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经济学帮助我们做出选择决策。简言之，经济学(economics)研究人们如何使用稀缺资源。你如何决定花费多少时间学习?亚马逊公司如何决定雇佣人数?克莱斯勒公司如何决定使用其工厂生产运动型汽车还是轿车?――一个国家资源的多大份额应当用于发展电子网络，提供卫生保健服务，或者控制污染?对于每一问题都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使用稀缺的劳动、土地和建筑资源，当我们选择其中之一时就不得不放弃其他用途。

稀缺性的本质及其迫使我们所做出的多种选择，我们会看到，三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

用有限的资源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我们选择的物品和劳务。

为谁生产产品和劳务，即谁应得到它们。

我们还必须决定谁来回答上述问题，是由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还是由政府计划产出选择、控制生产过程和重新分配收入?是由微软决定电脑操作系统应包括什么，还是由政府来决定?利率应由商业银行单独决定，还是政府应试图管制利率? "谁"应回答这些核心问题通常跟问题本身一样引起争议。

稀缺性：核心问题

尽管我们能够改变经济结果，但我们并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假如你口袋里装有20美元去逛商场，你就只能购买价值20美元的商品。你口袋里的货币构成了你购买的极限。

整个经济产出也有极限，构成这一极限的不是货币，而是可供生产产品和劳务的可用资源。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住房、崭新的学校、更好的交通系统和一部新车，但即使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难以创造每人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不得不尽力解决稀缺性(scarcity)这一核心问题――即没有足够的可用资源以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生产要素

用于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资源被称为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四种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

这些要素是生产想要的产出所必需的投人品。例如，生产这本教材，我们需要纸张、印刷机、建筑物和大量的劳动。我们还需要有头脑的人把它组合在一起。生产你们在课堂上获得的教育，我们不仅需要教材，而且需要教室、教师和黑板。没有生产要素，我们将不能生产任何东西。

土地第一种生产要素――土地不仅指土地表面，而且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原油、水、空气和矿产都被包括在“土地”这一概念中。

劳动劳动也有多层涵义，它不是简单地指有多少人；当我们把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时，我们指生产产品和劳务的技能。因此，“劳动”要素包括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资本第三种生产要素是资本。在经济学中，资本(capital)指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并用于再生产中。例如，泰国南部的渔村居民编织大型鱼网。编织这些鱼网的惟一目的是捕捞更多的鱼。鱼网成为人们想要获取最终产品(鱼)的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它们被认为是资本。同样，用于炼钢的高炉和用于装备办公室的桌子都是资本投入。

企业家才能可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越多，潜在产出量就越大。一个拥有10000亩土地、12名雇农和6台拖拉机的农场主，可以比一个拥有半数资源的农场主产出更多的收成，但是，他不一定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拥有较少资源的农场主对于种植什么、何时灌溉或如何收获作物，可能有更好的想法。这不仅是一个拥有什么资源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的问题。

这正是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的作用所在。企业家被称为是发现新产品或更好产品的机会，并把生产它们所需的资源组织起来的人。假如没有企业家，泰国渔民将仍然使用鱼杆钓鱼。没有企业家才能，农场主将仍然用手工挤牛奶。假如不是有人想出生产数码相机的方法，你就从不会有机会使用它们。

篇2

1　分层教学的实施原则 

1.1　学生分层 

学生分层就是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及认识能力水平，把学生分成若干层次，一般是三个层次：A层，基础、智力较差，接受能力不强，学习积极性不高，成绩欠佳；B层，基础和智力一般，学习比较自觉，有一定的上进心，成绩中等左右；C层，基础扎实，接受能力强，学习方法正确，成绩优秀。 

对学生分层要建立在对学生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掌握好以下原则。 

一是平等性原则。给学生分层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因此，教师应当公平公正地看待每个学生，在促进全体学生都有发展的基础上兼顾个体的特长发展。 

二是非公开性原则。给学生分层时要考虑到学生的情感和自尊，因此，对每个学生的层次安排没有必要向学生公布，教师只要做到心中有数，暗中做出安排即可。 

三是动态性原则。学生的发展是变化的，因此，层次的划分也应该是动态的。在实施分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层次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教师应当及时作出评价，注意学生的变化，适时调整层次的划分，使分层更合理、科学，以取得最佳效果。 

1.2　教学目标分层 

分层教学的目的是帮助每一个学生都走向成功，因此，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根据教材和课标的要求，以及各层次学生的水平，对各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A层学生以基础知识为主，会处理基本习题；B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要适当提高，培养一定的数学能力；C层学生除要求全面掌握基础知识外，还要拓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较为灵活的、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可有效避免优生吃不饱、差生吃不了的现象，使每个学生都有努力的方向，体验成功的快乐。 

1.3　教学方法分层 

根据学生分层的实际和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的要求，在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时，教师必须了解学生情况，吃透教材，从教学大纲出发，制定教学目标，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灵活适度的要求，循序渐进、由易到难、逐步上升，保证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学有所得。既要注重激发差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竞争的欲望，又要注重充分挖掘优秀学生的潜能。 

2　利用信息技术辅助分层教学的方法 

2.1　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集图像、文本、声音、图片、动画为一体的特点，可有效地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尽快以最好的心态投入到学习中。例如，教学“生活中的立体图形”一课时，将书上的插图栩栩如生地投放到大屏幕上，再配上优美的音乐，这种动静结合的快乐情境有效地把学生带入新知的学习中，尤其是对于A层学生，效果更好。 

2.2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生活情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活是数学的宝库。教师要充分挖掘生活资源，让学生感受生活化的数学，让学生真正感到数学知识是有用的，从而激发学习数学的欲望。信息技术可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诱发学习动机，引导他们对数学问题积极思考与探索，从而达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目的。例如，在教学6的乘法口诀时，可用多媒体课件设计这样的情境：“小明一家开车到公园里玩，小汽车停在公园门口。小明妈妈下车买门票，公园的门票价格是6元钱一张。请小朋友帮小明妈妈计算一下，他一家人进公园，买门票需要多少钱？”此时，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争先恐后地回答，此时出示表1所示表格。 

这样，学生根据表格，比较容易地搞清了人数与钱数的关系，算出1至6人时分别需要多少钱。就这样，比较轻松地过渡到编乘法口诀的过程。因此，利用信息技术创设生活情境，帮助学生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去解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数学现象，初步解决有关的数学问题，如“购房中的数学问题”“铺地砖问题”等，能促进学生体dylw.net会到数学就在生活中，从而增强对数学的亲切感，既面向全体学生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又为优秀生探索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3　运用信息技术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上好一堂课，关键在于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使学生通俗易懂，理解深透，印象深刻。但有些知识内容很难用语言和教具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A层和B层的学生，由于受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约束，学习时感觉很难、很累，往往理解的一知半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失去兴趣。而合理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不但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学生把知识系统地连接起来，从而把握问题的实质，有效地突破重点、难点。 

例如，在教学“相遇问题”应用题时，运用软件直观演示辅助教学，创设情境，帮助学生较深刻地理解题目中数量间的关系。教师简单地操作鼠标，屏幕上首先出现一条铁轨，上面有一列火车从左往右行驶；一会儿，另一列火车从右往左驶过来，两列火车在逼真的火车运行时发出的声音中相对开出，直到相遇。这时屏幕上出示一道应用题：“甲乙两列火车从两地相对行驶，甲车每小时行驶75千米，乙车每小时行驶69米。甲车开出后1小时乙车才开出，再过2小时两车相遇。两地间的铁路长多少千米？”教师再操作鼠标，屏幕上出示线段图，在线段图上分别标出每小时火车所行的路程。这样难点在火车形象运行的动态演示和直观的线段图中得以解决，它比教师的任何解释都具有说服力，增强了感观上的刺激。演示一结束，学生很快就列出正确的算式解答。因此，适当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使教学的重点突出，难点易化。 

3　信息技术应用于分层教学时存在问题及改进的方法 

3.1　信息技术应用于分层教学时存在问题 

1）部分数学教师对情境教学不太了解，自己创设的情境往往不尽如人意，辛辛苦苦想出来了，但不太符合教学内容，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2）有的教师目标不够明确，创设的教学情境没有与分层教学思想融合，要么面向全体，要么只照顾优秀生，没有做到因材而用；3）有些教师缺乏运用信息技术的意识，急功近利思想严重，怕麻烦，因此一上讲台就直授新知，把方法或答案直接告诉学生，结果又回到满堂灌的老路；4）在教师评课时，对如何密切信息技术与分层教学相融合的交流与评价很少，对教学情境如何运用，如何运用得好等方面，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3.2　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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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技术；情境创设；对策

众所周知，信息技术课程具有操作性强、实践范围广的特点，小学生正处于认知结构发展的重要阶段，动手操作能力还未发展成熟。因此，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在教授这门课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研究教材和教学目标，采取创设情境的教学方式。那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情境创设出现的问题都有哪些呢？本文分析了情境创设的问题，并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针对这些问题的策略。

一、创设情境中的问题

（1）创设的情境与实际脱节。在传统的信息技术课堂上，教师往往根据信息技术的实际操作来给小学生创设一些情境，这些情境事实上都没有结合小学生年龄、兴趣、个人喜好等特点，所创设的情境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脱节，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当情境与实际脱节，容易让学生不知所措，会导致学生产生惧怕和厌学心理。

（2）创设的情境缺乏可操作性。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是离不开操作的，如果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与动手操作无关，那么这个情境的创设就是失败的。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的情境总是缺失了操作的部分，这直接影响小学生关于信息技术的技能学习。

（3）创设的情境单调无新意。这是信息技术课堂中创设的情境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信息技术教师为小学生教授信息技术的时候，创造的情境单一而刻板，毫无美感，更不用说创意了。呆板而乏味的情境根本激发不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动力，直接影响了信息技术课堂的授课质量。

二、创设情境过程中的策略

分析完创设情境过程中产生的普遍问题，我们不妨来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的对策，以下阐述一些有针对性的创设情境的教学策略，通过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用，笔者发现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创设模拟真实生活的情境

小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程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向他们强调信息技术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它不仅要来源于生活，而且要实际应用于生活。因此，教师在创设情境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分析小学生的生活氛围和兴趣爱好等，创设与小学生真实的生活实际相关联的情境。

2.创设探究性强、操作性强的情境

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学生创设一些带有探究性的情境，让小学生去认真发现问题，运用电脑操作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境能够调动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对于信息技术教学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有效的。例如，教师在讲授“Word操作插入图片”这一部分时，可以让学生试探性地去寻找插入图片的方法，学生通过自我探索找到工具栏中的“插入”按钮，之后再点击“图片”，就可以将所需要的图片插入到Word中。

3.创设竞技状态的情境

小学教师要培养学生竞争和合作的意识，教学过程中偶尔加入一些竞技因素，往往能够激发学生的竞技心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信息技术教师要充分抓住学生的好胜心理，创设竞技状态的教学情境，通过这样的情境教学，促使学生更好地学习信息技术。例如，在学习“键盘打字操作”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开展“打字小能手”的比赛，在一定时间内，让学生比赛看谁打字打得最多最快，通过竞争，锻炼学生的打字操作能力，让学生熟悉键盘的构造，加强指法的练习。

4.创设具有艺术感的情境

小学信息技术的学习可能在许多人眼里枯燥无味，但是教师只要认真寻找这一学科的特点，还是会发现这门学科能够带给人美的感受。只要教师用心就一定可以为学生创设一些富有艺术感的教学情境，通过这样的情境学习，学生不仅能够快速地学好知识，还能从中体味到艺术的唯美。例如，在讲授“幻灯片制作”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学生设置要过圣诞节了，做一个以圣诞节为主题的幻灯片的情境，学生就会找到圣诞老人、圣诞卡片、糖果、圣诞树等各种各样的精美图片，通过这一主题的操作，学生会立刻投入到制作精美PPT的过程中。

5.创设带有个性特色的创新型情境

教师除了根据教材特点和教学内容创造情境，还应当自己创新，给学生创设具有鲜明特色的情境开展教学。这样的创新情境具有巨大潜力和开放的色彩，任何教师都可以创设，但是只有对于学生的学习有意义的情境才是值得借鉴和传扬的。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自己做导演，让学生扮演演员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剧，通过学生自己扮演多媒体工作人员、PPT讲解员、微软员工等角色，让学生将自身掌握的信息技术展示给观众。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培养新型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当下教育的目标，信息技术的教育必须从小开始抓起。希望本文的探究为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带来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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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少教师的有效指导，“合作学习”变为“信马由缰”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教师是组织的领导者和引导者”。可是教师往往过分强调“自主”，该讲的不讲，该指正的不予指正，没有及时对过程进行调控和点拨，没有及时给学生有效的帮助与指导。组织学生合作时，教师却站在一旁冷眼相看，难道说，合作就是学生自己的事吗？那还要教师干什么？教师的有效指导是合作学习的“水分”，没有“水分”，合作学习就会“枯萎”，就失去了合作学习的意义。

二、没有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学习”变成“个人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应具备以下要求：团队；复杂的任务；责任分工；积极承担责任；成员相互支持；集体反思，等等。诚然，让每一个成员在共同的任务中积极地承担责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是合作成功的保证，但是在体育教学中常常发现这种情况，老师宣布任务，操场上都是学生的声音，小组里每一张嘴都在较劲，可是谁也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我们常发现几个学生自始至终充当“话霸”，具有极强的表现欲；也会发现总有几个学生一声不吭。学生会为一项任务中的某个分工而争个面红耳赤，其他小组准备汇报表演，他们还没有定论下来，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组内成员默契不足，导致合作流于形式；同学们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小组合作的成分，这都是没有明确分工的原因，没有分工，缺少配合，导致合作学习变成个人学习。

三、没有明确的合作任务，“合作学习”变成“盲人摸象”

合作学习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万能钥匙，新课改倡导合作学习。美国合作学习专家尼戴维森提出了合作七要点：首先就是小组完成讨论解决难题。即合作学习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一般的问题而应具有一定的难度，具有一定吸引力。不是什么问题都需要进行合作学习。有些老师在一堂课中，多次组织合作学习。不管内容多少、问题大小、动作难易只求场合热闹，学生也正好顺手推舟。

四、没有充实的空间与实践合作学习只会流于形式

在体育教学中，设置的问题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不相适应。一是组织合作学习的内容没有太多的探索价值，这样的合作学习只能流于形式。二是在小组讨论中过于强调热闹场面，而忽视了合作的意义。在一次投掷教学课上，老师提出两个问题：1.投掷时怎样才能投得远？2.投掷时要注意什么问题？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得出结论。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气氛热烈。然而对这些问题，学生无感性认识只凭想象得出结论。你一句我一言看似热闹而最后总是草草收场，总结是说的要和书上的完全一样。这种合作学习不但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反而会使学生误解合作学习的作用。波利亚认为：“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学生去发现的。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规律、性质和联系。”设计的问题要符合学生发展的水平，同时要能给学生以自由思考的空间，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观察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师要避免合作学习中只求场面而不求实质的场面，要教给学生合作学习的技巧和方法。

五、缺少合作的过程评价合作学习会歪曲本意

评价的目的不只是检查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情况，而更为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知识技能的过程方法。通过评价，师生都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往往片面理解评价目的，只重视关注体育的终结性评价而忽视关注过程的形成评价；把学生对合作技能的掌握程度、完成练习的次数及密度作为衡量学生的合作学习是否成功的标准。这样评价，忽略了合作学习的本意，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思维。如某教师在安排学生通过障碍接力跑游戏中，先让小组进行讨论并用规定的器材布置障碍，然后教师发令小组进行比赛，同学们奋力拼搏不怕困难，最后得第一名的小组得到老师表扬。在比赛中我们发现，有几个学生在碰倒了障碍后又返回摆好障碍，结果落在后面，还有的学生主动跑过去帮忙放置障碍。固然，要对力争上游、争取第一的精神给予表扬，然而，如能对在比赛中同学之间表现出来的互相帮助、团结协作的品德也进行一番评价的话，那么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集体的凝聚力将会得到充分的发展。

有了合理的方法与技巧，合作学习便能展现魅力，要让学生明确合作学习的重要意义，这些意义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1.能教会学生礼貌待人。通过合作学习，学生学会聆听别人的说话，了解别人的感受。

2.使学生能够包容别人的内心世界，加深同学之间的感情。同学之间的思维方式尽管不同，但合作一次便有了一致的目标。

3.合作使学习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通过合作学习，学生能感受到与他人合作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于别人得到你的帮助，你得到别人的帮助。

4.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5.能增添学生之间相处的趣味性。

合作学习的具体方式主要有：

1.双人合作学习；

2.3―4人一组合作学习；

3.班级小组合作学习；

4.跨小组合作学习。

此外，还应该了解合作学习的流程：

1.引导阶段：提出问题，激发兴趣；

2.尝试阶段：交流讨论，示范观察；

3.合作阶段：小组学练，合作探究；

4.评价阶段：表演验证，体验成功；

5.归纳阶段：交流体会。

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时需要注意下列问题。

1.要强调合作的原则，如：积极参与，对小组负责。

2.课堂上要尽量给学生足够时间去进行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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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什么，涉及到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2、为谁生产，涉及到分配问题，即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

3、怎么生产，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解决生产什么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即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即产出，二是从增长角度看，是技术进步对于产出或效率提高作用问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篇6

关键词　体育文学　诚信友爱　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友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社会转型，生活变化迅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自主选择的机会明显增多，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稳定，这就更需要社会有一种正确、统一、明确的社会价值取向。体育运动是人们交流和合作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体育运动可以大大增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作用。体育精神是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体育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体育的价值取向、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均可以在体育文学中得到体现。体育文学反映深层次的体育精神文化，通过体育活动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等，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是弘扬构建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重要手段。

一、诚信友爱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诚信友爱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诚信友爱的传统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并按这些规范行事。在现代的意义上，诚信的内涵可以指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交际中恪守诺言，讲究信用、注重信誉。友爱就是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在全社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环境。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是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文化传统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谐。诚信友爱在人类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社会和谐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诚信友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使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诚信友爱给社会带来具有高度的物质价值，也带来高度的精神价值，它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条件。有了诚信，就有了友爱；有了友爱，人际关系融洽和谐，个体身心健康和事业顺利成功；有了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和谐，人们彼此信任，相互帮助，平等相处，合作共事。既保全了个体的利益，又能使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达到社会的和谐。

二、体育运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体育运动源自于人类生产劳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已演变成无与伦比的独特文化现象。体育运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运动能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平等互动平台，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容易建立起平等、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体育运动具有勇于竞争、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团结协作、诚信友爱、亲民亲国的精神。体育运动鼓励人们公平竞争、永不满足、敢于拼搏，努力超过别人、超过前人、战胜自我。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越发达，人们强身健体的意识越强烈；社会越和谐，体育精神就越被人们所推崇。

体育运动传播思想意识，影响生活舆论、道德风尚，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体育运动调节人际关系，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美化环境，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社会调节功能。作为最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创造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提高人类素质、建设和谐社会和维护世界和平最具广泛性的国际文化要素。奥林匹克精神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和谐发展、团结友谊、公平竞争、重在参与、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等方面。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无论是在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还是在其他的体育运动中，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所展现的勇于竞争、敢于胜利、团结协作、诚信友爱、亲民爱国的体育精神，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这种体育精神对塑造和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有独特作用。

体育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以人为本的事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体育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体育的作用不言而喻。体育既讲公平竞争，又讲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是消除对立、弥合分歧、缓解矛盾的有效媒介。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创造一种以奋斗、教育和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0体育在促进团结、维护和平的事业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奥运会和各种体育比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团结协作的大舞台，成为人类沟通情感、传递友谊的纽带。体育精神与和谐社会理念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与价值导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借助体育运动所倡导的诚信友爱的道德的力量，使诚信友爱这一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良好的道德土壤。

三、体育文学是弘扬诚信友爱价值取向的重要途径

体育文学是以体育为题材的文学，经典的体育文学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乃至整体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体育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描写各种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主题，如体育活动的参与和观赏，体育训练与比赛等。表现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主题思想，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蕴。因此，体育文学不仅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还承载着对体育运动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宣传和促进作用。体育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体育运动，反映体育运动历史发展的轨迹，反映人类不断向上、不断竞争、不断追求、不断进取的体育精神，帮助人们了解体育运动在现代社会文明中的作用和地位。体育文学作品，颂扬人类自身的力量，歌颂人类的勇气和执着，赞美人类的美好。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

体育文学所歌颂的精神是人类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指导，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对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体育文学是反映参与体

育运动的活生生的人的艺术，体育文学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当发挥改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品格，帮助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从而增进社会和谐。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满足最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身心发展需求，提高公民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丰富公民的精神生活。通过体育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心灵，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是体育运动的精神指南、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殊的功能。

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现代人格。通过体育文学作品，刻画那些通过诚信和关爱他人，通过努力和奋斗而在体育比赛中取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刻画通过体育对于美好幸福生活和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的追求；弘扬体育所反映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表现家庭的亲情、人间的友情和社会的真情；弘扬体育竞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竞争意识、协作品格、公平观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以反映人们诚信友爱的思想道德风貌为主流，以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目的，让人们在体育的欣赏和参与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促进全社会形成文明诚信、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发挥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的途径

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以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为切入点，可采取以下措施：

1、以体育文学价值取向为载体，倡导诚信友爱的道德观念、社会公平价值观念，树立公平意识，提高正确判断社会公平的能力，为实现和谐社会夯实坚实的思想基础。

2、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体育文化领域的振兴和繁荣以及优良人文环境的营造，积极推动体育文学的发展，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

3、加强体育文学研究，以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为指导，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的，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以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伦理、体育思维方式、体育行为方式等，充分发挥“和谐”的理念，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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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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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J.V.(1974):“TheSizesandTypesofCitie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9,640-656.

篇8

【关键词】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空间经济

一、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大概有180多年的历史，生产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德国的经济学家利用比较成本学说和地租学说，始创了古典区位理论。其代表学者冯·屠能驻足农庄十载研究农业的区位问题。冯·屠能所持的理论强调的是在农业的布局与经营的方式上，与距离相关的地租与运费是最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对空间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有劳恩哈特和韦伯。劳恩哈特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阿尔弗雷德·韦伯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他在该理论中阐述了严谨的原理与规则，搭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外他还指出了影响工业具体区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开始高度关注区位选择的问题。在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渐增多，其代表学者提出的理论具有很深的影响力。恩格兰德尔和普瑞德赫尔两位学者把区位选择融入价格理论进行研究。帕兰德创立的不完全竞争空间市场理论成为区位选择的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德国的一位著名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论。此外德国的经济学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心地理论加以完善从而建立了产业市场区位论。以上的理论属于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利用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理论来研究微观主体的最优区位选择问题。

此外，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分析方法和理论的逐渐成熟，则新古典区位理论问世了。新古典区位理论更接近现实，其核心是宏观最优区位选择过程中一般均衡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区位选择时局部均衡问题。所以新古典区位理论提出了“网络区位”。该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凯克尼等。

二、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学的贡献

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空间就一直没有能够被成功地结合进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间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特征即运输成本和生产与消费的报酬递增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个分析垄断竞争的一般分析模型（简称D-S模型）此模型成为解决运输成本与报酬递增等一系列问题的强大而有力的工具。克鲁格曼利用该建模技术发展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他把固定规模报酬这一传统假定去掉，于此同时提出了规模经济，他指出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驱动下，由于产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促进了各国通过发展专业化的贸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贸易与区域发展是分不开的，他在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很好的利用运输成本和外部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释了区域中心与格局、区域的工业集中等空间经济问题。1991年，克鲁格曼在“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学”中，创造性的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核心模型，又称核心-边缘模型，该模型的创建把空间经济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当中，从而带动空间经济学实现了质的“飞跃”。

尽管经济学家在早期就开始关注区位与贸易地理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但一直以来经济地理学并没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然而保罗·克鲁格曼的巨大贡献使得经济地理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更改了主流经济学忽略空间结构的历史轨道，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保罗·克鲁格曼的倡导下，许多经济学家投入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认可。

保罗·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开创了一种研究的思路，该思路指的是通过引用规模报酬递增来分析并解释了集聚的模式，这样使得经济地理学中的多种不同方法彼此连接从而形成了统一框架。保罗·克鲁格曼所创立的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关于规模报酬递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竞争模型；最后是关于运输成本，保罗·克鲁格曼使用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创建的冰山理论，通过一系列假设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边缘模型。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引进空间的概念后，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同时思考和研究，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贸易等众多领域的经济问题都能归属于同一个框架之中。

三、空间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各异。80年代以来，我国也有学者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称之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构建出来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大多数研究的是关于实际问题和任务的对策性研究，研究的重点核心内容是区域政策，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于是在理论方面目前还是没有形成体系。二是缺乏微观理论基础。三是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不清楚。四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域产业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经济学；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来自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的核心问题（区域经济发展）还缺少自己的理论。

因此，区域经济学此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鲁格曼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科理论的搭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释非均衡发展区域、地域集中和增长极的快速增长；可以分析并阐述区位与产品的差异，公司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分析空间的比较优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贸易模式；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例如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空间决定因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地域差异比较、中心地区的现实选择、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等。

尽管有人指出该理论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罗·克鲁格曼对该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引领下，空间经济学不但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学科，而且为中国这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空间经济学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忠文.保·罗·克鲁格曼获奖和空间经济学的发端[J].消费导刊·经济研究，2009（2）.

[2]郑长德.唐锐.克鲁格曼与空间经济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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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ixit，Avinash K.，and Stiglitz，Joseph E."Monopolistic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A.E.R.67（June1977）：297-308.中译文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三卷）[C].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40-259.

[5]赵亚明.简评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对经济地理学的贡献[J].生态万象.

篇9

内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其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其异同源头及鲜明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清晰可见。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分析框架为划分依据，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论的源头、评价其共性与个性特征。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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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描述性地将其解释为低排放、高增长。由此，国内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基于各自的观察视角和研究需要提出了关于低碳经济概念的种种说法。以潘家华(2010)、付加锋等(2010)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他们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态，并在这一形态上加入人文约束，通过发展碳生产力来实现。付允(2008)、朱四海(2009)、金乐琴(2009)等一批学者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一种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过渡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国际新规则的形成。杨丹辉、李伟(2010)撰文指出:“低碳经济的背后是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一样，是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又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制定，……关乎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小组组长冯之浚教授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活动的总称”。以上种种观点，尽管都意识到低碳与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仅仅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某一角度，如社会人文要求、社会发展路径、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定义低碳经济，是从侧面对低碳经济的描述和刻画，尽管在本质上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并不矛盾，但并未能揭示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低碳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5)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篇11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篇12

关键词：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014-04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的变化。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既来自于人们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对发展实践具有检验和指导的作用。在经济思想史上，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进行过讨论。因此，对两大理论体系的发展观进行比较，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理论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克思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推进了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也是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所在。克思经济学对于发展本质与内涵的认识体现在其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与界定之上。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克思经济学将发展界定为：“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发展以原有生产方式为基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不是凭空或从人们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的；其二，发展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优化。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克思指出：促进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来实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克思进一步提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了对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特定阶段都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克思经济学更强调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克思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方式。根据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平衡，如果第Ⅰ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则会导致生产资料过剩；如果第Ⅱ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则会造成生活资料过剩。所以，两大部类的生产与需要必须保持平衡。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方式既要求总产出不断增长，还要求两大部类结构均衡。第二，克思经济学的有效发展方式。②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增长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所带来的粗放型的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集约型的增长。在这两种增长方式中，集约式的增长更加有效。因此，在生产增长上，要实现集约式的增长，就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克思经济学的协调发展方式。克思经济学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⑨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之上的强制统一，而是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和谐统一的发展。未来社会要更加自觉合理地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要将物质变换过程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总体来看，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相对广义的界定。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认为，发展应包括政治、伦理、人口、法律、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商品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上，经济发展问题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西方经济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开始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不断增加，它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的目标”。①但是正如詹姆森和威尔伯所言，“发展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它也没有普遍采用的模式，每个人必须写它自己的历史。”今天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从更宽泛的视

角来理解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演进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也不相同。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与广义发展内涵相对应的发展目标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目标是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目标转向收入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增加就业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发展的根本目标。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目标包含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要让人感受到自身价值，要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扩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且发展还应考虑后代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追求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既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也包括人的能力的运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应当通过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发展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主张利用国际分工来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斯图亚特・穆勒看来，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应当通过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繁荣和大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威廉・阿瑟-刘易斯等人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制定发展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市场调节、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之后，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注重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发展问题，注重文化、体制、法制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除了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外，还重视教育、知识、管理、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两种发展观的比较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等都是不同的。

(一)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视角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入手，将发展看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要选择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以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为视角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思想。具体地，古典经济学时期西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认为增加要素投入可以推动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通过引入收入分配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强调通过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来使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拓宽了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人为本的发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认为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二)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同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研究了发展问题，但由于两者研究视角不同，导致两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也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人手，充分论证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创造替代性和现实兼容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进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具有一般性与历史性。而西方经济学家较多地偏重于在一定具体历史阶段下考察发展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淡化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强调收入分配、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都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而提出的。西方经济学这种研究视角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无法说明发展的动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制度、思想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变迁，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学发展观比较起来相对狭隘。

(三)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理论范式为视角来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经济学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察，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概括与界定，形成了系统的发展观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以理论范式为基础形成的发展观，不仅视野宽广而且内容系统。西方经济学以应用范式为视角研究发展观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增长，并通过考察财富的源泉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把经济学研究对象限制在资源配置领域，导致发展问题淡出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发展经济学则将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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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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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传媒经济的研究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其实，针对传媒经济和管理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中国传媒产业集团正在如何组合？第二，在中国这一特殊的转型社会，传媒集团化过程中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是什么？第三，目前中国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当然，针对传媒经济和管理的问题绝不限于这三个，但是它们可以解答这三种类型的问题，即现象描述型问题、理论构建型问题和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型问题，其也是传媒经济学真正显示给大众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之处。

三种模式构建传媒经济

传媒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随着它的成熟，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使用范围更为广阔的方法。一个具体的趋势就是广泛地使用应用微积分的数学模型。比如，在微观经济的供应方面，主流经济学提供了分析传媒公司行为的强有力的工具。

由于传媒经济学也向其他学科一样产生了大量分布于不同层面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成果，并且这样的状况将继续下去。而继续坚持方法论方面和理论化方面的多元性能不断地产生新的见解。因此，采取从具体案例的细节特征中提炼加工出理论的方法能扩大和加深对这一领域的认知。

从目前情况来看，致力于传统经济部门的传媒经济学者和那些隶属于传媒管理、新闻业、信息研究和传播学方面的其他项目的传媒经济学者，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鸿沟。而跨越这条内在鸿沟的桥梁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以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将会保存并增强传媒经济学领域的活力。

所以，传媒经济学不仅只关注基于市场的活动，它以个人、企业、产业及社会层面的资源利用及其利益最大化的研究为基础，提供了检验传媒企业内部工作方式的手段，同时进一步提供方法以便对决策和资源利用如何影响更广泛的观念――比如顾客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研究。

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媒体与传媒行为的增长和变化，现在传媒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三种传统模式：理论传统模式、应用传统模式和批判传统模式。它已经告别了引入和发展阶段，传媒经济学这一学科开始成熟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它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发展，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建立在稳固的力量基础之上的深邃见解，并且能够在传媒环境中被观察和验证。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在此基础上也在进行重组、并购或颠覆。

理论范式的局限与思考

对于传媒管理研究的理论范式来说，社会科学理论确实构成了一系列有助于一般人理解的有用的概念和框架。尽管有这些用处，理论仍然有局限：首先，它们是集中的并且非常特殊的，因此，它们不能给出包括所有因素的完整解释，这种特性通常导致对决定性因素的解释；其次，它们趋向于建立在有限的，不真实的假定基础上。理论的目标在于发展用于预测未来行为和结果的模型，但它们需要处理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在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中，理论帮助我们认知、理解和解决那些有相似的内在因素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表面上似乎并不相似。理论允许我们预测人类行为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传媒管理学者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关于组织和企业的结构对媒介内容的暗示和影响。不过，传媒管理文献的分析显示，该领域的一个弱点是研究趋向于碎片化、不系统和无规划。只在某些研究领域里，传媒管理学者进行了有规划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小心地重复和扩展各自的研究。

对于传媒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四个基本理论――垄断、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受到这些模型启发的实证研究，构成了SCP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基础，为美国和许多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析和竞争政策提供了指导。如果要说新的分析框架已经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不正确的。相反，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学家们用以解决各类型的经济问题的不断增长的多样的分析方法中占有了制高点。大部分关于传媒企业和传媒市场的经济学研究都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四个基本模型之上的，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属于SCP框架。

根基植于媒介产品

1980年以来，随着新技术的进步，传媒受众数量激增，媒介产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媒介组织对媒介从业人员创造力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机器只能机械化地进行生产，但人却可以带来无限的梦想和创造力。他们是现代管理体系中赖以生存的创新要素。传媒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传媒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总的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这批人为传媒组织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效的媒介组织管理者明白，人际关系是效率的关键因素，因为有创造力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工作有占有感和自豪感，并视其为自身的写照。

对于财务管理问题，红利政策、资本结构、兼并和收购、实物期权以及财务重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任何公司或企业的核心问题，并且传媒产业在这个问题上十分重视。

理论领域内，研究传媒产业的产业链是有益的。这可以系统的研究购买者价值继而加以区别。研究者也许也想整合联合战略、创业战略和分类战略。这些理论可以帮助解释许多在传媒产业中经常发生的媒介公司的行为。综上，媒介战略研究是媒介研究的分支，整合了基于产业的更多事务性的传媒经济领域和传统的、个人的管理或组织领域（组织行为）内的传媒管理。这是一个为下阶段传媒经济学做准备的有巨大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领域。同样也可为传媒集团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