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异化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竞技体育的异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竞技体育异化作为一种显著存在的社会现象倍受人们的关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异化引发了运动员一系列道德修养、人性缺失现象，导致了少数运动员有技术无思想、有金牌而缺乏修养的现象愈加严重，形成了身体与精神发展相悖，同时也损害了一些运动员应有的正当权益。本文通过剖析竞技体育的异化内质与运动员修养价值，提出培养运动员修养的建议，旨在为社会进一步在人格、品质和精神方面塑造合格的竞技运动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 竞技体育 异化 修养

一、相关概念

（一）竞技体育

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全面挖据和发挥人的潜力的基础上，多通过竞赛这一特殊形式，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目的，并伴有娱乐性、竞争性、规则性、结果不确定性等特征的文化活动。

（二）异化

简单来说，异化就是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而后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的过程。哲学上讲，异化就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反对主体的异己的力量。

（三）竞技体育的异化

竞技体育的异化指在竞技体育强化的过程中，主体凭借异己力量来达到或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和某种目的，这种需求与目的不是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它是一种不正当手段的、非理性的、违背常理的观念以及行为规范。

二、运动员要增强对竞技体育异化的正确认识

（一）竞技体育异化的表现

1.竞技体育和人的关系的失衡

由于竞技体育的异化，造成竞技体育出现的拜金主义、赌博、黑哨、假球、殴斗等频繁见诸报端。兴奋剂的使用更是屡见不鲜，研制的速度总是快于反兴奋剂水平的提高，导致竞技体育出现了诸多丑恶现象，使人们越来越从心底上产生对竞技体育的排斥，竞技体育与人的关系处于白热化阶段。而运动员应该要具备怎样的修养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部分运动员为了出名、改变现状与社会地位，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致使竞技体育与人的关系发展相悖，丧失了作为一名竞技运动员应该有的道德修养，这种行为使竞技体育丢掉了原本该有的公平公正，还无形中侵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健康。

2.竞技体育开展过程中的问题

在训练方面，教练员不尊重运动员的人格，采用辱骂、威胁和暴力等手段进行训练，不顾运动员生理健康，不但没有提高他们的修养，而且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文化水平还受到轻视。在比赛方面，局外的操控导致了不公平待遇的产生，参与者的斗殴等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严重侵害运动员的利益，颠覆了运动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了对运动员自身修养的无限深思。

3.竞技体育结果的异化

竞技体育的消极异化下，运动员的成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个谎言，公平公正的竞争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口号，竞技体育所倡导的核心价值遭到普遍质疑，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竞技体育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支持的程度大大降低。

（二）教育功能和运动员修养的异化

1.教育功能的异化

“奥林匹克主义认为，体育只有和教育、文化艺术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人全面、和谐发展的功能”。然而在“政治目的”“商品价值观”“金牌意识”的笼子笼罩下，竞技体育很重要的教育的价值变得不复存在或被淡化了，很多运动员从小就进入运动队接受训练，因此耽误了文化教育的学习。

2.运动员修养的缺失

修养是指一个人在理论、思想、知识、气质、领悟等方面经过锻炼和培养后所达到的一定水平，也是一个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体现。培养运动员的修养价值体现在运动员能够全面的调适比赛与训练带来的紧张感，在比赛中发现美，欣赏美，在枯燥训练中寻找到乐趣；体现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情商，低情商会使运动员身心涣散、缺乏斗志，对比赛与训练产生消极心态，而高情商的运动员永远都会保持一颗永不服输、坚持不懈、勇攀高峰的心，去克服训练带来的种种困难，积极、从容地应对比赛；体现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在万众瞩目的大赛当中运动员表现出高修养姿态，良好公众形象尽展人们眼前，这样，运动员会成为一个传播正能量、有榜样的公众人物，这对于自身的发展不可限量，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就成为了板上钉钉之事。对于运动员修养的培养，不仅是运动员自我修养的提升，还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客观需要，是提高国家竞技体育水平的必然要求。

现今，国内体育产业化、职业化、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旺盛，竞技体育的丰厚利益在社会发展中层出不穷，因为对于目标的过度追逐，忽视了对运动员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导致少数运动员有技术无思想、有金牌而缺乏修养的现象愈加严重，形成了身体与精神发展相悖。例如，2007年温布利斯诺克大师赛，决赛是奥沙利文对战丁俊晖，由于奥沙利文的支持者不断辱骂丁俊晖，造成丁俊晖比赛失利，丁俊晖冷静的行为显示出了一个优秀运动员应有的修养；但1995年曼联足球队的坎通纳就没有那么冷静，他直接是脚踢对方球迷，之后的停赛让曼联队因此丢掉了冠军；2013年孙杨事件，一系列的违反队纪、队规的行为被停止一切商业活动。所以，作为一名竞技体育运动员，具备良好的修养是一件值得我们去考虑和深思的事情，对社会和运动员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三、审视竞技体育，提高运动员自我修养

竞技体育是一种可以欣赏美的艺术，使人怦然心动，能够超越语言、国界与社会因素的重重障碍，倍受人们的喜爱。竞技体育的本质就是娱乐，所以又叫快乐体育，有各种有效规则来阻止不公平，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给人一种既激烈、精彩又和C、优美的感觉，观赏人类的极限。顾拜旦说：“体育是美丽、艺术、正义、勇敢、荣誉、乐趣、活力、进步与和平的化身。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不含带任何如政治、权力、赌博等因素，如若不然，那么体育的真正意义也被改变，赛场只是交易场”。

竞技运动员的修养主要表现在竞技赛场上，它是衡量一个运动员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际赛场上，运动员身上所折射出的修养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这种修养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体育它本身所带给人的心灵上的震撼力。例如，在雅典奥运会体操比赛上，涅莫洛夫的展现几乎完美，但由于裁判的不公平，引发了^众的强烈不满，流露出一双双愤怒、狰狞的表情，都在为涅莫洛夫抱不平，而涅莫洛夫做出的行为竟是如此的让人深思与佩服，服从裁判，保持冷静，使赛事照常推进，他展示出的自身修养使得全场一片欢呼，获得了大家的肯定，从此，这一历史时刻深深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一）健全运动员人格

运动员的人格是其向前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格的缺失或扭曲都将影响运动员的自身发展。培养运动员目标严重失调，只强调成绩的提高，这无形中都会给运动员人格的健全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在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过程中，要反对“唯技主义”的偏向，纠正金牌至上的意识，倡导“全人培养”的观念，因为培养的对象是整个人，并不是局部。

（二）培养运动员良好品质和精神

竞技运动员的品质和精神能够激发运动员的运动潜能，推动竞技体育有序、健康发展。运动员应该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掌握行为规范，增强生存空间的认知度等对于品质和精神的培养极为重要。

四、结语

在竞技体育异化下，竞技训练要向更专业化、科学化方面发展，人们已经能认识自我修养对运动员的意义所在，但重视程度不够，所以不管是教练员或其他相关人员更应该在现有体制和条件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培养运动员的自我修养，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完善他们的人格和情操。修养的缺失是竞技体育异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要从自身修养出发。

参考文献：

[1] 陈淑奇，龚正伟.竞技体育异化与运动员权益保障问题之伦理审视[J].体育社会科学.2009（1）：19-23.

[2] 孙柱兵，贺昭泽.浅析竞技体育的异化[J].怀化学院学报.2007（2）：84-85.

[3] 孟慧英，范叶飞.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2）：137-138.

[4] 潘丽英，姜晓玲.加强运动员道德修养略论[J].体育世界杂志社.2006（7）：59-61.

[5] 林鸿油，陈新，李富荣.自身修养对中学业余篮球运动员的影响[J].新课程学习，2010（11）：174-175

[6] 陆璐.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

篇2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 体育与经济的一体化 发展方向

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整合的趋势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不长，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处于磨合与整合阶段，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也正逐渐形成。在全球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我国也产生了体育与经济的构建，并逐渐形成一体化运作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有开放性、系统性以及关联性的基特点，同时体育与经济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应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在全球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也是各有特色的，因此，构建我国的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则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我国的现实社会环境，选择与确定适宜的发展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模式，应考虑如下几方面：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但植根于民族体育经济，还融入了时代精神与现代风格，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第二、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但将我国民族体育融入进世界体育经济中，同时吸收与借鉴人类优秀的先进体育经济成果；第三、内部变化关系。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作是通过人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是不断吸纳、扬弃与创新过程，基于先进文明，在发展实践中构建更新更高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各种因素的变化关系均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构建与发展。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

二、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

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的管理制度与体制是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要素。同时，还应提高现代管理者的素质水平，创造适合其发展的有效管理环境，达到管理创新的目的，开创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强体制创新，保证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运行

创新体制能够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行。现阶段，我国在体育与经济的宏观管理上仍然为体育、经济相分离与分割的体制，体育与经济分属各自的职能部门管理，这致使体育与经济相分离，合力不够。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传统的体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在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致使其弊端仍影响着现行管理体制的开展。这种分离与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合理的资源配置，制约了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与开发，限制了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使资源综合管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生态性与有机性。在宏观管理体制中，应以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来开展；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借鉴那些成功、有效的管理经验去建立与实际相符的管理体制与模式；以有利于发挥体育与经济功能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与体系。

（二）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

在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下，管理环境尤其是宏观管理，越来越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管理实践。因此，应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第一、营造舆论性氛围，产生观念导向。借助现代化传媒工具与舆论手段向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创造舆论支持，在舆论环境中推动管理观念与思想的创新。明确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建立系统化的管理观念，构建一体化的理论管理体系，使人们接受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趋势，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第二、政策性环境的营造，产生政策导向。当前，经济与产业政策应倾向与体育产业，进行因势利导，以政策支持与保障体育产业；积极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对体育产业加以扶持；应构建促进体育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为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提高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能力。政府利用政策与行政策略对体育经济的结构布局与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影响与调控；利用政策法规来监督、规范、协调体育产业发展，强化体育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次，还应加大公益性体育的投入与扶持，促进体育使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提高管理者创新与实现目标创新

人是体育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行与管理的主体所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与观念下，要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水平及创新意识，丰富而深厚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管理能力。因此，要增强管理者的全面培养，在自我塑造与社会塑造中，提升整体素质，以适应市场经济与管理的需求。如能力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化与创新。

其次，实现目标创新。构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评估体系。在评估体系中，应表现全面发展观，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现代与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其衡量指标，不能只包含人均GDP或GNP数量增长值，还应包含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健康状况等。通过评估体系，不但可以反映出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还应反映出人们在体育上的需求满足程度；不但包含社会物质与生活质量的指标，还应有人们的健康质量指标；不但包含人们的物质消费统计,还应有相关的体育消费统计。

三、结论

在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创新，如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环境创新等，不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扶持与帮助，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与政策环境，保证其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牛亚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2005,(06)

篇4

［关键词］ 经济一体化；经济圈；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8－0077-04

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圈。然而，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无序竞争所带来的问题凸显，尽快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呼声渐高。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之所以出现“南快北慢”的状况，与这一区域内经济联系较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势在必行。无论是从适应国家经济重心战略调整的需要来看，还是从解决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考虑，都要求京津冀地区必须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担当起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

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明显滞后。资料显示，就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而论，“长三角”是京津冀都市圈的3.45倍，“珠三角”是京津冀的3.25倍；以人均GDP而言，“长三角”是京津冀的1.84倍，“珠三角”是京津冀的2.63倍，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行政区划观念过强，适应市场经济的合作机制还未形成。突出表现在：行政意识远远强于市场意识，区域内没有形成统一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重复建设、产业雷同问题突出；跨省市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还缺乏有效协调，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力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合作缺乏高层协调机制，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学术讨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进展。

2. 受“分灶吃饭”财税体制的局限，条块分割严重。区域内各省市的绝大部分发展措施往往首先考虑本行政区利益的最大化，地区间经济协调的成本很高；各地区几乎还是封闭的，这与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流不相符。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不仅对外，而且也要对内。

3. 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区域发展的市场推动力。京津冀区域经济结构明显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地区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强，对企业干预比较大。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多是以城市群的面目出现的，如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五大湖区城市群、日本关西城市群、英国中部城市群、德国中部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大小城市之间，在避免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产业部门合理分工的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可以说，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在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提高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综合竞争力，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城市发展规划的必然选择。

4.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感觉是走走停停、时冷时热，而且理论探讨多，实际效果不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区域发展权威协调机构与机制，这已成为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当务之急。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1. 城市规划与布局一体化。城市规划与布局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问题。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指向于城市，主要是由于城市具有聚集经济效益的缘故。然而京津冀区域除了具备一般城市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地域集中和流动性点状布局的特征外，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该区域是集全国行政力量与经济强度于一身的经济中心与科技中心，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具备了一体化较为明显的空间特征，即它的等级性与多层次性。

2. 技术成果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体制一体化。京津冀地区拥有科技体系完整、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机构密集和科研开发深度强等优势，但三省市经济技术水平的明显差异决定了该区域只有尽快改善区域科研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变分散优势为整体优势和现实优势，才能有效推动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受经济技术梯度差异规律的影响，任何国家或地区均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技术分工与协作体系。因此，三省市在推动技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应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根据技术体系构成、技术发展规律及特点来进行合理的区域技术分工，从而达到各有侧重、联合攻关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垂直分工方面，三省市要围绕该区域已具备的先导技术、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强大优势，借助北京科技开发和综合配套能力强、天津科研成果转化条件好以及河北基础研究有一定特长等优势，建立科技开发与成果转换、主机生产与零部件配套的区域协作。

3. 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中国航空、海运、铁路、公路和管道网络的枢纽地带。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加了各国经济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使生产和流通过程更加规范化，从而引起了多式联运与综合物流服务需求的增加。这种变化将意味着京津冀地区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必须建立一个以联合运输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运输网络。从国内外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看，综合运输网络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综合枢纽布局。它不仅是各种运输干线的汇集点，大宗客货中转、换乘、换装与集疏场所，而且也是联运生产的主要基地。它决定了不同运输方式间联运换装地点的分布，而且还会对主要客货流的运输、路径、运输效率和物资运转速度产生重要影响。

4. 产业结构与生产力配置、基地建设一体化。京津冀区域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应以能否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为准则，扬长避短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和调整自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强同国内外、区域间的相互联合、协作和配套，逐步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自身产业特点，又能同周围区域相协调的产业结构体系。

5. 旅游网络建设与综合开发一体化。旅游业已成为各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九五”期间，京津冀三省市旅游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均达到4％以上，特别是天津已达到5．91％，表明该区域除了具有区位优势大、交通通讯便捷、景点相对集中的条件外，还具备发展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区的巨大潜力。然而，从京津冀区域旅游业的整体素质看，仍处于一种高速度低质量的发展状态，旅游服务滞后、旅游产品单一、缺乏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是三省市旅游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地区旅游科技投入少，高科技在旅游决策科学化和经营管理信息化的利用程度低，导致该区域旅游环境管理中高科技产出效率不高。

三、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想

1. 强化合作意识。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首要的问题是合作，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提高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通过建立利益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使我们从区域合作中加快区域整体发展，实现个体“共赢”，在树立先进的“竞合”理念的同时，增强整体发展意识。区域合作的目的是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加强沟通、联系与配合，实现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协调发展。

2. 打造 “京津塘高科技产业带”。“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发展最可贵的经验，就是产业链拉动区域经济联动，形成经济圈。而京津冀地区却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链，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产业链十分单薄。其原因主要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主导位置，产业自然是“大而全”，“强势政府”自觉不自觉的“大而全”行为，自成体系的后果是区域内产业链的残缺。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存在两大突出问题。其一，京津产业严重趋同。北京应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发展具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总部经济”。而天津则应发挥其天然的港口优势，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着力发展制造业、物流业、海洋经济等等。其二，除京津之外的周边地区以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竞争力落差太大而且活力不足，导致一方面北京核心地区功能过密，大量第二产业急需外移；而另一方面城市能级落差太大，周边地区很难接受京津地区的辐射效应，不利于双方的发展，形成两难窘境。笔者建议在构筑大规模的交通网络体系的前提下，在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等地兴建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改善投资软硬件环境，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形成合理的产业链。

3. 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权威协调机构。三地政府应从区域发展的大局出发，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并积极争取中央出面协调，尽快建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权威协调机构与机制，并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建立、区域资源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选取条件成熟的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

4. 建立京津冀地区资源补偿机制。京津冀山水相连，而地处京津上游的张家口、承德两市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问题直接影响着京津地区。一些学者提出在张家口、承德建立“首都生态特区”的设想，使其享受国家特殊政策，突出绿色屏障、饮用水源、治理污染、城市环境四个重点，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生态经济，以生态经济增量消化高污染、高能耗工业存量，进而推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期间，河北省政协与会同志提出关于建立京津冀地区资源补偿机制的建议，得到了北京、天津与会代表的理解与支持。大家认为，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资源补偿机制问题被忽视了，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加剧了河北省一些地区的贫困状况，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京津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只有解决了资源的补偿机制问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才能立足长远，真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5. 在构建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上实现突破。从国际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大都市经济圈的范围按尺度和作用强度分为两种：日常都市圈和大都市圈。日常都市圈也称“1小时都市圈”，即从核心城市到周边城市之间的单向时间距离在1小时左右，距离约为100公里；大都市圈也称3小时经济圈，单向时间距离一般在3小时左右，半径可达300公里~400公里。1小时经济圈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通勤圈，它们的内部联系十分密切。3小时经济圈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对腹地内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与腹地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要素聚集和辐射扩散效应。按照上述城市理论，河北省绝大部分区域在京津的辐射圈内，11个设区市都在3小时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区域交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城市之间时空观念的更新，为地区空间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可能性。京津冀要积极推进城际快速轨道网络建设，强化通道运载能力，为城市布局的扩展和城市体系的组织创造新的条件。京津两大枢纽应加强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强化航空港、海港、信息港等交通通信枢纽与区域及城际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的有机联系。要留出足够的发展余地，建设国际枢纽机场。加强沿海港口的协作，合理分工，形成港口体系。要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完善立体交通网络，全方位融合交织，让区域间血脉贯通畅行，城际融合零距离。

6.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性职能。从国内外大都市圈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政府仍将是协调、整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首位的。（1）政府职能发挥的主线应是区域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制度供给，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政府职能要积极引导并发挥市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政府服务于市场，为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由于政府的作用往往是先导的、显性的，因而往往容易被高估。但不能因为市场的作用是分散的、潜在的而忽视其在区域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3）政府职能还体现在加强市场不愿涉足的公共领域的跨区域协作上。所谓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市场不愿意提供也无力推动的公益性项目。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按一个生态整体加以宏观治理，以实现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

［参考文献］

［1］唐茂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

篇5

关键词：生态经济；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北；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以区域一体化为导向，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京津冀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区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县形成面积达数万km2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多万。脱贫的强烈愿望，驱使着当地居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从而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作为中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四重耦合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的关键在于挣脱“忽视环境一导致贫困―挣扎自给一竭泽而渔”贫困循环链的束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个独立的行政地域单元，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统的一体性与经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生态环境等外溢性基础设施无人愿意提供和维护，形成“公共地的悲剧”。1980年以来，冀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大多是以国家出资并组织生态建设工程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工程为净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效应，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方面的组织优势。然而，单纯依赖最上层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使得生态工程的后效不尽理想。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管护的倾向，管护费用落实不到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难以保证绿色屏障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于京津两个直辖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这在观念和政策上妨碍了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目前京津与冀北资源环境关系仍是靠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水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给冀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资源使用权损失。1980年之后，为确保京津两大城市用水，河北无偿让给京津供水指标19.6亿m3。冀北地区作为京津两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严格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布局规定，从而限制了其产业选择，造成巨大的发展权损失。近十年来，为保证北京市用水质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600多家、停产治理280多家，放弃了20多个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项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张承两市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未得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区际生态补偿不足，使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上游从事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生态治理的统一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24县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4年，冀北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县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财政实力的差距导致京津与冀北地区在水利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政府资助力度相差迥异。封山禁牧规定增加了畜牧业投入和运行成本，北京远郊山区通过由政府出资进行技术扶植、增加护林员、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增收与保护还林还草成果的现实问题。而冀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为封受损失农民进行补偿，禁牧后农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弃草种粮”现象。张家口市单位水量产出粮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区基本设施改造、节水灌溉的推广所需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区居民无论在机会选择还是结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与京津地区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生态与生计的尖锐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护城河”和“后花园”生态好转所带来的利益，就有责任和义务为此付费；并且，下游受益地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无论是由用水户直接向水源地进行补偿，还是由财政预算支出，都不会损害其既有的福利水平。显然，张承两市生态建设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需要在经济圈之中实现内部化。只有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进行生态治理，才有望解决冀北生态功能区定位与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态服务一地供应与多地消费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及收益

1980年官厅水库丧失饮用水源功能以及连续几年沙尘暴的肆虐，使得生态安全成为京津冀关注的热点，围绕生态建设而展开的区域合作也迅即启动。1995年和1997年，北京市两次向张家口市及赤城县捐助200万元，用于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水环境治理；20M年北京市给予赤城县“调水”补偿款666万元；1995～2004年，北京市向承德市潮河流域的丰宁、滦平两县提供水源保护资金累计达2 000万元以上，2006年又宣布每年安排落实2 000万元帮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水环境。2006年10月签署的《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北京市按照每公顷30.015元(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损失补偿。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扶持周边贫困地区工作设想中提出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建立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承德则提出“以水联利”的供水新思路，张家口、天津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基于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 京津两市给予冀北地区的“支持”和“捐助”，虽是零碎的、非制度化的，但昭示了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路径。京津张承各市间天然形成的生态联系，使它们具有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态偏好强度的提高，这一生态联系将更加牢固，共同的生

态利益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北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在生态环境整治、资源和资金积累及产品市场拓展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统筹规划，进行全方位的联合与合作，真正成为“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其中的突破口在于从修复和改善冀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人手，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转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一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一)生态治理的成本共担

生态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立成本共享、保护环境的观念和制度。就京津冀北地区来说，关键是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水资源转让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功能区凭借其提供的生态服务获得合理的收益。

1　应借“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机，进行跨区域水权的初次分配，明确同一河流上下游区域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有效减少争议。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简单地以各市土地面积和人口为基础确定水资源配置基准比例，没有施行向水源保护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原则，这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鉴于冀北二市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和为京津用水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应赋予其取水优先权，使其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京津发达地市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2　建立准市场运作的跨区域水权市场。博弈分析表明，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在没有严格约束之前，各地区任意取水和任意排污是最优战略，结果是下游来水量越来越少，水质不断下降。假定存在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各地区的实际取水量和排污量将充分考虑到水权价格和排污权价格等因素，实现合作均衡。因此，建立水权市场和排污权市场，通过水市场的作用来达到上下游共同投入、保证水质的目的，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水权交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主要表现在：交易双方囿于水资源分布的天然限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跨区域水权交易不是“大数市场”，难以形成充分竞争；同时，居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等是不能被剥夺或任意侵占的。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化的水权交易不足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可行的方案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

3　建立水源涵养保护区和调出区的政策补偿机制。水价是水资源的价值体现，如果实现了资源环境的全成本定价(包含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项)，就可使资源富集地在生态交换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环境价值。在界定了水权之后，冀北向京津“无偿调水”就要变为“有偿用水”，供水价格要达到河北从山东购买黄河水的价格，水价提高部分返还给水源涵养地和供应地。即便如此，冀北供应每吨水的成本较之南水北调的价格仍然低得多，京津用水户是可以承受的。除水市场收入外，还可从京津冀三省市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建立水土保持基金，以补助在城市上游建设风沙源防护区、水资源涵养区等生态屏障建设和维护工作经费支出。

总之，对上游来水按质按量给予一定补偿，确保上游用户和政府不因节水治污行为而产生经济损失，才能确保京津冀优质水源在将来得到持续不断的供应，这是生态经济一体化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型产业支撑体系的培育

贫困地区要实现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构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系统，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自然资源组合优势，其产业发展方向在于形成由节水型种植业、商品性畜牧业和防护性林果业构成的生态农业框架，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为特征的新型工业，构建以绿色商贸物流业为主体，生态文化旅游业和生态管护业为两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先进的知识，而这是贫困地区内部所难以解决的。因此，要通过有力的投资诱导政策和技术扶贫政策，鼓励京津的清洁技术和生态型产业转移扩散到冀北地区并植根。对于冀北现有产业向节水、生态、环保型转变所造成的发展权损失，要由京津两市给予一定补偿。

造林绿化是生态治理的基础工程。欲将环京津贫困带打造成环京津生态圈，就必须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进行制度创新，明晰产权，吸引区内外民间资本投入，通过生态产业的集聚实现劳动就业和区域收入的提高。考虑到生态建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可尝试以政府生态购买等形式，大量增加护林员名额，建立一支由国家供养的生态管护队伍，解决国家生态工程管护不力的问题。按照《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2001～2010年)》，到2010年张承两市生态移民将达到8万人。可结合资源开发，由京津有关企业吸收部分劳动力，或将生态移民安排为护林员或生态护库员，促使农业劳动力向生态服务业(主要是生态林草管护)转移。

农业必须改变以粮为主的传统模式，用退耕增产和退耕圈养增收来改善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并以此为依托开发有竞争力的生态农产品。其一，为保护好已有的生态治理及退耕还林成果，当务之急是解决退牧、舍饲、退耕后当地农民经济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要由京津政府予以支持和补助，除了土地使用权损失补偿之外，还要给予充足的生态管护补偿，提供买奶牛的贷款，提供优种羊用于繁殖，以形成长效生态建设和巩固机制。其二，围绕建成“京津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加快区域农业产业化进程。冀北要在京津农副产品市场上进一步拓展份额，必须改变分散的市场供应结构，依托龙头企业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农业产业化链条，同时提高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开发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以供应京津高端市场。北京华都食品肉鸡产业化扶贫项目，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怀安大规模的金融扶贫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这表明企业已经走到了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台，产业基地模式将在今后成为京津冀北“城乡生态互联经济”的主体。

生态旅游是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捷径之一。北京市帮助滦平县作旅游规划，组织市民进行“饮水思源”生态游，带动了滦平旅游业发展，富裕了的农民则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是很好的模式。京津冀应该启动旅游规划联合工程，共同打造生态旅游，使旅游成为冀北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京津冀北生态合作的组织机制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过程和状态，本质特征是集体或联合决策，在现行体制下必须是市场、行政和法律方式相结合的。刚性的行政壁垒构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而行政区划调整将伴生高昂的社会成本。要在现行的行政区划框架内减少“邻避”行为，实现总体利益的协调，就需要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从原来的行政区行政模式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机制是单一的科层制，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权威中心，管理导向指向区域内部的公共事务。而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它以分散的、多元的权威中心来进行“多中心”治理，在传统的科层制之外，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详见表1)。

地方政府是传统上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当面临共同问题、寻求和维护共同利益时，地方政府间通过对话与协商等方式进行合作，今后仍是解决行政隔离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圈中，应发挥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京张合作论坛等高层领导对话与沟通机制的作用，就区际生态补偿的形式和数额进行经常性谈判，使各方分担与受益程度相当的治理费用或责任。行政协调的优点是能够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包括强制力、威信、各种政策手段)，效率较高，但协调的结果容易受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难以建立统一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