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税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宏观经济税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纳税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

税收评估不仅是对税收结构及变化进行科学分析，指导税收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能够科学反映经济社会各部门发展状况，对于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税收评估相对复杂，在指导经济发展方面还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应用指导机制不健全、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等，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升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

一、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税收总量、结构等都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要关系，而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国家在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基础上提出的，能否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及财政税收等各方面发展。因此，应用有效的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可以明确我国各产业、各部门内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预测，可以明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将其进行细化，针对具体目标指标采取相应的支持和发展政策，进而可以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

(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经是由高速发展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优化税收结构、提升税收收入质量成为实现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明确税收的具体结构，以此确定宏观经济中各部门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进而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使得那些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以及战略新兴产业能够得以快速发展，进而优化了宏观经济发展结构，为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逐渐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稳步推进为我国经济的稳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税收评估可以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纳税申报进行有效分析，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进而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充分释放税费改革红利，提升其发展活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效的激发市场活力，为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二、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税收评估方法

在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据绝对比重且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在税收评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各地区税务机关通过组建专门的税收评估部门，借助系统软件对税收结构、风险、增长变化情况等进行分析。但从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税收评估方法还相对落后，缺乏对税收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因素的充分考量，其内容相对单一，没有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根据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导致税收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宏观经济发展实际，所以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

(二)缺乏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宏观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涉及到诸多层面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必要指导机制，因此其指导作用相对有限。首先，在进行完税收评估之后，如何将其结果顺利应用到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过程中，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性的政策，如何确保指导政策的有效性等成为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同时，在税收评估标准制定和选择方面是否可以满足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成为借助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不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各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税收评估工作，为其带来了新的评估手段。但当前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还缺乏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现有的评估方法、模式和系统等都显得相对传统，且很多时候需要进行人工操作，不仅降低了税收评估的效率，也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在具体的税收评估过程中，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难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对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变化中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导致税收评估的可靠性受到影响，进而降低了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四)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

税收评估工作是税收经济分析的重要工作内容，涉及到税收组织收入构成中的诸多内容，其复杂性较高，因此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团队。而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应用也具有较强的专业化，同样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当前，人才不足成为摆在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相关部门对现有税收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不足，没有针对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核专业化的培训教育。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不到持续提升，难以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其在税收评估方面的专业性不足，评估结果的应用性存在欠缺。另外，相关部门对税收评估专业人才的引进不足，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或岗位调整而来，非科班出身，因此其专业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税收评估及其应用方面难以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三、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

近年来，为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减轻企业负担，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各类政策及税收征管还处于改革过程中，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对税收评估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以，需要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首先，相关部门要转变传统税收评估理念和方法，提升对税收评估的重视度，将其视为反映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次，要全面更新税收评估的软硬件设备，在原有系统基础上，将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评估相关影响因素纳入其中，确保税收评估分析数据的全面性，以此改进税收评估结果，更好地指导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作为保障，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完善应用指导机制方面，要首先明确税收评估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税收评估结果来评价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并找出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比如新兴产业和企业，以发挥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所以在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支持和应用政策，将那些具有战略指导价值的税收评估结果应用到宏观经济相关产业行业中。同时要对这些支持政策的应用结果进行科学考核与评估，比如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等，以此作为改进和完善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机制及支持政策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更好地发挥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其对各项税收工作及宏观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因此强化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提升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能力的关键。首先，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要树立大数据思维，摒弃传统的数据评估理念和方法，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对税收征管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广泛的收集、分析、整理、储存，形成税收评估信息数据库，在开展各项税收评估过程中强化对数据库的共享，以便于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各行业发展情况与税收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税收评估提供实时性的数据支持，也更好地发挥其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四)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

当前，人才已经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税收评估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更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因此，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要根据税收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和现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对其税收评估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使其掌握最新的税收评估方法，在税收评估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另外，要根据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吸引外部专业人才的加入，实现对现有人员团队的有效补充，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打造一支专业化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团队，为更加有效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评估工作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可以实现对税收本身的评估，还能够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必然联系，通过科学税收评估能够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同时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研究来看，可以从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完善应用指导机制、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和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等方面出发，强化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齐波.论财税工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1-102.

[2]李娜.浅析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9-110.

篇2

    【关键词】　宏观经济；　政府消费；　贸易平衡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状况，如何更好的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须通过优化对外贸易的方式来达到贸易的协调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注重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出口，加大自主创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出口比例。进口方面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国内短缺资源。我国采取的对外贸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运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质量，有效的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措施就是通过控制出口退税，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对一些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征收出口税，为我国出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提供重要的税收政策支持。因此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出口退税还是对出口增税，都是调整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的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上找到平衡点，才能减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杠杆，通过此杠杆可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时我国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才能促进结构优化和升级，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只有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才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宏观税负；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简介]卢翔宇（198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税收体制进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制。特别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税负的增加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这会使人产生疑虑，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剖析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税收决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此进行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改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的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的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990）将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得出增加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归分析了美国1929-1989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宏观税负超过23%时，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郭庆旺、吕冰洋（2004）得出收税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税收对经济增长基本上不产生影响的结论。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会阻碍经济增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多途径的，如通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但笔者在众多途径中，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一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探讨。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从既有的文献中理清一下两个问题：一是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主要是从税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类税是对所得和财富进行征收，一般难以转嫁。理论上直接税被认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进性方面，王亚芬（2007）测算我国1985-2005年的个税再分配效应，发现累进税率改善了分配结构。彭海艳（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得出目前税收负担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但总体累进性呈下降趋势。万莹（2011）应用K指数、税前后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个税的累进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且累进性不断增加。李青（2012）运用2000-2009年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而间接税主要是对流通领域进行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类税通常容易转嫁，具有累退性。我国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往往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剑锋（2004）构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计算了不同消费结构对三大流转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张阳（200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分别计算城乡居民负担的流转税份额，得出我国流转税在城镇和农村都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9）通过比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组，发现流转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万莹（2012）也通过考察2002-2009年流转税在不同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收分配具有逆向调节作用。

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文献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在内生财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决定财政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将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要素加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出中间投票人资本越匮乏，资本税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伊恒等（2005）运用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呈正相关。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机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便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决策机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而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业化早起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Aghion等（1992）从信贷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贷市场完全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两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围绕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主题，现在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将宏观税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运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以期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为我国科学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从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指标各年变化较大，本文选取了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关数据。本文资料及数据来源主要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和《财政统计年鉴》（1994-2011）。

（一）指标选取

1.宏观税负指标（T）

目前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按其口径大小可分为三种（安体富2002）：第一、小口径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二、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选指标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为相对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包含政府的非税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形成税收，但事实上对国民整体来讲仍然形成了一种负担。应当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大口径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负担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该指标不易准确测算，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本文选择中口径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标准，文中用T来表示。宏观税负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T=■

我国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选取1994-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收入分配指标（G）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前学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笔者认为相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基尼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目前国内的文献较少运用省级的基尼系数。本文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中测算出的中国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自治区的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据此我们可得到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来表示收入分配指标。

3.经济增长指标（Y）

目前学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多种，GDP增长的绝对量以及GDP年增长率等等。本文选取GDP的人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如前述本文中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对量来衡量，为保证模型中数量关系的一致性，经济增长同样采用相对数即GDP增长率该数值来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区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小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的GDP增长率，在文中用Y来表示。该公式为：

Y=■

4.控制变量指标（X）

考虑到一国的劳动增长与资本增长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其中Lr为衡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由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Kr为衡量资本增长率的指标，由各省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衡量。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控制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变量的情况下，讨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根据前述的有关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运用中国30个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模型设定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我们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已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模型设定如下：

Yit=？浊0+？浊1Tit+？浊2Tit+？浊3Tit*Git+？浊4Xit+Vi+？着it式（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区人均GDP增长率，T表示各省区宏观税负，G表示各地区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X为控制变量。ν是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ε是扰动项。T*G用以检验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为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还应对上式求偏导。对式（1）求导，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

■=？浊1+？浊3Git 式（2）

上述为未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模型，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增长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过去因素影响，因此还应对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和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考虑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兹Tit+？姿Git+？啄Xit+？淄i+？着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Tit-j*Git-j是交互项的滞后项。M是最大滞后阶数，其他解释变量与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选择Y的滞后一期和T*G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所以模型中M均为1。

三、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设定下，经Hausman检验，我们拒绝了面板数据下的随机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到从全国范围内看，宏观税负系数和收入分配系数均为负，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过高的税负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该两项均不显著。随后在回归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可以看到列2的结果中，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显著。可以说在考虑到了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后，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显著性加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了。在式（2）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偏效应为η1+η3*G，交互项系数η3=5.820>0，这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这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提高宏观税负，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较大时，提高税负，会更多的对富人尽心征税，随后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或是进行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则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资本与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地相关关系，资本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符合人们符合预期，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的提高，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加剧。社会包袱较重，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以为着有，有更多的劳动负担。而且本文指标均选取的是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增长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说明我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增加会对经济明显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区去阻碍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同，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在东部地区则为正。表明在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和东部地区普遍较发达有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会积累到更多的财富。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资本。这会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经济会有所提高。同时还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劳动在东部和中部对经济影响不大，相关系数仅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资本是有限的。根据生产者理论，劳动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提供了大量劳动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机器设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将互相普遍都是显著的。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对影响经济增长。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是正的。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会扩大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这与全国范围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进行社会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福利。利用税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收入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会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们整体的收入较低。即使提高了宏观税负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

（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对动态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滞后一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由于个体效应影响所有期限内的因变量，使得固定效应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而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可以将自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我们认为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在检验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中是稳健的。表中AR（1）检验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满足了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更高阶自相关的设定条件，这意味着GMM估计量是无偏和一致的。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GMM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将具有滞后效应。相对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增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为影响路径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动态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交互项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当期的交互项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当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而中部地区则相对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其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宏观税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进行验证。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区近15年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构有力支持了上述预测：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影响于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尽管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径，但其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则可能是个显著地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在东中部地区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可以适当的提高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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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作出的选择或决策。其中，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公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财政政策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将二者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调整这些变量来达到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

一、财政收入

1.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通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或降低税率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起到阻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以采取增税或提高税率的措施抑制总需要过度增加，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因此，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公债

公债，公债是政府对债权欠下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本国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外债是向外国举借的债务，包括向外国借款和发行外币债券，公债不同于税收，税收是强制的，无偿的，公债是自愿的、有偿的，是政府运用信誉筹集财政资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政府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文经济学家认为，公债的发行既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又能影响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重要作用，影响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对经济产生扩张或抑制效应。因此，发行公债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二、财政支出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购买军事物资、警察装备用品、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以及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薪金。政府购买支出中，发生了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总需要水平，对整个社会总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对产品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会总需求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反之，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购买支出水平，如减少军费开支，实行裁员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水平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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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冲突；数据协调；税负；税收返还；税收空转；税式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67-0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飞速发展，近些年全球信息量以每年翻两翻的速度爆炸式增长，成为当今社会增长最快的资源之一。这种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被称为大数据。进入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使人们获取与数据变得十分容易，一方面，它为网民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它也为少数别有用心者丑化他国政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2007年起，《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三，之后不断提升中国排名，2009年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将中国排名为全球第二和亚洲第一。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不排除有故意丑化中国形象、搅乱中国民情的嫌疑。对《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我国官方和学术界从来就不予认可。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外的宏观经济数据中，不同部门的数据之间、不同数据比例关系的逻辑上确实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冲突的现象。如2009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全年税收收入为57 862亿元，而财政部税政司的全年税收收入却为54 219亿元，两个数据相差3 600多亿元。同时，利用我国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简单的环比增长速度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我国税收收入自1995年以来至今，18年间一直存在着超经济增长的结论，这是我们难以否认的事实，当然这也这给有意丑化中国的个人或机构予把柄。

对我国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我国有很多学者，如吕冰洋、李峰（2007），丁小平、刘铮鸣（2012），胡怡建、刘金东（2013）等，运用数学模型和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在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存在着合理性的解释。其主要结论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务部门对税收征管的加强，以及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我们不怀疑这些学者论证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这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实践数据的验证与推敲：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自2009年及其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为什么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依然没有停止超经济增长的迹象，即仍然保持着超经济增长的态势？如果说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加强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按照税收收入年平均超经济增长3.95%的速度计算（见表1），税收超经济累计增长18年后，因税收征管的加强引起的税负就会达到纳税人总产出的71%，这足以让大多数法人纳税人倒闭了，但为何还能持续生存到今天？如果说是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与存量资产相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增值税与存量资产的增长并无直接关系，为什么增值税收入也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总之，脱离经济的税收运行不可能没有不合理之处的存在。

国家税务总局自2002年起，几乎每年都不厌其烦地要向社会公众解释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将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1）税收收入与GDP的统计口径不同；（2）GDP的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存在差异；（3）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影响不同；（4）税收征管因素的影响；（5）部分税种如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等采用的是分级累进税率，收入增长与税率增长的幅度不同。这种多因并重的解释方式，似乎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对西方个别机构对我国纳税人税负过重的宣传进行了辩论，指出西方个别机构在评价方法上和计算依据上明显存在着错误。看来，税收数据的冲突具有扩大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稳定税负、透明预算等方面的改革要求，将我国财税体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地位（高培勇，2014），因此，税收增速和税负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它已涉及到了国家治理基础的战略层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中西方国家宏观税收收入口径的比较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1―201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及德国的GDP和税收收入数据，分别计算了其GDP和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相应的简单算术平均数。从计算结果看（见表1），西方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中，有的年份是负增长，有的年份低于GDP增长率，有的年份高于GDP增长率。从其均衡走势来看，西方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除了德国与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外，其余五国都呈现出低于GDP增长率的态势，没有出现持续地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而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既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也没有出现低于GDP增长率的情形，却呈现出规律性地持续走强于GDP的增长率，这种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关键因素在长期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我国与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的比较发现，我国在税收实践和税收数据的统计上，没有引入和运用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概念。我国通常所说的“税收优惠”，在西方国家被严格地限定在税式支出的范畴之内，并且每年都需要由财政与税务部门联合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和税式支出决算报告。在西方，虽然将税式支出列作政府开支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税式支出实际操作上，包括税收返还（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款）在内，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进行。在对外税收收入时，将税收返还款从税收总收入中扣除，即以不含税收返还款的税收收入对外（见表2）。而我国对待税式支出上，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逻辑，既没有税收优惠预算报告，也没有税收优惠决算报告；对税收收入的返还、退税上，一部分由税务机关负责，一部分由财政部门负责。我们的问题出在由财政部门负责支出的税收返还款，在税务部门仍然作为税收收入对外，即我国对外的税收收入包含了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这部分法定的税收返还款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据相关数据测算估计为3%～13%（见表2）。

我国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还存在额外地违规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的现象，这方面的数据同样没有从对外的税收收入总额中扣除。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我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由地方政府擅自扩大的税收返还款，以及税务机关为了完成年度税收收入计划，通过将未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差额于当年末入库，下年初再入库的方式，徒增税收收入，以达到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目的。这部分徒增的税收收入，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这里称之为“税收空转额”。由于我国对税收收入采取的是计划管理方式，每年由上级税务机关向下级税务部门逐级下达税收计划任务，到基层税务所时，税收收入计划通常都增加到了每年递增15%以上的水平。从2001―2011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9%。由于当年税收收入计划是按上年完成的税收收入数据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即上年形成的税收空转额也算作了税收增长计划的基数，这样按19%的年增长率计算，100单位的税收空转额到18年后变为100×（1+19%）18=2 290，扩大了22倍，数额巨大。因此一旦税收空转额形成后，也就是假数据形成了真任务，便不可逆转，并会持续地递增下去，对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会持续地生产推动力，因此危害巨大。按此规则，我们估计这一部分金额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为2%～8%（见表2）。

可见，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额这两部分数据原本不是经济增长形成的税负，并且也不属于税收收入的构成项目，但在我国却长期地将它们纳入税收收入总额之中，并作为来年税收收入增长计划的基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经济增长之外能够自我增长、自我膨胀的特别机制――“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推动了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地超经济增长，因此，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是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谜底。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税收收入应该不会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

三、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的调整

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调整的关键是计算出由财政部门直接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以及估算出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

由于在我国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是由基层财政部门负责的，而当前我国没有一个专门和统一的反映这一支出的财政指标。在查找基层财政统计年鉴时，我们很难找到与（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同名同义的支出指标。不过我们从全国各省份和直辖市2002―2012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执行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献中，通过分析计算，提取出了税收返还数据相对较为完整、连续的两个省份――广东和山东的数据，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了这两个省份的税收返还款占其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并暂以此比例作为全国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另外，我们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按照抽样审计对样本的推算方法和我国税收计划增长的编制规则，估算了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及违规扩大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

根据估算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和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与GDP年平均名义增长率15.8%相比基本持平，达到了与GDP的同步增长，基本消除了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见表3）。调整后的我国宏观税负也更趋于合理。

四、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

大数据时代，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的绝对数，还是其相对数，如果发生冲突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我们应成立专门的跨部门的数据管理组织，对准备对外的所有宏观经济数据给予合理性、逻辑一致性等方面的审查，在确保无误后，再对外。

第二，要通过立法消除形成宏观经济数据冲突的根源。如，对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的税收优惠，要引入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概念，并将税收返还单独设立为一个统计指标，将全部税式支出项目纳入财政支出预算体系中，并对税式支出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以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对税收空转现象，要从税收收入计划的制定开始变革，将税收收入的计划增长率限定在同期GDP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以内，对有税不征和征收过头税以及在税收数字上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惩。

第三，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共享使数据已经没有了国界，不同国家的网民均可自由地使用网上其他国家的数据。然而，我国有一部分经济指标与国外相比，虽然同名，但其统计口径或所包含的内容却有所不同，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时，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因此，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在短时间内不能接轨的指标，在对外时，应按国际通用的口径及指标所含内容进行调整，以减少误用的现象。

第四，要用技术手段，将微观数据在汇入宏观数据时，进行审核把关，将逻辑冲突、或不真实的数据阻挡在宏观数据形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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