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分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中国劳动力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总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1-0010-04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劳动力。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其中农民大约10亿人,城镇居民大约2亿多人。在人口的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巨大,而劳动力需求相对短缺,所以,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加或减少,对促进或延缓本地区或本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因素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在本质上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活的生命体。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通常16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才是劳动力。经济学把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部分称作劳动力。一国的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一般根据本国的统计制度,通过人口普查、劳动力调查进行统计和估算。

劳动力供给是指一定的市场工资率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所谓劳动参与率是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人口所占的比率,是反映、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指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可以按照若干标志进行分类,如总人口、不同年龄组人口或不同性别人口等。

劳动力供给是劳动者主体进行提供劳动时间决策的结果。在劳动者进行决策时,决策主体一般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劳动参与决策,即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求有酬劳动;其二是劳动时间决策,即在个人可支配时间中,闲暇与劳动时间的选择。影响劳动力决策

的因素很多。其中决定劳动力供给的首要因素是一定时期的人口数量。其次,收入的多少、工资率的高低、税收等都对劳动力供给决策产生作用。

1.人口数量多少决定劳动力总量的大小

(1)人口数量的增长决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不同的国家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小不同,劳动力的供给量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并成为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英、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数量相对少,劳动力供给也相对不足,劳动力是其相对短缺的资源。

(2)劳动人口参与率的高低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

一般地说,劳动参与的人口越多,劳动力供给总量越大。劳动参与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变化。从中国劳动参与率生命周期看,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生命周期都呈现倒“U”型,青年与老年劳动力参与率较低,22―55岁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在90%以上;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20―49岁男性劳动力90%以上参与劳动,20―40岁女性88%参与劳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因而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大。

2.工资率决定劳动时间供给

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则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分析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工资,并把市场工资率作为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惟一因素。劳动者需要提供劳动以便获得生活资料,成年人要养家糊口。当工资率变化时,劳动力供给相应地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程度被称做劳动力供给弹性。一般地说,工资率提高,劳动供给增加。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但是,闲暇也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劳动者需要通过闲暇来丰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当工资收入比较高时,劳动者将放弃一定的劳动量进行休闲和娱乐。斯蒂格利茨指出,劳动力供给取决于收入与闲暇的对比。当收入提高时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共同影响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决策。随着收入的提高,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最初是增加的,但是其后是减少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家庭在消费与劳动力供给方面是基本的决策主体。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选择和经济行为中,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协助关系。在一个家庭中,假设已经有成员就业,其他成员是否参与劳动将取决于是否取得最大效益。因此,一般而言,个人劳动力供给决策受到工资率的影响。当制度劳动时间为t,工资率为w0,如果决策主体家庭成员处于就业―非就业无差异境界时,此时的工资率w0即为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当工资率大于w0时,选择就业;当工资率小于w0时,选择不就业。不同家庭的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呈正态分布,如图1所示。

图1中,横轴为工资率W,纵轴为以最低劳动供给价格为标识的家庭户的密度分布Q。在工资率较低时,如为W1,密度分布较低。在工资率较高时,如为W2,密度分布也较低,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当工资率为W0时,一般都是,凡是最低劳动供给价格比W0低家庭,其家庭成员就要就业了。在图中斜线所示的部分与正态分布线和横轴围成的总面积之比,就是当工资率为W0时家庭中非就业人员就业的概率。这一就业概率与相同统计范围内的劳动力参与率相似。可见,工资率对于劳动供给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工资率的变化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最后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决策。研究表明,工资率的变化对劳动供给决策主体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互关系。而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取决于主体的闲暇―收入偏好,或者说取决于主体的效用函数。如果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那么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时间供给就会减少。一般地说,当工资率较低且收入较少时,由于工资率提高而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而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供给增加;而工资率较高而且收入也在较高水平时,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因而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供给时间反而减少。

3.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税收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中,税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外学者中,布里克(Break,1974),阿特金森与斯蒂格利茨(Atkinson,Stiglitz,1980)进行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征收所得税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趋于相互抵消。哈伯格(Harberger,1974)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所得税和一般劳动税是无法转嫁的,并且税负不同将影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分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种。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价格下降、闲暇价格上涨,促使人们以闲暇代替工作;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放弃闲暇,增加工作时间。但是,税收对劳动供给者的总效应是不确定的,这是由不同劳动者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通常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对高收入者而言,税收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而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结果相反。

国内学者对此也做了一些研究。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会从控制人口数量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来影响劳动的总供给量以及从影响劳动者素质和社会保障税方面来影响劳动供给结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对劳动征税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劳动征税增加了劳动供给。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税率与失业呈现反相关的关系,说明了中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提高税率,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劳动者为了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得不减少或者放弃闲暇,增加劳动供给。

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

从总的水平看,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生育率水平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上一直很大,这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密切的关系。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可以看出有以下特点:

1.劳动力随着总人口增加而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人口总量在建国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总人口为127 627万人,是1953年的2.19倍;就业人数在2001年比1953年增加2.42倍,达到73 025万人,是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增长,至2010年达到高峰,为71.0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20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9.97亿人。劳动力人口比例2005年达到高峰,为62.55%,然后保持相对稳定,至2010年开始趋于下降,劳动人口总量2015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8.66亿人。今后十几年中,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 000万人,如表1所示。

2.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加趋缓以致过剩

随着计划生育的继续开展,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总人口增加的速度放慢,劳动力供给开始由加速变为减速。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存在阶段性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在总量上,我国劳动力供给既有城镇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供给,也包括大批的农村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城镇劳动力中,很多下岗职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加上新增加的各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大批劳动力进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200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大幅度增加,达到600多万人,而实际就业率只达到30%。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就业。

造成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的原因有:第一,人口规模巨大。我国人口规模过大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此大的人口规模决定我国必然在长期内存在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第二,劳动力参与率过高是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度的又一个原因。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供给总量决定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即劳动力参与率。用公式表示就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劳动力资源量×劳动力参与率。我国一直是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国家,不仅在城镇,而且在农村都是如此。例如,15―19岁年龄组劳动力以及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和其他国家比较,我国都非常高。如表2、表3所示。造成劳动力参与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很多家庭的人均收入较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得不让那些具有一定体力的家庭成员参加劳动。我国人均收入偏低,使得在业人口养育家庭的压力过大,致使适龄劳动力过早地参与劳动,加入劳动力供给队伍,扩大了劳动力供给总量。

3.常态性结构性、季节性劳动力供给不足

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周期性的特征,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存在结构性、周期性的特征。2003年春季开始,我国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以招工难为特征的“民工荒”,就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季节性对劳动力需求所致。这种现象在其后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困难。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做出调整,以便吸引劳动力。造成这类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经济发展是不断地进行扩大投资、出口和消费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是投入要素不断增加的结果。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结果导致需求增加。二是近年来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下降。劳资双方对工资率缺乏一致的看法,难以达成就业协议。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被认为是劳动力过剩国家,对劳动者实现低工资策略,工资增长缓慢,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上升,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增加,低工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因而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声提高。在不能得到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意愿降低。因为决定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市场工资率和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在保留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工资率越高,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市场工资率一定的情况下,个人保留工资越高,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水平,提高工资是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长胜.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袁伦渠.劳动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66-67.

篇2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篇3

【关键词】就业结构 人力资本 傅立叶函数 结构突变 收敛

一、引言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974）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一说法充分体现了劳动要素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孔雀东南飞”是用来形容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中国东部、南部流动的现象。受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就业结构矛盾将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结构矛盾，意味着未来大量劳动力必须在职业、行业、区域之间进行调整，这对于劳动者自身职业选择、职业能力，对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都会形成巨大挑战，此外，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断加大，进而导致劳动就业结构出现变动。因此，在当前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还能从中观层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力资本在劳动生产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显，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劳动力在地区间不断转移及城市规模受到限制的条件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逐渐显现，促使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分异”的格局，即地区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变大，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技能偏向型”进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认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业，而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同时也不难发现，学者在对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研究中，大多是从整体视角分析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如张桂文（2001）；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出发，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律来研究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忽略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无法全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此外，学者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时，很少有学者从政策层面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变动，无法捕捉就业结构的变动对政策性冲击所产生的市场反应。由于政策的变动会对市场的调节产生“突变”、“非对称性”的影响。因此，传统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结构突变”所产生的影响，假设变量在受到突变性的外部冲击后，该变量经历了等速、连续调节的过程趋向稳定，并进而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灵活傅立叶非线性函数方法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背景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以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自身变动特征为基点，通过对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并进而检验“孔雀东南飞”是否为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特征。

三、实证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由于历史数据统计不完善导致数据缺失，因此将排出本研究范围。我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提高劳动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样本期为1978―2012年的基础上，考虑到就业结构受政策影响而发生结构突变的情况，本文采用非线性傅立叶函数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由表1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而言，该经济区中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被拒绝，然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以及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也均被接受。换句话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发散趋势，不具有稳定、收敛的特征。同时，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所有省份的F（k）统计量都显著，表明该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趋势。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虽然F（k）统计量都显著，但只有重庆和云南的τLM（）统计量显著，意味着除重庆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稳定，呈现发散的特征。同样华北综合经济区和东南综合经济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特征，但τLM（）统计量不显著，表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稳定，意味着这些不具有收敛特点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无法自行恢复稳定，需要依靠地区产业模式进行引导，才能达到就业结构的稳定。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利用有别于传统线性平稳性的检验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叶函数对1978―201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证结果表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稳定趋势，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发散趋势，意味着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其他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表明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尚不能控制发散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验证了“孔雀东南飞”是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而且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与人力资本理论相符合。就人力资本而言，其范畴相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健康状况；不仅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资的同时，重点是以扩大与就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投资，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使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等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参考文献：

[1]王爱文，莫荣，卢爱红.中国就业结构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5（4）：8-15.

篇4

关键词：制造业；劳动力短缺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20-0022-02

2004在东部沿海地区首次出现“民工荒”现象初露劳动力短缺端倪，其后，多地出现招工难的情况，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就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缺口有扩大的动向。蔡P（2005）就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作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在将来会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困扰。根据中国采购与物流联合会的制造业PMI中从业人员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2012年5月连续13个月持续低迷，充分显现了制造业就业的不景气。本文就中国制造业就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特征进行分析，以期详述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内部结构特征，为制造业合理配置劳动力要素提供依据。

1 制造业就业总量分析

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80年～1990年，大体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代；从1990年～2000年，基本停滞甚至有所下降；2000年以后，又开始缓慢增长。2000年～2011年，我国总就业人数从72 085万缓慢增长至76 420万，年均增长约0.53%；而制造业就业人数从8 043万增长至11 684万，年均增长3.5%，远高于总就业人数的增长；更多就业流向制造业，说明制造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我国就业人数的自然增长速度难以满足制造业的需要，为保证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其劳动力需求。

2 就业分布分析

2.1 就业分行业分布

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制造业包括食品制造业等在内的30个细分行业。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从业人数达到8 053万人，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这五个行业的从业人数最多，占制造业行业的39%，这些行业均为资金和技术双重密集型的行业；相对的，其他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如橡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等，此类行业的就业总和占制造业就业总量的60%左右。

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从业人数从1998年到2011年增加了1倍多，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平均从业人员增幅最大，达到512%；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相关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平均从业人员增幅超过200%；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幅低于50%；烟草制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34%。

2.2 就业分地区分布

制造业就业在我国区域分布中也呈现巨大差异。在2008年～2011年间，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采掘、原料工业则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人数约占制造业总体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中部地区制造业就业人数约在15%左右，但增幅超过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制造业就业人数少，且呈现下降趋势。

就业人数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2011年底，该省份制造业就业总量均已超过600万人，江苏省达到1 233万人，浙江达到1 068万人，单省超过西部11个省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总和，其他各省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远远落后，制造业从业人数仅有2.5万人左右。2008年～2011年间，重庆、湖南、天津和湖北的制造业就业增幅较大，重庆第一，其就业增幅达42.9%，其他三省增幅也均超过35%；黑龙江、山西、河北、陕西四省制造业就业呈现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10.4%、2.6%、1.9%和0.1%。

2.3 就业分学历分布

2011年，我国全部行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没有上过学的员工分别占2.0%和0.5%，受过初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19.6%和10.6%，受过中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65.4%和77.4%，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12.9%和11.5%。城镇单位中，全部行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没有上过学的员工分别占0.8%和0.4%，受过初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9.9%和7.8%，受过中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64.2%和74.3%，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25.2%和17.6%。而根据2005-201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我国制造业从业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5%～80%之间，小学学历的从业者比例从2004年的14.3%下降到2011年的10.6%，降幅达到25.9%，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的从业者所占比例从2004年的6.8%上升到2011年的11.3%，增幅达到39.8%。也就是说，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目前更多集中于中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者逐渐增加。

3 劳动力短缺特征分析

根据2004～2013年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0多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求职人数一直大于需求人数；201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求职人数开始小于需求人数，出现“供不应求”的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我国劳动力短缺实际上要比监测到的更为严峻，而用工量巨大的制造业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构性短缺。

3.1 区域性结构短缺

从区域角度来看，最早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是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的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2009年初开始，东部劳动力市场监测到的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缺口开始增大，求人倍率开始上升，直至2010年底，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监测到的状况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求人倍率大于0，此时劳动力短缺的区域分布特征可以概括为：东部短缺、中西部过剩。但随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加快，自东向西的产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增速放快，短缺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蔓延，2010年底后，我国全国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出现全面短缺，并且走势趋于严重，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特征成为全国范围短缺，局部地区短缺严重。

而与此对应的情况对应的是，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长率分别为2.0%、8.1%和9.6%，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长率分别为3.7%、4.0%和4.1%，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仍然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本地务工农民工所占比重在下降，中部和西部本地务工农民工分别在增加。全国2011年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比2010年下降3.2%，2012年比2011年下降0.3%，达到46.8%，也就是说，传统的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正向用工大省转变。

3.2 学历性结构短缺

如前分析，我国制造业从业者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比例超过75%。其中，中小学学历的从业者所占比例下降，但降幅低于全国全行业中从业者小学学历的比重降幅，中大专及本科学历从业占比例增加，但是增幅远远低于我国全行业从业者大专及本科学历的比重增幅，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学历需求重点集中在小学到高中这一层次。而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职高、技校、中专）的劳动者供给小于需求，从2008年以来两类求职者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而大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都低于1，呈现出明显的劳动力过剩。

另外，根据社保部的农民工监测报告，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从事制造业的占35.7%，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达到44.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例在逐年降低，2011年比2008年降低了1.2个百分点。目前，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1%左右。并且，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丧失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3/4的新农民工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注重个人的职业发展，更愿意选择较为轻松的职业，更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不愿从事就业质量相对不高的行业。如低端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往往是这些行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更为迫切。

3.3 技能性结构短缺

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12年的《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的通知》中对职业技能进行了划分，从而更好管理我国劳动力队伍的技能结构。2004年至今，制造业行业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均存在短缺，各技术等级技术人员的需求供给比率高达1.45，明显高于劳动力市场整体水平，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突出。从2004年～2013年间，劳动力需求增幅较大的是中级技能、高级技能和技师劳工，而劳动力供给增幅较大的是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和高级技能劳工。2004年我国劳动力整体是供给大于需求，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劳动力比率达到53%，到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劳动力比率下降到44.3%，整体劳动力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因而各种职业技能等级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仍旧较大。

4 结 语

通过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分布和短缺状况的描述分析，可以知道，我国制造业的从业者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制造业就业结构性短缺问题凸显，主要体现在：50%制造业就业集中在沿海，但中部的增幅最大，劳动力短缺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并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短缺；60%的从业者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凸显；我国制造业对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需求更为迫切，但在制造业从事工作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对初级技能的劳动力需求比例最大，但劳动力市场上近一半的劳动者无职业技能资格，远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Judith Banister.中国的制造业就业[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1）.

[2] Cai Fang， Dewen Wa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Growth.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and Its Discontents[M].Canberra：Asia Pacific Press，2005.

[3] David Romer（美）.王根蓓译.advanced macroeconomics[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 D. E. 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1998，（3）.

[5] 蔡P.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6] 蔡P.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5，（6）.

[7] 魏博通.中国制造业就业转移的空间过程[J].理论月刊，2005，（11）.

篇5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结构性短缺；对策分析

一、前言

从世界范围看，所有市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积累初期也曾享受低廉劳动力成本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成果。随着工人薪资意识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劳资双方在工会组织的协调下才能较好的处理成本提升所带来的矛盾。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促进因素之一。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工薪阶层在劳动力价值观上的觉醒，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自2004年以来持续上升，已成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劳动力成本一般分为直接的工资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两大主要部分。近年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其应对策略问题，认为经济持续发展、通货膨胀等宏观方面的因素，是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下文将在此基础上，着重从供求关系、生存成本及政府力量来进一步讨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具体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交错状态下，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劳动力成本不仅是生产领域的四大主要成本之一，同时也是社会产业链当中的一种变量，其商品属性决定了我们需要从市场环境和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中寻找价格上升的动因。

1.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既然劳动力成本是建立在产业链上形成的一种变量，那么供求关系就成为其价格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自2004年以来，随着出口贸易的持续攀升，对劳动力消耗最大的制造业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与常态规模扩张。

一方面，基础性产业的常规劳动力需求持续走高；另一方面，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领域也同样需要大量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就从质和量上对市场上的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与此同时，市面上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却出现结构性短缺的状况。随着计划生育的持续推行，我国有效劳动力的输出持续呈现下降趋势。不仅高新技术制造领域难寻拥有专门技术的劳动力，常规的低技术性劳动力岗位也同样出现短缺情况。从2007年至今，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的用工荒一直延续。这种供求不平衡的关系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攀升。

2.劳动力的生存成本

作为个体的劳动力不仅是劳资协议下的行为主体，同时也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活动体。因此，经济环境变动对劳动力个体生活成本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国家一直通过政府调控确保通货膨胀处于正常水平，但仍旧无法抑制各类生活物资的价格增长。与此同时，医疗、教育成本的提高，同样对作为生存个体的劳动力提出新的挑战。

劳动力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迫使雇主必须提升劳动力报酬的资金投入。在生产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直接物质投入的增加，无疑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3.有形的手：政府的调控力量

以上我们讨论劳动力成本之时，更多的是针对直接的劳动力工资成本而言。但劳动力成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社会福利成本的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工薪阶层社会福利保障意识的增强。国家越来越注意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落实劳动力的社会福利待遇。

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断的提升，确保了工薪阶层的基本权利。而这种硬性制度的推行，要求企业必须根据标准调整薪酬体系，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投入。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要求企业必须对员工的社会保障进行配套。若从个体角度观察，社会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费用数量并不是很大，但从整体上观之，则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支出。

政府力量的介入，促使企业必须根据宏观政策的变化而调整劳动力成本的投入。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企业必须承担起落实社会保障制度的重任，确保员工权益的实现。

三、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对策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供求关系、生存成本及国家行为构成了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三大主要因素。对此，我们不仅继续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同时也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国家整体经济有效转型。这需要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努力。

1.宏观制度改革策略

正如很多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国仍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交错的时期，纵然市场经济已经是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然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未能根本解决，因此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状况市场发生。反映在劳动力成本变化上就是供求关系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

为此，我们必须在宏观上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对劳资双方的权益进行有效规范。首先，要继续推进工资和福利制度改革，确保作为劳方的普通工薪阶层具有应对生活成本持续提升出现的问题。

其次，要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发展总体趋向，引导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其中，应坚持内需拉动经济的原则，制定相应的内销服务制度，引导企业以国内市场为基点向外扩散，同时配套施行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必须对医疗、教育等关乎百姓生活的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制度约束，让作为普通人的员工具备降低生活支出的制度性平台。

通过国家在宏观制度上的完善，在提升企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确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工人薪资、福利待遇的稳步提升。

2.市场调控策略

如前所述，劳动力成本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类商品，其价格的变动受到市场动态的影响。因此只有对人力资源市场进行有效调控，方能从根本上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一，应从多方面入手，通过各类组织对劳动力与就业岗位进行优化配置，确保有效人力资源的高效对应。其二，企业应通过内部培训等方式，促使原有员工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做到与时俱进，降低员工流失频率，实现自我“供血”，从而节约劳动力招募成本，提升生产效率。第三，国家通过对参与就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得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及基本技能有所提升，从而在劳动力供给上实现量与质的有效结合，解决劳动力的供给问题，降低行为成本。

3.产业升级策略

除了国家调控与企业自我调整，我们还可以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对劳动力成本提出有效对策。产业升级是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面对不断提高中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只有依托现有资源，通过不断整合实现产业的升级。这对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提升有以下帮助：

第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及制度的优化，促使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再只是依赖一元的粗放式人力投放，而是透过严格的培训，促使有限的人员借助相应系统工具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从整体上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通过调整一定区域内的差异化用工，降低劳动力输入的同质性，从根本上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结构性短缺，从而缓解因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矛盾。

四、国有煤炭企业的应对举措

1.煤炭国有企业的用工特点

煤炭国有企业作为能源工业，其在制造业产业链条中处于动力源位置。只有能源供给充足，相关产业方能去的持续发展。而煤炭国有企业在用工方面亦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矿源开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技术但又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煤炭加工产业又需要数量庞大的技术性专门人才。这种基数大、质量层次区分明显的用工特点，促使国有煤炭企业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

2.煤炭国企的应对策略

首先，作为国有企业，煤炭生产厂商必须切实落实国家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改善员工福利角度实现用工的准确性，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煤炭企业应当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内部培养，从生产实践中“生产”出一批可以胜任新生产技术研发的内部人员，以自我升级的形式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入。

第三，应完善薪酬制度，根据具体岗位工作内容及成绩来对不同梯级员工待遇进行合理化配置，激励员工在工作实践中完成自我调整与优化，促进企业的整体升级。

总而言之，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今后国家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这一趋势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从制度优化、市场供给和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进行应对，以确保新时期下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

参考文献：

[1]辛永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J].价格月刊2010.2.

篇6

关键词：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口；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2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而强劲的发展，这很大程度是源于我国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为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供应，正是这些劳动力低报酬高付出的特点造就了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制造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口前景也一片良好。然而，从 2007 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地区出现了招工困难的问题，即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招不到工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破产倒闭。可见，我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①，即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都呈下降趋势，政府对在职员工的离职政策、保险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方面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国外学者关于劳动力的专门研究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但早期大多是关于劳动力对产出水平影响的研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的研究。后来，库兹涅茨通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搜集了大量的美国历年国民产出数据，最终结果表明：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再后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一直延续这个思路，直至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提出了将人力资本引入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型里面，而且是以独立的内生变量的身份引入。

盖尔・福斯勒（2007年）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以更高的速度提升，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不会明显地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效应[1]。Gollin（2002年）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力水平可以由该国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来反映，进而该国的综合行业竞争力也将显现出来。[2]

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虽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我国依然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蔡P（2007年）认为，如果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话，那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其竞争力水平也不会由此而减弱[3]。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包括：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发展教育和培训来减少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冲击[4]。（2009年）都阳和曲h指出：劳动力成本优势具体应该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他们通过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得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减弱的结论[5]。即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使呈上升趋势，但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比其他国家快很多。

制造业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其劳动力成本水平的提升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做出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对我们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及原因

（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变动及趋势

1978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为597元，这个水平在当时可以过着令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到1990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073元，短短的12年时间提高了3.47倍多。2000年，平均工资水平达到了8750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超过4倍的幅度。 《中国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为41650元。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从1978～2012年提升了20倍多[6]（见表1）。

（二）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1.劳动力自身生活教育成本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1978～2012年我国物价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上涨明显，尤其是近年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用品以及教育医疗等的费用不断提升。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创造的边际收益即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了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即随着劳动者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力成本自然而然也是上升的。纵观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我国劳动生产率是在逐渐攀升的，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高新科技的应用与创新不仅使生产所用的器具大幅度地提升了效率，再加上劳动者自身利用先进器械以及创新的生产流程与生产方案，其劳动生产率自然上升很多。2.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越是迅猛，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愈旺。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出口的迅猛发展，都对劳动力需求有增无减。但《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数量是93 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 21%。从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 900多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近十几年里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为1.5亿多，2000年底达到了1.8亿人，2010年则达到了2.5亿以上。但从近年来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速度来看，农村人口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再加上目前我国体制转型的改进，城乡二元化格局逐渐被打破，城市反哺农业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必然结果。

3.政府政策因素。自2004年我国正式颁布《最低工资法》以后，各个地区的最低工资都在逐年进行调整。三十多个省市在2010年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准，平均增幅在20%以上[7]。其次，我国历史发展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退，即农民将享受到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2020年我国的目标是实现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社会保障，那么，社会福利水平及保障将不断提高，继而劳动力成本也将提高。此外，根据我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无论是在职期间的保险还是解约后的补偿、正常休假时的工资等方面都将得到保障。

三、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

（一）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进出口额及物价的影响

用1998～2012年数据，通过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来反映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见表1），通过货物进出口总额及进口额来反映我国进出口情况（见表4），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商品零售业价格指数来反映物价水平（见表5）。

将进出口总额 （TIE）、进口总额（T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CRP）作为自变量，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Y）作为因变量，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Y=C+β1TIE+β2TI+β3CPI+β4CRP（1）在Eviews上计算后得出如表6、表7所示结果，且R的平方值为0.985161，F=165.9732时P值为0.000000。可见，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各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地相关关系。设定模型显著性水平为5%，则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从表7可以看出，该回归拟合优度为0.985161，F值为165.9732，且对应的P值为0，符合条件，但是从表6可以看出进出口总额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T检验的P值大于0.05，即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社会劳动力平均成本无显著相关性，故将进出口总额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见表8，去掉价格指数后的结果见表9。

由表8和9可知，各个变量T检验的的概率值都小于0.05，通过T检验，R的平方值为0.976254，拟合优度良好，F=246.6778，P值为0.000000，通过F检验。由此可见，去掉进出口总额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后，进口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低下，从而使得企业投入回报率高，这也就是我国所谓的人口红利优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少外国企业投资开始向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了转移。

外商在选择投资时不仅仅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这一因素，其他诸如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及当地居民消费潜力等也都是考虑的关键因素。大多数外商投资于中国，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潜力。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但是，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更快，超过了劳动力成本本身的增长，继而，总体的劳动投入产出回报率是很高的，超过了其他亚洲地区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

因此，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是有的，但由于国内综合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我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更大程度的提高，都使得外商选择中国进行投资的动机更加强烈。

（三）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学生数量的逐年攀升以及进城农民工的与日俱增，就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理论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会迫使企业尤其是实力不足够强的企业降低劳动力的雇佣，转而在生产设备等方面进行更多投资。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劳动力需求即使有略微缩小现象，但现有的劳动力规模依然不能满足现有的劳动力需求，失业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北京为例，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失业率为2.1%，2010年为1.4%，2012年降至1.3%。

四、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应

（一）对内需水平的影响

工资的提升即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将会引起消费欲望的增长以及消费额度的提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有利因素就在于能够引起劳动者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扩大内需。

表2中197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可以进入21世纪以来其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通过图1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变化。

（二）对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即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达成之后，劳动者除了对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外，也很注重对自身教育文化以及生产技能进行提升。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相比历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见表10）。

五、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对策建议

1.国家宏观层面应对策略：（1）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工业区位论对我国目前制造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5]。工业区位论是指企业最佳的生产地区应该是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企业应该向企业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转移生产力。按照此理论，我国制造业的梯度分布为：东南沿海地区是高梯度区，中西部则属于低梯度区。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已经逐渐消退，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是必须的。同理，我国制造业在面临较重成本负担情况下，可以向周边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国家转移。

（2）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注重推进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着重鼓励乡镇企业做大做强，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同时，应保证农村人口在基本社会福利达成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教育师资力量的投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技术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3）加大对企业创新转型的政策出台力度，利用强而有效的政策方案或者法律法规，在约束企业正当经营的同时，指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如建立产业研究基地、技术型大专院校、生产研究开发中心等科研与生产基地，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方面，大力推进先进技术奖励、企业自主研发奖励、降税免税等。

2. 行业应对策略：（1）加深制造业产业的加工程度，增加产业链条长度。因为产业链长度的增加能使行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加大，从而减小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同时，随着加工程度的加深，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将更高，利润也更大。（2）突出产品差异化。产品差异化能排除异己，在竞争中树立自己的品牌与口碑，获得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3）加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投资与生产。技术含量越高，产品的投入回报率也越高，而且可以避免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所带来的威胁。

3 .企业应对策略：企业应积极应对，提升自身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尽力满足现有员工的工作期望回报，从而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员工的生产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综合素质，比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相关考核、与大专类院校合作进行在职员工校园授课教育、支持员工进行相关证书的考试并予以报销、以奖金的方式支持员工对技术的创新与改造等，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更要着重依赖于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与整体效应来提升自我寻求发展。

注释：

①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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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urat Tasci.Cara stepanczuk [J]. Labor Costs. Economic Trends，2007，（5）：13-24.

篇7

［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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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要：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户籍身份的差异对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有存在着许多种不同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群体，当前的这种户籍身份差异也体现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着制度分割。

关键词：户籍；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

适龄劳动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具有三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就需要对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率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对这三个重要的指标，存在以下关系：就业率=劳动参与率×（1-失业率）。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的劳动力群体在市场上的状态也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相对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低；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比本地户籍的要高，失业率也较低。本文主要结合的调查数据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这项调查数据不仅调查的覆盖面广，而且样本容量很大，极具代表性。

一、劳动力市场户籍构成情况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对失业和就业相关问题基本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原则进行相关设计，成为了迄今为止对我国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状态调查的极佳的数据。根据调查，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在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潜在劳动力样本包含了968794，其中本地非农业户籍者499623人，外地非农业户籍者46619个，本地农业户籍者是309807个，外地农业户籍者112745个，其所占据的比例是51.57%,4.81%,31.98%,11.64%，通过加权计算后，所占比例分别为50.24%，4.41%，35.07%，10.28%。

二、劳动力市场各户籍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可以被归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市场的参与者，例如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则是指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本文将潜在的劳动力或劳动力适龄人口定位16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并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因此结合调查，将就业人口定义为了调查日以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或者是由于在职休假、临时停工、学习和季节性歇业而没有工作的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口则被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没有做任何工作，或者是在三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或者是为了自主经营需要而作准备，并且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前提下能够在两周内进行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者则被定义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参与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则是指不满足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968794个劳动适龄人口的调查样本中，失业人口的样本为35313，就业人口的样本为603944，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为320537，所占比重分别为3.65%，62.34%和34.02%，通过对数据的加权计算之后，比例分别是3.44%，63.31%和33.24%。通过对不同户籍状态的劳动力人口考察，又可以发现：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本地的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又要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失业率要高于外地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率失业率又要高于农业户籍劳动率。在劳动参与率方面，外地农业户籍达到了85.33%，本地农业户籍达到了73.68%，都远远高于全国66.76%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而对于非农业户籍的劳动参与率，本地的是58.01%，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外地的是68.04%，略高于全国水平。在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都远远低于全国的5.15失业率水平，其中，本地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是2.61%，外地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2.67%；而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都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5.28%，本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更是高达8.15%。在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都很高，其中外地农业户籍高达83.05%，本地的农业户籍也有71.77%，都远远高于全国63.31%的水平；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就很不乐观了，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还好一点，达到了64.44%，略高于全国水平，但是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却非常的不容乐观，就业率仅仅只有53.27%，远远低于全国的水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另外外地的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要高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子啊失业率方面又要低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普遍不高，其中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相对高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却是非常之高，而本地的非农业劳动力又要高于外地的非农业劳动力；另外，本地非农业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而外地农业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最高，失业率也最低。不过这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动态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对我国社会公平的一种损害，对社会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因为不同户籍的群体对工作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也存在诸多差异。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必须要持续加快和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促进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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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中国家 ;熟练与非熟练劳动者 ;收入分配

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伴随着国际产品内贸易模式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对有关国际产品内贸易的起因、效应及其决定因素等的分析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其中,有关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一国收入分配的效应就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均工资差距在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部,熟练技术工人相对于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收入分配的现实,是否与当前流行的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有关系呢?如果有,这种影响有多大?其传导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影响因素有哪些?根据这些问题的研究结论,我国政府如何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政策调控,以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兼顾为原则,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和谐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的文献综述

对国际产品内贸易和劳动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当属Feenstra与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项目名称《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C790273。Hanson(1995)[1]的连续型中间投入品模型。他们将Dornbusch, Fischer与Samuelson(1980)所构建的连续型H-O模型(即DFS模型)的框架运用到工薪差距的研究上,将DFS的两要素模型变为三要素模型,即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资本。他们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发达国家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必然同时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Jones与Kierzkowski(2001),[2](33-51)[3](17-34)和Jones(2005)[4](105-114)认为国际产品内贸易对非熟练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依赖于一国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与具体的垂直分工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国际产品内贸易并不一定会提高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一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禀赋状况及外包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改变会对工资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Grossman与Hansberg(2006)[5]的模型将生产过程划分为高技术任务与低技术劳动任务,然后用它来研究国际外包成本下降对要素收入差距的影响。国际外包成本下降带来的生产率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将会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带来不同的影响,具体影响要对以上三种效应进行权衡。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在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具有较大的不同。比如,一般技术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由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国家)来完成,在外包中往往作为发包方存在;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依靠部件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在外包中往往作为承接方存在。因此,国际间产品内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然带来不同的影响。建立适合于解释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

国际产品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应该笼统地去分析,而应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具体情况、发生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的行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以及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后带来的产品价格效应等几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论述。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本文将主要借鉴Jones与Kierzkowski和Jones的研究成果,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一) 要素密集度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假定产品的生产中只涉及到两类生产要素,分别是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因此我们所分析的产品也就表现为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两大类型。按照发生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行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我们将分成以下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1.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横、纵坐标分别表示发展中国家生产产品过程中投入的非熟练劳动力(U)和熟练劳动力(S)的数量。为使研究的结论更具一般性,我们考虑了多商品的国际贸易,按照Jones(1974)[6]的观点,如果一国有两种生产要素,国际贸易允许每个国家把生产活动集中于最多两种产品上。图1中曲线1,2,3,4分别表示四种产品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该曲线越靠左上角说明该种产品熟练劳动力密集度越高。与每两条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相切的直线为等成本线,其斜率表示该国在参与了国际贸易后,如果生产其中的两种产品,该国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即WU/WS)水平。由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的形状与位置完全取决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技术条件,等成本线的斜率WU/WS也决定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技术条件,所以WU/WS可以表示为产品的相对价格(P)和生产技术条件(T)的函数,即为WU/WS(P, T)。由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更一般的情况是,这四种产品的各条等成本线形成的集合为一条折线ABCDEF。为说明问题方便,本文主要集中于产品2(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品3(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论述。

图1 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时收入分配效应

先分析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2的情况。如图1所示,生产单位价值的最终产品2需要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G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H。0K和0I表示生产单位价值的熟练劳动力密集中间产品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中间产品所需的投入品。假设初始状态0G和0H都是在该国完成的。但随着国际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国际产品内贸易产生,由于该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因此,它将主要承接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而发达国家将生产更具竞争力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

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后,由于产品内分工使得2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内移至J的位置,①这里0J比0I短,意味着该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上具有比较优势。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等成本线由折线ABCDEF变为折线LJM。

现在我们考虑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对该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此时,我们需要考虑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的具体情况。第一,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1(该国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②)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图中表现为LJ的斜率大于CD的斜率。究其原因,主要是产品内分工实施使得2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这无疑会刺激该部门厂商的生产,而2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的扩张,将会大量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相对于该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要素禀赋水平而言,自然会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第二,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2(该国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图中表现为JM的斜率小于CD的斜率。此时,由于相对于该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要素禀赋水平而言,2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仍旧是更偏向于使用更多熟练劳动力的工序,其生产的扩张,将会相对地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从而扩大了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图2 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时收入分配效应

2.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按照与上文同样的思路,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当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3时,对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图2中,生产单位价值的最终产品3需要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G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H。当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发展中国家将专业化生产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由于其在该工序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内移至J的位置。此时,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等成本线由折线ABCDEF变为折线LJK。

同样,现在我们考虑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对该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第一,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1(该国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图中表现为LJ的斜率大于CD的斜率。第二,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2(该国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③在图中表现为JK的斜率大于EF的斜率。

3、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发生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对收入分配效应的综合分析仍然集中于对2、3两种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分析。如图3所示,我们知道,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2和3两种产品都生产,其要素禀赋线应该位于k1和k3之间。以k2为界,将这一区域分成两大区域,分别为I区(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和II区(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从图中可以看出,如果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位于I区,则无论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2还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3,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承接,都将带来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如果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位于II区,同时,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3时,该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承接,才会带来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反,若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2时,该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环节的承接,将会带来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

图3 要素禀赋和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对收入分配效应的综合效应

由此来看,对于承接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若要减少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要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数量,并加大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密集环节的承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既重视某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利益问题,又要重视我国长远发展,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最佳的权衡。

(二)价格下降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上文分析主要是短期分析,因为我们并没有考虑国际产品内贸易实施之后,相应产品由于成本的节约带来的未来价格下降的影响。但实际上,从相对长期看,无论是由于各个生产工序实现了最优的比较优势还是最优的规模经济,国际产品内贸易的分工都将会最终降低该产品的价格水平。以下我们将把这一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分析价格效应可能会对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出现了相应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上述图1和图2中的J点将会向右上方移动,④可以发现,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1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在Stolper-Samuelson效应⑤的作用下,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因为在图1中,相对产品1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2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图2中,相对产品2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3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2时则相反,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因为相对产品3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2为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图2中,相对产品4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3为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

由此可以看到,国际产品内贸易带来的价格下降效应将会弱化前述各种情况下对两种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相关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可知,国际产品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效应不能笼统地下结论,而应该权衡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发生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以及相应行业的价格效应等几个方面后作出判断。

从当前情况来看,人口众多的中国仍然属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为丰富的国家,根据我们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随着国际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中国目前出现的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就可以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了。但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从长远来讲,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维持一定的收入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根据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1)为缓解收入差距的拉大,要不断提高我国熟练劳动力的禀赋水平,这可以通过国家的教育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培训等方式实现,这点与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一致的;(2)尽管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但考虑到我国当前存在的众多的非熟练劳动力的现实情况,适当地加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于解决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和缓解目前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问题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展开;(3)熟练劳动密集产业国际产品内贸易所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因此,这为我国深入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客观上又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

注 释:

①这里即为技术水平变动带来的影响。另外,为了图形更清楚,这里没有划出内移后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

②这里所说的该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是相对来讲的,即我们的大前提仍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仍是非熟练劳动力更丰富的国家。

③原因与上文分析类似,读者可以自行分析。

④为了图形更清楚,这里没有划出向右上方移动后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

⑤根据Stolper-Samuelson效应,某一要素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下降,将会带来密集使用该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

主要参考文献:

[1]Feenstra, Robert C, Gordon H Hanson Foreign Investment, 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 NBER WorkingPaper, 1995(5121).

[2]Jones Ronald W and Henryk Kieizkowski Horizontal Aspects of Vertical Fragmentation in Leonard K Cheng and Henryk Kieizkowskj, ed, Global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East Asia,

Boston,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a).

[3]Jones Ronald W and Henryk Kieizkowski A Framework for Fragmentation, in Arndt Sven W and Henryk Kieizkowski, ed,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b).

[4]Jones Ronald W Immigration vsOutsourcing: Effects o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an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4 (2005).

[5]Grossman, Robert C, Esteban Rossi-Hansberg Trading Tasks: A Simple Model of Outsourcing NBER WorkingPaper, 2006(12721).

[6]Jones Ronald W The Small Country in a Many-Commodity World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December 1974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on

Income Allocation of Labor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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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业竞争力　劳动价值论　劳动二重性　资本有机构成

论文摘要:一国的农业竞争力体现在农产品竟争力上，但决定于农业经营的整个过程、从劳动二重性和资本有机构成两个角度，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运用到当前农业竞争力分析上，全面分析中国的农业竞争力现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广大学者围绕农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国际上流行的定量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中国农产品(尤其是大宗粮食产品)在成本和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或比较优势，提供了重要和详尽的数据以及定量化的结论。但这些定量分析多是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在肯定其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农产品的相关指标是衡量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深层次的因素。因为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经营的整个过程.最终才表现于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深人地分析我国农业竞争力现状才能进一步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一、从劳动二重性看中国农产品竞争力

“商品中包括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疑是研究商品价值源泉、实体、创造.研究价值量决定的规律。从劳动二重性创造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两个方面同样适用于对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这一特定商品的竞争力的分析

（一)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看农产品质量的竞争力

“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在农产品市场上，这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质量的差别。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各国以《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为依据制定市场准人标准，对进口食品药残、污染等检测指标的限制十分严格。由于我国农作物施用化肥、农药过多.农产品的化学品含量和农药残留物过高.导致无法达到某些国家制定的市场准人标准，被限制了出口量。例如，我国苹果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且价格低廉.但我国苹果年出口量却很小。主要原因是苹果质量差，含糖量低，果实农药残留超标等。因此“质的差别”决定一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的基础。如果农产品质量无法达到进口国的市场准人标准，即使价格再便宜，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也不具有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应当首先注意的问题。

(二)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看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川而“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马克思揭示出价值规律的这一本质要求，决定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占领市场，就必须努力降低个别劳动消耗。当市场的涵义拓展到国际市场时，所谓的个别劳动消耗就表现为各国国内生产该农产品所需的国别劳动消耗。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竞争力就体现在各国生产某农产品的个别消耗的差异上。以禽畜产品为例，我国的该类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图。其原因可解释为，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我国凭借劳动力价格的优势使个别劳动消耗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因此从劳动二重性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角度出发，在满足农产品使用价值的条件下，降低我国农业生产的在劳动力、资金、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个别消耗，是提高我国的农产品竞争力的出发点。

二、从资本有机构成看中国农业竞争力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所占比例不同形成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别.是劳动二重性的体现。将资本区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问题的钥匙”，而一国农业资本对该国的农业竞争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资本有机构成分析一国农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资本有机构成决定因素看农业竞争力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技术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决定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门通俗地说.通过提升生产资料在资本技术构成中的比重可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其丰裕程度更直接的影响一国农业竞争力。我国虽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如按人均土地面积计算.却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匾乏的国家。生产资料中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与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居于劣势。另外.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还需要科技的不断投人，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应是政府。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农业科研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会产生外部性，导致市场配置失灵，市场无法达到农业科研投资的最佳均衡点;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主体—农民对采用新技术而增加物质投人的能力有限传统习惯和俱怕风险的心理限制了科技投人的积极性。

这些因素导致了大多数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于总的科技(包括农业与非农业)投资强度如英国总科技政府投资强度1995年为2. 05.而农业科技政府投资强度则为2. 29%。但中国同期的总科技政府投资强度为0. 6 % ，而农业科技政府投资强度仅为0. 2 plc，后者为前者的1/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自然资源与科技投人等生产资料在资本技术构成中的比重低于世界水平.故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我国大宗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小麦、玉米、大米等)比国际同类产品价格高，缺乏竞争力。

(二)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条件看农业竞争力

“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川，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资本积累与积聚为前提条件，并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二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人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本质上能够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二者有明显区别.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积极意义。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一个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需要资本的大量积累。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资本支持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农业上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例如在农业比重仅占GDP 20的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业的补贴均在上千亿美元，在由巧个国家组成的扩大前的欧盟，用于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费用高达其总预算的50%以上_而我国由于财力不足，对农业的支持与补贴甚少，以1996一1998年为例，平均仅为1 514. 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不但如此.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我国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剪刀差等渠道大量外流。因此.从农业的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制约了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马克思还认为“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对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由此可知资本集中也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有效途径之一。

资本集中程度提高后的直接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远高于我国，如美国农民经营规模每户200 hm，欧盟平均规模20 h耐以上，而我国平均规模仅0. 5 hm。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导致我国农户在生产上，单位产品活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在销售上，自产自销式农产品交易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而且在市场中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取得应有利益。因此，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农业的资本集中程度偏低，阻碍了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三、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原因可归纳为农产品质量偏低、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价格偏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等。加人WTO以后，中国农业受到的冲击更大，提升农业竞争力显得更为迫在眉睫。从以上分析的几个视角可归纳出当前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几个途径。

1.规范我国农产品市场，建立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质的差别”。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绿色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各国对进口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苛刻，这就需要我国建立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规范农业生产、产品贸易和加工流通。在生产过程中扩大农业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优质率，加强质量监控，降低农产品的化学品含量和农药残留物;在销售过程中，尽快建立和修订国家农业技术标准和农业产品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认证和监测体系，打破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中的“绿色壁垒”，避免损失。

2.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的竞争优势。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尤其是活劳动的支出。借鉴国外经验，可以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集中进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也可以鼓励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产品进人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针对前者应当在稳定家庭承包制基础上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转包、出租、转让、抵押、拍卖等方式适时促进土地集中。针对后者我国要尽快制定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明确其法律地位，规范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行为.使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组织农民进人市场、参与竞争、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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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合同法的差距在80年

1938年，美国因为大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出台了FLSA法案法令，叫做《公平劳动标准法案》（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核心目的是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成本提供大量的岗位，以解决经济大萧条情况下的就业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FLSA法令明确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准杓，通过限制工作时间等以增加劳动人数和解决就业，同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这个法令由联邦劳工部负责贯彻执行。

2008年，中国的新劳动法才有了类似的规定，比如把工作时间规定为40小时，之前规定的是44小时。这个步伐和美国差距了整整80年。

二、中美两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差距在6.6倍

美国政府网(usa.gov)公布的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显示，美国公民个人年收入低于45060美元或已婚家庭收入低于50270美元的，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即免税待遇。按美元和人民币比例1：6.22的比例换算，相当于个人年收入280273.2元、月收入23356.1元是可以免税的，而现在中国的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这个起征点是总收入减去社保和公积金缴纳等之后的数字。中美两国的个税起征点相比差6.6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差距体现。

三、结论

第一，　 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老百姓的层面。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目前能关注到的，就是就业率的问题，每年能解决多少人就业，而美国的劳工部则关注每年职工工伤人数的环比，关注每小时钟点工费用标准的核算，以2012年为例，美国最低钟点工标准为每小时7.5美元，换算人民币为46.65元，而中国同期钟点工每小时为13.5元，美国的钟点工工资标准是中国的3.45倍。这些细微经济层面的差距，是中国政府职能改进的奋斗目标，也是人民幸福的量化指标目标。

篇12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1005-0019（2018）06-189-02

高血压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慢性疾病，该疾病会增加患者发生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是高血压疾病进展至一定程度所致的靶器官损伤，大部分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在接受治??的过程中，控制患者的血压水平是改善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以及临床症状有效方法，而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加强对患者的综合护理干预十分必要。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了50名患者，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给予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比不同护理模式下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按照本次研究要求，从2016年2月-2018年2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高血压伴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选出了50名患者，按照随机双盲的方法将50名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者25名，对照组中，男性有8人，女性有17人，年龄区间在60-82岁，平均年龄为（7174±183）岁，病程在5-13年，平均病程（963±242）年；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有13人，女性有12人，年龄区间在62-84岁，平均年龄为（7138±313）岁，病程在6-18年，平均病程（1074±285）年。入组标准：患者为老年高血压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依从性加高；排除标准：患者同时患有精神疾病、恶性肿瘤、传染疾病以及其他重大器官衰竭疾病等、不愿参与、依从性较差；研究人员将患者的数据收集后，使用软件进行分析处理，（P>005）患者的一般资料无可比性。

12方法常规护理对照组患者实施基础护理，观察组则采取综合护理，具体措施如下：（1）健康宣教：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学历水平以及理解程度，通过多样化的方法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让患者知晓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定义以及常规治疗药物、常见并发症等，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度，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让患者家属与病友多鼓励患者，让患者能够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血压[1]。（2）用药护理：大部分患者对于降压药物的认知程度不高，护理人员应为患者讲解所使用的降压药物的性质、剂量、作用以及不良反应等，告知患者应长期规律的使用药物，不可自行减少用量或更换药物，以免影响预后效果[2]。

13观察指标护理人员应记录患者的AS指标以及血压水平，在收集好上述资料后，使用统计学软件软件进行处理。

14统计学方法所有的数据均使用Excel软件记录，计量资料AS指标以及血压水平使用t检验，将数据分类后使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展开处理，（P

2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的AS指标以及血压水平，观察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AS（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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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6] 罗静，李伯华.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29-43.

篇1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100-02

一、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数量增长特征

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数量日益增长，1997年，农村劳动力到外省就业人数为1 488万人，2003年这一数字为4 031万人，增加了2 543万人，增长1.7倍，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及其增长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馆，2005年，183页。

在全部跨省就业农村劳动力中，进入到东部就业的数量远远大于进入到中西部地区的数量，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跨地区①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较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东部聚集的趋势依然突出，2005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10 038万人，其中流入东部地区的就业比重高达70.3％，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已转移农村劳动力中，有多达4 077万人进入到东部地区，约占中西部地区已转移劳动力的45%（国家统计局 2006）。2006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10 568万人，其中转移到东部地区就业的比重为70.1％，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东部地区的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选择在本地区内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则主要外出到东部地区就业。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数量在不断增加，其中的较大比重就业于东部地区。这似乎表明，对于中国各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如果较多在某一地区转移就业，则将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形成与其他地区明显的经济差距。因此，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东部地区就业必将快速推进东部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其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就业将是促进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下面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二、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促进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说明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流动性较强，就使得相关的数量统计以及流向统计比较困难，缺乏长时期的连续统计，因而不能形成时间序列分析。这样，考虑到可利用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及特征，这里将运用面板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数据将用1995―2000年间30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数据表示，其中，1995―199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数据库》，其余来自《中国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网》，重庆数据并入四川。地区经济差距将用30个省份1995―2000年的人均实际GDP变动情况表示，相应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重庆数据仍然并入到四川。

2.计量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般地，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通常有三种，即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全部时，即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做是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则固定效应模型就是个合理的面板数据模型（高铁梅，2006）。由于这里将检验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因而样本数据包括了所有省份，所以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里将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样，给出面板数据模型的表达式：

yit =i + xit + it i = 1, 2, …, N； t = 1, 2, …, T（1）

（1）式中，y为各省市的人均实际GDP，x为各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入数量，i表示截面，t为时期。为误差项， α、β为待估计参数。将相关数据代入此模型中，得到表3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解释程度很高。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确实对流入省份的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对不同省份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从模型本身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则转移到东部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越多，对东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和突出，从而加速东部经济增长，相应地，转移到西部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则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小。这样，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跨省转移到东部省市，将明显加快东部经济增长，并形成与西部省市的经济差距。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促进了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

三、本文主要结论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由于劳动力再配置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别，导致其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促进效应是有差异的，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强于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相应导致了东西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拉大。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再配置也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看，农村已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多是年轻人且具有一定教育程度，但是由于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方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十分缺乏，因此无法进行具体分析，这将是本文分析的缺憾，因而，本文所作的分析仍然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拓展。

参考文献：

[1]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孔泾源,胡德巧.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