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风险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的风险，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种金融放开性政策，在带来诸多金融

自由化的益处的同时也必然会相应而生诸多风险，本文试图从撇开被广泛讨论的商业银行微观经营中的风险而详细分析其对宏观经济层面所带来的风险，并结合世界各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阐释。

（一）信贷规模控制难度增大，通胀面临抬头之势

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都采用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核心，营业收入主要依赖存贷款利差收入。而一旦放开利率管制,商业银行在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中展开竞争,利差会受资金来源与运用两方面的挤压而缩小。在资金来源方面,为防止资金向金融市场其他领域过度分流,存款利率会出现“棘轮效应”,难以向下调整,商业银行的成本上升；在资金运用方面,由于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融资选择,银行议价能力被明显削弱,因而贷款利率上升水平有限,导致存贷款利差出现收窄现象。如美国1980-1985年的存贷利差平均为2.17%,而至1986-1990年则20降为1.63%。存贷利差的减小必将刺激商业银行投放更多贷款以增加自身经营利润,这也就导致了信用总量的扩张和信用总量增速的提高。韩国和日本在利率市场化期间,M2平均增速均高于前后年份2-4个百分点。即便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货币供应增速也出现了较快的提高,1980-1986年货币供应平均増速为9.32%,比1980-1990年高出1.89个百分点。而根据经典货币理论可知，货币供应增速必将致使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抬头之势。本想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控制不当反而会给民计民生带来多一重的压力，给各种宏观调整与政策推行增加难度。

（二）商业银行风险冒进可能增高，政府面临巨额“担保”成本

如上文所述，利率市场化将会推动银行存贷利差缩窄，加之银行传统业务结构及其业务发展过度依赖大中型公司客户的经营模式面临巨大调整压力，调整进程中的各种研发、经营成本必将使得商业银行的生存日益艰辛。银行如要维持其原有的盈利水平，很多高风险业务或将纳入其日常经营的考虑范畴。而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推行存款保险制度，而是用政府的隐性支持保障的商业银行没有倒闭的风险。而当利率市场化广泛推进，各商业银行自主灵活性增大，在拥有隐性担保支持这种使得银行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条件之下,则很有可能激励银行高风险经营。而一旦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或苗头闪现时,政府都会成为银行该高风险经营行为的最后买单单者，面临巨额的“担保”成本。

（三）资产泡沫与外资流入压力增强

如上文所述，利率的市场化极有可能带来信用总量的扩张,而在此情况下必将使得更多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泡沫。观察国际利率市场化的推行经验，1989年,日本大举推行利率市场化政策期间，日经225指数由五年前的11542.6点猛增至38915高点,并且同期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台湾地区在利率市场化推行期间的TWSE加权指数也由1985年末的835.12点激增至1989年的10602点。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智利、瑞典等,都在利率市场化后遭遇资产价格飘升的问题。加之我国民众对房地产投资的一贯热衷，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利率市场化推进中资产市场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另一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化政策为利率注入的灵活性很有可能同时也吸引国际游资流入，给人民币本就不低的升值预期施以进一步的压力。在我国这种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和监管尚不到位的国家,境外资金的大幅度流动也会给我国带来巨大不稳定性。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后,由于外资流入过多,汇率出现严重高估现象,高估汇率由于过分脱离经济基本面而最终难以维持,出现汇率大幅赔值的结果,大量外资流出,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因此利率市场化给外汇市场所带来的压力也是我国此项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层面。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防范

鉴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而其进程中又存在着诸多方面风险的现实，探索其风险的防范措施成为了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

在开放的经济格局中,资金流动规模大、速度快,如果金融市场统一、产品丰富、联动性强则有可能避免短期内利率的大起大落,给经济带来危害。为此,首先要继续发展同业拆借市场,使同业拆借利率真正成为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扩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使得再贴现率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市场资金供求的基准利率。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规范证券市场的动作,推动我国债券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要发展银行债券柜台交易,这样就可以使债券发行和交易都市场化,形成零售与批发、场外与场内有机统一的、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消除不同市场债券交易价格与收益率的非正常差异,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再次要进一步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货币市场的限制,通过交易主体的交叉,增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沟通与渗透。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与存款保险制度建立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单独的、孤立的改革,而是伴随着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整个金融系统向着自由化方向的步伐迈出的越是到位、稳健，提供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发挥的空间也就自然越大，对其风险的防范作用也就越是明显。这些改革包括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其他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在各项金融体制改革中，存款保险制度的尽早建立对于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有着重要的意义。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尤其是小额存款人的利益,从而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利率市场化之后,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一些新兴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都将同样面对市场风险,而且由于银行业“借短贷长”以及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内在脆弱性,极容易将某一银行的问题传染给其他银行及金融机构，从而蔓延到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之中。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则能够有效降低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三）加强金融监管

在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践经验中,能够很好的正反两方面证明重塑金融监管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是利率市场化成功实现的前提。要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必须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金融监管;按市场化金融运行的要求,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法规;选拔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监管水平。有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商业银行的冒进式经营与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将会被降至最低；信贷投放量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通胀抬头、资产泡沫高起等宏观经济层面上令政府与国人担忧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其中，中央银行监管水平的提高,是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前提条件。

（四）拓展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篇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以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其主线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将成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旋律，各类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不会离开改革这个主线。

突破口是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出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

2016年，供给侧改革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2016年国企去杠杆进展良好。下半年重工业去产能加速，部分行业的去产能速度快于计划进度。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已开始通过关闭僵尸企业、不良贷款核销、债转股并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去杠杆。

2017年，将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去产能”方面，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降成本”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补短板”方面，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此外，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亮点是农业。农业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2017年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和收储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确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施力重点。

财政金融政策稳中有进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需求侧想办法，单纯靠投资拉动和增发货币来解决经济问题，但这一传统的调控理念、方式和增长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例如，货币发行和实体经济增长率已严重不一致。目前，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推进相应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

对于财政政策，必须突出财政支出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表明，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自足于短期的稳增长，还要照顾到长期的结构改革，在短期的调控政策中贯彻落实长期的改革部署，要弱化短期增长的总量平衡，强化长期增长的结构均衡和升级。

对于货币政策，基调是货币不能过于宽松，“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大水漫灌可能带来股市、楼市或大宗商品一时的大涨，也可能取得暂时的高增长，但是与长期结构调整的改革精神相违背。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与以往不同，增加了“中性”的说法。事实上，相比以往的“稳健”，“中性”有更强的经济理论支撑，中性特指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2016年的“脱实向虚”必须遏制，相关的经济风险必须防控。

还要指出的是，稳增长在2017年经济工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了改革和扩大需求的顺序。这不仅是改革与增长地位的对调，而且是政策协调性的增强，要在宏调中落实改革。既要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更要注重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既要扩大总需求，也要改善供给质量。

金融改革重中之重是防控风险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央行增发货币、财政发债、地方发债和PPP的债务融资方式明显，并且资金主要流向央企、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投资于铁路、公路等传统的过剩产能行业而非创新型的高科技行业，投资效率低、债务风险累积高。

现阶段的金融业分业监管已无法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目前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突破20万亿元，其中表外理财超过14万亿元，表外理财等影子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短期资金成为国内游资，在各金融市场寻找套利机会，险资到处举牌，也成为这一轮股市暴涨暴跌的重要推力。而由于分业监管，很难形成监管合力。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论明确弱化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建立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

篇3

[关键词] 宏观经济；钢铁行业；市场风险；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观经济指标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风向标，而产业或行业的发展也同时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2010-2011年粗钢产量变化百分比基本与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当年粗钢产量增速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钢产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钢产量同比增长才3.1%。据中钢协通报，2012年末，我国粗钢产量已达7.9亿吨，但钢铁企业利润同比下降98.22%，亏损面28.75%；亏损企业亏损额289.24亿元，同比增长7.39倍；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仅0.04%。此外，钢铁的需求一半以上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M2/M1增速一般领先钢铁价格增速约24个月，当前者见顶时，后者也将见底。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多个角度选取了与钢铁产业相关的指标来探析各宏观经济因子是如何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利润的。

2 市场风险研究概述

广义的市场风险是指由市场机制作用及其相关因素变化引发的风险，包括根植于市场内在机制的内在风险和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风险。关于狭义的市场风险，我国学者胡杰武、万里霜将其界定为未来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1]。王周伟认为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或价格因素（如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商品价格与衍生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使公司的表内和表外业务或公司价值发生损失的风险[2]。张涛、黄国良、姚圣 等认为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和购销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转移、经济政策的改变等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3]。综合来看，狭义的市场风险是由利润、价值或收益的下降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以钢铁行业的利润作为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指标来研究。可以理解为，行业利润越大反映市场风险越小，行业利润越小则说明市场风险更大。

关于宏观经济对行业或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也不少，如卢永艳以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4]；邢治斌和仲伟利用ARMA-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影响[5]；利用改进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6]；李关政选取宏观经济因子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运用OLS最小二乘法，构建了宏观经济与钢铁行业利润关系的回归模型，在对模型进行修正检验后确定最终模型，从而得出宏观经济对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影响关系与程度。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收集整理

3.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标准化

本文选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指标作为钢铁行业的市场风险指标（PRO），因为利润的大小直接反映着企业乃至行业的盈利情况。宏观经济因素选取了GDP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I）、广义货币量（M2）、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PPPI）。数据来源于聚源数据库，样本数据为2005年2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共45组。因选取的指标中PRO、GDP、FI、M2是以“亿元”单位计，而PMI、PPI和PPPI都是价格指数单位，所以要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的是z-score标准化法，利用原始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标准化。

篇4

【关键词】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型商业银行跨国活动增加、信贷衍生产品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大量银行纷纷破产,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种种政策性原因,在这次危机中损失较小,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融合,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提出挑战。

目前,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策当局广泛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本文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性,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宏观压力测试是用于评估一国金融体系在受到“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稳定程度,其通过情景设定或历史事件,来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对整个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ilson(1997a,1997b)用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通过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得到了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Boss M(2002)和Virolainen (2004)利用Wilson提出的模型,根据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和芬兰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

而在国内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还尚在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方面,徐明东、刘晓星(2008)通过对国际上流行的几种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比较,阐述了如何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去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模型研究和实证方面,任宇航、孙啸坤等(2007)利用Logit回归测试的方法,通过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损失作出了合理估计。但国内的这些研究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具体看出压力情境下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这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宏观压力测试是对微观层面压力测试的有益补充,它是将各宏观经济冲击变量整合量化为一个宏观因子,将宏观波动因素整合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的模型中,通过压力情境的构建,预测在极端情形下宏观经济变动对银行系统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借鉴了Wilson(1997a, 1997b),Boss(2002),and 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一个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立方程;用蒙特卡洛法模拟了违约损失的分布。

具体来说,假定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了J个经济部门,其中j部门在t时刻违约的概率为pj,t,在这里j=1,2,…,J,pj,t介于0和1之间,用它的Logit转换值yj,t作为回归值,即:

进而,设定yt=(y1,t,……,yj,t)*,yt为转换指标。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M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现在值和滞后期的值所构成的一个线性方程:

yt=m+A1xt+…+A1+sxt-sη1yt-1+…+ηkyt-k+vt (2)

式(2)中明确表示了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违约转换指标yt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m,t)表示宏观经济变量,其为M×1阶向量;m为截距项,其为J×1阶向量;A1……A1+s和η1……ηk为系数,它们分别为J×M阶和J×J阶矩阵;vt为随机误差项,其为J×1阶向量。

同时为了考虑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Wilson模型中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等式系统,本文采用了下列的描述:

xt=n+δ1xt-1+…+δpxt-p+μ1yt-1+…+μqyt-q+ξt (3)

其中,n为M×1阶列向量,系数δ1,…δp和μ1,…μq分别为M×M和M×J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项ξt为M×1阶向量。

本文所考虑的模型在Wilson(1997a,1997b),Boss (2002)和Virolainen(2004)基础上,进行了两点改进:一是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时滞效应;二是模型的设定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回馈效应。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该模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用其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为了建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实证关系,本文收集了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26个季度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并通过参考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宏观压力测试时的变量选择,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对相关变量做了如下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综合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选用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为其衡量指标,即: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其信用风险水平就越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和国研网的统计数据库,其中,商业银行的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根据《贷款质量评估指导原则》,中国的贷款按照五级分类法进行分类,不良贷款率=(次级+可疑+损失)/贷款总额。

2.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鉴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选取了GDP增长率、CPI指数(用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增长率M2、进口额同比增长率M、三至五年期贷款利率R、房地产价格指数RE、失业率U七个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3.数据描述

从表1可以看出:(1)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经过Logit模型转换为yt后,其波动率仍然较大。(2)从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繁荣时期,但房价指数RE和进口额增长率M的波动较大。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模型设定,首先对Pj,t运用Logit模型进行转换,得到转换指标yt,再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构成冲击的各宏观经济变量及其yt的一阶滞后变量(考虑到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的数据代入,利用Eviews5.0与yt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GDP增长率ZGDP、通货膨胀率CPI、房价指数RE、贷款利率R、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M以及yt的一阶滞后变量这六个变量显著,而失业率U和广义货币增长率M2不显著,被剔除。然后再利用式(3)进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自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1)在1%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上,CPI指数、GDP增长率、进口额增长率M、贷款利率R以及房价指数RE均显著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且信用风险的转换指标受其滞后一期值的显著影响;(2)各宏观经济变量均受到其滞后项的显著影响,且除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RE外其余宏观经济变量还受到了转换指标滞后一期值的影响。

2.结果分析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变量中贷款利率R对转换指标的影响最大,R的上升代表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为了按期还本付息,企业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利润交给银行,如果融资成本大于企业盈利能力,那企业就有违约的冲动,使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大。而CPI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与R则恰恰相反,其上升预示着国家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减少银行的信用风险。GDP增长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比较景气,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企业平均盈利能力较好,不良贷款率也将随之下降。进口总额增长率M上升,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其业绩下降,进而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上升,会使得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经济,鉴于目前我国房屋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将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进而增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可以发现转换指标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影响显著。显然,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经济学上的解释。

四、宏观压力情景的设定及其风险分析

压力测试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和假设情境分析。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

(一)情境设定

分析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而GDP增长率则是判定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危机的冲击期会持续四个季度,因而假定2009年2季度为基期,模拟从2009年3季度到2010年2季度共4个时间点涵盖了一年期的未来路径。本文设定了两个压力情境:一是GDP指数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境。假定我国GDP季度增长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贷款利率R大幅上升的情境。设定我国的贷款利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为了便于计算,假定这两个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即当一个宏观解释变量受到冲击,其它解释变量仍然保持不变。

(二)重新评估

设定情景下的冲击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明显增加,其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的大幅升高比GDP增长率的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这也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两种压力情境下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变化,将上述结果绘在图1中。

图1中P1代表了GDP增长率突然下降情境下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P2代表了贷款利率R上升时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P2一直在P1的上方,即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

五、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基于Wilson (1997a, 1997b),Boss(2002)及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通过Eviews5.0软件建立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换指标 与各宏观经济变量及转换指标滞后一阶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房价指数、贷款利率、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显著。进而利用得出的回归方程,依据假设情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了压力测验,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情境分析中,得出了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的结论。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变量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轮的次贷危机中我国的商业银行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应该吸取欧美大银行在这次危机中的教训,防患于未然,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继续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外,政府在遇到宏观经济问题时,货币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货币当局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 [ J ]. Risk, 1997, 9(10) : 111 - 170.

[2]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I [ J ]. Risk, 1997, 10(10) : 56 - 61.

[3] BossM. A Macroeconomic credit risk model for Stress Testing the Austrian credit portfolio [ J ].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02(4): 64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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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风险；协整；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4-0001-05

Risk Assess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asing on

Cointegration of Price and Macroeconomics

TIAN Cheng-shi, LI Hui

（Statistics College, Dong 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In the long-term, real estate prices should be in coordinati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level, if the tendency of real estate price has departed from the macroeconomics support, then the market may hide ris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relations of the China’s real estate price index and main macroeconomic indexe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frame.The finding is that real estate price has the support of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real estate market risk is not severe.

Key words:real estate; risk; cointegration; macroeconomic

1 引言

房地产业产业关联度高、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特点，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海外热钱纷纷涌入等现象，房地产市场发展有过热的苗头［1～3］。因此，如何评价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问题目前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评价大多是通过数据比较，以是否存在地产泡沫来衡量。如谢经荣、朱勇提出了指标体系法，他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来判断是否发生地产泡沫及其严重程度［4］。李维哲、曲波采用功效系数法计算泡沫的综合比测度地产风险的大小［5］。刘琳等提出综合指数法来判断房地产业是否存在风险及风险程度［6］。而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出发，将房地产发展纳入宏观经济运行，从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协调性来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的研究还未发现。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应该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如果房地产市场发展偏离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正常轨道，则表明市场有非理存在，市场隐藏着风险。

虽然例如房屋空置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等多个指标都能够衡量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但由于价格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最集中反映，因此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最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价格与整体社会经济水平相协调。从长期看，房地产价格不会稳定不变，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价格变化所呈现出的某种变动趋势应该由宏观经济如GDP、人均收入水平和利率等因素变化所影响和决定。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的趋势变化应该有宏观经济背景的支持，即房地产价格变化趋势和宏观经济变化应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因此，从长期看，如果房地产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变化是协整的，则说明房地产价格波动有经济背景的支持，可以认为房地产市场是健康和理性的；反之，如果房地产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变化严重背离则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潜伏着风险。

具体地，本文在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发展（包括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市场化利率指标）是否协整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潜在风险。

2 中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2.1 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了可能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多个变量：GDP、通货膨胀率、收入水平和市场化利率。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只是在近年来才出现迅速上涨的势头，故我们尽可能地选取了近期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4季度。

(1)房地产价格指标

在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房地产价格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从微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从宏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否保证房地产价格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一旦处理不慎，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主要包括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三大类，其中，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与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的相关性最强，所以本文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来反映房地产价格指数的整体性变化，用PI表示。

(2)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与房地产业有重要的互动影响［7］。房地产价格是由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市场上供出售的土地和建筑大量增加，存量住房的供给会上升。同时，居民由于失业和收入下降，对增量住房的需求也会大量减少，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导致价格的下降。相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人们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房地产市场一般会供销两旺、价格稳步上升。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用GDP表示。

(3)居民收入指标

房地产销售价格与居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8］。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时，人们会增加对房地产的购买，这将直接带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当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时，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相应地降低，进而导致房价下跌。由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因此居民收入指标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IN表示。

(4)市场化利率指标

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供给和需求都离不开信贷支持，因此，利率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9］。当利率下降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将源源不断地涌入房地产业，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反之，利率提高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债利率是金融市场的基础利率，中国国债市场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规模尚小，还不足以引导市场利率。而我国同业拆借市场自1984年建立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能够迅速反映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10］，故将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化利率的变量，用I表示。

(5)通货膨胀率指标

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价格的变化，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故我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11］，用CPI表示。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将名义GDP，收入指标和利率指标转化为实际值。同时，为了在分析中避免出现季节性的影响，我们用目前最广泛使用的X-11方法消除了序列的季节性。

2.2 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之前，首先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为

Δyt=α+βt+γyt-1+∑kj=1δjΔyt-j+εt

其中α,β,γ,δj为参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过程，t为趋势因素。在检验中，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解释自相关性的Δyt-j的最优滞后期k的选取标准为：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同时采用AIC准则与SC准则，将使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k作为最佳滞后期。关于检验方程中是否包括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或二者都不包括，本文的标准为，通过变量的时序图观察，如果序列好像包含有趋势（确定的或随机的），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又有趋势项。如果序列没有表现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回归中应仅有常数项。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检验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又不含有趋势项。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lnPI，lnGDP，lnIN，lnI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表明它们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同时它们又都在一阶差分检验中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单位根过程，可以检验lnPI与lnGDP，

lnIN，lnI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2.3 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各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考虑阶数为p的VAR模型

其中yt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 (1)变量的k维向量； 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向量。VAR模型可改写为

Granger定理指出：如果系数矩阵Π的秩r

协整检验对滞后阶尤为敏感，不当的滞后阶可能导致虚协整。我们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对p值进行选择，即选取当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阶数。在p值确定后，再对协整回归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或)时间趋势进行验证。

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中看到，在1%的显著水平上只有一个协整向量，也就是说，从长期而言，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与市场化利率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基于我国的数据特征，即使协整存在，也可能含常数和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作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检验时均考虑了含有常数和（或）时间趋势情况，并根据SC准则、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的方程形式。我们从可能的解释变量组成的多维空间开始分析，并逐步将不相关的解释变量去掉，最终我们选取最大化特征根对应的协整方程

由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若其它条件不变，当GDP上升1％，房地产价格指数将上升0.2126%，当人均收入水平增加1％，房地产价格指数上升0.4275％，当市场化利率增长1％，房地产价格指数下降0.1038％。而且从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方程看出：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而市场化利率的调整对房地产价格指数影响最小。

2.4 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误差校正模型

E-G两步法协整检验虽已证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无法度量变量偏离共同随机趋势时的调整速度，为此引入误差校正模型，误差修正项EC的大小表明了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我们首先取最大滞后阶数为4，使残差满足白噪声的要求，然后逐步去掉不显著和可以忽略的变量，得到如下的最终模型

ΔlnPI=-3.6525+0.04541•ΔlnGDP(-1)+0.01583•ΔlnGDP(-2)+0.1036•ΔlnIN+

（-5.7322）（2.4162）（1.9129）（2.9743）

0.05411•ΔlnIN(-1)-0.01054ΔI(-1)-0.2341EC(-1)

（-1.7172）（-1.9743）（-2.5219）

其中EC是误差修正项，Δ表示一阶差分，lnGDP(-1)表示GDP的滞后一期值，EC(-1)表示多元回归方程残差的滞后一期值。下面括号里的值是各系数的t检验值，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看，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

误差校正模型显示：房地产价格指数、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者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从模型的系数可以看出，滞后一期与二期的GDP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04541和0.01583，而当期与滞后一期的人均收入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1036和0.05411，滞后一期的市场化利率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1054。由此可见，在短期，人均收入对房地产价格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同时，模型中误差修正系数是表示误差修正项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调整速度，系数值为-0.2341，说明四者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以-0.2341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即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差距能很快被校正。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这个结果与误差修正的负反馈机制相一致，即前一期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值高于（或低于）其均衡点的值时，误差修正项的负值系数对当期值起反向调整作用，从而导致当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回落（或上升）。

3 结论

通过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我们得出结论：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化利率及人均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短期看，误差修正项系数表明四者间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很快。也就是说，通过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我们得到如下判断：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基本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并没有出现价格严重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支付能力的现象。即从总体上看，宏观经济的增长可以解释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得到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撑。

当然，本文只是提出了通过考察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协整关系来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一种思路，并得出了中国目前房地产价格受宏观经济支持，市场风险还不大的结论。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持，本文只对全国房地产价格指数进行分析，并没有针

对具体区域或城市。也就是说，从全国范围看，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不大并不意味着局部地区房地产风险也不大。近年来，个别区域尤其是部分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可能存在与宏观经济发展相背离的风险，应该引起警惕。

4 控制我国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宏观政策及建议

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对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整体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房地产资产价格过高，将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影响生产性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地区或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即时监控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使房地产价格稳定在合理的、与整体社会经济协调的水平。

第一，加强房地产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各级政府要明确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保证土地的开发与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与居民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相适应。要平衡好土地一级市场总量、结构和区域，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改进土地供应方式，平衡好二级市场规模、节奏、档次，杜绝单纯炒卖地皮的谋利行为。制约土地价格的过快增长，规范行政收费与交易行为，减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行政收费，加强交易过程的监督，制定合理的土地拍卖规则。

第二，改善我国房地产产品结构。应根据社会各层次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特点，选取合适的地段进行建设，形成与工薪阶层购买力相适应的多层次供应体系。此外，发展房地产二级市场，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分层次提供住宅产品，促进房屋商品的流通，实现新房市场和旧房市场的滚动发展。

第三，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是预防房地产风险的有效途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的前提条件。二是房地产市场的预测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基础。三是房地产类贷款的预测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关键。最后是风险控制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目标所在。

参 考 文 献：

［1］易宪容.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与风险预警［J］.财贸经济,2005,26(5):14-22.

［2］周江.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效应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10(5):8-12.

［3］朱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若干新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6,47(8):23-28.

［4］谢经荣,朱勇.地产泡沫与金融危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5］李维哲,曲波.地产泡沫预警系统研究［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2,11(8):18-21.

［6］刘琳,黄英,刘洪玉.房地产泡沫测度系数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23(3):37-38.

［7］朱永升,王卫华.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其模糊评价［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1,6(6):8-12.

［8］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湖北省房地产景气循环与宏观调控研究:基于合成指数与自相关滞后分布模型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6,28(4):166-175.

［9］黄慧,汪波.银行利率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27(2):51-52.

篇6

中国经济在应对危机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尽管有些问题与风险早就存在,并且在危机爆发之前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去应对,不过,危机来临使得保增长成了首要任务,很多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我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强劲复苏与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取决于供求是否平衡。理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同样重要。但短期而言,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总需求,或者说是GDP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潜在增长率,那么通货膨胀肯定会到来。从目前来看,2009年GDP增长为8.7%,低于潜在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过去3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5%左右),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仍然为负。我们预期2010年GDP增长在9.5%左右,接近潜在增长率。GDP增长率由8.7%上升到9.5%,总需求的上升显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很大压力。

不过,我们判断,2010年的经济增长不会超过潜在增长率。这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政策当局而言,也不会希望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毕竟,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还没有被很大程度上激发起来,政府调结构的任务仍很艰巨,再加上全球复苏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过热缺乏有力的支撑。从而通胀压力也不会太大。

即便2010年经济增长很快,高通货膨胀的来临也会是2011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一般是GDP增长率先达到顶峰,通货膨胀率会滞后一年达到顶峰。比如,上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周期峰值,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达到周期的峰值。尽管如此,强劲的复苏一定会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不高,但2011年的风险更大。

房地产业风险关涉政府而非居民

资产价格上升过快,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风险。中国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风险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

那么,房地产风险到底有多大?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所谓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即与房地产相关的信贷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购房者及开发商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国则达到56%。再对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有数据显示,1996年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贷款的比重分别是:香港(40%～55%),马来西亚(30%～40%),新加坡(30%～40%)。可见,相比起来,中国目前的房地产风险暴露并不是很大。

不过,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和央企陷入房地产很深。首先,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而地方政府的业绩也在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其次,地方融资平台依赖于土地抵押,也就是说地方投资项目的贷款与土地抵押值以及相应的“地王”的价格都有很大关系。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有284万亩,抵押贷款总额达2.1万亿元人民币。第三,央企深度介入房地产。据报道,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的央企涉足房地产业。2009年1～10月,央企中涉及建筑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44.5%。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很多央企的盈亏对房地产业的波动都高度敏感,房地产业的风险可能会直接转化为央企经营风险。而央企的风险最终会是国家的财政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房地产风险蕴含着大量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及央企风险。此一风险更多地关涉政府而非居民(因为居民部门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并不算高),这一特点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不同,因此要引起高度关注。

潜在财政风险

根据国际经验,危机之后财政风险上升是不言而喻的。相关研究显示,危机后三年政府债务会增长86%。目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0%。尽管不同的经济体,其负担债务的能力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不断上升的债务一定是风险累积的过程。

作为对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内外债)占GDP的比重只在20%左右,是非常低的水平。不过,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债务,综合负债水平也颇高。中国目前的综合负债包括内外债、银行坏账、地方债务、养老金缺口等。

银行坏账。中国银监会称,中国银行业2009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1.58%,较2009年初降低了0.8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降至49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初减少630亿元人民币。总体上,银行坏账水平是非常低的。但考虑到2009年贷款的迅速发放并且规模巨大,未来三五年可能会出现坏账率的上升。因此,称其为潜在风险是非常确切的。

地方债务。对于地方债务也有多种估算。之前有4万亿的说法,但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推出,地方债务又有了迅速的上升。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总额已经高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已超过5.56万亿元,与中央政府国债余额相当。全国有13个省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更有甚者高出2倍以上。显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在逐步完成4万亿投资中由地方承担的重任。尽管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还不能准确地评估,但由此所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养老金缺口。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为7765亿元,显然远不能够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养老金缺口很大。养老金缺口的测算较为复杂,涉及到很多影响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之巨。另外也有一些机构测算,养老金缺口为3万亿。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央政府内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20%左右,就认为财政风险很小,而是要格外关注加总了银行坏账、地方债务以及养老金缺口的综合负债风险。

政策退出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果说此次危机是百年一遇,那么各大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规模空前。考虑到雷曼兄弟倒闭后所出现的全球性恐慌,一些超常规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经历了2009年的经济“修复”过程,以及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通道,考虑政策退出以及更多关注政策的常态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篇7

【关键词】经济调控，施工企业，财务风险。

2011年，国家为了管理通胀预期，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二次加息，银行信贷不断收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困扰和挑战。

更严酷的是施工企业又遭受到了来自铁路市场的一场空前的“寒流”，铁路基本建设“紧急刹车”导致铁路市场急剧萎缩，施工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铁道部公布的数据：

2009年、2010年全国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分别6004亿元、7074亿元，而到2011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铁道部2011年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通报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610亿元，这较全年原计划7000亿元的基建投资减少了239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8％。，凸显了铁路建设资金的紧张。在此期间，全国陆续有近七成的铁路在建项目因资金吃紧经历了停建、缓建。铁道部现任部长盛光祖在2011年底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还表示2012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4000亿元，这一额度大大低于铁道部2011年原计划的7000亿元投资额，铁路建设放缓的趋势仍然明显。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企业的财务运行日趋困难，财务风险也在不断的加大。

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深刻认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在，强化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诚待解决的课题。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定义。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是指施工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的预期收益偏离实际收益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管理活动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特征。

施工企业从事的主要是建筑施工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等，其在生产和经营各方面与其他企业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使得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除了客观性、全面性和不确定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复杂性和多变性，每项施工任务因其施工环境的不同，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的不可复制性使得工程的施工设计、施工组织、施工工艺以及工程量大小等各不相同，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和施工过程呈现的多样化决定了企业财务管理行为的多样化，使得财务风险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是高危性，施工企业绝大部份是露天野外作业，没有固定的施工场所，施工劳务人员变换频繁且素质不一，施工环境恶劣，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施工安全质量问题始终是悬着的一把剑，一旦安全质量出了问题势必给企业带来损失。再加之施工点多面广、工程施工周期长、财务风险源多而分散，财务管控难度很大，一旦疏于管理，管控不能及时到位，则引发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极大。

三、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1。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施工企业经历了2009、2010年度施工规模迅猛扩张，所承揽的工程项目和产值量增长迅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产和负债同时随之增长，致使施工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财务风险显现。

2011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转变，铁路超常规发展之后又面临着大幅萎缩，但债权债务双高、资产负债率偏高的财务状况改变并不大，有许多施工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然高达8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财务风险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建筑市场中比较多的企业投资项目或合资项目存在投资不到位的情况，施工企业不能及时向业主办理验工计价，工程项目清算周期加长，大量的未完施工形成了高额存货挂账。另外铁路融资困难造成资金极度紧张，铁路项目拨款滞后及拖欠工程款现象明显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施工企业又因资金紧缺无力偿付应付款项，以致债权债务居高不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风险。

2。债务纠纷诉讼上升。由于施工企业经历了前两年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已埋下了债权债务双高潜在的偿付风险隐患，2011年突逢铁路基建停建、缓建，融资资金迟迟到不了位，业主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给付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融资又受信贷额度限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使得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队伍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刚性应付账款的偿付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对到期债务管理不够重视，不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取得理解，反而以资金紧张为由，消极等待、一味逃避，信用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银行账户存款冻结事件频发，债务纠纷诉讼案急剧上升，涉案金额有增无减，这些法律诉讼最终给施工企业带来的是经济和信用双重损失和资金安全风险。

3。资金运行困难。由于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紧缩”、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紧张、铁路和地方融资平台逐步清理、铁路基建投资骤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施工企业的现金流入锐减，尤其是经营性现金流大额净流出，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凸显。再加上有些已竣工项目清概时间过长，已完工作量的合同概算外资金以及施工过程中扣留的工程质保金迟迟不能到位，企业施工垫支资金无法及时回收，使得资金紧张状况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资金运行极度困难。另外，在资金的管理运作上，由于业主对建设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大都要求项目建设资金在项目范围内封闭运作，以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这使得施工企业内部调剂资金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有限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就目前形势看施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时间越久，企业的财务风险将越大，一旦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危机之中。

4。闲置资产增多。

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随着高铁建设的兴起，各铁路参建施工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周转料，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上。随着项目的陆续完工和高铁建设项目的缩减，此前购置的大型专用固定资产、钢模等周转料由于施工产品的流动性、单件性等特点，将造成大量的资产闲置，使企业面临着不能获得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的投资风险。

5。项目潜亏风险增大。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的影响，国内建筑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多、波动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融资成本增大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施工企业成本不断增涨，成本控制难度和风险增大。随着铁路市场的萎缩和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市场经济行为还不够规范，企业间为了中标而竞相压价，而业主对工程项目质量、标准上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工程项目的低造价水平和高质量标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施工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大大降低了盈利空间，如果施工企业管理粗放、内部控制流于形式的话，则亏损项目存在的几率较高。再者铁路暂缓新开基建项目和已开工在建项目的资金短缺，致使部分项目停工窝工或放慢施工进度，打乱了企业施工组织的方案、机械设备的配置、劳动力的安排，施工工期延长、人工和机械设备的清退场及重新进场将造成施工企业投入的成本费用大幅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收益，项目面临着非常大的潜亏风险。

四、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1。加大对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力度，从树立财务风险意识抓起。注重培育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文化，通过培训、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全员财务风险管控意识及综合素质、履职能力的提升。坚持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鼓励员工风险管控的自觉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完善风险识别监测与防范体系，正确认识风险之所在，明确风险控制对象，加大重点、重大风险源的控制，使企业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调整思路，理性经营，确保平稳。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中求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调结构、促转型。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关键更是要调结构、促转型、保增长。要正视铁路基建市场当前的严酷现实，要及时调整思路，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承揽施工任务上下足功夫，全力拓宽经营区域，快速实现承揽和施工重点由铁路向路外、从地上向地下、从境内向境外等多方面的转变，使企业保持稳健发展。同时还要实行“理性经营”，即在开拓市场时不跟风，杜绝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对于那些业主诚信度低、投资不落实、降价幅度过大、投入太多和保证金过重的项目要勇于放弃，审慎选择承揽工程，规避经营中的潜在风险，以确保企业稳中求进、财务运行平稳。

3。狠抓清收清欠，加速资金回笼。资金如同企业的血液，一旦运行受阻，整个机体便无法健康运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难以为继。为了确保资金运行顺畅，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流入，施工企业在面临承揽任务锐减、银行融资受限的形势下，最直接快捷、最有效低成本的举措就是及时回笼外欠应收账款资金。在狠抓已完工作量验工计价和拖欠工程款回笼的同时，还要加强工程尾款、质保金和各类到期存出保证金等各类债权的清收力度。可适当采用应收账款转让或保理的形式回笼资金，创新清收清欠手段。近期，铁路建设项目资金严重短缺、大面积停工等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铁道部的“维稳”资金在逐步到位，施工企业要抓住时机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要集中精力做好铁路项目的变更、概算清理和调差补差工作，针对当前形势铁路缓、停建造成的延误工期等情况，应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做好索赔工作，将应收客户合同工程款变为有效债权，最大限度地回收垫资款和补偿成本。

同时还要强化资金预算管理，认真把控对外结算，加强合同管理，严格计价拨付，坚决杜绝好不容易要回来的钱白白流失。

4。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施工企业面对目前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更要加强资金管理，聚财力，控财物，防风险。针对施工项目点多面广、逢项目就开立银行账户、内部资金分散难以管控的现状，施工企业应积极采取资金集中管理系统，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授权、科学调配”的原则，建立内部融资平台，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加大资金集中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资金调剂职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目前业主资金监管和开户银行利益保护仍然是资金集中的最大障碍，施工企业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大与业主和开户银行的协调、沟通力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努力实现资金的回笼和集中。

5。积极盘活资产，提高使用效率。施工企业应加强企业转型期的市场分析和研判，认真摸清自身资产家底，严格控制施工设备购置，合理配备施工主要设备，并积极推行资产内部调剂和租赁，尽可能盘活闲置的房产、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升资产投资收益。同时还要加大对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和处置力度，加速固定资产沉淀资金的释放和回笼，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

6。努力苦练内功，强化自身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增大企业经营积累，做强做优企业，以提高抵抗财务风险能力。

6。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减少财务风险的有效途径。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应完整地涵盖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和事项，有效地贯穿经营、施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工企业要彻底根治粗放管理顽症和内部控制上存在的弊端，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用系统的、动态的方法在经营各方面、施工各阶段、管理各层面实施精细管理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使财务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

6。2加强精细管理。企业越是面临困境，越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质量。面对着经济“寒流”的施工企业更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深入扎实推进精益化管理，推动企业由规模效益型向管理效益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低成本竞争，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责任成本全过程、全方位管控，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树立起“凡是有花钱的地方就要有人管成本”的大成本理念，增强全员创效意识，努力提升创效水平。

施工企业在向内部管理挖潜的同时，也要推进技术创新，积极研究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施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实力。

6。3高度重视安全质量效益。当前业主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安全质量是直接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和工程计量相挂钩的，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作为高危行业的建筑施工领域不乏安全质量“一失万无”血的教训，因此施工企业对安全质量应尤为重视，在安全质量管理上一定要舍得投入，当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确保安全。另外，施工企业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分散和转移安全风险影响，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通过为特殊工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针对工程的特点参投工程保险等，可有效地避免和降低不可预见费用的发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施工企业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要未雨绸缪，审时度势，科学研判，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审视，剖析自身的优劣势和长短处，勇于面对挑战，找出化解危机的制胜之道。在清醒认识企业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的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好的形势没有改变，建筑业仍处在难得的机遇期，施工企业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明确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强做优企业，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确保持续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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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信用风险；宏观经济变量；相关性

Abstract：The paper using statistic models analyses relations between enterprise credit risk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Comparing individual credit risk, gross credit risk is prone to be influenced b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ubstantially.

Key Words: enterprise credit Risks，macroeconomic variables，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5-0053-03

一、引言

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判断是预测银行风险非常关键的一环。传统方法对企业信用风险的计量主要基于财务信息和市场数据，这两种方法都存在明显的弊端。为了提高企业信用风险判断的准确性，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宏观经济变量与企业信用风险的关系。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能够改变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从而对信用风险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改变企业的外部环境，从而对信用风险产生间接影响。Wison（1998）最早运用系统信用风险的多因素模型，验证了宏观经济变量对信用风险的影响。Bangia等人（2002）最早建立了基于经济周期的风险转移矩阵，证实了宏观经济变量对解释企业信用风险的重要性，Berger和Udell（2003）、Figlewski（2006）随后又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因素与企业信用风险的关系。Borio等人（2001）、Pederzoli和Torricelli（2005）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时企业面临着较高的信用风险，但这种信用风险是由于经济扩张时无限制的金融信用膨胀引起的。Rosch（2003）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下滑时企业之间信用风险的相关性增加。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在我国的适用情况，本文选择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采取数理统计的方法，证明宏观经济变量是

判断企业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说明哪些宏观经济变量与企业信用风险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二、数据与模型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和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违约就意味着信用风险已经产生。本文将违约发生情况作为考察企业信用风险的指标，其中个体信用风险定义为某一时期内该企业是否存在无法足额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总体信用风险则定义为某一时期贷款由正常调整为逾期户数占贷款到期总户数的比例。本文将个体信用风险和总体信用风险作为计量模型的因变量，具体计算时，被解释变量数据全部来自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山东的数据。对于个体信用风险而言，采用了2004-2006年间参加评级的贷款企业相关数据，如在评级当年，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反映企业的任意一笔贷款发生了不良，则视为高信用风险，否则为低。对于总体信用风险而言，采用了2002-2006年间以季度为单位的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选择了四类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第一类为国民预算平衡表中的部分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指数、进出口、财政收支、居民收入和消费等，数据来自山东统计月报。第二类为通货膨胀指标，包括消费物价指数、广义货币供应量等，消费物价指数来自山东统计月报，广义货币供应量来自人民银行网站。第三类为金融市场指标，包括短期国债利率、长期国债利率、国债融资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股票指数等，相关数据整理自中国债券网、人民银行网站；第四类为银行贷款增量指标，数据来自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对于各解释变量，采取了与被解释变量相匹配的原则，尽可能采用山东的数据，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考虑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影响，将宏观经济变量范围扩展至200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即考察两年的影响。各被解释变量的计算详见表1。

鉴于个体信用风险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本文采用逐步去掉不显著变量的Logit模型和年度数据，考察解释变量对当年、滞后1年及滞后2年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鉴于总体信用风险的被解释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本文采用逐步进入的多元回归方法和季度数据，考察解释变量对同期、滞后1季度至8季度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

（一）个体信用风险

表2反映了宏观经济变量与个体信用风险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Nagelkerke R Square值仅为0.01，说明宏观经济指标对个体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且能对个体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的指标较少，仅包括消费物价指数、出口增长率指标及短期利率三项指标。

首先，短期国债利率与个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反映了短期利率上升会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信用风险。同时，这种影响也可能来自挤出效应，即较低的国债利率增加财政融资规模，挤占企业的资金，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和信用风险，本文将在下面加以印证。其次，出口增长率能够对滞后1年的个体信用风险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说明出口的增加改善了企业的未来收益，能够降低企业信用风险。最后，消费物价指数与滞后2年的个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于企业个体而言，通货膨胀如果同等比例地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和成本，两者相抵反而会增加企业的净利润，降低信用风险。

（二）总体信用风险

表3反映了宏观经济变量与总体信用风险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较个体信用风险而言，影响总体信用风险的宏观经济变量较多，包括进出口增长率、汇率、财政收支、物价指数、居民消费、股票指数等指标，而且这些指标对总体信用风险影响程度较高，除t-1期解释能力较低，t-2期、t-3期、t-5期无显著变量可以解释外，其他时期解释能力均较高，其中t-3、t-4期分别达到了0.717、0.836。

即期时，出口增长率和汇率对总体信用风险的影响方向一致，与Logit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出口增长和汇率贬值短期内会增加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信用风险。

就1年期看，财政支出与滞后1季度的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企业信用风险；长期国债利率与滞后4季度的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Logit模型中反映短期国债利率对个体信用风险的影响正好相反；消费物价指数与滞后4季度的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增加总体信用风险，也与Logit模型结果相反；新增贷款增长率与滞后4季度的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贷款总量的增长会在一年后影响企业的信用状况，这与实际情况一致。

在更长的时期，宏观经济变量对总体信用风险的影响又呈现新的特点。首先，进口增长率与滞后6季度和滞后7季度的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进口企业随着付款期限的到来，面临较高的还款压力，形成较高的信用风险。通过比较滞后6季度与滞后7季度的系数和t值，发现进口增长率对信用风险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其次，从1年半开始，连续三个季度消费者支出增长率与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逐步减弱。这说明消费支出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为企业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增加了产品需求，扩大了企业的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降低了企业的信用风险。

再次，财政收入增长率与滞后8季度的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财政收入增加导致财政支出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企业信用风险。此外，国债融资发行量与滞后7季度的企业信用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存在挤出效应的观点。

最后，深圳成指与滞后6季度总体信用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明了资本市场波动会对企业信用风险产生一定影响，一般而言资本市场的繁荣，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会降低企业信用风险，反之亦反是。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宏观经济变量能够对企业总体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个体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出口增长短期内会增加企业信用风险，长期则相反，进口增长会在一段时期后带来信用风险，汇率波动通过进出口变动影响信用风险，与传统汇率理论一致；财政收入增加能够促进财政支出，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信用风险，但财政融资会挤占企业资金，增加企业信用风险。短期利率上升会增加企业的信用风险，但长期利率则相反，通货膨胀能够降低个体信用风险，但会增加总体信用风险。消费者支出增长会降低企业信用风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逐步减弱；银行信贷规模的增长会增加企业信用风险，而资本市场的繁荣，会降低企业信用风险，这与普遍认识一致。

本文建议要高度关注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应用。首先，商业银行和信用评价机构在判断个体信用风险时，应将部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风险决策模型，并实时关注宏观经济对总体信用风险的影响。其次，中央银行不仅要在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决策执行等方面重视宏观经济变量，而且要应用到金融稳定等工作中，以提高对系统性信用风险判断的准确度。最后，与微观经济变量比较而言，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更加难以预期，因此有关机构应加强对宏观经济变量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增强对信用风险的预测能力。

参考文献：

[1]Diana Bonfim，“Credit risk drivers: 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firm level information and of macroeconomic dynamics”，working paper.

[2]Donald P.Morgan，“The Credit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Evidence Using Loan Commitment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Feb. 1998.

[3]Korajczyk， R.A. and Levy， A.，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

[4]Pederzoli，C.and Torricelli，C.“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usiness cycle regimes：forward-looking modelling of default probabilit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5， N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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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银行信用风险

 

美国经济一向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但是自去年九月至今，以次级房贷为诱因，美国经济发生了大幅波动，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实体经济的恶化必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利影响。回顾历史，1929年10月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等都在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资产价格快速上扬和信用快速扩张的阶段之后，金融体系却遭遇了一场全面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的循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转变，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吸取各国之经验教训，提前做好准备，控制信用风险，防患于未然。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以及各个相关因素进行传递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下面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选择

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来反映我国历年的信用风险状况。由于众多影响因素不可量化以及某些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从信用风险、宏观经济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考虑选取了7个指标。统计年份从1993-2007年，由于我国银行业起步比较晚，因此数据有限。具体如下:

（1）信用风险通过不良贷款率(Y)来反映：其反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淀情况。

（2）GDP增长率(X1)：反映我国经济总体波动情况。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反映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的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4）进出口总额增长率(X3)：对外贸易活动规模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5）通货膨胀率(X4)：从一方面反映原材价格变化情况。

（6）M2增长率(X5)：反映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7）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X6)：反映我国企业总体盈利变化情况。

注:本文的相关指标数据都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并加以整

理所得，部分来自施华强(2005)《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

根据所选的指标，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由实际观测值构成，为参数向量，为随机误差向量。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需要说明的是：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总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同向变化；由于我国体制的关系，我国政府总是在经济向好时控制货币投放量，而在经济出现向下的趋势时加大货币投放量。且不良贷款率通常是滞后与经济变化的。因此，本文假设:

H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5:MZ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

H6: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三）多元回归及实证分析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在经过对方程一系列的检验之后，本文得到如下模型结果:

通过t检验发现：除X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以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置信度5%的t检验，说明除了假设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不支持外，其余假设都得到了支持。本文对历年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得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1成立，GDP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我国总体经济情况较好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比较小；而当经济运行情况不良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即经济稳步增长时，随着信贷不断增加，风险在不断积累，至经济增长放缓时，风险逐渐释放。我国商业银行应防范在“好”的经济环境下的风险积累，降低贷款集中度，控制风险。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2成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说明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反之，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时，说明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或者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可能恶化或者仅仅能维持当前水平，此一时期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趋势。

(3)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没有显影响，假设H3不成立。当对两者单独分析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但是综合各指标进行分析时，没有进入最后的回归方程。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变量可能主要通过其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间接影响，直接的正向影响很小。我国贷款主要流向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导致国际经济的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大影响。

(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4成立，明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通胀率高的时候，银行信用风险比较低。不良贷款率对过去的违约事件进行统计。当政府对通货膨胀率开始重视，并进行有效的调控时，通胀率趋势开始向下，而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趋缓，违约概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密切注意通胀率变化，一旦发现通胀率有异常变化，商业银行就应进行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

(5)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假设H5成立。当银行的索取权受损的时候，银行就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由于这种效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银行的风险程度将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出现。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增长放缓，违约率增加的同时，制订更加严格的信贷政策，以减少损失的发生。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货币投放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当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考虑，采用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

(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6成立，表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当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所以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当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利润下降时，其偿债能力随之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3年至200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这15年间，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当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下降；当经济速度缓慢时，信用风险也往往有所增加，即存在一种亲周期性。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我国商业银行参考:

1.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内的征信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及早建立健全包括受信企业的历史信用数据、项目效益、贷款用途及还款意愿在内的一系列数据，以便借鉴过去的经验，将受信企业借款后一个阶段的经济波动影响完全考虑进去，降低贷款信用风险。2.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制定更加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随着经济的波动而盲目的放松或执行更加严格的信贷标准。3.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4.进一步完善风险量化管理。商业银行要将宏观经济波动因素考虑进去，最终要落实到风险度量上去，使风险控制做到量化和动态化。5.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单调，造成起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极大，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以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必须注意的是，在信贷衍生品开发运用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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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企业 财务困境风险 影响

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财务困境风险，要想将风险系数降到最低，确保企业的安全、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就风险影响因素作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传统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财务信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因素这一非财务变量成为企业和相关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在充分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才能进一步明确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为企业的风险防范工作和安全经营提供重要保障。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理论分析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运作均是在大的经济背景当中，必然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其财务健康程度和财务困境风险是否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就需要首先通过理论层面的假设论证和分析。

对于整体经济环境而言，如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则居民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企业的业绩也就相应下滑，且银行放贷难度加大，企业出现财务困境风险的概率也就越大。由此可假设整体经济环境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为负相关的关系。具体来看，以宏观经济因素中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两个主要因素进行针对性分析。

首先，就贷款利率来看，如贷款利率越高，企业在相当的市场基础和条件下，其借贷成本也就同步上升，债务负担也就更加厚重。在出现经营不善情况时，无法进行及时的资金偿还，财务困境也就同步来临。基于此推断，可假设出贷款利率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之间存在关联性，且应为正相关；其次，如GDP增长越快，则市场经济繁荣，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均保持较高水平，收益较大，资金的流动性也就更强，财务困境风险发生率越低。由此可假设，GDP增长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呈负相关。基于此理论分析和研究可得出，实际GDP增长率和贷款利率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均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产生巨大影响。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确保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在完成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综合判断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

选取我国非ST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将该公司前一年的年报数据作为数据分析对象，并选取该公司的财务变量和非财务变量作为预警指标。财务变量包括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现金流量、成长能力等方面的财务比率，非财务变量则为消费者物价指数、GDP增长率和M1年度增长率、加权平均一年其贷款利率。综合面板数据，以面板Logit模型作为分析和计算模型。经过模型估计结算，最终得出了非财务变量中的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

就非财务变量中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而言，二者是宏观经济因素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一年期贷款利率在研究中的参数估计值为正，置信水平为5%时十分明显，由此得出一年期贷款利率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存在相关性，且相互关系为正相关。在研究当中，实际GDP增长率参数估计值结果显示为负，同时其置信水平在1%时十分明显，则其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为负相关的关系。综合可知，宏观经济因素中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对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有着显著的影响。

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总结出，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显著，且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有效策略

（一）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

关注贷款利率变化情况，当利率提高，则相关贷款业务应进行适当延缓，从其它途径实现资金的筹措。关注GDP增长率，如增长率较高，则在应在分析市场状况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生产和销售。同时，将宏观经济环境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

（二）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

基于以上研究，为确保经营的安全性，防范财务困境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需要在注重自身财务状况的有效管理的同时，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最为关键的一点，即建立起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机制。基于市场调研和企业财务管理分析结果，及时发现财务状况，并针对危机因素制定及时的处理措施，尽可能避免财务困境。

（三）重点关注关键性指标

重点关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关键性指标，使得企业在进行财务风险预防工作上能够把握重点，最大限度地避免关键指标造成的财务困境风险。如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在此基础上，做好企业信用管理和资金回收利用，实现经营效率的提高。

四、结束语

在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可知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有着巨大影响，且主要体现在贷款利率和GDP增长率上。为了避免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除做好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外，还应当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抓住关键性指标，才能将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企业走上安全、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卢永艳.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05：53-58

[2]过新伟，胡晓.公司治理、宏观经济环境与财务失败预警研究――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应用[J].上海经济研究，2012，05：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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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研发增强发展

2011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外需增速大幅度回落的带动下出现明显的回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净出口、消费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增速为32.7%，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9个百分点。宏观经济开始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实际GDP向潜在GDP的快速回归，大幅度缓解了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但由于各种原材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升，中国面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严峻。“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可能成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区间的总体特征。

1）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成为引导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全球经济下滑和全球通货膨胀抬头将使中国在中期阶段面临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挑战；

2）在国内贸易政策调整和世界经济减速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外部需求存在调整过度的威胁，外需的过度回落通过“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不仅会引起内需总量的收缩，而且会导致内需结构的恶化；

3）汇率的调整以及国际资产定价的重构将导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异样变动，投机资本的过度进入可能会加剧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困境；

4）在国际商品价格高涨、国内大宗商品紧平衡以及流动性总体过剩的多重压力下，结构性价格上涨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在中期内必然面对问题，价格上涨的多元性以及国际输入性决定了目前价格治理的战略定位和措施存在巨大的偏差；

5）结构性价格上涨将通过不对称效应打击实际消费的增长，“消费加速”与“消费升级”难以在“实际收入下降”、“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的下行区间得以实现。

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一种周期性调整中的下行期，它通过市场的中介纽带作用做出灵敏反应，对我们施加影响，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原材料价格结构性上涨的情况下，导致我们所需主要原材料硝酸铵，珍珠岩，木箱等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大幅增加。

2）人工成本上涨，据统计，目前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约7.0%，而且其中的食品类价格水平同比上涨7.8%，这样，我们就要为员工加薪，但增加幅度已远远低于物价上涨幅度，这样就造成了管理工作上出现了新问题，员工与公司的矛盾突显出来，不稳定因素随之而来。

3）我们的主业产品—民爆产品在国内属产能限制范围，而且由于其特殊性，市场竞争激烈，致使其价格上涨幅度远远低于用以生产的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上涨幅度，在各种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民爆产品价格却没有紧跟步伐调整。价值上投入大产出少，进而企业财富逐渐流出。如果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我们将面临现金流严重短缺的局面。从本质上看，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与原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的深层次本质功能是一样的，，虽然在表面上属于需求拉动型，但实际上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它在本质上具有在不同社会部门之间的资本再分配的功能。

4）出口形势日益严峻。一是国内2011年密集出台的控制出口过快增长和调整外贸结构的政策效果在2012年进一步明确显现，出口退税率降低，人民币升值步伐有所加快，各方面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出口优势减小。二是引领全球经济的美日经济、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性增大，次级贷款危机引起消费减缓，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已显现。三是由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惩罚性关税手段方式增多，应诉及相关费用损失巨大。今年我们出口产品总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22吨，同比下降了55.33%。

5）由于近几年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和调整，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始终处于高位，加大了企业的融资资金成本。

6）由于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抬头，导致财务报表失实，报表同期数据的比较结果会出现较大偏差，如何解析这些数据，是我们企业财务面临的迫切问题。

在面临不利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采取以下各种应对措施：

1）针对目前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结构性持续上涨，我们要加强科研研发力度，采取替代法，在不影响产品正常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用价格低的材料取代价格高的材料，比如我们企业：硝酸铵、硝酸钠、木粉的使用比较普遍，根据客户的实际用途和使用时间，可以适当采用硝酸铵水溶液替代硝酸铵的方法，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考虑其他环保材料能否经过科研上的改进达到大量使用的可能。

2）最大限度地使用机械自动化生产，提高安全本质化程度，降低人工成本。民爆产品的生产前提是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应加大安全生产费用投入和使用。

当然，这个问题实际应用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目前民爆产品方面的技术人才良莠不齐，能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太少，这个问题需要企业内部小环境和外部大环境都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目前公司已与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民爆产品校际实验生产基地，对能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给予大量优厚政策，吸引人才，鼓励有识之士加盟和技术创新。

3）加大市场调研力度，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国家针对覆梯炸药出台的政策明确表示不准许在国内市场销售，只准许出口外贸。其实这带来的就是产品结构的调整，而对目前原材料价格结构性上涨和通货膨胀抬头的情况，我们如何能保持收入的实际持续增长，主要就是要调整产品结构，用高附加值的产品代替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目前表面硬化炸药、长储存期废火药利用、含能胶质炸药的附加值相对要高一些，我们己经做了相关的尝试，加强市场推广，同时我们加强了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制和衔接，把高效能产品全部或部分应用到市场实际使用中。这样，既可以破解目前大环境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剔除各种比率上升的影响，达到销售收入的实际增长，同时也为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在重重包围中寻求出口增加值，针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常用结算货币美元持续走低，签合同时采用欧元、日元等坚挺货币代替美元，减少损失，尽量减少向或通过贸易壁垒国家销售和运输货物，多渠道发展贸易伙伴，当然，这需要外部大环境的支持。

5）在信贷上采取谨慎原则，尽量采取同业或关联业拆借互相担保的办法，比如：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尽量降低融筹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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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是新时展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产生在当代社会乃至今后将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阻碍。文章就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宏观经济；影响

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环境下，互联网逐渐成为市场各大主体经营发展的方向，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型行业也逐渐成形，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的产业形态，以融合了互联网的优势，借助互联网工具，有效地实现了社会资金的快速流通，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在融合互联网优势的同时，也结合了互联网的劣势，使得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的意识形态，要科学、合理的利用，要趋利避害，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得互联网金融可以造福群众，真正地服务社会。

一、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介绍

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一种新型业务模式，这种业务模式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需求，符合了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以及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它突破了传统金融的束缚，借助互联网技术，金融业务双方可以实现快速的资金服务，极大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行社会发展形势下，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所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大，在我国宏观经济中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积极发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避免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在现代社会里，市场各大主体纷纷将目光转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竞争，有助于金融业务模式的转变，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风险问题，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有利影响

1.推动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是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不可否认，这种产业形态的出现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竞争，使得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大大地提高了金融业务交易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投资理财渠道，以往，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只有银行、证券以及保险三种，由于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比较少，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财服务渠道比较狭窄，使得大量货币沉淀到银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服务渠道，人们选择从那与社会投资、理财的途径日益多样化，使得社会消费活跃度不断提高，从而带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资金持有者可以直接选择或组合选择需要的金融产品，并直接完成交易，节约了交易双方的事件，为企业、个人提供了更便捷的融资渠道，为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2.活跃市场经济

互联网金融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企业作为我国市场主体之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这个平台来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从而活跃市场，推动企业的更好发展。而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获得了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业务模式，利和弊是共存的，在互联网金融带来有利一面的同时，同样也潜在着许多问题，威胁到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互联网金融起步较晚，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监管工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风险，及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也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如违约风险，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往来时，交易双方之间会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一旦出现违约，意味着受害方资金受到威胁，从而挫伤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现代社会里，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趋利避害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国现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来看，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较大的漏洞，而要想推动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首先，相关部门要积极构建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确保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的高效开展；其次，要成立专业的专业监管机构，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来执行监督，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必须加大互联网金融监管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二）强化风险管理

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风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而要想规避风险，就必须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在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时，金融机构必须全面做好风险评估工作，要全面评估该项金融业务风险系数，并制定风险紧急预备方案，同时，要强化工作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从而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发生，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加大信息安全宣传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展是通过一个虚拟平台来完成的，然而在这个虚拟的平台环境下，交易双方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很容易被窃取，从而造成利益损失。而要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相关部门就必须加大信息安全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对于金融机构，要定期维护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系统，杜绝一切潜在安全风险存在，在开展业务往来时，要主动告知客户谨防上当受骗，要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互联网金融需要主义的一些事项，从而提高信息安全性。作为客户，要具备较高的安全意识，不要在公共环境下泄露自己的隐私，要注意保护好隐私，尽量避免在公共环境下使用隐私信息。要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杀毒软件，定期杀毒，从而保障网络系统安全。

（四）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违约问题的存在会阻碍互联网金融发展步伐，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现行社会发展形势下，相关部门必须结合实际，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全面、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央行要完善个人征信，互联网金融机构要加强信用跟踪，要全面了解客户信用，从而有效地规避信用风险。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金融覆盖广、效率高，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当下，互联网金融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而要想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结合互联网金融环境来有针对性的加快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使得互联网金融真正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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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志恒.浅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财经界(学术版),2016(11).

[3]陆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8).

[4]段苏玲.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建材与装饰,2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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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信贷风险 商业银行

一、引言

信贷业务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同时信贷风险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信贷风险的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和资金的安全。要做好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就必须探求出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从而从根本上对信贷风险加以控制。

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因此，进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防范信贷风险，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具有显著地亲周期性。所谓亲周期性，就是商业银行会通过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由于对未来经济形势有较好的预期，商业银行往往对偿债能力的预期过于乐观，降低信贷标准、扩大信贷规模。银行信用的不断扩张，信贷规模的扩大，使得产品市场上投资和消费不断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过旺，产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会采取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利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违约率上升，信贷风险加大。相反，在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由于担心贷款质量的下降和还款违约的增加，商业银行倾向于减少信贷供给。信贷供给的减少会抑制实体经济中投资和消费，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此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稳定增长会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消费和投资。由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经营利润增加，投资需求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信贷风险减少。

三、宏观经济因素对信贷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及样本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取信贷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NPLR）为衡量指标。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银行的信用风险越大。用Y1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于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次对不良贷款进行政策性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选取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样本进行分析）。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GDP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CPI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用M2表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用SR表示）。其中GDP增长率是衡量整个经济状况的指标，CPI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M2反映了货币当局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情况，SR则反映了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

本文收集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自于200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金融季度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已有的研究表明，线性模型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文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之间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二）实证研究过程

1.平稳性分析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对以上变量做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上表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和SR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GDP、SR也是平稳序列。

2.格兰杰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别对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3.协整检验

判断所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4

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四个变量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

4.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

可以看到，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变量的显著性、方程的主要几项检验值也比较理想。

四、结论及建议

（一）实证检验的结论

2004-2011年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分析结果表明：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三个宏观经济因素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则相对较弱。

（二）相关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变化有较大影响，信贷风险与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要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减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应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并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加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研究和监测，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对经济走势做出正确判断，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合理信贷投放之间的关系，完善商业银行的信贷信息管理系统。比如可以根据各商业银行内部建立的储户个人信息资料数据库，在各商业银行间实现客户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所有商业银行可以共同使用查询的大型数据库系统，从而高效合理的处理信贷业务。

2.健全和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系统是商业银行预防风险，矫正不良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预测模型，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到风险预测模型中，建立一套能及时、灵敏反映客户还款能力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客户还款能力影响程度的监测预警系统。

3.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协调。在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及时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措施抑制流动性，引导商业银行审慎放贷；在经济衰退时，应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信贷规模，刺激经济复苏。在金融监管方面，要建立“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尽快使其制度化、法律化，改善由于监管分离、协调不到位造成的宏观调控高成本、低效率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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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随着人们对粮油及部分原材料(如钢、煤)价格上涨的讨论及深入反思，人们对于中国宏 观经济的关注也更深入到对经济增长背后因素的挖掘和长期影响的探索上。

基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政策，“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改善投资主体和投资效率 ，化解宏观经济长期风险”是吴敬琏教授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观点。日前，吴敬琏在苏 州的“中欧苏南民营企业座谈会”和“中欧校友会”上，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发 展态势阐述了他的观点。

宏观形势基本判断：增长为主，过热迹象显现

针对众说纷纭的宏观经济态势，吴敬琏认为自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困 难在于“需求不足，通货紧缩”。

吴敬琏认为，当前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他不同意“局部过热”的论断，指出在 讨论宏观经济总量的前提下，看的是总体经济形势。

吴敬琏认为货币大量超发导致经济过热迹象的出现。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胀率略高于零的情况下，货币量增长20％多。吴敬琏认为，亚洲金 融危机后，政府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供应 从1998年以后一直是过量的。这样就形成了很大的货币压力，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没有实现， 积累起大量的购买力，在购买力寻求实现过程中就会造成宏观经济的震荡。此外，商业银行 以加速放贷来降低不良资产比重的做法也加重了货币发放量。

通货膨胀出现未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

虽然许多人认为经济出现过热，但吴敬琏表示他不能肯定是否一定出现通货膨胀，尽管 一段时间以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因为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增长很慢，今年3 个季度，消费物价指数是在零上面一点。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仍然是投资。根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增长34％(去年24.4％)，其中钢铁业投资150％，机械74％，煤炭5 2％，纺织626％，都达到了空前水平。但消费对于过热和增长加速贡献不大，没有形成消费 品的价格上涨，即表现为“没有温度的高烧”。

相反，资产市场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和期货，吴敬琏说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可以自我支 撑的，只要有充分的货币供应，价格就可以上涨――形成资产泡沫。现在房地产正是因为受 投资需求支持，而非最终消费支持，所以泡沫最为严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产业的投资需求是由贷款支撑的。去年全年的贷款18000亿，今年 前3个季度就已增长了27000亿了，今年贷款可能增加3万多亿，而贷款当中，中长期贷款增 长特别快。

必须警惕的中长期风险

基于上述宏观经济的分析，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真正应该注意的是通胀及经济过热 引发的长期风险，而长期风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投资效率太低”。这令人想起东亚金融危 机的教训。

吴敬琏用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 =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来比较中国当前风险。当时，东亚地区的ICOR是5，而 西方国家是1或者2。对比中国，1991年～1996年是2的水平，而1996年后就是5～8的水平， 也就是说去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太多用来投资了。消费增长相对很慢，用资金维持增长，克 鲁格曼说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中国之所以还可以维持这样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在 低工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大量的产出，相对应的是他们目前的低消费，这导致了大量的储蓄， 银行以此放贷给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