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范畴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篇2

[关键词]经济学国际金融危机挑战

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时代。但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不能有效地为现实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服务。从人类思想发展的根基讲，当代人更应该看到的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尽快复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更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挑战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研究

需要有前题假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于学理不通的，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缺憾。由于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因而，作为经济学研究假设前提的经济人，不能只表示个体经济人，还必须有对社会经济人的假设抽象。缺失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研究只能从社会经济中的个体出发分析和探讨人类的经济行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仍只是局限于解释经济个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没有能够体现出更高层次上的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思和自觉维护。在这种状态下，已经进入21世纪的现代经济学主要的宏观经济理论，不仅是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其提出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基本上不能被政府接受为宏观调控的指导理论。因此，自觉地深化对于经济人假设研究，增加社会经济人假设，必将成为推动21世纪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制高点。作为现代经济学宏观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认识前提假设，不同于个体经济人的社会经济人至少应具有十大理性基点：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保持经济结构平衡、保护经济发展活力、保障收入分配公平、严密控制货币管理、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全面实施社会救助、坚决落实天赋人权。为此，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对于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缺失社会性的问题，从今往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从实际出发，及时并积极地弥补这一缺憾。

篇3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4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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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篇6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碳交易；自主体

在2015年的中美两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17年将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碳交易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两个显著特性。(1)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内生不确定性、企业对政策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多种不确定的交叉组合。(2)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结构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即宏观产业结构在影响微观企业的同时也会因企业经济行为反馈而进行相应调整。能否有效刻画这两个特性，是开展碳交易相关研究的前提。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已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而演化经济学正契合了这种需求。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以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以动态的、发展的、非均衡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1]。为此，将碳交易问题置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耦合的动态演化模型来分析相关的交易机制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价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经济学基础

根据碳交易定义，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而购得碳减排额度，所购得额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给定的碳配额限制，而当合同买方不能履行其配额限制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2]。在碳交易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层面的合同交易主体，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观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者和管理者，主要负责碳配额配给和过程监管。目前在我国试点的多个省市自治区碳市场中，具有较高排放水平的电力、热力、化工、石化、纺织、造纸、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都已被纳入到碳交易范畴。就现有试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要想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仍需系统地考虑一系列问题。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美国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个体的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是指自主体（agent）能够与其所处环境以及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并通过交互来“学习”和“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这里的自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并能与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的主体，自主体具有目标导向性，并能通过记忆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微观层面的自主体是系统演化的核心。这些自主体能自主决策，通过改变自生的行为来适应系统的状态变化。随着微观自主体的行为变化，系统的状态也将发生改变，而最终体现为微观自主体行为的涌现。显然，在碳交易市场，微观企业自主体是系统核心，当外部碳市场发生变化时，包括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企业主体将通过改变自生技术(如创新)、交易行为等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场的运行，结果表现为宏观产业结构的演化，即微观企业行为在宏观层面的涌现。除了企业自主体之外，政府作为配额分配和交易机制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其行为也会影响微观企业和市场的运行，也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体行为分析

对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剖析，可以从该系统的核心自主体开始。一般而言，这些自主体具备如表1所示的4个属性[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有区域碳市场试点还是未来全国统一碳市场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将政府自主体的行为设定为外生给定，那么企业自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与产业部门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将成为关键。结合表1的自主体属性，为适应市场运行的状态变化，碳市场中的微观企业自主体往往表现出三个显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场中，企业对于是否交易、交易数量等交易行为具有决定权。为此，它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产和交易决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调整生产规模。在碳市场下，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获取这一权利必将会增加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为避免亏损，企业将所增加的成本转嫁至销售产品的价格当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市场份额也将发生变化。可见，在碳市场下，企业需要合理调整其生产规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升与市场份额的下降。(2)确定交易数量。当企业所分配份额与其实际排放不相等时，企业可以决定自行减排还是配额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这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减排能力。通常的决策是，当企业自行减排成本高于市场交易价格，企业倾于向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反之，则倾向于自行减排。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减排成本可能会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而呈现出非线性上升，这就要求企业对自身的减排能力进行正确评估。第二，异质性，即碳市场中的不同企业在生产和交易决策方面具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所被赋予的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续演化的不一致性。资源禀赋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差异。其中，反映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知识资本投资和积累是研究异质性企业主体演化过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见微观企业子主题体的第三个显著特性）。一般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识资本投资和累积的企业往往更偏好于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来缓解减排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间的异质性格局。在竞争性的碳交易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较好的竞争优势地位，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易于被市场淘汰。第三，创新性。为了在竞争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异质性企业往往会在碳减排的研发创新领域进行研发投资，即创新。然而，创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创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减排；创新减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创新过程而言，异质性企业具有不同的关注点。例如，是选择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创新，是选择渐进创新、激进创新还是完全关注模仿等。在此基础上，大量异质性企业的微观创新结果可能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特定的涌现现象。对于这种涌现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体建模一个难点。

3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关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谓自顶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宏观的高层出发，通过构建宏观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分析宏观政策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郑玉歆，樊明太（1999）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构建的PRCGEM模型[4]。与自顶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通过描述参与交易企业的主体特征及其间的交互，分析企业的经济和减排行为.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基于自主体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潜挺（2012）等构建的基于自主体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可以看出，碳市场中的企业具有微观主体特征，它能根据经济环境和自身减排能力做出自主决策，适用于ABM建模方法。遗憾的是，虽然该方法在描述微观企业主体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其在刻画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关系及产业结构演变等宏观问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个解决办法是将微观企业行为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模型相融合。这里引入了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为分析宏观经济各部门及产业结构内在联系的重要工具，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这些部门及产业间相关指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传统额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一样，IOM只能反映宏观产业或部门间的联系，而无法刻画微观主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将ABM与IOM相结合，既可以弥补两种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发挥两者优势。图1是ABM与IOM相结合的融合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观企业技术进步（创新）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观企业创新在总体上改变了宏观IO结构；另一方面，IO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观企业行为。具体来讲，对于一个宏观经济系统，所有产业部门均有大量微观企业构成。将每个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企业在其投入产出方面的变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创新能力下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后的微观投入产出结构必反馈回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微观与宏观交互的闭合经济回路，并充分展现了其演化经济特性。就碳交易过程而言，图2是多主体交易的碳市场定价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价格零为出发点，开始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的企业碳排放量，通过比较当前碳排放与碳配额的大小来调整碳交易价格，如果当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额，则表示碳价格过低，需要增加调整（增加）初始碳价格，直至当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额，此时，达到均衡碳交易价格。

4结语

基于演化经济学框架，研究通过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及，从微观的主体行为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创新型为出发点，以企业自主体的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采用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部门联动的动态演化机制，最终构建了一个含碳定价机制的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为进一步开展碳交易模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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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晚近宏观经济形势特点。或可在“中国式退出”命题下观察讨论。去年上半年货币信贷以30％上下罕见增速扩张，一方面较快扭转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势头，创造总需求v型回升局面：另一方面引入通胀预期和压力，并派生资产价格飙升和虚高问题。针对经济过度扩张新风险，宏调政策虽保留“积极”、“宽松”方针表述，然而实际操作自去年夏秋以来已逐步反向调整。随着收紧措施加大力度，宏观经济从今年年初增速高点快速回落到目前相对走弱状态。

多样化调控

最新一轮紧缩措施，仍延续一段时期以来宏调工具多样化特点，较多采用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措施。货币政策方面，存贷款利率水平至今维持不变，然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于今年1～5月经历3次上调，从15.5％提升到17％。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从去年夏季开始转而增加央票发行数量，今年回收流动性力度更为加大，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间央票余额增加5000多亿元。

信贷收紧措施发挥更为活跃作用。去年夏季开始银行监管部门出台多种措施限制贷款发放速度，8月甚至出台修改银行资本金定义方式征求意见稿，试图通过降低次级债计入银行资本金比例方式辅助实现收缩信贷等政策目的。与2009年政策文件规定信贷“下限”目标不同，2010年初有关部门规定新增贷款7.5万亿元控制“上限”目标，一开始就对新年信贷扩张采取强势限制立场。

整治地方投融资平台是近来“中国式退出”的关键措施。2009年初有关部门放宽对地方政府负债监管和限制标准，通过窗口指导鼓励为地方放贷融资，为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对象的投资项目提供条件。政策放宽加上地方需求旺盛，推动地方负债规模快速扩大，据报道各类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2009年增长70％以上，相当于当年新增贷款三成以上，年底负债余额达到7万多亿元。估计2010年一季度地方负债增长额仍占新增贷款四成以上。

从去年年中城投债审批速度显著放缓开始，近来有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严控地方投资平台负债增长，包括叫停“搭桥贷款”这个被业内称作2009年“银十条”文件“含金量”最高的融资工具。上个月国务院19号文件，要求抓紧清理核实并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理，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行为。

面对通胀预期明显呈现形势，决策层从2009年8月下旬进一步强调治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有关部门指认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业、大豆压榨、大型锻造等部门存在或潜在产能过剩，并对这些部门新上投资项目提出限制甚或禁止的管制方针。观察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操作方式，在治理产能过剩多重政策功能中，紧缩投资和抑制过度扩张具有重要地位。

新一轮收紧操作再次显示我国转型时期资本市场IPO具有的宏调功能。针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走低形势，有关部门从2008年9月停止IPOs。随着2009年经济快速回升，上证A-股指数从2008年10月1816点上升到2009年6月3123点，7月一度突破3500点。有关部门加快重启IPO进程，桂林三金6月底上市标志IPO正式重启。此后到2010年4月间，IPO融资超过7000亿元，是历史上9个月融资规模最大时期之一。V型回升

房地产政策u型转变构成这次“中国式退出”又一显著特色。2009年5月政府出台有关政策，把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从35％下调到20％，说明当时关于经济回升不稳和房市回升乏力判断对宏观决策思路仍有较大影响。然而房市随后急速升温，房价快速飙升并出现泡沫迹象。在股市强势增长受IPO政策干预和大小非减持自发调节双重遏制后，货币超常扩张释出的过量流动性大规模“转战”房地产，使房市成为受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较大影响的“重灾区”。

房市始料未及逆转迫使有关政策急促调整。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国务院接二连三出台被业内称作“国四条”、“国十一条”和“新国十条”房市紧缩政策，频率之高和节奏之快堪称罕见。具体措施包括针对购房套数实行首付和利率差别更大的房贷政策，针对是否具有特定城市居民身份实行差别房贷政策，还包括加快物业税、房产税试点，加强对土地闲置和捂盘惜售监管力度等，调控范围和严厉尺度也超乎寻常。

如同刺激政策快速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紧缩措施对控制货币信贷和经济过度扩张也收效很快。2008年底到2009年底广义货币和信贷同比增长率提升15～17个百分点，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实施紧缩政策后，货币信贷同比增长率过去半年间下跌8～10个百分点。货币信贷回落速度与此前上升速度一样，都是过去十几年所仅见。

货币信贷收缩促使实体经济增速回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11.9％，4月下旬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朗润预测”值为10.5％，由此测算2季度GDP环比增长率将回落到5.5％上下。考虑4～5月一些经济指标增速回调幅度大于此前预期，二季度实际同比增长率可能会低于两个多月前预测共识，不排除环比增速或可降到4％～5％甚至更低水平。

另外今年5月份钢产量、发电量、工业增长值、投资、零售等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关键指标增速也分别由去年下半年高位下降3／2到1／3不等。股票市场去年7月开始振荡下调，房地产经过经历多重调控也在过去几个月开始出现振荡下调局面。

紧缩过度?

目前宏调措施是否紧缩过度?紧缩过度是否会导致人为二次探底?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学界正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确有一些偏于紧缩表现，对此在政策层面需要给以足够重视；不过只要宏观政策能够顺势而为，基本面健好的中国经济应能承受“中国式退出”带来的冲击。不至于出现严重衰退或二次探底。依据目前形势推测，如果二季度数据进一步证实宏观偏弱走势，可能会促使决策部门放松紧缩力度，避免经济增长面临进一步失速风险。

超越短期对策分析视角，把晚近经验置于较为长期宏观经济演变和政策实践背景下思考，对改进完善我国未来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具有启示意义。最新实践显示货币扩张对于提振总需求的特殊作用。也体现出货币过度扩张的后续消极影响，再次提示货币信贷在现代市场经济总需求管理中具有的中心地位。去年因为受到“百年不遇危机”判断和语

境影响，在采用超强措施刺激经济时对货币过度扩张调节有所滞后，为我们认识货币信贷与总需求关系提供了新经验。

最新实践再次提示改进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世纪宏调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宏调政策工具过于多样化问题。集中表现为利率等价格手段运用相对呆滞，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工具承担较多调控功能。这一架构虽能在政策选择空间方面为调控部门提供相机抉择灵活性和便利性，然而也越来越显示出“干预微观。政出多门，难以有序微调，难以评估效果”等多方面问题。目前总需求管理面临政策叠加效应和两难选择困扰，与宏调工具多样化内在问题存在深层联系。

特定时期宏观政策内容选择属于总需求管理范畴下短期问题；然而利用何种机制、采用什么工具调节总需求，则涉及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范围，属于长期体制安排问题。需要在系统总结新世纪宏观调控经验基础上，通过系统配套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应大国快速追赶要求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一是深化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让汇率更好地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相对价格功能，并使宏观政策选择摆脱“车马效应”羁绊。二是加快改革利率形成机制，让利率更好地发挥调节货币和总需求的基本功能。三是提升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好实现平滑总需求和币值稳定目标，为经济追赶提供相对稳定的货币与宏观环境。

声音

刘福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剧院长

中国的经济不要总是拿通胀通缩说事。必须从发展看运行，考察主要矛盾转化的状态，是正转还是逆转。转化的趋势为形势定性。这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已经改变了70％以上中国劳动者的分工角色，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严重阻碍人们社会身份的转变，按权力和身份分配还大于按要素分配，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只完成了35％左右。在这个背景下，GDP的增长片面依赖投资和外需。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迫使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去年、今年和明年中国的经济处于这种转变的酝酿阶段。运行状态还是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GDP维持在10％左右，物价在3到5个百分点左右波动，虽然运行质量不高，也谈不上什么胀和缩。实质性变化估计在真正开始分配机制改革的2012年。

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今年年中以来，欧美经济增长逐渐减速，各国政府采取增收减支措施正在促使减速中的经济走向二次衰退，甚至可能演变为西方进入工业化以来第三次大萧条!中国应利用这次机会加快体制和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为第二个30年持续较快增长创建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市场条件。世界经济第一次大萧条引发了第一次新技术产业革命，成就了强大的英国：第二次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新技术革命，成就了强大的美国；第三次大萧条将引发第三次新技术产业革命，预计可能成就强大的中国!世界在新一轮经济长波到来之前，有可能也有必要经受一次较为痛苦且时间较长的制度和结构调整。

声音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从趋势看，未来国际资本流入很可能继续呈现上扬趋势。那么，在汇率被动升值、利率工具难以使用的条件下，中央会面临较大的冲销压力，并给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带来压力。因此，在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格局下，中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选择都难以抉择，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人民币弹性汇率、并及时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必要性也不断强化。通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拓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当说是平衡外部增长的重要策略。

篇8

产业经济，也许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浏览报刊时，连概念都未来得及形成便一扫而过的词眼，但对于每位产经人，却永远有一种温暖的亲切感和充足的幸福感。我与产业经济的结缘实属偶然，如今要用文字去一一述说它的内涵，有兴奋，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宏观与微观中，发现产经的意义

谈到经济学，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门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何为产业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什么是产业。产业即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总之，它概括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活动。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对于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命题，或许我可以随手翻开《现代产业经济研究》，指着一段加引号的表述完整严密几经修改完善的定义向你逐字解释，这样的方式严谨省事，却毫无意义。产业经济千姿百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我而言，它是经济学研究中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观经济领域。

首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来感受微经、宏经、产经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每天所进行的个人消费，所购买产品的价格波动，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即社会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国民经济增长，政府利税调整，通货膨胀及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涉及到国民经济宏观现象的问题，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厂商和消费者个体的关系，而宏观分析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出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如一些生产、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经济组织集团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这些经济组织集团本身的演进发展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等经济现象，对这些经济现象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就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可以发现，产业经济学既与宏经、微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这也是产业经济学之所以被既注重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同时又需要关注民生的政府所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理论和实践中，体味产经的丰富

我一直很喜欢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概括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特色。试想在上午的反垄断经济学课上，刚刚讨论过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中午关注新闻时，就看到发改委对于电信和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便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的影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学习产业经济学乐趣无穷的过程。

产业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区分于其他商科专业如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体现。经济学更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等，而金融学相对而言偏向实务，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产业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我们相继学习了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无论是研究企业行为、政府政策还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又是产业经济的整体研究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大三的我回顾这一两年来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产业经济这样一个原本迷糊的学术名词在我脑海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兴趣和梦想中，确定产经人的未来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词能否引发你们对于就业的一点联想。除少数潜心学术的同学会选择做研究这条出路，大多数人是需要走上社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的。产业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学科设置的初衷便是培养学生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合格的专业工作人才，因此，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产经人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产业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令人心动的就业去向。毕业生可以去政府部门，分析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竞争等方面政策，这是中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的“抓手”；可以到银行工作，做信贷审核员，根据行业发展背景和企业组织、经营、竞争的知识，对信贷投放进行分析判断，做好信贷审核工作，这是银行最基础的工作，是行长必备的素质；可以到证券和基金公司工作，从事投资策略分析、行业研究甚至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内容是对行业变化、企业经营进行深入研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咨询，这是当今经济学专业最有“钱途”的工作；可以到各行业的公司工作，一般进入公司战略发展部，尤其是大公司，主要内容是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竞争状况和发展挑战与机遇，企业组织、经营和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变革等，是未来成为cEO的基础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自己投资，例如与他人合伙创业、合伙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加入私募基金公司等。

篇9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篇10

7月19日，国家统计局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各项数据。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2%，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4.4%；对外贸易上半年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5467亿美元，增长27.6%，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1亿美元；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044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

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出来后，引起国内一片争议：一是经济增长是否全面过热？二是通胀压力是否到了难以抑制的程度？

下半年经济可能依然“高热”

上半年滚烫的经济数据出笼之后，宏观调控自然而然地成为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不少学者认为，行政性手段仍将成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主导。因此，7月25日国家发改委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会便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发改委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担忧。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称，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下半年，发改委将继续稳定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发展。

不过,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认为，判断是否过热，应当看经济增长是否引起经济体的摩擦；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需要从中国本身经济特点来考虑。目前从中国整体经济层面上来看，人口过剩、就业不足、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流通性方面也存在过剩现象，因此不能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局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而促成的投资过热，是没有办法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的，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实际上作用都不大，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这显然远远在发改委的能力之外。

7月29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行的中国经济观察第十次报告会上，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表示，今年第二季度尤其6月份的实际生产水平增长率远超过了潜在生产能力可想象的增长率，“即使现在没有过热，但按目前的增长势头，过热很快就会发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同一个报告会上表示，外汇储备的大幅积累，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投机资金进入中国之后，不满足于银行存款利息，而想方设法找其他高回报的出路，如投机房地产、股市等，因此，当前出现的资产泡沫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研究中心教授卢锋指出，“宏观经济学者们普遍调高了对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对CCER等13家中外研究机构的预测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朗润预测”显示，相比去年同期，2007年三季度GDP将增长11.8%，CPI上涨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2%，进出口分别增长18.2%和25.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将上调至3.5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达到7.47%。而此前，“朗润预测”对二季度GDP增长率的估计为10.7%，CPI增长率为3.0%，相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实际数据，预测值明显要低得多。无疑，这对宏观经济分析者们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产生了不小影响。

宋国青认为，6月公布的城镇固定投资增长率为28.5%，这本身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而且2006年6月投资基数很高，28.5%的增幅是在此基础上的增长，是“在房顶上跳高”。因此，投资增速过快问题依然严峻，加上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消费也强劲扩张，总需求和价格所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积累。

抛开政府与学界的判断，仅从市场两个微观方面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高烧”的迹象也已经很明显：

地产方面，普华永道《中国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显示，上半年，尽管国家出台各种冷却政策，各路资金却争相涌入房地产行业，并购金额从去年同期11亿美元猛增到33亿美元，并购数由41起暴增到74起，成各行业并购增幅第一。除并购交易数和交易金额两者增幅均列各行业第一外，并购交易数居各行业第二仅次于制造业行业，并购金额居行业第三，次于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对此，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融资与并购咨询部合伙人黄耀和分析，各路资金之所以加速涌入中国，是因全球房地产业政策均趋紧，他们期望赶在中国出台更严格政策前进入房地产行业。

能源方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7月24日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结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71.75%上升到2006年的74.89%，2007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又分别提高到75.12%和76.05%。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逾1.5兆千瓦时，同期全国工业用电量则超过1.15兆千瓦时。上半年，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四大行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已成为带动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

对此，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撰写的题为《下半年应继续采取稳中偏紧的宏观政策》的报告建议，针对当前实际利率为负、名义利率持续偏低，资产价格大涨，投资及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偏快的情况，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即采取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可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来收缩货币供给量；其二，应重点运用利率政策，抑制投资及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报告认为可继续采取多次、小幅提高利率的措施，抑制货币需求的过快增长。报告还认为，货币政策应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和股价纳入重点考察和调控范畴，以及早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导致的金融和经济风险。

通货膨胀悄然而至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日前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做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期。他认为，从全面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良好发展态势。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物价在政府可控范围之内，中国不存在恶性通胀的基础。

另一位统计局官员也对此进行了呼应。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日前表示：供求关系决定至少今年中国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姚景源的理由是，今年上半年CPI的确是这两年多来的最高点，但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不是全面的物价上涨，不应该看作通货膨胀。姚景源进一步解释，判断是否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而从所监测的八百多种商品来看，基本都处于供大于求或者供求平衡，消费品中基本没有短缺产品，所以，供求关系决定至少今年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另外，通货膨胀还表现为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相信央行也完全有能力控制这一点，避免出现通货膨胀。

听着统计局官员的“安民告示”，再从民生的角度来观察，看看周边的物价形势，蛋、肉、方便面、豆制品……一轮一轮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物价形势与“安民告示”的内容对上号。是统计局的官员在糊弄人，还是真的没有通胀压力？业内的分析师认为，官方部门对通胀的判断很可能存在误导。

首先看所谓“结构性上涨”。现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结构性问题”成了一种时髦的托辞，投资与消费存在结构问题，对内经济与对外经济也存在结构问题，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也算是结构问题。但值得一问的是，在宏观经济中有多少问题不是结构性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不是结构性问题的全面通胀？很难。换句话说，结构性问题不是否认全面过热或全面通胀的挡箭牌。

其次看国内物价指数的合理性。统计局说通胀压力不大，是因为CPI还不是高得不可接受。但问题是，如果CPI的统计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个重要的信号是否准确？拿身边的价格变化与CPI比，真实的感受与官方数据的差别极大：房价在上半年仍在疯涨，粮价上涨6.4%，蛋上涨27.9%，肉禽及其制品上涨20.7%。国家统计局八百多种商品的统计篮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商品，是不是有代表性？一个朴素的道理是，当前中国如果不把房价上涨因素纳入到物价统计中，这个指数的可靠性和代表性就应该被大大质疑。以购房为例，按现行的统计口径，购房属于投资行为，不属于消费。但当许多人为了仅有的一套房而节衣缩食，消费习惯大受影响的时候，这种统计口径能反映现实吗？难怪有人表示，中国的CPI指数是农业时代的产物。

一些学者的判断也与官方相左。宋国青断言，今年总需求和物价加速增长的幅度，与2003年～2004年情况相似，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为3.9%~4.0%，甚至可能到4.2%以上。”在宋国青看来，总需求正在加速，最为直接和有力的证据来自工业增加值。事实上，这是1995年以来最强劲的生产增长。经过季节调整之后，6月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3.3%。这是个令人惊讶的高增长。要知道，过去十年来，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工业增加值月均只有1.3%，远远低于3.3%的水平。更为直观的是，3.3%的月环比增长率折年率为47.6%，也就是说，按照这个速度，一年之后工业增加值将增长47.6%。“这是不可能持续的。”他认为，当前充裕的流动性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高盛中国经济学家梁红称，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使用M3（广义货币供应M2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中非客户保证金部分，以及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作为衡量货币扩张速度的指标更为合适。当前，以M3增长率指标来衡量的货币扩张速度已接近2003年中期的最高水平，并且可能还在上升。宋国青认为，“如果能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其增长率，避免单月通货膨胀率超过5%还是可能的。再拖几个月就不好办了”，“如果都认为总需求过度，那这一波通胀率增长最高到5%；如果都认为没有问题，那我敢说会到6%。”

篇11

虽然上半年经济增长超乎预料，但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是正常的。虽然物价有所增长，但目前的经济是在消费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增长的最快时期，是有需求的经济增长。是否通货膨胀还要看发展，仅看目前的情况不能说通胀已经接近。

压力减小

谢伏瞻认为，判断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最关键的因素是看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供求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总的供给不够，总需求过旺；是不是有钱买不到东西了，天天物价总水平都在涨。现在不是这样，除了猪肉、鸡蛋的价格在涨以外，居民的基本生活物品当中，还有很多是在降。例如，大商场里服装经常是跳水、打折。还有，汽车的价格也是在下降。再比如说通讯，接听电话不用付费了，这都表明支出是在下降的。所以应该说，目前的物价上涨不会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和谢的说法相似，国家发改委官员在国务院新闻会上也公开否认了宏观经济有明显过热趋势。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速达到11.9％，但是未来经济过热压力却在减小。”这位官员称。

过热苗头

尽管官方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是正常的态势，但已经有过热苗头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从央行加息和国务院减免利息税两条消息在同一天，完全可以看出政府对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担忧。

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的话说，国民经济再次呈现增长“偏快”的趋势，宏观经济运行再次面临由“偏快”向“全面过热”转化的风险。

在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又出现通胀压力有所加大、资产泡沫由房市向股市蔓延等新问题。

面对“偏快”的宏观形势，央行采取了今年第三次加息的措施，同时国务院决定减征利息税，但是物价上涨的问题仍然值得重视。

有专家表示，核心CPI已经存在趋势性上升的迹象和条件，从明年及以后看，核心CPI上涨有可能主导整个CPI上升。中信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诸建芳提高了CPI预测数值，由原来的2.7％～3.0％提高到3.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建芳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从“低烧高热”的状态走向“高烧高热”的危险系数正日益增强。

核心CPI抬头

从迹象来看，核心CPI抬头上升的态势表现在多方面。

家庭设备和医疗保健类价格已经由过去几年的持续下降转为小幅上涨，衣着和交通通信类价格下跌幅度不断收敛，已处于由负变正的边界。

衣着类CPI在持续近100个月的同比下跌之后，于2006年11月首次同比上升0.1％。交通和通信类的价格指数与衣着类如出一辙。受原材料(如铜和钢铁)价格上涨的冲击，家庭设备用品的价格也在反弹的轨道上爬行，而且同比上涨有加速的趋势。

医疗保健类和烟酒类CPI走势在2004年二季度之后则与家庭设备用品大同小异。居住类CPI的同比增幅略有回落，但仍然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而且水、电、燃气、房租、建筑材料等要素价格上涨发生传导效应，居住类CPI的增幅同样也会上升。

从条件来看，目前已经具备核心CPI趋势性上升的环境条件。迅速增强的消费支出、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胀预期逐步提升，这三个因素将成为核心CPI上涨的支撑力量。

偏快主因

在CPI上涨的同时，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态势。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偏快”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认为，在持续紧缩的宏观背景下，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经济运行出现反复性“偏快”的根本症结在于持续性流动性过剩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扩张，这两股强大力量的结合给宏观调控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突出是造成经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难以缓解并不断累积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表示。

尽管已经加息和减税了，但很难改变经济高增长趋势。这从前几次加息的效果可以看出端倪。

在经济进入本轮上升周期以来，2004年至今，央行总共实施了6次加息，其中，2004年1次，2006年2次，而今年是央行加息最频繁的一年，至今已有3次。

加息的步伐与本轮经济反复出现三次“偏快”相一致，即2004年上半年、2006年上半年及今年上半年再次增长偏快，但经济运行中原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又开始显现，调控效果也低于预期。

此轮经济之所以反复偏快，且调控效果难尽如人意，其原因在于“三过”等经济失衡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过快增长，引起国内产能大幅增加，并推动外贸出口快速增长，而出口快速增长又造成顺差过大，并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同时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引发国外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和贸易顺差则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导致国内资本市场迅速膨胀，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并相互传导。不断加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是造成“三过问题”的主要原因。

国际经验表明，高增长低通胀格局下往往伴随着虚拟经济的繁荣，而虚拟经济繁荣恰恰弱化了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时货币政策往往只关注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忽略了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这方面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在当前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又伴随虚拟经济持续繁荣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股票价格波动纳入重点考察和调控范畴，以及提早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导致的金融和经济风险。

政策建议

发改委的专家建议，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有效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未来一段时间，应采取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重点运用利率政策，抑制投资及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同时，要把节能降耗作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在适当时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发展。

总体来看，过去几年中，受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利率平价因素制约，央行利率工具的调控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美元尚未转入降息周期，因此，央行利用利率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明显提高。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如果考虑到未来一个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预期后续调控措施仍将陆续推出。在中长期内，汇率的升值步伐可能逐步加快。在短期内，加息、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可能陆续推出；收紧信贷和土地供应，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围绕节能减排等目标进行的市场准入控制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就资产市场重估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驱动因素是贸易顺差和银行体系的主动信贷创造。调控措施的陆续推出对市场的影响将是短期的，不影响市场继续重估的基本方向。

篇12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公司资本结构 房地产公司

一、引言

公司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各种资本，包括长期债务、普通股、优先股及留存收益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狭义的资本结构即长期的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对于降低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1952 年，美国财务学家 David Durand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召开的“公司理财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名为《企业债务和股东权益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拉开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序幕。在随后的 50 多年中，以著名的 MM理论为代表，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资本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公司理财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对于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十分活跃，但是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探索较为局限。国内对于中国的资本结构研究也不甚完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我国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余地。我国的公司也不仅仅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新的形势使我国的公司面临着资本结构选择和优化的新问题，也使得当前对资本结构进行新的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成为一种必要。研究对于了解我国公司当前资本结构选择状况以及改善不合理资本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Marsh（1982）以 1959 到 1974 年间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英国企业为样本，采用 Logit 和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受到市场状况和历史股价的严重影响，看起来公司在做财务决策时脑海里有目标的债务比率，且企业的目标债务比率与公司规模、破产风险和资产构成具有函数关系。Bradley等（1984）建立了一个综合现代权衡理论的最优资本结构模型，并通过对 25 个行业 821 家企业和 21 个行业 655 家非管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考虑了使用行业虚拟变量和不使用行业虚拟变量两种情况，证明行业因素对公司杠杆具有显著影响，公司盈利的变化性、广告研究开发费用与企业 杠杆显著负相关，而非债务税盾与企业杠杆显著正相关。 Titman &Wessels（1988）采用因子分析模型，使用 1974 到 1982 年间 469 家公司的数据检验了 8 个属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公司独特性、公司规模、盈利性与杠杆负相关，强调了交易成本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没有提供非债务税盾、收入变异性、资产担保价值或成长性对于负债比率影响的实践支持。Harris &Raviv（1991） 通过总结相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后得出固定资产、非债务税盾、投资机会、公司规模与负债比率正相关，公司变异性、广告费用、破产可能性、产品特殊性与负债比率负相关。Rajan & Zingales（1995）采用 1987 到 1991年间 G7 国家的数据做出对资本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G7 国家公司杠杆率比之前设想的更为相似；同时他们通过四个解释变量分析 G7 国家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得到结论：有形资产比率与杠杆比率正相关，投资机会与杠杆比率负相关，除少数国家外，公司规模与杠杆比率正相关，盈利能力与杠杆比率负相关。Booth 等（2001）对 10 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用静态权衡理论、融资顺序理论和理论框架解释资本结构差异，发现国家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与平均税率、商业风险、资产有形性、公司规模等财务变量一样重要。

（二）国内文献 陆正飞和辛宇（1998）选取了机械及运输设备业 35 家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但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陈维云和张宗益（2002）发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成长能力正相关，与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资产运营能力负相关。肖作平（2004）采用 1995 到 2001 年间 239 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计量方法，得出有形资产比率、企业规模、产品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现金流量与杠杆负相关。

通过回顾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主流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虑公司特征、行业等因素，对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专门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比较罕见。尤其是以我国的公司为对象的研究，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缺失，而一些学者又曾经在其文献中证实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性。促使笔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为了排除行业因素的影响，研究只从房地产公司获得了相关数据；选取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于该行业的公司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房地产公司在变化的宏观经济状况下选择优化资本结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传统资本结构理论。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由 David Durand（1952）总结提出，主要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保持不变且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公司可以通过使用债务融资降低平均资本成本，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为 100%的负债。净营业收入理论认为，虽然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但当债务融资的比例上升时，权益成本会随之上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将维持不变，而不会因为负债率提高而降低；因此公司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而传统理论采取了折中的观点，认为尽管权益成本随着财务杠杆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在一定的程度内不会抵消债务融资带来的好处。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因此公司的价值先增加后减少。在一定的债务融资水平上公司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价值最大化。（2）现代资本结构理论。MM 理论，Modigliani 和 Miller 1958 年出版的杰出文献标志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开端（Harris & Raviv， 1991）。最初的 MM 理论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 于 1958 年 6 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构成。该理论认为，在不考虑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没有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有效等理想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即杠杆公司的价值与无杠杆公司的价值相等，公司价值为未来期望收益按一个合适资本化比率的贴现，与财务杠杆无关。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EBIT/K=EBIT/Ku （VL 为有杠杆公司的价值，Vu 为无杠杆公司的价值；K=Ku 为合适的资本化比率，即贴现率；EBIT 为息税前净利）。修正的 MM 理论由两位教授于 1963 年提出，该理论放宽了初始模型的假设条件，将公司所得税纳入考虑范围。他们发现，考虑公司所得税之后，由于负债利息可以抵税而产生税收利益，公司价值会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增加。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债务融资越多，税盾越大，公司价值越大。因此公司在 100%负债的情况下价值最大。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DT（D 为债务总额，T 为公司所得税率）。MM 理论进一步发展于 1977 年，Miller 进一步将个人所得税引入模型，说明由于债券持有者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这将提高其所要求的利息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抵减债务的抵税作用。Miller 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1-（1-Tc）（1-Ts）/（1-Td）]D（Tc 为公司所得税率，Ts 为股票所得税率，Td 为债券所得税率）。权衡理论，MM 理论对于债务融资只考虑到负债的税收利益。而权衡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到了负债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额外费用，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负债的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会带来两大类的成本，一是亏空破产所带来的成本，二是破产风险的增加所导致的成本等。早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而后期的权衡理论则扩大了税收利益和成本的范畴，认为税收利益除负债税收利益之外还有非负债税收利益，同时认为成本不但包括破产成本，还包括成本、非负债利益损失、财务困境成本等。后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建立在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权衡的基础之上。（3）新资本结构理论。除经典的 MM 理论以及权衡理论之外，新的资本结构理论不断涌现。Jensen & Meckling（1986）提出了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在该理论中，Jensen 和 Meckling 定义了两类冲突，即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股权成本减小而债权成本增加，因此使得总成本最小的负债水平即最优负债水平。Ross（1977）提出了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将内部信号传递给了外部投资者。Myers & Majuf（1984）进一步考察了不对称信息对于公司融资方式的影响，认为负债率上升表明公司对未来境况的预期较高，公司市场价值也会随之增加。Myers 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时一般遵循先进行内部股权融资，然后进行债务融资，最后进行外部股权融资的顺序。近年来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理论不断出现，包括控制权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以及市场相机抉择理论等。

（二）研究假设 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地产作为强周期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本结构的调整必须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在地产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

假设2：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3：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应当反映公司资本结构状况。根据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用负债-权益比来代表公司资本结构。第二，解释变量。宏观经济因素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观察其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房地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仅根据数据情况作出筛选而非随机抽样，因此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3GDP t-1 + β4K t-1 + εit

其中，i = 1， 2， 3，……37， t = 1994， 1995，1996，……2007。B/Sit 表示第 i 个公司在第 t 年的负债-权益比，α 为截距项，Pt-1 为第 t-1 年的通货膨胀率，Rt-1 为第 t-1年的实际贷款利率，GDP t-1 为第 t-1 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K t-1 为第 t-1 年的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的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查阅沪深交易所发现目前正常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共有 68 家。由于各公司的上市时间不同，所能获得的公司相关情况的年限也不同。经过筛选，去除上市时间较短以及年报中包含不正常极端值的样本，最终选择了 34 家公司从 1999 到 2012 年 14 年的年报数据作为实证分析所用数据。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采用 Eviews3.1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在估计时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 P 值为 0.000000，在整体上显著性良好。虽然模型的 R2 值仅为 0.567908，但由于该模型的截面数据量大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对于这种情况的模型来说，大于 0.5 的 R2 值已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同时除变量 K 以外，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但是，解释变量 GDP 的系数未能通过检验。将 GDP 从模型中删除，得到修正的模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4K t-1 + εit

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改进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R2 值增加，拟合度更佳；且各个变量的系数都在显著性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两次回归表明，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股票市场价值/GDP 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的正相关与前人的实践检验结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在股票市场的公开上市提高了公司的透明度，因而反而为公司的债务融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已经基本能够依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但是，模型中 GDP变量的不显著性，以及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反常的呈现正相关，也说明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不仅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更受到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及条件距离完善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十分必要。然而在根据市场变化而调整负债比率时，也应当把握好度，注意资本结构的平衡性，以免跟随有利的经济环境一味增加负债率导致破产风险增加，或者一味减少负债率导致税收利益的流失。本文达到了预想的研究目的，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数据的局限，模型所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较少，因此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考察不够全面；同时鉴于知识水平所限，构建的模型较为简单，没有控制公司自身因素，对于宏观因素的估计也较为粗略。若条件允许，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完善相关模型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男：《宏观经济因素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陈维：《对资本结构财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期。

[3]李中海：《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4]冯根福：《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学家》2009年第5期。

[5]陆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8期。

篇13

关键词：就业；启示；制度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增多。本文致力于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阐述在制度变迁的环境与背景下我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所源于的制度环境，以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借鉴作用。

一、国外对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外就业理论成果颇丰。早期文献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具有代表性的是劳动力需求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水平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理论。20世纪下半叶，发展到劳动力供给研究，代表人物为加里・贝克尔、西奥多・舒尔茨等，其中贝克尔在劳动力供给研究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为后来的劳动力供给理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可以概括为“遵循市场法则的均衡就业”理论，它以“萨伊定律”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经过利息率与工资的自动调节，最终使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萨伊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使得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形成充足的市场需求，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的就业理论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与质疑。凡勃伦和康芒斯等一批制度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古典就业理论与现实不符，即使在庇古的自由竞争框架内仍有可能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由此可以证明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很难达到充分就业的。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凯恩斯认为失业的根源在于三大心理规律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确立了国家干预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理念，使经济学及其就业理论进入到了现展的新阶段。二战以后，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上升到经济学的正统地位，菲利浦斯曲线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的重要依据。美、英等国在40年代中期就分别通过了所谓“充分就业”的立法。

20世纪6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出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并以此来否定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长期内不会存在，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就业政策。

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只注重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认为，人们的理性预期会抵消掉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使之归于无效。并再次强调市场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如何选择好适当的市场放任度和政府干预度，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是现代西方就业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做出较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把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源利用看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认为劳动力利用不足，人力资源大量闲置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困扰，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就业理论，力图排除困扰。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包括劳动力闲置标准、劳动者失业原因、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剩余劳动力迁移规律和就业政策。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古典经济学假设为前提，把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作为其理论的经验依据，把发展工业作为主要目标，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此后的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给予了补充和发展，对农业给予了必要的重视。托达罗在研究中，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以及制约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从地区与部门结构平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总结来看，对于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

二、我国相关就业理论

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我国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主要是围绕着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认为传统的就业和工资制度、非有效就业以及分割的劳动就业市场是我国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是集中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多数人赞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就业需求不足根源于内需不足，提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扩大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就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要不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基本优先目标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并不充分和统一。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对就业问题非常重视，就业被列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宏观经济反周期政策无一例外地根据就业信号做出反应。我国也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和明晰的思路及有力的支持，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唯一目标，政府常常把就业视为个人或企业等的个体行为，不重视发挥政府在解决失业中的主导作用，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手段与目标的倒置，这也是我国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一个原因。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由此可见，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制度选择。

第二，对“奥肯定律”在我国失效，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出现的非一致性如何解释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问题，目前的研究比较多。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在我国，实证数据却显示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变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非一致性，是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表现为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时期，传统就业体制积淀下来的存量矛盾的释放和对经济全球化条件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弹性下降。在我国，“奥肯定律”出现了变异。

蔡等（2004）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没有能促进就业，是因为国债投入行业的优先顺序与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恰好相反，而利率的持续下调鼓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提出要把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来治理周期性失业，从降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治理自然失业。

宏观政策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选择的结果，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政策取向在我国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会存在。制度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就业问题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全面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从我国的微观结构矛盾的特殊性，即从产业结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角度入手寻求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释。一些学者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对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的劳动就业存在着“路径依赖”与制度性就业矛盾，并从就业政策的制定、近远期目标的确立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给出解决方案等。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经济学中对就业问题虽然有大量研究，但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受非经济因素干扰最多、最不适用均衡模型的市场，一些理论尽管逻辑严密，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就业问题，至今一些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第一，新古典就业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由于劳动力是非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劳动力的流动有很大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迁移的成本、劳动者搜寻就业岗位信息的成本、劳动者技能转换的成本等；另外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雇主，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之上的充分就业理论无法成立。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它基本上不考虑解决就业的需求管理政策的长期合理性，例如在扩大政府投资中的各种不合理行为，因此不可能回答长期持续的充分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为基础，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已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相符，故也只能用来参考。

总结来看，西方主流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但在我国，由于“奥肯定律”的变异，经济增长已经不能成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必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第二，就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二者谁为主导、谁为辅助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下，尽管不能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更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就业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因为我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的力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并且无法替代。

第三，已有的就业理论较少涉及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就业问题时其制度前提是既定的，制度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中忽略制度分析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使得各国所选择的制度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制度的模仿和相互渗透也无法改变这种差异。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更是深刻而全面的，它必然成为经济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

经济制度与就业密切相关，因为经济绩效是扩大就业的基础，而经济绩效的好坏取决于经济制度安排，并通过对生产率的影响，直接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要具体分析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矛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导致的就业弹性较低的问题，对就业弹性的分析也应从制度入手。

说到底，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研究就业问题离不开对制度的分析。

参考文献：

1、蔡,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

2、李俊锋,王代敬,宋小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两者相关性的重新判定[J].中国软科学,2005(1).

3、肖机灵,徐文华,熊桂生.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制度解释及制度安排[J].当代财经,2005(6).

篇14

关键词：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流动性：流动性测度指标

JEL分类号：G10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5-0069-08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我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合格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参与者，承担着调节货币流通和货币供应量，调剂银行等市场交易机构之间货币余缺以及金融机构货币保值增值三大职能。2011年，我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累计成交109.2万亿元，为同年深交所各品种交易总额的5.7倍、上证A股市场的4.6倍、债券市场的1.6倍、上海期交所的1.3倍，交易规模遥遥领先其他金融市场。无论从成员类型、市场职能看，还是在交易规模上，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均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而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上，隔夜品种交易量占比逾七成，是我国金融机构在获取流动性时最常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国回购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中最基础的交易产品。显而易见，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乎我国金融市场能否顺畅、健康、有序发展。

然而。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快速发展，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增强，市场交易利率波动加剧，市场流动性大起大落现象频现。以2010年至2011年三季度为例，央行连续推出上调准备金率、正回购等从紧的货币政策。各项紧缩工具的运用使我国宏观货币条件逐步恢复常态，同时也对市场流动性产生直接影响。特别在存款准备金上缴日前后、每季度季末等关键时点，市场成交利率和交易量波动剧烈，多次出现隔夜回购利率飙升、中小商业银行资金筹集困难等现象(见图1)。整个市场流动性减弱、系统性风险上升。2011年四季度起，央行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市场紧张程度依旧超出市场预期，回购成交利率依旧频繁大幅波动，人行清算窗口多次开启。

有鉴于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的重要地位，如何科学度量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流动性、正确判断市场流动性现状，继而有的放矢、将市场流动性控制在合理水平，对市场监管者而言尤为重要。然而，从已有文献看，我国对流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货币层面、银行体系、股市或债市、资产组合等方面，涉及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的研究相对有限。

二、文献综述和相关概念阐述

(一)流动性相关文献综述

1、流动性定义的相关文献。

通常认为，最早的流动性描述定义由Keynes(1930)在分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时提出，即如果一种资产与另一种资产相比“更容易在短期内不受损失地变现”，则该资产比另一种资产更具有流动性。从这一描述性定义可知，早期的“流动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包含着对资产变现时间和资产变现价格的双重要求。此时，所有资产均具有流动性，货币被视为是最富有流动性的资产。继Keynes之后，Black、Amihud、Schwartz等西方学者从交易成本、等待时间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流动性给出了多种定义。近年来，流动性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宏观经济、公司金融、银行管理以及市场结构等诸多领域。

研究领域的差异，使研究者对流动性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中国人民银行撰写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流动性被划分为市场流动性和宏观流动性两个层面的概念。《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某个具体市场的流动性，就是在几乎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迅速达成交易的能力：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流动性被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银行承兑汇票、短期国债、政策性金融债、货币市场基金等其它一些高流动性资产都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而纳入不同的宏观流动性范畴。

考虑到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和货币创造方面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8)根据主体不同将流动性进一步分为市场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货币流动性三个层次；其中，后两个层次的定义关注总量变化，第一个层次(市场流动性)则强调变现能力。由于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市场本身不具备货币创造能力。只能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改变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间接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流动性属于市场流动性范畴。

2、市场流动性测度的相关文献。

流动性测度指标构建与流动性度量是市场流动性研究的一大主线。Harris(1990)明确了深度、宽度、弹性和即时性这四个当代市场微观流动性测量的主要维度。其中，宽度衡量交易价格与有效价格的偏离情况。深度为在当前价格水平下能够被交易的市场容量。弹性体现因随机冲击而发生价格偏离后价格回归有效价格的速度。即时性主要指交易完成的时间长度，体现了交易的时间成本。流动性的四维体现了在金融市场上资产变现的交易成本(宽度)和时间成本(即时性)、市场参与者交易意愿的可满足程度(深度)以及市场自我修复的能力(弹性)，较完整地诠释了市场流动性的多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