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形式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36:11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人口现状
自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以来，海南人口的输出就以逆差方式进行，入岛人口远超出岛人口。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截止2010年11月1日，三亚市总人口为68.54万人，因经商、就业、度假原因流入三亚的人口有20.01万人，从各省省外流入外来人口12.13万人，在省内流入外来人口7.88万。
（二）人口流动特征
三亚人口流动的特征和我国其余地区截然不同。整体主要分四类，一为居住半年型人群，又称“候鸟型”人群；二是外来务工人群；三是高端科研、技术型人才群；第四为短期旅游的游客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热带风情的城市特色，海岛独有的民风民俗，堪比夏威夷的度假氛围决定了作为旅游胜地的三亚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人口流动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候鸟式经济发展
在三亚，每到9、10月份开始就会形成一波强大的“迁徙群”。从内陆涌进海南，次年的3、4月又集体出岛北归。这在三亚已经成为一种显著的标识，我们称其为“候鸟”群体。近几年三亚年平均接待游客量已突破千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冬季到三亚过冬的候鸟一族每年有40余万人，并在逐年增加。根据三亚市的异地养老老年协会提供的统数据计可以看出，截止2016年11月三亚养老的异地人为50万左右，哈尔滨籍的养老人口占20万之多。庞大的养老群体极大促进了养老行业的发展，催生出诸多衍生行业和新的就业岗位，三亚经济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以及政府层面的工作，吸引了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岛度假和消费，极大的带动了三亚市经济的整体发展。
与此同时，岛外度假游客的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进驻，以及大陆内部游客的来岛购房热情，导致三亚房地产市场十分火热，商品住宅销售连年连创新高。三亚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到：“近四成的商品房都是华北一带户籍的人购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买给来岛度假的老人，用以养老居住。”从此看出，候鸟人群的到来极大推动了三亚房地产业的发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业都将会成为三亚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为三亚的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候鸟族的“迁徙”方式也成为三亚地产行业淡旺季分明的主要原因。每年11月份就会有各地的老人陆续来三亚过冬，加上亲戚朋友的探望，在农历新年达到一个人口的顶峰值，然后在次年的4月份老人基本都会走完，这之后大量住宅小区开始长达半年的空置，年复一年。许多住宅一年到头空置。变化明显的外来人口对三亚市的基础设施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交通、物价、风俗习惯、贫富差距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会特别突出。进而对三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高端技术型人才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引进
正是由于三亚这种独特的人口流动模式，引发了三亚市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三亚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已经远超本地人口数，仅靠三亚本地人口根本无法接待日益增多的游客。大量优质的外来劳动力进入三亚劳动力市场，其中不乏外来人口在三亚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投身人才市场。优质劳动力一方面拉动三亚消费，另一方面给三亚带来了行业发展所需技能和劳动贡献，为三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创造了可观的价值和利益，对三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和游客数量的增多，各大景区，饭店，旅馆等行业的工作人员都是外地人，而海南本地居民只能在景区外面卖卖假的珍珠贝壳首饰或槟榔。三亚这种独特的人口流动模式使得三亚在旅游旺季时的物价明显上涨，生活消费大幅提高，大量外来人口使当地的环境遭到破坏，人民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海南本地居民的就业压力及经济压力。
（三）短期旅游的游客群
三亚市作为热带风情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必然是经济无法动摇的支柱性产业。旅游收入占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三亚凭借着自然地理风光的优越性，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大批游客到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养老行业、房地产行业、酒店行业等。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税收，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游客数量的增多，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人员收入。
但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经济过度依赖外来消费，区域内实体经济三亚物价上涨幅度较大，过度依赖季节性旅游业，影响了三亚市的经济稳定性。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
三亚市农村劳动力资源从总量来看，整体非常的丰富。三亚常住劳动力中，来自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占多数，具体比例超过半数；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数量较少，比较集中在餐饮和服务业等行业；从产业的构成、受教育的程度、年龄的构成、流动区域的分布方面看，三亚农村的劳动力呈现以下特征：
产业构成方面，主要分布在第一产业，超九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0.3%和8.4%；农作物种植业行业占八成左右，第三产业就业人群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第二、三产业的10倍，大量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在产业结构的分布上极为不合理。
年龄的构成方面，三亚转移劳动力情况以年轻成年子女为主，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从统计的结果看，16―30岁人群流动的比例最大，占转移劳动力人数的80%，90后正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体人群，劳动力转移家庭普遍的情况是，户主在家务农、子女外出打工，村寨老年人居住比例较高。
受教育的程度方面，三亚转移农村劳动力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专业职业技能培训人数比例很少。目前三亚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转移劳动力占总数的66%，高中程度占30%，而大专以上占不到4%，转移群体整体的文化素质低。此外，三亚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占到19.4%，远远低于发达城市和地区的水平。
流动区域方面，三亚目前的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于海南省内，且以三亚市市内为主，转到海口市的农村劳动力约占总数的25%，转移到省外的人数则更少，占比不到8%。由此可以推测，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扩大，三亚市整体的规划，后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培训和引进安排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根据权威机构调查，三亚农村劳动力外出渠道数据显示，三亚市的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经由亲戚和朋友的介绍、自发自动转移的人数占到80%左右，其中亲戚和朋友介绍的约占42%；自发自动转移的约占37%；而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私企组织的仅占总数的8%，以其他形式转移到三亚市的占12%。以上数据表明三亚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极为明显的自发性质，而在这其中，政府、中介组织的转移服务业务则滞后太多，需要在此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经费。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三亚市的不断发展，三亚作为国际旅游岛核心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区域性旅游品牌的吸引，促成了城市更多的就业?C会。更多资本和个体商户的加入，更多岛外旅游客流量带来巨大的旅游收入。同时也因为旅游业是城市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人民大量的工作岗位和机会，为三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出长久、稳定的出路。但深入了解现状发现，三亚旅游业在初级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着行业观念落后和企业及地域品牌意识淡漠的情况，一味迎合“低价”竞争手段，较少花费精力用于服务态度的提升、旅游质量的升级、设施的改进和品牌效益的建立方面。
经过调查发现，旅游市场中环境遭受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地区生态环境在过度发展中岌岌可危，大片地区遭受环境威胁。三亚湾片区、大东海海域环境已不复以往，海滩沙质粗粝化，填海造陆和海水排污已经明显改变了海滩环境。旅游业作为三亚市的支柱型产业，环境是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好才有可持续的吸引力。而三亚的发展现状、城市的进一步升级反向要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安排需更加深入。三亚农村就业人口从业时间长、人力提升稳定，具有丰富经验和较强可塑性，引入劳动力，开展培训，提升城市整体文化素养和服务质量需要结合就业人员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这其中往往也迎合了机遇和挑战，对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要求较高。
五、影响与总结
篇2
为了掌握各区、县实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的工作情况，根据劳动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的通知》（劳部发〔1996〕137号）的有关要求，劳动部及市劳动局将组织对各地执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的情况进行检查。现将这次检查工作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此次检查内容为《实施计划》中提出的五项具体任务的完成情况。其中，第一、第五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及流动就业统计工作为对区、县检查的重点内容；关于建设三大区域劳动力信息网的情况不列入对区、县的检查范围。
二、检查工作分为自查和抽（互）查两个阶段进行，以自查为主，抽（互）查为辅，自发文之日起至12月20日为自查阶段，96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劳动部将从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抽调人员进行抽查。北京市作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的重要输入市将是被抽查的重点，请各区县劳动局做好准备，认真积极配合。
三、检查工作完成后，各区、县劳动局应将《实施计划》的完成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于12月25日前报市劳动局就业管理处。
劳动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的通知
（1996年4月22日 劳部发〔1996〕1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自1994年实施以来，进展顺利并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基本制度、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特别是在1995年和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盲目无序的问题，还需经过艰苦努力。继续实施“有序化工程”是“九五”期间劳动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将全面推进这项工作。为此，我部研究制定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切实抓好落实，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一）初步形成跨地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以下简称“民工”）按需流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单位跨地区招用的新民工80％实现证卡合一，持证就业。
（二）新民工有组织地输出、输入的比例和老民工有组织地探亲、返岗的比例明显提高。
（三）初步建立与跨地区流动就业相关的服务制度和服务规范，持证就业的民工凭证享受服务。
（四）1997年春运期间盲目外出的新民工明显减少，基本消除因民工流量过于集中而造成的交通客流严重积压现象。
二、具体任务
（一）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
1.劳动力输出地普遍对新民工实行外出前凭输入地劳动部门认可的用工信息登记发卡的制度。劳动力输出地区劳动部门根据输入地区的管理要求制定简便易行的工作程序，建立监督机制，使大部分外出民工纳入管理；逐步提高劳动部门组织输出的比例。
2.全国各主要城市和重点劳动力输入地区严格实行新民工凭卡办证、持证就业的制度，同时继续与劳动力输出地配合，为1996年春节以前就业的老民工补发证卡，力争在1996年12月31日前使所辖单位使用的外省民工领到标准式样的外来人员就业证，并做到证卡合一。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跨地区流动就业凭证服务制度，制定并公布凭证服务和跟踪服务项目，明确输入地和输出地各级劳动部门的服务职责。
4.争取制定统一的流动就业有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全国统一标准未出台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应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制定本地区统一的收费标准，并对有关收费的程序和用途明确规定，严格管理。
（二）建设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
1.保证足量、准确的信息上网，并做到信息传输顺畅。北京、上海、天津市要做到劳动部门新批准跨地区招用民工的全部用工信息上网（已招到的注明）；广东省今年联网的市要做到新招外地民工的全部用工信息上网（包括就地招收转换职业的外地民工，已招到的注明）。各省级站保证一定数量的跨地区求职人员群体和个体信息上网，最低数量由三大网中心协商各省级站确定；主要输出地要做到全部由劳动部门组织输往外地的人员情况以群体信息上网。建立用工和求职信息的修正制度和程序，保证网上信息的准确性。
2.各入网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地、县级信息站和信息收集、传报制度。广东、上海、北京对本地各区、市级信息站建立跨地区用工信息传报制度。其他入网省年内至少建立5个地级站，其中至少2个站使用计算机联网，其他站以传真方式传报信息，并建立跨地区求职信息和劳动部门组织输出人员信息传报制度。各主要输出地区至少建立一个县级劳务基地，根据用工信息开展培训，建立劳动力资源库，并做到基地劳动力资源信息上网。
3.劳动部就业司与信息中心联合建立三大网信息监测分析制度，由信息中心具体实施监测。从1996年7月1日起，对三大网网上信息每两周汇总分析一次，并随时对各省级站信息上网情况进行抽查。就业司和信息中心向各中心和省级站定期分析数据。
4.各入网劳动力输入省、直辖市与劳动力输出省、自治区相互配合，探索建立以信息引导为主要手段实施宏观调控民工流动总量的机制和制度。
（三）发展服务网络，开展流动就业各环节的服务
1.大力发展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乡镇劳动 服务机构的现状进行一次摸底调查和分类，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对已建立的乡镇劳动服务（管理）站、所加强管理，落实职能，切实将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落实到基层。乡镇建站比例达到80％以上的地区，重点完善机构，强化职能，使乡镇就业服务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乡镇建站比例未达到50％的地区，重点在输出劳动力较多和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发展机构，年内争取使建站比例提高5－10％，并通过建立中心站扩大服务的覆盖面。
2.整理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各输出地对驻外地劳务工作机构进行一次整顿，明确职责，提出规范性要求；三大劳务协作区分别制定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管理制度；各主要输入、输出地共同总结推广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的典型经验，指导其开展跟踪服务，协助当地劳动部门搞好跨地区就业民工管理，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
3.开展对持证民工的服务。输入地与输出地劳动部门加强配合，以多种形式为已领到流动就业证卡的民工服务，广泛宣传服务内容，并协调有关部门为持证民工提供各种优惠和服务，争取让每个持证民工了解能够享受的服务项目，并凭证享受服务。
4.加强对民工的培训。各地劳动部门将提高民工素质作为实现劳动力有序流动的重要措施，列入计划，作出具体安排。输出地劳动部门发挥乡镇劳动服务机构的作用，在民工外出前加强有关知识教育，并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积极开展就业训练；输入地劳动部门指导企业对民工进行必要的教育，组织民工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各类培训。劳动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对持流动就业证的民工可给予优惠。
（四）做好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
1.各主要输入、输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对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向地方政府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和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方案。
2.在坚持前两年各项有效措施的同时，1997年春运前集中力量做好民工返乡、返岗的组织工作。指导企业分期、分批安排民工休假；输入、输出地劳动部门共同对民工返乡、返岗进行登记、预测；加强与铁路、交通部门的信息沟通，扩大预订团体车、船票的比例，尽量使春运期间民工客流量保持均衡。
3.下大力气做好宣传工作，加大管理、监察力度，尽可能减少春节后一个月内新民工外出的人数。
（三）加强流动就业统计工作
1.将证卡发放与登记、统计工作相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充分利用登记资料，较准确地掌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情况。
2.按照劳动部《就业与失业统计报表制度》（劳部发〔1995〕436号）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情况统计表”的要求，落实责任，逐级做好统计工作，保证报表质量，按时将报表汇总后报劳动部。
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目标责任。劳动力输入、输出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确定主要领导牵头，专人负责“有序化工程”的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凭证管理制度、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建设和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工作。上述各项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级劳动部门，并列入工作考核指标。
（二）加强部门间协调。劳动部和地方各级劳动部门与有关部门建立协作关系，主动协调政策，开展合作，争取支持，共同研究制定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开发就业的政策措施。
（三）制定工作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实施计划制定具体工作计划，作出各阶段工作的安排，并报劳动部备案。
（四）建立检查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1996年7月底和12月底前对所辖各地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并写出阶段小结和总结报告。劳动部就业司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查。
（五）补贴工作经费。对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按时报送计划、总结、报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根据工作量和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少量工作经费补贴。
四、活动安排
鉴于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与“有序化工程”实施联系紧密，故将有关活动作出统一安排：
5月1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实施有序化工程工作计划。
6月3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基本状况调查报告及典型材料（调查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省上报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和试点县、市经验材料（试点总结的要求另行通知）。
7月31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小结。
8月下旬，召开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试点地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和各地开展乡镇就业服务工作的经验。
10月下旬，劳动部对各地实施“有序化工程”情况和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准备情况进行检查。
篇3
[关键词] 双侧骨神经；阻滞麻醉；双膝关节置换术；血流动力；苏醒时间
[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5（c）-0013-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on blood flow dynamics and relief tim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planning for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general anesthesia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HR and mean fluctuating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esthesia ， after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immediately after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after 60min of operation， after 120min of operation and at the time of awakening of patients， an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hemostatic ti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dosages of propofol， fentanyl and remifentanil in operation were recorded， and the awakening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in detail. Results Both groups successfully finished operation after anesthesia，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hemostatic tim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son.[（109.3±21.1） vs （122.5±21.6）] min， the drug dosage of propofo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wakening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is superior to general anesthesia obviously， which can reduce the use of intravenous sedation and analgesics by patients in operation， better stabilize blood flow dynamics and shorten the awakening time of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Key words]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Blood flow dynamics； Awakening time
人类在医疗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现在，寿命得到了相应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也在到来，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加[1-2]。双膝关节的同时置换，只需要进行一次麻醉这样可以有效的缩短病程，同时可以降低医疗费用的消耗，因而被广大中老年人所广泛接受。该文对该院自2014年2月―2015年2月接收的60例双侧股神经阻滞麻醉患者进行了研究，在老年双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和全身麻醉进行比较，分析前者对老年手术患者血流动力和苏醒时间的影响。
1 主要资料和麻醉方法
1.1 主要资料
该实验方便选择该院自2014年2月―2015年2月接收的60例双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其中男性32例，女性28例，年龄60～78岁，同时以上所选的病例中患者没有严重的心肺疾病以及重要的脏器功能的衰竭，没有严重认知障碍，病情基本稳定。其中老年合并症中高血压21例，冠心病5例，糖尿病患者20例。实验将60名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0例，所有的患者在手术前需签订和实验内容的相关协议，并对实验情况完全知晓。该次实验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两组实施不同的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在手术30 min前均进行常规的肌注射阿托品0.5 mg，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使用检测仪对患者的心率、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以及脑电双频指数进行监测。两组患者中对照组不进行双股神经阻滞穿刺。实验组患者实施全麻诱导前神经刺激器的协助下对双侧骨神经进行穿刺。对实验组患者的腹股沟韧带下2 cm的位置定位股动脉，将50 mm长的电刺激针于股动脉外侧1 cm处与皮肤形成30度进针，刺激电流1 mA，患者的股四头肌出现明显收缩或是伴有膝盖跳动时，降低刺激针的电流至0.3 mA，股四头肌仍有明显收缩时注入0.375%罗哌卡因（国药准字H20060137）3 mL，此时对患者观察5 min后患者没有局部麻药中毒反应后，单侧缓慢推注0.375%罗哌卡因17 mL，推注过程中需要注意患者血液是否出现回流的情形。双侧股神经穿刺给予0.375%罗哌卡因40 mL。
1.3 对两组患者进行的观察
观察麻醉前、全麻诱导后、全麻诱导后即刻、手术开始、手术开始60 min、手术进行120 min、患者苏醒时HR、平均脉动压进行比较。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进行的手术时间以及止血所用的时间。术中使用的丙泊酚、芬太尼、瑞芬太尼的用量做出记录，对患者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
1.4 统计方法
该次调查所有数据均采用软件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均采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用t检验，P
2 实验结果
两组患者全部顺利完成麻醉和手术，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分别是（171.2±42.6） min和（165.2±20.6） min，手术时间没有明显差异，但是止血带应用的时间分别是（109.3±21.1） min、（122.5±21.6） min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我国的老年双膝置换手术中经常使用的麻醉方法是椎管内麻醉会使实施全身麻醉，该种麻醉方式对于存在脊椎骨质增生的患者来讲，韧带钙化普遍，导致麻醉穿刺过程中难度增加，对患者造成了手术的痛苦，并且会出现麻醉风险[3-4]。神经刺激器和超声下的辅助穿刺极大的提高神经阻滞的成功率。神经阻滞对患者的循环呼吸影响也比较小，不但很好的和硬膜外镇痛产生了相同的麻醉效果且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患者的吗啡需求量[5-6]。在单侧膝关节置换术中经常使用的神经阻滞方法是腰丛和坐骨神经同股神经阻滞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腰丛坐骨神经的位置比较深，在对患者实施穿刺时需要患者的侧卧位的配合，姿势保持时间比较长。相比较之下股神经穿刺的位置相对比较浅，患者在穿刺的过程中只需要保持仰卧位即可，神经刺激仪能够很好的对神经进行定位，保证了麻醉实施的成功率[7-8]。在研究哌罗卡因的剂量最大为150 mg，但未出现麻药中毒的不良反应。
冠心病、缺血性脑梗死在老年患者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老年人对麻药的耐受性较差，手术的刺激很容易引起老年人血压的升高而发生脑血管意外。在该研究中的患者中有近一半的患者由高血压和糖尿病，因此物在老年患者中的使用要更加谨慎[9-10]。
该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均在进行麻醉后顺利完成手术，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手术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止血带应用的时间分别是（109.3±21.1）min、（122.5±21.6）min，两组的数据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实验组的丙泊酚等药物用量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苏醒时间和拔管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该结果同李红培等人[1]的研究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71.3±42.5）min、（165.0±20.2）min，止血带应用时间分别是（109.4±21.0）min、（122.6±21.5）min]保持一致。
综上可知，双侧股神经阻滞麻醉同全身麻醉相比在老年双膝关节置换术中患者的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在手术中减少对患者使用静脉镇静和镇痛药物，稳定患者血流动力，缩短了患者的术后苏醒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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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方， 银瑞， 尹彩星. 坐骨神经阻滞联合连续股神经阻滞对单侧膝关节置换术中及术后应激反应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24）：7111-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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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教育；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工作流动；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使得产业所需的文化技术成分日益厚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力随之显现、形成、深化。在此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当劳动力流动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流动就会受阻。二者之间实际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引入“力”的概念来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为切人点，初探教育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方式。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
劳动力流动为劳动者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更换和转换，也包括正在求职的失业者的移动。其中，宏观劳动力流动是指各地区的户籍流动抑或劳动者地区性的转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观劳动力工作流动是指雇员从一个工作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是雇员的雇主发生了改变。按照工作流动的性质，劳动力工作流动可以分为辞职和被解雇。正规教育（即学历）与劳动力工作流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稳定性，而劳动力工作在向上流动中会产生教育需求，当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流动就会受阻。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正规教育与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换过工作的比率明显低于大专以下学历，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多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求职，故换过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时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被辞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级别及晋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学历主动跳槽率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主动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被辞退的比例越小，劳动力流动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动跳槽和被辞退的比例也都较小，与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
在表2的2010年城镇失业人员比例中，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学历失业人员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我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暂不考虑初中以下学历。
综上可见，正规教育水平越高，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越强，雇员在劳动力工作流动中的被动性相对减弱。
二、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极其明显。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显而易见，但作用方向还需探究。
借鉴唐纳德博格、朗格辛、罗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推一拉”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据此，笔者试从推动力和拉动力两个方向分析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又分为工作和个人两个维度，整理见表3。
表3从推动力和拉动力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众多因素中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占有很大比例，成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补充以下三点：第一，对个人而言，教育水平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容易在经济危机或者公司效益减少时被解雇。反之，高学历可作为一种信号容易被雇主识别，从而成功转换工作单位和角色，也会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报酬。第二，对子女考虑，教育具有地区差异，较低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子女的长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不少父母选择辞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由于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构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拉力只对部分家中有学龄子女的劳动力构成拉力。第三，对企业而言，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由于培训体系完善，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或长期培训，员工所学的知识只能在该企业运用，这也极大降低了员工辞职率，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流动。比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训或培训不足的员工在离职人群中占较大比例。
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力点分析
1 教育能够增强生产能力，提高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直接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收入，也带来了溢出的社会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因为教育、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通过分析“教育投资一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相反，筛选理论承认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力，但否认是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认为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教育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为雇主选择、识别高能力的雇员，便于能岗匹配，即承认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强，劳动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优化劳动力供求市场。但是这一能力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颠倒。赖德胜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相应的条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劳动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2 教育能够提供筛选信号。首先，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时，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这些人的内在能力和特点，便凭借天生的“标识”（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获得的“信号”（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别是通过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动中的障碍。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处于由小公司组成的收入低、晋升机会少、工作不稳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很难进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成的收入高、晋升机会多、就业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是决定求职者进入哪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大。瑟罗（Thurow）也认为教育并非单纯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它还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训性的信号。因此，教育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提供有关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信息。
3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们希望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应该由受过足够教育、掌握足够知识技能的工人担任，因为这些工人具有可培训性。因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教育知识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劳动力市场。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源政策，但教育对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4 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点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率。加里・贝克尔也认为培训在形成人力资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即现在把培训根据成本收益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普通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对多个企业同样有用。特殊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仅对目前受雇的企业有用。
从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劳动力流动会得到不同答案。从特殊培训出发，较之次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业特殊培训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建立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提供较高成本为雇员进行特殊培训，如果此雇员离开，雇主还得再次对其他雇员进行培训，所以，雇主不希望经常性地更换雇员；而对于雇员来说，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训仅仅在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员也不愿经常性地更换工作。因此，特殊培训会抑制工作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训增加了雇员的通用人力资本，雇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工作流动。
四、启示
1 以青年教育为核心带动劳动力生产水平整体发展。正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相对复杂，对个体、企业、国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别，关键点在于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业未来的脊梁，寄托着国家的希望，青年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将带动科技创新及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微观上促进就业；在中观上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宏观上拉动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委员明确指出，欧盟一半失业者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不能适应目前劳动市场的需求。“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发表的报告也明确表示，现在“雇主需要的是独立自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的人”。为此，欧洲卢森堡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曾决定五年内把25岁以下青年失业人员的培训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对青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此作为核心带动劳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失为有效途径。
篇5
【论文摘要】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弥合城乡之间断裂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在阐述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剖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吉林省省情提出相应措施，从而为实现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尽快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积极探索。
一、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状况
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拥有数量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农民增收缓慢，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转移就业压力很大。吉林省现有农村劳动力669万人，到2006年底转移出241万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110万，出国的6.8万人，其他均属于临时性、季节性的转移。按现在农业生产能力计算，种植业有200万人足够，这意味着吉林省还有220多万人在农村属于绝对的剩余，而且每年新增大约100万左右，农业人口中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农业劳动力，还不包括临时性、季节性返乡者。如何根据国情和省情，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吉林省政府从本省实际出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优惠政策，召开经验交流会、建立输出基地、开展技术培训，设立“阳光工程”，从上到下掀起“春风行动”等，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虽然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有了一定发展，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与其它省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流动速度慢、流动半径小、缺乏品牌意识
首先，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仍然较慢，总体水平和输出层次仍较低。近几年，从劳动力当年流动速度来看，始终排在全国第25位以后。其次，在劳务输出上缺乏品牌意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致使输出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最后，受传统思想观念和对外省劳务用工信息不通畅影响，大部分劳动力仍是在省内寻找就业机会，表现出流动半径小的明显特征。
2.技术含量低，择业机会少
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吉林省农村劳动力以粮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粮食生产以外的劳动技能低下，以从事简单的生产性劳务为主，胜任不了技术较高的生产性劳务。因此，外出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等产业，基本上是靠出卖体力而获取就业机会。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中，90%以上从事纯体力劳动。另外，在全部劳动力中，受过系统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4.5%，说明吉林省农村的成人职业技能教育薄弱。这就造成了吉林省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从事劳动密集型劳务的比重大，技术密集型劳务的比重小。因而，劳动力就业机会少，劳务收入低。
3.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弱，劳动力外出务工热情低
劳动力愈来愈强的外出打工欲望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因素，但如果农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受到损伤，势必打消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热情。首先是工资无保障。有些用人单位故意长期拖欠、克扣务工人员工资，不按期发放。据500户农民问卷调查资料显示，有54%的农民反映“打工收入不能及时足额兑现，收入没保障”；其次是缺少必要的生产安全保障。如一些在建筑、运输、化工、采掘等单位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不能及时得到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及保护用品，使其生产安全得不到保障；最后是子女就学无保障。一些常年在外地务工的农民，其子女上学非常困难，需要交一些赞助费或高价学费才能入学。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
三、促进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
1.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
应从战略的角度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应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并制订出相应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组织协调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方及有关群体对政策执行的程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出台配套的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并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保证出台的政策能够严格执行。
2.采用系统的观点整体推进
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政府、社会、教育等相关各主体单位的共同努力。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有户籍歧视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素质等。应深入研究各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便于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流动。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制度创新，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稳步慎重推进农村土地承包与经营权的流转、进一步清理取消对劳动力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等，采取积极措施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只有内外环境和谐，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整体和谐发展。
3.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当地政府应紧紧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实施项目兴县战略，努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流动。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就地流动的主要途径。发展县域经济主要包括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小城镇建设、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拓展县域经济四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是现代农业的必经之路，也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例如可以通过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以及相关的专业化组织使更多的劳动力加入进来，还可以带动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当地要进一步结合本地优势资源、综合考虑交通区位、产业结构、市场定位、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
4.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培训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培训工作，围绕全面建设和谐吉林的目标，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为主线，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为重点、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整合使用相关资金、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定点就业培训机构。要进一步调动农民个人、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行业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就业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步形成市场配置、政府促进、管理规范、流动有序、素质准入的城乡一体化就业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篇6
关键词：经济开放；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51-1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6
Openness and China’s Inter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YI Miao1， ZHOU Shen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ain why large scale labors migrate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coast during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We shed a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y openness effect on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when industries agglomerate to Chinese eastern area.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general equilibrium new economy geography model. We add a nonprofi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ctor to reflect the migration fee. Then， we analyze model’s centripetal force and centrifugal force， mak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model according to Chinese conditions.The results show： during Chinese globalization process， economy openness is the trigger and essential condition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economy openness will effect shortterm equilibrium， and effect many variables determining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 including employment， real wage and price index； economy openness would affect migration through affecting migration cost directly； economy openness would play role on the who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rocess to effect labor movement； economy openness promote bot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is deeper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s long as China insists on basic policy of open economy， industry will still agglomerate in eastern area until centrifugal force beyond centripetal force， and the trend of labor movement from western area and middle area toward eastern area will continue.
Keywords：economy openness； labor migration； industry agglomeration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也在快速增长，1990年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为1983万人，到2000年达到14439万人（见表1），而到2012年达到2.79亿人，较2000年增长94%，约为1990年的14倍。对于中国这样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流动，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解释，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大多学者比较关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发展经济学认为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即一国经济可分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最后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劳动力流动。一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即一国经济工业化过程。二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即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过程[1～3]。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除了呈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之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004年农村外出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达到1.03亿，其中4299万为跨省流动[4]。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90～2010年全国范围的劳动力流动中跨省流动的比重在逐步上升，且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西部地区
流向东部地区的比重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比如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在1990～1995年占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比重为71.52%，而2005～2010年该比重上升至92.43%，上升了20.91个百分点。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大规模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中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作用。
一些学者的观点支持了我们的想法。安德鲁（Andrew）简明地说明了全球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全球化可能带来一国经济地理上的发展不均衡，较开放的地区会比欠开放的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而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差工作环境的地区向高工资、好工作环境的地区流动[5]。朋撒和朱农（Poncet and Zhu）利用中国1985～2000[JP]年劳动力跨省流动数据检验了该观点，认为工资和就业机会的不同迫使中国剩余劳动力迁徙到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全球化加强了东部沿海地区吸纳省外和省内劳动力的能力，同时降低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发生跨省流动的可能性[6]。肖智、张杰和郑征征也发现流入地的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之一[7]。杨云彦、徐映梅和向书坚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带来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促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致使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引起沿海地区对中部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替代[8]。然而，全球化不仅带来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也有可能导致劳动力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王德文、蔡和高文书从全球化的角度解释了“民工荒”现象，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重心发生了相对转移；随着内陆在经济上快速追赶沿海地区，内陆非农就业机会上升和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呈现，出现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向内陆地区回流的现象[9]。这些观点说明：经济开放首先使得国内地区发展出现不平衡，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中西部，而劳动力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后发生大规模的流动。所以，开放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开放作用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条件，这种不平衡事实上是开放后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表现。这些研究更多地从实证上检验经济开放对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促进作用，有些甚至只是一个观点，目前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理论上分析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作用机制的研究还较少。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契机，国内外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大致认为，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正向的反馈促进关系，即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会引起其他区域劳动力向这一区域的集聚，同时劳动力的集中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的集聚[10～13]。敖荣军和范剑勇等认为我国的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符合这种正向反馈机制：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又会引发沿海地区的进一步产业集聚[14～15]。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有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的角度细致梳理经济开放对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特别在理论模型中较少考虑迁移成本。本文试图通过改进和完善迁移函数建立一个分析中国该问题的综合性框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①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改善不足，丰富迁移函数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中国事实：首先，引入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机制；其次，考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包括物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发现迁移成本的加入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最后，加入一个非盈利的公共交通部门以反映劳动力流动的交通成本。③在模型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其中部分重要结论在数值模拟中得到验证。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整体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整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同时也带来了沿海和内陆区域经济、人口、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稳步提高的同时，实现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经济、人口、产业相对平衡发展，成为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清楚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合理预测中国经济开放转型期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趋势，更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发展、人口流动和对外贸易政策以达到整体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二、基本模型与均衡条件
为了描述中国经济开放后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及劳动力流动的过程，本文以鲍德温（Baldwin）和胡大鹏的模型为基础。鲍德温的模型丰富了迁移函数的形式，但整体框架却沿用标准的CP模型，不符合中国经济地理结构的特点[16]；胡大鹏的三区域模型符合中国经济地理的结构，然而其迁移函数却过于简单，未考虑迁移成本和迁移者的远期目标[17]。本文综合两个模型的优点并改善其不足，构建了一个适合分析中国问题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1.模型假定
模型有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1、区域2和区域0。区域1和区域2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区域，区域1为沿海地区，区域2为内陆地区，区域2相对于区域1更远离其他国家，区域0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的区域。区域2必须穿越区域1才能与区域0发生贸易。区域1和区域2有着相同的要素禀赋、偏好和技术，为了简化，区域0在模型里是一个进出口市场而不进行最终产品生产。因为区域1和区域2在经济结构上是对称的，每个部门它们的方程形式都是类似的，所以下面我们只写出一个区域的方程，以区域1为例。
模型中有三种要素，分别是农业部门劳动力（LA）、城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LM）、城市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LS）。区域1和区域2的农业部门劳动力是相同的，而且不能在区域之间流动。而两个区域城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和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初始数量是相同的，在区域间可以自由流动。这些劳动力将会被三个部门加以利用，分别是：农业部门，生产农产品；城市制造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城市中间产品部门，生产不同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以供给城市制造业部门。
区域1和区域2又分别分为城市和农村，农村只有农业部门，而城市有制造业部门和中间产品部门。区域0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只进口最终产品而不生产最终产品。该国的区域1和区域2都从区域0进口中间产品，也都向区域0出口最终产品。没有国际之间的要素流动，也就是说区域0的劳动力只能在区域0，而不能进入区域1和区域2。
国家内部（区域1和区域2）之间的贸易是有运输成本的，而国际贸易（区域1、区域2和区域0之间的贸易）是有贸易成本的，沿海地区与区域0贸易只有贸易成本，而内陆地区与区域0发生贸易除了支付贸易成本还要支付运输成本。按照惯例，我们采用冰山假设来处理这两类成本。T和τ分别是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参数，T≥1，τ≥0。当T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在区域1和区域2之间运输，只有1单位到达目的地，而运输过程中T-1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被消耗（像冰山一样融化）；当τ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之间贸易，只有1单位到达目的地，而贸易过程中τ-1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被消耗或增加。参数T和τ越小，越容易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把1/T和1/τ分别代表国内运输的便利程度和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1/τ在后面也称作经济开放因子）。
2.消费者行为
我们假设经济体内所有的消费者都符合下面这个相同的效用函数：
（1）模型的向心力。
产业集聚一般是由初始的优势以及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所产生的。经济开放成为区域1形成初始地理优势的触发器。在一个经济封闭的情形下，区域1和区域2是两个完全对称的区域，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无法起到作用。然而，经济开放后，国际市场的存在给区域1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区域1和区域2之间运输成本的存在给区域1出口制成品和进口中间产品带来了初始的地理优势，从而带来了初始的产业集聚。从此，区域1和区域2对称的地理经济结构被打破，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开放因素也成为这种自我集聚作用发挥的必要条件。
规模收益递增在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间产品部门以及制成品部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都给产业集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于这种正面的回馈机制非常重要。因为中间产品的种类数目是由中间产品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的（nS1=LS1/lS1），如果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中间产品劳动力，那么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这个区域将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如果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足够大的话，在劳动力相对富裕区域的劳动力将会得到更高的工资。高工资又会进一步地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个区域。
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叫“后向联系”机制。劳动力常常会把自己的收入在工作地点支出，人口转移将导致消费支出的转移，任何企业都选择消费市场规模大的区域1生产（市场接近效应），因此，消费支出的转移又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将使得区域1就业增加，进一步刺激人口转移。上述过程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机制称为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叫“前向联系”机制，指生活成本效应的自我强化过程。劳动力流向区域1将扩大区域1的劳动力数量和生产规模。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出售无须支付交通成本，生产的转移将降低区域1的相对生活成本，有利于劳动力向区域1迁移。
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对向心力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由公式（9）可知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迁移成本随之下降，由动态迁移方程组可知迁移成本的下降又会导致人口迁移的增加。“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是指人口转移幅度的增加使得人口迁移的交通成本减少从而进一步促进人口转移的过程，对其他向心力带来的人口迁移起到加速度作用。
（2）模型的离心力。
本地竞争效应，也叫市场拥挤效应。劳动力向区域1转移扩大了区域1的生产，这种趋势将加剧区域1企业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因而降低收益。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区域1企业将支付较低的名义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较低的名义工资将妨碍区域2的劳动力向区域1转移。
在远视迁移中，拥塞成本效应来自人口迁移带来的生活拥挤效应。人口过多的地方会带来生活的不便，比如基础设施供应紧张，医疗条件恶化，环境污染加重，等等，这些由于居住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都会阻止未来迁移者的迁移决定。由远视迁移动态迁移方程组可知，拥塞成本不仅是人口迁移数的平方关系，而且拥塞成本还会随着人口迁移数的上升而上升（γ0t=c1+c2Mi（t-1））。
迁移交通成本递增效应是与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相对的，同样它对离心力也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当由于本地竞争效应或拥塞成本效应，人口转移幅度呈下降趋势时，迁移交通成本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下降而上升，从而进一步地妨碍劳动力的流动。
综上所述：①产业集聚的发生是向心力与离心力权衡后的结果，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那么经济的正向自我回馈机制将会促使产业集聚。②规模经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这三种向心力之间是相互促进集聚的过程，而迁移成本递减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前三种向心力达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的作用效果，可以理解为一个对集聚的加速度作用。③劳动力向区域1流动和产业向区域1集聚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2.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
宏观层面，经济开放是整个产业集聚过程和劳动力发生区域间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由封闭到开放使得区域1和区域2的对称地理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整个产业集聚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经济开放的条件，区域1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地理优势就会丧失，可能因此中断整个集聚过程。而开放条件下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无疑是产业集聚过程的重要部分，经济开放因素既是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触发因素，又是保持劳动力持续流动的必要因素。
微观层面，经济开放因子1/τ体现的是贸易成本。首先，1/τ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1/τ直接通过影响生产商进口中间产品和出口制成品的贸易成本从而影响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的价格以及区域1、区域2和区域0中间产品劳动力的名义工资，而这些变量又会影响到其他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区域1和区域2劳动力的名义工资和就业，以及区域1和区域2的价格指数。其次，1/τ会影响长期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决定，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从而改变整体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趋势。最后，1/τ会通过影响公共交通迁移成本直接进入劳动力流动的迁移函数，从公式（9）可看出，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与经济开放成反向关系，即经济越开放的国家，越可能加大对公共交通的补贴，从而减少公共交通成本，有利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四、数值模拟
我们使用MATLAB软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以下我们仅给出近视迁移模拟的结果。为了模拟中国的情况我们对模型参数设定如下：考虑到我国农业劳动力较多，而制造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又多于中间产品部门熟练劳动力的数量，三部门初始劳动力要素禀赋设置为：农业部门，LA1=400，LA2=400；中间产品部门，LS1=100，LS2=100，LS0=320；制造业部门，LM1=200，LM2=200。
其他参数设置如下：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制成品替代弹性参数σ=3，农产品替代弹性参数δ=5，制成品份额υ=0.5；制造业部门生产函数中，中间产品要素的份额
α=0.5[21]，不同种类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φ=1.68[22]；公共交通部门固定成本d=10；拥塞成本的固定成本c1=100、 边际成本c2=2.5。
其他参数的数值会根据需要发生变化，反映在后面的数值模拟结果中。以下所有数值模拟结果都是根据不同参数设定经济系统从对称经济结构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
1.经济开放对产业集聚的作用
在一个两区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集聚一般使用要素份额或产出份额来度量。本文选择使用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产出比（M1/M2）的变化来反映内陆地区（区域2）向沿海地区（区域1）产业集聚的过程。如果M1/M2>1并且Δ（M1/M2）>0，我们就说发生了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另外，选用1/τ度量全球化的力量和经济的开放程度。
如图2所示，x轴表示的是达到均衡所用的时间t，y轴表示的是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产出之比M1/M2，这三条折线分别表示的是τ=0.83（实线），τ=2（短虚线）和τ=10（长虚线）的时候经济系统的均衡过程。由于M1/M2>1且折线斜率为正，所以以上均为区域2向区域1的产业集聚过程。从数值上看，实线的均值>短虚线的均值>长虚线均值；从斜率上看，实线的斜率略大于短虚线的斜率，短虚线的斜率略大于长虚线的斜率。这说明经济开放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系统其产业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经济开放可能是影响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
区域1产出增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要素（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的扩大，我们可以从均衡过程中人均产出比的变化（见图3）看出，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的折线轨迹趋于一致，说明在模型中，经济开放因素对区域之间产出比的促进作用不是来自于经济开放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而是来自于经济开放因素对生产要素，也就是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增加的正向作用。
图5和图6中显示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开放条件下，均衡过程中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见图5）和制成品部门劳动力（见图6）在区域1和区域2的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均衡过程中，LM1/LM2数值上要比LS1/LS2大，说明制成品劳动力在区域间分布比中间产品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当τ=0.83（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时，LS1/LS2和LM1/LM2同时表现为持续增加的过程，但增加的速度由快变慢。然而，经济开放程度的变化对中间产品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比对制成品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更大。当经济开放程度变小，即τ=2和τ=10的时候，LM1/LM2仍然保持增加的态势，只是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变小的影响其斜率变小，增加的速度减缓；而LS1/LS2在τ=2的时候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在τ=10的时候LS1/LS2出现完全下降的过程，这说明经济开放对中间产品部门的影响更大。另外，我们知道中间产品数目和种类由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决定，所以图5曲线的变化不仅仅代表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的分布变化，同时也代表中间产品数目和种类区域间差异的变化。而中间产品部门是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部门，这说明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开放很可能对规模收益递增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区域2向区域1集聚的过程。
品劳动力Mim和所有劳动力Mi从区域2流向区域1的数量变化，正值表示从区域2流向区域1，负值表示从区域1流向区域2。 经济开放对Mis和Mim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τ=0.83（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时，Mis和Mim的数值大多为正，表现出先增大后下降的趋势。当经济开放程度变小，即τ=2和τ=10的时候，Mim仍然保持正值与先增加后下降的态势，只是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变小的影响其总体流动规模在变小；而Mis在
τ=2的时候已经出现负值，表现出从负值上升到正值然后下降到零的过程，在τ=10的时候Mis的所有值都为负且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Mi的三条折线轨迹和Mim的轨迹类似，这可能是由于Mim占所有劳动力流动的比重较大。
图2～9结果说明：①经济开放对产业和劳动力流向区域1都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大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②经济开放可能对城市部门规模经济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③然而经济开放对制成品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当经济开放程度足够大时，开放的条件会使得制成品和中间品劳动力都向区域1集聚；当经济开放程度不够大的时候，制成品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向区域1，但中间产品劳动力更可能会流向区域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试图解析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的结论是：①劳动力流动迁移成本的加入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②产业的集聚或分散是向心力与离心力权衡后的结果，经济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并且经济开放可能是引起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③经济开放是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开放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决定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变量，包括就业、工资、物价指数；经济开放会通过迁移成本直接影响迁移决定；经济开放会通过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来影响劳动力流动。
数值模拟分析的结论是：①经济开放对产业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系统其产业和劳动力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经济开放可能是影响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②经济开放可能对城市部门规模经济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③经济开放对制成品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当经济开放程度足够大时，开放的条件会使得制成品和中间品劳动力都向沿海集聚；当经济开放程度不够大的时候，制成品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向沿海区域，但中间产品劳动力更可能会流向内陆区域。
只要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在离心力超越向心力之前，劳动力仍将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持续流动。然而，产业和劳动力在东部集聚也带来了房价上涨、环境污染等问题，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国出口环境恶化，这使得离心力得到加强而向心力在减弱，由此可能带来劳动力东移的趋缓甚至回流。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着力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把高质量、高技术的外资引进来，把高附加值、高科技的产品输出去，从而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的流入；中部地区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应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固有优势，在出口和引进外资上实行具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比如对带动就业的行业和部门加大出口退税的幅度，为外来资本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简化投资行政手续，把各类人才留住，并着重培养和提升支持高水平开放行业劳动力的素质；西部地区则应立足自身条件的改善和当地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对于有优势的出口行业，如农业、畜牧业等，应该给予重点扶持，在出口和外资引入上都应实行特殊行业优惠，对于这些行业有专项技术的人才要千方百计地吸引过来。这样，东、中、西部可为我国新时期进一步开放的质量效益导向提供支撑，也促成开放与劳动力流动的长远良性互动。同时，只有实行差别化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政策，才能使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流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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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thier， 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72）.
[19] 同[16].
[20] 同[16].
篇7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篇8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篇9
关键词：湖北省；剩余劳动力；跨省区流动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1％。根据经济学理论，农村劳动力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靠资金、土地等要素的配套。但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资金缺乏，耕地资源不足，很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制度空间的解冻，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湖北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之一。
在湖北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大军中，主要形成了4种主流性的流动形式：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流动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乡镇企业的转移。二是“进城务工经商”。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是城市商品流通和服务业对农民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大中城市流动，尤其是向武汉、宜昌、荆州等中心城市流动。三是“南下打工”。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来自于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现代产业的组织方式来组合和吸纳流动劳动力。四是“西部拓荒”。随着西部太开发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西部地区正形成新的经济热点，劳务需求正逐步增大，于是湖北许多市县的剩余劳动力到西部地区植棉种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动，呈增长态势。
在上述4种流动形式中。第3种形式是湖北省劳动力流动的主导形式。据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统计资料显示，外出从业人员中到乡外县内从业的有139.27万人。占14.5％，到县外省内从业的有218.58万人，占22.7％，到省外从业的603.65万人，占62.8％。据湖北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省外务工人员在东部地区的占89.8％，在中部地区的占7.9％。在西部的占2.3％，其中流向广东的又占据了湖北省跨省转移劳动力的60％以上。尽管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停产、歇产。从而引发湖北部分农民工从2008年8月开始回流。但从湖北省统计局的农民工回流旬报调查结果看，农民工回流总体规模有限。2009年上半年返乡的部分农民工又踏上了“南下”就业的征途。这一状况产生的主要动因，是湖北省多数市县还没有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制造业或产业集群，所以，吸收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能力差。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吸引，导致了湖北省农民工外出务工绝大部分选择和流向了省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跨省流动就业已经成为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途径。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间的跨区域“南下”或“东流”，尽管大大缓解了湖北省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特别是农村就业压力，但在带来了积极的效应同时也施展着双刃剑的作用，对湖北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区际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否定的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湖北农民增收的作用巨大，甚至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如湖北的许多地方，外出务工的农民挣得的现金收入总量，已接近甚至超过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应该看到，湖北仅靠劳务输出不仅不能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样也不能缩小省区间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湖北形成“南下”和“东流”的“民工潮”，为务工地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制度的限制。务工者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当地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即所谓“外来妹”、“打工仔”。务工者无法获得真实的当地居民身份，不能取得当地户口，不能和当地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文化素质较高的智力劳动者在流出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重，加剧湖北人才的紧缺，使湖北难以适应知识经济增长的需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种原因阻碍了区际间的梯度转移，区际差异呈现出扩大之势。
第二，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湖北省和其他劳务输出大省源源不断的、低成本的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有力地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和发展。根据湖北省统计局2008年的统计资料，湖北全省在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制造业的务工者占56.6％，占全部外出从业人数的第一位。这不仅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与本来就领先的观念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乃至地理优势叠加在一起。使得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主要劳务输出省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使劳务输出省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落后于沿海地区。尽管很少有人正面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加大了输出地的负担。以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为例，外出务工经商者多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素质较高的人口。依据湖北省统计局2005年的资料统计，湖北省外出农民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到总数的35.47％，比全省平均受训比例高出15.24个百分点，培训支出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此外，由于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承担，教育费用要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70％，这些受过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输入省市，劳动力输出地则只有承担教育、培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投入回报的可能。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如湖北在省外务工的603.65万人，以每人教育费支出以1500元计就达90亿元之多。此外，还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方面的投入。劳动力输入地没有先期投入。只是摘取“果实”，无需承担这些劳动力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责任。
第四，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需求。对于输出地来的湖北来说，几百万的劳动力在外地消费，需求市场被东部沿海省区所占有，而其家属由于主要成员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费需求。这种外出打工方式，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消费需求。据统计，近年来湖北省每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在5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人每月消费300元的最低限度计算，湖北省每年流失的市场销售额就高达150亿元，这只是仅仅计算了外出人员的直接消费额，没有计算因他们外出而导致减少了的家庭消费额。对输入地来说，外来劳动力不仅为当地增加了消费需求，也在拉动经济发展中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每10个外来工带动当地1个人就
业计，一个输入几百万劳动力的省，仅此就可增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此外，由于外出打工者消费倾向偏低，也使全国消费需求被压抑了。
第五，不利于农业自身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批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量，导致相当数量的耕地撂荒。或变多季种植为单季种植，或无人管理而粗放型种植，从而使农业产量下降或不稳定。从湖北省统计资料分析。从1978-1997年，湖北省粮食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725.65万吨增加到历史最高点2634.4万吨。但是在1998年之后，粮食产量出现波动和下降的态势，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2227.2万吨。这固然有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因素。但是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精壮劳力外出打工，致使正常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原本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就不高，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大部分都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对农业科技推广不利，也不利于农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这种只有劳动者就业的跨省区异地流动、没有相应的人口迁移的模式，产生了一种“马太效应”，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它既破坏了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不复存在，又进一步扩大了区际间的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区际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状况它不仅影响了湖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宏观消费需求。所以。这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模式的积极作用有困难正在走向其反面，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应当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篇10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89-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2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11&ZD036）。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超恩（1990-），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一级标题二、文献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级标题1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其职业的稳定性[6]。宏观的制度视角有助于解释农民工整体的职业流动现象，但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职业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责任感、工作环境和职业病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 [7]。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8]。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外出之前已经结婚，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进城打工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稳定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家庭预期收入的最大化，所以结婚状态会导致流动性减弱。有研究发现，结婚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概率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受羁绊小[9]。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家庭责任除了婚姻状况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同样可能成为农民工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较早便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就业方面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10]，而这些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黄祖辉等人验证了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11]。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12]。代际差异究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事实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职业分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视角的不少研究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以及劳动者特征对就业的重要影响[13]。不少研究者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具体操作上往往以劳动者性别作区分[14]，也有研究将职业威望和职权作为区分的方法[15]。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愈晓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分处初级和次级这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是后者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前者，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16]。这一结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是否适用，仍有待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是普遍现象，且这种分割会对人们的职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职业分层。职业分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级标题2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关注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和方式，运用的是Logit模型，而本文关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并首次将劳动者的代际差异、职业层次、人力资本因素和职业流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检验。因此，研究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t模型分析其职业流动的概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
调查方法是由来自武汉四所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农村户籍约4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发放问卷。本次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在剔除没回答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选项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025份问卷。按照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普遍做法，我们以1980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中第一代农民工1122份，新生代农民工1903份，分别占总体的3709%和6291%。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17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289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57岁。
职业分层是我们考察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的重要维度。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法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即基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级，如表1所示。本文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如表2所示。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次）
一级标题三、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基本状况及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和工作的显著特征。近三年（2009～2011年）约有5167%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平均换过252份工作，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表3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了对比。
结果显示，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年龄远远大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表明职业流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从流动次数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为090次，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次数则高达151次。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安分守己地从事工作和满足于现状，流动性更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4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签约比例（约30%）要高，但劳动合同签约率高并不意味着职业流动性低。首先，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7%，第一代只有13%。两代农民工即使签有劳动合同，也多为短期合同。其次，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在一些非正式、不规范的低端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加上该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负担较重、自身诉求不高等特性，决定了其职业流动性反而要更弱。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初
中和高中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2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也没有达到12年。在技术职称方面，农民工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面的人力资本程度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两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但在技术职称方面则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技术职称越高的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性越低。
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状况也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为63%，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结婚。从表3中可以看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已婚率明显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小有关。在子女的数量方面，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远远低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对此我们分析，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收入不稳定，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我们还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试图从动机角度来考察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流动最主要和最原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货币收入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但第一代农民工追求高收入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家庭责任较重有关。而对工作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代农民工无显著性差异。其他五项充分体现了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提高和工作安全之外更追求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考虑更多的是有发展空间、能锻炼人、学到工作本领。而且在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收入的提高，他们还在发展机会和个人理想上有诉求，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从职业分层方面来看，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都以低端职业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中有7677%的人分布在低端职业，而新生农民工这一比例只有599%，远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从事中端职业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约14%，这表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层次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表4显示，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动机在追求货币收入增长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却远低于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总之，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次对其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货币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看重货币收入的提高，而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相对不错，因而更加注重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注重向上流动的机会。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频繁，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倒U型，如表5所示，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然后该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二级标题1计量模型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试图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检验，那么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变量的类型。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变量常常只能取非负整数，也就是一个计数类型的变量，表示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次数，一定时期内的职业流动次数、看病次数、专利个数，都是某种事件的发生数。由于计数不是连续的，并且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偏态，从1980年开始，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计数变量分析的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国内被普遍运用于流行病学领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介绍和实际应用还很少，而国外运用的则较早较广，艾米莉（Amelie） 在2003年就运用计数模型分析了德国劳动力迁移的问题[17]。泊松模型要求因变量均值与方差相等，这个特征可能与实际数据不符，因此，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实际中运用更广泛。鉴于因变量是农民工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且只能取非负整数，本文将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相对参照组而言，此变量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有负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低。反之，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该变量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有正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高。
二级标题2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表6汇报的分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估计。对Logit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概率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的是近三年农民工是否发生过职业流动。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估计的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状况和工作条件对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他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相当显著。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换工作的数次要高于女性农民工，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性格差异有关。一般来说，女性更倾向于回报率一般但稳定的工作，而男性更倾向于回报率高但有一定风险的工作。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结果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整体不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这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的流动趋势，表现在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表6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职称的提高。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18]。进入21世纪以来，工作岗位越来越要求求职者有着较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劳动程序也越来越规范化。农民工的技术职称越高，福利待遇等也就越好，就业越具有稳定性，职业流动的次数也就越少。
家庭特征方面只有部分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这充分体现了家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稳定工作，不会轻易变换工作。
职业层次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较难进入高收入职业是农民工未能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19]，但农民工并没有放弃基于职业流动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努力。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的流动次数更多，而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的农民工流动次数相对低一些，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一方面，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已经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各项优势，获得了相对满意的稳定工作，而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过低，很难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因此，这两类人的职业流动次数较少。另一方面，处在中端职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多次流动以争取实现其向上流动的目的。
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与其工作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们选取了工作时间和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合同的签订方式作为衡量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指标。工作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工作强度，工作强度越大，农民工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更倾向于换工作。但模型估计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在合理承受范围之内。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合同期限越长，流动性越低，工作越稳定。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就是为了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力的过度流动不仅会对其自身发展不利，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后果。给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有必要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基本了解和科学判断。本文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放在同一框架下予以考察。实证分析表明，代际和职业层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机和频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职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和工厂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留住技术型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中端职业层次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这可能与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愿望最强有关。因此，有必要结合其职业流动的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政策。本项研究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因此，政府有必要创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当前，尽管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都从部门职能角度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培训任务，但最后结果是，不仅各部门的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且培训内容雷同，而且农民工的实际参与度并不高。本次调查便发现，工作单位组织的职业培训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占393%，其次是传统的学徒形式（259%）和市场化培训（215%），政府组织的培训只占66%。可见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收效甚微。因此，政府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经费的投入、培训的有效组织、指导和监督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现针对性和实用性，大力扶持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培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探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应当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农村科技教育等各类教育在资金、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的资源，做到统筹安排、共享利用。而对于企业和工厂而言，也有必要创造更多能让农民工学习和积累职业技术的工作机会和岗位，以进一步提高其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其次，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重且家庭责任意识强，已婚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明显降低，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影响显著。因此，加强和改进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必须密切关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适婚年龄，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结婚。政府要鼓励农民工的就业单位多开展未婚职工联谊会，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可能产生的孤独感，同时鼓励农民工就业单位对两地分居的夫妻多给予人文关怀，借此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
最后，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职业发展，目前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最为强烈。政府要尽可能多帮扶处于这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获得更稳定、更高层次的工作创造机会和条件。譬如，广东省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制入户政策便对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极具吸引力，自从实施以来业已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该政策对降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对于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值得在总结和完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有条件和能力定居城市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人才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将农民工在城市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收入等情况以分值的形式进行量化、累计，根据积分层次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直至落户成为市民，与本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期限长短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础。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鼓励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最终使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市民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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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流动方向;悖论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60-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7
收稿日期：2014-08-11;修订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企业视角的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研究”（14BRK005）。
作者简介：沙勇，管理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劳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Labor Heterogeneity， the Flow Direction
and the Paradox of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A Yong1， LAO Xin2
（1.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2， China; 2.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the year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but it still worthy to further the study on wheth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hu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are many literatures abou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the heterogeneity and flow direction of the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 seldom to be considered in them. We analyzed the channel which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construct mathematical model included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flow direction are important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inally， we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Keywords：labor; heterogeneity; flow direction; paradox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然而中国经济的腾飞却来自于城市和工业，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段过程中，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迅速被拉开，这种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自主或者不自主地进入城市谋生，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包括未来的一部分时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群体都将依靠流动的劳动力这种载体来实现财富的转移以及差距的缩小。而实践和绝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证明，流动人口这种形式在加快农村发展速度、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意义[1-5]。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虽然增加迅速，但是城乡差距并没有随之缩小[6-7]。表1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正逐步扩大。
从表1中可以发现，1989-2010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虽然自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下降，但这种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差距在长期增长趋势下的一个短期的向下波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所做出政策的暂时弥补性结果。所以，一方面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
提高了农村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这段时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比也在进一步增大。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差距之间关系研究较多，而有关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则比较缺乏，在这其中考虑劳动力异质性和流动方向的文献就更少了[8-10]。蔡P发现了流动人口规模和城乡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并对此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悖论是由我国户籍制度造成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流动只能是短暂的流动行为而不是永久性的迁移行为，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条件<sup>[11]</sup>。目前，绝大部分学者都将流动人口规模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归因于户籍制度[12-14]。本文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解释又是不全面的，它是从支出的视角解释城乡差距悖论，然而影响收入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生产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生产率视角对城乡差距悖论进行解释。
二、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分析
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动行为本身以及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分为如下三种：收入回流渠道、户口转移渠道以及技能获取渠道。
1.收入回流渠道
收入回流渠道指的是流动人口凭借一技之长或者凭借体力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一般而言，由于城市发展水平要高于农村，工业的边际效益也远远高于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所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在农村务农所能得到的收益，这种收益之间的差距将以年为周期，以务工收入的形式由流动人口从城市带回农村，这些收入能够极大地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但显而易见，收入回流渠道只能在某个速度界限以内加快农村的发展速度，这个速度界限就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农民通过收入回流渠道来加快农村发展的速度是不可能超过城市和工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的。收入回流渠道本质上是一种农村为辅、城市为主的分配渠道，农村、农民、农业通过这个渠道得到的收益是不可能超过城市、市民和工业的，因此，依靠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渠道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的。
2.户口转化渠道
鉴于目前我国城市发达，农村较为落后的现状，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户口转化渠道指的是原先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变为市民。由于我国目前户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离开农村获取城市户口一般只存在四种途径：城市多年务工满足落户条件、与市民结婚、城市化进程转化、考学。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一方面能实现通过减少农村人口间接减轻农村负担，另一方面农村人口逐渐转向城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但必须指出的是，户口转化渠道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是有较强的前提和限制条件的，难以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3.技能获取渠道
农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可能在于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而农业和工业的差距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采用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的
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大农村
劳动力的教育和培养力度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方法，同时，由于技术要素的产出弹性远远高于传统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产出弹性，因此，依靠技能获取渠道来消灭城乡差距这种途径是可行的。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回流渠道和户口转移渠道只能够帮助农村逐渐获取部分城市发展的成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是这两种渠道无法消灭城乡差距。实际上，目前的研究大都忽略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在于工业和农业的差距，而这两种差距可能是两种产业目前所处的技术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因此，技能获取渠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城乡劳动力被认为是同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影响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出的缩小城乡差距政策是很难奏效的。因此，本文在现有框架下，通过区分城乡劳动力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对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政策启示。
三、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1.理论模型
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
Y=f（K，L，A）（1）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一般用GDP指标来衡量，K为资本，L为劳动力要素，A为技术要素，根据（1）式，本文在如下假设的前提下分别构建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方程。
假设1：城乡经济增长模型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的差异，资本要素不存在差异。
实际上，城乡不仅在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上存在差异，在资本要素方面同样存在差距，但是由于资本要素属于政府能够控制的范畴，其在城乡之间的均衡分配很容易由政府来实现，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资本在政府控制下能够通过“剪刀差”大量流入城市，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绩时，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如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将资本更多地分配在农村。因此，假定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存在差异，至少在长期内不存在差异是合理的，由此可以得出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
YC=f（K，LC，AC）（2）
YR=f（K，LR，AR）（3）
其中，变量的下标R，C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
假设2：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城乡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可以在劳动力要素指标上表现出来。
技术研发水平和技术运用水平是技术水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无论哪一个部分都和劳动力
要素密切相关，技术研发和技术运用所需要的劳动力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A=h（L），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也可被写成如下形式：
YC=f（K，LC，h（LC））（4）
YR=f（K，LR，h（LR））（5）
可以由动态经济学方法，由公式（1）推导出如下经济增长率形式：
GY=αGK+βGL+λGA（6）
其中，GY、GK、GL、GA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要素增长率、劳动力要素增长率和技术要素增长率。由假设1，增长率可化简为：
GY=βGL+λGA（7）
由假设2，经济增长率方程可进一步化简为：
GY=βGL+λGA=βGL+λh（GL）=g（GL，h（GL））=φ（GL）（8）
其中φ（GL）GL>0，上式说明经济增长率最终只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相关并且呈正相关关系，在城乡之间存在差距的前提下，城乡差距缩小乃至消除取决于城乡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关系，现在利用公式（8）探讨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
2.劳动力异质性、流动方向与数值模拟
考虑到城乡间劳动力的异质性，本文分劳动力均质和异质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和数值模拟。
（1）城乡劳动力均质情形。
劳动力均质假设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没有区别，此时实际上意味着流动方向没有过多意义，但是考虑到研究的全面性，在此同样考虑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情况。
情形Ⅰ：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
GYC=φ（GLC）（9）
GYR=φ（GLR）（10）
图1城乡劳动力均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单向流动
与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由于劳动力均质，城乡劳动力要素LC，LR之间不存在能力的区别，因此，城乡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在单向流动的假设下，GLC>GLR，又因为φ（GL）GL>0，故GYC>GYR，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原本落后的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率，这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为了更清晰地表明这一过程，本文采取简单的数值模拟对此进行展示。由于城乡劳动力均质，城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力数量L标准化为1，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φ（GL）GL恒定，利用Matlab7.0软件，根据公式（1）-（10）对城乡经济增长过程分别进行模拟得到图1，可以看出在城乡劳动力
均质且单向流动的情况下，农村的经济增长率会一直低于城市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形只会使得城乡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情形Ⅱ：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不仅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城市的劳动力向农村流动，更重要的是这种双向流动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城市流向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要多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数量，也就是在这种假设下城市的净流入劳动力数量为负，而农村的净流入劳动力数量为正，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双向流动看成是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单向流动。同样根据公式（9）、公式（10），可以知道在这种假设下，情形刚好与单向流动假设的情况相反即GYC<GYR，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缩小乃至消除，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劳动力均质的假设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城乡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增长率大于城市的劳动力增长率，然而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农业尤其是现代化农业是无法吸纳比工业更多的劳动力的，因此，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缩小城乡差距只是在城乡劳动力均质假设下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具备实践性和指导性。
（2）城乡劳动力异质情形。
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意味着经济增长率方程（8）式变为如下形式：
GYC=φ（G′LC，GLRC）（11）
GYR=φ（G′LR，GLCR）（12）
其中，GLRC，GLCR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速度和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速度，G′LC、G′RC分别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净增长速度，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G′LC=GLC-GLCR（13）
G′LR=GLR-GLRC（14）
φ（G′LC，GLRC）G′LC>φ（G′LC，GLRC）GLRC>0（15）
φ（G′LR，GLCR）GLCR>φ（G′LR，GLCR）G′LR>0（16）
同样分为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情形进行研究。
情形Ⅰ：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
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意味着GLRC>0，GLCR=0，故公式（11）、公式（12）分别变为：
GYC=φ（GLC，GLRC）（17）
GYR=φ（GLR-GLRC）（18）
由于φ（GLC，GLRC）GLRC>0，φ（G′LR，GLCR）G′LR>0，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得出GYC>GYR，即在城乡异质劳动力的假设下，城乡间劳动力的单向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
情形Ⅱ：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意味着GLRC>0，GLCR>0，故公式（11）、公式（12）分别变为：
GYC=φ（GLC-GLCR，GLRC）（19）
GYR=φ（GLR-GLRC，GLCR）（20）
对公式（19）、公式（20）进行线性化处理有：
GYC=mC（GLC-GLCR）+nCGLRC（21）
GYR=mR（GLR-GLRC）+nRGLCR（22）
由于φ（G′LC，GLRC）G′LC>φ（G′LC，GLRC）GLRC>0，φ（G′LR，GLCR）GLCR>φ（G′LR，GLCR）G′LR>0
故线性化参数mc>0，mR>0，nC>0，nR>0，由于mC（GLC-GLCR）、nCGLRC与 mR（GLR-GLRC）、nRGLCR异质，但是mC（GLC-GLCR）与nCGLRC，mR（GLR-GLRC）与nRGLCR对于城市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分别“同质”的，根据这一原理可继续对公式（21）、公式（22）进行线性化处理：
GYR=（k+nR）GLCR或GYR=（mR+k′）GLR（23）
GYC=（l+nC）GLRC或GYC=（mC+l′）GLC（24）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乡间流动的劳动力而非城乡各自的劳动力存量，因此，我们采用第一种化简形式进行分析。
GYRGYC=mR（GLR-GLRC）+nRGLCRmC（GLC-GLCR）+nCGLRC=（k+nR）GLCR（l+nC）GLRC=（k+nR）（l+nC）*GLCRGLRC（25）
（k+nR）（l+nC）是由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由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比，我们可称其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而根据目前我国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的实际情况，技能效应是大于1的，因此，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比就取决于GLCRGLRC项，与技能效应类似，我们将该项称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数量效应，当GLCR>GLRC时，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和数量效应都大于1，因此，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将大于城市经济增长率，城乡差距毫无疑问会逐渐缩小乃至消除，采取同样的方法对此过程进行模拟，具体模拟时各块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其结果如图2。
表2数值模拟的参数设置
参数参数对应取值
k+nR0.440.620.780.911.001.201.321.461.60
l+nC1.601.461.321.201.000.910.780.620.44
（k+nR）（l+nC）
0.280.420.590.761.001.321.692.353.64
图2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单向流动与
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当GLCR<GLRC时，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大于1，而数量效应小于1，城乡差距能否缩小乃至消除取决于技能效应带来的正向影响能否弥补数量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如果技能效应足够大，城乡差距依然能够缩小。在GLCR<GLRC的情况下，通过设定技能效应（k+nR）（l+nC）的大小来模拟城乡经济增长过程，发现在GLCR<GLRC的情形下，只要技能效应较大，城乡差距同样能够缩小（见图3）。
图3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双向流动与
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根据上述两种假设四种情形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在城乡劳动力均质的假设下，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都无法实质性地缩小城乡差距;在城乡劳动力异质的假设下，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同样无法实质性地缩小城乡差距，而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情形下，如果由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足够大，城乡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乃至消除。
四、政策含义与对策措施
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缩小乃至消除的，因此，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必须将城乡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作为政策制定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稳步推进城镇化战略，巩固现有城镇化成果，发挥城镇化战略的户籍改革作用
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较大以及公共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冒然打破现有“不近人情”的户籍制度既不科学，所导致的后果发达区域和城市也无法承受，实际上目前正在实施的城镇化战略本质上就已经是一种比较缓和的、逐步的、层次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方式，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了市民，户口转移渠道也随之发挥作用，因此，政府需要出台和完善保障“新市民”生活的政策法规，这样不仅能够巩固现有城镇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还能为尚未城镇化的农民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城镇化战略的顺利进展最终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市民，进而缩小城乡差距。
2.实施准市民落户政策，以点带面加快人口转移，发挥户口转移渠道作用
一般而言“准市民”指的是户口在农村，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这部分人户口所在地尚没有城镇化战略政策，故无法通过城镇化战略成为市民[15-16]。传统意义上的“准市民”特指农民工这一群体，但是本文认为“准市民”这一群体还应该包括大学生这一群体：一方面大学生群体规模较大，据教育部数据公布，2012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在3000万以上;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后落户城市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应该出台让“准市民”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同样应该出台让“准市民”大学生落户城市的政策，让想留在城市尤其是原本家在农村的学生能够顺利留在城市。这不仅要求落户政策的完善，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保障房、廉租房政策进一步完善，这样既能够保证“准市民”的权益，同时还能以点带面更大程度地发挥户口转移渠道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3.调整人才下乡战略方向，改善下乡人才结构，最大限度发挥技能效应
我国的城镇化战略与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快农村的发展水平，而人才下乡战略则是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人才下乡战略仍存在较大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下乡人才中的技术人才比例太低，以大学生村官群体为例，在该群体当中工科农科学生所占比例远远低于文科类学生的比例，然而文科类大学生村官更多的是起到管理服务的作用，而工科农科的学生往往能够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发挥技能效应方面，文科类的学生其传播作用较小，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速度，应该调整人才下乡战略，技术化人才组成结构，引导更多的技术型人才流向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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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市场经济 人才资源 工资 配置
一、人才资源配置分为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两种
1、外部配置
外部配置（也可称人才流动）是指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部门、单位之间进行的人才配置。
2、内部配置
内部配置是指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在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岗位进行的人才配置。
3、人才配置的目的
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是在现有人员条件基础上，力求实现人、财、物最完美的结合，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配置实行统包统配的配置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过分讲求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低工资多就业，实现人人有工作的目标，导致出现了“3个人的活5个人干”吃大锅饭的现象，造成工资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导致难于根据实际需要对人才资源进行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人才资源流动严重。
4、人才配置市场化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即各类资源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配置。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以商品形态存在，具有一定的价值，并以价格货币形态表现出来。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形式，其作用必然反映市场经济下价格作用的基本规律。
（1）工资必须真实反映劳动力价值。国家分配给劳动者的工资，虽不可能是其劳动的全部（因国家需从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基金、社会后备基金、公共事业基金等），但总体上均能体现劳动力的价值。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虽由商品的价值所决定，但供求关系也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表现形式，必然要反映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当一行业的资源（劳动力）供小于求时，价格上升，从而引致相当量的社会资源进入这一行业。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部分资源就可能离开这一行业。通过这一作用过程，工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机制调节着人才资源在各行业之间的配置。由于这种配置方式以客观经济规律——价格规律为依据，真实反映了市场上人才资源流动的实际情况，因而比较科学合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工资的价值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所谓工资价值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能否反映劳动力价值，决定着人才资源流动的方向。
1、工资价值导向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工资同样必须真实反映其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反映，建立在基础上的劳动关系不可能巩固。劳动力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必然向着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方向流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工资福利、劳动条件、个人志趣、人际关系等劳动者自身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货币表现形式，体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起着引导劳动者主观流动的作用。
2、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是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保证这些岗位能够提供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资。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能够得到合理价格体现的情况下，人才资源才能按照价格机制的作用规律向这些岗位流动。如若不然，人才资源不仅不可能流向这些岗位，反而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从这些岗位流失。
三、工资的供求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所谓工资的供求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反映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岗位之间的配置。
1、工资供求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是向着能提供较高价格的方向流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当某一行业，某一岗位的劳动力价格较高时，劳动力资源将会大量涌入这一行业和岗位；而当劳动力价格较低时，劳动力资源又会相继离开这一行业和岗位。基于工资价格形式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不同数量表现，就为劳动者而言工作的选择提供了特殊的价格信号。依据这一特殊的价格信号，人才资源按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得以配置。
2、特殊地区工资人才资源配置
国家在边远地区设立艰苦地区津贴，对于苦、脏、累、险行业及岗位设立艰苦岗位津补贴，在工资上实行倾斜政策，通过工资的供求导向引导人才向这些地区和岗位流动，保持现有人员的稳定。
3、工资分配在人才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市场经济规律在工资分配上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工资必须能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即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质和量必须得到合理的工资体现。这就要求在工资分配中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确定职工工资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按劳分配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基本精神，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能得到合理体现，为人才资源在工资这种特殊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合理配置。
四、案例
某单位利用工资的调节职能，稳定了人才队伍。使企业充满了活力。主要做法是：
1、坚持制度创新，转变观念，制定了《项目、创新、贡献分配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得到了员工的认可和支持，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2、调整分配重点，拉开分配差距。将原来的分配重点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调整增加经营管理、技术等关键人才收入为主，突出管理、技术、知识的作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拉开分配差距，真正做到贡献大收入高。
3、实施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他们的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
五、结束语
通过合理的工资分配关系，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流动，使人才的开发、使用、配置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逢锦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8
篇13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区域分割对劳动力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的阻碍。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各区域基本上都采取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虽然各区域的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都是相似的,但是,具体的制度设计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在覆盖范围、征缴比例、管理办法以及发放水平上大不相同。养老保险在各区域表现出的这种巨大差异主要是由我国多层次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二)养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对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的阻碍
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制度各自为政,管理部门多、政策差异大、布局极为混乱。企业单位员工转入机关事业单位后养老保险待遇如何接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转变职业性质后如何养老,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后,靠什么保障老年生活,这些都是养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顾虑,养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附加了巨大的流动成本。
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对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意义及可行性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对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意义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可以打破区域对优秀劳动力的垄断和人才的区域所有制,有利于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区域和跨行业转移接续,从而推动劳动力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将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式下,建立适应劳动力流动的、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统一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能够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促进劳动力在市场的调解下自由、合理的流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的可行性
首先,在政治上,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职权。中央政府始终保持对地方政府的绝对政治领导。这种体制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这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的政治基础。
其次,在财政上,连续多年来我国财政的增长势头强劲,巨额的财政收入是国家投入基本养老保险最强有力的保证。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以稳健的步伐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517.57亿元到2007年的5447.16亿元,2009年我国财政预计投入社保资金7827.96亿元。而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又是社保支出的主题模块。所以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强力支持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的经济依托。
三、建立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将地区、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缩小到适度水平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的。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是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地区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现在的区域、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格局。目前,我国区域、城乡经济差距被普遍认为已经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各地区一开始就没有形成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源,是后来各区域养老保险水平差距愈演愈烈的根源。因此,要消除养老保险制度的“条块”和“碎片”模式,实现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协调发展,就必须从协调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做起,兑现当初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组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帮扶,比如人才和技术的支持。同时,将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优惠和优先发展权转移到当前的经济弱势地区,比如税收优惠政策和直接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直到将现存的、不合理的地区、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缩小到适度水平,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协调发展,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升级奠定深厚的经济基础。
(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障中的职能,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要建立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首先必须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中各自的权利与责任。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管理体制,同时基本养老保险是公共性质比较高的的共享性产品。因此,基本养老保险的事权、财权应该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与地方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是决策、监督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制定和管理监督由中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负责,各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只负责本区域的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工作,保证自上而下政令畅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终消除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养老保险管理成本的居高不下、各区域养老保险制度的“囚徒困境”。
(三)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养老保险账户的“完全转移”
为贯彻《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件,各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明确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省内流动时,按有关规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向转入地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供转移职工历年缴费基数。跨省流动的,按转入地有关规定转移个人帐户档案。因此,必须破除现有的规章制度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过程中对员工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转移限制,参保人员跨省流动时,不仅转移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档案,更要足额转移所缴纳养老保险费,含个人帐户及社会统筹二项费用。
(四)搭建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化管理与发放。
篇14
一、发挥资源优势，依赖农业科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和发明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着机械技术的方向进行的，例如与农业机械化相关的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新型动力的引进等等，这种创新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进行的。另一类技术创新活动是沿着生物技术的方向进行的，如动植物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化肥农药的发明及其施用方法的改进等等。其目的是为了节约土地而进行的，结果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对于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农民总是选择那种能够节约稀缺生产要素，并能更充分的利用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禀赋不尽相同，因而这种诱致性技术变迁的途径也不一样。
我国的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特点是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所以应选择旨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生物技术以及节约土地而多用劳动力的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在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较为成功。我国的台湾省具有耕地缺乏的典型特点，在发展的早期，台湾省利用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形成了少占用土地而多使用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成功出口了蘑菇，芦笋、鳗鱼和食用蜗牛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形成了自己的农业比较优势，取得了较好的农业收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台湾农业逐渐丧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随即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相应改变，转向出口一些具有高附加值的园艺产品。
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业生产资源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制订规划，加强宏观指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农民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现时期，农业部门应下大力气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多样化指数和复种指数，面对加入WTO后，国外优质廉价农产品所带来的压力，我国农业应切实注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绿色农业，实现精品农业，改粗放式经营为精耕细作，改追求产量为追求质量。这样既可以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劳动投入，又可以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二、提高农业公共投资，培养坚实的农业基础，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有研究表明，由于农业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可相互替代，故增加农业领域的公共投资，如农业科研、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可使生产者在私人物质投入（如土地、化肥、机械动力、种子和其他物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或者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必要投入和私人成本，或者在增加一定私人成本投入的同时得到更高的产量。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单位产品的私人成本都可能降低，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政府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至少有三点启示：
首先，政府应舍得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路筑桥，疏浚河道，完善市场设施等。在开展上述工程时，政府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当地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其次，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生产及流通环境的改善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对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农户而言，当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提高时，农户就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投入，从而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
最后，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而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其就业岗位的获得机会及收入之间呈现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做详细的论述。
三、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促使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和转移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已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在广东，有近一半以上的电子通讯产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基本上停止招收初中及高中毕业生，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不断在升级，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但是企业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成本远远高于直接从人才市场上招收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成本。所以，企业对低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了，而且，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也在下降。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广东进行分析的，但其结论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具有普遍意义。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1985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仍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占90％以上。在农村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也较少，以广东省为例，1998年，农村中受过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只有13.8％。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以下的一组数据也许更使人们清楚农民素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相关性。有资料显示，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我国农村人口中的精英阶层。首先，他们年轻，72.3％的农民工年龄在30岁以下；其次，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湖南省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的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最后，他们不少都有一技之长，48.2％的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就业前都会一门以上的技术，而全部劳动力中会一门技术的仅占22.9％。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就可能或较容易地在城镇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低素质的劳动力将会被拒绝于城镇之外。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但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城市管理成本的大小。经济学家比尔约翰逊曾指出：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的抵触，而且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减少城市管理的成本。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条件。
就如何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均进行过有益探索，总结之，其基本思路如下：1、政府应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有关研究表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应将发展初等教育放在农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地位上。政府投资于农村教育的资金应确保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有效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率。2、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这种办学方式在我国农村的一些中学已进行了很有益的尝试，并获得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有关部门应下大力气将这种教育模式发扬推广。
四、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城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市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在大城市，本地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却占据着大量的岗位，如果把由外来劳动力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下岗职工，就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为了保护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各地对农民进城务工设置了形式繁多的限制，具体包括：1、设置“经济门槛”，提高使用农民工的成本，迫使各单位、部门不吸纳或少吸纳民工；2、按不同工种限制外来工的吸纳比例；3、城市各部门、单位招用外来民工都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批准，否则要清退、罚款。
由于保护性市场低技能劳动工资的高估，导致低技能劳动力期望工资过高，影响到其在开放性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被保护性市场排出后，要么选择自愿失业，要么再难以找到工作。保护性市场还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低估的情况，由此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从保护性市场流向开放性市场，最终导致保护性市场中的劳动力的“逆淘汰”，影响整个经济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将不可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有关政府部门应转变思想，打破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对于日益增多的进城农民，不能简单的采取堵、卡、驱的限制性措施，而要认真研究农民流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结合目前的新情况，应着重以下工作：1、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转变；2、实行身份证管理，建立新的劳动就业运行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接轨；3、依据劳动法规等加强监管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完善农民进城落户后的社会保障体系；4、建立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网络，使农村宜流动劳动力及时获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准确信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和成本。
五、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为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
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这里的非正规部门指在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之外的规模很小的经营实体单位。包括三类：一类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如个体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雇工在7人以下的个人独资企业等；二类是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社团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生产自救性和公益性劳动组织；三类是其他自负盈亏的独立劳动者。2、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即“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是转型期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就业模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在现时期，我国面临着就业的巨大压力，大量过剩的低素质劳动力无法通过有限的正规部门来充分吸纳，而非正规部门具有经营方式灵活，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资金投入较少，经营条件要求简单等特点，正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就业渠道和新增就业岗位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