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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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处理群众性创建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坚持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为载体,积极推进公民道德素养与公共道德素养同质同步发展

从全社会角度来看,公民个人的内在道德素养外化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素养。公民的个人道德素养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素养的基础。因此,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推进社会文明,既包括公民道德素质的内在因素,也包括公民道德素质的外在表象的总和,强调的是“两个素养”的同质、同步发展。

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不仅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还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公民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创建中具有灵魂性的工程。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就是要通过创建活动,促使公民在参与创建中启发道德自觉,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自律方式来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从创建工作的传统意义上来说,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过程是一个在强调公民内在修养基础上,调动各方凝心聚力的共建、共享美好社会环境的过程。社会公共环境与个人品德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内容涵盖了公民道德建设各个方面,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两个素养”的重要载体。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公民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相结合。借助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文明城市、文明城区、文明社区等各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具体抓手,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重要内涵,纳入到各项具体的文明创建活动当中,体现在群众性文明创建的各个方面。引导社会把精神文明创建的着眼点、着力点放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上,真正使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的过程,成为提升“两个素养”的过程,确实推进“两个素养”同质、同步发展。

要正确处理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坚持教行并举,着力推进公民个人道德习惯养成和公共道德环境培育

提升公民道德素养,一方面要抓教育、抓自省,提升个体的内在素养,打牢人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要抓外在的公共道德素养,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示范活动,推动道德要求的行为化、习惯化,努力构建美好的道德环境。

公民道德建设重在对公民个人的道德意识的培育。公民道德建设主要以个人内在自觉性为基础,从而达到对社会规范的认可和个人行为的约束。目前,我们的道德教育除公民个人自主教育外,还有来自社会教育的三个方面:一是各有关部门开展的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活动。近年来,我们组织开展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宣传教育、每年“公民道德宣传日”开展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等,对推进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二是通过大众媒体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活动。在现代社会,通过各级各类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大众媒体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活动,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力大,在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是发挥文学艺术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的宣传引导作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总是为人类服务,能够给人类带来真的启示、善的感染、美的享受。在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中,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关键是要把我们道德内涵融入在文艺作品中,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采用多种形式把这样的作品送到群众中去,让公民在欣赏文艺作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道德教化和教育。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启发公民道德意识、明确公民道德规范,推动人们去自觉实践道德行为。我们在加强道德教育的同时,注重加强道德实践,在实践中强化公民个人的道德行为习惯,带动其他公民的行为趋向道德化。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阶段,必须把教育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要根据建立公共道德素养的需要,有计划地推出一些道德实践活动,并使用这些道德实践活动常年化、经常化,使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道德的召唤。

要正确处理集中推进与日常教化的关系,坚持道德制度化方向,深入持久推进公民道德素质养成

道德素质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因此提升两个素养:就必须建立一个长期的推进机制,即道德的制度化。制度伦理是道德建设的方向。在道德建设中,制度伦理有着两方面含义,即制度的道德性和道德的制度化。如何将道德制度化?首先是要将道德的要求纳入到行业守则、村规民约、公民公约等公民日常行为规范中。

规范的遵守,一靠自觉,二靠监督。监督机制至关重要,这是确立社会公共道德秩序的必要条件。完善的监督包括大众监督、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从当前情况看,大众监督虽然比较薄弱,但在一些社区、乡村,公民的自觉意识较好,老年人协会、道德评议会等民间议事、监督机构较发达。这些机构在公民道德建设等基层思想建设中发挥着良好作用。组织监督机制应该是健全的、有效的,有些地区对公务人员提升政审中纳入了社区访问一项,一些组织对社会公德意识不佳的组织成员实施惩处,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组织的实质性监督。但组织在对单位、部门、区域的集体违规的监督上还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性。舆论监督成效越来越明显,但媒体及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张口费”、“封口费”事件成为媒体监督的毒瘤。问题的存在,就是改进的方向。因此,只有加强三类监督的横向联系,实现相互协调、功能互补,才能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公民道德环境。

但不论我们做得如何规范,公民道德建设一方面有其自身的重点问题需要突破。在不同的时期,公民道德建设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针对不同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不同需要,及时协调社会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组织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各项专题性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集中性活动。

同时,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些“短板”,导致公民道德建设某一方面,或某一环节存在薄弱点。诸如随地吐痰、乱穿马路、抢道行车、乱丢乱扔、粗话脏话、插队加塞等陋习问题,往往是我们日常教化难以一时解决的,需要我们有一个集中性、运动式的推进活动,需要我们集中一个时期,开展一个问题的专项整治。这样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地推进,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地突破,扎扎实实,步步为营,以强势推进公民自觉养成,使人们养成并不断巩固良好的道德习惯,破除和摈弃不良行为,促进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中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的解决。其实,开展系列集中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也是我们近年来思想道德建设很重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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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4日，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对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荣辱观是对荣与辱的根本看法，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荣辱观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不仅影响着社会风气，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在价值观问题上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体现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它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树立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延伸和拓展，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内容的具体化，对公民道德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坚定信念，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好局面至关重要。目前公民道德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不文明现象随处可见，这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反差很大。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宣传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以“八荣八耻”荣辱观为内容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学习、宣传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重在建设，按照“八荣八耻”的新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改进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理想、道德意识、道德理念和道德精神，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八荣八耻”的提出，为我们推进这一进程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我们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大力推进我省的公民道德建设。要通过组织学习，在全体公民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尤其要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上下功夫，引导每个公民肩负起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引导单位职工自觉遵守职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在单位做一个好员工；引导家庭成员切实遵循家庭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家庭做一个好成员，从而打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为实现四川发展新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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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公民道德；方法论；措施

在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不仅需要一种道德理性，更需要一种实体意义上的精神建构，从而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提升公民的精神气质。因此以哲学视角来阐明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方向和时代趋势，并对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体系进行审视，从而在当前多元文化冲突下明确公怀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和伦理道德建构指明方向。

一、基于哲学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分析

人类道德的发展过程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而且不同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道德观，特别是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变革，其决策都是以道德作为根基。这也充分说明道德的发展态势与时代的发展相符。公民道德建设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的优化，才能得到认同。在哲学建构理论观点为中，道德主体在交往互动中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人间的联系中，明白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对道德进行重新组织和构造，充分的体现出了道德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存在的差异导致道德主体认识存在不同，因此道德主体需要在认识道德的“本我形象”基础上，完成“自我形象”向“他我形象的”的道德认知转化，而自我、本我和他我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三重意蕴。

基于认识的观点来看，公民道德建设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就需要道德认识客体要为道德认识主体的认识创造所需要的条伯，对于“道德目标”与“道德形象”存在差别的情况，要通过认清道德认识管体和道德认识主体，并根据道德主体需要来对道德认识客体本身进行改造和改变，充分的发挥客体的能动性，积极的推进公民的道德建设。通过实践能够有效的实现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统一，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以实践精神活动为基础，并经过道德实践主体头脑的加工和改造而形成。而且通过良性的互动实践，道德实践主体能够对道德客体形象进行感知，从而更加接近道德的客观实在，加快推进道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

二、从哲学层面把握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

道德是对人类生活主体精神结构和无限向上的价值邓向的显示，是人性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转变。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十分艰苦的任务，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当代社会道德现象进行解构，反思当下道德问题的理念、制度和发展方向，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实事示是地蚝考察和分析，重建道德秩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体系。并通过互动实践，最大限度的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从而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公民。哲学作为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科学方法理论，因此可以从哲学视域来探究公民的道德建设问题。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哲学唯物物中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作为第一性，意识作为第二性，意识是客观存在人脑中反映，而且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对事物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要求我们实际工作中需要一切以实际出发，确保主观符合客观。在公民道德建设这个问题上，需要基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此来制定科学合理的道德建设路径。特别是当前我们处于大变革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较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不断碰撞和交流，这有效的推动了社会的快速进步。但由于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较为落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加，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同时还要重视公民的道德建设，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从辩证法角度看，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地进行着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利用客观规律和条件，才能克服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创造美好的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精髓。我们应该积极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道德建设为己任，将道德理念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并且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之中。

（三）树立科学道德价值观，全面提升自身道德素质

从价值观角度看，人们以自己的需要为基准，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客观事物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判断准则。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对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它包括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个方面内容，即个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而人生的真正价值又在于个人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因此，我们应当树立科学道德价值观，全面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根本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积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努力开展公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的培育工作，引领人民形成科学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使个人自觉地践行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家庭责任，并最终促进社会主义良好风尚的形成。

三、结束语：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依托于公民道德教育，将德治与法治并重，不断对思路、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有效结合，进一步整合传统的德育资源，从而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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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伦理学会会长，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主持开幕式和主题论坛，并全程参加了交流会。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组首席专家王燕文作大会主题报告，从加强公民道德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代公民道德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公民道德发展的探索与思考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但是也存在诸多的道德问题，公民道德素质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同步提高，当代中国在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成长中的烦恼”，这些“烦恼”表现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难以平衡、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突出、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之间难以统一等，这都需要从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双重互动的结合上作出思考和探索，将培育与发展公民道德，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作为国家战略。王燕文部长的演讲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充满实践智慧，更多的是为交流会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会议期间三十多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或专题报告，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近60篇论文，这些发言与文章聚焦了“公民道德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或提纲挈领，或细密人微，或形上探幽，或形下究诘。试归结之，专家学者们观点围绕的核心是何谓公民与公民道德，如何成为公民、成就公民道德，关键点是如何建构公民之“公”的伦理，如何生成公民之“民”的道德，公民道德是伦理与道德在公民身份上的合一，涉及的具体研究内容非常广泛，现综述其中主要观点。

一、公民、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

概念的清晰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大会主题内在要求了公民、公民道德的概念需要放在“现代文明”之中加以把握，学者们在坚持这一立场之下，分别从历史溯源、中西对比、哲学辨析等角度对何谓公民、何谓公民道德展开研究。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首先点出了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文明即是全面的现代化，现代化又体现为全球化、专业化和公民化，因而公民对人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代化身份。江苏省委党校杨明教授从中国本土语境出发，回溯了中国公民身份变迁的历史并认为相对于削足适履地使用西方公民概念，这才是中国公民道德研究与建设的现实起点。中国的公民概念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臣民一国民一人民一公民的演变过程，直到1982年宪法“公民”内涵才得以确立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一身份标识成为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每一个个体的“元身份”，是人们身份的最大公约数。而公民道德的生成是中国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自然结果，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概念，详细论述了其意义、方法、原则等问题，并从操作层面提出了20字的具体规范。公民道德的提出凸显了对“公民”这一道德主体的关注，使得道德建设与发展有了最广泛的基础，也体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路。

与杨明教授不同，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公民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史的概念，最初发祥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人，这从源头上规定了公民概念的政治性，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参与权上的平等性，同时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公民概念与臣民相对。公民身份是一种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群教授进一步指出法律承认的公民仅仅是一种公民资格，要成为现实的公民则需要相应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通过接受教育和个人的行为实践达到好公民的境界，但是我们也应当区分公民的政治教育和公民的道德敦育之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培养好公民，后者是培养一个善者，道德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政治教育目标的前提，好人是好公民的前提，最好的境界是好人与好公民的同一。

尔南大学樊和平（樊浩）教授提供了系列研究文章，以道德哲学之思辨把握公民道德的内涵。他认为从语词结构上公民道德不能一般地诠释为“公民之道德”，而应该诠释为“成为公民的道德”或“作为公民条件的道德”，“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公”与“民”的同一，其同一体不是道德，而是伦理。公民道德的尖端性难题是伦理之“公”如何存在，道德之“民”如何生成。伦理之“公”既存在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辩证，又在中国社会具体呈现为“计划经济――单位制”――“市场经济――后单位制”的现实形态，伦理之“公”既存在于客观上、制度上的公正、正义、伦理善、社会善，又要求个体将伦理之“公”变为道德上的“公”之造诣。道德之“民”是一个诞生的过程，诞生于伦理，并由“伦理人”向“道德人”进发，最后在“成人”中最终完成。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同一，同一于精神。由此，中国社会期待着伦理的涅磐，精神的日出。

二、公民道德研究的道德哲学立场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可能演绎出不同的哲学体系，对于公民道德来说亦是如此，不同的道德哲学立场对公民道德的认知与演绎也不相同，进而会导致不一样的实践态度。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潘小慧教授认为在现代文明日渐开放与民主的全球化趋势下，在当代做/成为一个好公民比传统德性伦理学做/成为一个好人更加紧要，而做/成为一个好公民就要关注公共善，从“我们”而不是“我”出发。“我们”的范同是“我”加上“他者”，而且是“多元他者”，“多元他者”包括他人、世界和超越界。从西方哲学史被遮蔽的他者中重新阐发他者的伦理意义，潘小慧教授回顾了列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等对他者的研究，并认为当今我们需要的公民道德是一种“心中有他者”或“为他者”的伦理学。

与潘小慧教授的“我们”包含着“他者/多元他者”不同，德国Kassei大学的Philippe Brunozzi教授认为“他者”很难定义，也很难真正作为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我们”的立场是一个公共的、每个人关注他跟每个人相联系的立场，每个人都考虑到别人，这一立场不是为了证明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是为了辨识分享的经验，并试图创造我们分享的道德世界。这一从“我们”出发的共享理由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非常重要。

英国约克大学哲学系Christian Piller教授提供了一个修正功利主义的方案，他认为善恶是什么以及如何趋利避害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考虑，伦理学成了思考善最大化的练习。但是在进行功利考量的时候被认为是社会最大的善往往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善的，对另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恶的，因而在考虑goodness的时候还要考虑goodness for，即对谁来说是善的，要将对社会最大善的考量转向关注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与制定也应从对谁有益（goodness for）出发，而不是善本身的最大化。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认为我们反思公民道德问题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道德哲学层面人手，即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伦理生活涉及了认知层面的人是什么，这是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尤其是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评价层面的人为什么活着，即人生目的问题；规范层面的如何活着，这关联着人的实践层面；最后就是活得怎么样的问题，与“生存感”相联系，生存感的核心是意义感。道德实践也涉及认知层面的是什么，评价层面的应当做什么，规范层面的盘如何做，道德实践要求人要有道德感，使得个人的道德意识“实有诸己”。当下的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要特别关注生存感和道德感。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资源

公民道德不仅是一个理论话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古今中外的公民道德建设资源都能为我所用，对“他山之石”可以加以批判性改造，对传统可以加以创造性转化。

成中英教授是海外知名新儒家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中国的，当人们没有历史身份认同的时候，现代化将变得空洞。因而在公民化要求我们实现“公”的权利，促进民主、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传统儒家的资源，要对儒家主动进行现代化转化。儒家的“五伦”与公民道德有点关联的是“君臣之义”，但这显然小够，因而要在“五伦”之外倡导第六伦，成教授称之为“公伦”。儒家能提供给公民道德建设最大的启示是从人的内在性看公民道德，注重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将内在性的道德转化为外在性的规范。这样使得公民道德既发挥了德性，又履行了责任，再主张了权利。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姚新中教授从“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谈起，他认为尽管“全球幸福指数”统计指标存在地区差异性以及民族适应性的问题，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德行导致幸福，行为良好的人更幸福，而幸福与否对公民道德有直接的影响，即幸福的人更容易成为一个好公民。“全球幸福指数”的五项指标有三项涉及到了伦理道德，即政府廉洁、个人德性以及生活选择的自由度，从中启示我们从公民的幸福促进公民道德的角度要完善制度层面，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培养个体的善恶心；提升公民的选择自由和选择能力。

韩国交通大学洪容教授提供了韩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在韩国，公民道德教育一直是教育目标设定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才教育的本质是使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公民道德教育，具体方法是增加学生的道德性涵养，培养健全人格及民主市民意识，开放多方面的能力。台湾中央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叶光辉教授从台湾对待老龄社会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孝道双元模型，模型反映了孝道具有公德与私德的双重特征，在个人、家庭到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多元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孝道不仅仅是家庭的私德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公德问题，因而从双元模型来看。养老的责任要由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

从整体来看，与会专家学者关注最多的还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资源意义。中山大学李萍教授通过对200名法律系大三、大四学生的调查发现，文化传统的预制性不容忽视，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植根于生活在某一文化体中人们的意识，因而公民教育要考虑文化传统预制性因素并以文化的本源性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认为整合社会秩序、培养公民离不开社会教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当代中国有必要重建礼义之邦，以再显“礼义之邦”的风采；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另辟蹊径，从诚信的角度思考公民道德建设，“诚”来自于儒家，是发自内心的道德要求，“信”来自法家，是外在的立信，儒法结合才能解决诚信缺失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提出“道德殿堂”概念，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道德典范构成了“道德殿堂”的真实性内容，当下所提倡的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道德殿堂”的时代特色，能够为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教化。

四、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

如何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或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何者优先的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如何操作的问题，更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关于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主张从底层设计开始，由基础而建设；二是主张先进行顶层设计，制度或体制优先；另一种与前两种的整体设计不同，而是从具体的现象、具体的群体入手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底层设计观点的代表者是中国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甘绍平研究员、清华大学吴潜涛教授。甘教授论述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把公民当公民看待而非臣民，这又取决于能否把公民当人来看待，是否把人当人看，意味着是否把人作为自由、自主的，具有个体之地位和价值的自我目的者来看待。回到中国社会，关键是要完成三大转换：由义务伦理向权利伦理转换；由血亲出发的特殊的、天然的伦理向普世伦理的转变；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这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必须加入这一全球的进程之中。吴潜涛教授认为公共性、公共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生活成为人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建设是要成就国家、民族的公民道德，具体做到三大结合：最底线的道德要求与公民道德的其他规范相结合；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与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相结合；最后是二者与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相结合。

顶层设计观点的代表者是中国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杨通进研究员、孙春晨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杨通进研究员认为制度层面的完善比个人美德的养成对公民道德建设来说更重要，因为制度的伦理功能大于个人美德，制度保障了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制度是维护道德的中坚力量，同时制度伦理是判断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客观标准。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抓手应是制度创新，具体来说要培育公民社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以吏德建设为突破口。孙春晨研究员认为一个和谐、有序、安定和公平的社会环境必然有助于公民道德品性的培育和整个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社会怨气较重，信任危机存在，部分社会群体道德败坏，导致了道德状况令人堪忧，亟待以伦理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为公民道德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王小锡教授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公民道德的自觉，“四位一体”（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个人美德）整体推进，创制道德实践体系，完善社会诚信建设机制，治理突出道德问题，关注“特殊群体道德”，切实规避道德风险等措施同时进行，不可偏废。

第三种路径的研究有很多，中国人民大学葛晨虹教授认为当下社会心态问题重重，这是转型期的特有心态，表明了公民意识的觉醒，道德要求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如果不积极疏导也会带来社会恶果，因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心态建设与疏导非常重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与葛晨虹教授观点相似，他认为对当代中国来说，除了中国经验，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中国体验，中国体验呈现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人格的边际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来自于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的Robert Weller教授从人类学田野调查出发观察到大型的宗教组织虽然人际关系主要由弱关系构成，但是能够发挥比小型宗教组织强关系更大的社会作用，强关系主导下的组织救助的多是熟人或者具有血缘、亲缘的人，而弱关系更容易救助陌生人，有助于推进更广泛的慈善，这恰恰是公民道德的特征，弱关系的宗教组织有助于推进公民道德的养成。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从政务诚信的角度探讨公民道德发展的政治伦理条件，她认为政府的公共信任奠定了公民认同国家的道德基础，因而政府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坚持诚信的价值取向，方能增强公民国家认同信念。苏州大学哲学系李兰芬教授探讨了企业家的财富德性，生产财富是企业家的身份认定，财富的内涵要从创造财富的主体来规定，因而人赋予财富以终极目的，企业家对待财富应“取之有道”、“回馈社会”。南京大学林闵钢教授主张以中产阶级为道德的中间力量建设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基础性、主体性、合法性的地位应归属中产阶级。

五、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

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即是公民道德建设未来要达成的结果，与会学者们认为公民道德同样承载了“中国梦”的内容，因而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组成部分。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陈瑛教授强调公民道德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民道德建设比任何经济建设更复杂，也更缓慢，我们要有耐心。湖南城市学院副校长、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认为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核心价值的基础，公民的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而在公民认同推进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提供精神资源，为人们进入公共生活搭建平台，因此推进公民认同最终要建构核心价值，论证政治伦理基础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的稳定。

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认为公民道德的目标指向即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它也必须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实在内容。南京社科院叶南客教授认为道德体系建构过程与人的现代化内涵指向具有一致性，公民道德建设推动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同时也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这又回到了王燕文部长在开幕式主题演讲中所提到的，“提升人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过上有道德的幸福生活，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目标，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篇5

1、切实加强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

按照市局党委和区委统一部署，居委会始终坚持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建立健全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立了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小组，实行领导成员责任制，做到责任人措施到位，特别是居委会、社区党员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加强道德修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道德形象，以实际行动为居民群众做表率。

2、全面推进群众性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活动：

社区居委会始终坚持一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尊重群众的意见，积极探索新的有效形式，通过富有感染力、号召力的实践活动，使人们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情感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把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寓于各种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继续开展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创建文明社区活动，在活动中更突出道德内涵，强化了道德需求，明确了具体标准，力求取得实效，积极推动公民道德实践活动，想广度和深度拓展，充分利用五

四、七

一、八一等重要节日、纪念日蕴藏的宝贵道德教育资源，举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庆祝纪念活动，增强人们对祖国、对家乡、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引导居民自觉增强礼仪、礼节、礼貌、意识，养成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

3、认真搞好社区居民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