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综述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水环境治理综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 设计方案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工程概述

张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由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四个区组成,东、西、北三面环山，主城区面积46.21km2。

清水河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一条较大支流，发源于崇礼县桦皮岭南麓，于张家口市宣化县姚家房乡清水河村西南2.5km处入洋河。流域面积2380km2，河道全长109km，河道比降为4～10‰，年平均流量3.4m3/s，是一条多泥沙季节性河流。清水河自北向南横穿张家口市区，沿途汇入的主要支流有小西沟和西沙河。

二、河道工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清水河上游没有控制性工程，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市区段现状河道断面宽窄不一，下游河床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河道的行洪能力。桥梁压缩了河道断面，一些临时建筑、违章建筑侵占河道，壅高水位，加重河床淤积，影响两岸防洪安全。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严重，水质较差；河道两岸排水系统不完善，污水管网覆盖率低。干涸的河床杂草丛生，沿河垃圾等造成的环境与视觉污染影响城市形象。

三、工程规模及总体布置

1.工程等别和建筑物级别

工程等别为Ⅲ等，防洪标准（近期不降低现状河道行洪能力，约不足40年一遇；）满足上游修建水库后50年一遇，蓄水建筑物按1500m3/s标准进行设计，河道治理按2200m3/s进行复核，主城区排水管网按远期（2020年）设计，规模为20万m3/d。堤防及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设计标准3级，工程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建筑物按7度地震烈度设防。

2.工程总体布置

2.1治理理念

传统的水利工程主要为防洪、发电、航运、灌溉、输水等，传统防洪观念为控制洪水；现代水利工程主要为在满足传统水利工程功能的前提下，兼顾河流的生态、景观功能需求，现代防洪理念为洪水管理、给洪水空间、使洪水资源化[1]。

城市河流历来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蕴藏着城市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也常是现代城市体现其独特风貌和优美景观的重要载体。河道整治与城区总体规划相协调，以建设河流文化、体现人与河流、城市与河流与自然相和谐的现代水利思想原则[2~3]，营造一个水域与台地绿化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适于居民休闲、娱乐、健身，让市民在与自然的交流中得到文化的熏陶。

2.2总体布局

根据张家口市主城区段河道现状情况及城市规划，确定河道治理范围：北起小东沟（桩号1+437）南至建设桥（桩号7+791），治理河道全长6354m。

（1）河道总体布局

河道总体布局分蓄水区与非蓄水区，清水桥跌水至清河桥橡胶坝为蓄水河段，清水桥上游及清河桥下游为非蓄水河段；河道以景观分区定位为自然-城市-自然，根据张家口市的历史文脉特征，将河道分为沉砂净化区、大境门山水景观区、军事主题文化景观区、城市中心蓄水景观区、自然景观游览区5个景观区域。

河道横断面以现状挡墙为边界，以复式断面为主要设计断面形式。

（2）污水截流干管工程布局

旧城区仍维持原有合流制排水系统，顺清水河两岸（道路下）设两条截流干管，把旧城区污水截流后送往污水处理厂。污水截流主干管以汇集现有污水为基础，充分考虑城市的远期发展要求，为今后发展留有一定余地。雨水截流倍数为1.0。

（3）减淤措施

为减少蓄水河道段泥沙的淤积，依据上拦、中滞、下排的减淤设计原则，采用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的减淤措施。

工程措施： 1）在清水河上游西沟设计3座拦砂坝，坝体采取透水结构，拦截推移质。2)在大境门外，利用七里山大渠导流坝，拦截小东沟上游较大颗粒的石头。3)在大境门橡胶坝上游1500m区域内，调整河道纵坡，减小水流速度，设置泥沙落淤区域，阻拦河道推移质流向下游，减轻蓄水区淤积压力。

管理措施：汛期及时塌坝行洪，汛后及时在上游清淤。

四、工程设计

1.河道工程设计

河道纵横断面设计同时考虑行洪和蓄水两方面要求，调整河道纵坡，集中落差，分段布置橡胶坝及跌水，使每座坝前蓄水段纵坡变缓，尽量延长水面长度，河槽采用复式断面。现状河道平均纵坡为7‰～10‰，调坡设跌水后，非蓄水段8‰；蓄水段2.3～5.3‰。

非蓄水段：小东沟～红旗桥上游段，河道长1216m：主槽宽114～136m,子槽深2m，边坡1:10，底宽60～86m,断面边坡缓，便于清淤。红旗桥～清水桥、清河桥～建设桥段：河道长,2868m，主槽宽120～140m,横坡3%，子槽深2m，边坡1:3，底宽60m。断面便于固定子槽，防护面积小，两侧平台可作为公共空间。

蓄水段：清水桥～清河桥段，河道长2271m,子槽底宽40m，深1m，边坡1:10。

非蓄水段河道子槽采用0.5m厚钢丝石笼防护结构。蓄水河段河底采用采用复合土工膜防渗，膜上浇筑0.2m厚C25素混凝土；河道两侧岸墙采用L型钢筋混凝土贴坡防护结构，竖向防渗墙高度按设计蓄水位以上0.3m设计。

2.橡胶坝、跌水工程设计

橡胶坝工程主要由上游防冲段、铺盖、底板、消力池、海漫、防冲槽，泵房组成，坝高、坝长等设计指标见下表。

橡胶坝设计指标表

跌水工程主要由上游河道防护段、进口连接段、进口及消能防冲段和出口连接段组成。清水桥跌水垂直河道方向进口采用3孔布置。中孔宽60m，左、右岸边孔宽分别为36m、32.0m。

3.拦沙坝设计

在输沙量大的西沟修建3道拦沙坝，拦沙坝溢流坝段采用高镀锌石笼结构型式，上游直立，下游为阶梯式石笼砌筑，非溢流坝段结构型式为土坝。3道拦沙坝总长分别为183.6m、135m 、180m，拦沙坝拦沙库容共计约28.2万m3,拦沙量约39.48万t。

4.污水截流干管设计

根据排水总体规划，污水截流主干管以汇集现有污水为基础，充分考虑城市的远期发展要求，为今后发展留有一定余地。污水截流干管管线总长15971m，管径d500～d1350。其中桥东截流干管长7494m；桥西截流干管长8477m。道路恢复18.4万m2。截流干管采用钢筋混凝土管，橡胶圈柔性接口，管道基础采用天然土基夯实。

五、 结语

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已大量开展相关工作，且积累了成功的工程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河道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治河理念，构建良性循环的河道生态，还河流于自然。

参考文献：

[1]丁鹤.对城市河道可持续开发利用趋势的认识.海河水利，2002，21（1）：24-27

篇2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 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K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水环境治理；演化博弈；三方主体

中图分类号C931；X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017-10DOI：10.12062/cpre.20170332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1]，是农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是全国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农民健康及农村生态可持续等方面[2]。近十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环境恶化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瓶颈，其中突出表现为农村人多水缺水脏的矛盾加剧，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农村生活污染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以及工业、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3]。以2014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为例，在废水及其污染物排放指标下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中农业源排放量占比48%、氨氮排放总量中农业源排放量占比32%，可见农业源排放已从数量规模上成为我国农村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源。究其原因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没有形成农村水环境保护的共识，造成部分农村水污染控制工程“晒太阳”、农村水污染监测“盲区”等现象。如地方政府在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权衡中较多选择默许水污染行为、以获取地方经济利益和地方政府绩效最大化，且多年来将环保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忽视了农村区域，或者由于监管技术和成本的门槛造成地方政府监管乏力，当地农户为追逐短期经济收入通常选择使用可以带来高产的农药、化肥、随意处理畜禽粪便、排放生活污水，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往往选择无污染处理的“三废”排放。因此，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考虑多主体的利益驱动、决策依据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构建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共治的内生机制，是激发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关键举措。

1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水环境“边治理、边污染” 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困境问题，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做出了深刻阐释：农村水环境资源通常隶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因此决定了农户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如水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从而有了“公地悲剧”[4]，而农村水环境保护行为（如水污染治理）却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于是产生了“搭便车”问题，最终导致“囚徒困境”[5]。由此可见，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复杂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作用下的现实困境[6]，因此经典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揭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杜焱强等应用不完全信息博弈论探讨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村委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与行为关系，研究表明各方利益主体的策略、行为相互制约[7]。有鉴于此，Dungumaro[8]、Taylor[9-10]、曹海林[11]、于潇等[12]提出了要构建包括政府、市场、企业、农户、社会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新思路。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是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对现实中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的信息不完备性、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有限理性特征、个体到群体行为的作用机制复杂性等特征的解释力不足，因而基于有限理性和群体行为分析的演化博弈理论越来越多地用于揭示环境治理问题中的复杂主体交互关系和行为，并涌现了一系列最新成果。杜建国等、金帅和杜建国等、张伟等分别建立了公众参与企业环境行为、政府与社会主体环保行为、政府与企业排污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公众、企业、政府两两博弈的演化相位图和进化稳定策略[13-15]。潘峰等构建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演化稳定策略，得出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16-17]。郑君君等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环境污染引发的博弈过程及相关的利益冲突，并考虑了群体间存在信息交互时，监管部门采用舆情引导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演化特征[18]。钟锦构建了淮河流域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水污染控制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淮河流域上下游经济群体合作过程的演化稳定策略[19]；Estalaki等将环境罚函数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伊朗北部的Zarjub河的水污染负荷分配[20]。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模型简练和分析方便等原因，上述研究的演化博弈均为两方博弈，而实质上环境保护（包括水环境治理）行为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过程，仅靠两方利益主体的努力较难实现环境治理的目的。

4.1情景1：三方共同治理

由表1可知，若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即要求系统（I）的平衡点（1，1，1）是ESS，则必须满足条件〖LL〗⑤。由条件⑤中的第1个不等式we-wh-2pe+cg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渐进稳定

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上述演化博弈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分析。计算表2中7个可能趋近稳定的平衡点的特征值，并依据ESS判定规则和表3稳定条件可知此时E2和E8是系统（I）的ESS，E1、E3是鞍点，E4、E13、E14是不稳定点。这表明，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无论地方政府最初是否实施引导策略、企业是否采取净化策略，只要农户愿意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进而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阶段。

4.2情景2：三方都不治理

同理，若三方主体都不参c治理农村水环境，即要求（0，0，0）是系统（I）的ESS，则必须满足条件①。由条件①可知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罚款可依据其引导治理的成本大小决策，企业是否参与治理的决策取决于其直接排污的额外收益、排污带来的负收益、净化成本的大小，而农户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可能受到参与治理的成本、治理带来的额外收益、举报企业的奖〖LL〗励以及不治理带来的负收益等因素的影响。

分别减小条件①中第三个不等式的参数Vsh、Vwh、（1-kh）bh的取值，增加ch的取值，分别调整为0.3、0、0、6，其它参数取值同情景1，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渐进稳定演化轨迹进行数值实验分析。计算表2中7个可能趋近稳定的平衡点的特征值，并依据ESS判定规则可知此时E1（0，0，0）是系统（I）的ESS，E2、E3、E8是鞍点，E4、E13、E14是不稳定点。

这表明，只要减小农户参与治理农村水环境的收益，农户不会选择治理环境的行为方式，进而最终影响企业选择直接排污的策略、地方政府选择不引导策略，即三方从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无利可图，此时系统必定演化至糟糕状态（x0，y0，z0），造成农村水环境质量恶化的后果，进入恶性循环阶段。

4.3情景3：三方以一定概率参与治理

该情景描述的社会场景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均以一定概率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即存在（x*，y*，z*）的情形（见图1）。在该情景下系统（I）存在多种演化稳定策略，最终演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类种群的初始状态及其相互激励、约束关系。为了清晰地验证在该情景下系统参数的变化影响三类种群的策略选择演化过程，即分析模型关键参数的灵敏度，现将参数取值为：cg=2、ce=1、ch=0.5、pe=60、we=4、wh=2.5、Vwh=3、Vse=2、Vsh=1、kebe=0.4、（1-kh）bh=0.8，采用数值实验方法，通过图形直观地分析政府引导治理的成本cg，企业排污面临的罚款pe、净化奖励we、净化成本ce、排污额外收益Vse以及污染负收益kebe，农户参与治理的成本ch、政府奖励wh、举报企业排污获得的额外奖励Vwh、额外环境收益为Vsh以及不参与治理的环境负收益（1-kh）bh等参数的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图1中横坐标代表各个自变量的取值，纵坐标代表各主体的参与概率，曲线表示各主体的策略演化过程。

由图1可知，降低地方政府引导治理的成本，可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相反地，提高地方政府对企业排污的罚款，且罚款力度要大大超出企业的治理成本，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同理可知，通过增加企业净化奖励、污染负收益，减小企业净化成本、排污额外收益，可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即x1，y1）。减小农户参与治理的成本、不参与治理的环境负收益，增大农户参与治理的政府奖励、举报企业排污获得的额外奖励以及额外环境收益，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来（即z1）。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不同角色、策略和行动，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博弈主体通过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调整策略，形成的最理想策略结果是：（地方政府引导，企业净化，农户参与治理）。通过单种群的均衡点稳定性分析、三种群共同组成的系统（I）的均衡点稳定性分析以及润州区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案例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单种群的均衡点稳定性除了与自身策略的影响因素相关，还受其他两类种群的策略选择影响；

（2）在系统（I）处于良好的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企业也会积极参与到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系统（I）处于不良的情景下，即使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积极参与治理，或农户愿意参与治理，但仍然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或系统其它参与者的响应，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一般情景下，研究各方策略的影响因素变化对演化结果的敏感度，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动方向一致，此时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依然可以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3）通^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

以上结论较好地揭示和解释了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事件持续发生、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关键就在于农户的水环境行为缺乏引导、监督和惩罚机制，造成其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收益小于不参与的收益，最终形成农户不参与治理的行为。立足于上述分析和结论，本文建议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构建地方政府、企业、农户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模式，各主体之间通过监督、激励、举报、信息传递与公开、辅助管理、服务提供等方式相互关联，通过这一机制积极促进农户参与治理农村水环境。第一，创建多方共同治理的农村水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各方主体只有在该平成各自承担的信息任务后才能获得上级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其中，地方政府负责水环境信息公开、民意调查和水污染事件通报，企业提交环评报告和用水排水数据，农户举报企业与其他农户排污行为、地方政府不作为。第二，实施以保护水资源和减量增收为重点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绿色生产为导向，转变农业种植养殖方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更好地优化水资源利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将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有机粮食价格补贴、取消被举报及被披露有水污染行为的农户种粮补贴，引导农户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切实加强农村水资源保护；落实农业取用水资源税改革，对规定限额内的农业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对取用污水处理回用水等非常规水源免征水资源税，提高农村水资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李贵宝， 周怀东， 王东胜. 我国农村水环境及其恶化成因[J]. 中国水利， 2003（14）：47-48.[ LI Guibao， ZHOU Huaidong， WANG Dongsheng. China’s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and its causes of deterioration [J].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2003 （14）： 47-48.]

[2]郑慧， 赵永峰. 论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J]. 农业经济， 2016（3）：67-68.[ZHENG Hui， ZHAO Yongfeng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 67-68.]

[3]张维理， 武淑霞， 冀宏杰，等.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Ⅰ〖KG-0.8mm〗：21世纪初期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形势估计[J]. 中国农业科学， 2004， 37（7）：1008-1017.[ZHANG Weili， WU Shuxia， JI Hongjie， et al. Estim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ituation in China and countermeasuresⅠ： estim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ituation in China in the early 21 century [J]. China agricultural science， 2004， 37 （7）： 1008-1017.]

[4]郑开元，李雪松.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2012（3）：162-165.[ZHENG Kaiyuan， LI Xuesong. Research on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goods [J]. Ecological economy， 2012（3）：162-165.]

[5]ALONSO J， FERMANDEZ A， FORT H. Prisoners dilemma cellular automata revisited：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 pressure [J].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 experiment， 2006， 6（6）：P06013.

[6]沈费伟 刘祖云.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5）：32-38.[SHEN Feiwei， LIU Zuyun. The 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26（5）： 32-38.]

[7]杜焱强， 苏时鹏， 孙小霞.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 31（3）：321-326.[DU Yanqiang， SU Shipeng， SUN Xiaoxia. A Non Cooperative Game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J].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2015， 31 （3）： 321-326.]

[8]DUNGUMARO E W， MADULU N 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case of Tanzania [J]. Physics & chemistry of the earth parts A/B/C， 2003， 28（20）：1009-1014.

[9]TAYLOR B M. Between argument and coercion： social coordina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4）：383-393.

[10]TAYLOR B M， LAWRENCE G A. Agri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presenting farmer interests in regional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2012， 14（4）：337-359.

[11]曹海林. 农村水环境保护：监管困境及新行动策略建构[J]. 社会科学研究，2010（6）：113-118.[CAO Hailin. Rural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ory dilem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ction strategy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0（6）：113-118.]

[12]于潇，孙小霞，郑逸芳，等. 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思路分析[J]. 生态经济，2015（5）：150-154.[YU Xiao， SUN Xiaoxia， ZHENG Yifang， et al. Analysis on network governance ideas of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J]. Ecological economy， 2015（5）：150-154.]

[13]杜建国， 王敏， 陈晓燕，等. 公众参与下的企业环境行为演化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13， 22（1）：244-251. [DU Jianguo， WANG Min， CHEN Xiaoyan， et al. Study on evolution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under public participation[J].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2013，22（1）：244-251.]

[14]金帅， 杜建国， 盛昭瀚. 区域环境保护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5（12）： 3107-3118.[JIN Shuai， DU Jianguo， SHENG Zhaoha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gramme [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15 （12）： 3107-3118.]

[15]伟， 周根贵， 曹柬. 政府监管模式与企业污染排放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S3）：108-113.[ZHANG Wei， ZHOU Gengui， CAO Jian. The evolution game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model and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S3）： 108-113.]

[16]潘峰，西宝，王琳.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97-102. [PAN Feng， XI Bao， WANG Li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6）：97-102.]

[17]潘峰，西宝，王琳. 基于演化博弈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5（6）：1393-1404.[PAN FENG， XI Bao， WANG Lin.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y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15（6）：1393-1404.]

[18]郑君君， 闫龙， 张好雨，等. 基于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的环境污染处置机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5， 23（8）：168-176.[ZHENG Junjun， YAN Long， ZHANG Haoyu， et 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roup event handling mechanism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optimization theory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5， 23 （8）： 168-176.]

[19]钟锦. 基于演化博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 2008.[ZHONG Jin. Study on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Huaihe River Basin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D]. Hefe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8.]

[20]ESTALAKI S M， ABEDELMDOUST A， KERACHIAN R.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penalty functions for rive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5， 73（8）：4201-4213.

[21]福集， 黄江玲. 三方博弈视角下政府应对网络推手的对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3（11）：18-21.[CHEN Fuji， HUANG Jiangling.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Netcheaters based on Threeside Game[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11）：18-21.]

[22]刘连光， 刘鸿熹， 刘自发，等. 新能源接入下风火网三方非对称进化博弈分析[J].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2015（12）：1297-1303.[LIU Lianguang， LIU Hongxi， LIU Zifa， et al. Analysis of tripartite asymmetric evolutionary game among wind power enterprises，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and power grid enterprises under new energy resources integrated [J]. Science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12）：1297-1303.]

篇3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创新，管理

Abstract: wa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depends on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Throughout the c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tu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the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is all-out efforts, but the effect is very ideal. As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requirements increasingly improve, the government in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way needs more outstan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dem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water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so has been increasing.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and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wujiang ci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environment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diversificatio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enterprise establishing the green industry chai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public green consumption market established dynamic mechanism and so on four aspect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mode wujiang.

Keywords: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课题背景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和公共性的社会资源，在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类的发展与水密不可分，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依水而生。经济社会发展和客观自然条件，决定了水资源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随着城市的发展，河流作为重要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决定着城市的生存，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但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河道，人类生产活动的不良行为和自然影响导致了水环境不断恶化，水体污染严重。许多河流受到人类的严重破坏产生了一系列的水环境问题，人类与水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人类因河流而生、因河流而繁、也因河流而亡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如何协调好城市对河流资源的利用以及对河流保护之间的关系，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使城市与河流能够和谐共生，这是城市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有效的改善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实现城市一河流和谐发展，则需要用创新的思维构建可用于指导实践治理与可持续管理的水环境治理方法。

2水环境创新管理综述

环境问题是指存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的干扰下引起环境质量下降或环境系统的结构损坏，从而对人类及其它生物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问题。环境问题是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引起的。所谓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不利的影响。在经济行为中，它既包括生产的负外部性，也包括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工矿企业的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行为，居民在使用助力车或汽车的过程中排出的尾气，都对他人和周围的环境均有负面影响。环境问题按照产生的原因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两类。其中，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环境问题称为原生环境问题，如火山喷发造成的大气污染；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称为次生环境问题。水环境问题属于环境问题中的一种。

水环境管理属于政府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强教授在《社会管理创新》讲座中谈到社会管理所讨论的社会“不是与自然界相对应的广义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更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也不是治安意义上的社会管理” 而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的、然而是基础性的领域”，社会管理是针对特殊社会领域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具有中国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特点的新型社会管理。

当今社会的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是畸形经济增长的消极结果，是过分注重以GDP增长速度为价值取向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产生畸形政绩的冲动。30多年来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国策的片面理解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一个是其他领域的弱化，比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另一个是经济建设的不良后果还要由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领域来承受，水流域的污染也逐渐出现在大众眼前，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社会管理是人类生活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如何创新的管理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是一项严峻的任务，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政府在环境管理呻的主导作用不容置疑，但是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过于依赖行政强制管理手段，也需要庞大的政府行政力量，行政成本巨大，利益“寻租”频发，环境管理效能低，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管理的要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多年来，中国试图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减缓发展对环境和生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发展压力巨大，在如何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在如何推动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中国己初步形成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二十多部环境与资源法律，100多件法规和规章，并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之前公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03年7月，为积极响应约翰内斯堡世界首脑会泌的有关决议，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目前，我国的环境管理以政府为主导，过多强化使用强制性环境管理手段，缺乏有序和健全的经济、引导、参与、激励和教育等管理手段。由于政府行政主导型的环境管理体系需要相对庞大，职业素质较高的行政管理队伍，管理手段和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地区尚不具备有效实施法律所要求的行政管理能力。比如近几年，在淮河、太湖等流域采取“会战式”的污染控制行动，主要也是动用行政系统的力量，尽管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其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社会创新管理将是今后国家管理的长期任务。我国政府对环境管理也提高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大部制改革后环境保护部的成立为环境创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令天，环境管理也需要进行变革，需要从环境管制向环境治理进行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环境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统治，基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环境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双向运动，基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互动与台作。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环境管理运行模式；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在环境管理中的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政府在环境管理中是不是存在“越位”、“缺位”，管了许多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经济与环境是备被对立了起来，企业在环境管理中被动参与；公众的作用是否得到应有的重视，游离在环境管理的主体之外，缺乏参与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对于我市，环境容量饱和，污染问题屡有存在，特别是我市水网发达，对我市的水环境创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吴江水环境的特点及现状

吴江市北临苏州，南接浙江，东靠上海，西连太湖。全市地势平坦，河网稠密，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历来因水而兴、因水而富、因水而美、因水而灵。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人的压力，环境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诸多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闷题之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水资源利用保护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不适应，水环境恶化、环境总量饱和已经成为吴江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但是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存在许多不足，不能有效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来共同治理环境，如何改进环境管理模式，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已经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创新管理，改善水环境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优化全市人居和投资环境，实现水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水环境的创新管理

吴江正处于一个发展转型的阶段，经济发展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管理也正在从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治理体制转变。环境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新的发展时期，环境管理也面临转型。但是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环境管理的文献查阅，目前环境管理大部分集中于环境管理手段的研究，如：排污收费、排污许可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等等。从政府、企业、公众多元视角来研究环境管理模式还不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重新审视现行的环境管理模式，以环境管理主体研究为切入点，应用科学发展观和新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水环境管理模式，其创新点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该从传统的政府唯一主体，向政府――企业基于参与式治理理论，提出环境管理公众多元主体进行变革：二是针对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的高成本、高对抗、低效率，从政府企业――公众多元视角，提出基于合作、共赢、高效的创新环境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4.1 以绿色科技创新推动我市水环境治理的深入发展

确立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企业是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只有通过不断进行绿色科技创新的企业才能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水环境，才是最具生命力的。要从战略上确立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绿色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绿色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要逐步使科技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治理水环境；政府要通过引导性和鼓励性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开展绿色科技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共同治理水污染。

4.2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水环境治理创新活动中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目前我国科技资源有限的的条件下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治理水环境活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绿色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是始终要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首要作用。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使绿色高新技术企业得以按照市场规律便捷地配置创新资源；通过投融资制度改革，形成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资金链。要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应用型绿色科技创新为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组织创新活动，在创新绿色产品做到一定市场规模后，再向上下游延伸，形成绿色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另外产学研结合始终围绕市场开展。以前很多研究课题是封闭循环，现在必须面向市场开放循环。必须拓展产学研合作空间，可由政府和多家大学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从而集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公共技术服务及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把绿色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绿色科技创新提速的“助推器”。

4.3 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治理水环境中的引导作用

政府要提供市场潜力支持，促进有关色科技创新治污的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以保护和规范企业的创新行为；制定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治污的具体政策措施，如加大财政绿色科技投入、实施促进创新治污的税收和金融政策、实行政府采购等；保护科技知识产权，促进科技创新治污要素的流动，调节各科技创新治污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4.4 创新环境管理的模式

首先环境管理由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以往的环境管理工作主要由环保局一个部门来进行，其他部门消极配合。要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明确了职责，使得环境管理由被动式变为主动式，由以往的“要我保护环境”，变为“我要保护环境”，真正实现了“环保部门统一监督，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其次要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末端治理不仅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且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对污染物进行全过程控制，对污染物的产生、转移、排放都进行控制。如：危险废物的管理．从原材料的进口，工艺设计，危险废物的转移，到最后的无害化处理都加强控制和管理。第三，是由污染源治理向污染预防、生态保护转变。在开发初期就对区域的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进行了规划，区域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在区域的适当地方建立了一批农业生态基地，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第四是由阶段性的推进向持续性的改进转变。环境保护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续改进的思想要深入水环境管理，每年对重要环境因素(环境问题)进行评价和更新，每年制定新的水环境目标和指标，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真正体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5 总结

本文选择了新的切入点，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探讨研究城市水环境治理运用公共政策分析，强调创新管理，对吴江“十二五”期间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措施。相信在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努力下，吴江的水将更蓝，生活将更加富足。

参考文献：

[1] 解振华，王曦东．充分认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08，1(5)：1-4．

[2]《吴江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2009.3

[3] 《吴江统计年鉴》，吴江市统计局，2007-2009

[4] 沈依云．建立现代水务管理体制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公用事业，2005年，第1期：2～5

[5] 左其亭、马军霞等．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水科学进展，2005年，第1期

[6] 王涛，苏州可持续发展战略举措研究，唯实，2005年，第6期，P39J,I

[7] 程晓冰．水资源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冰利发展研究，2003．8：26--27

[8] 钱易，中国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篇4

（一）环境责任和问责机制研究

方世南认为，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强化环境责任，发挥主导性作用，实施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政府环境责任意识缺失或不强，将直接影响到旨在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的科学性和生态性，使得这些政策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外溢效应，即这些政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许继芳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下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肖萍认为，由于环境保护责任的缺失以及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环境问责的有关规定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环境问责制不是一项单一的制度，它包括问责的依据和条件、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就问责主体而言，环境问责制包括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环境审计属于行政机关问责。

（二）审计与问责的研究

马骏认为，以人大预算监督以及国家层面的审计监督为代表的平行问责，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我国财政问责的进程。冯均科认为，国家审计问责制度是特定国家以国家审计监督为基础建立的规则化问责体系，包括审计机关的直接问责与其他机构借助审计结论所进行的间接问责。王会金认为，责任监督是政府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

（三）环境责任、问责与环境审计研究

Bennett和Newborough分析了英国城市实施地方21世纪议程以及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审计情况，构建了区域发展局进行的城市级别的能源审计，分析了政府审计部门如何对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进行问责。Luiz和Alessandra介绍了环境管理中巴西的政府审计，分析了联邦环境许可证审批过程的业务审计问责机制，提出了政府审计在环境领域的职责，并与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的其他成员进行了比较。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公众环境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只能以法律所认可并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形式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它具有主体共同性、客体整体性和救济彻底性等特征。肖萍论述了环境问责的条件、主体和问责体系，认为环境审计是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的重要形式。潘佳认为，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应该建立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的外部参评机制。牛鸿斌等认为，政府环境审计的本质是控制和创新领导干部政府环境行为的管理工具，通过影响领导干部的政府环境行为，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工作目标。

（四）环境审计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Tomlinson等对环境审计的术语进行了研究。Glen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和环境会计问题。Cláudia等为区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概念，收集整理了涉及环境监管、环境审计和环境会计的295篇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关系。国内有关环境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已深入各个方面，研究范围包括环境审计理论基础、动因、本质、职能、目标、假设、原则、准则、程序、方法、主体、对象等，总体而言，研究关注宏观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用研究方面涉及农业、工业、空气质量、水、建筑、气候、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评价等众多领域。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TheINTOSAIWorkingGrouponEnvironmentalAuditing，简称WGEA）是目前政府环境研究领域权威的国际机构，现已公布了24份研究报告，成果主要集中在实务指南，但其成果需要依据各国国情进行深化。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产生了环境问责需求，审计是问责的一种形式，属于行政机关问责，这种问责是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目前的研究说明了环境问责对环境审计的需求，但什么条件下产生环境审计，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审计的发展，环境审计的产生条件以及环境问责与环境审计之间的关系则一直缺少理论层面的解释。

二、环境机会主义和污染容忍度下降产生问责需求

（一）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机会主义行为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假设之一，是对新古典利己主义理性人假定的延伸，是理性人寻利动机的自然结果。杨小凯等认为，机会主义是人们追求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对策行为，这种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就是“损人利己”。不对称性信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而相应的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是经济主体的理性与约束它的规则发生冲突的结果，包括个人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组织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理性与组织之间所达成契约条件的冲突。一般而言，机会主义行为最易发生于经济利益保护机制弱化的部位，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度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敏感度密切相关。由于公共产权的固有缺陷，缺乏产权主体、产权主体虚无或激励、监控不力等问题的存在，致使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力，对侵蚀公共利益的行为反应迟钝［33］。因此，具有公共产权属性的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由于空气、水等资源不是稀缺资源，不属于私有产权，对公共成员没有排他性，因此环境质量具有典型的公共产权属性。环境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交易，不适用于价格机制，无法用市场价格确定公共产权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其价值因无形而被忽视。同时，由于公共产权的主体不明确，导致“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个体往往不会主动维护公共产权。环境的外部性使得环境领域的“损人利己”行为尤为突出，加之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明显，这些都导致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二）污染容忍度下降使得问责需求强烈

经济社会的利己主义和环境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的，但是问责需求并未在环境领域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时就产生，这表明环境机会主义只是问责需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环境领域的公共产权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公民社会对环境质量“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在环境污染尚未严重到危害私人产权（包括身体健康）时，这种心理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助长了环境领域机会主义行为的滋生。也就是说，在污染初期，公民社会对污染环境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容忍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中得到解释。一般认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兹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不是很严重时，民众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对环境质量下降保持容忍的态度，直至经济增长到某个程度后，公民社会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对环境污染不再容忍，环境开始得到治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容忍度继续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也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种容忍度的下降，随着环境外部性内化为私有产权损失的加剧而更加强烈。影响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容忍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意识。环境意识的提出是希望通过环境意识教育的环节引导环境行为。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和不一致。也有研究表明，只有在低成本情景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才可能呈现出较高的相关度。尽管环境意识的提高未必导致环境行为的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环境意识的提高必然会使公民社会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容忍度降低。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私有产权受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环境保护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的加剧也必然影响人群的健康和福利，致使社会公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环境领域的问责需求逐步强化。

三、环境问责需求：环境审计的动因

问责需求产生后，最先考虑的是对产生污染行为当事人的直接问责，如对排污者进行处罚、要求其整改、勒令关停等。由于环境问题十分复杂，专业性强，由环境专业人员承担对污染当事人的污染行为界定比较合适，因而通常的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由相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的，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14条就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美国的环境法律也规定由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直接管辖。但是，布坎南曾指出，如果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它也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不见得总与社会的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政府有可能会采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主义行为。“诺思悖论”也表明，“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需要对作为直接问责主体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再问责。例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投入大量水环境治理资金，但水污染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就会产生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问责需求。美国在1899年颁布了《河川港湾法》，1912年制定了《公众保健法》，1924年开始实施《油污染防止法》，但是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遏制，由此产生了对联邦政府相关机构的问责需求。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责任的问责。如1969年美国颁布的《环境政策法》规定，在总统府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适时收集关于当前和未来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资讯，并对该资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确定这种状况与发展趋势是否会妨碍总统向国会提交环境质量报告中所规定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同时编辑关于此项情况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并向总统提出建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5条也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我国颁布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存在上述行为的企业中有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也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由于我国直接问责主体众多，如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所规定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就涉及环境、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卫生、建设、渔业、公安、交通、铁道、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等，若再加上发展改革委员会（基建投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技改投资）等综合投资部门，将有15个部门之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上有间接问责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复杂，直接问责主体之间职能交叉，而目前作为间接问责主体的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又难以掌握全面信息来做出判断，如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涉及发改、农业、林业、水利、环境、土地等多个部门，中央一项资金拨付下来后，分渠道配发，每个部门只知道自己的配额，很难就总体责任进行监督，因而目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的问责效果尚未显现，对于政府的直接问责是否有效，对环境治理是否进行投入，投入多少，效果如何等民众关心的问题，难以做出准确的回应。社会有问责需求，但现有的问责机制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问责，在制度上，我们希望能有一个部门可以掌握有关环境责任履行的全面信息，包括环境信息、财务信息、管理信息等，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判断，同时拥有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力，具有权威性。审计机关正是这样的综合经济部门，通过审计和审计调查，审计机关可以掌握多个部门的环境相关信息，可以做出综合诊断和评价，环境审计因此而产生。

四、环境审计内容演化：问责需求动因的证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环境机会主义行为越多，污染就越严重，公民社会对污染的容忍度就越低，这方面的问责需求就越强烈，这个领域就应该是环境审计的重点。本文从我国环境治理投入、环境污染主要领域、与相关环境审计关系的角度来收集数据，以实证检验环境机会主义、问责需求和环境审计的相关性。

（一）环境保护的投资问责驱动环境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

根据2001—2010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经统计数据网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环境治理各年投资换算成2001年不变价格。我们从表1中的环境投资情况发现，2004年以前环境保护投入在1800亿元以内，2006年上升至2300亿元，环境投资的增长使得环境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不容忽视。从环境污染情况来看，2005年11月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同年12月又发生珠江北江镉污染事件，这两起重大的水污染事件为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敲响警钟。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报处置161起突发环境事件，比2005年增加85起，凸显了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说明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增多，环境投入大幅增加反映了环境污染容忍度下降，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力度增加。由此，对环境保护部门进行问责，对其预算执行进行监督成为必然。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是审计署的主要例行审计工作，从已经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来看，2005年公布的第3号《32个部门单位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和2006年公布的第5号《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均未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列入公告对象。但自2007年公布第6号《49个部门单位2006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开始，环境保护部（原环境保护总局）已经成为例行的预算执行审计对象。这表明正是环境投资增长产生问责需求，进而驱动了审计署对环境保护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就审计披露的信息来看，也从2007年的仅披露问题发展到2013年披露环境保护部内部各部门预算执行的详细数据和差异，并披露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报告更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在问责方面要求更加深入具体的体现。

（二）水环境污染及治理问责驱动水环境审计

2001—2010年10年间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水环境污染总量控制指标COD和氨氮的排放情况见下页表2。从表2中可见，2005年是全国氨氮排放量最大的年度，2006年是全国COD排放量最大的年度，而且生活污染源总是高于工业污染源，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的COD和氨氮排放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2005—2006年之后，废水排放总量依然上涨，但COD和氨氮排放量均有所下降。水环境污染的趋势表明，2005年—2006年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段。同时，自2003年开始，《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上一年度的全国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之后开始分类统计，2010年之后又不再公报。由于当年度公报的是上一年度的污染事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公报中得到2004—2009年污染事件的统计情况。从表3中6个年度的环境污染事件分布情况来看，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我国主要的污染形式。2005年环境污染事件猛增，水污染事件是2004年的一倍。并且2005—2006年又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段。严重污染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容忍度下降。为加强环境治理，2007—2008年，我国的环境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环境污染责任人和监管责任的问责需求也十分迫切，正是这个问责需求导致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如下页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审计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项目，2008—2009年是水环境审计项目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个时期对应的是2007—2008年环境投资快速增长后进行问责的时期。也就是说，2005—2006年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增多；2007—2008年治理力度加大，但治理效果未能让民众满意，容忍度下降，问责需求迫切；2008—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环境审计。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上述各时间段存在驱动关系；从审计内容和发现问题来看，逐步从单纯的资金使用情况审计转向对水环境绩效的审计，这也是缘于公民社会对环境责任履行情况问责的需求，起初民众只是想知道钱有没有花到环境项目上，随着容忍度的下降，民众更关心花钱有没有发挥改善环境的作用，也就有了更高的问责需求，从而促使水环境审计向绩效审计发展。

（三）节能减排的问责需求驱动节能减排审计

能源消耗产生环境污染，节能减排是环境治理的途径。我国2001—2012年的能源消耗情况和增长率见后文表5。由后文表5可见，“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幅度攀升，上升幅度达到56．91％，“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上升幅度虽有所减缓，但也达到25．61％。正是由于大幅度上升的能源需求及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了公民社会的容忍度，节能减排的需求才更加强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国家出台了多项财政补贴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公民社会有问责的需求，加之公民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容忍度的降低，这种问责需求十分强烈。正是问责需求的驱动，审计署组织了大规模的节能减排审计。目前完成的节能减排审计结果公告显示，2008年进行的41户中央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是对2006—2007年节能减排投入的问责审计，之后的20个省有关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及10个省1139个节能减排项目审计也是对之前年度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是节能减排的财政科目审计，是财政资金投入的问责。从时间顺序来看，正是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需求驱动了节能减排审计；从内容和披露问题上看，由于节能减排审计是从2008年开始，此时问责需求已经要求审计关注绩效问题，因此节能减排审计起初就是绩效审计，只是随着内容的不断深入，审计的范围更宽。

五、结束语

篇5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创刊词

关于中国的亚热带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福建省重点实验室简介

中国福建省亚热带山地4000年来植被变化的孢粉记录(英文)

近40年来高原气候变化特征分析

大气CO_2浓度升高对土壤中不同粒级碳的影响

上海人口经济增长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创新团队——亚热带山地生态过程

森林碳汇决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英文)

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福建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通过论证

木荚红豆人工林细根生物量季节动态及分布

自然保护区群网生态建设的几点思考

土壤异养呼吸温度敏感性(Q10)的影响因子

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及碳动态模型

稿件表达格式规范

GPSRTK技术在公路规划定线跨河水准测量中的应用

福州市植被生态的遥感分析

GPS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

莆田市秀屿区海域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管理

福州市土地利用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福州市水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晚清西学东渐中西学中文书刊出版地域空间拓展轨迹

永安市旅游开发战略探讨

福建省旅行社空间分析

中国旅游酒店电子商务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福州休闲旅游发展初探

基于GIS/RS技术的福州城区水域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GIS支持下的县级耕地分等——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GIS支持下的福州市海洋功能区划

2003年高考文科综合第Ⅱ卷地理试题答题评析及教学对策

中学地理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教师作用的思考

中学地理探究式教学策略与实验研究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征稿启事

中国1995—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模拟与迁移因素对迁移规模贡献的分解

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模型综述

福建沿海主要城市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比较研究

新疆查岗诺尔铁矿地质特征及成矿期次划分

济南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

重庆主城区空气质量时空分布及原因分析

气象要素栅格化方法比较——以福建省月平均气温为例

安徽省肥东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析

科技进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动力——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礼邦村为例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闽江口湿地土壤活性有机碳的影响

女贞和野鸭椿幼苗细根形态和细根呼吸的序级特征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影响力连年提升

环境变化对森林土壤CH_4氧化的影响

篇6

关键词: U－PVC管道;施工技术

Abstract: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his many years' work experience to U-PVC p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processing measure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 of simple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Keywords: U-PVC pip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TU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管材选择

近十多年来，国家提出全面使用以塑料管为主体的不生锈、无腐蚀、无渗漏、无结垢的优质绿色管材，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管道系统中的二次污染问题。突出的卫生性能使得新型塑料类和塑料复合类建筑给水管材，如聚乙烯管（PE）、聚丙烯管（PP）、聚丁烯管（PB）、铝塑复合管（PAP）和U－PVC管等近几年在我国迅猛发展，尤其是U－PVC管具有重量轻，不生锈，不结垢，内壁光滑，水力条件优越，不会产生管道二次污染，而且价格相对便宜，是其得到广泛使用又一原因。

2水环境治理措施

根据水环境的现状和成因应该采取如下治理措施：

2.1建立水资源管理组织，制定管理规划，加强对水资源安全的统一管理。

2.2加强对水环境的监测，控制污水排放，有效监测地下水和河水水质成分的变化，以便达到有效控制。对于各大企业的排污，严格遵循国家的降耗减排精神，通过污水净化处理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污水的排放量。

2.3加强对水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社会对保护水源质量安全重要性的全民意识和思想高度，增强保护水资源的责任感。

2.4对遗弃的废井应进行封闭处理，处理应按照标准逐层封闭水层，避免多水层的互窜交叉污染

2.5建立责任人负责制，推广新科技的使用，淘汰有污染性的旧设备、禁止乱开乱采。

2.6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小塘坝、集涝池，汲储地表水来逐步的改变地下水及河水的水质。使地表水能逐渐向地下和下游渗透，置换和导出渗入地下的污染物。经过人工治理，在漫长的过程中一定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

从地下水和河水的污染中，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保护水源的重要性。人为的水源污染造成了饮水安全的破坏，并导致了社会对于水源净化处理的经济负担。引申到西峰油田面积大、地域广，在发展陇东石油基地的同时，应该对钻探技术进行严格控制，规范打井、储油等技术工作，不乱排乱放。措施齐全、责任到位，既要发展好油田的开发建设，又要对水环境和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才是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举措，是关系到子孙后代为民造福的大事。PVC管相比对其它塑料管材技术成熟，管材、管件规格齐全，便于维修等，并有成功使用的实践，考虑到目前生产U－PVC管厂家众多，管件通用性不好。通渭县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属于村镇供水，在比较各种管材的优缺点后，统一采用U－PVC管。

3 U－PVC管施工方法

U－PVC管作为地埋给水管材，在全国应用已好有几年，相比而言，我县使用较早，结合这几年的使用情况，现就实际应用中的一些体会综述如下：

3.1施工前的技术准备①施工前应熟悉、掌握施工图纸；准备好相应的施工机具。②按照标准对管材、管件进行验收。管道、管件应根据施工要求选用配套的等径、异径和三通等管件。

3.2沟槽开挖及回填地处农村，供水距离长，人口居住分散，根据以上特点，按照设计供水管网均沿各河（沟）分水岭和公路布设，根据地势对村社用户分水。由于地形复杂，管沟的开挖也相对复杂，供水点分散，支管通过的村镇，可就近直接设置分水口向村社供水，在支管距村庄较远的地段，依地形和村庄分布情况，设分支管供水，入户管网在支管和分支管上直接分水，供水入户。小管径的U-PVC管重量轻，安装方便，使用人工较少，对施工机具要求不高。施工时，沟槽开挖宽度按照管径大小，对小管径的管沟槽开挖宽度为0.60～0.70m，不影响管道安装，但回填质量很难保证，其土壤压实度无法保证。特别是跨公路工程时，为了减少破坏公路的灰土层，沟槽挖得较窄，回填时很难达到设计要求，沟槽挖得宽了，又增加工程量和费用，安全饮水建设费用低，因而跨路管道时常出现问题，且回填部分亦会影响道路工程质量。其他管段如果管沟底部平直且土壤中基本没有大石块或底部土层没有扰动，就无需平整，管道直接铺设；如果是岩石地区，管沟开挖后采用直径小于20mm级配的混合沙土垫平，垫层厚度为150mm，夯实的密实度应大于90%。应尽可能避免管道表面划伤。

3.3管道安装U-PVC管较金属管材比重要小。安装时需机械少，安装基本采用人工手工安装，成本较低，其连接方式采用胶圈接口，大大提高了安装效率，管径愈大，优越性愈明显。唯一不足是管道端口无顶进深度标志线，不便于安装时掌握顶进深度，特别是夜间安装时其影响更大。另外，管道安装时经常需切割管子。切口端面必须做成坡口，特别在翻越其它地下设施时，因U－PVC弯头多为双承口，如果坡口不到位，很难安装，也易顶坏胶圈或使胶圈错位。

3.4管道试压管道试压时，规范中规定水压试验的静水压力不得小于设计内水压力，且不得小于0.80Mpa。施工中沿用金属管材试验标准，试验压力为1Mpa，稳压0.50h，U-PVC管轴向线膨胀系数比金属管材大，试压时接口一般会脱出2～5mm，因此试压后回填土方必须达到要求的压实度，管道支墩达到设计强度，后背安全稳固，同时，打压时观察各接口，保证试压顺利进行，保证工程质量。

3.5管道支墩作为给水管材，U－PVC管应用已有好长时间，但有关标准不很齐全，如管道支墩做法，金属管材支墩已有相对完整的标准图集，施工人员对金属管材做法已熟悉，实践中，施工人员往往按金属管材支墩做法砌筑U－PVC管材支墩，而U－PVC管与金属管材质特点有很大不同，应区别分析，规范中明确规定“U－PVC管道不得采用360°”满包混凝土进行地基处理或增强管道承载能力。避免因管道伸缩局部应力集中而损坏管道，影响管道安全运行，因此，施工过程中结合规范及地区土质特点，对支墩砌筑进行了设计改进，制定出施工标准，规范施工，保证工程质量。

3.6用户管安装用户管安装时，因U－PVC材质的水表井无相应的安装标准，安装时大多参照执行现有金属管材的国家标准图集。因U－PVC与金属管材材质之不同，容易出以下问题：①水表井内管件较多，特别是旁通表中，施工中管径DN＞100mm时管件连接一般为胶圈连接和法兰连接两种。采用胶圈接口时，因水表及管件与墙壁有一定距离，通水试验时，时有将管件打脱现象，而用法兰连接未出现这类现象，结合施工实践，用法兰连接较胶圈连接安全。②U－PVC管件价格较之其他金属管件高，以主管管径DN200mm，旁通管管径DN100mm的水表安装为例，U－PVC管件造价高出球墨管材管件2倍多，为降低造价，户内采用金属管件。③按标准图集安装时，水表和管件多处于悬空状态，实际运行时，设支墩，应结合U－PVC材质特点，作出相应的设计修改，在水表并由三通、弯头处砌筑支墩或采取加固措施是保证管道安全运行的有效措施。结合施工实践中的体会，根据国家标准、规范，结合特点的设计规程，施工标准，验收标准。做好U－PVC管施工的培训工作，更好的推广U－PVC管。

4结束语

篇7

【关键词】 政府环境履责审计； 兰州政府环境审计； 环境重置成本法； 大气污染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02-10

一、引言

2015年3月6日，中国环境保护部下发《关于开展政府环境审计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政府环境履责审计的概念。3月27日《中国会计报》在《政府环境审计亟需建立标准体系》中，提出我国政府履责审计体系尚在探索之中，呼吁建立其标准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我国政府与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也不断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开始对环境项目资金进行审计。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尚未形成统一体系，阻碍了政府环境审计的全面实行。因此，建立科学严谨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审计方法体系并确定政府环境履责审计的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学者已对政府环境审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本文从政府环境审计作用机制、技术方法与实施路径的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为政府环境履责审计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的研究提供思路。

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我国学者在21世纪初即开始对环境治理资金审计进行研究。陈希晖（2004）在《论环境绩效审计》一文中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方面的作用，并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分为环境政策执行情况审计、环境项目效益审计和环保专项资金利用效益审计三种机制。耿建新（2006）则以城市水循环过程为研究基础，提出水资金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机制是以城市水资金循环过程为主线，进行城市用水循环周期审计。王淡浓（2011）从环境审计的战略定位入手，探讨了环境审计在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机制。向靓（2012）基于WGEA的《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提出环境审计作用机制分为事前预警环保风险、事中监督环保过程、事后评价环保绩效三个方面。唐洋（2013）基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提出在湘江治理过程中，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机制包括监督评价机制、调控协调机制以及监测预警机制。

王琳（2012）基于因子分析模型对全国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进行分析，得出各大城市的因子得分综合表并对其进行阐述。王奇、李明全（2012）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各省份2004年至2009年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了排行。房巧玲（2013）采用最优化方法构建了环保资金绩效审计的基准模型，并使用简化实例对基准模型的具体运用进行了阐述。何勰、张卉（2012）从循环经济视角出发，提出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情况、企业环保措施执行情况三方面共同构建可行路径。唐秋凤、谷爱明（2014）将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归结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负向外部性的受托经济责任，从政府环境审计的重点与评价指标两方面建立政府环境审计的实施路径。陈希晖（2014）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和要求为出发点，引入风险导向资源环境审计以构建政府资源环境审计实施路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文献从环境审计的目标、战略定位、国际经验与实际案例等角度阐述了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机制。但大部分研究仅从理论上论述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机制，未能结合实际环境问题进行探讨，而基于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的研究则往往只对政府环境审计在该案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未能扩展到政府环境审计在某一类问题中的作用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在政府环境审计技术方法与实施路径方面，我国学者已经从资源配置、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等视角进行了政府环境审计技术方法与实施路径的探索与构建。但多数是基于现行财务审计理论的结构与方法对政府环境审计实施路径进行构建，未能根据环境问题的特征阐述应用的审计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并且根据构建的技术方法与实施路径对实际环境案例进行审计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本文从政府对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政府履责环境审计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和实施路径。

三、政府环境履责审计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政府环境履责审计的目的是对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环境治理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降低风险、发现问题并完善环境治理措施与制度。其作用机制有：

（一）风险预警机制

风险预警机制是指审计方能够及时发现大气治理项目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政策执行和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潜在风险。风险预警的工作主要包括：收集被审计单位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料，特别应了解被审计方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种类、其危害性及其处置流程、排放达标情况，了解当地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与大气污染物构成比重；对被审计方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其存在的潜在风险大小与类别，在项目正式建设之前对项目的合规性与审批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对项目的环境保护效果进行评估。

风险预警机制的实施需要审计人员熟悉会计、审计相关准则，熟悉《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地方性大气污染治理条例，并能够结合大气污染治理的相关特点发现潜在风险。为保证审计效果，审计机关应该建立科学的人才培训和引进制度，提高审计人员会计、统计、审计、法律、环境科学方面的综合业务能力，并在审计组中引入第三方专家智库，提出会计审计与环保技术标准相结合的环境会计方法技术。

（二）过程监控机制

过程监控机制是指审计方在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中对治理实施情况、治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控制，以降低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风险。过程监控主要包括：审查目前的治理行为是否符合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地方污染防治规划；审查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否达到预定的治理进度；审查专项治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符合前期预算。在此基础上对前期的预定治理目标与资金预算进行调整或者对当前治理方法、力度、投资等进行调整。

在过程监控中，需要有不同级别的审计人员对不同的范围进行监控，这样才能保证所进行的治理项目有适当的监督。过程监控模式可以采用兰州市推行的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管理监控模式，建立市、区、街道、社区、楼院分级负责的扁平化网格审计监控体系，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进行全面的监督控制。

（三）安全抵御机制

安全抵御机制是指审计人员基于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该问题的建议，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的机制与措施。安全抵御主要包括：提出审计建议和出具审计报告，即根据环境治理目标与治理资金预算，对被审计方环境治理的绩效情况、治理资金使用状况等发表审计报告，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意见；对审计建议的实现进行验证，以确保审计意见的合理科学，在对审计意见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作出论证之后，需要实现审计意见。

采用合适的审计技术方法，针对审计结果中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成果的评价，结合确实的数据与法律的证据，提出相应的审计意见。只有采用合乎会计、审计理论且能够结合环境治理实际的审计方法，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建议，才能及时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进而对该类问题再度发生进行安全抵御。因此，在审计过程中采用科学合理的治理成本计量方法与具有普适性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环境重置成本法在政府履责审计实施路径中的应用

在目前有关政府环境审计方法的研究中，多数研究采用现有财务审计方法或经济学模型，未能根据环境问题的特征采用科学合理的审计方法，故缺乏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在政府环境履责审计的过程中，环境治理对环境价值的影响是评价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而环境绩效审计方法是否合理的标准即是否能可靠计量环境治理对环境价值的影响，从而判断对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价是否公允。

（一）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概念与应用思路

周一虹2011年提出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概念与定义，并阐述了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价值进行计量的思路。

环境重置成本法是指当环境遭到破坏后，通过计算恢复环境到原状所要支付的费用，即恢复原生态环境状态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要发生的成本，借以估算环境变化所影响的经济价值或者治理环境问题需要付出的成本。其中，环境重置成本是指在现行市场公允价值条件下，重新构建该环境资产或重新达到该环境资产生态服务功能所要花费的所有货币价值总额。该方法的创新思路是把重置成本法在资产评估和环境治理评价的应用中进行了同构，将生态环境视为一种资产，当人类的社会生产、经营等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时，该环境资产的价值就会被降低和破坏，这部分被破坏的价值，则可以通过重新构建的一项环境资产进行重置。

由于现行经济环境下对环境资产并无购置、销售、现金流入流出等相关交易事项，所以采用历史成本、现值、可变现净值与公允价值对其进行计量是没有依据且不合理的。而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作为环境治理成本计量方法的依据在于：当成本计量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遇到破坏后，环境价值降低，那么治理所要发生的费用不能低于将生态环境恢复到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成本。即采用的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治理成本的计量结果是对被破坏的环境价值进行恢复所支付的必需成本费用，是最低的投入成本。因此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治理成本进行计量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环境履责审计实施路径中应用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思路是：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治理总成本与环境治理目标指标进行计量，取得环境重置成本与重置目标，并以当前发生的实际治理成本与当前治理行为达到的环境状况与重置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环境重置成本或价值为正值说明目前采用的环境治理措施有效，治理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是积极的，能够引起环境资产价值的上升。在达到同一治理目标的情况下，若重置成本大于或等于实际治理成本，则说明治理行为卓有成效；反之则说明治理行为有效但是效用不佳，需要进一步加大治理投入。而当计量的重置价值为负值时，则说明目前治理行为并未达到预想效果，环境污染情况继续恶化，环境的变化是消极的并引起环境资产价值的下降。

（二）环境重置成本法三层成本计量模式

1.三层成本计量模式的基本思路

环境重置成本法将重置成本法原理应用于对生态环境治理成本的计量与评估，其理论依据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评估计量。在使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治理成本进行计量时，由于对环境资产本身进行重置有一定的困难，所以通常是对原生态系统功能服务进行重置。重置环境资产的目标是重置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恢复其原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则视同为对该环境资产进行了重置。

由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与防护是一个持续性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不同类型的费用与不同内容的成本需要按照环境治理过程的特点进行归集、计算并汇总，这可以使环境成本计量的过程更加科学、客观与完整。根据环境重置成本法的思想与方法，本文将由政府主导的对于成本计量范围内的大气污染治理与维护的成本、费用与投入分成三个层次，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三个层次的成本分别进行计量并最后汇总。

2.三层成本计量模式的计算方法

（1）第一层环境重置成本为生态环境恢复层成本，该层次基于重污染天气的恢复，即在重污染天气发生时对污染物治理所花费的成本。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主要成本支出是应急预案中的降尘喷洒设备投入费用与对道路的全面清洗耗费水费用。具体计算公式为：

P1=C设备+N重×W重×C0

其中，P1为生态环境恢复层成本，C设备为设备的投入费用，N重为重污染天数，W重为道路清洗用水量，C0为单位水价格。

（2）第二层环境重置成本为生态环境维护层成本，该层次主要从对大气环境的长期维护过程考虑，基于大气污染源解析将治理成本内容分为机动车污染存量维持成本、城市燃煤消耗量减少成本、道路沙土降尘成本、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生态增容减污工程成本与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工程成本六个部分。其中，机动车污染存量维持成本主要考虑对老旧机动车的淘汰补助；城市燃煤消耗量减少成本主要考虑燃煤锅炉的改造与报废处理成本、环保型煤炭补贴成本；道路沙土降尘成本主要为日常道路扬尘清洗成本；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主要包括对重点企业项目改造费用；生态增容减污工程成本主要包括山林建造与湿地防护成本；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工程成本包括污染源企业在线监控平台升级成本与空气检测子站的建设成本。具体计算公式为：

P2=P机+P煤+P企+P沙+P生+P监

其中，P2为生态环境维护层成本，P机为机动车污染存量维持成本，P煤为城市燃煤消耗量减少成本，P企为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P沙为道路沙土降尘成本，P生为生态增容减污工程成本，P监为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工程成本。

P机=N机×AC机

其中，P机为机动车污染存量维持成本，N机为老旧机动车淘汰数量，AC机为淘汰车的平均单位补助。

P煤=P改清+P煤补

其中，P煤为城市燃煤消耗量减少成本，P改清为燃煤锅炉改造补助成本，P煤补为环保型煤炭补贴成本。

P改清=N改清×C改清+C拆

其中，P改清为燃煤锅炉改造补助成本，N改清为燃煤锅炉改造蒸吨数，C改清为单位改造蒸吨数补贴，C拆为报废锅炉拆除处理成本。

P煤补=N户×ACC×GCS0×A

其中，P煤补为环保型煤炭补贴成本，N户为煤炭消费户数，ACC为平均每户每年燃煤消耗数量，GCS0为家庭燃煤补贴，A为总年数。

P企为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由于分别计量最后汇总难度较大，所以本文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工业企业废气治理的投入资金作为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

P沙=W日×T×C0

其中，P沙为道路沙土降尘成本，W日为道路清洗日用水量，T为道路清洗日数，C0为单位水价格。

P生=N绿×AC绿

其中，P生为生态增容减污工程成本，N绿为绿化林建设面积，AC绿为平均每亩绿化林建设投资费用。

P监=P升+P空

其中，P监为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工程成本，P升为在线监控平台升级成本，P空为空气检测子站建设成本。

P升为在线监控平台升级成本，由于是网络技术与科技监测手段的研发升级，所以本文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升级在线监控平台的投入资金作为成本。

P空=N空×AC空

其中，P空为空气检测子站建设成本，N空为空气检测子站建设数量，AC空为平均空气检测子站成本。

（3）第三层环境重置成本为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该层次主要基于为保证必要的大气环境质量而放弃的经济发展权部分进行考虑，即如果不考虑补偿范围内的大气生态环境治理与维护而充分使用所有大气环境容量发展经济的情况下所能产生的额外效益，该机会成本应当纳入环境重置成本之中。

为了保证大气环境质量，就大气环境进行治理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包括工业制造、能源消费、农业畜牧、餐饮服务等诸多行业，范围涵盖第一、二、三产业，所以本文采用宏观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进行模型构建。为了简化计算，本文认为GDP的产生主要是由水环境容量与大气环境容量两方面贡献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P3=■GDPA×MAEC×UAECA

其中，P3为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GDPA为范围内地区A年的国内生产总值，MAEC为大气环境容量治理费用比例，UAECA为A年的大气环境容量使用比例。

MAEC=P2÷（P水+P2）×100%

其中，MAEC为大气环境容量治理费用比例，P2为大气环境维护层成本，P水为与P2相对应年度的水环境维护层成本。

UAECA=■（Wi-Q排i）÷Q排i×PHi%

其中，UAECA为A年的大气环境容量浓度使用比例，Wi为i物质大气环境容量极限浓度，Q排i为i物质该年大气污染物实际年均浓度，PHi%为i物质的大气污染构成比例，i物质包括可吸入颗粒物（PM10或PM2.5）、二氧化硫（SO2）与氮氧化物（NOX）三类。

（4）以上三层模式计量结果总和为范围内确定的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总额，即：P=P1+P2+P3

其中，P为大气环境治理总成本即大气环境重置成本，P1为生态环境恢复层成本，P2为生态环境维护层成本，P3为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

五、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的环境重置成本

（一）兰州市大气环境概况

兰州市地处我国西北部，位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地理特征呈现“两山夹一河”，即市区为河谷盆地，南北两山对峙，相对高差为660米，自东向西延伸约35公里，明显的盆地地形造成污染物不易向外流动。兰州市区气流闭塞，年风静率达到60%以上，冬季静风率达80%以上，城区上空逆温层常年存在，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消散。兰州市区常年干旱少雨，年均降雨量不足300毫米，但蒸发量却达到1 800～2 200毫米，森林覆盖率仅为12.21%，分别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8.15%和1.2%，沙尘暴和浮尘天气容易波及与形成。兰州市大气污染属于煤烟、汽车尾气和自然扬尘混合型污染，其中以煤烟型污染为主。根据兰州市环境保护局与国家环科院联合的《兰州大气污染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公布的数据，兰州市大气污染的来源与所占比重如图1所示。

（二）兰州市2013年至2015年大气环境治理重置成本

1.生态环境恢复层成本

兰州市目前对于重污染天气的治理主要依据《甘肃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与《兰州市沙尘天气防尘治污工作应急预案》两项应急预案规定。依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的规划，兰州市2013年至2015年预计发生的沙尘及重污染天气情况如表1。

由表1可以得出，兰州市2013年至2015年间发生沙尘及重污染天气数总计82天。根据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兰州市在沙尘及重污染天气发生时，主城区平均每日额外出动载重量10吨级的洒水车与喷雾车50辆，每辆车往返作业7次，即平均每日额外出动洒水车与喷雾车350辆次。根据兰州市水务局与兰州市威立雅（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的用水价格，兰州市环卫工作用水价格在2.5元每吨。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兰州市财政支出3 100万元用于道路清洗车辆的设备购置。由此计算生态环境恢复层成本为：

P1=C设备+N重×W重×C0=3 100+82×350×10×2.5

÷10 000=3 171.75（万元）

2.生态环境维护层成本

该层次主要从对大气环境的长期维护过程考虑，基于大气污染源解析将治理成本内容分为六个部分。

（1）机动车污染存量维持成本

根据《甘肃省淘汰尾气排放不达标黄标车和老旧报废机动车工作实施办法》，兰州市计划在2015年底完成淘汰2005年底前登记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即达不到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达不到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到2015年底，淘汰“黄标车”24 730辆，淘汰老旧汽车45 200辆，共计69 930辆。根据《兰州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暂行办法》中对“黄标车”与老旧机动车的淘汰政府补偿标准，对每辆淘汰车平均补偿7 000元。由此计算机动车污染存量维持成本为：

P机=N机×AC机=69 930×0.7=48 951（万元）

（2）城市燃煤消耗量减少成本

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兰州市规划对城区现存的475台2吨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实施治理改造，共计3 852蒸吨，对锅炉单位给予20万元每蒸吨的财政补贴，并规划投入8.3亿元进行废弃锅炉处置。根据兰州市工信委的《兰州市远郊煤炭管控区居民使用优质煤补贴办法》，兰州市在2013至2015年间均对远郊控煤区内居民采购优质煤（灰分小于18%、硫分小于0.8%的优质煤炭）进行政府补贴，远郊纳入煤炭管控区的户数如表2。

由表2可以得出，远郊煤炭管控区内总人口户数为23 571户。根据《兰州市远郊煤炭管控区居民使用优质煤补贴办法》规定，平均每户按照1.5吨优质煤每年的标准进行补贴。由此计算城市燃煤消耗量减少成本为：

P改清=N改清×C改清+C拆=3 852×20+83 000

=160 040（万元）

P煤补=N户×ACC×GCS0×A=23 571×1.5×600÷

10 000×3=6 364.17（万元）

P煤=P改清+P煤补=160 040+6 364.17

=166 404.17（万元）

（3）道路沙土降尘成本

根据《兰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兰州市目前实行主干道路洒水每日3次、清洗每日至少1次，次干道路洒水每日2次、清洗每两日至少1次的道路清洁降尘措施。兰州市区平均每日出动洒水车100辆，日耗水量10 000吨。根据兰州市水务局与兰州市威立雅（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的供水价格，环卫工作用水价格在2.5元每吨。由此计算道路沙土降尘成本为：

P沙=W日×T×C0=3×365×10 000×2.5÷10 000

=2 737.5（万元）

（4）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

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与《兰州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的规划，兰州市政府预算安排投资12.6亿元，完成53项重点污染企业除尘、脱硫、脱硝设施升级改造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及管控项目。由此计算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控制成本为：

P企=12.6亿元=126 000万元

（5）生态增容减污工程成本

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整体战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与《兰州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林业生态增容减污实施方案》，兰州市政府决定2012年5月至2014年底实施林业生态增容减污工程。共计完成营造林面积41.18万亩，其中2012年10.66万亩，2013年19.66万亩，2014年10.86万亩，平均每亩造林成本0.6万元。由此计算2013至2015年间生态增容减污工程成本为：

P生= N绿× AC绿= （19.66 + 10.86）×10 000×0.6

=183 120（万元）

（6）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工程成本

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兰州市2013至2015年间投资5 550万元，对全市重点大气污染源企业的在线监控平台进行改造提升。规划新建9个空气监测子站，全面准确监测和预测空气质量，实时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平均每个空气监测子站投资300万元。由此计算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工程成本为：

P监=P升+P空=P升+N空×AC空

=5 550+300×9=8 250（万元）

综上可得，生态环境维护层成本为：

P2 = P机+P煤+P企+P沙+P生+P监= 48 951 +

166 404.17 + 2 737.5 + 126 000 + 183 120 + 8 250

=535 462.67（万元）

3.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

根据兰州市统计局的《2013年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及2014年展望》、《2014年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及2015年展望》与《2014年兰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兰州市2013年、2014年创造GDP明细与2015年GDP规划明细如表3所示。

根据2011年7月兰州市政府的《兰州市“十二五”规划》第四部分“十二五”期间主要环境保护任务，“十二五”期间，兰州市政府规划投入48.0462亿元在35项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进行水环境污染治理与维护，其中2013年至2015年期间发生成本36.03465亿元。由此计算大气环境容量治理费用比例为：

MAEC = P2÷（ P水+ P2）×100% = 535 462.67 ÷

（535 462.67+360 346.5）=59.77%

从2013年度起兰州市环境保护局实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2000年修正）》两套标准同时计量分析的措施。由于兰州市自然条件属于温带半干旱区，污染天气受沙尘影响较大，兰州市发生的污染天气主要以“灰霾”天气为主，在该类天气的污染源中，可吸入颗粒物通常直径较大，因此以PM10为主要计量指标。另《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与《兰州市“十二五”规划》分别于2012年与2011年编制，当时兰州市环境标准尚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2000年修正）》。综上所述，本文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2000年修正）》中的环境标准数据进行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的分析计量。

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的大气质量改善目标，2015年的规划是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在2012年基础上分别下降15%、10%和27%。另根据兰州市环境保护局的《2012年甘肃省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甘肃省环境状况公报》以及《甘肃省环境质量概要（2014年）》计算得出2013年至2015年三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如表4。

根据甘肃省环境保护厅近几年的数据，兰州市2013年之后的SO2、NO2浓度水平属于国家二级质量，PM10浓度属于国家三级空气质量，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2000年修正）》的浓度限值规定：二级空气质量下，SO2年均限值浓度为0.06毫克/立方米，NO2年均限值浓度为0.08毫克/立方米；三级空气质量下，PM10年均限值浓度为0.15毫克/立方米。

根据兰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兰州大气污染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兰州市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空气污染物负荷与具体污染来源负荷如表5。

由此计算大气环境容量浓度使用比例为：

UAEC2013 =■（Wi-Q排i）÷ Q排i PHi% = （0.06-

0.033）÷0.033×29.6%+（0.08-0.035）÷0.035×19.4%+（0.15-0.144）÷0.144×51%=51.29%

UAEC2014=■（Wi-Q排i）÷Q排i×PHi%=（0.06-

0.029）÷0.029×29.6%+（0.08-0.048）÷0.048×19.4%+（0.15-0.125）÷0.125×51%=54.77%

UAEC2015=■（Wi-Q排i）÷Q排i×PHi%=（0.06-

0.035）÷0.035×29.6%+（0.08-0.035）÷0.035×19.4%+（0.15-0.099）÷0.099×51%=72.36%

由此计算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为：

P3=■GDPA×MAEC×UAECA=1 776.28×59.77%×51.29%+1 913.5×59.77%×54.77%+2 077.82×59.77%×72.36%=2 069.59（亿元）

4.兰州市2013年至2015年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总额

以上三层模式计量结果总和即为范围内确定的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总额，即重置成本为：

P = P1 + P2 + P3 = 3 171.75+535 462.67+2 069.59×

10 000=21 234 535.42万元≈2 123.5亿元

六、兰州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履责审计绩效分析

（一）兰州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履责审计情况

根据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公布的《环保投资工作简报》第1期至第4期，兰州市2014年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如表6所示。

从表6得出2014年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投资总额为58 934万元。根据兰州市环境保护局与新闻媒体的消息，兰州市2014年为进行大气污 染治理撬动社会资金投资15.7亿元。由此可得出兰 州市2014年大气污染治理资金总投资额为21.59（5.89+15.7）亿元。根据前述生态保护战略层成本的计算方法，计算兰州市2014年为保护与维持大气环境损失的GDP为：P2014=

GDP2014× MAEC× UAEC2014 = 1 913.5×

59.77%×54.77%=626.4（亿元）。

由此得出兰州市2014年大气污染治理实际发生成本647.99（21.59+626.4）亿元。

根据《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工作方案（2013―2015年度）》的大气质量改善目标，得出2013年、2014年年均浓度与2015年规划年均浓度，即2013年至2015年大气环境重置目标，具体结果如表7。

根据表7，2012年后，兰州市规划2013年至2015年完成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在2012年基础上分别下降6、4和37（微克/立方米）的目标。按照前述计量的兰州市2013年至2015年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总额 2 123.5亿元与兰州市常年平均各项污染物分担率（SO2为29.6%，NO2为19.4%，PM10为51%），三项主要污染物分别治理成本如表8。

根据表8的单位重置成本可以得出：

2014年SO2治理达到的成果对应的重置成本为（41-29）×104.76=1 257.12（亿元），实际发生成本为647.99×29.6%=191.81（亿元）；

2014年NO2治理达到的成果对应的重置成本为（39-48）×102.99=-926.91（亿元），实际发生成本为647.99×19.4%=125.71（亿元）；

2014年PM10治理达到的成果对应的重置成本为（136-125）×29.27

=321.97（亿元），实际发生成本为647.99×51%=330.47（亿元）；

2014年治理达到的成果对应的重置成本为1 257.12-926.91+321.97

=652.18（亿元），实际发生治理成本为647.99亿元。

上述计量结果归结如表9。

（二）兰州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履责审计绩效分析

综合上述计算结果，对2014年兰州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履责情况进行分析。

SO2实际治理高于应有效果。实际发生治理成本小于重置成本，并且超额完成本年度治理任务，完全达到应有效果。说明兰州市政府将治理工作重点放在减少燃煤消费量、锅炉改造与工业企业能源结构改革等与SO2排放量密切相关的治理措施上是切实可行并卓有成效的。

NO2实际治理并未达到应有效果。2014年均浓度比2013年度上升，实际治理成本并未发挥其降低污染物浓度的效用。重置价值数值为负数，说明在计量期间采取的治理措施并未使得NO2污染情况好转，NO2污染进一步恶化，环境资产的价值进一步降低。NO2年均浓度受机动车尾气的影响较大，氮氧化物负荷中机动车尾气占60.7%，因此，2014年NO2年均浓度的上升可能是受到机动车保有量急速增长的影响。根据兰州市统计局2014年末的数据，全兰州市民用汽车保有量61.48万辆，比2013年末增长21.16%，这说明兰州市政府目前对于机动车数量的控制力度不足。

PM10实际治理达到应有效果。实际治理成本与重置成本基本相当，考虑到可吸入颗粒物受到外来输入性扬尘污染的影响较大，沙土扬尘的治理任务是基本完成的，说明兰州市政府采用“五位一体”的道路清尘工作模式与生态增容绿化工程是行之有效的。

大气污染治理总体实际治理成本与重置成本基本一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总体完成，这说明目前实行的各项大气污染物治理方案是可行并有效的，但其中存在治理效果不均衡与治理成果不稳定的现象，需要保持对SO2的治理优势，稳定对PM10的治理效果，加大对NO2的治理力度，革新对NO2的治理技术手段。

七、研究结论与审计建议

（一）研究结论

我国政府环境履责审计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体系，大部分研究停留于理论层面，结合实际环境治理问题、采用适当的环境审计方法对政府环境履责审计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在目前会计、审计框架下，采用环境重置成本法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进行计量，进而评价政府环境治理投入的绩效，是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根据环境重置成本法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得出兰州市2013年至2015年规划的大气治理的环境价值为2 123.5亿元。根据2014年兰州市实际发生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价值比较，取得兰州市2014年大气三项主要污染物治理的审计绩效分析：SO2实际治理效果高于应有效果，治理措施是切实可行并卓有成效的；NO2并未达到治理应有效果，可能是受到机动车保有量急速增长的影响；PM10治理达到应有效果，治理任务基本完成。

（二）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审计建议

1.继续保持煤炭消费总量的削减与能源结构的调整

兰州市政府建立煤炭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实行煤炭质量管控，制定《兰州市煤炭监督管理办法》，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措施行之有效，需要继续维持。在冬季采暖期对城区三大燃煤电厂的工业用煤量进行削减，倒逼电厂使用优质煤炭，以达到削减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同时，需要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继续调整能源结构，扩大风能、核能与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产能，逐渐取代煤炭、石油等传统重污染能源。

2.加大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治理力度

兰州市受到地形限制与自然气象条件的影响，道路运输能力一直不强，道路比较狭窄，而2012年之后机动车保有量急速增长，与2011年相比，2014年兰州市机动车保有量剧增50%，这是造成NO2浓度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兰州市政府需要克服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提高燃油品质，对公交车和出租车实施“油改气”，对私家车实施“双燃料”改装，对不达标准的燃油进行淘汰。要加快推进轨道交通、水上公交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城区主要交通节点改造，提高城市道路通行能力。在目前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加快解决道路改造缓慢与机动车数量增长之间的矛盾。

3.在沙土扬尘治理方面寻求新方法

目前兰州市实行的六个“100%”抑尘法、“五位一体”的作业模式与生态增容绿化工程确实行之有效，但沙土扬尘的治理源头并没有解决，属于“先治标，后治本”的方法过程，在道路扬尘清扫作业与施工工地扬尘处理过程中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兰州市需要在目前“治标”的基础上，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来源进行分析研究，克服气象条件干燥少雨、地理处于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对沙土扬尘的外来输入来源进行“根治”，对兰州市自然环境进行改善。

【参考文献】

[1] 陈希晖，邢祥娟.论环境绩效审计[J].生态经济，2004（12）：87-90.

[2] 陈希晖，邢祥娟.资源环境审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机理和路径[J].生态经济，2014（9）：1-9.

[3] 刘达朱，王本强，陈基湘.政府环境审计的现状、发展趋势和技术方法[J].审计研究，2002（6）：17-23.

[4] 耿建新，肖振东，张宏亮.城市水资金有效循环过程的保证措施探讨――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与实施方式[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2006：1868-1878.

[5] 房巧玲.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基准模型及其应用研究――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3（4）：52-57.

[6] 唐秋凤，谷爱明.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理论基础与环境审计实施路径[J].中国内部审计，2014（3）：84-87.

[7] 周一虹.环境污染成本计量方法探讨[J].中国环保产业，2004（1）：20-21.

[8] 李菊香.兰州市政府环境审计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会计之友，2011（22）：119-121.

[9] 唐洋，阳秋林，邱奇彦.环境审计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及实施路径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6）：81-86.

[10] 向靓.WGEA下环境审计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机制[J].财经界，2012（9）：244-246.

[11] 王淡浓.加强政府资源环境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审计研究，2011（5）：18-23.

[12] 毛显强，钟瑜，张胜.济南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效益分析系统研究与开发[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2008：2202-2205.

[13] 佘峰.兰州地区大气颗粒物的化学特征及沙尘天气对其影响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4] 岳立.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学分析[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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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城镇 经济 环境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2（b）-0144-01

1 盘县城关镇经济发展现状

盘县城关镇现城区面积8.1 km2，人口7.3万，其古城部分始建于明洪武22年，作为盘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610年。境内有多处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美食文化远近闻名。但自1999年盘县党政机关搬迁红果新城后，整个老城区经济发展逐渐困难，社会管理的燃点、爆点不断增多。盘县老城区属于群山怀抱的谷地、发展空间狭小。县委县政府当时作了“建新城、保老城，两轮驱动、比翼齐飞”的公开承诺。然而多年来地处盘县几何中心的百年城关却因累计投入不到十亿元而逐渐衰退。城关镇群众的诉求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反映基础设施老化，影响城市功能发挥；二是反映公共服务滞后，影响城市生活质量。

在该情况下城关镇明确了长远发展的战略定位。首先，结合城关镇“非工非农、亦城亦乡”的实际，决定了服务业是主要出路，该想法已形成共识；其次，是启动古城修复与旧城改造，利用机关单位和当地企业闲置资金划拨用于古城修复与旧城改造，将来以置换、拍卖等方式盘活资源，撬动市场资本投入，为改造建设提供土地、资金支持；再次，请政府倾斜财力，支持城关镇实施好老城区三一溪河道景观建设和环城绿化带建设，将城关镇建设贵州西部的“文化服务区、旅游集散地”，打造“文运胜地、美食之乡、休闲之都、商汇之城”名片，树立经济转型发展的典型为整体的建设改造工程奠定基础；最后，加大基础设施的项目扶持。尽快投资建设红果至城关快速通道和城关环城公路改造工程，争取开工建设城关北郊狮子河水库，减缓用水紧张，增强生态效果。

2 盘县城关镇经济发展同环境间主要矛盾

2.1 水环境污染

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决定以服务业为主要出路的发展思想，过程中由于工业废水就近排放和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均会对当地水环境带来影响，虽然目前该类水排放量较小，但长此以往该类污废水不经处理则会给当地水环境带来较大危害，甚至会对河道景观水体带来影响。

2.2 大气环境危害

在启动古城恢复与旧城改造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均会带来大量的人力和机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并会带来大量扬尘、粉尘以及毒害气体等污染，该类污染尤其集中于交通较为便捷的区域，因而越来越多的大气污染物势必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质量。

2.3 有机废物污染

当前该区域内有机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人畜禽类粪便以及工企业内所排放的有机废物等，该类废物的存在不仅对可利用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对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尤其是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带来的“白色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卫生状况及镇容镇貌。

2.4 生态环境影响

随着当地城镇化的推动，势必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发展动力，同时也会相应占用大量农田作为场所，并会对当地原有自然景观等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随时间延长其必然对当地生态平衡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同时在现代农业种植过程中施加的越来越多的化肥农药，以及大棚薄膜和有机废物等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极大危害并存在潜在威胁。

3 盘县城关镇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协调措施

3.1 科学认证，总体规划

在盘县城关镇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将其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融为一体，即将经济—城镇—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和同步实施，在建设过程中务必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关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人民得到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实惠，在制定着力发展产业时应经经济同环境相协调及“双赢”纳入开发、创新和经营战略中，当地人民则应树立同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以有力推动市场向经济和环境相融合的方向发展，同时应统筹安排各项建设工作，最终实现城镇建设中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携手共进，最终实现经济合理、环境优美的综合效果，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社交等提供良好条件。

3.2 因地制宜

在城关镇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并时刻将环境保护配合到小城镇经济发展中，在制定各项发展规划时应充分结合自己的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制定主要产业及主导产品，但应保证同国家及当地政府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并逐步向专业化靠近，最终营造出一个资源互补、优势互补、需求互补等一体化经济结构，最终将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绿色家园。

3.3 加强环境保护中的经济手段

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应政府部门应严查环境违法违纪行为，并加大对该类现象的处罚力度，严格执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来执行排污收费制度，尤其应结合当地乡镇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现状加强排污收费管理；应逐步完善环境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以及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并在今后应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物品价格中能够反映出其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来激励加强污染的治理，最终实现城关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

3.4 着力发展环保产业

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环保投资总量、资金来源及使用方向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数量及规模对当地环境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城关镇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结合建立公共财政需求，在财政预算中设置足够的环境保护和建设经费，并且在财政允许的条件下逐步扩大污染防治费用规模；当地乡镇政府也应努力创建同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的投融资及运营管理机制，并通过完善的投资环境和经济政策引导、鼓励多元化资金投资环保产业，逐步实现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多元化、企业化和市场化。

4 结语

在当前国内重经济工作的阶段，生态环境治理及保护也应视为不可忽视的工作，尤其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经济与环境充分融合是建设可持续发展小城镇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方可实现以较低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换取较高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系统动力学；决策变量；情景方案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2.22

中图分类号：F205；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2-0103-06

Study on Si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Economyenvironment Composite System i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DONG Huizhong，WANG Ge

（School of Busines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12）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composite system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as an example. It used the VENSIM software to do quantitative study and dynamic simulat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By adjusting the composite decision variables of the system， it set up 4 different kinds of development scenarios and predict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en get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on complex system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Key words：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system dynamics； decision variables； scenarios

区域协调发展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1]，是多个子系统耦合演化的结果。许多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仅仅关注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当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造成资源的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普遍恶化，区域发展处于失衡状态，难以持续发展。当前，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努力探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已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和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区域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具有多变量、非线性、动态性和多重反馈的特性，系统动力学是研究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能够对不同情景方案下的区域发展态势进行有效研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该方法在国外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研究领域[3-5]，代表文献有《增长的限制》和《趋向全球平衡》（以WORD Ⅲ模型为基础）[2]。上世纪80年代初，系统动力学方法被引入我国后普遍应用于国民经济、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等领域[6-11]。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环境经济复合系统进行仿真模拟，并对系统状态进行评估，定量研究半岛经济区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各种情景的作用和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作出合理选择，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11研究区域边界确定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陆域面积64万平方千米，范围包括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海域面积1595万平方千米，包括山东全部海域。为研究方便，本文构建的模型及相关数据分析界定在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及滨州市全部区域。

12区域复合系统的结构分析及子系统划分

根据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12]，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环境复合系统划分为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四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动态复杂系统，以系统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本框架，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复合系统模型，通过调整决策变量，对预设发展模式进行仿真模拟，进而找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最佳模式。

（1）经济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把能够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作为流位变量（水平变量）；把第一产业GDP增加值、第三产业GDP增加值、建筑业GDP增加值和工业GDP增加值作为流率变量（速率变量）；把区域GDP、第一产业GDP增长率、第三产业GDP增长率、建筑业GDP增长率和工业GDP增长率等作为辅助变量。通过人均GDP、产业用水、工业COD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等o助变量分别与人口、资源、环境子系统建立关联。“三产”比例是反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指标，因此以第一产业GDP增长率、工业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子系统的决策变量。通过以上指标建立经济子系统模型。包括14个方程和4个表函数，其中，主要方程有：

第一产业GDP=INTEG（第一产业GDP增加值，70731，单位：亿元）

建筑业GDP=INTEG（建筑业GDP增加值，38204，，单位：亿元）

工业GDP=INTEG（工业GDP增加值，317624，单位：亿元）

第三产业GDP=INTEG（第三产业GDP增加值，21111，单位：亿元）

区域GDP=第一产业GDP+第三产业产业GDP+建筑业GDP+工业GDP（单位：亿元）

工业GDP增长率=工业GDP增长率 LOOKUP（Time）

建筑业GDP增长率=建筑业GDP增长率 LOOKUP（Time）

第一产业GDP增长率=第一产业GDP增长率 LOOKUP（Time）

第三产业GDP增长率=第三产业GDP增长率 LOOKUP（Time）

（2）资源子系统

土地、水、能源及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资源子系统中，把可用水资源量和耕地面积作为水平变量；国家基建占地、退耕还林还草占地、乡村集体占地以及水资源可供量和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再用水回用率等作为辅助变量。通过生活用水量以及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口子系统建立关联，以生活污水处理回用量作为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沟通的桥梁。通过引入耕地压力指数模型[13]来考察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耕地压力情况。耕地压力指数――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之比，其算法如下：

K=SminS（1）

式中K为耕地压力指数，Smin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即一定区域范围内保障食物需求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S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计算耕地压力指数时，在给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耕地压力指数的关键变量，其算法如下：

Smin=Gr×βP×Q×k（2）

式中，Smin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Gr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人均粮食需求量，β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粮食自给率，P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粮食单产，Q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k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复种指数。

当K>1时，表明耕地压力明显，容易出现粮食危机，需要采取紧急必要措施降低耕地压力指数；当K

水资源量=INTEG（生产量-消耗量，1101，单位：亿立方米）

生活用水量=农村生活用水量+城镇生活用水量（单位：亿立方米）

工业用水量=工业GDP×工业亿元产值用水量（单位：亿立方米）

再用水回用量=生活污水处理量×再用水回用率（单位：亿立方米）

工业亿元产值用水量=工业亿元产值用水量 LOOKUP（Time）

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 LOOKUP（Time）

耕地面积=耕地增加量-耕地减少量（单位：公顷）

耕地压力指数=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实际人均耕地面积

（3）人口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建模过程中选取总人口作为流位变量（水

平变量）；以年自然增长人口和年净迁入人口为流率变量（速率变量）；把农村人口、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净迁入率作为辅助变量。人口子系统共有方程9个，3个表函数，主要方程有：

总人口=INTEG（年自然增长人口+年净迁入人口，528628，单位：万人）

城镇人口=总人口×城市化水平（单位：万人）

农村人口=总人口-城镇人口（单位：万人）

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 LOOKUP（Time）

人口净迁入率=人口净迁入率 LOOKUP（Time）

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 LOOKUP（Time）

（4）环境子系统

环境子系统建模过程中，选取COD存量和氨氮存量作为流位变量（水平变量）；以COD产生量、COD削减量，氨氮增加量、氨氮削减量为流率变量（速率变量）；以工业COD产生量、生活COD产生量、工业废水COD削减量、工业氨氮产生量、工业废水氨氮削减量、生活COD削减量、生活氨氮产生量、生活氨氮削减量、工业废水处理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工业亿元产值废水量等为辅助变量。选取COD和氨氮存量作为水环境污染程度的指示指标。环境子系统共有方程22个，表函数11个，主要方程有：

COD存量=INTEG（COD产生量-COD削减量，539793，单位：吨）

氨氮存量=INTEG（氨氮产生量-氨氮削减量，53538，单位：吨）

工业废水产生量=工业GDP×工业亿元产值废水量（单位：吨）

生活污水产生量=城镇人口×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污水产污系数（单位：万吨）

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比重=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比重 LOOKUP（Time）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污水产污系数=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污水产污系数 LOOKUP（Time）

13济―环境复合系统模型构建

通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的结构分析，选取能够合理描述各子系统的变量，建立复合系统动力学模型（如图1所示）。

14模型有效性检验

系统动力学通过Vensim软件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复合系统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其中模型的有效性检验是模型预测的关键环节。本模型模拟运行时间为2013～2020年，以2013年为基准年，仿真步长为1年，模型有效性检验采用的历史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年鉴。以2003～2012年历史数据为检验依据，其中某些指标如年净迁入率、自然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COD产污系数等是根据2003～2012年所收集数据计算得出，某些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些指标采用表函数的形式给出，而变量间关系不明确的指标也是采用表函数形式给出。本文采用相对误差法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复合系统模型模拟的结果进行检验，以总人口和COD存量两个水平变量为主要例证，检验结果如表1，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3～2012年总人口和COD存量的仿真值和历史值的相对误差介于-1%～51295%之间，拟合精确度较高，相对误差检验结果比较理想。

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模型预测与分析

21情景设定

在对2003～2012年数据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设定不同的决策变量来调控2013～202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选取第一产业GDP增长率、工业GDP增长率、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变量，将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的比重、再用水回用率以及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作为调控环境和资源的决策变量。由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口基数有很大关系，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状况，因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成为影响耕地压力指数的关键变量；在粮食自给率为1，粮食单产保持2012年的水平上，复种指数成为影响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关键变量。根据山东省三次产业比重调整战略，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一、二产业比重的方向，设定出四种发展模式情景：

情景Ⅰ：设定第一产业GDP增长率降低25个百分点，从2013年的11%下降到2020年的85%；工业GDP增长率增加17个百分点，从2013年53%增加到2020年的7%；第三产业GDP增长率小幅度稳步提高，增加29个百分点，从2013年的127%增加到2020年的156%；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的比重和复种指数以及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维持在2012年的水平，再用水回用率从2013年到2020年提高6个百分点。

情景Ⅱ：设定第一产业GDP增长率2016年降低到情景Ⅰ2020年85%的水平，到2020年降低到62%；工业GDP增长率略微降低，2013年到2020年降低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GDP增速与情景Ⅰ相比较明显，2016年达到情景Ⅰ2020年156%的水平，到2020年第三产业GDP增长率达到175%；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的比重、再用水回用率、复种指数均稳步提升；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略微降低。

情景Ⅲ：设定第一产业GDP增长率降低幅度与情景Ⅰ相似；工业GDP增长率明显降低，2016年降低到情景Ⅱ2020年45%的水平，到2020年工业GDP增长率降低到40%；第三产业GDP增速明显提高，2016年达到164%，2020年达到185%；再用水回用率以及复种指数在情景Ⅱ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的比重略微提升，与情景Ⅱ相似，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在情景Ⅱ的基础上继续降低。

情景Ⅳ：第一产业GDP增长率、工业GDP增长率显著降低，降幅较情景Ⅱ相比较大。其中，第一产业GDP增长率到2020年降低到43%，工业GDP增长率降低到35%；第三产业GDP增长率显著提高，到2020年第三产业GDP增长率达到268%，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比重显著增加，再用水回用率、复种指数显著提高，与情景Ⅲ相比提升幅度较大，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明显减少。

22模拟结果分析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目的在于找出适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因而指标变量的选取至关重要，它能够反映区域复合系统的基本情况。图2至图5为模型运行得出的指标变量变化趋势图，表3为模型运行得出的各项指标模拟值。

从仿真模拟出的结果可以看出：

情景Ⅰ发展模式是逐步降低第一产业GDP增长率，略微增加工业GDP增长率，同时第三产业GDP增长率稳步提高；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比重、复种指数、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维持在2012年的水平。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区域GDP增速从2016年开始增幅略高于目前发展模式；COD存量与目前发展模式相比无明显差异；可用水资源量下滑趋势明显降低，低于目前发展模式下的水资源量，供水形势严峻，2016年供水缺口为1375亿立方米，2020年供水缺口达到2891亿立方米；耕地压力指数与现状相比，无明显变化，耕地压力形势严峻，容易产生粮食危机。

情景Ⅱ发展模式是在稳步降低第一、二产业GDP增长率的前提下，在情景Ⅰ的基础上提高第三产业GDP增长率的速度；同时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占工业GDP比重、复种指数稳步提高，再用水回用率从2013年的40%提高到2016年的45%、再到2020年的48%，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减少缓慢。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区域GDP与情景Ⅰ相比，无明显差别，但增速略高于情景Ⅰ；COD存量增长趋势趋于平缓，明显低于情景Ⅰ，到2020年COD存量为54741万吨，明显低于情景ⅠCOD存量2020年87036万吨的水平；可用水资源量减少趋势明显低于情景Ⅰ，但供水缺口仍然存在，2016年供水缺口为105亿立方米，2020年供水缺口为2211亿立方米，耕地压力指数呈现降低趋势但依然高于1，耕地压力依然明显。

情景Ⅲ发展模式是第一、二产业GDP增长率降幅与情景Ⅰ相似，但低于情景Ⅱ，第三产业GDP增长率较情景Ⅱ相比增幅较大，2016年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为164%，2020年为185%；同时工业废水治理费用比重提高，与情景Ⅱ相比，无明显差别，再用水回用率2016年提高到48%，2020年_到50%，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降低幅度高于情景Ⅱ。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区域GDP增速略高于情景Ⅰ和情景Ⅱ；COD存量增速明显低于情景Ⅰ和现状发展模式，但高于情景Ⅱ，可用水资源量降幅低于情景Ⅱ，耕地压力指数明显低于情景Ⅱ， 2020年耕地压力指数为126，耕地压力依然存在。

情景Ⅳ发展模式是明显降低第一、二产业增长率，同时大幅提高第三产业GDP增长率，到2016年，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为185%，2020年达到268%；工业废水治理费用比重明显加大，再用水回用率、复种指数明显提高，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明显降低。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区域GDP增长幅度明显高于情景Ⅰ、Ⅱ、Ⅲ，区域GDP规模2016年为417429亿元，2020年达到942623亿元，人均GDP明显提高；COD存量大幅度降低，从2016年开始COD存量开始降低，到2020年，COD和氨氮治理明显，水环境明显改善， 2016年供水缺口为695亿立方米，2020年供水缺口为1176亿立方米，间接提高了水资源可用量；耕地压力指数2020年为098，低于1，耕地压力明显改善。

3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情景Ⅰ中虽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但产业结构调整比例不明显，COD和氨氮环境压力形势较现状发展更加严峻，耕地压力指数较大，耕地压力明显；情景Ⅱ调整了经济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速降低，第二产业增速小幅增高，第三产业增速较情景Ⅰ稳步提高，同时提高环境治理费用，提高再用水回用率，环境压力明显减小，但可用水资源量的紧张程度依然明显，供水缺口比情景Ⅰ有所减少，耕地压力指数与情景Ⅰ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1，耕地压力明显；情景Ⅲ第一、二产业增速逐步降低，第三产业增速有较大提高，环境治理费用比重、再用水回用率、复种指数提高，农业亿元产值用水有较明显的减少，环境压力比情景Ⅰ明显缩小，与情景Ⅱ相比有小幅增加，供水缺口低于情景Ⅰ、Ⅱ，水资源紧张程度依然存在；情景Ⅳ是着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明显降低第一、二产业增长速度，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增长速度，环境治理投资比重增大，再用水回用率明显提高，农业亿元产值用水量明@较少，到2020年，区域经济产值达到942623亿元；COD存量2016年为471253万吨，到2020年COD存量基本消除，COD和氨氮治理明显，水环境压力明显改善；供水缺口2016年为695亿立方米，2020年为1176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紧张程度。通过以上结论，推荐情景Ⅳ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方向的最优情景。

通过上述四种情景发展模式的仿真模拟结果，提出如下建议：（1）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6市差异，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大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推动宏观产业结构优化，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以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2）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水资源消耗低增长”为发展模式，推进节水减排计划，合理分配水资源用水量在各产业结构中的比例；（3）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提高排污标准，制定相应的评价体系，通过增加工业废水治理费用，大力发展废水再回用水的循环利用率，从而达到减少水环境污染、增加水资源量的双重效果。

参考文献：

[1]覃成林.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 2011， （4）： 63-70.

[2]王其藩. 系统动力学[M].2009年修订版.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3]Forrester J W. The System Dynamics National Model： Macrobehavior from Microstructure Modeling Growth Strategy in a Biotechnology Startup Firm [J].System Dynamics Review， 1989， 7（2）： 93-116.

[4]S M Disney A，T Potter， B M， Cardner. The Impact of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on Transport Operation [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E， 2003.

[5]Marquez A C， Bianchi C， Gupta J N D.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Effectiveness of Ecollaboration Tools i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4.

[6]张建慧，雷星晖，李金良. 基于系统动力学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模式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 软科学， 2012， 26（4）： 77-81.

[7]陈国卫，金家善，耿俊豹. 系统动力学应用研究综述[J]. 控制工程， 2012， 19 （6）：921-928.

[8]李维乾，解建仓，李建勋，等.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闭环反馈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1（11）：209-216.

[9]贾一伟.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高校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 2013.

[10]谭术魁，张路，齐睿.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区域耕地压力指数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5）：757-765.

[11]李华，蔡永立. 基于SD的生态安全指标阈值的确定及应用――以上海崇明岛为例[J]. 生态学报， 2010， 30（13）： 3654-3664.

篇10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公地悲剧；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我国环境恶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现在各行政管辖区之间跨界环境纠纷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对跨界水污染进行有效规制始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造成跨界水污染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个省级、市级和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财政分权制度下，倾向于将努力投入到能够带来政绩的经济增长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这使得水污染治理规制不能有效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方式逃避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车”行为将不易监测的环境污染跨界转移出去，将成本外部化。这种现象充分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因此，强化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规制，实现全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的能力，改变地方政府仅重视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选择倾向。

1文献综述

d’Arge较早关注了环境的跨界污染问题[1]，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对跨界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上，认为不同地方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区域合作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手段[2][3]。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展开的，Maler首次将博弈论引入到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对欧洲各国酸性物质沉积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治理环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国的单边支付，并模拟测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净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联邦跨界污染控制环境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认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领导者时能够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而当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领导者时，中央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并通过欧盟的环境政策设计实施验证了结论的科学性[5]。Barcena-ruiz对跨界环境污染税征收的顺序和两个同级政府作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博弈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跨界污染较小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互补的，同时征税时领导者和追随者都能够获得福利，但先征税的领导者获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较大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替代的，先征税的领导者政府能够获得福利，每个政府都会努力避免成为税收的追随者[6]。Yanase运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双寡头国际环境污染博弈策略，认为严格的环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国公司的竞争力，会产生静态的“租金转移”效益，而国外也会享受到全球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即免费搭便车，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环境政策水平会偏离社会最优水平，产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过构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内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流域结构的转移税（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来计算一个地区最佳的污染物转移税率，同时也认为转让税率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加强区域减排合作，实现整个流域的减排成本最小[8]。

国内关于跨界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马中和吴健认为法律政策和权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没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激励是跨行政区环保难见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总结[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对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国界四个层次的单边和多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条约进行了评估和比较，为构建跨界水污染冲突的协商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1]。此外，还有学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为例对污染成因、解决途径等进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跨界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都集中在理论分析、政策建议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础上，分析个体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冲突并推出待检验命题，随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主要水库和湖泊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对多个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离社会最优选择的状况进行理论阐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边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为目标，排放超标污染物，在缺乏激励约束条件下，必然使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

假设总共有 个同质地区参与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动，第 地区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为 ，因此，总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为 ，在整个排污量一定的条件下， 越大，水资源质量越好。令 为第 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区的效用都取决于本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体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进一步假设第 地区的效用函数为 ，该效用函数满足： ， ， ， ，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各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即存在 是 的减函数。

（10）式表明，整体帕累托最优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要大于个体最优的纳什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即各个地区如果从最大化本地区效用出发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会小于从集体效益出发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时由（10）式也可以看出，两种投入之间的差距随着参与地区个数 的增加而增大，这也反映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水资源的公共性来看，集体最优也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所有参与地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现，最终造成各个地方政府在有限资源下无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区利益，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减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将水污染会治理成本转嫁给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水库和湖泊周边的地方政府数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离希望的社会最优越远，水资源质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们假设每个地区的预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是有很大差异的，经济发达地区的预算投入要远远大于落后地区的预算投入。Olson通过两人博弈认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搭便车[15]，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现阶段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小，而落后地区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大，所以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得更多的效用，这时的博弈可能变成一种“智猪博弈”。

3 实证分析

以我国水库和湖泊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经验分析地方政府数量对水质的影响，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3.1模型设定和数据分析

3.1.1模型设定

式中， 表示水库和湖泊，在现实中，跨界水污染还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为样本，这是因为跨界的河流较长，水质难以平均，同时又包含多个支流，行政区难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难题在于上下游之间的协调，行政区数量对其影响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的水质状况；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周边的行政区数量，该变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在选取时，主要选取周边的县级和市级行政单位数量，每一个水库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级行政单位多数为1个，最多有两个，其统计分析意义不大，因此不对省级行政单位对水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表示影响水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水库和湖泊周边行政单位的GDP、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口状况、以及水域面积等变量； 为随机项。

3.1.2水库和湖泊水质状况

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淡水环境分析部分中，共给出62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其中，Ⅰ-Ⅲ类水质的比例为61.3%、Ⅳ-Ⅴ类水质的比例为27.4%，劣Ⅴ类水质的比例分别为11.3%。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具体状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异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总体上来看水库的水质要好于湖泊的水质，水库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92.59%；而湖泊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40.63%；而三湖水质都在Ⅲ类以下。因此，本文为考虑水库和湖泊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对总体展开进行回归分析后，再对水库和湖泊进行分类回归。

3.1.3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通过62个水库和湖泊的地图可以得到相关周边地区的市级、县级（区）的数量，然后对行政单位的控制变量指标进行加总，得到具体数值，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水域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环保部监测数据。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2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水库和湖泊周边的行政单位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恶化水质状况，市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2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14和0.107。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07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43和0.513，但对水库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本文的理论假说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对水库水质的影响要低于对湖泊水质的影响。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周边的GDP以及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会显著加剧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别是对湖泊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水质处于“两难”状态，也即经济增长会加剧水污染，保证水质也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农村人口数量对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城市人口数量对总体水质和湖泊水质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会随之增加，同时因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增加生产污水的排放，这加剧了流域水质的恶化；水域面积的增加能够缓解水污染状况，这是因为水域面积越大，其自净能力越高，能够相应的降低水污染。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讨论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两方面的行为选择，通过构建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个地方政府间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为，认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个体纳什均衡最优小于整体帕累托最优，偏离程度随地方政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湖泊和水库数据对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显示，随着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同时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随后进一步从水资源治理外部性、政绩考评制度和水资源保护监管和惩罚制度等方面对造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

减轻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引发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两种方式，环境资源作为典型的公共资源，必须要有专门的主体对其利用进行协调和约束，中央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责无旁贷，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道德规范外，更应制定合理的制度规范，协调好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本文在制度规范方面的政策建议为：

第一，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破坏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倾向，增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政绩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行为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当中央政府以GDP为绩效考核核心时，地方政府必然为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的生态效益以满足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环境保护资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绩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进环境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地方环境监管部门在人事权和财权方面实际上隶属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使得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治理，“土政策”、“开绿灯”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会主动要求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污染企业整改或者关停，同时还会采用一些措施阻挠或者禁止环保部门不经请示就对企业的排污进行检查，为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纵容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中的盲区，也极易造成的寻租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尝试将环境规制部门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

第三，明确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体系权限。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流域设立了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经济事务，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规划，而地方的水利部门也拥有同等的权力，他们会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考虑水资源的管理，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无法做到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导致经常会出现“公对公，一场空”、“谁都该管，谁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环境保护的低效率。因此，应改变多部门分别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管理的现状，中央政府可以尝试将环境保护和监管相关负责机构从原有的国土部、农业部和林业部等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成立由国务院主管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副总理负责、由环保部统一管理的环境保护和监管体系。

第四，明确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宗旨和规范，加强环境规制的考核力度和违规惩罚威慑力，中央政府的监管和考核威慑力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中国环境保护违规惩罚威慑力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违规惩罚力度不够；二是环境违规惩罚执行不严。这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惩罚环境违规行为的承诺性，一些对地方生态环境破坏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官员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一部分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官复原职或者易地任职，这都极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官员惩罚的威慑力。只有当中央政府加大监管和惩罚的威慑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地方政府才会做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选择。

第五，建立专门的合作组织定时或者不定时的环境信息，提高环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和公众的理解能力，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来约束环境责任规避行为。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渠道和长效手段。

参考文献：

[1] D'arge R C. On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J]. In Mills， E.（ed），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Walker G B. 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along Transboundary Rivers[J].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009， 33（1）： 91-92.

[3] Scheumann W， Alker M. Cooperation on Africa’s Transboundary Aquifers-conceptual Ideas[J].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9， 54（4）：793-802.

[4] Maler K G. The Acid Rain Game [J].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89， 36： 231-252.

[5] Silva E D， Caplan， A J.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Control in Federal System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7， 34（2）： 173-186.

[6] Bárcena-Ruiz J C.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First-mover Advantages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6， 35（1）： 19-39.

[7] Yanase A. Global Environment and Dynamic Gam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Duopoly[J].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97（2）： 121-140.

[8] Zhao L， Qian Y， Huang R， et al. Model of Transfer Tax on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s River Basin[J].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 2012， 40（3）： 218-222.

[9] 马中，吴健. 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J].环境保护，2004，（3）： 13-15.

[10] 易志斌.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以跨界水污染为例[J]. 城市问题， 2010，（1）： 74-77.

[11] 汪小勇，万玉秋，姜文等. 中国跨界水污染冲突环境政策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25-29.

[12] 虞锡君.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危害、成因及其防治[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18（1）： 171-179.

[13] 孙冬营，王慧敏，牛文娟.基于图模型的流域跨界水污染冲突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4）： 455-461.

篇11

关键词: U－PVC管道;施工技术

Abstract: this paper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U-PVC p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processing measure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 of simple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Keywords: U-PVC pip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 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管材选择

近十多年来，国家提出全面使用以塑料管为主体的不生锈、无腐蚀、无渗漏、无结垢的优质绿色管材，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管道系统中的二次污染问题。突出的卫生性能使得新型塑料类和塑料复合类建筑给水管材，如聚乙烯管（PE）、聚丙烯管（PP）、聚丁烯管（PB）、铝塑复合管（PAP）和U－PVC管等近几年在我国迅猛发展，尤其是U－PVC管具有重量轻，不生锈，不结垢，内壁光滑，水力条件优越，不会产生管道二次污染，而且价格相对便宜，是其得到广泛使用又一原因。

2水环境治理措施

根据水环境的现状和成因应该采取如下治理措施：

2.1建立水资源管理组织，制定管理规划，加强对水资源安全的统一管理。

2.2加强对水环境的监测，控制污水排放，有效监测地下水和河水水质成分的变化，以便达到有效控制。对于各大企业的排污，严格遵循国家的降耗减排精神，通过污水净化处理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污水的排放量。

2.3加强对水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社会对保护水源质量安全重要性的全民意识和思想高度，增强保护水资源的责任感。

2.4对遗弃的废井应进行封闭处理，处理应按照标准逐层封闭水层，避免多水层或水层与油层等的互窜交叉污染。提高采油工艺水平，钻井要有效的封闭水层，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

2.5建立责任人负责制，推广新科技的使用，淘汰有污染性的旧设备、禁止乱开乱采，土炼油、偷盗及破坏油田设施而引发的石油污染。加强治理措施，采出的油料不许乱采乱放，避免事故性溢油。储油设备要安全可靠。禁止就地挖坑储油。

2.6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小塘坝、集涝池，汲储地表水来逐步的改变地下水及河水的水质。使地表水能逐渐向地下和下游渗透，置换和导出渗入地下的污染物。经过人工治理，在漫长的过程中一定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

从地下水和河水的污染中，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保护水源的重要性。人为的水源污染造成了饮水安全的破坏，并导致了社会对于水源净化处理的经济负担。引申到西峰油田面积大、地域广，在发展陇东石油基地的同时，应该对钻探技术进行严格控制，规范打井、储油等技术工作，不乱排乱放。措施齐全、责任到位，既要发展好油田的开发建设，又要对水环境和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才是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举措，是关系到子孙后代为民造福的大事。PVC管相比对其它塑料管材技术成熟，管材、管件规格齐全，便于维修等，并有成功使用的实践，考虑到目前生产U－PVC管厂家众多，管件通用性不好。通渭县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属于村镇供水，在比较各种管材的优缺点后，统一采用U－PVC管。

3 U－PVC管施工方法

U－PVC管作为地埋给水管材，在全国应用已好有几年，相比而言，我县使用较早，结合这几年的使用情况，现就实际应用中的一些体会综述如下：

3.1施工前的技术准备①施工前应熟悉、掌握施工图纸；准备好相应的施工机具。②按照标准对管材、管件进行验收。管道、管件应根据施工要求选用配套的等径、异径和三通等管件。

3.2沟槽开挖及回填地处农村，供水距离长，人口居住分散，根据以上特点，按照设计供水管网均沿各河（沟）分水岭和公路布设，根据地势对村社用户分水。由于地形复杂，管沟的开挖也相对复杂，供水点分散，支管通过的村镇，可就近直接设置分水口向村社供水，在支管距村庄较远的地段，依地形和村庄分布情况，设分支管供水，入户管网在支管和分支管上直接分水，供水入户。小管径的U-PVC管重量轻，安装方便，使用人工较少，对施工机具要求不高。施工时，沟槽开挖宽度按照管径大小，对小管径的管沟槽开挖宽度为0.60～0.70m，不影响管道安装，但回填质量很难保证，其土壤压实度无法保证。特别是跨公路工程时，为了减少破坏公路的灰土层，沟槽挖得较窄，回填时很难达到设计要求，沟槽挖得宽了，又增加工程量和费用，安全饮水建设费用低，因而跨路管道时常出现问题，且回填部分亦会影响道路工程质量。其他管段如果管沟底部平直且土壤中基本没有大石块或底部土层没有扰动，就无需平整，管道直接铺设；如果是岩石地区，管沟开挖后采用直径小于20mm级配的混合沙土垫平，垫层厚度为150mm，夯实的密实度应大于90%。应尽可能避免管道表面划伤。

3.3管道安装U-PVC管较金属管材比重要小。安装时需机械少，安装基本采用人工手工安装，成本较低，其连接方式采用胶圈接口，大大提高了安装效率，管径愈大，优越性愈明显。唯一不足是管道端口无顶进深度标志线，不便于安装时掌握顶进深度，特别是夜间安装时其影响更大。另外，管道安装时经常需切割管子。切口端面必须做成坡口，特别在翻越其它地下设施时，因U－PVC弯头多为双承口，如果坡口不到位，很难安装，也易顶坏胶圈或使胶圈错位。

3.4管道试压管道试压时，规范中规定水压试验的静水压力不得小于设计内水压力，且不得小于0.80Mpa。施工中沿用金属管材试验标准，试验压力为1Mpa，稳压0.50h，U-PVC管轴向线膨胀系数比金属管材大，试压时接口一般会脱出2～5mm，因此试压后回填土方必须达到要求的压实度，管道支墩达到设计强度，后背安全稳固，同时，打压时观察各接口，保证试压顺利进行，保证工程质量。

3.5管道支墩作为给水管材，U－PVC管应用已有好长时间，但有关标准不很齐全，如管道支墩做法，金属管材支墩已有相对完整的标准图集，施工人员对金属管材做法已熟悉，实践中，施工人员往往按金属管材支墩做法砌筑U－PVC管材支墩，而U－PVC管与金属管材质特点有很大不同，应区别分析，规范中明确规定“U－PVC管道不得采用360°”满包混凝土进行地基处理或增强管道承载能力。避免因管道伸缩局部应力集中而损坏管道，影响管道安全运行，因此，施工过程中结合规范及地区土质特点，对支墩砌筑进行了设计改进，制定出施工标准，规范施工，保证工程质量。

3.6用户管安装用户管安装时，因U－PVC材质的水表井无相应的安装标准，安装时大多参照执行现有金属管材的国家标准图集。因U－PVC与金属管材材质之不同，容易出以下问题：①水表井内管件较多，特别是旁通表中，施工中管径DN＞100mm时管件连接一般为胶圈连接和法兰连接两种。采用胶圈接口时，因水表及管件与墙壁有一定距离，通水试验时，时有将管件打脱现象，而用法兰连接未出现这类现象，结合施工实践，用法兰连接较胶圈连接安全。②U－PVC管件价格较之其他金属管件高，以主管管径DN200mm，旁通管管径DN100mm的水表安装为例，U－PVC管件造价高出球墨管材管件2倍多，为降低造价，户内采用金属管件。③按标准图集安装时，水表和管件多处于悬空状态，实际运行时，设支墩，应结合U－PVC材质特点，作出相应的设计修改，在水表并由三通、弯头处砌筑支墩或采取加固措施是保证管道安全运行的有效措施。结合施工实践中的体会，根据国家标准、规范，结合特点的设计规程，施工标准，验收标准。做好U－PVC管施工的培训工作，更好的推广U－PVC管。

篇12

通过东江湖库区当前以水为核心的资源环境的健康状况调查，构建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测度了2001—2011年东江湖库区水环境的承载力，结果表明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呈现整体稳定伴有小幅度下滑的趋势，资源环境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存在不协调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对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东江湖库区2001—2011年期间大多数年份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为中度协调，部分年份出现了初级协调、勉强协调的情况；库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协调程度不高。最后，提出了推动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水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东江湖库区

东江湖库区位于湖南省南部郴州资兴市境内，是国家“六五”重点能源工程——“东江水电站”的蓄水水库，拥有81.1亿m3优质水源，是湖南省唯一、全国少有的大型优质水源，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发展资源。东江湖大量的优质水源，更是承载这一带生态环境的基础。东江湖库区的保护，不仅指保护水资源，更是意味着对库区内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东江湖库区的保护工作：2002年3月，《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保护条例》的正式施行，让东江湖成为全国第一个受专门立法保护的人工湖泊。10年后，东江湖被纳入全国第二批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范围。2013年，东江湖入选国家重点支持湖泊。东江湖库区不仅要受保护，也要发展。长期以来，为了支持东江湖库区的保护工作，库区居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库区内往往是“有田不能耕”、“有水不能渔”、“有林不能用”、“有矿不能挖”。大量退耕还湖、网箱上岸、后靠的移民，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而生活困难，而政府对其的补贴不能完全及时到位，库区居民保护东江湖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东江湖库区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限制。要处理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当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协调发展，在当前背景下，探索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的状况很有必要。

1文献综述

关于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国外相关研究较少，一般是在可持续发展相关文献中简要地提及，并未对水环境承载力进行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在我国，郭怀成、彭静、曾维华对水环境承载力的定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3］。学者们普遍认为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区域某一时期内，特定社会生产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下，以水为核心的资源环境有机整体在自身结构、功能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所能提供的承载人类社会活动的能力。它不仅仅是指水资源本身的承载能力，还包括以水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由于水环境承载力研究涉及的范围广、内容较为复杂，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水环境承载力在传统的评价方法基础上进行了综合与创新，并提出了大量的量化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方法，包括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多目标决策法、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法等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不同对象时会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量化方法，也由此选择有针对性的指标［4-9］。1966年，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论证了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10］。1973年，Mishen提出Satiation论点，认为经济的发展会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11］，之后我国的袁旭梅、白华、刘耀彬等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协调开展了研究［12-14］。以上研究在水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指标选取上缺乏统一的方法与标准，大多选取相对量的指标、契合研究对象的针对性的指标，缺乏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评价标准，即水环境承载力能力高低划分的研究还有待发展。水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可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契合程度，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2.1东江湖库区的基本情况及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东江湖库区地处113°08′E~113°44′E，25°34′N~26°18′N之间，总面积4719km2，库区包括资兴、汝城、桂东、宜章四个县市，52个乡镇。水域面积160km2，总库容91.48亿m3，是湘江上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人工湖泊，在发电、防洪、旅游、生产生活用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入湖河流包括浙水、滁水、资兴江、沤江和淇江等，其中二级支流浙水、沤江的上游分别处于汝城和桂东县境内。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是联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动态变化的综合性评价。在综合考虑东江湖库区的现实情况后，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应包括水环境承载力水平（A）；资源子系统（B1）、环境子系统（B2）、经济子系统（B3）、社会子系统（B4），以及具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2.2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数据来源及水平测算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可获得性以及后续对策建议的可操作性，本文选取2001—2011年资兴、汝城、宜章、桂东四地的数据进行综合计算，得出东江湖库区2001—2011年的水环境承载力水平。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2年《郴州统计年鉴》。在灰色物元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水环境承载力各评价系统进行主客观赋权，以有效避免由人工直接赋权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结果的主观性；同时计算得出的各评价子系统和评价指标的权重，在科学赋权方法的使用下，更能反映出东江湖库区的水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首先构建判断矩阵，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对水环境承载力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听取专家意见，认为资源与环境子系统比经济和社会子系统更重要，重要程度之比为2。建立判断矩阵后，计算得到各个子系统在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中的权重。经计算，得出各指标在各子系统中的权重以及在总系统中的权重，据此构建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见表2。

测算结果中占权重较大的指标，既有来自资源环境层面的，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层面的，表3水环境承载力的测算结果较为理想，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东江湖库区的情况。现对权重较大的各指标进行分类分析：①涉及到区域人口数量以及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水资源量（0.0873）、人口密度（0.0592）、人均水田耕地面积（0.0469）、人均水库养殖面积（0.0446）、城市化率（0.0403）等，这些指标的权重系数较大，揭示了库区人口的增长，给当地环境、资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甚至稀缺的问题，对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影响较大；②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及水资源开发程度有关的指标：乡办水电站发电量（0.0842）、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0.0821）、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0.0745）、工业废水达标率（0.0557）等指标的权重相对较大，也揭示了不论是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还是农业、工业等产业发展活动，都会对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尤其是水资源造成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养殖、工业发展中废水的排放，会直接影响水体，进而影响水中有关生物及水体周围的自然环境；③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0.0483）、农业产值占GDP比重（0.0415）等指标权重较大，反映出东江湖库区采用何种发展模式，与库区资源环境保护水平息息相关。若是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易降低库区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反之，如果改革转型，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既保护了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也能提高其水环境承载力水平，由此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当地自然资源环境条件，更多的是与库区周边的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有关。通过测算，得出东江湖库区2001—2011年的水环境承载力水平见表3。

由表3可知，东江湖库区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与水环境承载力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说明区域水资源的丰沛程度、区域水环境的好坏与水环境承载力密切相关。而经济子系统总体呈现波动上扬的态势，社会子系统则因人口密度增大，城镇化的不断提高而呈现缓慢下滑的趋势。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在2001—2011年期间，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大致保持在（0.5，0.7）的区间范围内，说明这些年间，政府采取的针对东江湖库区的保护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结合11年间各个子系统水平的大致走势以及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尽管环境子系统在2008—2010年间有小幅度的改善、社会子系统在2010—2011年间有所上升、经济子系统总体呈波动上扬态势，但总体来说，其余子系统及水环境承载力整体均呈现下滑的趋势，可以看出东江湖库区局部水质恶化、水环境污染加重的情况仍然存在。为了更加直观明了地反映东江湖库区历年来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变化情况，不考虑四个子系统的变化走势，绘制图1。由图1看出，2001—2011年间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波动幅度不大，但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最大值为0.7103，最小值为0.4924。关联度介于0和1之间的，越接近1，承载力水平越高。参照这个标准，会发现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仅处于中等水平。水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反映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的指标，水环境承载力水平不高的实证结果，意味着东江湖库区近年来资源环境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存在不协调的状况。故本文将在原有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两大模块，对两者的协调度进行深入分析。

3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3.1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计算

3.1.1无量纲化处理。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及准确性，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即标准化处理，使各指标数据最终值落在［0，1］区间内，且使其离散程度标准差最小。

3.1.2确定权重。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确定指标权重。在听取了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后，根据知识与经验对每一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确定各个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结合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终将这两者进行综合运算，得出各指标的最终权重值，见表4、表5。

3.2结果分析①从总体上说，2001—2011年期间，东江湖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2008、2009和2011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7.04%、7.81%、10.31%，资源环境水平则呈现为整体逐步下滑的趋势，最高值为2002年0.7526，最低值则出现在2011年，仅为0.2241。②由图2可以看出，2001—2008年期间，东江湖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资源环境水平，两个系统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小；在2009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资源环境水平，达到两者差距最小；2011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资源环境水平0.2个单位。

4结论与建议

实证过程中发现2001—2011年东江湖水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波动不大但存在个别年份水环境承载力有所下降的情况，表明东江湖库区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经主客观赋权这一科学方法计算得出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出东江湖库区本身的气候气象，当地工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对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的影响较大；经过协调发展度的测算，可看出近十年来，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足够协调的程度，其中大部分年份都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资源环境的保护，表明当地政府为了保护东江湖而牺牲了应有的发展，损害了库区居民的利益。为了东江湖库区的长远健康发展，改善库区协调发展水平，从加速经济发展、重视生态补偿及生态保护、各县市加强协作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推进东江湖库区资源配置市场化，打造产业联盟。东江湖库区拥有81.1亿m3的优质水源，在不破坏东江湖库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可以利用的资源整合起来，逐步合理地放宽东江湖库区资源配置途径，与其他地区形成产业联盟，将东江湖库区的“输血”功能最终转换为“造血”功能，推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推进东江湖库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水平，积极修订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与办法。东江湖库区居民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致使自身发展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因东江湖优质水源而受益的中下游城市却没有做出任何补偿。因此需尽早出台及完善针对东江湖库区的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及生态补偿条例，给东江湖库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实奠定法律基础。第三，加强东江湖库区生态环境治理。为加强林业生态保护，东江湖库区中大部分的林木资源已被划分为生态公益林，禁止库区居民随意砍伐，国家对公益林的补贴价格是10元/亩•年，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为此，需要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此外还需加大对东江湖库区内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建立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立垃圾回收及分类处理制度。第四，库区内各县市间加强沟通协作。东江湖库区包括资兴市、宜章县、汝城县和桂东县，各个县市之间由于自身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的不同，如今发展势头各不相同，能够利用的资源也是各有差异。其中，资兴市是发展较为迅速的，是东江湖库区保护的主要牵头县市；汝城县和桂东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可用资源有限，本地发展实力有限。在东江湖库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四个县市之间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积极打造东江湖库区整体发展的规划，全面推进各县市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怀成，唐剑武.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1995(15)：363-369.

［2］彭静，廖文根，赵奎霞，等.水环境承载的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水资源保护，2006，22：14-17.

［3］曾维华，杨志峰，刘静玲，等.水代谢、水再生与水环境承载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郭怀成，赵智杰.我国新经济开发区水环境规划研究［J］.环境科学进展，1994(2)：14-22.

［5］贾振邦，赵智杰，李继超，等.本溪市水环境承载力及指标体系［J］.环境保护科学，1995(3)：8-11.

［6］崔凤军.城市水环境承载力及其实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1998(13)：58-62.

［7］蒋晓辉，黄强，惠泱河，等.陕西关中地区水环境承载力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01(21)：312-317.

［8］王俭，孙铁珩，李培军，等.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区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及其应用［J］.生态学杂志，2007(26)：139-144.

［9］赵彦红.河北省水环境现状及水环境承载力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5.

［10］BouldingKE.Theimpactofthesocialsciences［M］.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66.

［11］DalyHE.Towardasteady-stateeconomy［M］.SanFrancisco：CorkUniversityPress，1973.

［12］袁旭梅，韩文秀.复合系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8)：51-55.

［13］白华，韩文秀.区域经济—资源—环境（Ec-R-EV）复合系统结构及其协调分析［J］.系统工程，1999(17)：19-24.

篇13

【关键词】生态；护岸；人文

1 绪论

目前，城市河流形态单一，“直线化”、“平面化”严重，面临着河流水环境质量恶劣，河流生态系统损坏严重，河流断流，河道萎缩，河道景观缺乏等诸多严重问题。只有从生态的角度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河道的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问题。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河道修复，建设生态河堤也必将成为城市河道整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工程水利”向“生态水利”发展的趋势所在。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的研究

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早在 20 世纪30 年代起，西方国家把河流治理重点放在污水处理和河流水质保护上。1938 年德国的Seifert 首先提出“近自然河溪治理”的概念，指出治理工程应在实现传统河流治理的各种功能（比如防洪、供水、水土保持等）的基础上，达到接近自然的目的。与此同时，很多西方国家对破坏河流自然环境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开始有意识的着手对遭受破坏的河流自然环境重新进行修复。河流生态修复意识逐渐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

20 世纪50 年代德国正式创立了“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提出了河道的整治要符合植物化和生命化的原理。Schlueter认为近自然治理的目标首先要满足人类对河流利用的要求，同时要维护或创造河流的生态多样性。

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连锁型干垒挡土块并得到了广泛应用，自嵌式植生挡土块作为一种新型护岸材料是对它的引进和创新，目前已开始在我国水利工程中有了应用。

20世纪 70 年代美国就开始投资 5 亿美元恢复入湖河道Kissimmee河，而同时，法国、英国、瑞士、芬兰等欧洲国家也大规模开展河道生态修复与功能重建工程。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开展了河道的生态整治工程的实践，如美国已在密西西比河、伊利诺伊河和凯斯密河，实施了生态恢复工程及密苏里河的自然化工程等。日本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展了“创造多自然型河川计划”，提倡凡有条件的河段应尽可能利用木桩、竹笼、卵石等天然材料来修建河堤，并将其命名为“生态河堤”。为挽救城市河流的生态，堤坝不再用水泥板修造，而是改用天然石块铺陈，还给草木自然生长的空间。

2.2国内的研究

我国在河流生态修复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尚处于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兴起了河流生态修复的研究和应用推广热潮。

在河道护岸过程中，传统的硬质堤岸常产生破坏生态的后果。例如，成都市府南河工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此城市河流改造项目是以城市河流治理开始进行综合性整治项目，在截污、清淤、底泥处理、两岸绿化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近几年来，国内许多省市在生态护岸的研究上作了许多尝试，例如，成都府南河望江公园自然型护岸工程，黑龙江省富锦市松花江堤防工程，水位多变情况下中山岐江公园的亲水生态护岸工程，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城市河道治理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上海市在普陀的横港河、松江新城的张家浜、青浦赵巷的老崧塘等进行了生态护岸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生态效益。《上海市河道生态整治实施导则》（试行）规定，在保证河道行洪泄洪功能的同时，应因地制宜，采用自然生态型护岸。重要的防洪排水河道，若必须采用非自然型护岸，在进行河道生态整治设计时，应同时采取生态措施，为恢复河道自然生态创造条件。对于已经裁弯取直和硬化底、岸的河道应考虑采取措施，逐步进行生态恢复。岸线除紧邻建筑和防洪需要外， 应尽量保持或修复其自然生态属性。

根据《上海市河道生态整治实施导则》（试行）第十五条，建设自然生态型护岸应采取以下措施：

（1） 生态护岸型式和结构应积极借鉴成功的传统治河方法和经验，在满足行洪和水土保持要求的条件下，适当采用抛石、蛇笼、石笼、填梢沉梢等传统工程措施，结合植物生态修复工程方法进行建设；

（2） 材料的选用应根据该地区的气象、气候和立地条件，选择具发达根系的植物种类，进行护坡固土；优先应用水力喷草、土工材料绿化网、绿化混凝土、水泥生态种植基、土壤固化剂等新技术和新材料。

（3） 对于非自然生态型护岸，可以采用整体复式断面，进行垂直绿化。在有条件的河段，设置人工河湾、建设滨水公园等。

在宁波市河道治理中采用了自然生态工法，使河道整治融入生态理念。首先从设计入手，河道设计是否满足生态要求，应是一个水工设计人员所应该考虑的；其次懂得如何灵活应用自然生态工法，这对整个城市和乡村河道断面设计将起着重要作用。 如，化工区排水河道断面，采用蜂巢格网工法，即以钢丝复合材料编织成笼形，内装石渣或卵石等，作为边坡、挡墙，两岸搭配植草、植栽，并在软土地基上不做任何地基处理情况下建造自然生态型高挡墙获得成功。另外，在宁波市各级河道整治中应用最广的是河岸绿化和环境护岸工法，目前，所有的河道两岸均采用不同风格的河道绿化方案，部分河道还进行了专门绿化景观设计，使河道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生态护岸的结构型式有多种，如：

①格笼挡土墙（crib retaining wall）

将木块制成的条块排成井字形，内部填满块砾石，利用格笼内部块砾石的重量，抵抗土压作用力量的一种挡土墙。内部填充的块砾石透水性良好，坡面渗水涌水或滨水地区使用效果显著。建议每层高度3m以下，总高度不得超过6m。

②砌石墙

在坡面上切出宽0.5～1.0M的水平阶段，于离外缘0.1～0.2M处砌块石，斜率为1：0.3～0.5，高度0.5～1.0M，背后填充混合肥料的砂土，并栽植苗木的工法称的。地表只铺贴草皮而有崩塌危险或岩石露出形成凹凸不平的地方，适用本法。

③板状栅（plate hurdle works）

为防止崩坍土砂后坡面流失，利用松木桩加松木隔栅进行固岸，通常设置在坡脚，耐久性良好。

④格网工法（boxes & mattress）

以钢丝复合材料编织成笼形，内装块石或不溶于水等，作为边坡、档墙或软基安全防护的应用。搭配植草、植栽，适用性较广、安全性较好。

⑤亲水护岸工法（amenity embankment）

河川、湖沼、海岸等的护岸不只着眼于治水、利水机能，同时具有亲水性的休闲空间而设置阶梯状缓坡。

⑥柳枝条法（wicker works）

将萌芽力强的柳树类枝条，切成30～100cm埋入土中，由其萌芽恢复植生的方法。

3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人们将与河流和谐共处趋势。人们在与河流相处的过程中，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从生态系统角度考虑河道的修复工作，生态河堤建设是未来发展的主流；

（2）融合其他学科，以流域为单位考虑大范围河道整治工作；

（3）人文因素考虑得更多，“以人为本”的理念更为突出；

（4）水文化建设更为重要，突显当地风土人情；

（5）借鉴城市建设史和城市水利发展史上先进的治水思路和治水理念，为河道生态和景观建设服务。

生态护岸是生态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绝大多数护岸是传统的“三面光”护岸或非生态护岸，虽然满足防洪、排涝等要求，但与“生态河流，景观河流，人文河流”的理念想去甚远。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态护岸必将取代传统护岸，成为人们喜见乐闻的护岸形式。

参考文献：

[1]蒋屏.河道生态治理工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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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河道南桥生态治理经济效益

时展的主要趋势。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建设美丽城市的需要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需要。上海市地处我国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东缘，濒江临海，境内江、河、湖、塘相间，水网交织，上海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近年来，上海市平原河道面临诸多问题：一是人水争地，侵占河道；二是水质污染，生态恶化；三是护岸硬化，生态退化。因此河道生态治理是加强平原河网地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国内对河道生态治理的研究[1～4]大多集中在生态治理的定义、功能的描述，或是过分关注河道生态治理技术本身，而往往忽视了河道生态治理的经济效益[5]研究。本文结合上海市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与大家一起探讨城市河道生态治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1区域概况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6]规划范围为北至大叶公路，东至浦星公路，南至G1501，西至南沙港和沪杭公路，总面积71.39平方公里。规划人口为75万人。新城的空间结构为“一核联四片、一环串两带”，是上海市“十二五”期间重点推进建设的三大新城之一。南桥新城区域水系发达、河网密布，其水系规划主要水系格局为“三纵横一网十二湖”。金汇港、南竹港、南横泾“三纵”和浦南运河“一横”四条干河贯穿新城城区；“一网”为规划支河呈现纵横交织的自然河网生态布局；“十二湖”是南桥新城的生态核心和城市景观区的集中体现，其中“上海之鱼”水系对提升新城景观水平、打造新城核心公共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故河道的生态治理垫定了南桥新城以“低碳・生态，智慧・宜居”城市发展理念的基石，以此提升南桥新城的等级和综合实力。

2河道生态治理的原则、目标及程序

2.1 河道生态治理原则

1）植物合理配置原则：通过合理的水生、湿生及旱生植物配置能提高河流的自净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

2）发挥河流的综合功能原则：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在满足河流防洪、排涝等基本功能的同时，也要发挥河流的休闲、景观等综合功能。

3）可持续发展原则：保证足够的水面率和水体容量，保证水体循环流通，进而改善整个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环境、社会及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2.2河道生态治理目标

河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认识，城市河道的生态治理目标往往最终或最深入的是恢复河流的本质[7]。河道的生态治理是位于河道防洪排涝整治、河道用水等一系列目标协调之上，同时兼顾河道自身所持有的自然特点及人文价值等目标。南桥新城区域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根据城市功能区打造具有水乡特色的用水、亲水、戏水、观水、人水相融的江南“海派新水乡”，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综合竞争力。

2.3河道生态治理设计的主要程序

南桥新城区域现状河道情况较为复杂，由于早期缺乏水系统一规划以及建设时间的差异导致河道生态治理参差不齐，局部功能性驳岸也遭到破坏，部分新建区的河道生态较为完善。

借助南桥新城正处于发展建设阶段，通过对新城水系统一规划，明确水系生态治理标准，结合新城区域开发建设，对新城水系分期分段进行综合治理，逐步打造江南“海派新水乡”。

结合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河道生态治理设计主要按以下程序进行。

1）资料收集。对南桥新城周边水系的生境与环境进行调查，收集河道的水文、地质、地形、地貌、生物群落、河道自然风景、人文风景及周边城市建设用地等基础资料，为河道的生态治理设计奠定基础。

2）现状分析。通过对新城水系现状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识别梳理和分析评估，查找问题的根源，针对性的制定新城水系生态治理目标和对策。如随着新城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污水排放量不断地增加，污染物成分日趋复杂，严重超出了水体自净能力，使河道水质受到污染，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部分河段水质污染严重，水体富营养化，水藻繁殖，绿水、秀水已不复存在等问题，应协同有关部门进行调研分析，制定可行的污水处理办法。

3）目标制定。结合新城区域功能分区，制定治理目标。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目标是以防洪排涝为基础，以人水和谐为原则，合理确定人与河道的占地面积、人与生物用水量的划分，保护和改善河道的结构和形态，改善和保护河道内生物栖息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并使该区域有代表性的生物或群落回归河流和岸带。结合南桥新城城市建设的不同功能分区与周边用地性质（商业、工业、农业、居住），对不同区域的河道或河段制定了不同的生态治理标准。新城水系按分级分区分段进行生态治理规划，按综合分级、同级分区、一区多段分别制定新城水系生态治理标准，明确新城水系生态治理的内容和任务。

4）规划设计。河道平面规划和断面设计是以自然生态为基调，确保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耐久性。由于平原河网水位变幅较小、流速低，故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采用了满足生态恢复要求的结构形式及生态型的工程材料或是能够满足生态恢复要求的基础材料，河道断面设计主要有梯形断面、矩形（直立式）断面和复式断面，生态护岸主要采用草皮护坡、干砌石、生态石笼、生态混凝土（砌块）等。

5）长效管养。对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评估，制定改进措施，为后期的河道规划设计积累宝贵经验。制定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长效管养机制，确保南桥新城水系生态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3河道生态治理经济效益分析

水利工程系属社会公益性质的水利建设项目，具有多方面的难以定量计算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工程实施后，周边环境景观大大改善，工程的防汛、排涝等综合效益可以充分发挥，较大程度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南桥新城水系是浦东片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桥新城周边水系工程实施后可以提高河道的过流能力和防汛能力，减少因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确保周边地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使居民能集中精力安心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2）南桥新城水系整治后，进一步完善防汛、排涝、水资源调度体系。同时，为营造亲水型水环境，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具有一定的潜在效益。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南桥新城水系的生态治理，提高了区域的防洪排涝标准，同时也改善了空气通道，对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和空气污染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人民生活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从而提高了南桥新城的土地价值，改善了旅游投资环境，促进了新城的经济发展，为提高区域等级和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季永兴， 刘水芹， 张勇. 城市河道整治中生态型护坡结构探讨[J]. 水土保持研究， 2001，8（4）：25-28.

[2] 崔树彬， 汪义杰， 张云， 陈军. 珠江三角洲河涌治理与生态恢复技术指导[M]. 2011，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3] ， 周明耀， 赵瑞龙， 徐方. 城镇河道生态护坡技术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2005，3（1）：88-92.

[4] 牛德东， 牛政. 城市河道生态化治理的设计方法[J]. 水利科技与经济， 2013，19（6）：87-88.

[5] 彭静， 张祥伟， 日本河道环境治理经济效益评价[J]. 国外水利， 2004.11：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