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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08 10:04:05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生态主义文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生态主义文学

篇1

关键词:《我的安东尼娅》;生态女权主义;自然

生态女权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其创造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中首次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破坏自然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而在1974年时,法国作家费朗索・德・埃奥博尼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态女权主义逐渐渗入到了美国的文学界当中,生态女权主义者将人类对自然和对女性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认为自然与女性是当时时代的牺牲品。生态女权者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要与当时的父权主义相对等。所以当美国作家凯瑟写出《我的安东尼娅》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大多数人歌颂,因为凯瑟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对女性的态度是一样的,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凯瑟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也在这篇著作中运用。

一、薇拉・凯瑟与她笔下的安东尼娅

《我的安东尼娅》以第三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安东尼娅在拓荒移民中的艰辛与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安东尼娅年幼时家境十分窘迫,她的父亲迫于现实的压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年幼的安东尼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并去镇上打工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后来不幸的婚姻、在怀孕后被人抛弃等等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并没有让我们的女主人公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反倒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坚强,并不断战胜磨难,最终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是作者以自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对父权主义的批判,也让作者追求女性与自然能够和谐公平。

二、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我的安东尼娅》解读

(一)主人公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能够与自然、生态环境亲近才能够使大自然更加生动,而大自然的万物也会因女性的特征而生机勃勃。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女性的描写也与自然有着很大的结合,比如女主人公的肤色就与当地土壤的颜色相同,明亮的眼睛也表达了大自然给人的生气,而散乱的头发也表达了主人公倔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野性。重要的是女主人公十分热爱大自然,她认为自己与大自然密不可分,能够与各种动物愉快的玩耍,也会像长辈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然界中娇贵的植物,大自然像天生就是安东尼娅的朋友,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二)安东尼娅对女权主义的幸福追求

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自己年幼的时候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女人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意志。她们就像是一种物质资源一样供男性来抢夺。所以父亲去世后安东尼娅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只能够顺从家中的男性放弃读书,辛苦耕种。不同的是这样的打压没有使安东尼娅放弃自己的人格,反而在土地中安东尼娅意识到自己与男生一样,并不比男性要差。于是,她开始追求女权主义。

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社会下,女性权利的低下让安东尼娅在很多地方遭受排挤,也在一次次失望中看清男人充满了欺骗,社会有着无尽的诱惑。她又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辛勤劳作,一步步的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幸福。

(三)凯瑟笔下男性的脆弱

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男性的描述有许多,比如安东尼娅的父亲,在自己的家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丰厚的收入,可是到达了西部的草原时,远离家乡,她们穷得只剩下一件大衣进行取暖,他们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食物,只能够吃腐烂的蔬菜与别人废弃的食物,最终因忍受不了而自杀。还有故事的叙述者吉姆,一开始认为自己在安东尼娅面前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发现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没有安东尼娅过得充实,心中 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凯瑟笔下的男性大多描述的十分脆弱,与坚强的安东尼娅是两种生活状态,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凯瑟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

二、结语

从《我的安东尼娅》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和平、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认为女性一无是处,要从心底里认为人人平等,只有消除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心态,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也是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薇拉・凯瑟是一位具有浓重生态女权主义的作家。

参考文献:

[1]任冰.从《我的安东尼娅》看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外语研究,2014(6):94-97.

篇2

一、 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三、生态女性主义繁荣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进步和思考

篇3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篇4

【关键词】浪漫主义;生态批评;英国文学

一、生态批评的概念

生态批评主义是一种全新审视文学的视角,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而形成的“拯救型”产物。生态批评主义是站在对自然和生命尊崇的立场上,对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自然的表现进行鉴赏与批判,具体的说,生态批评主义源于人类自身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一种反思,在文学作品中是以批判的视角看待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崛起,达到了繁荣的时期,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济慈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加以研究,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探讨这一类文学中体现的意义。

二、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浪漫主义文学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到19世纪快速发展,是19世纪文学代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浪漫主义文学最高出现于英国,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代表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1.消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留恋过去,其代表人物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2.积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正视现实,并且批评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其代表人物有雪莱、济慈等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的代表各选一人,对其文学作品加以分析。

1.柯勒律治在消极浪漫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柯勒律治少年丧父,一生基本上是在贫穷病苦和鸦片的阴影中度过的。受生活经历的影响,其对于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比较厌恶,更加向往自然与农村生活,其代表经典文学作品《古舟子咏》就体现了这一点。《古舟子咏》讲述了一位老水手奇特的航行经历,在航行过程中,他遇到了冰雪、大雾,一只信天翁飞来指引他航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带,可是他却无故的将信天翁射杀,此后,海上无风无浪,船只无法航行,水手无处安生。后来,老水手每天都忏悔着这一切,于是在看到海蛇后涌起了对自然万物无尽的爱,正是他对自然的怜爱,天使出现救下了所有“死去”的水手。

在诗歌中,柯勒律治将信天翁比作自然界的保护神,如果人们不尊敬自然,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会被打破,人们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互相伤害似的惩罚,对于自然和人类双方而言都是极其惨痛的。令人庆幸的是,诗歌的结尾,老水手对大自然充满了关爱与敬畏之心,而自然也会回馈给老水手真诚的对待,帮助人们的生活环境回到一切正规之中。

这首诗歌的价值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来说,较好的宣传了对自然的仁爱与赎罪思想,19世纪的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最大,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对自然带来了持续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必须唤起对自然的关爱才能促进人类生活的持续发展。

2.济慈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济慈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擅长描绘自然景色的代表,在其代表性文章中,对自然的描绘都非常的华美,《秋颂》是其描绘自然篇幅较多的诗歌,其创作背景是在19世纪印尼特火山爆发之后,受火山爆发的影响,英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天空几年都是灰暗的,直到三年后的秋季,英国的自然环境才从印尼特火山爆发中缓和过来。温润迷人的秋季来临,欣欣向荣的果实生长,这一切触发了济慈的内心情感。他在《秋颂》中描绘了一个安宁且和谐的秋景,在诗歌结尾,济慈感叹道:“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你也有你的音乐――”此时,何柳、飞虫、微风、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自然界的一切和谐共处,诗人无法不感叹这个秋季的来临,实在让自己流连忘返,不再一心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在诗歌中,诗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表明了济慈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明了济慈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如果不热爱自然,那么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愈合的,这也在侧面反映出诗人对于工业革命对自然带来破坏的忧思与不满,于是只能用完美的秋季之景映衬出工业革命给自然带来的满目疮痍。济慈作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在诗歌结尾描绘的完美的秋景也极大程度上获得了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们意识到了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三、结语

生态批评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作用是促进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关注与关爱,利用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对浪漫主义文学加以研究,能够促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改变工业革命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无论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其只是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对自然的描绘中,都体现出了作者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关爱。在研究过程中,生态批评主义更加发挥其价值,读者进一步感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文学作品也进一步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12.03:123-133+160

[2]刘燕.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初探[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12:167-168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也呈现加剧趋势,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央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将“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要求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生态文明,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将此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二是将此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别,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对应。考察这两种理解方式,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当然,如果人类目前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能够通过工业文明的改良而解决,那就不需要提出生态文明了。可以说,生态文明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不对工业文明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就不可能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应该而且必须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文明的转型。

文明的转型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的转变。对于科学技术,就是要由工业文明时代的“获得科学认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获得科学认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在反思传统科学观的基础上,形成出正确的认识,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目标。

二、环境问题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与科学无关吗?

有人认为,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正确的知识体系,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是技术的不完善或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粗一看,上述观点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经过深入分析会发现,上述观点是错误的。

1.技术造成环境问题与科学密切相关

诚然,科学是求知的,技术是求利的;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环境问题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必须清楚,现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进而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产品生产的途径(方式)、类型和用途。

这样一来,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离不开科学的,它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也就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所谓“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科学技术应用中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潜在可能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与科学应用密切相关的技术,就相应地不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正是科学使得种种对环境的影响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环境问题只是由技术产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这种看法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既是对技术的不公平,也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

2.环境问题并非人们单纯滥用科学的结果

不可否认,环境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一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明知某些科学应用会带来环境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该项科学成果。不过,如果我们全面、历史地考察环境问题的产生,将会发现:在很多的科学应用之前或之后的一段时间,环境问题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科学应用会造成环境问题,此时就不能说这些人滥用了科学从而造成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被完全看做是滥用科学的结果。

进一步地考察会发现,环境问题很多是在科学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如臭氧空洞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人类对氟氯烃类化学物质的使用和排放。当这些物质进入大气平流层后,就会受紫外线辐射而分解产生氯原子,引发破坏臭氧的循环反应。造成臭氧层的破坏。这一例子表明,利用科学原理合成出来的氟氯烃类化学物质,虽然能够满足人类的一定需要,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破坏。科学本身是不完善的,还不能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即它的应用既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又能够不破坏环境。如此,科学本身的欠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那种在环境问题的产生上,将“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人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三、解决环境问题不需要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吗?

有人认为,目前的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根本之点在于科学还不够发达,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还不多,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必将能够获得对自然的更加完整、准确的认识。依据这样的认识去改造自然,必将造成更少的环境破坏,产生更少的环境问题。

考察上述观点,不难发现,他们持有的看法是,对于科学,不需要改变其发展方向而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只要推进科学进步,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点道理,进步了的科学及其应用确实能够更好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确实能够发现更多的环境问题并更多地解决这样的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人类能够完全、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科学在本质上存在欠缺从而使其应用造成环境问题,那么,任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和应用科学都不能彻底、全面地解决环境问题,甚至有可能造成新的、更多和更大的环境问题。

问题是:科学是否存在本质性的欠缺从而使其应用造成环境问题呢?关于此点,西方有关科学非自然的相关论述给我们以启发。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实验对象有很多是人工的而非自然界原有的。实验现象是科学家利用一定的仪器,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对实验对象施加特定的操作“制造”出来的,如此,使得实验知识具有非自然性;理论和模型是直接面向物质世界的,描述着它的状态和性质,但是,它们最多只是对自己意图表象的实在世界的理想化或抽象。这样一来,科学在很多时候就不是对自然对象或自然规律的认识,而是对实验室或科学理论中所构建出来的人工对象的人工自然规律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当将这样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就很可能与自然规律不符合,从而造成环境破坏。

这也启发我们,原来我们认为的“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与科学研究实践的现实不相符合。“自然科学非自然”,“自然科学不自然”。正是这种“非自然”、“不自然”的科学,才是造成其应用破坏环境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科学确实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那么应用这样的科学就是贯彻自然规律,应该是与自然规律相符合而不会造成环境问题,而现在,科学应用有多少没有造成环境问题呢?可以说,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非自然”的科学应用产生了许许多多人工物的结果。这些人工物虽然能够满足人类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在其生产过程中以及消耗后的环境释放过程中,会成为自然界的“异质性”的存在,从而破坏自然。科学应用的环境破坏是科学“非自然性”的本质特征使然。

这样一来,要根本改变工业文明时代科学应用破坏环境的局面,就不能只推进科学的进步,对科学进行局部的改良,而应该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概括起来就是:以新自然观为基础,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复兴博物科学的传统,获得直接的自然知识;让科学应用适应环境,而不是相反;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获得地方性的生态知识;通过科学应用的环境影响评价来检验科学的正确性,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

四、发展了的科学最终会解决环境问题吗?

有人对科学持乐观态度,认为进步了的科学最终会解决环境问题。这种环境问题解决上的科学乐观论是错误的。

第一,科学应用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新兴科学如基因科学、纳米科学等的应用可能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是有局限性的,这包括: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是有限的,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是艰难的,科学认识环境问题往往是不确定的。

第三,科学解决环境问题是有限的,这包括:科学解决环境问题存在滞后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存在艰巨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存在不确定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成本巨大;科学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

第四,单纯依靠科学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科学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协同努力。

五、解决环境问题,不需要公众参与科学吗?

有人认为,科学是深奥的、专业性的,只能由科学家来进行,公众是外行,不能参与,这点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也是如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需要而且必须公众参与。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人类对自然改造的深入,自然的“人化”所造成的“非自然性”——环境破坏性大大增加,环境破坏对人类各方面的影响包括健康影响也相应大大加强,鉴此,回归自然的科学就应该将人类纳入科学的视野之中,更多地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类的存在和健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便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此,科学就不单纯是关于“自然”的了。而且还是“人化自然”或“人工自然”的了;科学就不单纯是“自然科学”。也是“人类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一种融入了人类社会实践视野的“自然科学”。

第二,公众是科学应用的实践者、环境问题的产生者以及承受者,往往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感知比科学家更为直接和具体,甚至也更正确。此时的公众生产生活实践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公众的影响,应该成为科学家的研究对象,而公众在这方向所获得的知识,应该更多地被我们的科学家所重视。虽然这样的知识往往是直观的、朴素的和经验的,甚至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第三,鉴于目前科学应用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风险,而且科学对许多风险如转基因风险等的认识又具有不确定性,公众应该作为科学的“陪审团”,采取恰当的形式如公众听证会、地方协商会等参与决策,展现公众的环境诉求,形成压力集团,以更多地“形塑”科学,影响科学的发展方向,推动环保科学的形成,阻止破坏环境的科学的盲目应用。

六、主要结论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需要传统科学观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学的革命性转向,为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

1.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与科学不可分离;科学应用产生环境问题,并非只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与科学本身紧密相关。

2.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科学的“非自然性”,要改变科学应用造成广泛的、越来越大的环境问题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科学革命。使科学真正地面向自然、回归自然。

3.如果不进行科学革命,而依靠现有范式的科学的进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是有限度的,在这方面,“科学乐观论”是错误的。

4.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决策,单纯依靠科学家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的。

篇6

论文关键词:福斯特;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

论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生态学分析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多方面的启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第一,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就目前来看,最迫切的就是,我们在认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认代际价值的存在。既然我们承认自然存在着内在的价值,那么,人类后代也具有自身的价值就不能予以否认。应该看到,人类后代的权利就是当代人生命和精神的延伸和延续,承认和尊重当代人的权利,就必须承认和尊重后代人的权利;反过来,承认后代人的权利,就是对当代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在代际价值的理解上,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权利和义务的非对等性,承认后代人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如我们承认自然的权利而很难要求动物、植物等对人类承担义务一样;二是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其权利的行使并非一个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存在于当代人的“观念”中,因此,后代人的权利必须由当代人来,由当代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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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文化生态;高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从2009年微博在国内迅猛普及后,随之微信、微电影、微公益等一系列以微为特征的微文化现象开始流行当下,我们已处于注重个体、微观发展和倡导主体性、平等性价值理念的微文化生态环境中。微文化生态正逐步改变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特别是对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一、微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

(一)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

中国传统社会信息流通都是自上而下的,由精英阶层操控着信息源,社会有固定的信息传播中心,这也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信息而保持公众的关注焦点和注意力,从而维持信息传播的中心地位。而微文化时代,微信息的传播门槛很低,微文化平台摆脱了精英文化的限制,让草根群体找到了发声、表达的窗口。个人只要持有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和转发信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关注和被关注的对象,公众的注意力被分散,出现了无数话题中心,信息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

(二)信息传播的多元化

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自主性使得权利更加分散,民主得到扩张,草根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活动。公众的知识、技能、兴趣、爱好的多样化,也使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既有高雅的阳春白雪,也有平俗的下里巴人;既有充满正能量的主旋律,也有靡靡之音的不和谐曲调。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对同一事件的评价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再加上西方社会别有用心地利用网络进行文化输出,因此微时代的信息可谓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大杂烩。

(三)信息传播的快捷化

在微时代,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交流、互动,信息传播方式由过去的点对面的线性传播变为点对点的网状传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并通过各自的朋友圈进行网状扩散,微信息呈裂变式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样的传播特点,激发了人们的表达欲望,在交互传播中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一个事件可以在发生后的几秒钟内通过微信息传播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比现场直播还要及时快速。

二、微文化生态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挑战

(一)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动摇

微文化打破了传统的信息控制模式,信息传播去中心化,实现了信息的自由自主平等播发,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充斥网络新阵地,西方敌对势力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网络中渗透其主流价值观并刻意放大中国的负面新闻,极大影响了网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在这种信息拥挤、注意力匮乏的无中心网络时代,知识、经验等各方面尚有欠缺、人生价值观尚未稳定的90后大学生极易在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中迷失方向,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度和认同度,弱化了其主导地位。

(二)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受冲击

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已超越时空的界限,全世界已形成一个信息共同体,多元社会思潮可以通过不同的传播主体在网络中播散,网络形成了红、黑、灰三种地带:由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网上正面力量显现的红色地带;由敌对势力制造的负面言论构成的黑色地带;介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的具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的各种社会思潮、社会情绪、社会舆论的灰色地带。这对于缺乏社会阅历的90后大学生来说很难辨清这三种性质的信息,而且极易被黑色和灰色信息所迷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产生严重的干扰。

(三) 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快捷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受干扰

微文化生态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而且快捷、便利,教师、课堂、学校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等信息的主要通道,传统教育中教育者在知识、技术等信息方面的优势受到严重冲击,教育者的中心地位已被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者的影响力。另外,现代大学生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倾向突出,“低头族”“微博控”已成为普遍现象,他们沉溺于虚拟世界的喧嚣,不适应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存在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出现人际信任危机,这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三、微文化生态给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契机

(一)微文化生态契合了大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有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体意识的培养

微文化是张扬个性、崇尚自由、人人参与的草根文化,青年人是微文化的天然主体。微文化生态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客体间的互动频繁,教育已不再是被动、单向的灌输过程,而是平等、双向交流互动的过程,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自主地进行教育信息的选择,从而由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运用微文化平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激发他们平等参与意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

(二)微文化生态下教育载体的现代化、信息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

现代大学生不易接受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他们更喜欢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内容。现代传媒图文并茂、声影兼备,具有极强的生动性、灵活性、趣味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微文化工具为载体,突破时空的局限,将内涵深刻、博大精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分解为易于被大学生接受、理解、内化的活动形式,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三)微文化生态下教育介体的变革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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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 本质 主体 审美意识形态 人生感悟

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历来都争论不休,围绕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说文学的本质是自由或自由创造;也有人说文学的本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更有人提出了文学本质的审美说;这些观点看似各有各的道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它们呢?

文学作品是由性格、思想各异的作家所创造的,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浸透着作家个人对生活的独特体验,甚至不同的作家对同样的材料都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故而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个性差异。此外,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还需要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所以说文学的本质是自由或自由创造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然而文学又并非纯自由的,它还要受到作家的理性、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其自身的个性气质等的制约。比如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创作,其数部大作的素材都是由普希金提供的,因为普希金深知那些素材的幽默、讽刺意味在自己的笔下无法得到最好的表现,而那些素材在果戈理的笔下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好的说明吗?看来将文学的本质概括为“自由或自由创作”还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

关于文学的本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也有其合理之处。文学是由作家创作的,而古今中外的每一个作家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或多或少会受一点其生活的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认同这种观点。试想如果说文学仅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那它跟政治、法律等又有什么区别呢?可它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政治、法律之类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为国家而服务的,手段直接、目的明确。而文学在一般情况下只是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它可以间接地服务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之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也可以独立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只表达作家的某种意绪、情怀。显见,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说”还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至于文学本质的“审美说”也是有其根据的,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带给读者的审美愉悦,人在现实中有种种的痛苦与烦恼,但这却都能通过文学作品而得以舒缓、排解。欧洲文学史上也曾出现过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只追求美,甚至于不顾社会道德。但文学就只是被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来看的吗?似乎又不是这样,文学还可以激励、鼓舞读者,使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审美只是文学带给读者的诸多影响中的一种而已,而且审美是有条件的,即读者必须有一定的学识积累,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来说,审美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他们从中获得的更多是别的东西。显而易见,只注重“唯美”是行不通的,故而“审美说”也是有其站不住脚跟的地方的。

由以上的种种论述来看,文学的本质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是轻易的用一个观点、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那么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文学的概念。我们这里要说的文学是文学理论中所探究的文学。“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因为文学的审美特性并非外加,它是文学这种这种意识形态固有的本性,它来自文学的独特对象、创作主体和把握它的特有的方式之中。没有审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学这种意识形态,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是文学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1]从中可见审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重要性。但除此之外,主体的人生感悟也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是靠审美意识形态支撑起来的,然而给文学以鲜活的生命力的却正是主体的这种独特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人生感悟,它是文学的生命,如若少了它,所谓的文学必然是苍白无力、毫无价值可言的。所以,文学最显著的本质应该是主体在审美意识形态制约之下的人生感悟。

这个问题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作为文学本质的基础――主体的人生感悟;任何艺术的创作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它是主体对现实生活有所感触而作,文学也不例外。文学总是由于主体被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件所触动,继而引发他们的情怀,以至于不吐不为快,并最终将之诉诸笔端。如回忆《雷雨》时说:“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十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不可言喻的情绪。”[2]在这里,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创作缘由,那就是通过发泄被压抑的情感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俯首皆是、随处可见的,如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提出的影响极大的“不平则鸣”的理论,也正是强调了主体对或喜或悲的现实感到不平,进而有所感悟,并最终发愤成文。所以,正是在创作主体人生感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文学。

其次是作为文学本质的载体――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是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需要,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但又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时候,人们都会因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产生纷繁复杂的情感,当这些情感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时,它就会像决堤的洪流一样,喷涌而出。所以说,表达和交流情感的审美活动,在人类的文化意识之中,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愿望和需要。但是“人的审美心理本能只有在社会性条件下才能成为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因此艺术的实际发生和影响都必定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就是人的审美本能与社会现实条件结合在一起的产物。”[3]也就是说,审美是文学艺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又不是独一的,因为文学艺术中还少不了社会意识形态,但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和审美交融错杂在一起的,亦即审美意识形态。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也许钱中文先生的一段话解释的更为清楚,“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4]至此,我们已经对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文学艺术是必定蕴含着一定的审美意识形态的。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主体在审美意识形态制约下的人生感悟确实是文学最显著的本质,而且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长河里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正道出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所付出的满腔悲情吗?作品中的那一个个鲜明、活泼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坎坷、苦难的心血的结晶,是作家在经历了家道衰败的凄凉后,对他所生活的那个苍凉世态的一种深沉的感悟。《安娜・卡列尼娜》里,托尔斯泰在安娜这个不幸的人儿身上倾注了其全部的心血,并通过安娜的悲惨遭遇,对当时的上流社会进行了狠狠地批判,他的这种批判也正是认清了自己所处的那个俄国上流社会的腐朽以后产生的;同时,在对当时俄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又传达了作家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观念意识;而他进行批判的基点自然就是在认清了这个腐化的社会后的一种人生感悟。卡夫卡的《城堡》,通过对一个不具名的小人物K的种种不可思议的遭遇的描绘,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困境,以至让任何一个读者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无奈。这是卡夫卡所具有的高于常人的睿智;是在感悟、反思生活的基础上,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不难看出,这些青史留名的皇皇巨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浸透着作家的人生感悟、传达着一种具有时代感的审美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文学的本质虽然有不同的解释,各种观点似乎都有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但却总有各式各样的漏洞。所以,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主体在审美意识形态制约之下的人生感悟似乎是较为妥当的。也许这个看法还有其不足之处,但它相对于前面的那些观点而言,还是比较全面的。

参考文献:

[1]钱中文:《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原载《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第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2]:《雷雨・序》,原载《雷雨》,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引自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 第341页,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冯宪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规范性理论建构,《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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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这样的质疑:生态文学家或者生态批评家不够重视艺术性。我想简略答复一下:生态文学的前提是生态的——对待自然、表现自然和表现人类时的思想观念是生态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环境主义的。没有这个前提,再艺术、再有诗味的诗也不是生态诗;在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希望诗人更注重艺术性。但是,除了传统的艺术性之外,我们特别希望生态作家能创造出生态文学独具的艺术性。

生态批评之所以对文学性、内在研究说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说,而是很难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所要研究的文学性是生态的文学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性,否则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评了,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论证生态文学所独具的、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如果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和艺术分析,与对非生态文学、对环境文学的同类分析基本一样,那么这样的美学艺术研究就失去了生态批评的特色。与其没有特色,还不如不予突出强调。其实,不仅仅是生态批评,当代的许多批评流派,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都遇到过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堪称世界性难题,我们期待着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能够早日构建出独具一格的生态的美学体系和艺术论体系,在那个时候,生态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说文学性研究才有了理论基础。

在认识到美学和艺术角度的生态文学研究之困难性之后,有必要强调: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不应该以批评视阈的局限性为由苛求任何批评家、批评流派或者批评方法,而应当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这类有限度的批评所达到的深度、高度和创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审美和艺术批评特色,不是判断一种特定批评能否成立的必需标准;否则,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许多对整个文学批评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流派都将被排斥在批评之外了。至于生态文学,我同意,在生态的前提之前,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更为首先的,是文学。

无论有多么明确、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写出来的不是文学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归属;正如生态批评一定也要是批评,是具有严格学理规范的学术研究,如果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算不上,那还何谈生态批评。在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态文学创作可能只好暂且借鉴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但那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它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同时还要特别提防:不少传统的艺术表现或者艺术性,是与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显性的拟人和隐性的移情),自然客体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别是诗人运用意象、象征时,非常容易落入人类中心主义审美的窠臼,从而使得作品的生态性大为受伤,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态文学作品了。值得作家们高度警惕的是:赞美自然、抨击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态的文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和环境文学也可以这样写,而且早就这样写了,从古希腊就有了。客观地说,不少自命为生态作家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生态文学与传统的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区别,对生态文学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确。在一些人看来,只要讴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坏自然的行径,只要倡导环境保护,就是生态作品了。生态诗歌乃至整个生态文学要健康发展,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明确何为生态诗和生态诗何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称为生态文学作家或者生态批评家的人,都能够首先明确生态的与非生态的、生态的与环境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思想理论上的不同和审美艺术上的不同,那样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实的。

生态作品最核心的、使之与其他描写自然的作品相区别的独特属性——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生态整体为终极价值标准,不是人与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论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当作中心,把自然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必须爱护的环境条件,把自然物仅仅当作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对象,当作表现人类自我力量的客观对应物;那么,无论作者对自然倾注了多么强烈的感情,也无论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独特地表现了自然的美,这样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态作品。至于生态批评,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态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时尽可能对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变现做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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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特伍德;生态主义;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94-04

潘克栋(1963-),男,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江西南昌 33001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文坛享有国际声誉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往往表现为女权主义、民族主义与生态主义等三大主题。特别在生态主义方面,她不仅以小说的形式形象地描述人类的贪婪、残忍和需求的无止境,更以一位独具生态慧眼的学者来关注人类生态环境的前途和命运。本文着重以她的《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使女的故事》等小说为例,来解读她小说中蕴含的生态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一、前言

生态主义文学批评于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于英美。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已经超越了以往文学本体论批评、社会学批评、科学化批评、印象式批评等范式类型,它把批评的视角放在了地球生物圈这个广阔的语境下,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人类环境学和生物工程学等高度来探索人类与自然、与生态和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特别指出的是,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提出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生态运动”概念,这是较早也是较为系统的生态哲学观念。他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浅层生态学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深层生态学要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上,浅层生态学主张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层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这种生态哲学的影响下,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主义文学批评也运用而生,如文学环境伦理学、文学深层生态学、文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生态文学批评倡导系统整体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扭曲与施虐,反对人类的自私自利,反对对环境气候的污染。主张用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非对抗性的、相互依存的原则,倡导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视角来评价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寓含的生态价值和意义。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瑞尔·格劳特菲尔蒂将生态批评简单明了地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总之,生态批评将生态哲学基本思想引入文学批评,生态批评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学者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自然使命感,而且实现了文学研究与自然生态的联姻。

阿特伍德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和《使女的故事》等小说也集中反映了这一严肃的主题。虽然这几部作品的成书时间都在生态批评初具规模之前,但阿特伍德以女性的细腻和独特的感受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了一位学者对人类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内省和反思。

二、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

阿特伍德的小说的生态主义意蕴深厚,她主要是从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径、残忍地戕害人类的朋友动物、森林植物以及从这些恶劣行径的内省中反思人类的种种错误来表现文学生态主义这一严肃主题的。

(一)人类探索生态问题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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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其一,文学史串讲;其二,作者及其创作介绍;其三,作品的阅读体验;其四,运用文学批评方法解读作品。这种传统的程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忽视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直接得到的是“鱼”,而非“渔”,致使作家用灵魂和生命书写的经典作品成为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基本常识、一串符码、一项智力游戏,文学的趣味和其传递的生命观、自然观、社会价值荡然无存。略萨说:“文学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离,我认为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职能之一。一个现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会,文学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来,不是文学无用,而是教的人和学的人需要重新审视文学这门崇高的学科,重新将文学拉回现实轨道,正视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自古以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并非自以为是的主宰者,而是依赖自然而存在并循环往复的。敬畏与禁忌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唯一态度。然而,从笛卡尔时代开始,人类确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之后,便将自然物质化为可以征服并加以利用的对象。于是,人类开始高举理性的大旗,驾驭科技的战车对自然进行无尽蹂躏与索取,企图创造人超越自然的神话。终于,我们的大自然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扩展,淡水资源匮乏,物种加速灭绝……人类行为正在使自身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加速走向灭亡。而于20世纪末渐成显学的生态批评,则试图对处于自杀困境中的人类进行重新探索,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闭樊篱,为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路径和可能性。

王诺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一种和谐的、整体的、多样化、互蕴共生的关系,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定位自己的一种方法论。生态批评作为理论是新兴的,但是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和生态联系在一起的。从神话时代到宗法时代,再到现代时期,人类在世界整体结构中的角色始终是贯穿文学的一个主题。在神话时代,人是渺小的,只不过是宇宙世界最微小的造物而已。而每个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是以神为本,讲述作为自然象征的神的故事,人对于自然世界不可窥知,不可操纵,只有顶礼膜拜。这个时期的文学样式如祈祷词、颂歌,甚至诗歌和戏剧等都讲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在宗法时代,自然只不过化身为圣人、上帝、耶稣甚至真主等,而人与这种最高秩序之间依然延续下与上的关系。即使人类社会过渡到了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现代社会,浪漫主义田园精神依然成为人类的理想家园。在我国有“采菊东篱下”的情怀,在英美有梭罗和华兹华斯对朴素田园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用文学的思想武器来重塑人们的自然观是非常可行,而且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却又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们或许无暇顾及那些与生活相去甚远的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但却不得不正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迫切问题。生态文学可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现状,重新发现自然的崇高与瑰丽,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观念,从而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作为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和引导作用的教师,应该将生态理念贯穿教学的始终。首先,教师要在介绍文学课程的过程中将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学作品的生态内涵灌输给学生,并简要介绍关于这门崭新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如“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文本”“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等概念;其次,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了解生态批评新动态,熟读生态文本,在教学过程中,旁征博引,理论与文本结合,有目的性地培养学生的“绿色”思维。再次,为了使文学适应社会,加之文学课时量的削减,教师可以对传统的内容,如作者简介、小说要素分析、文学理论少讲或省略不讲,而应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生态文本,引导学生品味鉴赏,仔细琢磨,用心感悟,从而启发其智性,陶冶其情操。

二、生态文本的挖掘与重读

1.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读当前,英美文学课程普遍面临课时削减、内容压缩的现状,而文学课程的性质决定其必须进行外延的扩展。笔者所任教学校英美文学课每周2课时,且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开设1学期,实际授课中只能挑选其中一部分作品进行讲解,对于其余作品都要求学校以观看电影或课外阅读的方式进行。比如笔者在讲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引导学生重点欣赏总纲里的环境描写:“春雨给大地带来了喜悦,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美丽的自然撩拨万物的心弦,多情的鸟儿歌唱爱情的欣欢。”自然催生万物复苏(包括人),而万物相互依存,和谐欢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可见,乔叟是一位具有自觉生态整体观的诗人。莎士比亚作品繁多,思想深刻,但一般只重点讲授《哈姆雷特》,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主人公的“独白”是重中之重,以此认识人文主义者宣扬的虚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视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幻象最终只能导致报复和悲剧。弥尔顿《失乐园》中对地狱丑陋不堪、悲苦绝望的描述难道不是人类失去家园后的预言吗?人类岂不是真正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自然吗?而鲁滨逊的经历却又一次让我们目睹了人类如何占有土地,挖掘自然,利用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神话。及至最亲近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家,“自然崇拜”被“视觉化和原型化”了,读者通过阅读欣赏以自然为主题和意象的诗作,可以真正体悟自然作为人类向导和保姆的功能,体验自然的瑰丽与伟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续被工业文明割断的本真的关系。从奥斯汀以后的文学主要以小说为主,无论是《傲慢与偏见》还是《简爱》,虽然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审美,但依然可以凸显自然之美对故事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主义作家基本都具有反现代文明倾向,劳伦斯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自然之子,只有在和自然的交融中人才能流露出其本真完美的状态,而工业文明束缚下的人都是畸形扭曲的。美国文学虽然只有400年历史,却因独特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浓郁的生态或反生态气息。在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笔下,生命与自然、自然与精神合二为一。

虽然两者审美取向不同,爱默生更倾向于借助自然表达思想,而梭罗却是将自然本身视为生活的本质,视为他的亲人和朋友,他的《瓦尔登湖》不单是为在物质文明中迷失方向的人指明道路,也传递着和谐的生态主义整体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只有在森林里、在河边才不需要清教主义的遮羞布,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而代表文明和科学的齐林沃斯却是虚伪、狂妄、灵魂的谋杀犯。《白鲸》和《老人与海》两部小说都可以作为反生态文学中的经典,并且交相呼应,尽管两部作品在最后都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做了毁灭性的预言,但其立场和主旨却基本是反生态的———人类都企图通过征服生养自己的自然的方式来彰显其价值和尊严(亚哈对白鲸的疯狂报复,圣地亚哥老人与马林鱼和鲨鱼的搏斗归根结底都是为弘扬“人”的价值,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企图主宰世界的妄想)。马克•吐温和维拉•凯瑟都映射了人与自然应该相融相契。《荒原》更是将现代文明的荒芜推到极致,人类面临的不单单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丧失,更是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艾略特为现代文明奉上一曲挽歌,更为生态破坏后无处依存的人类进行了预言。“文学和批评的功用绝不仅仅是局限在人类内部,它还可以通过人而作用于非人类,作用于整个世界。”文学就是要通过其语言魅力和思想内涵唤醒人类沉睡的灵魂,启迪人们的智慧,实现文学与社会接轨。

2.生态阅读的误区当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生态审美,对于一些生态或反生态思想突出的作品和作家似乎已经形成诸多的固定模式。比如,《圣经》是奠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根源,是具有反生态倾向的;莎士比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杰出代表;海明威用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虚妄与残暴;《瓦尔登湖》是一部最好的生态文本。这种定式思维固然可以启迪学生,但却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忽略了每一位作家和作品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生态视角的重审和重评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避免孤立化、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片面倾向。”作为课堂的引导者,教师必须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作品的创作语境,另一方面要全面顾及作者思想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每一部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圣经》和古希腊神话被认为西方文明两大源头,渗透到每一部文学作品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圣经》在宣扬人类中心论的同时也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上帝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诺亚方舟、自然万物有灵论等等不都传递了人应善待彼此、善待土地、善待非人类生物的生态意识吗?古希腊罗马神话通过神和英雄的故事张扬了人的力量,也反映了原始氏族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哈姆雷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代表的悲惨结局难道不是一个反讽吗?鲁滨逊凸显了人的理性与征服欲望,但鲁滨逊热爱自然,并未以毁灭自然为代价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经典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思想,教师在进行生态解读时,不能一叶蔽目,忽视其本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不能断章取义,将作品孤立化、简单化;更不能被定式思维束缚,片面地看待问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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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 生态文学 大自然

生态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绵延至今仍在发展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流派。它是伴随着生态理念的兴起而形成的。美国生态文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尽管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对自然的描写,或是讴歌自然的美和诗意,或是颂扬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地过程,但是,严格来说,这属于前生态文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因为生态文学的出发点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尽管在此之前有对自然的叙述和描写,但是都以人类和自然地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待的。那么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生态危机意识逐渐凸显。由于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对自然疯狂索取,肆意破坏,使得自然不堪重负,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生态危机显现。于是人们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意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在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生态伦理,敬畏自然等观念,基于这些观念进行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生态文学,这是构成生态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是一种介入文学,生态作家担当起回应现实的责任。生态文学成为人类转变思想,建立生态观,认识生态危机,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

美国生态文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在20世纪随着生态主义的出现,生态文学这一术语才正式诞生,但是在此之前,人类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毕达哥拉斯反对虐待动物,犬儒学派崇尚质朴自然。中世纪的神学家圣弗朗西斯试认为所有生物平等。文艺复兴时的切萨尔皮诺提出要尊重自然万物。18世纪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回归自然成为重要思想。华兹华斯和梭罗的作品蕴含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20世纪以来,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批评蓬勃发展,施韦兹提出“敬畏生命”振聋发聩,纳什呼吁“自然的权利”引人关注,列奥波德倡导“大地伦理”令人警醒,这些观念都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发展。生态批评的创始人美国学者格洛特费尔蒂倡导用“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批评,并编辑了《生态批评读本》(1996年)。英国生态批评的代表乔纳森.贝特在《浪漫生态学》(1991年)及《大地之歌》(2000年)中指出了生态危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布朗等名校,以及美国的普通的高校大都开设了生态文学或者生态批评的课程。1992年成立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推进了生态批评的发展。2005年,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中指出了环境的想像不仅是指生态文学对生态理想的表达,还包括对未来生态灾难的预想和预警这一重要思想。

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以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森林》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生态文学是指广义的生态文学作品。即那些具有关注自然,具有生态主义意识的传统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家有美国的梭罗,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亨利-巴斯顿,奥尔多-利奥波德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至今的生态文学是指狭义的生态文学作品。即作家有鲜明的生态主义立场,揭示生态危机,探寻危机产生的社会原因,从生态整体主义去思考人与自然,倡导生态责任。代表作家如美国的蕾切尔-卡森等。

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1823-1862)的散文《瓦尔登湖》(1862年)被誉为绿色圣经。他还创作了《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1862年)、《缅因森林》(1862年)、《科德角》(1862年)等描绘自然、富有生态哲学思考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梭罗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力,还提出“简单生活”和“保护荒野”的理念,这一理念影响了美国以及其他不同国度的许多读者。

美国作家约翰-缪尔(1883-1942)被人们称为“大自然的推销者”和“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他的代表作《我们的国家公园》(1901年)蕴含了朴素的生态思想。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1868-1934)的《少雨的土地》(1902年)被誉为“沙漠经典”。她倡导了一种融入自然的简朴以及精神化的生活。美国作家亨利-巴斯顿(1888-1968)的《遥远的房屋》(1928年)描述了作者只身一人在美国大西洋的海滩生活一年的经历。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的《沙乡年鉴》(1949年),提出了土地伦理观念。书中将整个地球自然界置放于人类道德关怀的视野之中,利奥波德在书中阐述的土地伦理观念认为人类不应当凌驾于大自然万物之上,应爱护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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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系统 生态伦理 生态主义 生态批评

生态系统是指包括人类、其它物种以及整个自然界在内的系统整体。为了表达生态系统内各个系统之间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联系,有学者称之为“地球共同体”。前苏联生态学家费多谢耶夫认为,人类在20世纪所给自然界带来的危害和消耗比人类历史已经过去的200万年还要大,而且这种危害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自然界乃至整个地球在内的生态系统都有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具体而言,生态系统面临三种失衡、三种危机。三种失衡为: 地球南北的失衡;穷人和富人的失衡;人与自然的的失衡。这三种失衡实质上是三重危机的反映,即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与其生存环境的危机。基于对这种严重危机的洞察,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生态主义走在了时代精神的前列,成为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先锋。

二战后是美国历史上持续的经济增长期,美国经济国际化取代了英国,工业的批量生产对资源的需求量增大,农业机械化高,汽车业也进一步发展逐渐实现了汽车私有化,七、八十年代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城市化转入郊区化。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发达,户外休闲活动增多,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成了休闲旅游胜地,大众消费型社会形成,其结果就是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危机加深。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将科学和伦理学分离,形成了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其中后者主要涉及人文领域。

生态伦理是研究自然的权利和内在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具有广延性、多元性、多学科性、全人类性和革命性,克服了人类中心论和发展至上论。按关怀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弱式和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提倡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对人类利益进行理性的约束,批判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对人类的利益不进行任何区分。

动物解放与权利论认为现代文明的诸多问题都出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现代文明与动物的关系体现了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动物解放与权利论开始关注动物的禁欲主义,反对工厂饲养,关心动物的境遇,反对实验室对动物的残害,提倡素食主义,反对猎杀动物。代表人物有辛格和福克斯等。辛格著有《动物解放》一书,认为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反对物种歧视,他主张平等的理由不是建立在体力、能力的基础上,而应该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判断的标准就是感受能力,即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这也是平等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福克斯的代表作是《深层素食主义》,他把肉食习惯跟文化、历史和环境结合起来,多角度,全面地分析素食的意义与优点,认为肉食行为有很多非理性因素。

生物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应该将道德关怀扩展到所有生物。他认为感受性是事物具有道德地位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一些没有感受性的生物,如植物和低等动物,也应给予道德关怀。人类与其它生物一样,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物种之间没有优劣,一起构成了相互依赖的体系。每一种生物的存在和福利的损益不仅决定于其环境的物理条件,而且决定于它与其它物种的关系,所有的机体都是生命的中心。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以其自身的方式追求其好的唯一个体,而人类并非就优于其它动物。

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沙乡年鉴》的第三部分,利奥波德生命共同体、道义论和伦理进化思想的三个概念。生命共同体就是生态体系,大于个体利益;道义论就是生态良知,强调对生命本身而不是对人类的利益的尊重,强调人对生命共同体的义务;论理进化思想是进化论的升华,把进化论延伸至伦理的范畴。第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自然价值是开放性的概念,没有完整定义,不依赖于人。所有生物都有评价角度,人对价值只是一种翻译,不是投射。自然的价值是创造性,人不可能完全把握。生态系统包括很多个体,是个体赖以发展的基础,所以价值高于个体。第三,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全面地从文化价值上根除了人类中心论,探讨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反对人类中心论、机械论和盲目经济开发。除以上三种观点外,全球正义论和非西方文化借鉴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生物中心论。

现代工业社会超速发展的300年间,人类在一手酿成地球生物圈的种种悲剧之时,也在人类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扭曲和裂隙,从而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显然,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填补人类社会精神圈的空隙,修补这个精神圈,无疑也是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使命。

生态批评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环境危机的产物,晚于生态伦理,也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批评。1974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主张批评文学应该探讨文学所揭示的文学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生态伦理是生态批评的基础,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乃至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自然文学、传统文学中的自然和生态意识以及作为艺术象征的自然。生态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生态整体观、现实观作为主要思想,将文学作为批评媒介,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和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揭示人类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如何影响并决定人类对自然的索求无度。在诸多的生态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中,雷切尔・卡森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她敏锐地意识到破坏自然美与人的精神沦丧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指出:“长期栖居在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当中,没有人能够不深入地思考,不追问那些往往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努力获得某些哲学的理解。……我相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毁掉了自然美,只要我们用人造的、手工的东西取代了自然物,我们都会在一些方面阻碍人类精神的发展。”

在人类经过漫长的侏罗纪、白垩纪,并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开创了新的文明,又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新时代之后,再一次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生态学的时代”。在经过了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之后,生态学的概念已经跳出了其狭窄的研究领域,渗透到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促进了一批新的人文学科的诞生。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必将为人类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之关系赋予更为深刻的意义,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参考文献:

[1]Brooks, Paul.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 [M].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

[2]Meeker,J.W.The Comedy of Survival:the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M].New York:Charles Scriber’s Son,1973.

[3]陈文娟.生态文学批评述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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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相对短暂,然而却不乏多样的文学风格和流派、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美国特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美国人求“新”、求“异”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从清教韵味浓厚的诗歌、革命思想鲜明的宣传册,到浪漫主义的散文、现实主义的小说,再到族裔特色纷呈的当代文学,无不尽显美国文学的艺术魅力。在这座文学圣殿中,“自然”这一名词有着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意义,因为美国文学中的“自然”风格作品蕴含着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流派及特点。

第一个典型的“自然”流派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是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支流,严格意义上是指被称为超验主义的“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超验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有三。首先,超验主义者强调精神,或超灵,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其二,超验主义者强调人的首要责任就是自我完善,自我依靠。其三,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因此,超验主义主张回归自然。这种观点的自然内涵是,自然界万物具象征意义,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体现。典型作家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梭罗到沃尔登湖生活,通过简朴的生活来检验自己的超验主义信仰。他在《沃尔登》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的湖畔生活。全书以篇幅最长的“节俭”开场,叙述的基本是枯燥琐碎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开支等。然而在这些似乎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数字背后,是梭罗的生活信条:人应当尽可能地降低物质欲望,而将精神追求作为第一要义。阅读梭罗的《沃尔登》,人们不难发现两个内容并行发展,一是说自然,一是说人,总的是说人应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梭罗接近自然界和生活,他的意象多从大自然和生活中来。他在1859年的一则札记中说;“文学的根基是事物。自然物体和现象是表达我们思想与感情的原始象征物或符号。”可见,这种自然写作蕴含着浓郁的唯心主义色彩。

第二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即所谓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及西部边界的封闭,“美国梦”骤然破灭。在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下,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冲破现实主义的传统,开始反映人在环境和遗传两种力量的支配下毫无自由意志,任凭摆布的状况,这便开始了自然主主义创作。自然主义代表性作家包括史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1871-1900)、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67-1916)。克兰,以自传体“中部边地”系列小说闻名。他的代表作《红色勇士勋章》文字简洁,意象清晰独特,书中有意识地将法国印象派画法用于文学。克兰写出了讥讽与怜悯、幻想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绝望中尚存一线希望的双重情绪。总之,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和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的描摹自然。

第三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起极大关注的,被文学批评家称为“生态文学”的流派,其核心特点是关注对自然界的保护。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给生态文学下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这一流派最受关注的作家当属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她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她的所有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只是人能改变自然,而且,这种改变往往是不可逆的。一九六二年,她发表了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指出滥用杀虫剂已伤害许多生命、影响了自然生态,如果再不改变,人类面临的将是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发行了22种语言译本,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立法取消ddt的使用。1992年,美国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