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8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1007-3612(2007)05-0703-03

1丁俊晖模式给我国竞技体育带来的积极意义

与以往我国培养世界冠军的模式截然不同：丁俊辉在8岁时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开始从事台 球训练，辗转 上海、东莞等地，后来毅然放弃学业，只身一人留学英国潜心训练，最后登上世界冠军的领 奖台。他的成材之路较传统的“业余体校――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的“一条龙” 模式以及 现存的俱乐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等培养模式相比，留下了更加浓重的个人烙印，因此，不 能被冠以常规的“中国制造”的冠军商标。“丁俊晖模式”（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 1］的成功，改变了以往“政府投资训练，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惯性思维，这个“非常规 ”模 式下造就的世界冠军给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带来了一种有益的借鉴，它对当前竞技 体育举国体制是一个有力地冲击，同时也带给我们积极的思考。

2“丁俊晖模式”的理性审视

丁俊晖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经过多年的试点和推广，我们在理论层面描绘的 “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宏伟蓝图，在实践中却 收效甚微，这也迫使我们在为丁俊晖叫好的同时来理性审视这样一些问题：丁俊晖模式在我 国是否具有普遍推广意义；丁俊晖成功所依赖的培养模式是否是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最佳选 择；在当前现实情况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是否具有走这种“社会化”发展道路所需的各种 必要条件，或者说现实条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只有回 答并解决好这些问题，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模式才有实现的可能。

2．1审视一：“丁俊晖模式”的项目局限性 首先，台球运动在我国还是一个冷项目。台球运动起源于西欧，改革开放后才在我国流行和 推广起来，由于不是奥运会项目，因此也被排除在全运会大门之外，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 非常有限，据统计，在我国台球协会注册的运动员只有不到200人，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数也 不过500万左右。因此丁俊晖模式的成功可以说很大一方面是受益台球之“冷"。随着我国项 目管理中心建制逐步完善，几乎已经完全涵括了奥运项目和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项目，既有 巨大商业潜力又没被充分开发的竞技体育项目已经难觅踪影。从这一角度来说丁俊晖模式的 推广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台球运动投资为个人承担提供了可能。台球运动虽然 “ 出生高贵”（王室成员休闲娱乐工具），但是满足基本训练所需条件比其它项目少。无论是 场地器材、还是对现代高科技的依赖都较其他项目少，因此台球运动这投稿日期：2006-11-13作者简介：葛幸幸(1962-)，女，湖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 会学-体育社会学。 些特点在其它项目（尤其是奥运项目）上都不具有这样的优势。

2.2审视二：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面临的现实挑战

2.2.1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性 某一时期体育管理体制的确立是基于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而定的，是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选择，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不例外。 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在社会经济、体育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在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选择的一种“局部赶超型”发展战略，从而确立了“举国体制 ”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强 化，举国体制也在实践过程中收到了丰硕的成果，在奥运会、亚运会等一系列国际大赛中高 奏凯歌，为国家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当然，作为一种暂时的管理体制，在我 国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历史时期，建立在原有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举国体制 必然要发生改变，但是变革的速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因为，只要我们还需要金牌，只要竞 技体育的发展还要承担国家政治任务，那么这个金牌的保障――举国体制就必定还要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以及全国备战2008年奥运会敏感时期，中国所 寻求和塑造出来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形象要求我们必须保证打好在自己家门口的“这一仗”， 因此无论是体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术界，无论是改革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不约而 同地认同了用“温和的改良”来代替“暴风骤雨的改革”这样一种措施，即“主体框架不变 ，局部调整”， 把改革的脚步稍微放慢点，保证现有体制的稳定，避免前苏联和东德那样 由于体制变动而带来竞技体育大滑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必 然受到影响甚至停顿，相应地社会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必定受到制约。

2.2.2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低，体育消费市场尚不健全 简单来说体育消费就是指人们用货币的形式来购买体育效用的经济活动，它是衡量体育产业 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体育社会化发展前提和根本动力。但是从目前看来， 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还很低，无论是消费结构还是消费规模都还远不足以支撑竞技体育社 会化发展的要求。

首先国民收入的偏低制约了我国体育消费整体水平。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经济 发展的“黄金时期”，GDP年均7%的增长速度堪称世界经济史上奇迹，但是由于起点低、基 础薄弱，因此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世纪银行的统计， 直到2001年，我国GDP总量仅仅只有美国的1/9，日本的1/4强；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世界 平均水平的1/6，美国的1/39、日本的1/40。［3］。其次，现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也 严重制约 了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从两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情况得知，我国体育消费水平呈现 一种整体规模偏低、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从更深层次原因分析来看，这是我国经济 发展方式所决定的，单纯依靠投资的增加实现经济总量增加是我国一贯的发展模式，但是投 资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在某些公共品方面的供给减少，只能采取把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的方 针，把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责任（医疗、教育等）转嫁给社会，居民承担着沉重的公共 品支出负担。由于体育消费不具备“基础消费品”地位，因此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所占比 例较小。据统计在城乡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外最主要的十一项消费支出中，子女教育、 住房、医疗费用依然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和购置体育器材则排位很靠后［4］，因此在此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消费规模还远不能不满足体育社会化的发展 要求。

2.2.3体育社团组织发展的滞后 体育社团作为连接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桥梁，它不仅能够协调体育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还能 够建立与社会大众相一致的体育体制，从而为政府体育机构的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体育社团发展还远远滞后。

首先，社团发展保障机制的缺失。尽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由结社的自由，但是国务院颁 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却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 门、国务院或者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是业务范围内 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从而把社团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从法律上极大低限置了 社团的自治权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育社团其发展和运作必须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组织 手段［5］。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他们同国家体育总 局是一个 机构、三块牌子，但是体育总局才是管理我国体育发展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体育总会和中国 奥委会都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团体，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利。

其次，“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极大地限制了社团的发展。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起 步较晚，发展的动力一开始主要来自国家的行政力量，因此，在发展性质上不具有“草根性 ”，再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竞技体育行政力量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从而形成了“ 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组织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竞技体育一直是相关 行政部门的责任，民间性质的社团既没有生存空间，也缺乏实力。在“政府主导型”的举国 体制模式下，竞技体育由政府主管并主办，政府行使几乎全部的管理职权；所需经费依靠政 府财政拨款，国家承担绝大部分经济义务，人员列入国家编制、业务脱离经济主体［6 ］。虽 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是其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1998年机构改革调 整之后，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仍然保持其主要原有职责［7］，政府依然掌握着主 要权力。

再来看我国“协会实体化”进程。按照93年改革文件的初衷，协会实体化是我国体育社会化 推动力，这也使我国协会实体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1998年底基本从组织上完成了协会 实体化建设，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随后具有“官民二重性”的“项目管理中心”的 组建又使协会实体化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中心的官民二重身份使其政府属性更加强烈， 因此具有“创造性”和“过渡性质”的项目管理中心更像是新的体育行政部门。在社团和政 府行政机构的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社团又回到了“弱势群体”的原型，利益的丧失、权力 的架空，把刚刚走上社会化的项目协会又重新纳入到政府控制之下。

2.2.4竞技体育市场发展受扰 在我国，竞技体育市场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而逐步形成，特别是体育产业化发 展思路制定以后，竞技体育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性质以及竞技体育 发展水平的影响，竞技体育市场从整体来看处于一种规模小、发育程度不全的总体特征。所 谓规模小是从进入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数量来说的，目前在我国只有那些具有广泛群众基础， 为大众所喜爱的少数项目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能够进入市场，而像田径 、游泳、重竞技、体操等影响较小，但是在我国奥运争光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项目由于群 众基础较为薄弱的项目很难进入市场，从而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市场的整体规模。而且就从目 前那些已经进入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来说，由于我国体育市场化运作模式是在政府干预下、由 上至下推进的，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本身要求下推行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对政府 不可缺少的依赖性，从宏观的管理到微观的具体操作，政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市场 化初期政府行政干预可以起到有效的扶持和保护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 机制，使得政府职责不清，从而造成“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限制了市场主体 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足球联赛管理的混乱、市场的萎缩、职业联赛赛程、赛制的随意改动、 削减等一系列现象都表明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发育严重不足。

2.2.5竞技体育投资的高风险性 竞技体育投资的高风险性也是制约其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 有相应的期望效应。作为一个经济人，他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 根本动机；同时经济人行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自己的市场处境判断自身的利益，并使自己 的谋利行为符合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8］。从 “理性经 济人”这个假定出发，投资竞技体育要承担很大的经济风险。首先就是竞技体育投资的长期 性，一个运动员从启蒙训练开始到最后获得世界冠军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当运动员 获得了冠军这个投资才能收到回报，而在这个长期的培养过程之中投资者是没有效益可言的 。其次，投资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衡量一个运动员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能否获 得冠军，但是就竞技体育“高淘汰率”的特征来说，冠军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能 够成为冠军的比例很小，因此伴随着运动员成才的“高淘汰率”的是竞技体育投资的“高风 险性”。第三，代价的昂贵性，伴随着运动员成长的背后是无数的伤病困扰、学业的荒废， 如果一旦不能成功其代价是相当昂贵的，失去了“二次就业”的保障。因此，从投资风险这 一点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投资竞技体育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超乎寻常的判断力。

3结论及建议

丁俊晖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在中国走竞技体育社会化的道路是可 行性，同时也给我们的竞技体育社会化提供了前进的动力，给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体育界 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模版，对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在我国的确立和 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尤其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政治环境；还要 依托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而这些所有条件的满足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面临2008年奥运 会这个历史重任时刻，社会稳定发展是首要任务，这些种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限制了竞技 体育社会化进程的推进，竞技体育社会化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未能真正形成，因此要想 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审视和定位体育政府管理职能，实现政府管理从全能政 府向有限政府的逐步过渡。这就要求在前期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管理体制 改革，进一步明确界定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逐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2) 培育和壮大社会团体力量，为政府权力的让渡创造条件。在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过程 中要加大协会实体化发展步伐，使协会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 独立法人。同时要逐步改革项目管理中心，使之从“官民二重性”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逐步 向实体化靠拢，为政府权力的下放和接管创造条件。同时还要鼓励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竞技 体育发展，为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 积极培育、壮大竞技体育市场，为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奠定坚实经济基础。要按照市 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培育和壮大竞技体育市场，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来调节竞 技体育市场的发展，政府逐步从市场具体事物管理中抽身出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效率 ，为竞技体育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4) 建立和完善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一方面，在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 初期，政府必须采用必要的行政干预来保护竞技体育社会化的顺利发展，使之由国家管理向 政府管理转变道路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制定各种有效的法律、法规，限制政府权利的无限 膨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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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 传统体育 竞技化 生活化

新世纪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世界各国的文化包括体育文化会迅猛地涌进，对中国文化包括体育文化形成冲击和影响，成为中国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动因。中国体育文化要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参与世界体育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就必须以民族体育文化为根本，寻找有效的发展途径。[1]

一、中华民族体统体育的竞技化模式

在新时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脱节。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竞技化模式的改造，是指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世界的高度来审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自觉摒弃一些不符合科学原理、缺乏时代感的原始因素，借鉴现代体育竞赛规则、运动技战术、教学训练手段、竞赛组织与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对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造、整合，使之既富于时代性又保持民族特色，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进步。

今天，开放的中国正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融入世界文化，这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欧洲杯、NBA、美洲杯、柔道、跆拳道等体育项目与竞赛吸引着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们，成为大多数国家体育的主体，这正是各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互动的结果。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正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要以自身价值为基础，跟上时代的步伐，借鉴现代手段，融入世界，才能与世界文化共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在河谷平原的摇篮中发育成长的。但其边缘部分却选择了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并由此繁衍出不同的文化传统，铸造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使中国的汉民族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构成了一个蔚然壮观的文化丛林。每个民族都要发展自己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体育活动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如果蒙古族停止了“那达慕”，傣族忘记了“泼水节”，朝鲜族没有了“荡秋千”、“蹬跳板”，侗族中断了“抢花炮”……将是不可想象的一种民族文化损失。各民族创造的多姿多彩、风格迥异的民族传统体育，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显示出人与自然界与社会的特殊表现，是对人的创造力和才能发挥程度的鉴定。[2]

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活化模式

现代社会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展的社会需求动因。振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面向全社会的推广、普及工作尤为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体育形式要为世界人民所接受，首先是要在自己国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文化上的“认同”。走“生活化”道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由关注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转化为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从人们的生活需要内容看，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并举，且具体需求丰富多样；从需要层次看，生存需要作为生活主体的最基本的需要己不是最主要的内容。具体表现为生活主体对更多、更好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实际享用，从而得到满足、舒适和惬意。同时，生活主体关注提高自身素质，发挥自身潜能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这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多面性和多样性。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往往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某些特征。中国有近千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其活动方式的灵活性、独特性、趣味性形成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现代体育所缺乏的。目前，由于大多数竞技运动项目已经发展到了耗资巨大的近乎于杂技化的高超水平，一般群众仅满足于观赏，受场地、经费、技能学习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被禁进入。因此，着眼于发展群众体育、走健身愉心的民族传统体育生活化道路，是体育短暂异化的回归，顺应了跨世纪的社会需求。[3]

传统的体育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积淀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坚韧的结构形态，世代传承。我国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地域不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各有差别，产生了许多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在这些众多的民族节日中，有些是直接用单项传统体育项目命名的。这些节日，不管是祭祀性与纪念性的，还是庆贺性与社交娱乐性的，都与传统的体育活动有着不解之缘。例如，在贵州、湖南、广西相毗邻的侗族地区，最热闹的传统节日 “花炮节”；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每年都要举行有名的体育盛会“陀螺节”。还有一些节日，虽然不是以体育项目命名的，但其中也揉进了较多的体育成份。节日为体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体育活动又为民族的节日内容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相得益彰，互相生辉。因此，利用节假日、周末、交易会，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是民族节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我国也可以通过立法，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作为法定节日确定下来，使之成为春节之外的一些重要的民族节日。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与传统体育活动是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合理内核，将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走“生活化”模式的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高柱.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模式探索[J]. 经营管理者. 2009年16期

[2] 张冬. 从体育人类学的角度论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J]. 体育世界（学术版）. 2010年04期

[3] 倪依克.民族传统体育：最有生命力的休闲文化[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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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产业市场；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14-02

1 体育产业市场

1.1 体育产业的形成

体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到从产生包括居民或学校、社区等组织对体育产业及其产品的需求，和以此供应为生的人群等形成的简单的供需关系，发展为需求者的逐渐壮大成群体性和所需产品的类别的丰富，从而形成规模化，也就是体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形成市场，以体育活动为主或密切围绕体育而开展经济活动并不断地形成相应的企业、公司、俱乐部等经营实体，这些生产体育产品或提供体育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行业就是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由这些体育产业所形成的以体育商品、劳务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实现的商品流通总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产业市场。

1.2 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

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其自身的规模、结构和体制是否完善，体育企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有关。如果缺乏竞争力的体育企业或企业集团，体育行业由体育用品产业化到体育产业规模化的转变将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被压制或者是被淘汰掉；体育产业区域发展是否平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带动了周边体育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加快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大力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体育资源,实现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强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拓宽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把体育产业培养成经济增长中的新亮点；体育本体产业在整个体育产业中所占应是主体地位，高于其他尤其是体育用品产业，这涉及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业的运行与发展。

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必要性

2.1 提高体育消费质量的需要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所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的需要，同时也为体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体育产业包括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与其他产业类似，体育产业也有其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商品，例如服装、器材、食品等，体育商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商品的特点，它不仅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质量，满足更高层次生活的需求，这使得体育产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体育产业从最开始的分散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规范的市场，到逐步以市场为核心，消费为主体的产业化发展，是随着市场的壮大而壮大的，市场存在着供需关系，竞争关系等经济领域的关系法则，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对所需商品质量的好坏产生影响。因此，体育产业在这种需求和竞争的环境中，必须整合资源，调整自身管理和运营机制，降低成本，更大地、更高质量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这就使得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成为必然。

2.2 体育产业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是同一属性的企业集合，其目的就是在某种市场中，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市场则是指一切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或者说，是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及其相互作用所实现的商品流通的总和。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产物，社会分工越细，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规模与范围就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市场是实现体育商品和体育劳务价值、实现体育产业积累从而最终实现体育再生产的关键。由于体育产业市场的不断变化，它又不断从外部造成一定压力，促使体育商品、体育劳务生产者和提供者不断改进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体育商品生产和劳务不断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育产业自身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进行整合、扩充，在合理调配资源的前提下，完善体制机制，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2.3 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体育产业化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其经济方面的优势，而体育产业又带动许多相关产业，促进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引导社会消费、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体育消费正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体育产业。将体育资源与相关行业整合，以产品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建设体育产业市场,繁荣体育经济。因此,要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体育市场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高效率的体育产业与地区经济综合体的良性互动,使体育产业市场朝着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推进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经济环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

经济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包括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还指可治理的环境,如经济体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及社会通货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秩序等。经济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保持大体的平衡,通货膨胀是否得到治理,经济秩序是否建立并完善,以及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些是指经济环境的特点。经济环境作为一种抽象的名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1 经济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

经济环境对体育运动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体育运动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来确立体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就是体育产业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发展是受经济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的。经济环境受地区发展状况的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状况就不同。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比例小，其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较少，决定了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相对较小。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相对较多，对体育产品质量要求高，因此推动了体育产业市场的发展规模。

3.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需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体育消费的层次性逐渐显现，根据人们对体育消费的不同要求，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势在必行。体育市场的需求是拉动体育消费的动力，体育市场规模化发展是沟通体育服务生产和

体育消费之间的桥梁。体育市场规模化，可以通过国家投入、体育部门自筹和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的形式建设一批能举办比赛，又能向社会开放供群众活动的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并加以市场化运作。又可以通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或个人投资兴办的以体育服务为内容的盈利性体育企业，从而发展和扩大体育市场规模。

3.3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发须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区域经济相协调；经济发达地区体育的发展应以信息、高技术为主发展体育产品，建立社区俱乐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竞技体育方面应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业为主，在社区体育方面，应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根据消费者对体育产品需求的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应因地因时制宜，确定其发展规模和方向。

4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体育投资和体育消费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人均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制约。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同时须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调整行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使体育产业的增长转移到依靠本体产业轨道上来，才能提高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程度，不会产生市场的无序、盲目发展以致资源浪费，加大成本，导致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的发展走弯路。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从而优化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从发展的角度看，对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经济环境分析和研究，为体育产业经营者和相关管理决策者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减少和规避体育产业经营与投资的风险，使体育产业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从而为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骆秉全.简编体育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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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税收模式；提升；优化

       从目前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论著中可以发现，诸多学者聚焦于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并以建立经济增长极为核心的经济拉动模式。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以上思路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与此同时，业内似乎对于一定的税收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及作用却较少关注。这样一来，就缺乏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观。

众所周知，税收不仅成为当地政府的财政来源，也构成了区域各经济主体的经营费用支出。在税收模式一定的基础上，该模式的结构和税率将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的投资偏好和经营态势。当然，最终也将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正因如此，笔者将结合自身的工作体会就文章主题进行讨论。

一、优化税收模式对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分析

区域经济若要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其须满足两个主要因素：（1）产业结构的合理化；（2）新增资本存量的正向性。前者使得各产业之间形成耦合关联的拉动形态，满足区域内经济循环的需要；后者则成为扩大经济覆盖面的前提。围绕着上述两个因素，优化税收模式的功能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产业导向功能

    作为中观层面的区域经济范畴，在其发展中也贯穿着区域政府的经济规划。如同国家层面的5年规划一样，在根据当地的自然禀赋条件、传统经济优势等要件，区域政府将在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下建立自身的产业发展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政府惟有通过税收结构调整，才能在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下完成产业导向。如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为了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发展，必然对该类型企业的营业税给予优惠。以此作为引导，将使得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经济主体尝试进入该生产领域。

（二）产业扶持功能

    目前在发展区域经济时，各区域政府都努力构建区域增长极。试图通过增长极的涓滴效应来推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承担区域增长极的主体，往往是由当地某一优势产业来承担。从而，建立合理的税收结构和税率，将在特定时期内建构起该产业的经济增长极效应。同时，以关注民生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发展下，通过税收模式的合理设计，还将促进具有强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发展。

    以上两方面的功能，就为税收模式的设计提供了内在规定性。

二、基于功能分析探究税收模式的设计原则

    具体而言，税收模式的设计原则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植根性原则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了分税制后，区域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拥有了更加独立的税收来源。目前，税收模式设计已成为区域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为此，首先应建立区域植根性原则。具体包括：（1）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规划，进行有针对性的税收结构调整；（2）根据区域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进行有目的性的税率设计。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努力，将使得区域经济微观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根据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企业经营目标的调整。

   （二）动态性原则

动态性原则直接根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化性，其中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关系。由经验数据显示，区域经济发展体现为以工业为主体的拉动和推动效应，即工业拉动农业并推动服务业发展。这就要求，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已减免了农业税，但在发展服务业方面还应通过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动态支持。与此同时，针对第二产业的税率应在不影响税基的情况下，根据其平均利润率的涨浮给予比例提高。

（三）关联性原则

    在社会网络化分工成为常态的当下，诸多产业门类之间以及各产业之间形成了价值链体系。诸如，农产品深加工领域，即该领域包括农户、深加工企业、零售商等主要经济主体；并且，还包含物流企业在内的流通性组织。因此，建立在统一价值链基础上的关联性特征，就要求在税率设计上应维系各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则，便为税收模式的优化提供了路径指向。

三、原则导向下的税收模式构建

结合以上阐述并在原则导向下，税收模式构建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区域产业规划进行税收模式构建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区域产业规划必然面临着形成城市与农村间产业结构互补性的任务。因此，为了打破已有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确保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区域政府应在两个方面进行税收模式的构建：（1）针对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应给予税收优惠。其优惠的模式可以采取降低税率的办法，也可以通过后期经政府创新基金的发放给予变相优惠。（2）针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诸如拉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二）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进行税收模式构建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涉及到内生驱动力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以什么样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问题。目前，尽管在增强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联系互动，但二者各自的经济内循环态势仍十分明显。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应根据区域产业分别给予两大区域的重点产业以税收扶持。如，农村经济系统中的乡镇企业。与此同时，在针对资源指向型的产业而言，应通过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减少负外部性的产生。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了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　非正式约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过度分析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技术和制度这几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而忽视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是相对易变的，尤其是它们都会对空间差异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发生诱致性变迁。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都不足以对国家或地区兴衰的全部历史做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迫使我们从另一个全新角度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不同区域间的各种非正式约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其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述评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经济行为影响因素集。从非正式约束视角揭示经济增长的文献多以定性方式展开。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哈耶克认为，非正式约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是一种由习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复杂的非正式约束形态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经济动机归结为复杂的心理，强调经济活动植根于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经济人”的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如果不具备这些必要的伦理道德，仅仅追求自利无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进。穆勒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有较大的决定作用。阿瑟·刘易斯认为，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他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而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阿马蒂亚·森强调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论证说，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对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即使对机构和制度而言，其运行也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为基础。转贴于

二、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一)非正式约束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因素

通常利用资本、劳动、技术三个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将经济发展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然而，技术和劳动这两个要素深受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技术进步需要的是崇尚创造、摒弃简单模仿、包容错误的氛围，需要的是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识技能、职业道德、个人操守等多方面修养的提高，可见非正式约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诸因素具有整合效应

非正式约束总是要渗透到经济增长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因素功能和绩效上的差异。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整合，既体现在从工具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从价值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从工具理性层面看，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形成、发展和进步过程，是一个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不断渗合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生产要素总是包融在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中的；从价值理性层面看，非正式约束整合效应，着重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诸因素的人文价值和人文信念的回归。生产要素不仅是人们创造有形财富的手段，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认知成果和创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价值尺度。一种非正式约束如果无法接受和融合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的进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蕴着的文化潜能的侵蚀和创伤，而这又能够刺激该种非正式约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发展冲力。

(三)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准确地说，非正式约束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这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具有自组织能力，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也是一切非正式约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种非正式约束一旦在竞争中被人们接受，它就会竭力形成垄断，排除其他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非正式约束的偶尔积累带来了利润，利润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迅速学习或复制特定的非正式约束，要想阻拦这种观念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更多的人习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约束后，该国家或地区的非正式约束似乎被“锁定”在一个独特的路径上并沿着这一方向持续发展下去。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特定文化资本会进一步同各种相近的思想观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组合，互相传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非正式约束的自我强化行为，推动着那些有机会进入增长轨道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三、基于非正式约束的经济增长一体化模式

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经济、科技与信息产业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社会化生产与交流的发展，使人们经济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产业发展中的非正式约束因素与日俱增。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约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约束深刻影响着集群内企业的裂变、要素的流动、创新能力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创立和发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集群特征和竞争力。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要求以市场为纽带和以市场规律为主导的文化、经济资源的广泛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走向新的融合，趋向一体化的基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的板块结合，而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体关联的一体化格局。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具有非正式约束的人，经济活动的组织和方法就包含着非正式约束品性。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联系，而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突破传统，在理念、实践、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创新。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生态有机体。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具有系统性、整体关联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约束和经济之间以及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系统内的诸因子、诸方面之间都存在着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也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协调和变化的动态关系。在社会现实中也有诸多因素和方面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参　考　文　献]

[1]Krugman P， Fujita M， 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M].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9

[2]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