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综述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水环境治理综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 设计方案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工程概述

张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由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四个区组成,东、西、北三面环山，主城区面积46.21km2。

清水河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一条较大支流，发源于崇礼县桦皮岭南麓，于张家口市宣化县姚家房乡清水河村西南2.5km处入洋河。流域面积2380km2，河道全长109km，河道比降为4～10‰，年平均流量3.4m3/s，是一条多泥沙季节性河流。清水河自北向南横穿张家口市区，沿途汇入的主要支流有小西沟和西沙河。

二、河道工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清水河上游没有控制性工程，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市区段现状河道断面宽窄不一，下游河床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河道的行洪能力。桥梁压缩了河道断面，一些临时建筑、违章建筑侵占河道，壅高水位，加重河床淤积，影响两岸防洪安全。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严重，水质较差；河道两岸排水系统不完善，污水管网覆盖率低。干涸的河床杂草丛生，沿河垃圾等造成的环境与视觉污染影响城市形象。

三、工程规模及总体布置

1.工程等别和建筑物级别

工程等别为Ⅲ等，防洪标准（近期不降低现状河道行洪能力，约不足40年一遇；）满足上游修建水库后50年一遇，蓄水建筑物按1500m3/s标准进行设计，河道治理按2200m3/s进行复核，主城区排水管网按远期（2020年）设计，规模为20万m3/d。堤防及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设计标准3级，工程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建筑物按7度地震烈度设防。

2.工程总体布置

2.1治理理念

传统的水利工程主要为防洪、发电、航运、灌溉、输水等，传统防洪观念为控制洪水；现代水利工程主要为在满足传统水利工程功能的前提下，兼顾河流的生态、景观功能需求，现代防洪理念为洪水管理、给洪水空间、使洪水资源化[1]。

城市河流历来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蕴藏着城市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也常是现代城市体现其独特风貌和优美景观的重要载体。河道整治与城区总体规划相协调，以建设河流文化、体现人与河流、城市与河流与自然相和谐的现代水利思想原则[2~3]，营造一个水域与台地绿化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适于居民休闲、娱乐、健身，让市民在与自然的交流中得到文化的熏陶。

2.2总体布局

根据张家口市主城区段河道现状情况及城市规划，确定河道治理范围：北起小东沟（桩号1+437）南至建设桥（桩号7+791），治理河道全长6354m。

（1）河道总体布局

河道总体布局分蓄水区与非蓄水区，清水桥跌水至清河桥橡胶坝为蓄水河段，清水桥上游及清河桥下游为非蓄水河段；河道以景观分区定位为自然-城市-自然，根据张家口市的历史文脉特征，将河道分为沉砂净化区、大境门山水景观区、军事主题文化景观区、城市中心蓄水景观区、自然景观游览区5个景观区域。

河道横断面以现状挡墙为边界，以复式断面为主要设计断面形式。

（2）污水截流干管工程布局

旧城区仍维持原有合流制排水系统，顺清水河两岸（道路下）设两条截流干管，把旧城区污水截流后送往污水处理厂。污水截流主干管以汇集现有污水为基础，充分考虑城市的远期发展要求，为今后发展留有一定余地。雨水截流倍数为1.0。

（3）减淤措施

为减少蓄水河道段泥沙的淤积，依据上拦、中滞、下排的减淤设计原则，采用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的减淤措施。

工程措施： 1）在清水河上游西沟设计3座拦砂坝，坝体采取透水结构，拦截推移质。2)在大境门外，利用七里山大渠导流坝，拦截小东沟上游较大颗粒的石头。3)在大境门橡胶坝上游1500m区域内，调整河道纵坡，减小水流速度，设置泥沙落淤区域，阻拦河道推移质流向下游，减轻蓄水区淤积压力。

管理措施：汛期及时塌坝行洪，汛后及时在上游清淤。

四、工程设计

1.河道工程设计

河道纵横断面设计同时考虑行洪和蓄水两方面要求，调整河道纵坡，集中落差，分段布置橡胶坝及跌水，使每座坝前蓄水段纵坡变缓，尽量延长水面长度，河槽采用复式断面。现状河道平均纵坡为7‰～10‰，调坡设跌水后，非蓄水段8‰；蓄水段2.3～5.3‰。

非蓄水段：小东沟～红旗桥上游段，河道长1216m：主槽宽114～136m,子槽深2m，边坡1:10，底宽60～86m,断面边坡缓，便于清淤。红旗桥～清水桥、清河桥～建设桥段：河道长,2868m，主槽宽120～140m,横坡3%，子槽深2m，边坡1:3，底宽60m。断面便于固定子槽，防护面积小，两侧平台可作为公共空间。

蓄水段：清水桥～清河桥段，河道长2271m,子槽底宽40m，深1m，边坡1:10。

非蓄水段河道子槽采用0.5m厚钢丝石笼防护结构。蓄水河段河底采用采用复合土工膜防渗，膜上浇筑0.2m厚C25素混凝土；河道两侧岸墙采用L型钢筋混凝土贴坡防护结构，竖向防渗墙高度按设计蓄水位以上0.3m设计。

2.橡胶坝、跌水工程设计

橡胶坝工程主要由上游防冲段、铺盖、底板、消力池、海漫、防冲槽，泵房组成，坝高、坝长等设计指标见下表。

橡胶坝设计指标表

跌水工程主要由上游河道防护段、进口连接段、进口及消能防冲段和出口连接段组成。清水桥跌水垂直河道方向进口采用3孔布置。中孔宽60m，左、右岸边孔宽分别为36m、32.0m。

3.拦沙坝设计

在输沙量大的西沟修建3道拦沙坝，拦沙坝溢流坝段采用高镀锌石笼结构型式，上游直立，下游为阶梯式石笼砌筑，非溢流坝段结构型式为土坝。3道拦沙坝总长分别为183.6m、135m 、180m，拦沙坝拦沙库容共计约28.2万m3,拦沙量约39.48万t。

4.污水截流干管设计

根据排水总体规划，污水截流主干管以汇集现有污水为基础，充分考虑城市的远期发展要求，为今后发展留有一定余地。污水截流干管管线总长15971m，管径d500～d1350。其中桥东截流干管长7494m；桥西截流干管长8477m。道路恢复18.4万m2。截流干管采用钢筋混凝土管，橡胶圈柔性接口，管道基础采用天然土基夯实。

五、 结语

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已大量开展相关工作，且积累了成功的工程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河道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治河理念，构建良性循环的河道生态，还河流于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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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 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K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水环境治理；演化博弈；三方主体

中图分类号C931；X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017-10DOI：10.12062/cpre.20170332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1]，是农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是全国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农民健康及农村生态可持续等方面[2]。近十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环境恶化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瓶颈，其中突出表现为农村人多水缺水脏的矛盾加剧，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农村生活污染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以及工业、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3]。以2014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为例，在废水及其污染物排放指标下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中农业源排放量占比48%、氨氮排放总量中农业源排放量占比32%，可见农业源排放已从数量规模上成为我国农村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源。究其原因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没有形成农村水环境保护的共识，造成部分农村水污染控制工程“晒太阳”、农村水污染监测“盲区”等现象。如地方政府在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权衡中较多选择默许水污染行为、以获取地方经济利益和地方政府绩效最大化，且多年来将环保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忽视了农村区域，或者由于监管技术和成本的门槛造成地方政府监管乏力，当地农户为追逐短期经济收入通常选择使用可以带来高产的农药、化肥、随意处理畜禽粪便、排放生活污水，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往往选择无污染处理的“三废”排放。因此，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考虑多主体的利益驱动、决策依据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构建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共治的内生机制，是激发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关键举措。

1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水环境“边治理、边污染” 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困境问题，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做出了深刻阐释：农村水环境资源通常隶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因此决定了农户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如水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从而有了“公地悲剧”[4]，而农村水环境保护行为（如水污染治理）却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于是产生了“搭便车”问题，最终导致“囚徒困境”[5]。由此可见，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复杂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作用下的现实困境[6]，因此经典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揭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杜焱强等应用不完全信息博弈论探讨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村委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与行为关系，研究表明各方利益主体的策略、行为相互制约[7]。有鉴于此，Dungumaro[8]、Taylor[9-10]、曹海林[11]、于潇等[12]提出了要构建包括政府、市场、企业、农户、社会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新思路。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是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对现实中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的信息不完备性、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有限理性特征、个体到群体行为的作用机制复杂性等特征的解释力不足，因而基于有限理性和群体行为分析的演化博弈理论越来越多地用于揭示环境治理问题中的复杂主体交互关系和行为，并涌现了一系列最新成果。杜建国等、金帅和杜建国等、张伟等分别建立了公众参与企业环境行为、政府与社会主体环保行为、政府与企业排污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公众、企业、政府两两博弈的演化相位图和进化稳定策略[13-15]。潘峰等构建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演化稳定策略，得出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16-17]。郑君君等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环境污染引发的博弈过程及相关的利益冲突，并考虑了群体间存在信息交互时，监管部门采用舆情引导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演化特征[18]。钟锦构建了淮河流域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水污染控制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淮河流域上下游经济群体合作过程的演化稳定策略[19]；Estalaki等将环境罚函数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伊朗北部的Zarjub河的水污染负荷分配[20]。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模型简练和分析方便等原因，上述研究的演化博弈均为两方博弈，而实质上环境保护（包括水环境治理）行为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过程，仅靠两方利益主体的努力较难实现环境治理的目的。

4.1情景1：三方共同治理

由表1可知，若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即要求系统（I）的平衡点（1，1，1）是ESS，则必须满足条件〖LL〗⑤。由条件⑤中的第1个不等式we-wh-2pe+cg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渐进稳定

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上述演化博弈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分析。计算表2中7个可能趋近稳定的平衡点的特征值，并依据ESS判定规则和表3稳定条件可知此时E2和E8是系统（I）的ESS，E1、E3是鞍点，E4、E13、E14是不稳定点。这表明，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无论地方政府最初是否实施引导策略、企业是否采取净化策略，只要农户愿意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进而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阶段。

4.2情景2：三方都不治理

同理，若三方主体都不参c治理农村水环境，即要求（0，0，0）是系统（I）的ESS，则必须满足条件①。由条件①可知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罚款可依据其引导治理的成本大小决策，企业是否参与治理的决策取决于其直接排污的额外收益、排污带来的负收益、净化成本的大小，而农户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可能受到参与治理的成本、治理带来的额外收益、举报企业的奖〖LL〗励以及不治理带来的负收益等因素的影响。

分别减小条件①中第三个不等式的参数Vsh、Vwh、（1-kh）bh的取值，增加ch的取值，分别调整为0.3、0、0、6，其它参数取值同情景1，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渐进稳定演化轨迹进行数值实验分析。计算表2中7个可能趋近稳定的平衡点的特征值，并依据ESS判定规则可知此时E1（0，0，0）是系统（I）的ESS，E2、E3、E8是鞍点，E4、E13、E14是不稳定点。

这表明，只要减小农户参与治理农村水环境的收益，农户不会选择治理环境的行为方式，进而最终影响企业选择直接排污的策略、地方政府选择不引导策略，即三方从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无利可图，此时系统必定演化至糟糕状态（x0，y0，z0），造成农村水环境质量恶化的后果，进入恶性循环阶段。

4.3情景3：三方以一定概率参与治理

该情景描述的社会场景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均以一定概率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即存在（x*，y*，z*）的情形（见图1）。在该情景下系统（I）存在多种演化稳定策略，最终演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类种群的初始状态及其相互激励、约束关系。为了清晰地验证在该情景下系统参数的变化影响三类种群的策略选择演化过程，即分析模型关键参数的灵敏度，现将参数取值为：cg=2、ce=1、ch=0.5、pe=60、we=4、wh=2.5、Vwh=3、Vse=2、Vsh=1、kebe=0.4、（1-kh）bh=0.8，采用数值实验方法，通过图形直观地分析政府引导治理的成本cg，企业排污面临的罚款pe、净化奖励we、净化成本ce、排污额外收益Vse以及污染负收益kebe，农户参与治理的成本ch、政府奖励wh、举报企业排污获得的额外奖励Vwh、额外环境收益为Vsh以及不参与治理的环境负收益（1-kh）bh等参数的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图1中横坐标代表各个自变量的取值，纵坐标代表各主体的参与概率，曲线表示各主体的策略演化过程。

由图1可知，降低地方政府引导治理的成本，可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相反地，提高地方政府对企业排污的罚款，且罚款力度要大大超出企业的治理成本，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同理可知，通过增加企业净化奖励、污染负收益，减小企业净化成本、排污额外收益，可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即x1，y1）。减小农户参与治理的成本、不参与治理的环境负收益，增大农户参与治理的政府奖励、举报企业排污获得的额外奖励以及额外环境收益，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来（即z1）。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不同角色、策略和行动，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博弈主体通过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调整策略，形成的最理想策略结果是：（地方政府引导，企业净化，农户参与治理）。通过单种群的均衡点稳定性分析、三种群共同组成的系统（I）的均衡点稳定性分析以及润州区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案例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单种群的均衡点稳定性除了与自身策略的影响因素相关，还受其他两类种群的策略选择影响；

（2）在系统（I）处于良好的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企业也会积极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系统（I）处于不良的情景下，即使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积极参与治理，或农户愿意参与治理，但仍然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或系统其它参与者的响应，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一般情景下，研究各方策略的影响因素变化对演化结果的敏感度，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动方向一致，此时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依然可以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3）通^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

以上结论较好地揭示和解释了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事件持续发生、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关键就在于农户的水环境行为缺乏引导、监督和惩罚机制，造成其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收益小于不参与的收益，最终形成农户不参与治理的行为。立足于上述分析和结论，本文建议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构建地方政府、企业、农户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模式，各主体之间通过监督、激励、举报、信息传递与公开、辅助管理、服务提供等方式相互关联，通过这一机制积极促进农户参与治理农村水环境。第一，创建多方共同治理的农村水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各方主体只有在该平成各自承担的信息任务后才能获得上级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其中，地方政府负责水环境信息公开、民意调查和水污染事件通报，企业提交环评报告和用水排水数据，农户举报企业与其他农户排污行为、地方政府不作为。第二，实施以保护水资源和减量增收为重点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绿色生产为导向，转变农业种植养殖方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更好地优化水资源利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将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有机粮食价格补贴、取消被举报及被披露有水污染行为的农户种粮补贴，引导农户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切实加强农村水资源保护；落实农业取用水资源税改革，对规定限额内的农业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对取用污水处理回用水等非常规水源免征水资源税，提高农村水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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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创新，管理

Abstract: wa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depends on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Throughout the c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tu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the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is all-out efforts, but the effect is very ideal. As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requirements increasingly improve, the government in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way needs more outstan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dem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water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so has been increasing.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and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wujiang ci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environment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diversificatio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enterprise establishing the green industry chai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public green consumption market established dynamic mechanism and so on four aspect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mode wujiang.

Keywords: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课题背景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和公共性的社会资源，在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类的发展与水密不可分，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依水而生。经济社会发展和客观自然条件，决定了水资源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随着城市的发展，河流作为重要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决定着城市的生存，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但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河道，人类生产活动的不良行为和自然影响导致了水环境不断恶化，水体污染严重。许多河流受到人类的严重破坏产生了一系列的水环境问题，人类与水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人类因河流而生、因河流而繁、也因河流而亡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如何协调好城市对河流资源的利用以及对河流保护之间的关系，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使城市与河流能够和谐共生，这是城市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有效的改善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实现城市一河流和谐发展，则需要用创新的思维构建可用于指导实践治理与可持续管理的水环境治理方法。

2水环境创新管理综述

环境问题是指存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的干扰下引起环境质量下降或环境系统的结构损坏，从而对人类及其它生物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问题。环境问题是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引起的。所谓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不利的影响。在经济行为中，它既包括生产的负外部性，也包括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工矿企业的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行为，居民在使用助力车或汽车的过程中排出的尾气，都对他人和周围的环境均有负面影响。环境问题按照产生的原因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两类。其中，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环境问题称为原生环境问题，如火山喷发造成的大气污染；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称为次生环境问题。水环境问题属于环境问题中的一种。

水环境管理属于政府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强教授在《社会管理创新》讲座中谈到社会管理所讨论的社会“不是与自然界相对应的广义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更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也不是治安意义上的社会管理” 而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的、然而是基础性的领域”，社会管理是针对特殊社会领域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具有中国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特点的新型社会管理。

当今社会的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是畸形经济增长的消极结果，是过分注重以GDP增长速度为价值取向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产生畸形政绩的冲动。30多年来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国策的片面理解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一个是其他领域的弱化，比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另一个是经济建设的不良后果还要由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领域来承受，水流域的污染也逐渐出现在大众眼前，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社会管理是人类生活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如何创新的管理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是一项严峻的任务，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政府在环境管理呻的主导作用不容置疑，但是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过于依赖行政强制管理手段，也需要庞大的政府行政力量，行政成本巨大，利益“寻租”频发，环境管理效能低，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管理的要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多年来，中国试图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减缓发展对环境和生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发展压力巨大，在如何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在如何推动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中国己初步形成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二十多部环境与资源法律，100多件法规和规章，并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之前公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03年7月，为积极响应约翰内斯堡世界首脑会泌的有关决议，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目前，我国的环境管理以政府为主导，过多强化使用强制性环境管理手段，缺乏有序和健全的经济、引导、参与、激励和教育等管理手段。由于政府行政主导型的环境管理体系需要相对庞大，职业素质较高的行政管理队伍，管理手段和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地区尚不具备有效实施法律所要求的行政管理能力。比如近几年，在淮河、太湖等流域采取“会战式”的污染控制行动，主要也是动用行政系统的力量，尽管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其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社会创新管理将是今后国家管理的长期任务。我国政府对环境管理也提高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大部制改革后环境保护部的成立为环境创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令天，环境管理也需要进行变革，需要从环境管制向环境治理进行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环境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统治，基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环境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双向运动，基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互动与台作。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环境管理运行模式；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在环境管理中的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政府在环境管理中是不是存在“越位”、“缺位”，管了许多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经济与环境是备被对立了起来，企业在环境管理中被动参与；公众的作用是否得到应有的重视，游离在环境管理的主体之外，缺乏参与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对于我市，环境容量饱和，污染问题屡有存在，特别是我市水网发达，对我市的水环境创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吴江水环境的特点及现状

吴江市北临苏州，南接浙江，东靠上海，西连太湖。全市地势平坦，河网稠密，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历来因水而兴、因水而富、因水而美、因水而灵。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人的压力，环境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诸多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闷题之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水资源利用保护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不适应，水环境恶化、环境总量饱和已经成为吴江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但是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存在许多不足，不能有效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来共同治理环境，如何改进环境管理模式，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已经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创新管理，改善水环境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优化全市人居和投资环境，实现水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水环境的创新管理

吴江正处于一个发展转型的阶段，经济发展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管理也正在从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治理体制转变。环境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新的发展时期，环境管理也面临转型。但是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环境管理的文献查阅，目前环境管理大部分集中于环境管理手段的研究，如：排污收费、排污许可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等等。从政府、企业、公众多元视角来研究环境管理模式还不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重新审视现行的环境管理模式，以环境管理主体研究为切入点，应用科学发展观和新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水环境管理模式，其创新点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该从传统的政府唯一主体，向政府――企业基于参与式治理理论，提出环境管理公众多元主体进行变革：二是针对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的高成本、高对抗、低效率，从政府企业――公众多元视角，提出基于合作、共赢、高效的创新环境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4.1 以绿色科技创新推动我市水环境治理的深入发展

确立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企业是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只有通过不断进行绿色科技创新的企业才能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水环境，才是最具生命力的。要从战略上确立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绿色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绿色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要逐步使科技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治理水环境；政府要通过引导性和鼓励性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开展绿色科技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共同治理水污染。

4.2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水环境治理创新活动中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目前我国科技资源有限的的条件下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治理水环境活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绿色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是始终要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首要作用。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使绿色高新技术企业得以按照市场规律便捷地配置创新资源；通过投融资制度改革，形成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资金链。要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应用型绿色科技创新为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组织创新活动，在创新绿色产品做到一定市场规模后，再向上下游延伸，形成绿色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另外产学研结合始终围绕市场开展。以前很多研究课题是封闭循环，现在必须面向市场开放循环。必须拓展产学研合作空间，可由政府和多家大学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从而集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公共技术服务及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把绿色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绿色科技创新提速的“助推器”。

4.3 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治理水环境中的引导作用

政府要提供市场潜力支持，促进有关色科技创新治污的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以保护和规范企业的创新行为；制定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治污的具体政策措施，如加大财政绿色科技投入、实施促进创新治污的税收和金融政策、实行政府采购等；保护科技知识产权，促进科技创新治污要素的流动，调节各科技创新治污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4.4 创新环境管理的模式

首先环境管理由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以往的环境管理工作主要由环保局一个部门来进行，其他部门消极配合。要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明确了职责，使得环境管理由被动式变为主动式，由以往的“要我保护环境”，变为“我要保护环境”，真正实现了“环保部门统一监督，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其次要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末端治理不仅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且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对污染物进行全过程控制，对污染物的产生、转移、排放都进行控制。如：危险废物的管理．从原材料的进口，工艺设计，危险废物的转移，到最后的无害化处理都加强控制和管理。第三，是由污染源治理向污染预防、生态保护转变。在开发初期就对区域的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进行了规划，区域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在区域的适当地方建立了一批农业生态基地，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第四是由阶段性的推进向持续性的改进转变。环境保护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续改进的思想要深入水环境管理，每年对重要环境因素(环境问题)进行评价和更新，每年制定新的水环境目标和指标，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真正体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5 总结

本文选择了新的切入点，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探讨研究城市水环境治理运用公共政策分析，强调创新管理，对吴江“十二五”期间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措施。相信在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努力下，吴江的水将更蓝，生活将更加富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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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环境责任和问责机制研究

方世南认为，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强化环境责任，发挥主导性作用，实施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政府环境责任意识缺失或不强，将直接影响到旨在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的科学性和生态性，使得这些政策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外溢效应，即这些政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许继芳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下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肖萍认为，由于环境保护责任的缺失以及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环境问责的有关规定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环境问责制不是一项单一的制度，它包括问责的依据和条件、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就问责主体而言，环境问责制包括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环境审计属于行政机关问责。

（二）审计与问责的研究

马骏认为，以人大预算监督以及国家层面的审计监督为代表的平行问责，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我国财政问责的进程。冯均科认为，国家审计问责制度是特定国家以国家审计监督为基础建立的规则化问责体系，包括审计机关的直接问责与其他机构借助审计结论所进行的间接问责。王会金认为，责任监督是政府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

（三）环境责任、问责与环境审计研究

Bennett和Newborough分析了英国城市实施地方21世纪议程以及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审计情况，构建了区域发展局进行的城市级别的能源审计，分析了政府审计部门如何对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进行问责。Luiz和Alessandra介绍了环境管理中巴西的政府审计，分析了联邦环境许可证审批过程的业务审计问责机制，提出了政府审计在环境领域的职责，并与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的其他成员进行了比较。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公众环境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只能以法律所认可并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形式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它具有主体共同性、客体整体性和救济彻底性等特征。肖萍论述了环境问责的条件、主体和问责体系，认为环境审计是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的重要形式。潘佳认为，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应该建立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的外部参评机制。牛鸿斌等认为，政府环境审计的本质是控制和创新领导干部政府环境行为的管理工具，通过影响领导干部的政府环境行为，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工作目标。

（四）环境审计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Tomlinson等对环境审计的术语进行了研究。Glen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和环境会计问题。Cláudia等为区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概念，收集整理了涉及环境监管、环境审计和环境会计的295篇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关系。国内有关环境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已深入各个方面，研究范围包括环境审计理论基础、动因、本质、职能、目标、假设、原则、准则、程序、方法、主体、对象等，总体而言，研究关注宏观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用研究方面涉及农业、工业、空气质量、水、建筑、气候、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评价等众多领域。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TheINTOSAIWorkingGrouponEnvironmentalAuditing，简称WGEA）是目前政府环境研究领域权威的国际机构，现已公布了24份研究报告，成果主要集中在实务指南，但其成果需要依据各国国情进行深化。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产生了环境问责需求，审计是问责的一种形式，属于行政机关问责，这种问责是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目前的研究说明了环境问责对环境审计的需求，但什么条件下产生环境审计，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审计的发展，环境审计的产生条件以及环境问责与环境审计之间的关系则一直缺少理论层面的解释。

二、环境机会主义和污染容忍度下降产生问责需求

（一）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机会主义行为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假设之一，是对新古典利己主义理性人假定的延伸，是理性人寻利动机的自然结果。杨小凯等认为，机会主义是人们追求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对策行为，这种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就是“损人利己”。不对称性信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而相应的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是经济主体的理性与约束它的规则发生冲突的结果，包括个人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组织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理性与组织之间所达成契约条件的冲突。一般而言，机会主义行为最易发生于经济利益保护机制弱化的部位，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度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敏感度密切相关。由于公共产权的固有缺陷，缺乏产权主体、产权主体虚无或激励、监控不力等问题的存在，致使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力，对侵蚀公共利益的行为反应迟钝［33］。因此，具有公共产权属性的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由于空气、水等资源不是稀缺资源，不属于私有产权，对公共成员没有排他性，因此环境质量具有典型的公共产权属性。环境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交易，不适用于价格机制，无法用市场价格确定公共产权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其价值因无形而被忽视。同时，由于公共产权的主体不明确，导致“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个体往往不会主动维护公共产权。环境的外部性使得环境领域的“损人利己”行为尤为突出，加之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明显，这些都导致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二）污染容忍度下降使得问责需求强烈

经济社会的利己主义和环境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的，但是问责需求并未在环境领域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时就产生，这表明环境机会主义只是问责需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环境领域的公共产权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公民社会对环境质量“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在环境污染尚未严重到危害私人产权（包括身体健康）时，这种心理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助长了环境领域机会主义行为的滋生。也就是说，在污染初期，公民社会对污染环境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容忍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中得到解释。一般认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兹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不是很严重时，民众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对环境质量下降保持容忍的态度，直至经济增长到某个程度后，公民社会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对环境污染不再容忍，环境开始得到治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容忍度继续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也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种容忍度的下降，随着环境外部性内化为私有产权损失的加剧而更加强烈。影响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容忍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意识。环境意识的提出是希望通过环境意识教育的环节引导环境行为。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和不一致。也有研究表明，只有在低成本情景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才可能呈现出较高的相关度。尽管环境意识的提高未必导致环境行为的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环境意识的提高必然会使公民社会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容忍度降低。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私有产权受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环境保护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的加剧也必然影响人群的健康和福利，致使社会公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环境领域的问责需求逐步强化。

三、环境问责需求：环境审计的动因

问责需求产生后，最先考虑的是对产生污染行为当事人的直接问责，如对排污者进行处罚、要求其整改、勒令关停等。由于环境问题十分复杂，专业性强，由环境专业人员承担对污染当事人的污染行为界定比较合适，因而通常的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由相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的，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14条就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美国的环境法律也规定由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直接管辖。但是，布坎南曾指出，如果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它也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不见得总与社会的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政府有可能会采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主义行为。“诺思悖论”也表明，“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需要对作为直接问责主体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再问责。例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投入大量水环境治理资金，但水污染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就会产生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问责需求。美国在1899年颁布了《河川港湾法》，1912年制定了《公众保健法》，1924年开始实施《油污染防止法》，但是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遏制，由此产生了对联邦政府相关机构的问责需求。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责任的问责。如1969年美国颁布的《环境政策法》规定，在总统府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适时收集关于当前和未来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资讯，并对该资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确定这种状况与发展趋势是否会妨碍总统向国会提交环境质量报告中所规定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同时编辑关于此项情况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并向总统提出建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5条也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我国颁布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存在上述行为的企业中有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也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由于我国直接问责主体众多，如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所规定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就涉及环境、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卫生、建设、渔业、公安、交通、铁道、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等，若再加上发展改革委员会（基建投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技改投资）等综合投资部门，将有15个部门之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上有间接问责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复杂，直接问责主体之间职能交叉，而目前作为间接问责主体的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又难以掌握全面信息来做出判断，如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涉及发改、农业、林业、水利、环境、土地等多个部门，中央一项资金拨付下来后，分渠道配发，每个部门只知道自己的配额，很难就总体责任进行监督，因而目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的问责效果尚未显现，对于政府的直接问责是否有效，对环境治理是否进行投入，投入多少，效果如何等民众关心的问题，难以做出准确的回应。社会有问责需求，但现有的问责机制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问责，在制度上，我们希望能有一个部门可以掌握有关环境责任履行的全面信息，包括环境信息、财务信息、管理信息等，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判断，同时拥有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力，具有权威性。审计机关正是这样的综合经济部门，通过审计和审计调查，审计机关可以掌握多个部门的环境相关信息，可以做出综合诊断和评价，环境审计因此而产生。

四、环境审计内容演化：问责需求动因的证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环境机会主义行为越多，污染就越严重，公民社会对污染的容忍度就越低，这方面的问责需求就越强烈，这个领域就应该是环境审计的重点。本文从我国环境治理投入、环境污染主要领域、与相关环境审计关系的角度来收集数据，以实证检验环境机会主义、问责需求和环境审计的相关性。

（一）环境保护的投资问责驱动环境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

根据2001—2010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经统计数据网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环境治理各年投资换算成2001年不变价格。我们从表1中的环境投资情况发现，2004年以前环境保护投入在1800亿元以内，2006年上升至2300亿元，环境投资的增长使得环境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不容忽视。从环境污染情况来看，2005年11月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同年12月又发生珠江北江镉污染事件，这两起重大的水污染事件为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敲响警钟。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报处置161起突发环境事件，比2005年增加85起，凸显了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说明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增多，环境投入大幅增加反映了环境污染容忍度下降，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力度增加。由此，对环境保护部门进行问责，对其预算执行进行监督成为必然。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是审计署的主要例行审计工作，从已经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来看，2005年公布的第3号《32个部门单位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和2006年公布的第5号《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均未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列入公告对象。但自2007年公布第6号《49个部门单位2006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开始，环境保护部（原环境保护总局）已经成为例行的预算执行审计对象。这表明正是环境投资增长产生问责需求，进而驱动了审计署对环境保护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就审计披露的信息来看，也从2007年的仅披露问题发展到2013年披露环境保护部内部各部门预算执行的详细数据和差异，并披露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报告更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在问责方面要求更加深入具体的体现。

（二）水环境污染及治理问责驱动水环境审计

2001—2010年10年间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水环境污染总量控制指标COD和氨氮的排放情况见下页表2。从表2中可见，2005年是全国氨氮排放量最大的年度，2006年是全国COD排放量最大的年度，而且生活污染源总是高于工业污染源，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的COD和氨氮排放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2005—2006年之后，废水排放总量依然上涨，但COD和氨氮排放量均有所下降。水环境污染的趋势表明，2005年—2006年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段。同时，自2003年开始，《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上一年度的全国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之后开始分类统计，2010年之后又不再公报。由于当年度公报的是上一年度的污染事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公报中得到2004—2009年污染事件的统计情况。从表3中6个年度的环境污染事件分布情况来看，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我国主要的污染形式。2005年环境污染事件猛增，水污染事件是2004年的一倍。并且2005—2006年又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段。严重污染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容忍度下降。为加强环境治理，2007—2008年，我国的环境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环境污染责任人和监管责任的问责需求也十分迫切，正是这个问责需求导致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如下页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审计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项目，2008—2009年是水环境审计项目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个时期对应的是2007—2008年环境投资快速增长后进行问责的时期。也就是说，2005—2006年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增多；2007—2008年治理力度加大，但治理效果未能让民众满意，容忍度下降，问责需求迫切；2008—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环境审计。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上述各时间段存在驱动关系；从审计内容和发现问题来看，逐步从单纯的资金使用情况审计转向对水环境绩效的审计，这也是缘于公民社会对环境责任履行情况问责的需求，起初民众只是想知道钱有没有花到环境项目上，随着容忍度的下降，民众更关心花钱有没有发挥改善环境的作用，也就有了更高的问责需求，从而促使水环境审计向绩效审计发展。

（三）节能减排的问责需求驱动节能减排审计

能源消耗产生环境污染，节能减排是环境治理的途径。我国2001—2012年的能源消耗情况和增长率见后文表5。由后文表5可见，“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幅度攀升，上升幅度达到56．91％，“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上升幅度虽有所减缓，但也达到25．61％。正是由于大幅度上升的能源需求及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了公民社会的容忍度，节能减排的需求才更加强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国家出台了多项财政补贴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公民社会有问责的需求，加之公民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容忍度的降低，这种问责需求十分强烈。正是问责需求的驱动，审计署组织了大规模的节能减排审计。目前完成的节能减排审计结果公告显示，2008年进行的41户中央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是对2006—2007年节能减排投入的问责审计，之后的20个省有关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及10个省1139个节能减排项目审计也是对之前年度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是节能减排的财政科目审计，是财政资金投入的问责。从时间顺序来看，正是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需求驱动了节能减排审计；从内容和披露问题上看，由于节能减排审计是从2008年开始，此时问责需求已经要求审计关注绩效问题，因此节能减排审计起初就是绩效审计，只是随着内容的不断深入，审计的范围更宽。

五、结束语

篇5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创刊词

关于中国的亚热带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福建省重点实验室简介

中国福建省亚热带山地4000年来植被变化的孢粉记录(英文)

近40年来高原气候变化特征分析

大气CO_2浓度升高对土壤中不同粒级碳的影响

上海人口经济增长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创新团队——亚热带山地生态过程

森林碳汇决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英文)

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福建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通过论证

木荚红豆人工林细根生物量季节动态及分布

自然保护区群网生态建设的几点思考

土壤异养呼吸温度敏感性(Q10)的影响因子

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及碳动态模型

稿件表达格式规范

GPSRTK技术在公路规划定线跨河水准测量中的应用

福州市植被生态的遥感分析

GPS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

莆田市秀屿区海域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管理

福州市土地利用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福州市水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晚清西学东渐中西学中文书刊出版地域空间拓展轨迹

永安市旅游开发战略探讨

福建省旅行社空间分析

中国旅游酒店电子商务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福州休闲旅游发展初探

基于GIS/RS技术的福州城区水域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GIS支持下的县级耕地分等——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GIS支持下的福州市海洋功能区划

2003年高考文科综合第Ⅱ卷地理试题答题评析及教学对策

中学地理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教师作用的思考

中学地理探究式教学策略与实验研究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征稿启事

中国1995—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模拟与迁移因素对迁移规模贡献的分解

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模型综述

福建沿海主要城市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比较研究

新疆查岗诺尔铁矿地质特征及成矿期次划分

济南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

重庆主城区空气质量时空分布及原因分析

气象要素栅格化方法比较——以福建省月平均气温为例

安徽省肥东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析

科技进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动力——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礼邦村为例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闽江口湿地土壤活性有机碳的影响

女贞和野鸭椿幼苗细根形态和细根呼吸的序级特征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影响力连年提升

环境变化对森林土壤CH_4氧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