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技术效率；DEA-T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0-0130-05

引言

中国粮食生产已取得“九连增”，但截止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左右，高产、低效的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并且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传统村落“空心化”、“凋敝化”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年龄断层、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出现较晚，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增加，已成为事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问题[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进度，使得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更为严重的是还阻碍了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与应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2]。因此，研究厘清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老龄化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3～6]。如林本喜、邓衡山[3]研究发现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认为担心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仅是耕地单产表现，无法衡量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对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与利用效率差异。胡雪枝、钟甫宁[4]则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投入产出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相比并无明显不同，认为生产决策的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未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研究则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从不同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7～9]。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而老龄劳动力在采用新技术、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特别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往往沿袭老经验、老办法，不利于先进技术与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10]。杨俊等[11]虽然未发现农户劳动力年龄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从侧面证实了随着农户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呈倒“U”型趋势。

3结论与启示

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本文运用DEA-Tobit方法对老龄化与其他环境变量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讨论，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样本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对纯技术效率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年轻户”也对农户综合技术效率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2）在其他环境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是否租入土地、是否拥有农用机械、地形条件、道路设施状况均对样本农户的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而工作经验、是否存在兼业、气候条件以及贷款难易程度则对样本户的农业技术效率造成了负向影响。

尽管从“老年户”对纯技术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来看，对于老龄化对农业综合技术效率的不利影响问题不必过分忧虑，但是从长期来看，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要求现代生产要素的大规模应用，这意味着“老年户”耕作经验优势将逐渐消失，劳动力综合素质的重要性也将日渐凸显。相应地，老龄化对纯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也将逐渐消失，进而加重其对综合技术效率的不利影响。因此，从长远考虑，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老龄化不利于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局面，以及发挥“老年户”的耕作经验在提高纯技术效率方面的优势，同时也要注意提升“年轻户”的纯技术效率，进而扭转二者对农业生产综合技术效率具有负作用的局面。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为提高“老年户”与“年轻户”的综合技术效率创造条件：一是加大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力度，以提高“年轻户”耕作技术应用水平，以及“老年户”的耕作经验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融合能力；二是引导土地合理流转，尤其是对土地向“年轻户”以及专业户流转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是加大农用机具购置补贴力度，推广农用机械应用，以提升机械化对农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作用；四是继续开展土地整理，为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创造条件；五是改善农村道路设施，为技术推广与应用创造环境；六是提高对农户的金融支持力度，以改善农户资金约束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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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劳动力；老龄化；结构断层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高度关注“谁来种地”的问题，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也高度重视，每年都出台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的实施，大批素质较高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劳动力结构断层现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笔者对农村基层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及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状况

1.1 农村留守人员是普通家庭劳动力的主力军

据调查，农村从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劳动力以留守妇女和老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数的年龄已超55岁，甚至70岁以上仍然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体力上来讲都是在勉强支撑。也有部分在当地工业企业就业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从浙江省临安市某山村调查，有劳动能力人数为420人，在本村务农的仅 98人，所占比重为23.3%，其中55岁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务农人数的73.4 %，而本应作为农村劳动力主体的21至55岁的劳动力只有26人，占务农人数的26.5%。再如某村，所从事的种植业专业性较强，经济效益相对较高，但从调查显示，务农人员中55岁以上的占71%。

1.2 劳动力年龄结构比较

设施农业比一般传统农业的从业人员相对年青，特别是新兴农业产业的企业法人代表比较年青。从临安市的花卉产业、中药材产业中调查，从事设施栽培的科技大户户主和企业业主年龄在35～50岁的占多数，但聘用的劳动人员年龄偏大，据统计平均年龄达57.5岁。而从事一般露地种植业（主要为传统农业）的业主及劳务人员高龄化严重，从5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业主平均年龄56.6岁。从农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中调查得知：调查了3个种植业专业协会（花卉、蔬菜、水果），调查的农民会员总人数为142人，其中60岁以上32人，占22.5%；50～59岁的74人，占52.1%；40～49岁的28人，占19.7%；40岁以下的8人，占5.6%；30岁以下为空白。笔者又调查了水果、蔬菜农村专业合作社，参加的农民数为446人，其中：60岁以上人数57人，占12.8%；50～59岁249人，占55.8%；40～49岁104人，占23.3%；30～39岁的33人，占7.4%；30岁以下的3人，占0.7%。从调查中得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中，50岁以下的一般为农业企业业主。

1.3 劳动成员文化程度低

从务农人员的文化程度调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务农劳动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构成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劳动力严重短缺

由于农业生产季节性明显，劳动力使用有闲忙之分，本来就紧缺的劳动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农业种植企业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长期劳动管理人员1人，长期劳动力6人，其余为临时用工。每年劳动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妇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劳力均在50岁以上，最大年龄70岁。

1.5 农业经营者后继乏人

从几家私营农业企业调查，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业主的子女读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大多进城就业，不愿继承父业。就调查的25家农业企业来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继承父业，占调查数的12%。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从事一线劳动的人员严重老龄化。农业已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断层问题，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将更是缺乏。

2 劳动力素质和结构断层问题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2.1 文化程度低

农村主要劳动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思维方式陈旧，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只能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劳作，不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2.2 技术型农民匮乏

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及时推广应用需要实用型、技术型的农民。目前，农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芜，形成农业生产恶性循环，致使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2.3 农业生产缺乏新生力量

在农业生产一线的青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年青人劳动能力退化，以致浙江临安的山核桃产地出现了50～70岁的人在树上打山核桃，20～30岁的人在地上拣山核桃的场面。农村普遍出现了“老倌子种田，青年人难觅”的情况。农业企业后继乏力。

3 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结构断层问题的对策

3.1 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着手

如制定对取得农民技术职称，从事一定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社会各项保障待遇的政策。积极消除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使农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视农业产业人员的培养

浙江省已相继出台了《浙江省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这是一个极好的提高农民劳动素质的行动，但要加大投资和监管力度，注重实效。

3.3 加大政策支农的力度

通过制定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大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实现以工补农。各级给予到农村创业的大中专学生必要的发展启动资金，鼓励、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在切实加大支农资金倾斜力度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支农资金用项管理的监督。

3.4 加大对农业机械化装备投入和监督力度

政府已出台了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给予经济补贴等政策，但还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应用的广泛性，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减轻劳动强度。

3.5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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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的主要行业为农业且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的劳动力，即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一年内凡是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业的，且每种行业的从业时间大体相同，则按收入最多的行业为从事的主要行业。

1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或转向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短缺。通过对样本中207位劳动力从业状态的统计发现，农业劳动力为75人，仅占所有成年劳动力的36．2%，平均每户拥有农业劳动力75/70=1．07人。M村大约66%的劳动力游离在农业之外，有的在东南沿海、省会城市远距离务工，有的在县城甚至村庄内部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M村在农忙时会出现短工市场，农户通过雇佣短工或是邻里间互助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对样本中75位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性别分布。M村整体劳动力男女比例平衡，农业劳动力却男女比例失衡，女性(62．67%)比男性(37．33%)高出25个百分点。从男女自身择业状态来看，大约一半女性选择从事农业劳动，而男性中不到30%的人选择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原因是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由于家庭劳务的牵绊，相比男性，更难转移出去。

2)受教育程度分布。研究将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共5个等级。通过对样本中75位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析，发现该村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不识字者占到了20%，大部分人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从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劳动力择业状态分析，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17位“不识字”中16人是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23位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成年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农业劳动力。唯一的一位大专学历是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外出。M村农民普遍重视教育，村中培养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能回来从事农业的凤毛麟角。可见，当前农村、农业发展人才缺乏。

3)年龄分布(表1)。从整体的年龄结构来看，M村人口呈正态分布，青壮年(16岁～40岁)达60%以上，但是，此年龄段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34%。表1地反映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占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上升。16～24岁的人数最少，仅有5人，其中2人患有疾病无法外出。人数最多的是50～59岁，占34．67%。从不同年龄段择业状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相反，外出务工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逐渐下降，见图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性别比例失衡，以女性为主;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高学历人才普遍永久性地离开了农业;年龄梯队不完整，年龄偏高，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况分析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经样本统计推测，M村已经处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态。上文已经分析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为了更准确地判断M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笔者以50岁为界，分别统计了两个年龄段人数比例(表2)。如表2所示，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3．33%，其中6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14人，占18．67%，远高于国际劳动组织对行业老龄化状态的标准15%。此外，笔者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界定本研究统计的农业劳动力包含了两种从业状态:一种是完全农业劳动力，即只从事农业劳动;另一种是非完全农业劳动力，即以务农为主，还从事其他产业劳动，比如农闲时在本村或是县城打短工。M村完全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更高，50岁以上占61．2%。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高。M村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53．33%，这一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农业老龄化程度。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样本显示:农业劳动力女性比男性高出2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结构女性化特征明显。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农业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老龄妇女成为农业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

(3)老龄化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最多的是不识字，超过老龄劳动力总数的66%，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85%。老年人由于生长的社会环境差，教育水平不发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此外，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兼业状态的人数较少。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外，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做家务劳动，没有空闲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从事其他产业。综上所述，M村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已经处于老龄化状态，且程度较高。与之相随还有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流失等现象。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潮下，M村只是中国中西部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一个，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它们都要面对的发展困境。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产生和变迁，给农业及农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对文化、技术、管理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影响着农村广大老龄劳动力的生存、发展，并因此而最终反过来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及劳动力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是更多的表现在负面还是正面上，从改革与发展的层面看，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具有深远意义。

1对农业的双面影响诸多研究显示，50岁以上老龄劳动力在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将对我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耕地“抛荒”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数量上保障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中西部，存在着诸多像M村这样的村庄，既无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也无优势的地理位置供房地产商开发，外界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能性很小。年纪大的接替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抛荒”现象的发生。M村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耕地以村庄为中心，集中分布在方圆二三公里以内，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些都为老龄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加上，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深，那些50岁以上有过困难时期饥饿经历的老年农民，往往都很珍惜并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因此，虽然青壮劳动力已大规模转移，M村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抛荒”现象的减少，客观上保证了耕种面积，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

2)负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都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由于靠近黄河，水源充足，M村有着十分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村里的133．33hm2耕地，曾经全部用来种植水稻。与全村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步的是村庄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2010年M村种植小麦106．67hm2，玉米86．67hm2，水稻只有20．00hm2，种植棉花不到6．67hm2，其他作物13．33hm2。老年人接管土地，体力有限，选择管理简单而又机械化较高的农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成为“老龄劳动力”的首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而言，小麦和玉米机械化程度高，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都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且田间管理较为简单，对水肥的需求不高。而曾经在M村种植历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水稻和棉花，则因为机械化程度低、田间管理繁琐、人工劳动强度大逐渐被“老龄”劳动力所放弃。主要农作物所需劳动环节如表3所示。

(2)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土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在南方一些光热充足可一年两熟的地方，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3)老年人自身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不利于现代农业、创新农业的实施。农业老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在样本中40位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中被访者中，小学及不识字者占了绝大多数，只有3～4人是初中毕业，是周围人眼中的“文化人”。这些不足使老年人对新的耕作技术等知之甚少，土地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甚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年纪大的农民单纯地重复原有的耕作品种或是依据道听途说就盲目决策。他们参与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无法进行，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影响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2009年，县里曾经想在该村推广蔬菜大棚，但召集起参加培训的只有7～8人，这一项目只好作罢。综上所述，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差、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思想素质较为保守等原因导致了农业的粗放化经营，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不利于农业长远的发展。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地位下降。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承担农业经营活动，意味着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没有经验从事农业生产。

2对老龄劳动力的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于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不用再向子女张口，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忧的是劳动负担加重，体力不支。

1)正面影响:提供生活来源。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支出主要包括:饮食消费、医疗费用、人情支出、日用品、交通等［1］。综合这些支出，M村老年人一年的最低生活标准是1500元左右。而M村大部分50岁以上老龄农民从每年子女那里拿到的赡养费在300～1000元，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业经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生活来源，他们可以通过农业产出的实物解决口粮，将口粮之外多余的粮食卖掉换来的收入来维持日常费用。按照之前M村老支书算的农业经济账，小麦/玉米轮作的土地，除去种子、化肥、机耕费等投入外，一年纯收入12750元/hm2。对于经济负担较重的年轻人来说，这点收入太少。但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来说，2000多元的现金收入已经足够。

2)负面影响:增加劳动负担，影响身心健康。虽然说从事农业劳动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使年轻人更有借口推脱赡养责任。尽管机械化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但总体来说，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体力劳动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根据笔者的调查，M村大部分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要独自承担约0．40hm2地的农业生产，50%以上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更大。沉重的劳动负担严重损害了老龄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大多数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老年人都落下腰疼、腿疼病，还有的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高负荷的农业劳动强度也是导致农村老年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作物的农事劳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由于体力有限，效率不高。他们通常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完成农事，往往是一个环节的农活没有结束另外一个环节又得跟上。农业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且耗费了其不多的精力，使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在访谈中发现，50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闲暇时间远远高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虽然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总体来说，不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老年人的长期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笔者建议，加强土地的“本地化”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入，吸引更多青壮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那些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擅长农村经济活动的“优势农民”更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逐步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

1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形成规模效益，增加农业收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首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则是跟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相比，农业部门比较收益低。由于青年劳动力的退出，导致老龄劳动力比例上升。我国农民收入低，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土地规模小，一户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土地集中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则可以实现规模收益，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必然能够吸引既解决了农村年轻劳动力流转的后顾之忧，又避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规模经营需要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机械操作水平等，这些都是许多年龄大的人所难以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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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经济增长；面板模型；三大区域

1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需求部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有差异，值得我们重视。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毛雪峰(2009)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向年龄大的层次偏重，老龄劳动力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占相对重要的位置。李旻(2010)利用辽宁省2003~2008年的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得出辽宁省农业劳动力已明显出现老龄化现象，并有持续加剧的趋势。陈锡文(2011)在计算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得出2002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对农业产出产生负作用的结论。郭晓鸣(2014)根据四川省50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传统农业区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远远高于城镇，60岁以上老人成为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探讨东中西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2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2.1模型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兼顾劳动力、人力资本、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为：其中：Y为人均第一产业总值，K为人均农业物质资本，H为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age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UR为城镇化程度，IS为产业结构。

2.2变量选择

人均农业增长水平（Y）：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人均产出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同时较高的人均产出量，保障充足的老年人口经济资源。为合理反映农业实际产出，以1985年为基期，在剔除价格变动的基础上转换成不变价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农业物质资本（K）：本文参考陈锡文（2011）采用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投资缩减指数推断2000~2014年各地区的农业物质资本。并用估算结果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得人均农业物质资本投入。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H）：由于农村地区统计数据有限，选取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中各地区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衡量教育收益和教育质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age）：现有研究衡量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常用指标主要有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前者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的后果，后者从农村总人口的角度考察农村老年人口的分布。本文将两个指标分别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并加入乡村少儿抚养比与乡村老年抚养比进行经济角度的纵向研究。两个控制变量：城镇化程度（UR）：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产业结构（IS）：第一产业生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考虑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本文选择2000~2014年中国29省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没有考虑和上海两个地区。数据来源为《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中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各地区的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大差异，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进而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产生影响。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中国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年轻人口流出，加剧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程度。图1依照国际惯例将乡村65岁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口7%为基准，绘制各地区的2014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图中清晰发现：新疆、青海和三个地区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均在7%以下，说明这三个地区还没进入农村老龄化社会；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以及重庆、四川、安徽、湖北等一些劳动力流出大省市。因为各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其进行回归，以期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影响是否存在地区间差异。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建立模型，结果如表一所示。从表1来看：Hausman检验对应的P值<0.05，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为合适的；根据农村老龄化指标，无论老年人口抚养比还是老年人口比重，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但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这可能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有关，东中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科技优先应用等优势，农业人才和现代化设备的引入缓解老年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相反，西部地区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老年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造成农业人才严重缺失和现代化设备不足，很难寻找劳动力的替代品。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最大，西部>中部>东部，这和现实情况也是相符的，由于东部地区经济优势、人才优势、发展优势等促进其由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化农业更有优势；人力资本投入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估计系数仅次于物质资本投入。

4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两点的政策建议。首先，科技和人才引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新科技的研发、推广力度和高端人才培养。政府和企业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农业新科技的研发、新型用药、老年机械设备的研发等等，并加大推广力度，使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最大限度相结合。其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建立城乡一体化互补性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充分运用新技术带动新要素由城市向农村转化转移。推动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互联网农业等各类新的产业。

[参考文献]

[1]李旻,赵连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形成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9).

[2]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04).

[3]杨俊,杨钢桥,胡贤辉.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实证[J].资源科学,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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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农业；土地；劳动力

一、农村老龄化概念

当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的老年人口占7%时，即表示此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自此已历经了18年，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90-00年的十年间，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提升了1.77和1.45个百分点，然而200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9%，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我国农村2006年老年人口8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的日益加快和人均年龄的提高，农村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加重，可见中国老龄化的重难点在农村。

二、农村老龄化的成因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一般人口老龄化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包括农村人口绝对老龄化和农村人口相对老龄化，而老龄化对农业带来的影响主要应归咎于农村人口的相对老龄化的加剧。农村人口相对老龄化。即农村老龄人口没有绝对的增多，但由于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学习，使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呈现出老龄化的特点，并且趋势愈加明显。

三、农村老龄化所带来的农业问题

青壮年流失导致的相对老年化，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的恶性循环，有数据表明我国“以平均每年500-600万人的数量递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5年我国有超过2亿的农村进城务工，导致我国务农人数不足，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内部呈现老龄化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留置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生产力较弱的老人、妇女等”。农村劳动力呈现“老”“弱”现状，这无疑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一）土地无人耕种搁置荒废

越来越严重的“农民荒”导致农村土地无人耕种的危机局面，老龄化的加剧使本就紧缺的农村劳动力雪上加霜，老年人对于土地耕种的力不从心，自然导致收益不能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在现如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将造成有更多的人放弃务农的消极结果。据资料显示，长沙某农村的搁置土地达到了耕地面积的10%，有些村庄的土地撂荒面积甚至于达到了土地总面积的1/3。2013年的全国耕地面积相比2012年减少了约35万公顷，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耕地荒废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已经蔓延开来，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一，没有被上报的被搁置土地仍然会按时获得国家对它的补贴，从而一些钻法律空子的人会利用这种机会来骗取国家资金；其二，我国用不到世界10%的土地供养世界22%的人口，如果国家出现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将无法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恶劣的结果也将随之而来。其三；最直接的负面结果就是减少了农民在经济上的收入，削减农民对农业投入的热情。

（二）制约农业现代化，阻碍设施农业的建立

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重难点都在农村，农村是潜力股，推进农业现代化，深化农村改革是关键，但在农村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想要打开农村的新局面成为难题。农村老龄化不仅限制了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设施农业立建。现代农业主要以广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运用现代工业装备、全面推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而如今我国中老年群体为主要的劳动力，由于体力与脑力受限，致使先进的农业技术得不到应用与实施，用传统方法种地必然会拖慢农业发展的步伐，给农业经济的增长添加了负担。不仅如此，农村老龄化也给以规模化为基础的设施农业带来了阻碍，设施农业是指用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一种经营手段，这种经营形式主要以土地，劳动力，管理与资本为依托，这四个要素的合理搭配是保证土地产出率与农产品商品率的关键所在。而设施农业的核心即是扩大生产规模，将高端的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在人口老龄化及农村劳动人口锐减的背景下，四大要素无法完整，并且由于老年人的学习能力有限，无法理清设施农业建设时的繁琐审核手续，也难以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维护，阻碍农业的创新实践，将会导致设施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四、应对农村老龄化所带来农业问题的对策

（一）放活土地经营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不仅能盘活农村的农业资产，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更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有效途径，是解决农村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不足的根本措施。劳动力大量转移使“谁来种地”问题加重困扰着农村，如今突破目前家庭经营模式的局限是其解决的重点，这就需要通过深化农村来实现。将放活土地经营权作为建立新型土地经营模式的突破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创新的改革了农村的土地制度，意味着在农户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合法的转让给他人。这种新的农村生产关系将使农民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更加自由，并赋予了土地资产性质。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是土地流转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带动农民挣脱体制束缚与政策障碍的关键所在，那么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我们还应注意；其一，不可强制流转农户的土地。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基于农户自愿的原则，全面考虑农户提出的流转意愿。其二，保证农民的流转权益。农民在企业与政府面前是弱势群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要听取农民的利益诉求，加强宣传，向农民普及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程序等基本信息，使其成为平等的参与者。其三，遵照市场规律。土地流转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农民完全处于交易自由的环境中，放手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其四，加强对土地流转的审核制度。土地的流转必须在严格的用途管制前提下，防止将租土地进赁的行炒作与用于“非农化”的操作，有关部门可以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二）建立农业合作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利用多种经营方式促进农业经营新体制的构建。这给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提供了机会，“合作化”顾名思义是改变目前农户分散经营状态的一种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是解决农村农业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农业合作化的本质是将农户小规模生产转变成为集体组织并融合社会力量。其一，农业合作化，促M农民增收，吸引外流劳动力。农业合作化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将零碎的小家庭耕地集中到一起，形成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高效率的将土地与技术，劳动力与资金合理运用，如家庭农场，土地入股，户企合作等，克服了家庭小规模经营的局限性，农业合作化将逐渐发展成产业一体化，一体化农业会减少农业遭遇风险的概率，保障农民增产增收，使农业在农村创造更大的价值，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增加农业对于外流人口的吸引力。其二，合作规模经营，减少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在自愿互助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对自身的生产条件加以改善，是一种包括生产销售都在内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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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上世纪人口发展的两大现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引发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认为，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全球人口出现了平均寿命预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这既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同时也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按照联合国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必然会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1999年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6亿，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

武汉大学的马骁骁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197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增长太快，该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下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见表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同“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城市总人口是56 167万人，农村人口是74 471万人。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就尤显突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近8 60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远高于城市[3]。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波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河北省老龄人口呈现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河北科技大学的闫露娜等人研究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形势严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4]，但他们未能对河北这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做专项研究，其他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专门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符合农村现实的养老对策建议。

二、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河北省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三普”时，0～14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0.78%，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为18.43%；1990年“四普”时0～14岁人口占29.04%，65岁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为20.01%；2000年“五普”时，0～14岁人口比例降至22.78%，65岁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为30.93%。以上数据表明，从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已经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2006年底河北省在农村居住及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为4 926.23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总人口为6 668.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756.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33%；农村人口4 912.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67%（农业户口占80.4%）。随着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分别为37.69%、40.25%，推算全省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为4 268.86万人和4 148.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分别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国为55.06%）。另据公安户籍统计，2007年末河北省持农业户口的有4 842.76万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68.96%。几种统计渠道均显示，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而且这种现状将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至关重要。

三、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农村人口“未富先老”问题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状况在农村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计划生育政策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河北省农村的贫困现象很普遍，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耕种土地外几乎没有其他自主收人来源[5]。农村劳动生产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极低，因此，当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温饱已是十分困难，生活上很难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因病和残疾致贫的人口占近46.7%，几乎达到被调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农村许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从而加大了贫困世代传递的可能性。他们无法为家中老人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自己也无法为养老积蓄。

（二）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河北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许多地区的所谓“空心村”现象，在“空心村”里，许多家庭房空门关或者很少有人。青壮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很多妇女也出去了，农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员”负担。人口流出引起农村空巢家庭问题，青壮年子女不在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员还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县调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孙辈，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45%的老人无积蓄，生活贫困。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60～65岁间的老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有60%多，65岁以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占21%强[6]。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者的体力衰退导致原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延缓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

四、对策和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之道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家庭照顾的养老保障方式仍会继续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显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已成定势。因此，在改善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应做到： 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在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这些都是提高农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鉴于河北省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农村老龄人口所面临的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想要着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会福利水平，根本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着力点应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据报道，河北省老龄人口近1 000万，占到人口总数的13.5%。结合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应响应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以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加强河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产业化经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通过科技下乡，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7]。建立以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化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基础的高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通过大力发展河北省乡镇企业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推行减免农业农民税费的惠民政策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络。此外，需消除农产品流通环节中运输及市场准入环节中中存在的种种关卡。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考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负担能力，河北省农村的社会保障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路径，以医疗和养老保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在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适当降低农村的个人养老成本，这也是符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能力较低这一现实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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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1.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化趋势明显。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农村老年人口总数1.27亿，是城市0.77亿的1.69倍，农村老龄化水平15.4%，是城市6.67%的2.3倍，农村老年抚养比高达31.9%，是城市11.2%的2.8倍。由此可见，农村老龄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同时加上青壮年从农村外迁，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成为一个进一步发展趋势。综观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农村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2.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的推进，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人口老龄化更严重，就农村地区相比而言，我国东部地区老龄化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3.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速度有加快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跟不上。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在整体上发展较快，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人均生产总值还很低，同时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二、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数量，降低劳动生产率。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支持，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导致适龄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劳动力供应不足。该现象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的耕地被荒废，农村中的基础设施无人兴建、无人修理，整个村庄的发展失去了活力。2013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69亿人，部分地区呈现“种田没壮劳力，村庄‘空心化’”的局面。劳动人口年轻化所占比例降低，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质量下降，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直接影响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

2.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发展产生阻力。社会财富是由生产能力的劳动人口创造的，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上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供给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技术设备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再者，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农业从业人员对新知识的接受和学习程度。现今是一个科技化的时代，农业对机械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老年人年龄大，对新鲜事物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我国部分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缺乏操作机械技术，这些已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3.人口老龄化增加家庭和政府的经济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为农村实施统一的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保障设置了客观障碍，农民的医疗保险大多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在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看病难，看不起”的状况，因病返贫的农户也不在少数。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 倍，可想而知，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医疗卫生支出将会越来越大，将会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压力。不仅仅是家庭负担加重，政府机构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农村地区以前大多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现今是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最终形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金越多，国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建设投入，刺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使老年抚养系数提高，必然导致国家将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必须将大量的财政收入应用于养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社会服务，严重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投入。社会用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将加重，在社会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这种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格局将受到严峻挑战。

三、应对策略及建议

1.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要快于城镇地区，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保障制度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完善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收入普遍不高，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优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流程，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以便农民外出务工返乡后或在各地区间流动时仍能够享受到统一的服务；其次要创设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经济、社会条件。地区经济水平是制约养老保障的根本性因素，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壮大农民的经济实力以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2.建立规范的医疗保健和生活救助体系。老年保障事业存在严重城乡不平等，城市保障金高，覆盖面广，农村保障金低，覆盖面窄。为此，政府需要扩大农村社会养老医疗的覆盖面，大力发展乡村卫生服务，把老年卫生服务列为重要内容，纳入村镇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不断提高老年卫生保健的经济保障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保健服务，拓展老年医疗、护理、保健、康复等服务领域，加大对大病和重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帮困力度。 通过体制改革、机构改造、资源重组等多种形式，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社区服务中心，采取普遍保障原则，合理选择与当地农民医疗保障需求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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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 养老 就业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人占全部人口8%以下者称为青年性国家或社会；8%-10%为成年性国家或社会；10%以上称为老龄化或老年性国家或社会。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事实上，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农村老龄问题比城市更严重。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特别是给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农村带来更大的养老压力。就我国农村的国情来看，家庭养老仍居主导地位，但同时更提倡农民自养。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而对于我国，且不仅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在一直争论不休的“三农”问题上达成一种共识：21世纪中国的问题在农民，农民的问题在就业。在这个节骨眼上，农村老年人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一、我国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现状

1、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与特征

据1999年人口普查，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7285万人，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届时，中国老年农民将近2亿。

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巨大，而其自身的条件又决定着其必然是一个弱势群体。首先农村老年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低。相对于城市人口以及农村其他人口而言，农村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农村老年人口如今的贫困状况。其次农村老年人口基本上都从事农业活动。他们依靠农业收入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分散经营的现状使其经济收入偏低。另外农村老年人口是中国农民“活到老，做到老”终身型农业劳动者的典型。从整体而言，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生存现状不容乐观。

2、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现状

自从1980年第一次提出人口老龄化问题至今已有25年。但在实际上人们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认识还不是很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还非常不力。人们对于老年人的关注，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城镇老年人方面。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1）土地是农村老年农民的“命根子”，是其生存的唯一保障。城镇老年人基本上由于离退休制度的存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而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土地之间的特殊关系，导致农民除了依赖土地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额外的保障。要生存，必须依靠土地。因此，只要身体允许，从事农业劳动也就成了中国农民的“日常工作”，在这里没有年龄的制约。

（2）收入低，生活质量极其低下，这也是对目前农村老年人的真实写照。在我国，95%的农村老年人没有养老金而只能靠土地劳动收入和子女供养。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从事农业所能获得的收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从子女供养的角度来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民工潮”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这一方面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但同时又引发其他问题。其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儿童，农活基本上都是由老人来承担，劳动效率低，土地收入少。其二，外出打工的劳动力由于普遍的文化素质偏低，导致其在外也主要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工资低的服务性行业。较低的收入扣除自己在外的生活费用外，剩余不多，难以顾及老人和儿童的生活、学习等开支。其三，现在社会尊老思想观念淡薄，这在收入较低的农村地区可能尤其明显。这些现状导致农村老年人在维持自身生存的情况下还要照顾孙辈的学习和生活，从而导致了农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低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农村老年人是集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于一身的特殊群体。

（3）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局限于传统的耕作方式是农村老年人生产状况的集中反映。存在了几千年的耕作方式在如今的农村依然普遍存在。用牲畜犁田地、手工播种、锄头除草等一系列的农业耕作工序都离不开人力。春种夏播秋收，随着季节的更换，一轮一轮的农耕活动也在不断地重复。即使有些新式的农耕机械可以操作，但由于老年农民自身的素质也难以驾驭。高强度、长时间的耕作对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量农村老年人从事简单而繁重的农业劳动，这种状况对于不断加剧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状况提出挑战。虽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新形势下，提出老年人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养”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在农村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适度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家庭养老、护老的压力。

二、发展农村老年产业的意义

对于老年产业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关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老年产业是从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角度提出的，满足老年人衣、食、住、用、行等方面需求以及精神需求的各种产业的总称。

1、农村老年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这里所指的农村老年产业，或者说是发展适合农村老年人就业的产业，主要是针对低龄健康的农村老年人口，具体而言是60-74岁农村老年人口而开发的适合其本身特征的老年产业。若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指皆是此意。与城镇老年产业相比较，它更强调“老有所养”，而不仅是“老有所用”、“老有所乐”。与农村其他产业相比较，它更注重的是工作能否实现一定程度“老年人自养”的目的，而不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出发点。

从上面的农村老年产业的含义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产业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劳动强度弱是农村老年产业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农村老年产业从事的主体是一些低龄老人，从生理上讲，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弱的工作，以与传统农业相区别。第二，技术要求低。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本身的科学文化层次低决定了这个产业的技术要求也不能太高，否则老年人无法操作。第三，与农村当地的自然资源联系密切。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是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必须遵循的原则。农村老年产业主要解决的是“老人自养”问题，它的投入越低，就越能够实现，也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要想发展农村老年产业，那就必须结合农村现有资源来进行组织。在实践上有一部分学者提出相应的形式，虽然他们的初衷不是为发展老年产业，但从中却给我们不少的启发。例如农村庭院生态农副产品种植、加工业这种凭借农村庭院作为“基地”，充分利用农村有机废弃物进行小规模、高品质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的产业。这种方式以农村庭院为主要活动范围，符合农村老年农民的体质要求，同时在生产工艺上也是在老年农民所掌握的范围之内。事实上还有很多具体形式可供选择。当然这些方面要真正发展成产业，还有许多的环节需要设计，这需要时间。

2、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对于农村老年人自身的意义

由于生理上的限制，农村老年人不能够胜任劳动强度大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同时老年人受教育状况决定了其不具备独立承担现代农业发展所有的基本能力要求。目前农村老年人现状，一方面不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加剧了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获得较高的农业收入。但农村老年产业发展后，农村老年人顺利地从繁重的传统农业劳作中脱离出来而从事其他劳动强度弱、劳动时间较短且有一定收益的工作，从而实现“老有所养”、“自养”，在这个过程中达到“老有所乐”的境界。另外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农民的现实，使得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也具有深远影响。

3、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

专家指出，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从中可以看出发展现代农业，对于自身素质相对较低的老年农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年轻农民更有利于这方面的发展。现代农业逐渐朝机械化、科学化方向发展，这要求农民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农村老年人自身文化程度低，受教育机会即使有，他们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也远不如年轻劳动力效果明显。若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加速农业大军由老年化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转变。因此，发展农村老年产业，有利于协调和完善农村产业体系，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产业发展。老年产业与其他产业相辅相成，从而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体系更完善。同时发展农村老年产业，使老年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为青年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有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三、发展农村老年产业的思路与对策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求有合适的土壤，发展农村老年产业更是如此。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并且让人们从心理上来理解并接受这种现实选择。从政府到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做好这件事。

1、开发农村老年产业过程中政府的职责

（1）积极宣传，引导农村老年人口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劳动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习惯。这种心态下，我们想要将老年人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单方面所能解决的问题，但这是必然趋势。要让农村老年人明白，并不是只有从事农业就是劳动，从事其他行业仍然是劳动。另一方面中国农民通情达理，特别在对待下一代上更具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谦让。只要让他们明白，让年青人从事农业，既利国又利民，配以有效政策，他们自然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借助新农村建设这个东风，树新风，积极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

（2）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力促农村老年产业的顺利开发。要使农村老年农民到一定年龄就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必须依赖老年产业的发展。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可谓困难重重，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居主体地位，但政府在初期要积极引导。要结合农村各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特别是结合当地老年人口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相应的老年产业。只有农村老年产业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才能够将老年人口从土地上吸引过来，同时又能够让他们继续保持劳动的良好习惯，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老有所用”，实现“老有所乐”，达到“老有所养”（主要指的是自养）的目的。

（3）政府要积极解决建立农村老年产业所需的资金问题。对于农村老年产业的发展，资金是难题中的难题。就农村本身状况而言，没有太多的能力来解决资金问题，而老年农民更是弱势群体，就其自身也不可能来提供资金。当然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若是所有的资金都由国家财政承担当然也是不可行的。但鉴于农村老年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力促其他产业资本进入老年产业，同时配备强有力的措施。例如，鼓励乡镇企业投资老年产业，还可以引导农民工“回流”创业的资金来为农村做实事。

2、开发农村老年产业过程中基层组织的职责

作为中央与广大群众联系纽带的基层组织，在发展农村老年产业过程中必须积极、主动、配合中央的行动，贯彻实施相应的各项政策，做好广大农村老年人口的引导工作。与老年人口家庭保持紧密的联系，将国家相关政策传达于每一位老年人口，要让他们随时随地掌握国家国关于老年人口的相应政策。由于农村老年人口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在进行宣传工作时不可流于形式，必须采取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让农民清楚、明白。对于农村老年产业所涉及的众多环节，都离不开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与服务。我们要借助新农村建设这股东风，结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村老年产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

3、开发农村老年产业过程中老年人自身的职责

外部环境再好，再优越，要想真正有成效，还是取决于其主体力量自身状况。在开发农村老年产业过程中，我们广大的农村老年人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农村老年人口要积极关注和了解国家各项老年政策。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新型农民。根据陈义平先生的解释，新型农民是集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几方面于一体的特殊群体。就其能动性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推动自身富裕和农村现代化中具有强烈进取心，为创造财富而渴求现代科技、智力开发和政策支持以改造自己的革新精神。农村老年人口毫无疑问也是新型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老年人必须充分了解和利用各项有关的政策来为自己服务。特别是要弄清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这个基本国情，更要了解这种状况对农村老年人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压力。

（2）农村老年人口要积极提高自身的水平。前面已经分析过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受教育机会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但现在整个环境已经改变了，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获取相关知识。人老心不老，农村老年人口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外界资源并结合自身长期积累的经验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做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于农村老年产业的发展而言也是有利的。

（3）农村老年人要自信，要树立大局意识。发展农村老年产业并不是强调老年人不能实现传统的家庭养老，而非得实行“自养”。这种方式的提出，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同时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在农村仍然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辅之以“社会养老”和老人一定程度的“自养”。同时将老年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并不是说老年人就已经不能胜任农业劳动，已经是“无用之人”。主张发展农村老年产业，目的是要给广大农村老年人口提供一种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这本身也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样能够将老年人的智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大量农村老年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不仅对于国家、社会或是集体、个人而言都是不利的。我们必须改变它，使它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只有积极发展适合农村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同时老年人积极投身进去，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才有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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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富先老，未备已老中国在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日本在80年代末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是中国的好几倍。中国在迈进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还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其次观察国内消费份额占比，10-12岁的少年属于消费主力，其次是30-40岁的中年人群。老龄化社会应该是老年人群最能拉动消费需求，但“手中缺钱、不敢花钱”却成了老年人没钱买单的主要原因。

2.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200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占世界老龄化人口的21.4%，是同时期美国的高龄化人口数量的2.5倍，比欧洲发达国家全部的老龄人口还多。到2025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预计可达到20725万人，2050年将增长为37422万，仍居世界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现在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老龄人口比从4.9%增加到7%用时仅18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从4.9%增加到7%花了20年时间，而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相同老龄化历程的时间都长于日本。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据联合国预测，1990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2.5%，而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还是比重，中国老龄化速度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3.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人口老龄化占比升高相互作用城市化使大量的农村健壮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农村出现许多留守老人，其中65~69岁以上的农村劳动老人占比农村劳动人口数超过60%，并且农村老人的收入较为单一，主要来自于土地耕作，他们为此获得的收入并不高。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达2.72∶1，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收入的差距会让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反过来增加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比重。

二、中国老龄化社会引发的问题

1.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必然增加政府养老保障的财政支出。我国从1978年以来每年全国的离退休人员都在激增。到2006年，全国离退休人员已达到4600万人，年退休费用的政府支出超过5000亿元。2008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农合”制度全覆盖，但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比不到20%，仍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下限。

2.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将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我国还未达到全面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所以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老年人学习掌握新的种植技术和操作机器的能力比较低，已出现了有地无人耕作的局面，务农人员的断层也导致农业的发展后继无人。

三、老龄化解决对策

1.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2.因为高龄人口的社会保障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所以要鼓励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由资源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

3.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高技术型的人才能为中国带来附加值更高的红利形式，人力资源的边际产量与劳动效率显著高于人口红利，不能只是短暂依靠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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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模式与养老资源存在着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讲不同养老模式下，养老需求的负担形式也不相同。人口的流动因素影响着养老资源的供给，因而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微观的个人、家庭，和宏观的社会。在不同养老模式框架下，养老资源有着不同的特点。人口流动带来最明显影响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终趋于缩小，也就是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享受财富的人口增加。在一贯的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下，个人和家庭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老资源的提供；二是养老功能的实现。但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中并没有把这两方面的费用进行直接参与。因此，这种增加的农村养老负担由家庭劳动力所承担。这就要求扩大养老资源获取范围，分散养老风险，养老模式必然由家庭向社会转变。在社会养老模式下，养老费用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老龄化必然导致养老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扩大。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之福利刚性，必然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二、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养老资源供给与需求产生矛盾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了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而在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进一步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第一，在农村劳动者年龄结构高低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由于农村的生产和经营多数是与体力相关，所以，在劳动以及生产经营这些方面，农村的老年人和青壮年人相比要相差很多。第二点，由于出现了在农村老龄化的问题，从而减低了农村在生产基金的运用率。我们知道积累和消费基金是呈反向关系的，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时期内某地区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基于这种观点，农村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势必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消费量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消费量增加的直接结果是降低了生产基金的积累。农村生产基金的下降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这些又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减弱了农村养老的经济基础。第三点是老龄人口比例上升，老年被抚养比率也逐渐变大。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要承担自身的生活成本的费用，还要承担由于老龄化增加造成过多的老年人口生活成本的费用。因此，加重了农村很多青壮年的生活成本负担。而这些问题又对社会增加负担，进一步增加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由于农村很多劳动力涌向城镇，使得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孤老家庭增多。而这些老人的养老状况相对较差。

2、人口流动对中国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人们认为“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是养老的一种理性选择，特别是中国农村把这种选择作为自己养老状态的一种稳定预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的进步，城市的现代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影响了农村的打工者，这些在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从对新型养老保障观念的认识、了解到接受，逐渐替代传统的养老观念。促使很多的农村人加入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种思想的产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的养老模式，使中国的老年人养老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不得不需求符合新形势下的老年人养老模式。但这种模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符合现有人口流动大环境的前提。

三、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人口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种方面，而最主要的影响是家庭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降低了家庭养老功能，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原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相适应。这正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所面临的严重考验。因此，中国农村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人口分化等因素对养老保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现有的情况来说，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更加适合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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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规模与速度不断增加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使得农村传统的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养老模式不能为继，农村社会养老愈显迫切。2009年，国家开始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但这种模式从保障水平上来说相对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仍有较大差距。本文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出发，结合农村养老保险对象的人群特点，将农村养老保险对象分为三个人群，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农村养老保险的双梯模型。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人群分类及其变动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人群分类

1.老龄人群。这类人群是指年龄达到或者超过60周岁的农村人口。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这类人群达到了享受养老保障的年龄条件。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这类人群在农村人口中约占14.49%。其中，以劳动收人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51.35%;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4.13%;以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2.28%;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40.46%;以其他方式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1.78%。

2.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笔者认为，这类人群是指年龄在60周岁以下并以农业生产经营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包括在农村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和经营的人员。这类人群的收入大多是跨季度的，无法按月均固定收人计算，且由于生产资料和技术的限制，人均年收人多在3000一6000元之间。这类人群在年龄结构上多为中壮年。

3.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笔者认为，这类人群主要是年龄在60周岁以下、处在一定劳资关系的雇员地位并且有固定月均收人的人群。这里主要指农民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1.25%。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群间变动趋势分析

1.老龄人口所占比例持续增加，农村老龄化趋势加快。从老龄人口占相应总人口比例角度看:2001年我国农村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为11.76%，已经超过了10%的老龄化标准。到2008年，农村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14.49%，同期城镇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10.74%和12.21 %。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快于城镇老龄化。从老龄人口绝对数的增长角度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农村60周岁以上的人口样本占总样本数771616人中的90755人，2008年农村60周岁以上的人口样本则占总样本数638824人中的92581人。

2.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比例逐渐减少。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有限性愈加明显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以及农业单位产值能力的升值空间十分有限。在现行的土地利用政策下，农民不可能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性收人的增加大幅度提高总体收人水平。因此，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因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比例逐渐减少。

3.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比例持续增加。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其他产业劳动回报率高于农业等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及二、三产业转移。其中农民工增长的速度十分显著，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6年年底农民工总量约为1.32亿人，到2008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2542亿人，两年间增长了近一倍。这使得农村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群体增长显著。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群与模式的双梯模型分析

本文在前面已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进行了人群分类，总结了各类人群各自的特征以及群间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设计出人群与养老模式的双梯模型，以期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用模式做出探索。如图，本文将农村养老保险按人群类别设计为三个模式，即农村养老保险对象与模式的双梯模型。在本模型中，根据农村各人群的人口规模和变化趋势确定了群体分类梯形，即在农村人口中，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群最多，并且以后还会不断发展壮大;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次之，并且规模会不断减少;以老龄人群最少，但其规模发展最快。根据预计国家财政在各人群中的补贴规模的大小设计养老模式梯形。下文将就各模式的形成机理以及各模式的最终统一进行分析。

(一)国家保障是农村老龄人群养老保险的实质需求与有效模式

1.农村老龄化趋势加剧要求农村老龄人口的保障形式由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向国家保障转变。在农村现有的养老模式中，农村老龄人口依靠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占91.81%，也即自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尚没有承担起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责任。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居民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速度加快，我国农村留驻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农村户籍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农村实际老龄化增速加快，这使得农村老龄人口养老保险的家庭保障功能日渐弱化。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使得农村老龄人口的劳动量不断加大，从而更加依赖于自我养老。但是老龄人口的劳动能力有限，并不能通过劳动充分保障自己。因而农村老龄人口应该由国家保障替代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

2.国家保障是农村公共物品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逐渐市场化。农民虽然温饱的成本降低了，农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9年的43.7%，下降了24个百分点。但是，农民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成本却大为提高。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广了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制，但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农民看不起病。虽然实行义务教育免费，但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倾向依然严重，一旦家庭中有下一辈上大学，农村家庭就根本无力再承担老龄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

3.国家保障农村老龄人口的实质操作层面分析。

(1)国家的保障水平是农村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随着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家保障模式的标准只能是解决农村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

(2)国家保障模式与社会保障模式的衔接应有一个过渡年龄段。随着城乡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国家保障模式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因而国家保障模式不可能持久地持续下去，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国家保障模式过渡到社会保障模式。考虑到农村居民缴费能力和缴费时间等相关限制，笔者认为以55一60周岁为国家保障向社会保障模式过渡的年龄段较为合适。也即现阶段处于55 —60周岁的农村居民在达到60周岁时都可享受国家保障，55周岁以下农村居民根据其收入来源的形式按年或者按月缴纳保险费。但是，由于我国的缴费年限一般都是巧年，所以在45一55周岁年龄段的居民应该可以享受国家或者集体的额外补贴，以弥补缴费年限不足的问题。

(二)双方责任主体是保障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人群的现实途径

社会保障与国家保障的实质区别表现在责任主体的不同，国家保障模式中政府是惟一的责任主体，社会保障模式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是责任主体。对于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本文认为以个人和政府同为责任主体的养老保险模式较为适合。

1.双方责任主体是农村生产特性的现实要求。农村的经济生产方式不同于城市，城市经济多以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企业为支撑，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主体，在员工老龄保障方面具有一定责任。农村经济多是分散的农户自我经营为主，农村很少存在经济实力很强的第三方责任主体。而一般农村集体的经济力量更为薄弱，多数农村集体并不能给农民提供实质性的补贴，这便是农村养老保险个人和政府双方责任主体的现实依据。加之农村生产具有不确定性，受气候和环境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使得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需要国家共同作为责任主体提供老年保障。

2.双方责任主体养老保险模式的实质操作层面分析。

(1 )政府和个人对等共担该人群的养老保险责任。政府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费的缴费责任上。应本着“责任对等共担”的原则，由政府和个人各缴50%的保险费，缴费标准可以有不同的档次。本文认为，个人最低年均缴费标准应为200元，根据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可以知道月均养老保险金的计算公式为(不考虑币值和物价问题):

月均养老金二(个人年缴费量+政府年补助量)x缴费年数÷139+基础养老金 在《意见》中规定国家补贴的基础养老金为55元，个人缴费标准有100一500元不等的五个档次。地方政府补贴标准最低为30元，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全额补贴，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贴。按最低缴费标准100元和最低缴费年限15年计算，农民个人在缴费15年后所获得的月均养老金约为84元，这很难保障生活需要。如果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200元，中央政府补助200元，地方政府补助30元，那么农民在缴费15年后的月均养老金为101元。加上农村生活来源具有一定多样性，基本能够保证生活需要。

(2 )养老保险金的管理和运营机构应独立于责任主体而存在。在明确养老金缴纳的责任主体的同时，应就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和增值办法做出安排。笔者认为，养老保险金的管理和运营机构应独立于责任主体而存在，这样能确保资金能够专项专用。当然，应组成责权三方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

(三)三方责任主体是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入来源人群的养老保险的有效形式

1.农民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要求三方责任主体共同保障。农民如果要获得工资力以外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使得农民在取得工资性收人时处于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农民没有劳动力的定价和议价权，也就无法切实保障老年生活。这就需要通过国家法律层面确定该人群的养老保险应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为责任主体，三方共同承担该人群养老保险的缴费义务。

2.三方责任主体养老保险模式的实质操作层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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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养老；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4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43-04

养老，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老年人能否“老有所养”，享受到应有的养老保障，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20世纪末，我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老年人口的增多，意味着需要照顾的老年人规模在持续扩大，养老需求也随之增强。

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1]同时，我国庞大的流动人口使农村老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强于农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如何深入研究和掌握农村老年人养老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窘迫境地，尤其是劳动力大量外流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留守老人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但这种发展并不平衡，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城市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农村不能企及的。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为了务工、求学以改善自身生活状况，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尤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明显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7年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40.8%，比1978年的70.5%下降了29.7个百分点，1978年～2007年约有2.28亿名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实际转移出来的人数要比上述数据大得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17省区2,749个行政村2005年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查，在农村劳动力中，有21.06%从事本地非农产业，26.51%外出打工，只有52.43%从事传统农业，从事传统农业的劳动力比例比国家统计局数据低17.61个百分点。[2]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市和农村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清醒的看到，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家庭结构向着核心化、小型化发展，家庭成员相比以前大大减少，农村老年人越来越难以得到子女的照料与陪伴。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了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群体。2011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9％。而其中近60%分布在农村，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农村留守老人身边少有子女照料，生活大多比较困苦，其养老状况堪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方面。在农村，“老有所养”不仅仅指经济上有所保障，更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关心与照顾。一方面，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留守老人身边缺少了子女的照料，个人健康状况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一旦老人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法及时得到子女的照顾与陪伴，以致身心出现更大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居民都拥有一定土地，劳动力的流失自然而然将耕种土地的负担转嫁到了留守老人身上，留守老人不仅要耕种自己的土地，还要照看子女的土地，大大加重了老人的劳动负担。此外，部分留守老人还要肩负起照顾、教育孙辈的任务，这无疑使本不富裕的留守老人生活更加拮据，身心更加疲惫，生活水平每况愈下。[3]

（2）经济方面。多数研究学者认为，留守老人的子女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但是限于子女在外工作的性质，他们收入水平并不高，加上他们面临着下一代的教育费用支出，且城市生活成本比较高，他们的收入中只能有很小一部分用作支持老人生活，有的甚至很少向留在农村的父母寄送生活费。同时，从留守老人经济收入构成看，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仅占了很小比重，老人在仍旧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还有部分贫困留守老人依靠政府低保或救济来维持基本生活。因此，绝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收入水平很低，经济支持能力十分薄弱，养老保障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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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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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宿州；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原因；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相对于城市更为严重，必须未雨绸缪，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宿州作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于宿州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下的农地流转

（一）宿州基本状况

宿州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全市总面积97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73万亩。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914.9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7.3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78.9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98.65亿元，增长13.1%；三次产业结构比25.9：41.5：32.6；人均GDP17038元（折合2709美元）。根据宿州市2012年统计公报：2012年全市总人口651.66万人。18岁以下人口139.17万人，占总人口的21.4%；18-35岁人口193.39万人，占总人口的29.7%；35-60周岁人口221.09万人，占总人口的33.9%；60岁以上人口98.02万人，占总人口的15.0%。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必然结果。2012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39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为14.3%，已超过了10%的国际平均水平。安徽2012年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为973.6万人，所占比例为16.3%。就人口结构而言，宿州显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二）宿州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地域性特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略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略高。合肥周边的肥西县和长丰县60岁以上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3.5%和34.2%，地处皖北的萧县和桥区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8%和48.1%。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划定的45岁及以上即为老年劳动力的标准，萧县老年劳动力所占比例则达到75.2%，桥区甚至达到了84.5%！这表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年龄将不断上升，农村劳动力数量将逐渐下降，甚至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

由于老年人口相对文化素质较低，这使得他们对于农地流转相关政策了解不够。根据我们课题组针对宿州市桥区和萧县557位转出农民所做的调研，对于农地流转相关政策非常了解的为54人、有所了解的为160人、不大了解的为343人，所占比例为9.7%、28.7%和61.6%，这表明农民对于农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农地权利的维护。农民放弃耕地的意愿与其年龄、文化程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年龄越大，则农民愿意放弃耕地的意愿越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则农民愿意放弃耕地的意愿便会越强。

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农地流转过程中，公共权力介入程度也比较高。根据调研，在农地流转谈判过程中，有13人和亲戚谈的，有418人和村干部谈的，有26人和乡镇干部谈的，有124人和转入企业谈的，相当于总样本的2.3%、75.04%、4.7%和22.26%。这表明村两委在农地流转中介入过程较深。这种较深的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流转的顺利进行，但也有可能使得本应处于矛盾调解者位置的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成为相关矛盾的当事方，从而在农地流转纠纷中处于尴尬地位

二、宿州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原因

（一）宿州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关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寻求各种就业机会，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下来。与之相对照，农村中老年群体由于体力、文化水平等进入城市难度相对较大，因而不得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迅速推进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将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二）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有关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之抚养孩子的各种成本不断攀升，安徽人口出生率和净增长率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安徽2012年全年人口出生率为13‰，0-14岁人口107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这一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仅人口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

三、宿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

（一）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压力

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在农业现代化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出现的，当前农业发展仍主要靠劳动大量投入的家庭耕作方式。一些老龄劳动力将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种植规模缩小至满足自用水平，无力耕种的土地或撂荒或临时送给乡邻耕种，农业生产又回归到改革开放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模式。从家庭副业看，一些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主动缩减了养殖业规模，有的即便养猪也主要用于自食。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于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生产供给方面以及来自于农产品需求方面的双重因素作用使得农业生产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使得农村发展后继乏人

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已达52.6%。安徽2012年城镇人口已达2784.4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46.5%。另据国研中心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5%，即便不放开户口，80%农民工也表示将长期留在城镇，他们进城选择与户籍制度是否改革关系不大；外出务工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因此，如果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视而不见，那么新农村建设也必将失去其应有之义。

（三）将导致区域农村发展差异更加明显

农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前往城市或沿海地区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人们年龄较大，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就业机会有限，因而难以获得较高收入。对于安徽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来说，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给予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如此必将导致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拉大。2000-2012年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长270%，比浙江、江苏、山东等周边省份略快，但就绝对而言，安徽与浙江、江苏、山东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中。

四、应对宿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一）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投入集约化和生产规模化的特点决定了今后农业发展不能靠分散式的小农经营，而必须靠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素质和较强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当前而言，首先，应制定惠农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回乡务农创业，扭转农村人才净流失的局面；其次，应通过农业组织化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构建制度平台；最后，可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考虑构建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并对于职业农民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推进土地流转，提高种粮效益

中国人均耕地仅为0.1公顷，不仅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强国相去甚远，即便与日本、韩国、越南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土地规模小、细碎化现象十分突出，并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或因年老体衰，或因耕作成本太高而撂荒或者低效率使用。我们在调研中曾多次遇到稻作区农民水稻改旱稻，甚至改种小麦等现象。这显然不能靠行政命令解决，更不能靠私有化解决。更现实的是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支持农民兴办土地流转合作社，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使农村土地对于农民的价值切实体现出来。

（三）推动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改善农业经营

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一些地方开展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深受农民欢迎。如宿州市意利达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在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用途不变，农产品归属权不变的前提下，为宿州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保姆”式农地托管服务，目前已经累计成功托管农民承包地16000多亩，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农业生产劳动强度，规避了农业经营风险。而且还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笔者调查，被托管农户每亩地每年可净增加收入200元。

（四）调整人口政策，鼓励人口回流

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它不仅造成了人口老龄化，还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保障压力，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改的越晚压力越大，因此也就显得越被动！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单向的城镇化进程，而应是城乡居民和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不仅农民进城受到诸多限制，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定居并从事农业也困难重重。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前提下，应采取各项政策措施鼓励那些有志于三农，又有经营能力的年轻人前往农村从事农业经营，以解决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1]党国英.“十二五”规划时期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J].中国农村经济，2010（8）

[2]胡霞.日本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经验与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

[3]马晓春，宋莉莉，李先德.韩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