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财产纠纷的法律精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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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的界定及制度 

针对婚姻中的法定夫妻，国家在法律上界定了夫妻婚后所有财产的共有权，这体现了双方在婚姻生活中具有等值贡献，理应对财产进行公平、平等的分配。但由于实际财产在关系上的复杂性，其财产在离婚事件中的分割涉及了各自切身的利益。根据《婚姻法》的新修订，财产分配在离婚时应该遵循均等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照顾双方子女的利益，对离婚损害实施赔偿、以及经济补助等重要原则。但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限制，不能切实落实好公平分配的原则。尤其是在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夫妻结婚的房子需要由男方进行采买，其房产属于不易消耗的固定财产。女方在离婚时理应对财产的分割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方能突显财产分配的合理性，其真正的财产纠纷在房产上纠纷比较严重，这是以上原因导致。因此，婚姻法论文应对财产的分配进行明确的分配界定。 

二、现今离婚事件中房产纠纷表现显著 

面对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购房已经成为夫妻结婚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可见房产在婚姻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而在后期离婚中其房产成为最瞩目的纠纷事件，其双方最显著的纠纷就是房产。例如：婚后由男方家长投资购买的房屋，而后将房产过户至夫妻双方的共有名下，随后在落实离婚诉讼程序中，女方要求对房产进行平等分割。根据《婚姻法》的第十七条条例规定，法定夫妻若在存有婚姻关系中继承财产是归双方具有共同拥有权。因此，在办理离婚程序当中，应对房产进行合理、平等的分割。针对该离婚案件进行浅析，男方父母在婚后投钱购房并过户至夫妻双方名下，实属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一定的房产赠与行为。因此夫妻二人在离婚程序中有权平等分割房产。根据当前夫妻结婚形势，基本由父母购买房屋。在房产权方面普遍存在忽视赠与行为的现状，在离婚中涉及了较多纠纷。从道德角度思考，对父母财产权益构成了法律威胁，从侧面也展现了房产分割的不合理性、不平等性，不利于维持社会群众生活的稳定性。 

三、研究亲属法的财产基本问题 

（一）对亲属法中财产缺少本质、规律研究 

现有的亲属法研究成果一直停留在微观的角度、层面，而对其本质、规律没有进行宏观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导向必然会导致婚姻法的立法界定不够清晰、明确，应该运用婚姻法学的研究会进行高层次的研究，它在学术界中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从本质上研究亲属法在内容上涉及的基本原理。直至2010年在学术界发表的相关性文章并没有超过10篇，这样的研究数据表明亲属法涉及的财产基本问题没有收到研究协会的高度重视。 

（二）对亲属法中法律问题缺少内在关联性研究 

在现今的亲属法研究方法中，没有与相关部门的法学进行关联性研究，导致其法律问题在研究方面缺少内在关联性，致使司法在解释有关婚姻法法律问题时，急切想通过有效手段解决婚姻生活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因此，应该通过《物权法》等对其实施关联性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这也体现了物权法在婚姻法中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因而解决婚姻纠纷问题应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运用法律法规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此明确现行婚姻法在立法中的范围及界定。 

四、基于民法视角分析婚姻法相关纠纷问题 

婚姻法根据法律效应对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具体、明确的划分，法律效应的差异性需要借助人类进行准确性划分。因此，它在法律关系方面、法律制度方面的构建又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联动性。部分学者对《债法》、《物权法》划分进行批判，它分割了婚姻经济、伸过的完整性。例如：《合同法》从第一百三十五条条例之后，对动产的交易行为、滋生的义务进行相关性界定，其动产在交付方面应履行的义务需借助《物权法》进行规范性界定。虽然没有构建专门法律进行专一性界定，但在解决、处理婚姻纠纷问题中，法官可以根据有观法律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其《债法》、《物权法》在解决该问题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综合所有法律去解决婚姻事件的纠纷问题，更能彰显法律约束的全面性、谨慎性。 

基于夫妻在婚姻生活关系中的复杂性，在法律中也涉及了重大的纠纷，尤其是对不动资产的纠纷。在面对离婚事件过程中，其财产纠纷必然会引起民众的重视，仅靠《婚姻法》去解决婚姻纠纷问题会在法律上暴露出不具全面性的问题。因而，需要结合其它相关法律对其实施解决策略。若夫妻在法律中的关系不涉及离婚、房产纠纷的双向问题解决条例，会导致婚姻法失去保护权益的法律效应。但在实践上，中国的单项法律虽然不具完整性，但其法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在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时，能够突显法律的叠加效应，进而运用综合法律的全面性去解决现今离婚、房产纠纷的双向问题。因此，在涉及离婚、房产纠纷的问题中，其财产分割应选用《债法》、《物权法》进行支配性处理。

如果该项纠纷问题用较为单一的《婚姻法》去处理，不仅是法律条例失去合理性，还会却是一定的法学秩序，譬如：运用综合法益、法价值构成的法律秩序会缺失合理性，因此，法益在人格方面具有较高的法律阶面，尤其是财产涉及的利益问题。在许多离婚事件中，会牵扯至人格平等权在法律面前的冲突，体现了权利、权益牵涉的歧异性，难以作出抽象性的区分及比较。其《婚姻法》在相关立法中，没有明确界定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判断，而只能结合实际事件去权衡当事人的婚姻利益关系。 

五、解决与处理相关房产纠纷的有关保障 

（一）利用借贷关系 

为了使夫妻双方在离婚事件中得到有效、合理的权益保护，基本采用和谐的方式完结相关纠纷问题。因此，房产纠纷应该利用借贷关系作为保障。对父母、夫妻间构成一种借贷关系，父母在投资房产过程中，应有夫妻双方出凭借贷字据。在构成借贷关系之后，当在离婚程序中女婿、儿媳分得平等的房产产权，父母可凭借贷字据在法律中进行诉讼，向他们追回投资房产的部分财产。因此，运用借贷关系会在未来离婚程序中构成一种全新诉讼方式，保障父母的房产资金，但其房产产生增值利润部分与父母无关，也无权作出申诉行为。 

（二）明确房产的赠与对象 

为了在房产纠纷中维护自身的法律权益，投资购买房产者应该进一步明确日后房产的赠与对象。根据国家对《婚姻法》规定，其中第十八条指明：遗嘱书、赠与合同如果明确阐明了归于夫方、妻方都属于夫妻单方的私有财产。其司法对其解释为，夫妻在婚后有父母投资所购买的房产并将其落户在自己子女的名下者，根据社会道德的解析，由于父母指定了房产赠与的单独对象，不属于夫妻婚后的共同不动资产。因此，该策略的实施又是在保障父母、夫妻单方的婚后权益，体现了财产在法律中的公平性。 

（三）结婚时进行协商、约定 

夫妻各方在达成结婚共识时，应该事先对资产进行协商、约定，以免在日后生活中涉及纠纷，尤其是对房产的纠纷。对财产进行约定去解决未来纠纷问题，应该依据双方结婚时的约定，有利于解决房产产权的纠纷现阶段问题。特别是在和谐社会的构建道路上，其法治建设是核心部分。因此，一切纠纷问题都要依据法律进行判决，通过协商、约定去解决各种纠纷问题，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具合理性的权益保障，有利于维护婚姻在社会中和谐、稳定发展下去。 

六、对婚前的按揭房产归属进行界定探讨 

在现今多数离婚事件中还涉及了还钱的按揭房产归属的纠纷，实际上是夫妻单方在婚前进行的个人首付行为而展开的按揭付款购房交易，并将其登记在私人财产的名下，但婚后由双方共同实现还款活动，其对最终归属进行界定探讨如下： 

（一）夫妻双方财产在制度上发生的变化 

原有的婚姻财产在制度上为基本的共同财产所有制到结婚后的共同所得制，但是截止2001年国家对婚姻财产的相关制度作出了调整，重新归类了个人财产、共同财产的归属问题，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在法律效应上优先其法定制度下的财产归属权。该制度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婚姻关系、现实生活而制定的，有利于夫妻双方经营婚姻的和谐关系。但近些年的婚姻关系，受经济影响发生了转变，在财产方面表现出独立的特征，对财产而作出的约定使夫妻在后期财产纠纷中削弱了法律指定财产归属权的职能，进而对其财产的支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与法律性。此外，在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相关制度的界定进行了部分修改，在共同财产方面进行了完善与改进，使其制度更具合理性、紧密性、公平性，有力保护了婚姻关系中弱势一方，但其保护的财产范围变小了，旨意在强调夫妻不是同体的原则，设立了约定财产的合法制度、个人财产的合法制度。而通过书面形式完成约定财产事项，足以体现夫妻双方的自愿性、自治性，这对双方的财产进行了约束。其中夫妻单方的债务信息若被泄露，并且告知第三人对财产实施的约定，应由该方偿还对外债务。该制度的建立在法律中提升了相应的地位，在财产规定方面得到完善；此外，运用个人财产的合法制度对夫妻的个人财产实施法律性保护。其财产的法定制度、夫妻特有制度、夫妻约定与协商制度等在形式上完善了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制度及关系，从而形成具有完整性的体系。在财产判决方面，法律完全优先依照夫妻约定制度，对其财产进行依法处理与判决。而在夫妻财产的法定制度中，需要明确特有财产、共有财产，根据实际情况及法律进行判决。 

（二）夫妻涉及婚前的按揭房产纠纷归属问题 

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一中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单方具有的财产不会受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改变，这不包括已经约定的财产部分。例如：夫妻单方在结婚前所签订的房产合同，以及各银行之间签署的按揭还款合同，该房产在产权上归夫妻单方所有，属于个人财产部分。如果经过夫妻双方进行有效性约定，可将其划分为共有财产的行列中，否则依旧属于夫妻单方的私有财产，但其在离婚纠纷中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这主要体现在婚后按揭还款上。婚后所履行的按揭还款行为，实际上是属于花费了夫妻双方的公共财产。 

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三中第十条规定，将该房产问题进行细化、具体化。针对以上按揭房产实施离婚程序后的房产分配问题，此不动财产理应由夫妻双方进行协议形式处理。根据法律条款夫妻双方没有达成约定，就不能构成公有财产，因此法院会将其房产判决给夫妻单方。其未经偿还的部分款项为个人债务，而在婚后经双方共同偿还的款项属于公共财产部分、以及归属增值部分，在办理离婚程序时法院应该根据并借鉴《婚姻法》中的39条条例第一条款项中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其产权登记为夫妻单方并对夫妻另一方实施补偿。离婚程序在处理房产纠纷事件时，当在夫妻没有对财产分配进行法律约定的情形下，法院会默认为该房产的产权归夫妻登记一方所有，这有效保护了夫妻单方在结婚前个人财产权的利益，也间接损害了夫妻另一方在结婚后的相关财产权益。 

自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第三条例在婚姻生活中实践以来，其在学术界内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并将争议的重点以及焦点都放在了婚后财产纠纷中的分割、补偿等方面上。其中第十条条例在婚姻法中规定：如果是离婚的非财产所有者，夫妻单方就会在此房产纠纷中净身出户，在实际婚姻生活当中，具有非产权的夫妻单方基本上是弱势方，但在婚姻生活中却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而在办理离婚程序时，如果贸然从事上诉的判决就会突显法律的不公平性。如果单纯是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后共同偿还按揭房产的房款、以及对应在财产对应增值部分进行补偿，会严重削弱了夫妻非产权当方在经营婚姻方面、夫妻关系方面、所得财产方面的积极态度。其中婚姻关系体现为身份关系以及财产关系，身份关系作为财产关系的基础保障，而其财产关系主要是由身份关系演变而来，所以身份关系直接影响着婚姻当中的财产关系，单纯使用《物权法》解决婚姻关系中夫妻的房产产权纠纷，就会将夫妻共有财产赋予市场经济性，遮蔽了夫妻身份的复杂性、特殊性。因此，要想处理好夫妻财产产权关系不能只参照基础财产法，应该理清财产纠纷涉及的《婚姻法》在内在关系上的逻辑性与关联性。然而在国外处理婚姻纠纷时，房产产权归夫妻单方所有。但法院会根据夫妻另一方在婚姻期间对房产产权作出的贡献进行依法判决，并赋予其房产权益。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该承认女方是非产权者对婚姻生活的过程，并用法律的界定去对该夫妻单方进行财产补偿。

（三）对房产增值财产部分纠纷的处理 

根据国家《婚姻法》的司法相关解释，投资的房产在获取收益、增值之后，在法律上实属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而彰显法律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其在争议上将焦点锁定在房产的资金方面。其资金的获取在房产增值合法范围之内，是夫妻双方共同维护房产所获取的收益，间接体现了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在这部分设计了夫妻双投入的问题，将租金的收益定义为个人财产、共有财产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按揭房产涉及的增值问题，应综合夫妻单方为还房款作出的贡献程度，进而对其进行合理性财产补偿。如果将该房产硬性定义为个人财产、共有财产，不仅破坏了夫妻财产权益，还制约了对婚姻关系的维系。因此，房产产权的纠纷应该借鉴国外法律，其判决在法律上应该尊重夫妻协力的重要原则。 

七、总结 

房产问题自古以来是社会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离婚纠纷的处理，房产的纠纷涉及了夫妻双方利益、社会和谐发展。由于我国部分区域法院存在一定的处理、解决问题，其在原则、方法上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因此，解决房产纠纷相关问题还应完善法律、法规，对房产归属判决形成可行性依据，为婚姻关系、房产产权等纠纷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以公平、公正的态度维护房产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参 考 文 献 ] 

[1]韩璐玮.试从婚姻法基本原理看离婚房产纠纷[J].法制博览法学研究，2013，10（15）：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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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办理离婚登记应当出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该条件应属办理离婚登记的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婚姻质量的越来越重视，当今社会离婚率是一路攀升，这同时也对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婚姻登记条例》应取消要求离婚协议书载明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而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 .

离婚是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它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或司法程序的离婚诉讼解决。其中离婚登记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 认可、 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家为了明确社会关系中的某些争议、解决纠纷，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在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普通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重要优势是其高效率，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体制一般将该几项法律关系揉和在一起，但该几项法律关系仍具有独立存在性，相互间没有制约关系，所以说离婚登记要求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协商一致没有理论依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乏有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单独诉讼的规定，这就为离婚后但未协商好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提供诉讼解决的法律依据，且因其没有离婚之诉的干扰，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此外，对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当事人选择行政程序亦或司法程序，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况且，婚姻登记机关毕竟属于行政机关，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缺乏专业的知识，不利于登记机关对处理的审查，也容易日后产生各种纠纷。

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男女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即可选择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这既充分尊重了婚姻双方的意志，又充分发挥了离婚登记的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离婚的效率，稳定了社会关系，减少了相互间矛盾纠纷的产生。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及债务等问题向法院提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办理了离婚问题，相应地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大大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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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产纠纷定性处理标准

一、婚约财产纠纷的概念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今后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所做出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婚姻预约。在一些地方又称为订婚或订媒。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但婚约毕竟不是婚姻，在我国不产生婚姻法律约束力。一方要求解除婚约无须经得对方同意，更无须走诉讼或调解的程序。婚约的解除，会相应产生婚约期间财物的返还，由此产生财产纠纷在所难免。

二、婚约财产纠纷的定性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到财物应全额返还。但是对于恋爱中的互赠财物或者订婚中的互赠彩礼，我国婚姻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如何定性。笔者认为，男女双方为结婚而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应归于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其符合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目的赠与要求赠与人不得要求受赠与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为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

三、婚姻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

最高法院下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该规定对婚约财产纠纷作了解释：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这里的婚约关系即是指以结婚为目的而事先达成协议的无配偶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因婚约财产产生纠纷，其诉讼主体应是解除婚约的男女而不应是其他人。同时笔者认为，婚约财物的给付是按照当地风俗而为的一种行为，无论是双方父母，亦或媒人的参与，均为一种形式，是一种婚约财物赠与的中间人，是一方的行为。是基于婚约双方相信其有权的行为，即为表见行为，表见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系婚约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包括婚约双方亲属以该方所为的赠与行为，对方亲属以婚约名义所接受的行为。据此，婚约财物纠纷案件应以婚约双方为当事人。

四、财物范围及处理

婚约财物纠纷的处理，既有法律规定，更须明确财物的范围。笔者认为，在按照当地习俗订立婚约之前，双方所产生的财物往来无论数额之大小，均属礼尚往来之行为，属互赠行为，无须返还。订约时直至以后的彩物往来，则应区别给付之性质，区别处理。第三人的赠与均系迫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并非个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一旦婚约解除，第三人赠与的实质条件即不复存在，原赠与归于无效，均应返还。

五、关于返还的标准和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十条中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离婚为条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使得我国对婚约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但由于这一解释，没有明确说明婚约解除后彩礼的返还，与离婚后彩礼的返还的具体区别，如返还的数额如何把握，对生活困难如何确定等。导致审判人员由于认识的分歧，对同一案件的处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把“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作为彩礼返还的条件。离婚时彩礼的返还要以导致给付人生活绝对困难为条件，但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造成了给付人生活相对困难，就应予以返还。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情形，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另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全额返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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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但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长期共同使用期、消耗夫或妻的个人财产,一旦婚姻关系消失,在现有的财产中怎样认定婚前财产的范围和财产的归属,是婚姻纠纷中经常争议的一个焦点。什么是婚前财产公证?怎样办理好婚前财产公证?这是摆在公证行业同人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对婚前财产的认识

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法对夫妻(未婚夫妻)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债务的范围和权利归属问题达成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活动。婚前财产公证有两种形式,一是未婚夫妻在结婚登记前达成协议办理公证,二是夫妻双方在婚后对一方或双方婚前的财产达成的协议办理公证。如何正确认识婚前财产公证,还要从夫妻财产制说起。夫妻财产制是指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夫妻财产制的设立、变更与废止。夫妻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对外财产的责任、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因离婚而引发的财产清算和分割的婚姻纠纷不少。结婚前,男、女双方依法到公证机构对各自的财产、债务范围、权利归属问题进行公证,经过公证的财产约定将会得到法律的直接认可。因为公证书,它不同于一般文书,它具有法律上的证据作用,一旦涉及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将公证书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将“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列为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之一。婚前财产公证是近几年来新开起的一项公证业务,它有助于明确协议双方对婚前财产的数量、范围、价值和产权的归属,是解决婚姻纠纷的可靠法律依据,对稳定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预防婚姻纠纷、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办理婚前财产公证中注意的事项

办理婚前财产公证不是法律上规定的必须公证才生效的事项,它遵循的是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其具体程序是: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共同到有管辖权的公证处申请办理,填写公证申请表,提交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财产权利证明,婚前财产协议书(当事人没写协议的公证员可以应当事人的要求代为书写),其他证明材料。公证员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中,除要认真审查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具备,意思是否表示真实、协议的内容是否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外,笔者认为还要注意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审查婚前财产协议中的内容,约定的财产要做到双方当事人无争议。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获得财产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接受赠与的,有继承等,但在财产的权属问题上,并不是都不存在争议。如笔者在办理这类公证中,就遇到有个别当事人,在结婚前就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双方经济共同支配、购置财产(如汽车、房产、股票等),但财产权利凭证上却只写了一方当事人的姓名,表面看是一方的婚前财产,而实际上却是双方共有的。还有的个别的当事人,在准备结婚前,共同出资购房,购买家具、电器等物品,但财产权利凭证上只写了一方的姓名,实际上在这样的财产的权属问题上已存在着问题。因此,公证员在办理此类公证时,一定要注意审查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财产权属上是否存在纠纷,协议中财产的归属,债权债务处理的内容上是否明确,要做到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才能办理公证。

2.对没有房屋产权凭证的婚前财产公证,要注意收集当事人购置财产时给付款项的证明材料。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当事人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未获得房屋的产权凭证;还有的当事人,购买了房屋,在房屋还未交付、产权凭证未获得前就准备结婚而申请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对这类当事人,公证员要注意了解房屋的来源,房屋的付款情况,房屋的使用、装修等现状,并收集相关的证明材料,同时应向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应证,只要另一方当事人认可对方婚前财产的情况属实,并对财产权属的约定无异议,笔者认为这类婚前财产协议,可以公证。

3.注意审查当事人申请办理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不予受理。有的当事人在婚前单方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婚前财产公证,他们认为要求对方当事人到公证处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有伤感情。对这种公证申请,应不予受理。同时公证员要给当事人做耐心的讲解,告知其办理婚前财产的目的、意义,鼓励当事人要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告知其办理公证,需要双方当事人到公证处亲自办理;告知其将申请办理婚前财产公证的时间放在临结婚前或结婚后。

4.注意审查再婚当事人或另一方系再婚当事人提供的财产权利凭证,做到约定的财产无产权纠纷。在婚前财产公证中,有的当事人由于有婚姻失败的经历,对再婚就显得格外的谨慎,为了避免再次离婚而发生财产纠纷,对婚前的财产申请办理公证。公证员在办理此类公证时,要注意审查当事人公证的财产是否是属于本人所有,有无产权纠纷。要求当事人要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审查财产的权属。只有搞清了财产的权属,做到约定的财产无争议、无产权纠纷,才能使公证的协议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5.对未婚夫妇申请办理的婚前财产公证,要注意在双方达成的协议和公证词中载明协议生效的时间,即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签名、公证)、办理结婚登记后生效。因为这类财产协议的主体是特定主体,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后,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才有约束力。否则,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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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268-03

前段时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离婚大潮映入我们的眼帘，引发了我们对其背后真正推手的思考。国家为调控房地产业的“国五条”政策出台后，各省市纷纷制定了实施细则。北京市的细则规定：自2013年3月31日起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严格按个人转让住房所得的20%征收个人所得税，出售五年以上唯一住房免征个税；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等。细则施行不久可忙坏了婚姻登记部门的离婚登记处，大批眉开眼笑的夫妻欢欢喜喜的来离婚；某地的以户为单位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实施后婚姻登记部门同样迎来了一批批来离婚的夫妻；贵阳云岩区“一户一宅”的农房确权政策推出后，该区上至八九十岁下至二十来岁的夫妻都纷纷涌到民政局登记离婚；在很多城市的一项要求学生上学与户口所在地挂钩的入学政策实施后，也引来了大量的夫妻离婚现象；东北某市的“只给单身、丧偶、离异和军人家属等几种情况的女职工报销取暖费的”福利政策实施后，这些单位的大量已婚女职工一夜之间变成了单身。

一、政策性离婚概述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些离婚潮都是发生在国家某些政策颁布后。在这些政策颁布之后，一些手挽手、肩并肩，看起来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小夫妻纷纷来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过上一段时间又会重新住在一起，且办理复婚手续，甚至有些夫妻压根没有分居，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离婚，是假离婚。这些离婚就是所谓的“政策性离婚”，指夫妻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来规避政策，以达到避税、获得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获取政策性利益的行为。

这样一些规避政策、利用法律从而获得本不属于自己利益的行为无疑给我国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去认定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是合法还是违法；是在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的范围内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一种违背立法初衷、滥用法律赋予自由的行为。另一方面，“政策性假离婚”过后引起的纷繁复杂的纠纷也给我们现有的婚姻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夫妻假离婚变真分手，针对原“虚假”离婚协议之财产分配不公类纠纷增多；夫妻假离婚继而复婚后感情破裂，真离婚时财产纠纷频现；无法接受假离婚成真分手，请求法院判决“假离婚”无效类诉讼也多发。

目前此种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已经导致了社会上婚姻家庭中的纠纷的大量增加，在各大报刊、杂志以及网络媒体也都纷纷登上了头条，我们确实有必要对其予以重视，探求最佳解决之道。首先来看一下当前理论和实践当中是怎样应对处理的。

纵观我们的婚姻法等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这种政策性的假离婚作出定性，也没有对以上引起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实务当中，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实务中对此种行为的评价褒贬不一，处理结果也自然混论无章；对此种行为的定性以及引起纠纷的解决方法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上也鲜有且不够具体深入。

本文将以纠纷在法律上的解决为中心，从具体纠纷的现状之处理入手，细细分析总结这些评价不一、处理混论的分歧到底出现在哪里，从而针对性地提出法律上解决对策。

二、政策性离婚的法律困境

现实生活中这种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在威胁着我们和谐平静的社会。它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纠纷亟待解决，当事人想要通过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法院、婚姻登记机关等部门的处理无法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原因在于“无法可依”。遭遇了法律困境。

（一）处理现状

从目前夫妻双方假离婚后寻找的救济方式看，一个是指向法院，一个是指向婚姻登记机关。具体有如下几种典型的例子：

夫妻假离婚继而复婚后感情破裂，真离婚时财产纠纷。某市刘先生为购买第二套住房，但又想获得首套房的贷款优惠利率，于是和太太约定先去离婚，现有的房产归到太太名下，由名下无房的刘先生贷款购买第二套房获取更大的优惠，之后二人再复婚。复婚一年多，二人矛盾不断，便决定“真离婚”。可是在房产分割问题上，根据二人之前的离婚协议以及法律的规定，二人第一套房屋和第二套房屋的一半都归太太，而自己只能获得一套房屋的一半，刘先生认为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于是一纸诉状将太太告上法庭请求分割财产。 法院认为：双方第一次离婚确实因规避限购政策而引发的，涉案的两套房均是夫妻共同财产，但第一套房产已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分割完毕，已产生法律效力，刘先生要求再次分割第一套房产并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考虑到如果完全按照现有法律进行判决，对刘先生会有所不公平，经法官多方努力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和刘太太最终心平气和地分了手，两套房产也进行了合理的分割。

夫妻假离婚变真分手，针对原“虚假”离婚协议之财产分配不公类纠纷。陈先生为购买第二套住房与妻子王小姐假离婚，之后由王小姐购得一套福利房，但王小姐却拒绝与陈先生复婚。陈先生无奈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其与王小姐离婚协议无效，并拥有王小姐所购房屋的一半产权。 该案经过开庭审理，王小姐胜诉。福田法院林涛法官介绍，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只有在财产分割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并且在协议离婚一年内提出，法院才有可能判决离婚协议无效来重新分割财产。然而实践中这种夫妻双方协议假离婚的行为中一般不存在欺诈和胁迫，即使存在也很难举证。故就“假离婚”请求变更或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支持的案例少之又少。

无法接受假离婚成真分手，请求法院判决“假离婚”无效类诉讼。张某和王某系夫妻，单位分房时，由于价格便宜，二人想各自从单位买一套房。但按政策夫妻只能购买一套，于是二人协议假离婚并且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二人购买好住房后，张某却暗自与他人结婚。于是王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某的结婚无效。 法院认为王某与张某的假离婚是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的，所以她应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故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夫妻双方假离婚后的纠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分割纠纷；一类是关于假离婚效力的纠纷。通过上述的法院的处理情况来看，法院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不支持原告请求重新分割财产或者主张假离婚无效的诉求。因为从法官总是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挡箭牌，依照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能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表面上看起来法院的判决好像无可厚非，但是从现实纠纷的解决以及我们的立法初衷上看，法院如此判决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吗？我们立法的初衷难道应该保护那些以貌似合法的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立法的滞后性所致，现实中出现的这种政策性假离婚的现象在法律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怎样去认定和处理，所以才会导致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同样夫妻双方在出现假离婚纠纷之后，也会到婚姻登记机关去寻求救济。告知婚姻登记机关双方当时是假离婚，并非真的有解除婚姻关系的真实意愿，请求撤销二人的离婚登记。实践当中也鲜有婚姻登记机关真的因此撤销离婚登记的做法，婚姻登记机关一般都以不符合法律上关于撤销离婚的规定或者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而让请求人去法院寻求帮助为由将请求人打发走。

（二）法律困境

纠纷出现以后，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情况较混乱。法院有的直接以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诉讼请求，或者直接推给婚姻登记机关去处理，负责一点的法官还会采取调解的方法尽量让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接受；而婚姻登记机关同样以法律无规定为挡箭牌拒绝撤销离婚登记或者跟法院一样“踢皮球”，让请求人去法院起诉。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1.法律上没有对这种政策性假离婚作出定性，即没有规定其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是自由还是滥用自由？

2.对于法院来讲，其在判决的时候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依据：如何认定是假离婚？这种假离婚的后果到底有效还是无效？基于假离婚的意思表示所达成的离婚协议是否有效，事后是否可撤销？假离婚复婚后再离婚财产基于公平正义到底应当怎样分割？

3.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来讲，首先其在进行离婚登记的时候由于只做形式审查，很难发现假离婚的行为；其次，就算能够发现大批量的夫妻前来离婚其中必有猫腻，登记机关又应当如何处理呢？根据现有的立法，登记机关是无权拒绝为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的。最后，当事人之间出现假离婚的纠纷请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原离婚登记时，登记机关又应当怎样做呢？以上的问题由于缺乏法律明确而统一的规定因此事务当中的处理混乱无章。

三、政策性离婚的路径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再结合政策性假离婚的处理现状，笔者看到了实务当中的处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缺乏法律的相关规定导致一系列的纠纷得不到公平正义的解决。现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结合外国法当中一些有效的做法，对此种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在立法上的处理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法律之评价

在理念上我们要对政策性假离婚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即认定它为违法行为。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立法都是应当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的，此种假离婚的行为是在滥用法律赋予的婚姻自由，将婚姻作为工具去钻政策的空子从而获得非法利益，这是一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法律应当明令禁止。

（二）主动预防之防范滥用自由

1.当事人角度：设置别居制度和离婚考虑期制度。别居是指婚姻双方暂时或永久解除同居义务但是维持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离婚考虑期是指对于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申请后，法律赋予当事人充分考虑是否和好的期限。欧美很多国家就设立了类似的制度，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37条规定：“如夫妻事实上分别生活已达6年，一方配偶得以共同生活持续中断而请求离婚。 美国有一些州也把一定期限的别居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别居的期限有1年、2年、3年不等，个别州规定为5年；《法国民法典》第231条规定，夫妻双方如坚持离婚的意愿，法官应向双方提出其申请应在三个月的考虑期以后重新申请。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国也都规定了6个月的考虑期。 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这两种制度，再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设定：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到登记部门申请，申请后必须经过1个月的考虑期，若1个月后二人还是决定要离婚再向登记部门提起二次申请，此时登记部门审查过后可以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若二人1个月后改变主意，不打算离婚，那么此前在登记部门的离婚申请无效，二次申请的提出时间截止到1个月考虑期过后的10天，倘若在此期间内二人没有提出二次申请，视为作出不离婚决定，之后若再提出离婚申请，考虑期要重新计算。考虑到可能存在夫妻无法在一起生活但又不能马上离婚的情形，可以在考虑期内实行别居制度，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由法律保障二人这种暂时解除同居义务的婚姻持续状态，等1个月考虑期过后，可以办理离婚登记。

2.登记部门的角度：赋予离婚登记机关实质审查权。首先，婚姻登记机关除了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外，还应当配备专业的技术手段查明当事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其次，登记机关有义务审查夫妻双方离婚的意思表示是否自主真实，是否虚假或受到欺诈、胁迫，若审查发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瑕疵，应对其离婚申请予以驳回 ；再次，登记机关还要审查其离婚协议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是否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可能会有人提出这势必会严重加大登记部门的工作量，其工作效率与以前相比也大大降低，但是，在上文中建议1个月的离婚考虑期，在这1个月当中登记部门可以进行调查走访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解决这一问题。

建立离婚协议的证人制度和公证机关两种证明方式相结合。 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时，应有两人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人见证其过程；或当事人的离婚协议经过公证机关公证。证人可以证明当事人双方的感情破裂属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离婚、通谋离婚的等“假离婚”的情形；而公证机关则证明二人的离婚协议属真实自愿，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登记机关的审查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三）被动处罚之解决不同纠纷

1.对“欺诈离婚”之惩罚。当夫妻一方以规避政策去“假离婚”为由欺诈另一方，实则为真离婚，当被欺诈放方起诉到法院要求二人恢复婚姻状态时，法院可以宣告“假离婚”无效，二人恢复夫妻关系，并且视为从未中断。“假离婚”后发生的财产关系，也视为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二人通过“假离婚”所获取的不正当利益也要由相关部门收回，并对此二人课以相关的惩处。我国婚姻法中只规定了胁迫结婚是可撤销的，并没有对欺诈结婚离婚的效力作出规置，笔者认为不妥。《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虽然民法通则调整的可能更加侧重于财产关系，但是既然把欺诈和胁迫并列到一起，就说明二者的程度相当，在财产法中不允许，那么为了更加全面地维护人身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然也可以列入其中。我国婚姻法中倒是规定了一种关于存在欺诈的法律后果，就是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学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的离婚协议会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效力状态，因此现实中可能出现很多情况相同却结果不同的认定，况且仅靠目前《婚姻法司解二》第九条的简单规定，恐会在实践中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笔者认为，不仅应规定离婚协议哪些情况下无效或可撤销，对离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也应明确规定。

2.夫妻二人通谋“假离婚”时，分情况处理。当夫妻俩通谋“假离婚”之后又复婚的，第三人发现并起诉到法院请求处理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社会利益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宣告二人此前的“假离婚”无效，视为二人没有进行过离婚又复婚的行为，夫妻关系始终持续，“假离婚”后至复婚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都视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夫妻二人若通过“假离婚”谋求到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利益，应该由国家的相关部门收回，并对二人作出相应的处罚。

当夫妻二人通谋“假离婚”后，一方“反悔”不愿复婚的，而另一方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二人的“假离婚”无效时，若双方均未再婚，法院应撤销离婚登记，收回离婚证书，离婚法律后果原则上溯及至假离婚登记之时消灭，即视为夫妻关系从未解除过；假离婚期间一方对外行为，依婚姻法符合夫妻相互代理关系的，其后果由双方共同承担。同时对二人通过“假离婚”获得的利益要没收，并作出处罚 ；若一方已经再婚，且与其再婚的第三人是善意的，那么法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婚姻，原夫妻的“假离婚”发生真离婚的法律效力，而且要对二人“假离婚”获得的利益收回并对二人作出相应的惩罚。虽然在此没有保护遵守“假离婚”协定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由于其主观上有侵犯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恶意，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社会是一个万物互相效力的大系统，笔者也只是从法律层面提出了一些应对的建议，但事出有因，这类政策性假离婚的出现并不是单单因为法律上没有禁止而出现的，有公共政策本身的不足也有我国国民对待婚姻的态度问题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在此衷心地希望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各项制度的配合完善以及人民认识水平的提高，此种不良行为可以早日淡出我们的视野。

注释：

焕廷法律服务团队律师.“假离婚”买房攻略纠纷案.http：//66law.cn/goodcase/3 1804.aspx，2015-04-16.

陶倩.“假离婚”风险大后悔者多 诉至法院无法得到支持.http：//ilonghua.sznews.com/content/2014-10/23/content_10570802_2.htm.2014-10-23.

济南时报.夫妻为买房”假离婚”假戏真做妻子人财两失.http：//news.163.com/15/090 2/14/B2H035BS00014Q4P.html.2015-09-02.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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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瑛.我国协议离婚制度研究.山西大学.2013.

覃海逢.关于我国协议离婚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学术论坛.2013（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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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姻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比较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键词：婚约财产诉讼主体彩礼返还诉讼时效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具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此前，对于彩礼这一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纠纷时尚无法律规定。然而，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其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的范围以及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消婚姻纠纷应否以及如何返还彩礼等一系列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彩礼纠纷尤其是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带来不少的困难。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一下探讨。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即为人们俗称的未婚夫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效力，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如《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知情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还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古代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姻”。订立婚约的主体多为双方的父母即所谓“父母之命”。此婚约一经订立即具有约束力，不得任意解除。发展到近现代的婚约，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我国《婚姻法》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原则，“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因此，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关于什么人应成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即如何确定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均列为诉讼当事人，其理由是涉案财产既有双方父母实施的，又有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实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将订婚男女双方列为诉讼当事人，其他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其理由是婚约财产给付和收受的对象是特定的又是单一的，即订婚约的男女双方。

笔者认为，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其经济基础较差。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女方个人支配。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合法权利，因此，对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作正确理解。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与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在婚姻财产纠纷诉讼中，当事人所依据的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只有财产所有人才拥有此项权利。因此，除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所送财物全部来自个人财产外应将定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婚约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一方赠给另一方的贵重物品和大量钱财，实质上是为达到结婚目的而做出的附加条件赠与，解除婚约时，以酌情返还为宜。”也有人认为，婚约财产属于一种无效民事行为，其理由是婚约所附条件违背我国《婚姻法》的婚姻自由原则，限制了公民的婚姻自，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之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而认为因订婚所给付与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在民法理论上均有失偏颇，值得商榷。民法理论上所称的附条件的赠与又称为附负担的赠与或附义务的赠与，指的使以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第三人乘担一定义务为附加条款的赠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对于附条件的赠与,受赠人在接受赠与后应履行其义务。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能履行义务而不履行时，赠与人有权请求其履行义务，或者撤消赠与，并要求返还所赠财物。但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给付财物一方所依据的只能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而不能诉请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履行与其结婚之“义务”。再者，以结婚作为所附条件，违反了我国宪法、婚姻法、民法通则关于婚姻自由权的规定。因此，将婚约财产定性为附条件的赠与的观点缺乏理论和法律依据。那么，因订立婚约而给付与接受财物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呢？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骗、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可见，因订立婚约而给付与收受财物的行为并不符合无效民事行为的任何一种情形。因为婚约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男女双方自愿订立婚约在法律上并不禁止，因此，可以说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无效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同样不适用于处理婚约财产纠纷。

笔者认为，婚约财产按其性质应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财产。一类是当事人基于订立婚约而由一方赠与另一方或由双方相互赠与的财产，称为“赠与财产”或“赠与物”，包括食品、烟酒、化妆品、价值不大的衣物、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另一类是当事人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民事行为，如给付对方大量现金、大量衣物、其他贵重物品等，另一方当事人因该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它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也被称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利益，财产占有人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因此，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占有的财产应属于“因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据传统民法，不当得利人应返还的利益不仅指返还原物或原物价额，还应包括原物所生孳息。但由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收受财物一方当事人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取得的财产占有，其并无主观恶意(如非“索要”)。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对于除赠与物外的彩礼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外，同时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应返还不当利益一方当事人的返还责任，即并非由不当利利人返还全部利益。如此，则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的职能必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而逐渐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当然，对于不属于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借订立婚约而进行买卖婚姻的财物，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于以订婚为名而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退还受害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少数以恋爱、订婚为名，以送给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送交财产的一方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首先应区分财产的性质，对于赠与物适用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不予返还。对于非赠与物即当事人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不得不为的行为所给付对方的财产，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由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返还不当得利，同时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返还彩礼一方的返还责任。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认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需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作出正确的理解。

(一)要注意把握该条解释解决此类纠纷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彩礼如何返还，应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已结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二)应以该地区确实存在给付彩礼的习俗作为该地审理此类纠纷的前提。

如果当地没有婚约彩礼的习俗存在，则不涉及给付与返还彩礼问题。对于不能认定为彩礼的，要视其具体情况来确定属于男女交往间所为的给付财物纠纷应当如何处理。一般来讲，彩礼的给付都是非自愿的，往往迫于当地习俗而不得不给付。如果确属完全自愿给付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所给付的财产一律按一般赠与处理。

(三)订婚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确未共同生活的，仍应保护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双方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只是表明双方已形成法律上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是，如果双方确未共同生活，既没有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无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则应当考虑此类案件的现实情况。在我国，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的是双方举行婚礼这一仪式，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形成真正的夫妻关系。因此，订婚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并未共同生活的，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所引起的彩礼返还方面的争议应如何审理。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此种情形即为彩礼返还的特殊情形。生活困难，有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之分。所为绝对困难，是指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其生活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该条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以绝对困难作为标准进行规定的。因为双方已经缔结了婚姻关系，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原则上所送彩礼收受一方已无须返还。如果以生活困难作为一项参考因素，体现司法对生活确有困难一方的帮助，这无疑是对接受彩礼一方提出了一个较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以绝对困难作为一个客观标准综合加以判断，同时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这种因给付造成的生活困难，必须是导致生活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返还彩礼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支持的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未作出明文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给付彩礼一方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收受彩礼一方返还彩礼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审理。(一)同居关系双方均系未婚，或一方系离婚、丧偶后未再婚而另一方未婚，或者双方均系离婚、丧偶后未再婚的同居关系，对于此类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彩礼返还要求的，应当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三种情形即“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相关规定即“生活绝对困难”作为客观标准，综合判断并作出处理。同理，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彩礼返还要求的，亦比照上述规定办理。(二)同居关系给付彩礼一方系“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的，即使其因给付彩礼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其在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同时或单独请求收受彩礼一方返还彩礼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亦不得支持其返还彩礼的请求。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未对该条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作出规定，这就意味着，对于有关彩礼的权利的保护，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即两年。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权利受到侵害，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有关彩礼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在在以下几种情形：(一)如果双方解除婚约关系的，给付人应当及时履行自己的权利，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对方拒不返还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二)如果双方登记结婚后确未共同生活的，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给付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则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三)同居关系的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从双方分居之日起，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四)无效婚姻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以申请方向人民法院请求宣告婚姻关系无效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五)可撤销婚姻关系案件当事人给付彩礼一方请求对方返还的，应以申请方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关系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

参考文献: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

二、《历代典权特征略考》黄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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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局协议离婚优点是比较方便，只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可随时领取离婚证。而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则程序较繁琐，需先立案后开庭再判决，上海地区大部分法院已经把此类案件列为速裁庭，一周即可处理结案。如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办理所需时间一般是十五天至三十天，时间相对较长。

二、民政局协议离婚经济成本低，而法院调解离婚，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五十元;涉及财产分割的，需按照财产标的收费。因此，如果夫妻共同财产有价值几十万元的房产，所缴的诉讼费也需几千元，相对成本较高。

三、从协议的履行方面来看，民政局协议离婚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虽然有效，但是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一方不履行协议内容时，另一方必须向法院另行解决，而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内容，并不是百分之百得到法律的支持。一旦产生纠纷，仍需法院判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通过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离婚，有法院下达的调解书，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效力。任何一方不履行法院的调解协议，对方即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通过查封、冻结、甚至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使对方必须遵守协议，更有保障。

四、从协议内容来看，民政局对于离婚协议的内容基本不审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因此，协议书中涉及对财产、子女、债权债务的处分，往往是根据当事人对法律的认识，措词不规范，考虑不周全，极易产生纠纷，留下隐患。

而法院协议离婚，经过律师、法官的层层把关，调解书的每一条款都会逐条进行审查，合法、严谨，并确保今后可供强制执行，没有隐患，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基本上，民政协议离婚的优点是省时省钱，但一旦产生纠纷，仍需再次诉讼。而法院调解离婚虽成本较高，但优点是有强制执行依据，没有再次纠纷的可能性，一次性根本解决问题。在我们办理的案件中，有三成比例的案件是来自离婚后纠纷，原因多是一方不遵守协议，不履行义务;或是离婚协议本身制定时就有缺陷，如约定不明双方有争议，只得再次提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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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婚；房产归属；争议焦点；应对策略

一、《婚姻法解释（三）》中有关离婚后房产归属规定的问题

不可否认，新解释的确存在着过于强调财产关系的问题，它过于强调个人的财产权利，将夫妻一方的个人价值、个人权利提高到了过高的程度。而这一方多数情形下都是男方，由此导致了新解释对本已处于弱势的女方的保护不足。这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现行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第四十九条也规定必须对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包括妇女、母亲和儿童进行特殊保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对男女双方权利的规定是非常公平的，它将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差异考虑其中，实行一定的差别对待，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了法律对男女的实质平等。然而新解释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处处显露着对女方的不公。这也是新解释最大的缺陷。同时，这样的规定也是和世界各国婚姻法中婚姻财产的主流不符，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都承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巨大付出及相对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二、对《婚姻法解释（三）》有关离婚后房产归属的完善

（一）正视《婚姻法解释（三）》

在《婚姻法解释（三）》已经正式实施的今天，我们首先所应该做的不是如何批判它，而是正视它，并积极的应对。因为，即使对它争议不断，它也不会轻易改变，与其怨声载道，还不如积极面对，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更何况若只是从自己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新解释通常都是狭隘的、片面的，我们应该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评判它。

（二）夫妻双方都应重视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鉴于新解释中对房屋产权归属的明确规定，夫妻双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避免婚后房产纠纷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可在结婚时签订夫妻财产协议，明确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房产的归属。另外，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之后，有关房产归属的变动，要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协议将房产约定为共同财产并且将房产证办理到双方共同名下，从法律上即意味着双方对房屋拥有共同的权利。

（三）夫妻双方都应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女性

在社会迅速发展，各种纠纷纷繁复杂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懂法、学法，以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新解释对女性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女性尤其要了解法律，做出一些事先的预防，比如签订书面夫妻财产约定，以防离婚时自己利益受损。

（四）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关依法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和权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阿证明的活动。婚前财产公证有助于明确夫妻双方婚前财产的数量、范围、价值和产权归属，是解决婚姻、财产纠纷的可靠的法律依据，对于稳定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预防婚姻纠纷，保护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社会，婚前财产公证比较常见，也很少会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大多认为婚姻情感和个人拥有的财富是两回事，并不觉得划分财产会有损感情。在新解释颁行之下，人们的观念也将会逐渐随之转变，婚姻感情和个人财产将逐渐分离，相应的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将会越来越常见。其实，公证房屋所有权并没有法律效力，不动产遵循登记制度，公证只能证明出资，不代表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但公证在证据效力上是比较高的，由于法官裁判时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认识不同，此时公证的作用就能体现出来了。

三、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在婚姻家庭纠纷中，财产纠纷尤其是房产纠纷占据重要地位，有时候，财产纠纷解决的好于坏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和与分，因此，婚姻法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在婚姻家庭中至关重要。可是，婚姻法及之后的两个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原则，难以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实际需要，在此基础上，《婚姻法解释（三）》应运而生。新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关于房产归属的规定，使其更加务实、进步、具体，既便利了司法裁判，又维护了家庭的和谐稳定。虽然新解释并不完美，有着些微的缺陷，但总体上来说，它是积极的、进步的。相信在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下婚姻法会更加完善，我们的婚姻家庭也会更加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曹诗权.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 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 李瑾.评述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在夫妻财产制度上的立法不足与补救措施[J].科技信息，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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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双方因各种生活中的小事发生纠纷时,会互相指责,互相批评,互相辱骂等。纠纷可以分为情感型纠纷、生活小事型纠纷、人品人格型纠纷、财产型纠纷与婚外情型纠纷等。

    情感型的纠纷,是夫妻间因感情合不来而暴发的根本纠纷。因感情不和引发的纠纷,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婚前了解不深入,双方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故而在婚后常因生活小事,互不相让,引发矛盾。

    生活小事型纠纷,一般是因双方在生活中遇到某些小事,因某一方不会处理,或因某一方修养不够,或因方法不对,或因个性太强,或因脾气急躁,从而引发的夫妻争斗。引起此类争斗的离婚心理咨询,常常表现为不足以挂齿的小事,但却因双方处理不好而引发更大的矛盾,甚至引起感情的破裂。

    人品人格型纠纷是双方因人品不良,互相拆台,相互攻击而引发的纠纷。此类家庭心理咨询多为不可调和的纠纷,因其根本原因不是一时性的处理方法与艺术的问题,而是带根本上的心理品质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正的。

    财产型的纠纷是双方因财产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如财产的继承、财产的分配、财产的使用等,都会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纠纷,此类纠纷会因一方主动让步而得到消除。

    婚外情纠纷是目前在我们社会里较为多见的一种婚姻纠纷。只有在双方都抛弃第三者后才会回到正确的婚姻轨道上来,使婚姻心理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内郁型的纠纷,虽表现为不争不吵,但这种不争不吵常常比争吵的火药味还要重,甚则表现为互相别扭、冷淡,互相不理会对方,最后分居。

    (二)冷漠期心理表现

    其主要心理表现是双方的心理距离拉大,并产生戒备。戒备是婚姻的大敌,如果夫妻间互相戒备,同床异梦,则各揣隐秘,互抱成见,并谁也不想理会谁,互相隐情,则表面双方的亲和力已经下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在这个时期内,夫妻间的冷漠会保持一段时间,主要是考虑孩子的问题、离婚财产的分配问题等。双方一方面都存在着冷静对待的因素,另一方面互相间都在思考未来,为离婚作出最后的准备。在这个时期内,某些因财产发生情感心理咨询的夫妻,则互相隐瞒财产与存款;因感情发生纠纷的,则互相隐瞒与婚外情人的来往信函与电话,掩饰与第三者来往的证据,主要是为了不让对方抓住把柄和真实情况,以便在分手时增加与换取优势的砝码。在戒备期内,夫妻双方有可能分居,有可能不分居,但不论分居与否,总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

    (三)裂痕期心理表现

    夫妻间的感情不和谐,总会要让对方有所感觉,一旦被对方发现,则会加重双方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使亲和力进一步下降,双方裂痕出现,就到了裂痕期内了。在裂痕期内的心理表现主要为:一是在情感上的反感度进一步加重。互相反感对方,只要对方在的场合,另一方一般不在,互相躲着,以眼不见为快。二是追求上的相背度进一步加深。在各自的追求上相互间存在着差异,这是理想、信念、志趣等方面的不一致所至,一时无法调和。三是在行为上的分歧度进一步增大。互相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你做你的事,我干我的活。在处理家务上或办理其它事情上,你做你的,我干我的,互不关照,互不照应,甚至漠不关心对方,有的还各吃各的饭,同床异梦,同室不同心。

    (四)决策期心理表现

    但究竟何去何从,是聚是合,是分是离?这是离婚心理咨询者必经的一个心理时期。准备离婚的夫妻,有的决策期时间较长,有的决策期时间较短,这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心理素质。文化修养好的人,一般来说,在决策期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他们较为冷静,考虑问题较为慎重,故而决策期较长;老年人在决策期停留的时间也较长,这是因为老年人考虑问题更为周详,决策更为慎重;而相反青年夫妻则因无知或冲动、不够冷静而较快地度过决策期,很快就会作出决策。在这一时期,欲离婚的夫妻,总的心理倾向是情绪的不稳定,处于犹豫不决的过程。如先在行为上分居生活,但并不是因平时赌气的那种分居,这种分居是走向离婚的必经之分居。多数的夫妻在分居的同时,要广泛征求各自亲友的意见,请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看是否真的应当离婚,并打听离婚的法律手续,做好分割财产的准备,有时还要征求律师的意见,咨询子女今后的归属问题。离婚心理者在决策期停留的时间越长,则越有利于决策的稳妥,越会处理得更好;决策期越短,则越易作出盲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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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内财产 道德伦理 纠纷解决机制

一、婚内财产侵权的类型及表现

根据被侵犯的权力客体不同，将婚内财产侵权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类是针对一方个人独立财产的。

（一）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侵权

在我国现行的婚姻制度中，夫妻的结合带来财产的共享与继承。我国《婚姻法》注重婚后的共同所有制，夫妻双方对这一部分财产均享有处分收益的权利。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侵权有两种典型方式：

第一，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表现为对外投资，赠与他人等方式。例如，夫妻共有公司股份20%，丈夫一方在不告知妻子的情况下，将10%的股份转让给他人，丈夫的行为属于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妻子对于股份的共同支配权。

第二，滥用夫妻间权利。在外界看来，夫妻双方的行为都代表了共同的意思表示，这就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夫妻权的出现，如果出现权滥用，所造成的是婚内财产权利的侵犯。

（二）对一方个人财产的侵权

除了夫妻共同财产外，还有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个人财产不同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不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但是，在外界眼光中，夫妻同属一个家庭，夫妻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夫妻个人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界限反而模糊起来，从而造成了对于一方财产的侵权。

二、当前婚内财产侵权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对婚内财产侵权界定的不利影响

在我国的《婚姻的》规定中，婚姻涵盖三个重要层次：以两性结合为基础，以共同生活也目的，具有夫妻身份的公示性。婚姻关系建立在特定的身份之上，对婚内财产侵权的界定有如下不利影响：

首先，婚姻关系作为一种特定的人身关系，体现在婚内夫妻间的财产关系更加具有人身依附性。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上，财产侵权大多成为人身侵权的附庸消散在公众和学者视野之外，加上我国当前法律规定不到离婚时不得划分夫妻共同财产，使计较婚内财产侵权似乎并无实际意义。但“法律给予各种主体以平等的保护，既然现行法律对来自家庭外部的侵害给予填补，那么家庭内部的侵害造成的损害又有什么理由不予填补呢？”

其次，婚姻以家庭为特定的表现形式，婚内的财产也以家庭为载体。家庭在外界认知中，不属于可以随意介入的司法管理范围，因此司法等外力介入家庭关系中处理侵权纠纷时更倾向于保守、谨慎或要求当事人自行处理，使部分弱势（即私力救济不足）的当事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法律救济而产生不公。

最后，婚内侵权相较于其他民事纠纷或民事侵权，拥有相对特殊的纠纷处理机制。一方面受到婚姻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双方私人关系的载体，根本约束源于道德，伦理等软性社会约束的方式。由此产生的侵权纠纷处理机制，使社会关系舆论对当事人处理相关侵权和纠纷有所影响，当事人易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由此产生的不公平，司法也束手无策。

（二）婚内财产侵权实践方面的问题

在处理婚内财产侵权的司法实践中通常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侵权事实发生时间难以认定。婚姻关系存续可能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而对婚内财产的擅自处分可能发生在这期间的任何一个时期，被侵权方甚至直到离婚都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这对于认定侵权事实的发生时间以便确定后续诉讼救济的相关问题都非常不利。

其二是婚内财产侵权的证据不好找，一般直到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或侵权方有不正常的大规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被侵权方才会发现被侵权的事实，而此时证据很大可能污染或灭失；同时，被侵权方通常是平时不掌管家庭财产的弱势方，要其举证对方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十分困难；此外，侵权方若是平时掌握家庭财产权的强势方，则被侵害的共同财产部分和用于家庭生活的财产不好区分，给司法介入加大了难度。

其三是婚内财产侵权的追责起算标准不好确定，就像夫妻拌嘴打架造成的伤害不好确定追责起算标准一样，对共同财产的擅自处分和个人财产的侵权的损害标准也不好确定。

（三）对策建议

首要的是完善立法。本文所暴露出来的婚内财产侵权，法律关系较为简单，多半是纠纷解决实践和诉讼实践中的问题，因而无须专门立新法。比较可取的方案是修订现有的婚姻法条款，出台司法解释，或出台处理婚内财产侵权的规范性文件等。而这些法律文件的重点应当是如何与现有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中对财产权的保护的规定相对接，处理好重叠适用的问题。

其次是转变司法工作态度和方式，民事诉讼虽有“不告不理”的原则，但当被婚内财产侵权的弱势方已求告到法院时，还是应当积极主动的参与进去，不因涉及家庭伦理，面临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而放弃对当事人的救济，以司法公正推动社会公正。

最后是促进社区纠纷解决机制和司法机制的配合。毕竟这还是一个传统上由家庭伦理、舆论道德去约束管理的问题，通过社区纠纷解决机制先行调解，了解情况，协助弱势方搜集证据指证侵权方的侵害行为，进而通过司法机制解决，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参考文献：

[1]董倩鸥.夫妻婚内侵权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1.

[2]杜江涌.婚内侵权相关问题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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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离婚协议 赠与 效力

目前离婚案件在司法司法实践中往往到最后演变为抚养权之争和财产权之争，而对共同财产的分配问题，往往决定着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离婚的关键。而作为价值较大的房屋，往往在离婚过程中难以分割并可能成为夫妻双方离与不离的筹码。由于子女是夫妻双方关系的平衡点，因此，在现实中夫妻在离婚时经常会以协议的形式将他们共同所有的房屋等相关财产赠与给子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离婚的双方或一方极可能并非出于自愿，比如：有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为了解除痛苦，一时激动作出承诺只要对方同意离婚，就放弃全部共同财产或将之赠与给子女；有的则不愿意离婚，往往要求对方将全部财产留下或者赠与给子女作为离婚的条件，从而压制对方离婚想法；更有甚者为了达到马上离婚之目的，利用缓兵之计，假意自愿放弃全部共同财产留下或将之赠与给子女，以使对方答应离婚。基于上述情况在现实的离婚案例中经常出现，并且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争执，导致离婚协议的效力无法确定。并且由于赠与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离婚双方对赠与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解不透，因而在签订离婚协议之后，并没有将赠与的房屋进行交付，更没有到房管部门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手续。基于在签订协议时的非自愿，因此在事后，当时勉强答应的一方往往会反悔，并以法律规定赠与的房屋在未交付前赠与是可撤销的或者以存在胁迫为由提出撤销其之前的赠与行为，并且出现拒绝交付赠与财产，更有甚者将赠与财产用作抵押贷款、变卖等等，由此也引发了一类诸如赠与合同纠纷、抵押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的纠纷等案件的产生。

本文作者将从离婚协议效力及房屋赠与的效力等问题对在离婚过程中关于房产赠与子女约定效力问题的几种情况进行探讨：

一、离婚协议签订以后未通过登记离婚或未去办理离婚登记的，该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离婚协议书是登记离婚（协议离婚）的实质性文件，申请登记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制作，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产生法律效力。对于该协议书离婚的当事人可根据民政部门登记人员的指导，进行修改、完善，并最终签名确认，领取离婚证后这份离婚协议书才产生法律效力。在此之前，离婚协议书只能算是草拟的离婚合同书。借鉴合同法理论来分析，可以称为夫妻双方对离婚事宜所达成的一个意向，该“意向书”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登记离婚并取得离婚证的情况下，只是一个“预约”，而非“本约”，不发生协议的法律效力，或者说未产生当事人预想的法律效果。因此，离婚协议实质上应属于不生效的或效力待定的协议，只有当条件成就时该协议才生效，否则不能视为签字即生效。因此，为协议离婚而签订离婚协议应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才发生法律效力。而离婚协议所附条件和期限就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并领取离婚证。因此只有在夫妻双方在完成上述程序并离婚后，那么他们签订的离婚协议才生效。虽然，夫妻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不会像其他民商事合同一样对所附条件、期限作出那样明确的表述，但是从签订协议的目的和正当性角度分析，显然在双方未达成离婚的条件下，夫妻双方在当时并非必然就有自愿赠与财产的意愿。因此当夫妻双方未能完成离婚协议约定的离婚手续时，离婚协议所附条件、期限就没有成就和达到，故不应认定该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赠与等内容当然就无效。

二、离婚协议签订后并且双方登记离婚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合同不宜撤消

我国有关婚姻法律关系的规范中关于对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上述法条的字义理解，该规定似乎认定离婚协议只要排除一方在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并且法院审理后发现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情形外，那么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合同，并且该司法解释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并限制签订离婚协议的夫妻是否最终离了婚。因此，在签订协议并离婚后，又在一年内不撤销该协议的话，协议应当是有效的。

但是实践中虽然夫妻双方已协议离婚，但后来也有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类的案件，而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在事实认定上往往很难把握。对此《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是：“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也就是说，赠与的财产在未交付给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如果反悔的话，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撤回赠与的意思表示，那么受赠人就无法获得受赠与的财产了。而在父母赠与给子女房屋情况下，子女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往往在房屋赠与的前后，均居住在涉及赠与的房屋内，那么如何才能认定赠与的财产是否履行了交付的手续呢？实际的情况是没有认定的直接依据，但受赠与人的确也已经实际占有房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只能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以赠与的房产是否已经办理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认定赠与的房产是否实际交付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在还没有及时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往往给相关权利人带来伤害，而行使撤销权的一方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情况下恶意利用赠与协议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不但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并且从表面上看人民法院的判决似乎对行使撤销赠与一方的上述行为是支持的，因此往往起到不好的司法引导作用，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

因此，作者认为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出于到达离婚目的而签订的，而协议约定将共同的房产归子女所有实际上是一种目的性的赠与行为，房产给子女是实现离婚的重要条件，一方只要没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存在胁迫、欺诈的行为就不能撤消该协议。同时，即便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撤销协议的，也应当另行提起撤销的诉讼，而不能在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中进行主张。

三、在诉讼离婚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要求不能存在有无效的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作为协议，首先要求的应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其次一定要体现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三，协议内容应当合法且公平合理。但是离婚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明显的差异，其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而离婚当事人在当时主观上、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签约双方主体的身份来看，虽然夫妻之间权利义务是平等的，而实际上有时却往往并不能完全平等地达成合意，在每个家庭中夫妻地位很少能够达到完全的平等，特别在财产支配权方面更难达到平等的地位，特别是提起离婚诉讼的一方，往往也因为“理亏”而承受更多的舆论压力，因而丧失了在经济上平等谈判的权利，需要对“无过错”方作出更多的让步或补偿。而《婚姻法》中也规定，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协商不下的，法院在判决时应当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显然立法机构也清楚意识到夫妻之间矛盾纠纷处理的特殊性，并将之与其他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一般民事纠纷区别开来对待。

另一方面离婚协议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因为在离婚时，双方之间的家庭矛盾已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往往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因此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有的是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假意作出妥协；有的是为了避免矛盾，一气之下签订的；有的是在诱骗、胁迫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如逃避债务等）而签订的；甚至有的是为规避政策性问题而进行的假离婚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签订的离婚协议明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由于以上种种的可能性，在后来情势变迁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方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后来双方又和好的，但在若干年后又引起离婚诉讼的，这样的离婚协议就不能作为法院审案的依据。但在实践中要正确判断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易事，因为协议的当事人是夫妻，相比一般协议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签订协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往往感情用事，即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在事后也很难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是违背双方或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所以简单地认定双方签字的离婚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是不恰当的。

从对离婚协议签订后双方履约的行为分析来看，也能进一步说明离婚协议存在的效力性问题。夫妻间签订离婚协议后未主动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最后由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显然此时双方或一方对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反悔。最后法院对在审理时依照婚姻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加以处理，而不是按一般的合同纠纷加以审理，因为夫妻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合同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可见，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引讼离婚的，已说明双方已不可能实现协议之目的了，故该协议是可以解除的。

综上，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显然就不能以一般的民事合同进行审查，把它作为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据，充其量法院只能把协议中涉及财产处置的内容作为裁判过程中的一个参考的因素加以考虑。

篇12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江欣再婚后与老伴相濡以沫十载，与双方的儿女们相处也算融洽。二老再婚时考虑到双方都有子女，如要进行婚姻登记会牵扯许多后续问题，于是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只是搬到了一起居住。可是去年7月，老伴因病去世后，围绕财产问题，老伴的儿女们翻了脸，称江欣老人对婚前财产没有继承权。更令江欣伤心的是，老伴竟然瞒着她立下遗嘱，将其拥有产权但由二人共同居住的住房留给了孙子，60多岁的老人就这样空着双手被赶出了家门。

针对江欣的遭遇，银川市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94年2月1日颁布的新《婚姻法》中就明确了不再有“事实婚姻”一说，所以尽管江欣与老伴共同生活了10年也只能被定为同居关系，因此《婚姻法》不能给江欣提供保护。

近年来，该中心所接待的来信、来访案件中，中老年妇女再婚家庭反映出的离异、遗产继承、子女干涉婚姻等问题逐渐呈上升趋势。对于为何有这么多的中老年妇女在再婚问题上吃亏，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分析。从接待的来访者看，其中再婚的中老年妇女主要呈现出学历普遍不高、收入普遍较低、子女生活条件较差等问题。这些妇女选择再婚，其目的是缓解家庭经济方面的危机、减轻子女供养负担、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而再婚后，双方的感情基础不稳固，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生活和感情双重保姆的角色，很难得到尊重。这一系列前提加之自身法律知识的匮乏，为再婚家庭的矛盾埋下伏笔。

篇13

但是，从过去一些民事案件审判的具体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具体问题：

3、只有诉争的法律关系，没有案件的具体争议。如在合伙协议中的利润分配纠纷，买卖合同中的拖欠货款纠纷，施工工程合同的质量纠纷，借款合同中的利息计算纠纷，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排风、采光纠纷，工程转让合同中的转让款纠纷，房屋拆迁合同中的补偿费，劳动合同中的社会保险金纠纷，以及租赁合同中的租金纠纷等等案件中，时有出现只有诉争的法律关系，而没有双方具体的争议的情况；

6、一个法律关系牵涉多个其它法律关系的案件中，如何确立案由做法各有不同。如企业、学校整体转让合同中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企业的经营权等纠纷的案子中，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定，有的被称之为企业转让合同纠纷和学校转让纠纷，有的则称为房屋所有权纠纷和土地使用权纠纷；

7、案由是否应当标明诉争标的物的名称，其做法也比较混乱。如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有的则写明房屋买卖、煤炭买卖、国有地土地使用权买卖等等，而有的则简化为买卖纠纷，并未将标的物的名称写明；

从主观上来看，笔者认为造成上述这些问题的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和正确把握案件的定性。但是，如果联系《规定》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都与《规定》不科学性有紧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

1、关于合并审理的案件，是否应当全部标明诉争的法律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虽然《规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是从《规定》第三部分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由中离婚纠纷案由来看，离婚所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和个人财产的确认，以及子女抚养问题一一都被包含在离婚纠纷一个案由之中，它并不主张将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一在案由中标明。笔者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讲离婚只是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它并不包含夫妻共有财产和个人财产，以及子女抚养等法律关系。

2、关于没有按《规定》规定的案由进行定性的问题。在《规定》中，普通程序案件案由的种类的划分共有三个部分，即合同纠纷案由和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案由，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由三大部分，各部分又根据各自的具体的法律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案由，共计是53类261种。但是，由于《规定》没有根据民事法律体系进行分类，且案由划分过于具体，缺乏一定的原则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遇到《规定》中没有的案由或不完全相符的情境时，就难免出现上述往大箩筐中装的情况，即：凡是买卖、转让类的合同纠纷案都统称为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和借款合同纠纷都统称为借款合同纠纷，各种不同类型的财产纠纷案件都统称为财产所有权纠纷；

3、关于有些案由只有诉争的法律关系，没有案件的具体争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的要求，虽然有关于普通程序民事案件案由应当包括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和其争议两个部分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没写进《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当中去。所以，笔者认为这也是造成民事案件案由在实践中不规范的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

4、关于案由文字表达不准确、不规范的问题。《规定》中的案由是采取例举式的，案由相对都比较固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例举中没有的案由，而需自己制定时就难免会出现文字表达不准确、不规范、不统一的情况。如《规定》第二部分第八类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共有7个案由。但是，在这七个案由当中就没有例举电力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人身损害赔偿，而这两个案由应当如何表述《规定》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定，实践中就难免会发生案由文字表达不准确、不统一的情况。

5、关于案由定性不正确的问题。实践中民事案件案由定性不准的问题，大部分有时是主观上对法律把握不准而造成的。但是，有一些问题也与《规定》有很大的关系。如：劳动合同关系中发生的劳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以及雇员、雇用人工作时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案，应当属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范畴。而《规定》却将该法律关系划归在侵权案件案由当中。

6、一个法律关系牵涉多个其它法律关系案件的案由，如何使用案由没有统一的规定的问题。如在企业、学校转让合同纠纷中涉及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其它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规定》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果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中关于当事人在同一中涉及不同法律关系的处理意见来处理，也有不完全适用的地方；

7、关于案由是否应当标明诉争标的物的名称问题。在《规定》中虽然没有关于民事案件案由应当标明争议标的物名称的明文规定，但是根据《规定》中的54类300种案由来看，它有时将民事案件诉争标的物的名称在案由中标明了，有时又并未标明。如：《规定》第一部分第四类的买卖合同纠纷中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它就没有标明诉争标的物的名称。而在第一部分第五类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中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又标明了诉争标的物的名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也会出现一些不统

一、不规范的做法。

综上，笔者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在社会实践中，所涉及的面是十分广泛的，可以说几乎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事案件案由它不可能象刑事案件一样对每一个案件一一作出具体的、详细的规定。虽然《规定》有300个民事案件案由，但是它在实践中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实践中总是还会出现一些它并未例举的案件。特别是，在我国民事法律还不健全的情况，更加不能脱离这一实际情况，将民事案件案由划分得过于细致。否则的话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和存在的意义了，甚至于与法律相违背和妨碍法律的正确贯彻执行。

所以，笔者认为要克服上述问题，进一步完善民事案件案由和科学的规范民事案件案由，笔者提出以下简化民事案件案由的修改意见：

一、民事案件案由应当根据民事法律体系进行分类和划分。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是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准确的确定民事案件案由，是正确处理民事案件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为了便于使用和操作，普通程序民事案件案由应当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劳动法、担保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进行分类和划分。对于一些可要可不要或者可以包含到其它案由中去的案由，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从简原则考虑合并和删除。比如：《规定》第一部分的案由中属于合同法调整的买卖合同纠和供用电、水等合同纠纷，应当根据合同法应当将它们统一划归到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和供用合同中去；又如：《规定》第二部分第一类的所有权与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中的案由，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内容的规定，应当合并统一归纳为财产所有权纠纷和财产使用权纠纷，以及财产相邻关系纠纷，与其它不属于民法通则调整范围内的案由进行分离。

二、民事案由的构成要件应当只包括两个部分，即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和当事人双方的争议。从最高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关于民事案由的构成要求来看民事案由主要是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和争议两个部分。笔者认为，在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中主要是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争，按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立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因此，民事案件的案由的作用和意义就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诉争确立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争议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容，而其权利义务内容所指向的具体标的物的名称就没有必要在案由中再详细的进行表述了。如：房屋买卖、汽车买卖、煤炭买卖、国有土地买卖等买卖合同纠纷一类的民事案件，它们都是因买卖发生争议争，要解决的实质问题都是双方买卖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至于争议标的物的具体名称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无什么多大的关系。需然不同的物法律对其有不同的具体规定。但是，根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的规定，它们都是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是合同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对于这类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就应当是买卖合同XXX（质量数量、给付价款等）纠纷，其诉争标的物的名称就没有表明的必要，完全可以省略不要。又如：侵权人身损害赔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以及其它特殊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等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它们都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所不同的只是侵害的方式不同。所以对于这一类民事案件案由，完全也可以统称为生命健康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而无需将其具体的侵权方式一一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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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婚；寿险合同；财产属性；投保人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人们保险意识的逐步增强，保险尤其是寿险产品作为家庭理财的一部分，越来越成为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法律对寿险保单的财产属性没有作出直接、明确的规定，夫妻离婚时寿险保单的归属和处理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随着离婚率的上升，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夫妻离婚时寿险保单的归属和处理问题直接关系着离婚双方的经济利益，同时还可能关系着保险合同的存续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利益。为了保护离婚双方当事人以及保险公司的利益，对这类案件所涉及争议与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讨论具有现实意义。

离婚时寿险合同处理问题因寿险险种、保险合同签发时间、离婚时保险合同状态以及保险合同具体条款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本文以典型案例为基础进行具体分析。

案情介绍：张甲作为投保人为妻子李乙投保一份终身寿险，受益人为李乙，保费夫妻双方共同缴纳，3年后二人离婚，双方在该保单的处理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寿险保单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即财产属性问题，以及处理办法这两个方面。

一、寿险合同不因离婚而终止或变更

《保险法》第十二条第1款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这说明，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判定仅仅以合同订立时为准，离婚虽然导致夫妻双方身份关系的解除，但是并不会使已经生效的人身保险合同无效，同时保险合同的主体也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案所涉及的寿险合同在离婚时并不失效，李乙作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仍可依合同约定获得保险金，同时，张甲作为投保人，仍然享有退保金请求权、受益人指定权、受益人变更权、解除合同请求权、保单转让权等保单权利。

但是，离婚毕竟改变了人身保险合同赖以存在的身份关系和信赖关系，如果仍然保持原有的投保人、受益人不变，可能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不符，也使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对增大。因此，在离婚时应遵循最大程度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尚在保险期间的保险合同进行妥善处理。

二、本案所涉寿险保单的财产属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入、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婚姻法》实行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因此，在主体范围上共同财产的享有者是“夫妻”，在时间界限上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来源上是夫妻的“所得”。这里的“所得”不局限于“所有权”，夫妻共同财产是各种财产利益的集合体，因而表现为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利。投保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有财产购买人寿保险，投保人享有保险现金价值退还请求权，该请求权同其他财产权利一样包含着特定的财产利益，且从资金来源分析，保险费来源是夫妻共有财产，保险现金价值退还请求权也是夫妻共有财产的表现形式，保险现金价值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因此，本案所涉及的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采用合理的方式对其进行分割。

三、现行的两种处理办法及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夫妻共同财产投保后，夫妻又离婚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况处理涉及保险的纠纷：一方为投保人并以自己或其亲属为受益人的，应当给予对方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一半的补偿；一方为投保人，以对方或其亲属为受益人，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对方继续交纳保险费维持合同效力的请求，但该方当事人应当给予投保人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一半的补偿。针对本案所涉及寿险合同实践中主要有采用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1.退保后分割现金

《保险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投保人解约，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现金价值后，保险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失去保险保障。离婚时采用这种方法处理寿险保单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这种做法会导致原有的寿险保单终止，被保险人失去保险保障，这对被保险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其次，如果被保险人想要继续享受保险保障的话，就必须再重新购买一份新的保单，但是重新投保可能会蒙受利率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年龄增加可能导致的保费增加、由于被保险人身体条件的变化而导致附条件承保或被延期观察甚至拒保等损失。最后，退保时保险公司会扣除一部分费用，特别是对于投保时间比较短的保险，退保的到的现金还未必有缴纳的保费多，对于夫妻双方都是损失。

2.变更投保人，转让保单给被保险人

变更投保人，转让保单给被保险人，转让后，被保险人将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的50%支付给另外一方。采用这种方法，寿险保单继续有效，同时投保人也能得到相应的补偿，相较于第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更合理、可行性更大。但是，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投保人的变更没有直接、明确地规定。根据合同法原理，只有合同的当事人才有权订立或变更合同，即投保人有权订立或变更合同，但是本案中投保人变更投保人即转让保单的主观意愿明显不强，他更愿意解约退保。作为合同的关系人，被保险人本不享有变更投保人的权利，但是保险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其订立、变更、解除都会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产生一系列影响，在本案中，被保险变更投保人的意愿显然高于投保人。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欠缺可能会使得这种方法的实现受到一定的阻碍。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在投保人变更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为了妥善处理离婚案件涉及的保险纠纷、保护各方权利人的利益，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明确变更投保人的权利主体，在一情况下允许被保险人申请将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变更为本人，并给予投保人适当补偿。这样，可以在一定的法理基础上，妥善处理离婚案件所涉及的保险纠纷，较好地平衡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间的关系，同时也有利于保单的持续。

参考文献：

[1]孙蓉.保险法概论（第二版）[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建军，关山燕.寿险保单的财产属性及相关问题分析[J].保险研究.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