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培养方向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法律硕士培养方向，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法律硕士教育从创立的初衷上看，就是要重新寻求法学教育适度的平衡点，即教育属性和法律属性的平衡状态。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从1996年到2013年，法律硕士教育已经经历进入了第17个年头，招收法律硕士的学校已经由最开始的9所增长到了现在的118所，招生人数更是从起初的几百人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过万人。2006年贺卫方教授曾提出“本科宜废，法律硕士当立”的愿望仍没有实现，非但如此，现在的法律硕士教育已经进入的尴尬境地。与法学本科对比，法律硕士教育并没有表现出其高层次的优势；与法学硕士相比，也没有表现出其职业化的一面。更有很多法院某些招聘职位明确标注只接收拥有法学本科背景的研究生，这无疑是对法律硕士（非法学）教育莫大的讽刺。

法律硕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实用型职业人才，现实却是目标单位并不买法律硕士“职业化教育”的账。因此，在没有证实法律硕士教育是个好资源好选择的时候，使其泛滥化，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危险是我们在试图追求既理论又实践的同时，我们却一无所获。因而我们将会拥有这样一种——既不够理论，也不够实际的——法律硕士教育。有学者指出在美国，JD教育是绝对主导型的法学教育模式，但在中国，本科教育是主导性的法学教育模式，法律硕士教育只是一种辅的。虽然现在模拟法庭、法律援助活动在法律硕士教育中也得到普遍实行，法律硕士教育的应用色彩也不断加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律硕士教育在教学方式等方面与法学本科教育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可以说是法学本科教育的翻版。给法律硕士上课的老师同时也是给法学本科生和法学硕士授课的老师，在当代大学普遍重视科研的情况下，教师对科研的投入通常超过了对实务的参与与关注，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教学方式远没有美国的JD教育那样带有浓厚的职业教育色彩。

法律硕士教育课程设置的现状与不足

美国J.D.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职业教育特点突出，不开设非法学的通才教育和素质教育课程。而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则体现了过于理论化，不够职业化的特点。我国教育部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提出指导性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以学分制为导向（总75分），详细规定了必修课、选修课、社会实践课。其结果是学校自主发挥的空间变得很小。目前大多数高校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已改为3年，实践中大部分法律硕士学生在研究生二年级下学期就开始实习，然后为找工作做准备，真正的学习时间也就是研究生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半年的时间。再加上大部分学生有参加司法考试的需要，因此课程设置显得尤为重要，对时间紧凑度以及课程先后顺序设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法律硕士专业方向的划分。在分析课程设置顺序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划分专业方向，因为它关系到课程设置的所设课程以及设置顺序。文章选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研究对象，前三所高校都是对法律硕士教育又细分了方向，以北大为例，北大法律硕士截止2011年，其细化方向达到了15个之多，包括国际公法、知识产权等。如此庞大的体系是建构在北大丰富的法学资源基础之上的，不是每一所开设法律硕士专业的学校都可以企及的，但是其至少为其他高校提供借鉴。

2.课程设置与司法考试的矛盾。尽管我们选取了上面讲到的北大等四个样板高校，实际实施中我们也关注了其他高校的基本情况，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这样实行大班教学、不划分专业方向的学校还是占到了绝大多数，比如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对于没有进行专业细分的高校，我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2011级85名同学做了简单的毕业意向调查，其中有意向继续读博深造的同学仅仅1人，也就是绝大多数同学毕业后即步入社会。首当其冲，未来的工作就业问题成为大家普遍关心和关注的。随着司法通过率的提高，水涨船高，工作招聘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司法考试几乎成为法学毕业生尤其是硕士毕业生就业的必须条件，因此，课程设置向司法考试倾斜，课程安排为司法考试让路也无可厚非。

我们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是非法学同学大多都是参加研究生二年级上学期的这次司法考试，在司法考试之前，学校仍然安排了很多课程，但效果其实并不好，一方面学生忙于应对司法考试无暇课程，另一方面老师也因为上课学生稀少而大为恼火，结果是老师费力讲课，学生并没有接收到应学习的知识。因此适当改变课程安排显得非常重要。

3.大、小课时制的现状与优劣。开设法律硕士教育的大部分高校都采用大课时制，也就是说整个上午或者下午都是一个老师的课程，这种方式可以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做好一个专题，可以集中讲述某章节的内容，同时大课时制也减少了老师和同学们频繁更换教室的麻烦。

对于划分专业方向的高校，就北大、人大、华东政法而言，其研究生一年级课程设置就相对紧张，每天的课程基本都会安排满档，对于和司法考试相关的主干课基本上都会开设。而且其对英语教学尤其重视，在华东政法大学，学院根据学生入学英语成绩分不同班级，按照小班制进行法律英语的学习。华东政法大学沿用了大学期间小课时制，这一点不同于其他高校，尽管给老师和学生带来了不便（要协调好课程安排和奔波于不同教学楼），但是实践中却是延长了每天的课时时间，提高了学生学习效率。

法律硕士教育导师选择的现状与不足

1.各高校导师选择的基本现状。研究生实行导师责任制一直是业内经常讨论的话题，不管怎样，导师的选择到学生的学习成长尤为重要。对法律硕士（非法学）学生而言，因为其专业的特殊性，对导师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问题是在大多数高校，法律硕士（非法学）学生导师与法学硕士都是一样的，学校并没有给予特殊考虑，再加上近年法律硕士招生的不多增加，学校对待导师选择问题更加有心无力了。按照教育部要求，对法律硕士的教育要体现其职业性，要安排具有法律实践的老师或者法官、律师参与教学。因为平时实际教学中缺乏职业教育，学校很少或者没有能力聘用校外具有法学实践的兼职教师，因此教学模式就雷同与法学硕士。同一个老师一个时间设计两套不同方案，这显然是不太科学的。我们宣传的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二者并重，培养符合型人才的希冀很难达到，而且事实也是培养出的毕业生要实践没实践要学术没学术。

2.导师选择中的困境。在实践操作中，大部分高校都会在研究生一年级阶段给每位法律硕士研究生配备一名学习指导老师，而在研究生二年级开始再重新分配一次论文指导老师，即三年中会分别有两位导师对学生进行学习上和论文上的指导（也可能三年是一个导师，只是由学习指导老师转换为论文指导老师）。因为老师同时带有学术性法学硕士和专业性法律硕士的学生，因此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好的情形是导师不会对所带学生区别对待，即以一套标准要求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这样做的优点是对法律硕士学生学术上高要求，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不好的方面是这种做法忽视了法律硕士教育职业化的特性，不能有效培养其实践能力。另一种情形是导师对所带学生区别对待，对法律硕士学生降低要求，但结果是学术上降低标准，实践上仍然没有太多改变。

课程设置的改进与完善

1.划分专业方向。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三所高校的经验看，细分专业方向优势非常明显。当然我们要看到划分专业方向背后需要的条件，像北京大学一样，每设置一个专业方向必须要有专门的研究中心或者学院作为基础或依附。要达到北京大学那样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我国有118所高校开设法律硕士教育，这其中大多数都是211工程院校，因此大部分高校还是相对有实力的，建立与自身法学院相协调的法律硕士专业方向是完全可行的。再者，大多数高校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并不是很大，适当建立几个专业方向也是切实可操作的。尤其是那些实力相对强劲的高校，应当做好模范带头作用，积极进行法律硕士专业方向的划分。

2.优化课程时间和科目安排。根据法律硕士不同于法学硕士的特性，我们应该适当调整课程时间和科目安排。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做法，从教学安排上，“社科法硕”教学计划安排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把每一学年第二学期（也即当年考生司考复习的主要时间段）的课程安排为司法考试的主干科目，组织由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生具有司法考试命题经验的老师主讲，既保证了教学效果，又提高了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为保证学生专心参见司法考试，“社科法硕”在不减少总课时量的前提下，多年来一直坚持将每一学年第一学期的开学时间确定在当年司法考试结束之后的做法。

前文已经论述过三年研究生生活中主要的学习时间基本集中在研一和研二上，而研二上又有司法考试的压力。因此在学生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适当增加研究生一年级的课时，尽量把课安排满档是有必要的。与美国J.D.教育相比，我国课时数量要少得多，大多数学生还是相对自由的。笔者认为在学习紧张度上研究生教育应该与本科教育应该有所区别，适当的压力对学生的学习以及以后的职业发展都是有好处的。目前很多高校晚上是开课的，这样肯定会增加老师和学生的负担，但是付出总有回报，高强度的学习肯定会获得更大的知识。

3.其他问题的完善

（1）专业教材的使用。因为法律硕士（非法学）本科阶段都没有系统的接触过法学知识，因此有必要辅以法律硕士专用教材来加强法律硕士的理论学习。这一点可以借鉴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所高校都编制了专门的法律硕士专用教材。再者学生都习惯了本科阶段有教材的学习方式，突然的改变让很多学生无法适应，单纯靠记录笔记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有条件的高校编制专业教材，没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选择使用其他高校学者编制的教材，即使老师讲课并不完全按照教材进行，但至少对教材的学习是一种基础性的保障。

（2）增加选修课比例。因为法律硕士（非法学）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学知识的背景，很多高校选择直接给学生规定选修课的方式，即把选修课改成了必修课的形式。这样就造成了法律硕士学生基本没有自由选择课程的自由。法律硕士学生大都是因为对法学的喜爱，选择了此专业，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偏爱的方向，有的喜欢实体法，有的可能更喜欢学习程序法。加大选修课比例有助于法律硕士的自主学习，有利于其未来的职业定位，因此切实增加选修课比重是非常有必要的。

（3）调整实务课与理论课的比例。笔者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中做过简单统计，在法律实务课和理论课中，法律实务课的出勤率明显高于理论课，学生对法律实务的追求热度还是高于对理论探索的。而且结合法律硕士教育本身职业性的特点，适当增加法律实务课的科目和课时是完全符合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目标的，因此调整法律实务课与理论课的比例对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导师选择的改进

1.实行双导师制。高校通过聘请有丰富法学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校外兼职教授，为每一位法律硕士研究生配备双导师：一位校内学术导师，以为校外兼职教授，实行双导师制，一方面使学生在基础理论学习上不落后，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学生充分接触法学实践，真正做到了学术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对未来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区别对待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在暂时不能完全实现双导师制的情况下，导师区别对待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常必要。这样对导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兼顾法律硕士学生的学术学习，更要加强对其进行职业化教育。加强导师责任制，发挥指导老师的积极作用，建立导师与学生的固定联系制度，尝试让学生参与导师的研究和处理案件的活动中，给法律硕士学生最大帮助。

另外在选择指导老师和专业方向方面，学校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而不是靠抽签或指定的形式。在平时的学习指导中，导师应该有意识侧重职业素养的培养，给学生增加例如案例教学等的内容，保证对法律硕士学生进行复合型、实务性的培养。

结语

笔者着力从课程设置和导师选择这两个微观层面提出建议，说出广大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心声，希冀从微处改观，一步步有条不紊的把法律硕士教育做好。把每一位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

篇2

【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教学；改革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21世纪法学教育的闪光点之一。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从仅招收非法学专业的应届学生改革为允许法学本科应届生报考，从而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个专业的区分。由此，法律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就出现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种。

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统称为“法律硕士”，其目的着眼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实务部门工作职业群体。而法学硕士则主要着眼于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

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生教育的任务都明确规定为教学科研部门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即法学硕士），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制度设计”。法律硕士的引进，为我国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模式。然而囿于研究生教学、培养方式的守旧思维，各大高校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情况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趋同，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及职业能力要求也并未在教学及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这一弊端可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层面予以反映。

一、法律实践性教学简述

法律实践教学是指通过讲授法律实务技能、观摩法律实际运用、分析法律事实及诉讼证据、分析案例、法律实务实习和办理案件等亲身体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专业方法、应用能力、职业经验的教学活动。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要通过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专长和职业（技能）能力的教学活动。

二、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性教学之不足

鉴于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专业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学生现状的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应当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践性教学活动占整个专业教学活动中的比重不同。由于教学模式僵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创意等诸多原因，我国既有的实务教学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法律高端人才的需求。

（一）实务型师资的严重缺乏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师资是制约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大学之大，非因其高楼馆舍，而在于其大师也。”对于学校而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教师，缺乏一个良好的教师队伍，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成一大诟病，这一点在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一，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多，各大院校的招生规模基本在50人以上，政法院校的招生规模更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学校教师的增长，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其二，与法学硕士不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教学对实务型导师的需求较大。而受高校法学硕士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对教师考核制度的影响，高校教师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以学术型教师讲授所谓的实践性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实践教学沦为走过场与纸上谈兵。

（二）大班教学效果不佳

受师资、学校教学设施的限制，加之学生人数众多，法律硕士专业的授课多为大班教学，这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以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例，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一个教学班由一般三个行政班组成，上课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如此一来，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资源便严重不足，教师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讲解，教学之间的互动也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够有幸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讲授，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实现教学效果。否则，学生仅仅观摩其他学生的法律实践，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庭审的效果别无二致。以模拟法庭为例，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前需要对案情及庭审相关程序进行学习和规划，方能熟悉庭审的流程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参与其中，扮演某个诉讼参与人才能真正地学习到庭审的相关技能，这一点是消极地作为一名“观众”的同学无法企及的。

（三）实务课程教授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现行的实务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病，这是制约我国法律实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其一、沿袭专题形式的理论讲授。对法律硕士的培养，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区别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与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教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本科“填鸭式”理论灌输或者以法学硕士“专题教学”为主，其他形式的法律实践训练较为少有，不具常态性，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职业化教育的实践要求。其二、案例教学停留在分析层面上。案例教学帮助我们了解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并得出法律结论，具有深化理解的功能。然而，在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案例教学的运用较为守旧，仅仅停留下“分析”上。在这种案例教学中，所提供案件的案件事实是已经确切知道的，在案件描述中已经对案情做出了认定，而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既有事实进行分析、定性并给出法律意见。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任何裁判作出的前提都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相对于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法律结论而言，如何从纷繁的证据资料中提取案件事实并加以评断，显得更加重要且难于把握。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教会学生做简单的法律判断，无法教会学生提取案件事实并通过举证实现诉讼目的，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案件的综合把握能力。

（四）文书写作教学效果欠佳

某法学家说过：“笔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是法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技能。”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法律文书的写作水平。然而，与法学硕士一样，法律硕士专业学生也鲜有人能熟练地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更何谈深谙法律文书写作之道。原因在于，虽然各高校均开设有法律文书的课程，但多采用理论化的授课方式，讲授的内容也多是“法律文书学”，而非“法律文书实践教学”。学生虽完成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却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写过法律文书，教师也不会针对学生写作的文书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没有针对性地教学和实践，学生写作的法律文书自然也难以符合规范。

三、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异化的管理体制缺陷

诚如前文对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弊端的分析，其实践形态已背离了其培养目标，这一异化反映出法律硕士培养深刻的管理体制障碍。

目前国内的法律硕士培养通常由单设的法律硕士学院集中管理，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第一、二学年，学生所学课程完全相同，也无对应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学业的管理停留于研究部及法律硕士学院的统一行政管理与课堂教学安排，而不是个性化、体现法律实务要求的个性化指导。到了最后一年的论文写作阶段，才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导师库中选择相应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由于导师与学生间接触时间短、接触机会少，谈不上相互了解，更谈不上有何感情，因此对论文写作指导、实务指导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出现个别不尽责的导师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学生、忘记指导从而影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的情形，其荒唐可见一斑。这种培养机制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有研究生部及一个法律硕士学院管理，也有论文指导教师，但最后成了似乎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状态，在这种培养体制下，其实践教学出现前述种种弊端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一体制下法律硕士培养毫无特色可言，都是统一的模型塑造，难以培养出创新性特色法律人才；同时导师队伍也缺乏激情，更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逼出导师在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方面的潜能。因此，现行的法律硕士管理体制亟待进行改革。

四、法律硕士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的特色专业方向——西南政法大学的改革实践

针对前述法律硕士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弊端及培养管理体制的缺陷，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广泛调研、讨论，尝试进行改革，这一管理培养方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律硕士培养管理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以优化机制并激发学院积极能动性

各法学二级学科所属学院在研究生部统筹指导下，制订并实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目标明确的法律硕士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主动吸引法律硕士优质生源。研究生部负责各类别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动态竞争，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

各学院应以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本学院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研究生部根据各学院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的实际成效引导各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各学院之间形成法律硕士生源的动态竞争机制，方案实施后的前三年为培育保护期，此期间由学校根据各学院的师资情况、学科发展水平，统一分配法律硕士研究生数额；三年期满后由学生报名选择各学院特色专业方向，达不到30人报名人数的学科将取消法律硕士培养授权。

（三）分类培养，凸显各类法律硕士培养特色

各方向法律硕士培养方案除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作一般性规定和要求外，还应根据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两类法律硕士不同的生源特征和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论文指导等方面进行不同的特色化安排。

以我院（刑事侦查学院）为例，我院的特色在于证据调查、科学证据及司法鉴定实务等，为此为院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证据应用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以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课程为例，其特色性、实务性体现尤其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及例证可以看出，西南政法大学对法律硕士培养方式的分流改革及特色化培养方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法律硕士培养重法律实务的培养目标，而且推进了培养管理的实质性、竞争性、合作性与有效性，而且百花齐放，不仅发挥了各学院学科的积极性及特长发挥，更能满足实务部门多样化的人才细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王琪，董玉庭.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及相关问题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2] 2009年国务院学位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3] 胡弘弘，谭中平.“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4] 何洪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部分法硕培养单位实践教学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篇3

关键词：双导师制；法律硕士；培养

一、双导师制的提出与意义

所谓“双导师制”，顾名思义，就是为一名法律硕士研究生配备校内和校外两类导师，以校内导师为主，以校外导师为辅，共同开展并完成对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工作的一种导师制度。作为培养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种特殊方式，实行双导师制的根本宗旨是解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让校外导师参与到实践项目、实践课程教学、论文写作等环节，加强对法律硕士的实践指导工作。究其实质，双导师制倡导校内理论与校外实践的结合，强调教学与培养中的应用实践成分，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弥补校内导师纯理论教学与培养的不足。因此，双导师制中的“双”确切地讲是指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双向”或“两部分”或“两类”，并不是仅限定为“两名”，条件许可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情况下，培养单位完全可以为一名研究生配备两名以上的校内导师和两名以上的校外导师。

环顾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基本不外乎是以研究为方向的学术型研究生和以实践为方向的应用型研究生之分，两者各有所长，各依其重。法科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实务操作的专业教育，但中国传统的法科教育却过分偏重于理论学习，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归法科教育之本质，法科教育正悄然由过去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主转向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技巧并重的综合型实务教育；法学教育的理念也正逐步实现从传统法学教育遵循的“法条－法理－法哲学”的教学程序向“法条－法理－法实践”的程序转变。基于此，国家在逐渐减少学术型法学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同时，适当增加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专业在内的应用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这种政策性转变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体现。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还要指导实践，失去实践的理论将是虚无的、没有价值的理论。在研究与问题的关系上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离开了问题，研究将会迷失方向。法律硕士的培养更是如此。然而，目标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凸显，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师资绝大多数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缺乏实践经验，难以或根本不能对法律硕士研究生开展应用型的指导，培养的学生虽能毕业但难以被社会承认和接受。所以，双导师制正是在这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产生的，对于国家、培养单位、学生和老师，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制定的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中国目前的法律硕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入学前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非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非法学)，另一类是入学前为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法学)。在目标定位上两者是基本相同的。但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的专业复合，即法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简单形态的专业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入学之前已经完成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一定程度的学习或已经取得非法学学位。经过法律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学生还要掌握法学一级学科的相关知识。因此，这种学科的复合是法律硕士(非法学)将法学学科知识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二是思维方式和技能的复杂形态的能力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既要拥有法律职业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基本技能，又要拥有一类或一类以上其他职业人群所具有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技能，而且，还要能将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维方式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此外，其在强调坚实、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的同时，着重于宽广的法律实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位获得者具备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所需要的综合知识、实际工作能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个实务性的学位、实用性的学位。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决定了国家和培养单位在制订培养方案时，必须加大对法律硕士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知识、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训练，要更加重视法律实务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分量，配备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开展教学与培养。没有校外实务部门导师的参与，仅凭满腹经纶的研究型导师闭门造车，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实务型法律人才，即使能培养，也可能不符合成本与效益之经济原则。

二是有助于弥补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之不足。什么样的师资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需要呢?有法学博士学位?是教授?事实上，学历、学位和职称重在反映教师的受教育程度和教学科研水平或经历，并不一定代表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的教师就能胜任法律硕士的教学，就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比较理想的教师是既通晓学理，又熟谙实务的法律人，但只是凤毛麟角。因为在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支撑教学的教师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一毕业就开始教学生涯，虽熟悉图书馆，娴于查阅文献资料，擅长写理论文章，但缺乏法律实务经验甚至必要的社会历练。虽能应付讲授法学原理之任，却难以担当训练学生法律实务能力之责。有的教师虽从事一些兼职法律顾问或律师工作，但因兼职之局限，其专业化执业水平也较难适应培养高级实务人才的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培养单位对法律谈判技巧、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职业伦理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干脆不开或随便应付。因此，建立双导师制，吸纳法律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律顾问、律师等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人士与大学专职教师共同承担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既可以弥补培养单位师资力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缺陷，又可以让每个学生同时获得校内理论和校外实务导师的双重指导；不仅可以克服学理和实务脱离的难题，还能充分利用实务部门的资源优势，借鉴实务导师的宝贵经验，拓宽培养单位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增加法律硕士的就业渠道。

二、双导师制的实践与问题

目前培养单位采取的导师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单一导师制，即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名固定的导师。在法律硕士试点初期，多数培养单位在前两个学年不为学生分配导师，直到第三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或第二学年下半学期结束时才按照撰写论文的方向分配论文指导教师。由于配备导师太晚，学生在前两学年像“没娘孩儿”一样没有归属感，容易涣散，导师像“后娘”仅在第三学年才接手对学生的指导工作，难以结合学生的专长和兴趣进行应有的及时跟踪指导，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配合往往缺乏默契。近年来，为克服上述缺点，不少培养单位都把配备导师的时间前移，有的提前到第二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有的甚至提前到学生一入学就为其配备导师。第二种，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即培养单位按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进行导师分组

和学生分组，学生没有固定的导师，导师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因为导师组里的导师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且许多导师还有法学硕士或法学博士要指导，再加上其他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实践中容易导致导师组的培养方式流于形式，结果是“人人皆有导师，人人皆无导师”，“人人皆是导师，人人皆不是导师”。第三种，双导师制，即由校内专职指导教师和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对同一名学生共同指导培养。在配备导师的时间上，有早有晚；在配备方式上，有培养单位单方面指定的，也有以导师与学生双向选择为原则，由培养单位最后协调为学生确定导师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为学生配备有校内校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双料导师。校内导师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业教师，校外导师则是从事法律实务、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专家。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各位导师各司其职，协同指导。校内导师侧重在课堂内的理论教学和论文指导，校外导师侧重学生在课堂内和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培养，关注学生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协调沟通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训练。

事实上，在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文件之前，有些培养单位就已经实行了双导师制。有的实行“全员全程双导师制”，由培养单位统一聘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国家行政机关、企业、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资深法律实务专家作为校外导师，在入学之初就为学生配备一名校内专家、一名校外专家作为导师，导师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有的实行“全员半程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仅在实践阶段或论文指导阶段参与指导培养；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仅参与指导，一般不承担课堂教学；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应用实践、论文写作、就业规划等，还要承担实务课教学。

毋庸讳言，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还处在探索阶段，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一是主管层面缺乏关于双导师制的制度规范。虽然国家主管部门在相关文件中提出要实行双导师制，但并没有制订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例如，双导师制是对培养单位的必备要件还是提倡性要求?校外导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对校外导师支付报酬?校外导师指导学生的基本要求和规程是什么?等等。这些制度规范的缺失导致了实践中较大的随意性。二是校外导师资源渠道不畅，于法无据。校外导师资源主要集中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职业中，但《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参与高校法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当这些符合条件的实务人士被邀请担任校外导师时，尤其是法官、检察官和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有不愿意担任的，有个人愿意担任但单位不同意的，也有一个人担任多个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徒有虚名、疲于应付的。三是培养单位对双导师制没有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有的培养单位根本就没有关于双导师制的考虑，有的形式上有规定但缺乏实际行动，有的关于校外导师资格、校外与校内导师职责、学生与校外导师关系、校外导师的奖惩等混乱模糊，也有比较好的培养单位制订了双导师制的相关规定，但囿于传统的观念，只想让校外的“牛”到学校“拉犁”，不想让这些牛“吃草”，甚至连一个与校外导师相称的“校外导师”、“校外讲师”、“兼职教授”、“兼职副教授”等荣誉称号也不想给，从而挫伤了一些校外导师的积极性。除上述三种主要表现外，个别校外导师自身素质和修养不高，定位不准，责权利不清，工作繁忙，精力不济，缺乏经验，与校内导师配合不好；个别学生不会正确处理与校外导师的关系，缺乏积极主动性等，都是双导师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双导师制作用的发挥。

三、双导师制的完善与推广

虽然双导师制实践中存在问题，但瑕不掩瑜，推广双导师制不仅有利于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也可为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等其他专业学位的教学和培养所借鉴，因此，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　推动立法，调动法律职业共同体联合育人的积极性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的职能机构，首先，应积极参与《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与法律人共同体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订和修改，呼吁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人士参与法律硕士培养作为义务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写入相关法律法规，并作为考评和奖励的一项指标。其次，应该积极协调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等法律职业协会形成一种联合培养法律硕士的有效机制，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积蓄力量。再次，要把有关文件中关于“双导师制”的规定明确为强制性规定，各培养单位必须做到至少为一名法律硕士配备一名兼职校外导师，凡达不到要求的，应相应减少下年法律硕士招生人数。为使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中真正发挥作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订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双导师指导规范或细则，供各培养单位遵照使用或参考执行。

2　严格选拔，提高校外导师的质量和水平

选拔校外导师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校外导师具备的条件。一般讲，法律硕士的校外导师应当是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一定年限，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在某一法律领域取得一定成就，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和理论素养的法律专家。不宜一味地盯着法律专家的头衔、职务等，因为有些专家由于头衔多、职位高等，自身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对法律硕士进行实际的指导，会让学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虽然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但培养单位也绝对不宜要求校外导师一定要出版专著、编写教材、主持科研项目、发表文章，因为校外导师毕竟不是也不必都是理论专家；更不能把选择校外导师作为利益交换，要求校外导师尤其是律师必须向培养单位提供一定的捐助。一旦作为利益交换，校外导师就可能被滥任，法律职业道德就有可能被玷污。其二，校外导师认定的程序。科学合理的程序有助于保证校外导师的质量。一般应按如下顺序进行选拔认定：(1)培养单位制订并在相关媒介上公布校外导师任职管理规定；(2)校外法律实务人士向培养单位提出书面申请；(3)培养单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确定合格人选；(4)培养单位与校外导师签订聘用正式协议；(5)学生与校外导师进行双向选择。有些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由各教研中心或教研室甚至教师个人自行聘请，程序混乱，缺乏严肃性，聘请的校外导师水平参差不齐，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培养，而且给培养单位造成不少管理上的麻烦。

3　提高待遇，物质与精神鼓励并重

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是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主要经费由国家拨款，对在职教师是按事业单位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管理，定编定岗定责定待遇。校外导师一

般都是兼职，不纳入培养单位的人事管理体系，无法享受导师的相应待遇。有的校外导师连正常的交通、用餐等补助都享受不了，有的甚至还要自己贴钱，从而挫伤了部分校外导师的积极性。校外导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协助培养单位开展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必然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应该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适当按劳取酬，或由培养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除此之外，许多校外导师可能更看重名分给自己带来的社会认可，培养单位应当理解他们的诉求，给他们适当的名分，如“法律硕士校外导师”、“法律硕士校外讲师”、“法律硕士校外副教授”、“法律硕士校外教授”等，让校外导师出师有名，千万不能只向校外导师索取，不给他们任何待遇。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对校外导师的考评机制，做到赏罚分明，优胜劣汰，防止个别校外导师“挂羊头卖狗肉”，沽名钓誉。

4　人尽其才，拓展校外导师指导环节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因此，校外导师应发挥优势，侧重实践，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结合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点，参与制定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实践部分设计，对研究生实践实行全程管理、服务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2)承担法律实务课程的教学，参加到法律实践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法律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法律谈判技巧、模拟法庭训练等实务课程。让学生从中获取实务理论并锻炼实务技能，把各种知识融合到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的综合素养之中，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需的素质；(3)定期对被指导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实践指导和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并适时接受和回复被指导学生的电话、电邮、短信等，也可以通过实践专题讲座、共同讨论等形式进行。较好的做法是，校外导师能够接纳其指导的学生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开展法律实践活动；(4)指导和检查被指导学生在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实践性问题，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论文的构思、成文和修改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5)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参加被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6)协助校内导师做好对被指导学生实践能力的毕业鉴定工作，对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做出评价；(7)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协助培养单位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推荐工作。

当然，校内外导师之间的默契配合，双导师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不可偏颇。校内导师应积极负责与校外导师的日常工作联系，帮助校外导师协调共同培养的相关事宜。

5　以学生为中心，合理分配校外与校内导师

就目前各培养单位反映的情况看，双导师制受到了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普遍欢迎，而且大多数培养单位都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导师。但是，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在学生选择导师阶段，往往因为导师数量、专业、职称、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学生选导师相对集中在少数甚至是某几位校外或校内导师的现象；在导师选学生阶段，因每位导师所带学生的名额限制，最后会让大部分学生失望，而被动接受培养单位为其分配的其他导师。因此，建议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受学生欢迎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其有最多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可不为其配备或少配备校外导师，但可以为其配备校内没有实践经验的年轻老师做助手；对实践经验较少或没有实践经验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纯理论专业导师，按第二级别分配学生名额，可根据情况有选择性地为其配备校外导师；对于既没有实践经验又属纯理论专业的导师，原则上可以不分配指导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如果分配名额，则一定要为其配备校外导师。此外，为确保导师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对学生进行指导，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导师，每位导师每级指导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应控制不超过5人。

参考文献：

[1]付子堂，建立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法律实务教育体系[N]，光明日报，20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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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法律职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也成为很多学生硕士阶段追求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学习目标，但是这不应是法律硕士教育的全部内涵。诊所式教学方法来源与医学临床医学的学习方法，其主要特点是让学生在模拟训练和实践中获得专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在法学教学中主要体现为法律诊所教育。诊所教育自传入中国以来，在很多高校法学本科教育中广泛开展。在一些具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法律诊所课程也成为研究生选修课程之一。相比传统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诊所式教学更能让学生有课堂主动权，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正是诊所教育具有一般教学方法无法比拟的优点，将诊所教学方法在硕士教学阶段常态化具有必要性。

2知识产权课程应用诊所式教学法的基础

（一）知识产权的课程特点及优势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知识产权除了包涵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复杂的法律制度内容之外，又兼具其他学科知识背景（管理学、经济学、文献检索技术等）、学科体系扩展更新迅速以及国际化、现代化程度高的特点。知识产权课程相比其他理论学科，应用诊所式教学方法，具有自身的优势。知识产权学科内容的发展变化与其他学科相比要快的多，其对学生其他学科知识背景的要求要更高，而法学教科书的内容一般只停留在法学领域内，而对涉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内容是甚少提及的，所以这就要求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培养如何结合案例扩展知识背景的能力。

（二）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和学生职业需求

无论是法学硕士教育，还是法律硕士教育，作为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其教育方式和教育目标上有共性。法学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和通识教育，无论是法学硕士还是法律硕士，都注重能力的培养，只是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教学上，区别于侧重理论和研究的学术型学位，法律硕士以课堂教学为主，重视案例教学，遵循培养有较强的逻辑思维与推理能力人才的要求，强调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从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来看，授课模式应该区别于侧重理论研究的法学学位，法律硕士以技能培养为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强调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法律职业对象的特殊性,法律执业活动的特殊性和法律职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要求的特殊性。法律硕士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律师或企业法律顾问等，其大部分是以诉讼律师职为业起点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应该更多的考虑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较之西方判例法国家的教学，我们现在的教科书更多是将结论性内容讲解给学生，不重视学生对法律内容的逻辑分析推理过程，这就导致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思维僵化，只知法律规定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对法律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

（三）法学本科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铺垫

诊所式法律教育自引入我国以来，在很多院校的法学本科教学中作为一门选修课广泛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评价。这为研究生开展诊所教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为诊所教学方法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占有主动地位，所以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的要求更高。而法律硕士经历了本科学历教育后，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所以可以让诊所教学模式的优势发挥更加充分。

3知识产权诊所式课程设置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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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家提出了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但还没有国家层面针对法律英语课程专门教学大纲。本科阶段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如此，研究生阶段更是缺乏可参考的统一的课程教学指导规范。在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过程中，如何针对不同类别研究生进行区分地法律英语教学以更好地完成不同的培养目标成为教学中的难题。通过近十年的不断实践、思考、研究与总结，提出可区分的不同的教学目标以目标实现方法，以期完善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的效果，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法学专业不同类别研究生教学目标的区分设定

 

一门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学生的培养目标紧密关联。目前我国法学专业硕士大致上可分为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法律硕士(包括法学与非法学)不同。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以教学、学术研究以及实务等多方面为指向，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法律硕士是以致用、实务为指向，侧重于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法律英语课程教学目标的不同与相应区分。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来说，应区分与本科生法律英语教学目标的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法律英语教学目标设定为对法律语言特点、句型、语法的了解、对英美法制度与文化的基本了解以及法学专业翻译与写作知识与技巧的初步掌握与应用。那么研究生阶段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则应设定为熟练掌握国际公约、规则以及外国国内法条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能对照联系本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用语进行较为准确地阅读理解与翻译;能够熟练查找并阅读理解本专业方向国外文章;了解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要求并能撰写学位论文英文摘要;了解各种法律文书格式并能进行基本写作等。这样既能体现了该课程从本科生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衔接过渡，又符合了对法学硕士研究生偏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法律硕士研究生来说，应注重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目标相区别。由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其教学目标也相应侧重于研究生法律英语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实务应用，其教学目标则也应偏重于实务应用，即应设定为能够熟练掌握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国际公约、规则以及外国国内法条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能对照联系本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用语进行较为准确地阅读理解与翻译;能够撰写与翻译学位论文摘要;熟练掌握各种法律文书格式具有较高水平写作能力。这样使法律硕士的教学目标更侧重与实务需求相一致，对与实务相关的法律文书写作方面的熟练程度要求比法学硕士高。

 

教学目标的居于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位置，经过区分设定的不同法律英语教学目标，会使得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环节有了依据，更加清晰明确，教学效果会更加完善。

 

二、不同类别研究生法律英语课程设置的考虑

 

研究生法律英语课程设置需要区分。硕士研究生整体上都经历了初高中以及大学阶段较为系统的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英语学习，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能力。不同的是法学硕士研究生与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还具有三到四年专科或本科的法学知识系统学习经历，对英美法等外国法有一定的了解。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在本科阶段主要修习其他专业，对法学知识了解较少，对法律英语了解更少。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地统一学时、统一开课时段合并上课。根据教学实践总结，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法律英语课程应较早开设，最好开设在研究生第一学期。这一时期，研究生比较能专心学习不受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因素的干扰，学习热情高。且随着专业课学习展开，同时开设的法律英语课程关于外国文献、案例、法条等查找、阅读与翻译技能的训练对专业领域学习与研究有很大帮助，能够达到“学中用，用中学”的效果。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由于已具备了一定的英语水平与专业知识，也应考虑在第一学期就开设法律英语课程。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则最好在第二学期开设法律英语课程，并考虑相应增加学时。因为，只有在第一学期经过专业课学习，对法学专业知识有一定掌握后再学习法律英语，才能够更好地将英语与法律知识结合，提高教学质量。而只有增加学时才能有充足的教学时间来补足本科阶段本应学习的法律英语内容，并在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提高以完成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

 

三、不同类别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实现具体环节的思考

 

教学目标是教学内容设定的依据，而教学内容又离不开教材的选择与使用。从教材情况看，专门适用于研究生的法律英语教材较少。虽然有些书籍在前言部分有提及该书适用于研究生或本科生或从业人员，但是从内容编排体例上大致相同主要是对外国法律制度的介绍，区分度不高，体现不出研究生学习与本科生学习的不同，也不能完全满足实务需求。在教学实践中，单一依靠这些教材教学，既不能涵盖全部的课堂教学内容也不能实现全部的教学目标。随着LEC考试设置，虽然出现一些针对LEC考试的综合性教材，不仅有外国法律制度介绍还增加了一些语言学内容与写作内容，但是这些书籍更适合本科生学习，并不能满足研究生尤其是不同类别研究生学习需求。因此，研究生阶段，以指定教材为主进行课堂教学并不可取，教材的使用应根据不同类别研究生灵活处理。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来说，可以教材为辅助作为课后阅读资料或翻译资料使用。而对法学研究生与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而言，并不需要专门教材，而是应根据专业研究方向不同与个体情况差异采集不同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所需资料。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课堂英语教学方法如语法分析+词汇讲解+阅读理解等，转换到范例讲解、采集资料、练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上来，学生学习由被动接受变主动参与并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学习。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应“以练习应用为主，以学为辅”。教学内容应体现为对读写译能力的侧重培养，具体包括介绍外国文献查找与收集方法，要求学生自行查找收集本专业研究所需文献;介绍外国文献阅读与摘要技巧，要求学生阅读外国文献并能够撰写摘要;锻炼学生进行汉英法条互译;介绍案例摘要技巧，要求学生撰写案例摘要并能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起诉状、答辩状等法律文书。教材为其自行收集的文献案例与教师指定的文献与案例。对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教学内容除了包括读写译内容，还要适当增加听说内容。具体为锻炼学生进行汉英法条互译;撰写案例摘要并能分析评价;介绍各种法律文书格式与特点，要求学生练习写作并最终熟练应用;增加通过外国法庭庭审与外国案件录像环节，要求学生练习撰写案件摘要，在此基础上以小组形式撰写起诉状与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并模拟法庭庭审，由法官组学生撰写判决书。其教材主要由教师根据学生练习情况予以选编。而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除了上述教学内容与手段还要增加课堂讲述内容，主要是对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英美法律制度特点、外国法律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差异等内容进行介绍以拟补学生本科阶段法学专业学习的不足。其教材应既有介绍英美法律制度与文化的出版教材也应有各种经典或及时案例等内容。

 

综上，研究生阶段的法律英语教学不应再局限于“学”，而应是强调“用”;不应再以普及教学为主而应侧重于个别指导，因人而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同类别研究生的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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