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运行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宏观经济的运行，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对外经济形势好于预期

针对外贸外资的形势，中央及时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税等应对措施，鼓励出口，我国外贸外资状况得到了改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实现贸易顺差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在上述各种因素拉动宏观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考察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两个明显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民间投资明显改变了往年缓慢增长的状态，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规模几乎与国有经济投资规模等量齐观。与此同时，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等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降低。从2007年前三季度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即使国债投资保持零增长，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仍会高于去年。上述现象一方面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民间自发的、更具市场经济色彩的投资力量，将在以后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对2007年宏观经济供给层面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在：一是住宅、汽车等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2007年上半年，汽车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2.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均超过14%，居工业行业之首。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取得明显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0%。工业产销率为97.6%，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困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问题

1、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部门估算，明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8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2002年末失业人员和国企下岗人员各有600万人左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有关分析显示，2003年城市所增加的就业岗位很难超过800万个。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加快，资金、技术含量的提高，使产业吸纳就业的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改革的深化，企业不断裁员，就业总量的增长进一步放缓。由此看来，就业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2、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3.3%；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6%，增幅仅回落3.8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放缓，支出钢性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考虑到以往几年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税收上的功效难以长时间持续，以及当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税赋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过快等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样基于上述原因，未来一个时期内，财政收入增幅很难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长率的水平，应当视为合理。

三、2008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2007年

2007年投资增幅较上年提高较大，预计明年将在今年的水平上逐步稳定下来，今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率加快，预计明年消费增幅将会保持稳定，或略高于今年，根据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分析，明年国际经济形势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国内出口退税力度将有所减弱，今年出口基数较大等因素，明年出口增幅可能比今年有所降低。综合各项分析，明年宏观经济运行仍将保持今年以来的良好态势，全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今年。但是，若想让预期最终变为现实，还需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难题，使宏观经济步入更为良性、协调的健康发展轨道。

首先，继续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与潜在能力还有一定差距。如不维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产生诸如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通货紧缩趋势加剧等困难。

其次，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达到既改善人民生活、又减缓通货紧缩压力的双重目的。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部分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利用近几年城市化加速的有利时机，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镇加快转移。同时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建设的部分，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生活困难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核心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篇3

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成本优势;次贷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 期。

[2]杜健，顾华.《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技术溢出研究述评》[J].《财贸经济》，2007年第4期。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篇5

关键词：结构突变；宏观经济运行；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

一、 引言

识别和诊断出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突变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对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多是针对某单个经济变量的时序路径的结构转变点进行检验，虽然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但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性转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利用Andrews统计量和Bai子样本过程以及Hansen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并根据这些结构突变点发生的位置和阶段来判断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二、 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检验

首先，双变量回归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yt=？茁0+？茁1xt-1+？着t，t=1，…，T（1）

其中，yt为t时刻的被解释变量，xt为t时刻的解释变量，？着t为随机扰动，满足？着t∈N（0，？滓2）。（1）式可以用列向量表示为：

yt=x′t-1？茁+？着t（2）

其中，xt-1=（1，zt-1）′，？茁=（？茁0，？茁1）′，zt为一个备选的解释变量。由于回归方程的截距项？茁0和斜率系数？茁1都对解释变量yt的条件期望（即E（yt|xt-1））有影响，所以假设在？茁0和？茁1中都有可能存在结构突变点是合理的。所以，假定（1）式在k时刻存在一个结构突变，那么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可以表示为：

yt=x′t-1？茁0+？着t，t=1，…，k（3）

yt=x′t-1（？茁0+？啄）+？着t，t=k+1，…，T（4）

其中，？茁0=（？茁00，？茁01），？啄=（？啄0，？啄1）′，（3）式和（4）式用矩阵表示为：

yt=X？茁0+X0k？啄+？着（5）

其中，yt=（y1，…，yT）′，X=（x0，…，xT-1）′，X0k=（0，…，0，xk，…，xT-1）′，？着=（？着1，…，？着T）′。

为了全面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以及检验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Y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四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应用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和分析。数据样本为199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月报》。

在根据方程（5）构造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突变模型以前，我们首先对这五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利用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检验结构突变需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要满足平稳性的要求。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五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针对Andrew supF统计量在变量非平稳的情况下无法识别模型参数的条件分布和解释变量边际分布的缺陷，Hansen（2000）提出了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有效地解决了Andrew supF统计量的有限分布不能适用于解释变量存在均值突变、方差突变或单位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采用Hansen（2000）的算法结合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对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进行检验。

根据方程（5），分别以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4个变量作解释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Yt做回归构建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应用supF统计量对总体样本进行结构突变检验，结果表明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回归模型都显著拒绝不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而j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也显示这4个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都至少存在一个结构突变点。虽然四个模型中突变点的发生时间不尽相同，但均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构突变。

具体来说，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第3季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是由于从2005年7月开始，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一度处于供求紧张状态，我国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原油短缺的现象，不仅给我国消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 （特别是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1994年～1999年期间处于长时间的收缩与衰退状态，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对于财政支出来说，发生结构突变的时间与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正好吻合。由于我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连续7年处于下滑态势，1998年底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靠净出口，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出口增长近于停滞，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作用。

为了检验模型中是否可能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下面根据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进一步对以上4个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显示，由消费作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发生的时期分别在1995年第2季度和2005年第3季度。对于投资来说，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验证了模型中仅存在1个结构突变点。而对于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来说，则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在1998年第1季度、2001年第1季度和2003年第3季度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结构突变。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1995年第2季度、1997年第2季度、2000年第2季度和2003年第2季度发生了结构突变。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我们选取其中的部分突变点，利用Bai和Perron（1998，2003）子样本估计方法对每个子样本区间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结构突变点分割的各样本子区间内模型的截距项和斜率发生突变的情况。

对于消费来说，在2005年第4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这个样本区间内发生了显著的斜率突变，说明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平均消费水平，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应降低。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发生了显著的截距突变，说明这种情况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同时回归系数继续降低0.4个百分点。对于投资来说，则是截距项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第2个子区间截距是第2个子区间的7倍左右，这与我国投资在2001年左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的实际相符，同时我们注意到，进入21世纪，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原因与这一阶段我国固定投资波动较大有关。对于财政政策来说，1998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在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减缓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这体现在1998年第3季度～2003年第3季度样本子区间的截距项显著大于第1个样本子区间内的截距项，虽然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相对于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资和政府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强。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开始减弱，但由4.94回归系数来看，财政政策对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依然具有良好效果。最后，对于净进口来说，三个子样本区间内的回归系数都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说明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冲击和影响非常显著，进而导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降低，但随着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依靠进出口来拉动。

三、 结构突变点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消费、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石油冲击等外部冲击下以及自身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我国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突变。

2005年的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我国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大，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21世纪初我国投资结构的调整使得投资也有效改善了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财政支出则由于自身的政策调整使得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1992年～2014年间发生了3次显著的结构突变，而对于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进出口来说，1998年～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严重阻碍了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多个结构突变的存在也验证了进出口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完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构，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和财政政策作用，逐步从依赖投资和进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以消费拉动为主，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者协调发展的增长模式，降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依然存在，如何更加准确及时的诊断和识别出外部冲击和来自体系内部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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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项目号：10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评价中的应用”项目号：71203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调控模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项目号：11YJC7901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号：2013M53096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项目号：2012BS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