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税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税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纳税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

税收评估不仅是对税收结构及变化进行科学分析，指导税收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能够科学反映经济社会各部门发展状况，对于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税收评估相对复杂，在指导经济发展方面还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应用指导机制不健全、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等，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升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

一、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税收总量、结构等都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要关系，而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国家在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基础上提出的，能否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及财政税收等各方面发展。因此，应用有效的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可以明确我国各产业、各部门内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预测，可以明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将其进行细化，针对具体目标指标采取相应的支持和发展政策，进而可以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

(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经是由高速发展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优化税收结构、提升税收收入质量成为实现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明确税收的具体结构，以此确定宏观经济中各部门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进而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使得那些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以及战略新兴产业能够得以快速发展，进而优化了宏观经济发展结构，为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逐渐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稳步推进为我国经济的稳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税收评估可以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纳税申报进行有效分析，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进而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充分释放税费改革红利，提升其发展活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效的激发市场活力，为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二、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税收评估方法

在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据绝对比重且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在税收评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各地区税务机关通过组建专门的税收评估部门，借助系统软件对税收结构、风险、增长变化情况等进行分析。但从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税收评估方法还相对落后，缺乏对税收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因素的充分考量，其内容相对单一，没有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根据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导致税收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宏观经济发展实际，所以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

(二)缺乏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宏观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涉及到诸多层面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必要指导机制，因此其指导作用相对有限。首先，在进行完税收评估之后，如何将其结果顺利应用到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过程中，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性的政策，如何确保指导政策的有效性等成为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同时，在税收评估标准制定和选择方面是否可以满足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成为借助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不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各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税收评估工作，为其带来了新的评估手段。但当前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还缺乏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现有的评估方法、模式和系统等都显得相对传统，且很多时候需要进行人工操作，不仅降低了税收评估的效率，也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在具体的税收评估过程中，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难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对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变化中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导致税收评估的可靠性受到影响，进而降低了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四)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

税收评估工作是税收经济分析的重要工作内容，涉及到税收组织收入构成中的诸多内容，其复杂性较高，因此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团队。而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应用也具有较强的专业化，同样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当前，人才不足成为摆在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相关部门对现有税收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不足，没有针对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核专业化的培训教育。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不到持续提升，难以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其在税收评估方面的专业性不足，评估结果的应用性存在欠缺。另外，相关部门对税收评估专业人才的引进不足，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或岗位调整而来，非科班出身，因此其专业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税收评估及其应用方面难以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三、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

近年来，为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减轻企业负担，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各类政策及税收征管还处于改革过程中，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对税收评估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以，需要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首先，相关部门要转变传统税收评估理念和方法，提升对税收评估的重视度，将其视为反映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次，要全面更新税收评估的软硬件设备，在原有系统基础上，将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评估相关影响因素纳入其中，确保税收评估分析数据的全面性，以此改进税收评估结果，更好地指导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作为保障，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完善应用指导机制方面，要首先明确税收评估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税收评估结果来评价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并找出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比如新兴产业和企业，以发挥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所以在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支持和应用政策，将那些具有战略指导价值的税收评估结果应用到宏观经济相关产业行业中。同时要对这些支持政策的应用结果进行科学考核与评估，比如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等，以此作为改进和完善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机制及支持政策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更好地发挥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其对各项税收工作及宏观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因此强化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提升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能力的关键。首先，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要树立大数据思维，摒弃传统的数据评估理念和方法，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对税收征管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广泛的收集、分析、整理、储存，形成税收评估信息数据库，在开展各项税收评估过程中强化对数据库的共享，以便于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各行业发展情况与税收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税收评估提供实时性的数据支持，也更好地发挥其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四)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

当前，人才已经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税收评估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更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因此，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要根据税收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和现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对其税收评估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使其掌握最新的税收评估方法，在税收评估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另外，要根据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吸引外部专业人才的加入，实现对现有人员团队的有效补充，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打造一支专业化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团队，为更加有效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评估工作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可以实现对税收本身的评估，还能够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必然联系，通过科学税收评估能够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同时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研究来看，可以从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完善应用指导机制、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和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等方面出发，强化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齐波.论财税工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1-102.

[2]李娜.浅析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9-110.

篇2

    【关键词】　宏观经济；　政府消费；　贸易平衡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状况，如何更好的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须通过优化对外贸易的方式来达到贸易的协调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注重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出口，加大自主创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出口比例。进口方面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国内短缺资源。我国采取的对外贸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运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质量，有效的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措施就是通过控制出口退税，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对一些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征收出口税，为我国出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提供重要的税收政策支持。因此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出口退税还是对出口增税，都是调整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的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上找到平衡点，才能减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杠杆，通过此杠杆可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时我国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才能促进结构优化和升级，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只有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才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宏观税负；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简介]卢翔宇（198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税收体制进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制。特别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税负的增加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这会使人产生疑虑，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剖析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税收决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此进行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改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的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的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990）将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得出增加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归分析了美国1929-1989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宏观税负超过23%时，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郭庆旺、吕冰洋（2004）得出收税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税收对经济增长基本上不产生影响的结论。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会阻碍经济增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多途径的，如通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但笔者在众多途径中，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一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探讨。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从既有的文献中理清一下两个问题：一是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主要是从税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类税是对所得和财富进行征收，一般难以转嫁。理论上直接税被认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进性方面，王亚芬（2007）测算我国1985-2005年的个税再分配效应，发现累进税率改善了分配结构。彭海艳（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得出目前税收负担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但总体累进性呈下降趋势。万莹（2011）应用K指数、税前后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个税的累进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且累进性不断增加。李青（2012）运用2000-2009年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而间接税主要是对流通领域进行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类税通常容易转嫁，具有累退性。我国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往往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剑锋（2004）构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计算了不同消费结构对三大流转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张阳（200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分别计算城乡居民负担的流转税份额，得出我国流转税在城镇和农村都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9）通过比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组，发现流转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万莹（2012）也通过考察2002-2009年流转税在不同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收分配具有逆向调节作用。

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文献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在内生财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决定财政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将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要素加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出中间投票人资本越匮乏，资本税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伊恒等（2005）运用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呈正相关。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机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便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决策机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而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业化早起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Aghion等（1992）从信贷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贷市场完全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两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围绕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主题，现在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将宏观税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运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以期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为我国科学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从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指标各年变化较大，本文选取了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关数据。本文资料及数据来源主要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和《财政统计年鉴》（1994-2011）。

（一）指标选取

1.宏观税负指标（T）

目前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按其口径大小可分为三种（安体富2002）：第一、小口径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二、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选指标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为相对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包含政府的非税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形成税收，但事实上对国民整体来讲仍然形成了一种负担。应当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大口径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负担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该指标不易准确测算，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本文选择中口径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标准，文中用T来表示。宏观税负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T=■

我国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选取1994-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收入分配指标（G）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前学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笔者认为相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基尼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目前国内的文献较少运用省级的基尼系数。本文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中测算出的中国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自治区的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据此我们可得到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来表示收入分配指标。

3.经济增长指标（Y）

目前学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多种，GDP增长的绝对量以及GDP年增长率等等。本文选取GDP的人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如前述本文中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对量来衡量，为保证模型中数量关系的一致性，经济增长同样采用相对数即GDP增长率该数值来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区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小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的GDP增长率，在文中用Y来表示。该公式为：

Y=■

4.控制变量指标（X）

考虑到一国的劳动增长与资本增长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其中Lr为衡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由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Kr为衡量资本增长率的指标，由各省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衡量。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控制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变量的情况下，讨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根据前述的有关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运用中国30个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模型设定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我们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已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模型设定如下：

Yit=？浊0+？浊1Tit+？浊2Tit+？浊3Tit*Git+？浊4Xit+Vi+？着it式（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区人均GDP增长率，T表示各省区宏观税负，G表示各地区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X为控制变量。ν是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ε是扰动项。T*G用以检验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为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还应对上式求偏导。对式（1）求导，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

■=？浊1+？浊3Git 式（2）

上述为未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模型，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增长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过去因素影响，因此还应对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和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考虑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兹Tit+？姿Git+？啄Xit+？淄i+？着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Tit-j*Git-j是交互项的滞后项。M是最大滞后阶数，其他解释变量与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选择Y的滞后一期和T*G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所以模型中M均为1。

三、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设定下，经Hausman检验，我们拒绝了面板数据下的随机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到从全国范围内看，宏观税负系数和收入分配系数均为负，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过高的税负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该两项均不显著。随后在回归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可以看到列2的结果中，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显著。可以说在考虑到了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后，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显著性加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了。在式（2）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偏效应为η1+η3*G，交互项系数η3=5.820>0，这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这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提高宏观税负，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较大时，提高税负，会更多的对富人尽心征税，随后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或是进行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则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资本与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地相关关系，资本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符合人们符合预期，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的提高，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加剧。社会包袱较重，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以为着有，有更多的劳动负担。而且本文指标均选取的是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增长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说明我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增加会对经济明显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区去阻碍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同，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在东部地区则为正。表明在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和东部地区普遍较发达有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会积累到更多的财富。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资本。这会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经济会有所提高。同时还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劳动在东部和中部对经济影响不大，相关系数仅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资本是有限的。根据生产者理论，劳动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提供了大量劳动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机器设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将互相普遍都是显著的。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对影响经济增长。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是正的。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会扩大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这与全国范围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进行社会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福利。利用税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收入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会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们整体的收入较低。即使提高了宏观税负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

（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对动态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滞后一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由于个体效应影响所有期限内的因变量，使得固定效应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而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可以将自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我们认为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在检验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中是稳健的。表中AR（1）检验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满足了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更高阶自相关的设定条件，这意味着GMM估计量是无偏和一致的。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GMM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将具有滞后效应。相对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增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为影响路径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动态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交互项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当期的交互项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当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而中部地区则相对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其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宏观税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进行验证。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区近15年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构有力支持了上述预测：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影响于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尽管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径，但其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则可能是个显著地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在东中部地区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可以适当的提高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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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作出的选择或决策。其中，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公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财政政策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将二者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调整这些变量来达到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

一、财政收入

1.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通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或降低税率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起到阻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以采取增税或提高税率的措施抑制总需要过度增加，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因此，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公债

公债，公债是政府对债权欠下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本国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外债是向外国举借的债务，包括向外国借款和发行外币债券，公债不同于税收，税收是强制的，无偿的，公债是自愿的、有偿的，是政府运用信誉筹集财政资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政府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文经济学家认为，公债的发行既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又能影响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重要作用，影响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对经济产生扩张或抑制效应。因此，发行公债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二、财政支出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购买军事物资、警察装备用品、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以及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薪金。政府购买支出中，发生了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总需要水平，对整个社会总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对产品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会总需求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反之，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购买支出水平，如减少军费开支，实行裁员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水平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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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冲突；数据协调；税负；税收返还；税收空转；税式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67-0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飞速发展，近些年全球信息量以每年翻两翻的速度爆炸式增长，成为当今社会增长最快的资源之一。这种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被称为大数据。进入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使人们获取与数据变得十分容易，一方面，它为网民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它也为少数别有用心者丑化他国政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2007年起，《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三，之后不断提升中国排名，2009年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将中国排名为全球第二和亚洲第一。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不排除有故意丑化中国形象、搅乱中国民情的嫌疑。对《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我国官方和学术界从来就不予认可。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外的宏观经济数据中，不同部门的数据之间、不同数据比例关系的逻辑上确实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冲突的现象。如2009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全年税收收入为57 862亿元，而财政部税政司的全年税收收入却为54 219亿元，两个数据相差3 600多亿元。同时，利用我国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简单的环比增长速度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我国税收收入自1995年以来至今，18年间一直存在着超经济增长的结论，这是我们难以否认的事实，当然这也这给有意丑化中国的个人或机构予把柄。

对我国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我国有很多学者，如吕冰洋、李峰（2007），丁小平、刘铮鸣（2012），胡怡建、刘金东（2013）等，运用数学模型和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在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存在着合理性的解释。其主要结论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务部门对税收征管的加强，以及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我们不怀疑这些学者论证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这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实践数据的验证与推敲：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自2009年及其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为什么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依然没有停止超经济增长的迹象，即仍然保持着超经济增长的态势？如果说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加强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按照税收收入年平均超经济增长3.95%的速度计算（见表1），税收超经济累计增长18年后，因税收征管的加强引起的税负就会达到纳税人总产出的71%，这足以让大多数法人纳税人倒闭了，但为何还能持续生存到今天？如果说是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与存量资产相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增值税与存量资产的增长并无直接关系，为什么增值税收入也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总之，脱离经济的税收运行不可能没有不合理之处的存在。

国家税务总局自2002年起，几乎每年都不厌其烦地要向社会公众解释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将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1）税收收入与GDP的统计口径不同；（2）GDP的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存在差异；（3）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影响不同；（4）税收征管因素的影响；（5）部分税种如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等采用的是分级累进税率，收入增长与税率增长的幅度不同。这种多因并重的解释方式，似乎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对西方个别机构对我国纳税人税负过重的宣传进行了辩论，指出西方个别机构在评价方法上和计算依据上明显存在着错误。看来，税收数据的冲突具有扩大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稳定税负、透明预算等方面的改革要求，将我国财税体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地位（高培勇，2014），因此，税收增速和税负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它已涉及到了国家治理基础的战略层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中西方国家宏观税收收入口径的比较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1―201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及德国的GDP和税收收入数据，分别计算了其GDP和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相应的简单算术平均数。从计算结果看（见表1），西方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中，有的年份是负增长，有的年份低于GDP增长率，有的年份高于GDP增长率。从其均衡走势来看，西方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除了德国与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外，其余五国都呈现出低于GDP增长率的态势，没有出现持续地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而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既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也没有出现低于GDP增长率的情形，却呈现出规律性地持续走强于GDP的增长率，这种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关键因素在长期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我国与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的比较发现，我国在税收实践和税收数据的统计上，没有引入和运用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概念。我国通常所说的“税收优惠”，在西方国家被严格地限定在税式支出的范畴之内，并且每年都需要由财政与税务部门联合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和税式支出决算报告。在西方，虽然将税式支出列作政府开支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税式支出实际操作上，包括税收返还（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款）在内，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进行。在对外税收收入时，将税收返还款从税收总收入中扣除，即以不含税收返还款的税收收入对外（见表2）。而我国对待税式支出上，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逻辑，既没有税收优惠预算报告，也没有税收优惠决算报告；对税收收入的返还、退税上，一部分由税务机关负责，一部分由财政部门负责。我们的问题出在由财政部门负责支出的税收返还款，在税务部门仍然作为税收收入对外，即我国对外的税收收入包含了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这部分法定的税收返还款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据相关数据测算估计为3%～13%（见表2）。

我国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还存在额外地违规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的现象，这方面的数据同样没有从对外的税收收入总额中扣除。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我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由地方政府擅自扩大的税收返还款，以及税务机关为了完成年度税收收入计划，通过将未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差额于当年末入库，下年初再入库的方式，徒增税收收入，以达到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目的。这部分徒增的税收收入，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这里称之为“税收空转额”。由于我国对税收收入采取的是计划管理方式，每年由上级税务机关向下级税务部门逐级下达税收计划任务，到基层税务所时，税收收入计划通常都增加到了每年递增15%以上的水平。从2001―2011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9%。由于当年税收收入计划是按上年完成的税收收入数据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即上年形成的税收空转额也算作了税收增长计划的基数，这样按19%的年增长率计算，100单位的税收空转额到18年后变为100×（1+19%）18=2 290，扩大了22倍，数额巨大。因此一旦税收空转额形成后，也就是假数据形成了真任务，便不可逆转，并会持续地递增下去，对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会持续地生产推动力，因此危害巨大。按此规则，我们估计这一部分金额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为2%～8%（见表2）。

可见，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额这两部分数据原本不是经济增长形成的税负，并且也不属于税收收入的构成项目，但在我国却长期地将它们纳入税收收入总额之中，并作为来年税收收入增长计划的基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经济增长之外能够自我增长、自我膨胀的特别机制――“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推动了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地超经济增长，因此，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是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谜底。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税收收入应该不会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

三、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的调整

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调整的关键是计算出由财政部门直接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以及估算出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

由于在我国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是由基层财政部门负责的，而当前我国没有一个专门和统一的反映这一支出的财政指标。在查找基层财政统计年鉴时，我们很难找到与（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同名同义的支出指标。不过我们从全国各省份和直辖市2002―2012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执行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献中，通过分析计算，提取出了税收返还数据相对较为完整、连续的两个省份――广东和山东的数据，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了这两个省份的税收返还款占其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并暂以此比例作为全国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另外，我们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按照抽样审计对样本的推算方法和我国税收计划增长的编制规则，估算了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及违规扩大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

根据估算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和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与GDP年平均名义增长率15.8%相比基本持平，达到了与GDP的同步增长，基本消除了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见表3）。调整后的我国宏观税负也更趋于合理。

四、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

大数据时代，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的绝对数，还是其相对数，如果发生冲突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我们应成立专门的跨部门的数据管理组织，对准备对外的所有宏观经济数据给予合理性、逻辑一致性等方面的审查，在确保无误后，再对外。

第二，要通过立法消除形成宏观经济数据冲突的根源。如，对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的税收优惠，要引入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概念，并将税收返还单独设立为一个统计指标，将全部税式支出项目纳入财政支出预算体系中，并对税式支出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以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对税收空转现象，要从税收收入计划的制定开始变革，将税收收入的计划增长率限定在同期GDP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以内，对有税不征和征收过头税以及在税收数字上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惩。

第三，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共享使数据已经没有了国界，不同国家的网民均可自由地使用网上其他国家的数据。然而，我国有一部分经济指标与国外相比，虽然同名，但其统计口径或所包含的内容却有所不同，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时，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因此，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在短时间内不能接轨的指标，在对外时，应按国际通用的口径及指标所含内容进行调整，以减少误用的现象。

第四，要用技术手段，将微观数据在汇入宏观数据时，进行审核把关，将逻辑冲突、或不真实的数据阻挡在宏观数据形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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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宏观税负； 微观税负； 上市公司； 经营绩效

一、引言

传统理论认为，公司治理环境至少包括产权保护、政府治理、市场竞争、法治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方面，这些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税收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密切相关，是上市公司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改制和解困服务，因此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必然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税收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合理的税收负担，可以适时、适度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促进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降低税负可以提高企业对利润率的预期，从而增强其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刺激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税收则会加重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加大经济利益流出，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萎缩。结合以上分析，本文通过面板数据将进行以下实证检验：首先，是否宏观税负越高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次，检验是否由于宏观政策滞后效应的作用，前期宏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大于当期宏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否上市公司自身的微观税负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最后，检验微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否更加显著，微观税负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是否大于宏观税负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选取面板数据，选择2000至2009年十年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且挂牌交易的所有A股为研究数据总体。在计算各自变量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部分数据：由于某些样本公司公开公布的财务报表不完整，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取这些公司的全部财务数据，从而导致部分重要自变量无法计算，剔除原始数据缺失的公司；剔除每股盈余为负数的样本，利润为负的公司往往不涉及所得税的缴纳，计算这些样本的实际税负水平没有理论意义；剔除分母为零的异常值；剔除了经过计算之后实际税负大于1或者水平小于0的极端值；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股A股上市公司。经过筛选，本文共得到深沪两市所有A股2000-2009年间总数为8 654条有效样本。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中涉及的上市公司相关背景信息和财务数据来自CSMAR国泰君安数据库和巨灵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批露的年度报告；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全部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用SPSS11.0完成宏观经济税负、微观公司税负、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存货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的计算，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设定

1.因变量。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企业自有资本及其积累获取报酬的最具综合性与代表性的指标，反应企业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其中，净利润可以直接从上市公司公开的利润表中获得；平均净资产是该会计年度年初净资产和年末净资产的算术平均数。

2.自变量。本文将影响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税收因素划分为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两个层面。其中，宏观税负是对上市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描述，微观税负是指公司作为微观个体所承担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实际税收水平，反应了公司内部基本面信息。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用来反应除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之外的因素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GDP年度增长率、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所在地区、企业规模、财务杠杆、资本密集度、存货密集度、行业变量和地区变量。本文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附表1所示。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设，结合上文设计的若干变量，本文分别构造了线性方程一至方程五：

方程一，研究当期宏观税收负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宏观税负变量取当年数据：

ROEt＝a＋a1MACROt＋a2GDPRATEt＋a3SIZEt＋a4LEVt＋a5CAPINTt＋a6INVINTt＋a7INDUSTRYt＋a8AREAt （1）

方程二，研究上期宏观税收负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宏观税负变量取上年数据：

ROEt＝a＋a1MACROt-1＋a2GDPRATEt＋a3SIZEt＋a4LEVt＋a5CAPINTt＋a6INVINTt＋a7INDUSTRYt＋a8AREAt （2）

方程三，研究微观税负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ROEt＝a＋a1ETRt＋a2GDPRATEt＋a3SIZEt＋a4LEVt＋

a5CAPINTt＋a6INVINTt＋a7INDUSTRYt＋a8AREAt （3）

方程四，研究当期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的共同影响，宏观税负变量取当年数据：

ROEt＝a＋a1MACROt＋a2ETRt＋a3GDPRATEt＋a4SIZEt＋a5LEVt＋a6CAPINTt＋a7INVINTt＋a8INDUSTRYt＋a9AREAt（4）

方程五，研究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的共同影响，宏观税负变量滞后一期，取上一年数据：

ROEt＝a＋a1MACROt-1＋a2ETRt＋a3GDPRATEt＋a4SIZEt＋a5LEVt＋a6CAPINTt＋a7INVINTt＋a8INDUSTRYt＋a9AREAt（5）

在建立了实证方程之后，本文进行如下实证分析。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方程一与方程二的实证分析

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国家的宏观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为观察和验证这一滞后效应，现将方程一和方程二放在同一表格中做对比分析，方程一和方程二的线性回归结果如附表2所示。

根据方程一的多元回归结果，宏观税负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当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各个公司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回归系数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检验，说明宏观税负与A股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是高度显著的。GDP增长率的回归结果为正值，说明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带动上市公司业绩向好，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也是高度显著的，这一结果用数据支持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坚持发展经济，保持GDP长期高速增长这一策略的正确性。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这一结果与Siegfried的实证分析结论相吻合，说明规模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财务杠杆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在保持公司正常盈利的情况下，合理地利用财务杠杆，将提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增加股东回报，这一结果与现有的财务理论相吻合。固定资产密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Gupta and Newberry和Derashid and Zhang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存货密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相关性检验。

根据方程二的多元回归结果，滞后一期的宏观税负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前期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将会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前期税收负担对当期业绩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一研究结论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一直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支撑点。

对比表1中方程一和方程二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第一，滞后一期的宏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76，远大于当期宏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0.105（绝对值比较，符号反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数值反映相关关系的程度）；第二，方程二的调整的R2大于方程一调整的R2，宏观税负变量换用滞后一期的数据滞后，对A股上市公司业绩的解释力度超过了当期的宏观税收负担。方程一和方程二的对比可以说明宏观税收政策的滞后效应，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当期的宏观税收水平而言，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前期宏观税收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二）方程三的实证分析

根据附表3所反映的方程三的多元回归结果，微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上市公司自身的微观税收负担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微观税负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高度显著的。

对比方程三和方程一、二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方程三、方程一、方程二的Adj_R2分别为0.843，0.537，0.638包含变量微观税负的回归方程三，其Adj_R2明显大于包含宏观税负变量的方程一和方程二。Adj_R2的增加代表方程中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总体解释力度的提高，因此，微观税负能够比宏观税负更准确地反应上市公司本身的税收负担水平，更加显著地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相比宏观税收环境而言，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多地受到自身特有条件的影响。

（三）方程四和方程五的实证检验结果

根据附表4中所反映的方程四和方程五的实证检验结果，宏观税负变量、宏观之后一期的宏观税负变量和微观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值，进一步验证了税收负担水平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三个变量的T值分别在5%、1%，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方程一至方程三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证明我国税收负担水平和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

对比方程四和方程五的实证检验结果，两个方程的Adj_R2分别为0.648和0.785。在方程五中，将宏观税负变量滞后一期之后，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力度与方程四相比有所提高，说明前期的宏观税收水平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比当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更加重大，税收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方式，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

对比方程四和方程一、方程三的实证检验结果，一方面不论是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对A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单独影响（方程一和方程三），还是二者的共同作用（方程四），税收负担水平对公司绩效的负面作用都是高度显著的；另一方面，方程一、三、四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上升，说明随着主要自变量的改变，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力度逐步逐渐加强。

五、结论

综上分析，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与税收负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越轻，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越好，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对股东的回报能力就越强；加重税收负担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上市公司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一方，在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越重，对企业经营绩效水平的影响也越大，沉重的税收负担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限制了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受到整体经济的宏观税负和公司自身的微观税负的双重影响。其中，公司微观税负对自身业绩的影响比宏观税负更加显著。分行业和分地区的税收分析表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率存在很大差别。国家扶持发展的信息和高科技产业，享有的税收优惠较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较轻；第三产业中的部分产业，如食品和医药，税收负担过重；经济特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受惠于我国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的税收负担较轻，经营绩效在全国排名靠前。税收优惠的力度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受此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率存在很大差别。沿海经济特区和西部地区的高净资产收益率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些地区宽松的税收环境。由于宏观税收政策的滞后效应，上一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力度远远超过了当期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曹书军，张婉君.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影响因素及其稳定性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论丛，2008（6）.

［2］ 李斌，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绩效与宏观经济同步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

［3］ 刘建民，劳辉.税收优惠对长三角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7（11）.

［4］ 孙玉栋.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及其政策调整――兼评“税收痛苦指数”［J］.当代经济研究，2007（6）.

［5］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J］.经济研究，2008（1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9）.

篇7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税收　宏观调控

经济全球化主要指一国经济发展超越国界与国际经济相互融合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各国的经济活动要积极适应国际条约、协定，这就必然地对现有的税收理论、法规政策、制度观念以及税务征管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一变革，全面掌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对税收制度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完成我税税收法规与WTO框架下的税收准则和制度的衔接，使我国的税制与国际接轨。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税制的提出的难题

1　从税制本身来看，首先税类、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以及税种重复与缺位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增值税主要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所得税主要体现调控贫富差距的功能，社会保障税主要体现稳定社会、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社会保障税的缺失，导致税收的稳定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其次，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造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失衡。分地区、重点、层次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促进重点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失衡，不利于地区间的公平竞争。

2　从国际税收管理的角度来看，首先，一国税收部分的受到削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税收国际协定的缔结的不断发展，对国家税收管理的自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其次，税收优惠引起的国际避税。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纳税人的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与此同时，各国税负不尽相同，在寻求税后收益最大化的主观目的驱使下，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将有增无减。近几年来，跨国纳税人采用改变居住地点、在关联企业内部实行转让定价、在避税港设立信箱公司、导管公司；在筹资方面，弱化资本以达到多扣利息费用的目的以及滥用税收协定等诸多方法进行国际逃避税活动。再次，跨国投资引起的内部交易和转让定价问题更加突出。跨国公司从其整体性的发展战略出发，或者为了既定的财务目标以及对上市公司信启、披露的需要等原因进行大量的公司内部交易和转让定价安排。此外．巨额的金融资本和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和交易形式也使得一国对之难以进行有效的税收管理。最后，网络等利学技术对税收管理提出新的课题。如对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确定规则的挑战。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是基于的属地原则而主张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其前提是纳税人的有关所得和财产来源于或者位于征税国境内的事实。但在现实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往往无法准确的确定跨国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地。

3　从宏观调控来看，税收宏观调控机制主要在于各税种的协调实施或有选择地单独运用。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有不可替代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促进关税的降低和贸易壁垒的减少。因此对税收宏观调控的机制进行重新整合显得十分必要。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各国经济联系程度，很显然这要求各国的税收政策、优惠、法规能够有机地结合。但由于经济、历史等各种原因，我国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税收制度和实践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建议

1　针对税制，首先，应完善流转税制。结合国情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步伐。实现增值税转型，这样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并且达到提高这些企业更新设备和创新技术的能力的目的，最终拉动经济的增长。在消费税的设计上也要与国际接轨，应适时调整税率和征税范围，降低税率，以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

2　针对国际税收管理，首先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协调技巧。例如加强谈判和调价还价的技巧与力度，积极开展对双边都有力协定的谈判，而且要重视税收协定的贯彻与执行。加强与其他国家税务当局的合作也显得很重要，协作解决跨国税务纠纷。其次积极推进反避税工作。继续完善转让定价税收管理法规，放松转让定价方法的适用条件以达到扩大使用范围的目的，明确纳税人的报告义务和举证责任，明确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对使用转让定价等方法逃避税的纳税人实行重罚；同时，可以积极推行预约定价制，即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关联企业之间内部交易安排与财务收支往来及核算方法所涉及的转让定价向税务机关报备。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些避税，同时也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则力。畅通国际市场价格信息，应该组建专业人员和成立机构负责涉外税收情报的搜集、整理和交换工，加强与外国税务征管当局的分工与合作，发挥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作用，签订带有交换税收情报条款的反避税措施，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的反避税事业发展。

3　针对宏观调控运行方面，我国以往的税收征管更偏重收人“任务”的完成，而忽视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有效的调控作用。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必须根据新的宏观调控目标建立科学的税收宏观调控机制，确保主体税种之间和辅助税种之间以及税收征管的各环节互相协调，分工合作形成有机的统一，进一步要形成自动稳定机制。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各个国家市场环境的瞬息万变，使得我们必须摒弃传统过时的陈旧管理理念和不合时宜的体制模式，减少税收政策的时滞障碍，形成有机高效的复合型调控机制，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融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由直接干预为主转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调控机制是现实宏观目标的必经之路。要更好的适应经济全球化，税收宏观调控的转变，不仅需要从体制人手，而且要对调控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

参考文献

篇8

2011：中国

经济复杂而平稳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深化阶段并有望破局，同时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宏观经济整体将呈现“复杂性”与“平稳性”共存态势。 预计全年CPI涨幅将达到4.5％左右，GDP增幅为9％左右。

专家认为，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表现在许多结构性矛盾的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掣肘。宏观经济的“平稳性”表现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将趋向稳健灵活，政策调整的空间依然较大，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金融

2011年

货币信贷目标或下调

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2011年工作会议预计将在本月陆续召开，这些重磅会议将为2011年的金融监管工作定调，一系列市场高度关注的调控动向即将浮出水面，例如：2011年货币信贷增长目标或将下调、积极促进市场化并购重组、结合巴塞尔协议适度提高对大型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加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并强化资本约束等等。同时有望出台一系列金融监管部署，为“十二五 ”开局之年保驾护航。

产业

高铁盛宴：

未来每年投资达7000亿

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铁路建设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约3.5万亿元，相比“十一五”期间的2.2万亿元投资，增加了1万多亿元。

与高铁蓬勃发展相伴的是整个高铁上下游产业链，从铁路、列车到零配件等的连锁反应，这一切又因“十二五”规划建议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而再次升温。

财政

适当提高央企上缴

“红利”比例

经国务院批准，将从2011年起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财政部近日的《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依据通知规定，从2011年起，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具体收取比例分四类执行，第一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15％；第二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10％；第三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5％；第四类免交国有资本收益。

税收

全国税务工作召开

篇9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基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 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国学者新近提供的政治学解释（GDP成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还有一个直接的财政利益诱因，就是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现期与预期税收最大化。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扩大本地经济产能规模，增加未来税收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当期就能直接产生税收。相关税种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其税额加起来占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与企业所得税项平起平坐，仅次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手中有了财力资源，未必优先用于社会文教卫生、扶贫与环保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可能用于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由于尚缺乏交税人对本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民主监督机制，又没有发达国家市政债资本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有“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冲动。在经济周期低谷时期，这种地方财政循环链有助于维持地方经济景气，中央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但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它就成了刺激投资与信贷需求的难以忽视的不稳定因素。

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开始高度重视运用财政政策。除了关注全国财政总支出、总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变化，还要着重探讨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所呈现的固有矛盾。 在尊重地方利益、给予其适当财政自，并不断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引入更有效的地方财政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实现地方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事权更好的匹配。这项改革应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与深化。就像90年代中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首次真正掌握了集中的货币政策，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下一轮改革，可以有助于理顺并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与问责机制，加强市场约束与公众监督，打断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链条，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篇10

    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不仅早已摆脱了对“换汇贸易”的依赖，而且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加工制造业竞争优势，导致我国对外面临着连年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压力，对内产生了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出发，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贸易向依靠消费、投资、外贸协调发展转变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

    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调整，减少了外贸出口收益。伴随着我国以人民币升值为标志的汇率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境内的外贸企业商品出口收入正在相应减少。2007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以美元结算商品出口收入相应减少了5．6％，以日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相应减少了2．3％，以欧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相应减少了1．2％。考虑到今后一个时期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影响，外贸出口收入还会相应减少。

    税收政策的调整，减少了外贸出口净收益。在出口商品的税收政策调整方面，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对资源类和耗能类产品出口不仅取消了出口退税优惠，而且征收了出口关税，对一般出口商品大幅度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受税收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外贸出口企业的出口商品利润率平均下降了3．2％，考虑到这一影响因素的持续性和影响力度的不断增强，今后外贸企业出口净收益还会相应减少。

    国内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增加了外贸出口成本。2007年以来，我国境内原材料和动力价格持续上涨，而出口商品价格却不能因此同幅度上涨，导致外贸企业商品出口平均利润率因此下降了4．3％。2008年以来外贸企业商品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存在继续下降的风险。

    转变外贸企业贸易发展方式

    对当前和今后的我国宏观经济环境，贸易出口企业必须认清经济发展形势，理解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不能寄希望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贸易出口保护的逆向调整，只能顺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求得生存发展。

    实现一般加工贸易向深加工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在出口商品的税收政策调整方面，我国针对不同类别的出口产品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外贸出口企业只有延伸产业链条，将初级加工产品延伸到深加工产品，才可以继续享受到税收政策优惠，避免税收政策调整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

    实现由消耗资源型贸易向节约资源型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无论是国家调整的税收政策因素，还是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因素，受冲击最大的无疑是那些消耗资源型的加工贸易，实现由消耗资源型贸易向节约资源型贸易方式转变，既可以避免税收政策调整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又能适当减轻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

    实现外包加工型贸易向自主技术型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许多贸易出口企业由于实行外包加工型贸易，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导致其每年在实现贸易收入过程中，需要支付大量的专利权使用费，降低了自身的净收益。有鉴于此，搞好自主技术研发，推进自主技术型贸易发展，可以适当提高贸易出口企业自身的净收益，增强其应对利益损失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由贴牌贸易向自主品牌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一些贸易出口企业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实行了贴牌加工型贸易，导致其每年在实现贸易收入过程中，需要支付一定的商标使用费，同样降低了自身的净收益。因此，扩大自主品牌产品的国际宣传，大力发展自主品牌贸易，能够提高贸易出口企业自身的净收益，增强其应对利益损失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实现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与传统的一般商品贸易相比较，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实现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不仅可以优化外贸结构，由于属于国家政策提倡和扶植的贸易类别，而且不会受到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

    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需要做好的工作

    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既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作用，更有赖于外贸企业产生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还必须使外贸企业具备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基础条件。

    引导和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政府需要做好主要工作。一是组织力量向企业介绍当前和发展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企业认清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可逆转性。二是必须对本区域的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类别、结构、出口范围、外币结算类别等基础数据进行详细分析，结合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的变化趋势、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研究本区域外贸企业不同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

    三是必须结合不同类别的外贸企业的自身具体情况，对本区域不同类别的外贸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具体的分类指导意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四是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原则，对企业在转变贸易发展方式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发挥政府提供信息帮助的联姻作用，促进企业发展贸易方式的转变。

篇11

【关键词】宏观税负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税收弹性

一、引言

税制优化理论认为，税收在各种刺激供给及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中是积极有效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降低边际税率，这是由于边际税率决定着经济主体的税后净收率，影响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偏好。税制的具体优化模型不尽相同，但以宏观税负优化模型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税负来作为一定意义下的平均税率来研究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宏观税负的数理模型：MTB=T/GDP（MTB为宏观税负T为税收收入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理论上说应当存在一种最优宏观税负实现“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从西方税负研究看，税收规模存在一个适度的界限。Scully（1991）对103个国家160-1980年总税收和各种税收占GDP比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宏观税负大于45%时，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随后是负增长。基思・马斯顿（1983）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国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其发现：那些在效率税制下，使公民承担较低税负的国家要比高税负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较快。因此宏观税负不宜过高，否则对经济增长将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以税收收入安排的财政支出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正效应，那么存在一个使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税率。

宏观税负反映政府经济规模的大小及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程度，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税负是不同的，那么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存在？我省目前还是否存在对税负的改进空间？空间到底有多大？下面通过分析我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

二、理论分析

在明确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前，为便于理论分析首先明确税收收入与GDP是正关系（如图3），GDP规模决定税收规模，GDP结构决定税收结构，这一点在这不做过多说明。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弹性表示一种经济变量对另一种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其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率/自变量的变动比率

①当E=1时，有（T2-T1）/（T2+T1）=（G2-G1）/（G2+G1）故T1G2=T2G1。

即MTB1=T1/G1=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为1时，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衰退宏观税负都保持不变。

②当E>1时，即MTB1=T1/G1

③当E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宏观税负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宏观税负随着经济衰退而上升。

借助弹性系数作为中间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同时也确切知道，判断宏观税负是否过高，或者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税收弹性系数是必须明确的前提条件。

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时，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适度上升是有益经济发展，同样经济衰退时宏观税负下降是有利于重振经济。如此我推测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非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而是正负相关的结合体，是宏观税负的抛物线（如图4）。

当经济发展初步启动时，政府的收入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提高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如此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总体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此宏观税负的正效应对应为C点左半侧。

但在宏观税负足够高，税收规模已经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税负，增加税收，则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递减，当宏观税负越过c点（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在这有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抛物线将向右偏移，同时意味着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上升。

这种结论不难理解，可以直观解释如下：从税收筹集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的同时降低了其收入期望，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例如税率较高和折旧扣除较低，就不鼓励投资或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同时，从税收支出角度看，政府的税收又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界定和保护了产权，矫正了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从税收筹集方面讲具有抑制私人投资的负激励效应；从税收支出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而这两种影响力都是税收规模的函数，但经济增长不是税收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函数。这种单调关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超过某一点或限度后，税收的影响合力方向将发生逆转。在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负激励效应）。而且，这时征税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适当扩大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宏观税负已经足够高，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再增加税收，由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成本。而且，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从而负效应占主导，继续提高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最优宏观税负，作为税收影响合力方向的拐点是会动态呈现的，具有时空特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最佳税率，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经济体的最佳税率会有一定上升的空间。

三、实证分析

鉴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主要有GDP、税收。本文根据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的发展情况，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量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增长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湖南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全省GDP总量从2001年的3831.90亿增长到2011年的19669.56亿，年平均增长16.97%；同时湖南税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了1877.75亿，增长率由9.11%一度达到29.97%，年平均增长19.65%。GDP总量和税收收入不断平稳上升，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虽在绝大多年份，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但可以明显发现湖南的宏观税负保持稳中有升，2001～2011年宏观税负极差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也仅为1.57%。尽管个别年份受局部或偶然因素的影响，我省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快速下行，但我省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度将会保持趋强的态势，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将相对稳定地回归至合理区间。

运用Eviews计量经济学软件，在对2001～2011湖南税收与GDP增长情况对比表进行回归分析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有如下统计结果（见图1、图2）。

X1为宏观税负，Y为GDP增长率。图1显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并且湖南在现阶段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以正相关联系存在。

OLS估计出的模型：

Y=-67.49783757+9.26100083*X1（Y为GDP增长率，X1税负）。

R-squared是模型的相关系数，本模型R=0.736851，在模型意义上R越接近1，表明模型拟合的越好，线性关系越显著，R=0.736851说明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相关关系比较显著。

从散点图和OLS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湖南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是以一种正效应存在。说明这些年来湖南宏观税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影响，推动了湖南经济发展。

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的轻税倾向已成趋势，第二产业税负最高，第三产业税负次之。因此，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增加，经济税源就快于GDP的发展速度，从而税收弹性系数得以提高。从表1可知，2001～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意味着湖南税收增速远远超出经济增速，宏观税负将随着产业发展有一定上升空间。

四、结论

分析至此，对我省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及其原因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我省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可对我省现行宏观税负及未来宏观税负趋势进行判断。

最优宏观税负是动态变化的，是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搭配的，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性。2001～2011年我省税负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显著，当前湖南税负水平与湖南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适度和必要的。（1）从税收弹性系数看，2001～2007和2010～2011年弹性系数保持在1.20左右，2008～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弹性系数一度低于1，但随后回升；（2）从宏观税负分析来看，宏观税负随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3）从长期看，湖南宏观税负水平将有一个长期的上升阶段。一方面，当前宏观税负水平处于税负的拐点的左侧，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税的边际成本，同时湖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平均增速达到16.97%，为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这意味着宏观税负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在GDP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我国当前税制下，农业的轻税倾向只会日趋明显，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越加突出，这样随着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化、宏观税负水平会向二、三产业靠近，这也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有一定上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部分），2010.

[2]张伦俊.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2006.

[3]李斌.宏观税负优化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

[4]熊彼特著，叶华译.经济发展理论，2007.

篇12

关键词：财政压力；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效应

引言

如今我国处于财政压力较大的状态，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针对当前的日益严峻的内外经济环境问题，为推动经济的高度发展，恢复国民经济往日的活力，我国推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对该政策的落实和推广，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稳步运行。

一、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原因和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改变固有的经济模式加速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正不断变化，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稳定我国的经济形势。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我国在顺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前提下的出台的经济调控手段，能够有效缓解国家的经济困境，还能够降低经济风险。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为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也带动了国内多个行业的经济增长。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经济状况的稳定对国家的整体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可以稳定经济情况，还可以稳定我国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各行各业能够顺利运行，居民收入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增加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政府为了让人们都有房可住，利用减税、调税、免收个人不所得税等宏观手段对税收的内容进行改革，居民的收入也因这些举措而得到了改善。结构性减税可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增加对外贸易额，使“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针得到充分的落实。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的经济秩序，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

二、结构性经济减税宏观经济效应

（一）推动中小型企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促进了企业结构发展方向的转变。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说，结构性减税为他们减轻了税费方面的负担，沉重的税费对于发展状况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压力是非常的大，结构性减税政策使中小型企业恢复了活力，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新的机遇。促进中小型企业的投资，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长足发展。结构性经济减税利用有增有减的税收调整形式推动中小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加速了服务行业的发展速度，从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来源的转变。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平衡好政府、企业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好利益方面的调控工作是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由于中小企业是劳动者选择就业的主要渠道，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能够充分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活力，所以降低税费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保障居民的就业情况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极大的帮助。

（二）促进经济发展

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着极大的成效，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的整体需求不断上涨，对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状况有着促进作用。在进行调整企业结构时，税收收入是重点关注对象，因此，在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时，应将工作重点定位到税收结构调整工作中。为了保证出口情况的平稳运行，我国对出口关税进行下调，甚至对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全面取消。在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时，还要配合税费制度的改革共同整治乱收费问题，对各类税费问题进行重新的规划，并依据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从制度上缓解国家财政收入和结构性减税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居民的经济做出最大限度的保障。

（三）为居民提供福利

一直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情况都存在不均衡分布的特点，中等收入的人群处于少数，收入过高和收入偏低的人群占了很大的比例，贫富差距因此显现出来，收入分配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國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保证居民收入的稳定性[1]。在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时，先拓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在分类别对个人所得税的总额进行计算，最后以家庭为单位交纳个人所得税，此政策的落实，从根本上缓解了居民家庭的经济负担。在不影响国家整体税收收入的情况下为居民的经济收入提供保障[2]。

结论

综上所述，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我国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能够给企业和居民同时带来较大的收益和福利。有助于恢复我国经济活力，同时也能切实提高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实现和谐进步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雪璐，郭永芳.欠发达地区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及地方经济效应分析——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4（01）：99-103. 

篇13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四、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的理论策略，为保持经济能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增加劳动人员的工资，提高工资收入，只要人们手中有钱不仅能缓解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还能促进人们的消费，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财政帮助，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第三，增加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包括对铁路等的投入要增大，这是拉动内需最为有效的途径。第四，对农业来说，加大补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最后，调高个体税收起点，尽可能降低利息税，施行大规模的减税措施。通过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国经济会在最短时间实现健康稳定地增长。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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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