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风险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风险，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种金融放开性政策，在带来诸多金融

自由化的益处的同时也必然会相应而生诸多风险，本文试图从撇开被广泛讨论的商业银行微观经营中的风险而详细分析其对宏观经济层面所带来的风险，并结合世界各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阐释。

（一）信贷规模控制难度增大，通胀面临抬头之势

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都采用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核心，营业收入主要依赖存贷款利差收入。而一旦放开利率管制,商业银行在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中展开竞争,利差会受资金来源与运用两方面的挤压而缩小。在资金来源方面,为防止资金向金融市场其他领域过度分流,存款利率会出现“棘轮效应”,难以向下调整,商业银行的成本上升；在资金运用方面,由于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融资选择,银行议价能力被明显削弱,因而贷款利率上升水平有限,导致存贷款利差出现收窄现象。如美国1980-1985年的存贷利差平均为2.17%,而至1986-1990年则20降为1.63%。存贷利差的减小必将刺激商业银行投放更多贷款以增加自身经营利润,这也就导致了信用总量的扩张和信用总量增速的提高。韩国和日本在利率市场化期间,M2平均增速均高于前后年份2-4个百分点。即便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货币供应增速也出现了较快的提高,1980-1986年货币供应平均増速为9.32%,比1980-1990年高出1.89个百分点。而根据经典货币理论可知，货币供应增速必将致使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抬头之势。本想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控制不当反而会给民计民生带来多一重的压力，给各种宏观调整与政策推行增加难度。

（二）商业银行风险冒进可能增高，政府面临巨额“担保”成本

如上文所述，利率市场化将会推动银行存贷利差缩窄，加之银行传统业务结构及其业务发展过度依赖大中型公司客户的经营模式面临巨大调整压力，调整进程中的各种研发、经营成本必将使得商业银行的生存日益艰辛。银行如要维持其原有的盈利水平，很多高风险业务或将纳入其日常经营的考虑范畴。而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推行存款保险制度，而是用政府的隐性支持保障的商业银行没有倒闭的风险。而当利率市场化广泛推进，各商业银行自主灵活性增大，在拥有隐性担保支持这种使得银行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条件之下,则很有可能激励银行高风险经营。而一旦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或苗头闪现时,政府都会成为银行该高风险经营行为的最后买单单者，面临巨额的“担保”成本。

（三）资产泡沫与外资流入压力增强

如上文所述，利率的市场化极有可能带来信用总量的扩张,而在此情况下必将使得更多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泡沫。观察国际利率市场化的推行经验，1989年,日本大举推行利率市场化政策期间，日经225指数由五年前的11542.6点猛增至38915高点,并且同期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台湾地区在利率市场化推行期间的TWSE加权指数也由1985年末的835.12点激增至1989年的10602点。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智利、瑞典等,都在利率市场化后遭遇资产价格飘升的问题。加之我国民众对房地产投资的一贯热衷，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利率市场化推进中资产市场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另一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化政策为利率注入的灵活性很有可能同时也吸引国际游资流入，给人民币本就不低的升值预期施以进一步的压力。在我国这种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和监管尚不到位的国家,境外资金的大幅度流动也会给我国带来巨大不稳定性。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后,由于外资流入过多,汇率出现严重高估现象,高估汇率由于过分脱离经济基本面而最终难以维持,出现汇率大幅赔值的结果,大量外资流出,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因此利率市场化给外汇市场所带来的压力也是我国此项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层面。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防范

鉴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而其进程中又存在着诸多方面风险的现实，探索其风险的防范措施成为了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

在开放的经济格局中,资金流动规模大、速度快,如果金融市场统一、产品丰富、联动性强则有可能避免短期内利率的大起大落,给经济带来危害。为此,首先要继续发展同业拆借市场,使同业拆借利率真正成为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扩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使得再贴现率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市场资金供求的基准利率。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规范证券市场的动作,推动我国债券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要发展银行债券柜台交易,这样就可以使债券发行和交易都市场化,形成零售与批发、场外与场内有机统一的、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消除不同市场债券交易价格与收益率的非正常差异,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再次要进一步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货币市场的限制,通过交易主体的交叉,增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沟通与渗透。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与存款保险制度建立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单独的、孤立的改革,而是伴随着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整个金融系统向着自由化方向的步伐迈出的越是到位、稳健，提供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发挥的空间也就自然越大，对其风险的防范作用也就越是明显。这些改革包括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其他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在各项金融体制改革中，存款保险制度的尽早建立对于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有着重要的意义。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尤其是小额存款人的利益,从而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利率市场化之后,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一些新兴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都将同样面对市场风险,而且由于银行业“借短贷长”以及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内在脆弱性,极容易将某一银行的问题传染给其他银行及金融机构，从而蔓延到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之中。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则能够有效降低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三）加强金融监管

在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践经验中,能够很好的正反两方面证明重塑金融监管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是利率市场化成功实现的前提。要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必须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金融监管;按市场化金融运行的要求,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法规;选拔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监管水平。有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商业银行的冒进式经营与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将会被降至最低；信贷投放量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通胀抬头、资产泡沫高起等宏观经济层面上令政府与国人担忧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其中，中央银行监管水平的提高,是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前提条件。

（四）拓展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篇2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三重风险叠加并将放大下行压力呢？滕泰指出，国内外各个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最乐观的预测是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大概在7.9%，最悲观的是7.3%，比较一致的预测是认为2014年消费大概能够平稳增长，出口在欧洲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能够略有回升，投资增速有一定的下滑，但是这个下滑速度最低也不过是把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调到18%左右，很少有再低的预测。

对于2014年经济的运行轨迹，研究机构都认为是逐波下行，下半年有滑出底线的可能。所有这些预测都隐含了一种叫做连续变化或者叫做线性外推的预测方法，假设影响经济的这些要素变化是连续的，没有跳跃式的、非线性的，或者是断崖式的下跌或者上涨。这种情况下，上述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若出现非线性变化，通常大部分预测都会失效。

例如2009年有一个国内非常权威的研究外贸的预测机构，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预测2009年出口增长是10%到15%。为什么这样预测？他们的依据是一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出口还是在增长的，2009年又不好，可能在10%到15%之间。结果2009年的出口增长是负的16%。所以当剧烈变化出现的时候，这些学者不敢做预测。

还有一个是2011年滕泰本人的预测。当时社会上对通胀的忽悠太厉害了，人工成本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石油原材料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仿佛通胀一辈子下不来，当时他预计2012年前三季度的CPI走势分别是4%、3%、2%，给中央的建议是降息降存准。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10月份做预测的时候分析师们都不敢相信，滕泰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当时猪肉价格是30块钱一公斤，明年的猪肉价格涨到5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是不可能；明年从30块钱跌到2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也是不可能；明年30块钱一公斤直线不动，可不可能？回答还是不可能。那你还做什么预测？事实是猪肉价格从2011年四季度跌到2012年中期左右。所以无论是在经济的预测当中，还是股市预测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预测大部分是常规机构线性连续的方法。

滕泰指出，2014年有三个因素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

第一，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下滑。2013年给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三次“钱荒”，在往年要求加0.25个点的利息，中央银行都必须向国务院请示，降的话也要请示，欧美要调基准利率的时候，也要向全世界宣告，而在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权利出现了真空，一年期的存款没有意义了，所以调不调节没什么用了，但是像美国欧洲那样新的基准利率又没有形成。央行向国务院请示什么？向老百姓公告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三次钱荒以后再次看，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到2014年融资成本一定会向实体经济传播。有关预测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承受的融资成本10%多一点，但是现在实体经济接近临界点，所以很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把实体关了，放高利贷去。若还按照常规预测企业投资增速就不对了，让经济学家说从18%调到9%，他又不敢，所以非线性预测没有依据，但是这种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2014年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一定会大幅下滑。

第二个风险是房地产投资。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掐房地产的融资渠道，银行停了，他去找信托；信托掐了，他去找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这个通道；这个掐了，他就找基金子公司，今年107号文全给你掐了，找谁去？所以如果2014年大批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出现断裂的话，房地产市场像2013年那样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行为我们预测机构又做过多少预测？所以说，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也是极大的。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投资的下滑。2014年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中央把地方债务控制纳入考核指标，在淡化GDP的情况下，这些县长市长的心里是怎么变化的？他们行为主体的变化，会不会造成地方基础建设投资断崖式下滑？发改委也说了允许用低成本债务替换高成本债务，怎么替换？利率越走越高，地方债成本都涨到8%以上了，所以利率不降低，债务替换就没有可操作性。2014年的消费没有风险，尽管八项规定在往下刹车，消费增速总归仍将持平。出口略好于去年，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以前是年增速30%，后来25%，再后来20%，2013年是19.6%，但是2014年16%、15%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经济2014年面临的风险。

面临上述风险有哪些应对办法呢？滕泰认为，鉴于2014年“两会”还没有召开，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对2014年做具体的部署和安排，中央目前还有很多政策资源可以利用。

首先，优先对货币政策做出安排，不要再闹“钱荒”了。中国钱最多，是全世界储蓄和外汇最多的国家，理论上不应该有“钱荒”。“中国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这是一个现实的悖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剂好药，但是如果政策不配套，好药就会变成“毒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南辕北辙，怎么通过好的政策调整，降低成本？这个是2014年应该考虑的重点，坦白说如果国务院107号文（《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能够很好地落实，把该堵的漏洞能够堵住，那么货币政策就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 波动 信用风险 影响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还需以以往的宏观经济波动为研究的基础。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国纷纷经历了一个经济急速增长，资产快速升值、涌入，信用与杠杆化快速扩张，而后外部经济撤出，自身金融体系遭遇严重衰退的宏观经济波动。现在已经有人意识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之后的系统性危机留下种子。在经济乐观时，信用风险看起来很小，而此时银行对于前景过于乐观，会更倾向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不稳定因素也会在此时悄然产生，如果金融体系不稳定，那么在经济扩张之后，经济在顶部区间或衰退的时候，这种不稳定就会释放出来，宏观经济将会遭到重创。而商业银行天然具有这种性质，会让经济周期产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观经济好的时候，信贷质量会很好，而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贷违约就会显著增加。

根据人们以往对宏观经济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长期、繁荣期、下降期、萧条期四个周期，而信用风险在第一阶段事实上非常小，因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银行的利率，在第二阶段信用风险开始来临，但此时人们会更加疯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贷额度，而第三第四阶段就是泡沫的破灭，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虚假繁荣相继破灭，给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实体经济最后一击。而由于大量的信贷危机产生的复合效应，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进入萧条期之后至今无法重现当年的盛况。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信用风险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用风险的影响

拉美国家：上世纪40年代中期，阿根廷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主义理论，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和应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国家科技进步快，应用普及，国家技术进步慢，应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则要依赖进口，而且只生产中心国家需要材料的廉价部分。中心国家贸易条件优于国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业商品进口价格高。拉美国家要摆脱现有处境就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出进口替论，把国家战略定位内向的工业发展，发展民族经济，面向国内市场，扶持民族工业，这个政策持续的三十年时间，拉美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达到5%。而在1973年之后，欧美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融入拉美，为保住经济增速，拉美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发展模式，通过外债来实现国内的现代化，该模式主要内容是借钱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上世纪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国家实现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欧资金一波一波的进入阿根廷，他们廉价收购了阿根廷所有战略行业及廉价出卖的产业，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让阿根廷本地投资者疯狂追捧，把并购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兑现，当他们把财富掠夺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资金带着丰厚利润大规模撤离，导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越大，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就越大。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实际GDP增长达到5%以上，而个人住房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家电消费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而且，当时的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货币供应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这点有些像今天的中国，高增长、宽货币、低通胀。但是不能掩饰的是，当时日本的经济爆发引发了西方市场的恐惧，于是通过操纵汇率，使日元进行升值，以此让热钱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价股价。

而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支撑实体经济，一些投机者失去了投机的热情，土地和股票的价格下降，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很多企业和投机者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投资，从而带来大量的信贷问题，随着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已不可能维持原价。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处在于各种投资标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贷问题，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一般都超过一个人一生才能积累的财富，导致许多家庭发生悲剧，而多数的高价买房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每年的增速平均达到了8%以上，而近年来，人民币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更集中的货币政策，也表达了政府已经关注到了信用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的信用风险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国有银行主导的政府债和国企债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逾期风险。我国的银行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级，而其中大量的本应该是次级可疑甚至是损失级的贷款被分为正常和关注中，银行这么做毫无疑问会让账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很难在预期时间还上。于是银行就会把债务整体出售给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债务分割为理财产品在银行等地销售，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信托类的理财产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类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资产是持有一些银行的股份等标的，有些信托公司会把手中某些股份作为质押标的质押多次，而信托类理财产品也沦为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也就是我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说的理财产品就是庞氏骗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贷也在国内占据了很大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实行放松的经济政策，长时间的政策惯性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商的高回报预期，致使房价一张再涨，而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假按揭造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早期的宽松制度更让一些投机客用一套房子的贷款再买一套以此来推及更多房源来推高房价，而这种由于信贷扩张所推动的畸形房价上涨也在近年来问题凸显，去年各地政府分别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应对之策，而在房价上升时这种高杠杆比例的信贷暂时不会有问题，但房价一旦停止上行，就会由于高利息等产生更多的信贷违约问题，信用风险凸显，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2014年3月4日是中国债券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ST超日当晚公告称，公司因资金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债券的到期利息，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实质性违约宣告诞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着我国债市的刚性兑付就此终结，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风险会得到释放，而信托募集量将会下降，导致民企债券价格下降，这会进一步地增加企业债券的兑付风险。很多人对我国的债务有一种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虚幻的资产价格基础之上的，如果资产价格发生下挫，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则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2014年2月，我国罕见的出现了贸易逆差，这预示着更多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其中的债务风险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国企与地方政府债务则由于2014年国内部分城市将会面临的土地价格下降而出现兑付风险。2014年，美国政府会逐渐退出量化宽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资金会加速回流美国，国内债务成本上升，企业个人实际债务上升，消费者不敢消费，进一步增加经济困境，这会引发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整体信用风险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观调控因素

为减少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整体市场经济受到的打击，国家会基于自身的国情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与此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信用风险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辅相成的，并且随着宏观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对于信用风险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和挑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决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处于一个不可知的经济环境中，任何风险值都在上升，信用风险也不例外。宏观经济波动带动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同时，不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会加剧信用风险。

（二） 主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因素在于商业银行应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信贷政策不同，它体现出一种亲周期的态势，带来的后果是信用风险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贷紧缩时不良贷款增长的窘境中。如若商业银行没有掌握住整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规律，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很难调整资质较好的放贷对象，这些不确定性已经增加了信用风险。在经济过热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风险的指数，相比较下，经济紧缩时期，受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影响的周期性行业的信用风险剧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银行层面的信用风险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提升。

（三）客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客体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下偿还能力与借款数量的不平衡，如在经济上行的周期内，随着经济的上行信用风险呈现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一旦宏观经济停滞上行或有所减缓，那么由于借款者对于之后宏观经济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风险堆积就会成为压垮借款者的稻草，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借款者们普遍存在互相担保的情况，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违约，那么就会对整个信用风险体系产生"蝴蝶效应"般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总结

（一）不同经济阶段违约距离或违约概率不同

通过实证性的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随之变动，并且总的来说违约距离表现出一种继续拉大的态势，这表明信用风险存在着持续下降的可能。而此种现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在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首先从违约距离与它相关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GDP 对宏观经济与违约距离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所以对其分析：信用风险与GDP总量呈现出负相关，也就是说违约距离与其存在正相关；信用风险与GDP增长速度呈现出负相关，进一步解释说违约距离与其呈现负相关。

（二）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同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信用等级越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反应越不敏感。 与此同时，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据上文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观经济波动下影响信用风险的各个因素，从宏观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动的宏观经济下，要掌握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经济的大方向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匹配的，反之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信用风险造成巨大危害，从而需重视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再者，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和客体因素也应引起注意，调节好之间的关系，加强防范信用风险的意识和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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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悦.经济周期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浙江金融，2006（8）

3.王欣昱，张浩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变化比的相关性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4.窦玉进.陈国华.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9年12月（下）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核心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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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放物价要配套措施先行

与会专家对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目前的物价管制很难长期持续，价格由市场决定是必由之路，但在推出相关举措时需要慎重。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变，2003～2006年是高增长、低通胀，四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是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已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同期内实际投资从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的曲线，而通胀率是一条从低到高的曲线。

张蓓（中国人民银行）：我认为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走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判断这个问题无非是看三大需求，投资、消费、进出口。从一到四月份的情况看，投资虽然没有06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实际也在25%左右，消费也达到了22%以上，即便扣除了价格因素，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看进出口，我们前四个月贸易顺差同比是少增的。但是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比较大的规模上。

目前来看，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多大概率衰退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个概率不会很大。相反，灾后重建、政府换届效应，都会使得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从概率角度来看，还是增长比较快，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的经济困难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症，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恐怕不行。很多该在成熟市场出现的，在中国出现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缓增长和高通胀并不可怕，它实际给未来中国经济的顺利成长带来契机。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原有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环境消耗、劳动者健康的消耗都太严重。有数据说，如果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我们近年来经济的巨大增量部分可能是一个负值..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由于粮价和油价的上涨，而粮价、油价的上涨根源又是弱势美元。这种情况下通胀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将近4%的水平，南非的通货膨胀已经10%，我国香港、澳门地区通货膨胀在去年是将近8%。中国在“金砖四国”中的通货膨胀水平最低，也是全球通货膨胀浪潮中比较低的水平。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逐步释放通货膨胀压力，而不是加强通货膨胀的管理，使其保持在我们无力达到的水平。

杨冠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和前几年不一样，主要是外部输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只能靠输出通货膨胀来解决，让市场决定价格。现在问题严重，这跟美国的次级债关系不大，跟中国的价格体系紊乱有关系。这种价格扭曲还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对付通胀有三个办法，第一是“吃库存”。第二是牺牲企业利润。第三是财政补贴。如果只是国内通胀，先进地区补贴贫穷地区、工业补贴农业等等都无所谓，是中国人补贴中国人。最要命的是拿中国人的钱补贴全世界，而且受补贴最多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设计航线时全部以到中国把油耗尽为准，在中国加满油再飞。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高增长、低通胀是很好，如果通过人为管制，能够把通货膨胀维持在4.8%，皆大欢喜。但问题在于，能否控制的住。

如果价格不市场化，无论是价格跟国际接轨，跟国际保持同步，还是体制变革成本正常化，都意味着隐藏着巨大的物价压力。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如果放开物价，就要有配套措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补贴有很多措施，比如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更多的份额。比如提高50%就会大大缓解粮食供应的问题。再比如资源税，收益要给地方财政，地方维护油田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煤炭也一样。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满意，这在治理通货膨胀中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些价格涨，有些价格不涨，或者有的涨得快有的涨得慢，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有些人受损，所以想大家都满意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政治承受能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如果全都放开的话，通货膨胀可能会超过预期，会重复1988年的问题。

要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及美元贬值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看待美元的优势地位，如何判断目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并防范金融风险，是讨论的热点。

张岸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货币竞争的格局。我国适应新的国际货币环境尚存在困难：一是我国对外经济活动多用美元结算，汇率决定、清算体系依赖于美元的中间地位；二是政府和民间累积了大量美元资产，头寸调整困难，潜在汇率损失巨大；三是本币区域化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未必能够填补美元退出本区域后的货币真空；四是若香港联系汇率制变动，内地恐要承担调整责任。

鲁政委（兴业银行）：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对我国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中国的不利条件有很多：（1）越南、阿根廷、韩国等所显示出的金融脆弱性，显示我国货币危机外部输入的风险大大提高；（2）我国国际收支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现实。我国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就积累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兴也勃焉，难保不会出现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局面。（3）在计算了隐含财政负担后，可能财政收支形势并不乐观；（4）人民汇率弹性节奏如何把握和控制？既要有效控制，又不至于造成外部预期的恶化。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金融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监管缺少力度的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如此。现在国际金融形势比较严峻，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金融危机：（1）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堵死热钱流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2）管住资本的跨国流动和热钱的进出。（3）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双顺差”，以防美元升值后外资大规模流出。（4）适当提高利率。然而只有管住热钱，提高利率才能产生抑制通胀的作用。（5）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开和调整某些产品的价格。此外，活跃和扩大国内外汇交易市场，开辟和扩大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期货市场以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各种措施都应给予重视和考虑。

武建东（《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国际货币体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成熟。美元纸币体系产生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美元不是财富，也不是资产，是一种债务凭证。

余永定：美元实际上就是一种借贷凭据，就是你给我实物，我给你一个凭据。我们现在攒的这个凭据多的不能再多，美国利用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赚钱赚的太多了。美国入不敷出，补充者无非就是产油国，东亚国家。

陈兴动（法国百富勤）：去年10月份以前，美联储、美国的财政部加上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基本把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股市大跌看成美国次级债导致的流动性危机问题。认为中央银行往市场里“注水”，扩大金融的流动性就能解决问题。但是随后他们马上认识到远比流动性严重。

现在美国人，特别是在投行界里很担心出现1992年的日本状态。美国人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债与次级债相调换。这是一个大胆的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的办法。

人民币汇率升值见仁见智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形成真正的外汇市场。目前中国汇率改革政策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

向松祚（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2000年以前中国从金融层面上说，是比较封闭的，一是因为严格的固定汇率，二是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也非常严格。

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也许是中国货币政策史上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所造成的货币升值的持续预期，实际上就把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效果很快的引入到中国来。远在2003年就有大量的热钱开始进来，但是直到2007年初国家外管局才开始严厉查处，我认为是比较松懈的。

张平（中国社科院）：我一直持很保守性的观点，即人民币汇率不应当超升，而是应当把浮动幅度从5‰回降到1‰，以降低对汇率的压力。靠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反倒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

余永定：十多年来，中国有大量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又加大了通胀的压力。对于一般国家来讲，让市场发挥作用，人民币升值就可以了，早升早完事，中国一直不做这种调整，错过了许多时机，所以积累的矛盾和压力越来越大。既然不升值，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推出“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个政策说不好听，叫“开门揖盗”，告诉他进门之后随时可以走。这样政策的结果，没有达到使资金不进来的效果，因为进来了之后随时可以出去。

钟伟：从汇改以来到现在，每年流入的所谓长期投机性外汇占GDP占比连续三年超过4%，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流入亚洲地区私人部门的，在危机爆发前三年平均是3%多一点。

目前我们所选择的渐性升值是各种汇率升值方案中最糟糕的，私人部门在损失、央行也在损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把微观的汇率风险放大成宏观的汇率风险。如果人民银行仍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加息、升值、窗口指导等方式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这样很难维持超过三年，甚至两年都很困难。

怎么去解决它？在政策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用特别国债置换外汇，第二是一次性升值调整。

张蓓：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也是政治问题。在汇率上实际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压力，怎么走很难说。汇率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谁都不能让汇率对自己形成任何损失，这个问题中国要谨慎。

关于一次性升值和渐进升值，渐进升值存在很多的缺点，但是一次性升值怎么做，如果升不到位，以后再升，也会给投机者一个机会。现在谁也不知道最后的汇率在哪里，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个机制，让市场说了算，就是汇率有一定的市场作用，现在只能说是有这么一个机制，不断的扩大浮动幅度。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说了算。但是一次性升值，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一定要做测算和收益比较。

谭雅玲（中国银行研究中心）：香港和内地的组合，一国两制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香港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可以作为内地金融改革的平台，包括汇率、很多产品和政策，都可以跟香港市场组合得到实现。金融是要有过程、经验、经历、阅历积累的，包括在目前的中国金融管理、金融政策把握上也应该遵循金融特殊的高端专业、行业来把握。

放开价格,管住货币

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值得肯定，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逐渐放开价格、加强资本流入的管制、放宽对内资的限制。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决策难度比以前增大了，第一是争议特别大，第二是矛盾特别多、特别复杂，第三是不确定性特别大。国外非常认可我们的经济宏观调控，尽管我们自己说问题很多。

中国的政策多方面来讲就是取中。但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向，我们考虑越来越多的问题，原来是被动型反映，现在议论非常多的是要主动策划、前瞻，要自己谋划，这是非常大的变化。经济方面大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通货膨胀，能控制也好，不能控制也好，它肯定会成为中国今年经济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策略上，政府不要过多的强调4.8%，把这个余地留的大一点，这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

杨冠三：怎么解决现在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危机？我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开价格、管住货币。

江涌：我认为把中国所有的产业向内资开放，这样可以大大地解决经济缓增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不需要对外资有那么大的依赖，除个别产业以外，都可以对民营开放。对民资开放的时候，要减少约束。因为现在对民资是歧视性的政策，工商、质检、税务各方面都是这样。

王信（清华大学）：资本管制整体来讲是有效的，因为现在对很多证券的投资，对外债的利用等等，还保持比较严格的管制。为什么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就是因为我们相应的管制还是存在的。

我们要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但是现在，大幅度的放松资本管制会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尤其在汇率弹性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当金融监管、各种制度建设完善到一定程度，再大规模放松资本管制，对经济增长、控制通胀、资源配置等等确实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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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不确定；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现有不足；改进建议

一、前言

在宏观经济不确定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复杂，管理工作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其中，信贷风险逐渐增大是银行管理中的一大难题。信贷风险可对商业银行构成巨大威胁，但同时其又是此类银行经营、发展中难以消除的风险因素，所以，加强防范信贷风险其实是现阶段商业银行管理中必须要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

二、宏观经济不确定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增大的关联

在经济平稳增长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投资者往往会通过借贷来追加投资，同时，消费者也可能会通过借贷来满足消费需求。此种情况下，商业银行要想尽可能的满足日渐旺盛的信贷需求，其就必须不断扩大信贷规模。这个过程中，出于吸引借贷者、提高业务开展效率的考虑，商业银行普遍会主动的化简审查程序。此种做法会降低贷款发放门槛，进而导致市场走向预测失准，最终造成信贷风险偏高。除了借贷行为之外，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或经济泡沫、虚拟经济等现象也可能会导致信贷风险增大。

三、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

(一)现有不足

虽然现阶段商业银行对于信贷风险的威胁性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进行防范，但是，很多银行的防范都并未取得理想效果，信贷风险依旧高居不下。此种现象说明，现有防范机制的有效性还比较低。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的不足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管理方式较为陈旧。在商业银行中，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是行长的责任，但却不是行长的唯一责任，这就使得行长很容易顾此失彼，再加上缺乏有效监督及能够制衡行长权力的机构，行长对于信贷风险实施的管理实际上是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此外，风险滞后于信贷业务、管理考核周期短等情况也会给管理者开展工作带去一定的干扰。其次，管理过于粗放。此项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是管理改革不彻底、不全面导致的，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信贷增速高、发达地区信贷压力大。最后，预警机制有效性低。风险预警决定着商业银行能否及时发现和处理风险，关系到风险的波及范围，对风险管控成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在现阶段，由于预警机制有效性低，商业银行普遍尚未实现有效的事前防范，事后补救仍然是主要手段，管理处于被动局面。

(二)改进建议

1、强化内控此项措施主要针对的是现行管理方式陈旧的问题，方法为：分解信贷业务，确保各环节由不同人员负责，以免个人或部门单独操控信贷业务的现象。此种做法的实质是将信贷业务分为多个运作系统，利用各系统间的制约关系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商业银行有必要特别强调“同层系统制衡”，并以资金运用环节为依据进行业务分解与部门设立，以便通过横向制约来实现审计贷款与发放贷款的分离。在此种管理模式下，业务部门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约，单个部门或个人大权独揽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因此，上述措施也可以视为是对贷款权力的分解，对实现风险的有效控制意义重大。2、实行审批授信制此项措施针对的是管理粗放问题，实施方法为：以总行垂直管理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各级分支机构有差异的授信权限。在具体实践中，银行应以企业类型与业务品种为依据给予有差异的信誉度。此种方法属于事中控制手段，作用体现为自我制约与自我调控，除了能够有效减轻管理粗放带来的问题之外，还可以起到激发基层分行积极性的作用，有助于基层分行主动进行风险防范。结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控机制来讲，上述做法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防控要求，又与银行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相适应，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宏观经济不确定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鉴于此种联系不可消除，银行在发展中有必要积极应对风险增大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刘华.经济下行期银行信贷风险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4,(07)：19-22

[2]马文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之防范[N].金融管理与研究：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12,(06)：14-16

篇7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大幅度衰退，美国众多商业银行破产或转型，众多全球知名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资产价格持续暴跌，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商业银行对次级贷款无限制发放造成不良资产过高，由于商业银行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持续高风险运营过程中，微小的风险事件便可以星火燎原，造成国际金融危机。回顾此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尤其是信贷风险管理小到关乎银行生存大至影响国际稳定，必须引起每一个银行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重视。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原因分析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贷款业务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下面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起因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传导机制两方面进行相关分析研究。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原因分析

第一，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信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信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是指借款人在借款时，银行方面对其资产、信用等相关信息了解相对较少，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便会提高贷款利率，利率的提高会挤出部分低风险贷款企业，留下的大多是高风险贷款企业。“道德风险”是指在取得银行贷款之后，企业可能会拿着借来的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活动，用自有资金可能不敢从事的活动可以拿“别人的钱”来进行，一旦成功便可获取高额利润而一旦失败便形成债务违约。

第二，商业银行管理治理制度不完善。在公司治理方面，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不明确，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影响，因而无法做到足够的风险管控，而内部管控制度不完善致使风控部门效率低下，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在人员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利益导向性，商业银行自上而下均存在以眼前利益为目的而忽略风险积累的现象，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银行员工可以利用职务优势规避相关监管，人为造成大量风险因素。此外，商业银行行为决策趋利性也会导致决策者为了利益而忽略风险，从而做出错误决定。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传导机制

商业银行在向企业发放贷款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无法保证贷款能够按时足额收回，必然产生信贷风险。当某一大额贷款无法按时还清，突发事件造成银行无法及时应对，造成银行流?有匀笔В?银行业务也会受到影响，累积的不良贷款风险一触即发，必然影响到对储蓄者的支付。而储蓄者和各个金融机构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家银行出问题，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引发整个金融机构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体和金融机构紧密相连，一国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必然会牵连到其他国家，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宏观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风险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宏观经济周期的反映。“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指出，债务的无序和货币购买力失衡是破坏经济发展的根源。由于经济周期的内在性以及新技术新发明等外部冲击，萧条的经济体出现了复苏预期，在较好的经济预期下，资产价格上涨，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普遍比较乐观，随之降低贷款门槛，放宽贷款政策，扩张贷款规模，对不良贷款管理力度也不断降低。新投资领域的出现吸引了大量资本，经济联动效应带动资金进入其他投资领域，社会总产出增加，利润空间扩大，高额的投资收益再次吸引新的资金流入。此过程循环往复合力造就出一个繁荣的经济时期。随着流通货币的不断增加，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上升，成本也随之提高，通货膨胀效应逐渐显现，而此时“闭着眼投资都赚钱”的效应让投资者盲目乐观，此时多数管理不善的商业银行已经过渡负债。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抑制经济滞胀抑或是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等突发事件引发大面积债务违约，银行坏账泛滥，收缩银根。由于无法获取足量的资金维持流动性需求，众多企业资金链紧张进而造成一系列财政危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双升”，进一步限制贷款发放，最终导致众多企业破产甚至引发银行财务危机进而波及全球金融领域。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能让银行陷入困境甚至让世界陷入危机，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都应当时刻保持对信贷风险的谨慎性和敏感性，无论经济多么繁荣都不能放松对信贷风险的把控，下面从银行和监管两个角度提出相关的建议。

（一）银行层面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银行内部监管，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相关激励奖惩制度，加强员工培训。商业银行经营的规范程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内部监管，银行高管和员工必须在相互监督的前提下进行相关决策和操作，对于违规操作和滥用职权等现象要严惩不贷，对于发现并提出相关问题的员工有所奖励。在工作之中要加强员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减少操作失误并提高风险防空能力。

第二，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分析。商业银行应成立宏观经济研究组并进行周期性的研究分析，对国家及相关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专业深入的解读，同时在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下，定期进行信贷资产质量评估和预测，对于可能发生的违约提前做好预案，全方位提高风险管控。

第三，加快进行中间业务创新。传统存贷业务受制于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利润空间逐渐缩小，为了增强商业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必须进行中间业务创新。同时中间业务可以降低风险。中间业务本身风险就比较低，多种多样的中间业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组合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风险甚至可以取得无风险收益。

（二）监管层面政策建议

第一，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的监管，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利益导向性驱动商业银行采取各种手段逃避监管，这就需要监管部门时刻与商业银行“作斗争”，在鼓励创新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风险。明确信息披露流程，增强信息透明度，对于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保证市场稳定性。

第二，建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体系。第一步可以先建立上市公司信贷风险预警体系，然后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后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先对相关公司或行业建立专门的信贷风险数据库，选取相关预警指标，研究符合国情的风险预警模型。预警指标的选取可以从多角度进行，首先应选取企业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财务数据，然后加入宏观经济指标例如GDP、CPI等，此外还可以根据个人经验或相关理论知识补充相关指标例如企业发展潜力、宏观经济趋势、宏观经济周期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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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钢铁行业；市场风险；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观经济指标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风向标，而产业或行业的发展也同时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2010-2011年粗钢产量变化百分比基本与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当年粗钢产量增速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钢产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钢产量同比增长才3.1%。据中钢协通报，2012年末，我国粗钢产量已达7.9亿吨，但钢铁企业利润同比下降98.22%，亏损面28.75%；亏损企业亏损额289.24亿元，同比增长7.39倍；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仅0.04%。此外，钢铁的需求一半以上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M2/M1增速一般领先钢铁价格增速约24个月，当前者见顶时，后者也将见底。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多个角度选取了与钢铁产业相关的指标来探析各宏观经济因子是如何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利润的。

2 市场风险研究概述

广义的市场风险是指由市场机制作用及其相关因素变化引发的风险，包括根植于市场内在机制的内在风险和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风险。关于狭义的市场风险，我国学者胡杰武、万里霜将其界定为未来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1]。王周伟认为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或价格因素（如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商品价格与衍生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使公司的表内和表外业务或公司价值发生损失的风险[2]。张涛、黄国良、姚圣 等认为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和购销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转移、经济政策的改变等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3]。综合来看，狭义的市场风险是由利润、价值或收益的下降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以钢铁行业的利润作为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指标来研究。可以理解为，行业利润越大反映市场风险越小，行业利润越小则说明市场风险更大。

关于宏观经济对行业或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也不少，如卢永艳以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4]；邢治斌和仲伟利用ARMA-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影响[5]；利用改进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6]；李关政选取宏观经济因子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运用OLS最小二乘法，构建了宏观经济与钢铁行业利润关系的回归模型，在对模型进行修正检验后确定最终模型，从而得出宏观经济对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影响关系与程度。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收集整理

3.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标准化

本文选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指标作为钢铁行业的市场风险指标（PRO），因为利润的大小直接反映着企业乃至行业的盈利情况。宏观经济因素选取了GDP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I）、广义货币量（M2）、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PPPI）。数据来源于聚源数据库，样本数据为2005年2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共45组。因选取的指标中PRO、GDP、FI、M2是以“亿元”单位计，而PMI、PPI和PPPI都是价格指数单位，所以要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的是z-score标准化法，利用原始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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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银行信用风险

 

美国经济一向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但是自去年九月至今，以次级房贷为诱因，美国经济发生了大幅波动，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实体经济的恶化必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利影响。回顾历史，1929年10月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等都在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资产价格快速上扬和信用快速扩张的阶段之后，金融体系却遭遇了一场全面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的循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转变，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吸取各国之经验教训，提前做好准备，控制信用风险，防患于未然。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以及各个相关因素进行传递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下面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选择

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来反映我国历年的信用风险状况。由于众多影响因素不可量化以及某些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从信用风险、宏观经济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考虑选取了7个指标。统计年份从1993-2007年，由于我国银行业起步比较晚，因此数据有限。具体如下:

（1）信用风险通过不良贷款率(Y)来反映：其反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淀情况。

（2）GDP增长率(X1)：反映我国经济总体波动情况。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反映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的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4）进出口总额增长率(X3)：对外贸易活动规模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5）通货膨胀率(X4)：从一方面反映原材价格变化情况。

（6）M2增长率(X5)：反映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7）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X6)：反映我国企业总体盈利变化情况。

注:本文的相关指标数据都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并加以整

理所得，部分来自施华强(2005)《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

根据所选的指标，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由实际观测值构成，为参数向量，为随机误差向量。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需要说明的是：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总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同向变化；由于我国体制的关系，我国政府总是在经济向好时控制货币投放量，而在经济出现向下的趋势时加大货币投放量。且不良贷款率通常是滞后与经济变化的。因此，本文假设:

H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5:MZ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

H6: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三）多元回归及实证分析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在经过对方程一系列的检验之后，本文得到如下模型结果:

通过t检验发现：除X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以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置信度5%的t检验，说明除了假设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不支持外，其余假设都得到了支持。本文对历年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得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1成立，GDP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我国总体经济情况较好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比较小；而当经济运行情况不良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即经济稳步增长时，随着信贷不断增加，风险在不断积累，至经济增长放缓时，风险逐渐释放。我国商业银行应防范在“好”的经济环境下的风险积累，降低贷款集中度，控制风险。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2成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说明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反之，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时，说明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或者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可能恶化或者仅仅能维持当前水平，此一时期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趋势。

(3)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没有显影响，假设H3不成立。当对两者单独分析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但是综合各指标进行分析时，没有进入最后的回归方程。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变量可能主要通过其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间接影响，直接的正向影响很小。我国贷款主要流向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导致国际经济的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大影响。

(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4成立，明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通胀率高的时候，银行信用风险比较低。不良贷款率对过去的违约事件进行统计。当政府对通货膨胀率开始重视，并进行有效的调控时，通胀率趋势开始向下，而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趋缓，违约概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密切注意通胀率变化，一旦发现通胀率有异常变化，商业银行就应进行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

(5)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假设H5成立。当银行的索取权受损的时候，银行就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由于这种效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银行的风险程度将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出现。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增长放缓，违约率增加的同时，制订更加严格的信贷政策，以减少损失的发生。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货币投放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当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考虑，采用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

(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6成立，表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当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所以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当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利润下降时，其偿债能力随之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3年至200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这15年间，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当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下降；当经济速度缓慢时，信用风险也往往有所增加，即存在一种亲周期性。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我国商业银行参考:

1.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内的征信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及早建立健全包括受信企业的历史信用数据、项目效益、贷款用途及还款意愿在内的一系列数据，以便借鉴过去的经验，将受信企业借款后一个阶段的经济波动影响完全考虑进去，降低贷款信用风险。2.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制定更加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随着经济的波动而盲目的放松或执行更加严格的信贷标准。3.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4.进一步完善风险量化管理。商业银行要将宏观经济波动因素考虑进去，最终要落实到风险度量上去，使风险控制做到量化和动态化。5.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单调，造成起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极大，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以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必须注意的是，在信贷衍生品开发运用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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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增长乏力，金融风险加大。我国为应对危机，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发通胀隐患。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面临金融与经济失衡的困境，一方面制造业等行业产能过剩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另一方面金融失衡导致了社会整个不良贷款率的上升。这些都对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业风险的分析，得出了防范风险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宏观经济；金融危机；影子银行；金融风险

一、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金融衍生品违约等一些列事件引起雷曼兄弟大银行倒闭，并形成骨牌效应，形成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希腊债务问题爆发，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全球经济进程。2008年为应对危机，我国进行了四万亿救市计划，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大，08年全年保持9.6%的高增长。但是大量资金流入市场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2009年M2全年增速达到了21.62%，比2008年全年增速高了6.6个百分点。然而，2009年全年CPI增速同比下降了0.7%，这说明大量的信贷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资本市场或者在银行间拆借。另一方面，我国对于信贷资金利用效率并不高，这一点从M2/GDP的数值就可以看得出来。2009年以来M2/GDP保持在1.8左右，居于世界第一（见下图）。

2009年以来我国楼市价格猛涨，新能源产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我国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在金融危机中深受打击的外贸出口行业错失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了出来，转而投入收益率高的楼市和新兴产业。2010年收到2009年信贷投放的影响，CPI破3%的警戒线，央行开始宏观调控，逐渐收紧流动性。银行提高审贷标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而之前投入到新能源行业的资金短期无法实现盈利，因此产生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温州为例，民间借贷借此机会蓬勃发展。民间借贷团体比如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缺乏资金，在银行部门产生寻租行为，高的民间借贷收益率也导致一些银行从业人员主动到民间借贷市场寻求机会赚取高利息。2011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提高就是这一系列因素的结果。2011年末，有八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提高。工农中建四大行虽然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下降，但不良贷款余额缩小幅度较小。

2012年收到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政府出于调节经济结构，缓解金融风险考虑提出了“稳增长”的策略，经济运行逐步企稳，全年GDP增速为7.8%。同时，“十二五”计划提出了加强金融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国内企业因全球经济疲软面临出口增长缓慢，国内投资因房地产调控和政府融资平台资金紧张而减少，通胀隐患仍然存在，扩大内需需要长期努力，中小企业经营环境需要改善，垄断行业和企业压缩中小企业利润空间，这些因素对2012年的经济发展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3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2008以来的下滑周期当中。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加工制造产业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环境恶化严重，可持续发展面临难题，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领域面临调整。2013年6月20日，上海银行间隔夜拆放利率（SHIBOR）大幅上升到13.44%，隔夜拆借利率最高达到30%，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最高成交于28%。利率飙升反映当前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的困境。2013年6月24日，上证指数连跌一周跌破2000点，资金在股票市场的缺乏可见一斑。2013年6月，建设银行的一款期限为33天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7.39%，而同期银行活期利率仅为0.35%，1年定期的利率也仅为3%。而招商银行的一款期限为3个月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达到了7%。资金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恐慌情绪蔓延。回顾2013年6月19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反映了其对当前资本市场缺乏流动性的态度。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让资金流向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

二、当前中国金融业风险管理分析

（一）社会融资总规模结构变化显示中国正在经历金融脱媒

货币政策是调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过去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得以体现，同时货币扩张成了必然。观察货币结构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融资结构的巨大变化。2002年人民币贷款总额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91.86%，体现了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的特点。但从2010年开始，这一比重逐年下降到50%左右（见图1、图2）。这意味着以往主要通过银行配置资金供求的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股票、债券、基金、理财、民间借贷正在成为资金循环的重要途径，中国正在经历金融脱媒。

从微观层面看，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也在发生变化，银行存款占比下降，股票、保险、基金、理财等投资品占比上升，造成银行的贷方脱媒。根据《中国金融家庭调查报告》，2004年居民资产中储蓄存款占比为71.8%，证券基金占比10.2%；而到了2011年，储蓄存款和证券基金占比分别变为57.75%和20.62%。除此以外，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业融资占比应提高到 15%以上，非银行融资方式占比具有更高提升空间。

（二）金融脱媒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与挑战

1. 对中国银行业利益产生冲击。以美国的金融脱媒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证券市场成为欧美经济主要融资方式，银行的作用日益萎缩，失去其主导地位，表现为利差收入减少，银行难以继续依靠传统业务保持收益。中国银行业现在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9%左右，而欧美银行这一比例达到了35%以上。中国银行业现在的资产结构难以应对金融脱媒，金融脱媒必定会使银行业利益受损。

2. 对银行资产结构产生影响。

由于金融脱媒，储户投机性动机加强，存款趋向短期化，转向活期存款和银行理财产品。这会使得银行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问题加重，给银行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3. 对于社会融资方式而言，直接融资将占更大比重。相应地，居民的金融资产中将包括更多的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更少的银行存款。以美国为例，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25%下降到15%左右，股票基金和保险资产占比大幅上升。

4. 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单一货币规则”，前提是货币流动速度不变，因此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调控物价和经济增长。而金融脱媒和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统计口径面临调整压力，货币流通速度不再稳定。以美国为例，1993年7月美联储由数量型货币性政策目标转为价格型政策目标，即以利率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应此，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应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同时调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利率。

5. 金融脱媒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金融脱媒丰富了资金供求来源，使得社会各个机构和个人参与市场利率的决定过程。金融脱媒使得资金供给方从过去的银行机构为主转变为个人、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共同参与；资金中介包括银行也包括信托、保险等。

6. 金融脱媒对监管部门提出更高要求。金融脱媒使得资金从银行表内转移到表外，从银行转移到非银行机构。银行面临的期限错配风险上升，银行以外的金融系统不良贷款面临监管空白。

三、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金融业风险管理措施

（一）加强银行业风险监管，重点整顿影子银行带来的风险

在金融业调整过程中，银行业的调整是重点。而近年来贷款结构的变化反应了影子银行风险的加大。防范影子银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除加强监管外，还需强化金融机构内部自身风险管理。具体措施有：建立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风险防火墙，将两者之间的风险防范渠道切断。例如，防范商业银行表内资金流向私募基金等影子银行，加强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控制银行资金流向。二是加强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管理，防控金融业从业者利用银行资金参与民间借贷，避免金融风险从民间借贷市场传递到银行当中。三是明确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

（二）肃清债市灰色地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与美国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规模小，对经济促进作用有限。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乏导致了债券市场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困难。应该坚持审计和业内自查，重点消除代持养券和丙类账户带来的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为完善债券市场建设，一是监管部门将债券市场的监管部门进行整合和统一，形成统一的监管负责机构，在降低债券市场监管成本的同时提高监管效率。二是建立评级机构监管体系。强制要求评级机构向监管当局做出解释，并且对于监管当局调查出的评级机构违规行为应当予以严惩，以规范评级体系的秩序。三是建立做市商细分审批制度，通过对市场上符合资格的企业颁布债券做市商资格的方式来保证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债券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债券做市商进行细分管理，对于报价数量较多、报价频率较高、报价能力较强的做市商授予更高的市场做市资格，从而促进做市商制度的发展。（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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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调控，施工企业，财务风险。

2011年，国家为了管理通胀预期，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二次加息，银行信贷不断收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困扰和挑战。

更严酷的是施工企业又遭受到了来自铁路市场的一场空前的“寒流”，铁路基本建设“紧急刹车”导致铁路市场急剧萎缩，施工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铁道部公布的数据：

2009年、2010年全国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分别6004亿元、7074亿元，而到2011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铁道部2011年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通报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610亿元，这较全年原计划7000亿元的基建投资减少了239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8％。，凸显了铁路建设资金的紧张。在此期间，全国陆续有近七成的铁路在建项目因资金吃紧经历了停建、缓建。铁道部现任部长盛光祖在2011年底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还表示2012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4000亿元，这一额度大大低于铁道部2011年原计划的7000亿元投资额，铁路建设放缓的趋势仍然明显。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企业的财务运行日趋困难，财务风险也在不断的加大。

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深刻认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在，强化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诚待解决的课题。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定义。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是指施工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的预期收益偏离实际收益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管理活动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特征。

施工企业从事的主要是建筑施工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等，其在生产和经营各方面与其他企业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使得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除了客观性、全面性和不确定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复杂性和多变性，每项施工任务因其施工环境的不同，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的不可复制性使得工程的施工设计、施工组织、施工工艺以及工程量大小等各不相同，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和施工过程呈现的多样化决定了企业财务管理行为的多样化，使得财务风险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是高危性，施工企业绝大部份是露天野外作业，没有固定的施工场所，施工劳务人员变换频繁且素质不一，施工环境恶劣，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施工安全质量问题始终是悬着的一把剑，一旦安全质量出了问题势必给企业带来损失。再加之施工点多面广、工程施工周期长、财务风险源多而分散，财务管控难度很大，一旦疏于管理，管控不能及时到位，则引发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极大。

三、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1。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施工企业经历了2009、2010年度施工规模迅猛扩张，所承揽的工程项目和产值量增长迅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产和负债同时随之增长，致使施工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财务风险显现。

2011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转变，铁路超常规发展之后又面临着大幅萎缩，但债权债务双高、资产负债率偏高的财务状况改变并不大，有许多施工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然高达8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财务风险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建筑市场中比较多的企业投资项目或合资项目存在投资不到位的情况，施工企业不能及时向业主办理验工计价，工程项目清算周期加长，大量的未完施工形成了高额存货挂账。另外铁路融资困难造成资金极度紧张，铁路项目拨款滞后及拖欠工程款现象明显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施工企业又因资金紧缺无力偿付应付款项，以致债权债务居高不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风险。

2。债务纠纷诉讼上升。由于施工企业经历了前两年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已埋下了债权债务双高潜在的偿付风险隐患，2011年突逢铁路基建停建、缓建，融资资金迟迟到不了位，业主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给付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融资又受信贷额度限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使得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队伍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刚性应付账款的偿付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对到期债务管理不够重视，不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取得理解，反而以资金紧张为由，消极等待、一味逃避，信用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银行账户存款冻结事件频发，债务纠纷诉讼案急剧上升，涉案金额有增无减，这些法律诉讼最终给施工企业带来的是经济和信用双重损失和资金安全风险。

3。资金运行困难。由于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紧缩”、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紧张、铁路和地方融资平台逐步清理、铁路基建投资骤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施工企业的现金流入锐减，尤其是经营性现金流大额净流出，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凸显。再加上有些已竣工项目清概时间过长，已完工作量的合同概算外资金以及施工过程中扣留的工程质保金迟迟不能到位，企业施工垫支资金无法及时回收，使得资金紧张状况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资金运行极度困难。另外，在资金的管理运作上，由于业主对建设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大都要求项目建设资金在项目范围内封闭运作，以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这使得施工企业内部调剂资金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有限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就目前形势看施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时间越久，企业的财务风险将越大，一旦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危机之中。

4。闲置资产增多。

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随着高铁建设的兴起，各铁路参建施工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周转料，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上。随着项目的陆续完工和高铁建设项目的缩减，此前购置的大型专用固定资产、钢模等周转料由于施工产品的流动性、单件性等特点，将造成大量的资产闲置，使企业面临着不能获得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的投资风险。

5。项目潜亏风险增大。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的影响，国内建筑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多、波动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融资成本增大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施工企业成本不断增涨，成本控制难度和风险增大。随着铁路市场的萎缩和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市场经济行为还不够规范，企业间为了中标而竞相压价，而业主对工程项目质量、标准上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工程项目的低造价水平和高质量标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施工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大大降低了盈利空间，如果施工企业管理粗放、内部控制流于形式的话，则亏损项目存在的几率较高。再者铁路暂缓新开基建项目和已开工在建项目的资金短缺，致使部分项目停工窝工或放慢施工进度，打乱了企业施工组织的方案、机械设备的配置、劳动力的安排，施工工期延长、人工和机械设备的清退场及重新进场将造成施工企业投入的成本费用大幅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收益，项目面临着非常大的潜亏风险。

四、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1。加大对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力度，从树立财务风险意识抓起。注重培育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文化，通过培训、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全员财务风险管控意识及综合素质、履职能力的提升。坚持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鼓励员工风险管控的自觉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完善风险识别监测与防范体系，正确认识风险之所在，明确风险控制对象，加大重点、重大风险源的控制，使企业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调整思路，理性经营，确保平稳。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中求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调结构、促转型。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关键更是要调结构、促转型、保增长。要正视铁路基建市场当前的严酷现实，要及时调整思路，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承揽施工任务上下足功夫，全力拓宽经营区域，快速实现承揽和施工重点由铁路向路外、从地上向地下、从境内向境外等多方面的转变，使企业保持稳健发展。同时还要实行“理性经营”，即在开拓市场时不跟风，杜绝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对于那些业主诚信度低、投资不落实、降价幅度过大、投入太多和保证金过重的项目要勇于放弃，审慎选择承揽工程，规避经营中的潜在风险，以确保企业稳中求进、财务运行平稳。

3。狠抓清收清欠，加速资金回笼。资金如同企业的血液，一旦运行受阻，整个机体便无法健康运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难以为继。为了确保资金运行顺畅，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流入，施工企业在面临承揽任务锐减、银行融资受限的形势下，最直接快捷、最有效低成本的举措就是及时回笼外欠应收账款资金。在狠抓已完工作量验工计价和拖欠工程款回笼的同时，还要加强工程尾款、质保金和各类到期存出保证金等各类债权的清收力度。可适当采用应收账款转让或保理的形式回笼资金，创新清收清欠手段。近期，铁路建设项目资金严重短缺、大面积停工等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铁道部的“维稳”资金在逐步到位，施工企业要抓住时机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要集中精力做好铁路项目的变更、概算清理和调差补差工作，针对当前形势铁路缓、停建造成的延误工期等情况，应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做好索赔工作，将应收客户合同工程款变为有效债权，最大限度地回收垫资款和补偿成本。

同时还要强化资金预算管理，认真把控对外结算，加强合同管理，严格计价拨付，坚决杜绝好不容易要回来的钱白白流失。

4。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施工企业面对目前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更要加强资金管理，聚财力，控财物，防风险。针对施工项目点多面广、逢项目就开立银行账户、内部资金分散难以管控的现状，施工企业应积极采取资金集中管理系统，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授权、科学调配”的原则，建立内部融资平台，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加大资金集中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资金调剂职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目前业主资金监管和开户银行利益保护仍然是资金集中的最大障碍，施工企业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大与业主和开户银行的协调、沟通力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努力实现资金的回笼和集中。

5。积极盘活资产，提高使用效率。施工企业应加强企业转型期的市场分析和研判，认真摸清自身资产家底，严格控制施工设备购置，合理配备施工主要设备，并积极推行资产内部调剂和租赁，尽可能盘活闲置的房产、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升资产投资收益。同时还要加大对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和处置力度，加速固定资产沉淀资金的释放和回笼，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

6。努力苦练内功，强化自身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增大企业经营积累，做强做优企业，以提高抵抗财务风险能力。

6。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减少财务风险的有效途径。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应完整地涵盖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和事项，有效地贯穿经营、施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工企业要彻底根治粗放管理顽症和内部控制上存在的弊端，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用系统的、动态的方法在经营各方面、施工各阶段、管理各层面实施精细管理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使财务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

6。2加强精细管理。企业越是面临困境，越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质量。面对着经济“寒流”的施工企业更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深入扎实推进精益化管理，推动企业由规模效益型向管理效益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低成本竞争，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责任成本全过程、全方位管控，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树立起“凡是有花钱的地方就要有人管成本”的大成本理念，增强全员创效意识，努力提升创效水平。

施工企业在向内部管理挖潜的同时，也要推进技术创新，积极研究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施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实力。

6。3高度重视安全质量效益。当前业主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安全质量是直接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和工程计量相挂钩的，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作为高危行业的建筑施工领域不乏安全质量“一失万无”血的教训，因此施工企业对安全质量应尤为重视，在安全质量管理上一定要舍得投入，当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确保安全。另外，施工企业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分散和转移安全风险影响，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通过为特殊工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针对工程的特点参投工程保险等，可有效地避免和降低不可预见费用的发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施工企业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要未雨绸缪，审时度势，科学研判，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审视，剖析自身的优劣势和长短处，勇于面对挑战，找出化解危机的制胜之道。在清醒认识企业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的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好的形势没有改变，建筑业仍处在难得的机遇期，施工企业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明确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强做优企业，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确保持续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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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 违约风险 宏观经济

引言：在信用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信用等级较低的人也能通过贷款买房。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一些借款人就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继而引发债务危机。所以，宏观经济因素显然会对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的违约率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面对国内房地产过热的现象时，相关部门有必要从宏观经济角度对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相关理论阐述

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曾经出现数千家银行因无法收回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而倒闭的现象。所以，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被视作是高风险资产。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很多学者针对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对加利福尼亚在1992到1995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学者Wilson提出了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的损失函数，并将房价变化当做是影响违约率的主要因素。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利率与房产价值也被Kau等学者证实为影响贷款违约率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讲，就是在利率波动性增大的情况下，住房价格的波动性会随之增加。而这样一来，借款人的逾期率也会随之上升，但借款人的提前偿付概率则会下降[1]。所以，利率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的违约风险增加。就拿美国来讲，在1972年到1981年期间，美国住房抵押款贷款利率从7.76%上升到了14.39%。而在这期间，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贷款违约率却从0.57%上升到了4.48%。此外，除了受到贷款利率的影响，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的违约风险还会受到贷款特征、贷款机制比、贷款规模和区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相较于利率，其他因素的影响显然较小。

二、分析模型的建立

对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将受到市场利率水平、房屋价格水平、经济周期和住房市场供需变化等多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变量不仅是时间变量，还是借款人无法左右的变量。所以，所有借款人都将受到这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个人住房贷款违约率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为了对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展开宏观经济分析，可以将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率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对其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设设定解释变量，以便进行分析模型的建立。而根据国内的情况，可以将个人收入增长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失业率和国家相关政策当做是解释变量[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房价高低也将对违约率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的情况下，房价从至高点回落的过程中，违约率就会上升。然而，由于房价对违约率的影响相对滞后，而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所以可以暂时不考虑该因素。

在模型建立完成后，可以根据相关理论进行假设的提出。一方面，在利率增加的情况下，借款人购房成本将提高，每月偿债负担也会增加，所以违约率将增加。因此，可以假设利率的提升将导致违约率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将增强，违约率则可能下降。而反过来，借款人一旦失业，收入则会大幅降低，继而容易出现违约。因此，可以假设收入增长率越高，违约率就越低。同时，借款人的失业率越高，违约率则越高[3]。此外，在监管机构出台政策进行严格的房贷标准的实行时，信用等级低的借款人则会被拒绝，继而使违约率有所降低。因此，可以假设政府出台严格贷款政策的情况下，违约率将下降。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国内4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对2004年到2008年之间的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展开宏观经济分析。首先，利率水平对违约率的影响有着显著的效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信息可知，近年来国内的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利率得到了增加，违约率则得到了降低，出现了与假设相反的结果。而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倾向于在还款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提前还款。其次，近几年来，根据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得知，国内收入增长率和失业率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也难以证实其对违约率的影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虽然得到了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率没有明显变化[4]。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失业率的统计口径不同，统计出的失业率无法完全反映出真实情况。再者，在2006年，国家出台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超过30%的政策。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不良房贷率得到了有效的降低，继而证实了有关政策与违约率关系的假设。因此，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在我国，利率水平提升不会增加借款人的违约风险，而国家的严格房贷政策的执行，则可以有效降低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的违约率。

结论：总而言之，从宏观经济角度对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宏观因素对违约率的影响，继而为政府出台宏观调控措施提供一定的指导。而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想要进行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率的降低，政府首先可以通过提升利率水平来督促借款人提前还款。此外，政府还可以进行严格且可行的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管理政策的出台，以便进行银行放贷行为的规范，继而降低银行的贷款违约风险，并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贺云.浅谈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的防范――以西双版纳为例[J].时代金融，2014，35（01）.

[2]谢芳.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款贷款违约风险研究[D].暨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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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云计算；专业技术能力；审计风险

一、由大数据引起的微观专业技术能力思考

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宏观经济风险管理和审计人员的微观专业技术能力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进而会导致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与审计风险之间内在联系的变化。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高校需要用新的处理模式来大幅度提升经济管理上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以有效管理海量的、高增长率的信息资产；另一方面，这种大数据海量信息的获取、存储、管理、分析，要求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依托云计算来掌控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以及虚拟化技术的现代信息处理能力。如果高校内部审计人员能够掌握大数据处理能力，就能在实施财务审计工作中有效地降低审计风险；反之，就有可能加大审计风险。针对当前高校内部审计工作所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在一次全国高校内部审计专题培训班上，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前副会长王光远教授作“适应新环境的内部审计文化”专题讲座时，归纳性地总结了高校内部审计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计风险：（1）内部审计本身不健全、不合理；（2）领导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3）学校各部门间的牵制、反弹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影响；（4）教职员工不愿改变现状的心理或无法适应改变后的状况而产生对内部审计的抵触心理；（5）内部审计的效果难以短期显现而影响内部审计人员信心的建立；（6）内部审计人员本身技术能力不足；（7）内部审计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性不佳。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当前高校的内部审计工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此，笔者仅就内部审计人员本身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及其与审计风险的关系、当前高校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技术能力现状、产生该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结合大数据理念，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二、大数据下的专业技术能力与审计风险关系变化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高校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技术能力与审计风险的关系变化。2004年，国家并施行了《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近年来，各高校陆续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内部的自我约束，保障了学校的合法经济利益，发挥了内部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和“经济卫士”作用，增强了学校内部控制的力度。但是，随着高校改革的日益深化，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高校的内部审计工作已涉及到学校所有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事项，为此，对高校内部审计要求进一步提高的同时，高校审计风险也随之加大了。

所谓高校审计风险，是指在反映高校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事项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漏报或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重大漏洞、缺陷或未被执行，或者内部管理存在重大舞弊时，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实施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所产生的风险。高校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部审计法规体系不完善、内部审计独立性不强、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内部审计人员素质不高、内部审计机构职能定位不准确、审计程序和审计工作方式方法不当等，在这些原因中，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决定高校审计风险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包括从事内部审计工作所需的政策法规水平、专业知识、工作经验、操作技能、职业道德素养、工作责任心等，可归纳为：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高度的思想责任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除了思想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外，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是衡量内部审计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

如果高校内部审计人员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就容易直接导致审计风险的发生，即：由于专业技术能力的低下，有可能在实施审计中对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的会计报表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活动发表不恰当的审计结论，以及由此对内部审计部门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及损失。这种导致审计风险产生的“失误”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误受风险。在实施审计的过程中，由于专业技术能力的欠缺，将错误的被审事项误认为正确，对于存在重大错报的事项误认为不存在，从而错误地接受风险。二是误拒风险。与误受风险正好相反，由于专业技术能力的欠缺，把正确或无重大错误的被审事项误认为错误，从而错误地拒绝风险。三是漏审风险。在实施审计的过程中，由于专业技术能力的欠缺，漏掉一些关键性的审计程序，或者忽略某些重要的审计证据，出现审计“盲点”，从而掩盖可能存在的审计风险。

可见，即使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的思想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没有问题，专业技术能力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审计风险的大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越高，审计风险越小；反之，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越低，审计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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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风险；协整；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4-0001-05

Risk Assess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asing on

Cointegration of Price and Macroeconomics

TIAN Cheng-shi, LI Hui

（Statistics College, Dong 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In the long-term, real estate prices should be in coordinati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level, if the tendency of real estate price has departed from the macroeconomics support, then the market may hide ris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relations of the China’s real estate price index and main macroeconomic indexe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frame.The finding is that real estate price has the support of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real estate market risk is not severe.

Key words:real estate; risk; cointegration; macroeconomic

1 引言

房地产业产业关联度高、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特点，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海外热钱纷纷涌入等现象，房地产市场发展有过热的苗头［1～3］。因此，如何评价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问题目前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评价大多是通过数据比较，以是否存在地产泡沫来衡量。如谢经荣、朱勇提出了指标体系法，他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来判断是否发生地产泡沫及其严重程度［4］。李维哲、曲波采用功效系数法计算泡沫的综合比测度地产风险的大小［5］。刘琳等提出综合指数法来判断房地产业是否存在风险及风险程度［6］。而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出发，将房地产发展纳入宏观经济运行，从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协调性来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的研究还未发现。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应该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如果房地产市场发展偏离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正常轨道，则表明市场有非理存在，市场隐藏着风险。

虽然例如房屋空置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等多个指标都能够衡量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但由于价格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最集中反映，因此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最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价格与整体社会经济水平相协调。从长期看，房地产价格不会稳定不变，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价格变化所呈现出的某种变动趋势应该由宏观经济如GDP、人均收入水平和利率等因素变化所影响和决定。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的趋势变化应该有宏观经济背景的支持，即房地产价格变化趋势和宏观经济变化应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因此，从长期看，如果房地产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变化是协整的，则说明房地产价格波动有经济背景的支持，可以认为房地产市场是健康和理性的；反之，如果房地产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变化严重背离则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潜伏着风险。

具体地，本文在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发展（包括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市场化利率指标）是否协整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潜在风险。

2 中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2.1 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了可能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多个变量：GDP、通货膨胀率、收入水平和市场化利率。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只是在近年来才出现迅速上涨的势头，故我们尽可能地选取了近期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4季度。

(1)房地产价格指标

在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房地产价格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从微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从宏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否保证房地产价格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一旦处理不慎，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主要包括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三大类，其中，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与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的相关性最强，所以本文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来反映房地产价格指数的整体性变化，用PI表示。

(2)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与房地产业有重要的互动影响［7］。房地产价格是由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市场上供出售的土地和建筑大量增加，存量住房的供给会上升。同时，居民由于失业和收入下降，对增量住房的需求也会大量减少，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导致价格的下降。相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人们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房地产市场一般会供销两旺、价格稳步上升。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用GDP表示。

(3)居民收入指标

房地产销售价格与居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8］。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时，人们会增加对房地产的购买，这将直接带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当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时，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相应地降低，进而导致房价下跌。由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因此居民收入指标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IN表示。

(4)市场化利率指标

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供给和需求都离不开信贷支持，因此，利率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9］。当利率下降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将源源不断地涌入房地产业，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反之，利率提高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债利率是金融市场的基础利率，中国国债市场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规模尚小，还不足以引导市场利率。而我国同业拆借市场自1984年建立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能够迅速反映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10］，故将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化利率的变量，用I表示。

(5)通货膨胀率指标

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价格的变化，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故我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11］，用CPI表示。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将名义GDP，收入指标和利率指标转化为实际值。同时，为了在分析中避免出现季节性的影响，我们用目前最广泛使用的X-11方法消除了序列的季节性。

2.2 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之前，首先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为

Δyt=α+βt+γyt-1+∑kj=1δjΔyt-j+εt

其中α,β,γ,δj为参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过程，t为趋势因素。在检验中，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解释自相关性的Δyt-j的最优滞后期k的选取标准为：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同时采用AIC准则与SC准则，将使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k作为最佳滞后期。关于检验方程中是否包括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或二者都不包括，本文的标准为，通过变量的时序图观察，如果序列好像包含有趋势（确定的或随机的），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又有趋势项。如果序列没有表现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回归中应仅有常数项。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检验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又不含有趋势项。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lnPI，lnGDP，lnIN，lnI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表明它们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同时它们又都在一阶差分检验中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单位根过程，可以检验lnPI与lnGDP，

lnIN，lnI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2.3 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各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考虑阶数为p的VAR模型

其中yt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 (1)变量的k维向量； 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向量。VAR模型可改写为

Granger定理指出：如果系数矩阵Π的秩r

协整检验对滞后阶尤为敏感，不当的滞后阶可能导致虚协整。我们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对p值进行选择，即选取当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阶数。在p值确定后，再对协整回归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或)时间趋势进行验证。

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中看到，在1%的显著水平上只有一个协整向量，也就是说，从长期而言，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与市场化利率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基于我国的数据特征，即使协整存在，也可能含常数和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作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检验时均考虑了含有常数和（或）时间趋势情况，并根据SC准则、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的方程形式。我们从可能的解释变量组成的多维空间开始分析，并逐步将不相关的解释变量去掉，最终我们选取最大化特征根对应的协整方程

由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若其它条件不变，当GDP上升1％，房地产价格指数将上升0.2126%，当人均收入水平增加1％，房地产价格指数上升0.4275％，当市场化利率增长1％，房地产价格指数下降0.1038％。而且从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方程看出：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而市场化利率的调整对房地产价格指数影响最小。

2.4 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误差校正模型

E-G两步法协整检验虽已证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无法度量变量偏离共同随机趋势时的调整速度，为此引入误差校正模型，误差修正项EC的大小表明了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我们首先取最大滞后阶数为4，使残差满足白噪声的要求，然后逐步去掉不显著和可以忽略的变量，得到如下的最终模型

ΔlnPI=-3.6525+0.04541•ΔlnGDP(-1)+0.01583•ΔlnGDP(-2)+0.1036•ΔlnIN+

（-5.7322）（2.4162）（1.9129）（2.9743）

0.05411•ΔlnIN(-1)-0.01054ΔI(-1)-0.2341EC(-1)

（-1.7172）（-1.9743）（-2.5219）

其中EC是误差修正项，Δ表示一阶差分，lnGDP(-1)表示GDP的滞后一期值，EC(-1)表示多元回归方程残差的滞后一期值。下面括号里的值是各系数的t检验值，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看，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

误差校正模型显示：房地产价格指数、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者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从模型的系数可以看出，滞后一期与二期的GDP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04541和0.01583，而当期与滞后一期的人均收入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1036和0.05411，滞后一期的市场化利率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1054。由此可见，在短期，人均收入对房地产价格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同时，模型中误差修正系数是表示误差修正项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调整速度，系数值为-0.2341，说明四者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以-0.2341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即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差距能很快被校正。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这个结果与误差修正的负反馈机制相一致，即前一期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值高于（或低于）其均衡点的值时，误差修正项的负值系数对当期值起反向调整作用，从而导致当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回落（或上升）。

3 结论

通过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我们得出结论：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化利率及人均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短期看，误差修正项系数表明四者间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很快。也就是说，通过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我们得到如下判断：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基本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并没有出现价格严重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支付能力的现象。即从总体上看，宏观经济的增长可以解释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得到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撑。

当然，本文只是提出了通过考察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协整关系来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一种思路，并得出了中国目前房地产价格受宏观经济支持，市场风险还不大的结论。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持，本文只对全国房地产价格指数进行分析，并没有针

对具体区域或城市。也就是说，从全国范围看，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不大并不意味着局部地区房地产风险也不大。近年来，个别区域尤其是部分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可能存在与宏观经济发展相背离的风险，应该引起警惕。

4 控制我国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宏观政策及建议

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对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整体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房地产资产价格过高，将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影响生产性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地区或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即时监控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使房地产价格稳定在合理的、与整体社会经济协调的水平。

第一，加强房地产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各级政府要明确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保证土地的开发与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与居民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相适应。要平衡好土地一级市场总量、结构和区域，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改进土地供应方式，平衡好二级市场规模、节奏、档次，杜绝单纯炒卖地皮的谋利行为。制约土地价格的过快增长，规范行政收费与交易行为，减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行政收费，加强交易过程的监督，制定合理的土地拍卖规则。

第二，改善我国房地产产品结构。应根据社会各层次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特点，选取合适的地段进行建设，形成与工薪阶层购买力相适应的多层次供应体系。此外，发展房地产二级市场，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分层次提供住宅产品，促进房屋商品的流通，实现新房市场和旧房市场的滚动发展。

第三，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是预防房地产风险的有效途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的前提条件。二是房地产市场的预测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基础。三是房地产类贷款的预测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关键。最后是风险控制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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