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重要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的重要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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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由于缺乏艺术专业的办学经验和学生管理经验，很多非艺术类高校在进行艺术专业学生管理时，总是以非艺术生的标准进行要求和对待，不能因材施教，从而和艺术生的性格特点以及学习习惯有所不符，自然会产生较多问题。

1.2所以从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中我们能够发现，非艺术类高校在进行艺术专业学生管理的时候确实存在很多先天性的不足。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这些不足，并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专长和学校自身的特点是本文将要集中探讨的内容。

2校园文化建设对非艺术类大学艺术专业学生管理的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是一种独特而具有魅力的文化现象：在校园的空间下，参与主体是教师与学生，以课内外活动为主要方式，主要反映高校师生在校园内长期教育和实践过程中的生长和发展状态，具有鲜活的时展特点和校园特色的文化特征。校园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丰富的校园活动不仅能提升高校的校园氛围，增强活跃气氛，同时能够大大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使学生在校园活动中不断精进、受益、成长。

我们还能够从中发现，校园文化具有十分活跃的特点，并且其中包含有浓厚的艺术色彩、创新色彩和人文色彩，这与艺术的自身特点是相互吻合的。所以从这个切合点上来看，从校园文化和校园活动的角度来融入并增强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管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2.1艺术专业学生对于增进校园文化的作用从艺术专业学生对于增进校园文化的作用方面，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艺术专业的艺术活动可以为校园增加浓厚的艺术氛围。其不仅可以增加校园中的人文情怀和浪漫气息，美化校园环境，并且可以使其他专业的学生在良好的艺术气氛中受到熏陶，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促进自身学科的创造力和发展动力。

第二，艺术专业的设立和发展可以引导其他专业学生进行艺术活动的兴趣，提高他们的艺术活动水平，丰富他们的艺术表现能力，从而为提升整体的校园文化水平奠定了基础；第三，艺术专业更是高校对位展现自我的一个最好窗口，是高校通过艺术活动展现自身形象和自身良好风貌的最好方式。这在学生和学生团体参加比赛和社会活动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体现。

2.2如何通过校园文化来强化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管理要使校园文化在艺术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发生作用，就要将校园文化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形成基本意识并放置到机制当中来，使其形成良好的指导、规范和监督性作用。综合来看，可以通过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提升校园文化的力度和范围，鼓励学生投入到校园文化当中去。这就需要学校在进行日常学生管理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大力地开拓校园活动。要将音乐、舞蹈、绘画、摄影、设计这些形式鲜明、风格突出，具有表现力的活动在校园中充分多样地开展起来，并鼓励艺术专业的学生充分参与到校园活动当中，使学生在校园文化中得到成长，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使学生在课堂时间外有益事可做，从而起到管理和规范作用。

第二，将校园文化形成学校自身的黄金品牌。校园文化是学校向社会展现自我的最好窗口，同时也是艺术专业学生的擅长之处。以艺术专业学生为主体，通过长时间组织和培养具有专业水平和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并积极参加到社会活动和各种比赛当中去，不仅能够展现学校自身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在社会活动和比赛当中得到锻炼提高。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系统组织、训练、演出等活动能够对学生形成很好的组织和规范性作用，使学生得到良好而科学有序的管理。

第三，将校园活动纳入学分制。学校可以根据艺术专业学生参加校园活动的次数、水平、成绩以及积极性等方面对学生形成一个综合而科学的评定，给予学生在学分方面的奖励，从而对艺术专业学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形成良好的激励性作用，并确保学生在充分投入校园文化的同时，顺利完成自身学业，达到一劳多得的目的。

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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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对弘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便成为目前公认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以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保护工作的更好开展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弘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借助旅游加以开发、利用与发展，这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现代社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随着世界、国家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列入名录的遗产项目给遗产地带来的知名度的提高和人们对不同文化现象的好奇与探究是必然的，无形中促进了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集中在偏远地区和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加大了对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民族成分构成最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云南省为例，云南省率先确立了“文化立省”大战略，旅游业作为云南省文化产业的主导行业，并成为该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云南省还设计了多条民族文化旅游线路，如西双版纳的泼水节、“二月街”民族节、苗族“赶花节”等。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问题

1.生存环境恶化，开发工作困难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技术的发展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第一，是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等认识不清，调查了解和掌握不够；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法律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适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第三，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

2.开发模式单一，缺少吸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遗产地居民大打“旅游牌”的信心和决心。但在旅游规划过程中，遗产地居民的极大热情往往会导致对科学规划工作的干扰。近年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的民俗村、寨、博物馆在一些地区比较时髦，致使有关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景观越建越多，且形式上大多雷同。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造景观泛滥，导致其吸引力大大降低。不仅发挥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反而会使遗产地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3.资金投入不够，开发力度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得较好的地方一般都位于西部地区或偏远的民族地区，而“老、少、边、穷”一直是用来特指这些地区的同义语。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却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进行开发，则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旅游产品。由于缺少资金，导致整体接待水平偏低，配套设施不完善，影响开发力度，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至今还未开发利用。多数地方没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工作摆上重要的位置，不能正面主导、参与这项工作。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

旅游开发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只有采用开发式的保护措施，文化遗产才会活生生的传承下去，才不会让我们的文化遗产消失。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越发达，当地居民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就越是依赖于旅游业，他们对当地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就越重视，自然也就会自愿和竭力地加以保护。事实上，许多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品、传统食品、戏剧曲艺、民风民俗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到重新发掘、整理、更新和提高的。如果这种源于经济原因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能够同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相联系，则这种保护就将获得更为有力的保证。

（二）旅游开发可以为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发展旅游业，资源是基础，吸引力是关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弘扬地方与传统文化，进一步惠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如过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靠国家或地方政府十分有限的财政拨款，旱涝不保，难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而通过发展旅游业，可以将参观游览的门票等旅游收入，全部或部分地用于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使得保护工作有了更充足的资金。

（三）旅游开发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贡献，民族文化因它在旅游市场上占据的优势而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被开发利用。许多原先几乎被抛弃的文化遗产不仅随着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而获得了新生，而且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通过这些具有民族历史价值的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一方面展示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起了各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内聚力、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塑造出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流文化群体的旅游者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新的认知和再认识，总之，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推动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变迁朝着健康的方向进行。

参考文献：

［1］梁学成.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j].旅游学刊，2006，（6）.

［2］杨丽.我国博物馆特色旅游开发刍议[j].经济地理.2003，（1）.

［3］李宗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知识产权，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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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遗产；民族文化；创新创业人才；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2001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以及各种文化振兴政策。今年2月，日本又出台了面向今后5年的“第二次基本方针”，方针揭示了现今文化艺术振兴的意义，即文化力是国家之力，文化艺术和经济紧密相连，明确指出了“文化艺术立国”的目标，日本文化厅长官青木保说：“面向21世纪，文化艺术非常重要，失去文化就失去了生存的目的。韩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1997年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法》，2001年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政府还设立“阿里郎奖”，嘉奖、鼓励那些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传统手工技艺正面临着断代、失传、消失的危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在保护和维系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不但迫在眉睫，更是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现在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二是如何借助市场经营文化产业项目与公益性文化艺术事业，又不能完全借助市场的力量进行发展，而缺乏专门艺术人才是关键问题。。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艺术产业政策如何完善，还存在立法层次低，统计指标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四是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如何采取的针对性的研究。五是相关部门之间如何协调，行业组织和文化管理部门如何有效的合作，以形成合力，建立起政策规划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六是所生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产品过多，且盲目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市场竞争能力减弱。可以看出，艺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在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瓶颈，而在高校中认知传统文化，创造创新型富有时代中国精神的艺术作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模式也是迫在眉睫。

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但相对而言，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非物质文化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载体已被物化为恒定的形式，表现为历史的、静止的，不可再生的，它的精神蕴涵隐藏很深，已远离它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修养，不能潜心感受和解读，是很难把它全部激活、接受和传递的。而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则是具体的活动过程，表现为现实的、活态的、不断生成的，同时它就在民众的真实生活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其精神蕴涵有如空气和阳光，可以直接被人们所吸收，并在经常性的活动中世代传承。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这种生命线一旦遭到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因此，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历史上，因为自身文化的失传或被强行割断而解体乃至消亡的事实，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为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强烈的责任心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保护工作，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篇4

【关键词】莺歌柳书；非遗；传承与保护

莺歌柳书是2008年由山东省菏泽市申报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口述史最先于20世纪出现在美国，作为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被我国广泛应用于非遗及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中。莺歌柳书在发展过程中遗留资料较少，且目前是濒临消失的状态，好在传承者们的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故笔者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阐述莺歌柳书的现状。本文口述史材料基于对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多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莺歌柳书发展历史

“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中国曲艺集成•山东卷》（下）中说：“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但从目前尚存曲目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②；李梦华老师也在《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一文中论述了莺歌柳书可能存在的五种流变，其一就是莺歌柳书是由明代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但从曲调唱腔对照来看，已难看出两者联系③；何丽丽在其博士论文《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④从伴奏乐器、节奏、旋律及旋法等多方面论证曲艺类莺歌柳书完全是柳子戏【莺歌柳】的简化版，两者的联系是紧密的且是显而易见的，了“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说法。笔者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坚持莺歌柳书是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的观点。菏泽地区最早的莺歌柳书艺人是清末民初曹县仲提圈的张瞎子（1848--1928），其弟子为曹县张保亮和定陶曹志田；曹县张保亮的再传弟子为曹县郑庄郑玉昆（1904--1976）；郑玉昆晚年又将莺歌柳书技艺传授给曹县郑文祥和菏泽的高志军、平。第二部分莺歌柳书的发展现状将以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口述史为主，并参考笔者的多次田野调研。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整理均为笔者在2020年9月至11月末完成。为叙述方便，口述史不以问答形式呈现。

二、莺歌柳书的现状

笔者于2020年11月30号至菏泽市曹县郑庄乡寻找藏匿在民间唱莺歌柳书的老艺术家——郑文祥老先生。寻找过程算是顺利，据资料显示郑文祥先生1946年或1950年生人；笔者找到年纪相对大的老乡询问，大家对郑文祥先生很是熟悉，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个唱曲儿的先生。见到郑文祥老先生很是亲切，家里非常朴素，像大多数曹县农村家庭一样，不同的是先生家里摆放了几张很显眼的关于莺歌柳的证书和奖书。郑先生今年高龄73岁，由此看来网上资料不准确，应是1947年生人；老先生自谈有个乳名儿“刘根儿”，街上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喊。郑先生8岁开始学习莺歌柳书，其老师是曹县邵庄镇郭庄的郑玉昆先生（现已离世），在这期间也学习了山东琴书，且郑玉昆先生也只有郑文祥先生这样一个学生；郑文祥先生20多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就不经常学习和演唱曲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2008年莺歌柳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11月，菏泽市文化局命名郑文祥先生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命名郑文祥先生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市政府和省政府层面开始对莺歌柳书重视起来，在莺歌柳书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后多次邀请郑文祥先生录制莺歌柳书，对即将消失的这一曲艺文化施行抢救性的保存；而且每年会给传承人六千多元的补助。老先生说08年09年那会儿孩子们正好也稳定下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和老伴儿可以享受日子了。据郑先生描述，他的老伴是给他伴奏最多的，老伴拉曲，他唱曲；老伴刚开始不会拉弦，耳濡目染加上他的点拨，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了。郑先生说经常载着老伴到曹县的广场和公园里一晌一晌地唱，冬天冷了便唱得少，也有好多围观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都会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有时候唱莺歌柳书时间久了会随性改口唱段山东琴书，就这样反反复复唱，也不会心生厌倦，觉得让大家听到传统曲艺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笔者总结：郑先生平时演出和休闲演唱的曲目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在这过程中没有创新，更没有关于莺歌柳书的创作班子；郑先生教学生也是倾囊相授，那么目前看来，莺歌柳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目前保存的算是“原汁原味”。郑先生中间收过很多个学生，但坚持下来并唱得地道的只有平老师一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不会唱曲儿了。现在莺歌柳书的传承人只有两位，一位是73岁高龄的郑文祥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54岁的平老师。两位传承人老师都在尽全力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唯恐莺歌柳书在此出现断代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的梳理

（一）莺歌柳书濒临消失。莺歌柳书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辉煌过，也曾萧条过，目前已经接近消逝，主要体现在这一曲艺形式面临无人传承的状态，不禁引发思考，存在200年之久的莺歌柳书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二）传承人严重缺乏。经笔者了解，菏泽当地高校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早在2014年便让学生学习并演出莺歌柳书，并在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将《偷诗》搬上舞台，但此后并没有学生坚持下来。没有学生自愿长期学习这一曲艺形式，是目前莺歌柳书存在专业传承人较少的主要原因。（三）群众被隔离。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当地人对于莺歌柳书是处于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在很多人心中更是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但莺歌柳书目前少有社会参与，当地人对当地的宝贵文化没有熟悉的认知；也就是郑长铃老师所提出的“民众被隔离”。民众被隔离，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保护终究是无根之木，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⑤民众参与进来，让更多青少年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知当地非遗文化是当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四）精神财富不被重视。莺歌柳书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了隔阂与距离。隔阂越大，距离越远，消逝的速度便会越快。当代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曲艺形式似乎不再符合大众审美。莺歌柳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精神财富累积而成，莺歌柳书面临失传足以以小见大，当精神财富一点点被剥离出去，可想我国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魄，我们如何挽救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中第七条有明确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笔者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莺歌柳书存在的以上问题，总结出以下应对措施：分别从官方建设和艺人本身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官方建设。1.相关文化宣传机构应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从官方层面让大众认识到非遗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莺歌柳书已接近消逝，在此情况下应增加演出次数；增多演出场所；举办非遗文化的专场研讨会、展览会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听见并感受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任何文化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都脱离不了群众，只有让大众了解认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更长久地存在。2.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虽然越来越多的文化被列入省级或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单位之间分工不明确；被保护的文化被分层；文化遗产所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保护的认知发生偏差等。针对莺歌柳书的保护与传承，我们要认清一个实质问题，即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莺歌柳书这一曲艺形式的技艺、唱腔、具体内容等多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地保护莺歌柳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名分。在实质性的保护工作上，不能让保护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不应把非遗名录项目从文化的整体性中抽离出来。目前莺歌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鲁西南菏泽地区，我们应把保护莺歌柳书所在地区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注重起来，保护好生存环境，是非遗文化存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只有传承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的建设中。3.当地教育部门应适当地对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包含的文化形式。培养当地青少年、高校学生学习传统曲艺，使其了解非遗，了解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可以提倡教师在音乐课堂和实践课堂中开展莺歌柳书的相关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同时学习传统曲艺，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相关单位已将遗产名录不断地更新、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生活学习中做到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与振兴。（二）艺人建设。1.提高数字化。莺歌柳书发展到当前依旧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保存传承方式虽然可以将艺术经验更直观地传达下去，但是显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条件的允许下，传承人可适当做好对当下曲艺的资料记录、视频记录，提高传统曲艺的理论化、多媒体化，让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2.增加市场化。面对莺歌柳书社会市场的急剧萎缩，艺人老师们应当在官方部门的帮扶下努力使这一曲艺形式走向市场，并开拓市场，让观众可以进入剧场欣赏莺歌柳书演出中所讲述的故事。3.推陈出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留存少不了创新。在传统曲目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创新呢？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大众口味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继续传播，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历史，生存于当下，或存续于未来。保护与传承就是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在上迎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艺术文化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面对莺歌柳书这一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应该消除隔阂，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带着合适的方法融入到非遗文化世界，其实恰巧是这些宝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丰富地服务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下）.第一版，北京：中国ISBN中心，1982年12月：第1281页。

③李梦华，《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曲艺，2020.10。

④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04。

⑤郑长铃，《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贾磊磊等主编《建构文化江山——第二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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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传统手工艺；旅游文创产业；脱胎漆器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乃至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态遗存。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人工造物的智慧与内涵，在发展、传承中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脱胎漆器作为福州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突显了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是在继承几千年中国髹漆技艺的基础上创立的。凭借脱胎成型和表层髹漆的鲜明技艺特点，福州脱胎漆器自1898年以来，先后在五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奖。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传统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让国人重新认识脱胎漆器技艺，但是申遗不等于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手工艺如何适应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在保护中传承、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一直是福州脱胎漆器申遗后不断探索的问题。而在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类非遗活态化传承中颇有成效的文化创意旅游，如果与非遗传统手工艺相融合，是否能找到对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发展模式，这是本文力图探究的内容。

一、福州脱胎漆器传承现状

脱胎漆器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它是福州工匠沈绍安还原失传已久的“夹”古技法，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创新的一种新型漆工艺。福州脱胎漆器以木、泥或石膏塑造器物模型为“胎”模，然后层层裱布刮灰，阴干后打碎或脱离“胎”模成型，故名“脱胎”，接着继续在胚面上完成髹饰艺术效果。这样制作而成的福州脱胎漆器，坚固、耐温、耐腐蚀、不变形干裂、色泽光鲜经久不褪。[1]福州脱胎漆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轻。不论器物造型如何，其体质都以轻、薄、巧、精取胜。由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间福州成为全国漆器的生产中心，“福州脱胎漆器”自此闻名全国。

福州脱胎漆器曾历经很长时期的辉煌。一方面，旧时作为当地民众钟爱的必需品，脱胎漆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吉祥陈设及宗教造像，都有过较高的产量和销量；另一方面，外贸的需求也为脱胎漆器的生产提供了颇多发展机会。[1]但随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民众渐渐远离传统民俗，工业化大生产让塑料制品等新型材料，凭借其低价和便利，占领福州原来的日用品、手工艺品市场，给脱胎漆器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工艺产品、工艺技术和传承人是民间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三个必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州脱胎漆器的发展现状，大致呈现以下情形：

（一）产品尝试推陈出新，但市场化程度不够

福州脱胎漆器的传统产品大致可分为实用和欣赏两大类，包括花瓶、屏风、餐具、茶具、盘、碟、罐等。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当时的脱胎漆器共有18类2987种花色品种。脱胎漆器产品门类虽然较全，但由于器形和纹饰的设计缺乏现代感，且造价较高，90年代末期以后，脱胎漆器的生活必需品价值被廉价的现代文化衍生物所代替。福州的两家国营脱胎漆器厂相继停产倒闭，脱胎漆器产业开始转向私人经营，并以小作坊生产形式为主。大部分漆器生产者对自我定位不准，缺乏品牌意识，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精品出产率低。[2]

近年来随着专业院校对漆艺专业的复兴，学院派艺术风格为漆器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线生机。以“80后”为主的脱胎漆艺新生艺术家、美术院校毕业生为主力军的工作室，跳出福州脱胎漆器一味的仿古传承，结合文化创意，迸发出漆与现代生活融合的O计新思路。但是，由于脱胎漆器的制作周期长、工序繁复的特点，再加上艺术创作的时间和智力成本，其价值和价格目前仍只能在小众的文化圈先流行起来，市场化的道路还举步维艰。

（二）技艺保护力度不够，传承环境有待加强

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在21世纪以前一直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从生漆炼制、胚胎制作到髹饰工艺，完整的生产链和持续的传承发展使民间工艺保持旺盛生命力。可惜现今脱胎漆器产业链几乎被完全破坏，各个生产环节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2]

首先，脱胎漆器所使用的天然大漆原料，要经过加工或精炼才能满足漆器制作不同工艺需求。目前福州生漆原料制作工厂仅有一家，炼制技术因条件艰苦且耗时，正面临后继无人的严重危机，一旦炼制技术失传，脱胎漆器髹饰技术将无法施展。其次，脱胎漆器器形设计制作的技艺缺乏传承和发展环境。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的脱胎漆器厂设立设计室和大师工作室，保证专人负责产品设计开发。[2]改革开发初期，也曾经采取奖励制度来鼓励技师进行设计创新。市场经济时代，取代国营企业成为漆器产业主角的私营企业顾不上抓产品设计，很快，大量旧产品器型遭到淘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的漆器工坊虽然意识到解决福州脱胎漆器滞销，必须设计出新，但因为缺乏胎型设计的技术，在器形变化的尝试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虽然相比器形设计，保护和传承的效果更显著，然而随着行业的衰败、从业人员的不断分散，全行业工艺水准大大倒退，许多只能运用于漆器髹饰的独特技法纷纷失传。而福州的艺术院校漆画专业的发展则成为髹饰技艺传承保护的最后一块圣地，艺术教育者们研习传统脱胎漆器髹饰技法，并将之运用于漆画创作，这使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工艺免于全军覆没的惨状，而在漆画使用范畴外，差不多其他所有髹饰技法种类都面临极其严重的传承危机。

（三）传承人培养机制体制改善，传承人群数量逐年攀升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说到底，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单靠个别艺术家单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脱胎漆器技艺传承并发展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和髹饰技法十分繁复，培养一个漆器工匠至少要五六年时间，使其技术纯熟则要十几年。人才的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报周期长，传承人群的培养的发展必须依靠相应的机制体制，显然，政府的重视能起到不小的作用。2004年，福州的脱胎漆器从业人员不足2000人，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取消了漆器专业，而福建工艺美术研究院也仅存一名漆艺研究专家，几乎无力生产和研发新的漆器品种。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脱胎漆器行业得到一定发展。2012年，福州获得“中国脱胎漆艺之都”特色区域荣誉称号，全市漆艺产业从业人员上升至5万人。在政府的倡导下，艺术院校也在脱胎漆器传承人的培养上担负起重任。闽江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相继开设漆艺专业，并通过文化部、教育部主办的脱胎漆器非遗传承人群培养、漆艺大师班等项目对漆器从业人员进行技能提升。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自2015年7月首次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培训班以来，已开展三期培训，共毕业学员180人。

时至今日，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和传承相比申遗前的状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只能是一种助力，脱胎漆器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展还要凭借市场的力量，漆器重回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生活、休闲生活才能赢得市场，而旅游文创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产业，与脱胎漆器非遗的发展方向有极高的契合度。

二、旅游文创产业是非遗活化的有益（创新）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因此，福州脱胎漆器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在对其开发、利用、创新时应保持其与社会同步进化的过程，找到它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发挥其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作用，这既是对它最有力的保护，也是保证其发展创新的机会。[3]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也称旅游文创产业、旅游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延伸、集成和重组，代表着高端旅游业态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特点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1.文化是创意旅游的根基。[4]文化为创意旅游提供资源，也是创意旅游者出游的动机、消费和体验的对象。[4]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基础上，是与福州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产物。福州脱胎漆器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脱胎漆器生活器具和仙佛塑像的创造本质上是对福州本地文化的释与表达。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脱胎漆器技艺，可以依托文化创意旅游的形式载体，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达中实现脱胎漆器传承的目的。2.互动式学习与体验是创意旅游的实现路径和形式。[4]创意旅游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和交互式的体验过程，主张旅游者积极参与创造过程，在与从业者、目的地居民的互动中形成独特的旅游体验。[4]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核心组成部分――制作技艺及其实践过程，恰好是能实施互动式学习体验的内容。将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设计开发为游客的互动体验项目，能够扩大脱胎漆器知识技能的受众面，不失为非遗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有益尝试。3.实现自我发展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是创意旅游的目标所在。[5]创意旅游能激发旅游者的创意潜能，促进个体个性塑造和自我发展。[4]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全民关注和努力，例如，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内涵丰富，创意旅游者在脱胎漆器文创旅游的过程中，可以透过技艺体验、作品设计或是主题式策划参与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与此同时，漆器产业与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能够实现目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双赢。

三、脱胎漆器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模式

（一）跨界资源多元整合，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

旅游产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产业，不框限于六要素的行业范围，而用创意吸纳转化各类产业资源为旅游资本。跨界融合是创意旅游的普遍特性，为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整合渗透提供了基础。[5]“旅游+非遗+”能突破传统旅游业和非遗文化产业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奇妙的组合变化，多产业形成合力，创造新经济形态。

例如，“旅游+非遗+博物馆”，整合实体博物馆空间、虚拟博物馆平台和VR技术，建设展示脱胎漆器髹饰技艺的活态展示馆。展示馆可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同时开放，由器物展示、制作展示、技艺参与体验、脱胎漆器衍生销售等几部分组成。器物展示展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脱胎漆器物质形态；制作展示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脱胎漆器制作工艺及其原生态环境；线下技艺参与体验可让游客现场参与制作，线上体验则可借助动漫游戏形式实现；衍生销售凭借工艺品销售产生经济效益，推动脱胎漆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旅游+非遗+教育”，非遗项目本身即承载着遗产文化教育的使命，旅游则可以实现遗产地与非遗传播对象的对接。由此，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资源可以针对不同教育对象，推出多种主题游线路。例如，针对高校的美术专业学生推出“脱胎漆器技艺修学之旅”，从修习专业技能的角度出发，安排大师讲座、技艺学习和福州文化行旅等活动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推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体验游”，组织他们参观脱胎漆器活态展示馆、展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宣传非遗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激起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旅游+非遗+互联网”，互联网与旅游和非遗的产业融合，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例如，旅游产业对互联网、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可以实现庞大的旅游消费者客户资源的分类管理。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集结对非遗文化、脱胎漆器传统手工艺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媒介发展脱胎漆器同好社群，搭建交流的平台，组织脱胎漆器非遗主题旅游、沙龙活动。其次，脱胎漆器非遗可以与旅游电子商务运营模式融合，在旅游门户网站建立非遗旅游商品、艺术品商城，在旅游中体验脱胎漆器非遗文化的魅力，旅游之后还能在线延续购买周期。

（二）依托旅游文创，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

旅游文创产业强调在对现有遗产类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同时，重视创造力的发挥，着眼于未来，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物。福州脱胎漆器在恢复和保护古老技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科技发展和人文环境，在设计、技艺和功能领域运用创意，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给它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对脱胎漆器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可以将其内涵诠释为功用、质美、技艺、本土、传承、原创、体验和人本等精神，而这些精神永远都不会与时代相冲突，只要在秉承它们的前提下，就能不断创新发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文化，并同时为未来储备当今文化遗存。至于承载的形式，不妨尝试开发脱胎漆器相关节庆主题旅游产品，把节庆活动培育成展示地区特色的文化名片，既能保证造物精神的延续，又为未来创造出综合形式的未来非遗。

（三）回归生活，引领脱胎漆器生活方式旅游消费潮流

创意旅游注重对潜在旅游需求的激发和市场消费潮流的引领，创造新型旅游市场、培育旅游消费群体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本导向。[5]脱胎漆器曾经源于民间生活，又被新的民俗所淘汰。在脱胎漆器蓄势待发、准备再次回归生活的时候，旅游文创正是强有力的推手。旅游文创与非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文化为依托。最新型的旅游产业不仅仅要提品或服务，更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创意旅游的发展思路是以旅游产品创造有效的休闲方式，引领生活方式。脱胎漆器使用的大漆原料天然无毒，制作过程环保节能，成品器皿可持续使用，完全体现环保生态的现代生活理念，古典与当代设计的碰撞尝试刚好符合中国人新中式的审美诉求。由此可以设计脱胎漆器生活体验馆，展现福州本土生活文化，从衣食住行体验漆器物质生活，成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

综上所述，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宝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应该走活态化传承的道路。旅游文创产业与福州脱胎漆器在本质上都以文化为依托，且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核心特征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故我们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脱胎漆器为代表的非遗传统手工艺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的模式，即通过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引领和塑造旅游消费潮流，为脱胎漆器非遗传承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磊.从民俗文化看福州脱胎漆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01）.

[2]张慧萍.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困境分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3]宫旭红，郑鑫.当代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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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策略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速度飞快，而相关的保护人才则极为稀缺。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在强化研究的同时，实现优秀保护人才的有效培养，才能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坚强后盾和重要保障。在新媒体时代，高校作为相关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当充分借鉴已有的教育教学经验，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使得高校大学生能够了解非遗进而参与到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当中。

二、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重要性

(一)对民族的重要性

将非遗教育融入到高等、正统的教育体系当中，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历史的成果和结晶，是民族活的记忆和文化基因库，加强对非遗的研究和保护，能够将古老的、珍贵的文化内容加以传承和发展，是民族文化进步的重要前提。其次，非遗充分体现了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能够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奋进有着重要意义。

(二)对国家的重要性

对国家而言，开展高校非遗教育，能够实现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和延续，极大促进国家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极大提升我国国家文化的安全性。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新农村建设亟需开拓出新思路。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教育，从文化入手，能够将本土资源和优势充分挖掘出来，实现本土文化的弘扬和开创，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动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

(三)对大学生个人的重要性

对于大学生个人而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同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强化非遗教育教学，能够让大学生在接受丰富的西方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冲击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我国丰富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极大激发其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其次，非遗教育蕴涵丰富的文化、思想、道德知识，能够极大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位。同时，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能够极大培养其创新实践能力，有效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要求

(一)确保课程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

新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达，其资源的丰富性和获取的便捷性，使得非遗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在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时，应注重对新媒体的充分利用，实现课程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借助于新媒体数字资源限制性小的优势，应当不断丰富非遗研究资料内容，将其充分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应依据专业、年级等开设不同课程，实现课程的丰富性。

(二)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当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与其它课程不同，其对学生的参与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学生只有亲自见识、充分体验、深入探究，才能激发其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教学效果才能达到最佳。为此，各高校应加大相关力度，一方面邀请专业研究者或民间艺人、非遗继承人进行课程教学，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亲自到非遗环境中去感受和调研，充分参与到探索和实践活动当中。教师应支持和鼓励学生参加采风调研等活动，在校园外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组织学生对非遗项目传承情况进行调研，如剧场、庙会和一些地方的非遗项目，将调研情况整理好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指导学生从事非遗的调查和研究，学生以非物质文化遗存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多篇，有多项非遗研究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金支持。

(三)注重教学形式和方法的创新性

新媒体时代的一大特点，即时空限制越来越小，能够更加便捷地实现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首先，高校可邀请民间文化进校园，将非遗文化完整、直观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其次，应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的便捷性，教师可为学生进行相关影片和多媒体资料展示，借助于网络媒体如微博、博客等进行课后交流和探讨，拓宽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边界。教师运用多媒体录音和视频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运用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课后交流。教学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提高其对民族文化的接受力，拓展了非遗的传播空间。学生参加非遗进校园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收看传承人的知识讲座，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学生成为非遗文化的接受者，还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

四、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策略

(一)建设数字化资源库

就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教学策略而言，应当首先认识到数字化资源库建设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资料相对稀缺，单纯借助于印刷出版物很难满足教学需求。为此，各高校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同时，应广泛采集优秀的非遗研究资料，如相关图片、图书、音像资料、项目书和论文等，并优化获取途径，让学生能够便捷地查阅，开拓其眼界，提升其研究深度。

(二)开设非遗网络课程

网络能够有效跨越时空，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递，极大方便了学生和师生间的沟通。为此，高校应在常规课程之外，开设网络课程，让教师进行线上授课，并实现与学生的即时沟通和交流。同时，将日常教学视频资源上传到网络，还可将相关研究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上传到网络，使得学生能够在课堂之外实现第一手知识资源的补充。

(三)利用新媒体进行辅助教学

利用新媒体进行辅助教学，主要借用微博、QQ群等常用沟通软件，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一方面，教师可在课前将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知识要点提前告知学生，让其能够进行充分预习，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后进行作业的布置，方便学生查阅。另一方面，教师可向学生分享自身的调研资源和心得，并与学生进行深入交流。

(四)组织并鼓励课外采风调研

为提升学生在课程中的参与性，各高校可组织并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采风调研。一方面调研活动，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地，对其进行专门的资料采集和信息调查，掌握一手的资料;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己对农村、庙会等非遗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其传承情况，并进行相关资料的整理。在完成采风调研活动后，将所得进行线上分享，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具便捷性和高效性，能够极大方便课程的开展，实现学生知识和研究的极大开拓。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很多学生有了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通过教学，有的学生成为了非遗项目的专业人才，有的则成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和最深入的方式。新媒体技术在高校非遗教学中的运用过程中，各高校应不断总结过于的教学经验，借助于新媒体的优势，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的多元化。丰富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让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和非遗资源巨大魅力，在生动直观的教学模式和直接参与的教学实践中接受本土文化，同时，激发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和自主性，丰富非文化遗产知识，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创新能力，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为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强劲支持。

参考文献:

［1］尹丽丽．论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15，(1):152－153，154．

［2］郑春辉，朱思颖．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方式研究［J］．文化遗产，2013，(5):26－34．

［3］魏崇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教学资源开发［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3):30－32．

［4］周文娟．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价值研究［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4，35(8):36．

［5］张泰城，何建良．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12):11－15．

［6］刘艳玲，张世清．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1(2):74－76．

［7］丁永祥．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论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2):251－253．

篇7

关键词：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弈；保护；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4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我国以“两大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各级政府和机构纷纷投入到保护行列中来。当前，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将博弈论运用到其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牟维、李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个新的视角——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解决其保护问题；王巨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中对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的多方参与进行博弈；林鸿熙在《基于进化博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运用进化博弈论，研究管理者与使用者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趋势，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文献中，诸多文章承认传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性决定传承人在其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其物质性和保护的实体性快，定了政府在保护中的领导地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所保护的遗产是非实体存在，是具有活态性和无形性的文化传统，是共同体、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则是社会化的个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者这三方都对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探讨基于博弈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运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博弈过程中主要包括三类参与主体：政府监管机构、继承者和旅游企业。图1描述了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链，其中X1、X2分别为政府监督机构和社会职能部门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信息，0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机会损失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都只是一种断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实进度，但是两个部分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一）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传承人保护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与传承人之间存在博弈行为，这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策略对非遗传承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旅游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时，为了使投入的成本尽早收回会对传承人采用一系列经济诱惑，使之渐渐漠视对非遗的保护。

设A为开发湘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企业，B为该非遗继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A有两种选择：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即保护与不保护；B也有两种选择：保护与不保护。现做如下假设：（1）如果A和B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开发时，所得的收益分别是R1、R2；（2）如果都不保护时，所得到的收益分别为L1、L2。进行保护时，由于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间缩小，束缚条件增多，这样往往会使投资会大于短期内所得收益，所以R1

我们首先来看A的决策情况，假定B选择传承保护，那么A选择合理开发时的收益为R1，过度开发的收益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优策略为过度开发；很明显，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策略仍然是过度开发。同理，无论A的选择哪种决策情况，B的最优决策都是不保护（L2>R2），因此，（过度开发，不保护）就构成了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L1，L2）就成为相应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传承人保护传承与相关政府干预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性组织，其保护遗产流失都是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特别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遗文化，市场失灵的几率很大，这种市场失灵就给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所以，相关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之间存在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属于一种监督博弈模型。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传承人。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管理与不管理，传承人的纯战略选择是传承保护与不传承保护。

图3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这里，a为政府应得收益，b为支付政府收益后传承人所得收益，c为管理成本，f为传承人不合理保护而应缴的罚款。

假设c

（三）政府监督与旅游企业保护开发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旅游经营市场中的监督活动是政府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之间利益相关的博弈。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政府不监督的情况下，一般将在非遗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双方之间并不趋于共商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博弈当中，假设政府有两种选择：管理式监督和转让式监督；旅游企业也有两种选择：违规利用与保护性开发。假设政府选择管理式监督的投资收益为G，选择转让式监督的收益为z，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测到何种模式的经营能够确保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再加上政府对旅游企业在获得开发权之后是否会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信息也同样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就又可假设旅游企业违规开发所能带来的外部成本为W（即包括自然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损失和人文因素导致的成本损失）。实践中，如果在政府实行转让式监督之后企业合理保护开发，政府所得收益便为Z，否则为Z～W。为应对政府的行为选择，旅游企业一般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方式来处理自身对利益的安排：一是违规利用进而获得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护开发而获得合理经营收入H。由于博弈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均是理性的，因而实践中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转让式监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监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们假设Z>G，同理分析D>H，该博弈模型如下图4。

实践中，如果政府选择管理式的监督解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则博弈结束，政府能获得收入G，而此时假设旅游企业无法进入该开发领域，所获收益为0。不过当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模式时，旅游企业开发商便会获得自己的选择机会：合理保护开发与违规利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合理保护开发则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欢喜；如果违规利用，则政府的损失为W，显然，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W。也就是说，如果Z-W>G，那么政府会选择转让式监督，则在此种状态下，因为D>H，旅游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策

上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优策略，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社会各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各界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保护中的风险，实现保护开发的切实条件，下面根据博弈分析，对传承人、政府、旅游企业的行为提出几点建议：

（一）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被称作人类记忆的背影，这些经历了上千年沧桑记忆的宝贵文化，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进行湘西非遗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旅游企业、游客以及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意识，进行其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1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参与措施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对于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有效的传承，必须加强对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来组织开展多途径的保护开发教育，使当地居民能够参与到湘西文化的建设中。例如，开展以宣传湘西非遗保护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当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增强文化信心。

2 必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合理的承载力和容量

旅游业对湘西非遗资源的开发会导致旅游者的大量来访，这不可避免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会主动保护可贵的非遗资源的，这种情况势必会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或者旅游活动量之大超过了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使之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建立适当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传承人、文化建档、维护和跟踪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为排除规范中的非遗资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须对传承人和旅游企业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以最大承载力和容量为尺度进行等级划分，过度越级的将缴纳成倍的税收，以此提高传承人和旅游企业的保护意识，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必须对损害额和侵犯行为所得利益进行预算，根据不同损害情况，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进行赔偿，损害严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内也能避免承载力过度和容量过大的情况。

3 有计划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湘西相关政府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人员的培训体系，以及文化利用标准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再邀请知名专家进行保护方法的指导，组织学习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新动向及成功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确保护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对专业保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

（二）提高传承人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增加其自豪感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些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而现在许多领域，传承人的确立本身已成为瓶颈，所以社会各界更应该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给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帮助

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帮助，能够激起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增加其传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积极热烈的文化氛围。同时这种社会的肯定对年轻一代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创造新的节目，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既保持传统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内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会关注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

2 适当将部分传承文化纳入课堂教育

传承非遗文化对各中小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学生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保护意识和好奇心，而且对于课堂老师言传身教的知识非常重视也非常信任。我们可以将学校设为传承的重要阵地，政府可以鼓励学校开设民间文化课程，致力于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和推广。根据不同的发展状况，选择恰当的时期一步步将非遗文化引人到课堂教育中，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使之激起对传承的热情，并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从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广，也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三）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增强政企合作

根据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如果运用管理式监督的模式来经营湘西非遗资源，一般就更需通过传承人的力量来促使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但此行为在现实实践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在实行转让式监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确保旅游企业合理的保护开发，政府才有可能会获得持续的收入，同时也不至于破坏到非遗资源。因此，为了引导旅游企业进行合理经营，也就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约束其具体的行为选择：

1 明晰权责，设立奖励制度

政府应明确规定旅游企业经营的责任和权限，并设立相关名誉与实物奖励制度，提高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湘西非遗资源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

2 规范惩罚制度

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罚款，需要制定统一的严格使用标准，坚决避免粗放型惩罚。对违规的人或单位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定量检测，以量化的形式标准化，再根据标准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特别是对违规利用的旅游企业应加以重罚，以治理不规范的旅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

3 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帮助明晰权责，提高执法效率，当出现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时，无论是责任的承担者，还是监督者都将失去效力，切实维护湘西非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安全环境。

（四）旅游企业搭建“真实”文化舞台，促进非遗保护性开发

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以及政府之间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非遗产品消亡的严重后果，旅游企业应该审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长期隐性效益，重新认识该效益在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更长期的经济利润，旅游企业势必要使湘西非遗产品的利用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克服短期高额利润的诱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开发好这项潜力十足的产品。

1 打造真实的文化旅游路线，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

旅游企业需要创新文化旅游观念，以“分区发展、以点带面”的发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题路线。让游客通过亲自参与，以娱乐的形式短暂的学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提高其了解的欲望，为游客对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提供机会，唤醒游客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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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和利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进，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贵定县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强势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加之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不少布、苗传统文化渐渐失去生存环境，渐行渐远，许多非遗老艺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布、苗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尽管有的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非遗名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护，至今仍游离于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保护之外，直接影响其知名度和“身价”的提升，尚未成为知识产权等法律认可的“知名品牌”。

1 贵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处苗岭北坡、黔中腹地的贵定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县近三十万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壮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约占了总人口数的一半。而贵定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各族儿女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往来、文化沉积、文化融合，在欢庆丰收、庆贺太平、祈福纳财、欢呼盛世之时，都喜好用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情感。

贵定县布依族、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长期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名录苗族《鼓龙鼓虎-长衫龙》，被列为第四类民间舞蹈，属4l项民间舞蹈之一，排列序号为126Ⅲ-23苗族芦笙舞；省级非遗代表名录海葩苗《芦笙长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州级非遗代表名录《月子汤》；《引思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定县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灿烂历史的经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宝，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文化名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文化品牌。

2 传承与保护措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定县布、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笔者认为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挖掘抢救为主，传承保护并重”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和抓实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优先考虑列入非遗名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传承保护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为非遗相关部门抓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要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采取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对非遗进行开发，在开发中加以保护。

2.2继续对布依、苗族传统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县布依、苗族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挖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对新发现的非遗名录或过去的名录拾遗补缺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细心整理，鉴别真伪，同时加强对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档案数据库。

2.3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提高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导，专家学者、群众参与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建立贵定特色非遗精品网站、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及把非遗工作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

2.4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落实好非遗教育的整体规划，大力培训非遗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非遗活动，促进对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充分利用贵定师院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非遗工作。其三大力推进非遗名录进校园工作，把非遗名录作为贵定地区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非遗名录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四是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为授予荣誉称号，给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非遗人才的热潮，使非遗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5加大对“非遗”的开发和利用

发掘一个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发扬光大，长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难，如“云雾系列贡茶”、“益肝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市场的观念去应对工作的挑战，去探索新的机制，使这些非遗文化品牌的发掘和保护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这些非遗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与此同时对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鼓龙鼓虎-长衫龙》等非遗品牌，则应与旅游精品景点（如“金海雪山”）的深度开发相结合，依托旅游市场带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遗民间工艺品、纪念品，逐步壮大非遗民间工艺品加工业，努力增加“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使非遗文化品牌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3 小结

总之，为了能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定县应健全组织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等，同时，还不断的加强资金政策扶持，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各区镇也安排专门的保护经费并制定保护规划。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现象、艺术模式空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氛围。

参考文献：

[1]王元.论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振兴[J].攀登.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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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闾山满族剪纸；满族文化；保护；发展

一、闾山满族剪纸的起源

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满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族剪纸为载体传承至今。闾山满族剪纸流传于辽西锦州市北镇医巫闾山地区，记录了医巫闾山地区从原始社会至今，长达七八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目前保存较好的满族文化元素之一。在历史的积淀中，闾山满族剪纸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蕴含着大量关于满族信仰、风俗、生产和生活的内容，不但是表现满族原始的自然神、始祖神、生殖崇拜等萨满文化的主要形式，还是研究满族文化起源的重要史料。闾山满族剪纸在当地的满族文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民俗方面。清朝中期以前，满族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立性，自成一派，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并不能够作为满族文化的代表。清朝灭亡之后，贵族阶层的文化大多随之消亡。因此，满族文化的代表不再由帝王和贵族阶层所决定，平民百姓的文化成为满族文化的象征与符号。由此开始，剪纸艺术逐渐被人们所熟知。闾山满族剪纸存在于满族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是各种节日和祭祀活动烘托氛围必不可少的文化符号，如窗花、喜花、祭树等，还是服装、鞋帽上的刺绣图样。早期剪纸技艺主要依靠家族内传承的方式延续，通常由家中年长女性传授给年轻一代，与此同时蕴含于剪纸技艺之中的民族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等也得以传承。

二、闾山满族剪纸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闾山满族剪纸虽历史悠久且多存在于满族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的变迁，闾山满族剪纸同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丧失活力并逐渐走向没落，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甚至出现断代现象、公众认知匮乏、实用价值降低、传播方法老套、专项经费不足的问题，严重阻碍着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

（一）传承人断代

据文化和旅游部确定并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可知，我国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到了63岁，其中40岁以下传承人占比不足1%，与之相对的，60岁以上的传承人占比达58.3%。②由此可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及“断代”现象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年轻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极大改变，抛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谈，“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也早已被摒弃。因此在如今时代背景下，闾山满族剪纸仍以极具满族特色的生殖繁衍崇拜、山林文化等萨满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实在不能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和关注，年轻人普遍认为其内容和形式陈旧，缺乏创新。目前，闾山满族剪纸尚有汪秀霞等十余家谱系仍在传承延续，但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秀霞、赵志国等人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随着老一代手艺人逐渐逝去，闾山满族剪纸后继乏人。

（二）公众认知匮乏

据《中国文化遗产与公众生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并不高，且一些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管理和宣传工作乏善可陈，由此导致公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存在的重要性的认知十分匮乏。在闾山满族剪纸的生地和周围城镇，由于宣传不到位和公众自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并不知道“非遗”是什么，更不清楚他们随手剪出的图样对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是将剪纸作为爱好或是一种活计。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了解，对文化传承的不关注，使得他们很难积极参与到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和发展中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产生，若想在民间发展，就需要在民间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如果脱离了公众广泛、积极地支持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变成了空谈。因此，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重视是闾山满族剪纸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三）实用价值降低

文化的价值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才得以体现的。“艺术源于生活”，许多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从无到有并到达巅峰，是因为在起源时期，能够被广泛应用于百姓生活，满足人的需求。历史上，闾山满族剪纸的确存在于满族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作为祭祀、婚嫁、节日等活动的文化符号，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但随着时展和满汉民族融合，百姓需求发生改变，许多满族文化和礼仪都被逐渐淡化，并且工业化生产出的产品，如窗花、喜花等价格更为低廉，样式更为新颖。其次，在现代社会，除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合之外，满族人在着装方面与汉族人无异。因此，闾山满族剪纸作为服装、鞋帽的刺绣图样的实用价值也基本被削弱。实用价值被削弱意味着文化与生活脱节，失去社会黏性，人们对其传承和保护热情必然也大打折扣。

（四）传播方法老套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在于传播，而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的选择将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只有通过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和媒介让非遗文化走出其生地、进入大众视野才能使其获得更高关注度，进而解决受众数量少、文化影响力不足和发展效果不佳的问题。在闾山脚下的北镇市，有300多名满族剪纸艺术家和爱好者，他们常年在附近的乡镇、城市弘扬闾山满族文化，传播剪纸艺术。2003年，10位满族民间艺人成立了闾山满族剪纸协会。在成立至今的十多年间，协会多次走进社区、高校、军营等地传播剪纸技艺。协会虽自发开展多项传播活动，但是这种线下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传播范围仅覆盖北镇市周边城镇。另外，闾山满族剪纸的线上传播主要依靠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线下传播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传播方式使得闾山满族剪纸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并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

（五）专项经费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存在于少数民族或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经费不足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普遍问题，非遗生地的政府财政支出方面投入有限。没有资金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困境。闾山满族剪纸存在于村镇当中，村镇贫困落后，在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没有余力，只能依靠市政府拨款。然而，近些年辽宁省经济在全国排名迅速下滑，锦州市由于产业结构不符合发展需求，经济发展缓慢，难以设立专项资金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据调查而知，当地文化部门多次向市政府申请项目资助，都未得到回应，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费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没有经费的保障，各项活动无法开展。即便满足其他的传承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寸步难行。

三、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闾山满族剪纸，就必须针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探索出顺应时展趋势并符合实际情况的保护与发展路径，使得闾山满族剪纸重焕生机。

（一）吸引年轻群体，弥补年龄断层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而年轻人是非遗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接受和喜欢非遗，才能促使其产生保护和传承意愿，解决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甚至是断代问题，让非遗获得持久生命力。多年间，闾山满族剪纸协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学生群体传播剪纸技艺，以解决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但笔者认为，就学生群体而言，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应试教育模式之下，大多数人都是在被动学习，因为学业压力而被迫放弃很多个人兴趣爱好。因此，通过开设课程或强迫参加活动的方式，一味地向其灌输传承的重要意义只会引起学生反感，不如将闾山满族剪纸的特色结合满族文化制作成各种符合年轻人审美动画作品或益智类游戏，使其主动接受非遗文化并加以探索、创造和发展。

（二）加强非遗宣传，提高公众认知

2017年，由锦州市政府筹划并投资的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成。该基地虽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名单，但其在公众之中却鲜少为人所知，并未实现其“传习有场所”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全面开展的目标。为使基地实现其目标，真正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一方面，政府应当宣传基地建设，展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另一方面，政府以成立非遗传承基地为例，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性及措施，以提高公众认知。在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的人才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在当地开展志愿者招募活动。将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一定宣传能力且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志愿者队伍，定期到公众之间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意义。

（三）顺应潮流趋势，提高实用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只是摆放在展馆里的文物，想要不被遗忘，那就必须要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顺应时展潮流，以满足人民生活生产需要。近年来，我国掀起一阵“国潮热”，许多设计师会选择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设计的产品之中，服饰品类中最成功的就属出现在纽约时装周的中国李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独特风采。闾山满族剪纸作为满族服饰的刺绣图样，其实用价值随着满汉民族融合而大大降低，可以尝试搭上国潮发展的顺风车，联系服装生产厂商将刺绣图样融入服饰之中，并加以改良，建立独具特色的个人品牌，重新找回其实用价值，并以此为平台创造经济价值，为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四）善用新兴媒体，拓宽传播渠道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受众的视野也逐渐从传统媒体转变到新媒体，不同年龄段、地区的受众都会接触到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因此要想让闾山满族剪纸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发展下去，就必须遵循时展趋势，结合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相融合，拓宽传播渠道，从而摆脱老套的传播方式所带来的局限。依靠新媒体传播不仅可以突破传播范围和受众数量的局限，还可以有效改变人们参与非遗传播的方式，如：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可以增强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即时互动，使受众拥有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另外，鼓励受众转变身份，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上注册闾山满族剪纸自媒体账号，借助自媒体得天独厚的网络优势，将闾山满族剪纸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生产过程等融合在原创的图文、视频作品之中传播出去，为非遗保护和发展增添动力。

（五）整合产业资源，建立财力保障

为了减轻对政府专项资金的依赖，摆脱由于经费不足带来的困难和不便，增强非遗自身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文化产业运营模式，为自身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根据锦州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锦州市将落实市委确定的“五大工程”，其中提到了“北镇、义县环闾山旅游路建设”。这项建设为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剪纸与旅游业对接，借助旅游业的发展，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进行旅游产品销售和文化旅游市场开发的同时获取经济收入，建立财力保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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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教育；传承保护；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252-01

高校是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物质载体，它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应该符合社会文化发展基调，在展现他们专业能力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建设作出相应贡献。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也是我国对未来一代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它希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与民族地域性都体现在教育内容当中。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一）重要性。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就指出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引入高校，实现以高校为核心的传承机制，并在实践中规范其教育思路及要求。在《意见》中还指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在高校采取如资助教育扶持、表彰奖睢⒔逃鼓励等多模式，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有人。

（二）可行性。高校在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一直都追求不断创新改进，所以在对知识的积累与教育体系形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即浓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应该义不容辞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这也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扬民族精神、培养大学生爱国精神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契机。本文认为，非遗保护在高校需要大量的理论支持，高校师生人才在文化层次及内容挖掘方面都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可以整理和应付基础非遗研究工作内容，并将其转化为理论研究能力，通过专家、学者、教师等多方力量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方向探索。所以说高校在开展非遗教育及科学研究方面是颇有心得经验和实践能力的，这一点也说明在高校实施非遗教育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优化策略

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教育模式体系，需要首先明确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际路径，将教育基础根植于地方文化及生态环境之中，从不同角度来达成传承教育目标。本文以云南省少数民族――傈僳族的民间舞蹈《阿尺木刮》为例来探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高校的教育传承保护优化策略。

（一）将民间艺人请入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定还需要老一辈艺人的协力支持，以云南省澜沧江地区的傈僳族地方教育为例，他们就将民间艺人请入大学校园，利用讲座形式来扩大非遗在高校校园的宣传影响力，并激发学生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索兴趣。该地区高校在民间艺人讲座方面主要提出两套教育方案：第一，采用教师、艺人双教师模式来展开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主要传授地方舞蹈《阿尺木刮》的相关历史及知识文化，以理论课模式来实现对本体历史知识的传授并进行相应外延；第二，采用以学生为活动主讲人的形式，让教师及民间艺人协助学生共同开展公开性讲座活动，期间让学生主动查阅并整理讲座内容。

（二）延伸探究式课堂教学空间。探究式课堂教学空间依然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通过查阅网上资料、观看《阿尺木刮》影音资料来自觉主动地探索相关非遗知识，而教师则设计各种教学情境，提出各种教学问题来帮助学生明确非遗客观事物的主要属性。

（三）表演式创新教学形式。由于傈僳族民间传统舞蹈《阿尺木刮》具有着强烈的文艺色彩，是地方艺术形式中的主要代表，所以针对它的非遗教育也应该做到对学生实践操作欲望的有效激发，例如采用表演形式来作为教学过程的考核及评价标准。为此，学校及班级可以举办各种规模的汇报表演，邀请民间艺人与学生一同来表演《阿尺木刮》，在舞台上充分展示非遗文化的组合创编成果，并相应为学生给出评价分数，鼓励他们在舞蹈表演、舞蹈创编方面的优秀才华。这种以直观表演来促成的创新教学模式也应该成为高校非遗教育的主要途径[2]。

三、总结

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性及教育方法，也希望通过对新一代大学生青年的思维意识及实践行为培养来促进非遗传承的发展步伐，在丰富素质教育形式的同时也做到对地方非遗财富的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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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非遗”保护及发展现状

 

“非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和历史印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现状来看，其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口头文化、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等都属于“非遗”的范畴。随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以及工业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从根本上关系到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从目前的文化保护现状来看，国家及社会都加大了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视度，强化了文化保护意识，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有效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工作力度不够、保护观念滞后、缺乏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从根本上降低了非遗文化的保护效果，不利于推进文化传承。

 

二、目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指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审美教育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艺术的培养和熏陶，使之掌握人类的艺术审美经验，受到美的感染，具备良好的审美素质，从而达到身心全面和谐地发展。

 

1.发展曲折，有待完善。从整体上来说，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呈现出在曲折中发展的态势。由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历史曲折漫长，经历了停滞—发展—退潮一再发展的阶段，致使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认识不足，而使之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对其重视度不够。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和公共选修课，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

 

2.师资薄弱，有待提高。师资队伍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从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毕业，本身在校期间受专业艺术教育培养模式单一的影响，造成知识面单一、人文知识浅薄等缺陷。同时，学校也很少为教师成长、专业能力提升提供有效的培训机会和学习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本身的发展和成长，不利于从根本上提升个人素质，很难发挥教学价值。

 

3.教材单一，有待修订。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教师使用教材的随意性比较大，存在专业艺术院校的教材“压缩”使用和按专业教学设置课程情况，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地方高校没有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地方院校特色，弘扬民族文化的教材。此外，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材更新速度十分缓慢，教材中的内容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资料，无法带给学生最新颖的材料和知识，不利于突出时代化的教学特征，这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综合专业能力的提升和进步。

 

4.认识不足，有待加强。大学生认识上的偏差也制约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大学生认为艺术教育可有可无，与专业教育无法相提并论，忽视了公共艺术教育对提高综合素质的作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学生在进行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时，不注重提升个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鉴赏力，而是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对于书本趣味性的关注上，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效果，对于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十分不利。

 

5.机制缺陷，有待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还不够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还处在摸索阶段，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教学设施等还都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在进行课程开设、教学目标等方面无法形成统一共识，这极不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十分不利，影响了高校人才的培养速度。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创新改革

 

1.明确公共艺术教育的价值，将“非遗”文化与公共艺术教学课程有效结合起来。公共艺术教育不像专业艺术院校那样过于注重对学生艺术技能的培养，同时也不能借用其他学科那种固定的标准衡量普通高校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素质。它是在遵循普通高等教育的规律和艺术教育本身的规律的前提下，以培养大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基本能力为目的，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艺术知识水平的提高为己任的素质教育。因此，应该积极明确教学目标，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修养，培育他们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个人的进步与成长，为他们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构建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较为系统的、特色鲜明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推进非遗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有效统一，以此来不断强化教学效果。由艺术素养选修课程、实训课程和活动课程组成的“三类型”课程体系。根据院校具体情况和教育部关于限定选修课程和任意性选修课的指导意见，确定课程内容。确立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基本目标，从而来完成课程的有效设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价值需求来选择合理的课程，以此来不断地提升个人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素质，促进他们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都有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3.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是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有效性的关键所在，也是增进人才培养的核心保证。将大学公共艺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有机结合，充分关注地域文化艺术的传统特色，深入挖掘地域性民间艺术资源，积极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把民间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素材转化为艺术教育的课程资源，有计划地开展以地方文化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课程群建设。与此同时，更要充分地挖掘本校教育中的核心优势来完成教学设计，从而提升教学的对应性和高效性，这对于提升教学效果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培养公共艺术教育教师能力，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能力，对于增进教学效果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模式的灵活度和高效性。派教师向当地文化馆、群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请教学习;同时利用“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契机，邀请民间艺人到院校进行现场演示或开办讲座，让学生能多方位体会民间艺术;构建“双师型”的高校教师队伍，即要提升教师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同时还要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应用精神，对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研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

 

5.整合学院各部门、分院资源，发挥本院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这个平台的优势，结合公共教学部、团委、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建筑与艺术分院，开展别开生面、类型多样的教学活动。从“大公共”出发，推广普及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艺术课程。针对不同学院的学生，来制定富有个性化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以此来更好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效果，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同时保留课程之间的差异性，，打造高效的公共艺术教育平台，为社会发展培育多维、立体化的人才。

 

6.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积极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是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关键，从而促进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融合。依托学院各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等载体，踊跃开展活动，注重公共艺术的实践。学院目前设立合唱团、舞蹈队、古筝队、戏曲协会、书法协会等24个院级社团，覆盖学院50%以上的学生。各类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暑期社会实践，均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艺术活动，保证了艺术活动的高参与度、高覆盖面。老师应该积极带领学生走访民间，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提升文化鉴赏力。

 

四、结语

 

“非遗”视野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和地域文化的融合统一，对于传承地域文化、促进文化进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同时也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顺利实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实践过程中，应该明确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构建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培养公共艺术教育教师能力、共享学院各部门资源、开展艺术实践活动、促进高校教学资源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和地域文化的有效融合，从而更加深入地挖掘高校教学本质，为人才发展和进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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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现途径：基础教育从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族艺术、参与民族节庆等方面入手；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学术交流开展等方面实施，各司其职为非遗传承发展培养后继者。

关键词：非遗；学校教育；传承；实现途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各方面的关注和行动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不可否认在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建设等强势背景下，由于其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特点及现代化文明对其生存空间的排挤和挤压，使其越来越边缘化、碎片化，更由于其载体的“活态性”不得不面对“人走艺绝”的威胁。现阶段非遗传承主要依靠以传承人为主的传习活动和无意识的集体传承为主，前者以族内血源传承和族外师徒传承为主；而后者则是在非遗生长生存的地域空间中广大民众潜意识的传承。除此之外，政府、研究者、旅游产业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承担着传承的责任，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传承途径并不算少，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人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缺少了学校教育参与其中，那么非遗发展因现有传承对象的局限而渐入困境。

青年一代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未来，在呼吁唤起“文化觉醒”、倡导“文化自觉”等背景下，关注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关注随着传承人逝世就面临消亡的非遗就显得非常紧迫。国家政府、社会组织、教育系统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等文件的出台，都在不断在强调教育系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系统从中央美院率先在国内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之后，各高校也紧随其后成立各类非遗研究中心，培养相关方向的本硕博人才也陆续得以实施。而基础教育阶段则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进课堂的措施，如福建南音进课堂、云南省的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川剧进课堂等，而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举行更广泛地推进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传承工作……。但是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举措仍不能与我国非遗发展的速度相一致，不断探索学校教育在非遗传承中实现的途径，以得到更多青年群体的认可和关注，继而唤起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使教育系统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遗传承在基础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1.传承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传承思想、交流文化、记忆历史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他们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载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向农村、偏远山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脱离原有的生长环境，能熟练掌握民族语言的青少年队伍在逐渐缩小。如果没有了民族语言的延续，那么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没有了，那么他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也将不复存之。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也说到：“放弃母语，是通向文明毁灭的捷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民族定位。

2.传承民族艺术

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技艺等民间艺术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内隐与外显，它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推进和演变，青年一代对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民间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记忆延续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记录，是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该县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铜鼓十二调，其传承也面临着在青少年一代出现断层的危险。将其尽快地收集、整理，编订相应的教材融入当地基础教育，并以其为非遗教育的切入点进而挖掘其他的民间艺术，将布依族服饰、民歌、舞蹈、戏剧、器乐、蜡染、织锦等内容走进基础教育学校，使当地学生更加熟知自己的民族文化，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他们应有的民族归属感。

3.参与民族节庆

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不同性质的节庆活动，如布依族的六月六，苗族的三月三等，它们展示了各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蕴含着五彩斑斓的文化底蕴。鼓励学生、带领学生参与到地区和民族特有的节庆活动中，真实地融入民族生活，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发挥民族节庆的教育传承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建立对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民族语言，带领他们走进、了解、理解非遗，进而传承非遗，使我国非遗发展的链条有效地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延续。

二、非遗传承在高校中的实现途径

“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基础上的，其实现的主体应当是青年群体的参与，把文化遗产引入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1]在高校开展非遗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开设相关专业与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社会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学子关注社会公共空间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创造与发展。”[2]地方高校将培养专业非遗人才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之中开设相关专业，不仅可以为地域性非遗保护提供人才，还可以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另外要为非遗传承事业培养广泛的后盾人才，形成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开设非遗相关的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开拓地域研究视角，丰富校本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能力的标准之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现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建立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地方性、民族性课程（群）的开发，以地方非遗项目为依托，彰显民族地域性为特征，将非遗课程（群）纳入课程建设之中，既开拓了地域文化研究视角，又深化了课程发展的民族特质。

3.建设非遗资源库，深入挖掘非遗项目

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外，大量的非遗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非遗成长的一线采风、调研，也可以带领学生走进非遗文化的生存环境中展开调查实践活动，获得一手资料丰富课程教学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以当地传承人为依托，聘请他们到高校开展学术讲座、实践教学等等，使非遗教学资源生成的途径多样化。这样在不断深挖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地域非遗资源库也得以丰富和充实，为非遗传承发展提供资料支持。

4.创设非遗研究平台，开展学术交流

高校不仅要传播、传承非遗文化还要担当创新非遗文化的任务，高校有着优秀的学术研究人才群体，借学术力量的支点研究、宣传、推广非遗，使更多的人关注非遗、研究非遗；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拓展非遗的研究视角；走入社区开展非遗讲座，强化民众对其的认识；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开发、创新非遗。

非遗的“活态性”决定了它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而通过学校教育途径传承非遗则能从很大程度上保障非遗的持续性发展。普通学校和高校各司其职，努力从多途径、多角度传承非遗，将其传播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心中。只有获得青少年的支持非遗的传承、传播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作者单位：安顺学院艺术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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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认知 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090

1 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学者对非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非遗保护、教育传承、非遗产业化、非遗旅游等方面，其中非遗保护和传承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教育手段实现非遗认知与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而高等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播和继承的重要载体，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有责任弘扬、保护和传承非遗。在此背景下，凸显出大学生非遗教育传承的研究价值[1]。

高校在大学生遗产教育传承中占有科技文化、人力资源、学术科研和群体调度等优势，高校教育传承可以保障非遗良好生存、提升非遗保护研究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坚实保障（白鑫刚，2009、王守义，2010）。目前，高校非遗教育传承研究已经受到大力关注，学者对教育现状、教育模式、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理论参考，但对于非遗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深入，为本研究留下空间。

2 问卷设计及调研过程

大学生依托高校独特的资源优势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所以是非遗教育保护和传承的主力军。本研究以沈阳市高校为研究对象，根据各高校教育水平及院校性质，选取沈阳师范大学、沈阳工程学院和辽宁大学三所高校，涵盖文科、工科院校，专业涉及经济、教育、管理、计算机等专业领域，专业覆盖范围较广，提升研究数据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普及性。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调查问卷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试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专业和成长环境；第二部分是非遗认知状况；第三部分是非遗保护意识；第四部分是非遗传承教育的态度和参与意愿。考虑到不同属性的大学生认知差异，问卷以非遗的实例设问，如民间故事喜好程度、传统节日命运关注度；面对神话传说消失的态度、校园推广民间文化重要性、参与非遗志愿者意愿、“二人转”选修课选修、亲手制作陶器艺术品、校园皮影戏观看意愿等问题进行调查。

本研究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其中1分非常不赞同，2分不赞同，3分一般，4分赞同，5分非常赞同[2]。所得数据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中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设定显著程度为0.05。

问卷发放采用的是目的性随机抽样调查法，按专业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214份，回收率为85.6%，其中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93.5%。样本中女生人数为88；男生人数为112，分别占43%和56%，来自于城市的学生82人；乡村和小镇的学生分别为74、42人；专业分布情况：旅游管理36人；经济学34人；工业设计20人；机械制造自动化38人；市场营销16人；计算机40人；空中乘务14人，文理科类专业各100人，各占50%，人数比例符合文理实际分布。本研究在广泛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13.0对问卷所获数据进行处理，以期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3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征

3.1.1 整体认知水平较低，非遗认知差异较大

在200份有效问卷中，对非遗概念听说过的同学有162位，占总人数81%，但对非遗概念有134位同学认知模糊，占总人数67%，整体认知水平较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非遗认知为3.5，是所有专业中意愿最高的群体。经济学、工业设计、市场营销、计算机这四个专业学生的认知明显低于均值3，可以看出大学生非遗认知水平整体较低，且各专业大学生认知差异较大。

3.1.2 整体关注度较低，非遗保护意识淡薄

在非遗的关注度方面，传统节日的关注度选项中经常关注和始终关注的同学只占18%和5%，多数同学只是偶尔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不关注的比率甚至高于始终关注，整体看来大学生对非遗的关注度偏低。问卷第三部分对非遗保护意识进行调查，在面对神话传说等非遗消失时，只有91位同学认为应当保护，占45.5%；在非遗存在价值方面，有172人认为很有价值，占62%，48人认为价值非常大，占24%，可以看出大学生对非遗保护责任感不强，保护意识淡薄。

3.1.3 非遗推广态度积极，志愿者参与意愿不高

在校园推广非遗教育态度上，认为有必要的占78%；，其中25%认为非常重要，53%认为很重要，可以看出大学生面对非遗的推广持赞同态度，在是否愿意加入校园非遗志愿者方面，均值为2.85，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大学生对当非遗志愿者态度表示中立，参与意愿不高。

3.1.4 校园教育传承态度积极，不同形式意愿差异较大

通过对大学生非遗传承教育的态度和参与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大学生对文娱形式非遗教育参与意愿较为强烈，对开设选修遗产课程意愿低。在对亲手制作陶器态度上，有84.5%的同学表示会参与，在校园表演皮影戏观看意愿上，81%同学表示愿意观看，；学校开设“二人转”等非遗课程方面，59%同学态度消极，只有16位同学表示会选修，占8%，非遗课程的参与意愿方面很低。

3.2 大学生非遗认知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3.2.1 非遗认知状况差异分析

大学生非遗认知整体水平较低，且认知差异较大，为找到差异产生原因，对大学生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卡方检验。通过比较人口学统计背景与非遗认知的卡方检验显示，性别（P1=0.940）、专业（P2=0.043）、成长环境（P3=0.641），所得P值中P1和P3大于0.05，P2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和成长环境在非遗认知差异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专业在非遗认知差异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听说过非遗选项中（满分为2），旅游管理的M值最高，为1.59，机械制造自动化M值最低为1.11，所以专业的差异性对大学生非遗认知差异有较大影响，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无显著影响。

3.2.2 非遗保护意识差异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可得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淡薄，均值都位于2.5至3.4之间，态度较为中立。通过大学生属性对其进行卡方检验可得性别（P1=0.030）、专业（P2=0.787）、成长环境（P3=0.033），所得P1、P3值均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不同性别和不同成长环境对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上有显著差异。

3.2.3 非遗传承教育态度差异分析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在校园内推广非遗文化的态度均值为4，卡方检验可得出性别（P1=0.090）、专业（P2=0.000）、成长环境（P3=0.002）。专业方面，其中只有旅游管理专业均值4.06、空中乘务3.79，对非遗传承教育态度持赞同态度，其他专业均值都介于2.5至3.4之间，态度中立；在成长环境方面，来自农村、小镇和城市的均值分别为4.03、2.86和4.05，只有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态度中立，对非遗教育传承态度相对较为消极。

3.2.4 非遗传承参与意愿差异分析

在非遗传承参与方面，通过对亲手制作陶器态度进行检验，可得性别（P1=0.009）、专业（P2=0.755）、成长环境（P3=0.004），P1和P3的值小于0.05，统计上认为不同性别和不同成长环境的大学生在非遗传承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对亲手制作陶器的意愿均值为4.21，女生为3.08，男生相对于女生参与意愿明显强烈；来自乡村和小镇的大学生均值均在，3.5以上，城市背景下的大学生均值只有2.6，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参与非遗传承意愿有待提升。

4 研究建议

高等教育学校是大学生的聚集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面对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淡薄，责任感和参与感有待加强的现状，高校应营造良好氛围和提供学习平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引入学校教育。根据本研究的调查分析，针对高校提升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保护与传承，提出以下建议。

4.1 建设非遗专业，构筑学科体系

目前，许多高校已经设立了民族文化教育和艺术相关专业，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高校可因地制宜地筛选特色及优势专业，尝试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从较为成熟的学科建设经验中汲取精华，实现向非遗学科化的过渡。

4.2 完善体系设置，丰富体系内容

学校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大学生是其直接受益者，在高校建立完整、科学、可行的非遗课程体系是加强非遗教育的必要方式，非遗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价几方面，由于非遗教育目前尚未学科化，结合本研究给出以下参考。

4.2.1 明确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

将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作为培养的基本目标之一，让大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培养其保护和传承意识与责任感，努力使大学生成为非遗的主要传承人。学校应酌情增设非遗的相关课程，在不同专业设置选修课和必修课，客观地使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中去。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西安交通大学把太极拳作为体育必修课，这就使得多数同学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去。本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同学队开设“非遗”课程持无所谓、赞同和会选修的态度，反对开课的同学几乎不存在，所以高校应发挥好课程设置的功能，通过学分奖励等方法鼓励学生选修“非遗”课程。

4.2.2 丰富课程内容，完善课程评价

非遗课程内容是高校非遗教育的重点，目前高校内非遗教育课程的内容多是根据院系专业特点而设，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艺术、传统手工技艺等非遗教育内容，民族非遗教育多于民间非遗教育，一些优秀的民间非遗文化并未在高校得到宣传和传承。高校应根据院系特点酌情增加非遗教育内容，使专业和非遗教育有机结合，尽可能让非遗文化渗透至所有专业。同时充分发挥课程评价作用，丰富课程评价方式，尽可能让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去，将非遗的实践参与作为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提升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意愿，实现大学生非遗传承的主力军作用。

4.3 推进非遗宣传，成立专业社团

4.3.1 开展校园活动，普及专业知识

2008年6月14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暨河北省首届民俗文化节在河北科技大学举行，后河北省文化厅命名该校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为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3]。在校园内通过海报、展板、广播、校报、有奖竞答等方式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提高大学生的认知度；同时在各种晚会和文娱活动中举办非遗相关的有奖比赛，如在晚会中有意识表演“昆曲”等非遗节目，在运动会中增设非遗相关的小游戏等，并可和校外实习基地、当地文化部门和民间文艺团体等进行合作交流，增强学生非遗的参与性，培养非遗传承的专业人才。

4.3.2 成立非遗社团，招募学生志愿者

高校开设不同主题的社团可以有效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实现学生在第二课堂的有效学习。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专业和生长环境对非遗教育有较大影响，以文科专业为例，其非遗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参与意愿明显高于理科专业的学生。组织音乐、舞蹈、戏剧、旅游、美术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成立校园民间艺术社团，委派专业老师进行指导，招募不同属性大学生志愿者，提升大学生非遗教育的参与性。

4.4 鼓励非遗科研，提供保障平台

国内有少数院校在校园内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非遗”工作坊等宣传和保护驿站[4]。如河南师范大学的“非遗”保护协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非遗”工作坊、中央美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充分发挥高校非遗理论研习地和教师学者研究团队优势，成立非遗教育研究中心，必要时可以成立研究小组，重视非遗教育科研，加强非遗教育学术交流，着力研究探索非遗普及、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模式，为我国非遗科研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徐金龙.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及对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1）：119-120.

[2]刘丽华，何军.国内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度实证研究――以沈阳市民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为例[J].旅游论坛，2009，2（4）：611-615.

[3]胡芳，谢鼎新.地方高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59-161.

[4]赵明奇.地方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徐州高校“非遗”特色教育探讨[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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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模式；创意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

“非遗”是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的概念。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非物资文化遗产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元素的创意与创新为基础，再经过现代技术的加工形成的创意与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且较为有潜力的产业。

1 从抢救带生产：“非遗”保护的实践历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和传统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在2004年加入这个《公约》。该《公约》内容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不再只是历史文物与历史遗迹了，还增加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在2005年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使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目标以及基准原则得到了明确，且使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逐渐形成，2006年，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这些措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三种保护模式，分别是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

1.1 抢救性保护

我国最主要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是抢救性保护。国家的财政投入会偏向那些濒临灭绝的项目，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得到保护，我国推行了文物保护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日渐发展，工业画、城市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这使得我国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实行了对“非遗”的抢救性保护措施。这几年，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逐渐加大，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制订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同时“非遗”博物馆也开始兴起。

1.2 整体性保护

说到最专业、最科学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那就不能不提整体性保护这一模式了。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慢慢认识到“非遗”不存在于空中，而是在其本身发源起来的土地上，“非遗”一旦离开它自己的发源地和发展环境，那么想再对“非遗”进行保护就难上加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体性保护应运而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时候要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载体，之前都是对“非遗”进行单独保护，现在还需要对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保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保护模式是非常科学并且有效的。

1.3 生产性保护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积极探索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在对生产性保护模式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整个工作的核心是保护“非遗”的真实性与传承性，在保证可以传承“非遗”的这个大前提下，借用流通、销售等渠道，把“非遗”包装成文化产品的形式进行保护。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领域实施的都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国家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了41个国家级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对于展示我国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的成果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从遗产到资源：“非遗”开发的理论支点

我国一直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模式比较好，结合人类的实践和对事物的认识不断地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就生产性保护这个概念而言，理论界仍然有一些人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明白对“非遗”进行产业化开发的理论依据。所以就不得不提一下人文资源这一个概念了，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指人类在经过文化创造之后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人类从古代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是静态不动的或者是存在于博物馆中的，与人类没有联系、没有互动，就只能成为遗产，只有当这些遗产与现实生活挂钩，并且可以联系社会实际，这才能称之为资源。可以这么说，人文资源与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画等号，当它故步自封，不与外界联系时，就变成了过去社会的遗留物，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当社会生活与之联系起来时，在具备了可以被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价值时，就转变成了资源，我们称之为“文化资源”。

从遗传转变为文化资源，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得到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根据。人们渐渐意识到“非遗资源”不只是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还具备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民间社会中早已开始了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赚取了钱财。并且，“非遗”具备一般资源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非遗”的不可复制性、唯一性以及稀缺性，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地方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3 创意性保护：“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完美结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非常多，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十个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戏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我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地方基于对民俗与节日的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二是对传统美术及传统技艺的保护。是否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是区别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最好办法，然而仅限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开发与利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特别是如今刚刚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发展活力十足，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给“非遗”带来了第二春，让它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即源于个体创意、技能及才能，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有能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产业，涉及的面非常广，有广告、工艺、设计、休闲软件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其核心要素是人的创造力，即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对创造力的理解以及创新一个新事物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意，不能抄袭，必须是原创的、有价值的。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对彼此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二者相辅相成，为彼此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首先是“非遗”。“非遗”走进社会和大众生活的有效途径，主要在于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难点主要用于“非遗”很难走进人们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其可有可无，导致活态传承不能很好地进行。然而“非遗”的文化魅力被河南平顶山的少林寺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让“非遗”走向大众生活，不再无路可走，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新世界的一扇大门。

其次是文化创意产业。“非遗”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得到了丰富。在我国河南流传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员。被国内的影视公司加以改编拍成电视剧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也给该影视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碰撞产生的结果，也是两者相结合、开发利用彼此资源的成功典型案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这是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

笔者认为，在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这三个保护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保护模式，即创意性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这一基础上，可以通过创意把“非遗”融入如今的社会生活。创意性保护的宗旨是以创意为手段，激活“非遗”的生命力，这是整个“非遗”保护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新产物。创意性保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改良型，即适应大众的审美习惯及趋势；二是创造型，令“非遗”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原创创意的这个大前提下，创造全新的文化产品；三是融入型，即经过设计等途径，把“非遗”的关键特点与现今社会中的产品结合起来，如服装设计等。

4 结语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产业追求的是利润，是如何使效益最大化，如果“非遗”过度的商业化，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时代对“非遗”保护的监测评估体系，同时设立“文化预警”机制，即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与利用之前，相关的部门要先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防出现过度或者破男缘目发，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使“非遗”受到较小的破坏，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对文化创意产业时代“非遗”保护的新模式作出了一定探讨与分析，但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探索这个新模式，希望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久玲，林宪生.“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接模式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

[2] 田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5（04）.

[3] 陈思琦.非遗文化衍生产品开发策略研究[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