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趋势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内经济趋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功能定位；集聚―辐射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2-0030-06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三个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都市经济区。过往20年来这些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成为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国际宏观背景下，它们仍然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前沿阵地，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代表国家(薛凤旋等，2003)。随着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组的到来，如何重新调整都市经济区国内功能定位是制定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应对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文以我国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城市，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以及沧州八个地级市在内的地域范围，2003年国土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7 370万人）国内功能定位的研究为例来探讨区域功能定位。

区域功能定位是通过分析宏观背景和区位条件来明确其未来发展的主导功能与地位，具有全局性和指导性，是区域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镇）是区域生产要素的汇聚中心，是区域经济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城镇体系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集聚―辐射是其内在发展机制（宋家泰等，1987）。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形成有效的城镇体系，因此，城镇体系的整体功能可以成为区域功能定位的直接切入点，应该重在探讨集聚―辐射机制的内涵及作用途径。

2.功能定位研究的基本思路

区域功能定位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工农业生产布局、城镇体系组织、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的战略发展制定的依据。城市是经济活动组织的枢纽或节点，因此，区域功能定位可以从区域的重要城市功能着手，并通过探讨流动性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在各个城市间的集聚―扩散机制，挖掘区域城镇及城镇体系的整体功能。

2.1 从核心城市功能的角度切入――我国政治、文化及科技创新核心区域

城市是区域功能的空间承载。区域内各城市与其所在的城镇体系之间以及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相互联系作用，产生区域整体效益。区域中的城镇体系尤其是都市经济区的城镇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功能与作用往往成为区域的“集聚―辐射”机制的枢纽。因此，从首位城市的功能识别入手，可以得到区域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功能。

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国内功能定位为例，首位城市北京是我国的首都，这就决定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在我国具有最高级别的政治功能与地位，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是我国的文化核心区域。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北京是我国历史上的古都，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军事交通位置扼要（图1），是北京成为历史上元、明、清三个历史朝代古都的重要原因。古代京津冀所在区域是中原通往关外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交通要冲，兼有军事重镇和北方各族商品交换中心职能。蓟城、幽州等古名城均曾出现在这一地带，因此，历史上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区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和文化交流、融合及积淀之地。

图1 古代元以前的京津冀地区示意图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成为集中展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门户地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拥有高等院校200多所，科研机构800多家，文化底蕴、人才优势以及科技力量都明显优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此外，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研发中心189个，占全国的27%。从科研经费筹集的角度看，国外资金占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比例，北京处于最高水平，为3.1%；其次，是上海2.5%。具体从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分析看：（1）北京在企业的科技经费筹集额中直接来自外国资金所占的比重以及贡献率排名第一，为7.9%，上海为3.1%；（2）国外直接提供给北京地区科研机构的经费远远高于其他省市，这说明北京地区科研机构在利用国外科技经费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其次是广东和上海；（3）北京高校科技经费筹集中来自国外的资金也远高于其他省市。面向未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能力立足在夯实的科技文化基础之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核心城市功能主导其所在区域的功能，但区域功能定位不等同于核心城市的功能定位。这是因为，“中心”一般就城市而言，用以描述空间上抽象的“点”；而“都市经济区”则是“面”的概念，是空间“面”相对于更高层次的“面”而言，因而某种区域功能的主导地位用“核心区域”较为妥当。

2.2 从集聚的角度研究――我国最主要的城镇和工业集聚区之一

“集聚”(Agglomeration)是城市及城镇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由于流动性生产要素如人口、资金以及生产资料等向某些地区汇聚，产生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促使城市（镇）和工业飞速发展。国际化、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引发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是推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2.2.1 国际化程度深入发展。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是环渤海地区参与世界贸易的前沿阵地，在贸易分工格局中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区域GDP约占世界的1/5，占亚洲的70％以上。日本、韩国等国家与我国尤其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目前日本和韩国已经跃居对华贸易的第一和第五大国。通过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华投资倾向分析的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依托其在东北亚经济圈中的交通区位优

势及涵盖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腹地，成为日韩等东北亚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投资的重点区域（表1）。这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尤其是环渤海地区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加工生产成最终产品，出口美欧市场，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研究表明，国际化对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发展的直接驱动作用将越来越大，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潜在经济发展能力显而易见。

另外一方面，从资源利用和开发的角度看，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水、矿产等资源相对紧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升高，并产生对国际化程度加深的内在需求。这些基本前景决定了国际化将直接驱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未来经济发展。

2.2.2 城镇集聚密度大。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区域位于华北平原，是我国城镇密集地带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中县级以上的城市总数已经达到115个，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82个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35个（图2）。

图2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密度分布图

值得关注的是，下一轮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将成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城镇发展的重要契机。“十一五”期间，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地区依托各自临海的区位优势，将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新的产业与人口集聚区，成为吸纳外来人口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区域。首先，天津滨海新区是东北亚地区通往欧亚大陆桥最近的起点之一，是从太平洋彼岸到欧亚内陆的主要陆路通道，也是华北、西北乃至中亚地区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交通区位的优势成为产业与人口集聚的动力之一。交通沿线将成为潜在人口集聚点出现的地区。其次，产业支撑能力颇为坚实，可以成为潜力巨大的人口产业集聚点。2002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就占全市的40％，外贸出口占天津市的50％。现代制造业基地的雏形已经出现，开发区电子工业基地、大港石油化工基地和海河下游现代冶金基地初步形成。而河北曹妃甸地区立足于深水大港、大泊位以及后方滩涂土地资源优势，承接首钢和唐钢的产业转移，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等临港重化工业；同时配套发展大宗物流以及仓储、运输、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有望成为我国北方现代化临港重化工业基地。

2.2.3 工业化趋势深入发展。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目前总体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也正从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竞争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竞争转变。

宏观形势的变化促使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各城市间产业布局与发展开始互动，工业化趋势不仅表现为各个城市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见表2），还表现为各个城市间产业的转移，城市之间分工愈来愈明确。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已经形成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组合的区域产业结构，是我国重要的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区域，是高新技术产业、汽车、电子电信、机械工业制造、能源及原材料工业基地。其中北京以奥运为契机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着力打造汽车、电子信息、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工程与医药、都市工业等六大支柱产业，促使其加快成长，壮大规模；天津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口城市和加工制造业基地，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强大经济能力的实业支撑；唐山作为能源、原材料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城市，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不可忽视的经济中心城市；秦皇岛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入输出基地；廊坊位于京津之间，具备典型城郊型和卫星城经济发展基础；保定是河北省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和地区中心城市，是华北重要的造纸和胶片基地，并能够分担北京教育科研职能；沧州地处沿海开放地带，是河北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城市之一，随着神黄铁路西煤东运通道的建设，具有发展成为规模较大中等城市的基础；承德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重要的生态资源涵养区，也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城市；张家口已成为河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晋蒙冀交界区域的重要商埠。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外部宏观环境还是内部互动协调，都直接驱动着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工业化深入发展。

2.2.4 市场化效益发挥潜力巨大。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正在成为我国高速发展、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2004年常住总人口约为7 370万人，从1990～2000年间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近年来急剧增加（见表3），巨大的消费人群正在形成。北京和天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万元以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住房、汽车、教育、文化娱乐成为主要消费；2003年河北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 239元，消费能力也在逐年递增。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市场之一。2000～2003年商品房施工面积年均增长27%，2003年达到9千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年均增长25%，2003年达到1 894万平方米。商品住宅销售中外地和海外购房者比重提高，其中高档房占20%左右。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达到200余万辆，近年来年均增长10万～20万辆。

2008年奥运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加速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市场化进程。北京将着力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知识型服务业、现代流通业、旅游会展业四大产业，一方面，快速健康的市场化进程是四大支柱产业成熟发展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并持续提高对现代服务业、旅游业以及会展业的需求。

2.3从辐射的角度研究――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三大都市经济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以及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其中仅仅只有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位于北方经济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成为沟通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轴心，其辐射能力随着核心城市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强。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特点表现为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和加工制造业步入到结构升级阶段。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机械制造、冶金、化工以及建材等重化工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生产布局的优化调整等将加速发展。这些产业的重要特点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产业联系复杂，一旦启动，带动面广，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强劲。

此外，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加工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原材料产业、重加工制造业，如汽车、精密仪器生产制造业等、住宅、交通基础设施制造业等等将会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直接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加工制造业体系，涉及地域面广，地域分工因此进一步拓宽深化。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尤其是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依托其产业优势及人才优势，在新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是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引擎，推动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2.4 从区域空间网络体系的角度研究――沟通我国东、中、南以及北部经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

目前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已基本形成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的陆海空综合运输网络，并呈现以首都为中心的发散式组织形态（见图3，4）。可见，在我国整个交通网络体系中，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交通位置十分扼要，腹地范围十分广阔，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连通东北与华北，直通华南、华东，是东北亚地区直通欧亚大陆桥最便捷的通道起点之一。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铁路网络发达，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铁路线主要包括京山、京沪、京广、京九、京原、丰沙、京包、京通、京承、京秦等10条，连接天津的铁路有4 条干线（京津线、津山线、津浦线、津霸线）和1条支线（津蓟线），此外还有大秦线、神黄线等能源通道和南堡线、坨港线等疏港铁路。公路网已初具规模，有14 条国道以本区作为出发点，省道和县乡道路较为稠密，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约占全国的1/10，2003年已建成的有12条，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

图3 京津冀地区铁路区位

图4 中国城市间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最高的航线

以北京为中心的航空枢纽港在我国航空网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周一星，2002），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均位于前列（如图4所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无论是航空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都具有巨大的市场保证，成为核心航空枢纽地区。

此外，京津冀都市经济区还形成了以天津为枢纽的渤海西岸港口组合，包括天津、秦皇岛、黄骅、京唐等港口，未来河北曹妃甸港口等新港口建设等，使得地域组合内港口功能互补，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天津港是我国重要的枢纽港，腹地可达华北和西北广大区域，主要承担外贸件杂货和集装箱货物进出口；秦皇岛港为深水良港，是我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黄骅港是我国北煤南运第二条通道的海铁联运港。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具有启东承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地位。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交通区位优势，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立足点；是完善与其经济腹地――“三北”地区发生“集聚―辐射”机制作用的渠道；是面向东北亚、接轨全球经济的关键所在。在下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京津冀都市经济区要实现其区域功能优势，完善“集聚―辐射”机制的作用，必须以交通区位优势为根本出发点。

3.区域功能定位的推导思路

从区域功能形成机制看区域功能的定位，流动性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组起到十分重要的重塑作用。由于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外部效应，区域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导致集聚与辐射机制发生作用（见图5），产生规模经济。流动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资本以及生产原料（自然资源等），只有土地是无法发生空间位移的非流动性生产要素。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人口、资本以及生产原料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成特色产业，区域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并举，从而实现区域功能。区域功能定位既要追溯区域过往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辐射”机制，分析研究区域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地位与作用，又要为未来区域发展战略和各项规划提供直接依据。

图5 区域功能定位形成机制示意图

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国内功能定位为例：“我国政治、文化及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域”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北京这一核心城市功能推导而得出的结论；“我国最主要的城市和工业集聚区之一”从“集聚”的角度看，流动性生产要素人口、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等综合作用结果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体现，其集聚趋势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将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国际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直接驱动下，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相伴产生；“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则从“辐射”角度阐述了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对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沟通我国东、中、南以及北部经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则是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中定位其区域功能的支撑体系。

上述区域功能定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中分析，其分析思路如图6所示。区域功能定位（这里针对国内功能定位而言）在空间尺度上往往具有相对性，需要承接更高层次区域功能定位的影响，从而正确推导研究区域功能定位。流动性生产要素是“集聚―辐射”机制发生作用的客观载体，对其在时空格局中的把握成为功能定位准确与否的关键。这是因为区域功能往往体现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组将直接导致非流动生产要素（如土地）功能发生改变，进而改变整个区域功能。

图6 区域功能定位推导思路

4.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区域功能定位要描述空间相互作用机制――“集聚―辐射”的过程，刻画流动性生产要素如原材料、人口、资金以及技术等等在空间的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径，评价其在空间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流动性生产要素，如信息和技术，近年来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区位因素。由于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区位作用得以改变，“集聚―辐射”机制得以深化。因此，对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散及作用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区位、区域以及区域功能研究的拓展方向。

（1）区域功能定位是在一定时空范畴内进行的区位分析，具有一定的空间层次性和时间进程性。因此，区域功能定位需要结合一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研究在空间层次上与其他相同等级区域的比较优势。（2）区域功能定位要充分挖掘“集聚―辐射”作用机制的内涵。“集聚―辐射”是不同层次地域单元（如城市和城镇体系）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径是“集聚―辐射”机制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外部效应以及达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规模经济，是“集聚―辐射”作用机制的内涵所在。因此，功能定位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必须阐明区域更高层次区域中“集聚―辐射”机制演绎过程。（3）区域功能定位必须高度概括在更高层次交通网络体系中的区位优势。区位是区域在空间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流动性生产要素以交通网络为支撑在空间的重组，改变交通网络体系，反过来，交通网络体系的变化又能导致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流量与流向，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宋家泰，顾朝林.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J].地理学报，1988，43（2）：97-107.

[2]周一星，胡智勇.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J].地理学报，2002,21(3):276-286.

[3]薛凤旋，蔡建明.中国三大都会经济区的演变及其发展战略[J].地理研究,2003,22(5):531-540.

[4]Fujita M., Thisse J.F.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Berry B.J.L.City classificationhandbook: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ohn&sons,1972.

[6]Carter H. The study of urban geography. London;Edward Arnoed,1972;45-67.

本文图4：中国城市间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最高的航线。引自：周一星、胡智勇《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一文，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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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去的几年,是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年,房地产行业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房地产行业作为涉及范围广。关联性高的行业,在行业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带动了家电、装修、建筑、金融等行业的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房地产经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住房问题一直是关系着人们生存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行业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住房问题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积极的推动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3、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健全虽然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很不健全,很多大型城市存在着房产泡沫现象,房价大幅上涨,与人们的生活水平严重不符,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就是,房地产经济的巨额利润,使得大量的企业纷纷进入,冲击着并不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健全、不合理。4、房价上涨幅度大近几年,房价大幅上涨,尤其是几个大城市,房价更是出现了不合理的增幅,还有就是房地产的供需存在很大的问题,高端住房供给较大,商品房出现供不应求额的现象,保障性住房却供应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房价的大幅上涨,也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得房地产的发展很不合理。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趋势

房地产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未来房地产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是一大趋势。1、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处于发展的瓶颈期,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房地产经济还处于比较繁荣的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上升的时期,因此,未来的发展,市场的调节作用一定会体现出来,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调整与积极有效地引导房地产经济在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2、房价将会日趋稳定过去几年,房价增长很快,不仅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带了了影响,还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房价是与国民经济成正向发展的关系的,只要国民经济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政府的调控措施得当,那么,房价便不会出现加大的波动,近几个月的房价环比下降正是很好的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未来的房价必会日趋稳定。3、未来的房地产业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行业都是由规律可循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下,在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下,未来的房地产业一定会着眼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并逐渐走上一条节约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发展道路,并逐渐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作用。4、国家政策会对房地产经济进行积极地调控针对当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保证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首先,是针对恶性囤地现象,要加大打击力度,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针对市场上供需的矛盾,进行房地产税制的改革,从而为建立房地产市场的良性有序发展奠定基础,合理调整房地产税费改革与比例,从而可以促进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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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农业技术；发展

农业技术创新是通过科研人员不断研究和开发所得出来的成果，其成果首次介入到商业阶段，并被不断地传播和扩散。农业创新扩散是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从开始创新的时候向外传播的一个过程，是被农民或者企业采用的一个过程。是农业创新技术的一个新起点，被理解成为了相对扩散的一个过程。能够更好地促进相关地区还有人群的收益的提升。所以说只有将重点致力于农业创新当中，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现实的指导意义。

1.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国外就开始对于农村创新技术开始进行了扩散研究。其著名的心理学家将扩散概括为模仿定律。到了1920年的时候，扩散研究在美国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对于扩散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到了1943年的时候对于杂交玉米开始了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传统的扩散方法已完全消失，扩散研究成果开始稳步的上升。扩散研究在社会中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其与农业技术有关的主要集中在社会早期、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地理以及经济学几个领域当中。在早期阶段，社会学者对于农业技术创新会在某一区域内进行扩散。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会采用数据分析方法，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并利用不同的采用者进行分析，这给后面接手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经验。然而农业技术创新在进行扩散的时候，可以就两点说起，一个是以农户为研究对象进行农业创新技术的研究，另一个就是以扩散总体特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其发展规律以及变化进行研究，这对于扩散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包括创新体本身的性质还有特点，时间和传播渠道还有社会系统。将农业技术创新分类的时候，会根据其不同的标准而进行不同的分类，按照扩散的技术的含量，归类为简单的技术扩散和复杂的技术扩散，按照扩散的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技术扩散、经营性技术扩散以及中间性技术扩散等等。

相对于国外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来说，国内的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比较缓慢。直至1980年之后才开始有相关学者介绍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到了1990伴随着相关技术创新以及扩散的出现，我国政府和相关学术界开始重视创新扩散。直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相关方面的扩散研究成果仍然非常少，没有形成系统化，没有一定的规模。尽管是这样，我们仍然对于现在所有的成果进行规划。对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来说，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农业技术的创新、农业技术的扩散以及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等。对于创新和扩散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扩散是创新接下来的步骤，第二种就是创新和扩散没有什么关系，扩散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有其自身的规律，其自身的范围相对来说也非常的广泛。为什么创新并没有进行扩散，其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技术本身的效益性、扩散区域的环境还有农民的素质等。对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来说，隶属于国内研究的一个项目，伴随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政府的主导推广作用，造成了我国对于农业的扩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以政府为主导作用的时候，实行了农业创新技术的发展，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来临，这种推广工作逐渐出现了很多弊端和问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农业市场的发展需要。部门学者对于农业推广开始了重新的审视工作，对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对于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模式提出了改革手段。提出了政府供给主导型和农户型两种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三种创新扩散模式，其中包括传播型、交互型以及指导型。对于传播型来说，它是一种以扩散内容为单一的农业技术，其扩散渠道为大众媒介，在方式上是以面对面的模式进行传授的、以示范为主要形式，其传播的速度比较慢、周期非常长、而且其受众面还不是很大。目前我国的所有农业技术创新都属于传播型，它是需要逐渐向指导型和交换型过度的。

2.国内外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比较以及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展望

对于国外来说其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的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说起，分别是国外关于扩散对象的研究始于农业，并从农业开始进行扩散，其研究内容相对比较广泛，逐渐就形成了新的扩散学，其技术扩散成为了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多门学科都参与到了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研究当中，比如说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地理学等。这就从多个方面扩散了扩散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从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对于国内的研究来说其成果也是非常显著地，到了2004年之后我国的关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方面的成果已经有很多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很多弊端，比如说我国关于工业技术的扩散研究有很多，但是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却非常少。针对成功扩散的研究非常多，然而对于失败性的研究却非常少，对于已经完成的扩散比较关注，然而对于农业技术创新却非常少，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研究的非常广泛，但是对于微观角度的研究不是很多等。

对于目前我国在农业技术创新上面存在的问题的弊端，本文给予了一些建议，着重注意实证研究，提高成果的针对性以及科学性。其次就是应该对于扩散现象的空间过程进行研究，改变对于研究过程一边倒的现象，加强对于空间过程的研究。在这方面，地理学应该积极地介入，并且应该发挥其学科专长，做出先赢得贡献。不仅如此，还应该注意发挥多个学科的优势，将学科并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研究，改变只能局限于经济和农学等狭窄的研究。

3.结语

对于目前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来说，我国应该进行不断地加强和改革，将扩散与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将扩散技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致力于世界的前沿，从而真正地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与应用。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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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产学研结合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撑条件。英国政府不仅积极利用、借助科技中介机构推进产学研结合创新，还制定了必须有中介组织参加的法拉第合作伙伴计划。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和推动各种中介服务，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和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功能。中介机构不仅应具备咨询服务功能，还应具有担保功能并能及时回收对科技研究的投入所消耗的成本，监督转让双方履行转让协议或合同。政府应通过示范，采取相关的措施促进产学研三方对中介机构的了解和需求，促使中介机构为产学研结合创新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完善的产学研结合社会化投入体系

资金投入是产学研结合各项政策实施、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和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目标的基本保障。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目前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包括政府财政科技投入，风险资金投入、国际合作投入在内的产学研社会化投入体系。该体系包括以下特征：一是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具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二是企业在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中处于核心位置；三是政府在引导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形成方面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四是科技投入社会化供给的多元化主体结构的形成；五是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是由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世界科技资源配置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六是风险投资在产学研结合项目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产学研结合模式选择的多样化

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产学研结合模式由浅到深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规律。美、法、德、日等各具特色的产学研结合形式也表明并不存在什么“最佳模式”，也就是说，“合适”的标准是合作的各方是否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不管采用什么模式，必须充分考虑产学研各方的优势和价值观，充分体现优势互补，达成相互理解，才能保证结合的成功。从国际趋势看，科技园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产学研联合的主要模式，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工业园”即“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九州硅岛、韩国的大德研究园地、以及新加坡科学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中国台湾新竹高科技园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等，科技园区已成为各国产学研载体的主要载体。另外，技术转让由于一不涉及人员问题，二不涉及体制问题，既简单又方便，即使在产学研结合形式十分多样化的美国，技术转让也仍然是其主要形式。此外，人才培养和交流也是产学研结合的有效形式。因为产学研的联合，说到底是知识的联合、人的联合。

我国产学研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产学研结合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积极运作、实施，通过专家咨询、技术转让、共建技术中心、共同研究开发、共办高校科技实体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并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套设备，培育了一大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了产业机构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仅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共实施了520多项国家级重点产学研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020亿元，利税210亿元。产学研结合共开发了国家级新产品11600多项，新产品利润率达到859亿元。目前。我国有4000多个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基本完成企业化转制，其中九成的院所进入了企业集团或转制为科技型企业，使我国科技资源的分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以下几点：

产学研结合不断发展，层次逐渐提高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正在形成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学研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突破口，以形成创新机制为主线，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产学研结合新体系。不少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由原来的突击式的合作走向经常性的合作，由碰撞式的合作走向网络式的合作，由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合作。以宝钢集团为例，宝钢集团的产学研结合范畴已从单一技术开发为主逐步向人才培养、成果产业化应用、集成技术发展；合作渠道从以高校为主逐步向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国家基金、同行及产业链企业等拓展；从以国内为主逐步向国外拓展。可见，通过各种合作模式的推动，我国产学研合作已进入快速发展期，而且层次也越来越高

产学研结合模式不断创新，日趋多样化

随着“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等战略目标的提出，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不断重视提高区域的科技能力水平，产学研合作也逐渐由各地自发性的探求摸索发展上升至具有较强理性的战略高度。从实践来看，我国现有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已基本囊括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较为成功的合作模式，并结合我国实际，不断创新模式，产学研结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成为实质性生产要素的内在联合，产、学、研各方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合作成果既体现了学术价值，又创造了经济效益，有力地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府高度重视，积极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整体协调发展

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十分重视对产学研结合的协调领导和积极推动，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份均成立了由省长或副省长挂帅，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产学研联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长期有效地开展产学研结合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山东省产学研办公室已与全国2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信息网络，与省内各行业部门、信息情报部门和1000多家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科技成果重要的集散中心；广东、江苏等省份也在多个所属城市成立了产学研联合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负责制定本地区产学研合作开发的发展战略、政策和计划等工作。

政府职能转变，在产学研结合中牵线搭桥促进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深入发展

政府行为在我国产学研结合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现象已普遍存在，这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产学研结合各方提供良好、有效和发展的机会，受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普遍欢迎、各省市的产学研结合实践中，几乎每个省市都有举办或参加信息交流会、成果交易会、项目洽谈会等活动，尤其是深圳的“高交会”、上海的“工博会”和北京的“科博会”等交易会，层次较高，影响较大，内容丰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上海市产学研办公室组织建立了16个产学研结合工作示范点，并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多次召开全市性产学研联合工作大会。上海市还注重推动区政府与所在区的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全面合作，形成点面联合发展的局面，如徐汇区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全面合作，又如虹口区

政府与同济大学签订了建立紧密科技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拟建“宝石产学研联合体”。

以市场导向，突出人才培养已成为我国产学研结合的一大趋势

从结合机制方面看，我国产学研结合已趋向采用“风雨同舟”式的合作方式，把产学研结合看成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方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自觉行为，十分强调市场在产学研结合中的自发调节作用。在市场观念的引导下，一切服务于市场，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多种形式，而不拘泥于框框，力求产学研结合的各方以诚心为前提，以效益为目标，在市场中使合作成熟化和规范化。在人才培养方面，许多高校与企业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一方面，高校利用教学和科研条件，为企业定向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已成为企业解决人才匮乏和培养综合性人才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企业利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资金资源为高校提供实习基地和试验基地，也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高校为企业输送的高层次人才已成为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省部产学研结合开启我国产学研结合新局面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做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随后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现阶段要重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个大背景下，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实施的省部产学研结合，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承载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成为新时期我国产学研结合的面旗帜。

在有关方面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近两年来，省部产学研结合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已经推动70多所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和厂东企业联合实施了一大批产学研结合项目，初步建立了产学研战略联盟、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高校与专业镇对接等新模式，探索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校为技术依托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在省部合作带动下，全省产学研合作项目迅速增加，项目水平和层次进一步提高据统计，2006年全省各类产学研合作项目3287项，各级政府财政投人10.5亿元，企业投资16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6％、94.4％和41％；参与企业2368家，参与高校167家，其中部属高校72家，均比上年有大幅度增长；各类产学研结合项目实现总产值1500多亿元，出口创汇30多亿美元，新增利税230多亿元。今年6月27日，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在广州召开“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有106所高校校领导参会，其中国家重点建设大学76所，省属高校30所。全国38所“985I程”重点建设高校中的36所高校参加了会议。会议深入探讨了省部产学研合作的新机制、新模式、新经验，进一步发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产学研结合由松散型走向紧密型，由粗放型走向集约型

以往的产学研结合工作，大多采取业余兼职、咨询服务、单一性成果转让或合作开发等形式，建立起比较松散、目标单一、短期、“点对点”式的合作关系。省部产学研结合实施以来，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联合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和专业镇整体对接等方式，大幅提高了产学研结合的紧密化、集约化程度。例如。省部合作积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部属高校为主要技术支撑，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惠共赢、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产学研战略联盟。目前，围绕广东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已组建起第一批由28所国家重点建设高校与广东省内120个企业共同合作组建的14个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包括数字电视产学研战略联盟、数字家庭产学研战略联盟、机械装备产学研战略联盟、白色家电产学研战略联盟等省部产学研联盟均制定了具体的联盟发展目标、阶段任务和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好联盟章程、合作协议等，进展和运行良好，如由中山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大型风电机组整机及关键部件研制技术产学研战略联盟，已经成功研制出1.5MW国内主力风电机组，推动了广东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明阳电器有限公司作为联盟牵头单位，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成立中山明阳西安交大智能电器技术中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山明阳清华大学电力电子研发中心，与天津大学联合开发高压异步电动机三电平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开发大型风力机复合材料叶片等，推动了风电机组设备的技术升级。

产学研各方的角色定位逐步明晰，企业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

产学研结合的初期，各方自发地建立起三者之间的联系，角色定位不是十分明确，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也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急功近利的行为比较多，也有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走“竿子插到底”，从研究到开发到产业化独立完成的路子。结果长处没有发挥，短处却捉襟见肘，以致削弱了科技创新源头的活力。针对这个问题，2006年8月由广东省政府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推进省部产学研结台，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以部属高校为技术依托相结合的原则，并提出了产学研结合资金投入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投入为辅，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的支持等措施。通过近两年的引导和实践，产学研各方对自己的优势和在产学研结合中的角色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尤其是企业实施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调动与发挥。目前，全省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300余个中，有九成以上设在企业，全省的研发机构有近七成设在企业，全省的科技人员近80％在企业，全省的科技活动经费有七成多来自企业，60％以上的高新技术产品是以企业为主体开发的，还有140多个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了80多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等。2006年，广东省财政对省部产学研结合投人2亿元，带动广东各地市的财政配套投入超过10亿元，带动企业投入超过165亿元；2007年预计将带动各地市各级财政投入超过15亿元，带动企业投入超过200亿元。这些情况表明，广东省企业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

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走向多元化，功能走向综合化

目前，省部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不断增加，主要合作模式见表1。同时，产学研结合功能不断拓展，从解决具体技术问题，转化单个科技成果，转向完善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科技孵化体系、共同培养人才、改进高校教学方式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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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失衡；税收政策；税制结构；税制改革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

2010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硝烟还没有散去，肇始于希腊，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瞬间引爆为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进一步演化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欧债风暴”。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危机难解、疲于应付国内困境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加大、出口不振、内需疲软、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剧、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长依然依赖于政府投资拉动等诸多问题。

税收作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如何有效发挥其作用，为本国经济企稳复苏提供良好的助力，许多学者都在进行积极探索。黄立新、张旋（2010）撰文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许多欧洲国家为了尽快走出危机，重振财政，纷纷改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减税政策取向，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增税政策，相应提高货物和劳务税的比重，加强税收征管，节约征管成本，以应对高赤字危机，走出经济困境。高培勇（2006）指出，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引致的若干重大问题，是我们在税制改革建设中所必须面对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健康发展，贾康（2011）认为，2011年我国进入“十二五”发展时期，财税改革应在继续优化结构性减税的同时，适时适度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优化税制结构方面，魏陆（2011）认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我国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在坚持渐进性改革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增值税范围，优先考虑生产业；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具体情况，分别适用17%和13%税率等。

针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现象，施正文（2011）指出，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应锁定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完善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和优化税率结构；建立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健全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

在外部经济失衡、国内经济面临巨大转轨和升级的关键时期，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税种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目前，我们应全面认真梳理当前国内外经济现状，认清形势，前瞻、系统、全面地提出转轨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理念和框架，逐步构建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税制结构。

二、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现行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外部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作为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隐藏的困难逐渐显现出来，我国经济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增长乏力，困难凸显

2012年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GDP连续三个季度下滑，第三季度GDP增长7.4%，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并且是连续7个季度回落。预见未来，经济增速仍将难以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状况，经济的低速增长将会是一种常态。欧美危机爆发以来，企业景气指数虽然维持在景气临界值之上，但2012年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22.8，比二季度下降4.1点，其中，反映企业当前景气状态的即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19.7，比二季度下降3.5点；反映企业未来景气预判的预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24.8，比二季度下降4.6点。2012年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6.5，比二季度下降4.7点，信心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同时，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低位徘徊，2012年9月，PMI仍低于50%的临界点为49.8%，经济形势的现状与未来都不容乐观。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线，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已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驱动型增长依然占主导，消费拉动乏力，发展源动力不足

201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最大亮点”是资本投资的贡献率为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为了改变经济持续低迷的现状，许多地方政府已纷纷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7月以来，已有13个省市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涉及金额超过10万亿元，远超2008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元。2012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规划的投资超过十万亿元。就全国而言，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5%，增速比1-8月提高0.3个百分点；而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速度达25.7%，我国经济“投资驱动型增长”特征在金融危机之时，愈发突出。目前，我国内需仅占到整个经济的30%-33%。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英国占63%，印度占56%。我国内需比重亟待提升。如果经济增速仅仅依赖政府的投资之手，则难以避免投资效益低下，投资总额中的相当部分将转化为成本，投资的危险性将不断地叠加。一旦失控，不仅会造成公共设施的闲置和资源的大量浪费，一些项目出现呆账坏账现象，而且还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进而发展为信任危机，最终动摇发展的基础和执政的根基。

（三）外贸出口不振，贸易摩擦加剧，外部“马车失灵”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8424.7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4953.9亿美元，增长7.4%，比上年同期回落15.3个百分点；进口13470.8亿美元，增长4.8%，回落21.9个百分点。从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进出口分别增长7.2%、8.5%和3%。前三季度，三驾马车中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0.25，同时，欧债危机难解，美国经济依然不景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3%，低于2011年的3.8%。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3%，低于上年0.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3%，低于上年0.9个百分点，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增长率均将低于2011年。世贸组织（WTO）预计，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2.5%，远低于2011年的5%。在经济复苏没有明显起色、国内就业压力不断加剧下，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纷纷扶持本土产业，实施“再工业化”，阻碍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部分国家经贸政策甚至呈现“去全球化”的危险倾向。世贸组织监测，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国共采取18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的0.9%。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世界贸易预警（World Trade Alert）”项目监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中国。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受阻最大的依然是纺织、服装、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低端制造、低成本竞争、低附加值出口的“三低”模式长期存在，都将继续制约我国迅速摆脱外贸形势困境。

（四）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民间投资低迷

在外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我国的要素成本仍处于上升态势。事实上，我国制造业正在遭受上下游“两头受压”局面。一方面，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人力成本上升态势难以逆转。2008-2011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4.5%，制造业农民工月收入年均增长15%，生产成本高企。另外，由于市场环境恶化，产品出厂价格难以提升，甚至遭到打压。2012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6398亿元，同比增长10.2%。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47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31%。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0597亿元，同比下降3.1%。8月当月实现利润3812亿元，同比下降6.2%。面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三大挑战，我国制造业走入了一个前有外资撤离、后有低成本“追兵”的艰难时期。如前文所述，PMI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但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已重回临界点以上。然而，中型、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8%和46.7%，仍然低于荣枯线以下，比上月下降0.1和1.0个百分点，中小企业生存的困境未能得到有效缓解。2012年1-9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941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4%），增速与1-8月份持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比1-8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民间的投资热情依然低迷。

三、内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现行税制的不适应性分析

自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国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推出了一系列税制改革，这些政策在扩大内需、保障民生和促进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税制改革多为应时之措，制度设计在全局、宏观、长远等方面的考量还存在许多欠缺，制度设计的硬伤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费关系亟待理顺，税制规范性有待提升

伴随着经济增长、税收征管手段提高和通货膨胀等种种因素，我国税收收入始终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2008年税收收入增长18.8%；受金融危机短暂影响，2009年降为9.8%；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再创新高，达到23%；2011年仍然维持在22.6%。2012年，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逐渐淡出、国际大环境危机未解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速回落，2012年1-6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4931.63亿元，同比增长9.8%。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税收收入增速总体呈现大幅回落，1-6月税收总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9.8个百分点。这表现在不仅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体税种收入增速普遍回落，而且其他小税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减收。在中央严格限购的政策下，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各地方政府财政开始吃紧。为摆脱困境，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突击征税，忽略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强行“预缴”寅吃卯粮，导致税收增幅与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错配。此时，非税收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来源。虽然国家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3年内，对小型微利企业免征部门管理类、登记类和证明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资金的短缺，不是加大行政收费和处罚力度，就是巧立各种名目收费，有些企业甚至缴纳几十种杂费。由于附加税费的存在，不仅导致我国税收制度更加复杂，降低了征税的透明度，增加了税收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严重削弱了税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税制结构失衡，间接税比重偏高

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尽管税收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调控作用不断强化，但是，整体税制设计的结构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2011年国内三大流转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收入之和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达到67.9%，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大所得税之和比流转税收入之和低了40多个百分点，仅为25.4%；财产税方面，除车船税、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房产税外，几乎为零，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流转税（见图1）。这种以流转税缴纳为核心的税制设计，助推了纳税人以商品价格为通道，实现税收负担的转嫁，无形中加速了物价上涨，增加广大中低消费者的税收负担。流转税制度设计的累退缺陷，难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无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制度设计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以流转税体系为主的税制结构还鼓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筹集财政收入，偏好于上项目、办企业，特别是搞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等污染严重的项目，以获取最大的税收套利。

另外，现行税制的纳税主体以企业单位而非自然人纳税人为主。2011年，我国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高达92.06%，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这种高比例、大规模的税收收入集中来源于各类企业，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随着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企业的税收压力不断加大，难以轻装上阵，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甚者，中小型微利企业由于竞争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税收环境更为恶劣，小型微利企业的生存空间狭窄，竞争压力加大，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此外，这种重流转税、轻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税制设计，难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也难以缓解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

（三）个人所得税建设滞后，收入调控功能弱化

2011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个人所得税收人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从2008年3月1日起，我国进一步上调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2011年9月1日起，又进一步将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并将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7级，最低一档税率降为3%，适用最高边际税率45%的应纳税所得额由10万元降为8万元，在降低了中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同时，加大了个人所得税对中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促进了社会公平。然而，我们也注意到，2011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足7%，较之去年还降低了0.2个百分点，收入比重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偏小，没有真正发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同时，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征收模式和以个人为单位的纳税申报设计，税收的横向和纵向公平难以实现。首先，采用分类征收模式，不同收入来源分别按不同的费用标准扣除，纳税人在同等收入水平条件下因收入来源不同、税收负担迥异，难以实现横向公平。其次，以个人为独立的纳税单位，未能有效地考虑诸如家庭结构、健康状况、职业、年龄、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因素的差异，而是单纯地扣除一定的费用标准，税收纵向调节的功能难以显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筑巢引凤”，吸引人才，把个人所得税当成“奖品”，返还给高收入纳税人，个人所得税收入调控功能进一步弱化。

（四）流转税改革启动，措施仍需配套

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市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正式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旨在降低税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流转税制。随后，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区域。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试点的各项政策措施运行情况总体良好，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有较大幅度下降，大部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因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增加而税负略有下降。但我们也发现，此番改革并不意味着试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能获得税收成本减少的优惠，而之前普遍期待的“大减税”效果也需仔细研判。首先，试点的部分服务行业的企业购进的生产资料和劳务是来源于个人或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或未纳入试点地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应纳税额的计算只有销项税额，而无进项税额可抵扣，加重了企业税负。其次，对于一些试点运输企业，由于从未试点区域取得的路桥费部分无法获得增值税发票，也无法进行进项抵扣，导致税收负担大幅上升。此外，2009年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了拥有电力设备、通信设备、专用设备等大型机械设备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由于我国增值税覆盖面比较窄，转型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未试点地区商业服务性企业而言，政策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好处，减税和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

（五）地方税建设滞后，地方财源缺失

目前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在地方税收入占前三位的分别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江西省为例，2011年全省地税部门组织入库各项收入777.9亿元，全年入库营业税达到272.8亿元，企业所得税达到105.7亿元，个人所得税达到80.6亿元，三税合计占全部入库税收收入的59.01%。然而，这三种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地方税，其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真正收入全部归属地方的税种，都是名副其实的小税种，税源分散、税基狭窄，征收难度大，地方政府缺乏充裕的财力支持。在面临财政窘境的状况下，地方政府纷纷把眼光投向了土地，土地出让金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据统计，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70%，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比重甚至高达80%-90%，“土地财政”问题日益严重。日前，我国也在积极探求构建地方主体税种。在重庆、上海开始房产税试点工作，从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情况看，收入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重庆可征收房产税约为1亿元-1.2亿元人民币，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2900亿元的0.04%，而2011年重庆土地出让金收入820亿元。在上海，2011年征收房产税3亿元，而土地财政收入为1510亿元，试点取得的房产税收入显然是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支出需要。加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在不断推进之中，试点的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财源将被进一步侵蚀，地方财力又将被进一步削弱。如何为地方政府发展提供可持续财力保障，确切地说，我们目前尚无明确清晰的长远规划。

（六）税制绿化乏力，节能环保任务艰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能源资源利用角度看，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率逐年上升。从环境污染角度看，恶性污染事件频繁，化学需氧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节能环保工作已刻不容缓。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涉及节能环保的主要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车船税等。国内消费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7%，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位居第五位。从统计的数据来看，2011年摩托车消费税收入呈负增长，比上年下降4.1%；小汽车和成品油消费税增速明显回落，小汽车消费税和成品油消费税分别增长10.2%和6.4%，分别比上年增速回落45.6和12.3个百分点；利用消费税促进节能环保、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力度还有待提升。就资源税而言，2011年资源税实现收入598.87亿元，同比增长43.4%，比上年增速加快19.9个百分点，增幅呈现出大幅上升态势，加大了资源开采的调控力度，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仅为0.7%，调控力度有限。目前，我国资源税仅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七类资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偏窄；在税率设计上，资源产品的稀缺程度、资源开采的污染成本未能全面考量。

四、内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税制改革的未来取向

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环保、加速产业升级、优化税制结构、切实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最大限度地构建税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

（一）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增值税改革

在上海和部分省、市、计划单列市第三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扩大试点地区和试点行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改革试点工作，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行业进行试点，将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服务业、娱乐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等行业逐步纳入增值税的试点范围，不断总结和提炼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待时机成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而完全实现增值税对营业税的替代，延长增值税抵扣的链条，防止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降低第三产业的负担，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不断完善消费性增值税的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固定资产进项扣除的标准，对以建筑物、构筑物为载体（采取地下管道地埋方式通过建筑物、构筑物）而直接为机器设备运转提供动力的电缆，以及起吊用行车等设备准予抵扣；充实无形资产进项扣除的相关规定，鼓励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再次，我国增值税税率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还有可以降低的空间。考虑到我国现实国情，应鼓励有机构成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可适当调低此类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就业或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提高所得税的比重

相对而言，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思路比较清晰，制定的政策措施较为规范。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激励作用，可以在完善企业所得税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扶持力度。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可以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具体来说，考虑将纳税人的偶然所得实行分类征收，而对除偶然所得以外的所得实行综合征收，根据纳税人的婚姻、年龄、健康、教育、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等状况确定相应的扣除标准，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根据物价上涨水平，生计费适当上浮，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减轻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对勤劳所得实行税收抵免，加大对资本要素的征税力度，真正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同时，配套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即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必须到政府机关领取纳税身份号码并终身不变，个人的收入、支出信息均在此税务号码下，通过银行账户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存储，供税务机关查询并作为征税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同财政、银行、企业等有关部门的联网，完善代扣代缴机制设计，形成社会办税、护税网络，不断增强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促进公民依法自觉纳税，减少偷逃税款行为，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和效率。

（三）改革房产税和开征社会保障税，构建地方主体税种

从国民经济整体上看，税收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多亿，其中税收收入7.3万多亿，非税收收入约0.99万亿，非税收收入占比12%。但在地方政府并非如此，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非税收收入占据着主导地位。据国务院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1999-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从514亿元增加到2.9万亿余元。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9.2%提高到2009年的48.8%，到2010年更是达到72.38%，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然而，土地出让金制度明显受制于政策的影响，波动剧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极不稳定，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难以满足促发展、保民生的需要。这种“寅吃卯粮”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超额透支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尽早确立以税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主体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在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基础上，增加试点区域，夯实房产税的基础工作，构建房产税征管体系，为房产税的全面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以房产税在内的税收收入为地方财政收入主体的目标，逐步形成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收入为辅的地方收入体系。同时，加大费改税的改革步伐，考虑将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统一征收的标准，由居民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并将保障的项目进行分类，设立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等保障项目，提高社保基金的法律级次，真正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给居民带来的好处。

（四）改革现行环境税种，不断绿化我国税制

卡马耶夫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不仅仅应看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增加，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生产资料效率，并且要使消费品的消费效果增长，也就是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一国若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那么该国的经济就会处于危险状态。为此，我们要不断绿化我国税制，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首先，明确资源税的立法目的。在调节资源税级差收入的同时，更应当重视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不断扩大征税范围，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不可再生和稀缺的资源上，逐步涵盖所有的资源，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地热资源等，促进资源合理开发，有序使用。改变计征方法、提高征税比例。在原油、天然气从价计征的基础上，考虑将煤炭也纳入从价计征的范畴，归并有关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税费，将矿产资源保护费、能源基地建设基金、矿山专项维护费、矿产管理费、水资源补偿费、土地损失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费、渔业资源费等十多项收费进行归并，纳入计征范畴，提高资源税的税收负担。正税清费，减轻企业不合理的各项负担。其次，继续强化消费税节能减排的调控作用，将一些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如含磷洗涤液、汞镉电池、一次性纸杯、饭盒、不可回收、难以降解的塑料袋等产品纳入征税范围。提高大排量车、摩托车、摩托艇、鞭炮、烟花等的消费税税率，对不同的产品根据其对环境影响的不同程度，设计差别税率。大力支持清洁产品的使用，对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实行低税率，利用差别税率影响价格信号，鼓励消费者消费无铅汽油，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同时，考虑将煤炭、电力、天然气及重化工产品、水泥、冶炼等高能耗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促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再次，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把对人体健康有害或易造成环境污染的化肥、农药、农膜取消低税率优惠。将低碳产品、节能产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品列入超低税率目录；准许用于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设备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对以可再生资源或替代品为原材料的产品，可给予减税、免税或先征税后返还的优惠政策；对进口的环保设备、仪器及用于生产环保设备的材料、零部件等免征进口环节的各项税收。加大节能减排所得税优惠范围和力度。一是允许用于研制节能产品、节能设备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扣除比例可高于其他行业。二是允许各类环保购进设备以及其他企业购置的环保设施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三是对购买环保债券或环保基金的单位和个人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五）加快费税改革，理顺税费关系，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税制环境

我国政府收入既有预算内收入，又有预算外收入，而预算外收入增长又快于预算内收入的增长；既有税收，又有收费。此外，还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成的庞大的“制度外收入”。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政府收入机制是不规范的，违背国家预算的法治化原则。因此，进一步加快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尤其是地方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先清理，后规范，分步纳入国家预算。对一些符合规定且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改革的范畴，坚决取缔不符合规定且不合理的收费。尽快实行排污费改税，开征环境税，将治理污染的费用转为向污染环境的主体征税。可考虑在部分省份率先试点征收水污染税、二氧化硫税和固体废弃物税，条件成熟后，适时引进碳税，起到减少CO2排放、污染物排放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不断完善点源污染税制构建的同时，加大居民和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税收调控力度，构建综合、立体、全覆盖的长效节能减排税收制度设计。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