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技术进步 长期动态预测模型 供给需求

地球上的水资源，尽管数量巨大，但能直接被人们生产和生活利用的却十分少。目前，全球80多个国家约有15亿人口面临淡水不足的问题，其中26个国家的3亿人口完全生活在缺水状态。联合国数据表明，预计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0亿人口缺水，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达40多个。21世纪水资源正在变成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水资源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资源问题，更是成为了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假如人们能够做到节水保水保护环境，那么水资源的长期情况又会是怎样？本文将通过数学模型来找到答案。

一、模型参数说明

二、模型假设

（一）全球水资源总量没有大的改变；

（二）所有人为的干预水资源措施都起到了最大效果，即水资源污染、盐碱化、荒漠化等环境问题都已解决；已大量投入的水利设施建设完美地解决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问题；全球公民节水意识强烈，节约水资源已经成为了人类的自觉行为；科学技术也得到显著提高，各类节水产品、再生水科技发展迅速。也就是说：此时经过技术处理后，地球能提供多少淡水资源，人类就有多少水供给。

（三）由于水资源的需求可以分为三部分：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由于工业、农业用水最终生产出的产品会被人们消费，因而可以用消费需水量表示工业与农业需水量。因此，最终将人均总需水量转化成两部分：人均消费需水量和人均生活需水量。

（四）人均消费需水量（类比于收入-支出模型中的消费函数）又可以看成是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自发消费需水量，第二部分是引致消费需水量cAD 。因而，人均消费需水量函数可以写成：。从长期来看，没有人均总需水量，也就没有人均消费需水量，即： 0，那么，在长期发展模型中，人均消费需水量的公式即为：。

三、水资源长期预测模型

在模型假设下，类比宏观经济学收入-支出模型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到：

（一）人均总供水量仅由技术决定。随着技术的提高，再生水资源的增加，人均供水量也在增加，但由于地球总水资源有限，人均供水量增加速度逐渐降低，最终人均供水量趋于一个定值。反应在AS-g曲线中（如图所示），即曲线斜率大于零，同时斜率随着g的增大而变小，最终曲线趋于水平。

（二）人均总需水量也仅由技术决定，随着技术的提高，节水产品越来越多，人均总需水量不断减少，但即使技术提高，人的生命也不可能完全离开水，人均总需水量的降低速度逐渐减慢，最终人均总需水量也趋于一个定值。反映在AD-g曲线中（如图所示），即曲线斜率小于零，同时斜率随着g的增大而变小，最终曲线趋于水平。

（三）由公式推导：，，所以。可以得出人均生活需水量DS-g曲线（如图所示），人均生活需水量表示了人类能够生存所需要的人均水资源数量。

（四）将AD-g曲线、DS-g曲线与AS-g曲线画在同一个坐标系中： DS与AS在技术水平为时相交，AD与AS在技术水平为时相交。

（五） 点的含义为：将技术水平提高到时，人均供水量与人均生活需水量持平，此时全球不会出现因为缺水而生病死亡的现象，水资源不影响种族繁衍，但此时水资源不能满足人均消费需水量，因而，此时水资源限制社会经济发展。

（六）将技术水平提高到时，人均供水量与人均总需水量持平，此时，人均生活需水量与人均消费需水量都得到了满足，种族繁衍与社会经济发展都不会受水资源的限制，全球人类将彻底不再受缺水的影响。

四、模型预测结果分析

（一）当时，人类的生存问题受水资源威胁，水资源数量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要，此时，会有部分人口因为缺水而生病死亡。

（二）当时，人的生存问题不受水资源威胁，但工业、农业的发展受水资源短缺问题制约，此时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当时，水资源不再是制约人们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此时全球完全不再缺水，水资源的人均供给量大于或者等于人均需求量。

篇2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前言：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正确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观经济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特点。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动态结构的状态下，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三者进行科学的协调，是很多经济研究领域重视的问题。

一、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取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关系

（一）三者研究具备较强的联系程度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运行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高增长、高通货膨胀、高波动”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进入“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平稳化”的轨道，无论从水平还是波动幅度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处于由高向低转变的态势。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或者惯性仍然较高。长期形成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能源约束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通胀环境，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构成一定挑战。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可以根据中介目标的状态，对信贷机制实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能够具备更强的现代性特点。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根据货币供应体系的基本模式进行推进，使宏观经济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实现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要根据经济数据的波动情况，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判断，使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对经济发展的横轴进行判断，以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根据横轴的状态进行调节。可以按照信贷量的具体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可以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演变过程中，对相关经济数据的峰值情况进行统计，使货币的供应可以同研究方案实现统一。如果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使用经济危机方面的理论进行支持，则可以按照正规金融活动的模式，对通货膨胀的构成要素实施判断，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研究，使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更加准确。

（二）货币政策工具对调整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信贷冲击的模式对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学性进行判断，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够更具针对性。可以对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素实施了解，使货币政策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发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会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状态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够正确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节，将使得宏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证经济政策的平稳性。货币政策的研究还能够使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受到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对信贷投放状态进行研究，则可以使宏观经济以较为缓慢的形式变换到正常的状态，使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模式能够更加健康。

二、处理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经济稳定关系的建议

（一）提升对通货膨胀基础性因素的研究

在进行通货膨胀预期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对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实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对三类主要因素的协调关系进行明确，使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具备充足的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央行机构的指示情况，对外汇体制改革环节实施了解，使外汇体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适应利率的变化情况，如果能够对现有的市场模式做出正确的调整，可以按照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对经济的调控技能实施了解，使通货膨胀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性转变。要根据复杂状态下的宏观经济调节基础，对经济波动状态实施有效的研究，通过通货膨胀的影响深度，进行宏观经济复杂性的控制，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利用外汇资源进行稳定性修补。要根据当前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性能进行研究，如果能够保证对通货膨胀问题实施有效的控制，则需要根据货币紧缩的状态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观经济可以在更小的波动周期内实现影响力的提升。

（二）加强对货币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货币投放的需要，对宏观经济的具体投放规模进行研究，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货币投放的时机。要根据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过程中的收缩状态，对影响货币投放风险的因素进行控制，使货币的投放具备更强的准确性。要根据货币当前的汇率情况，对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供给状态进行研究，以便货币能够更好的通过浮动政策的调节实现汇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出口途径分析，通过固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状况，对货币的供给机制进行调整，以便货币的运转数量可以更好的实现调整。在进行信贷投放研究的过程中，要按照信贷投放的具体机制，对提升信贷投放质量的因素实施了解，以便信贷的投放环节可以更好的适应货币供给的需要，促进货币政策供给科学性的提高。

结论：通货膨胀问题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工具选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证选用的正规性，则可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行维护，深入的研究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稳定性的关系，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津燕.后危机背景下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论坛，2010（03）.

[2]王超.强化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短期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10（70）.

篇3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进一步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一国之竞争力，主要依靠国家的综合国力来推动，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有利的优势。综合国力中，经济又是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提升经济水平，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深化宏观经济的改革，通过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强化综合国力，以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将立足于宏观经济，从其概念，四项政策管理，改革策略等角度，进一步分析如何深化宏观经济的改革。

【关键词】宏观经济 深化改革 经济管理

在中国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本质上就要求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主要是以改革为方法。改革，不等于革命，改革是以温和有效的方式进行。是借助于法律，制度，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来对社会经济进行引导，所讲究的是有组织，有方向，有纪律。是改造中的发展，是发展中的改造。在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形式，更为科学的政策，更具指导性的方针，才能将宏观经济的改革深入下去。笔者先从宏观经济的概念着手，分析其中的改革措施。

一、 宏观经济管理的概念

在概念上，我们可以认为，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有效的整体控制和调节，便是宏观经济管理。其目的，是为了让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使整体经济表现出更高的效益。而各级政府在市场的前提之下，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控，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等，以保证整体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是社会经济保持着活力。

二、深化改革宏观经济管理的策略

（一）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为了经济活动的高效进行。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才能让经济政策和方针得以更有效的落实，进一步，才能为经济稳健增长提供动力。可以说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保障。而经济制度的完善，必然离不开不断的改革。按照当前我国的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国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在经济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大力度对非公有经济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股份制经济的改革，要以制度的形式，明确产权，从而让非公有制经济为经济制度改革提供有力的经济环境。同时，国有经济的改革也需要加强，进一步深化对国有企业的改制，特别是产权结构的改革，以激发国有经济的活力，以及诙力市场的改革也不可忽视，劳动力流动效率的提升，也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金融而言，非国有银行是金融行业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对非国有银行的支持力度应当加强，同时，国有银行业应当进一步市场化，在资本市场上，逐步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财政方面，更需要进一步健全财政制度，财政制度的改革，需要跟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央政府的财政义务和权利，应当与地方相适应，财政制度的运转，要保持高效和合理。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体制，经济改革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政治体制的改革，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一个高度廉洁的政府机构，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家体制，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保障。

（二）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宏观经济的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有着高度技术性，高难度的操作性。因而在经济宏观经济改革过程中，人才的建设和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首先，是人才的选拨。我们必须完善人才聘用的制度，进入经济改革工作，不需要经过公正透明，且严格谨慎的筛选，才德兼备，符合标准的才能聘用。此外，人才要采取试用期制度，对于所选拨的人才而言，要秉着公正的原则，以优胜劣汰的方式，选拨顶尖的人正式投入这项工作。考察人才不仅要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还要站在社会实践的角度，考量其综合能力和素质，以及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因素。与此同时，在职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经济和时代的发展，工作人员培训便应当受到高度的重视，定期举行培训，学习活动，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以满足经济形势的高速发展。如此，才能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的专业队伍，为我们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就业政策的改革与落实。国家的发展，宏观经济的调控，需要有稳定健康的环境才能进行。就业，就是保证经济环境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就业率的提高，才能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才能借助于消费的拉动，给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才能保证宏观经济改革不至于停滞不前。依赖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内需，可谓是经济的马车。因此，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就业政策。为此，我们需要做到下列几点：

1、 就业岗位的创造，不断创造就业岗位，才能降低失业率，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个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要加大力度进行支持，这是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2、 加大力度投资人力资本，让劳动力素质得以提升。国家财政方面，应当对政府社会职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对社会劳动人员进行培养，提升其工作能力，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3、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政府需要健全整个就业信息的公开制度，做到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同时，要对失业群体，退休群体进行福利保障。

三、结语

进一步深化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策略，是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然而，在实际落实过程中，我们应当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具体条件，要根据变化中的具体形势，及时调整经济改革策略，才能真正发挥出改革的作用，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得以有效施行，从而提升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杨涛.结构性改革要避免“病急乱投医”[J].当代贵州，2014，12.

篇4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一)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如果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相应的政策效应和实施效果进行预测、评估。

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宏观经济统计是信息时代政府和企业了解经济形势的必然途径。基于宏观经济统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分析了统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阐述了我国如何对宏观经济统计进行利用。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问题

宏观经济分析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世界各个国家应用广泛，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分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1.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历程数学统计学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者将国民经济的分析作为对象，关注国民经济的实际统计指标。在这一前提下对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趋势。第二阶段：我国整体经济趋于完善，统计学理论更加完善，经济行业分类清晰，从而使统计学理论能够更好的作用于经济发展实践。第三阶段：注重宏观经济统计与微观经济统计之间的关联性，使二者相融合，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阶段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即使是现阶段，很多人依然对经济统计存在错误的认识，统计理论作用于金融等行业，但依然存在应用行业空缺，需要你进一步完善和推及。

1.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分析随着经济统计的发展，宏观统计逐渐得到认可。与其它统计方法不同，与一般的统计分析进行比较，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有总体性别，具有实证性和数量性的特征。当然，宏观经济还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首先：统计对象更系统。在统计过程中，以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为对象，研究影响国民经济的各个要素，分析其独立性与相互影响关系。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统计方法的系统性使分析更加合理。利用这种统计分析方式，可以实现你对经济的全面分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对策。其次：国民经济统计具有层次性特点。在宏观经济统计方法下，将相关资料作为依据，并有效采用统计的分析方式来评价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在这一统计模式下，统计分析按照一定的层次现代整体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在从经济的发展影响因素入手来进行逐层分析，基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来制定合理的策略。国民经济影响因素众多，宏观经济的这一特点使得经济分析更具合理性，是未来经济分析的必然方式之一。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我国统计发展的影响

2.1宏观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分析中的产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体制中，宏观经济的发展源于计量经济学的提出。宏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为其发展提供了保障，使我国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制，通过分析了解经济市场风险，并且致力于降低风险。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我国经济中的运用并无好的借鉴，需要经济分析者通过经验和不断的分析探索来完成目标。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统计学与宏观经济的切合点是分析者考虑的问题，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诸多问题或者一些统计无法出现预期的分析效果。当然，宏观经济必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层次性，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方式才能确保风险分析的合理性，使经济发展更加顺畅。

2.2宏观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中的应用从整体经济形势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经济错误判断以及金融危机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情况下，经济学者必须对经济进行正确的判断，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实践证明，宏观经济统计方法能够对经济方向做出正确的预测，及时发现经济发展潜在风险。另外，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在我国经济中的运用还体现为它帮助银行等金融系统屏蔽了信用额度不高的企业，以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经济危机形式下，金融系统的杠杆作用将体现在经济稳定中。因此，政府要善于利用宏观经济统计这一方法，掌握多样化的经济信息，以通过正确的分析来确保经济的稳定。

3结语

在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对经济形势的整体分析。统计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在经济发展中其作用一样不可忽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式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其主要作用还体现为明确金融风险，减少资源浪费和促进经济稳定。作为国民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还帮助政府弥补了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当然，鉴于宏观经济统计的基础薄弱，还要求相关人员对其理论进行完善，致力于通过更加合理的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采用全方位的分析方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现状，确保国民经济的发展策略合理。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5).

[2]邓颖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及对我国政府统计发展的作用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4(17).

篇6

在方法使用方面，从基于辨别分析的开创性论文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预测企业失败但是没有引进宏观经济变量的辨别分析，由Shumway(2001)扩展的多时期Logit模型，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来测度宏观经济变量和企业破产率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包括Bruneau（2012），使用法国的大样本非财务公司的会计数据，在行业层次上使用多期logit模型来估计企业财务脆弱性指标，因为样本大，跨度时间长，所以可以考虑到企业财务状况逐步恶化至破产清算的过程。之后又有学者使用了持续期间模型，尽管这种模型有上面提到过的主要优点，但由于左截断问题仍然存在局限性，当观察期很短时，资料库里的绝大多数企业在观察期之前就成立了。除了以上几种模型外，还有很多计量方法估计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同时也包含了宏观经济变量，比如Hamerle等人使用了一个随机效应的Logit模型来评估德国的破产企业；Bonfim使用了一喝随机效应的Probit模型评估葡萄牙的破产，Pederzoli等评估了一个依赖静态的相同的违约模型，区分了扩张时期和衰退时期。Qu使用的是一个固定影响的LSDV模型；而Jimenez等使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来测量银行贷款增加对银行违约的影响。

二、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文献的第二条主线是关注企业财务脆弱性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这样的一个问题意图在微观层面上合并信息来进行宏观经济的预测，最初关于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银行来研究的。关于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那个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其赞成和反对的证据在辩论中仍然是非常多的，但是恢复辩论的资产负债表渠道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来自Bernanke，其论文中写道银行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停止向质量较低的投资者贷款，是对于那些他们以前已经借款过的企业来说，财务部门事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承受力，因为产生更高的有效成本的信贷减少了商业需求为当前期间货物和服务.其开发了一个小的模型，他们利用借款人资产净值和投资的成本之间的反比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的金融危机冲击前，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可以是商业周期波动的来源，在相关的研究中Coe使用马尔科夫切换模型来估算财务危机发生的条件概率，发现在实际产出模型这些估计的概率有额外的解释力，支持了Bernanke的发现。在相同的论文中，Gertler通过证明借款人的信用变化如何影响投资支出、预期的收益和整体经济，从而证明了企业的财务因素对宏观经济状况可以有定量显著的实际效果。Repullo等也开发一个宏观模型，得出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解释力。后来，Fazzari等从公司财务结构方面也证明了微观企业的财务信息对宏观经济宏波动有重要的影响。Lown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了由企业失败来衡量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和信贷标准一起可以用来解释银行贷款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

三、企业的财务脆弱指标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事实上，目前只有几篇论文是真正考虑了企业的财务脆弱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主要都是来自国外，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通过使用聚合的信用风险，随着时间推移其近似于企业的破产频率，并发现了在微观和宏观角度之间一个有用的链接。同时提出了一个向量自回回归模型，将观测到的破产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同时还包括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他们还使用一个微观宏观模型，从带有微观变量的logit模型中估计的破产作为额外的变量引入到外源性的VAR模型中。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破产不再完全是内生的。使用了一个无法观察成分的多元模型揭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失败在高频率下的周期性共同运作。使用了一个结构性信用风险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EDF经验值，并使用VECM模型来研究预期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和后面的两个研究相比，Bruneau(2012)将Jacobson的宏观模型应用到法国的例子当中，同时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强调需要使用大量的微观企业资料，不只是考虑那些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企业，把破产当作完全的内生变量，并在部门层面上考虑两者的相互关系。同时提供了在持久性经济周期冲击下的第二轮效应的数据，从统计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企业破产对产出缺口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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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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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股市波动周期时，投资者以及研究者们往往十分关心股市的波动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在投资实务中，基本面的情况往往会为投资者们对股市走向的判定提供非常重要的指А6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和验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无疑也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的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都发展的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因而股市得走势和波动一般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基本面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而言，因为市场化的程度仍然相对较低，而且投资者通常而言也不够成熟，容易出现不理性的投资甚至是投机行为，因此股票市场的波动可能更难准确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国内学术界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比如舒建雄（2012）就探究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不过由于该研究的时间窗口在2011年及之前，所以其结论对于当前的市场是否还具有足够的指导意义，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最近几年来，中国经历了领导集体的换届、反腐政治以及伴随经济增速企稳略降而开始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金融市场来看，也经历了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金融市场（如股市）的进一步改革等变动。这些变化都反映了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是否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显然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政策意义上，都是一个更加值得探究的话题。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宏观经济指标以及股票市场数据，进一步研究了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指标周期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以2013年3月领导集体换届为节点，本文利用计量模型研究了在这之后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本文的计量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确实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关系；第二，在2013年之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指标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的变化。部分指标之间的关系甚至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经济转型期间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实证证据。

本文接下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于之前的文献进行简要的回归；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以及基本的计量模型；第三部分展示本文的分析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讨论。

数据描述与计量模型

参考茅倩如（2011）与舒建雄（2012）等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了上证综指的逐月指数作为股市指数波动的变量，也即本文研究中主要的因变量。历史研究表明上证指数与深证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了0.98以上，因此选用上证指数可以很好地代表整个国内股票市场的走势。由于本文主要关注最近时间段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因此选取的数据窗口区间为2008年1月到2017年3月。而宏观经济的指标方面，本文主要选取了CPI（消费者价格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出口指标等相关的月度变量。其中出口指标不仅选取了出口值的绝对水平，也选取了出口值的每月环比增长值，因为增长变化率与CPI和PPI指数类似，更能够代表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与上证综指的选取一样，这些宏观经济的指标同样选取2008年1月至2017年3月的月度数据。对于数据的简单描述见表1。

从表1直观上也可以看出，在2008年到2017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上证综指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其相对变化幅度要大于CPI，PPI等宏观经济指标。这与我们实际中观测到的这一时期内股市的几次非理性大幅涨跌也是一致的。至于长期而言股市的波动是否与宏观经济指标有所关联，则需要本文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本文将主要进行下述计量模型的估计：

为了检验Y与回归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前后（本文中选取政府2013年3月换届前后作为政策以及发展环境转型的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文采用邹至庄检验（chow-test）的方法检验在2013年3月前后，（1）式中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具体的检验方法参考Chow&Gregory（1960）。

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于（1）进行估计，利用的软件为Statal4。为了控制遗漏变量的潜在问题，本文逐渐加入回归变量，对于全样本（2008年1月至2017年3月）的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本文选取的总体样本区间内，CPI、PPI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和股市表现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而出口值的水平以及出口值的变化则与股市表现没有显著的关系。具体来说，当CPI上升1个单位，上证指数会上升74.69个单位；当PPI上升1个单位，上证指数会下降58.46个单位；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1个单位，上证指数会上升105.7个单位。这些关系都是显著的，而出口相关变量与Y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在第（5）列加入所有回归变量之后，我们看到回归估计的R方为0.317，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宏观经济指标可以解释上证综指变化的31.7%，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了，不过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还有接近70%的上证指数波动不能由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来解释，说明在这一时期内股市的波动仍然有很大程度是不由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情况而决定的。

那么在2013年本届政府上台前后，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呢？对此问题，本文首先分别选取2013年3月之前与之后的样本进行了（1）式的回归估计，从而直接比较系数的变化。但是仅仅对于系数进行比较并不能允许本文作出统计意义上的推断，因此本文还需要对这两个回归进行邹氏检验。这一计量检验等价于估计以下模型：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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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许多专业人士热衷于通过研究经济形势来预测和判断股市的发展方向，在这种看似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上升为指导诸多机构投资者的主流方法论之时，我们依然会不合时宜的提出疑问，这种宏观经济方法论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的指导实际投资？

传统证券分析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的走向对行业及证券价格的影响较大，通过分析及预测宏观经济走向可以找到各行业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公司股价变动的规律，这样的分析逻辑由于来自于西方纯理论学派的多年积累和总结，其在认识上对广泛的投资群体造成了日久弥深的影响力。但由于宏观经济的有效性仍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会通过上市公司的业绩来反映，从而迟早会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股价上。然而，由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变化往往并非一个短期经济数据所能预测，因此，研究周期往往较长，在对短期市场走势的判断上，宏观分析指导作用并不强。或者可以这样说，过于依赖或关注短期经济指标的变动，往往让投资者在判断市场短期波动方向中误入歧途。

通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验证宏观经济走势是否能对股市的波动构成参考指标，这是一件颇有价值的事情。一方面，如果我们得出了宏观经济并非影响市场走势、尤其是短期市场走势的主要因素的结论，那么可以就此判断，“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可以预测股票市场走向”这一结论是伪命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来判断市场走势的话，那么是否有更好的研究方法能够有助于对中短期股市的走向做出合理的判断。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首先要从对“宏观经济分析可以预测股市”这一命题的真假检验开始。

通过对中国、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证券市场历史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证明宏观经济走向与股市走势之间是否存在强相关性。

首先，如果将宏观经济形势以GDP的增长规模来替代，恐怕没有多大的分歧。借鉴美国股市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图一），在美国1962年创下1001.10最高点，而在随后的20年里，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基本在1000点之下运行，直到1982年11月份才突破前期高点，上升到了1200点。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1962年到1982期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名义GDP规模从1962年的5933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314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达到9%。可以这样说，尽管美国经济在1962年至1982年期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美国股市却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增长的刺激而带来的股市上升。尽管其中原因我们并没有细究，但通过定量分析已证明股市与宏观经济在20年的过程中没有正相关关系（如果将时间段放在1959至1989年的30年之中，GDP与股市的相关性很强）。

其次，我们可以同样对中国股市与GDP的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A股与GDP之间在1990年至2006年17年的运行特征来看，我国GDP增长均在7%以上，宏观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上证指数与GDP增长曾经出现2次背离（图二）。一次是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另一次是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很明显，A股与GDP增长之间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并不存在正相关性（当然，从10年以上的长周期比较来看，两者存在强相关性）。另外，考察德国及日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走势呢？我们认为，由于影响市场走势的因素太多，而且经济增长因素又并非影响短期市场的主导因素，因此，尽管从长期来看，经济运行与股市上升趋势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但就阶段性而言，分析宏观经济的走向对把握短期市场运行，其参考意义不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从宏观经济分析出发，不如从市场短期供求乃至市场参与各方的预期等多方面关系对股市的中短期走向做前瞻式分析。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从短期来看，市场是投票机，而长期来看，市场是称重机”。罗杰斯也认为，供求就是价格，投资的铁律就是正确认识供求关系。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也认为影响股价的因素，短期而言是看资金的供求关系，中期而言是资金和信心，而长期而言是基本面。对于大师们留下的投资精髓，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股票价格上涨，长期来看由公司内在价值及基本面决定；而从短期看，股票的价格由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决定，购买股票的人数越多，资金累计效应越大，股票价格短期上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短期股价的涨跌与否与投资者的认同度非常有关，而股价能否获得投资者追捧主要由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对市场的信心乃至可调动的资金规模决定。

一方面，资金供给的多少既需要从投资者行为乃至心理变化来考虑，也需要考虑整个市场资金供给的状况。简单的看，影响股市波动的直接因素是投资者买卖行为造成的。而影响投资者行为的主要是投资者心理预期，而影响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因素颇多，包括上市公司基本面、宏观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等等。

市场资金的整体状况主要围绕货币供应量考察。首先，从市场基准利率来看，利率代表市场的资金成本与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状况。当基准利率开始下行，意味着市场资金供过于求，导致资金成本下降；其次，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也会影响市场整体资金的供求关系；而贷款余额增速的大小也将影响货币乘数，从而影响整个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规模。

但货币供应量只能看作是股票市场资金供给的外生性变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市场资金内生性的增加流动性的可能，这也属于资金供给的主要方面。市场内生性流动性的增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实体经济走向的看淡，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从而将手头囤积的大量货币资金转向虚拟经济的投资，包括投向股票、债券乃至房地产等泛金融类资产。二是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从而降低了消费，因此，在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上，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比例必然增加。但上述情况恰恰与经济走强导致股市走好的逻辑相反。

另一方面，股票供给方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一旦宏观层面好转，反而激发更多的企业投资扩张，融资需求必然增加，股票增发及新股上市的机会也更多，从而导致股票供给放大。因此，从短期市场走势而言，宏观经济的走好反而会增加市场供给压力，导致股票价格出现调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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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总债务；宏观经济波动 

一、 引言 

经济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情况，从1929年美国泡沫经济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到2010年欧元区成员国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与债务相关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债务规模飞速扩大。我国总债务率从1997年的80.6%一路升至2013年的170.8%，总债务率年均上升7.4个百分点，债务累积速度不可谓不快。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总债务率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抬升。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总产出又表现出下行的迹象，2008年实质GDP同比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10.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6.8%。基于这种现象，那么我国总债务的快速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影响机制又是怎样？宏观经济水平对总债务又有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问题已做了较多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是从三个方面开展的： 

（一）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 

Cynamon and Fazzari （2008）认为不断积累的家庭债务，为宏观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刺激。之外，Mian and Sufi （2009）对美国县巿级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债务是解释宏观波动性的重要原因。Yun K. Kim（2011）构建了一个VAR模型考察了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和GDP、GDP净值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总收入和债务之间存在着双向并且积极反馈的关系，但是在长期中，家庭债务和总产出之间存在着消极的关系。Rajashri Chakrabarti（2011）考虑到模型本身固有的缺陷，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美国2007年间家庭债务与储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家庭部门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消费者对整个信贷供应都持以悲观态度，以致于经济停滞不前。Stephen G Cecchetti（2011）不局限于对美国债务与经济的研究，视角转向全球。基于18个OECD国家1980-2010年间的家庭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以及政府债务的数据，采用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三种债务与GDP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债务与GDP之间存在着一个阀值，只要超过这个阀值，债务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累赘。Finn E. Kydland（2012）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住房在经济周期中的动力影响，研究发现：住房投资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非住宅投资阻碍经济的发展。郭新华（2012）发现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增长1 个单位，GDP 相应增长0.03个单位，在短期内家庭债务增加促进经济增长。 

（二）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 

一些学者采用DSGE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Bernake（1999）and Carlstrom（1997）假设企业都是风险中性者，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违约均衡的DSGE模型研究企业债务与经济总波动的关系。Iacoviello（2005）and Gerali（2010）在Bernake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金融摩擦同时影响家庭债务水平和企业债务水平，最终影响到宏观经济波动。另外一些学者采用相对常规的方法来进行研究。Ogawa（2003）提出，对于企业来说，高债务负担会阻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增长，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Hein（2006）在Lavoie（1995）的研究基础上，考虑了企业债务利息在neo-KaleckinAlan增长模型中的作用，研究了长期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Charles（2008）探讨了在neo-KaleckinAlan增长模型中，企业债务可能会造成金融不稳定。 

（三）公共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Mickel（1991）考察了美国公共债务利息支付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会导致更多的利息收入向高收入家庭转移。You and Dutt（1996）把经济增长、公共债务、收入分配等变量，纳入到其构建的后凯恩斯模型中，考察了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债务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人的收入，且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确切影响取决于政策实施时的外部环境。Ramos and Roca-Sagales（2007）采用VAR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Nisreen Salti（2011）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公共债务的增长与基尼系数的上升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发现学者关于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从简单的VAR模型到当下最主流的DSGE模型，从分离开单独研究到结合一起来研究。但是他们的侧重点都在各种债务类别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上，对于总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上，发现目前关于总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成果几近空白，可能性原因是我国债务发展时间较短，学者忽略了其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又或者是有学者进行了尝试，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以及模型方法方面都存在着困难，因而进展缓慢。 

三、 政策建议 

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政府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从源头上厘清各种债务的风险类型，用政策来规范各种借贷行为；第二，制定债务风险防控标准，保证债务规模合理适当增长；第三，有选择、有差别的区分借贷类型，不能一概而论，让借贷行为程序化、规则化。（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春吉，孟晓宏. 中国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06，（ 10） ： 72 - 82. 

[2] 刘斌. 我国DSGE 模型的开发及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J]. 金融研究，2008，（ 10） ： 1 - 21. 

[3] 刘斌. 中央银行经济模型的开发与应用[J]. 金融研究，2003，（ 4） ： 1 - 12. 

[4] Christiano L J，Motto R，Rostagno M. Financial Factors in Business Cycles[R]. Unpublished Manuscript，North western University，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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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就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

一 背景：问题的提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全面发展.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升温，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热点。进入2003年以后，贸易摩擦升温的趋势更加明显，继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以后，针对中国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被美国政府相继付诸实施。

从中美经贸交往的历史来看，每当美国临近大选年，中美之间总会出现一些争执与摩擦。对于国内外很多关注中美经贸交往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毫无疑问，大选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流观点。

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一方面，大选因素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无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张和摩擦增多之间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似乎只能采取“无为”的策略。然而问题绝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经济利益的支撑；规模只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掩盖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贸易结构并没有背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对比现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和交换的特点。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中美之间不应该出现摩擦的结论。而就*利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产业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中国在其中的份额并不大；另一方面，为维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如流通行业或整个服务业。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与中国竞争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很难改变其国内传统产业的现状，而且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

从目前流行的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去展开分析。为寻找这个新的分析视角，我们首先分析中美经贸交往赖以发生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凸现了现行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不足。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经济的调整为先导，世界经济步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调整期。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着经济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短期内，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经济、社会和*问题激化。这种短期阵痛可以说是经济调整的必然成本，关键是一个经济体能否承担、消化和吸收这样的成本。一方面，这受制于一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这还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以国际贸易、投资等为纽带的国际经济传导机制，为各国释放内部调整压力、转移调整成本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性。

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这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贸易领域永恒的纷争。

结合全球性结构调整趋势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在目前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特征?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各国自身的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和作用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导致摩擦的?我们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二 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放经济的动态均衡

国际交换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贸易理论，它强调优势互补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则。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贸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无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贸易理论过分强调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帕累托改进，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转移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则是用另一种分析范式分析国际贸易和产业成长过程的融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织和竞争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水平分工和国际贸易背后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上述理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它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相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要保护的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这些产业必须有发展前景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相关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等一般制造业，这些产业在美国不是幼稚产业，而是接近生命周期尽头的“衰退产业”。新贸易理论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相关政策，这同样不符合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对比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我们又该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开放宏观经济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交集。国际贸易之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在这个交集中发挥的。国际贸易的变化直接改变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整个外部均衡状况。这是国际贸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但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终极目标，国际贸易政策最终要影响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开放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总目标。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都必须依赖和服务于开放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关系。

内、外均衡是开放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两个平衡关系，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内部均衡状况、外部均衡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依附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不仅要反映贸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状况，更要反映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以及内、外均衡之间的协调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必须顺应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状况。通常的理解是，在内、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开放宏观经济实现总体均衡，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内、外部经济同时达到均衡只是一个静态环境下的理想情况。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是一种“刀刃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内、外经济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能实现经济的总体均衡。进一步说，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现实中开放宏观经济的常态，更反映了外部经济在维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过程中的作用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开放”两字的意义所在。在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结构关系上，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方向不仅要维持外部均衡，还要促使进出口适应内部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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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证券市场 宏观经济 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judge the world, the methods of macro 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ment method, the macroeconomic judge.

Key word: securities market macro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图分类号： 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绪论

如今，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并且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成常态，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大至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波动中都不能独善其身，因而，正确掌握全球宏观经济的状况显得十分必要。正确把握宏观经济的状况，有利于政府机构采取及时、相应的政策，应对全球性的经济波动，减少其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现行的宏观经济判断方法大多是基于传统经济学原理的经济指标方法，基本上都是以一国为单位，各自监测，且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特点，其经济指标的制定标准和统计时间亦有所差异，这就造成了对宏观经济监测的片面性和滞后性，因而无法比较全面、准确和及时地判断当前的全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但是，被称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因为能够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维度，客观上为观察和监控经济的运行状况提供了直观的指标，并且由于证券市场运行机理的特点，其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也优于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指标。基于传统宏观经济判断方法的缺陷及证券市场的独特优越性，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判断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方法――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2 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此方法就是在全球股市中选取若干比较重要的证券指数，作为一个评价群体，并对群体样本指标月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月数据平均化，得到群体证券综合评价指数作为评价全球经济状况的指标。步骤如下：

2.1群体样本数据统计整理

选取世界比较重要的证券市场指数，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指数、金融时报指数、加拿大指数、法兰克福指数、瑞士SSMI指数、澳洲综合指数、深证指数及巴黎政商指数等共计9个指数作为群体样本，研究时间为：2007.05――2011.10。由于数据繁多，篇幅有限，在此只列出深证指数（公式中的A）、道琼斯工业指数（公式中的B）及日经指数(公式中的C)三个证券指数，所截取时间区间为2007.05――2008.05。

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化后的数据，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minA和maxA分别为经济指标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一个原始值通过min-max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其公式为：（公式1）利用公式1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标准化之后，得：

2.4判断分析

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在EXCE中可以生成一条平滑的连续曲线，由曲线的走势，可以分析出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即上升、平稳或衰退。当曲线处于30%线以下，说明全球经济处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恶化；当曲线处于30%与50%线之间，说明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当曲线处于50%与80线，全球经济运行良好；当曲线位于80%线之上，则说明全球经济过热，存在泡沫风险。

根据证券群体综合指数生成的变化曲线，如下图：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经济变化趋势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10――2009.02时间区间，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处于下行通道，预示着世界经济也处于下跌趋势，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全面衰退。其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开始向全球范围蔓延，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每况愈下，步入衰退；在2009.02――2009.12时间区间，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处于上行通道，说明全球经济开始上涨。回顾这段时间：在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逐步回暖，经济开始复苏，全球经济处于上升通道；在2009.12――2010.11时间区间，全球经济处于平稳阶段，整体经济状况平稳。

（2）从经济状况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05――2007.12时间区间，全球经济状况处于高位，经济过热普遍存在，泡沫风险已经显现。从2007.10起，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泡沫逐渐破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2008.11――2009.04时间区间，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处于最艰难时期。在2009.05――2011.11时间区间，全球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整体水平疲软，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3结论及应用

通过利用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分析得出的全球经济状况与历史情况是客观相符合的，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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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VAR模型；银行贷款量；宏观经济；关系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贷款量与GDP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从数据上看，两者的变动趋势也较为一致，表明银行贷款量与GDP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然而这种相关性是由于某种巧合还是另有原因，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银行贷款量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形成了两者不同的观点。King和Levine研究得出银行贷款量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Ozyildirim也认为信贷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具有正相关关系[2]。而Rousseau和Vuthipadadorn研究得出信贷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关系不显著[3]。国内研究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夏斌和张承惠研究得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4]。单克强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5]。而李广众和陈平、张军等学者研究得出银行信贷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6]。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对银行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没有定论。

以上研究主要是对信贷政策、银行贷款总量等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指标选取均为较宏观的综合数据，并未细化到不同产业的经济数值，也并未对贷款结构进行细分。本文以西安市为例，选取贷款结构中的具体指标与宏观经济进行深入研究。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变量选取

（1）银行贷款量变量。本文选取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作为银行贷款量的变量，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分别以BL、BS表示。

（2）宏观经济变量。本文选取西安市第三产业GDP作为宏观经济的变量，第三产业GDP以G3表示。

2.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数据样本区间从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每个变量样本容量为34，数据来源于于西安市统计局网站。

由于数据存在较强的季节波动性，因此采用Eviews软件的X-13方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得到平滑的时间序列数据，如图1、图2所示：

三、银行贷款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检验

1.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必须保证变量是平稳的。首先对数据取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得到LBL、LBS、LG3，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中长期贷款量、短期贷款量及第三产业GDP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二阶差分项都是平稳序列，即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为了分析三产GDP分别与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量的长期协整关系，采用Eviews软件对其数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三产GDP与短期贷款量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得出三产GDP（LG3）与短期贷款量（LBS）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G3=1.089272*LBS+0.690325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得出三产GDP（LG3）与中长期贷款量（LBL）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G3=0.908621*LBL+0.683721

结果分析：

三产GDP与短期贷款量之间存在着长期正向的均衡关系。这说明即使短期贷款在贷款结构中占比相对较少，但仅从长期数据来看，两者还是具备均衡关系的。同时，三产GDP与中长期贷款量之间存在着长期正向的均衡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中长期贷款在贷款结构中占比较重，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长期贷款中房地产、公共设施以及教育等服务业贷款占有相当比重，这也势必会导致中长期贷款与三产GDP的紧密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1）滞后阶数确定。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确定序列间相互影响的先行或者滞后阶数。通常的做法是根据AIC、SIC、LR、BPE和HQ等准则或者检验统计量来判断可能的最优滞后阶数。通过eviews8.0分析计算得出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下面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内在的因果关系。

（2）检验。通过软件Eviews8.0得出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在5%显著性水平下，短期贷款与第三产业GDP具备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第三产业GDP是短期贷款的Granger原因，而短期贷款不是第三产业GDP的Granger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短期贷款在贷款结构中占比较少，因此对三产GDP的影响力不足。中长期贷款量与第三产业GDP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即中长期贷款量与第三产业GDP互为因果关系。

4.银行贷款与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分析

根据上述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分析中长期贷款量与第三产业GDP的动态效应，首先建立VAR模型。

（1）VAR模型构建。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建立短期贷款量、中长期贷款量与第三产业GDP的VAR模型如下：

通过检验得出VAR模型的特征根及其对应的模长均小于1。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

（2）动态效应分析。为了进一步明确中长期贷款与三产GDP的相互影响作用，引入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验，作用期选择10期。

运用Eviews8.0分别计算得出短期贷款量、中长期贷款量与三产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像如图3所示：

图3 中长期贷款量与三产GDP脉冲响应函数图

从图3可知：

一是在本期给出中长期贷款一个冲击后，产出在初期出现一个负的影响，约为-0.0389倍左右，随后第二期回到正向冲击，并随后在零值上下方波动并趋于零。

二是对于本期三产GDP产出的一个冲击，中长期贷款在第一期出现较大的正向影响，约为0.05793倍左右，随后在零值上下波动趋于零。

三是在本期给出短期贷款一个冲击后，产出在初期出现一个负的影响，约为-0.011386倍左右，随后第二期回到正向冲击，并随后在零值上下方波动并趋于零。

四是对于本期三产GDP产出的一个冲击，短期贷款在第一期出现较大的正向影响，约为0.014725倍左右，随后在零值上下波动趋于零。

由上面分析可知，对于中长期、短期贷款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三产GDP反映不同。总体来说，对于中长期贷款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三产GDP响应幅度较大；而对于短期贷款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三产GDP响应幅度较小。这说明，在短期、中长期贷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中，中长期贷款更易引起经济变动。而对于三产GDP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中长期贷款的冲击响应较大，短期贷款响应较小。这也能够说明，银行贷款中，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影响主要来源于中长期贷款。

5.结语

第一，三产GDP与银行贷款量之间存在着长期正向的均衡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中长期贷款在贷款结构中占比较重，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长期贷款中房地产、公共设施以及教育等服务业的贷款占有相当比重，这也势必会导致银行贷款与三产GDP的紧密关系。

第二，短期贷款与第三产业GDP具备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主要是由于短期贷款在贷款结构中占比较少，因此对三产GDP的影响力不足。中长期贷款量与第三产业GDP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即中长期贷款量与第三产业GDP互为因果关系。

第三，对于中长期贷款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三产GDP响应幅度较大；对于短期贷款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三产GDP响应幅度较小。这说明中长期贷款更易引起经济变动。而对于三产GDP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中长期贷款的冲击响应较大，短期贷款响应较小。这说明经济变动对中长期贷款的影响更大。由此可得，贷款机构中的不同贷款类别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影响效应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银行贷款总量的调控，而对于贷款供给中的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的结构性问题往往重视有限。实际上，贷款供给中的各类贷款对经济变量产生的作用有明显差异。建议在关注银行贷款量的同时必须关注银行贷款结构。

[参 考 文 献]

[1]King R G，Levine R.1993.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3）

[2] Zeynep Onder，Suheyla Ozyildirim.2013. Role of bank credit on local growth： Do politics and crisis matter？ [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9）

[3] Peter L.Rousseau and Dadanee Vuthipadadorn.2005. Finance，investment，and growth：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10 Asian economie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2）

[4]夏斌，张承惠，等.中国银行体系贷款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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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指数；社会经济发展；价值创造会计指数

一、会计指数研究

1.价值创造会计指数。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股价受到企业盈利或企业资产所左右的同时，其他非财务因素，如：品牌、理念、创新、人员等，对企业股价的影响日益增加。然而，非财务因素难以量化，不能为传统的会计方法所接受，因而导致在实践中对此类因素管理不够且报告有限。因此，价值创造指数应运而生，它是一项用来量化企业非财务绩效与其他市场估值关系的工具，即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编制以了解企业经营对于宏观经济的综合贡献，进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数。价值创造会计指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可细分为价值创造额与价值创造效率两个指标。根据价值创造额的构成进行分析，可反映公司与政府、员工与公司债权人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分配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国家制定劳动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提供依据。对于价值创造效率进行行业分析，则反映出不同行业对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受影响程度的不同，进而了解不同行业分工的经济运行的特点，为国家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内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2.提供会计指数研究平台。虽然我国的会计指数研究走在世界前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跨级指数的研究仍处于起步状态，当前的会计指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于各个行业的大量会计信息进行集成和处理上，若想顺利获得会计指数研究及其衍生研究的重大突破，则需要依靠专业的研究机构来实现。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研究编制已经迫在眉睫。

在学术领域的发展道路上，研讨成果的交流是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手段。会计指数研究平台的建立提供给研究人员以发表科研成果的舞台，保证会计指数成果在研究价值、研究质量和研究速度等方面得到迅速的提高。

3.统筹规划，实践检验。会计指数的产生源自于实践的需要，指数的研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指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为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才是会计指数研究的意义所在。因此，中国会计学会与中国财政部应统筹规划、缜密部署，将研究成果交予相关部门参考验证，共同促进指数研究的发展。在指数应用中发现问题时，应积极应对、深入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和缜密的求证完善会计指数体系。

二、加强会计指数研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中的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经济资源，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亦或是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的加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严谨的会计指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会计指数在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方法编制而来，其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会计信息资源，提升会计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2.加强经济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有序的发展不能仅靠市场价值规律的自动调整，还需要政府在掌握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下，适当推行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会计指数是一门处理信息的严谨科学，对会计指数的研究分析能够准确客观地反映和监督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以此分析出微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对于会计指数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和监督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客观地分析判断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关键，从而提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生产资料在各个部门的优化配置。

3.提升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在当前经济社会中，会计数据更多被使用在分析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方面，在微观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会计指数体系的建立，拓展了会计数据的应用范围，以微观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析为基础，研究推断出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使会计行业在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分析上做出新的贡献。

4.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经济地位日趋重要。自2010年8月在大庆召开的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上首次讨论会计指数课题后，我国对于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愈发重视，动员了会计界的大量精英和力量。同时，我国推动了对会计体系的完善，会计人才的培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国会计行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明显增强，在会计指数的研究方面，我国更是走在了行业的前端。

三、结束语

会计指数的提出与研究拓展了会计学科应用范围，提升了会计工作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为会计事业的发展谋求了新的契机。我们会计行业从业者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刻苦务实的研究精神全身心投入到会计指数这个新领域内，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