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引言

中国粮食生产已取得“九连增”，但截止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左右，高产、低效的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并且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传统村落“空心化”、“凋敝化”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年龄断层、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出现较晚，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增加，已成为事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问题[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进度，使得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更为严重的是还阻碍了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与应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2]。因此，研究厘清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老龄化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3～6]。如林本喜、邓衡山[3]研究发现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认为担心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仅是耕地单产表现，无法衡量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对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与利用效率差异。胡雪枝、钟甫宁[4]则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投入产出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相比并无明显不同，认为生产决策的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未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研究则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从不同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7～9]。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而老龄劳动力在采用新技术、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特别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往往沿袭老经验、老办法，不利于先进技术与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10]。杨俊等[11]虽然未发现农户劳动力年龄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从侧面证实了随着农户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呈倒“U”型趋势。

3结论与启示

篇2

下面把我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作以简要汇报。根据会议安排。

总人口40.9万人，区共有耕地面积27万亩。其中农业人口25.3万人，农村劳动力16万人，农民人均耕地1.07亩，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时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收入就难以持续增加，富民强区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为此，把转移农村劳动力作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对待，坚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劳务输出，多形式、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显的成效。年全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7.4万人，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46%实现非农总收入3.6亿元，当年全区农民新增收入的70%来自非农产业；其中向外地输出的劳务人员就达2.32万人，年创劳务总收入2.1亿元，人均9000元。年我区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劳务输出先进县（区）年又被评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集体。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资，培植就业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抓手，引进一个项目，安置一批人员。年以来，区共利用区外资金31.2亿元，新上项目412个，这些项目共吸纳2.8万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铸钢厂，共安置农村劳动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台资企业公司吸纳14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同时，还不断强化招商载体建设，举全区之力建设了工业园，目前园区内投产企业已达42家，安置农村劳动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拓展就业空间。进一步放宽政策，完善服务，激活民资民力，形成了千家万户搞个体、干民营的好局面；对骨干民营企业，不断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导他做大做强。近年来，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总户数、从业人员数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区非公有经济单位发展到7500户，从业人员3.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2.8万人，民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三是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和聚集农村劳动力。农业龙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就业容量大，吸纳能力强。近年来，围绕农业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狠抓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先后投资660万元扩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资4000万元新建了木业、木业和木业，这些企业已直接吸纳了110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今年初引资1.6亿元建设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德国米杜甘地公司投资2200万美元的长毛兔饲养和兔毛深加工项目，近期也将开工建设。这两个项目建成后，可安置农村劳动力3300人。龙头企业在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带动了全区长毛兔、生猪的养殖和速生杨的种植。目前，全区长毛兔存养量达到258万只，生猪存栏量达到14万头，速生杨种植面积发展到2.8万亩。四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抓住行政中心西迁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积极推进城区东扩南移。近年来，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带动了周边11个村的改造，1.5万名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转变。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建筑业，全区共有6500名农民在各类建设工地务工；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城经商，城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已达5000人。做大城区规模的同时，以兴建专业市场、发展工商业户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全区小城镇人口达7.2万人。

二、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立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一是抓好载体建设，建立稳固的劳务基地。最初，发挥上海老乡的优势，与上海宝山港务局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后来抓住其下属装卸公司改制的机遇，创立了山东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安置劳务人员1000余人，年创劳务总收入1800多万元的企业。去年该公司在上海市21个劳务输出基地评比中获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结合上海法制环境优、工作条件好、工资待遇高的优势，以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为依托，与上海松江大学城、上福电子等1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劳务关系，上海已成为我区最大的劳务输出市场。近年来，又借鉴上海的经验，先后在广东、浙江、江苏、苏州、青岛、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处劳务输出基地，形成了机械加工、电子、工艺、服装、物业管理、汽车运输、货物装卸等多行业输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输出信息网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为有计划地输出和招收劳务人员，狠抓输出信息网络建设。对内，区、镇两级设立了劳务输出服务大厅，今年又开工建设了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区劳动力市场，利用网络、电话、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请各村两委负责人为劳务输出信息员，负责本村居富余劳动力和有意外出务工人员的登记造册，全区形成了区联镇、镇联村、村联户的三级劳务信息网络。对外，以各大劳务基地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较多的大中城市、关系企业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单位，及时进行，有针对性地组织输出劳务人员。如镇劳动服务中心主动到青岛、上海等地联系用工单位，积极组织全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去年全镇共输出劳动力5000人，春节前后外出务工人员仅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就达4000多万元，收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输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规范管理与服务，精心打造“劳务品牌”把加强劳务输出的管理与服务，培育劳务品牌”作为扩大劳务输出的关键，重点抓了三个严把”严把用工单位考察论证关，选择信用状况、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比较好的单位，签订招工合同；严把输出人员素质关，对输出人员按照用工单位的要求严格体检、政审，建立档案；严把跟踪管理关，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输出人员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几年的实践，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业，签订用工协议，组织求职报名，严格考核录用，专人护送交接，搞好跟踪服务”工作程序，做到既对用工单位负责，又保证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全区经区劳动局组织输出到区外务工人员，没有发生一起损害劳务人员权益的事件，没有一名劳务人员违纪违法。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单位主动到区联系招收劳务人员，劳务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三、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篇3

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劳动力流动

一、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巨大，农村老龄化程度快速强化。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1.67亿人，其中1.05亿人是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8.3%，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85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

二、农村老龄人口对劳动力流动速度的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1.2亿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2.2亿，增幅高达83%。流动人口规模扩大，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6.22%，2010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9.68%。中国人口流动主要流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而且转移速度在不断加快。

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所吸纳的劳动力主要发生在城市部门，而城市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依赖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减缓。特殊的赡养结构导致进入城市的劳动人口钟摆式流动，成为劳动力彻底转移的一个间断，同时大大增加了交通运输等各种社会成本。所以，如果不对农村老龄人口问题加以重视，那么不断增加的农村老龄人口必将影响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速度，从而阻滞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村老龄人口对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镇、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为7600万；200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接近1亿，2005年达到1.7亿；2007年，约有2.3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地或外地转移。

大量农村老人将是最后进入城市的一个群体，将成为迟滞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下，农村老龄人口增加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大，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人口最终会减少，因为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可知，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5亿，而农村所占比重为58%，即0.9亿。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白发老人，而年轻的人口却不断减少，相伴而出现的是劳动力因不断减少而显得不足，劳动力流动数量减少，流动规模大大缩小。

劳动力流动性下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在行业间、区域间流动性的下降。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技术进步加快，新行业、新职业和新工种不断涌现，对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和区域流动提出更高要求，而另一方面中老年劳动力转换职业的适应能力和跨区域间就业的意愿下降，这就使得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区域跨度大、区际间发展差异大的国家，由于跨区域就业成本更高使这种影响会更直接和更强，我国出现“4050”人员现象和近年来沿海地区“用工荒”不断强化，充分表明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化导致劳动力流动下降，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变动。

四、应对措施及建议

（一）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合理有序地进行

第一，要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力度，大力加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步伐，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要大量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把交通、金融、通讯、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从而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第二，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把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即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等优化组合，城市的技术交流、资金交流要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的主力军，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根据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规模变化不大，但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问题较为严重。要解决劳动力老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大，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鼓励和引导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昌彩.农村老龄人口：影响、特点与对策[J].开放导报，2008（3）：28-32

[2]陈社英.21世纪的中国与老龄化：研究与实践的挑战[J].人口与发展，2011（2）：20-32

[3]康传坤.农村老龄人口会阻碍城市化进程吗？[J].世界经济文汇，2012（1）：91-105

篇4

影响环湖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供求失衡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乡村城镇化、计划生育等政策效应的长期累积，适龄工作人口增量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变化，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扩张明显放缓，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如：2010年环洞庭湖地区乡村从业人口数（指乡村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的全部人口数,该指标反映农村中实际从业人员状况。鉴于统计中暂有该项指标，我们用此指标替代农村劳动力数。）为692.1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42.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53.78万人，占比高达9.37%，比2000年上升了1.95个百分点。加之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保持着0.2%以下的低水平，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用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并不断蔓延，推动了低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村劳动力需求市场旺盛，总体上呈现出“用工难”的状况。

二是农村劳动力城乡结构性变化带动价格上涨。随着近年来惠农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新生代农村劳动者在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对工作选择、劳动待遇有更多的诉求，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更加注重行业前景和个人发展规划，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降低，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比例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据监测网点――湘阴县新泉镇荷花村青年胡某反映，虽然目前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在农村每月也能挣2500多元，但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农村大中专生，他宁愿暂时拿1500～1600元的月薪到长沙等地做职员，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等体力活。而且这种就业观念在其同年龄层次中相当普遍。

三是通胀高企拉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近年来物价整体上涨，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产生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内在需求。同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及其稳定上涨的预期，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同步提高。据岳阳市华容县、益阳市沅江市、常德市汉寿县等地的绝大部分调查农户反映，一个三口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由前两年的450元/月涨到如今的600～800元/月不等，水稻价也由70～80元/担涨到了120～130元/担，相比之下，劳动力价格也应有所上涨。此外，前期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整体抬升了物价水平，反过来又拉动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形成劳动力价格的螺旋上升。

四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迫使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年轻人口数量较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能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而随着工人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和劳动人口增量的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低廉劳动力要素价格优势逐步削弱，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将逐渐丧失成本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

篇5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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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上世纪人口发展的两大现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引发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认为，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全球人口出现了平均寿命预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这既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同时也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按照联合国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必然会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1999年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6亿，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

武汉大学的马骁骁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197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增长太快，该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下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见表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同“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城市总人口是56 167万人，农村人口是74 471万人。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就尤显突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近8 60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远高于城市[3]。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波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河北省老龄人口呈现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河北科技大学的闫露娜等人研究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形势严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4]，但他们未能对河北这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做专项研究，其他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专门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符合农村现实的养老对策建议。

二、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河北省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三普”时，0～14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0.78%，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为18.43%；1990年“四普”时0～14岁人口占29.04%，65岁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为20.01%；2000年“五普”时，0～14岁人口比例降至22.78%，65岁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为30.93%。以上数据表明，从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已经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2006年底河北省在农村居住及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为4 926.23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总人口为6 668.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756.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33%；农村人口4 912.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67%（农业户口占80.4%）。随着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分别为37.69%、40.25%，推算全省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为4 268.86万人和4 148.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分别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国为55.06%）。另据公安户籍统计，2007年末河北省持农业户口的有4 842.76万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68.96%。几种统计渠道均显示，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而且这种现状将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至关重要。

三、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农村人口“未富先老”问题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状况在农村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计划生育政策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河北省农村的贫困现象很普遍，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耕种土地外几乎没有其他自主收人来源[5]。农村劳动生产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极低，因此，当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温饱已是十分困难，生活上很难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因病和残疾致贫的人口占近46.7%，几乎达到被调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农村许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从而加大了贫困世代传递的可能性。他们无法为家中老人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自己也无法为养老积蓄。

（二）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河北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许多地区的所谓“空心村”现象，在“空心村”里，许多家庭房空门关或者很少有人。青壮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很多妇女也出去了，农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员”负担。人口流出引起农村空巢家庭问题，青壮年子女不在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员还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县调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孙辈，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45%的老人无积蓄，生活贫困。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60～65岁间的老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有60%多，65岁以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占21%强[6]。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者的体力衰退导致原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延缓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

四、对策和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之道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家庭照顾的养老保障方式仍会继续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显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已成定势。因此，在改善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应做到： 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在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这些都是提高农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鉴于河北省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农村老龄人口所面临的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想要着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会福利水平，根本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着力点应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据报道，河北省老龄人口近1 000万，占到人口总数的13.5%。结合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应响应党的十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以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加强河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产业化经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通过科技下乡，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7]。建立以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化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基础的高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通过大力发展河北省乡镇企业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推行减免农业农民税费的惠民政策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络。此外，需消除农产品流通环节中运输及市场准入环节中中存在的种种关卡。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考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负担能力，河北省农村的社会保障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路径，以医疗和养老保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在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适当降低农村的个人养老成本，这也是符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能力较低这一现实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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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数量

中国的人口压力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据国家统计局预测，2005年全国总人口为13.20亿人，2015年为14.08亿人，而后将开始下降。人口总量压力的第一大问题将是劳动力出路和就业困难问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正处于压力最大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高峰，为71.0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20年左右迟到高峰，约为9.97亿人。劳动力人口比例2005年达到高峰，为62.55％，然后保持相对稳定，到2010年开始趋于下降，劳动力人口总量2015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8.66亿人。这意味着今后十几年，中国的就业和失业压力达到最大程度，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达1000万人。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矛盾开始表现为就业问题。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和资本替代劳动、技术替代劳动的双重压力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灵活，劳动力流动性愈来愈大，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竞争范围也日益扩大。

另一个巨大人口压力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5年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高出199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54％，但低于低收入国家的70％的水平。据估计，中国农村人口约占世界农村人口的1／4，中国农村劳动力约占世界农村劳动力的1／3。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约为4.9亿人，非农业劳动力占35％，农业劳动力占65％，仍以农业劳动力为主。全国现有3.3亿农村劳动力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目前，每年需要进城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量为800―1000万人；估计“十一五”期间，每年还将新增500―600万人。但是，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既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也应被看作别国所不具备的一个有利条件，且未来几十年将持续存在。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长期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已累计高达6000万―1亿人，使中国城镇人口在2005年达到4.58亿人，城镇化人口比例由17.9％上升为40.5％。加上由农业劳动力变为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口和扣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接近5亿，约占新增城镇人口3.5亿人的85％。

(二)人口素质

中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使人力资本得以持续增长，其基本表现分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文盲人口比例持续明显下降。2003年文盲人口比例为8.7％，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文盲率54.4％的平均水平。第二，初中人口比例为55.7％；高中人口比例显著增加，已达12.5％；大学人口比例为5.1％。第三，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提高，由4.61年提高到2003年的7.56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9.68年)和经济转型国家水平(9.68年)。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2005年中国城镇总人口迭5.2376亿人，劳动年龄人口3.69亿人，平均受教育年数约为lO年，总人力资本约为36.9亿人年，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高增长，得益于人力资本的高投资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支出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和卫生支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社会和居民个人支出的大幅增长，政府的支出则相对缓慢。2003年，城市用于人力资本的卫生和教育人均支出为1410.4元。是仅次于食品的第二大支出，全国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总支出为7387亿元，占当年GDP的6.3％，若加上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支出，则占当年GDP的8.6％。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少年儿童人口人均教育支出额会显著上升，将有助于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和质量。

总体上看，中国正在从人口负担严重的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进而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三)老龄化问题

中国人口状况的一大特点和趋势是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龄人口持续增长，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为9400万人，占总人口的7.5％，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从2000年到2015年，老龄人口增长将较为平缓，预计到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9.55％，总量达到1.5亿。但是，2015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开始负增长，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的推动下，老龄人口将以平均每年5.68％的速度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40万人，到2030年达到2.26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4％。到21世纪中叶，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等于美国老人数量的4.4倍，且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尽管2050年中国总人口数将位居世界第二，比印度少5100万，但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人数将比印度多1.05亿，仍将是世界最大的老年人口国家。由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收入较低，人均GDP不1到0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1万美元左右，中国将是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先于富裕化的大国，故中国面临的任务将远比发达国家艰巨得多。

进入21世纪，中国在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同时，还面临更加突出的人口与发展的矛盾即养老问题。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构成巨大的挑战，并将逐步终结人口红利。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而且居民收入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其挑战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构成的严峻挑战是：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应对老龄社会的经济资源明显不足，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较大困难。第二，人口的大规模老化，家庭和社会用于养老和老年医疗卫生的资源急剧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第三，由于社会保障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支出不断增加，而在职职工人数与离退休职工人数之比又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中国现行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系面临历史性挑战。

二、印度的人口问题：人口负担过重，面临贫困的严重挑战

印度的人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显然都是其综合国力增长的制约性因素。印度独立时的人口只有5.4亿，1 997年增长到9.5亿，据世界银行预测，2050年时将达到16.23亿。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人口质量的提高。在现代社会，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不仅不能

成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宝贵的人力资本，反而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的人炸已经对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加剧了对资源和就业的压力和竞争，而这正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最主要根源。

从人口质量上看，印度独立后显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比如，人口预期寿命从1951年的52岁提高到1998年的61岁。识字率由1951年的18.5％增加到1998年的62％。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人口素质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根据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的统计，印度的人文发展指数(HDI)1970年为0.254，在114个国家中排名第82位；1995年印度的人文发展指数虽然提高到0.446，但在174个国家中仅排名139位。

土地问题是制约印度复兴的另一重要因素。印度的方案在许多方面只是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在各地执行时不仅差异很大，而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因此，生产的主体不能成为消费的主体，而消费的主体却不是生产的主体，这两个主体严重错位，是印度国家经济应发展而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印度的失败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印度经济造成最大的损害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场的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民族市场而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扭动和孵化培育能力。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持续萎缩，又迫使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被迫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但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

失业和贫困问题是印度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印度独立以来，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但是没有解决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也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社会主要集团中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几亿的贫困人口和40％的文盲无疑是印度社会一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同时它也严重地制约着印度的大国化进程。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印度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字，2001年为3485万人，失业率为9.21％。

篇8

关键词：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小城镇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7日

一、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农村人口迁移加速老龄化过程

（一）农民工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

（二）生育观念的变化对农村生育率产生影响。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中，迁移者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对其生育率产生影响。不可否认，部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确实存在着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动机，如“超生游击队”问题就曾给我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此，对于农村人口迁移流动中所存在的“超生”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城市的相关部门还须继续加强对迁移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防止超生和多生的发生。但在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根本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改善其经济社会生活和寻求就业机会，为了逃避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迁移流动也只是极少部分。那么，随着农村迁移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少生、优生和优育”也就成为主流倾向，即乡-城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村迁移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和降低其生育率。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结论，即迁移使得农村迁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如吴帆（2009）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就显示：52.3%的调查对象只希望生1个孩子，44.42%希望生2个孩子，只有2.33%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还有约1%不想生孩子，即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49个孩子，远低于农村非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转变进程，并最终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三）非永久性迁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重在职业迁移而非地域间的彻底性转移，存在一种独特的“候鸟式”迁移现象，即劳动力已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但居住地仍在原籍农村，普遍存在的是季节性劳动力迁移。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5%左右，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0%。预计今后几年，每年的劳动力迁移新增人数将维持在500万～700万，增长速度5%～6%。70%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50%以上的农民跨省流动，60%以上的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

（四）农村人口迁移对家庭的影响。农村家庭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而发生的改变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庭的外向型适应。由于地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的发生，原有的农村家庭成员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动出去；另一部分留在农村的“老家”。鉴于流动迁移行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流动出去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轻的男性。随着流出时间的增加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逐渐站住脚跟的年轻男性会将妻子、孩子陆续接出来，夫妻家庭或者带子女的核心家庭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龄与身体条件相对呈弱势的老年父母或者幼儿，对目前农村务农家庭所谓“386061”部队的称呼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人口流动在客观上造成了“分户”的形成，一个原本由老年父母、年轻夫妻及其子女形成的直系家庭，由于流动变成了一个夫妻家庭和一个隔代家庭（如果子女不随父母流出），或者一个核心家庭和一个老年夫妻家庭（如果子女随父母流出）。家庭的客观分化以及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不便、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家庭的变化趋于小型化。这种家庭的变化趋势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主要影响。

随着第二、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力人口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更是庞大。这一趋势必然会对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影响，是在计划生育从数量上削减家庭规模进而影响家庭养老支持资源基础上的“二次削弱”，主要从距离上造成了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年轻人口与其老年父母的疏远和照顾不便。

三、发展小城镇必要性分析

（一）农村老龄化的预测趋势。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迁移流向城镇，现在与今后几十年农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镇。在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以及假定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年龄结构分布与2000年相同的预测方案下，我国2020年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15.6%和9.0%，2050年分别为32.7%与21.2%。21世纪前25年中，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不相上下，但2050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1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现在40～50岁的农村中年人向城镇迁移的几率比年轻人要低。而这一庞大人群在2030年以后将陆续成为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并且大多数留在农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庞大人群正好又赶上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旨在降低出生率且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很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当他们成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时，其一、二个子女也已成为或即将成为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少子女已离开农村，而很多高龄老人仍留在农村。

（二）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截留和分流作用。社科院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城市化过程中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量人口将给农村社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大量流出的主要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这将从整体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素质同时大大提高老龄人口比重，使本身素质较低、老龄化较快的农村地区雪上加霜；二是人口流出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本已偏小的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同时会出现大量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土地，提升了基础设施的公摊成本，降低了效益，影响到农村现代化进程；三是流出的这批人不仅带走了技术、技能、劳动力，还会带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批资金，使农村的现代化本身紧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紧张。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素质偏低的农村人口对我国大城市将产生巨大冲击，将会加重已经出现的城市病，导致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最终很可能严重地阻碍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缓解上述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小城镇发挥截留集聚等作用，同时为避免农村人口过快涌入大城市，小城镇必须发挥分流作用，充分创造条件，吸纳、集聚农村人口看，缓解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对大城市带来的冲击.

四、发展小城镇缓解农村老龄化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一度得到迅速发展。国家为了满足当时小城镇的发展需求，90年代开始批准大量设立新的建制镇。建制镇的数量和人口也随之扩大。从90年代末起，审批数量大幅减少。2002年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之后，因政策因素推动小城镇数量增加的成分减少，小城镇的发展更多地源于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在数量上虽然减少了，但是小城镇人口呈现明显增长态势。镇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由村庄迁入镇区的农民增加引起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建制镇总人口为9，296万人，2006年增加到了16，373万人。90年代全国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镇区的平均人口规模一直停留在约6，000人的水平，年增长率只有1%。2000年后，建制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底，全国建制镇人口规模扩大到8，352人，2006年，扩大到了9，238人，比2005年增加10.6%。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很多小城镇的人口规模超过了5万、10万，个别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数十万。虽然从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只有建制镇的人口统计，非建制镇和新兴集镇并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从建制镇人口增加上可以推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1990年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0%，2006年增长为24%，加上县城关镇，人口比重为42%，小城镇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小城镇方便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按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方向，我们大致可以将人口城市化迁移的形式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劳动力异地转移，并同时完成了产业转移；另一种是“离土不离乡，进场不进城”的劳动力就地进行产业转移。前者是劳动人口迁移加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由于劳动者从未真正脱离居住地，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不大。

经济发展好的小城镇不仅吸引了本镇范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吸纳跨区农村劳动力。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2006年小城镇吸纳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39%。由于小城镇就业门槛低、就业风险低、生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天然地成为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载体。农民或将居住地迁入镇区从事非农产业，或白天进城务工经商，晚上返村居住，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离土不离乡”模式比例更高，这一高比例也得益于农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公交、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小城镇发展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支持了农业企业化、专业化经营，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保证了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加快了农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优势

1、小城镇建设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提供良好的载体。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为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将一般加工环节、零配件生产放在农村，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又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带动本地农村服务业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向城市延长，在农业和加工业之间形成产业链，通过近距离批发、零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包括转移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和心理成本（风险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成本）。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较低，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远低于大中城市，其容纳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又比大中城市低得多。据调查，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商业服务性投资，约为5，000元，而在大城市，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0，000元以上。不仅如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融入而言，小城镇可使农民继续在较为熟悉的接近乡土的环境中获得一种心理保障。因此，小城镇不仅是缓解农村人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而且是转移劳动力心理适应上的缓冲带，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较大中城市更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城镇化道路[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7.

[2]张晓山.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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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居民 养老保障 城乡一体化 覆盖面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进展，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正在呈现新的变化，村庄逐步呈现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老年人空巢化等趋势明显，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而依靠社会养老的保障体系建设尚不全面，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建设难以真正解决。在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真正实现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以及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现状

随着经济的飞速，贫富差距的加大，我国农村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到城市打工，目前我国已进入人老口老龄化阶段，再加上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空穴老人的数量也是只增未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留守老人的数量渐增，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迫在眉睫。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发生转移的原因如下：第一，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大家大口的日常生活需要，从而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涌入到发达的城市。第二，城市发展节奏快，就业机会多，薪酬高，交通等外部环境因素便利。第三，带着孩子的青壮年，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地教育，会选择让孩子在城市入学。第四，当代农村户口的大学生，大多毕业后都会选择在城市打拼留在城市。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每个人会选择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生活方式，劳动力的转移也是必然。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数为64512万人，占总人口的48.34%，乡村人口数为68938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1.66%。2010年城镇人口数达66978万人，占总人口的44.95%，乡村人口数为67113万人，占总人口的50.05%。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数位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的51.27%，乡村人口数为65656万人，占总人口的48.73%。而2012年城镇人口数为71182万人，占总人口的52.57%，乡村人口数为64222万人，占总人口的47.43%。

图1 我国城乡人口总数的变化

由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逐渐下降趋势。根据2013年全国统计年鉴，我国2009年至2012年老龄人口数逐渐上升，儿童人口数下降，青壮年人口数也呈上升趋势。且相对的老年抚养比重也在上升，这些数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村与城镇人口的相关情况。

二、我国农村老人的养老现状

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的态势逐步加强，农村老龄化的人口将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现象将持续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工作较为复杂。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较大，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及农村养老程度都相应较高；而对于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问题亟待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造成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空巢老人数目增多，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

（1）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传统的依靠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会越来越多，“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也正在受到严重冲击。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程度远远高于城市地区。其次，农村老年人获取资金收入的来源有限，一方面，农业生产的效率低下，收入不稳定，无法充分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其次，农村老人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乏人照料、精神缺少慰藉，加上医疗服务水平较低，步入老年后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差。相对发展程度一般的城市，农村养老金发放金额较低，甚至还不到百元。虽每月都有相应的养老金，但这些微薄的收入远远难以维持日常的生活。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养老问题相差迥异，这些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不健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养老负担沉重。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就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的特点。因此，空巢老人、独身老人之家将日益增多。虽然家庭养老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优点，可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但家庭养老也面临一些挑战。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的负担更为沉重，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弱。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家庭模式呈现一种“子女――父母――祖父祖母”的“倒三角形”的特点，子女的养老负担会非常沉重。其次，家庭的小型化，也使得小家庭抗御风险的能力减弱，农村家庭的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脆弱，在天灾和人祸面前更是难以抵御风险。

（3）家庭养老面临窘境。对于现在我国农村的养老状况大多是家庭养老，农村老人所抱有的心态都是“养儿防老”和“孝敬父母”的传统观念。但由于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那些仍在农村生活的子女无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与经济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当老年身体不适或者出现大的病状之后，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高昂的医药费和手术费是难以支付的起的。虽然有农村医疗保险卡，但一点的资金救助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面临的资金压力问题，而老年人抱有的节省心态很可能放弃治疗。

三、完善我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

（1）积极探索和创新农村养老模式。对于如何制定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应对各省下至市的农村进行同步考察，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养老保障机制，且在借鉴其他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及城乡发展状况的特色养老保障体系。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青壮年的老辈应给予一定的最低资金保障，或者通过给贫穷居民上保险的方式来解决其养老问题，对于发放过低的养老金，政府应予以监督，确保资金落实到贫困百姓手里。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一体化程度越高，养老机制也就越具保障性。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上，国家应赋予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一定的权利，即免费治疗的权利，对于事件的真实性，国家可以通过开具的诊断书由地方政府监管批准。这样的免医疗费用的方法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养老的压力问题。针对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可以通过对其进城打工的子女每月征收一定的数额，类似于现收现付制度但又有所不同，其每月缴纳的金额最终可以作为其父母的养老金。

（2）鼓励青年劳动力当地就业。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劳动力转移造成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主要由于城乡收入差别较大，对此，可以从政策上鼓励青壮年劳动力在当地就业，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农村地区不再是耕种土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形式，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鼓励外出劳动力重返本地就业。其次，政府还可以鼓励其创业，以点带面，或者说先富带后富。对于资金来源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作为其创业基金，当一个人成功后可以带动全村人致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健康和养老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基本的“授人鱼不如授人渔”。

（3）城乡一体化是解决农村养老制度的根本手段。目前，我国的养老制度实行的是二元制度，城市地区，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老年人退休后会获得退休工资，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而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加之人口众多，不能像城市老人一样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只能依靠家庭养老。虽然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有了“新农保”，但尚不能覆盖到每一位农村居民，政府的补偿力度仅是杯水车薪。因此，只有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兼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也主要是由于城乡差距太大，收入差距、生活水平差距、人文环境、教育水平、以及便利条件等差异所导致，因而，若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也就会使农村养老问题得到解决，也有助于养老保障体系结构化、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郑军.制度环境与政府责任：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的关键[J]，华东经济管理，2013.

[2]李香允.农村养老保障形势分析与对策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

[3]刘峰. 农村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与突围[J]，湖南社会科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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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因素

依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受到工业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收入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进行转移。目前，中国已经不再是农村劳动力因为工资收入水平向工业部门转移这样简单，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就业，给农村带来了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趋势，农业生产因缺少劳动力而荒废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面临“空洞化”现象。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有一个特别符合经济特征的名字――农民工，农民户籍的城市产业工人。正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才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工业和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农用机械和化肥，彼此相互促进，农业得益于机械化率的提升和化肥的使用，提升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水平，农民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农村商品市场的消费能力。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岗位空缺，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供应才保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向大城市，还有向中小城市或乡镇的工业部门进行转移，提升了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力，丰富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层次结构，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增加了劳动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的产能。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提高，也增加了消费需求，扩大了我国市场的内需能力，增强了我国经济抗凤险的能力，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依然保持平均9%的经济增速，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消费能力的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进行房产等开支同时刺激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及相关链条上产业。

在我国，人多地少，土地经营规模相当狭小，农业生产率低下，通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或城镇转移，我国农业生产劳动力生产业和农业化生产水平不断加快，农村经济的综合适合和农村现代化水平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更具规模和效益，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市场农业的发展，加强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可能性。

农村劳动力的过度转移，使农村人才流失严重，青壮年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使农村的农业生产呈现老龄化和妇女化的趋势。又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缺少专业的就业指导，转移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造成了部分地区“用工荒”同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进行转移的矛盾。

二、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因素

（一）社会化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劳动力就业领域中作用的结果，农民实现转移的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社会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就会越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因工资收入而选择就业偏好，从而流向其他非农产业，当农业部门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会下降，随之工业和服务部门中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加大。

（二）产业与技术选择。不同的产业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弹性和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中，受到这种不同的产业部门进行筛选。由于农村劳动力大多素质不高，多集中在建筑行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餐饮业等。

（三）农业比较收益水平。农民产业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依据古典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而在我国农业通过与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较大的收益差使农村劳动力希望向城市转移，同时希望通过转移，改变生活条件，为自己和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

（四）土地流转率低。虽然我国过去面积广大，但是可耕种土地面积与庞大的人口数量形成了很难调和的矛盾。面对较少的土地，部分农民选择进行非农转移，但是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较差，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农民权益无法有效保护等问题，给农民的转移带来束缚与负担。因此只有土地使用权能够自由流转，农村劳动力才能自由向非农部门自由流动，同时适度集中土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经济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提高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是地区功能和设施完善的过程，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城镇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观念根植于农村劳动力身上，最终实现“离土又离乡”的彻底转移。通过城镇地区特性，进行工业主导型、商贸主导型、旅游主导型的小城镇建设，以乡镇企业为纽带，构建城市与乡村间的桥梁，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少阻碍，实现非农转移就业，减少农业人口占我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

（二）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特点，且第三产业对于投资准入门槛低，投资少、见效快，农村劳动力可以进行自主创业。但是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水平较低，尤其是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落后，同时所具备的第三产业服务能力很差，缺少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因此要将扩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项重要工作，进行建立体系完备、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地农村市场结构，增加就业容量。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内部对于劳动力吸纳的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对于部分地区的农村农业生产老龄化和妇女化的趋势，必然要通过增加农业部门内部吸纳劳动力能力的提升，来稳固住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可以通过对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的营销、农产品外销过程中仓储物流等链条下游产业的建设，在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农业收入的同时，为农业挽留住劳动力资源，避免农村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在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下的适当转移。

四、结论

截止2013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其中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1.6亿，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因此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引导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本文通过在经济因素方面的分析，认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键。（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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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厚喜.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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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升级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9%。根据联合国2012 年的预测，2050 年这一比重将到30%～40%，届时，每3 个人中就有1 个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14 年末，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上升至10.1%。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从分地区的情况看，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老年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逐步转变为老年社会的年龄结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不断膨胀并存，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方式，使控制人口数量与缓解人口老化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人口老龄化更具有“中国特色”，也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劳动力的供给角度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占比加大，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双重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相对较低，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增长率，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但从长期来看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受制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了的需求。

（二）劳动力的消费结构方面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不同，消费方式也大有区别。对于老年人口来说，其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结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种消费结构性将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化。因此，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和变动趋势必将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因人口老龄化而带动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年产业的需求，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的政策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我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针对这些情况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重视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随着老龄化的出现，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向了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上来也要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能。，我国应继续加大对教育及科研行业的投入，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创新性人才，提高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率，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加速推动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会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占50%以上，我国目前只占20%左右。人口老龄化带动发展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老年医疗、老年保险等行业除外），包括社区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娱乐等，服务项目比较简单易做。这些行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比较低，适合质量不高的劳动力就业需求。但这也同时决定这些行业的发展主要由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推动，而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关系不大，将可能促使我国第三产业现存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两方面的增长很不协调的局面继续扩展，不容易消除“人数增长较快而每人产值增长较慢”的特征。

（三）大力发展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老龄产业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产品，鼓励和引导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老年人口虽然购买力不强，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银色浪潮”所形成的需求是不能忽视的。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

（四）推进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为农村地区养老社会化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 杨雪，侯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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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月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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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闲置劳动资本增多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有很多劳动力会被迫闲置起来，因为他们自身的发展落后于科技的发展，由于无法驾驭新生的科技力量而从某些行业里被淘汰。其次就是科技力量的提升导致产品增多，不再需要原有工人的数量，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岗位，所以下岗裁员成为必然趋势。再有就是在竞争中各个单位和行业管理理念落后或是资金周转不灵等原因导致企业瘫痪，企业的员工便失去就业机会而成为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闲置劳动力数量的上升是多种因素合在一起的结果，这种现象与经济增长速度、企业管理模式、通货膨胀、科技发展、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等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并且许多员工还被延迟了退休年龄，他们占有了许多有利的岗位，造成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于是年轻劳动力就被闲置，同时，既使年老的、有经验的员工提前退休离开岗位，也不会有新生代的工人来接替，主要是由于青年员工缺乏锻炼和行业经验，这就出现了北方很多大型企业高薪聘不到合适技术员工的局面。而企业为了生存和有效发展，会返聘这些有经验的老员工重回工作岗位，这造成了非正规员工对青年员工的挤兑，也使许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从毕业就失业，产生了许多高学历的闲置人员。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太大的负作用，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只是暂时现象。

二、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之一，剩余劳动力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剩余劳动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没有提供出实际社会价值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来源于农村的劳动力，他们的转移、城镇化问题一直受到国家政策的重点关注。他们的转移主要是指农村中从事农副、农耕的劳动力，具有富余时间或者无法再从事本行业而由开始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在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占据全国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农村可用耕地逐年缩小，农村劳动力的活动范围也随即缩小，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改变，许多乡村、乡镇便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导，按照此经济策略，导致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转移，而城镇地区的产业五花八门，许多无人肯干的脏、差、累、苦行业本地无人愿意从事，于是为外来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乡村的劳动力入住城里后，经济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尽管不如当地人的收入和地位高，但是毕竟比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要轻快得多，或者比起在农村已经无所事事来要强得多。

此外，思想观念的转变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造成巨大影响。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一般情况下倡导的是“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只有遭受重大水灾、干旱、火灾等突发事件无法再生活下去时，才会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有一点活路，他们都会坚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加之封建社会把走街串巷的经商看作是最低档次，纵使在城镇已经开起了小商铺，也认为是不安分守己生活方式，总之，他们认为务农是最踏实的行为。因此到了今天，许多农村劳动力仍然把耕作土地看作是本职工作，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也造成他们在心理上惧怕转移。而现在，国家政策以及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扭转了这一局面，农村劳动力不再固守农村这一狭小的地域，城镇也放宽了准入门槛，并且出现了照顾民工生存的工会、帮扶机构、农民工子弟校等，这些都无疑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我国的实际国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造成了影响。随着我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迅猛地发展，许多城市的开发带动了城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比如城市建筑行业为周边农村的钢筋水泥等相关企业和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另外，从事城镇工作的劳动强度也明显低于农业劳动或与农业劳动强度相当，而有时收入却远远高于纯粹的农业劳动。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外转移。同时，我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但经济收入的悬殊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在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人口管理制度放宽的条件下，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

三、推迟退休对当前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增长趋势。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过去的百分之七上升到百分之八点九。根据最新预测，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百分之十六，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其实，推迟退休直接的目标就是延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社会作用。人口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压力。因为一旦退休人口剧增，政府对退休基金支出会增加，最终会导致入不敷出，还会引起养老退休金巨大亏空的问题，从而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市场上有效劳动的减少，因为他们挤占了新生人口的出生权力和生存空间，进而引发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因为市面上出现的都是中老年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会使年轻人得到更多的老年人的指点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进而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

为弥补劳动力供给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年轻人为挣得生存和工作的机会必然在老龄人口所不具备的条件上下大功夫，例如提高自己受教育的水平。其次，实际工资和物价上涨的压力提高了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这需要稳定国家的财政政策。再次，延长退休年龄虽然在短期内会使现在的就业岗位减少，但是从长远来看，要想解决就业矛盾不能以提前结束老龄职工的工作权利来给年轻人倒地方，而是要靠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日益增大。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当下老龄化时代到来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社会环境、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革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改革退休制度的大趋势。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必然会增加就业劳动力数量，但由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导致市场劳动力总量并没有改变。推迟退休的本质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它直接影响到青年劳动力和中老年劳动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且提高退休年龄会产生很多影响，比如降低制度赡养率，退休年龄提高，则退休人口相应下降，就业人口相应增加。还有提高基金积累水平，退休年龄提高，则延长其缴费期间。最后减轻支付压力，缩短制度支付养老金的时间。但提高退休年龄会对生产率产生影响，并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就业压力，员工的退休不会为市场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机会，但劳动时间的延长无疑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为此，应将养老保险中提高退休年龄的影响归纳为收入效应、支出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就业效应等四方面，前两者是提高退休年龄的正效应，而后者是提高退休年龄的负效应。实施推迟退休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我国在改革退休年龄时，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发现和解决由于推迟退休而可能引起的各种问题。同时，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项目，运用科学的方法协调配置老年劳动力资源，加快延迟退休年龄立法进程。由此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外资的流入也对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利用外资创造了条件，而外资的大量流入弥补了我国国内资金的不足，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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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特征

一、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首先，人口整体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现，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其次，未富先老，这种情况在农业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农业作为劳动力重度需求的产业，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极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往往也是贫困的那一批人，老龄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各个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对于该地区来说，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相对来说，劳动力就会比较充分，老龄化趋势也就相对较缓慢，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流出，劳动力的缺失，更加剧了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难题，这种东西部农业人口老龄化不同，也是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农业人口老龄化对于农业的负面影响

（一）拉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在农业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生产工具的差别，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地势和经济发展水平，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更为普及，从而也加大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更小。而对于西部来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需求大，这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人口的老龄化可能说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给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的供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我国粮食的供给体系，从整体上来说，仍然以自给自足为主，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家具，对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严重的挑战，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下的中国农业更显得脆弱不堪。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显得更为脆弱。

三、从农业发展全局解决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保障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发挥

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要素。应鼓励农民回乡务农，逐渐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一方面，应实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增加农业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转移实则是农业种植业劳动力过剩的转移，要抑制农民工外出的脚步主要还是要为他们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制定政策扶持农业经济发展，使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吸引农民回乡。农业的发展最终还得靠农民自身的身心投入，由于农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政府要继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而地方要实实在在地落实这些政策。

（二）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进行能力培养

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存在很多问题，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又不高，总体素质低。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9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其中约10%的农民处于文盲状态，由此可见，农民对现代农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状况非常有限。如今农业人口呈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员的责任和负担加重，其自身的能力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对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一方面，政府应着手对适龄农，ALkY～的农业知识培训。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专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帮助农民从事先进农业生产。

（三）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

农业人口老龄化给适龄农业劳动人员带来的农业负担是不言而喻的，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发展新型农业的条件下，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是非常必要而又可行的。农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面对众多的老年农业人口，应该转变固定思维观念，崇尚“老有所为”，在农业领域寻求老年余热的发挥。老年农业从业人员有着几十年的务农经历，经验丰富，虽然体力不如适龄劳动人员，但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离不开他们。比如，他们虽不能亲自进行劳动量需求大的农业生产，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指导适龄劳动人员进行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