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态势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宏观经济态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dominatingtraitsofmacro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ntheyear2004andthefirstseasonof2005.Then,itplaysimportanceonthestrengtheningonthemarketincreasebydeepeningreformation.Lastly,itdemonstrateshowtoregulationeconomybythegovernmentfromthree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市场销售经济结构

Keywords:Macroeconomicregulationmarketingeconomic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5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7.6%，增速比上年低1.5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30%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2%，增速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35573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8377亿元，增长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44840亿元，增长12.5%；餐饮业零售额7486亿元，增长21.6%；其他行业零售额1624亿元，增长1.5%。

5).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2.7和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是1996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31355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90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5022亿元，增长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12616亿元，增长13.6%；餐饮业2063亿元，增长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998亿元，同比增长22.8%，比去年同期回落2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9037亿元，增长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62亿元，增长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324亿元，增长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同比增长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

3).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2952亿美元，同比增长23.1%，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其中进口1393.1亿美元，增长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23.8个百分点；出口1558.9亿美元，增长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165.8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4415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0.5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16.3%；轻工业增长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13.0%、9.1%和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57.5%、23.9%和34.1%。汽车生产增长1.6%，其中轿车下降2.8%。

5).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6.1%，居住价格上涨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1%。

6).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5.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9.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7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MO)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存款余额为26.9万亿元，增长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7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汪祥春.宏观调控与价格机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篇2

关键字：宏观经济；离婚率；影响；非参数统计方法

一、引言

近几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大发展,使得以婚姻为纽带联接起来的家庭关系承受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严重制约了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现代人对婚姻生活品质期望提高，许多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又重新着眼于较高的精神追求，开始不满现实的"凑合婚姻"而提出离婚。离婚率逐年上升，给婚姻家庭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二、离婚问题研究现状

在国内，由于数据的缺失以及影响离婚率的因素不好量化，目前关于离婚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文字叙述阶段，很少进行实证分析。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中大多数只就GDP对离婚率的影响进行一元回归，说明了经济的发展对离婚率有负面影响，方法比较单一；而另一些学者虽然尽量细分了经济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中国数据缺乏的问题只能采取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因此不能反映离婚状况的逐年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关联性。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及处理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查询2001-2008年各省的离婚对数、期末人口数，并计算年平均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期末人口数）÷2；粗离婚率 =当年离婚对数÷年平均人口数；平均离婚率 为2001-2008年各省的离婚率的算术平均数。

（二）分析

从横截面来看，将我国31个省按经济区域划分[1]， 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其中经济发展程度由高到低为：东部>中部>西部。按照随机原则，在东部抽取8个省，分别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中部抽取7个省，分别为：山西、吉林、安徽、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西部抽取8个省，分别为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通过非参数统计分析[2]的kruskal-wallis检验方法，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省级之间离婚水平的是否存在差别进行检验，原假设为东部、中部、西部的离婚率无差异，备择假设为东部、中部、西部的离婚率存在差异，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各省平均粗离婚率，以此消除偶然误差。

通过minitab软件，得出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已对结调正的H值为4.65，P值为0.098。在10%的显著水平下，P中部>西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从时间序列来看，用非参数统计的Page检验方法来检验，在2002至2008期间，随着经济不断飙升，全国各省平均离婚率的的发展趋势是否也呈上升趋势。原假设为离婚率呈不变的趋势，备择假设为离婚率呈上涨趋势。算出数据集的秩 ，得出Person相关系数为0.8，Page检验的P值远远趋近于0，小于0.05，可见拒绝原假设，认为各省平均离婚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涨。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与离婚率正相关，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对离婚率有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化进程、经济的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使社会和家庭聚合力大为弱化,因此离婚率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并不奇怪。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更大的一个变化是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许多职业女性的工资高过了其丈夫，可能也会令双方关系紧张，加之工作时间的增加相对缩短了夫妻双方沟通的时间，这也可能使婚姻触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婚姻质量、感情需求和爱情期望也有所上升，以前觉得能凑合的，现在就不能容忍了，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较快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周红.中学地理教学[M].2003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篇4

世界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低于预期。

世界经济保持温和低速“平庸”增长态势，呈现出明显分化的特征，增速明显低于预期。新兴市场风险已经增大；先进经济体低于预期的通胀水平给经济活动带来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已经重新浮现。

2014 年前三季度， 美国GDP环比折年率-2.1%、4.6% 和3.9% ；日本GDP 环比折年率6.0%、-7.1%和-1.6%， 欧元区GDP 环比增长0.2%、0.1% 和0.2%。2014 年一、二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长0.9%、0.8%、0.7%，印度增长4.6% 和5.7%，南非GDP 增长1.7% 和1%， 巴西GDP 增长1.9% 和-0.9%。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显著提高，连续十个季度在7% ～ 8%之间运行。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结构调整阵痛期的“三期叠加”阶段。

2014 年前三季度的GDP 增长7.4%，同比放缓0.3 个百分点；1 ～ 9 月，城镇新增就业1 082 万人，增加16万人；CPI 温和上涨2.1%，PPI 下降1.6%，连续31 个月下跌。

总书记5 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新常态”，7 月再次强调。此次APEC 会正式定义新常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首先，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于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结构性就业矛盾、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粮食安全难度加大、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具体表现：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周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二是产能过剩的局面尚未改变；三是地方性债务负担增加，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四是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金融风险加大；五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过快，面临去库存压力。

篇5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展望；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39-06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国2014年全年GDP增长率在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略显疲态，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换挡换动力的调整时期。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跌破7.5%的年初政府工作目标，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近些年我国出口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下，2014年2月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份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是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目前已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份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①宏观经济在2014年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未来几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未来几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但是转型切换的过程充满风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总体看，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是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年均经济增速低1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是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是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系统，配之以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赶超。我国也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未来几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是宏观调控效用递减。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是连续刺激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元，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我国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是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未来创造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第三，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根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第四，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是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是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导致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平米，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1～11月同比下降14.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1～11月同步下降8.2%）、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1～11月同比增长0.6%）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94.3）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高强度、大面积、高速度的市场规模扩张历史将结束，疯涨、泡沫、暴利的投资时代要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显现，楼市价格将进入下行通道，其低水平增长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四是全球价格下行通道中的通缩将给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而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以下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是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把就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 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3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是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企业如果活力不显，经济也难有起色。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元每百元增加到86.02元每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②。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笔者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笔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一是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操作实践来看，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例如降息降准外，加快采用创新型工具，如抵押补充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调节货币的流动性。当前市场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以下几个担心，一是担心激起通货膨胀；二是担心货币继续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等领域，撑大房地产泡沫，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央行采取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缓解这两大担忧，一是通过短期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有助于改变市场预期和银行风险偏好。二是2014年12月我国外汇占款减少1 184亿元，创7年最大降幅，保持货币市场适度宽松，有利于降低短期资金成本高企和资金利率的波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受益主体，以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其次，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我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一是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二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第三，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 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 600亿欧元。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第四，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将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一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二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降低各种准入门槛，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要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是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五是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一是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以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来消化企业过剩产能。

二是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三是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笔者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2] 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4（5）.

[3]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新阶段[J].宏观经济管理，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