笔者设计的几种模拟方案的比较结果对合理确定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二，自主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单纯增加技术引进投入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单纯增加R&D投入也不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良策，单纯增加技术改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持久，单纯的国内技术购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更加有限。

篇14

以江西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基于江西省1991―2010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的依存关系。同时针对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之间的某些恶性互动形式，提出了增加财政教育投入、不断完善监督机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教育投资;经济增长;互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4-0046-02

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经济的总量和发展水平决定了教育投入的规模，进而影响一国教育发展的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教育发展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实力保证。

1 江西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总和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主很多，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来考察经济增长情况。衡量教育扩展的指标主要有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规模和教育投入量等，本文选取教育投入量这个指标来衡量教育发展情况。

1.1 经济增长促进教育飞速发展，但教育投入总量依然偏低

表1 1991―2010年江西省国内生产总值与教育

投资总量的基本情况

年份GDP

（亿元）教育投

资总量

（亿元）

财政

支出

（亿元）

国家财政教育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的

比例（%）

国家财政教育

支出占GDP

的比例（%）

1991475.5410.2260.3716.932.15

1992571.0113.4268.3819.632.35

1993745.2315.6181.8919.062.09

1994983.6721.3092.0323.142.17

19951186.3523.21110.3421.031.96

19961425.8927.32131.8520.721.92

19971623.5329.74152.6019.491.83

19981738.0927.85175.2615.891.60

19991872.4032.10207.8315.451.71

20002023.4338.14223.4717.071.88

20012191.4848.43283.7117.072.21

20022468.6859.22341.3817.352.40

20032844.8964.47382.1016.872.27

20043495.9473.71454.0616.232.11

20054056.287.93563.9615.592.17

20064618.8166.60693.4224.033.61

20075469.3173.81902.6219.263.18

20086480.3206.861208.4017.123.18

20097655.2251.931548.6516.273.32

20109451.26311.04191116.283.29

数据来源：江西历年统计年鉴。

1991年至2010年间，江西省的GDP由475.54亿元增长到9451-26亿元，上涨8975，5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27%;同期，江西省的教育投资总量由10.22亿元增长到191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0.90%;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5%-20%之间，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由2.15%提高到3.29%，说明随着江西经济的增长，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江西教育投资总量快速增长，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江西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江西省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与国家制定的财政教育投入比例要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说明江西教育投入的总量依然偏低，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江西教育的快速发展。

1.2 教育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率偏低

选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江西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采用菲德模型，对江西1991-2010年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可计算出1991年-2010年间江西省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为0.327%。它表示教育投入每增长1%，经济产出就增加0.327%，这说明教育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说明江西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是依靠物资资本投资规模的增加，而不是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来实现的，说明江西省教育部门的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教育投入的效率偏低。

2 实现江西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2.1 增加教育投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1）改革城市教育附加费，开辟新的税种，增加教育投入总量。

虽然江西省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与国家制定的财政教育投入国内要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为此，江西必须在现有财源之外，改革教育税收制度，开辟新的财源。一方面政府可对现有的城市教育费附加制度进行改革，将其改为一个新的税种，政府直接按照企业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同时明确规定该税种收入只能用于教育事业。另一方面，政府可在适当的时候对全民开征教育税，把纳税主体由教育产品的提供者扩展到教育产品的受益者。具体征收办法可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规定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

（2）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教育部门在分配教育经费时应遵循平等补差的原则，实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①教育投资应向基础教育倾斜。高校扩招以后，江西省高等教育投资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7年的17.5%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31.2%。江西教育投资结构存在小学与初中义务教育阶段投资比重偏低，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偏高的现象，导致江西教育投入效率低下。为此，江西应完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阶段，提高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投资的比例;扩大初、中等教育的覆盖面，提高全社会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②教育投资应向农村地区倾斜。以2009年的实际的生均经费为例，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分别为115035元和1442.69元都低于城镇1341.62元和1822.50元的水平，说明江西农村教育投入水平低于城镇教育投入水平。农村是江西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江西要增加对最基层的农村教育的投资，可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来确保广大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的工资能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农村中小学校能获得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③教育投资应向薄弱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江西各地区政府教育投入差距较大，2009年教育经费占当地GDP比例最大的是吉安地区（2.05%），而鹰潭地区教育事业费占全省事业费的比例仅为0.97%。教育投入应更多向这些地区倾斜，以保证省内各个地区间各级各类教育的和谐发展。“扶弱”是教育的重要功能，建设和谐教育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加大相关教育投入，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

2.2 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经济增长和教育投资效率

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

现实中，劳动者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还有不少关卡，因此必须放宽准入政策，突破户籍、档案、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例如，对引进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可考虑建立“绿卡”制度，给外籍高层次人才发放《永久居住证》，使他们既可享受国民待遇，又便于两地往返。

江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条件方面，相对发达地区处于劣势。要想吸引并留住国内外高层次人次，江西就必须给予一定的特殊优惠政策，除了为他们提供与原有工作相当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还可在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住房、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照顾。例如，对引进的重点高层次人才，其未成年子女入学可允许其在市区择校，并免除择校费。

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多、质量低，这些庞大的低素质人力资源长期以来缺少有效途径得以充分开发利用，不能及时转换和提升为现实的高水平人力资本，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导致以城镇化为基本趋势的现代社会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推进缓慢，为此，江西必须加快推动城乡人才统筹发展战略。一方面鼓励城市各类人才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去，支持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创业，引导大学生到农村任职，鼓励企业经营者到农村帮助农民创业致富。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和就业本领。

2.3 制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相对于经济来说，教育必须适度地超前发展。这是因为教育本身的周期性较长，而且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逐步释放的，只有适度超前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随着江西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电子商务等行业将有长足的发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十分强烈。因此，江西必须将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各高校应结合自身原有的基础和条件，根据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抓好现有的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的专业建设，同时应大力加强对有关地方支柱产业和资源优势的学科专业的投入，满足地方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姚琳.我国教育投资体制研究综述[J].现代教育科学，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