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态势精选(十四篇)

篇1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dominatingtraitsofmacro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ntheyear2004andthefirstseasonof2005.Then,itplaysimportanceonthestrengtheningonthemarketincreasebydeepeningreformation.Lastly,itdemonstrateshowtoregulationeconomybythegovernmentfromthree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市场销售经济结构

Keywords:Macroeconomicregulationmarketingeconomic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5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7.6%，增速比上年低1.5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30%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2%，增速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35573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8377亿元，增长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44840亿元，增长12.5%；餐饮业零售额7486亿元，增长21.6%；其他行业零售额1624亿元，增长1.5%。

5).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2.7和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是1996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31355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90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5022亿元，增长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12616亿元，增长13.6%；餐饮业2063亿元，增长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998亿元，同比增长22.8%，比去年同期回落2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9037亿元，增长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62亿元，增长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324亿元，增长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同比增长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

3).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2952亿美元，同比增长23.1%，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其中进口1393.1亿美元，增长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23.8个百分点；出口1558.9亿美元，增长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165.8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4415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0.5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16.3%；轻工业增长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13.0%、9.1%和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57.5%、23.9%和34.1%。汽车生产增长1.6%，其中轿车下降2.8%。

5).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6.1%，居住价格上涨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1%。

6).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5.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9.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7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MO)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存款余额为26.9万亿元，增长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7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汪祥春.宏观调控与价格机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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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势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北非政局动荡、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反观国内，宏观调控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多数城市房价依旧上涨……

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

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

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

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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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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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由“回升向好”转为“稳定增长”

近两年多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我国经济运行已由增速大幅下滑转向总体回升向好，又进一步转向新一轮的稳定增长阶段。所谓稳定增长阶段，是指经济运行处于既不偏热也不偏冷的适度增长区间。当前，我们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稳定增长”不是自动实现的。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不是自动实现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其延续也不是自动实现的。这些都与正确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有关。为了尽可能长地延续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在宏观调控中就要确定和把握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不宜定得太高，以利于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放到促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上来。如果经济增速过高，将会产生“四高”的压力，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的压力，将会破坏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各种均衡关系，不利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同时，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也不宜定得太低，以利于保证社会就业、有效利用现有产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不断改善民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和维护社会稳定，并有利于应对目前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如果经济增速过低，将会给人民生活、企业经营、社会发展等带来一系列困难。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看，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8％左右是比较适宜的，这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且留有一定余地的预期目标。

第二，“稳定增长”并不意味着没有波动。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会有波动。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平抑经济过大的波动，防止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这就需要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时机、节奏、重点和力度。而经济增速在一定幅度内的波动是正常的、合理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速8％是―个底线，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有可能会超过这一底线，但这个“超过”应有一定的上限约束。从我国以往的经验教训看，经济增速的上限不宜冲出10％，经济增长在8％至10％22间轻微波动、平缓起伏，属正常状态。这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含义是：就年度或季度看，当实际经济增速高于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速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速处于8％至10％的区间时，可实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稳定增长”并不要求各地区以同一速度增长。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化“危”为“机”，抓住机遇，都相应调整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具体措施和经济结构，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各地区原有基础和初始条件不同，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也不同，因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照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要求，合理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切不可盲目追求高速度和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特别是要坚决防止借“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盲目大干快上，防止借领导班子换届之机大搞“政绩工程”。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我们，经济增长率的“大起”必然导致“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在于“大起”。2011年，从全国看，在经济增速的跟踪和把握上，宏观调控主要应防止经济增长偏离正常轨道，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平稳转向过热。

二、宏观调控侧重点的变化：由“保增长”转为“稳物价”

前两年，在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趋势和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放在了“保增长”上。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样，“稳物价”即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

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从1月份上涨1.5％到11月份上涨5.1‰物价问题直接涉及千家万户，群众对于物价上涨感受灵敏、反应强烈，我们要正确估计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度。一来，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生活水平；二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推进，一般居民家庭多少都有了一些预防性储蓄，即备用于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失业等预防性支出的储蓄。而一旦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居民储蓄将缩水，家庭资产将蒸发，这将严重影响群众的情绪，影响群众未来生活的安定，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外乎五大类，即供给面的成本推动和供给不足因素、需求面的需求拉动因素、国际上的通胀输入因素、市场上的投机炒作和监管不力因素、人们心理上的通胀预期因素。前三类是基本性因素，后两类是增强性因素。这次物价上涨，从供给面看，成本推动因素比较广泛，主要包括6种成本的上升，即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运输等流通成本、资源环境成本、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均有上升和传导作用；加之全国从南到北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特别影响到一些品种的农产品供给。从需求面看，主要拉动因素是货币信贷超常增长，其存量规模较大，对物价上涨的压力要逐步释放。这是近两年多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为迅速遏制经济下滑和有力拉动经济回升所不可避免的一些副作用。从国际上看，主要通胀输入因素有：全球流动性泛滥、境外热钱流入、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世界自然灾害导致国际农产品供给紧张和价格上扬等。从市场管理因素看，一些社会游资乘机囤积居奇、恶意炒作、哄抬物价，而市场监管有所疏忽。从心理因素看，社会各方面逐步形成了―定的通胀预期。

稳定价格总水平的24字原则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综合施策、重点治理，保障民生、稳定预期。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把市场价格稳住；同时，考虑到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中有些如成本推动因素等可能会长期起作用，所以要把采取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综合施策、重点治理，就是要打好“组合拳”：针对供给面的因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合理利益，保障主要农产品和重要农用生产资料的供给，完善储备制度，合理降低运输等流通成本；针对需求面的因素，有效管理流动性，控制物价上涨最基础性的货币条件；针对国际上的通胀输入因素，密切跟踪和防控境外热钱流入，搞好重要农产品和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调节，增强国家储备的吞吐调控能力；针对市场管理因素，把维护市场正常经营活动与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相结合，以经济

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重点打击串通涨价、变相涨价、囤积炒作等不法行为；对于政府所管价格特别是上游资源性产品价格，要把握好调整的时机、节奏和力度。保障民生、稳定预期，就是要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完善补贴制度，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等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同时，针对通胀预期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澄清各种不实报道，客观分析物价变动趋势，稳定各方面的价格预期。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价格预期比稳定现期价格更为重要。

应当看到，目前也存在一些阻止物价上涨的因素。首先，粮食总量供求基本平衡。2004至2010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7年增长，为稳定整个物价提供了基础。其次，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仍然供大于求。这表现在当前的物价结构上，就是交通和通信类价格、衣着类价格仍处于下降中，家庭设备用品类价格也只有轻微的上涨。再次，经济增速并没有过热。从我国以往物价变动的一般规律看，物价的过高上涨主要与经济增速的过高、过快上升密切相关。而此次物价上涨，经济增速并没有过高、过快上升。历史经验表明，只要经济增长不出现全局性过热，社会总需求不出现全面膨胀，物价上涨就好控制。防止经济增长由平稳转向过热，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稳增长”与“稳物价”是相辅相成的。综合考虑以上推动物价上涨和阻止物价上涨的各方面因素，特别是当前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度，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涨幅控制在496左右是比较适宜的。

三、宏观调控的变化：由“积极、宽松”转为“积极、稳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政策。前两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实施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因而，宏观调控两大主要政策的导向和搭配有了调整，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则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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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ses dominating traits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year 2004 and the first season of 2005.Then, it plays importance on the strengthening on the market increase by deepening reformation. Lastly, it demonstrates how to regulation economy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ree 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   调控     市场销售   经济结构

Keyword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marketing         economic 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 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 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1154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7%。其中，出口 5934 亿美元，增长 35.4%；进口 5614 亿美元，增长 36%。贸易顺差 320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65 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0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27.6%，增速比上年低 1.5 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 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 30% 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39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0.2%，增速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35573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18377 亿元，增长 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 44840 亿元，增长 12.5%；餐饮业零售额 7486 亿元，增长 21.6%；其他行业零售额 1624 亿元，增长 1.5%。

    5). 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 2.7 和 2.9 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1.4%，是 1996 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 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 31355 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 0.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 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12 亿元，同比增长 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9%，比去年同期加快 2.7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90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 5022 亿元，增长 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 12616 亿元，增长 13.6%；餐饮业 2063 亿元，增长 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998 亿元，同比增长 22.8%，比去年同期回落 2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9037 亿元，增长 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1962 亿元，增长 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2324 亿元，增长 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 2 个百分点。

3). 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 29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增幅回落 15.1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1393.1 亿美元，增长 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23.8 个百分点；出口 1558.9 亿美元，增长 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 165.8 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4415 亿元，同比增长 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 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 16.3%；轻工业增长 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 13.0%、9.1% 和 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 57.5%、23.9% 和 34.1%。汽车生产增长 1.6%，其中轿车下降 2.8%。

5). 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 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 1.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2.5%，农村上涨 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 6.1%，居住价格上涨 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 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0.1%。

6). 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2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5.1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0.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为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10.2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3.7 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 (MO) 为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存款余额为 26.9 万亿元，增长 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 70% 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 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篇7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北京100732；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100142）

摘要：2015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但复苏的逻辑主线逐步清晰。发达国家在新一轮再工业化、再全球化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可能加剧全球经济再失衡的风险，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运行也进入新常态，表现出一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加速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迎接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是克服全球经济再失衡的压力与困难的重要决策。

关键词 ：财政政策；全球经济；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7-0078-08

收稿日期：2015 -05 -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10AZD020）；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项目“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

作者简介：闫坤（1964 -），女，辽宁大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财政理论研究。E-mail： yankun@cass．org．cn

2015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但复苏的逻辑主线逐步清晰，至少对于主要经济体而言，国内结构改革的方向、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和全球经济治理战略已基本达成共识，复杂经济表象下的运行秩序正在得以恢复。也许各国经济还是震荡的、无序的，但震荡之中已经具备了协同的特征，随着主导国家目标前景和驱动力量的不断明朗，各国复苏路径开始趋于收敛，国际投资、金融和贸易规则的权威性正在提升，经济运行的合力正在形成。因此，如果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和影响，预计2015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将转入复苏的轨道，同时伴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简政放权为特征，放手壮大市场力量；以垄断行业改革为抓手，大力鼓励公平竞争和转型升级；以创新驱动为载体，提升经济结构、效率和分工地位，支持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平衡复苏进程中形成赶超型力量。

一、发达国家复苏信号增强，全球经济再失衡态势初显

2015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仍然表现为明显的不同步，美国经济已经步人潜在经济增长区间，而欧盟和日本则仍然受到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和宏观政策的压力与挑战而踯躅不前。但各国经济运行中的亮点不断增多，积极因素的作用也有所放大，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密切，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前景不断明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中国以外，发达国家有可能先于发展中国家走向复苏进程，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在强化这一特点，加之“正向供给冲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形成利益再分配，全球经济再失衡态势已初步显现。发展中国家需引起警惕，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直面国际市场的竞争，抓住经济复苏期的重大机遇。

（一）美国经济：从再工业化到再全球化

2015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仍在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上运行，各类经济指标保持平稳，市场效率和企业创新等指标保持在较高水平，国内要素的边际产出率逐步下降，经济初步进入“稳态”区间，再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果进入平稳期。为提升美国经济的边际产出效率，扩大再工业化的经济驱动效应，美国将进入到技术外溢、模式外溢和产业外溢阶段，亟需推进全球经贸格局和机制调整，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到新的关键时期，国际经济组织、多边经贸规则、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等领域的调整与改革将渐次起步，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在扣除2014年同期-2.1%的增速后，实际增速仅为0.2%，虽属正常但仍弱于市场预期。剔除油价和其他附属因素影响后的核心CPI达到1.8%，低于美联储2%的警戒线，处于温和通货膨胀水平。3月末美国失业率为5.5%，进入到充分就业区间，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进入到敏感期。从结构来看，美国的经济指标也表现出上升期的特征。受数据公布时间的影响，现在还无从获得美国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数据，预计美国私人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维持在2.5%左右，工商业投资（设备+厂房和商业用房）、住宅和知识产权的投资比例约为50：25：25，实体经济的产出增长空间明显。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虽有波动，但总体上仍处于98以上的高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更是上升到101.3，预计私人消费增速将超过4.5%。美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贸易赤字有所下降，2015年前两个月，贸易总额达到8291亿美元，但贸易逆差仅为1136亿美元。美国主要市场的形势也保持在较好水平。美国国债仍是全球最安全、最普遍的投资对象之一，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仍保持下降趋势。美国货币供应量保持平稳．3月末M2为119264亿美元，第一季度M2的增量为2067亿美元，同比增速为6.1%，储蓄率为5.8%，保持在历史较高水平。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1月美国新房销售达到50万套，2月则达到53.9万套，大大超过市场预期。作为美国经济复苏的主推动力，美国工业表现平常，但基本保持在正常的高位运行，强势美元和油价波动影响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

美国再工业化的影响目前已经从企业层面扩展到产业层面，从效率导向转向结构导向，并开始深人影响美国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形态和商业经营模式，为全球制造业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路径做出了重要探索。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是“分布式布局+智能化组织+模块化生产+多样化供给”；一是分布式布局，即改变原有工业生产“中心一外围”和产业链型的布局方式，每个企业（生产单元）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开展生产，形成产品在形态、式样、质量和功能上的差异，并将产品和生产设计接人互联网，以降低商品的搜寻成本和后端产业链的组织成本。二是智能化组织，在高效市场机制的支持下，市场配置的不再是无差异的资源和标准化的中间产品（零部件），而是形态功能各异的产品。三是模块化生产，上一环节个性节和多样化以后，下一环节无法通过大规模生产提升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而必须采取模块化的方式来包容差异化、增强便利化和形成多样化。四是多样化供给，在模块化生产的支持下，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较低成本的多样化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并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将多样化的商品进行高效配置，进而在多个“小众”市场实现规模与收益对“大众”市场的赶超。这种再工业化模式具备结构创新、模式创新和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特征，具有进一步提升效率和收益的重要空间。

从目前来看，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在不断深化中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再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开始从企业和产业链外溢到整个国民经济。当前美国再工业进程进入调整期和平稳期。如2015年3月工业生产环比下降0.6%，制造业扩张速度明显下降，处于201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美国要强化再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提升再工业化的效率和收益，有必要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结构外溢、技术外溢和市场外溢。即美国再工业化将启动2.0阶段，从美国国内的产业化转向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模式创新，进而形成与产业化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和新格局，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在接受辐射和外溢的同时，主动施加影响，使中国的利益和意愿能够得到体现和尊重。

从再工业化到再全球化，美国政府和企业需在以下领域实现突破：一是要素和资源领域，需要有更加丰富的资源供给和更加充裕的要素保障，推进资本国际间流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全球化布局。二是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统一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简化知识产权国际注册的手续，实现知识产权的全球性保护。三是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平台和信息管理体系建设，从而为中间企业自主性生产提供支持，并扩大下游企业的信息搜寻范围。四是加强国际商品流通体系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协作、多边规则和区域经济合作等，用贸易自由化为产业全球化铺路。五是加强企业全球生产布局，以要素和资源为导向，以创新和结构提升为主要着力点，推进美国企业在全球经济贸易合作的关键区域和节点开展投资活动，利用东道国的要素和资源优势进一步降低成本，形成以企业自主性生产和差异化商品配置为特征的全球产业链，如图1所示。

美国再工业化到再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是外部市场效率和交易成本的控制。因此，美国再全球化的战略重点将基于以下原则展开：一是简化多边注册和统一保护标准趋同的新一轮知识产权合作。二是以非关税壁垒和贸易管制措施为重点的多边贸易合作。三是立足于东道国的要素和资源实现自主性研发生产，以及面向国际市场的投资合作。四是推进国际互联网在更广阔领域内覆盖，以及坚持开放性和打破信息壁垒的国际信息合作。五是以扁平化、自由化和自主化为特征的新型国际产业链，以及打破“微笑曲线”的新型国际价值链。

（二）欧盟和日本：竞争和转型中的经济复苏

进入2015年以来，欧盟和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亮点不断增多，各项指标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向复苏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的调整以及欧盟和日本等国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预计2015年下半年，欧盟和日本的经济都将探底企稳，逐步进入到经济上升期和复苏期。

欧洲央行在年初赢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诉讼，为欧洲版QE扫清了政策障碍。2015年第一季度，在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下降的有利环境下，在欧洲央行更加宽松和灵活的货币政策支持下，欧盟主要国家的经济运行取得较好成绩。3月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达到103.9，超过市场预计的103.1。投资者信心指数持续保持增势，3月末达到20，为200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保持较快增长，增速超过3%，为整体经济复苏在需求面上提供了重要支撑。

日本经济逐渐克服消费税政策的冲击和“第三支箭”未能有效落地的影响，经济呈现复苏势头。2015年2月受到日本企业利润增加和产出增加的影响，日本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3.5%，失业人数仅为230万人，是发达经济体中就业表现最好的国家。核心CPI实现2%的增长，基本符合日本经济政策的调控方向，实现连续21个月的正增长。贸易环境持续改善，实现贸易顺差1.4万亿日元，是2011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外投资保持增长，对外投资收益总额大幅增长，达到1.9万亿日元，增速达到27.5%。当然，日本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隐忧，如日本家庭消费支出仍在减少，2月为26.6万日元，同比减少2.9%，已连续减少11个月。

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转向再全球化，美国制造业与欧盟、日本制造业激烈竞争的局面将有所缓解，甚至在再全球化部分措施的推动下，可以实现相互促进。如美国再工业化对信息化的促进和市场差异化配置能力的强化，给欧盟和日本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小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市场也可以直接配置中小企业的商品和服务，摆脱了对大企业订单的依赖，也摆脱了对大企业技术和标准的束缚，激活了中小企业的活力，给中小企业提供了产品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控制力量，避免了中小企业的过度价格竞争。再如美国分布式布局理念也将改变原有垂直型产业链和“微笑型”价值链的局面，参与企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专业化，整个产业组织模式从多层次分工转向相对平行的专业化生产，国际产业链呈现扁平化特征。同时参与企业都具有一定程度差异化的垄断性，也相应地拥有必要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和市场力量，每个生产节点都成为大“微笑曲线”上的小曲线，价值链也得到更加均衡的分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产业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可以更早地适应这种调整和转变，从而使其产业竞争和经济发展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三）再失衡：发达国家从借入“缺口储蓄”到借人“储蓄缺口”

在美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带动下，以制造业为龙头，欧盟和日本等国通过市场形态、产业布局、企业组织和生产工序的变革，抓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有利时机，有效对接再工业化和再全球化的机遇，实现效率提升、技术革新和产品创新。企业利润明显增加，就业状况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国内消费规模日益扩张，企业投资意愿被显著激活，金融市场效率也得到较好恢复，尽管有欧洲央行QE和日本央行QQE（质化和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的支持，但在去杠杆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资本供给仍然难以满足投资需求，利用较高投资收益率从发展中国家吸引投资，引致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转移成为全球经济再失衡的重要表现。

从2015年第一季度各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毛利润率来看，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基本保持在30%以上，而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则在15%左右，发达国家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承担财务费用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存在外流压力，以获取发达国家较高的投资收益，世界范围内的“储蓄缺口”和“投资缺口”再度形成。

相较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再失衡表现出两类典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从借入“缺口储蓄”到借人“储蓄缺口”。所谓“缺口储蓄”是指国民收入在满足国民消费后，剩余的储蓄部分难以满足正常条件下企业和政府投融资需要，差额部分（即缺口）需要从国外借人；而“储蓄缺口”则是指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投资也保持活跃，通过对国内储蓄实施收益激励后，仍不能满足需要，其缺口部分由国外借入储蓄予以满足的情况。当前借入“储蓄缺口”的主动性更强，需求规模更大，对发展中国家内部投资挤占效应更加突出。如果说借人“缺口储蓄”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剩余储蓄前提下的一种资源再配置，那么借人“储蓄缺口”则是基于发达国家“投资缺口”，具有明显的初次分配特征——“储蓄”成为全球性的资源配置，价高者得。二是储蓄的来源从贸易盈余转向投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恶化。在危机前的失衡阶段，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强劲，且本国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错位，形成大量进口需求；而发展中国家则加大产出，通过出口满足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同时，形成大量贸易收益。该贸易收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借给发达国家弥补“投资缺口”的重要储蓄来源，具有循环性、互补性和互利性的特征。而再失衡条件下的“投资缺口”则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产出能力的扩张和产出效率的提升，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高效市场机制来满足国内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贸易外溢的收益大幅度减少，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需求持续不振，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回报率降低，消费需求也有所回落，从而被迫产生储蓄盈余。这种条件下储蓄的借出和借入不具有循环性，将逐渐抬升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成本，降低企业活力，影响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发生系统风险。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局面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发展方式初步转向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企业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但受到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的影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有所凸显，并表现在部分关键经济指标上。

（一）GDP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与收入形势保持平稳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GDP达到1406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但7.0%的增速与全年的控制目标基本一致，总体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之内。物价形势总体保持稳定，CPI同比上涨1.2%，暂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风险。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87兀，同比名义增长9.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

（二）“三驾马车”结构保持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居首位

2015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775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5%。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进入到实施层面，政策效果将在第二季度逐步显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7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网络购物依然是消费活动最活跃的部分，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7607亿元，同比增长41.3%。进出口总额55433亿元，同比下降6.0%。贸易顺差7553亿元，贸易顺差的规模再创新高。

（三）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

从产业结构来看，2015年第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7770亿元，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60292亿元，同比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72605亿元，同比增长7.9%。第三产业占比高达51.6%，在反映经济结构改善的同时，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也是导致第三产业占比快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仅增长6.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从居民收入结构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2.6．比上年同期缩小不到0.1。房地产行业是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性产业。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665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27892亿元，同比下降2.9%，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增大。工业企业经营困难是需要关注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2015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52亿元，同比下降4.2%。

（四）货币信贷平稳增长，社会融资结构急需调整

2015年第一季度，活期存款的增长有所波动。M2余额1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1.6%；Ml余额3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MO余额6.2万亿元，同比增长6.2%。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85.9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124.9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达到4.6万亿元，同比减少8949亿元。其中，信托贷款占比大幅度下降，易导致信托行业的运行存在较大风险，2015年应适度推动信托融资的发展，使管理水平良好的信托产品能够获得正常展期。

（五）财政运行进入新常态，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2015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407亿元，同比增长3.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719亿元，同比下降33.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815亿元，同比增长7.8%；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564亿元，同比下降24.5%。随着国民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财政运行也表现出明显的新常态特征。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局面基本结束，而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支出刚性却在不断增强，财政收支矛盾较为尖锐。为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积极财政政策既要坚持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又要保障重点支出和增加资金效益，政策措施、取向和力度都成为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完善和优化的重点领域。

三、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矛盾增多和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挑战，同时受到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和再失衡的压力。解决压力和挑战的路径主要包括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和开展智能化的生产三方面。其共同基础是创新，即创新驱动。

（一）全球经济再失衡下的中国创新驱动战略

全球经济再失衡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复苏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利用其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优势，以及信息化和竞争性的市场条件，通过较高的生产效率提升资本回报率，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需求外流。面对压力，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1．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的对接

创新驱动战略包括“创新”和“驱动”两层含义。其中，创新是战略的基础，也是战略需要首先实现的条件；驱动是战略的目标，也是战略最终的价值表现。因此，创新驱动战略实际上包括两个环节，即创新和创新驱动，从不同侧面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创新包括创新投入、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三个环节，将直接形成对经济的投资需求，并形成新的资产和模式。而创新驱动则包括过程驱动和成果驱动两个层面，过程驱动是指创新的过程将形成对市场要素的组织和组合，并通过创新活动将这些理念、机制、模式和经验外溢到整个生产体系之中；成果驱动则是指创新活动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成果，如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等，这些成果由创新主体自己使用（创业或改造），或是由创新主体授权他人使用（知识产权贸易或合作生产），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2．创新驱动与市场效率性和产品差异化

市场效率性来自对垄断的限制和破除，对政府市场规则的优化和改革，以及对公平竞争机制的保障等。创新驱动立足于全面创新理念，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市场规则改革并保障公平竞争机制，通过模式创新破除垄断束缚。而产品差异化则是市场形成垄断竞争结构的基础，也是中小企业形成自身控制力的基本条件，产品差异化可以较好地保障多样化和效率性的平衡，同时避免过度价格竞争给企业和市场发展带来损害。创新驱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不同的生产工艺、功能形态和产品类型，从而实现产品差异化，并通过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推动市场对差异化的商品进行配置和选择。

3．创新驱动与世界经济再失衡

世界经济再失衡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复苏，并且发达国家的企业更早一步适应了新的市场形势和产业组织形态，从而产生效率差异。创新驱动是解决世界经济再失衡的有效办法，即通过技术创新对现行企业生产设备、工艺和产品的改造，使其能够参与全球的专业化生产；通过模式创新对现有市场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促进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广泛使用，从而使市场能够高效率地配置差异化的商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进国际经济规则和贸易惯例的统一，从而使中国能够直接对接扁平化产业链的前端环节，并以自主性和差异化为基础，形成价值链中的独立单元。

（二）创新驱动战略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对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国务院面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制定的重要基础性战略，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投融资审批制度改革和对创新实践活动的全方位支持，形成中国创新和创业的新局面。创新驱动战略联结“创新”和“驱动”，既强调创新的范围、模式和方法，又强调创新成果的使用、转让和保护，因此，创新驱动战略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

1．创新说到底是人的创新，而“众”是人的集合

创新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类通过学习和专业的培训，掌握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从而在事物的运动速度（技术创新）、运动组织方式（管理创新）和运动形式（模式创新）等领域实现对旧的突破。而“众”是人的集合，表示人的范围、行为和组织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下的创新驱动，参与的主体是全社会广泛的劳动者和劳动者生产方式的载体——企业：参与的行为取向是彼此协作、取长补短和开拓创新，是协作条件下形成的合力：参与的组织方式是社会化和企业化的，劳动者作为个体可以参与社会化的创新活动也可以参与企业化的创新活动，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则又以社会化的方式参与到创新活动之中。

2．创新的保障是知识产权制度，而知识产权是一项属于“众”的权利

知识产权来自于创新活动的创新性，即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创新性要求，且权利人的身份又符合法定标准，就可以被授予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产生不是基于单个主体（劳动者或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是基于该创新活动在“众”之中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新性．一旦被法律授权，知识产权所包含的创新内容就成为“众”之中的排他性权利，具备了由法律所保障的社会化的专属性和垄断性，从而来之于“众”，形成于“众”，又独立于“众”。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具备了财产属性，并成为激励“众”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机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就会退化为一种“兴趣”。但知识产权的财产价值与知识产权的劳动投入（价值）无关，而与知识产权的效果（使用价值）直接相关，因此，知识产权的价值增值和创新积累既要依托于更高的人类智慧，更严密的思维逻辑，也要基于良好的物质基础和设备条件。相对于“众”的低门槛，实验设施和科研装备都具有较高的成本，并很难被单一创新主体持续使用，推进大型实验设施和科研装备共用共享，切实降低创新成本成为创新驱动战略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内容。

3．创新的目标是驱动，即创新与生产的结合，而创业则是最为直接的方式

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是以创新成果的价值来进行衡量的。而创新成果的价值来自于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以后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创新成果自身投入的劳动量（价值量），于是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在交易中具有内在的限制，其价格来自于商品使用，并不是商品本身。尽管创新与生产的结合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来实现，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由创新者自己转化和使用，把创新收入转变为更有价值的创新产品（服务）收入和企业经营收入。因此，大众创业是创新驱动最为有效的载体。创新驱动战略下的创业关键为：一是创新成果的范围要大幅度拓展，从技术创新，到管理创新，再到模式创新等。二是创新成果要转变为创业资本，创业投资之外，知识产权自身的价值也应得到保障和凸显。三是创新转化要能够形成新的市场产出，知识产权交易、企业的生产性转化和市场准入的“低门槛”成为关键的影响因子。

四、财政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着力点与主要措施

（一）坚持市场导向，提升潜力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向、路径、组织方式和资源实现方法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在竞争与效率的基础上，财税政策发挥引导和杠杆作用，与市场力量形成合力，以及提升惠民生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一是推进PPP机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广泛使用。在满足政府投融资需要的基础上，与社会投资者展开合作，并通过政府采购或市场竞争方式选择优秀的市场主体担当项目建设和运营主体，实现政府公共投资领域的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二是采取财政后补助和间接投入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决策。不干预企业的研发方向、创新组织、收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方法，由企业根据自身技术专长以及对市场的分析和预期，独立选择研发项目。调动一切有效资源进行研发攻关，财政在保持市场公平性的基础上，对实验条件、融资支持和用工管理实施间接投入，以分担企业创新成本。在取得相应成果后，由国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项目申请的要求，给予具有奖励性和补偿性的后补助资金，而该资金在使用要求上与前补助不同，基本上等同于企业收入并由其自行支配。三是增加国家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向社会的开放力度，为“万众创新”提供更为有效的装备和环境支持，提升中小企业的实验条件和降低研发成本，在不改变创新成果产权属性的前提下，大幅度提升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并支持创新活动自身的差异化。四是多渠道筹集创新成果转化资金，针对创业企业最大的资产是知识产权的情况，由财政提供必要的补贴资金或奖励资金，联合金融机构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提供支持，并建立相关的风险补偿机制。

（二）减税降费，综合促进

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是降低市场门槛、提升企业活力和增强投资意愿的重要保证，对企业的综合促进作用巨大。我们急需这两种手段的有效搭配，用财税政策的“加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全面推进税制改革，力争重点突破和全面推进相协调。当前重点工作是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在实现全社会抵扣衔接的同时，调动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主动性，优化结构，提升形态，促进研发活动，推进专业化分工。二是继续完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小微企业经营成本高、市场覆盖面小、管理水平有限和市场开拓能力不足等问题，将部分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进行必要的税前扣除是正常的，也是政府对小微企业提供的市场诚信管理的成本补偿。对当前月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的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制定合理的标准和机制，并全面清理对小微企业的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三是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对研发费用的核算方法和范围进行调整，增加研发费用包含的项目，如模式创新的研发投入和以供给创新来促进消费的市场调研投入等，并实施加计扣除。

（三）定向调控，立足驱动

定向调控是从政策实施效果出发，考虑政府财政承受能力和市场公平要求，针对具体对象采取灵活、科学的调控手段。一是对创业投资实施税收优惠，对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统筹研究相关税收支持政策。适当放宽创业投资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限制条件，并在试点基础上将享受投资抵扣政策的创业投资企业范围扩大到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二是建立完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统计报告制度。逐步实现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与下属公司剥离，原则上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不再新办企业，强化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加强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管理，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除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转化的，可由国家依法强制许可实施。

（四）加力增效，完善体系

继续加大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力度，在统筹的基础上，增加投入的规模和渠道，注重政策的效果和过程的公平开放。一是承担基础研究，切实加大财政投入，支持研发机构自主布局科研项目。完善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机制，加大稳定支持力度，扩大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学术自主权和个人科研选题选择权。支持改革基础研究领域科研计划管理方式，尊重科学规律，财政资金应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项目的部分投入。二是完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措施，加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力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则的支持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政策体系，鼓励采用首购、订购等非招标采购方式，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促进创新产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完善使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鼓励政策，健全研制、使用单位在产品创新、增值服务和示范应用等环节的激励约束机制。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支持放宽民营企业和科研单位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采购范围。三是统筹力量，加大支持力度，组建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和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策应国有企业改革，提升改革收益，并带动社会资本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种子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发展。

（五）厘清产权，激励到人

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优化国家、企业和研发人员的分配格局，以人为本，加大创新收益对项目承担研究团体和人员的倾斜力度。一是改善政府与企业利益分配，将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等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位，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二是优化政府与创新人员的利益格局，对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和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应提高到不低于50%。三是优化创新机构与创新人员的利益分配。完善职务发明制度，推动修订《专利法》和《公司法》等相关内容，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提高骨干团队和主要发明人受益比例。完善奖励报酬制度，健全职务发明争议仲裁和法律救济制度。鼓励各类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和分红权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科技成果作价人股的企业，放宽股权奖励、股权出售对企业设立年限和盈利水平的限制。建立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制度，对在创新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权激励。

参考文献：

[1]余晓洁，崔静．清障·重奖·引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见十大看点[N].中国信息报，2015 -03 -26.

[2]佘惠敏，韩霁，沈慧，等，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发热议——以“对症下药”的改革构建创新体系[N].经济日报，2015 -03 -25.

[3]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 http：//lianghui. people. com. cn/2015npc/n/2015/0305/c394298 -26642056. html，2015.

[4]闫坤，于树一．2012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与我国财政应对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2，（50）：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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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涵 

所谓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指以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托，以统计分析方法为工具，利用统计资料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进行认识，对国民经济整体及其运行过程进行实证统计分析的一个过程[1]。它是经济学与统计学相互融合形成的一种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专题性统计分析与制度化统计分析，专题性统计分析要求对所分析内容有所深刻的定性认识，需要将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制度化统计分析指每年年初对各地区统计局前一年统计分析报告的分析。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常用方法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常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比较静态分析法、比较动态分析法、动态分析、静态分析、边际分析等等。比较静态分析法是指对两个或以上均衡位置进行比较所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比较动态分析法比较与分析的是两个经济过程；动态分析法将原有均衡过程过渡到新均衡过程，然后在对其进行分析，因而需要考虑时间因素；静态分析法则指在不考虑时间因素和经济变动过程的条件下，即只在经济状态均衡的状态下对经济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方法。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统计分析是国民经济日常工作之一，对国家、地方、企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便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与数据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工具。然而，就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状态与市场形势而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统计数据及其相关内容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而且由于受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还存在许多问题丞待解决[2]。如统计分析方法落后、统计分析人员专业水平整体有待提高、分析工作没有按照相关原则进行、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等。 

另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还面临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如通货紧缩情况未能得到及时改善，需求不足矛盾依旧强烈；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显著减弱，降低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 

三、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顺应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 

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日益普遍与成熟，以及人们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直接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根据当前IT、金融、统计学、电力等各行业发展状态与行业性质来看，不仅行业与学科本身时刻产生大量数据信息，而且行业经营发展所需数据量也极其庞大。面对这种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发展体系的宏观经济论文统计分析，其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在借助先进工具对数据进行采集、整理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统计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全面准确分析，以保证国家政府在对宏观经济深刻了解的前提下，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3]。为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适应性，还需要建立与时代、与当前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以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更加科学，分析过程更加合理、分析结果更加精确与可靠。 

（二）构建相应指标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有国民经济发展体系已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也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所以，要想改进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构建相应指标体系来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4]。国家政府人员应针对现有国民经济体系不足之处，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配套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新建指标体系能够顺利高效的实施，切实发挥指导调节作用。 

（三）增强经济宏观调控能力 

由于经济在市场中的发展具有一定流动性，容易产生各种类型风险，所以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还必须要增强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将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与政治外交相结合，与国际宏观调控相接轨，同时在明确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上，充分贯彻与落实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调控策略[5]。为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应将宏观调控目标划分为多个子目标，在逐一实现各个宏观调控子目标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成果进行巩固，最终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我国政府应积极构建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以确保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能够适应当代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与数据分析需要，能够实现对所有经济数据的统筹管理与精确分析。总之，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目前仍存在一些基本问题，但在学者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对其宏观调控的不断强化之下，相信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一定会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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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债、企业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

（一）动态相关性的度量方法

动态相关系数是针对一系列的白噪http://声随机变量而言的，rt～n（0，ht）可用den haa提出的var估计方法，ht是方差－协方差矩阵，ht=dtrtdt，由此可以导出rt=dt-1htdt-1，其中的rt就是动态相关系数。

k.h.liow et al.为了研究公开交易的房地产证券市场，就曾使用garch模型来估计房地产证券市场收益率的条件波动性，用mv-dcc模型估计动态条件相关性。并且估计条件相关性的数据即是条件波动性的数据。并考察了条件波动性是否具有时变特性。

在使用dcc系列模型估计动态相关系数之前，有专家提出判断恒定相关系数是否合意的方法，因为如果恒定的相关系数能良好的描述经济序列的情况，那可以不用动态相关系数。tse于2000年在garch模型中引入了lm检验来验证，jim lee（2006）的文章就是采用的这种检验方法。首先对收益率数据进行常数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公式计算动态相关系数，交叉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计算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1）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交互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 (2)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其中股票指数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简称为sz）作为代表，它利用在沪市上市的全部股票包括a股和b股计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国债指数也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国债计算的上证国债指数（简称gz）做代表，它于2003年1月2日起对外发布，可以反映国债市场价格综合变动情况。企债指数同样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企债计算的上证企债指数做代表，如此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国债指数和股指的编制起始日期较早，而企业债券的编制日期较晚从2003年6月9日开始，因此本文的数据从2003年7月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因此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同时也可以跟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

（三）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

检验发现，在四个时间段，波动出现了异常，推测市场相关性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引入结构断点检验。

资本市场间的相关性更低，因此分散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强。通过看回归系数，可以判断出经济周期对相关性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可以表示两列经济序列的周期性，从国债和企业债券的相关系数曲线图可以看出，系数大于零的顺周期和系数小于零的逆周期交替进行，大概一年半为一个周期。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与企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波动性十分相似，只是后者的幅度稍大。三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一季度后都变大了，国债市场和企债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与其他两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

转贴于 http://

后的趋势是相反的，波动幅度也较大。

二、影响资本市场间动态http://关系的宏观经济因素

（ 一）宏观经济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因素很复杂，本文尝试从国家调控的角度和以往研究的基础出发，选择相关的经济因素做分析。我们分析后认为，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共同因素可能为利率（ll）、货币供应量(hb)、汇率(hl)、宏观景气预警指数(jq)、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fdc)等，故本文将其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引入模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及与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的目的，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利率采用的是金融机构1年期的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使用的是m2准货币，汇率是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采用的都是环比指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和汇率相关性为0.5，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的相关性为0.644，货币供应量和汇率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利率的关系为0.7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为0.46，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为0.644，相关性较高。

（二） 理论模型的设定

(3)

是三个资本市场两两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估计值，fk，t-1是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滞后值，ρgq，ρgs，ρqs分别代表国债和企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企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

（三）实证结果

本文用动态相关系数对各个宏观经济因素做回归，下面是相关的系数表和拟合程度。

通过实证发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对三个资本市场两两间的收益率相关系数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宏观景气预警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企业债券之间动态相关系数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汇率、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有影响作用；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五个因素均对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有影响，实证证明了影响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因素更多，这二者的信息流通渠道宽于其他两个市场之间的。

三、 三个市场动态相关系数的结构断点检验

（一） 结构断点检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对各国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拟对股指、债指、企指收益率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分别做结构断点检验，来具体量化宏观经济变动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时在对资本市场收益率动态相关关系进行检验时，分析国内因素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结构变动的影响。

闫鹏、杜子平、张勇曾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som）神经网络的聚类功能对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的相关性进行了变结构点的测定，同时利用了时变copula模型对变结构点前后相关性过程分别进行了建模。

结构断点的单位根检验也可以检测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断点。单位根检验根据序列类型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随机游走、随机趋势、退势平稳、趋势非平稳。adf检验和pp检验是非常常用的检验单位的方法，但是实验证实这两种检验在样本有限的条件下检验效果不理想，同时perron（1989）对结构突变的考虑使单位根检验就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现在，将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的错误就称为“perron现象”，但perron仅考虑了结构突变点已知的情况，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开发了在结构断点未知的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

转贴于 http://

本文下面将按照结构突变点未知情况，采用递归检验编程来考察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突变点。

（二） 结构突http://变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对于水平值或者趋势存在结构突变的过程来说，如果不考虑这种突变，直接使用adf统计量检验单位根时，将会把一个水平值突变的退势平稳或者趋势突变过程错误的判断为随机趋势非平稳过程。这样无疑会导致检验功效降低、发生判断错误（把退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

1、结构突变点已知的单位根检验。如果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点已知，用虚拟变量adf检验式来代表结构突变，检验的零假设是时间序列是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单位根过程，备择假设是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检验用临界值从perron(1990)中查找。

2、结构突变点未知的单位根检验。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通过抽取子样本的方法不同提出三种检验结构突变点的方法：递归检验、滚动检验和循序检验。递归检验通过相应的adf值与临界值的比较，判断原序列是否为带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循序检验判断序列是否发生均值突变和趋势突变。三种检验方法得到的都是一个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值的序列。临界值可以在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的表1、2中查到。

差分平稳过程代表的是频繁的随机的微小变化的积累，而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代表的是一种间歇发生的持久的猛烈变化。li xiao ming（2000）从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动态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实际经济序列是差分平稳过程，则政府主导的结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改革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会轻易被其他的随机冲击淹没；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是趋势平稳过程，则只有比较巨大的冲击，如改变经济基础结构的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才是有效的。如果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却被误判为单位根过程，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递归检验

递归检验样本分段，2003.07~2005.04,2003.07~2005.05,…,2003.07~2011.02.第一个子样本容量是22，从2003年7月起逐月扩大子样本范围。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adf检验，检验式为：

lngqt=ρlngqt-1+μ+αt+βlngqt-1+μt(4)

adf（k）表示adf检验值，其中k,(k=1,…39),分别对应于每一个递归子样本。把adf（1），…,adf(39)分别对应于2005年4月，…,2011年7月份，如果有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在递归检验中，如果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为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

从图2可以看出，由图可以看出，曲线有处于临界值以下的点，说明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3可以看出，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4可以看出，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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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年，世界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虽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却发生了实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深入，政府、企业、理论界对此高度关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扭转金融危机局面，宏观调控是重要手段。总书记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石家庄经济学院王殿茹等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金融危机下河北省宏观调控对策及经济发展态势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一个研究宏观调控的很好选题。

该论著从框架结构上共分九部分，详细阐述了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考察、1978年以来河北省落实宏观调控及效果分析、河北省及其他省份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河北省土地与宏观调控走势研究、河北省经济发展态势定量分析、河北省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研究、河北省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对策研究等内容。框架结构有序，主题突出，层层递进。从研究内容上运用动态分析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历史阶段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法对30年来河北省落实宏观调控效果及其他主要省份宏观调控取得的经验进行分析，阐述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构成特点，河北省的民生和就业情况，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河北省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情况；运用模型分析法对河北省“十二五”期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预测；运用资源经济理论对河北省“十一五”土地利用现状与特点、“十一五”河北省建设用地与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河北省地价与房价关系分析、河北省“十二五”期间建设用地利用建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内容全面、细致，提出了有别于其他成果的独到见解。既客观考虑河北省各方面的有利支撑条件，又充分估计河北省面临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并且注重了与“十二五”规划目标相衔接。从成果创新上搭建了研究河北省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学术平台。课题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所提出的河北省宏观调控的对策措施有可操作性；所预测的河北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符合“十二五”规划精神；所比较的主要省份宏观调控经验有借鉴性；所阐述的河北省土地与宏观调控关系揭示了宏观调控重要问题。

我以为该论著对河北省宏观调控脉络的把握是精准的。总体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给河北省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为其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层次，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河北省宏观调控历史进程的分析是到位的：30年来河北省经济多次出现过热，表现在银行信贷失控、投资规模膨胀、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和物价上涨趋势明显，持续高涨的投资热情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全面释放。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致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而地方财政收入得到增长，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迅猛扩张；对河北省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的阐述是细致的：河北省宏观调控落实上热衷于加大投资等体现政绩上，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地方政府越权甚至滥用投资宏观调控职权，调控政策的制定缺乏沟通机制。

综观全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能产生影响的书，对消除河北省金融危机影响有指导意义的书；对河北省制定宏观调控战略有参考价值的书；是一部研究金融危机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力作，我愿意推荐给读者。

（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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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现象称为“均势”，在无政府状态下与市场进行类比是均势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过沃尔兹的研究，我们发现，构建一种没有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构造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有关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这和市场经济是非常接近的，国际政治系统在根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也是个人主义的。与国际结构一样，市场的建立与维护也根源于每个单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个单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这种理论利用无形的手来调配市场资源，把国际政治构造比作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沃尔兹的理论假设有一条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系统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种领域当中都可以使用构造的含义。经过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在类似的领域中。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些独立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政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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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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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宏州中等职业学校，云南 潞西6784000）

摘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一个集边境、民族、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这对德宏州来说，既是挑战，又是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全面认识德宏州生态环境的优势和劣势，迎接挑战。文中分析了德宏州生态环境的优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生态环境利用和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路径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毗邻泰国，国境线长503.8公里，约占整个中缅边界线的1/4。主要有傣、景颇、阿昌、傈僳、德昂5种世居少数民族。这些地区洪涝、干旱及泥石流灾害频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缓慢，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目标，对德宏来说，必须抓住机遇，利用自身优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德宏州生态环境的优势

1.自然资源丰富。德宏气候资源得天独厚，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空气透明度好，是全国的光照高质区之一，年降雨量1400～1700毫米之间，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干冷同季，年温差小，日温差大，霜期短、霜日少的特点，为多种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和越冬条件。［1］德宏州是绿色生态的海洋，群山郁郁葱葱，凤尾竹掩映着竹楼，田间地头稻浪翻金、瓜果飘香，无数种珍稀动植物在这个天然的生态园里繁衍生息，是云南省重要的生态发展区。

2.原生态环境保护比较完好的地区之一。德宏州森林覆盖率高、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完整，气候比较适宜多样性生物生长，生物多样性生存环境状况总体较好。［2］特别是通过开展以“孔雀之乡美丽德宏”为主题的“七彩云南德宏保护行动”，推动了全州环境保护工作走上和谐发展之路。在生态保护行动中，积极探索和尝试“水发电－电促工－工带农－农补林－林生水”的水电开发新路子。［3］344

党的十七大以来，州委、州政府确立了“生态立州、科教兴州、产业富州、开放强州、和谐稳州”五大发展战略，确立了全州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方向，突出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思路，体现了全州各行各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标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进入了全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4］426

二、德宏州生态环境利用和保护存在的问题

德宏州生态环境具有优势，同时又有劣势，生态指标较为薄弱，既没有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经济的基础条件，也难以承载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加之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重人本主义、轻生态伦理的现象［5］，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虽然德宏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他们的环保意识依然淡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态意识薄弱，这是德宏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一大制约因素。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整体教育程度的限制，包括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环境意识不强，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污染潜在危害的认知往往很模糊。这些旧观念难以适应德宏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生态文明意识，就会盲目地进行开发，不可能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德宏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生态环境保持相对完好，但生态环境脆弱，一但被破坏，要想恢复至原来水平非常困难，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由于破坏生态环境带来的收益。

2.经济发展落后。由于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发展滞后的制约，德宏至今还是全国贫困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对矿产资源与水电水利资源来带动，资源与环境保护现在还依然制约着全州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还不相协调。事实证明，贫困和生态脆弱往往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贫困――生态压力大――生态破坏――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贫困这种恶性循环［6］376-379。

3.缺乏生态产业。德宏经济发展落后和生态状况恶化都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的。少数民族传统农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难以承载大量的人口，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德宏缺乏高效的生态农业，高效化、生态化的畜牧业和生态工业，而且生态产业开发规模化、集团化没有形成。

4.生态文明建设层次较低。近几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力度，环境保护观念不断加强，深入人心，从根本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彻底遏制了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但德宏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与层次还很低，生态文明建设只是单纯保护，还没有转变到与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结合起来的综合建设与保护道路上来。如德宏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还有高能耗产业，绿色产业缺乏，绿色经济发展缓慢；还存在低产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刀耕火种、砍伐森林等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仍然存在。

5.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制度性缺失。一方面，我国制定了许多关于各种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生态产业开发、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如国家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举措，但实际中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制度还不健全。

三、德宏州生态环境利用和保护的对策

1.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在德宏州要大力倡导环境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化，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增强各民族的生态忧患意识、拓宽参与途径，激发他们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意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州委、州政府应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倾向和宣传教育，鼓励和引导少数民族同胞实现从被动的“要我做”向主动的“我要做”转变，同时更多地关注公共利益、间接利益和长远利益。

2.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品牌，打造原生态环境旅游城市。保护五种世居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提升富有特色的“孔雀文化”、“美丽德宏，康体天堂”、“葫芦丝文化”、“原生态目瑙纵歌”、“东方珠宝城”等民族文化品牌，保持德宏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持久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把德宏建设成为民族文化产品制作、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提升德宏――孔雀之乡”、“民族神话之乡”、“民族歌舞之乡”、“民族文化之乡”、“葫芦丝文化之乡”、“东方珠宝之乡”和“动植物王国之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原生态环境旅游城市。

3.用足、用活中央、省和州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法规。党中央、国务院从生态状况十分严峻的现实出发，积极调整政策导向，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我们要用足、用活这些政策法规措施。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并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划、政策、制度；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与机制，将保护生态环境的绩效纳入干部考核任用指标中。此外，要通过建立和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制度，激发和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职能部门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意识。

4.多层次、多渠道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德宏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实现少数民族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目标就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此，一是要坚持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循序渐进，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化的前提下，依托主导产业搞建设。二是规划要具有刚性，抓住落后产业相对集中的重点行业，探索建立落后产业退出机制。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保护环境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利益，防止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少数民族群众意愿建设生态文明，充分调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少数民族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实惠。四是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合理进行功能区划分，大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5.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倡导节约资源的观念，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引导生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彻底摒弃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德宏州需要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中心环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利用效率。同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不断提高环保产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生态责任意识。加快发展生态产业，努力走出一条既能节约资源，又能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经济发展之路，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6.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地区、部门实际出发，加强生态产业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项事业涵盖立法、决策、治理以及教育、科技、道德等各个层面，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产业建设与发展经济之间并不矛盾，发展经济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意味着经济就会停滞不前，只要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两者都能兼顾。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充分发挥德宏生物资源优势，加快德宏经济结构大调整步伐，建设绿色经济强州，实现德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方元.德宏州基本情况介绍［EB/OL］.孔雀之乡网，2009

-05-21.

［2］ 蓝玉芝.2009年德宏环保世纪行活动启动［EB/OL］.http：

//省略/2008page/yn/dh/html/2009-09/11

/content_906250.htm.

［3］ 赵金.与共和国同行――德宏60年［M］.德宏：德宏民族

出版社，2009.

［4］ 田大余.德宏改革开放30年（下册）［M］.德宏：德宏民族

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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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股票；国债；企业债券；动态相关；结构断点

一、国债、企业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

（一）动态相关性的度量方法

动态相关系数是针对一系列的白噪声随机变量而言的，rt～N（0，Ht）可用Den Haa提出的VAR估计方法，Ht是方差－协方差矩阵，Ht=DtRtDt，由此可以导出Rt=Dt-1HtDt-1，其中的Rt就是动态相关系数。

K.H.Liow et al.为了研究公开交易的房地产证券市场，就曾使用GARCH模型来估计房地产证券市场收益率的条件波动性，用MV-DCC模型估计动态条件相关性。并且估计条件相关性的数据即是条件波动性的数据。并考察了条件波动性是否具有时变特性。

在使用DCC系列模型估计动态相关系数之前，有专家提出判断恒定相关系数是否合意的方法，因为如果恒定的相关系数能良好的描述经济序列的情况，那可以不用动态相关系数。TSE于2000年在GARCH模型中引入了LM检验来验证，Jim Lee（2006）的文章就是采用的这种检验方法。首先对收益率数据进行常数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公式计算动态相关系数，交叉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计算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1）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交互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 (2)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其中股票指数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简称为SZ）作为代表，它利用在沪市上市的全部股票包括A股和B股计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国债指数也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国债计算的上证国债指数（简称GZ）做代表，它于2003年1月2日起对外，可以反映国债市场价格综合变动情况。企债指数同样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企债计算的上证企债指数做代表，如此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国债指数和股指的编制起始日期较早，而企业债券的编制日期较晚从2003年6月9日开始，因此本文的数据从2003年7月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因此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同时也可以跟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

（三）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

检验发现，在四个时间段，波动出现了异常，推测市场相关性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引入结构断点检验。

资本市场间的相关性更低，因此分散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强。通过看回归系数，可以判断出经济周期对相关性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可以表示两列经济序列的周期性，从国债和企业债券的相关系数曲线图可以看出，系数大于零的顺周期和系数小于零的逆周期交替进行，大概一年半为一个周期。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与企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波动性十分相似，只是后者的幅度稍大。三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一季度后都变大了，国债市场和企债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与其他两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后的趋势是相反的，波动幅度也较大。

二、影响资本市场间动态关系的宏观经济因素

（ 一）宏观经济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因素很复杂，本文尝试从国家调控的角度和以往研究的基础出发，选择相关的经济因素做分析。我们分析后认为，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共同因素可能为利率（LL）、货币供应量(HB)、汇率(HL)、宏观景气预警指数(JQ)、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FDC)等，故本文将其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引入模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及与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的目的，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利率采用的是金融机构1年期的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使用的是M2准货币，汇率是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采用的都是环比指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和汇率相关性为0.5，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的相关性为0.644，货币供应量和汇率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利率的关系为0.7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为0.46，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为0.644，相关性较高。

（二） 理论模型的设定

(3)

是三个资本市场两两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估计值，fk，t-1是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滞后值，ρgq，ρgs，ρqs分别代表国债和企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企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

（三）实证结果

本文用动态相关系数对各个宏观经济因素做回归，下面是相关的系数表和拟合程度。

通过实证发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对三个资本市场两两间的收益率相关系数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宏观景气预警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企业债券之间动态相关系数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汇率、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有影响作用；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五个因素均对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有影响，实证证明了影响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因素更多，这二者的信息流通渠道宽于其他两个市场之间的。

三、 三个市场动态相关系数的结构断点检验

（一） 结构断点检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对各国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拟对股指、债指、企指收益率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分别做结构断点检验，来具体量化宏观经济变动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时在对资本市场收益率动态相关关系进行检验时，分析国内因素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结构变动的影响。

闫鹏、杜子平、张勇曾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SOM）神经网络的聚类功能对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的相关性进行了变结构点的测定，同时利用了时变copula模型对变结构点前后相关性过程分别进行了建模。

结构断点的单位根检验也可以检测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断点。单位根检验根据序列类型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随机游走、随机趋势、退势平稳、趋势非平稳。ADF检验和PP检验是非常常用的检验单位的方法，但是实验证实这两种检验在样本有限的条件下检验效果不理想，同时Perron（1989）对结构突变的考虑使单位根检验就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现在，将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的错误就称为“Perron现象”，但Perron仅考虑了结构突变点已知的情况，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开发了在结构断点未知的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下面将按照结构突变点未知情况，采用递归检验编程来考察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突变点。

（二） 结构突变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对于水平值或者趋势存在结构突变的过程来说，如果不考虑这种突变，直接使用ADF统计量检验单位根时，将会把一个水平值突变的退势平稳或者趋势突变过程错误的判断为随机趋势非平稳过程。这样无疑会导致检验功效降低、发生判断错误（把退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

1、结构突变点已知的单位根检验。如果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点已知，用虚拟变量ADF检验式来代表结构突变，检验的零假设是时间序列是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单位根过程，备择假设是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检验用临界值从Perron(1990)中查找。

2、结构突变点未知的单位根检验。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通过抽取子样本的方法不同提出三种检验结构突变点的方法：递归检验、滚动检验和循序检验。递归检验通过相应的ADF值与临界值的比较，判断原序列是否为带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循序检验判断序列是否发生均值突变和趋势突变。三种检验方法得到的都是一个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值的序列。临界值可以在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的表1、2中查到。

差分平稳过程代表的是频繁的随机的微小变化的积累，而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代表的是一种间歇发生的持久的猛烈变化。Li Xiao Ming（2000）从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动态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实际经济序列是差分平稳过程，则政府主导的结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改革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会轻易被其他的随机冲击淹没；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是趋势平稳过程，则只有比较巨大的冲击，如改变经济基础结构的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才是有效的。如果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却被误判为单位根过程，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递归检验

递归检验样本分段，2003.07~2005.04,2003.07~2005.05,…,2003.07~2011.02.第一个子样本容量是22，从2003年7月起逐月扩大子样本范围。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ADF检验，检验式为：

Lngqt=ρLngqt-1+μ+αt+βLngqt-1+μt(4)

ADF（k）表示ADF检验值，其中k,(k=1,…39),分别对应于每一个递归子样本。把ADF（1），…,ADF(39)分别对应于2005年4月，…,2011年7月份，如果有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在递归检验中，如果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为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

从图2可以看出，由图可以看出，曲线有处于临界值以下的点，说明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3可以看出，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4可以看出，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四、 结论

从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宏观景气预警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企业债券之间动态相关系数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汇率、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有影响作用；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五个因素均对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有影响，实证证明了影响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因素的因素更多，这二者的信息流通渠道宽于其他两个市场之间的。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结构断点。

参考文献：

[1]潘婉彬,陶利斌,缪柏其.TGARCH模型在利率波动建模中的应用.统计与决策, 2007,(20):15-17

[2]Yang,Zhou and Leung.Asymmetric Correlation and Volatility Dynamics among Stock,Bond,and Securitized Real Estate Markets, forthcoming (2010)

[3]霍德明,刘思甸.中国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10):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