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1-0083-1.5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理论，它深刻阐释了哲学最根本的奥秘――要“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①去理解和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而哲学的这一基础性的理论的基础性前提就在于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正如高清海老师所提出的，作为哲学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把人对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以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根基与理论来源。那么，实践又是如何支撑起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的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人的存在方式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这是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所要考察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哲学维度的考察要从“人”出发，离开了“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将是空泛而抽象的。那么，我们在谈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时，最先考虑的就应该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问题。

首先，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作为思维意识的主体，他应该是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在于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实践的存在方式。在马克思短小而精悍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篇即批判的指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缺点在于不理解“真正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②正是由于不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旧唯物主义只是直观的把握人的生命活动，而唯心主义则是抽象的理解了人的社会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人之为人的现实活动，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其次，哲学正是在把人看作是实践的人的基础上，从而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批判地改造世界，最终实现解放人类，这也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所在。马克思在《提纲》中认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实践的本质在于实际的改造世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为了人的主体思维方式；是以人类解放的类主体思维方式；是超越的、创造性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正如《提纲》最后一条所提醒我们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主张：“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新世界观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借助实践的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从而建立起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远大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人的存在方式即是实践的存在方式，以此为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的人和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来解决人的最实际、最突出的问题――“改变世界”。

二、实践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

实践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动力，不仅仅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实践的存在方式以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更重要还在于实践能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小的方面：首先，实践可以使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又揭示了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去超越两者的，他说：“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这就表明，如果没有以“人的感性活动”为理论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可能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这一新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

其次，实践还可以构成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感性活动的总和。“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⑥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实践，实践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条件。另外，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⑦这就更明确表述了实践不单是历史的基本前提，还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就足以证明了实践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从实践能够使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能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一意义上来说，更加突出了实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基础性意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动力。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棵大树的树根，它不但帮助树干抓紧坚实的大地，还源源不断的为树干输送营养。实践就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者，正是依靠着“人的感性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才具有其真实的理论内涵，才具有其真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才具有其真实的价值旨趣；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有了牢固的根基，才能够不断发展完善，才能够成为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实践。

【注释】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18页。

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③《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19页。

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⑤《历史唯物主义与的新世界观》孙正聿，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⑥《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23页。

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人民出版社，第9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3）．

［5］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10（5）．

篇2

针对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合法性”问题，柯亨便开始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柯亨采用了功能的解释方法使得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而这种功能解释的方法能够发挥效用是因为柯亨自己重新地定义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定义。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本质上是对哲学框架进行了重新的构建，在坚持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更加地清晰。

【关键词】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理论重建

柯亨是英国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学家。他的作品最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的。柯亨想要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简单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对其原理并没有深入的讲述。可是因为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很好地解释了他自己所采用的解释方法，使得有人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造成误解和扭曲，这些误解并没有能够正确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有些已经完全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违背了。所以柯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面进行探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可以得到化解。

1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

1.1 正确理解生产力的含义

首先，柯亨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解释生产力的概念。他提出，生产力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作品中词语的译文，而人们对译文已经深深接受甚至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可是柯亨同时指出，使用生产力这个词是没办法真正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他认为生产能力能够更好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虽然柯亨觉得生产能力这个词译得更加地确切，可是他同时也觉得生产力这个词的译文是依据马克思的作品语境来使用的，所以不可以把马克思作品中的所有的“Produktivkr powers”都译为生产能力。其次，柯亨认为生产力指人们运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使用原料，通过自身的智力和体力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东西。也就是说，柯亨认为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物质性作用的东西是不能看做生产力。所以可以从中看出，柯亨的生产力是除去了社会特性的部分，让生产力变为纯粹的物质性的东西。

1.2 正确理解生产关系的含义

柯亨对生产关系的组成和组成部件之间的联系进行重新的界定，从而阐明和澄清了生产关系的含义。他认为生产关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也就是人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通过这两个部分来相互联接。要知道，如果只有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这个生产关系就只可以联接至少一个人和最多一个生产力。柯亨指出，对生产关系的重新说明是为了剔除法律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定义。

1.3 正确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样，柯亨将经济基础界定为是生产关系的加总。他强调，马克思中的经济基础是没有包含生产力的。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澄清，柯亨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他只是指出，上层建筑是由一组非经济的制度组合而成的，也就是法律这方面。那么，可以看出，柯亨是将艺术、道德等这些内容从上层建筑中剔除出去，这样的话就大大地缩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

2 功能解释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柯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域澄清是为了建立以功能解释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地位可以重新得到确立。这里讲的功能解释是指由解释它东西的作用来决定呗解释东西的特征。柯亨之所以在功能解释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要牢牢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联系，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保持这两部分的协调一致，从而保持了联系的稳定。柯亨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解释性的说明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使用的这些说明方法的深入分析与探究，柯亨猜测马克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构建时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要解释的东西分成两部分，然后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可是，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马克思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对这种方法的结构进行一定的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影响机制，导致人们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产生误解与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出现不同的解读方法，在柯亨看来，这些种种的解读方法都没办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冲突做出一定的确切的阐明。他强调，功能解释在研究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柯亨的功能解释主要是以解释为基础，规定了被解释东西在解释中的排位顺序，从而保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影响机制可以更加地明确。在这样的前提下，柯亨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把人类历史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时代。柯亨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阶级社会必然包括了生产性和不是生产性这两大部分，而所谓生产性就是能够生产处超越自身价值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从而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在较前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仍然处在不是很高的水平下，而这种水平仅仅只能够维持人们的生存，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剩余产品可言的。而在较后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可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剩余价值，这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这些剩余产品还是不够用来进行资本的积累的。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中，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接下来的第四阶段就是后阶级社会，在这个阶段中不存在原始性，同时存在大量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了，而是可以将自己的剩余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生产财富的活动上去。

3 结语

到如今，柯亨已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他通过使用功能解释的这个方法来清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矛盾与冲突。要知道，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可以发挥效用是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对基本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可以看出，柯亨的这种重建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范围的新的界定，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变得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1]王晶.范畴框架的改变：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01）

[2]曹玉涛.略论分析对的“重建”[J].哲学研究，2010（06）

[3]孟庆龙.柯亨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社会科学辑刊，2011（01）

篇3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篇4

关键词：哈贝马斯 历史理论 构建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在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理论的构建内容，十分重要，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

一、哲学人类学

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主要是在哈贝马斯的早期作品中，特别是在《巴黎手稿》中形成的。它被认为是马克思历史方法学说的主体，是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一系列著作中成形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作者都认为要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必须在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着两种相互排斥的方法中二选一。但哈贝马斯将二者结合起来，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单一描述，去对马克思和进行最初的解读。其结果是在他所描述的马克思思想或在哈贝马斯自己的思想中都出现了可能的对立。随着哈贝马斯放弃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人类学解读转而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这种明显的对立在他的思想中迅速扩展开来。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观点的影响，尤其受到了马尔库塞变形的批判理论的影响。

在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哲学解读的时候，他遵循的是马尔库塞关于刚出版的《巴黎手稿》的前卫观点。马尔库塞在这里关注的就是他所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1}哈贝马斯用“哲学必须实现自己”这句马克思的名言来进一步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解读。在哈贝马斯看来，他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革命哲学是一种建立在对异化分析之上的革命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的意图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解决异化问题。

对哈贝马斯来说，很明显，找出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做出了很多评论。一开始，他重新强调了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消灭作为哲学的哲学使哲学变为现实”这个著名论点。{2}这种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3}中的对哲学任务的理解，导致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哈贝马斯不愿意接受为了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而用“哲学”去占领思想的阵地。在哈贝马斯看来，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地降为哲学，显而易见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歪曲。

哈贝马斯现在还没有详细地说明他后来发展出的思想。{4}他在这里提到这种思想，只是为了警告我们，对马克思的传统哲学解读会产生消极作用。他认为这种哲学解读没能有效地保持马克思的思想与哈贝马斯在这里称之为“纯粹”哲学。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解读”是对马克思思想最好的哲学解读。但可能连哈贝马斯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是，为了反击他所反对的对马克思的误解，他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因素，而这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读。

二、理论与实践

在哈贝马斯看来，将实践理性的观点应用于历史问题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原有目标，即可以在经验上证明可行的革命的条件，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宣称总是会导致实践上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唯物主义与他所说的第一哲学在两个方面都有所不同：一方面否认自我奠基的目标，另一方面进而抛弃了仅仅用哲学来充实自己的意图。所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关于存在意义问题的哲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正相反，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理论，或一种批判。

哈贝马斯经常坚持说他是受到卢卡奇的影响而开始走向马克思的，他还经常运用特殊的卢卡奇式的词汇以及论题；但是，尽管他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影响，在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与其他形式的哲学所不用的、经验上可靠的历史哲学这一点上，他主要依赖的还是科尔施对思想的批判。通过对科尔施的思想以及其他人的思想的运用，哈贝马斯将自己对马克思和的理解与其他人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哲学解释的努力区分开来。

在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标题之下，哈贝马斯构建了四个主题：对哲学基础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意识形态与革命，工作辩证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哈贝马斯在这里悄悄地运用了卢卡奇那个著名的分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实现其自身目标，这种观点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条。{5}他将意识形态的概念和革命的概念描述成一个概念上的循环论证，也就是说他们互为前提。在他关于工作辩证法的讨论中，他将恩格斯和卢卡奇的观点做了一番比较后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在于他拒绝抽象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唯物辩证法”的意思就是“不在一个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劳动，而是从劳动关系中必然产生的辩证逻辑”。

篇5

伴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起，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在我国逐渐形成一大热潮，推动了哲学现代化以及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探索。然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仍面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突出的问题是，在赞成把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前提下，研究者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相差甚远，造成派别林立、观点庞杂，甚至出现了有些观点偏离哲学基本立场的现象。这种乱象丛生的现象严重地阻碍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其结果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开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逐步由热转冷，时至今日已陷入了困境。

面对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困境，有不少人对研究的前景持消极悲观的态度，有的甚至否定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出版了。该书作者认为，尽管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不能被抹杀，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不能否定，更没有理由因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困难而放弃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相反，应该在总结和反思30多年来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经验和教训，认真思考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该著作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从实践需要和理论需要阐述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历史背景，突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章回顾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理论焦点，概述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第三章以问题为导向，对如何走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困境进行哲学反思。

笔者认为，该书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取得的成果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书结合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问题，对走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困境、推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了深刻思考。本文对此作一简要的分析与评价。

第一，作者明确坚持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立场，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实践本体论的理论困难及实践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与旧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质的区别。

首先，作者指出，实践本体论者关于“物质本体论是旧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是旧哲学思维方式的表现，是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实践唯物主义应该是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无法实现理论自洽。坚持实践本体论势必产生与哲学基本立场和观点相悖的理论困难，也不利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一样，同样属于唯物主义哲学，都必须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

当然，在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立场的同时，该书并没有忽略实践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质的超越。作者认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说明物质本体论，是不彻底的物质本体论，而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引入物质本体论，对物质本体论做出了科学的论证，使物质本体论获得了科学的形态，从而科学地说明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以及物质对于精神的本原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形成了崭新的、科学的哲学物质概念，并从实践出发去考察社会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物质本体论成为了彻底的物质本体论。

第二，作者批评了学术界一些人泛化“实践”概念的倾向，再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实践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强调了实践范畴的客观实在性。

首先，作者指出，无论是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史，还是从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多次使用及多角度地内涵界定来看，马克思理解的实践是一种人类有目的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马克思正是把这种实践确立为自己创立的新哲学最基本的核心的范畴，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其次，作者认为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的生活观点将导致许多理论的困难：一是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的生活，势必混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差别，是一种逻辑混乱的观点；二是如果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其结果将违背哲学的基本认识路线；三是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的生活，将会导致实践范畴应用的混乱，不仅不能凸现实践范畴在哲学中核心地位和作用，而且将导致整个哲学话语系统尤其是哲学话语系统的混乱。

第三，作者坚持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反对一些学者将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超越哲学”的错误。

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过程中，有一些学者为了突出实践对于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重要性，将实践超越了物质范畴和意识范畴对立的超越性概念，主张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针对此观点，作者认为，将实践歪曲成具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本性，进而把哲学错误地理解为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实践哲学，既犯了折中主义地解释实践概念的错误，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无论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方法来看，实践的本性、本质都是指主体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实践理解为“主客观统一”的活动。

第四，在批评实践本体论、实践泛化倾向和实践超越论的理论不足的基础上，作者详细阐述了哲学物质观和实践观的关系。

作者认为，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无论是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的争论，还是对哲学性质理解的分歧，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都源自于对哲学物质观与实践观关系的不同理解。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片面地抬高了物质观在哲学中的地位，没有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哲学在哲学史上变革的实质。“实践本体论”和“超越的实践哲学”则把实践观与物质观绝对的对立起来，用实践观取代或否定了物质观。这种偏颇或错误的理解荼囟摇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

鉴于此，作者指出，实践范畴已经上升为哲学的核心范畴，科学实践的观点已成为整个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一方面，实践观的地位、重要性高于物质观。物质观是建立在实践观基础之上的。实践观的建立，为哲学物质观建立提供了科学说明和理解的基础；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实践观的必要理论前提。马克思自觉地以唯物主义物质观作为科学实践观创立的理论前提，并把变革的重点放在创建科学实践观以及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创建新唯物主义哲学上。

第五，作者就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历史价值和理论局限性做了较深刻和全面的阐述。

作者认为，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无论从内容到结构难免具有局限性以及存在着对哲学理解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尤其是它不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对哲学提出的新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理批评与反思非常必要，但不能借批评传统教科书的某些错误全面否定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我们既要反对借批评传统教科书的某些错误全面否定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的倾向，也要反对借批评传统教科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

第六，作者从理论上论证了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性，揭示那种或是将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或是将实践唯物主义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理论缺陷。

在梳理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关于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用实践唯物主义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否定实践唯物主义，都是不对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正是从物质实践的立场和角度去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才既克服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正是从物质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才将历史观置于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中，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以实践为本质特点的哲学必然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必然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篇6

（一）《提纲》中“实践”概念

《提纲》可以说是马克思形散而神不散的思想笔记，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核心引出现实关系作为基础，进而提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提纲》公开树立“新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旗帜，同旧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对立，从而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而界限的根本就在于科学的实践观。

（二）《形态》中“物质生产”概念

《形态》将“实践”具体化为“物质生产实践”，然后由此出发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国家和阶级的生产力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

《形态》指出：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生产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单独地、孤立地进行生产，必须联合起来，在生产中结合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也即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其他历史规律的基础，也是人类历史最深刻、最一般的规律。

二、《提纲》中“实践”概念和《形态》中“物质生产”概念的联系

（一）以“实践”为核心的《提纲》是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形态》的准备工作

《提纲》是以“实践”概念为核心，《形态》是以“物质生产”概念为核心，两者都是阐述唯物史观，《提纲》可以看做是《形态》的准备工作。这从马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已经“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它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他们开始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观点了”，《提纲》可以说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提纲”，而《形态》则是“详细制定这种观点”即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著作。《形态》进一步发挥了《提纲》的思想，从而使科学的实践观系统化，《形态》可以看做是《提纲》的具体化。

马克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大致是：实践-物质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提纲》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形态》则指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而从实践概念过渡到生产概念，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马克思的思想过程也可以看出“实践”概念是“物质生产”概念的铺垫和准备。

（二）“实践”和“物质生产”两个概念分别作为《提纲》和《形态》的核心范畴，并由此衍生出与之相关的唯物史观范畴

《提纲》以科学的实践范畴为中心，论述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本质、社会本质、哲学功能等，将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特征。

《形态》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确立了生产关系的范畴，由此出发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等基本原理。

（三）从“变革的实践”到“无产阶级革命”

《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里明确提出“变革的实践”概念，并且指出：“哲学的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改造和变革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动力，唯有实践活动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形态》通过实践过渡到物质生产，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将《提纲》中的“变革的实践活动”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无产阶级革命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需要物质生产实践提供支撑。

（四）“物质生产”赋予“实践”更多的历史性

《形态》中的“历史”意味比《提纲》更浓。《提纲》中第一条虽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实践”，但没有明确实践的“历史性”，只是在抽象的哲学意义上论述实践，直到第六条对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时才明确其历史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

《形态》在一开始就明确人的感性活动是历史性的活动，接着在历史中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历史中探讨国家和阶级的起源，并指出资本主义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无产阶级历史任务是资产阶级，实现自身和人类解放。

（五）“实践”到“物质生产”的过渡符合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提纲》主要从抽象的哲学意义上谈论实践，将新的实践观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进行对比，而较少联系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态》将“实践”具体化为“生产”，特别是物质生产，并揭示出一系列由此而来的具体的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经验的具体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抽象层面的具体是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总之，“实践”概念的提出为“物质生产”概念的提出提供前提和思想准备，“物质生产”是“实践”的具体化和发展，这体现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进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理路，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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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核心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篇8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体性；辩证唯物主义；过程

恩格斯晚年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①被恩格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马克思的附录"，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这一主要缺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这也是马克思现实地摆脱黑格尔而进入他，然后又发现了"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冲破了费尔巴哈的重大突破。中国

一、历史过程前提：方向性

第一，唯物史观一定要以承认"现实的历史的人"为前提。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展示出，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审视社会现实的方法论，它的本质是强调发展、变化。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指出："他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实的"与"历史的"作为并列词共同修饰人，这才是马克思理论所指认的人。因此，在看到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前，我们一定要强调并承认组成历史并从中活跃着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具体的人。尽管历史只发生过一次就不再发声，但历史还是具有可知性的，从中活动的人，就是最详尽的考察材料。

由于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当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界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同自然发生关系的。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派生出其他各种以"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社会中具体的人就好比蜘蛛，而社会就是那张赖以生存并不断修补的蛛网，每一只蜘蛛都既有属于自己的蛛网，还有蜘蛛之间互相交流的网。人的活动不仅是历史实在性的前提，而且也是历史实在性存在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②

第二，唯物史观要求我们现在将来都要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

恩格斯说过，"历史唯物"这个名词表达的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通过社会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使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再现"。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提出了有关历史过程的提法，这就是有关于历史过程的现实前提，既不是来自头脑中的，而是通过经验途径确定了的前提的问题提法。他们写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④

"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⑤其实近代历史也是按照工具系统的性质而被划分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机器大工业时期以及所谓的后工业时期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从石器时代到后工业时期也见证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是生产工具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在不断进步，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类似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参见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划分方法和参照体系，都可明晰地看到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不是英雄人物或是"绝对精神"所能左右的。"历史指的是一种发展着的过程性。在这里，历史不再是现成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看待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方法论"。⑥

二、历史过程源泉：动力性

第一，历史过程的源泉是不能离开矛盾谈问题的。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般往往是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对抗性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力源泉。然而在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矛盾也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尽管不是主要矛盾或对抗性矛盾，却也成为了历史发展的源泉。以社会主义制度举例，首要和最重要的特点是作为这一体系核心的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列宁指出："对抗性和矛盾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前者消失了，后者保存了下来。"⑦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非对抗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区别，为整个社会生产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贴于中国

第二，历史动力是普遍的、本质的、必然的社会联系。历史动力和社会规律是极为相近的社会现象，相应地也是极为相近的概念。其中一系列根本的社会联系既属于规律，同时也属于动力。例如，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不断增长的作用等等。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有客观基础的区别：首先，历史过程的动力性比社会规律有更广泛的范围，不仅包含自身规律，还包含着许多其他社会因素，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其次，社会规律反映的是历史现实的客观联系。而历史动力则包含着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不但是社会规律起作用，历史过程发展也受到主观方面制订的机制或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方向的影响；最后社会规律和动力着眼点是不同的，社会规律是抽象的，更重其客观性，不能主观臆造也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动力性是着眼于历史过程的矛盾特殊性和发展的主体性。中国

因此，如果我们不遵循唯物史观的认识论，那么我们就很难避免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机械化理解。诚然，在传统的历史观中，人们也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淡化这种机械化的理解，但问题却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却难以厘清。

三、结论

列宁称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它既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这一崭新的历史观以后，它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内容上不断充实，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并客观尊重并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体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0-721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8

③康斯坦丁诺夫主编，蔡振扬，高铭，林海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1

⑥赵义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与"物"概念的再阐释-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种文本学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9(2): 236-240.

⑦《列宁文集》第11卷,第357页。

参考文献：

[1]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9.

[2]《列宁全集》第21卷.

篇9

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研究在经历了思辨哲学的洗礼之后开始走上科学化之路。当然，这种完全抛开了哲学思辨，过分依赖实证方法的历史研究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由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因此，单纯依靠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不可能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律，也不能预见未来，这就丧失了历史研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其次，过分依赖实证方法必然使得历史研究丧失其应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证主义态度总是以无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种各样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为‘肯定主义’。”丧失了批判精神的史学家们只懂得以赞赏和肯定的目光来看待历史和现实，却不懂得历史的发展恰恰源自于批判和否定。单纯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会把当下存在的社会现实当作永恒不变的状况，并从这种现实出发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

“哲学”与“科学”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没有因循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也没有简单复制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在他们看来，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对事实的经验描述与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互为补充、互为条件的。通过对以往社会历史研究的批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哲学和科学交叉互补的方法论空间，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创造性地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联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思辨哲学，但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多次提出要“消灭哲学”，但是，他们真正“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和思想上自我编织的幻想”。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学是有明确指向的。他们没有否定全部哲学，更不是要否定哲学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所要消灭的是那种自视可以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用主观臆造的各种联系强行替代各种客观联系的旧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这种旧哲学的典型代表。当然，思辨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而不能代表全部哲学，思辨哲学的没落并不代表哲学思辨的价值也被同时湮没。“思辨哲学和哲学思辨之间更没有必然关联;……哲学思辨并不必然导致思辨哲学，思辨哲学的衰落也并不意味着哲学思辨本身不合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划分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界限，试图解决现实世界各领域中的问题。事实上，现实问题不是“以思辨和非实证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所能解决、所应解决的，真正需要由哲学来研究解决的纯哲学问题只是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哲学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应的经验材料的“处理方式及其前提”作批判的考察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沿用思辨哲学的方式构造虚拟的观念世界，但他们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关于哲学反思和批判功能的阐释就是对哲学思辨的充分肯定。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张把历史交还给科学，但同时也强调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曾多次表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日趋成熟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社会历史研究应该归入实证科学领域。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了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并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经验材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和现实历史的起点相重合，历史研究首先是“对现实的描述”。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实证方法并非完美无缺。马克思曾就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做法进行过批判，指出过度依赖实证方法的社会历史研究必然会陷入非批判性和保守性的误区。马克思认为，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需要由辩证法来弥补。将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研究的优点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则乃是使科学避开无思想的实证主义和引导到‘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的守护神”。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哲学和科学做了明确区分，但也强调二者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高度互补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就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他们一方面批判了传统思辨哲学从抽象理性原则出发建构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存在的局限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放弃过对现实世界的细心观察，也从未中断过基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考。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超越了以往的一切历史观，在曾经混乱不堪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种种误解，“不管是依据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性内容而将马克思解释为自觉发动了哲学革命的哲学家，还是依据他终结哲学并推崇科学的言论而将他塑造成旨在发现铁的规律的科学家，都是对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学说中相互交织的复杂性程度认识不足的表现”。事实上，“哲学”和“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有机融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原则进行“科学化”改造的理论成果，是他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p#分页标题#e#

(一)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

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源远流长。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唯物主义者只能用这一原则去解释自然界，一旦回归社会历史领域，他们就彻底背弃了唯物主义。在旧唯物主义者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他把客观存在的人引入了社会历史，因此赢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也逐渐呈现出来，他虽然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却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由此，他也不可能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也不会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现实意义。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现实的个人”，而且看到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重新阐释了唯物主义原则———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践的世界观的确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原则，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原则”;社会历史不再是某种神秘力量统治下的观念世界，而是由“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交织而成的客观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重新“输入”了他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中。由此，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内在的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中，他们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在占有丰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而不是在观念的世界中构造历史。

(二)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

在古希腊，辩证法曾是一种在对话中通过矛盾的揭示与否定而通达真理、理念的思想或认识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一般的方法，可以运用于一切科学和知识领域。康德把辩证法同揭示客观矛盾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辩证法具有了客观的含义。此后，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进步意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找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即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容纳了一些“事实”，蕴含着批判的本性，但它的目的是构成一个与“事实”相对立的“概念”世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徒有一副“批判的外表”，实质上不过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基础的同时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髓，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逻辑先于历史，所以需要由逻辑来决定历史据以实现的模式，历史仅仅是逻辑的注脚;对马克思而言，从逻辑出发构想历史的实现模式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历史的实现模式只能由历史本身决定而非由逻辑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法原则。沃尔佩认为，的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对立的“科学”的辩证法，这种科学性来自于它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事物存在的第一原则，它的纯粹逻辑的发展是现实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现实事物只是思维的外部表现。由于黑格尔“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从而彻底落入了绝对观念的陷阱。

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在理论研究的两端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具体:第一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第二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思维的具体)。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就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还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论构建。理论构建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叙述的方式将理论呈现出来的过程，它只能以抽象作为逻辑起点。因此，从抽象到具体是理论构建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式和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运动过程虽然表现为概念的运动，但它是在直观和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脱离具体对象的纯粹的概念的运动。马克思认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应从感性材料出发，通过分析、综合、概括等人的抽象思维活动，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形成一系列反映着对象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历史研究工作业已完成的情况下，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才成为可能。因此，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准备，叙述方法必须以现实的具体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实证考察，正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内容为叙述方法提供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虽然也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但却完全不同于思辨哲学对于历史的空想和虚构。

篇10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创者，20世纪社会学大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社会学中有深远影响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韦伯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的起源，他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先天的亲和性，并在这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动力。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看韦伯的资本主义观

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从古至今，对的僵化、教条理解以及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我们许多学者，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被马克思长期抵制和批判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现代翻版就算是此时此刻也是屡见不鲜。韦伯的反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分歧，其唯心主义倾向我们需要理智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从他的学术主张看来，韦伯并没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是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做出解释，韦伯一直在强调，他只是想明确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精神”在世界上的质的形成与量的扩张，宗教影响力是否曾参与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到何种程度？他在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大推力之时，并没否认建立在精确科学基础之上的物质手段和制度手段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这个高度理性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仅靠物质和制度层次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支撑，这种多元因果论是韦伯命题的前提，也是整个逻辑得以成立的合理性所在。

韦伯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生活中的必然因素决定的。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后者是前者的反映。尽管他们承认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但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只是“一定的”，“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在上层建筑诸因素中，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又主要是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形式和法律制度等。“作为传统存在于你们头脑中的思想文化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p477-478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赋予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要性要比历史唯物主义大得多。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问题，它也牵涉到文化和大众心态的转变问题。没有人的现代化，即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在这里韦伯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教育和改造问题，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那些只注重阶级斗争和制度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韦伯在论述过程中为了突出精神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过份强调加尔文教神学中的先验成分，忽视并贬低世俗理性主义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似乎又滑到了德国学者“唯意志论”的老传统。尽管如此，韦伯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当今世界，“现代性”无疑已经成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何谓现代性？从纯粹学理上说，“现代性”似乎可以表征为不同的层面，今天的人类或从物化的层面进入“现代”，或从价值的层面进入了“现代”。其实，韦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早就向我们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不只是对物质的追求，更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对物质的追求与禁绝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结合体。

现代化的起源，概而论之，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是近代从经济合理性中引申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即勤奋节俭、精打细算、进取和开拓的精神，而新教及其伦理道德，之所以能比其他因素更直接地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就因为它比其他因素更能体现资本主义文明的这种本质。另一方面，韦伯进行他的宗教社会学、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韦伯在不念书包括他一系列其他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外部与内部先决条件、决定性因素、偶然因素、意识形态能动因素等都作了全面考察、梳理，从作为经济现象的资本主义出发，最终追溯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根源，他认为历史在这里回复了它的全部复杂性。

三、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

韦伯从宗教的视角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辟蹊径的剖析，命题之下，还掩映着这样的蕴涵：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在东方失去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韦伯认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之所以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是因为缺少了新教这个变量，儒教不能承担类似的角色，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早已渗透到众人的行为模式中，人们自觉地生存于社会等级系统之内，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有限的权利之内争取生存，即便社会，社会结构仍保持不变，这种结构性的稳固弱化了变动和创新的动力，成为了放弃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中国的道德追求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谋利等人之欲望在儒家传统看来本身就是与道德理想想悖离分，也是阻碍人趋于至善道德的障碍，与新教中倡导营利的伦理不同，轻利的社会准则即便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韦伯看待中国现代资本主义断裂问题眼光独到，但不少学者将韦伯的研究断定为一元论或是唯心论，这就是笔者在文章开始所提出的误解，韦伯在书中多次提到对唯物主义的重视，“必须首先考虑经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2]p125，也提到他的研究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的解释，他警告人们任何一种片面的解释都不可能得到最终的答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视角对我们当今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也有一定借鉴意义，一项制度的发展也必然有其合理性与时代性，我们应该以理性的视角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借鉴作用。

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实践教学成果（201129）。指导老师：首作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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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篇12

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

篇13

关键词：历史教学；史论结合；唯物史观；培养；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056-01

现行的中学历史教材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叙述、分析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它决定了历史教学必须坚持史与论的结合，重视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就具体的教学而言，史论结合的关键是强化理论教学，做到以下几点。

1.要加强历史概念教学

正确理解历史概念内涵，是理解和掌握史实、阅读历史教材的前提条件，在教学中对教材尚无明显注释的概念应予以一般性的解释。大部分历史概念是可以随课堂教学凭借历史教材理解的。如"势力范围"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行划定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课文中虽然无这样完整概括，但有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一句，已经画龙点睛了。当然，有些历史概念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如"门户开放"政策，要知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美国要分享侵略权益，美国向六国提出照会的内容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其影响是美国侵华政策新阶段的标志，使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应把目的、内容、结果、影响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概念。有些概念忌表面解释。如"1919年是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是"。这样解释缺乏概念内涵，无法形成真实意义的历史概念，必须在《》一章教学完成后，进行归纳概括，形成完整正确概念。

2.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且在哲学世界观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变革中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他首先实现了哲学从科学逻辑向历史逻辑的转变，从科学思维向历史思维的转变，从而真正实现了以"人的逻辑"（历史逻辑）取代"物的逻辑"，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现实的道路。他仅仅自然界和人；但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们都不能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人的转变，"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研究"；"对抽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恩格斯讲的就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怎样超越费尔巴哈并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怎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解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形成的。

3.要重视对历史事件发生后有关问题的分析

每一历史事件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重大历史事件后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主要包括性质、胜败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局限性、危害等。"性质"是某一历史事件区别于其它历史事件的根本属性，对历史事件作出定性分析，是揭示事件的本质；"经验教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胜或败作客观分析、总结发现的。胜利了的有胜利原因，总结出经验。失败了的有失败原因，总结出教训。有的事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就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就是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意义"是对历史事件的正面评价，主要包括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功绩等。有的历史事件同时具有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要结合中外历史来理解。如中国人民的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胜利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意义；"局限性"是历史事件表现的不足之处，往往是由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制约事件的结果。局限性是潜伏着的，很难被人为排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两重性，在革命的危机时刻，它的软弱妥协性就表现出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危害"是历史事件本身产生的副效应，即消极影响，它削弱历史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不是丧权辱国、加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危急。

4.要认真分析课文前言、引语、思考题和习题

篇14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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