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运行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的运行，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对外经济形势好于预期

针对外贸外资的形势，中央及时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税等应对措施，鼓励出口，我国外贸外资状况得到了改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实现贸易顺差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在上述各种因素拉动宏观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考察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两个明显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民间投资明显改变了往年缓慢增长的状态，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规模几乎与国有经济投资规模等量齐观。与此同时，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等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降低。从2007年前三季度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即使国债投资保持零增长，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仍会高于去年。上述现象一方面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民间自发的、更具市场经济色彩的投资力量，将在以后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对2007年宏观经济供给层面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在：一是住宅、汽车等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2007年上半年，汽车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2.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均超过14%，居工业行业之首。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取得明显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0%。工业产销率为97.6%，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困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问题

1、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部门估算，明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8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2002年末失业人员和国企下岗人员各有600万人左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有关分析显示，2003年城市所增加的就业岗位很难超过800万个。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加快，资金、技术含量的提高，使产业吸纳就业的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改革的深化，企业不断裁员，就业总量的增长进一步放缓。由此看来，就业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2、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3.3%；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6%，增幅仅回落3.8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放缓，支出钢性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考虑到以往几年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税收上的功效难以长时间持续，以及当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税赋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过快等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样基于上述原因，未来一个时期内，财政收入增幅很难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长率的水平，应当视为合理。

三、2008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2007年

2007年投资增幅较上年提高较大，预计明年将在今年的水平上逐步稳定下来，今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率加快，预计明年消费增幅将会保持稳定，或略高于今年，根据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分析，明年国际经济形势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国内出口退税力度将有所减弱，今年出口基数较大等因素，明年出口增幅可能比今年有所降低。综合各项分析，明年宏观经济运行仍将保持今年以来的良好态势，全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今年。但是，若想让预期最终变为现实，还需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难题，使宏观经济步入更为良性、协调的健康发展轨道。

首先，继续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与潜在能力还有一定差距。如不维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产生诸如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通货紧缩趋势加剧等困难。

其次，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达到既改善人民生活、又减缓通货紧缩压力的双重目的。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部分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利用近几年城市化加速的有利时机，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镇加快转移。同时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建设的部分，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生活困难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核心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篇3

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成本优势;次贷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 期。

[2]杜健，顾华.《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技术溢出研究述评》[J].《财贸经济》，2007年第4期。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篇5

关键词：结构突变；宏观经济运行；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

一、 引言

识别和诊断出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突变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对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多是针对某单个经济变量的时序路径的结构转变点进行检验，虽然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但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性转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利用Andrews统计量和Bai子样本过程以及Hansen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并根据这些结构突变点发生的位置和阶段来判断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二、 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检验

首先，双变量回归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yt=？茁0+？茁1xt-1+？着t，t=1，…，T（1）

其中，yt为t时刻的被解释变量，xt为t时刻的解释变量，？着t为随机扰动，满足？着t∈N（0，？滓2）。（1）式可以用列向量表示为：

yt=x′t-1？茁+？着t（2）

其中，xt-1=（1，zt-1）′，？茁=（？茁0，？茁1）′，zt为一个备选的解释变量。由于回归方程的截距项？茁0和斜率系数？茁1都对解释变量yt的条件期望（即E（yt|xt-1））有影响，所以假设在？茁0和？茁1中都有可能存在结构突变点是合理的。所以，假定（1）式在k时刻存在一个结构突变，那么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可以表示为：

yt=x′t-1？茁0+？着t，t=1，…，k（3）

yt=x′t-1（？茁0+？啄）+？着t，t=k+1，…，T（4）

其中，？茁0=（？茁00，？茁01），？啄=（？啄0，？啄1）′，（3）式和（4）式用矩阵表示为：

yt=X？茁0+X0k？啄+？着（5）

其中，yt=（y1，…，yT）′，X=（x0，…，xT-1）′，X0k=（0，…，0，xk，…，xT-1）′，？着=（？着1，…，？着T）′。

为了全面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以及检验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Y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四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应用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和分析。数据样本为199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月报》。

在根据方程（5）构造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突变模型以前，我们首先对这五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利用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检验结构突变需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要满足平稳性的要求。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五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针对Andrew supF统计量在变量非平稳的情况下无法识别模型参数的条件分布和解释变量边际分布的缺陷，Hansen（2000）提出了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有效地解决了Andrew supF统计量的有限分布不能适用于解释变量存在均值突变、方差突变或单位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采用Hansen（2000）的算法结合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对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进行检验。

根据方程（5），分别以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4个变量作解释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Yt做回归构建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应用supF统计量对总体样本进行结构突变检验，结果表明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回归模型都显著拒绝不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而j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也显示这4个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都至少存在一个结构突变点。虽然四个模型中突变点的发生时间不尽相同，但均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构突变。

具体来说，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第3季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是由于从2005年7月开始，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一度处于供求紧张状态，我国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原油短缺的现象，不仅给我国消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 （特别是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1994年～1999年期间处于长时间的收缩与衰退状态，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对于财政支出来说，发生结构突变的时间与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正好吻合。由于我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连续7年处于下滑态势，1998年底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靠净出口，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出口增长近于停滞，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作用。

为了检验模型中是否可能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下面根据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进一步对以上4个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显示，由消费作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发生的时期分别在1995年第2季度和2005年第3季度。对于投资来说，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验证了模型中仅存在1个结构突变点。而对于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来说，则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在1998年第1季度、2001年第1季度和2003年第3季度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结构突变。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1995年第2季度、1997年第2季度、2000年第2季度和2003年第2季度发生了结构突变。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我们选取其中的部分突变点，利用Bai和Perron（1998，2003）子样本估计方法对每个子样本区间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结构突变点分割的各样本子区间内模型的截距项和斜率发生突变的情况。

对于消费来说，在2005年第4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这个样本区间内发生了显著的斜率突变，说明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平均消费水平，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应降低。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发生了显著的截距突变，说明这种情况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同时回归系数继续降低0.4个百分点。对于投资来说，则是截距项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第2个子区间截距是第2个子区间的7倍左右，这与我国投资在2001年左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的实际相符，同时我们注意到，进入21世纪，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原因与这一阶段我国固定投资波动较大有关。对于财政政策来说，1998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在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减缓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这体现在1998年第3季度～2003年第3季度样本子区间的截距项显著大于第1个样本子区间内的截距项，虽然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相对于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资和政府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强。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开始减弱，但由4.94回归系数来看，财政政策对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依然具有良好效果。最后，对于净进口来说，三个子样本区间内的回归系数都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说明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冲击和影响非常显著，进而导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降低，但随着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依靠进出口来拉动。

三、 结构突变点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消费、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石油冲击等外部冲击下以及自身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我国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突变。

2005年的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我国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大，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21世纪初我国投资结构的调整使得投资也有效改善了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财政支出则由于自身的政策调整使得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1992年～2014年间发生了3次显著的结构突变，而对于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进出口来说，1998年～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严重阻碍了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多个结构突变的存在也验证了进出口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完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构，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和财政政策作用，逐步从依赖投资和进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以消费拉动为主，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者协调发展的增长模式，降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依然存在，如何更加准确及时的诊断和识别出外部冲击和来自体系内部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Andrews， D.W.K.， Tests of parameter in- stabil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s with unknown change point， Econometrica，1993，（61）：821-856.

2. Bai， J.， Estimation of a change point in multiple regress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551-563.

3. Bai， J.and Perron， P.， Estimating and testing linear models with multiple structural changes， Econometrica，1998，（66）：47-78.

4. Bai， J.and Perron， P.，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of multiple structural change model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3，（18）：1-22.

5. 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我国通货膨胀率动态波动路径的机构性转变特征与统计检验.中国管理科学，2006，（2）.

6. 王少平，李子奈.结构突变与人民币汇率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3，（2）.

7. 梁琪，滕建州.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结构变化及因果关系研究.经济研究，2006，（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项目号：10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评价中的应用”项目号：71203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调控模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项目号：11YJC7901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号：2013M53096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项目号：2012BS051）。

篇6

[关键词] 产出缺口 Kalman滤波 AD-AS模型 宏观经济走势 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本文拟运用Kalman滤波估算我国1978年～2008年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进而在AD-AS模型的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预测宏观经济走势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基于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从1978年至2007年的年度GDP数据 ，根据GDP平减指数剔除不可比因素，得到GDP的可比数列。2008年GDP年度数值根据2008年一至三季度数据及增长率推算。由此可得GDP的时间数列{GDPt}。

量测方程： （1）

状态方程：

（2）

其中，，分别代表GDPt的趋势循环要素（潜在产出）和不规则要素。的AR(p)模型的自回归阶数p=2，以上各式中的，，κt均为随机干扰项。

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略），数列中含有1个单位根，即{FDPt}是一阶单整数列，满足模型需要的前提条件。

运行EViews程序即可得到潜在产出数列{}。这种估算方法实际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对潜在产出的定义，从而，可以依（3）式可方便的得到较为直观的产出缺口，得到产出缺口数列{}。

（3）

对数列{}进行对数化处理再取平均值可得到中国潜在产出平均增长率约为9.58%，对产出缺口数列{}取平均值可得平均产出缺口约为0.28%。

图1描述了我国1978年～2008年产出缺口周期性变动的轨迹。中国经济保持9.58%的长期增长趋势使得产出缺口平均保持在0.28%。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是以过度利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代价的。同时，中国经济要想保持9.58%这个较高的增长率，就要求产出缺口平均为0.28%。根据推算，2008年产出缺口约为0.33%，已接均值。

二、基于AD-AS模型对宏观经济走势的理论分析

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下，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奏效，此时应用凯恩斯主义经典模型分析中国经济波动与走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2008年初经济运行出于正缺口（图2（A）），图中AD1（短期总需求）与AS1（短期总供给）的交点所对应得横坐标Y1表示实际产出，Y1与Y*之差表示产出的正缺口|Y*Y1|。价格水平却不是AD1与AS1的交点的纵坐标，而是AD1与LAS（长期总供给）的交点的纵坐标P1，原因是在产出正缺口的情形下，总需求提高会发生乘数效应的阻断，使得价格提高的幅度大于产出增加的幅度，引发通胀。

1.中国当前已进入经济收缩期

至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产出正缺口缩小，实际（均衡）产出向趋势线回归，中国经济步入收缩期。基于图2（A），新的产出应位于Y1与Y*之间，并靠近Y*，从而AD和AS曲线必然至少有一条向左移动。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状态可由图2（B）表示，即AD1向左移动至AD2表示总需求降低，AS1曲线也向左移动至AS2表示总供给降低，长期生产能力――潜在产出趋势线LAS保持不动，则AD2与AS2的交点横坐标Y2表示当前的实际产出，Y2与Y*之间的距离|Y*Y2|表示产出正缺口，同理仍然是AD2与LAS交点的纵坐标表示当前的价格水平P2而非新均衡点的纵坐标。显见，2008年一季度至三季度，产出缺口由|Y*Y1|减少至|Y*Y2|，价格水平也由P1下降至P2，由于乘数效应阻断的存在，价格下降幅度不如产出下降幅度大。换句话说就是国民收入下降幅度小于物价下降幅度，当前仍面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价格变动总是滞后于产出变动，在收缩期，伴随产出正缺口的缩小，实际产出趋于潜在产出，价格存在继续下降的空间，只不过时间上滞后，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2.短期的经济波动不会改变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

2008年以后，可以预见10年～20年中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上述因素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因此，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样说，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在未来10年～20年总可保持模型计算出的9.5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首先，美国次贷危机将导致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这必将会影响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次，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随着开放程度特别是金融业开放的不断深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本次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冲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再次，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经济保持平均9.58%的高增长率，是以过度利用资源为代价的，基本的经济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这也是可持续发展决不能容忍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由之路。由此，经济增长趋势会出现小幅持续下移。不妨假设未来10年～20年中国长期增长趋势是9%，至少维持在8%以上。这就是说，图中的长期总供给曲线LAS的位置向左小幅移动。对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甚至2010年，可以合理的假设其位置保持不变。

3.中国经济经历短期供给冲击

(1)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必然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使短期总供给降低。受国内外自然资源短缺,以及国内劳动资源结构性短缺的影响,2007年原材料、能源、机械设备等产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劳动工资水平的上涨，不可能不抬高2008年的生产成本。此外,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无疑对我国短期总供给造成负面影响。上述分析从2008年的PPI变动也可看出:6.1%(1月),8%(3月),8.8%(6月),10.1%(8月)。可见,成本的上升减少了短期总供给,图中AS1曲线必然左移。

(2)供给冲击之后的短期总供给不是影响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短期总供给一般较短期总需求稳定，特别是我国在2008年经历一次供给冲击后。当今世界经济疲软，供给的变动更多取决于需求的变动，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同程度的对经济失去信心，在这种预期下生产者提供的产量将减少，他们将观望总需求的变动：如果政府调控有力，总需求回升，他们会增加产量；如果总需求依然低迷，没有厂商愿意增加供给。总供给的短期增减都是相对于总需求而言的，从而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假定总供给短期内不变是合理的。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政策制定，都要更多地关注总需求。

4.短期总需求的变动成为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

(1)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2008年总需求呈下降趋势。决定总需求的因素包括影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来自国外部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第一，1月份 CPI为7.1%，直到7月仍在6.3%的高位，价格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相对减少，进而总需求降低。第二，为控制经济发展过“热”，2007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出台多项抑制经济过热的紧缩性政策且力度不断加大、直到2008年9月才停止。这些针对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紧缩性政策效应仍会在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产生效应，可以预见总需求还会继续下降。第三，全球金融海啸正在向实体经济传导，以美国为首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疲软，也使得总需求继续呈下降趋势。

(2)总需求的变动将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危机正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软，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不考虑其他国际联系，只考虑出口的减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目前这种传导刚刚开始，这种使产出向潜在趋势线回归的动因将持续。

另一方面，即使国外经济形势没有发生如此巨变，如前述分析，我国经济在2008年一季度达到“拐点”掉头向下进入收缩期。而根据以前年度的经验，产出正缺口会逐渐缩小，实际产出回归甚至跌过潜在产出，出现产出负缺口，这是经济自发调节必须的过程。我国产出缺口长期超出0.3%，如果任由经济自身调节，其收缩的深度一定会跌破-0.4%的产出负缺口。而国际经济形势的突变会加剧经济收缩的进程，即只有让AD2曲线持续左移。

综上，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控制经济收缩在产出缺口区间[-0.3%，0.3%]、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能够控制，则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跌，而且也不会对世界本已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而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针对总需求，把握时机与力度出台政策以提高总需求，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熨平经济波动，防止经济波动演变为经济危机。

三、经济政策建议

从短期看，把握时机持续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坚持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考虑到原有紧缩性政策的效应时滞，必须转而实施扩张的经济政策。考虑到增税和减税效应的不对称性，应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考虑到新扩张性政策的效应时滞，在经济增长率逼近9%时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跌破趋势线后应再次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调整总需求中可能出现的物价波动，可以考虑采用相应的货币政策调节。

经济政策的最佳目标是使经济增长在可接受的区间内，最差则是不使经济增长率低于8%进入萧条期，出现经济过冷。只要政府愿意，就是举借数万亿元的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以保持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2008年三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207998.47亿元，这就为政府极端的经济情况下通过举借国债刺激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来看：一方面，不应再考过度利用资源的方式达到高增长，客观上这也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必然牺牲一定的效率，应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调节经济的能力，以政府宏观调控为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参考文献：

篇7

研究性教学 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总结和实践依据，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决定了采用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必要的、可行的。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1.宏观经济学拥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是由众多经济思想流派的学术观点和经济理论构成的，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可谓包罗万象。它包括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多个派系。由于体系庞大和流派林立，使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于此同时，过多的学术排斥和对立也给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带来许多误解和困惑。

2.宏观经济学既包含抽象的理论，同时也存在着复杂的数学模型。它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结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之上的抽象的理论分析，分析中排除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能影响结论的影响因素。而这种抽象的理论分析对涉世不深的学生来说无疑会造成许多疑惑与费解。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分析大多都是利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的，面对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模型学生会感到枯燥和乏味。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都会给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带来不安。

3.宏观经济学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是一套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它也能指导并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因此，宏观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践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做好价值判断。

二、研究性教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运用

教学方法的选择是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恰当的教学方法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研究性教学把经济学和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使学生深刻的理解经济学重要概念和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提升。

1.利用教师个人优势，形成教学团队

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优秀教学团队的打造。优秀的教学团队使教师资源效益最大化。学校如何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决定效益的高低，更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有的教师专门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情有独钟；有的教师热衷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喜欢探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精通计量经济模型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利用好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把他们安排到相应岗位，其实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

2.理论联系实际，精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哈佛大学在20年代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和创新能力强的管理人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性较强，加之大量的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的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甚至有很多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学生很难接受，枯燥感油然而生。相反，如果教师引入经济学案例去深入理解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就容易得多。经济学的力量就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应用。那些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掌握的理论，如果把他放到案例中去剖析，使学生不但掌握了理论，而且还学会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就感反倒油然而生了。这便充分显示了经济学的美妙之处：精彩的理论分析。例如，通过结合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将国外成熟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可以增强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感，也可以将中国的市场经济案例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组织学生辩论，使学生的思维在碰撞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同时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力、思维逻辑等诸方面的能力和素质都得到训练，为将来走向社会准备条件。但是，在引入案例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一定要和本国的经济情况相融合。这样，才更有利于学生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3.讲清楚前提假设，关注理论的表述

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宏观经济学由于体系庞大和派系林立，不同的学派由于假设条件不同，从而导致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教学中对理论的前提假设要清楚的说明是关键。比如，在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上，凯恩斯学派假定在短期中价格的刚性，进而得出财政政策对增加国民收入非常有效的结论；而古典学派假定价格具有伸缩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只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对国民收入没有任何影响，进而得出财政政策无效性的结论。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理解观点的分歧所在。

课堂是开放的、多元的、互动的。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宏观经济学教师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要不断优化教学方法、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并将其形成一定的特色，贯穿自身的教学生涯，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课堂。

参考文献：

［1］谢琦.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6.

［2］陈银娥，王毓槐.《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来自课堂外的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篇8

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态势。2006年11月份由于粮价上涨，CPI的数据显示通涨指标有上升的迹象。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2％，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在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下，适度通胀也有利于调整经济中一些矛盾和内外不平衡，但是6月份CPI4.4％的增长率显示出继续增长的趋势明显，7月份更是达到十年来的新高5.6％。

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表现，高通胀高增长就是偏热的表现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就应对CPI预期上升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制定相关的政策提前防范。

首先，近期猪肉和一些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是否会成为引发通胀上升的扳机。

一般来说，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收购环节，应该是直接向生产者传递供给不足的价格信号，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者迅速把握市场的需求预期，在最短的生产周期内使供给得到调整，达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流通环节，就可能不仅仅是供给不足所致，而是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总量超出了总需求，就会出现价格水平上涨的现象。这种纯粹价格的上升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货币供给造成的，特别是在近期一直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困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近期CPI上涨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流动性过剩”的影响，那么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不是孤立的现象，钱多了可能会使价格上涨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其他商品。这样会进一步推动CPI的上升，也推动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了。食品类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不容易有价格操纵，所以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应该比较强烈。

其次，粮价上涨是否是自然灾害的短期影响。如果粮价上涨只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减产所致，粮价因素可能只是短期因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但是有研究表明，2006年的粮价上升与国际粮价上涨有关。中国的粮食进口越来越大，国际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许多原因，粮食供应大国(比如澳大利亚)由于自然灾害减产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粮食库存去年几乎接近1972～1973年的最低点，而国际粮价只是1974～1975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后的三分之一。如果国际粮价再次发生20世纪70年代库存不足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国内的粮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恐怕就不能忽视了。而且由于粮食提取甲醇的再生能源的工业需求的增长，美国宣布要把其国内玉米(1676，5,0.30％)种植面积从7％增加到15％，这样会减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而提高其他农作物的价格。对于这些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另外，石油价格以及化肥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些都有可能通过粮价上涨变成决定通货膨胀预期上涨的刚性因素。还有各种因素带来的工资上涨，也是通货膨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

因此，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关注，应该重点放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的变化，这会影响对通胀上升趋势的判断，把握不准确会错过调整通胀的时机。同时要关注价格上升是否是“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形态的表现，这会影响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判断失误会使政策的针对性，进而使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大为降低。

为了防止经济运行中货币总量超过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调整经济偏热的态势，要坚持对冲新增流动性，特别是要对冲新的资本流入。在必要时，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关注流动性增量的同时，要注意过去没有完全对冲所积淀的存量流动性。适当调整加息的频率，从总需求角度调整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货币总量，超前治理通货膨胀。

特别国债的发行，可以协助央行收回新增流动性。国家甚至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一些改革中的银行和国有机构注资，这可以起到收回存量流动性的作用。对于低保人员进行适当补贴以降低社会对通胀上升的担心，也有稳定通胀预期的作用。应加强价格信号向生产者的传递，降低季节性因素和其他一些短期因素对通胀预期上升的影响。

对于国际粮价变化，我们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我们并没有土地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农业产品市场方面，从成本和技术方面似乎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粮食进口增长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应有新思路，比如，是否可以采取能源战略的思路，实施像解决石油问题一样的策略。我们是否可以投资粮食生产大国的农业生产机构：是否能够购买外国的农场；是否可以租种别国的土地，比如菲律宾大量的私人土地都是荒芜的；是否可以同非洲进行农业劳务输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环节，减少中间环节：等等。这些跨国行为最好是民间行为，要淡化政府色彩。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资产价格膨胀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近十几年来爆发的经济危机，都具有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资产价格膨胀的特征。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当前，我国资产类市场的情况和大的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时，日本推行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很大外贸顺差，跟美国人发生了很大的贸易摩擦。在外部压力下，日元升值、金融市场迅速全面开放。对内部来说，也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日本的支柱制造业发展需要某种调整，特别是其没有跟上信息高科技的发展，陶醉于自己的制造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里面。对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近3万美元，日本人充满信心，谁也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日本长期增长的趋势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些方面都与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的原因。

在当时日元升值的预期下，资本

大量流入日本，推高所有资产价格。日本当时有“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日本京都、东京、大阪三大城市圈的房价上涨了280％。股票市场从一万点涨到两万七千点，最后涨到了四万点。到1990年初，日本政府觉得不行了，开始利率调整，最后一根稻草把泡沫压破了。当年股票市场就下跌了40％，地价下跌了46％，最后整个经济一蹶不振，走进“失去的十年”。

日本当年没有处理好资产类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积累的巨大风险，犯了很大错误，最后导致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中国付不起这种代价。

我们现在也面对着与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来持有人民币资产，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轮番上涨。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对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多次调控房价但仍难以遇制上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种认为政府调控土地的政策不对，并笼统地提出应该扩大供给来抑制房价上涨的主张，有很大的误区。

房地产市场属于资产类市场，不是一般商品市场，资产类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与一般消费品的供求均衡关系是不同的。

一般商品的需求受到各自的效用函数的限制。市场商品供给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充分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以后，市场就会达到供求均衡，价格就稳定在供求均衡的水平上。

对于住房市场，要区别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需求是“居住需求”，属于实际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为效用满足度，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约束，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价格高低直接影响是否“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市场的价格是需要管理的。

另一类需求是“投资需求”，或者叫“赚钱需求”。这类需求属于非实际需求，不受一般效用满足度的约束。换句话说，这类需求是以价格差异为目标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供给”水平能与这种无限需求达到均衡，因而也就没有均衡价格。特别是这种无限需求，在流动性过剩困扰的银行信贷的支持下，用前期的房产循环抵押贷款的方式，是低成本投资，基本不承担风险，风险由银行承担。所以“赚钱需求不在意价格高，而在意价格不上涨，“赚钱需求”有推动价格不断上涨的强烈动机。银行不断向“赚钱需求”提供的信贷给了价格上涨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不断增加“赚钱需求”的房屋的“供给”，可能会把价格越推越高。在两类需求市场没有分开的情况下，“赚钱需求”市场的价格上升会把平均价格拉高。用增加供给来抑制“赚钱需求”市场的房价可能适得其反。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首先要按照两类截然不同的需求划分成两个市场，即“居住需求”市场和“赚钱需求”市场。两个市场相对分割，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会产生相互直接的或者很大的影响。

在“居住需求”市场上，应该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供给。政府应该主导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控制地价、房价的合理定价，严格把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购买和租住条件，保障公平。银行可以增加对“居住需求”的信贷，增加对“居住需求”的开发商的信贷。相信围绕“居住需求”的信贷业务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只要严格对“居住需求”住房的规则严格把握，银行的风险也会小一些。

在“赚钱需求”的市场中，政府不用直接干预价格，但是要严格控制四方面的事情。一是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市场招标规则，“赚钱需求”市场上的土地不能给任何政策优惠，完全进行市场竞拍，出高价者胜出。二是要切实落实房屋“封顶”才能销售的规定。三是严格控制“赚钱需求”贷款，限制银行向炒作房地产赚钱的人贷款。四是完善税收体制，加强各类税收的管理。只要坚持这几个原则，无论“赚钱需求”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多高，都是需求者自己的选择，风险也由开发商和需求者分担，而不仅仅是银行承担。

当前，不能以“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为理由而放任银行为“赚钱需求”进行贷款。日本当年泡沫破灭，引起银行业全面崩溃的巨额坏债，基本都是在价格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信贷大量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所致。

现在有一个困惑，银行现在50％的信贷是对房地产的贷款，相信很大一部分是“赚钱需求”的滚动贷款。日本当年也有对银行向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但是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破灭后，银行业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股市也是“赚钱需求”市场，目前市场也有靠增加“供给”调整股市的思路。在流动性过剩、资金非常充裕、投机氛围很大的市场环境中，“供给”的大幅增长可能会再次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涨。弄得不好，会重演台湾股市与政府政策博弈的故事。政策需要保持冷静。

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不能拿当前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日本相比。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了一些非常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特别有意义。近期应该特别关注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的价格膨胀带来的风险，防止以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的货币表现是两个，传统的表现是通货膨胀，“近代”的表现是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经济已经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迹象，因此要特别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

首先，目前流动性过剩是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这个现象由全球资产价格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股市价格都不约而同地大涨而充分表现出来。股市上涨更是全球性现象。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金融资本在快速流动中创造更大的流动性有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与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有关。2006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非贸易和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全球金融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还有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涌进中国，使中国外汇积累不断上升的同时，通过结汇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了中国，M2或者M1甚至两者同时增长，完成了国际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的接轨。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国际资本争先恐后地流入，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积累的风险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可能需要防止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双重风险。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从根本上来说，要从国内的结构调整上着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宏观上进行储蓄与投资的差异调整，减少政府储蓄和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以减少企业储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居民为将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审慎储蓄”，刺激居民当期消费。扩大内需，减少外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顺差造成的新增流动性。

微观上进行出口企业的成本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环境成本、员工基本卫生医疗体制、退休金个人账户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工资等方面，应进行强制性的完善，在调整国际收支和减少流动性的同时，也把利益留在国内。

篇9

——以简单国民收入决定动态模型为例

丁琰鋆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经济仿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目前运用经济仿真实验来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在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教学时，要做好教学目标分析、教学知识背景准备、实验模块制作准备等前期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引入问题——演示实验模块——学生自主学习——组织学生进行协作和讨论——进行强化练习等步骤来实施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他教学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式下对教学新要求的需要，符合授课对象的认知规律，也适应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

关键词 ：经济仿真实验；初级宏观经济学；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6.030

经济仿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经济研究方法，它是指以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人行为的特点为原型，将经济系统抽象成为程序模型，在计算机中进行运算，模拟现实经济运行的方法。仿真技术应用于教育中，是仿真技术发展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各个学科的教学都有相关的仿真教学软件和实验室。但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仿真实验的还不多，主要局限于证券市场、议价行为、拍卖行为、公共产品、演化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特别是对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运用仿真实验的研究还非常缺乏。笔者认为，经济仿真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

1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含义和可行性

1.1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含义

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就是一种根据初级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模型，运用计算机技术及软件进行基础性模拟分析，以此来辅助教学的方法。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有两点需要明确：

第一，运用经济仿真辅助经济学教学与经济实验辅助经济学教学有显著区别。经济仿真与经济实验都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经济实验所要做的主要是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或规则，并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分析实验的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经济实验的特点是以真实的人作为实验对象，因而在实验中可以涵盖人的一切特性，只要实验规则设计得当，在实验中可以基本复制真实经济环境中的人的行为特点，因此，它比较适于组织一些与人类智能与偏好相关的微观经济实验。相比之下，经济仿真理论的重点是如何在计算机中模拟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人脑相比，计算机具有高运算速度和高存储容量两大特点，所以在经济仿真模型中可以实现一些多主体多周期的大型实验，尤其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和假设较为严格的理论模型方面，更显优势。这就决定了运用两者辅助经济学教学也存在显著的区别：经济实验更适合用于在微观经济领域，利用实验室模拟经济环境，让学生充当经济中的参与人，从而亲身体验经济学教材中所分析的各种现象，此时学生会对所教授的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而经济仿真实验则更适合用于在宏观经济领域，利用仿真软件，对采集的现实经济运行的数据或模拟设计的数据进行整理、建立模型并加以分析，从而深化对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条件、结构及结论的认识。

第二，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与运用仿真实验辅助应用经济学教学有显著区别。运用仿真实验辅助应用经济学教学属于让学生了解实际中的实务流程性质的“模拟系统”等类型的实验教学，此类实验教学是在计算机上装有各种实际中使用的系统，其作用是让学生了解实际中的实务操作流程，例如，外贸仿真教学、会计仿真教学等。而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主要目的不在于模拟实务操作流程，而在于将经济数学模型转化为经济实验模型，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深化学生对模型的认识。

1.2经济仿真实验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运用的可行性

目前运用经济仿真实验来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已经具备了可行性：第一，宏观经济模型可以用经济仿真的方法在计算机上得到实现。宏观经济模型是否能够用经济仿真的方法在计算机上得到实现是经济仿真实验能否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运用的前提条件。第二，随着经济管理学科也需要实验的理念得到认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建设经历了较快的发展，这为开展经济仿真实验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第三，师生计算机操作水平和英语水平快速提高，这使得高校师生只需要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就完全可以熟练地使用简单的经济仿真软件，这也为将经济仿真实验引入教学提供了可能。第四，软件资源丰富且开发和操作简单。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仿真软件不断的升级更新，更加智能化、真实化的软件不断涌现。目前可供使用的的经济仿真软件也十分丰富，较为流行的有Swarm、Repast、Ascape、LSD等。初级宏观经济学中的模型大多比较简单，一般而言，实验模块的制作可以由任课教师独立完成。某些相对复杂的实验模块的制作可以由任课教师与专业人员的合作来实现的。而且，这些软件大多操作简单，在教师制作好经济仿真模块后，学生对仿真模块进行参数设置的实验程序也十分易于掌握。

2运用经济仿真实验辅助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步骤

本文以简单国民收入决定动态模型和乘数—加速数经济周期模型为例，说明怎样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使用经济仿真软件LSD5.9进行实验教学。

2.1实验教学的前期准备

2.1.1教学目标分析

在进行实验之前，要首先对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及各教学单元进行教学目标分析，以确定当前所学知识的“主题”，围绕“主题”展开整个教学设计，并确定经济仿真实验在学习当前“主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本案例中，学生应掌握国民收入决定的基本方法、均衡条件以及影响均衡国民收入的因素，理解这些因素的变动对均衡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以及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

2.1.2教学知识背景准备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这一章内容较多，大约需要9个课时才能完成，而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经济仿真实验应该控制在连续的3个课时之内，因此，在进行经济仿真实验之前，教师可以先花6个课时的时间对基本理论进行简单讲解，为学生开展仿真实验奠定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包括：①均衡产出的概念；②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主要是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概念及其关系；③两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与产量水平的决定；④总需求变动与乘数效应；⑤三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与产量水平的决定；⑥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与产量水平的决定。在学生完成了上述理论准备后，再将其带入实验室进行经济仿真实验。

2.1.3实验实施的软硬件准备

实验实施的软硬件环境要求不高，在普通机房、电脑安装windows98及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安装有LSD5.9版本即可。

2.1.4实验模块制作

教师首先要通过初步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将有关宏观经济学理论转化为经济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合适的经济仿真软件将经济数学模型转化为便于操作的经济实验模块。以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决定动态模型为例，其基本方程为：

yt=ct+itct=α+βyt-1

其中，α为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0＜β＜1。国民总产出yt取决于消费ct和投资it两项支出之和，其中，消费ct取决于上期的收入yt－1。在该模型中，设定边际消费倾向β的不同取值将会得到不同的经济运行表现。

利用LSD5.9创建一个新模型。根据基本方程，编写模型程序（见图1）。在编写好模型程序后，进入lSDBrowser界面，建立对象“economy”，并对模型中的基本元素分别进行设定（见图2）。其中，变量有y（滞后一期，因为在模型的计算中需要用到上一期的产出）和c，参数有i（投资在本模型中是外生变量，可以视为参数处理）、alpha（自发性消费），beta（边际消费倾向）。

然后，在LSDBrowser界面中，定义变量和参数的初始值，并设置模型运行的期数。此时，教师可以设定i＝1，alpha＝1，beta＝0.5（见图3），运行期数为25（见图4）。

最后，运行该实验模块，数据记录和总产出时间序列图像截图如图5和图6所示。可以看到，除了可以保留计算过程中所有变量在每一时期的数据以供分析之外，LSD软件还提供了非常直观的变量时间序列图。教师可以利用图形分析该模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经济运行的特点。

2.2实验教学环节设计

2.2.1引入问题

在进行实验之前，教师引导学生进入问题情境，对这个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以便能有足够的求知欲望和成功的渴望支持每个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能主动想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轻易放弃。同时，教师将学生按照座位相近随机分成4～5个小组，以便在仿真实验过程中进行协作和讨论。

2.2.2演示实验模块

教师将已经制作好的实验模块进行解释和演示，以帮助学生理解实验过程和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2.2.3学生自主学习

通过教师演示，学生已经获知怎样设定模型初始条件并观察运行结果。此后可以让学生对模型进行自由探索。通过亲自尝试来获得对该模型展示出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的感性认识。

2.2.4组织学生进行协作和讨论

在学生能够熟练控制实验模块之后，教师应该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引发学生思考：第一，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的动态调整，国民收入最终在何处达到均衡？第二，在边际消费倾向β取不同值的时候，国民收入的大小和演变趋势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教师可以给每个学习小组分别布置一个beta的不同取值（例如，设定beta＝0.2、0.4、0.6、0.8），让学生通过修改模型参数值，获得新的模型运行结果，观察在新的参数条件下模型的运行结果与教师所演示的初始模型结果有何共性，有何差异，并根据观察的结果对教师布置的两个问题进行小组讨论，最终教师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讲解。

图7～图10分别展示了4组不同参数值所得到的运行结果。通过比较分析，应该引导学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需求变动会引发的国民收入进行不断的动态调整，最终将达到国民收入的均衡值，这一均衡值满足：

，而且，边际消费倾向beta越小，国民收入趋向均衡所需要的时间越短，而边际消费倾向beta越大，国民收入趋向均衡所需要的时间越长；第二，边际消费倾向beta的不同取值将对均衡国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beta值越大，乘数就越大，均衡国民收入就越大，beta值越小，乘数就越小，均衡国民收入就越小。

2.2.5进行强化练习

在这一阶段，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举一反三。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以下练习，供学生进行强化训练：第一，在税收外生的情况下，三部门和四部门国民收入动态模型的基本方程是怎样的？利用LSD5.9进行仿真实验，观察运行结果，并进行解释。第二，在税收内生的情况下，三部门和四部门中国民收入动态模型的方程是怎样的？利用LSD5.9进行仿真实验，观察运行结果与税收外生时的差异，并进行解释。学生通过修改模型结构和参数可以得到不同的经济运行结果，教师应该引导他们比较这些结果的差异，并引导其进行解释，以此来纠正原有的错误理解或片面认识，最终达到深化理解模型的目的。

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他教学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式下对教学新要求的需要，符合授课对象的认知规律，也适应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股票；宏观经济；中国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引言

股票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是一种投资工具。事实上，股票并没有这么简单，它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这一论断也被西方国家的实例所证实。近些年来，关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不断兴起，众多学者认为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不仅仅是对我国宏观经济数据透明度，也是对我国金融经济体制的怀疑。基于此，本文决定选题“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亲自实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股票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观点的提出

股市的波动是投资者经济行为的表现，可以说股市运行本质也是经济大环境的传递，经济周期就是股市的能量。股市波动和宏观经济密不可分，股市的价格曲线某种程度上是宏观经济运动的表现。如果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股市就会产生剧烈的上涨，而经济运行下滑又会导致股市大幅度下跌。如果宏观经济没有明显的变化，股市则显得相对平静。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股市投资最为重要，罗杰・沃德・巴布森（RogerWardBabson）最先注意到了这个规律。

巴布森第一个提出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理论――巴布森晴雨表。他认为：“缓慢下滑的市场通常意味着，最优秀的投机者们认为整体的商业状况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萧条时期；而缓慢上升的市场通常意味着一个繁荣时期，除非这种上升或下降是人为的，由操纵行为造成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操纵行为，商人们几乎可以把股票市场视为一个晴雨表，让这个大市场中的经营者们花费力气收集决定基本状况所需的资料，他们自己坐享其成。然而不幸的是，研究股票市场本身并不能把人为的运动和自然的运动区别开来，因此尽管银行家和商人们可以把股票市场视为一种晴雨表，他们仍然应该对其有限的重要性有个公正的评价。”[1]

2.西方经济的论证

1907年，巴布森比较了国民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价格变化的规律，开始利用他提出的“巴布森图表”预测进行专项分析。根据巴布森先生的预测，1907年将会是熊市的结束和新一轮牛市的开端，而此时的熊市已经形成并持续了11个月，直到当年12月份才结束。他随后得出结论：牛市区域直到1908年7月末才在市场中表现出来。这次牛市产生于1907年12月，在1909年8月达到顶峰。根据资料记载，1929年的大崩盘也充分的验证了巴布森的理论，在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况下，股市率先预测了经济的急剧衰落。查询美国40年代到近代股票价格与经济走势的关系，根据美国战后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时间差异可以发现，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存在时间差异，股市波段高点比经济扩张顶峰提前2-6个月。

这一现象说明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起码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等国家，股市大致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晴雨表”。股票指数很多时候是经济的先行指标，时间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两者整体运行的一致性。

二、中国股市与经济的初步判断

不管是从历史原因还是中国数据透明度角度来讲，很多学者都提出“在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将90年代以来我国GDP增长波动曲线和上证指数运行图叠加，可以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多数情况下是在政府调控政策下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结果，而被引进的资本主义市场工具股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有它自身的轨迹，其间并没有完全反映宏观经济变化的状况，有时甚至与宏观经济运行相背离。虽然相比西方上百年的历史而言，二十年的历史很短暂，但股市相对于较平稳的GDP，波动幅度非常大，而且很多时候趋势难以琢磨。所以中国股市能不能很好的体现经济增长的趋势，是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有待于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三、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1.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股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本文决定采用典型性分析的方法。典型性相关的基本原理：找到两组变量线性组合的系数使得这两个由线性组合生成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

2.样本描述

为了研究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选取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货量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的指标；选取上证指数、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上证市盈率作为反映中国股市的指标。样本数据为中国加入WTO后，2001年-2011年上述指标的季度数据。

在宏观经济指标的选择中，人均GDP能直观反映经济情况，而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货量的选择则参考《经济学人》政经杂志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的指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并根据已有的、可查找的数据进行选取。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货量与其他反应GDP的官方数据相比，人为因素少，真实性高。针对股票指标，选择已有的、可查找的主要指标进行反映。样本选择在2001年-2011年的原因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相关制度法规与国际接轨，经济发展国际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走向正规，这11年的数据能较准确的反应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

3.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实证研究

（1）同期比较

首先，将人均GDP与上证指数、深成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折线图（图2）反映如下：

从图2可以看出，上证指数与深成指数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人均GDP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在大部分时间段上相反，而仍有部分时间段上同趋势变化。因此，中国股市变化可能起到预测宏观经济的作用。假设股票市场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单纯从图2不能看出股市指标会提前几个季度反应我国宏观经济预期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股市的这种预测会在一年之内，因此将分别对股市与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没有时间偏移、偏离一个季度、偏离两个季度、偏离三个季度、偏离四个季度进行典型相关分析，验证股票市场是否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无时间偏移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出结果sig

V1反应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负相关关系。其中，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与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无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2）时间偏移一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一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况，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3）时间偏移两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两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r，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4）时间偏移三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三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V1与人均GDP、银行贷款的相关性很强，与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的相关性稍弱。

W1可以反应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上证市盈率的情况，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深成指数、上证市盈率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上证市盈率有关。

（5）时间偏移四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四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况，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深成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上证成交量、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四、结语

将上述结果整理如下：

通过表中数据的比较，发现，偏移两个季度时，两组变量的贡献率最大，典型相关性强，并且典型变量与原始变量相关系数的数值相对较大，即相关性较强。值得一提的是，在偏移三个季度时，W1与上证市盈率与其他几组相比，相关性较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宏观经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变化趋势与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的时间差基本为两个季度，而且，提前三个季度时，上证市盈率开始出现变化的苗头，可以作为简单的参考，但上述研究由于数据量、数据范围小，数据可靠性有待考证等多方原因，因此，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总之，股票市场基本可以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参考文献：

[1]罗杰・沃德・巴布森.用于致富的商业睛雨表.

[2]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篇11

关键词：宏观经济状态; 宏观经济过程; 过程的方向性; 资本净流入

一、 问题的提出

凯恩斯在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并将其原因概括为三大心理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陷阱。凯恩斯认为，即使总需求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要求，投资也是等于储蓄的。例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虽然储蓄量是消费者消费行为之总结果，投资量是雇主投资行为之总结果，但二者必然相等，因为二者都等于所得减消费。”在凯恩斯的理论分析中，投资概念包括我们今天教科书中所说的非计划存货投资。同期的经济学家郝特雷（R.G.Hawtrey）曾针对凯恩斯定义的投资概念提出修正。对此凯恩斯在《通论》指出，“郝特雷对流动资本之改变，即对未出售存货量之意外的增加或减少，非常看重。他提出了一个投资之定义，把这种变动摈斥于投资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即未出售存货量之意外增加，亦即流动资本之增加。但是影响雇主之决策者还有其他因素，我看不出有什么目的摈斥后者。故我宁愿着重于有效需求之全部改变，而不仅仅着重干有效需求之局部改变一一即反映上期末出售存货量之增减者。”[1]

新古典主义综合派却十分看重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之局部”，构造了不包括“非意愿存货投资”在内的“意愿投资”概念。其代表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第十七版中指出“只有当厂商和消费者都处于他们意愿的支出曲线和投资曲线上时，GDP才有可能达到均衡水平。”[2]按照这种说法，新古典主义综合派所说的宏观经济的均衡状态其实只是偶然可能出现的意愿之想。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有必要对“均衡”给予符合实际的可观测的定义，并用状态函数描绘，因为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四部门中没有政府存在，资本净流入能否全部转化为国内私人投资支出的问题可以引伸出经济过程的方向性问题。

二、宏观经济均衡态的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的另外一种描绘

按统计理论角度看，均匀分布是几率最大的一种分布，均衡态是几率最大的状态，或者说，均衡态是一种均匀分布状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其均衡态应该定义为利息在资本存量空间内均匀分布的状态。这种状态能够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自由流动。对于宏观经济的均衡状态，存在可测的的状态参数（p、r、K），它们分别代表价格水平、利息率、资本存量。此时的利息率是资本存量的收益率，而借贷资本的价格看作是机会成本。宏观经济由一个均衡态向另一个均衡态过渡的经济过程中，我们需要用过程量来描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流量。

宏观经济的均衡状态应该存在一个状态函数，状态函数可以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从状态变化的过程规律中得出：

首先，假设利息率r不变，价格水平p和资本存量K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总市场价值不变，pK=常数。

其次，假设资本存量K不变，价格水平p和利息率r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K始终由利润最大化条件 [3]决定，因而二者同向变动。 =常数。

这就是我们得出的宏观经济的状态函数。在资本的边际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等式左面可表示总产品数量。

篇12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迅猛，与此同时，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以及相关机构非常重视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推动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作用，如今，如何更好的实现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信贷市场以及社会经济能够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就我国信贷配给的内涵以及非对称信息和信贷配给的形成作了简要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原理以及影响作用作了详细分析，相对加强我国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

论信贷配给；宏观经济波动

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改变，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要求越来越严格，监管部门要平衡信贷市场的整体利益，所以，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一、信贷配给的内涵

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贷款时，不仅依靠利息的高低进行贷款，利息达到一定的标准就给融资企业贷款，而是还要根据融资企业具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贷风险的行为进行准确判断，确保信贷风险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下才将资金贷给融资企业。也就是说，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利息和融资企业的信贷风险的判断，不完全依据利息率机制，从而决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进而实现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重要的一点内容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一般情况下少于企业要求所需的贷款金额。

二、非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的形成

(一)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商业银行在给融资企业借贷的过程中，融资企业对自己的内部实际情况非常了解，但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实力以及真正质量就不了解了，这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非对称信息的形成，这种非对称信息主要分为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两种，事前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借贷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具体相关信息，融资企业投资的未来收益情况取决于融资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企业的自身实力、投资类型、投资风险程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融资企业自己所掌握的，商业银行能真正了解到的具体情况非常之少。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达到融资的目的之后，违反与商业银行的融资约定，擅自改变投资方向和项目，改变资金的用途，对投资的收益实际情况有所隐瞒，对偿付义务的相关信息熟视无睹，严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切身利益，这些情况都属于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其实，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做出让融资企业还款的具体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商业银行都属于其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商业银行都无从获取，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最后导致，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还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对商业银行的收益非常不公平，融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占有优势，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减少对融资企业的贷款，甚至不贷款和融资企业，造成了信贷市场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又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二)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有三种表现。其一是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之后，企业就拿资金去投资风险高、成功率小的投资项目，但是投资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而投资一旦失败，从银行贷款的资金就很难还上，从而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其二就是融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在权衡还款与不还款的相对利益下，融资企业选择获取更大利益的不还款的行为，也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还有就是融资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成功后，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消极的工作态度进行投资工作，从而严重造成了融资资金的损失，从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由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发展的鼠目寸光，导致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从而对信贷配给进行调整，采取少贷款或者干脆不贷款给融资企业的策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萧条，信贷配给情况不容乐观，宏观经济衰退，而且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的利息率一度提高，进一步导致融资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三、信贷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理

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变动时会影响商业银行成本，而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动当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就会随之上升，这样影响到银行本身本金的获得，因为商业银行的前期利润直接决定着其本金获得的情况，所以宏观经济的衰退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本金获得。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就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借贷风险有时是银行自己无法承担的，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银行破产，走向灭亡。而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性就会相对降低，资本充裕，从而银行之间互相挤兑的情况也会相对减少。

(二)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衰退时，促进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会降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折，一般情况下企业融资借贷是为了更多的投资，拓展企业业务，但是这种特殊时期，企业向银行借贷完全是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己，这种情况下，企业几乎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导致信贷配给形成非常严重的不对称性，进而促使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程度大大提高，贷款申请人的实力下降，从第带来资本运行风险。

(三)借贷配给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借贷配给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宏观经济一旦出现衰退的现象，对企业的投资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企业的发展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

四、浅析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的实力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投资能力不容乐观，从而造成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借贷违约情况发生率升高，导致银行借贷风险提高，预期利润得到的本金回收下降，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严重到一定情况时商业银行无法承担起贷款风险，资金无法流转，银行间的挤兑现象严重，甚至导致商业银行破产走向灭亡，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商业银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策略，相关的监管部门也会提高对商业银行资金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了保全大局，避免金融秩序紊乱，损害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

(二)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融资企业的贷款的“道德风险”行为增多。其二是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非对称信息，由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多融资企业的贷款风险和预期收益信息都无法掌握，导致商业银行和融资企业在借贷配给上的非对称信息。其三是，贷款申请人的质量下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变化，导致没有实力而喜欢高风险投资的人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提高。这样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相比，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其自有资本高于临界水平，从而成功的避免宏观经济衰退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借着非对称信息的空档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申请，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有实力的融资企业会减少贷款申请，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则增加贷款申请。所以，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升高，从而恶化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而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会相对优化，借贷风险降低，贷款金额就会相对提高。

(三)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融资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商业银行，需要融资时，融资企业可以给自己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信贷。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经营情况恶化，企业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信贷也会减少所以，企业要减少在各个方面的投资行为所以说，其实融资企业的可得性是一种扩散效应。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要减少自己的投资项目，缩小投资范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企业正常运行进行恢复，并且减少了相关产品的供应，导致与之合作的企业的正常运行受到阻碍，从而造成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进一步恶化了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导致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所以说，宏观经济与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相互影响，通过扩散效应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变化情况。我国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升高，预期利润下降，融资企业贷款环境恶化，而且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信贷配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发抑制宏观经济的衰退程度。我们一定要重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认真分析信贷配给的特征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原理，以掌握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理。从而在宏观经济的变动波动过程中，有效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信贷市场的有力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商业经济,2014（24）

[2]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中国商论,2015（07）

篇13

【关键词】 上证综合指数 GDP 股市 经济

引言

股票市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国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股市的发展，股市的兴衰也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快慢。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股市绝不可能长期低迷；宏观经济不佳，股市也绝不可能持续上涨。反过来，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指会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并在预期指引下提前做出反应。此外，上市公司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经营状况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密不可分。我国股票市场刚刚起步，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探寻股市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科学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显得意义重大。

1. 理论思考

宏观经济环境对股市的影响是系统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它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作用于股市。宏观经济情况影响产业发展前景，产业的景气程度又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通常情况下，公司经营业绩又作用于投资回报率，进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并最终导致股指的涨跌。因此，可以说宏观经济是证券市场最为基本的决定因素，而最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因为它不但体现了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此外，上市公司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经营状况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密不可分。根据Chen and Ross 1989年提出的理论：股票价格指数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投资预期收益率等因素有关。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GDP能较好的体现经济对股市的作用，上证综合指标的变动率则可以探索股市对经济的影响。为将重点集中于中国股市及宏观经济的关系，本文只选取GDP增长率和上证综合指标两个变量，运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构造VAR模型后，再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来探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关系。

2. 实证检验

2.1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GDP及上证综指（记为INDEX）的季度数据，共48组观察值，对中国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数据皆来自国家统计局及新浪财经数据库。

将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并取对数后，分别记为LINDEX和LGDPSA。两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说明LINDEX与LGDPSA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anhansen（1995）协整检验方法。

通过Janhansen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即二者有着某种长期均衡。具体长期均衡方程如式（1）所示。

2.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解上证综指和GDP之间的领先一滞后关系，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确认二者的具体因果关系，结果见表2。

表2表明上证综合指数不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我国股市的发展没有发挥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GDP增长率则是股票收益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说明经济增长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股市却未能同步发展。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不够成熟，且投资者具有“非理性”投资行为。

2.3 脉冲响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上证综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脉冲响应分析随即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对上证综合指数和GDP增长率的影响作用。

从图1可以看出，LINDEX对来自自身的冲击，有强烈的正向反应，达到10%以上，而对LGDPSA的反应较小，且较为平稳。 LINDEX对于自身信息的响应在前二期迅速增大，然后迅速减小；同时，LINDEX对于LGDPSA的一个标准冲击的响应在前三期表现为缓慢减小，后又缓慢趋于0。LINDEX对来自自身的冲击要大于来自LGDPSA的冲击，这表明股票市场的运行趋势受到自身因素影响要大于宏观因素的影响，股市发展不能反映经济的运行趋势。同时，股票市场波动也没有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从图2可以看出，LGDPSA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立即有一个正向响应，这种相应较弱，并且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1.6%左右；LGDPSA对于LINDEX的一个标准差信息反应较小，在前三期快速上升，然后逐渐减小。当LGDPSA受到冲击后，短期LINDEX到影响，但这一冲击在长期内作用甚微，这表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推动股市持续发展。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较弱。经济增长的确对股票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3. 结构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股市和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和股市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股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大致趋势，但由于GDP与股指联系较弱，所以它们仍不能充分反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水平。这意味着我国股市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股市受投机行为、政策导向、及上市公司业绩非持续性增长等因素干扰较大。

结合以上分析，为实现股市和经济的良好互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股市的制度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完善股票市场，规范股市的发展。三是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股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岳朝龙，储灿春.股市波动、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关系研究--基于因子VAR模型[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6）：3-16.

[2]孟庆斌，周爱民，张雁茹. 基于理性预期的中国股市价格泡沫研究[J].南开大学学报.2010，43（4）：79-83.

[3]孙霄翀，高峰，马菁蕴，崔文迁. 上证综指脱离中国经济吗？--兼论如何改进上证综指[J].金融研究，2007（9）：173-183.

[4]周晖.货币政策、股票资产价格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0（2）：91-101.

[5]王国志，齐 枫. 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及对策[J]. 河北学刊，2008，28（6）：186-190.

篇14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 创新

经济发展的快速运行带来国民经济水平的飞速提高，国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能力持续增长。在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同时，经济水平、物质文化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宏观经济在把握全局的情况下，总结人民群众的要求，利用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挥宏观经济的管理性意义，为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概念描述

（1）宏观经济：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活动的总和，是国家经济总量的标识。宏观经济反应着一个国家总体经济运行情况和市场状况，反应着一个国家的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反应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和经济增长情况。其中整体物价情况，社会就业总体比例和失业比例，货币发行数量和增长数量，进出口贸易总规模等，都反应在国宏观经济领域中。

（2）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从总体层面上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从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使微观经济活动得以有序开展，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我国一直在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想屹立于经济强国之林，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必得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国要创新宏观经济管理，加强经济宏观调控，为经济发展开创良好局面。

二、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变革性运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在上升的同时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与挑战。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有效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是经济运行的必然要求。但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经济预测与市场风暴的有效制止是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是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

我国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越发集中，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发展形势，分工愈发精细、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益发紧密，生产各个环节更加紧密。因此，社会劳动如何分配就成为市场经济能够顺利运行的关键问题。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之外，国家也要采取措施对经济进行干预。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能够调节社会总劳动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其更紧密的联系为一个整体。因此，国家需要宏观经济管理来调节和干预经济发展。

（二）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市场具有自我调节作用，成为整个经济的连结点，社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进行调节配比，从而引导社会资源在各个部门间进行有序流动。但当前，完全依赖于市场的调节作用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的今天，市场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万能钥匙”。例如，企业的权责利的界定、竞争的公平性、有效性等问题，都无法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此外，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阶段，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现阶段需要借助宏观经济管理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为我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三）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是建立我国经济体制的要求

我国的经济体制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体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迅猛、活力和开放等特征，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也在日益发生变化，由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分配、对市场的直接介入转变为以调节、引导、监督为主的宏观调控，留给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 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政府已不再直接管理，但政府依然承担着干预和指导的责任，从而影响着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特殊国有企业的发展。所以，坚持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利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完善。

三、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实现了震惊全球的发展。国民总产值和经济运行总量得到了几何数字的增量。虽然近年来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后续力量不足，产业产能出现了疲软、下滑等态势，但是我国的总体经济状况依然保持稳中有进。看到可喜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宏观经济的不足和产生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范围大

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方法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追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在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就有着更多的干预手段与干预范围。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研究、分析出应对策略，在发挥主观调控性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多。

（二）流动性过剩

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目前存在着货币发行过大的现象。正常的国家经济运行会把流通货币在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基础上，控制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量和货币发行量。但是国家的宏观经济规模为了达到预期比例的经济增长，会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货币发行量。但是增加货币发行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量过大是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管理的弊端。

（三）失衡的产业结构

我国的产业结构由于近年来高新技术的增长和服务产业的增加，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但是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结构相比，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是存在很大的欠缺。第一产业的比重还是过大，而且第一产业的国有资产持有率过高；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服务不到位、消费者不满意等状况。此外，我国的出口产业中，仍然以低成本、低工Y、低技术含量为主要形式。高新产业与机械精细制造产业的比例过低，国际影响力也不行。

（四）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的多年来一直制约我国经济有效发展的重要瓶颈。多年来我国高档投资消费主要以出口发达国家为主，中高端消费产品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严重不足，依赖出口满足投资增长需要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就可以显现出来。扩大内需是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刚性因素。

（五）产能过剩

大量的产能过剩，政府方面的采购、重复建设、重复消费等状况在我国一直存在。为了促使生产的继续运行，各个领域消耗了大量的重复产能，不但使经济形成了不健康运行，更造成了资源的极度浪费和环境的过度损坏。

四、宏观经济管理创新内容

分析出宏观经济创新的不足，接下来就要分析管理创新的内容，明确了创新的内容，才能够为下一步实施创新策略、创新步骤打好方向性基础和定好主导性策略。在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内容方面，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管理方向

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向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按照政府的预期要达成的运行状态，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着经济管理的任务和内容。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向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随时做出调整，经济发展态势变化时要调节经济增长速度，以期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

（二）管理机构

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必然要对管理机构进行创新。其主体是国家的政府机构。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部门要根据客观需求转变政府职能，从机构和职权两个方面进行革新，建立专门机构，精简机构人员，避免交叉管理，坚持政企分开，明确权责分工，依靠市场调控，增强有效决策，提高人员素质。

（三）管理方式

国家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要采取一定的管理方式，包括行政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法律方式等。面对发展变化的经济局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要及时调整创新，减少过度干预，使管理水平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五、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

宏观经济的管理创新对策，是建立在管理现状分析、创新需求分析、创新内容分析、创新意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对以上几点进行充分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总结以下几点：

（一）宏观经济管理中确定创新目标

要想让宏观经济管理现实创新性改革，首先应该在目标确定上进行创新。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宏观经过管理策略有了很大的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管理阴影。因为宏观经济是反应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程度的重要反应。宏观经济的管理要想获得更多的创新形式和创新影响，应该结合国家的宏观局势，在供给侧改革、营增改等方面进行充分的管理和大量数据统计，得出有效的管理策略。要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疲软，经济增长水平下滑等状况，合理制定出鼓励投资、全民投资、鼓励消费等策略，通过这些创新性目标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改革。

（二）对宏观经济管理坚持主体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离不开管理体系的创新。只有管理体系创新、主体创新，宏观经济的管理才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避免过度管理、过多浪费。政府调控部门应该有针对性的对主体机构进行改革，精简机构部门、缩减机构层次、减少机构能源消耗。在宏观调控中拥有高效的运营管理系统，在上传下达中发挥迅速、可靠的作用。在管理体系中才能把握全局、抓住机遇、正确判断、有效决策。

（三）依托法律手段

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办法之一就是依靠法律的力量，应用法律的约束来管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营。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会，法律更凸显出其重要地位。国内的经济运行离不开法律，与国际经济接轨更需要法律的保障。在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的法律手段也要适当的创新，以保障我国的经济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够顺利发展。法律规范的创新需要通过实践来探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调整。

（四）依托现代科技

当今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科技的发展对各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可以依托现代科技进行，利用发达的网络信息，采取新科技手段，为宏观经济管理带来管理方式方法的变革。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以及大数据统计的便利性，可以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专业依据、降低成本。政府可以设立电子门户网站，运用网络进行管理服务，实现经济信息化管理；可以依托网络提供专业化服务，能够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同时还可以搜集数据，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析提供数据支持，有利于实现政府管理的高效化。

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内容之一，国家的发展进步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建设。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有力保障，是我国经济管理的重要议题。我国的经济制度是对市场经济的一大创新，在坚定不移的走我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不断的创新，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才能在发挥政府能力的同时，为我国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保障，才能够让国民经济水平获得长足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经济昌盛，才能够实现我国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翠玲，于法云，沈传敏.关于当前经济管理创新的研究[J].经济管理：文摘版，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