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市场前景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市场前景，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有利于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环境变迁，地域性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出版作为文化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走进书店，有关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风情旅游类的图书琳琅满目，这是一些地方出版社重视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结果。湖北拥有灿烂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将此类文化资源变为出版资源，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湖北民俗的方方面面。以孝感的孝文化为例，先后出版的图书包括《董永传说》“孝感（孝南）民俗文化丛书”等。这些图书的出版被著名剧作家沈虹光认为是“抢救民俗文化遗产，功德无量！”可见，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就是以编辑出版为手段，以图书为载体，挖掘地方文化的精髓，实现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扩大其传播影响力。

2．增强出版产业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民俗文化就成为文化出版的一个重要源头，为出版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有朴实的物质民俗，也有丰富的精神民俗。以《湖北民俗志》为例，它分为劳动生产、经纪商贾、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医药卫生、民间文学、民间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工艺、名胜古迹，共13编，每一编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大目和子目。对出版业来说，这些类目蕴含着丰富的选题资源，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源，可以增加图书选题的多样性，繁荣文化出版市场。另外，即使是相同的出版内容，变换一下出版形式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推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该套丛书以内容广、价格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2014年吉林出版集团又推出“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将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3．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具有突出的价值。纵观这几年的图书版权贸易，中医、保健类传统文化图书一直是版权输出的主打品种。例如，在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鄂版图书《禅意东方》《新编家庭中医疗法大全》等传统优势类图书与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图书并驾齐驱，成为输出内容题材的主力军。我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条件，各地区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不再局限于某地某人，而是能转化为文化资本进入全球的文化市场[1]。因此，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有助于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二、大数据对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影响

1．大数据理念的力量

民俗文化出版利用大数据的关键，是如何从海量的民俗文化资料库中发现价值，寻找隐藏于其中的市场前景，将大数据转化为可向受众传播的知识信息产品。基于大数据的民俗文化出版，不仅可将某些“小众需求”的民俗文化内容推送给特定读者，还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定制某些特定内容，更好地实现营销与内容相关联。长久以来，我们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重在保护，比如抢救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本土民俗事象等。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将保护与创新相结合，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改变了信息的搜集、储存和传播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转化率，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方面，出版机构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市场预测、选题策划和营销，将大数据转化为出版生产力，从而实现按需出版；另一方面，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来说，大数据为其提供了了解用户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精准的为公众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

2．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众所周知，大数据的价值在于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获取有用的信息。因此，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对获取最终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都开始注重地方特色文化的信息化存储与开发，建立了很多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库。无论是出版者还是民俗文化拥有者，都必须明确原始数据的采集与存储是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的基础，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才是资源开发的关键。大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可视化处理、预测性分析、语义搜索和数据管理等，除大数据分析专家以外，普通人一般会选择借助第三方数据分析系统来完成分析任务。例如，“开卷在线（B/S）全渠道数据查询分析系统”，用户通过浏览图书信息及销售数据，即可一站式完成市场信息的调研。该系统为编辑的前期市场调研与选题策划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参考信息，可以启发编辑的选题思路、印证选题的合理性、指导选题的后期策划，还可以通过查看各渠道榜单及不同渠道之间的对比数据，来了解不同渠道的销售特点、消费者的接受态度等[2]。

三、大数据视角下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

出版资源是出版产品形成过程中可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和物质资源[3]。本文所探讨的出版资源主要是指信息资源。由于民俗文化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有关民俗文化的信息资源非常可观，这里根据湖北省民俗文化的特点和优势，选择了四种类型的出版资源来展开论述。

1．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湖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饶的荆楚大地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遗产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近年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名录体系日益完善，理论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湖北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80项（106个项目保护单位）、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市（州）级名录903项、县级名录2815个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技艺、美术、医药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秭归端午节、鄂州雕花剪纸、云梦皮影戏、恩施摆手舞、荆州花鼓戏、大冶石雕、天门糖塑、武当山庙会、嫘祖信俗、潜江草把龙灯、巴东民间历法、松滋烟茶礼俗等，这些非遗资源为文化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图文音像素材。无论是荆楚文化、三国文化，还是屈原、诸葛亮等名人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每一项都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都可能成为图书选题的对象。然而目前，出版市场上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说明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不足，文化活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市场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对地方出版社来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是其重要的选题资源，应该用富有创意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其独特之美。比如，吉林出版集团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起来，对其深入挖掘和边缘探索，编排出34本“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内容涵盖民间节日、饮食、民居、技艺、美术、礼仪、传说、音乐、武术等。

2．民俗文化旅游类出版资源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旅游热相对应，旅游类图书也出版市场上大放异彩。根据亚马逊中国2014年11月的数据显示，游记图书是近三年旅游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可见，一个地区的旅游升温往往能成为旅游类图书的新宠，比如的骑行热就带动了以为主题的旅游类图书大量问世，出现《慢骑中国》《飞行骑：笨鸡走川藏》等[4]。现在有很多地区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情旅游。此类旅游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一定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众对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出版社在这块领域是可以深入挖掘并有所作为的。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既有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也有深厚独特的人文韵味。近十年，湖北103个县市区共诞生了136个文化品牌，包括以“中国书法名城”“中国孝文化之乡”“中国编钟之乡”为代表的20多个国字号文化名城和文化之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更是将8个市（州、林区）的多种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诞生了十大核心景区，包含武当山、明显陵、长江三峡、古隆中、荆州古城、昭君故里、曾侯乙墓编钟、龙船调等诸多令人心动的文化旅游符号[5]。这些传统符号或品牌在现代化环境下可以转化为资源优势，以新的载体形态在文化市场发挥新的魅力。

3．少数民族出版资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有53个少数民族，人口达283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68%。全省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满族和蒙古族6个。湖北有1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是湖北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恩施土家苗族是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地和巴土民族文化的诞生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有吊脚楼、风雨桥等民族建筑，有哭嫁歌、摆手舞等民族歌舞；有南戏、傩戏等地方戏曲以及牛王节、女儿会等民俗事象，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巴土文化资源，不仅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出版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不少出版社以此为选题，打造出多个图书品牌。例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巴土文化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内容包括巴人源流研究、巴地域研究、长阳名人传略、长阳土司源流研究、土家族撒叶儿嗬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学术研究性质的出版，少数民族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也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恩施不少学校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如百福司民族小学，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土家语课程，帮助当地青少年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6]。作为教育的配套，少数民族语言类教材和教辅资料是出版社的又一突破口。

4．数字化出版资源

篇2

关键词：民族文化产业；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马尾绣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学界争议较多的研究课题。在实践中，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冲突仍难协调。非遗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非遗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具有深刻内涵和特定审美意义，对其保护和开发值得关注。作为后发展的特殊区域，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需求比发达地区更迫切；而包括少数民族非遗在内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又决定其文化产业的差异化路径。生产性保护使少数民族非遗进入市场，为其生存发展提供驱动力，也给其有效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从中更可看出非遗产业化过程中的机遇和问题。本文以水族马尾绣工艺为例，窥探其在市场化、产业化实践中的困境，从而探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良性互动的可能。

一、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内生互动性

（一）少数民族非遗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化资源

目前，“文化产业以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1]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也将面临重大转型，文化发展目标因此将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将不仅是保护对象，也是重要的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带动全部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途径，这是一条被认可的途径，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可行的途径。”[2]产业化既可以推动民族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也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整合和创新，更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不同。民族地区大多属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发展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行之路。“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3]少数民族非遗的民族性、传承性和稀缺性决定其经济价值的增值性和其必然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差异的重要领域。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符号成为文化产品符号价值生产的原材料，其生产性保护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消费性，是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产业化是少数民族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非遗在形式、构成、内容等方面不断演化、变异和发展。形式上的复古不是保护的目标，保护的目的重在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的基本特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保护不应是静止的凝固的保护，而是为了发展的保护。没有保护，难以发展；而没有发展，保护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4]少数民族非遗作为濒危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把非遗资源转化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赋予它自我发展的能力，保护和发展才能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明确指出：非遗保护工作要体现“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七条阐述道：“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市场化已成为少数民族非遗较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也是其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产业化发展的形式，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特质。发展的民族文化产业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非遗自身活力，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更好地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为其保护打好基础。

二、民族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水族马尾绣工艺的困境

（一）传承主体断层现象严重

传承人是马尾绣保护的关键，能否吸引更多的传承人是衡量保护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如今绣女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其思想观念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冲击，对于传统的老样式、老技艺多有轻视而不愿坚守，动辄以创新和艺术为借口，大肆改造传统绣法。就马尾绣的发展历程而言，掌握马尾绣全面工艺、具有深厚功底的多是老艺人，且人数极少。故依靠口传亲授方式传承的技艺，随着一些老艺人的辞世导致有些绣法接近失传，马尾绣艺人出现断层现象。

（二）管理混乱，产业化水平低且规模小

管理混乱主要表现在马尾绣经营者对自己的马尾绣产品分类管理不够，没有明确对产品做出分类，对马尾绣产品分类收购管理也不足。目前，马尾绣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以小企业为主。以三都县为例，主要是由两位省级马尾绣传承人韦桃花和宋水仙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获奖奖金以及融资等渠道，开办马尾绣工艺品店以及由县政府主导开办的凤之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进行马尾绣的宣传、生产与销售。缺乏大企业的带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同时缺乏完整的营销渠道，市场占有率低。

（三）创新不足，传统与时尚没有实现有效整合

当前，旅游市场上的马尾绣商品以传统绣品为主，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款式和造型上都不能满足现代消费群体既追求时尚又寻求古朴自然的视觉与心理审美需求，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虽然当地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改善，如马尾绣片装裱画，现代服饰、女包等与传统马尾绣工艺结合，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马尾绣图案等，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三、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良性互动

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要协调进行，既要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更要坚守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寻求保护与开发的合理度，争取良性互动，促进双赢。

（一）坚持积极保护与利用并重，实施分类保护和开发，打造少数民族非遗资源链

从产业开发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产业化。然而传统工艺类本身就具有生产性，对于这类非遗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合理的。对于附加值高、已获大众消费认可、与市场经济属性结合度较高的非遗文化，可运用市场化策略进行规模化生产销售；而一些不被现代大众消费认可的工艺，就不能单纯从文化产业层面运作，而应从文化事业或文化遗产的属性思考如何保护传承。要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类别特点及其生存状态进行研究，尽快制定出符合各自特点和实际的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标准规范。另外，还要区分传承人所从事的非遗传承与开发商所从事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前者是生产性保护，后者利用非遗文化元素进行产业开发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不宜用统一方式去评估。通过分类评估，对少数民族非遗资源进行整合、规划，形成资源链，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二）坚持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构建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支撑体系

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社会效益的要求，而非遗相关的文化产业更为特殊，兼具的公益性更明显，政府的引导作用就很关键。政府要鼓励非遗市场化，以实现非遗现代转型。要制定少数民族非遗的分层保护开发管理政策，在文化分层保护的基础上实现非遗的良性开发。要对少数民族非遗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导。应扶持非遗类民族文化产业，提供优惠的财税和投融资政策，设立开发基金，激励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生产企业要充分利用市场运作机制和产业运作力量，盘活和开发含金量高并可以经营的非遗资源。针对民族手工技艺生产的现状，按照现在企业制度建立一定规模的民族文化艺术企业集团，实现家庭作坊企业化、生产方式产业化并做大做强。引导文化企业对非遗的保护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寻求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途径和与商业良性互动的模式，以促进文化企业和民族文化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注重文化创新与传承，在保持原真的基础上创新，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保持原真性是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关键。“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都必须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5]但坚持原真并不等于不能有创新。在充分尊重非遗项目的真实性，保护好本真形式和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对项目进行再创作、展示以及产品开发。比如对于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的矛盾，一方面可以走纯手工的高端市场，不必担心没有市场，科技越发达，传统工艺越复兴；另一方面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守住手工制作核心技艺的前提下，寻找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开发的良性互动，适当引入机械生产。尝试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与现代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相结合。要通过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不断发掘，以传统文化和技法为核心，进行深入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的开发，生产更多适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产品，开拓文化市场；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手艺相结合，提升附加值，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四、结语

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已经摆脱了传统依附性的地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继续上升，成为引领性、主导性、支配性的部分。《国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少数民族非遗必然会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其产业化过程可视为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一个缩影。手工技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进程中起着率先示范的作用。虽然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进程曲折难以避免，但利弊得失都具有许多可借鉴的意义。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本身具有内生互动性，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能否开发、应不应该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而是应面对现实，积极探讨其在用做资源开发、走产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不被非正常变迁、消解或消逝，以实现保持现有各民族特色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础上，达到文化保护事业和文化特色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9，（2）.

[2]柳斌杰.探索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J].大学出版，2003，（4）.

[3]方孝莉.遗产：实践与经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