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 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 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

篇2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 行动导向式教学 综合能力 设计指导 小组合作

时代在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若没有一定的实用技能，没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将来难以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传统的教学模式“吸收―消化―储存”也必将被新型的教学模式“探讨―转换―创造”所代替[1]。我国近几年从德国引进一种现代教育新模式――“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这一教学模式是在课程理论基础指导下，以工作过程来组织教学过程的一种教学范式，其核心意图是对个体行为能力的培养，尤其是通过学生积极的参与、实践，培养符合未来市场所需的应用型人才。行动导向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运用，对于促进高校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转变教师职能，即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改变过去教师主讲、“填鸭”式教学，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学，通过老师设置的“项目导向”指导学生的“学”，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职业技能；采取“学中做”、做与学相结合方式增强学生实践综合能力。有效地解决学生“高分低能”问题，全面提高了学生整体素质。

（一）激发兴趣，引导认知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才能保证学生学习积极性。为此，我们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引导课程教学法设计了《项目设计指导》，即首先规划好每次工作任务，然后让学生按工作过程进行操作，边做边学，边做边讨论，以此提高学生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及动手能力。由此引导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发现问题，学会探究知识，培养学生的继续学习能力。从而调动了学生的主动学习积极性。

（二）促成合作，增强实践

为学生创造机会使其学会合作。适应时展要求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这包括专业能力，也包括交际能力、与他人共处共事的社会能力等。为此教师在学生实践训练中，将三五名学生分为一组，形成工作小组，要求他们在学习中就学会互相协作、共同完成。培养学生团结合作意识，使学生学会合作，从而更快地适应社会并融入社会。

二.现当代文学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实施

现当代文学作为高校中文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目标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人文精神，更应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强化其与职业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职业能力。中文教育应与中文人才需求相挂钩，有什么样需求就要有什么样的教育。因此，在中文教育部门和中文人才的需求方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使学校的培养目标符合实际需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按照社会发展所需的要求培养高级中文人才。

（一）在教学内容上，深化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师结合现当代文学自身特点，围绕“整体把握、解读经典、回归审美”为中心进行项目设计来引导学生学习，提高学生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

首先要整体把握文学史，教师拎清一条文学史的线索使学生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把握基本规律，学会用历史的、辩证的、美学的眼光分析问题，思考问题，以利于学生把握教材。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读书，要求学生熟悉作家作品，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细读，坚持阅读本专业优秀学术期刊，如《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设计问题，启发学生自学，培养创新能力。再次，有学者指出“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2]。因此，在整体把握文学史与熟悉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教师还要让文学审美回归课堂，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在重基础、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中，既强调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艺术审美能力的培养、加重文本分析的分量，又重视思维能力培养。

（二）搞好课堂教学互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参与性。重视“对话艺术”，将课堂部分时间有效地留给学生；老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教师变“教学”为“导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思考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改革讲授方式，把课堂部分时间充分地留给学生，同时注重以问题讨论的方式，教师抛砖引玉式地引导学生研究探讨、合作学习，让学生更加喜欢文学、喜欢思考、勇于表达。教师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感悟，以此唤起学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有效利用课前二十分钟，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每次课前采用模拟课堂、专题辩论、演讲等形式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应变和思辨能力。师生在对话中愉快地交流，“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3]。面对面地探讨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三）注重课堂拓展，增强实践锻炼。学以致用，采用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如模拟教学，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爱迪生也说：“教育的秘诀在于尊重生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国家民族、与文化生活关系密切，还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负有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它对青年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著名心理学家盖滋说：“学习一项事物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依照将来要用的形式去学习。”他所提倡的“依照将来要用的形式去学习”正是“行为导向教学法”的体现。增强实践，教师组织学生模拟教学，可以将部分内容分配给学习小组完成。小组领受任务后，查阅资料、集体研讨再写出讲授内容，推选代表给全班同学讲解。教师现场进行评点，及时总结，这样更有效地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丰富学生实践经验，培养其动手能力，高师学生还可提前进入教师角色，进而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另外，教师还可以拓展、利用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在读书报告、征文比赛、名作鉴赏、学术报告（课程论文交流）、角色扮演（将现当代文学经典篇目改编并排演）等第二课堂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中主动地学知识、用知识，培养学生平等交流、互助合作的能力。“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生在轻松交流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思想熏陶学、灵魂净化。

此外，改革课程考核方式，目前各高校虽然已经采用了结构分的考核方式，但这种方式仍使学生注重教师教授的内容，习惯于死记硬背，它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应把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表现与第二课堂的表现相结合评价学生。采用开卷、闭卷、口试、调查报告、小论文等形式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查，使考核起到全面客观衡量学生素质的作用，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而服务。

自2009年以来，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语文教育专业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实施行动导向式教学模式，效果非常好，学生真正地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做事、学会合作，这既提高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又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总之，“行为导向式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在我校现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它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健康人格的发展，也促进了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促进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注释:

[1]张忠华.回归启发式教学的本真[J].中国高等教育，2008，(22):21.

[2]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C]龙协涛.鉴赏文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11.

篇3

从以上引述不难看到，在见证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史料中，“文献”是1种具有经典性、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的证据。具有文献性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见证艺术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见证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由此，以“文献”来命名1个艺术展，便成了衡量艺术作品经典性、学术性和审美价值的尺度。世界著名的艺术文献展是5年1度的“卡塞尔文献展”，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最重要的3大当代艺术展。半个世纪以来，“卡塞尔文献展”以“文献”而享有美誉，它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激发了艺术家和策展人的热情和理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文献展”通常具有经典、学术、前沿等特性，其目的往往是本着回顾、研究历史（包括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当代史），以面向未来，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因而文献展这1展览模式，既具备史学的意义，又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下，从1个政治社会迈向了商业社会。这种始料不及的社会的转型，使1向被政治意识所左右的中国人逐步转向了商业意识。商业的冲击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存观念，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曾1向以清高为荣的艺术家们，现在也大都成了商业社会的顺民。艺术不再如以往那样崇高，被视为1种无价的纯精神载体，而是降格为可以换钱的商品。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形成1个无法抗拒的浪潮，几乎所有成名的、未成名的艺术家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还只青睐那些已故的或未故的中国画名家，那么，近两年，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的关注，这个转向，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价值已开始被市场所认可。于是，1些艺术家被市场看好，转眼间成了商业社会的宠儿、投机者追逐的对象。而另1些艺术家由于市场的兴起使作品有了出路，从而程度不同地改善了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激活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不能不说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说，市场的支持，是比任何其他的支持更为实惠、更为持久也更靠得住的支持，包括那些反对商业倾向的艺术家在内，市场的诱惑也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可放弃任何1个商业机会，在现代条件下，不与市场打交道的艺术家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能否对市场的诱导保持高度警惕，能否清醒地提防止自己游离学术轨道，落入市场的陷阱。

面对市场，不只艺术家，批评家也同样经受着考验。坦率讲，批评家、策展人多是1些不懂经济、缺少商业头脑的文化理想主义者。910年代初，1些批评家曾热衷于参与艺术市场的创建工作，但却不切实际地急于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1厢情愿地将学术强加于市场，最终因为操作失控不得不放弃初衷。批评家与投资者常因相互求爱而结合，又因同床异梦而不欢而散。批评家在稳定市场秩序、给画家以学术定位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对于多数在商业上得宠的艺术家却不屑1顾。他们保持沉默也并非没有道理，那就是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太顾及公众的趣味。由于批评家总是本能地关注那些独辟蹊径的和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艺术家，因而对于那些迎合公众趣味的商业倾向（不管它在商业上取得多大成功）均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来看，1个艺术家1旦为市场所趋，他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市场所需要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艺术行为都难以避开商业的浸染，但真正的艺术创造的原始趋动力却是艺术家的内在需要而非市场需要，它绝对应该是非功利的。因此，就这个意义看，批评家永远不会成为市场的同路人。批评家虽然也非常希望那些精神漂泊、生活处于流浪状态的前卫艺术家能够在经济上得以改善，但是他们却不愿目睹这些艺术家变成市场的猎获对象。

艺术批评家和艺术策展人作为群体，应是学术的体现者。严格讲，他们的学术活动本应与市场无关，为了保持学术的纯正和独立，他们必须警惕来自商业的侵蚀和政治的掌控。然而在中国，学术活动最大的难题是，还没有基金会这样不求回报、不干预学术的经济后援。任何艺术投资，都要求以回报作为其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策展人就不得不对1定程度的市场操作做出妥协。但这种妥协1定是有原则的妥协，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既定的，那就是要让市场逐渐理解、适应和接受我们的学术判断，以实现我们的学术目标。虽然这样1些想法也还只是批评家的良好愿望，虽然我们的学术努力在市场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是1个未知数，虽然在今天，多数学术活动还仍然不得不拖着1个商业的尾巴，但批评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术使命，他们仍会继续努力，直到真正影响市场。

篇4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在西方现代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我国文学民族生活价值。在全球化席卷中国之际，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作家队伍急需输入新鲜血液，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篇5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篇6

【关键词】李洱；女性知识分子；爱情；迷茫；孤寂

作为从80年代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李洱秉承了先锋文学的特质，对创作进行着不断的探索。当中国许多新生代作家把创作目光集中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上时，李洱却把创作目光集中到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里。

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代社会让女性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她们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不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及实用技术，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和生活中占据主动权。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女性更加开放地享受着自由、真实的生活，通过参与社会工作，获得一种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女性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工作空间，也承受着一样的工作压力，而家庭的压力还同时存在，女性脆弱的内心开始难以承担这样的重荷，她们试图逃避，可是时代的倾轧使得她们的灵魂异常的痛楚，难以抚平。女性被封尘已久的灵魂开始游走。新生代作家李洱对知识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表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关怀，下面我们从《暗哑的声音》和《朋友之妻》中窥探女性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生活困境。

一、迷雾中的红玫瑰

在《朋友之妻》中描述了刘蓓在一天中经历的心理变化，作为研究符号学的知识分子，她善于通过动作捕捉信息，由于和丈夫的通电话过程中她听到了床板发出的咯吱声，她怀疑丈夫出轨了。专业常识把生活分析得很透彻，她决定去上海证实自己的猜测，最后却莫名地把机会让给了丈夫的前妻，而促使她让出机会的原因竟然只是丈夫的朋友对丈夫前妻的爱恋。在特殊的氛围下她消解了自己的合法身份，向丈夫的前妻示好、忏悔，两个曾共同分享一个男人的女人促膝长谈，在过一程中刘蓓的知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片刻的利益共同体使气氛变得如此融洽。最后刘蓓甚至认为即使丈夫和前妻发生关系也没关系，因为那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当她决定主动把丈夫的前妻送到丈夫的身旁后，她怀疑自己上了丈夫的当了，因为“有知识的人”身份使刘蓓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去言说、行动，知识在这个时候成了禁锢她的枷锁，使她如吞了黄连一样暗暗叫苦。她仿佛被知识架上云霄一样，悬浮于空中，身心都没有了着落。不知道她是为了报复丈夫还是为身体找个寄存处，她竟然和丈夫的朋友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语言和情感的交流，只是肉体的碰撞，是肉体和意识的分离，一切都在无声状态下开始也在无声状态下结束。第二天刘蓓逃也似得离开了，去继续自己的生活，而那深深的厌恶感也会被日常生活所消释。丈夫的真正目的一直是个迷，而刘蓓自己也在迷一样的动机里进行了一次肉体出轨，对此作者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只是流露出惆怅、迷茫和悲伤。张钧曾说：“可以说眼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以喜剧的方式表现了悲剧，写日常生活，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基本的主题，即个人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受到了威胁，日常生活是个人、权力和历史相交错的最真实的地带。”[1]

二、寂寞百合花的凋谢

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是每个女性孜孜追求的，但有时候恰恰是这份平静使一部分女性对生活厌倦，她们渴望新鲜血液的注入来丰富那已经干涸的内心世界。《暗哑的声音》中女主人公邓林作为情感热线的女主持人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凭借那独特的声音她得到了听众的认可，她用“工作中的声音”给听众排除情感困惑，给听众以心灵的慰藉，可她却无法解决自己的情感问题，无法排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寂，这份孤寂源于那个她不厌恶可也没给她幸福的丈夫。怀揣对幸福虔诚的追求与向往，她开始了与孙良的。两个原本陌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男女，带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与爱情无关的性游戏。一次次的出轨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进行的心灵沟通，而仅仅是为了消除内心的悬浮感和灵魂的无归宿感。知识已经不能给她们带来充实和幸福感，工作中的肯定也不能带给她们成就感。内心情感的细微悬浮使得她们拼命想寻求爱情这剂良药来填充空虚的灵魂。可是“围墙外的爱情”对于已婚人士犹如海市蜃楼，虚无缥缈的背后剩下的只是性，性在她们与他们之间不是爱情的升华而是寂寞生活的一剂强心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苦恼。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婚外情就像一样，片刻的镇痛后是长久的痛苦。邓林最后突然的哭泣是对尝试失败的宣判，也是对道德沦丧的反思和忏悔。她所追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就像一只追求幸福的小狗，孜孜不倦得追求长在尾巴上的幸福，结果只是原地打圈，使得自己身心疲惫却徒劳无功。她们所做的一切既不能和别人倾诉也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即使是她们与情人之间也不能相互理解，连她们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这注定了她们的悲剧人生和尴尬境遇。文本的用《暗哑的声音》命名，用“暗哑”来修饰“声音”这种带有矛盾性的修辞体现了文本中充斥着种种纠缠在一起而又相互对立的矛盾。

单纯的是与非已经不能用来衡量这些人的行为，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带着不同的面具，在寻求幸福、追求个性解放的路上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作者对这些人被社会、被时代压抑而做出的怪异行为，既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极力压制，而只是带着复杂的心态，怀着博大的宽容走进生活真实，走进人物内心，探索个人化的情感困境，与人物非常态的心理、错位的伦理观念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评论家张柠曾这样评价李洱的小说：“如果说海明威的小说有十分之三浮在海面，李洱的小说只有十分之一，其余的全趴在水底下，事实上我们读到的只不过是些水底泛起的泡泡。”[2]

纵观李洱的创作过程，我们发现他在知识分子日常生活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挖掘出了大容量的创作空间。我们看到李洱一直在以自己的独辟蹊径的创作寻找着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并坚信“在困难中表达困难，在写作中写出写不出来的，既是写作的意义，也是写作者的宿命”。⑶他运用独特方式深刻的剖析了知识分子的困境，道出了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消解了知识分子高雅的身份，再现了知识分子遍地狼藉的生活，使得知识分子这个神话世界在读者面前倒塌。

参考文献：

[1]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广西师范人学出版社，2002：423.

[2]张柠：《写作的诫命与方法―当代新作家个案分析之二：李洱》，《作家》1998-6 10.

[3]李洱：《写作困难与怀疑的时代》《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林建法徐连源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31.

篇7

已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侧重于以地域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参照系，无论是以晚清为起点的论史框架，还是以整个20世纪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叙述段落，其实都隐含了文学“近代化”或者“现代性”的价值诉求，这就昭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潜隐的“二元”化取向，即在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之间作出义正辞严的了断，内含的价值取向即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舍旧取新，唯新是务。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身份何在?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寄寓在汉语言文字的表述工具层面之上是否是对文学中国性的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何在?

王兆胜的新著《文学的命脉》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王兆胜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近期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22篇论文，它们既重人文精神，又强调不能忽视天地道心;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注重心灵的感悟;既视野宏阔，又具有细致入微的精研功夫;既保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又不失激越锐气。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这种充盈于全书的古典情怀，营造出一种氤氲的人文氛围，于此更可以见出作者的器识与修养。读过太多的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字，顿觉是书温文尔雅的行文风致引人流连。学术界此调不弹久矣!

篇8

当代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最早提及了“人才培养模式”，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含义。到了1998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将人才培养模式概括为“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培养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近年来，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的进程中，“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被提及、论述，但对其理解可谓众说纷纭。一是广义说，认为人才培养既要设计和建构培养过程，也要管理培养过程，把“人才培养模式”理解为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途径、培养方式、管理制度评价体系等多种要素的组合。二是狭义说，认为培养模式是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此说法源于教育的基本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样培养人”。我们认为，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学校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及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学生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具备人才培养模式的共性，也体现出其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要凸显教师教育的针对性，践行教师教育一体化的重大趋势。始于2011年的“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在培养模式上，要求实施学科专业理论培养与教师专业技能培养相叠加、院内培养与院外实践相嵌入的“三叠加嵌入”培养模式。在借鉴高师兄弟院校成功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教师教育改革，依托河南教育学院与郑东新区联合申报的“校-地协同创新”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经验，我们探索出“顶岗实习、置换研修”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汉语言文学专业“顶岗实习、置换研修”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指的是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在完成主要课程的学习之后，到中小学承担相应的教师职能，原任课教师置换到高师院校接受一段时间专业培训的实践教学模式。“顶岗实习、置换研修”是终生学习理念以及教师教育一体化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能够有效地促进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衔接，确保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主动参与高师院校对未来教师的全面培养，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教学技能，提升在职教师的理论素养。

二、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而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要改革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务必准确定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当下，如火如荼的语文新课改，对中小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新形势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相应的职业素养。首先，需要具备全面、扎实的文史哲知识与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简言之，即具有较高的语文综合素养；其次，需要具备一定的语文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素养，熟悉语文学习及语文教学规律；再次，需要具备较强的语文教学实践技能，擅长教学生学语文、悟语文，能够自觉遵守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鉴于此，我们将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高尚的职业道德，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具有现代教学思想和教育观念、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人文素养、系统的教育技术与方法，富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应用型人才。

三、课程设置课程是实现

教育功能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受教育者的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结构设置不尽如人意，比如：师范性与学术性课程未能较好地融合，缺乏有特色的专业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得到的重视还不够，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缺乏连贯性，实践课程薄弱等。进行课程改革，需要明确以下原则：一是以专业化为方向，注重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的教学技能非同一般，体现卓越教师所彰显的卓尔不群；二是以系统化为导向，把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这就要压缩学科专业课、扩大公共基础课和教师教育课、增设选修课，提高课程的综合化程度、丰富课程的内容。课程的设置应源于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要紧紧围绕“中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特殊性，进行课程资源和结构的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在公共课模块，除开设传统的政治、英语、体育、计算机外，还要增设国防与军事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在教师教育方向课模块，除开设传统的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与汉字规范之外，还要开设现代教育技术、班级管理、学习心理学等课程。在专业基础课模块，除开设普通逻辑、基础写作、中外历史概论、儿童文学、文学概论之外，还要开设应用写作、中国学术思想史、文章学与语文教育等。在专业方向课模块，改变现行分学期分时代讲授文学作品选的做法，以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为纲，结合文学史的讲解，研读赏析各阶段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缩短授课时间，增强文学课程的连贯性；整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三门语言类主干课程，开设古汉语基础、语言学概论、语用学、教师口语等课程；开设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课程教学标准与教材研究、语文教学课件制作等。在专业选修课模块，开设文学作品鉴赏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影视文学、音乐美术鉴赏、基础教育专题讲座等。在实践模块，安排岗位见习、顶岗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

四、实践能力培养

篇9

关键词 苦难 成长 仪式感 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1在苦难中成长的主人公

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在各个不同时代，人类总是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苦难。作为作家，曹文轩兼有的学者身份让他把自己的许多理念都实践于创作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的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因此，在曹文轩的小说中，成长路上的少年总是要历经许多苦难。

《草房子》里的杜小康，本来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人家，可是突然的变故让他的家庭急剧衰败，欠下了一屁股债。这一段近乎残酷的经历让杜小康得到了成长。

到《根鸟》中，这一在苦难中成长的故得更为完整。之前少年通过一次苦难走向成熟的经历，在这里转变为在多次苦难中排除万难，抵达目的地。他一次次在他人的帮助下再上路，从而完成少年向成年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在生理上，根鸟从一个单薄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结实、眼神都透露冷峭之气的英俊小伙，这是成长所给予他的。其次是心理上，根鸟逐渐对异性产生了朦胧的情感。无论是秋蔓还是金枝，曹文轩用优美的笔调展现了少年的情感问题，这反而更贴近少年成长的现实。最后是精神上，根鸟这一路，遭受了多次信念上的摇摆。他多次中断行程，但总有人在适当的时候予以他指引，助他克服精神危机。这都使他得到磨砺与蜕变，从而脱离了童年的天真。

小说是由一个个单元组成的，这些单元也组成了小说的场面。在《根鸟》中，根鸟到达的每一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又一个场面。少年以这些苦难为单元构建自己完整的成长体系，他们走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曹文轩通过他对儿童成长中苦难的书写，追寻到了他所认为的在苦难降临之际那种有对抗力量的儿童的快乐。这种快乐对于儿童来说，才是更为永恒的。

2具有仪式感的成长模式嵌套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作家，曹文轩有他对于善与美的追求。他认为，“必须承认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与美丽”，所以我们更应该在文学中“高扬道义的旗帜，与其它精神形式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人性之恶，并不断使人性得到改善。”而“美感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基于这两点，曹文轩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总是把目光投向他理想的、想要营造的那个美的世界。从这点来说，他是一个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

“当下中国，浪漫主义一脉的文字几乎荡然无存，而成长中的少年其天性就是倾向浪漫的。”并且“流浪是浪漫主义者的大情趣……浪漫主义者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加偏爱流浪。”这指向了曹文轩心底的一个念头：少年的成长也应当在流浪中完成。早在16世纪中叶，流浪汉小说就已经成为了西班牙文学的重要一支。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当中，也有许多作品塑造了这一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流浪是因为对现实状况的不满，而产生‘逃亡冲动’，企图去寻觅美好的世界。”这种流浪像一种自我放逐，是出于自己对于未知的渴望而选择的流浪。从现代心理学来说，少年成长的心理状态也似乎可以为这一流浪模式做出一点说明。因为“成长是少年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成长是他们的内在生命渴求。少年儿童的心理动力，向着‘生长’的方向，而不是留恋于童年状态，他们有内在的成长的渴望。”这种对于成长的渴望促使少年走出家门面对外面的世界，也是出于这种渴望，根鸟放逐了少年的自己，开始了他的流浪。

根鸟的流浪由菊坡开始。先是到达青塔，然后到达鬼谷。由于长久的禁锢，在终于逃离长脚等人控制之后的根鸟克制不住对家的思念再次回到菊坡。家中已经奄奄一息的父亲嗔怪他半途而废，于是根鸟半夜一把火烧了他的家，再次上路。父亲的死亡与这一把火，象征着根鸟与家之间纽带的最终断裂。同时“父亲的缺失，无论是死亡还是疏离，常常象征或伴随着主人公家族信仰与价值判断的空缺，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人公去寻求替代的父亲或信条。”也是这样，根鸟才能以寻找为目的重新上路。于是根鸟来到了米溪，这里的美好与安逸给了他类似家的感觉，以致他再次忘记前行的目的。还好不久他就惊醒，再次出发。曹文轩认为“流浪是人类史前的一种深刻记忆，一种固有的本能，一种培养已久的欲望，一种――借用荣格的一个概念说――‘集体无意识’。”中国人的观念中早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一说，家乡早就深刻印于我们的意识中。在遭遇挫折之时，人们总怀念家的温暖，渴望回到家的怀抱；在无依无靠之际，只有家是永远可以停泊的港湾。所以，家在这与流浪成为了矛盾的对立双方，流浪者一旦选择了家，就代表着流浪的终止，反之，就必须克服离家的失落与不幸之感。而根鸟，就几次在这二者代表着的稳定与漂泊，舒适与苦难间不断摇摆。在这样的摇摆与冲突中，故事本身也具有了更大的张力和更丰富的涵义。根鸟在这一流浪的过程中体悟到社会更加真实的一面，他历经一路孤独，最终颠覆了自己旧有的价值理念，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的青年人。

“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仪式这个词语出现于19世纪，其原意是指‘手段与目的并非直接相关的一套标准化行为’”仪式通常代表一种象征的体系，曹文轩这种流浪模式的仪式感，首先来源于流浪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在《根鸟》的序中，曹文轩说：“路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这里的路不仅指我们足迹遍布过的土地，更代表了少年的寻梦历程和成长历程。根鸟一路抵达，一路遇险，正象征着少年在成长的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与迷茫。他在战胜自我的过程中最终也追寻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其次，这种仪式感还在于整个流浪过程所散发的神圣性。仪式往往与宗教紧密相关，同样是在序中，曹文轩写到：“用高雅、神圣的笔调去写，使这本书能有一种近乎宗教经典的感召力。” 曹文轩喜欢给他小说的主人公设置“异境”，他认为“这种空间的一大标志就是它的孤立。它远离人类社会，并且似乎在它以外也就不存在其他空间。”百合花峡谷显然就是一个天堂般的所在，它是始终支持根鸟前进的动力与信念，也最终予以根鸟解脱和救赎。最后，这种仪式感还体现在这种流浪模式带有的程序性。根鸟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在经历各种关键事件以后，才得到生命的一次次升华。

3这种成长书写的意义及一点追问

“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作为民族的未来，什么样的创作能给予他们感动和启迪是曹文轩一直追寻的命题。“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以前”所以，“能感动他们的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恒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观点，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更有他特殊的意义。

“现代人在痛苦面前缺乏先人们那样的风度。我们将这种感觉传到了孩子那里，使他们变得十分脆弱，并且极容易在痛苦面前畏缩不前。”所以曹文轩对苦难的描写其实有助于儿童正视苦难，塑造他们坚韧的品格，毕竟儿童是我们民族未来之所在。除此，曹文轩还向我们形容了一个无梦的可怖世界。这也是在鼓励成长中的少年，要不惧艰难，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此外，曹文轩也有他自己的美学追求。他一直强调美一种可以感化人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随时随地也都能感受到美。《根鸟》中根鸟生活的菊坡首先就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青塔”、“鬼谷”、“米溪”、“莺店”这些地点拥有诗意的名字。其次，出现在故事中的人也都富有人情美。无论是鼓励根鸟前行的父亲还是帮助过根鸟的板金先生，他们都能及时在根鸟需要的时候出现，让根鸟在孤独的旅程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情。因此，曹文轩执着于构建具有人情美感的文学世界，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最后，这篇小说中的意象也极其美好。从开满百合花的峡谷到诱惑根鸟的红果，一切景物都有着慑人的美感。他一再强调审美在今天社会语境中的缺失，“美的力量绝对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时过境迁都可能成为常识，而美却是永恒的。曹文轩在追求美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人性的探寻。可以说，他很好地游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试图通过古典的美与悲悯情怀，来唤醒人心中真挚的情感，从而对抗丑恶的现实。

但是，《根鸟》仍留给了我们一个还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个梦想达成之后，下一步我们又将去往何方呢？小说中留给根鸟的无非是两个结局，一是和秋蔓的父亲一样，在流浪之后最终选择一处可以栖息的地方，由此繁衍，生生不息；一是继续流浪，前往下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如果选择了前者，那此前的流浪除了带给一个少年成长以外别无他物，我们甚至可以下个结论，流浪是为了换一个地方栖息，那么这一命题就消解了流浪所能蕴含的更为崇高的意义。如果是后者，那么流浪的目的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无法抵达，流浪者将永远在“出发”与“归来”两种感觉中摇摆不定，那么这会不会指向一种终极的虚无主义呢？“以田园为家园，是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流浪者的共同特征。浪漫主义者终于失去了对人类社会的耐心，并且彻底失望，认定在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寻找到他们称心如意的归宿，于是对自然表现出了如痴如迷、如醉如狂的爱恋。与对现实采取冷视或不正经态度但毕竟还死盯着现实的现代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者又显出了他们的软弱，而与心和目皆正视现实、锲而不舍地欲要改变现实的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者更显出了他们的软弱。”我当然不希望看到根鸟的最终归宿只能指向虚幻，但是，这种执着对于家园的找寻，从反面来说，不也证实现实中对于理想家园的求而不得吗？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曹文轩论儿童文学（第1版）[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2] 曹文轩.文学：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J].文艺争鸣，2006（3）.

[3] 曹文轩.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J].文艺报，2005（6）.

[4] 曹文轩.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

[5]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6] 韩永胜.曹文轩少年成长小说研究[J].文艺争鸣，2008（5）.

[7] [美]杰罗姆？汉密尔顿？巴克莱.青春的季节――成长小说：从狄更斯到戈尔丁[M].郑利萍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14（1）.

篇10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传承；高校文化建设；昆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97-02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2001年联合国评鉴首批“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将其列入其中，这同时也意味着，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昆曲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种古老的传统戏剧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令我们思考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随着媒介形态的发展，昆曲施展魅力的场所由最初的舞台，走向广播、影视。由于昆曲在文学和艺术上的特殊性，需要读者（观众）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艺术积累才能理解其内容、欣赏其表演艺术。而大学生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使得高校成为昆曲生存的沃土。因此，倘若能够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将高校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无疑是一条可行性路径。

一、古莲种子的新土壤：互联网时代的昆曲传播

莲花种子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植物种子，千年前的古莲种子经过培育，依然能发出新芽，绽放出绮丽的花朵。倘若我们将以昆曲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比喻为沉睡千年的古莲种子，那么互联网便是能使它们焕发出全新生机的土壤。

网络媒介具有跨时空传播、即时性强的特点，其强大的多媒体功能更是兼具了纸媒的文字表达和电视、广播的视听功能。常见的网络传播形态有门户网站、论坛、搜索引擎、博客（微博）、播客、即时通信工具等，以此呈现的昆曲文本形态也十分多样。例如，中国戏曲学院“雅音新赏乐团”在推广昆曲艺术时，充分利用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推出微博“雅音新赏昆曲在线”及微信公众账号“雅音新赏”，通过这些平台最新演出资讯、昆曲常识，及演员个人动态，既及时有效地传达信息，又能够通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让青年观众从视觉之美进入到昆曲的绮丽天地。

此外，网络媒介还具有鲜明的交互性和信息小众化的特点，与受众间的互动加强，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媒介与昆曲专家、演员进行互动。如“昆曲义工”白先勇的个人微博，内容涉及昆曲演出信息、幕后花絮、昆曲v座、昆曲研究文章等与昆曲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微博同时也为昆曲观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观众可以通过微博平台，撰写自己对昆曲的认识，成为其他媒介有效的补充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兼有信息接收者和传递者的双重身份，体验感增强，并能自觉推进昆曲更为广泛地传播。

二、珠联璧合：昆曲与高校文化建设

昆曲进入高校，在传播昆曲的同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与我国现代大学创立同步的。早在我国第一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创立之初，时任北大校长的就聘任昆曲学家吴梅担任词曲教授。20世纪40-50年代，俞平伯在清华大学组建“清华谷音社”，赵景深在上海组织“上海昆曲研习社”，其成员大多是高校师生。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又有了普及昆曲的学术、实践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白先勇的“北大昆曲传承计划”，以及青春版《牡丹亭》的各地公演。

2009年秋，在白先勇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启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该计划“将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公选课，举办包括演出、展览、讲座等活动在内的昆曲文化周，推动数字昆曲工程等，力求保护昆曲文化、培育昆曲传承新生血液、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昆曲文化的复兴。”这项计划一经展开，立即引发不小的影响。而这一传承计划之于我们的意义并非只是对昆曲的传承，它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尝试，无疑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北大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本身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以昆曲教育为例，自将昆曲教育引入北大后，北大一直有昆曲传统，以吴梅、俞平伯、吴小如为代表的几代师生不遗余力地研究、创作、推广昆曲艺术，让昆曲之美在北大校园内不间断地一直传承下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先勇为何选择将他的“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率先在北大校园进行推广了。北大的昆曲传统为“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提供了最佳平台，而在这项传统艺术中，北大的校园文化亦在无形中得以丰富、深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校园文化建设其实有着相辅相承的互动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就应当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还是进行高校文化建设，都需要长期坚持下去。校园文化是高校办学理念、校园精神、管理水平的集中展示，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持久的、集各方力量共同完成的事业。建设校园文化不能存功利主义之心，须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传统与“今天”对话

正如昆曲经典《牡丹亭》里的唱词那样：“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在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的过程中，我们唯有真正进入传统艺术的“园林”之中，让传统与“今天”对话，使传统文化能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便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样本。

（一）让多元主体为高校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高校文化建设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得以成功，与高校、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国已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依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描述，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其表现并非仅是毛入学率数量指标的变化，数字表象背后所呈现的，则是高等教育若干方面质的变化。在诸种质的变化之中，无法忽视的便是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发展至普及阶段，高校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同市场、社会的互动协作，适当地借助来自于校外的力量，不失为一种为高校文化建设注入“新鲜血液”的良好方式。

市场可以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其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分别得到了来自可口可乐公司、美国FCCH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经费的投入是各项活动如演出、展览、讲座等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当前高校的文化建设，其经费多来自财政拨款，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商业资本同文化之间不断交织缠绕并形成复杂丰富的耦合机制。文化事业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只要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校文化建设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与企业、演出机构、个人等市场力量共同搭建平台，携手促进高校文化建设的繁荣与发展。

社会对于高校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专业技术支持上。“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昆曲课程、讲座中，其师资团队囊括了国内昆曲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及昆曲表演艺术家，而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演出则依托苏州昆剧院等演出团体。由此可见，高校文化建设离不开市民和社会的支持，高校应打开校门“拥抱”社会，寻求全社会范围内专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技术支持。借由此路径，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可以传播至更广的范围。

（二）利用新的传播平台进行传播

“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设有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最新的演出、讲座等活动资讯及详情，会通过这些平台，使学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此外，这些平台还会进行一些昆曲相关知识的介绍，虽然这些介绍在学术深度上稍有欠缺，但其富于趣味性，对于昆曲的普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网络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也使得其成为学生与昆曲专家、表演艺术家互动的平台，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同时也能真正参与到昆曲的传承之中。

（三）创新学生参与形式

2010年3月，北大进行了一场校园版《牡丹亭》海选，通过海选，北大昆曲工作坊接纳了80名学员，这其中大部分学员都是不具备戏曲基础的。经过一系列昆曲教育后，进入排练阶段，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姚继j以及青春版《牡丹亭》主演都曾多次到F场指导这些学生的表演，到2011年4月，校园版《牡丹亭》终于在北大进行公演。这种让学生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新形式，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而是具有一种新鲜的吸引力，让学生乐于接近、了解，无形中达到了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时代意义与民族传统兼具的校园文化。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以高校文化建设为依托，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今日的努力，可以守住那些不应被时间隔断的文化，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北大昆曲传承计划. http：///maywalk/KunOpera/.

[2]江巨荣.汤显祖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吴安新，邓江凌.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问题研究――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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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篇12

论文摘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中拥有独特的育人功能。近年的相关文件与会议中，大学语文课程多次被强调，获得广泛关注。而对部分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情况的调查显现出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诸多问题。大学语文需要改革与创新，可以从明确其文化素养教育的目的;按需调整，取诸教材之长，增加学生熟悉并关注的内容;开展文化专题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开设人文通修课程，创设良好文化氛围四个方面进行。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传统的人文素质综合课程，大学语文所具有的独特育人功能是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的，“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大学语文自1978年由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倡导，并率先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但作为一门发展中的关键课程，就大学语文在高校实际开设情况来说，存在着课程边缘化、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陈旧等诸多问题，与课程设置的初衷和期望还有很大距离。

2006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这就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设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6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希望高校结合实际，积极创造条件，重视加强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和建设。其后，一些高校响应号召，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大学语文，又以矫健之英姿，重新崭露头角，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是，关注是否转化为行动?必修是否解决题?大学语文课程是否取得预期效果?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给予确定的回答。作为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大学语文教学团队成员，笔者从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人手，展开调查，并试图在对大学语文实际教学情况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了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策略与方法。

一、大学语文教学情况调查与分析

出于对大学语文教学的整体关注，研究者对南京部分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状况展开了调查。本调查主要采用问卷发放与访谈两种方法:共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218份，有效回收率为90.8%;并与7名大学语文教师、19位学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访谈。

1.大学语文地位

就大学语文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而言，被调查者中，喜欢大学语文课程的仅占26.6%，认同大学语文被设为必修课的学生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39.4% ，而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对自己有帮助的学生比例则达到了67.5%。在其后的访谈中，作为有着12年教龄的高校大学语文教师A在提到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时就感慨道:“大学语文课程几经变化，必修变选修，选修变必修，学生却是越来越淡漠，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是一届不如一届!”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大学语文课程，但是对大学语文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都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单纯的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以此来要求大学生学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大学语文教材与师资

大学语文教材并无指定的材，调查中我们发现，高校使用教材不一，除了常见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王步高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等版本，还有一些学校自编的教材或不确定教材，由教师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在对教材满意度的调查中，对教材很不满意的学生比例为5%，不是很满意的占47.7%，一般满意的为39.4%，非常满意的为10.6%。在针对大学语文师资的访谈调查中，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课时缩减，大学语文课程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大部分高校仍不会安排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经常是由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兼任，并且时常会安排刚工作的年轻教师来任课。如此无序的教材与师资，必然会给大学语文课程的实际教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3.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现状

在大学语文教学现状的调查中，对大学语文授课现状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学生比例为31.6%。在大学语文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上，高达82.5%的学生选择了“需要改革”，而在加强教学改革最迫切的问题中选择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的学生比例为55.1 %。某高校电子类专业学生，在谈到大学语文教学时说:“我们需要的大学语文不是枯燥的高中语文教学的延续，也不是读课件式的讲解，我们期望大学语文的课堂是丰富、生动、吸引人的、有启发的!”确实，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单一的教学模式与缺乏新意的教学方法容易让学生产生疲惫感，以至于大学语文课堂上经常会出现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做和课程无关事情的情况。

尽管，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但是，显示的种种结果都指向一个事实:大学语文教学仍然存在问题，情况不容乐观!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尤其是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改革重要而迫切，大学语文教学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策略与方法

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切实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与创新，让作为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人文素养教育优势，是摆在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者面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对症方能下药，笔者们联系调查结果，从实际教学经验人手，在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策略与方法。

1明确大学语文“文化素质教育”的教学目的，解决课程认识错位的问题

大学语文究竟教什么?这是课程教学首先必须明确的。“语文”二字对于学生来说非常熟悉，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学一直在强调。大学语文是否只是过去语文学习的延续?是否还要继续掌握字词、分析文章、理解中心思想与艺术特点、背诵记忆相关段落?一直以来，对于大学语文教学目的的理解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教师与学生都普遍存在认识错位的问题，一般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类学生对于已持续多年的语文学习早己兴味索然，对于枯燥的字词句强调与中心思想及艺术特色分析早已疲惫不堪，而在教学中，时常会有教师将它变成学生口中的“高四”语文。如果只是在重复和延续，大学语文的存在似乎就没有了意义。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所说，大学语文不能完全顺着中学语文的路子来开，必须要有提升;也不宜讲成一般文学鉴赏或者文化史那种类型的课。要做到让大学语文立于必修课的“不败”地位，就要把学生们在多年语文学习中被打消了的对语文的兴趣重新建立起来，立足于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让学生对语文与中国文化有感性和系统的了解，学会欣赏文学与文化精品，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养成高品位的阅读和写作习惯。

确实，通常理解下的语文学习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语言交际工具，二是加强文化素养。如果大学语文依然只是重复强调语言交际工具的学习，无疑是不可行的。在现代功利文化大背景的冲击下，在学生的心目中，英语、计算机的工具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学语文;且专业的细分常常会使学生漠视大学语文的学习，不屑于花时间纠缠在看似与求职、就业无关的课程上。但是，文化素养的教育却是没有专业的，它强调文化价值的传递，是一个人综合实力的表现。故而，课程教学伊始，作为教学主导者的教师与作为接受者和参与者的学生都应该明确大学语文课程“文化素养教育”的教学目的:通过文学经典的阅读，接受审美熏陶，感受传统文化底蕴，提升综合文化素养。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教师革新大学语文传统教学模式，让大学语文以新的面貌重现于课堂。

2.按需调整，博采诸种教材之长，适当增加学生熟悉并关注的内容

当前的大学语文教材版本众多，“1000种，这是我国目前关于‘大学语文’的专著数量。正在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在100种左右。”现有的这些大学语文教材，品种虽多，但良荞不齐，有的甚至只是在其他版本上的重复。许多教材，更多的是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来编选篇目，而不是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与中学语文教材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且在篇目的编排选取上也各有千秋、难以以一应全。以曾被推荐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影响较大的徐中玉、齐森华和王步高、丁帆主编的两本教材为例，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编排体例根据文章内容来归类，按以民为本、心怀天下等主题分为十二个单元，选文增加了现当代文学作品及外国文学作品的分量，书末附有“中国文学史概述”“古代诗词格律常识”等内容，考虑较为全面。但是，此版本对写作知识的忽视是其不可回避的缺点，而且“编排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每篇文章自有其内容主旨，但又未必只有一端的意义，必然会有交叉的现象。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体例符合人们普遍的接受心理，脱离接受的基础，不利于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王步高主编本按作品时代先后为顺序，兼顾文体、专题知识，附录部分内容丰富，可供学生选择的面广，集评、汇评等部分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学术前沿性，但是缺乏外国文学作品部分，且有的部分比重不尽合理。

在教材选用上，过于依赖其一，不如按需调整，取众之所长，适当增加学生熟悉与关注的内容。比如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就采用王步高本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加以徐中玉的专题模式，在讲授中唐诗时，以“登临寄赠”为专题，串起相关的中唐作品，其中突出李贺的诗歌，同时为加强对李贺其人其作的理解，增加了对现代诗人洛夫的《与李贺共饮》的赏析。再如，在课程内容上加人通俗文学作品部分，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其喜闻乐道的武侠与言情小说。在武侠小说部分重点探讨武侠小说的源流、江湖文化、金庸小说中忠义爱情的展示等内容;在言情小说部分则侧重爱情小说的发展脉络、琼瑶与中国古典文学、席娟的“冰淇淋”模式等的分析，让学生普遍接触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更好的发挥其文学文化作用。

3.开展文化专题讲授模式，革新传统教学方法

讲授模式的单一、方法的低效与缺乏新意是大学语文教学的大忌。长期以来，大学语文遵循传统的“传递—接受”的教学理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释题、作者生平简介、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字词讲解、主题与艺术特点一已成为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固定范式，而讲授法的运用更是贯穿课堂始终，PPT课件的运用时常会演变成读课件式的讲授。大学语文教学要改革，就要摒弃此种单一教学模式的运用，杜绝出现“老师一讲到底，学生爱听不听”的局面。

在教学中，为联系学生实际，笔者试图开展文化专题的讲授模式，在文学史脉络映照之下，课程内容由一个个文化专题组成，每个专题中以经典篇目为主线，辅以丰富的文史资料、大时代背景下的作家生平轶事、历来述评及渊源延续等内容，让学生从文学、史学、美学等多方面去感受文学文化的魅力，使其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有更深切更正确的感悟，使课程教学在突出“文化素养教育”目的的同时，变得多彩多姿。在教学方法上，对最常用的“讲授加课件”的方式进行改革，借鉴《百家讲坛》视频的动态模式，课程设计中截取视频或自主设计，将枯燥的文学知识做成可感的动态图文。同时，为将学生融人到课堂，增强其参与性，课程中采用课堂分组讨论、辩论等方式，促动学生主动学习;并安排一定的课外延伸拓展题，给出一定的参考书目，促使学生去查阅、整理、分析资料，以论文、演讲、情景展示等多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方面让学生对文学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在组织协作、资料查阅、论文撰写、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为以后的独立研究及解决问题做好准备。如此，必然能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意识的同时，锻炼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将人文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4.开设人文公选课程，创设良好校园人文氛围，与大学语文教学形成良好互动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需要相关人文课程的支撑，需要良好校园人文氛围的支持。在课程设置上，除大学语文课程外，还需要开设相关的一系列人文公选课程，如“社交礼仪”“文学名著鉴赏”“演讲与口才”“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写作”“民俗学”等，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修，如此必然对大学语文教学起到极好的支持与延伸作用，加深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