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17:33:25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规划,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今天我在这里竞聘经济规划处的处长。
首先要感谢各位同事和院领导对我的信任,感谢我们规划所的全体同仁对我的支持,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我们在过年的两年中的工作情况和对未来两年的设想。
其次我要表达一个意思,支持和理解院领导关于处室负责人竟聘上岗的改革措施,因为这一举措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文章来自极性,发现人才,鼓励人成才,正是因为支持和拥挤这一改革措施,我才站到了这个讲台上。今年是第一年,作为规划院的老同志,我应该带个头,希望下一次有更多的人站出来,那个时候我便能跟大多数人一样坐在下面来当裁判了。
下面我先汇报一下过去两年的工作情况。
首先,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增长。
2002年虽然只增长了20左右,但我们都很努力,因为,这一年,傅总调到院里任全职副总,对处里的影响是很大的,高级职称人员一下子下降了一半,到年底才破格恢复到两人。今年的业务增长更快,达到了50左右,可以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第二,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主导产业得到加强。
在工程咨询和城市规划业务额稳步上升的同时,经济规划的比例大幅增长,从2001年的不到10上升到去年的20,今年达到39,两年翻了两番。业务领域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划院的发展趋势。
经济规划类项目的影响也在逐年增大。从规划对象看,以前不少是小镇的规划,现在有很多是区域性的和地市级的;从合同额看,2001年时经济规划的平均单项收费为6万元,今年上升到18万元,增加了200。可以看出,正在走向“有影响、有地位”,正在接近“谋划全省”。
第三、职工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人员结构不断优化
总量扩张DDD人员从2001年的11位发展到今年的14位。
结构优化DDD专业结构上增加了经济类的人员,学历结构上,平均学历有所上升,高级职称人员从1人增加到3人。
学习气氛浓郁DDD鼓励岗位学习,三人次通过学习在学历上比以前上了一个台阶,有二位正在进行研究生课程学习。
以上取得的成绩首先要归功于处里年轻的处员们,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周世锋同志,他不仅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也具体承担了大量的项目工作,没有他的配合和帮助,我们处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也要感谢其他处室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包括办公室、综合处、开发处和各业务处室,我们与一处、二处、研究所都有很好的项目合作。也要感谢院领导,特别要感谢傅总,他任规划处长多年,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即使是在离开规划处以后,还是在各个方面给我们以帮助,我想我们的处员们都是能感受到的。
第四、存在问题
城市规划业务没有大的起色(跨行业经营,受行业歧视;机制不够灵活;努力不够)
内部管理和对同事的关心上做得很不够。
这是对前两年处室工作的简单回顾,下面谈一下今后两年工作的设想。总体上可以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就是以发展为中心,以事业和效益为基本点。
首先,是以院的定位为指导,实行一体两翼发展,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主体,以城市规划和工程咨询为两翼,做大、做强、做优主体,丰满两翼。
经济规划:要做出几个在省内有影响的精品。国家正在进行规划体制改革,十一五规划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增加空间规划的内容,我们处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城市规划:能够在省内做出规划的特色,扩大影响,新开辟一到二个根据地。
工程咨询:巩固阵地、提高质量。
第二是实现业务量的稳步增长。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作用,用地紧张、园区控制,业务上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业务的稳步增长。
可能的方向是经济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结合点,一是区域规划,二是城市的战略规划。
第三是加强队伍建设。
适应业务发展的要求,继续引进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区域规划和经济规划方面的人才,并考虑人才的适应性。
进一步发挥现有人员的作用,使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发挥,实现自我价值。
根据我们处现有人员的特点,不主张每个人都能独立做好一个项目,而是强调专业化分工,培养团队精神,让每个人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样,形成一个项目组,便能做出好项目来。
1、继续做好项目推进工作,加快项目推进力度,力争在下半年完成政府行政中心重建、卫星至义和外连道路重建、中崇路至彭青线路段扩建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2、继续做好我镇安全生产工作,每月定期对企业、食品、各村(社区)进行安全大检查,确保我镇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有序的进行。
3、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宣传力度,力争寻求更多的开发商、投资商来我镇投资建设。
4、积极搭建企业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各类有效信息,加强政府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服务。
5、依托上海援建机遇,保持与上海援建单位的联系,建立长效援建机制、增进彼此感情,搭建交流平台,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加强与静安区联系,更进一步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工作方法,并利用各种相互学习的机会,搭建招商平台、争取使两地区域间的合作常态化,使静安区对口援建石羊工作长效化、固定化、模式化。
6、积极引进社会资金,破解场镇改造资金瓶颈,我镇老场镇建筑多为一层至两层的低矮住房,并参插部分企业闲置国有土地。为此,我镇将采取引进社会资金参与和鼓励企业盘活闲置土地的方式,按照场镇总体规划,盘活老场镇内闲置国有土地,并着手进行分片区改造,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参与开发改造,提升我镇经济实力。
7、努力做好我镇项目的立项申报工作,促进我镇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后,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行政计划不能干预经济的正常活动。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再称为“计划”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妨称之为“规划”,即国家在特定阶段基于特定目的对经济实施干预,使经济增长能达到政策设定的目标,以便保增长,拉就业、促稳定。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让市场的潜能爆发出来,经济发展基本是良性的。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也在经济的良性增长中得到了实惠,不良资产被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长中被不断化解。然而,经济增长本身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产业升级应是在大浪淘沙中优胜劣汰,只有落后产能被淘汰,才能为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腾出空间。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往往是淘汰落后产能和盈利低微的产业的好时机。但我国的情况特殊,由于大量落后产业是就业率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企业多是外向型企业,国家通过退税和汇率的政策维持其生存,是要充分发挥其拉动就业的能九保持高就业率才能促进社会稳定。所以,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中,政府把“保就业”放在首位,这大大局限了政府对经济进行“规划”的意义――这种“规划”虽然能解决短期问题,但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于汇率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外失衡,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将比低就业率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与此同时,在出口中积聚的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则是悬在国家头上的达摩斯之剑,不得不时时提防它掉下来的致命威胁。
为了应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经济可能出现的滑坡风险,我国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四万亿投资大多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行业而很多垄断企业在国家刺激政策中获益。各地政府拿出了相应的配套资金,据专家估计,地方政府的配套投资是国家投资的3到5倍。所以,在200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所占的比重由以前的35%左右一下升到了80%以上,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充分发挥了“规划”的作用但这些投资由于不是市场行为,其最终配置资源的效果还是很难说的。其后续效应却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市场货币供给量过大而出现流动性过剩,目前CPI指数逐渐攀高,物价上涨的速度出现难以遏制的势头,这让很多人担心,物价是否会和房价一样疯涨,而物价对民生的影响显然比房价要大得多。
在美国金融危机时出台的刺激政策在当时看是正确的,但现在看当时的反应过度了,有专家将其形容为“该踩刹车时不幸踩了一脚油门”。刺激政策导致的金融风险是不能忽略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大多来自银行。我国银行的国有化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可以很方便地从银行拿来资金刺激经济,而这个过程如果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则会成为“国债”,最终可以通过财政收入和发行国债化解。但地方政府的负债则是很棘手的问题,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国债的,发行地方债也有诸多限制。为了偿还银行贷款,靠维持日益臃肿的行政开支都捉襟见肘的正常财政收入显然是不足的,地方政府最终的渠道只能是“卖地”,实施“土地财政”,国有土地卖完后便“开发”城市周边的集体土地,这和保耕地和粮食安全的目标又是一对矛盾。所以,目前全国上演的大拆迁绝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深层背景也是“规划经济”引致的。
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划”是必要的,但“规划”占的比重过大则会挤压市场的空间,同时带来深层金融风险。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日前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的演讲。张教授在演讲中指出:“投资本身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的话。投资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总需求上去GDP就会增加。但按照凯恩斯主义增加的总需求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费。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
“沟域经济”是北京近几年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山区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以山区沟域为单元,以其范围内的自然景观、文化历史遗迹和产业资源为基础,以特色农业旅游观光、民俗文化、科普教育、养生休闲、健身娱乐等为内容,通过对沟域内部的环境、景观、村庄、产业统一规划,建成内容多样、形式不同、产业融合、特色鲜明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沟域产业带,以点带面、多点成线、产业互动,形成聚集规模,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经济发展模式。
沟域经济是北京市在农业区域经济基础上结合北京山区农业发展基础与特点提出的崭新概念,是集生态治理、新农村建设、种植养殖业、民俗旅游业、观光农业发展为一体的山区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是实现农民的富山养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开辟生态友好型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2北京市沟域经济发展的概况
近几年来,为实现山区经济的循环快速发展,北京市推出“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在多个区县试点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为京郊山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
《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门头沟、延庆、怀柔、密云和平谷等五个区县以及房山区和昌平区的山区部分定位于生态涵养发展区,该区域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腹地,是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资源支撑区,是破除二元结构,推动机制与体制创新的先行示范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富山养民”、“流域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促进山区发展的支持政策,有力的促进了山区可持续发展。
3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大营沟域经济规划实践
3.1基本概况
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大营位于怀柔区北部山区,涉及汤河口、长哨营、喇叭沟门三个乡镇26个行政村,5708户,12903人,沟域总面积282.31平方公里。
1.生态条件。汤河大营地处燕山山脉,自然环境优美,生态资源丰富,林木覆盖率近70%。其中喇叭沟门满族乡拥有北京市级自然保护区—喇叭沟门生态保护区,含有北京市唯一的原始森林自然生态区,是北京市原始次生林最集中地区,是首都生态涵养区和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63.14%,植被覆盖率84.1%,野生动物260多种。
2.文化条件。汤河大营历史悠久、人文独特,长哨营满族乡和喇叭沟门满族乡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满族乡,拥有360多年的满族文化底蕴。近年来,举办了诸如汤河川满族民俗风情节、山货大集等一系列的民俗文化活动,借助于民俗村和民间集会的形式,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满族民俗、民风、手工艺品和传统饮食文化,显示了独具生命力的满族传统文化。同时还拥有一部分满族民俗文化遗迹,对体验和研究满族文化,都具有一定价值。
3.产业条件。汤河大营近年来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积极推进一产和二、三产业的融合。形成以蔬菜、水果和食用菌等为主的设施农业;西洋参、绿色药材、以及包括板栗和杏树在内的林果栽种等经济效益较好的种植业;另外发展如肉鸡、黄羊、茸鹿等特色养殖业。
3.2核心内容
3.2.1发展方向
通过对汤河大营核心竞争要素的分析,得出汤河大营的三个主导发展方向:
方向1——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依托汤河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同时积极推进产业融合,促进一产与三产的有机融合,形成沟域经济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养山富民,这是沟域经济发展的根本。
方向2——满族民俗文化特色。对满族文化特色进行深度挖掘,并加以提炼和延伸,开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在对民俗文化的体验中将民族文化发扬并传承。这是本区域有别于其他沟域的鲜明旗帜。
方向3——养生度假与国际会议。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重点打造国际会议及干部培训等高端产业,同时结合当地西洋参、中药材等优势产业,重点打造度假养生,康体疗养等休闲产业。
3.2.3生态保护
根据怀柔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汤河大营承担着改善首都大气环境质量,保护、供应、涵养北京饮用水源的重要任务。应坚持生态保育、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并重的原则,保护自然山水格局,保护饮用水源、改善空气质量,建构新城的生态安全框架,营造健康的人居环境。
通过对水文、地质灾害、地形地貌、生物保护等各项安全格局构建,确立了汤河大营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用地空间管制,并对各类用地提出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优先要求,通过这样的方法与途径,达到在各类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做到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3.2.4文化传承
深入挖掘满族文化内涵,针对满族的历史渊源,宗教活动、图腾、八旗制度、、居住、饮食、语言、服饰等民间风俗,以及满族文化在本地的发展脉络进行深入研究,确定了对满族文化采取在保护基础上弘扬与发展的总体思路。
加大满族文化资源整合,对现有的七星满族旅游渡假区、燕北庄园等特色的项目优化提升,将满族民俗风情节等主题活动继续扩大影响,将满族文化内涵贯穿于旅游产业链之中,使之成为丰满、协调的整体。
创新满族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开发满族民俗生活体验中心,民族服饰及婚庆服务中心,马术俱乐部、射艺演艺中心、皇家狩猎围场满汉全席体验中心等极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扩大满族文化的影响,做好民族文化的开放与融合工作,利用北京市快步迈向“世界城市”的契机,让汤河大营的满族文化走向世界。
3.2.5 旅游组织
根据三个乡镇的不同条件,分别形成各具特色的片区。喇叭沟门片区,以原生态自然及文化体验为主,主要安排生态观光、山野度假、野外探险、科普考察、民俗体验等项目。长哨营片区,以满族风情及乡土文化体验为主,主要安排民族风俗生活体验,影视拍摄、特色饮食、蔬果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汤河口片区,以会议会展及康体疗养为主,主要安排国际会议、科研培训、康体疗养、文化创意等项目。并策划了5条特色旅游线路,分别是会议论坛游线、度假养生游线、生态观光及体验游线、民族风俗观光与体验游线和乡村农家生活体验游线。
3.2.6产业融合
产业发展总体思路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重点发展都市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一产三产融合,重点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业,同时积极发展会议展览、科研培训、休闲疗养、影视基地、物流与专业市场等现代服务业;合理发展第二产业,搭建多要素发展平台,拓宽产业发展内涵;最终形成一、二、三产的融合与提升,实现促进沟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首都的总体目标。
4沟域经济的重大意义
1992年春,美国发生了两大城市新闻。
其一是3月底芝加哥市在维修桥梁时,施工单位误将桥桩打人地下排水系统,引起河水倒灌入城,市中心大部分重要建筑物中安放供电设备的地下室淹水,不得不停电封闭,上百万人从高楼中撤出,市中心停止运营数天,损失达10亿美元。第二次是4月29日,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违章驾驶的黑人,引发骚乱,市中心的“韩国城”及一些商业区被抢烧一空,经联邦政府出动军队才得平定,损失数十亿美元。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发生的是“天灾”,暴露了长期只讲利用,忽视维修的美国大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间题。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人祸”更为复杂,而下层市民对城市贫富两极化的不满则是根本原因。这两场灾难,终于引起国会及政府对城市间题的重视,通过了“城市援助法案”,拨巨款补助受害城市。
正是由于城市灾害的发生及城市援助法案的通过,“公平规划”(EqnityPlalining)才应运而生,成为当前美国规划界的热门话题,甚至不少规划院系在酝酿开设有关课程。公平规划的中心是如何正确评价城市问题,以求公平地利用城市法案提供的城市复兴资金,为下层市民提供援助。然而,如何实现“公平规划”迄今尚无定议。
其实,规划的公平性历来是规划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市场经济下,市场力被认为是调节经济活动以至社会活动的主要因素。那么,规划有何作用?规划师的主要职责何在?诸家争鸣,众说纷纭。被当代规划理论泰斗卡斯泰尔(M.Castelis)誉为“20年来最优秀的规划理论著作”的《在公共领域中的规划》(Phnning仇thePublicDomain,作者JohnFriedmann为洛杉矶加大教授)对以上问题有详尽的讨论。长期以来,规划被认为是一门技术,如同一切技术一样,,规划的社会功能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
由于在评价“手段”时,着重点往往在其解决间题的效率,故效率也成为评价规划优劣的标准.与此对应,作为技术人员的规划师,其职责是为决策者提供可选用的方案,即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规划师的这种社会角色,决定了规划师必须寻求决策者的支持,以便“向权力讲授真理”(wildasky,1979)。这种观点在60年代末遭到挑战。反对者认为,如果规划师只为决策者服务,那么谁来保护非决策者
的利益?虽然在理论上决策者可代表全部公众利益,但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各利益集团的影响远大于一般公众,所以决策者往往是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公众的代言人。60年代民权运动中成长的一代规划师以公众代言人为己任,由此产生公众参与、辩护规划等一系列新的规划内容.在这些规划师看来,规划不仅是一门技术科学,更是一门社会科学。规划师不仅是技术人员,更应是社会工作人员。如果说技术科学惯于以效率作评价,社会科学则更多以公平作评价。
时至今天,美国规划师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仍是:规划师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什么?由于60%的规划师在政府机构工作,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面对某种“良心上的困惑”。一方面,他们越来越看到社会不公平带来的城市问题,因此希望社会变革(socialChans“),以根本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过于激进,目前看不到实现的可能,大多数规划师只能做些社会改良(Soc诫Reform)的工作,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为公众利益做些实事,更注意“社会公平”的间题。但做这类工作的同时,他们又不无困惑地感到这种改良只会帮助延长现有体制的寿命,而变革这个体制才是他们的真正愿望。
他们之所以忽略物质性规划(Physicalp如ning),不一定是轻视物质性规划的作用,而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中,大多数物质规划只是为既得利益集团作锦上添花,而非为最需要帮助的下层市民雪中送炭。若将有限的城建资金用在美化城市的项目上,则低收入住宅,衰落区复兴等出于“公平”考虑的项目将更为减少。
(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工作及其社会功能
在Friedmarm看来,西方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经济规划(全国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投资规划(以促进经济增长)、就业规划、货币政策规划、贸易规划、收入分配规划、战略性物资规划(如能源),及各部门规划(农业、交通规划等)。
2、社会规划(全国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保护市场经济下受害者的规划(如失业保险、转业培训规划等)、社会福利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住房、保健、教育、老年人及幼托规划等)。
3、环境规划(全国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防污染规划、公共土地管理规划、水资源管理规划、资源节约规划、野生生物保护规划、稀有环境保护规划、能源规划。
4、城市规划(地方性):包括用地规划(区划法、公共设施布局)、地方通规划(道路、公交)、对外交通规划、城市再开发规划、城市设计、历史地区保护规划及社区规划。
5.区域规划(全国性、各省):包括自然资源规划(灌溉系统、水力资源、主要河流流域规划)、区域经济规划(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人口迁移及安置规划(包括自发流动及被动搬迁)、大工业迁址规划、区域交通规划及农业区发展规划。
6.国民安全规划。
综观以上各项规划,可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其基本工作内容仍是“公共事务”,其主要服务对象仍是“公众”。因此,市场经济下规划的社会功能是:
1、指导经济稳定成长,为经济发展服务。
2、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尤其在私人投资无意经营的领域内的公共服务,如公交、公路、大型水电站等。
3、提供公共补贴,以资助某些有利全体公民的项目(如工业搬迁、农田占用补贴)。
4、保护公共利益,协调利益冲突,防止因追求利润的市场力过于膨胀而影响公共或其他个人的利益(如制订用地规划、区划法、防污染法、野生生物保护法等)。
5、调节社会分配,为市场经济受害者提供补贴,以减少两极分化。
不论这些功能有多少可以实现,其基本出发点显然在于对“公平”的考虑,而不是对“效率”的考虑。其原因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虽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却无法提供公平的分配。
一般认为,“公平”和“效率”是两个同样重要,却又难以兼得的目标。追求“公平”,往往影响效率,反之亦然。西方市场经济下规划对公平的侧重,我认为是由于市场经济根本出于鼓励竟争,以提高效率,故自身已有高效率的优点,而“公平”正是其弱处,故市场经济即使为了自身的存在,也需有注重“公平”的规划来作平衡。相反,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把分散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集中,再在某些原则(主要是“公平”或“均富,’)下重行分配,故自身已有公平的优点,不足之处则是大锅饭带来的低效率,因此历来计划经济下的规划工作更强调“效率”,所提出的“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均基于“低投人高产出”的效率目标。这被认为是“合理化”,或合乎理性的。社会生活中有两种合理化。
一是力求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合理化,以“效率”为目标,可命之为“市场性合理化”。二是以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利益的合理化,以“公平”为目标,可命之为“社会性合理化”。两种合理化的共同点是都迫求最大得益,不同点是如何分配这种得益。在市场性合理化看来,利益集团当仁不让地要享有得益,对社会性合理化来说,公众分享得益才是目标。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下,规划工作应更注意社会性合理化,规划师在职业道德上应更注意维护全体公众的利益。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工作如果运行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能保持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优点,规划工作将能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这种体制的建立和成熟尚待时日,鉴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引入市场经济后的规划工作有以下推论:
1、引人市场机制后,规划工作中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会急剧上升,可以说全部规划工作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经济效益的牵制。从正面看,规划将有更多资金渠道来落实。另一方面,自发的市场规律将更多影响从用地布局到城市设计这一系列物质规划的成果。在用地布局上,利益集团(如三资企业)的发言权会上升。在城市设计或详细规划中,不仅为了美化环境或保持特色,其他经济考虑如吸引顾客、增加店面、增加营业额等都是重要目标。
2、正因为经济或“物”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上升,规划工作应从重视“效率”转向重视“公平”,即保证全体公众的长远利益。规划师要防止见物不见人,应化更多功夫在研究人的活动上,因为正是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才造成物质环境的变化。这里的“人”应包括全体市民的活动,不只是特定利益集团的活动。例如,对于大型项目,一定要有“项目影响评价研究”,讨论该项建设对城市用地、交通、就业、税收、基础设施、游憩等各方面的影响。
3、引入市场经济后,经济活力增强,建设活动也会增加,规划工作应力求保持对城市发展的控制。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的经济表明,越是城市大变动时期,越是需要城市规划作协调。可以说,规划就是对变化的管理。决策过程应广泛反映出各方意见,但决策大权应保持在规划部门手里。各种法规(如执照法、区划法、仲裁法等)是保证规划部门管理城市发展的依据。
4、城市规划的实践证明,公众利益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保证。决策者+规划师不等于公众,无法代表全部公众的意见。规划师要代表公众的利益,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群众认可规划师对他们利益的代表性。
5、计划经济下的规划主要是调节各公有部门间的利益(公对公)。引入市场经济后,由于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中的利益不一定相同,“公”“私”间的利益冲突将会出现。协调“公”“私”(包括外资企业)间的利益将会成为规划工作的内容之一,“公平”作为规划原则的重要性将会突现。规划师应既不歧’视,也不偏袒任何一方,以保证公众或弱小利益集团的正当利益不被牺牲,而公平的基础是法规。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事物,要重视新条件下的规划理论建设。世界上有过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理论,也有计划经济下的规划理论,但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理论。实践工作往往使人注意个别问题的解法,理论才能使人反思诸如“做了些什么?为谁做?”这样的问题,从而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提出解决办法。
7、经济条件的改善将会有利于规划方法的现代化。但是现代的方法论(如系统论)及新技术(如计算机和遥感)只能提高“效率”,无法取代对“公平”这一目标的追求。有了好的方法不等于有了好的目标。目标,或价值,是伦理学和哲学问题,方法论无法替代伦理学和哲学。
有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因为免费,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最后被啃成不毛之地,羊饿死了,牧民也全都破产。于是,便产生了因为没有规划的“公地悲剧”。
规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规划,明明是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直到20世纪随着第三世界的强力崛起,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人们接受。但苏联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他认为,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行。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在战场上,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许小年先生说企业家多成于试错,试错正是规划在先,不可能无厘头乱来。
市场为规划选主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脑来作规划。如果人人都去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
谁做主脑?有人会想到,由最有智慧的人作,可谁最有智慧?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此路不太可行。还有人会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做主,可谁最了解全局?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所以,不管人选是谁,都会存在类似疑问。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问题在于,哪里去找伯乐?如果有两个人声称自己是伯乐,而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那么,哪匹马是千里马的问题,就演化为谁是真伯乐?
市场恰能分辨真假“伯乐”。比如,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但张三辨认千里马的成功率高达九成,而李四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人为权威,通过试错作出选择。
可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规划去。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又可以说是“看不见”。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付托于看不见的手,很不应当。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装配电脑,如果分部件来购买,就会出现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的成本和其他时间和精力等成本计算之后,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正确答案,但交易费用的计算则来自于规划的主脑。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他的计算——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主脑们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张维迎先生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做“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而已。从这一点来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
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市场的本质在选人计算,哪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来配置资源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机制原本不过是选人机制。如果的确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以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这正是“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荒谬,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在住房问题上,为什么就只能为一部分富人配置资源而要留出非市场解决的余额呢?更要命的逻辑还在于,政府建设保障房不也是配置资源吗?不也得由人来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找到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吗?从计算的角度讲,市场与政府并没有绝对界线,只是市场的选人的范围更大,因而计算总体上应该比政府更高效。
但这同时也划出了市场的边界,因为不管是谁计算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如果系统无限开放,仅信息不对称就足以让人的计算失灵,通常所说的投机盛行或其他市场失灵甚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追根究底,实质上都是系统过度开放导致“我”的计算失效的结果。事实上,系统无限开放,也选不出真正会作规划的主子——“我”。
真正的市场机制模型在环境权益交易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彰显,并用专有名词作了表达,即“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196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首先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1986年,美国环保局颁布有关排污许可的贸易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开始实施。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排污权市场正式启动。实践证明,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做法是成功的。
排污权市场是个标准、正宗和地道的市场模式,“总量管制”就是价值认定,就是规划在先。“管制”之所以在“交易”之先,即因为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际上都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模式,“交易机制”缺乏总量规划,缺乏价值认定。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则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缺乏总量规划和价值认定,不构成自由市场,而只是无序竞争。
产权清晰与规划和
约束一体两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个脱离限定系统的典型,缺乏总量规划,陷入无序竞争,乃至如今严重脱离客户需求和购买力的基本面,无论房价收入比,还是租售比,都远高过国际标准。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农村绿化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契机,同时遇到了更大的挑战。建设新农村需要大量的资金,单绿化建设就至少需资金5-10万元(大村庄更多)。新农村绿化规划“单纯绿化环境而不结合经济性”已不再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通过农村绿化的规划建设,利用各地农村景观资源优势,可以发展农村旅游等多种经济形势,提高居民经济收入。
1绿化规划的经济意义
1.1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拉动相关产业经济增长
社会主义新农村绿化建设将园林景观融入新农村建设中去,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营造出环境优美的园林式村庄。在这样一个环境与发展潜力都相对优越的区域里,对于投资者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这就为吸引外资、发展创汇创造了条件。在保护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将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1.2可以促进旅游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长期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以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开发为主体,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和多民族的以及水美山奇、地广物博的自然条件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基础。如今新农村景观建设与这些紧密结合,无疑为传统的中国旅游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2增加经济效益背景分析
由于农村长期的耕种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在对农村绿化的期望值上,希望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如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蔬菜、药用树种,或用葡萄科植物做棚架等。目前农村绿化的经济价值实现最大化,其绿化的经济功能和景观功能应结合农村的经济产业,发展观光园、采摘园、农家乐等多种乡村旅游形式。有产出才能促进建设的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美化环境、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一定要调整种植结构,使农民结合农村多种经营种植花卉苗木、经济树种发展乡村生态和休闲观光旅游,增加经济收入。城市居民厌烦了大众城市的空气污染,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到农村体验田园生活,欣赏村庄的田园之美已成为一种时尚,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成为时尚,这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3主要经济策略
3.1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应紧密结合现代农业旅游、观光业,现代农业旅游、观光业必须紧紧围绕新农村景观规划的目标,保护新农村景观风貌和地方文化特色,营造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挖掘乡村景观的经济价值,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新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改善和恢复新农村景观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
3.2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专业苗圃
要从规划、布局和管理入手发展农村苗圃,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对内为农村绿化提供苗木,对外销售苗木可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更好的发展景观建设,各地城郊苗圃、花卉业以及农林企业蓬勃发展。其具有很强的产业带动性,它打破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界限,能够扩大交通运输业、商业、工艺制造业、食品加工业、饮食服务业等产业的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形成销、科工贸的产业化生产体系,从而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3.3充分了利用资源,发展节约型绿化
一是将村庄绿化与特色林果基地建设相结合,引导群众在房前屋后发展“小果园”、“小竹园”和“小花园”。村庄绿化与建设速生丰产林相结合,利用“四旁”土地资源,大力发展村片林、环村林。二是因地制宜推广乡土树种。利用乡土树种成本低、易种植管理、本地特色明显。
3.4加强管理,保护绿化成果
新农村绿化后,应设专职绿化管护人员,至少应由当地基层政府出面组织专职人员对村民进行培训指导,然后由村民自发轮流管护,共同维护这一公共资源。首先加强绿化教育,提高村民素质,唤起全民绿化意识,让农民感到绿化美化在改善环境、美化家园,提高生活质量,致富奔小康的好处。第二,建立监管机制,落实管护责任,保证绿化成果。第三,制定可行的村规民约,强化执法管理。
3.5绿化景观结合生产,发展观赏果树、蔬菜等观光农业
在绿化环境的同时,将生态、休闲、科普有机结合,给农村居民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在选取绿化材料时,有选择的选取一些符合当地情况的可供观赏的果树、蔬菜。与其它绿化材料相比,人们不但可以观赏其满树繁花似锦的喜人景色,而且还可以领略金秋硕果累累的独特风采。观赏果树和观赏蔬菜不但观赏价值高而且观赏期长,且有很强的动态感。如果新农村多栽种观赏果树和观赏蔬菜,形成一定规模,加之有效管理,不但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3.6发展林下园艺经济
对于有林木资源的农村来说,发展林下经济是增收一个好方法。林下经济投入少、见效快、易操作、潜力大。建设优良林下经济种苗基地是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良种采穗圃和苗木快繁殖基地的功能,开展苗圃标准化建设。可充分利用丰富的林下资源发展种植业,因地制宜开发林果、林草、林花灯模式,这样一来,花卉、园艺、苗木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卖价好。林苗模式,比如在通道绿化两侧林下种植罗汉松、女贞等绿化小苗,解决管护难的问题,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3.6发展庭院经济
庭院经济可以把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沼气建设为纽带,种植养殖加工业并举,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综合经营,立体开发,达到各种资源的循环利用。既可以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又美化了生活环境,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高度统一。我国农村庭院占地在400h㎡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省的面积。在庭院占地中可供开发利用的庭院空隙地有200h㎡,是十分珍贵的国土资源,发展庭院经济产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庭院经济是指农户充分利用家庭院落的各种空间和各种资源,从事高度集约化商品生产的一种经营形式。主要有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有的以一业为主从事专业化生产;有的种养、加工并举,综合经营;有的利用有限空间发展立体种养业。发展庭院经济要把握因地制宜、因户制宜的指导方针,坚持发展特色产品,防止特色危机。
3.7农家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希望迟到绿色无公害食品,呼吸新鲜空气,领略乡村田园风光,这些成为乡村发展农家乐生态旅游的有利条件。农家乐以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田园风光为基础,以农户家庭为依托,集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通过绿化景观与经营的结合,可创造可观收入。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川中丘陵地区由于不平坦,其资源条件对农业生产而言,存在许多局限性
。1.生产规模、集约化难度大由于不同程度存在坡地和谷地,地势不平坦,不易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存在局限性。
2.蓄水、保水功能差,干旱现象较严重由于地势不平坦,同一地域落差大,一遇下雨涨水,雨水很快就从坡地流入沟地,进入小溪、小河、大河,不易蓄水保水。遇到天旱,由于蓄水保水功能差,蓄积的水量有限,很容易出现旱灾。抗旱一般都要一级甚至几级提灌,成本极高,农业生产严重受挫。
3.土壤墒情严重恶化川中丘陵地区除河坝地段有一些平坝外,可耕作地基本都有一定坡度,有的坡度还相当大,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土壤墒情变差,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恶化。
4.生产成本高无论是保持农业生产的水、肥等生产资料成本,还是农作的劳动力成本或是运输成本,都相当高,很不经济。
二、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优势条件
川中丘陵地区地理条件特殊,地形条件差,但气候、降水等自然条件有一定优势。大都分布在温带及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件下,无霜期较长,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一般都在1000mm左右,年平均气温16℃左右,海拔高度一般在300~1000m范围,对于许多温带和亚热带农作物而言都是较好的自然生长环境。
三、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的现状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川中丘陵地区绝大部分都是以农作物栽种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渔牧副业补充的农业经济格局。长期以来,尽管农业生产成本相当高,但以粮为主的格局始终未打破。究其原因:①由于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量剧增,农民迫于维持生计,所以不愿放弃粮食生产。②农民素质不高普遍,文化程度低,对新技术、新的生产模式及项目不易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易产生出很好的效果。因此,不想也无力去改善传统的生产模式。③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调整农业结构的初期成本高,农民无法承受。④对不利自然条件缺乏切实可行的改良方案。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花大力气改田、改土、改水,都是想将坡田地改为可耕种的耕地,但由于成本太高,投入又有限,收效甚微。
四、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原则
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成本高,效益差,加之对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这样的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因此,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对现有经济模式进行调整优化。调整优化应遵循的原则: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做代价。在追求产量及收益的同时,要考虑到不能给生态及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能耕则耕,不能耕种则不要强求。②效益最优原则。发展农业要算好经济账,要尽可能以低成本去开发和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及费用要尽可能低。多年来,由于处于温饱线之下,粮食需求为第一需要,农业的最大目标是提高粮食产量,往往忽视了劳动力、自备农用生产物资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有时即使考虑了,也计算得很低。实际上,许多农业生产是处在亏本经营的境地。③是注重生态效益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川中地区在全国生态系统的位置,特别是水资源及环境的保护要给予充分重视。川中地区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不仅对当地,对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态和环境都有极大影响。④市场化的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农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让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业综合服务等诸多环节发挥作用。
五、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最优模式
针对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本着可持续发展和效率最优等原则,其经济模式应确定为:旱地以种植林果业、草业为主,水地以种植水稻和养鱼为主。增大经济林果业种植,扩大森林覆盖面积,特别是大幅度减少土上作物的种植,尽可能避免耕作坡地造成的水土流失和高成本,以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固沙、保墒和改善生态的多种功效。
六、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途径
川中丘陵地区自然条件特殊,气候条件好,适宜动植物生长;地形及土地条件相对较差,极易造成环境及生态破坏。要实现经济模式的优化,就必须从多方面考虑,多角度入手。
1.积极实施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当前川中地区经济模式优化的捷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将25℃以上的坡耕地,尽可能地退耕还林(还草),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25℃以下的旱地,以种植蔬菜和优质农作物为主,水田以种植水稻和稻田养鱼为主。这样,水土流失少,利于生态的优化,也避免了农业生产的高成本。
2.抓好工业经济的发展无工不富,没有一定工业基础,仅仅依靠农业或第三产业,经济仍发展不起来。经济基础差,农业投入就很少,农业的负担也会加重,农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制约。
3.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用管理现代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可以极大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以切实优化农业经济模式。
为进一步推动我居产业富民工作,促进我居产业多元化发展,带动农民收入稳步提升,按照上级要求,制定我居经济发展规划。
一、基本情况
有个自然庄,个村民小组,人口数,耕地面积亩,我村主要产业有蔬菜,桃园,梨园,木板厂房等。养殖业主要有温室鸡,小型猪场。
二、发展方向
努力发展扶贫厂房等,我居打算在建造一个1500平方米的扶贫厂房,努力打造我村的一个特色产业,在扩大产业经济的同时,我们也为农民提供科学的种养殖技术,提高收入成效。鼓励农民积极投身于扶贫厂房的建设队伍,提高农民积极性及觉悟性,鼓励农民把产业做大做强。
三、打造特色品牌
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村人才,土地,环境地理优势,合理引导农户改变发展思路,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养殖业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进步,加大扶贫厂房的发展力度,扩大知名度,做大做强果林园,木板厂,扶贫厂房等产业。做到有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亮点。
其次我要表达一个意思,支持和理解院领导关于处室负责人竟聘上岗的改革措施,因为这一举措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发现人才,鼓励人成才,正是因为支持和拥挤这一改革措施,我才站到了这个讲台上。今年是第一年,作为规划院的老同志,我应该带个头,希望下一次有更多的人站出来,那个时候我便能跟大多数人一样坐在下面来当裁判了。
下面我先汇报一下过去两年的工作情况。
首先,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增长。
2002年虽然只增长了20%左右,但我们都很努力,因为,这一年,傅总调到院里任全职副总,对处里的影响是很大的,高级职称人员一下子下降了一半,到年底才破格恢复到两人。今年的业务增长更快,达到了50%左右,可以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第二,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主导产业得到加强。
在工程咨询和城市规划业务额稳步上升的同时,经济规划的比例大幅增长,从2001年的不到10%上升到去年的20%,今年达到39%,两年翻了两番。业务领域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划院的发展趋势。
经济规划类项目的影响也在逐年增大。从规划对象看,以前不少是小镇的规划,现在有很多是区域性的和地市级的;从合同额看,2001年时经济规划的平均单项收费为6万元,今年上升到18万元,增加了200%。可以看出,正在走向“有影响、有地位”,正在接近“谋划全省”。
第三、职工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人员结构不断优化
总量扩张DDD人员从2001年的11位发展到今年的14位。
结构优化DDD专业结构上增加了经济类的人员,学历结构上,平均学历有所上升,高级职称人员从1人增加到3人。
学习气氛浓郁DDD鼓励岗位学习,三人次通过学习在学历上比以前上了一个台阶,有二位正在进行研究生课程学习。
以上取得的成绩首先要归功于处里年轻的处员们,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周世锋同志,他不仅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也具体承担了大量的项目工作,没有他的配合和帮助,我们处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也要感谢其他处室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包括办公室、综合处、开发处和各业务处室,我们与一处、二处、研究所都有很好的项目合作。也要感谢院领导,特别要感谢傅总,他任规划处长多年,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即使是在离开规划处以后,还是在各个方面给我们以帮助,我想我们的处员们都是能感受到的。
第四、存在问题
城市规划业务没有大的起色(跨行业经营,受行业歧视;机制不够灵活;努力不够)
内部管理和对同事的关心上做得很不够。
这是对前两年处室工作的简单回顾,下面谈一下今后两年工作的设想。总体上可以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就是以发展为中心,以事业和效益为基本点。
首先,是以院的定位为指导,实行一体两翼发展,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主体,以城市规划和工程咨询为两翼,做大、做强、做优主体,丰满两翼。
经济规划:要做出几个在省内有影响的精品。国家正在进行规划体制改革,十一五规划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增加空间规划的内容,我们处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城市规划:能够在省内做出规划的特色,扩大影响,新开辟一到二个根据地。
工程咨询:巩固阵地、提高质量。
第二是实现业务量的稳步增长。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作用,用地紧张、园区控制,业务上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业务的稳步增长。
可能的方向是经济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结合点,一是区域规划,二是城市的战略规划。
第三是加强队伍建设。
适应业务发展的要求,继续引进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区域规划和经济规划方面的人才,并考虑人才的适应性。
进一步发挥现有人员的作用,使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发挥,实现自我价值。
根据我们处现有人员的特点,不主张每个人都能独立做好一个项目,而是强调专业化分工,培养团队精神,让每个人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样,形成一个项目组,便能做出好项目来。
第四是加强内部管理。
关键词:规划;调控;编制程序;规划评估
党的*大报告将“发展规划”从“计划”中独立出来,突出了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发展规划对计划、政策、政府工作的导向作用,对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期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其中4~5年的中期规划最为重要。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注重从比较研究中总结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划的对策。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
关键词:编制林地经济发展规划
一、编制规划的原则
1.1发展村级林地经济应坚持生态立村、产业富民、协调发展、群众自愿、分类经营、分区施策、保护生态的方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依托,以村森林经营方案为基础,在做好森林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地种植业、养殖业,最终达到林业增效、林地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
1.2编制村级林地经济规划应坚持简洁明了、浅显易懂、明确实用、操作性强、突出特色、集中连片、一村一品、上下结合、尊重民意、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
1.3村级林地经济的规划期限为近期(2010年)、中期(2015年)、远期(2025年),近期林地经济发展规划布局以及具体项目安排是规划的重点。
二、规划编制的内容
2.1林地经济现状调查及分析
2.1.1村林地经济现状调查内容包括收集、整理乡镇、村已有林地经济发展规划与目标;本村自然状况(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本村社会人口状况(总户数、总人口、总劳动力等)、林地状况(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防护林等);现有产业发展状况(主要产业种类、面积、产量和效益、经营水平等情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介服务组织及经纪人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村集体经济状况、农民技术文化和收入水平等)和其他情况。
2.1.2发展条件分析包括对全村林地经济、建设条件进行研究和综合评价,判断本村发展的潜力与优劣势,找出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佳发展项目,并按照林农意愿和要求,提出规划期内本村林地经济发展的思路、总体定位及林农适宜发展的产业项目。
2.1.3全村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情况。
2.2确定林地经济发展内容
2.2.1林地经济目标:提出规划期内(近期分年度)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林产品和二、三产业的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项目构成测算;村组及农户经济发展的项目、产值、效益等规划内容。
2.2.2产业发展与定位:应对全村的产业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制定产业发展目标,搞好林业生态建设的规划布局,明确全村的主导产业和一至二个特色产业的发展规划(包括区域布局、年度目标、增长速度以及规划期末的发展规模、工作措施等),逐步形成优势产业。提出全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对村内林产品加工业、观光旅游等行业发展进行规划。
2.2.3围绕产业发展,对推进林地经济建设的基层组织机构提出规划建议;对市场组织化程度高、符合国内外市场准则要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类专业协会、综合服务社、中介组织等)建设,提出名称、种类、规模和农民参合率的规划建议。
2.2.4提出发展林地经济的融资措施和途径,比如开展林权抵押贷款。
2.3林地经济开发适宜条件
2.3.1森林类别:商品林、除特殊保护地区以外的公益林。
2.3.2林龄:幼、中龄林、成熟林。
2.3.3坡位:中、下腹。
2.3.4土层厚度:20厘米以上。
2.4林地经济开发项目
2.4.1林菌模式。在郁闭的林下种植双孢菇、鸡腿菇、平菇、香菇等食用菌,主要原料为稻草、玉米秸等农作物废料,一次搭棚,可多茬轮种、技术易掌握、市场前景好、收益高,是郁闭林地种植的首选模式。林下种食用菌既利用了林下闲地,又能实现林菌互补共生,比另辟新地建大棚、温室,不仅省地,成本也只相当于大棚生产的10%左右,而经济效益与大棚生产相差无几。林菌模式也可选择保护和发展野生食用菌采集基地,如松伞蘑、榛蘑、松茸菌等。
2.4.2林禽模式。在郁闭的林下饲养肉鹅、笨鸡、山鸡、肉鸭等,放养、圈养均可,每年可养3—5茬,是发展林下养殖的主导模式。该养殖技术简单,群众易接受,市场潜力大、收益可观。
2.4.3林畜模式。在林下可规模饲养肉牛、奶牛、森林猪、野兔,圈养、放养均可,饲草、饲料来源广,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产值高、效益好,是林下养殖的重要模式。也可在林间养殖鹿、狍子、狐狸、貂等特种动物,效益更高。也可以选择野生动物林下驯养繁育如野猪家养等。
2.4.4林菜模式。根据林间光照程度和蔬菜的需光特性,选择种植种类,也可根据林间光照和蔬菜需光二者的生长季节差异选择种类。如利用春秋季节林间的光照种植山野菜以及蒜苗、菠菜、圆葱等蔬菜,销售容易,效益良好。
2.4.5林莓模式。在郁闭或基本郁闭的林下种植草莓,采用草莓的分植苗或组培苗在林间覆膜种植,惊蛰后顺行搭建小弓棚,四月下旬上市,每亩产量可达2000斤以上,投入较小,技术简易,是城市近郊区发展的好模式。
2.4.6林药模式。在未郁闭的林地内种植较耐阴的中药材,如人参、细辛、天麻等,技术简单、收益可观。
2.4.7林草模式。在适宜郁闭度的林地内发展,可选种类有紫花苜蓿、黑麦草等优质饲草,年收三茬,可出售鲜、干饲草、也可放养畜禽,也可在林下种植园林绿化的草坪,收入较高。
2.4.8速生丰产林和工业原料林营造模式。可选择适合林地或沿海农田林网营造落叶松、杨树等速生丰产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2.4.9发展果材兼用林模式。如培育红松、山核桃果材林。
2.4.10培育食用菌原料林摸式,可选择封育天然阔叶林进行抚育改造等,定向培育食用菌原料林。
2.4.11山地苗圃模式。可选择山势平缓、土层深厚、交通便利的山地(包括河滩地、堤坝、果园等林地),采取发展和保护并重的培育方式培育绿化苗木,解决绿化市场大规格乡土树种苗木紧缺问题。
2.4.12林蛙围养模式。山林小区围养林蛙是养殖林蛙的一种新模式。它是利用天然生长阔叶林混生灌木丛、杂草及地面覆盖枯枝落叶的山坡,附近又有可靠水源等自然条件,围成适度面积的小区,以天然植物为主要遮阴设备,形成半封闭式的养蛙方式。
2.5林地经济规划设计
2.5.1林地踏查。根据已有资料和了解的情况,结合全村森林经营方案,确定适合发展林地经济项目的条件,利用森林资源分布图和行政区划图,了解资源分布区树种、林分、林龄、生长情况、地形地势、立地条件等。
2.5.2外业调查。要认真细致调查,要实测小班的面积,并逐小班记载下列因子。a、林地类型;b、地形、地势、坡向、坡位、坡度;c、土壤种类、土壤质地、土壤湿度、土层厚度、地下水位、酸碱度;d、植被类型、林木组成、郁闭度、林龄、生长及幼苗幼树状况;灌木种类,盖度;草本种类,多度;e、病、虫、鼠害情况。:
2.5.3详细统计本村林改情况、家庭承包造林地现状、经营水平,本村林地经济发展优势和大户生产销售情况。
当前,全世界进入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进入了全球经济的新时代,城市作为社会主体,它的地位、作用和空间形态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今天,城市和区域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城市的区域作用范围更加扩大,城市之间的互动互存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密切。可以说,今天,世界上任何城市的发展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地与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和上下左右、内外、近远的城市进行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城市与区域、研究城镇体系,推动城镇之间的有机协调与共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城镇体系与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相互联系的城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城镇体系研究是认识区域城镇发展特点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区域城镇体系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相适应的。
城镇体系规划是政府行为,是国家或一定区域政府引导和协调区域城镇合理发展与布局规划;考虑到城乡发展的连续性,称为区域城乡空间发展与布局规划将更为准确。
就政府行为而方,区域规划的本质特征是多个发展上相互影响密切的行政单元通过制定共同的协调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发展公约,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
从组织形式上讲,这种协调可以是由上而下的,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但本质特征都是协调的。
由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的投资成为区域开发资本的主要不源,因此规划比较注重如何计划所确定的建设项目。对发展所包涵的其它更广泛的内容研究不充分,对协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二、不同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的特点
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划兴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局限于当时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理论和方法,城镇体系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国家的资本得到均衡配置。因此,城镇体系规划的着眼点就在于确定城市的性质和规模。所谓性质就是可以配置何种产业和间门,所谓规模就是可以发展到多大的规模。随阒中国的经济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地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划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1.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为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建设项目为主要目的;
2.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发力度的加大,市场机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城镇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城镇体系规划逐渐与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成为研究和确定城市性质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但当时,规划还带有限制资源、资本“计划外”流动的企图;
3.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酱多元化倾向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联系和城镇发展建设的客观条件,城镇体系规划开始重视城镇发展条件评价,开始研究城镇发展多重机会。
但是,十多年来城镇体系规划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忽视了对区域整体发展效益与利益的研究。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和在这种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发展观念所决定的。
三、当前开展城镇体系规划要注意的问题
1.要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中心职能就是强化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城镇体系规划要为政府引导区域城镇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
(1)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着重研究发何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确定区域城镇发展战略。要把确定引导城镇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作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内容。
(2)要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享,降低区域开发成本。
(3)要适应改革投资体制4需要,引导投资活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国家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体制的需要,引导投资活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国家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保障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建立整体规划的观念,不能就体系论体系
(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是区域开发的最基本投资不源。计划部门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按行业和部门分配建设投资。由于这样的计划和投资体制,形成了部门发展和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所谓“条块分割”),导致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同样的原因,区域规划也是按部门进行的。部门规划不可避免的要强调部门利益,而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一旦被部门利益所替代,可持续发展就无人谈起。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为协调部门利益奠定了基础。但是,还必须强调树立“整体规划”的概念,开展以区域整体发展为主体的区域规划,并建立必要的机制,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
(3)城镇体系规划是以城镇(居民点)为主体的综合性区域规划,要全方位地研究影响城市化的各项因素。城镇体系规划以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为基础,但绝不仅仅是规划城镇体系。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和城镇发展机制的研究。
(4)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最重要的转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受市场的支配而自由流动。因此,规划要加强对生产要素流动规划律,以及各项要素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作用关系的分析和研究。
(5)制订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实施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借助各部门的力量。
3.注重强化协调的手段和措施
资本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规划不仅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公众利益、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必须要强调协调。
区域规划的本质特点是超越行政区划,把多个行政单元、多个利益主体协调在一起,谋求整体发展,协调发展是它的核心任务。
·协调的目的: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带动区域发展。
·协调的重点: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和城市与城市发展的协调。
·协调的内容:包括对开发内容的协调、空间的协调和开发时续的协调。
不同的地域层次、不同的功能空间协调的问题手段不同。要以区域发展差异分析的为基础,把握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还要注重对实施机制和调控手段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如何高效地安排建设,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控制。
要把区域城镇发展布局与区域土域土地利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要对开发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且要从维护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目的出发,综合考虑长远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在空间和时间上对不合理的开发活动进行限制。要把对区域土地开发利用活动的控制,作为间接调调控区域开发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城镇体系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4.要加强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
进行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的目的是,明确区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既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域,更不能应区域论区域。
5.要提高规划的弱性和可依据性
要开展多目标、多方案研究。这里所说的多方案,是指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相结合的多重发展目标引导下的多方案。这些方案应并行地纳入规划成成果,以利于政府实施对区域发展与建设的动态管理。
6.要特别重视城市规划下策研究,建立健全区域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
区域规划要针对政府权力有限性的特点,把握住各级规划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规划不仅要研究规划方案,而且要研究调控的标准和政策。规划的成果也要趋向系统化,既有规定性的,也有指导性的;既有约束公众的,也有约束政府部门的。
实施区域规划,必须有相应的协调和仲裁机构,必须有相应的行政机制和法律依据。也就是说,不仅要使编制跨行政区域的规划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使实施规划得到保障。
7.充分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能源开发技术的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布局和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结语:随着中国经刘发展的国际化,中国城镇体系必然要与世界城镇体系接轨,因此要济生对世界城镇体系特点与发展趋势的研究,要建立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城镇的体系。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