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课后托管服务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高中课后托管服务，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对课后托管的界定

欧盟将“课后托管”界定为在义务教育范围外，针对学龄儿童的、儿童定期使用的任何相关安排，以便他们的家长或看护者能够参与就业、培训或其他活动。课后托管开始于上学结束，结束于家长或看护者接走儿童，包括对身体的照顾，社会化活动，玩耍及教育活动，也包括假期的托管。课外托管包括学校组织的托管或由机构，组织、服务团体或注册为保育员或儿童照顾者的个体提供的活动，或者以其他形式定期提供的托管。课外托管通常但不总是以学校设施或青年中心为基础，并提供娱乐活动或辅导家庭作业。

二、欧洲国家重视“课后托管服务”的原因

托儿服务是欧洲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对于托儿服务，欧洲国家的政策关注点逐渐从幼儿（尤其是不到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转向“上学儿童”的“课后托管服务”。

原因之一是因为支付得起的、优质的“课后托管服务”可以帮助家长在工作时间与孩子的上学时间之间找到更好平衡，因此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参与。例如在欧盟，提高劳动参与率（2020年欧洲75%的20～64岁人群参与劳动力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因为提高劳动力参与可以消除贫困。其次，投资于优质的“课后托管服务”可以促进儿童发展。除了为儿童提供一个能够放松的安全场所外，课外托管服务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社会及教育发展。因此，课后托管服务对于存在学习困难或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尤其有益。

三、欧洲国家扩大“课后托管服务”的政策举措

欧洲国家正通过不同方式扩大针对上学儿童的课后托管服务。

1.首先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计划增加课外托管服务供给

例如荷兰，随着2005年《儿童保育法》的出台，上学儿童的课后托管服务学位数量增长迅速。儿童保育部门融资结构从资助供给转向资助需求。在2007-2008学年，应家长要求，荷兰政府规定小学必须为学生提供上学前和放学后托管服务。因此，课后托管服务的学位数量在2004-2009年翻了一番，平均儿童覆盖率达到22%。

在卢森堡，课后托管服务在过去几年增长迅速。尤其增长迅速的是一种被称作“活动中心”的特殊托管服务形式。这种托管形式是2005年回应日益增长的儿童保育需求而产生，主要为18岁以下儿童提供托管服务。根据法律规定，“活动中心”必须每年提供至少200天，共500小时的托管服务。另外，为了延长这些托管机构的开放时间，教育部还鼓励这些托管机构延长开放时间，以涵盖以下时间段：从周一到周六，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在 2005至2010年间，这类托管机构提供的学位数量从8000个增长到超过23700个，大部分学位都是由上学儿童占用。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芬兰年幼学龄儿童漫长的下午时间变成一个热点问题。自那时起，参与课后托管服务的儿童数量不断提高。在一年级学生中，参与比例从40.7% 提高到2011年48%，二年级学生参与比例从22.5%提高到 27.3%。未来比例还将继续提高。政府还制定了“面向儿童、年轻人和家庭福利的政策计划”，强调出台措施，确保为所有年幼学龄儿童上学前放学后提供托管服务。

2.延长学校开放时间，重新组织目前存在的课后托管服务

欧洲国家扩大课后托管服务的另外一条重要政策线是重组目前的托管服务。在大多数国家，学校上学是部分时间。延长学校开放时间，实行“全天上学”在一些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

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表示，政府将帮助公立学校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像私立学校那样延长到九、十个小时。这些延长的时间可以帮助那些成绩下滑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有人监督的写作业场所，尤其要确保每个学生能很好掌握数学、英语、科学、语言、历史和地理这些核心学科的知识。除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外，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安排戏剧、体育、管弦乐、辩论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品格、自信与活力。

而为了实现机会均等及支持具有特殊背景的家庭，德国政府积极促成“全日学校”的建立，该类学校属于公立性质，就是在一般的教学时间之外，让学生在学校里受到照应的一种辅导措施，尤其是针对小学生而言。德国目前正积极促进全日学校的规划与正规学校密切结合，以期发挥最佳的辅导功能。

以柏林为例，小学的正规上学时间为7：30 - 13：30，若有特殊需求，家长可以在早上6点就先将孩子送到学校，或是放学之后让孩子继续留在学校。留在学校的学生不一定就是接受额外的课业辅导，更多时候是进行一些特殊的活动。

在希腊，“全日学校”自1998-199年起开始实施，开放时间从早上7：00至下午17：00。延长的时间安排包括强制时间和可选择的早餐、午后时段。可选时段供学生选择在教师监督下做作业。教师也可能提供额外课程，如文学，外语，计算机，体育，舞蹈和实用美术及音乐等。具体日程安排取决于参与的儿童数量， 例如，可选早晨时段（7：00-8：00），规定至少有5名儿童参与。2009-2010，有近80% 小学提供延长学校时间服务。

在葡萄牙，2006年起针对6～10岁儿童建立“全日学校”。所有小学现在必须在下午15：30至17：30时间段提供“课程提高活动”， 作为新模式部分，学校应该也为所有儿童提供午餐。

爱沙尼亚教育与研究部2007年启动一项试验项目，支持在54所学校建立“全日学校”，开放时间持续到下午18：00或19：00，旨在支持家长将工作与家庭结合 。该项目非常成功，学校参与兴趣大（申请学校达到所有学校的23%）。

3.统筹各类课后托管服务

在西班牙，几个市正共同努力协调由教育中心提供的课外托管服务和其他政府机构（如公共体育中心或公共艺术机构）提供课外活动。 尽管这些服务不是新的，但重新思考如何与教育中心协调这些的服务使用是一个新的命题。即使在大多数地方该努力还处于试验阶段，但似乎是一个促进儿童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新战略。

在保加利亚，由教育部提出一项建立“个人发展和创造中心”的计划，旨在为儿童提供保育服务。在这些中心，为了制定跨部门的儿童保育政策，地方，地区和学区的努力都应该被统筹。政府要求目前的课外服务机构都转为这样的中心。

在列支敦士登，自2009年以来，“日托联盟”（由私人创立）在5个市（共11市）为学前和小学儿童提供白天托管 （结合教学与日托服务）。参与小学和幼儿园与“日托联盟”合作，由日托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上学前清晨的儿童托管、午餐托管，及下午托管（包括辅导作业）。目标是创造一个与学校形成补充日托机构体系，为4岁到中学开始年龄段的儿童提供托管服务。

四、欧洲国家“课外托管服务”政策关注重点

除了扩大课后托管服务的供给外，这些服务的质量与可支付性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关注重点。

1.质量

课后托管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质量。高质量的托儿服务可能有助于儿童的社会、情感及认知发展。

课外托管服务的质量可能指不同方面，如卫生与安全，托管规模，儿童―工作人员，提供的活动及家长参与程度等。通常包括组织质量与过程质量两个方面。过程质量指儿童玩耍、学习的托儿环境与体验到的师生互动质量；组织质量指可以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托儿机构特征，包括儿童工作人员比例，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课程管理，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及工作人员学历资格和服务时间长短等。

欧洲国家课后托管服务的质量目前还缺少明确的标准和相关信息。为了评价欧洲各国课后托管服务质量现状，基于三个方面制定了质量评估标准――儿童工作人员比，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和工作人员的学历资格。评价结果显示：欧洲各国课后托管服务质量呈现多样化，这与托儿服务的公众形象、整个教育体系及社会政策的财政约束等有关。部分国家这三个指标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下。

法国。儿童工作人员比为14∶1，没有规定一个班的最多托管人数，活动组织者通常拥有相应执照和文凭。

英国。法律只规定了7岁以上儿童的托管要求（3～7岁儿童与工作人员比为13∶1），对于8岁以上儿童的托管立法规定儿童工作人员比，但是政府鼓励托管服务提供者要确保最少有2名工作人员值班，建议儿童与工作人员比为10∶1；没有规定一个班的最大托管规模；《国家托儿服务标准》规定了工作人员的最低学历资格水平为中级（相当于接受过一年的基于现场系列模块培训）和高级（要求接受过两年这样的培训）。

德国。儿童工作人员比平均为10.5∶1，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为23.6人，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接受过职业培训。

瑞典。儿童工作人员比为6～8岁儿童9∶1，9～11岁儿童21∶1，对于一个班的最大托管规模没有相关规定，但平均一个班的托管人数为37人，工作人员获得大学教育学学位的占60%，其他教育程度（高中学历）占40%。

荷兰。《儿童托管法》规定儿童与工作人员比例为10∶1，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为4～8岁年龄组20人，8～12岁年龄组30人，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中级职业教育。

芬兰。儿童与工作人员比平均为9.2∶1，没有规定一个班的最大托管规模，工作人员有大学学历或中等后职业教育文凭。

比利时（法语地区）。儿童工作人员比为14∶1，没有规定一个班的最多托管人数，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

葡萄牙。儿童与教师助手的20∶1，儿童与教师的比为40∶1，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25人，如果儿童有特殊需求，则最大托管规模为20人，教师助手的学历资格是接受过中等教育，而教师通常接受过四年硕士学历教育，此外教学人员还获得其他相关培训。

保加利亚。儿童工作人员比为22∶1，一个班最多托管人数为30名儿童，规定工作人员的学历为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拉脱维亚，儿童工作人员比为23∶1，一个班最多托管23人，工作人员是受过高等教学教育的专业人士。

克罗地亚。儿童工作人员比介于20～25：1之间，一个班最多托管人数为28，工作人员要求为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

斯洛伐克。儿童工作人员比为25：1，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平均为23：1，工作人员学历要求为中等教育学专业或高等教育。

斯洛文尼亚。儿童工作人员比没有相关规定，平均为16：1，最大托管规模为28人，工作人员学历资格，其中教师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大学学历的占50%，辅助人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50%。

2.可支付性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课后托管后服务都获得某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但是各国的实际财政计划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立陶宛和希腊，课外托管服务费用不贵，因为这些服务是作为公立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提供。而在其他国家，这些服务被视为私人责任，价格对于工薪家长而言非常高，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爱尔兰和英国。

具体而言，欧洲国家课外托管服务收费包括以下几种模式。

（1）免费或低收费

在爱沙尼亚，学校通过“日托小组”提供课外服务。大多“数日托小组”是免费的，只有第二顿餐的成本由家长支付。在立陶宛，由公立学校提供的课外托管服务，尽管机会相当有限，每周只开放2～3小时，但是是免费的。在希腊，全日制公立小学的选修课程都是免费的，大约90%的课外托管服务是在被称为“创造性儿童职业中心”进行。这些中心收费较低，每月20～60欧不等。在丹麦，低收入群体可能免于付费。在芬兰，家长可以申请低收费或免费；在挪威，部分课外服务免费。丹麦的课外托管服务价格相当昂贵，因为每天只涵盖几小时。但贫困家庭或需要额外社会政治需求的家庭可以获得免费的托管服务。

匈牙利托儿成本主要由三个渠道进行资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用户付费。绝大多数课外托管服务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免收费用。家长只需支付餐费。这些成本不能高于家庭收入的20%，大多数儿童都有资格获得某种形式的补贴。此外，私人提供的课外托管服务比例正日益提供，费用昂贵。

在波兰基于学校的托管服务是免费的，除了一些辅助课程活动，短途旅行和用餐涉及的费用。在许多学校，家长委员会会捐赠部分经费（每学年从3至50欧元不等） 。

（2）由家长付费，但是费用根据家长收入浮动或进行价格控制

在德国，大多数城市根据家长收入对儿童托管进行补贴，但是差异很大。德国的“全日学校”可分为“开放式”与“条件式”两种性质。“开放式”是在正规学校开放时间（7：30-13：30）之外由家长视情况让孩子提前或延迟在校，前提是学生具有特殊的社会、家庭及教育背景，费用根据家长收入而定；“条件式”则是在一周内至少有四天8：00 - 16：00的正规上学时段，报名者有参加的义务，除了餐费之外，免付其他费用。若有提前或延后的需求，则视家长收入另加费用。

在法国，课后托管服务成本由地方政府规定，通常根据家庭规模和收入按比例增减 。在荷兰，家庭收入最低的家长只需支付8%实际托管成本，最高收入群体则需支付40%的实际托管成本。在葡萄牙，家庭支付的服务费用与收入挂钩。比利时2006年将托儿成本税收折扣扩大到3～12岁儿童。

还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设定收费上限对服务价格进行控制。2002年1月瑞典规定了针对学龄儿童的托管服务的最高收费限额。在捷克，立法规定了“学校俱乐部、娱乐性俱乐部以及艺术学校服务”的最高收费额度。因此，尽管收费不是与收入挂钩，但价格非常低。另外，在斯洛伐克，为儿童提供托管服务的“学校俱乐部”是由市政府和公共机构建立，每月收费最多不超过儿童最低生活标准的15%。

（3）发放教育券

在卢森堡，2008年设计，2009年3月1日引入“教育券”。教育券发给0～12岁的所有儿童，不管其家长的收入状况如何，每周为这些儿童至少提供3小时的家庭支持（可以在托儿所、日托中心等进行）。其他时间按照不同的价格收费。21小时托管服务可以获得折扣价格（最多每小时3欧元）。超过21小时的托管服务每小时收费最多7.5欧元。每周超过60小时的托管服务，家长负全部费用。

德国2011年1月了实施了“教育补贴一揽子计划”，目的是促进来自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社会融入。这些家庭能够获得一张教育卡，用于不同的补贴项目，包括上学、日托和在学校或日托中心的午餐等。卡上没有钱，只注明享受的服务种类。该计划由地方当局负责实施。

（4）费用较高，同时没有对价格进行限制

在波兰，由私人运营的课外托管服务为家长提供大量收费选择，可以按小时收费，按天、按月或年交费。对于最低工资收入者，每月参与私人提供的托管服务的成本负担不起，占到有一个孩子家庭的毛收入的30%～50% 。对于一名平均工资收入者，私人托管服务更容易负担，占有一个孩子家庭毛收入的12%～22% ，因此，家长收入及家庭需要托管的儿童数量影响私人提供的课外托管服务的可支付程度。

在保加利亚，学校是提供课外托管服务的机构之一。他们由州及市政府预算资助。其他托儿服务的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价格不同；私立课外托管服务价格高于由学校或市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课外托管服务形式的可支付性对于低收入家庭和有很多孩子的家庭是一个问题。

意大利要求家长支付上学时间之外的服务费用。在2009-2010学年，由家庭支付的课外托管服务平均成本为每年346欧元，北部地区家庭收费最高，每年372欧元，南部地区家庭收费最低，每年291欧元。

拉脱维亚没有对课外托管服务价格进行规定。每所学校或其他提供托管服务的机构自行制定价格（获得全额补贴的服务除外）。价格根据学校财务状况、托管规模及放学后活动持续时间以及提供的服务类型，差异很大。

奥地利根据居住地补贴课外托管服务成本各异。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比中等收入家庭（79欧元）花费更多，分别为126欧元和131欧元。因此，从绝对数和相对数来看，低收入家庭都支付了较高的成本。家长支付部分占到公立托儿机构成本的10%。

在罗马尼亚，课外托管成本差异很大，从120欧元到500欧元不等。在2010年，每个家庭总的月平均收入为500欧元，这意味着相当多家庭无法支付课外托管服务 。

篇2

减负后遇新问题

早在2009年，《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要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占用学生课间休息时间和放学后的时间。学生每天在校教育教学活动时间（含早读），小学不超过6小时，初中不超过7小时，普通高中不超过8小时。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10小时，初中生每天9小时，高中生每天8小时。在这一规定下，许多中小学出现“三点半”现象。

在广州工作的李钰听到过这样的告诫：“好好享受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光吧，因为到了小学除了辅导作业，单单接送孩子就能让你愁死！”从孩子上大班开始她就琢磨小学接送孩子的事情。听说学校有小饭桌，李钰给孩子报了名。但是她发现，上小学后，孩子每天回家都会很困，原来孩子在学校吃完午饭后，因为没地方睡觉，只能趴在桌子上睡，很不舒服。

在全国，很多家长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是每个家庭的一件大事儿，许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退休后的第一大事就是接送孩子。有些家长在孩子小学开学前的假期即租下了紧邻学校的房子，把老家的父母接来，负责接送孩子，给孩子做晚饭。上世纪70年代上小学的人，都是脖子里挂钥匙自己上学、离校放学，照样安全长大了。但是现在，城乡都在整合教育资源，学生上学距离变远了。现在孩子上学往往要过几条马路，没人接送是不行的。

家长钟情学校托管

目前，各地托管班分如下几类：第一类，学校内部小餐桌，这应该是最安全的;第二类以培训为名接送孩子，一般只负责下午接孩子上辅导班;第三类是“小饭桌”，负责中午接送孩子，中午吃饭，下午接孩子吃点心、写作业，直至家长来接;第四类是“小饭桌”，只负责下午接孩子，看孩子写作业。

在成都市，几乎每个学校附近都有提供接送、辅导、就餐的托管机构。主要集中在学校附近家属区及周边出租屋，多数由私人承办，属于“家庭小作坊”模式。规模小的可以接纳10名左右的学生，多的则可以接纳近百名学生。但这些发展迅速的托管机构，无人监管，乱象丛生。

成都吉祥小学生附近的“乐智星”托管班，条件很简陋。在一楼一间三室一厅的房间里，同时容纳了10多个学生就餐休息。在锦江区天涯石小学外的“睿博爱乐学托辅中心”，两套住宅内竟有60多个小学生在此托管。该中心已经开业10多年，现有8个老师，且都有教师资质。但屋子里没有任何消防器材。许多托管机构都开在居民小区内，没有办学资质，没有申报任何手续，一个房间、两个老师就可以开张。而一些有所谓“执照”的托管班，也存在不少问题。

托管班因其特殊性质，和教育、卫生、消防、工商多个部门交叉相关。当前工商部门审批项目中，还没有专门针对托管机构的业务内容;因此，大多数托管机构要么无照经营，要么打政策的球，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或“家政公司”。按照教学场所的标准，绝大多数托管班的硬件设施和规模，都达不到要求。很多家长认为：在校外托管各种安全隐患多，学校托管才是根本解决途径。据了解，针对学生放学后的托管问题，已经有多地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2014年9月6日，青岛市家校合作促进会在经过认真调研、多方摸底的基础上，正式启动实施市内三区小学生学校托管工作，先期每区各选两所小学试点。试点从小学一、二年级切入，从中小学生家长委员会、老年教育工作者协会招募学生家长义工、退休教师，或由家长委员会聘任学校教师参与托管工作。

2014年12月16日至25日，《广州市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广州市民公开征求意见。据悉，2014年8月，广州市按照教育部等要求取消了公办小学校内课后午休管理服务费、课后看护费、托管费;11月17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小学午休和课后托管服务财政补助办法（试行）》。此次征求意见稿是相关配套文件。这意味着，广州小学学校可管起午休及放学后到6点这段时间。广州市提出，托管补助每生每天2元，财政补助金用于发放教师补贴和向社会聘请人员的劳务费。

篇3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体验MOOC这一新的学习方式。

MOOC，中文译作“慕课”，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首字母的缩写，意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其课程形式，多以“微视频+交互式练习”方式呈现，供全球学习者使用。

2012年，由美国一流高校创办了三大MOOC平台：由斯坦福大学创办的Udacity和Coursera，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创办的edX。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仅Coursera平台就已有全球81所高校或机构加盟，共享386门课程，注册学生超过400万人。《纽约时报》将2012年称为美国的“MOOC元年”。

随着三大平台的推广，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国家的高等院校，纷纷加入到MOOC浪潮中。中国高校的MOOC集中行动，则是在2013年。

“从教育技术上讲，MOOC是以往网络学院、视频公开课等的一个延续，并将其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大规模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茂松表示。

在技术引领之下诞生的MOOC，已经开始改变知识传授和学习的方式，也正在拆去传统教育中的时空围墙。 颠覆传统教育模式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认为，MOOC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如此受人追捧，与其课程设计中互联网思维的应用不无相关。“比如‘名师、名校、精品课程’、免费开放、移动等概念的融入，让MOOC与以往的网络教育、视频公开课等一下区别开来，变成了另一种全新教育模式。”

据孙茂松介绍，MOOC改变了以往在线教育的单向传播模式，充分使用了交互功能，比如可以实现在线随堂答疑、批改作业、期中期末考试、获取证书、学生之间互相交流、在网上创建学习社区等，让学习在网络上变得轻松有趣起来。

“以往只是将课程搬到了网上，现在是将整个课堂都上了网。”孙茂松认为，除了技术上的种种优势外，MOOC能够席卷全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解决教育公平方面正在发挥或即将发挥出的巨大威力。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伴随MOOC在全球流行，中国大学也先后展开了探索。

2013年3月，北京大学启动MOOC开发工作，有20门课的教师主动参与。

两个月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加盟edX，成为其首批亚洲高校成员。此后，北京大学再次宣布加盟Coursera平台，同时在两个MOOC平台上投放课程。

“投身MOOC，与其说是激情，还不如说是受危机感、压力所迫，硬着头皮也要上。”北大第一批MOOC课程《电子线路》的授课老师陈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初录制MOOC课程时，一开始面对镜头，还有些手足无措，此后才逐渐找回了授课感觉。

2013年7月起，作为拥有信息技术学科群优势的清华大学，开始组建MOOC平台研发团队，自主研发在线教育平台。三个月后，“学堂在线”上线，面向全球提供在线课程。经过一年的运行，“学堂在线”已上线课程69门，预告课程146门，课程涵盖信息技术、数理化、经济金融、艺术、人文、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的课程，选课人数超过57万。

去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肖星录制的《财务分析与决策》课程上线后，受到学习者热捧。据一年多的跟踪数据显示：三轮授课之后，全球共有201个国家的10.2万学生选修，其中4000多人拿到了网络课程证书。

“从客观上讲，MOOC这种形式，确实会让好老师光芒万丈，让混日子的老师不好过。”孙茂松认为，这种新学习模式，未来将必然引发教师角色、课程流程，甚至学校组织与管理方式等诸多革命性变化。

有教育界人士担心，学生向优秀的教师集中，是否会使得那些不够优秀的老师“失业”。事实上，早在2007年尚俊杰到云南某地中学调研时，发现当地高中班通过网络，已能够实现与西南地区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你的课别人讲了，你干什么？”尚俊杰对此深受震动。但他认为，新的技术并不会危及传统教师的“饭碗”，但是角色确实会发生转变。

“以前农村有赤脚医生，就是一个医生将所有治病的活都干了，现在医生治病，已有一个庞大的支持团队，包括检验师、麻醉师、护士等。同样，一门MOOC课程，可以有多名辅助教师、助教、教学设计专家、课件设计专家等，一起来辅助主讲教师备课、设计课件、教学等。”尚俊杰说。

孙茂松认为，MOOC引入的竞争机制，犹如鲶鱼效应，未来势必引起中国高校角色大洗牌。比如一些课程的上游大学，将主要负责MOOC课程的制作上线，一些中下游学校则只需负责用好MOOC，提升教育质量。

“当然，哪些学校是哪些课程的上游，这个倒没有固定框框，比如河南大学王立群老师讲的《明史记》、中南大学杨雨老师讲的纳兰性德诗词、甚至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核心课程《瓷器制作》等，只要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都可能跟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一样，成为某些MOOC课程的上游院校提供者。”孙茂松说。

由于MOOC是先让学生线上自学，然后到课堂集中讨论，原先“先授课、再练习”的课程流程已被颠覆。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又被形象地称为“翻转课堂”式学习。

此外，尚俊杰还预测，未来高校的组织管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会如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一样，非核心教学业务也可以社会化；而在大数据实测之下的MOOC学习中，因材施教将真正提升学习效率。 能否促进教育公平

面对MOOC挑战，中国一流大学接下了第一棒。但在实践中，MOOC对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也同样产生了影响。

早在2007年，美国就出现了将MOOC应用于基础教育的实验。当时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两名老师，一开始为那些耽误了上课的同学录制视频课程，后来意识到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教师腾出更多时间来关注和指导学生，于是开始尝试“翻转课堂”式的MOOC教学。

其后，美国更多中学借用MOOC来进行“翻转课堂”式教学。一年后，一些中学反映：MOOC教学使学生学业成绩大幅提高、不及格率大为降低，学生的独立性和自律性也得到加强。美国大学委员会因此允许部分高校，向高中生提供大学MOOC先修课，并将其成绩作为大学录取重要参考。

“既然MOOC最大的魅力在于解决教育资源不公平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于促进高校变革，为何不可以用于解决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呢？”今年9月，在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就呼吁：MOOC除了可以在高校推广应用，中小学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应该推广运用。

汤敏认为，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问题，分别是教育不公平、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而MOOC可以对症下药，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为现有教育体系“雪中送炭”。

从2013年开始，友成基金会将名校人大附中的数学课，以MOOC方式直接引入到北京、广西、内蒙古、重庆、河北等5个省市的13个最贫困的县、乡一级中学。

“一开始是同步上课，比如贫困中学最差班学生与人大附中最强的实验班同步上课，但贫困学校的部分学生听不懂，后来改为不同步进行，教师先消化课程，去掉一部分高难度拔高题，然后再组织学生学习。”据汤敏介绍，接受MOOC课的学生成绩平均提高了20分左右，最高的班提高了40分。

今年9月份，友成基金会决定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18个省市的130所贫困学校。

与此同时，重庆、深圳等地，也均进行了小范围的中小学MOOC实验。去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MOOC中心和深圳南山教育集团合作，举办全国首次基础教育“翻转课堂”教学观摩会。此后，山东昌乐一中选取了初一和高一各一个班级，接受企业无偿提供的平板电脑，尝试“翻转课堂”实验。

“国家为中小学生一年免费提供课本，需要花300多元成本，两年就够买一个国产平板电脑了。”汤敏认为，在MOOC模式下，未来“电子书包”将可以在国内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事实上，从去年起，北京、上海、南京不少地方，已经悄悄出现了“苹果班”，即用iPad作为学习工具，代替了传统的课本以及书面作业和考试。

但对于将MOOC大规模应用于基础教育阶段，也有教育界人士提出不同意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就曾表示：MOOC更适合高等教育，因为学习者是成年人，有主动学习的渴望，且具备应用网络的基础知识和能力，而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涉及人格、学习习惯与道德培养等，MOOC可以作为补充手段，但不适宜全课程学习。 可持续挑战

尽管在支持者眼中，MOOC的出现不亚于一场教育革命，但在现实中仍处于实验阶段。即使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高校，也尚未大规模应用。比如，清华大学拿出一个班级来进行试验，前两年用传统教学办法教授《软件工程》，等到第三、第四学年，又改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OOC课程进行“翻转课堂”式教学。

而“学堂在线”的注册学生中，有78.5%的学生是社会人员，只有21.5%的人是在校学生。

此外，虽然MOOC学习方便，但最终完成在线学业的学生比例并不高。比如杜克大学开设的《生物电学：定量方法》课程有超过1万名学生注册，最后只有313名学生拿到了成绩证书，通过率不到4%；麻省理工学院的名课《电路与电子》注册人数15万多人，完成率也只有4.62%。

为提升学习动力，国内外一些MOOC平台都尝试了学分认证制度。今年国庆节期间，MOOC平台“好大学在线”上线了上海交大的《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理》课程，学生如果最后通过了考试，且所在学校与“好大学在线”签有学分互认协议，即可拿到相应学分。此外，上海市还成立了“高校课程共享中心”，为本市30多所高校的学生提供通识类课程选修平台，并计入学分。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也曾公开表示，在“学堂在线”选修清华的课程并顺利结业者，将获得清华大学颁发的证书。未来，清华也计划与国内高校合作推出校际课程合作与学分互认制度。

据孙茂松介绍，清华大学自制的MOOC课程，一直坚持着“名师”、“精品课程”定位，平均每门课的制作费用达到20多万元。比如《中国建筑史》课程讲解古代建筑，老师们都是到实地进行实景拍摄，甚至出差到山西应县，拍摄中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塔。

然而，花费巨大成本制作的课程，最后却是免费通过MOOC平台供人使用，未来如何持续成为一个问题。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就曾公开表示：没有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MOOC将无以为继。

但在一些企业看来，这一新兴事物或许蕴藏着商业机会。2013年10月18日，网易与Coursera开展全面合作，为对方提供视频托管服务，并专门开辟官方中文学习社区。优酷教育也与Udacity达成协议，成为后者在中国唯一的课程平台。此外，果壳网、新浪微博、淘宝也都推出了各自的MOOC平台。

整体来看，国内的MOOC平台仍在摸索成熟的商业模式。比如，一些给予学分认证的学校，已经开始收取非常少的考试费用。另外，通过向机构提供培训课程或许也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向企业或机构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会针对企业或机构的具体要求做一些调整与设计，收费也是很正常的。”孙茂松称，台湾一家机构就曾做过测算，利用MOOC及线下培训，其总体培训费用会节省一半以上。

国外一些MOOC平台，步子则迈得更大，比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就同Udacity合作，在今年推出计算机科学线上硕士招生，学时三年，最后线下考试授予学位。学生需要为每个学分付出134美元，这样算下来，只要7000美元就可以拿到学位，这仅相当于佐治亚州内学生一年的学费。今年8月底，Coursera还尝试将一名取得优秀MOOC成绩的亚裔学生推荐到Google公司工作。这样， MOOC平台不但可以提供学习机会，还可以化身为职业中介机构，从而构建出一个教育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