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宏观经济分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篇2

[关键词] 宏观经济 产业结构 投资 消费 非公有制经济原因

六年来,广西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从2002年以来,全区生产总值增长已连续五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10.6%、10.2%、11.8%、13.2%和13.5%，“十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6%，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以上（如图）。2005年全区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元，经济总量明显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2001年的4697元上升到2006年的10240元。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263.02亿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568.08亿元，六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9.6%、12.7%、11.8%、18.2%、17.7%和19.5%，年平均增速达16.6%，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广西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

1.三次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24.9∶36.6∶38.5调整为2006年的21.5∶39.2∶39.3,其中，第一产业比头两年下降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则提高2.6和0.8个百分点。广西2001年～2006年三次产业结构情况如下表:

第一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继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特色农业区域格局显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发展良好。一是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二是种植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三是优势产业集群区域化特征显现。农产品加快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势产业集群逐步显现。

第二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发展，2001年～2006年第二产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88%，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广西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扩大工业技改投入，加大工业园区建设扶持力度，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改制重组工业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业得到较快发展，企业克服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因素，广西工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已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同时，广西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快于轻工业。

建筑业也呈稳步增长趋势。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由2001年的145.68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86.4亿元，年平均增长0.95%。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0.94亿元增加到13.29亿元，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2.06亿元；上缴税金由6.04亿元上升到22.81亿元，平均年增长近2.8亿元。

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不断优化，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继续发展，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业和旅游业等新兴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2.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六年来，广西政府正确地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同时继续坚持投资拉动为主的方针，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积极发挥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期间广西投资的重大变化是小项目投资减少，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3.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增幅有所提高。2001年～2006年广西消费需求增长总体平稳，增幅有所提高，确保了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必要拉动，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农村消费逐渐加快，城乡增幅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消费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

4.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广西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扶持、方向上引导、法律上保护，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一是投资方面，非国有投资较快增长。二是消费方面，非公有制经济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继续扩大。三是出口方面，私营企业出口居首位。

综上所述，广西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加快；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工业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需求持续旺盛，国外需求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继续提高；宏观环境趋于宽松，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国家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扎实推进，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加快，中国――东盟博览会继续在南宁举行，“两廊一圈”合作的提出；这多重机遇将为广西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第二，当前广西正市场导向的、内在的周期性扩张因素显著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和民间投资成为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

第三，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广西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广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农业基础薄弱,抵御灾害能力不强，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竞争力不强，生产受市场需求约束加大;投融资渠道单一,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新上项目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就业、社会保障、扶贫开发任务还比较艰巨等。

参考文献:

[1]黄 铮:《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李甫春等著:《千年等一回――广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理论构想》，民族出版社，2001年

[6]韦小鸿等著：《广西沿海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7]杨道喜著:《论转轨时期的广西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

[8]章远新编著:《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加快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

[9]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广西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1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3）

[1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2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3）

[12]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3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3）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4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3）

[14]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5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3）

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 财富结构调整 金融层面 实体层面 分析预测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4-04

在固定资产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持续扩展的推动下，2007年GDP增长速度继续攀高，达到本轮经济周期的最高点。虽然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正向缺口进一步扩大，来自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进一步加强，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大幅度缓和了成本提升和需求加速的冲击，来自产出缺口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在可控区间内，中国实体经济依然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均衡的健康轨道上运行。

2007年，GDP在上半年逐季加速的基础上没有出现明显回落；CPI在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的支撑下持续走高；“双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货币政策组合式的紧缩调控效果并不明显，流动性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相并存的问题依然严重；在流动性过剩与金融进一步深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财富结构开始进行快速的调整，并推动了财富总量进一步的加速增长，使资产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开始改变，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初见端倪。

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改变“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调控模式，强化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管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在缓和外部不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使2008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向潜在GDP增长速度进行缓慢回归，在消除经济过热压力的同时，延缓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形态；在有序推动国民财富结构进一步调整的进程中，隔断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以缓和财富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07-2008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1，得到以下预测结果：

一、GDP维持高速增长势头的实体基础和必要性

中国宏观经济在2007年虽然延续了2006年增长的持续势头，但其季度波动规律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改变以往“二季度扩展、6月紧缩、下半年回落”的季度波动规律，全年各季度增长都超过11%。实际GDP与潜在GDP的正向缺口进一步扩大，从2006年的1.37%增加到2007的2.36%，增加幅度依然处于3%的可控区间，来自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低于1.5 %。这说明，虽然总体经济过热的压力已经出现，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区间健康运行，1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合理性。

第一、在本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的特点更为突出。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上一时期的投资会在下几个生产时期转变为生产资本。同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这些因素使潜在GDP和供给大幅扩张，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步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景气局面。

第二、从中国宏观经济近10年来增长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要解决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高速度增长是必须的。2000年以来，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产业部门间的联动性和均衡性开始显现，经济增长速度与部门离散系数呈现出较高的负相关关系。另外，在高增长-高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的区域结构也出现优化的趋势。投资出现了中部崛起的现象，投资比重持续呈现出“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中部地区比重上升、西部地区比重基本不变”的特点。

第三、中国就业的压力要求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就业弹性在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下滑趋势， 2007年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仅为0.053。这意味着，在维持目前的城镇失业率不超过4.5%的前提下要解决每年约0.97%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不低于9.5%。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波动性降低，增长速度处于合意区间

2007年固定投资增速出现了“名提实降”的局面。200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5.4%，实际增长速度为21.1%。从季度波动状况来看，2007年并没有出现以往“上半年提速，下半年紧缩”的波动模式，名义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25-25%区间，实际增长出现逐季轻微波动的格局。从增长速度和总量规模来看，2007年固定投资处于较为合意的区间，维持目前的固定投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是必需的。

第一、固定资产增长速度虽然高于消费增长速度，但是消费与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缺口进一步收窄，开始进入比较合意的区间。根据对世界各国在同类发展阶段的相关数据表明，经济在人均2500-6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消费增长速度缺口在8-12%发展区间是合理的。否则，无法维持高速增长，达到“起飞”的速度要求。从1978-2007年30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到，只要投资-消费增长速度差距低于6%，总体经济基本处于萧条状态。因此，在消费开始启动的阶段，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依然有保持的必要。

第二、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调整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在GDP形成中的比重，不能依靠简单降低投资的方法来实现。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降低投资增长速度的直接结果不是使内需加强，而是外部不均衡进一步扩大，消费、投资与出口的不协调关系进一步恶化。消费调整的渐进性决定了要从根本上改变内需与外需的比重，必须在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保证内需与外需均衡增长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相对价格的调整才能实现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第三、本轮经济周期中的投资效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宏观效率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同时，微观效率也出现了大幅度提升。在宏观上，1999-2007年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出现大幅度下降，从1999年的6.82下降到2007年的3.73。在中国目前工业化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该比值的下降则更说明中国投资效率的宏观革命。在微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自2001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之后，基本维持在30-40%之间高位。

第四、本轮高速的投资增长属性发生了变化。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以及生产品价格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没有带来上游产业的短缺，也没有带来全面产能过剩或下游产业供给过多的问题；从投资主体性质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来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主体主要为市场化的企业，投资来源主要集中自筹资金。

三、消费增长速度虽摆脱了“低水平”困境，但实际增长幅度并不显著

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名义总额在2006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2007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全年实际消费增长速度仅为11.7%。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预计为9.5%，与历史最高水平13.5%依然存在着很大差距。

第一、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中国消费大幅度增速缺乏收入支撑。2000-2006年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6%，但是同期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5%。从2001年-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下降了10.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从34.5上升到44.8%，上升幅度达到10.3个百分点，而生产税净额占比从14.1%上升到14.6%。这种“富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投资-消费格局的恶化。

第二、住房投资支出极大地挤压了消费支出增长的空间。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2.96%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的0.051：1上升到2006年的0.215：1。由于房价加速性的上涨，估计2008-2009年房价的进一步提高将使这两项指标进一步提高，这对于2008年实际消费支出的提升有极大的制约。

第三、大量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费用支出的提高，对于消费提速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2001年到2006年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1998年之后市场化改革使这些服务的支付由居民进行支付。这些服务支出的比重在2000-2006年期间达到32.1%，且逐年提高。这大大挤压了居民对于其他消费的支付。

四、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均衡的实体经济基础上，中国经济近期爆发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从2007年以来，我国CPI处于逐季加速的状态，从1月份的2.2%增长到10月的6.5%，全年预计CPI增幅达到4.5%；零售价格指数（RPI）从1月的1.8%增长到10月的5.1%，而原材料价格指数和生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发展模式。

第一、结构性价格上涨在本质上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它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要点，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农产品、原材料以及能源的价格上涨，核心原因在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补偿性价格的上涨以及改革导致的价格约束的释放。因此，本轮结构性价格上涨一方面是高速经济增长中经济结构自动调整的产物，也是进一步结构调整的动力，中国经济从根本上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相对价格调整。

第二、结构性价格攀升的现象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国内农产品供求的紧张关系将在一定时期难以缓解。由于国际粮食库存处于历史最低点，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依然较大，食品类价格攀升的国际压力将持续存在。能源价格改革、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以及国内外能源价格差异等因素决定了能源价格攀升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将使劳动力成本加速提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攀升等因素决定了土地价格的上升以及居住类价格的变化。节能减排等战略任务的持续推进将大幅度提高能源密集产业和污染型产业的生产成本。

第三、本轮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和补偿性特征决定了中国短期不会出现全面物价水平的攀升和通货膨胀。如果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次序、速度以及规模没有很好的控制，流动性持续偏高和货币缺口持续扩大很可能导致结构性价格上升向全面通货膨胀转变。因此，在短期内应当利用行业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措施，控制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力度，并“对冲”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社会冲击。在中期依然应当对货币缺口进行控制，在积极引导总量过剩流动性的基础上，防止过剩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过度转移。

五、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战略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宜过度收缩贸易顺差增速

2007年上半年，“双顺差”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在经常项目大幅度增长并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也出现了巨幅增长，上半年达到902亿美元。估计2007年全年，进出口总值为2174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出口12173.7亿美元，同比增长25.6%；进口9575.5亿美元，增长21.0%；贸易顺差2598.2亿美元，同比增长46.4%；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500亿美元，同比增长幅度15倍。

第一、进出口异样波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证券投资逆差大幅度下降，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大规模逆转，这些现象说明我国面临的投机资本流入的压力日益加大，加大投机资本的监控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越来越显得重要。

第二、在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出口增加值率以及出口企业利润的大幅度提升说明了中国出口具有强烈的自主性，而不是国内产能过剩的被动产物，在内部不均衡与外部不均衡的互动进程中，中国经济外部不均衡的外生性主导作用日益凸现，以“调内为主，调外为辅”的政策导向日渐式微。

第三、外部不平衡与经济高速增长在较长时期内的共存，要求我们对非均衡发展模式进行重新认识，世界经济失衡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生飞跃的契机，具有战略性的价值。简单追求发展的均衡、简单出台政策大幅度的削减贸易顺差可能延误中国经济的腾飞。

第四、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引起中国贸易的小幅回落，而美元的持续走低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自我均衡调整机制已经开始，中国贸易政策的中期定位应当相机决策。

六、财富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结构的迅速调整，推动了中国宏观经济在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的进一步分离

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财富积累，在外部经济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财富结构开始进行快速的调整，财富结构的快速调整进一步推动了资产价格和财富总量的加速增长，资产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并开始改变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初见端倪。中国宏观经济在金融层面与实体层面进一步分离的进程中不仅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也出现了全新的动荡因素。

（一）财富总量和结构快速变化的原因

第一、中国非均衡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国民对外债权的快速积累是财富结构变化的引擎。

在固定汇率和结汇制度的作用下，外汇储备资产的大量积累就意味着，国民通过外币资产转化的本国货币资产没有相应的本国实物资产与它匹配。货币资产出现过剩，即目前面临的流动性过剩。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在本质上是国民延迟的消费。因此，在国民的跨期决策中不会自动转化为消费而流向消费品市场，进而引起通常意义的通货膨胀。在实物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供给存在的前提下，这些由外币资产转化而来的货币资产要么向实物资产转化，要么向其他金融资产的转化，从而出现大规模的资产结构的调整。

第二、中国国民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同时提高跨期资源配置的效率，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

过去几年中，我国非银行融资渠道得到全面发展。1）居民在流动性过剩、利率过度低下以及储蓄风险过于集中等因素的推动下，开始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一是将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之上；二是在证券市场高收益的驱动下，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近期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2）企业在融资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驱动下改变传统的融资渠道，开始大量利用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3）金融企业为了转移和综合金融风险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使大量衍生金融产品出现。

这些力量直接引起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和实物资产结构的大变动。1）房地产资产比重提高。2）信贷资产相对规模开始下降，“脱媒”现象开始发生。信贷资产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3）股票市值在波动中大幅度上升，股票市值/GDP的比例也呈现出大幅度波动的态势。4）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较大幅度上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占GDP的比例显著上升。

（二）财富结构快速调整的影响

第一、财富形式的金融化导致大量货币资产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推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化，M2和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呈现加速上涨趋势，货币缺口与CPI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1991-2006年，中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是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110.0%上升到2006年的172.4%。货币增长快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象可以称之为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引起这种现象核心原因是金融资产的相互抵押和相互转化，加速了金融资源的流动和货币乘数的巨大变化。这使得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间形成的货币缺口并不直接表现为实体领域的通货膨胀，货币流通速度的急剧变化使得传统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失去了操作基础。

第二、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使宏观经济的资金运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对利率变化将更加敏感，金融机构资产的市场价值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利率风险暴露，实际利率调控在宏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日益显示。

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将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产生巨大冲击。贷款在资金运用中的比例逐步下降，有价证券和外汇占款的比重不断攀升。金融机构持有的有价证券占资金运用比例的上升主要体现在股票类资产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价格的变化上，导致金融机构资产的价值变化将更多地取决于有价证券价值和外汇占款价值的变化，而这两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对利率变化是高度敏感的。这也决定了利率调控在货币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在消费信贷创新的作用下，不动产的加速累计改变了利率与中国固定资产的关系，导致利率调节效果在房地产业和非房地产业发生分化，增加利率调控的难度。

由于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居民房地产信贷规模日益扩大，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明显增强，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利率变化相当敏感。2001-2006年期间滞后12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对真实利率的变化具有敏感性。中长期信贷利率与住房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弹性系数为-0.796。这一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利率弹性，这是因为房地产企业存在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因此，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会明显降低城镇住房投资，而对其他产业投资的影响则不明显。利率调整对于房地产行业与非房地产行业的效果将发生明显的分化。

第四、财富结构的快速调整使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在宏观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财富的相互转化和相互融合使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开始显现，并进一步推动资产价值的重估、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与财富的加速膨胀。这些变化使居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和企业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基本变化，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革命已经爆发。

首先，财富结构变化改变了传统的各资产市场之间的“跷跷板关系”，市场与市场在“财富-投资效应”和“相互估值与定价效应”下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机制。2005年之前，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开始出现熊市；在股票市场出现牛市时，房地产市场就会衰退。中房指数上海综指从1995-1999年从922点下滑到692点，而上证指数1996-2001年则从400多点上升到2200点；而在上证指数2001-2005年下跌到998点的同时，上海房地产2000-2004年平均每年上涨14.8%。但是2005年以后股市与房市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房市与股市相互推动。

其次，财富结构变化带动市场主体的行为发生巨大变化。居民在分散风险、投资获利与投机心理的驱动下，改变以往保守的投资行为，开始大规模进入证券和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企业投资收益大幅度上升，企业盈利模式全面转向资本运作和资本价值的增值之上。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开始引领进一步的流动性向房地产和各种金融资产流入，使资金在金融领域与房地产领域快速自我循环。房价和金融资产价格开始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经济泡沫开始出现，宏观经济开始了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分离中运行，宏观经济风险和调控的难度也日益加大。。

第五、财富的快速累计使财富效应开始显现，使利率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联加强。

利率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对利率不敏感，原因在于利率对中国消费影响的传统传递途径主要集中在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变化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但是，我们对近两年以来的城镇居民消费与利率和股票市值变动（财富变化）之间关系得考察发现，股票市场财富变化对城镇居民实际消费的影响有实质性的变化，股票财富的上升开始影响居民的消费。

七、政策建议

（一）随着实际GDP与潜在GDP的正向产出缺口的扩大，来自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进一步增加，但由于产出缺口及其带来的通胀压力并没有超过可控范围，宏观经济在总体上应当继续采取中性定位、偏紧操作、组合实施的策略，以推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进行自我均衡化的结构调整。

1、重视投资增速对中国宏观经济实施“软着陆”的宏观价值。在不对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速产生全面紧缩效应的前提下，通过利率政策、要素价格改革、环保政策以及节能指标等途径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2、改变“以再分配调节为主”的政策导向，将初次分配格局调整与再分配结构调整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通过工资、财产收益分红和其他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加速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机制的调整；通过社保体系的加速建设、支农政策的进一步推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提高、公益供给的提高以及新型政府住房补贴等手段，推动居民收入的增长和补偿性消费的提高。

3、对于目前的价格上涨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应当采取财政补贴、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等措施进行分类治理，而不宜采取全面的紧缩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应当在恰当安排各种要素价格改革次序的基础上，降低结构性价格上涨向全面物价上涨转化的风险。

4、中国非均衡增长所具有的战略性意义决定了我国不宜过度收缩贸易顺差增速，在保持出口增速的同时，调整进口政策，促进进口增速的提高，以缓和“双顺差”对实体经济结构和货币供应带来的外生冲击。

5、高度重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密切关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自我均衡调整机制的启动，中国贸易政策的中期定位应当相机决策。

（二）改变以往“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调控模式，强化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管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为消除经济过热压力、延缓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形态创造条件。

1、在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异变的环境中，改变传统的货币供应总量目标导向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确定真实利率目标导向的货币政策定位，通过适当加息与升值的组合消除过热压力，走出“资产收益虚高与升值的不良循环”。

2、改变以往“数量为主，价格为辅”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模式，重视名义利率调整的滞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根据实际利率的变化，优化利率调整的时机。

3、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中，本币对内过度贬值的福利成本显然高于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成本，适度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有利于突破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

4、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环境中，一方面应对进一步减少财政投资的力度，防止财政的顺周期操作；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大支出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充裕的条件加速社保体系得建设、加大公益的投资、提高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通过特别国债的发行、各种进出口关税和补贴的调整等手段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扩大空间。

5、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监控，防止投机资本通过假贸易、假投资以及地下结汇系统进入。

（三）充分重视财富结构快速调整的宏观影响，理清由此导致的中国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革命所蕴含的发展契机和整体风险，在有序推动国民财富结构进一步调整的进程中，通过各种方法来隔断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以缓和财富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

1、财富结构的快速调整改变了货币循环的方式和货币政策中利率工具的效率及其传递机制。国家必须根据财富结构变化的进程，适当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

2、在规范投资行为模式、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积极推动股票市场的再融资与扩容，增加收益率适中的新金融资产，提高金融产品的多元化，以减少财富结构调整中供给短缺带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3、积极进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在落实前期各项调控政策的基础上，严控土地价格的暴涨与相应的投机行为，严格股权质押、房产抵押以及其他房地产与金融资产相互转化、相互估价、资金自我循环的各种通道，防止资产价格自我强化机制的形成。

（四）有步骤地进行要素价格改革和本币升值是中国中期调控的必然选择。需要对不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次序、力度以及规模进行统筹安排，同时，根据货币政策以及世界形势的需要加大汇率调整的力度。

1、由于工资上涨对于未来结构性物价上涨是否转化为全局性通货膨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劳动工资形成机制不宜再短期全面展开。

2、本币升值不仅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替代的关系，也与关税以及各种补贴存在着替代的关系。人民币应当在实际汇率缓慢升值的前提下，以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的调整为辅助，进行名义汇率的调控。短期内贸易政策调控与货币政策调控都不宜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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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政策如下

两次可参考的“内紧外松”。

中美货币政策发生过三段背离：1991年4月到1992年9月，2007年9月到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考虑到90年代初我国的对外项目并没有充分开放，后两段政策背离对我们参考意义更大，这两段时期都是内紧外松。这两个案例的启示是，内紧外松会引发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压力。可以推断，一旦“内松外紧”，将引起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因顾忌美国的第二次加息，国内货币政策宽松延后。但一旦出现“内松外紧”的背离时，将增加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

国内债市走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取向，长期视角看多。

从历史经验看，国内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取向对债市影响更大。虽然近期美国加息预期短期制约国内货币宽松进程，从而间接影响了债市，但债市走向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利率在长期是内生于经济形势的，货币政策则是根据经济形势而调整的。2016年5-8月基于通胀回落预期，我们看多债市，为投资者抓住了全年最大的一波行情。近期房地产调控之后，随着经济通胀再度进入下行通道，货币政策有重启宽松需求。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货币政策应以内部目标为主，未来将通过汇率贬值和加强资本管制的方式(不可能三角)，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考虑到短期控房价、去杠杆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货币政策暂时中性。2017年1-2季度，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国内经济通胀回落，货币政策可能再度宽松。因此，我们在国庆期间判断，房地产调控利好债市，经济通胀下行预期、理财监管推迟和银行收缩房贷后的配置需求，国庆后债市如约走强，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探至2.65%的新低。

国内货币政策若再放松，对股市利好，前提条件是：汇率贬值不会引发资本流出失控。

货币贬值并不可怕，怕的是资本流出失控。今年英镑闪贬，英国股市是涨的。2014年俄罗斯卢布暴贬，房价是涨的。1997年泰国死守汇率，资本出逃，最终汇率失守，股市房市崩盘。中国2015年8月、2016年1月和2016年5-8月的前3波贬值对金融市场影响差别很大，前两波贬值均对应了A股闪崩，但是第三波贬值债市是涨的、A股也走出一波吃饭行情，金融市场对前3波汇率贬值的反应模式完全不同，可能跟央行加强资本管制有关。前2波贬值期间，每月资本流出1千亿美元，而第三波贬值资本流出大幅放缓。如果央行能够通过干预资本流出进而阻断汇率贬值对金融市场影响的渠道，国庆后开启的第四波汇率贬值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整体可控。

“内松外紧”黄金有交易价值。

如果未来中美背离“内松外紧”，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长期实际利率走升(机会成本上升)，这将压制黄金。但是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黄金有交易价值，比如2016年上半年市场下调美联储加息预期，引发美元指数从100回调到92，黄金走出一波行情。

 

2017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政策相关文章：

1.2017中国宏观经济政策7大变化

2.2017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2017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3.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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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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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