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进入转型期后，这些经济体都缺少增速换挡的经验、理论和政策准备，仍试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延误了本可利用的调整时机。日本在经历了20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但日本内阁会议1973年2月通过的“经济社会基本计划”，仍把1973～1977年度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确定为9.4%。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对于增长阶段转换并无认识，更谈不上必要的政策准备。在韩国，增长阶段转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到2007年李明博竞选总统时，还提出要把增长速度恢复到7%。但实际上增速相差甚远，而且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困境。

由于对宏观形势判断出错，致使反复倚重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屡屡失败。有的经济体不能正确区分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应对增长放缓。比如，日本先是在增速放缓初期不适当地使用紧缩政策，发现潜在增长率下降后则大肆推行扩张政策，致使泡沫经济先起后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再如，韩国也在10多年时间里推行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很差。

产能过剩是转型经济体的通病。在对严重过剩产能的治理上，东亚经济体在转型初期普遍被动消极，后期则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通过增强垄断、限制进入、免除债务等手段推迟过剩产能调整，结果反而促成危机。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0%多。后来，日本政府通过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扩大海外投资等途径，有效推动了企业削减产能。

转型离不开改革推动。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进系统改革上，东亚经济体走走停停、进展不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受利益集团和舆论影响，改革经常流于形式，出现多次反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困境中推进改革，力度较大，金融、企业、政府、劳动四大部门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为转型升级打开了通道。相比之下，日本受到更多既有利益格局制约，虽有调整但进展有限，诸如大企业与主银行（企业的主要贷款银行）关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关系、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安排难有改变，推进改革的共识无法达成。

受上述因素影响，日韩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都历时10年以上才逐步稳定下来，在遭遇挫折中积累了经验，新增长模式趋于定型。这些经济体转型后的增长模式差异明显，但都为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了支撑。韩国的改革相对彻底，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一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涌现出了三星等科技导向型大企业。日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工厂内部的精致生产，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但创新能力偏弱，制约了长期竞争力提升。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应急管理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历史经验教训

从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信贷危机。2007年2月，美国第二大次贷机构“新世纪”公司宣布2006年第四季度业绩将出现亏损，并在同年4月宣布破产，美国次贷危机随之付出水面。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次贷风险全面暴露，大量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濒临破产，对冲基金被迫清盘，投资银行宣布亏损和倒闭，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目前，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从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虽然美国次贷危机直接源于资本市场创新过度、信用过滥导致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但与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政策和金融监管缺位也有直接关系。从此次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其影响远远超出预期。

危机正在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市场蔓延，通过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信心扩散等传导机制，迅速扩散到新兴国家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一些国家新美元升值、资本外逃、出廓产品价格下跌，贸易条件恶化，经济面临大幅下滑风险。

由于危机重挫了发展的信心和有效需求，全球贸易流动性危机已经出现。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多次重大金融危机，如1929年美国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银行危机、1990年日本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尽管成因不同，结果各异，但是我们仍能通过比较，发现其中带有共性的特点与经验教训：资金使用成本过于低廉、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和开放的步伐，是导致投资过度，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膨胀的主要原因。尽管当前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衍生性金融产品而显得更为复杂，但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共同的，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政权更迭频繁，严重破坏和偏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轨迹道。

历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建立一套更为全面、安全、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另外，由政府驻缅主导并介入危机应对是目前市场的普遍共识。当政府处理的态度越明确，或是应变速度越快时，越能缩小市场震荡的阵痛期，社会成本的负担也会愈小。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及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压力也相应明显增大。

（一）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已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是出口形势相当严峻；二是消费快速增长难度加大；三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四是一些重要经济运行指标明显回落。

（二）经济形势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维护和谐稳定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部分沿海企业关停、倒闭程序不规范，监管措施不到位，导致工人工资和劳工权益无法获得保障，各地出现多起由此引发的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可能继续恶化，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经济形势变化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将逐步显现。随着经济困难的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凸现的可能性也将增大，同时，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炒作热点敏感问题，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本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首都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工业生产、外贸出口增幅下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回落。由于首都经济服务主导性和总部经济的特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首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四）本市由经济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增多。

1．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引发的失业人员无序流动和管理问题需要高度关注。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化，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将会逐步从沿海地区向本市传导，占本市企业总量95%以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裁员的压力，此外，对农民工的需求可能减少，容易造成农民工大量返乡和无序流动，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2．股市、房市波动较大导致的社会恐慌情绪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心理预期的变化影响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公众对金融危机的恐惧不断放大，并在下跌的股市、房市中不断得到印证，这种恐慌可能迅速地传播和扩赛，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

3．不断上升的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社会安全时间有所抬头值得重视，近期，因劳资纠纷导致的劳工聚集和威胁跳楼、跳塔事件频发，特别是在外来劳工使用较多的建筑、安装等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处置不当，容易损害政府形象，很可能引发新的不稳定。

4．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可能导致安全生产形势高度紧张。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本市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地铁建设加上大规模政策性保障住房、水电气热等城市重点项目建设，今后几年的开工和在建项目将会大幅增加，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三、金融危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启示

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我们应灭且跟踪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深入研判本市可能遇到的新情况和新困难，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提高应对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强化对经济运行的风险监测和控制，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导，全面加强金融危机应对工作的统筹与领导力度。

（二）建立经济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强化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1．加强经济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统筹协调力度。我们应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自为战，贻误战机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更为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管理机制，以便能够将全市的经济危机管理和应对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例的轨道中。

2．加强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推进危机应对工作的制度化。进一步制度或完善相关配套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制度，提高加强金融风险监管和金融危机应对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三）建立经济运行的风险管理和综合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运行的风险监测预警工作。金融危机通常都有先兆，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我们可以充分完善和利用奥运风险评估与控制的方法与成果，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

（四）坚持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并重的原则，做好金融危机期间的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一是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加强对劳资纠纷监管，做好因企业破产欠薪引发的应急准备工作。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引导合理有序流动，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五）进一步加大改善民生的投资力度，消除金融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确保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

（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调动各方面参与首都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公众战胜当前经济困难的信心。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本质是金融市场的一场信用危机。因此，重振民众、企业的信心，防止恐慌心理加剧，是摆脱金融困境的关键所在。同志指出：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对此，我们要加强正面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应对危机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危机、改善民生和解决群众“三最”问题等方面所作工作的宣传力度，真正的化外患危机为内强之机，化短期之危为长期之机，化传统发展方式之危为现展模式之机，为建设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宜居的首善之区营造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1]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3] 曹远征，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次贷风波的分析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11期

篇3

我们会死在哪里？我们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在投资领域，我们如何投资才能避免失败？

一、“听消息”或依赖“专家”。大部分股民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经过不断努力，从而获得失败。市场从来不缺消息，但没有人为消息的正确性、时效性等负责，何况很多消息和估价的涨跌没有正向关系。我们去医院看医生，或者去法院请律师，多数能找到真正的专家，但在股市上有过多的伪专家，听消息的投资者往往难以分辨，何况这个领域往往真人不露相，闷头发大财。“专家”跟“骗子”并不好区分，且不说有意的骗子，还有很多无意的骗子，比如只吹一年而不是连续的业绩、只展示自己的盈利而不分析自己承担的风险、只说自己成功的案例而对失败避而不谈。

二、不学习并总结经验教训。如果要自己进行投资，不学习并总结经验也是个不错的得到失败的方法。不读书提升自己理性思维、客观看待事物的能力，不深入研究行业和企业，而只是蜻蜓点水，只喜欢成功学和所谓的心灵鸡汤，只看别人如何赚钱的故事，不从别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甚至都不从自己身上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做基本上可以保证：失败往往不是成功之母，失败之后还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失败。

三、过于自信的彻底投机。巴菲特举了个例子：假如别人跟他打赌，6个弹孔的左轮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让他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给100万美元，巴菲特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不过，认为自己运气好的投资者可以这样干，或者努力学习《股票作手回忆录》里的拉瑞・利文斯顿，这样的投机者几十年后虽有小概率可以成功，但更可能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最终失败并抱憾终生。2011年，我有个朋友亏损了60%，我都没有弄明白她是买了什么而失败的，但我比较确定她是投机导致的失败。

四、利用杠杆并大量做空。利用杠杆放大了风险，影响了心态，如果再进行做空，这两者加起来，简直就是股市中自杀人士必备。一个叫管我财的网友说，你用杠杆、做空，往往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别人的愚蠢上，把自己的脑袋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比如做空，你看空做空，就算你对公司的判断是对的，也可能会因为愚蠢的人以更高的价格买入而失败，到时还真不好说谁更愚蠢。

篇4

摘 要 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到2008年9月份以后,危机迅速由美国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由此,危机全面爆发并波及全球股市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而作为此次危机的核心问题:资产证券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本文通过对资产证券化的两种基本功能在金融危机中所起的负面效应的研究,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这一高度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从而看目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问题,并给我们的资产证券化一点启示。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资产证券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随后逐渐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并非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也非次级债危机,它的全称应当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危机”,仅从字面上就可看到,理解这场危机的关键不仅在于“次贷”,而且在于“证券化”。

它是将缺乏流动性但未来有着稳定净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真实销售、破产隔离、信用增级和有限追索等机制,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债券的金融行为。上世纪末华尔街最流行的一句名言是“只要有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足见那时资产证券化的普遍及疯狂。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魅力,令华尔街的投资家们如此痴迷于证券化呢。总体说来,是具有以下两个基本作用: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以及资产证券化的增大流动。

但资产证券化的这两个基本功能在次贷危机中却起到了负面作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一下这种负面作用:

第一,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在次贷危机中的作用。

1.风险转移功能促使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是一个事件在一连串的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损失的可能性。在本次次贷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在促使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 风险转移功能导致了信用评级机构的违规运作。在次贷危机中,和抵押贷款经纪人相似,信用评级机构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收入,不惜和抵押贷款经纪人以及抵押贷款机构进行勾结,盲目提高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由此导致证券化产品信用等级的虚高,误导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第二,资产证券化的增大流动在次贷危机中的作用。

1. 增大流动导致了抵押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抵押贷款机构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功能来增大自己的流动性,但在本次次贷危机中,这一基本功能被过度滥用了。为了使利润水平增加,抵押贷款机构会有更大的动机来发放抵押贷款,这样在运作中就忽视了对初始借款人信用等级和财务状况的调查,放松了对抵押贷款资产的监督,由此导致了运作中的道德风险。

2. 增大流动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泡沫。抵押贷款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增大流动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资金来发放抵押贷款,导致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巨大的资产泡沫就形成了。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巨大的泡沫,而资产证券化的增大流动是泡沫形成的罪魁祸首。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在金融危机中,我国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其主要是因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正处于试点阶段,证券化明显不足。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我觉得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金融监管。我国目前已出台诸多有关法律法规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还缺乏相应的风险评估流程以及风险控制制度。所以,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是发展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的重要保障。

(2)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评级制度对资产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至关重要。评级体系建设要把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综合起来考虑,复合结构产品要和传统证券的评级加以区分,评级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3)证券化产品结构设计应避免短视,要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背景。只有经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检验,产品的风险才能充分被识别和衡量。在证券化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设计过程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外部冲击。要根据当前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提供相关产品。

事实上,仔细分析美国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的问题后就会发现,证券化本身并非“罪魁祸首”,资产证券化只是个工具,是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怎么利用,怎么控制,怎么监管。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真正应当怪罪的不是资产证券化本身,而是将大量不良次级贷资产证券化”。

2007年发生在美国这场金融风暴,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灾难使得很多人对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产生怀疑和担忧。毋庸置疑,这种高度发达的金融衍生产品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但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与美国的证券化程度也不同。与美国相比,中国正在证券化试点过程,选取的资产是正常的抵押贷款。不仅如此,中美两国的房地产状况也有明显差异,前者蓬勃向上,而后者正在走下坡路。但当然,中国的确可以汲取美国在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因此“投鼠忌器”“打退堂鼓”则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刘英奎.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时代经贸.2008(6).

[2]姜建清.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

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过信息技术革命后，其经济实现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到了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为了刺激经济，布什总统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支持下推行了减税政策，但也没能使美国走出经济低谷，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美联储又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下了45年来的最低水平.

为了控制泡沫的膨胀，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转变了其低利率政策，到2005年6月，经过连续13次调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4.25%，到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标志着之前扩张性政策完全逆转。这一期间，大量资金从美国房产抽离，房产价格随之下降.

2008年，美国贝尔斯登濒临破产，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美国两大联邦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房地美陷入财务困境，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4日，美国政府拒绝为巴克莱银行等机构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提供担保，相关收购方退出竞购，雷曼宣布申请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受这些事件影响，金融市场信心受到重创：全球股市暴跌，信贷市场紧缩加剧，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金融危机。

二、美国在次贷危机中做出的金融创新

1、在住房抵押贷款产品上的创新

美国从网络泡沫恢复过来之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基本满足了优质客户的贷款需求后，逐渐放松了抵押贷款的标准，开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房地产贷款机构根据贷款人信用等级高低创造出多种抵押贷款。尤其是次级担保贷款，这种贷款的抵押物是当贷款人破产时将资产变卖偿还担保贷款后的剩余价值。住房的市场价值在房价上涨和处于高位阶段时，次级贷款非常流行。

2.以资产证券化方式形成利益链条

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持有的这些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在未来一般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但是这些债权的流动性较差，为迅速回笼资金，这些房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合作，将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此为基础资产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对于中间级的MBS设立特别目的机构SPV购买中间级MBS等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再以该资产持的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发行债券，即债务抵押担保债券CDO。

3.在财务管理、资本管理和资本运作方面的创新

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在资本运作、财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也非常多。由于金融机构采取高杠的资本运作，使得可利用的资本大幅度上升，整个市场的信用规模大幅扩大，推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金融机构持有的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也相应提高，进而其他类似的金融资产的价值相应被调高，风险的系数相应地被调低，使得美国金融机构资金运作的杠杆率非常高。

三、美国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爆发，因为次级贷款本身就不是优质的产品，是有问题的资产，是对于有问题的资产进行重新的整合和打包，当然这种方式有可能适应对有投资风险偏好的人比较适合，反之的话就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就是说我们在创新过程当中要更多的用优质资产，否则会增大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其次为分散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的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同类性质的按揭贷款处理成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市场出售。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是所谓的债务抵押证券，它是将基于次级按揭的按揭支持证券再打包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这一过程被称为二次证券化。在这次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池中的信用风险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不同档次的债务抵押证券投资者.

在机构方面的话，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就是银行、证券、保险可以经营相互之间的业务，但是同时可以看到通过美国次贷危机，混业经营的风险也是比较大，因为欧美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他们就是在同行之间过多的介入次级债的业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这个就影响到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导致了流动性紧缩，甚至有的机构到了破产的边缘.

四、我国在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上可采取的措施

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到次级债危机，这是一个伴随着金融创新风险不断产生并强化、扩散的过程。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也还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我国也应当吸取经验教训，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对此，有以下建议。

1.树立风险防范观念，提高风险管理意识。由于金融机构在创新时，风险是多样和复杂的，因此须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和观念。不能因金融创新在风险防范和控制上取得一时成效就忽视可能带来的更大风险，有些创新只是延缓了当前的风险，却在未来聚集了风险，这是风险累积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美次贷危机爆发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金融机构就发现了问题，但由于利益驱动，没有采取措施，关键还是风险防范和管理意识不够。

2. 完善对基础产品和客户的持续管理。加强对衍生和原生产品联动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原始还是包装过的金融产品，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和完善对原始产品和客户的持续管理。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牵涉到一系列环节，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但究其源头却是银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如何衡量零首付和低首付住房贷款的风险问题，因此无论金融产品怎样包装，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原始产品的风险管理要规范，对原始的客户和风险的跟踪要及时。

3.采取多种监管形式，加强金融监管。在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因此加强监管非常必要。要注重规制导向监管与原则监管相结合。次级债危机反映出美国规制性监管模式的滞后性和不灵活性，我们必须汲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坚持以规制性进行监管。其次，实现规制监管与原则监管的有机结合，针对不同监管事项、不同监管领域实施不同的监管原则。再次，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监管。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业发展水平和趋势来看，分业监管仍是目前比较理想的监管体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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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利率市场化国际经验教训启示

在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Ι・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的理论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纷纷放开利率管制，取消信贷配给制，实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这一改革浪潮之中。在这当中，有许多国家从中受益，经济金融系统得到改善，金融效率得到提高、资金分配得到优化，但也有一些国家遭受了挫折，出现了经济倒退和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己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存有风险，为此，借鉴国际上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对于帮助研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条件的创建，有效规避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国外利率市场化的经验与教训

1.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是利率市场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改革时机的选择对改革成败影响重大。在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改革者可以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采取稳健型改革，容易取得成功或进展顺利；而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仓促改革大多夭折。智利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时，存在着严重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宏观经济的困境表现为产出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低，甚至储蓄出现负增长，投资缓慢，而且出现了外资过渡流入和比索先升值后大幅贬值。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松弛的银行管制间的相互作用加剧了银行系统的道德危机。结果导致存贷款利率迅速上扬，利率波动加剧。过高的利率迫使许多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信贷市场，只有那些高风险的借款人保留在市场。因为只有高风险项目才有高预期收入，才能支付高利息，结果银行贷款质量大大下降，不少企业也被迫破产。企业破产又影响到银行收入、现金流动和资金状况，金融系统的贷款拖欠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低于2％上升到1980年的9%以上。由于银行大量借外债用于放贷使得智利银行体系实际破产。政府不得不出面挽救，重新将银行收归账下，利率重新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失败。类似的还有阿根延、印尼等都是很典型的反面教材。

2.健全的金融监管是改革平稳进行的保证。从管制利率到市场利率，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些波动，为保证这一转变顺利进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首先是建立健全严格而科学的监管体系。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由政府进行审慎的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和准入的限制，以及对内部贷款的限制等。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可防止贷款者的过度冒险行为，另一方面，一旦资产出了问题，可强迫贷款者迅速提出对策，从而使危机能得到有效化解。其次，由政府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制度，将有助于防范一家银行倒闭后，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众多存户挤兑，致使许多银行发生连锁倒闭的系统风险的出现。例如，新西兰对于银行业的进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利率市场化后三年内新银行不准进入，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充足的时间来强化自身，免遭竞争的冲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放松利率管制后出现超高利率水平，或利率大幅波动的国家和地区，如土耳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这些国家由于未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系，致使银行间无序竞争，金融机构的清偿力减弱，从而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引起大范围的金融混乱和金融危机。

3.微观基础的培育和完善有助于利率改革的成功。微观基础是指经营性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即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利率作用的传导能否顺利实现，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众多经营性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对利率变动必须灵敏反映，并迅速做出调整，这要求微观基础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市场主体。真正的市场主体要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以促进其责、权、利的有机统一，激发其实现利润最大的动力，并且要求实行预算硬约束，可以在分析成本收益的基础上经营。新西兰在这方面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它于利率改革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国企改革措施，包括国企私有化等，从而保证了其改革成功的可靠性。

4.金融市场完善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除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金融市场是欠发达的，这是改革的一个不利背影，因为金融市场发育成熟，人们可选择多种金融工具，这样，既分流了银行中介机构资金来源，迫使其参与市场竞争，提高银行参与竞争的能力，又可让中介机构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分散银行风险。结果，银行经营素质提高了，存款也不再是其唯一资金来源，利率放开后．对银行的震动比较平缓。智利、土耳其等国利率改革不成功的一个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利率改革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行事。而利率改革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都是在完全放开利率之前积极培育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5.加快金融创新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策略。金融创新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分散了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风险。一是发展中间业务，拓展银行盈利空间。利率市场化使利率有一个显著上升的过程，使银行传统存贷利差缩小。因此，发展中间业务，拓展盈利渠道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如美国花旗银行80%的利润来自中间业务。二是金融市场多种创新，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分散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风险。如美国在CD最高存款利率限额取消后，银行界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如“狂卡（Wild card）存单（4年以上，无利率限制）、货币市场存单（与同期国库券利率挂钩）、小额储蓄存单（与国库券挂钩）、7-31天和91天账户（与国库券挂钩）、货币市场存款账户、超级可转让存单等。

6.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制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顺利推进。目前国际游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承受能力。 资本项目自由化虽然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大规模资本流入会导致国内资金供应过剩，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经济泡沫。同时，经济过热增长会带来经常项目逆差，结果一旦汇率预期恶化，资本迅速撤离，金融危机就必然出现。印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中间阶段，应该处于金融体系不太稳定的时期，但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安然无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资本项目管制制度。

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启示

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短期内进行完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主要表现在:

1.财政赤字状况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国财政已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且呈快速增长趋势，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始终居于高位。显然，国债融资过多会提高市场利率，造成挤出效应，加剧经济恶化，这将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也不利于利率市场化的平稳推进。

2.微观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缺乏利率风险规避和化解能力。我国国有企业经营存在困难，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等因素，仍然表现为预算软约束，不可能消化高利率带来的成本。如果放开利率管制，利率必然大幅度上扬，造成国有企业筹资成本的增加，会使本来经营状况不好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

3.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难以满足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从市场主体来看，我国货币市场的市场主体仅为几家大的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则被排斥在外；从市场范围来看，尚未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统一市场，地域分割和子市场之间的分割状况依然存在；从市场结构来看，我国国有银行的存款占全部存款资源的80%，在这样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如果贷款利率完全放开，难以形成竞争性的均衡市场利率。

4.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不利于利率市场化。我国的分业监管模式是与金融机构分业经营格局相适应的，在目前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和国内分业经营的不平衡格局下暴露出了不足之处，使被监管对象有可乘之机，产生分业监管与跨业违规经营的矛盾，出现业务交叉中的监管漏洞。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需要依赖多方面的条件，而我国利率自由化的微观基础还是相对脆弱的，因此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真正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另外，要完善金融监管，扩大货币市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利率市场化的全面实现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姚先霞:国内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比较.华东经济管理，2005年9月

篇7

16年前，李克穆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组长，以应对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2年李克穆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后，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如此的工作经历，让李克穆更具宏观和国际视野。

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让李克穆对金融衍生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下的保险业监管带来的警示。

他认为，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依托一种投资机制来规避资金运作风险的金融工具，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衍生品日新月异，但良莠不齐。一旦对其监管不利，投入到资本市场使用就会造成金融市场失控，从而加深金融危机，造成行业业绩一落千丈，美国AIG保险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所以李克穆强调，中国的保险业发展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积极审慎地推行金融衍生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但该放手的时候也要适时而放手，从而规范金融行业健康发展，为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而在监管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家和监管者”，李克穆坦言，目前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日益复杂，就连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中国的企业更应该在任用监管者方面加强注意。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也迎来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保险业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少漏洞。作为监管部门的一员，李克穆提出：“风险问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防范，特别是要防范系统风险、区域性风险，让商业保险健康地成长，迎来一种健康发展的局面，为国民经济、机构、个人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

此外，保险业的险种也要顺应时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2013年的北京持续雾霾天气，蓝天和新鲜的空气成为了奢侈品。李克穆多次强调了立法环境责任险的重要性。他认为，重金属泄露治理成本高昂，“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理念得不偿失，要从源头进行监管，将环境责任险设置成强制险，让污染者为污染行为买单，承担应有的责任。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面对保险业的许多漏洞和不足，李克穆认为，保险业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构建顶层设计，试图从全局来进行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这其中就包含了借鉴外国经验教训和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设计。

他说：“保险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保险业的视野有多宽、有多远，在于保险业能否根据国情不断探索和实践。”

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品

《财经国家周刊》：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金融业“十二五”规划里，提出了对保险业的要求，从政策层来说，保监会有哪些具体筹划？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正在酝酿保险业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一般规划不同，是配合目前国家的整体要求来做的。

主要是从根本点、从大局上研究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保险业监管的总体思路。这样的顶层设计需要在参考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国际经验，特别要谨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为全世界的金融业提了个醒。例如全球最著名的保险公司――美国AIG公司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政府拨了近两千亿美元的救助款，到目前这场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

《财经国家周刊》：此次金融危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带来了哪些启示？

李克穆：还是举一个例子，AIG的保险业务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而问题出在了衍生产品上，即在操作CDS衍生产品（注：信用违约合同，一种保险衍生品）的时候发生了重大问题。

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卸任后回顾这一时期，提出了对于金融产品美国基本没有监管是个失误。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悬崖边缘》书中也讲到，从现在看，美国的金融监管充满漏洞。

当年美国号称全世界的金融老师，事后却发现其金融监管充满漏洞，而且很大的漏洞源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失控。所以我们保监会可以据此总结经验，即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推进，要积极和审慎并重。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积极和审慎地推进衍生产品，并进行有效监管呢？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对于金融衍生产品是有严格管控的。比如说最近对于保险产品，我们也允许其介入衍生产品的领域，但是每一项要坚持审核或备案，因为我们非常关注保险资金的运用，这关系到保险业的兴衰。

在全球化的今天，该开放还是要开放，但开放的过程要适当把控。对于衍生产品，我们要坚持“积极推进”和“审慎监管”并重的思路。

如何避免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金融衍生产品问题，这是很关键的。金融危机前，金融衍生产品日新月异，有时候一周就能发明出好几个，这些匆忙上阵的衍生产品为国际金融带来了很多灾难。

如刚提到的CDS。我记得有次在一个会议上，一个投行的专家跳起来说：“这个产品害死人！”另外一个专家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产品就是你发明的。”那位专家愣住了，因为他发明了太多产品，自己都记不清了。

因此，我国要吸取经验教训，在衍生产品领域内，一要审慎推进；二要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三要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监管者。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非常复杂，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中国的企业更应该注意。走出国门要进行资金操作，没有合格的金融专家是绝对不行的。

《财经国家周刊》：保监会的派出机构目前仅到经济单列市，未来是否有增加派出机构的计划？

李克穆：保险监管与保险公司的日常运作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保险业务较多的地区，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延伸到市级，作为试点建设。

试点是否进行推广要视情况而定。我们需要先侦察一下，看发展情况再决定下一步。

建设保险退出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体系的健全，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越来越少，但依然存在。甚至有些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监管层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克穆：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是否健康运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曾一度比较严重。不过，现在大的保险公司上市以后，偿付能力有了好转，仅有少数公司还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常保监会会督促这些公司采取措施，提高偿付能力。

如果该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保监会就会通过限制公司相关业务活动来约束其行为，譬如限制其增开分支机构；限制其广告宣传投入。只有该公司在补足偿付能力之后再继续开展业务。

《财经国家周刊》：保险业有没有退出机制？

李克穆：如果公司弥补不了偿付能力，走向严重的财务问题，它可能就会走向终结。银行、证券、保险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一定是有生有死、优胜劣汰。

截至目前，保险业内现在有150多家保险公司，也进入了一个兼并重组的阶段，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会增强一些保险公司的实力，也是准入退出机制的一种新表现。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金融混业这一现象？

李克穆：目前几家大公司已经开始金融混业，包括平安集团。它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已经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还是优先采取分业监管。

即一家集团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分公司，那么这三个分公司就应该接受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别监管。

但问题在于谁来监管其控股母公司。目前我国暂时采取“出身论”的方法。比如平安，它是保险公司出身，并且其保险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由保监会来监管。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央企跨界到金融的做法？

李克穆：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国际上很多大型集团都建造了属于自己的金融板块，我国也不例外。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过去主要是成立财务公司，现在业务越来越广泛，甚至设立了保险公司，且实力还比较强。这些属于企业自身的战略决策。

从监管层来讲，在企业提出申请以后，我们核准时看它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标准。对于其专业性来说，这是战略性投资，央企可以找金融业人才来经营。监管层希望他们能够审慎地经营。

保险业谋求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彷佛进入了瓶颈时期，如何看待现在保险业的发展？

李克穆：虽然近年来保险业保费收入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发现保险业务质量有所提高。保险公司现在更注重风险防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们保监会也提出，希望保险公司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产品设计更符合大众和企业需求。

另外，近年来银保业务下降，也影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有专家认为银保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待完善，有少数保险公司存在误导的问题。接下来保监会和银监会就这些问题将进行沟通协调，一些指导意见，使其更加规范。

我认为，承保数量下降，但是业务质量提高，对保险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另外，目前来看，在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中，投资占非常关键的位置，完全靠承保业务难度很大。保险资金运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也是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保监会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进一步拓展保险投资渠道。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提高保险业的竞争力，如何理解报告中所说的竞争力？

李克穆：竞争力包含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但目前我国“走出去”的保险公司很有限，需要借鉴外国保险公司运行的先进模式。在管理层上，国内的保险公司不落后于国外，而在产品上则要依据国情来设计。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介绍下巨灾保险建设情况？推进的难点在哪？

李克穆：巨灾保险建设一直受到国务院的重视。现在必须要形成一个完善机制，即在国家的政策性支持下进行商业化操作。

如果完全依赖商业化运作的话，一旦巨灾来临，保险公司可能一无所有。相反，如果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巨灾来临将会给国家会造成巨大压力。

因此，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商业化保险形式运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

我国不同地区灾害情况不同，巨灾保险在产品设计上需要更科学化。目前主要通过高层和专家研讨会形式进行统一设计，各省的情况交给保险公司去做，保险公司根据不同地区设计不同险种，然后备案，由保监会做审核。接下来保监会就巨灾保险规则进行细化，使规则更好地实施。

推动环境责任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推动环境责任险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李克穆：责任险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个省市各种行业都把责任险放到重要位置，例如在建筑工程、旅游等方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责任险也是我们平常关注的险种，比如环境污染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责任险都会快速成长起来。目前我国的责任险难点在于对责任险本身的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完善，另外还要营造一个良好法制环境。

环境责任险实际上是保监会和环保部为了配合国家而制定的险种，从2003年左右就开始推行。

环境责任险推行最大的难点在于能否作为强制险种。譬如，重金属泄露的污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渗进土地、河流，肉眼无法识别，只能靠仪器检测，对人伤害极大，因此环境责任险作为强制险是有道理的。

但是，推行强制性险种必须要慎重，我国目前只有交强险是强制性险种。国外对高污染、重金属原材料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也有相对成熟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种。我国在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按照保险业的行业规律来制定。

此外，保监会希望通过一些立法途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使这个险种得以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如何通过环境责任险的发展来制止污染？

李克穆：保监会不仅仅关注险种，更关注如何切实遏制污染。

我个人建议在这方面严格审批环节，不能“先发展后治理”，必须建立防控污染的设施，然后才能发展。在审批环节要增加行政复议，广泛听取意见，否则事后限制则非常困难。

另外，加强对间接涉重金属的中小企业的管理。今年年初，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涉及重金属企业以及在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都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虽然，有些企业不是重金属企业，可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却间接使用了重金属。比如在生产环节、排放环节以及帮助他人运输、储藏过程中泄漏重金属，这些量看起来较小，但积少成多的后果非常严重。

因此要对企业进行调查、核查，进行严格管理，不能“抓住西瓜丢了芝麻”，因为芝麻的数量非常之多。

《财经国家周刊》：环境险如何做到行业与地区并行？试点公司的承保资质如何确定？保险公司又如何确定赔偿额度？

李克穆：目前环境险重点在几个省进行试点，这几个省的所有企业都可以投保，现在的投保实际上有两方面作用，首先是降低企业出险的次数，其次是出事之后的事故处理。资金一到位，对后续的事故处理是有作用的，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就能及时处理，从而防止污染扩散幅度。

篇8

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至今余波未消，仍在继续发展。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以后我们怎样来避免同样情形的发生？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关于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引起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这一观点把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外部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

那么，为什么东亚经济体积累了那么多外汇而造成这样的国际不平衡？理论界提出三种假说：第一，东亚经济体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多了，贸易盈余当然就多。第二，亚洲金融[2.95 0.00%]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为了自我保险而增加出口，以积累外汇。1998年亚洲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如果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很可能给投机家一个机会来狙击一国的货币，造成金融经济危机，所以为了自我保险，就开始增加外汇储备。除了这两种说法，一个更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压低人民币真实汇率的政策。说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

上面这三种假说所阐述的机制，似乎都可能增加东亚经济体大量的出口和外汇积累，然而危机发生前所出现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是否真的由这三个假说所阐述的原因引起？对此需要结合经验数据进行考察。

首先，关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东亚经济体在近几年贸易顺差确实激增，但是，东亚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2000年以前贸易基本平衡，就算有盈余，数量也很小。因此，出口导向战略不会是2000年以后国际贸易不平衡剧增的主要原因。

其次，关于自我保险假说。如这个假说所述，东亚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账户的顺差剧增。然而，我们看到，日本和德国等拥有储备货币地位、无需以积累外汇来自我保险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的顺差在同一时期也一样猛增。而且，中国从2005年以后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积累也远远超过自我保险的需要。

再次，是否是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呢？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在2002年开始引起关注，其后愈演愈烈。中国从2003年开始被指责人民币真实汇率低估，认为这是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然而，以下事实与此说法相去甚远：中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5年后才变大，在2003年时，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小，而那时人民币币值普遍被认为是高估而非低估。这里就出现了矛盾：不可能顺差变小，币值反而被低估了。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个百分点，但国际贸易不均衡和中美贸易不均衡继续扩大。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同样增加。假如中国的汇率低估是国际和美国贸易不均衡的罪魁祸首，那么，其他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应该都会减少。然而，数据显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8年的5万多亿美元。

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的主因。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虽然增加颇多，但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下降，这同样有数据为佐证：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占61.8%降为2000-2009年间的44.9%。以上事实说明，上述三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不可能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和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均衡反映的是通过地区产业链的整合，轻加工制造业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转移到中国，随着这种转移，原来美国与东亚贸易的逆差也移转到中国，这也同样可以得到事实的印证。

美国政策变化是危机的主因

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这些政策造成流动性过剩和大量投机行为，直接导致泡沫的产生。

我们需要一个和所有事实都能一致的新假说。新假说认为，国际贸易不均衡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如下两个政策变化所致。第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第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以上政策造成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包括欧洲开始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放松金融管制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所以可信贷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加。同时，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照理说泡沫经济破灭后要进入一段萧条时期，但当时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18个月内连续23次降息，导致利率从200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6.5%降到1%，接近零利率。这就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大量投机行为。这些投机的钱在美国国内主要流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篇9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是中国羡慕的对象。日本的出口立国政策、日本的产业政策都曾经是中国学者认真研究的对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从日本学到了很多经验,同时也汲取了许多教训。

日本在1989年末,日经平均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38916后开始下跌,1990年末跌至23849,一年内下降了38.7%,东京股票市场总市值从611万亿日元减少为379万亿日元。1990年秋季起房地产价格开始暴跌,1990～1991年,日本全国地价下跌了46%。之后,实体经济也开始恶化,实际GDP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2%一路下滑,1991～1993年分别降至3.4%、1.0%和0.2%。

自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政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稳定金融和稳定经济。稳定金融主要涉及不良债权的处理。稳定经济主要是使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增长。

中国有日本这样一个先行者、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趟地雷”者,是非常幸运的。无论日本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方面,都能使中国受益匪浅。今后,我们仍应该继续持非常虚心的态度认真研究、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

教训一

警惕资产泡沫、坚决抑制资产泡沫。长期以来控制通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各国政府成功抑制了通胀,日本货币当局忽视了资产价格飞涨对经济的影响。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日本股市和房地产飞涨,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1989年终于感到恐慌,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当然,对于到底有什么影响、影响究竟有多大,在日本还有争议。如财富效应、房价下降对居民消费究竟有没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再比如,对日本银行后来采取的刺破泡沫的强硬政策,对比格林斯潘处理美国资产泡沫时的温和政策,甚至放任政策,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不应该刺破泡沫,而是应该让泡沫逐渐破灭。但实践证明,格林斯潘的政策也彻底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可能更厉害。当前,中国确实应该重新认识如何抑制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问题。

教训二

对不良债权的处理不应该拖延,应该敢于使用公共资金。由于民众反对,日本政府一直拖延到1998年才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核销不良债权、为银行注入资本金。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停滞不前又进一步增加了稳定金融体系的难度。中国汲取了日本的经验教训。1998年为四大银行注资2700亿人民币。1999年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2004年为商业银行注资450亿美元。2005年四大商业银行相应上市,吸收战略投资者。总之,通过动用公共资金,中国不良债权率下降、资本充足率上升,中国银行轻装上阵了。但代价很大,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或者说是: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问题没有解决。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健康的。但是,当真正的暴风雨袭来时,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还是一个未知数。

教训三

在通货收缩期, 应该敢于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先后出台了12次“景气对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定经济,但必然导致国债急剧增加。1996年日本经济刚有好转,1997年桥本政府为遏制国债的增加,增加了消费税,结果导致1998年萧条。现在日本政府似乎已经不在乎债务余额对GDP比。当初仅仅为80%多,现在已经达到180%～200%。中国学到的经验是:债务/GDP的下降不能仅仅靠减少赤字实现,减少赤字如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债务/GDP将不降反增。在1997～2002年通货收缩时期,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债务/GDP下降至20%,当时加上不良债权(NPL)和年金缺口的债务/GDP可能高达45%～50%。而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的NPL问题基本解决,年金问题也基本在控制之下。中国之所以大胆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经验教训。

教训四

在特定时期(流动性陷井,通货收缩)货币政策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日本银行于1999年2月使银行同业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息率为零(扣除手续费),日本进入零利率时代。2000年停止实行。2001年3月,货币宽松政策出台,恢复零利息率。但日本的极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未能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预期的那样制造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甚至没有能力决定货币供应量。

中国的非市场化的银行体系,使中国在特殊时期因祸得福。在通缩时期,政府可以命令银行放贷,银行出于非商业考虑,也乐于听命。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并未出现流动性短缺、信贷收缩。相反,中国的问题是信贷扩张过快。中国虽然无从学习日本摆脱流动性陷阱的经验,但日本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看待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是否有效。

教训五

汇率变动应该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汇率长期低估不利于资源配置,因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日元长期低估,特别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前期,由于美联储的高利息率政策,外资大量流入美国,美元严重高估。日本抑制日元升值,时间拖得太长,积累矛盾过多,一旦调整自然产生严重冲击。但是,1985年日元升值的长期好处是明显的:1、贸易条件改善,出口减少得并不多(主要是企业的努力);2、结构升级;3、抑制了通货膨胀;4、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日本的泡沫经济是由政府的经济刺激财政政策、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最近有日本经济学家写道:“1985年5月,日本国土厅的‘首都改造计划’被认为是这一切的发端。这份计划写道,将来东京的写字楼将大幅紧缺。于是,针对东京都中心土地的投资一下子活跃起来,这导致了东京地价的飞速上涨,并迅速波及全国。五年后的1989年,即使当时股价已经开始回落,但地价的上涨仍然持续到1990年3月。”前些天,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藤隆敏写道:“过去20年,日本经济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其潜能,但我不会将此归咎于日元升值。实际上,日本政府在1986年加强了政策层面的应对措施(即为防止日元升值过快而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与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当时的状况,政府本应在1987年或1988年,更早地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和限制贷款与估值比率等有力的监管措施。虽然单靠货币紧缩可能无法彻底避免泡沫,但尽早收紧银根、加上审慎的监管,是有可能降低损失的。中国不少人始终坚持日本泡沫经济是日元升值的结果。我必须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是道听途说的结果。”

教训六

篇10

    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wWw.gWyoO.Com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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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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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制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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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 影响 应对措施

一、美国次贷危机简介

次级债务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包括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次级债计入资本的条件是：不得由银行或第三方提供担保，并且不得超过商业银行核心资本的50%。

美国次贷危机源于美国银行向600万不合格贷款者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些贷款者就可以以房产增值部分继续向银行抵押而贷到新的贷款，再用这些新贷款去归还贷款。一旦房价不能继续上涨，他们就无力继续还贷。银行向贷款者发放了贷款，会把手中的贷款进行分类打包，做成资产抵押债券，在债券市场出售给基金公司；基金公司会再把自己手中的债券分类打包做成资产抵押凭证出售；购买者再把自己手中的资产抵押凭证做成信誉违约掉期保险合同，基金公司之间互相投保，使次级贷款涉及的资金规模成几何级数扩张。而金融衍生工具还在衍生，信誉违约掉期保险合同还会被打包成合成资产抵押凭证。上述过程使得2000亿美元的坏账拖累了40—5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次贷危机因此全面爆发。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

1.次级贷款制度产品设计上固有的缺陷。次级贷款产品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及低利率假设的基础上的。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就会产生。

2.为应对流动性过剩，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自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至5.25%，翻了两番半；2004年－2006年发放的次级贷款从2007年开始，59%的贷款月供增加25%以上，19%的贷款月供增加50%以上。另一方面，自2006年2季度以来，美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负增长，抵押品价值下降，还款压力大幅度上升，次级贷款的购房投资者，倾向放弃房产，止损出局。利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降冲跨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

3.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标的而创造出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在没有传导隔离机制的情况下进入投资市场。资产证券化把房地产信贷包装成有价证券(MBS债券)拿到资本市场上去流通，后来又配合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要求设计出了各种衍生品：CDS、CDO以及CDO平方，等等。事实上，这些高度合成的信用创造产品并没有经过风险的检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风波就会顺着金融链条快速传播、蔓延。

三、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1.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一，直接打击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同时使遍及全世界的房地产泡沫趋于破灭，发达国家的消费热潮宣告终结。体现美国楼市动向的二手房价从2006年夏天开始下降，而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战后房价跌幅的记录被不断刷新，全美十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在去年12月份的实际跌幅高达14.0%。南非、爱尔兰、英国和西班牙的房价也从去年年底开始下滑。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宣告了发达国家消费热潮的终结。从次贷危机日益严重的去年8月份之后，美国人消费心理出现消极倾向，消费意愿的下降使得零售业、娱乐业等非制造业的景气指数急剧恶化。欧洲的个人消费也不旺盛，英国去年10月到12月的个人消费支出下降了0.2%，12月份欧盟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减少了2.0%，是1996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大跌幅。

第二，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动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目前次贷危机造成的总损失不确定，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在全球机构投资者中的分布也不透明，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持续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发达国家央行的联手注资和美联储的连续下调联邦基金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短缺，但是没有显著改善信贷紧缩的状况。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类风险资产定价的评估以及短期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向美国资本市场回流以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三，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很难置身事外。目前美国GDP仍占全球GDP的25%，美国居民一年消费9万亿美元，中国居民一年消费1万亿美元，而印度居民一年仅消费6千亿美元，因此金砖四国目前尚不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居民消费下降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美元贬值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某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美国经济衰退将会导致短期资本的波动性加大，从而放大或者刺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泡沫。

2.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使中国的出口需求减少，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较之前一年增长了2622亿美元，增幅达47.7%，连续3年刷新历史最高记录，而这当中超过6成都是由对美贸易创造的，显示出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巨大依赖性。GS的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19%都是被美国所购买，美国经济减速势必将影响中国经济。多数有识之士预测，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必将受到抑制，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在短期内还难以显现，因此2008年的中国经济也将有所放缓。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已出现放缓迹象：工厂及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增速开始减弱，贷款申请获批变难，房价在去年大幅上涨后开始企稳，上证综合指数较去年10月高点下跌了46%。同时，美元贬值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也不利于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二，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有破灭的危险。美国经济衰退将使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严进宽出，这些热钱仍可通过贸易渠道和地下渠道流进来，进而使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我们可以预想，一旦次贷危机结束，热钱流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就会引起金融危机和支付危机，而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对金融危机的消化处理能力不强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场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使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缩小。中国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和抑制流动性过剩，一直推行加息政策，这与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美联储紧急降息的政策截然相反，由此大量套利资本涌入中国资本市场，央行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用人民币去收购外汇，此举会向市场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使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峻，政府因此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第四，次贷危机对银行体系的直接影响较小。由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所持有的次级抵押债券的衍生品的量较少，同时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实行比较严格的准入政策，中国商业银行受此次次级债券危机形成的损失相对要小一些。

对美出口的减少将导致流入中国的外汇随之减少，这无疑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如果因此得到改善，楼市和股市投资过热的现状也将得到抑制。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在陆续出台政策以抑制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这些政策主要针对那些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的企业，他们的经营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从去年开始调低了出口退税的比率，之后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又在7月份了新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并于8月份开始正式实施。在次贷危机对美出口减少的背景下，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加快生产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企业被淘汰的过程，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转贴于

此外，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金融机构由于资本匮乏急于融资，给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价格谈判空间，改变了对发展中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抵制态度，这使得我国海外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海外投资和进军国外市场，扩大影响力。

四、中国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措施

由于次贷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应做到趋利弊害，既要充分利用有利的投资环境，又要吸取教训，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当今世界是一个整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将会更加紧密，任何一国发生经济政治危机都有可能波及全世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我们必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加强防范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对国内资产泡沫风险的监测。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资产价格泡沫是紧密联系的。当前在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2007年以来，商业性购房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呈逐月加快趋势， 2007年6月末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比2007年1月末和第一季度分别提高4. 8个和4. 6个百分点。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同时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价租房的供给，合理引导房地产价格回调。

3.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次贷危机使我国海外投资环境更为有利，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机会，扩大对外投资的力度，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国内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同时又要加强管理，防止一哄而上。

4.商业银行要树立强烈的危机管理意识。商业银行在设计和推销任何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工具，在利用其价值的同时，应更多关注风险的防范。要保持适度的信用规模，同时积极推动贷款证券化，以分散风险。

参考文献：

[1]金露露.美国次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J].财经界（下旬刊），2008，01.

[2]王球娥，杨三科.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警示[J]华南金融电脑，2008，（01）：84－86.

[3]陆岷峰.美国次级债危机与商业银行危机管理[J].宏观经济研究，2008，（02）：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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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明.论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8，（02）：5－6.

[6]水野和夫.论次贷危机将刺破全球经济泡沫[J].经济学人[日本]，2008-3-18.

[7]李若谷，冯春平.美国次贷危机的走向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8， (02)：7-11.

篇14

分析家判断，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后，默克尔对经济治理的原则及改变延长核电站运营期的计划，使得基民盟在选民中的信任度下降。德国地方选举的结果，无疑对欧盟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看看过去一个月欧洲发生的两大经济事件: 第一是当地时间4月6日，就在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递交辞呈两周后，在债务危机恶化的巨大压力下，葡萄牙政府终于向欧盟伸手求援。第二是当地时间4月7日，也就是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可能会加息后的一个月，欧元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1.25%。这一举措表明了欧盟抑制通胀的决心，但对欧盟高债务和低增长的经济恢复增加了威胁。

提高欧元利率的争论已持续很久，支持者和反对者相当。而美元、英镑和日元的基准利率目前均不超过0.5％。如果欧元加息措施有效的话，欧洲央行就是在示意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不比美国脆弱。

欧元区内部经济有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德国的出口贸易从1995年占GDP的24％增长到2010年的46％，这有利于对欧盟邻国的出口增长。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出口贸易却一直维持在GDP的26％左右。无可争议，欧元低利率和欧洲央行所提供的多种信贷，导致了动产和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破灭，受害最深的还是负债较重的经济体。

虽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屡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级，但现在看来，西班牙暂时还不需要救援，其公共债务的偿还利息成本只是GDP的2％；而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是2.4％和4.6％。欧洲委员会专家组认为，建立一个欧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还建议，欧盟救助基金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构，来重组并发行成员国公债以减少外部威胁。

在此前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上，成员国同意将欧洲金融市场稳定基金增加到4400亿欧元，但审批却推迟到了今年6月进行，这使得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救援继续处于未知状态。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延续，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看好核电力所带来的利益。自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计划在2000年安装的450万兆瓦的核电站，实际建成的其实小于原计划的九分之一。经过近二十年的公开辩论，对石油的依赖、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已导致数十年来公民对核电的赞同率下降，瑞典和芬兰赞同率为60％，西班牙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