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异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竞技体育的异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竞技体育异化作为一种显著存在的社会现象倍受人们的关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异化引发了运动员一系列道德修养、人性缺失现象，导致了少数运动员有技术无思想、有金牌而缺乏修养的现象愈加严重，形成了身体与精神发展相悖，同时也损害了一些运动员应有的正当权益。本文通过剖析竞技体育的异化内质与运动员修养价值，提出培养运动员修养的建议，旨在为社会进一步在人格、品质和精神方面塑造合格的竞技运动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 竞技体育 异化 修养

一、相关概念

（一）竞技体育

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全面挖据和发挥人的潜力的基础上，多通过竞赛这一特殊形式，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目的，并伴有娱乐性、竞争性、规则性、结果不确定性等特征的文化活动。

（二）异化

简单来说，异化就是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而后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的过程。哲学上讲，异化就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反对主体的异己的力量。

（三）竞技体育的异化

竞技体育的异化指在竞技体育强化的过程中，主体凭借异己力量来达到或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和某种目的，这种需求与目的不是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它是一种不正当手段的、非理性的、违背常理的观念以及行为规范。

二、运动员要增强对竞技体育异化的正确认识

（一）竞技体育异化的表现

1.竞技体育和人的关系的失衡

由于竞技体育的异化，造成竞技体育出现的拜金主义、赌博、黑哨、假球、殴斗等频繁见诸报端。兴奋剂的使用更是屡见不鲜，研制的速度总是快于反兴奋剂水平的提高，导致竞技体育出现了诸多丑恶现象，使人们越来越从心底上产生对竞技体育的排斥，竞技体育与人的关系处于白热化阶段。而运动员应该要具备怎样的修养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部分运动员为了出名、改变现状与社会地位，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致使竞技体育与人的关系发展相悖，丧失了作为一名竞技运动员应该有的道德修养，这种行为使竞技体育丢掉了原本该有的公平公正，还无形中侵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健康。

2.竞技体育开展过程中的问题

在训练方面，教练员不尊重运动员的人格，采用辱骂、威胁和暴力等手段进行训练，不顾运动员生理健康，不但没有提高他们的修养，而且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文化水平还受到轻视。在比赛方面，局外的操控导致了不公平待遇的产生，参与者的斗殴等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严重侵害运动员的利益，颠覆了运动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了对运动员自身修养的无限深思。

3.竞技体育结果的异化

竞技体育的消极异化下，运动员的成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个谎言，公平公正的竞争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口号，竞技体育所倡导的核心价值遭到普遍质疑，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竞技体育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支持的程度大大降低。

（二）教育功能和运动员修养的异化

1.教育功能的异化

“奥林匹克主义认为，体育只有和教育、文化艺术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人全面、和谐发展的功能”。然而在“政治目的”“商品价值观”“金牌意识”的笼子笼罩下，竞技体育很重要的教育的价值变得不复存在或被淡化了，很多运动员从小就进入运动队接受训练，因此耽误了文化教育的学习。

2.运动员修养的缺失

修养是指一个人在理论、思想、知识、气质、领悟等方面经过锻炼和培养后所达到的一定水平，也是一个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体现。培养运动员的修养价值体现在运动员能够全面的调适比赛与训练带来的紧张感，在比赛中发现美，欣赏美，在枯燥训练中寻找到乐趣；体现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情商，低情商会使运动员身心涣散、缺乏斗志，对比赛与训练产生消极心态，而高情商的运动员永远都会保持一颗永不服输、坚持不懈、勇攀高峰的心，去克服训练带来的种种困难，积极、从容地应对比赛；体现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在万众瞩目的大赛当中运动员表现出高修养姿态，良好公众形象尽展人们眼前，这样，运动员会成为一个传播正能量、有榜样的公众人物，这对于自身的发展不可限量，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就成为了板上钉钉之事。对于运动员修养的培养，不仅是运动员自我修养的提升，还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客观需要，是提高国家竞技体育水平的必然要求。

现今，国内体育产业化、职业化、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旺盛，竞技体育的丰厚利益在社会发展中层出不穷，因为对于目标的过度追逐，忽视了对运动员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导致少数运动员有技术无思想、有金牌而缺乏修养的现象愈加严重，形成了身体与精神发展相悖。例如，2007年温布利斯诺克大师赛，决赛是奥沙利文对战丁俊晖，由于奥沙利文的支持者不断辱骂丁俊晖，造成丁俊晖比赛失利，丁俊晖冷静的行为显示出了一个优秀运动员应有的修养；但1995年曼联足球队的坎通纳就没有那么冷静，他直接是脚踢对方球迷，之后的停赛让曼联队因此丢掉了冠军；2013年孙杨事件，一系列的违反队纪、队规的行为被停止一切商业活动。所以，作为一名竞技体育运动员，具备良好的修养是一件值得我们去考虑和深思的事情，对社会和运动员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三、审视竞技体育，提高运动员自我修养

竞技体育是一种可以欣赏美的艺术，使人怦然心动，能够超越语言、国界与社会因素的重重障碍，倍受人们的喜爱。竞技体育的本质就是娱乐，所以又叫快乐体育，有各种有效规则来阻止不公平，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给人一种既激烈、精彩又和C、优美的感觉，观赏人类的极限。顾拜旦说：“体育是美丽、艺术、正义、勇敢、荣誉、乐趣、活力、进步与和平的化身。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不含带任何如政治、权力、赌博等因素，如若不然，那么体育的真正意义也被改变，赛场只是交易场”。

竞技运动员的修养主要表现在竞技赛场上，它是衡量一个运动员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际赛场上，运动员身上所折射出的修养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这种修养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体育它本身所带给人的心灵上的震撼力。例如，在雅典奥运会体操比赛上，涅莫洛夫的展现几乎完美，但由于裁判的不公平，引发了^众的强烈不满，流露出一双双愤怒、狰狞的表情，都在为涅莫洛夫抱不平，而涅莫洛夫做出的行为竟是如此的让人深思与佩服，服从裁判，保持冷静，使赛事照常推进，他展示出的自身修养使得全场一片欢呼，获得了大家的肯定，从此，这一历史时刻深深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一）健全运动员人格

运动员的人格是其向前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格的缺失或扭曲都将影响运动员的自身发展。培养运动员目标严重失调，只强调成绩的提高，这无形中都会给运动员人格的健全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在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过程中，要反对“唯技主义”的偏向，纠正金牌至上的意识，倡导“全人培养”的观念，因为培养的对象是整个人，并不是局部。

（二）培养运动员良好品质和精神

竞技运动员的品质和精神能够激发运动员的运动潜能，推动竞技体育有序、健康发展。运动员应该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掌握行为规范，增强生存空间的认知度等对于品质和精神的培养极为重要。

四、结语

在竞技体育异化下，竞技训练要向更专业化、科学化方面发展，人们已经能认识自我修养对运动员的意义所在，但重视程度不够，所以不管是教练员或其他相关人员更应该在现有体制和条件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培养运动员的自我修养，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完善他们的人格和情操。修养的缺失是竞技体育异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要从自身修养出发。

参考文献：

[1] 陈淑奇，龚正伟.竞技体育异化与运动员权益保障问题之伦理审视[J].体育社会科学.2009（1）：19-23.

[2] 孙柱兵，贺昭泽.浅析竞技体育的异化[J].怀化学院学报.2007（2）：84-85.

[3] 孟慧英，范叶飞.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2）：137-138.

[4] 潘丽英，姜晓玲.加强运动员道德修养略论[J].体育世界杂志社.2006（7）：59-61.

[5] 林鸿油，陈新，李富荣.自身修养对中学业余篮球运动员的影响[J].新课程学习，2010（11）：174-175

[6] 陆璐.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

篇2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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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体育与经济的一体化 发展方向

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整合的趋势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不长，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处于磨合与整合阶段，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也正逐渐形成。在全球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我国也产生了体育与经济的构建，并逐渐形成一体化运作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有开放性、系统性以及关联性的基特点，同时体育与经济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应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在全球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也是各有特色的，因此，构建我国的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则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我国的现实社会环境，选择与确定适宜的发展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模式，应考虑如下几方面：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但植根于民族体育经济，还融入了时代精神与现代风格，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第二、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但将我国民族体育融入进世界体育经济中，同时吸收与借鉴人类优秀的先进体育经济成果；第三、内部变化关系。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作是通过人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是不断吸纳、扬弃与创新过程，基于先进文明，在发展实践中构建更新更高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各种因素的变化关系均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构建与发展。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

二、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

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的管理制度与体制是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要素。同时，还应提高现代管理者的素质水平，创造适合其发展的有效管理环境，达到管理创新的目的，开创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强体制创新，保证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运行

创新体制能够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行。现阶段，我国在体育与经济的宏观管理上仍然为体育、经济相分离与分割的体制，体育与经济分属各自的职能部门管理，这致使体育与经济相分离，合力不够。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传统的体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在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致使其弊端仍影响着现行管理体制的开展。这种分离与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合理的资源配置，制约了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与开发，限制了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使资源综合管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生态性与有机性。在宏观管理体制中，应以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来开展；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借鉴那些成功、有效的管理经验去建立与实际相符的管理体制与模式；以有利于发挥体育与经济功能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与体系。

（二）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

在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下，管理环境尤其是宏观管理，越来越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管理实践。因此，应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第一、营造舆论性氛围，产生观念导向。借助现代化传媒工具与舆论手段向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创造舆论支持，在舆论环境中推动管理观念与思想的创新。明确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建立系统化的管理观念，构建一体化的理论管理体系，使人们接受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趋势，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第二、政策性环境的营造，产生政策导向。当前，经济与产业政策应倾向与体育产业，进行因势利导，以政策支持与保障体育产业；积极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对体育产业加以扶持；应构建促进体育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为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提高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能力。政府利用政策与行政策略对体育经济的结构布局与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影响与调控；利用政策法规来监督、规范、协调体育产业发展，强化体育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次，还应加大公益性体育的投入与扶持，促进体育使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提高管理者创新与实现目标创新

人是体育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行与管理的主体所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与观念下，要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水平及创新意识，丰富而深厚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管理能力。因此，要增强管理者的全面培养，在自我塑造与社会塑造中，提升整体素质，以适应市场经济与管理的需求。如能力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化与创新。

其次，实现目标创新。构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评估体系。在评估体系中，应表现全面发展观，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现代与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其衡量指标，不能只包含人均GDP或GNP数量增长值，还应包含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健康状况等。通过评估体系，不但可以反映出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还应反映出人们在体育上的需求满足程度；不但包含社会物质与生活质量的指标，还应有人们的健康质量指标；不但包含人们的物质消费统计,还应有相关的体育消费统计。

三、结论

在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创新，如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环境创新等，不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扶持与帮助，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与政策环境，保证其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牛亚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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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一体化；经济圈；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8－0077-04

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圈。然而，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无序竞争所带来的问题凸显，尽快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呼声渐高。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之所以出现“南快北慢”的状况，与这一区域内经济联系较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势在必行。无论是从适应国家经济重心战略调整的需要来看，还是从解决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考虑，都要求京津冀地区必须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担当起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

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明显滞后。资料显示，就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而论，“长三角”是京津冀都市圈的3.45倍，“珠三角”是京津冀的3.25倍；以人均GDP而言，“长三角”是京津冀的1.84倍，“珠三角”是京津冀的2.63倍，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行政区划观念过强，适应市场经济的合作机制还未形成。突出表现在：行政意识远远强于市场意识，区域内没有形成统一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重复建设、产业雷同问题突出；跨省市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还缺乏有效协调，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力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合作缺乏高层协调机制，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学术讨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进展。

2. 受“分灶吃饭”财税体制的局限，条块分割严重。区域内各省市的绝大部分发展措施往往首先考虑本行政区利益的最大化，地区间经济协调的成本很高；各地区几乎还是封闭的，这与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流不相符。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不仅对外，而且也要对内。

3. 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区域发展的市场推动力。京津冀区域经济结构明显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地区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强，对企业干预比较大。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多是以城市群的面目出现的，如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五大湖区城市群、日本关西城市群、英国中部城市群、德国中部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大小城市之间，在避免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产业部门合理分工的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可以说，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在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提高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综合竞争力，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城市发展规划的必然选择。

4.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感觉是走走停停、时冷时热，而且理论探讨多，实际效果不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区域发展权威协调机构与机制，这已成为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当务之急。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1. 城市规划与布局一体化。城市规划与布局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问题。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指向于城市，主要是由于城市具有聚集经济效益的缘故。然而京津冀区域除了具备一般城市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地域集中和流动性点状布局的特征外，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该区域是集全国行政力量与经济强度于一身的经济中心与科技中心，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具备了一体化较为明显的空间特征，即它的等级性与多层次性。

2. 技术成果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体制一体化。京津冀地区拥有科技体系完整、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机构密集和科研开发深度强等优势，但三省市经济技术水平的明显差异决定了该区域只有尽快改善区域科研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变分散优势为整体优势和现实优势，才能有效推动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受经济技术梯度差异规律的影响，任何国家或地区均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技术分工与协作体系。因此，三省市在推动技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应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根据技术体系构成、技术发展规律及特点来进行合理的区域技术分工，从而达到各有侧重、联合攻关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垂直分工方面，三省市要围绕该区域已具备的先导技术、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强大优势，借助北京科技开发和综合配套能力强、天津科研成果转化条件好以及河北基础研究有一定特长等优势，建立科技开发与成果转换、主机生产与零部件配套的区域协作。

3. 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中国航空、海运、铁路、公路和管道网络的枢纽地带。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加了各国经济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使生产和流通过程更加规范化，从而引起了多式联运与综合物流服务需求的增加。这种变化将意味着京津冀地区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必须建立一个以联合运输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运输网络。从国内外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看，综合运输网络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综合枢纽布局。它不仅是各种运输干线的汇集点，大宗客货中转、换乘、换装与集疏场所，而且也是联运生产的主要基地。它决定了不同运输方式间联运换装地点的分布，而且还会对主要客货流的运输、路径、运输效率和物资运转速度产生重要影响。

4. 产业结构与生产力配置、基地建设一体化。京津冀区域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应以能否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为准则，扬长避短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和调整自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强同国内外、区域间的相互联合、协作和配套，逐步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自身产业特点，又能同周围区域相协调的产业结构体系。

5. 旅游网络建设与综合开发一体化。旅游业已成为各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九五”期间，京津冀三省市旅游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均达到4％以上，特别是天津已达到5．91％，表明该区域除了具有区位优势大、交通通讯便捷、景点相对集中的条件外，还具备发展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区的巨大潜力。然而，从京津冀区域旅游业的整体素质看，仍处于一种高速度低质量的发展状态，旅游服务滞后、旅游产品单一、缺乏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是三省市旅游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地区旅游科技投入少，高科技在旅游决策科学化和经营管理信息化的利用程度低，导致该区域旅游环境管理中高科技产出效率不高。

三、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想

1. 强化合作意识。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首要的问题是合作，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提高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通过建立利益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使我们从区域合作中加快区域整体发展，实现个体“共赢”，在树立先进的“竞合”理念的同时，增强整体发展意识。区域合作的目的是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加强沟通、联系与配合，实现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协调发展。

2. 打造 “京津塘高科技产业带”。“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发展最可贵的经验，就是产业链拉动区域经济联动，形成经济圈。而京津冀地区却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链，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产业链十分单薄。其原因主要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主导位置，产业自然是“大而全”，“强势政府”自觉不自觉的“大而全”行为，自成体系的后果是区域内产业链的残缺。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存在两大突出问题。其一，京津产业严重趋同。北京应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发展具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总部经济”。而天津则应发挥其天然的港口优势，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着力发展制造业、物流业、海洋经济等等。其二，除京津之外的周边地区以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竞争力落差太大而且活力不足，导致一方面北京核心地区功能过密，大量第二产业急需外移；而另一方面城市能级落差太大，周边地区很难接受京津地区的辐射效应，不利于双方的发展，形成两难窘境。笔者建议在构筑大规模的交通网络体系的前提下，在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等地兴建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改善投资软硬件环境，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形成合理的产业链。

3. 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权威协调机构。三地政府应从区域发展的大局出发，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并积极争取中央出面协调，尽快建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权威协调机构与机制，并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建立、区域资源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选取条件成熟的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

4. 建立京津冀地区资源补偿机制。京津冀山水相连，而地处京津上游的张家口、承德两市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问题直接影响着京津地区。一些学者提出在张家口、承德建立“首都生态特区”的设想，使其享受国家特殊政策，突出绿色屏障、饮用水源、治理污染、城市环境四个重点，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生态经济，以生态经济增量消化高污染、高能耗工业存量，进而推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期间，河北省政协与会同志提出关于建立京津冀地区资源补偿机制的建议，得到了北京、天津与会代表的理解与支持。大家认为，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资源补偿机制问题被忽视了，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加剧了河北省一些地区的贫困状况，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京津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只有解决了资源的补偿机制问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才能立足长远，真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5. 在构建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上实现突破。从国际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大都市经济圈的范围按尺度和作用强度分为两种：日常都市圈和大都市圈。日常都市圈也称“1小时都市圈”，即从核心城市到周边城市之间的单向时间距离在1小时左右，距离约为100公里；大都市圈也称3小时经济圈，单向时间距离一般在3小时左右，半径可达300公里~400公里。1小时经济圈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通勤圈，它们的内部联系十分密切。3小时经济圈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对腹地内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与腹地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要素聚集和辐射扩散效应。按照上述城市理论，河北省绝大部分区域在京津的辐射圈内，11个设区市都在3小时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区域交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城市之间时空观念的更新，为地区空间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可能性。京津冀要积极推进城际快速轨道网络建设，强化通道运载能力，为城市布局的扩展和城市体系的组织创造新的条件。京津两大枢纽应加强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强化航空港、海港、信息港等交通通信枢纽与区域及城际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的有机联系。要留出足够的发展余地，建设国际枢纽机场。加强沿海港口的协作，合理分工，形成港口体系。要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完善立体交通网络，全方位融合交织，让区域间血脉贯通畅行，城际融合零距离。

6.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性职能。从国内外大都市圈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政府仍将是协调、整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首位的。（1）政府职能发挥的主线应是区域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制度供给，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政府职能要积极引导并发挥市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政府服务于市场，为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由于政府的作用往往是先导的、显性的，因而往往容易被高估。但不能因为市场的作用是分散的、潜在的而忽视其在区域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3）政府职能还体现在加强市场不愿涉足的公共领域的跨区域协作上。所谓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市场不愿意提供也无力推动的公益性项目。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按一个生态整体加以宏观治理，以实现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

［参考文献］

［1］唐茂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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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北；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以区域一体化为导向，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京津冀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区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县形成面积达数万km2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多万。脱贫的强烈愿望，驱使着当地居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从而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作为中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四重耦合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的关键在于挣脱“忽视环境一导致贫困―挣扎自给一竭泽而渔”贫困循环链的束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个独立的行政地域单元，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统的一体性与经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生态环境等外溢性基础设施无人愿意提供和维护，形成“公共地的悲剧”。1980年以来，冀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大多是以国家出资并组织生态建设工程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工程为净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效应，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方面的组织优势。然而，单纯依赖最上层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使得生态工程的后效不尽理想。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管护的倾向，管护费用落实不到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难以保证绿色屏障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于京津两个直辖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这在观念和政策上妨碍了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目前京津与冀北资源环境关系仍是靠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水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给冀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资源使用权损失。1980年之后，为确保京津两大城市用水，河北无偿让给京津供水指标19.6亿m3。冀北地区作为京津两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严格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布局规定，从而限制了其产业选择，造成巨大的发展权损失。近十年来，为保证北京市用水质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600多家、停产治理280多家，放弃了20多个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项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张承两市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未得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区际生态补偿不足，使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上游从事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生态治理的统一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24县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4年，冀北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县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财政实力的差距导致京津与冀北地区在水利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政府资助力度相差迥异。封山禁牧规定增加了畜牧业投入和运行成本，北京远郊山区通过由政府出资进行技术扶植、增加护林员、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增收与保护还林还草成果的现实问题。而冀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为封受损失农民进行补偿，禁牧后农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弃草种粮”现象。张家口市单位水量产出粮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区基本设施改造、节水灌溉的推广所需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区居民无论在机会选择还是结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与京津地区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生态与生计的尖锐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护城河”和“后花园”生态好转所带来的利益，就有责任和义务为此付费；并且，下游受益地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无论是由用水户直接向水源地进行补偿，还是由财政预算支出，都不会损害其既有的福利水平。显然，张承两市生态建设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需要在经济圈之中实现内部化。只有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进行生态治理，才有望解决冀北生态功能区定位与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态服务一地供应与多地消费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及收益

1980年官厅水库丧失饮用水源功能以及连续几年沙尘暴的肆虐，使得生态安全成为京津冀关注的热点，围绕生态建设而展开的区域合作也迅即启动。1995年和1997年，北京市两次向张家口市及赤城县捐助200万元，用于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水环境治理；20M年北京市给予赤城县“调水”补偿款666万元；1995～2004年，北京市向承德市潮河流域的丰宁、滦平两县提供水源保护资金累计达2 000万元以上，2006年又宣布每年安排落实2 000万元帮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水环境。2006年10月签署的《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北京市按照每公顷30.015元(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损失补偿。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扶持周边贫困地区工作设想中提出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建立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承德则提出“以水联利”的供水新思路，张家口、天津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基于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 京津两市给予冀北地区的“支持”和“捐助”，虽是零碎的、非制度化的，但昭示了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路径。京津张承各市间天然形成的生态联系，使它们具有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态偏好强度的提高，这一生态联系将更加牢固，共同的生

态利益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北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在生态环境整治、资源和资金积累及产品市场拓展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统筹规划，进行全方位的联合与合作，真正成为“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其中的突破口在于从修复和改善冀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人手，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转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一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一)生态治理的成本共担

生态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立成本共享、保护环境的观念和制度。就京津冀北地区来说，关键是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水资源转让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功能区凭借其提供的生态服务获得合理的收益。

1　应借“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机，进行跨区域水权的初次分配，明确同一河流上下游区域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有效减少争议。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简单地以各市土地面积和人口为基础确定水资源配置基准比例，没有施行向水源保护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原则，这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鉴于冀北二市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和为京津用水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应赋予其取水优先权，使其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京津发达地市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2　建立准市场运作的跨区域水权市场。博弈分析表明，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在没有严格约束之前，各地区任意取水和任意排污是最优战略，结果是下游来水量越来越少，水质不断下降。假定存在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各地区的实际取水量和排污量将充分考虑到水权价格和排污权价格等因素，实现合作均衡。因此，建立水权市场和排污权市场，通过水市场的作用来达到上下游共同投入、保证水质的目的，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水权交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主要表现在：交易双方囿于水资源分布的天然限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跨区域水权交易不是“大数市场”，难以形成充分竞争；同时，居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等是不能被剥夺或任意侵占的。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化的水权交易不足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可行的方案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

3　建立水源涵养保护区和调出区的政策补偿机制。水价是水资源的价值体现，如果实现了资源环境的全成本定价(包含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项)，就可使资源富集地在生态交换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环境价值。在界定了水权之后，冀北向京津“无偿调水”就要变为“有偿用水”，供水价格要达到河北从山东购买黄河水的价格，水价提高部分返还给水源涵养地和供应地。即便如此，冀北供应每吨水的成本较之南水北调的价格仍然低得多，京津用水户是可以承受的。除水市场收入外，还可从京津冀三省市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建立水土保持基金，以补助在城市上游建设风沙源防护区、水资源涵养区等生态屏障建设和维护工作经费支出。

总之，对上游来水按质按量给予一定补偿，确保上游用户和政府不因节水治污行为而产生经济损失，才能确保京津冀优质水源在将来得到持续不断的供应，这是生态经济一体化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型产业支撑体系的培育

贫困地区要实现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构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系统，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自然资源组合优势，其产业发展方向在于形成由节水型种植业、商品性畜牧业和防护性林果业构成的生态农业框架，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为特征的新型工业，构建以绿色商贸物流业为主体，生态文化旅游业和生态管护业为两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先进的知识，而这是贫困地区内部所难以解决的。因此，要通过有力的投资诱导政策和技术扶贫政策，鼓励京津的清洁技术和生态型产业转移扩散到冀北地区并植根。对于冀北现有产业向节水、生态、环保型转变所造成的发展权损失，要由京津两市给予一定补偿。

造林绿化是生态治理的基础工程。欲将环京津贫困带打造成环京津生态圈，就必须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进行制度创新，明晰产权，吸引区内外民间资本投入，通过生态产业的集聚实现劳动就业和区域收入的提高。考虑到生态建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可尝试以政府生态购买等形式，大量增加护林员名额，建立一支由国家供养的生态管护队伍，解决国家生态工程管护不力的问题。按照《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2001～2010年)》，到2010年张承两市生态移民将达到8万人。可结合资源开发，由京津有关企业吸收部分劳动力，或将生态移民安排为护林员或生态护库员，促使农业劳动力向生态服务业(主要是生态林草管护)转移。

农业必须改变以粮为主的传统模式，用退耕增产和退耕圈养增收来改善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并以此为依托开发有竞争力的生态农产品。其一，为保护好已有的生态治理及退耕还林成果，当务之急是解决退牧、舍饲、退耕后当地农民经济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要由京津政府予以支持和补助，除了土地使用权损失补偿之外，还要给予充足的生态管护补偿，提供买奶牛的贷款，提供优种羊用于繁殖，以形成长效生态建设和巩固机制。其二，围绕建成“京津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加快区域农业产业化进程。冀北要在京津农副产品市场上进一步拓展份额，必须改变分散的市场供应结构，依托龙头企业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农业产业化链条，同时提高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开发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以供应京津高端市场。北京华都食品肉鸡产业化扶贫项目，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怀安大规模的金融扶贫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这表明企业已经走到了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台，产业基地模式将在今后成为京津冀北“城乡生态互联经济”的主体。

生态旅游是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捷径之一。北京市帮助滦平县作旅游规划，组织市民进行“饮水思源”生态游，带动了滦平旅游业发展，富裕了的农民则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是很好的模式。京津冀应该启动旅游规划联合工程，共同打造生态旅游，使旅游成为冀北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京津冀北生态合作的组织机制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过程和状态，本质特征是集体或联合决策，在现行体制下必须是市场、行政和法律方式相结合的。刚性的行政壁垒构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而行政区划调整将伴生高昂的社会成本。要在现行的行政区划框架内减少“邻避”行为，实现总体利益的协调，就需要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从原来的行政区行政模式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机制是单一的科层制，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权威中心，管理导向指向区域内部的公共事务。而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它以分散的、多元的权威中心来进行“多中心”治理，在传统的科层制之外，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详见表1)。

地方政府是传统上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当面临共同问题、寻求和维护共同利益时，地方政府间通过对话与协商等方式进行合作，今后仍是解决行政隔离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圈中，应发挥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京张合作论坛等高层领导对话与沟通机制的作用，就区际生态补偿的形式和数额进行经常性谈判，使各方分担与受益程度相当的治理费用或责任。行政协调的优点是能够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包括强制力、威信、各种政策手段)，效率较高，但协调的结果容易受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难以建立统一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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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缺少相关法律法规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策略通常情况是上级政府制定并颁布的，采用这种方式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上级政府在行政权利上相对较高，其所制定的策略也比较有力度，可以将一些相邻区域政府之间的隔阂打破，从而进行无间合作，促使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均需要依靠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上级政府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透彻，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查，其所制定的策略可能会出现和当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若出现这种情况，既不能促进当地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还可能产生阻碍。  

 (二)区域之间没有科学的合作和发展经验   

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在不同区域存在着不同特点，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也较大，这就使得相邻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优势项目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但对于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我国西北地等，这里人口数量少，存在着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的现象。此外，因为这些区域地广人稀，促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类型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这些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步、不协调等现象，加上这些区域之间缺少交流，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相应阻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总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不同地区均具备自身独有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自然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不尽相同，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因此，区域合作由此产生，其经济一体化可以帮助不同区域之间进行优势互补，从而促使经济总量得以提升。同时，将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和交流。  

 (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   

交通通讯算得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大动脉，因此，区域发展过程中，交通的建设是不可代替的，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直至今日，相关结果显示，我国高铁修筑里程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同时也达到一半的互联网普及率，交通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政府政策的支持  

 去除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等，我国在这三十多年来，还建立了深圳、厦门和珠海以及汕头等国家级经济特区。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三)人口区域性流动   

在我国，人口产生跨区域性流动，属于一种相对常见的现象。直至21世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也随之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始越来越多。人口的流动逐渐变得方便快捷，尤其是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相互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同时为相对落后的地方带来了思想上的启发。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模式对比  

 公共治理理论，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而言，可以促进区域合作效益最大化，法律治理的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采用科学有效的法律治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法律治理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沟通和合作方式。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均不能离开相对应的法律结构，可以对法律治理模式进行划分，形成三种不同模式。  

硬法治模式   

对行政区域进行治理的过程中，硬法治模式主要指的是一种确定性的法律，同时又是种可预期性的法律，通过这种形式，能够为社会秩序以及基本价值观念带来相对有效的保障，促使社会对其自身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依照硬法规定的内容进行治理，更不能开展相对全面的硬法进行治理。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环境当中，对硬法的全面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法律相互背离的。  

软法治模式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软法治模式主要是指，借助各个区域地方成员所商讨出来的内容，最终实现意见的一致。同时，各个区域共同对可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进行制定。软法律实施过程中，虽然缺乏一定的强制力，但是不同地方成员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因此软法也具备相应的约束力。但是软法的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具有极强的理想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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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流域经济合作是以江河为纽带和轴心，通过区域内水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与整合，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具有开放性的经济区域。[1]虽然流域经济不同于以行政区为划分标准的区域经济，但是，以流域作为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域经济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区域经济的主要生长点，河流两岸是各行政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例如，我国历史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欧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河流都是流域经济的纽带，主要的产业都集中在流域区，流域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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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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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杭州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出了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楼宇经济的一体化包括区域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提出了杭州楼宇经济实施一体化战略的错位发展、集聚发展和互动发展的三条发展路径，以及在组织、规划、政策、招商、服务、统计考核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楼宇经济是以楼宇为主要载体的经济形态，作为近年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已越来越受到城市政府和理论界的关注。它具有有利于拓宽城区发展空间、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城市的品位和档次等重要作用。因而，对于已经实现人均生产总值超10000美元，并力争至2015年突破20000美元大关和实现“两个率先”（率先迈入发达城市行列，率先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浙江省杭州市来说，发展楼宇经济更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为提高楼宇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提出了一体化发展战略。

一、楼宇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一体化，是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结合，而是融合（integration），以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形成一个经济上高度协调统一的有机体为目标，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具体就楼宇经济来说，其一体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1.楼宇经济区域一体化。这是一个空间层面的概念，指楼宇经济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和清晰定位，区域内的不同区块之间能够协调发展，强调的是整个区域的竞争力提升。该一体化是通过其带来的磁场效应和结构效应来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和楼宇经济的发展。（1）磁场效应，可以优化楼宇经济发展环境，为各类业态和企业的集聚与发展创造条件，形成业态的聚集能量。区域内形态各异的“场”合理分布，能有效提升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东京通过构建由市中心区、8个副中心区、9个外围特色新城组成的“多核多圈层”的完整“场”结构，确保了其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结构效应，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发挥中心地区和优势产业、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伦敦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在结构效应作用下，以金融业、商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产业逐渐超越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在制造业内部仅有印刷出版业等都市型工业得到发展。

2.楼宇经济产业一体化。这是一个产业层面的概念，包括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指楼宇经济各产业之间、楼宇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之间的有机整合的过程，其目的是要促成产业的联动发展。该一体化是通过产业内部的分工合作和规模效应实现促进楼宇经济发展的功能。（1）纵向一体化，可完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避免重复建设和内部不合理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这里纵向一体化是指同一区域内上下游产业的协调发展、合理配置。虽然伦敦的制造业比重不断降低，但依托其与创意设计产业的良好互动，印刷、机械制造等仍具有很高的水平。（2）横向一体化，可充分发挥规模效应、节省交易成本，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取得布局上的系统优化效益，还可以集约用地。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大量的金融服务企业和相关产业在纽约集聚；同时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加了纽约作为保险业的理想交易场所，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二、基于一体化战略的发展路径

杭州发展楼宇经济要实施一体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建立一个空间上有序分布、高度浓缩和产业上紧密关联、互动发展的楼宇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有三条发展路径。

1.统筹兼顾、错位发展，形成有序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错位发展的基本内涵是差异化战略与合理定位战略。各城区、楼宇经济发展重点区块应在努力分析各自的现实条件、清晰优劣势的基础上，对业态发展方向进行合理定位，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以便都能利用自身优势更好地发展楼宇经济。杭州在“一主、三副、六组团”的基础上，又在市区沿钱塘江规划建设“十大新城”和一批多功能的城市综合体。这些主城、副城、组团、新城和综合体是杭州发展楼宇经济的主要载体，对他们必须站在全市的角度统筹兼顾、错位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功能定位、协调发展。市政府层面应该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手段促进各城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和协作，特别要关注对几个主要商圈、新城等进行的功能定位，防止出现业态同构化现象，减少或避免各城区、重点楼宇之间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实现差异化和错位发展，最终形成全市范围内有序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

2.“三步走”、集聚发展，形成高度浓缩的产业空间内核。集聚发展是一种或多种产业为追逐外部规模经济、创新效益、竞争效益而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三步走”则是从多元化、特色化到一体化的业态演变过程。集聚发展是实施“三步走”战略步骤的基础也是实施目标，能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先进业态提供条件。“三步走”的起点可以根据各区块的基础、定位不同分别选择多元化或特色化，甚至一体化。如武林商圈、黄龙商圈等比较成熟的区块以及钱江新城等定位较高的新区，不能再走从多元化开始“三步走”的常规步伐，而是要高起点、高规格；而江东新城、临江新城、城东新城等区块则可以允许从多元化起步发展楼宇经济。因此，杭州发展楼宇经济应在主要商圈、新城、综合体和其他重点区块，依据“三步走”的思路有序推进，通过培育或引进品牌化、规模化的企业，并依托这些企业形成高度浓缩的产业空间内核。

3.先进合理、互动发展，形成紧密关联的产业空间衔接。产业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互动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依据市场规律而实现的产业互补、互利、互促的一种经济合作与竞争行为，这种竞合过程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在楼宇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强调楼宇经济各业态的一体化发展之外，更要重视楼宇经济业态特别是为生产者服务业态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如四季青服装市场周边地块选择拟发展的楼宇经济业态时，可以优先考虑时装的设计、加工、展示等上下游产业；中国美术学院周边地块则可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各城区在制定楼宇经济发展规划和实施产业扶持政策时必须结合当地以及杭州的产业特点，促进不同产业的联动发展，促进制造与创造相互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配套，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科技、文化、人才相互支撑，实现多业态、多功能的互动和融合。在构筑产业链时还应当考虑杭州在杭州都市经济圈和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地位，积极培育一批辐射能力强的产业。最终通过构筑合理产业链、促进不同产业互动发展，形成紧密关联的产业空间衔接。

三、实施一体化战略的对策建议

杭州楼宇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能够真正贯彻实施一体化战略，必须在组织领导、规划控制、政策引导、招商、服务和统计考核等方面做好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在市楼宇经济领导小组的统一协调、领导下，切实加强对楼宇经济的领导工作。各城区要落实专人，明确责任，抓好发展楼宇经济相关工作，进一步贯彻实施市、区两级政府主要领导联系重点楼宇制度。

2.强化规划控制。对尚未规划的地块应尽早规划，明确土地用途。对于规划中及正在建设中的商务楼宇，超前规划楼宇未来主导业态及定位。对于已建成招商的楼宇，原有业态和规划定位不符的，应逐步予以调整。

3.发挥政策导向。尽快梳理出目前已经出台与楼宇经济相关的各类优惠政策，对现有政策要用足用好。同时，要抓紧制定出台引进和培育楼宇经济高端业态、与现有产业互动性强的相关产业的专项政策。

4.实施专业招商。应结合楼宇的规划功能定位、主导业态类型进行专业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政府、中介、业主、物业在楼宇招商中的作用，实现招商四方联动，重点培育一支懂产业经济的招商队伍。

5.加大服务支持。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功能，建立楼宇星级管理制度，打造商务楼宇服务品牌。完善服务平台，加快全市楼宇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建设，实现楼宇规划、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全程服务和监管。

6.完善统计考核。加快建立全市楼宇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配备楼宇经济统计专业人员，建立统计网络。制定楼宇经济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分解目标，明确责任，并纳入相关部门、城区的目标考核体系。

参考文献

1.左学金等.走向国际大都市[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屠启宇，金芳等.金字塔尖的城市[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李文秀.美国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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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五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建设了无数的城市和乡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形成了非凡的环境理念，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的《周易》就曾提出“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观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带有地方志雏形的区域地理著作。以山脉、河流等为标志，根据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与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地域视野，表达了古代的区域观念，并对每州的方域、植被。土壤等自然形态，以及物产、田赋、民族、交通等人文景象，均作出简要的描述。同样威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是我国最早的土地分类专篇总结了我国远古时期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把土地分为5类，即渎田、坟延、丘陵、山林和川泽，然后详细论述了各类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并根据各种土壤的生产能力划分等级，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管子・地图》则是我国最早的地图专篇，主要论述军事统帅在作战之前，必须了解诸如“名山、通谷，经川，陵路、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等各种情况。

先秦古籍《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内容庞杂，自然方面有山川、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象等，人文方面有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疾病医药，以及帝王世系、葬地和发明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所述地域，地望以及山水的走向大多可考，对于古代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西汉学者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货殖列传》可称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论著。根据他游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见闻，以发展的观点观察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根据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等，将国土划分为“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山西”、“江南”等4大经济区域，进而细分为12个小区，分别描述各地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同时，以城市作为地区的中心，对30余个城市的地理，风俗、交通、物产和贸易情况进行分析。东汉学者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对汉代郡县封国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和文化等均作出综述。部分郡条记述了一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县条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别记录有关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著名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情况。其中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官营盐、铁产地的分布。

北魏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介绍了丰富的农牧渔猎知识，记述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其中“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观点，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以河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地理、地貌和生物地理，人文地理中的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农业地理等。此外还有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方面的珍贵资料。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南宋学者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肇域志》，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涉及了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各个方面，在历史学、金石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为今天研究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同时，从五代开始，我国地方志的编撰逐渐盛行，在一千多年中，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地方志达到上万种，其内容包括行政区沿革，地貌，地质，水系，气候，植物，动物，交通，社会，聚落、物产、贡赋，灾异，民俗等，地方志中所涉及的文化景观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也是今天开展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内容极其丰富的资料。

在我国众多古代文献中，不仅描述了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而且记载了基于山水文化的环境设计理念，表达各赋特色的环境意境，所形成的不同类别与特征的文化景观。我国古代先民在选择定居地点时，出于对生存环境和防御需要的考虑，往往对周边的山水地貌格外关注。例如西汉时期的晁错就曾建议在“移民实边”时，必须考虑良好生态环境，指出一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仟佰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量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至新邑也”。可见古人在考虑新的居住环境时，要选择那些水质甘美，土地肥沃，草林茂盛的地方，继而加以规划，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合理安排居室结构，这样才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使人们对新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体现出农业社会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特点。此外，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牧渔猎生产中，还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知识，例如在《国语・周语》中就有“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毁坏山林)，不崇薮(不填埋沼泽)，不防川(不障阻川流)，不窦泽(不决开湖泊)”的论述，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古代城市选址则对自然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涉及地形，地质，气象，水文，资源、交通等多种因素，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城邑分为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多种等级，城市又有商业都会、军事重镇。手工业城市等多种类型，因此选址时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对环境的要求也各有所别。尽管如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始终遵循一定的规则，体现一定的规律，形成我国特有的城市景观和山水文化，将自然环境的特征与优势，通过特定的文化景观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困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既反映出在城市选址中对自然环境和

山水格局的严格要求，又强调城市选址应充分结合地利条件，视地形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种重地利，讲实效的城市建设理念，对于摒弃单一的城市格局，突出城市个性特色，形成风格各异的文化景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强调根植于富足农业基础之上，对土壤，水源的要求格外重视。例如周、秦、汉、唐各朝相继在关中建都，皆因当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记载周边国家和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文献。例如公元前139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历时13年，身经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其主要见闻被录于《史记・大宛列传》，公元416年，东晋高僧法显，根据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经过，写成《佛国记》一书，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只身西游，跋山涉水，行程5万里，历尽艰险，携回梵文经典，所著《大唐西域记》，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等地区的138国的地理形势、人口疆域。国都城邑，政治历史、物产气候，风土习俗，语言文字、民族宗教等；公元1405年始，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航“西洋”前后共历28年，随航人员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载了所历亚非30余国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这些著作不仅是反映我国历史上国际交流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各国文化景观的珍贵文献，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

文化景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晶。由于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加之文化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不尽相同的文化景观理念。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曾有不少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例如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著有《地理学》17卷，描述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区的自然特征、物产、居民风俗习惯等，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地理著作。但是自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至14－17世纪，欧洲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科学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实际上西方社会在17世纪才开始欣赏自然之美。在此之前 自然、荒野往往被看作是可怕的禁地，被视为凶残的土著人和野生动物的领地。随后，欧洲出现了工业大生产的萌芽和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航海者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促使各国居民纷纷移居海外，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了殖民掠夺，同时也促进了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资源分布、商业中心等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对于景观的辨别，描述和解释，在西方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德国地理学家A洪堡(A.Humboldt)在19世纪初曾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c.李特尔(c.Ritter)则是在近代地理学中，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并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认为”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c.李特尔在具体研究中偏重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主张地理学必须与历史学携手前进。他的学术巨著《地学通论》，又名《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一书，探讨了世界各地区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认为自然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c.R.Darwin)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他20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提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以适应生存环境的生物演化论观点，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1865年，英国学者G.P.马什(G.P.Marsh)在《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一书中，以生态学的观点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影响会带来生态平衡的失调。

由此我们看到，人们对于文化景观的认识也是由零星的知识积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直到19世纪，美国才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迷人的自然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区，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中的首例。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是文明生活的摇篮，不能不顾后果地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因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生态资源。在城市景观方面。1858年，有美国景观之父之称的奥姆斯特德(F.L.Olmsted)和沃克斯(calvertVaux)在曼哈顿的核心地区设计了长2英里，宽0.5英里的城市公园，继而在全美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景观设计师在美国各城市从生态的高度，实施将自然引入城市的设计。其中波士顿公园系统设计，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依据，在城市滨河地带形成2000ha的绿色空间，以线性空间连接城市公园，意在重构城市自然景观系统。奥姆斯特德在《公园与城市扩建》一文中，认为城市要有足够的呼吸空间，要不断更新和为全体居民服务，并且归纳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原则，以城市自然脉络为依托，使城市公园实现有机地联系。

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F.Ratzel)最先系统地阐明文化景观的概念，他称之为历史景观。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了种族，语言和宗教景观的研究以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并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F.拉采尔指出历史景观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出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对田地，村落，城镇及道路等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相互联系和历史起源。1885年，J.温默(J.Wimmer)在其《历史景观学》一书中提议，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景观”的全貌，提倡景观内涵的自然与人文意义的兼容并蓄。事实上“文化景观”一词自20世纪初已经开始应用，主要是指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乔丹指出，“文化景观是文化集团在其居住地域上所创造的人为景观”。德伯里则认为“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

景观所有可辨认的改变，包括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

20世纪初，生物学家和暂学家P.盖迪斯(P.Geddes)从生态学研究走向人类生态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研究现代城市成长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人类，居住地与地区的关系，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他积极倡导综合规划的概念，在1909年出版的《城市之演进》一书中，用哲学，社会学与生物学的观点，揭示城市在空间与时间发展中所展示的生物与社会方面的复杂性，指出在规划中要把不同部门和工作统一起来考虑。他把环境看成是多种元素的一种构成物，是在不同地址上人类进行多种活动的场合。P.盖迪斯提倡“区域观念”，即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的影响关系，突破城市常规范围，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此后，著名学者L.芒福德(L.Mumford)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出影响深远的区域观和自然观。他认为城市与区域不仅是地域的范畴，而且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人文要素的综合体，主张复兴城市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他指出“城市和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一个绿化环境，这对城市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被掠夺，被消灭那么城市也随之而衰退，因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他提倡要“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德国地理学家都认为，研究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人员的中心任务。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o.Schluter)提出文化景观论，认为景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存在的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即原始景观经由人类活动改变以后的景观。认为文化景观是地面上可以感觉到的人文现象的形态，人文地理学应该研究这种人类及其劳动所创造的，能反映人类群体的文化和经济的景观。他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这一概念，强调景观既有它的外貌，在它背后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力量，并指出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进行研究。o.施吕特尔还把文化景观分为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两种形态，前者指人以及随人移动的物品等，后者则通过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全部效果来反映。对文化景观理论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c.O.Sauer)，他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学者的文化景观论。他强调景观一词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重新评述了地理学研究领域中景观的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种景观的形式和功能，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景观”概念。

1923年，c.o.索尔在就任贝克莱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演说中指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C.O.索尔在1925年发表的著作《景观的形态》中，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而在1927年发表的《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一文中，他首次明确定义了文化景观，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由于人类对地球表面的影响已经历几千年，按照他的观点，地表的所有景观都已经成为文化景观。因此他提出地理学者应该开创先河，将对自然景观的研究转入到追溯当地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去。在C.O.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内形成，具有区域基本特征，在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合体。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人文地理。c.o.索尔一直致力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并开创了”伯克莱学派”。这一学派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他们认为景观因人类的作用而不断变化，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出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作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C.O.索尔认为“如果不从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来考虑，我们就无法形成地理景观的概念。它处于不断发展、消亡，替换的过程之中”。他对农业起源和扩散的研究和人在改变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

C.O.索尔之后，地理学家对人文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英国学者A利奥波特(A.Leopold)在1933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中，主张把良心，权利等概念扩大到自然界，提倡“完整形态的尊重存在的伦理学”，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提出“生态价值”概念，主张以伦理学为基础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即承认生物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道德权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新的价值观念。由于民族的迁徙，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往往是在不同时期，由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叠置而成的。因此，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D.S.Whittlesey)在1929年提出“相继占用”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相继叠加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序列。因此，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主张用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征，来说明地区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他列举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例研究，印第安人居住时为从事采集的原始森林：欧洲迁移来的农民把低地开发为农田，在山坡草场饲养牲口，后来因经济转型又把草场转变为森林(次生林)并养殖牲畜；他预言第四阶段将以林业为主要活动。在他看来，每个阶段或人类占用的时代，都与人类的祖先和后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阶段演化是内园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个活细胞的发展和死亡。认为一个地区的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它们的意义就需要重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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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中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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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朝晖（1977-），男，辽宁省大连市人，渤海大学经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锦州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研究方向：国际法学、区域经济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自由流动，并且正在根据经济收益和要素成本方面的考虑重新组织国际贸易与世界生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并一直延续至今。截至2012年1月15日，GATT/WTO共收到区域贸易安排（RTAs）通知511个，其中319个已生效。

2001年5月23日，中国加入第一个区域性多边贸易组织，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2006年中国商务部开始提出将FTA 提升至国家战略，并陆续展开相关研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目前，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包括：《曼谷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中国与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东盟、哥斯达黎加FTA，大陆与台湾ECFA。目前中国正加紧与海合会、澳大利亚、挪威、冰岛、瑞士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RTA谈判。同时，中国与印度、韩国等双边自贸区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正处于研究阶段。此外，东亚自由贸易区（含10+3，即东盟10国+中、日、韩3国，以及10+6，即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6国两种设想），G20自由贸易区（巴西、中国、印度等20个WTO发展中国家成员），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概念也被政界提出并为学界热议。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主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发言中指出：“我们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中国如何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目前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虽然体现为优惠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区两种较低层次的方式，并且中国已签署的RTA没有脱离亚太地区，地域特色明显，签署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不大。但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合作伙伴众多，而且呈现出多层次性的特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也有发达国家；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也有南美、大洋洲国家，还在与欧洲国家进行谈判。这些合作模式有些是相对独立的，而有些又相互影响。这都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增加了复杂性。

有学者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六个不同类型样本综合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建立“10+3”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对中国最为有利，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1.1%，出口年均增长9.5%，进口年均增长19.1%。次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1.0%，出口年均增长7.3%，进口年均增长14.5%。第三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欧盟建立自贸区，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0.3%，出口年均增长4.5%，进口年均增长8.1%。第四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将带动我国GDP年均增长0.14%，出口年均增长2%，进口年均增长4%。第五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贸

区，将带动中国GDP年均增长-0.02%，出口年均增长0.6%，进口年均增长1.2%。第六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是中国与巴西建立自贸区，将带动我国GDP年均增长-0.04%。出口年均增长0.5%，进口年均增长1%。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确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在确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和规划时，还必须考虑以下方面：

1.区分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个无论多么理想和完美的方案，如果短期内没有实现的条件，则只能从长计议，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也不能作为近期工作的优先选择。无论”10+3“（以及“10+6”）自由贸易区，还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目前都面临若干错综复杂、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并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双边FTA的利益诉求易于协调，应当作为近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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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政府机制；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94-05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位置相临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以获取区域内国家间或地区间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宗旨，为促使产品和生产要素在一定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而建立的经济区域集团。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降低区域交易成本，有利于区域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现区域之间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按照地域范围分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共有 33 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三大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不断涌现，先后出现了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头羊，还有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京津冀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后起之秀，以及各省各地方建设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铺开，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给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毫无疑问，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突飞猛进得益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得益于政府超越行政区域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使得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快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区域地区之间经济融合加快。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难以顺利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机制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协同发挥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既可以依靠市场机制也可以依靠政府机制，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情况下，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无法单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们都存在着失灵问题，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配合。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机制作用与“失灵”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尤其是发达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还是依赖市场机制实现的。在完全市场经济体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企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竞争驱动下进行相互之间的联合与兼并，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决定着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机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其价格机制实现的。价格机制决定生产要素区域自由流动与配置，决定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向和规模，是主导资源配置的重要内生变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等市场主体基于个人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做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追求整体目标――整个区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来看，资源配置效率是低下的。下面用图1来说明市场机制失灵问题。

在图1中，AC曲线是生产要素的市场需求曲线。MPC代表生产要素使用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的是生产要素使用的边际社会成本。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市场主体根据边际私人成本MPC和市场需求线AC相交的点E1来决定生产要素均衡数量和均衡市场价格，此时的市场决定的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是P2 ，市场决定的生产要素需求数量是Q2 。但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来看，区域经济追求的是区域整体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其考虑的不单单是个别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还要考虑整个区域所有成员整体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等方面的综合利益，实现整个区域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此时，地区生产要素使用要按照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SC和市场需求曲线AC的交点E2来决定，生产要素使用的社会价格为P1，整个区域社会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是Q2，整个区域社会总福利为OAE2的面积。由此可见，在市场机制决定的产品价格P2要低于整个区域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的社会价格P1，生产要素使用的价格相对较低，市场机制决定下生产要素使用数量Q2超过了社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数量Q1 ，导致生产要素配置（Q2 -Q1）多余。在社会福利目标，要达到与市场机制决定的生产要素最佳使用量Q2，就需要把生产要素提高为P3，价格上升了（P3-P2），社会总福利净损失为E1E2F的面积。这是市场机制失灵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机制作用与“失灵”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为了既定的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往往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对资源流动进行干预和配置，从而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尤其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和垄断着大部分资源，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加强政府协调合作，通过政府机制对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配，从而实现区域的联合，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政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共建共享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营造区域市场一体化环境、协调和平衡区域内地方之间的利益以及加强区域内部事务的公共管理等方面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政府机制能够有效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依赖政府机制就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政府本身内部也有失效的问题，过度依赖政府机制也会带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下面通过图2来说明政府机制失灵问题。

在图2中，同样AC曲线是生产要素使用的市场需求曲线，MPC代表生产要素使用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的是生产要素使用的边际社会成本。区域生产要素使用要按照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SC和市场需求曲线AC的交点E2来决定，生产要素使用的社会价格为P1，Q1 代表生产要素使用的社会价格决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量。与此同时，P2代表生产要素使用的市场价格，Q2代表市场机制决定的生产要素使用的数量。如果是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它可能为追求自己的政绩目标，盲目地追求多投入生产要素以提高地区生产总值和扩大税收来源。此时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处于弱势地位，受政府牵制，按照政府的利益要求安排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活动，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由于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投资和竞相使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价格P2降为P3，扩大生产要素使得生产产量由Q2增长为Q3，此时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最低，整个区域社会总福利的损失为E1E2F的面积，对于地区生产者而言，它的直接损失为E1G1G的面积。政府机制导致资源过度的使用，甚至比市场机制失灵下多余生产能力的（Q2-Q1）还要多（Q3-Q2）。由此可见，与市场机制失灵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相比，政府机制主导区域资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损失更大。

3.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配合。经济学理论认为，单一依靠市场机制或政府机制都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作用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尽管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合理有序流动，但面临着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配合。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离不开政府机制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对区域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经济、法律、行政、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的支持，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较大的制约；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机制，政府机制同样存在“失灵”的问题，难以独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任。只有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健康有序发展。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前面一种主要存在于发达的完全市场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区域内自由流动，企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进行相互之间的联合与兼并，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是典型的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后面一种主要存在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政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行为。政府机制发挥作用是通过制定方针和政策以及具体规划，搭建政府合作平台，并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的联合。这种模式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较为普遍。所以，各个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选择合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模式。一般而言，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选择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而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选择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管是哪一种模式，无论是完全依靠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市场机制，还是完全依靠政府干预与调控的政府机制，都不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分工和合作，只有协同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作用，才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机制运行的主要障碍

我国社会主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市场自身固有的功能缺陷和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职能不健全，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机制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

1.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区域市场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区域市场基础设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是指区域内市场基础社会建设缓慢，不能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如我国很多地方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着区域交通等设施投入不足，区域之间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成，供水、供电、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物品问题。区域市场基础设施大多是区域共享性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性，“私人”投资成本高收益小而且回收时间长，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投资区域共享性公共物品，还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失灵问题。另外，当前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非盈利组织等社会自主力量发展不足，市场也不能提供满足区域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 其次，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滞后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失灵问题。信息尤其是商业信息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由于有些地方经济相对落后，通讯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交通条件落后，导致信息不灵，成为制约区域经济联系的巨大障碍。信息不发达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交往活动，信息不畅，导致当地难以迅速捕捉到有利的商机，客商对当地信息了解不透，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活动。区域之间没有建立起全面覆盖、信号通畅的信息网络系统成为制约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

2.缺乏一体化的区域共同市场。由于市场自身固有的功能缺陷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行为，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行政过度干预和垄断着过多的资源，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导致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一体化的区域共同市场难以形成的原因有以下方面：一是我国行政体制使区域市场分割，行政区划障碍是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二是行政区域化之间人口受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约等因素限制不能自由流动，没能形成区域统一的劳动市场；三是各地政府垄断和控制着金融资源配置领域，各地金融机构合作不紧密，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融资体系，缺乏区域共同金融市场；四是国企垄断排挤民间投资。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控制着很大部分资源，民间投资在很多领域受到排挤。五是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阻止相对稀缺性生产要素流出，限制与地方企业产品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导致生产要素不能在区域内充分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3.政府机制“缺位”和“越位”问题并存。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机制存在着“缺位”和“越位”并存的问题。一方面，政府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职能的缺位问题。地方政府没能有效解决区域共享型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地方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区域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存在缺位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活动的干预过度，超过政府与市场的界限，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地方政府存在行政垄断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还有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的问题，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区域市场一体化建立，要通过推进建立区域劳动市场一体化、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区域创新服务体系一体化等等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来实现。但是我国很多地方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大，导致这些市场不统一的问题严重。

4.区域政府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受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政绩评价机制的左右，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局部利益，而忽视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政府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一体化内部成员之间行政区分明显，区域内地方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区域产业间协作分工体系不健全，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突出。二是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又缺乏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区域内地方之间的利益格局失衡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公平的利益表达机制。地方发展强弱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由强势地区主导，容易忽视弱势地区的利益诉求，造成利益表达的机会不公平问题。还有缺乏利益分享机制，强势地区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主导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处于弱势的地区获得利益较少甚至利益受损。还缺乏利益补偿机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有些地方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牺牲了利益而得不到补偿。这些都不利于区域政府之间的协调。三是区域内地方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加重，地方政府在政府政绩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地招商引资，只追求地方局部利益，忽视区域整体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对资源环境的掠夺与破坏。

三、推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只有协同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作用，才能消除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问题，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健康发展。

1.改善市场基础设施条件，创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环境。创新区域基础设施合作共建机制，解决区域共享性公共物品“失灵”问题。要合理区分区域共享性公共物品与区域成员独享性公共物品，明确各方投资的责任和权力。对区域准公共物品采取政府与私人联合共建的模式，而对区域纯公共物品则主要由政府合作共建。区域内各地方政府要进行协调和合作，超越“个人利益最大”的地方追求，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合理调配区域公共资源和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同时，要创新区域公共设施合作共建机制。建立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商定共同出资和联合建设方案，建立公共产品建设成本分摊机制。建议按照各地方受益的大小合理分摊成本，对于单方面投资建设的区域公共产品，其他方应该给予适度的补偿。要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重点加强以下基础设施建设：第一，大力推进海陆空三维立体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要实现区域市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通过加大交通的建设，实现区域内外快速便捷的联系。通过加强供水、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安全可靠的公共服务。第二，加强信息网路等市场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构建统一互联畅通的信息网络体系。建构建和完善以互联网、电话网、广播网、电视网等为载体的新型媒体网络体系，大力发展卫星导航、4G技术、量子通讯等新型信息网络，提升区域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消除地域性差异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加强合作共建区域现代化工业园区。要做好区域园区工业园区的整体规划，调整区域内工业园区布局，明确区域内各工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园区产业发展的配套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区域公共服务平台，为园区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在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要积极推进区域内地方合作共建，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服务。

2.构建区域一体化的共同市场，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区域一体化共同市场，有利于实现区域资源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当前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行政区经济，行政区划和地方保护政策阻碍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区域一体化的共同市场建立要通过彻底打破生产要素流动的区划障碍、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区域统一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区域金融服务一体化市场、构建区域统一的共同商品市场等措施来实现。同时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区域一体化的共同市场提供体制保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完善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破除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结构，破除要素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品种的要素市场体系。二是加快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和推进市场制度的创新，保障市场秩序的有序运行；要打破市场分割和行政垄断，让市场竞争机制作用自由充分发挥；规范政府职能，完善市场运行规则，构建各层级市场的反垄断与监管体系。

3.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发挥政府机制的重要作用。要解决政府机制的失灵问题，重点是要纠正政府“越位”与“缺位”问题。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界限，明确政府职能范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政府职能概括为：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也应该围绕这几方面发挥职能作用：一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宏观调控机制。区域地方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的合作，地方政府要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在微观领域发挥充分的作用，政府主要是宏观领域调控。如共同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各项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规划、区域产业一体化规划和区域各类共同投资建设规划等。二是加强政府公务服务职能。区域各政府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建区域共享性基础设施和区域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区域内地方政府要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一体化市场。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同时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治，发挥市场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要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是为弥补市场失灵，促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政府机制不是替代市场机制，而是使市场机制更有效运转。同时，还要加强公共管理和环境保护。

4.加强区域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区域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程度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区域内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实现区域经济整体的经济效益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一，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组织保障。该组织需要涵盖区域发展的决策机构、区域整体规划机构和区域管理协调机构等部门。该组织应建立和完善以下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区域统一领导决策机制。围绕区域内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和提出解决措施的决策，包括区域内共同重要基础设施的合作建设的决策、区域发展规划的决策、区域公共环境治理决策等方面。二是建立区域交流合作互动机制。通过区域高层领导互访、情况通报会、项目协调会、区域发展合作论坛等方式，加强区域内政府之间的交流互动。三是建立区域领导协调机制。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区域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对接 ，加强地方之间的合作互动。四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开展多层次的经贸合作等区域商务活动，搭建区域经济合作平台。通过这些措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区域利益表达机制。区域利益表达机制要实现强势地方与弱势地方利益表达机会的公平，尤其是给弱势地区利益表达机会适当的支持和保护。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利益磋商机制和利益冲突的沟通协调机制，保障利益表达顺畅、利益表达权力的平衡。二是建立健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在市场调节下的利益分配可能不平衡和不公平，市场协调出现失灵时，需要政府之间通过建立利益共享的机制对利益进行合理分配。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等措施实现区域发展成果共享和利益均沾。三是建立健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既要给予区域一体化中处于弱势地位并受到利益损害的地方适当利益补偿，还要给予为了区域整体利益发展牺牲自身利益的地方适当补偿。补偿的方式可以通过提供政策优惠、财政补贴、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帮扶、人才和资源共享等方式。通过这些机制的调节，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与平衡。

第三，建立区域经济“外部性”共同治理机制。一是纠正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利益的动机，改变地方以GDP为纲政绩考核体制，加大生态治理指标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二是大力推进产权改革，明晰资源产权，建立水权力和污染权交易机制。三是建立地方之间的利益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为区域生态治理做出贡献或者为区域生态治理所处牺牲的地方要给予利益补偿。建议建立区域生态共同治理的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各地方按照经济规模和财政规模的大小权重，按比例拿出生态治理专项财政资金，由共同成立的区域生态治理机构负责投资和管理。

参考文献：

[1] 李瑞林.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李建华， 李月.市场驱动还是政府推动？――基于我国区域经济整合模式的视角[J].江汉论坛，2013，（6）.

[3] 马波，王双.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J]. 经济纵横，2005，（7）.

[4] 任维德.问题、原因、对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3）.

[5] 毕乐强.区域经济外部效应及对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6] 殷婷婷.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对策选择研究[D]. 山东大学，2010.

[7] 崔晶.生态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自京津冀都市圈观察[J].改革，2013，（9）.

[8] 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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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机化　山区　经济效益

一、农机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1.农机化能给农民带来便宜和效益

机械替代人畜等来工作，机械作业拥有其本身精确快捷的优势，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使得人们能有时间去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增收。就大部分地区来说，农民已经很依赖农用机械了，不仅是因为机械代替了其本身的乏味田间工作，更是因为机械能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用最经济的方式实现节省时间，增加效益，由此而大受欢迎。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农业生产变得简单方便，也就使得农村能有更多的劳动力剩余，这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条件。一些调查也都显示农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都比一般地区要高。

2.农机化提高作业效益

农机使用者通过使用机械为农民服务来取得直接收入，为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农民机械收入本就包括在农民总收入之中，则其取得的效益自然归属于农民总收入。与此同时，农机化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精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幅节省了种子、水源等资源，也可以促进粮食产量的增加，节省的资源和增加的收成，也能归于作业效益的提高。第三方面，农机化增加了就业职位。一些开始有富余钱财的农户，率先购买生产机械，当其掌握了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时候，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益。这些农机使用者看准时机、敢于投资，能够吃苦耐劳，靠使用生产机械致富。通过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农机作业能取得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

3.农机化带来的延伸效益

农民通过使用机械来对农作物进行加工，这过程中会带来一些附加效益，即延伸效益。农副产品的加工进一步带动了农业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工作岗位，使其能不出家门就可以就业致富。另一方面，机械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促进了维修业的发展，而机械用油，也促进了油类的消费。

4.农机化的抗灾效益以及生态效益

以机械救灾为主要手段来救灾能有效地减少农业的经济损失。就山区来说，各项措施比较落后，机械在火灾中能大幅减少作物的损失。对于虫害、泥石流、冰雹等特殊的灾难，农机更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来抗灾救灾。通过农机也能同时带来生态效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农机在使用过程中，能有效的避免土壤的风蚀和沙化，这些满足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二、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1.山区的特点以及发展机械化农业的难点

在山区发展现代化农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主要由于其当地土地资源的匮乏和土壤特质的不同。其当地耕地较分散，主要为陡坡地，改造难度大，同时很难抵抗自然灾害，从而粮食的生产能力低，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山区生产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要改造，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同时要实现机械化、水利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使得现代装备在其间使用的难度大，这是山区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严重障碍因素。

2.面临山区耕地分散的挑战

因为自然因素等的约束，山区耕地和农民的居住都相对的分散。由于山区的封闭性，一些农户对现代农业认识不足，虽然农机化能很大帮助到农民，山区人还是不愿轻易改变以往的生产方式。

3.山区的市场不健全

农产品在流通中需要供需交易平台，即市场。而在山区之中，市场体系、中介组织和物流产业多数发展不健全，信息不及时，产品流通不畅，现代化手段和设施比较落后。

4.面临山区农业人口的抵抗

山区交通不便，现代设施较少，导致当地人出行不便，从而当地人的经济文化会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青壮年以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进城奋斗，乡下留下许多空巢老人和妇孺，其观念落后、很难接受新鲜思想，不喜欢新理念、新技术。由此用现代化技术发展山区农业存在很大的困难。

三、山区发展机械化的方法

要在山区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还有很多困难，既要能甘于苦干，又要有创新的方法。只有不断创新意识、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才能更快的实现山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根据山区的农业化水平和当地居民的风俗特点，要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找对方式来促使当地农业由传统型来转向现代型，实现当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1.加大宣传力度

促进当地居民对农业生产机械化的认同，应注重农机生产的宣传。可以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来宣传，例如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方式来广泛宣传，使山区人民能对现代技术有大概的了解。还有就是通过组织农机使用人员到乡村田头来进行现场作业，这会使得农民对农机有更深入一点的了解。向农机使用人员以及农民群众进行当面的宣传教育，来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是农业生产机械化深入山区人心。

2.主动带动当地农业发展

通过提供机械来使山区人民初步体验机械化生产的省时便捷，体验现代化生产的好处。用行动来让山区人接受农机的使用。针对当地田地的特点，选择适合当地使用的小型器械来促进生产。因地制宜，有针对性有准备地进行实体宣传会更容易得到山区农户的认可，来达到转换山区人民生产模式，实现山区的机械化生产。

四、结语

农业生产机械化能更好的服务农民，为当地百姓带来快捷和效益，是一种利民的产出模式。山区停留在原始的人畜劳作阶段，发展机械化生产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适当的采取措施以来帮助山区农行转型，不仅能促进当地人民的发展，也有利于很多副产业的发展。故此改积极推进农民生产的机械化进程，尤其是帮助比较落后的山区农业生产。

参考文献

[1]龚长明.立足山区经济特点 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J].中国农机监理，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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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SWOT；分析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为了更加充分积极的响应国家政策的实施，我国大部分地区都逐渐的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始发展自身的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长吉图地区为了更好的发展自身的经济就融入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行列当中。长吉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挑战，对此我们将用SWOT方法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逐一的分析阐述。

一、长吉图地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

（1）丰富的自然资源。长吉图在近些年来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森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当地区域面积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也具有独特的优势。除此之外，长吉图还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水资源。因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长吉图地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地理位置优势。长吉图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该地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地理位置优越，与俄罗斯以及朝鲜等地国毗邻，这便增强了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巨大活力。（3）良好的基础设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实施，当地政府已经建设了大量了基础设施，对方便当地的民众生活以及发展当地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长吉图地区在拥有了基础设施的巨大优势之外，可以引进大量的企业到当地来发展。（4）较好的产业基础。近些年来，长吉图地区为了发展自身的经济，已经将当地的产业结构扩展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实施工业与农业相互结合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当地政府还将强了研究机构等方面的建设力度，这对该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都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二、长吉图地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劣势

（1）经济外向度相对较低。由于长吉图地区处于内陆，这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经济发达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具有众多的港口，可以与多个地区进行大量的贸易往来，而长吉图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与外界合作的机会与沿海地区相比而言相对要少很多。（2）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长吉图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只是从整体上而言的。如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当地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而一些地区经济则相对比较的落后。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三、长吉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遇

正是因为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具有众多的机遇，才增强了当地政府部门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1）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经济要想得到充分快速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好坏有着非常大的联系。长吉图地区正是抓住了国家的发展政策，才逐渐的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纳入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比如，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政策，对长吉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广阔的国外市场。由于长吉图地区与多个国家毗邻，因此长吉图地区逐渐的加强了与国外的合作力度。随着国外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施，使得长吉图地区与国外的合作更加的密切。总之，长吉图地区要想更好的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必须充分的利用好广阔的国外市场。

四、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有机遇就会有挑战，长吉图地区在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除了具有众多的优势之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吉图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地传统文化对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所提出的挑战；第二，当地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为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所带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运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实施过程当中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挑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阐述。长吉图地区要想更好的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那么就必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正确清楚的认识与了解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1]周瑞娜，南颖，李银河.长吉图区域经济一体化的SWOT分析[J].延边大学农学学报.2010（3）

[2]刘敬伟.关于延龙图中心城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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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镇扬三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和较强的综合接待能力,区域旅游合作进一步加强。但要地区实现可持续化发展仍然面临较多问题。第一,宁镇扬三地由于长期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存在各自开发管理、各自为政的现象,造成旅游项目重复建设,旅游资源、人力、物力过度浪费。第二,该地区内旅游景区和酒店业的资源消耗高,景区垃圾处理未实现循环经济,绿色酒店所占比例不大。第三,宁镇扬三地缺少旅游业龙头企业,集团化企业数量较少,对外竞争力较差。

二、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的价值分析

(一)旅游产业战略价值2014年8月国务院颁发的31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和同时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自然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正是以资源依托型为主的旅游业保护其核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必然要求。

(二)旅游产业实践价值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将使旅游企业、景区、企业与景区等各环节实现高效利用资源、合理利用废弃物、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从旅游企业层面上,通过实行微观循环经济,减少浪费,提高效益,同时也可加强三地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产品的创新。景区实行微观循环经济,则可改善景区环境,创新生态景区的服务。宁镇扬三地从社会层面上构建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生态服务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的产业循环体系,实现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及废弃物回收、资源化、再利用。

(三)旅游产业环境价值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防治旅游环境污染、改善旅游企业生存环境、保持旅游生态和谐的重要途径。将宁镇扬三地旅游业看成一个可循环的系统,由政府出面共同制定旅游规划和营销方案,防止重复建设及恶性竞争,改善当前旅游企业的生存环境;制定政策法规,建立科技研发体系、教育体系、绿色消费体系、废弃物综合处理体系等,真正从公众、企业、政府三方面认识到循环经济的的价值,改善消费观念、防止旅游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宁镇扬旅游一体化运用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议

(一)政府统领构建宁镇扬旅游一体化循环经济体系由宁镇扬三地政府统领,对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以循环经济系统为主导思想,制定旅游产业及相关旅游基础设施的各方面规划,完善旅游交通服务网络,规定三地旅游业合作内容和重点合作项目,如酒店与生态农业园区的合作,景区和酒店等企业与科技部门和环卫部门的合作等,防止各自为政、内耗严重以及过多的重复建设,规划一经审定,应具有法律效力。

(二)健全实施循环经济的保障体系区域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还需要政府制定统一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企业评估体系、经济奖罚机制等,消除三地旅游市场的制度壁垒,理顺旅游业管理体制,加大主管机构的执法力度,加强旅游法规的完善,确保循环经济落实到旅游行业中来,提高旅游循环经济的可操作性。

(三)丰富宁镇扬旅游产品结构目前宁镇扬旅游业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辅之以度假、商务等旅游产品。要加强对生态农业、休闲养生、修学度假等旅游产品的创造,积极创新开发娱乐性强、互动参与性大、文化内涵高、绿色养生性的休闲、度假绿色旅游产品,增加采用循环经济系统的生态景区,向游客灌输循环经济的理念,共同促进宁镇扬地区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塑造宁镇扬高品质整体旅游形象,实施宁镇扬旅游整合营销通过对区域内文化脉络的梳理与旅游资源特色的提炼,宣传宁镇扬的循环经济体系,塑造高品质的整体旅游形象。制定统一的整合营销计划,多种形式并举,开展长期的整体性联合促销。建立优质高效的宁镇扬旅游网站,提供具有信息和服务双重功能的内容,普及循环经济的知识,宣传生态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和部分潜在旅游者的需求。

(五)宁镇扬旅游企业贯彻落实旅游循环系统在企业层面,宁镇扬地区的景区开发者、旅游饭店的经营者及其它旅游企业遵循循环经济的思想,以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规范自己,将循环经济的“3R原则”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从旅游景区方面,引进循环经济系统,降低景区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能源的利用,如污水的净化及重复利用,垃圾的分类和利用等;有针对性地编制旅游解说系统,加强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的认识与生态环境保护,通过生态教育使旅游可持续观念深入人心。从饭店方面,根据国家绿色酒店的要求,引进循环经济系统,减少各项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另外,将强宁镇扬区域内酒店之间的合作,加大饭店产品创新,如互换厨师举办特色美食节,与生态农业结合,推出绿色养生系列餐饮产品。从旅行社方面,在产品的设计方面贯彻循环经济原则,重点开发推介生态旅游产品和低能耗的旅游产品,在旅游要素的组合中偏向注重循环经济的企业,如绿色饭店餐馆等;在接待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导游员的作用对游客施加影响,方便推广循环经济的理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