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趋势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国内经济趋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功能定位；集聚―辐射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2-0030-06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三个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都市经济区。过往20年来这些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成为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国际宏观背景下，它们仍然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前沿阵地，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代表国家(薛凤旋等，2003)。随着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组的到来，如何重新调整都市经济区国内功能定位是制定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应对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文以我国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城市，包括河北省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以及沧州八个地级市在内的地域范围，2003年国土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7 370万人）国内功能定位的研究为例来探讨区域功能定位。

区域功能定位是通过分析宏观背景和区位条件来明确其未来发展的主导功能与地位，具有全局性和指导性，是区域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镇）是区域生产要素的汇聚中心，是区域经济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城镇体系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集聚―辐射是其内在发展机制（宋家泰等，1987）。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形成有效的城镇体系，因此，城镇体系的整体功能可以成为区域功能定位的直接切入点，应该重在探讨集聚―辐射机制的内涵及作用途径。

2.功能定位研究的基本思路

区域功能定位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工农业生产布局、城镇体系组织、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的战略发展制定的依据。城市是经济活动组织的枢纽或节点，因此，区域功能定位可以从区域的重要城市功能着手，并通过探讨流动性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在各个城市间的集聚―扩散机制，挖掘区域城镇及城镇体系的整体功能。

2.1 从核心城市功能的角度切入――我国政治、文化及科技创新核心区域

城市是区域功能的空间承载。区域内各城市与其所在的城镇体系之间以及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相互联系作用，产生区域整体效益。区域中的城镇体系尤其是都市经济区的城镇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功能与作用往往成为区域的“集聚―辐射”机制的枢纽。因此，从首位城市的功能识别入手，可以得到区域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功能。

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国内功能定位为例，首位城市北京是我国的首都，这就决定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在我国具有最高级别的政治功能与地位，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是我国的文化核心区域。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北京是我国历史上的古都，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军事交通位置扼要（图1），是北京成为历史上元、明、清三个历史朝代古都的重要原因。古代京津冀所在区域是中原通往关外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交通要冲，兼有军事重镇和北方各族商品交换中心职能。蓟城、幽州等古名城均曾出现在这一地带，因此，历史上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区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和文化交流、融合及积淀之地。

图1 古代元以前的京津冀地区示意图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成为集中展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门户地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拥有高等院校200多所，科研机构800多家，文化底蕴、人才优势以及科技力量都明显优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此外，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研发中心189个，占全国的27%。从科研经费筹集的角度看，国外资金占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比例，北京处于最高水平，为3.1%；其次，是上海2.5%。具体从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分析看：（1）北京在企业的科技经费筹集额中直接来自外国资金所占的比重以及贡献率排名第一，为7.9%，上海为3.1%；（2）国外直接提供给北京地区科研机构的经费远远高于其他省市，这说明北京地区科研机构在利用国外科技经费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其次是广东和上海；（3）北京高校科技经费筹集中来自国外的资金也远高于其他省市。面向未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能力立足在夯实的科技文化基础之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核心城市功能主导其所在区域的功能，但区域功能定位不等同于核心城市的功能定位。这是因为，“中心”一般就城市而言，用以描述空间上抽象的“点”；而“都市经济区”则是“面”的概念，是空间“面”相对于更高层次的“面”而言，因而某种区域功能的主导地位用“核心区域”较为妥当。

2.2 从集聚的角度研究――我国最主要的城镇和工业集聚区之一

“集聚”(Agglomeration)是城市及城镇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由于流动性生产要素如人口、资金以及生产资料等向某些地区汇聚，产生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促使城市（镇）和工业飞速发展。国际化、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引发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是推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2.2.1 国际化程度深入发展。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是环渤海地区参与世界贸易的前沿阵地，在贸易分工格局中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区域GDP约占世界的1/5，占亚洲的70％以上。日本、韩国等国家与我国尤其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目前日本和韩国已经跃居对华贸易的第一和第五大国。通过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华投资倾向分析的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依托其在东北亚经济圈中的交通区位优

势及涵盖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腹地，成为日韩等东北亚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投资的重点区域（表1）。这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尤其是环渤海地区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加工生产成最终产品，出口美欧市场，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研究表明，国际化对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发展的直接驱动作用将越来越大，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潜在经济发展能力显而易见。

另外一方面，从资源利用和开发的角度看，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水、矿产等资源相对紧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升高，并产生对国际化程度加深的内在需求。这些基本前景决定了国际化将直接驱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未来经济发展。

2.2.2 城镇集聚密度大。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区域位于华北平原，是我国城镇密集地带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中县级以上的城市总数已经达到115个，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82个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35个（图2）。

图2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密度分布图

值得关注的是，下一轮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将成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城镇发展的重要契机。“十一五”期间，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地区依托各自临海的区位优势，将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新的产业与人口集聚区，成为吸纳外来人口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区域。首先，天津滨海新区是东北亚地区通往欧亚大陆桥最近的起点之一，是从太平洋彼岸到欧亚内陆的主要陆路通道，也是华北、西北乃至中亚地区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交通区位的优势成为产业与人口集聚的动力之一。交通沿线将成为潜在人口集聚点出现的地区。其次，产业支撑能力颇为坚实，可以成为潜力巨大的人口产业集聚点。2002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就占全市的40％，外贸出口占天津市的50％。现代制造业基地的雏形已经出现，开发区电子工业基地、大港石油化工基地和海河下游现代冶金基地初步形成。而河北曹妃甸地区立足于深水大港、大泊位以及后方滩涂土地资源优势，承接首钢和唐钢的产业转移，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等临港重化工业；同时配套发展大宗物流以及仓储、运输、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有望成为我国北方现代化临港重化工业基地。

2.2.3 工业化趋势深入发展。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目前总体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也正从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竞争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竞争转变。

宏观形势的变化促使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各城市间产业布局与发展开始互动，工业化趋势不仅表现为各个城市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见表2），还表现为各个城市间产业的转移，城市之间分工愈来愈明确。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已经形成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组合的区域产业结构，是我国重要的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区域，是高新技术产业、汽车、电子电信、机械工业制造、能源及原材料工业基地。其中北京以奥运为契机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着力打造汽车、电子信息、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工程与医药、都市工业等六大支柱产业，促使其加快成长，壮大规模；天津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口城市和加工制造业基地，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强大经济能力的实业支撑；唐山作为能源、原材料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城市，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不可忽视的经济中心城市；秦皇岛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入输出基地；廊坊位于京津之间，具备典型城郊型和卫星城经济发展基础；保定是河北省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和地区中心城市，是华北重要的造纸和胶片基地，并能够分担北京教育科研职能；沧州地处沿海开放地带，是河北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城市之一，随着神黄铁路西煤东运通道的建设，具有发展成为规模较大中等城市的基础；承德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重要的生态资源涵养区，也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城市；张家口已成为河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晋蒙冀交界区域的重要商埠。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外部宏观环境还是内部互动协调，都直接驱动着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工业化深入发展。

2.2.4 市场化效益发挥潜力巨大。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正在成为我国高速发展、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2004年常住总人口约为7 370万人，从1990～2000年间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近年来急剧增加（见表3），巨大的消费人群正在形成。北京和天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万元以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住房、汽车、教育、文化娱乐成为主要消费；2003年河北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 239元，消费能力也在逐年递增。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市场之一。2000～2003年商品房施工面积年均增长27%，2003年达到9千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年均增长25%，2003年达到1 894万平方米。商品住宅销售中外地和海外购房者比重提高，其中高档房占20%左右。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达到200余万辆，近年来年均增长10万～20万辆。

2008年奥运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加速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市场化进程。北京将着力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知识型服务业、现代流通业、旅游会展业四大产业，一方面，快速健康的市场化进程是四大支柱产业成熟发展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并持续提高对现代服务业、旅游业以及会展业的需求。

2.3从辐射的角度研究――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三大都市经济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以及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其中仅仅只有京津冀都市经济区位于北方经济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成为沟通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轴心，其辐射能力随着核心城市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强。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特点表现为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和加工制造业步入到结构升级阶段。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机械制造、冶金、化工以及建材等重化工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生产布局的优化调整等将加速发展。这些产业的重要特点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产业联系复杂，一旦启动，带动面广，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强劲。

此外，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加工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原材料产业、重加工制造业，如汽车、精密仪器生产制造业等、住宅、交通基础设施制造业等等将会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直接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加工制造业体系，涉及地域面广，地域分工因此进一步拓宽深化。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尤其是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依托其产业优势及人才优势，在新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是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引擎，推动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2.4 从区域空间网络体系的角度研究――沟通我国东、中、南以及北部经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

目前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已基本形成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的陆海空综合运输网络，并呈现以首都为中心的发散式组织形态（见图3，4）。可见，在我国整个交通网络体系中，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交通位置十分扼要，腹地范围十分广阔，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连通东北与华北，直通华南、华东，是东北亚地区直通欧亚大陆桥最便捷的通道起点之一。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铁路网络发达，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铁路线主要包括京山、京沪、京广、京九、京原、丰沙、京包、京通、京承、京秦等10条，连接天津的铁路有4 条干线（京津线、津山线、津浦线、津霸线）和1条支线（津蓟线），此外还有大秦线、神黄线等能源通道和南堡线、坨港线等疏港铁路。公路网已初具规模，有14 条国道以本区作为出发点，省道和县乡道路较为稠密，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约占全国的1/10，2003年已建成的有12条，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

图3 京津冀地区铁路区位

图4 中国城市间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最高的航线

以北京为中心的航空枢纽港在我国航空网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周一星，2002），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均位于前列（如图4所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无论是航空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都具有巨大的市场保证，成为核心航空枢纽地区。

此外，京津冀都市经济区还形成了以天津为枢纽的渤海西岸港口组合，包括天津、秦皇岛、黄骅、京唐等港口，未来河北曹妃甸港口等新港口建设等，使得地域组合内港口功能互补，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天津港是我国重要的枢纽港，腹地可达华北和西北广大区域，主要承担外贸件杂货和集装箱货物进出口；秦皇岛港为深水良港，是我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黄骅港是我国北煤南运第二条通道的海铁联运港。

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具有启东承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地位。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交通区位优势，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区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立足点；是完善与其经济腹地――“三北”地区发生“集聚―辐射”机制作用的渠道；是面向东北亚、接轨全球经济的关键所在。在下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京津冀都市经济区要实现其区域功能优势，完善“集聚―辐射”机制的作用，必须以交通区位优势为根本出发点。

3.区域功能定位的推导思路

从区域功能形成机制看区域功能的定位，流动性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组起到十分重要的重塑作用。由于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外部效应，区域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导致集聚与辐射机制发生作用（见图5），产生规模经济。流动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资本以及生产原料（自然资源等），只有土地是无法发生空间位移的非流动性生产要素。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人口、资本以及生产原料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成特色产业，区域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并举，从而实现区域功能。区域功能定位既要追溯区域过往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辐射”机制，分析研究区域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地位与作用，又要为未来区域发展战略和各项规划提供直接依据。

图5 区域功能定位形成机制示意图

以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国内功能定位为例：“我国政治、文化及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域”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北京这一核心城市功能推导而得出的结论；“我国最主要的城市和工业集聚区之一”从“集聚”的角度看，流动性生产要素人口、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等综合作用结果在京津冀都市经济区的体现，其集聚趋势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将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国际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直接驱动下，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相伴产生；“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则从“辐射”角度阐述了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津冀都市经济区对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沟通我国东、中、南以及北部经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则是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中定位其区域功能的支撑体系。

上述区域功能定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中分析，其分析思路如图6所示。区域功能定位（这里针对国内功能定位而言）在空间尺度上往往具有相对性，需要承接更高层次区域功能定位的影响，从而正确推导研究区域功能定位。流动性生产要素是“集聚―辐射”机制发生作用的客观载体，对其在时空格局中的把握成为功能定位准确与否的关键。这是因为区域功能往往体现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组将直接导致非流动生产要素（如土地）功能发生改变，进而改变整个区域功能。

图6 区域功能定位推导思路

4.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区域功能定位要描述空间相互作用机制――“集聚―辐射”的过程，刻画流动性生产要素如原材料、人口、资金以及技术等等在空间的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径，评价其在空间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流动性生产要素，如信息和技术，近年来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区位因素。由于外部效应与规模经济，区位作用得以改变，“集聚―辐射”机制得以深化。因此，对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散及作用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区位、区域以及区域功能研究的拓展方向。

（1）区域功能定位是在一定时空范畴内进行的区位分析，具有一定的空间层次性和时间进程性。因此，区域功能定位需要结合一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研究在空间层次上与其他相同等级区域的比较优势。（2）区域功能定位要充分挖掘“集聚―辐射”作用机制的内涵。“集聚―辐射”是不同层次地域单元（如城市和城镇体系）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径是“集聚―辐射”机制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外部效应以及达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规模经济，是“集聚―辐射”作用机制的内涵所在。因此，功能定位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必须阐明区域更高层次区域中“集聚―辐射”机制演绎过程。（3）区域功能定位必须高度概括在更高层次交通网络体系中的区位优势。区位是区域在空间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流动性生产要素以交通网络为支撑在空间的重组，改变交通网络体系，反过来，交通网络体系的变化又能导致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流量与流向，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宋家泰，顾朝林.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J].地理学报，1988，43（2）：97-107.

[2]周一星，胡智勇.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J].地理学报，2002,21(3):276-286.

[3]薛凤旋，蔡建明.中国三大都会经济区的演变及其发展战略[J].地理研究,2003,22(5):531-540.

[4]Fujita M., Thisse J.F.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Berry B.J.L.City classificationhandbook: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ohn&sons,1972.

[6]Carter H. The study of urban geography. London;Edward Arnoed,1972;45-67.

本文图4：中国城市间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最高的航线。引自：周一星、胡智勇《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一文，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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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去的几年,是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年,房地产行业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房地产行业作为涉及范围广。关联性高的行业,在行业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带动了家电、装修、建筑、金融等行业的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房地产经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住房问题一直是关系着人们生存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行业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住房问题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积极的推动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3、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健全虽然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很不健全,很多大型城市存在着房产泡沫现象,房价大幅上涨,与人们的生活水平严重不符,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就是,房地产经济的巨额利润,使得大量的企业纷纷进入,冲击着并不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健全、不合理。4、房价上涨幅度大近几年,房价大幅上涨,尤其是几个大城市,房价更是出现了不合理的增幅,还有就是房地产的供需存在很大的问题,高端住房供给较大,商品房出现供不应求额的现象,保障性住房却供应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房价的大幅上涨,也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得房地产的发展很不合理。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趋势

房地产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未来房地产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是一大趋势。1、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处于发展的瓶颈期,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房地产经济还处于比较繁荣的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上升的时期,因此,未来的发展,市场的调节作用一定会体现出来,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调整与积极有效地引导房地产经济在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2、房价将会日趋稳定过去几年,房价增长很快,不仅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带了了影响,还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房价是与国民经济成正向发展的关系的,只要国民经济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政府的调控措施得当,那么,房价便不会出现加大的波动,近几个月的房价环比下降正是很好的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未来的房价必会日趋稳定。3、未来的房地产业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行业都是由规律可循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下,在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下,未来的房地产业一定会着眼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并逐渐走上一条节约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发展道路,并逐渐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作用。4、国家政策会对房地产经济进行积极地调控针对当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保证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首先,是针对恶性囤地现象,要加大打击力度,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针对市场上供需的矛盾,进行房地产税制的改革,从而为建立房地产市场的良性有序发展奠定基础,合理调整房地产税费改革与比例,从而可以促进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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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农业技术；发展

农业技术创新是通过科研人员不断研究和开发所得出来的成果，其成果首次介入到商业阶段，并被不断地传播和扩散。农业创新扩散是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从开始创新的时候向外传播的一个过程，是被农民或者企业采用的一个过程。是农业创新技术的一个新起点，被理解成为了相对扩散的一个过程。能够更好地促进相关地区还有人群的收益的提升。所以说只有将重点致力于农业创新当中，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现实的指导意义。

1.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国外就开始对于农村创新技术开始进行了扩散研究。其著名的心理学家将扩散概括为模仿定律。到了1920年的时候，扩散研究在美国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对于扩散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到了1943年的时候对于杂交玉米开始了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传统的扩散方法已完全消失，扩散研究成果开始稳步的上升。扩散研究在社会中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其与农业技术有关的主要集中在社会早期、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地理以及经济学几个领域当中。在早期阶段，社会学者对于农业技术创新会在某一区域内进行扩散。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会采用数据分析方法，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并利用不同的采用者进行分析，这给后面接手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经验。然而农业技术创新在进行扩散的时候，可以就两点说起，一个是以农户为研究对象进行农业创新技术的研究，另一个就是以扩散总体特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其发展规律以及变化进行研究，这对于扩散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包括创新体本身的性质还有特点，时间和传播渠道还有社会系统。将农业技术创新分类的时候，会根据其不同的标准而进行不同的分类，按照扩散的技术的含量，归类为简单的技术扩散和复杂的技术扩散，按照扩散的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技术扩散、经营性技术扩散以及中间性技术扩散等等。

相对于国外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来说，国内的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比较缓慢。直至1980年之后才开始有相关学者介绍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到了1990伴随着相关技术创新以及扩散的出现，我国政府和相关学术界开始重视创新扩散。直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相关方面的扩散研究成果仍然非常少，没有形成系统化，没有一定的规模。尽管是这样，我们仍然对于现在所有的成果进行规划。对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来说，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农业技术的创新、农业技术的扩散以及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等。对于创新和扩散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扩散是创新接下来的步骤，第二种就是创新和扩散没有什么关系，扩散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有其自身的规律，其自身的范围相对来说也非常的广泛。为什么创新并没有进行扩散，其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技术本身的效益性、扩散区域的环境还有农民的素质等。对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来说，隶属于国内研究的一个项目，伴随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政府的主导推广作用，造成了我国对于农业的扩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以政府为主导作用的时候，实行了农业创新技术的发展，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来临，这种推广工作逐渐出现了很多弊端和问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农业市场的发展需要。部门学者对于农业推广开始了重新的审视工作，对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对于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模式提出了改革手段。提出了政府供给主导型和农户型两种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三种创新扩散模式，其中包括传播型、交互型以及指导型。对于传播型来说，它是一种以扩散内容为单一的农业技术，其扩散渠道为大众媒介，在方式上是以面对面的模式进行传授的、以示范为主要形式，其传播的速度比较慢、周期非常长、而且其受众面还不是很大。目前我国的所有农业技术创新都属于传播型，它是需要逐渐向指导型和交换型过度的。

2.国内外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比较以及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展望

对于国外来说其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的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说起，分别是国外关于扩散对象的研究始于农业，并从农业开始进行扩散，其研究内容相对比较广泛，逐渐就形成了新的扩散学，其技术扩散成为了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多门学科都参与到了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研究当中，比如说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地理学等。这就从多个方面扩散了扩散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从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对于国内的研究来说其成果也是非常显著地，到了2004年之后我国的关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方面的成果已经有很多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很多弊端，比如说我国关于工业技术的扩散研究有很多，但是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却非常少。针对成功扩散的研究非常多，然而对于失败性的研究却非常少，对于已经完成的扩散比较关注，然而对于农业技术创新却非常少，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研究的非常广泛，但是对于微观角度的研究不是很多等。

对于目前我国在农业技术创新上面存在的问题的弊端，本文给予了一些建议，着重注意实证研究，提高成果的针对性以及科学性。其次就是应该对于扩散现象的空间过程进行研究，改变对于研究过程一边倒的现象，加强对于空间过程的研究。在这方面，地理学应该积极地介入，并且应该发挥其学科专长，做出先赢得贡献。不仅如此，还应该注意发挥多个学科的优势，将学科并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研究，改变只能局限于经济和农学等狭窄的研究。

3.结语

对于目前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来说，我国应该进行不断地加强和改革，将扩散与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将扩散技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致力于世界的前沿，从而真正地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与应用。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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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产学研结合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撑条件。英国政府不仅积极利用、借助科技中介机构推进产学研结合创新，还制定了必须有中介组织参加的法拉第合作伙伴计划。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和推动各种中介服务，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和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功能。中介机构不仅应具备咨询服务功能，还应具有担保功能并能及时回收对科技研究的投入所消耗的成本，监督转让双方履行转让协议或合同。政府应通过示范，采取相关的措施促进产学研三方对中介机构的了解和需求，促使中介机构为产学研结合创新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完善的产学研结合社会化投入体系

资金投入是产学研结合各项政策实施、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和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目标的基本保障。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目前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包括政府财政科技投入，风险资金投入、国际合作投入在内的产学研社会化投入体系。该体系包括以下特征：一是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具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二是企业在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中处于核心位置；三是政府在引导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形成方面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四是科技投入社会化供给的多元化主体结构的形成；五是产学研社会化投入机制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是由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世界科技资源配置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六是风险投资在产学研结合项目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产学研结合模式选择的多样化

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产学研结合模式由浅到深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规律。美、法、德、日等各具特色的产学研结合形式也表明并不存在什么“最佳模式”，也就是说，“合适”的标准是合作的各方是否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不管采用什么模式，必须充分考虑产学研各方的优势和价值观，充分体现优势互补，达成相互理解，才能保证结合的成功。从国际趋势看，科技园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产学研联合的主要模式，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工业园”即“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九州硅岛、韩国的大德研究园地、以及新加坡科学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中国台湾新竹高科技园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等，科技园区已成为各国产学研载体的主要载体。另外，技术转让由于一不涉及人员问题，二不涉及体制问题，既简单又方便，即使在产学研结合形式十分多样化的美国，技术转让也仍然是其主要形式。此外，人才培养和交流也是产学研结合的有效形式。因为产学研的联合，说到底是知识的联合、人的联合。

我国产学研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产学研结合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积极运作、实施，通过专家咨询、技术转让、共建技术中心、共同研究开发、共办高校科技实体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并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套设备，培育了一大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了产业机构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仅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共实施了520多项国家级重点产学研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020亿元，利税210亿元。产学研结合共开发了国家级新产品11600多项，新产品利润率达到859亿元。目前。我国有4000多个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基本完成企业化转制，其中九成的院所进入了企业集团或转制为科技型企业，使我国科技资源的分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以下几点：

产学研结合不断发展，层次逐渐提高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正在形成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学研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突破口，以形成创新机制为主线，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产学研结合新体系。不少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由原来的突击式的合作走向经常性的合作，由碰撞式的合作走向网络式的合作，由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合作。以宝钢集团为例，宝钢集团的产学研结合范畴已从单一技术开发为主逐步向人才培养、成果产业化应用、集成技术发展；合作渠道从以高校为主逐步向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国家基金、同行及产业链企业等拓展；从以国内为主逐步向国外拓展。可见，通过各种合作模式的推动，我国产学研合作已进入快速发展期，而且层次也越来越高

产学研结合模式不断创新，日趋多样化

随着“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等战略目标的提出，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不断重视提高区域的科技能力水平，产学研合作也逐渐由各地自发性的探求摸索发展上升至具有较强理性的战略高度。从实践来看，我国现有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已基本囊括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较为成功的合作模式，并结合我国实际，不断创新模式，产学研结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成为实质性生产要素的内在联合，产、学、研各方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合作成果既体现了学术价值，又创造了经济效益，有力地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府高度重视，积极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整体协调发展

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十分重视对产学研结合的协调领导和积极推动，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份均成立了由省长或副省长挂帅，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产学研联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长期有效地开展产学研结合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山东省产学研办公室已与全国2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信息网络，与省内各行业部门、信息情报部门和1000多家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科技成果重要的集散中心；广东、江苏等省份也在多个所属城市成立了产学研联合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负责制定本地区产学研合作开发的发展战略、政策和计划等工作。

政府职能转变，在产学研结合中牵线搭桥促进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深入发展

政府行为在我国产学研结合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现象已普遍存在，这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产学研结合各方提供良好、有效和发展的机会，受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普遍欢迎、各省市的产学研结合实践中，几乎每个省市都有举办或参加信息交流会、成果交易会、项目洽谈会等活动，尤其是深圳的“高交会”、上海的“工博会”和北京的“科博会”等交易会，层次较高，影响较大，内容丰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上海市产学研办公室组织建立了16个产学研结合工作示范点，并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多次召开全市性产学研联合工作大会。上海市还注重推动区政府与所在区的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全面合作，形成点面联合发展的局面，如徐汇区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全面合作，又如虹口区

政府与同济大学签订了建立紧密科技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拟建“宝石产学研联合体”。

以市场导向，突出人才培养已成为我国产学研结合的一大趋势

从结合机制方面看，我国产学研结合已趋向采用“风雨同舟”式的合作方式，把产学研结合看成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方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自觉行为，十分强调市场在产学研结合中的自发调节作用。在市场观念的引导下，一切服务于市场，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多种形式，而不拘泥于框框，力求产学研结合的各方以诚心为前提，以效益为目标，在市场中使合作成熟化和规范化。在人才培养方面，许多高校与企业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一方面，高校利用教学和科研条件，为企业定向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已成为企业解决人才匮乏和培养综合性人才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企业利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资金资源为高校提供实习基地和试验基地，也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高校为企业输送的高层次人才已成为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省部产学研结合开启我国产学研结合新局面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做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随后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现阶段要重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个大背景下，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实施的省部产学研结合，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承载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成为新时期我国产学研结合的面旗帜。

在有关方面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近两年来，省部产学研结合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已经推动70多所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和厂东企业联合实施了一大批产学研结合项目，初步建立了产学研战略联盟、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高校与专业镇对接等新模式，探索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校为技术依托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在省部合作带动下，全省产学研合作项目迅速增加，项目水平和层次进一步提高据统计，2006年全省各类产学研合作项目3287项，各级政府财政投人10.5亿元，企业投资16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6％、94.4％和41％；参与企业2368家，参与高校167家，其中部属高校72家，均比上年有大幅度增长；各类产学研结合项目实现总产值1500多亿元，出口创汇30多亿美元，新增利税230多亿元。今年6月27日，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在广州召开“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有106所高校校领导参会，其中国家重点建设大学76所，省属高校30所。全国38所“985I程”重点建设高校中的36所高校参加了会议。会议深入探讨了省部产学研合作的新机制、新模式、新经验，进一步发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产学研结合由松散型走向紧密型，由粗放型走向集约型

以往的产学研结合工作，大多采取业余兼职、咨询服务、单一性成果转让或合作开发等形式，建立起比较松散、目标单一、短期、“点对点”式的合作关系。省部产学研结合实施以来，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建设、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联合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和专业镇整体对接等方式，大幅提高了产学研结合的紧密化、集约化程度。例如。省部合作积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部属高校为主要技术支撑，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惠共赢、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产学研战略联盟。目前，围绕广东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已组建起第一批由28所国家重点建设高校与广东省内120个企业共同合作组建的14个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包括数字电视产学研战略联盟、数字家庭产学研战略联盟、机械装备产学研战略联盟、白色家电产学研战略联盟等省部产学研联盟均制定了具体的联盟发展目标、阶段任务和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好联盟章程、合作协议等，进展和运行良好，如由中山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装备制造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大型风电机组整机及关键部件研制技术产学研战略联盟，已经成功研制出1.5MW国内主力风电机组，推动了广东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明阳电器有限公司作为联盟牵头单位，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成立中山明阳西安交大智能电器技术中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山明阳清华大学电力电子研发中心，与天津大学联合开发高压异步电动机三电平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开发大型风力机复合材料叶片等，推动了风电机组设备的技术升级。

产学研各方的角色定位逐步明晰，企业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

产学研结合的初期，各方自发地建立起三者之间的联系，角色定位不是十分明确，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也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急功近利的行为比较多，也有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走“竿子插到底”，从研究到开发到产业化独立完成的路子。结果长处没有发挥，短处却捉襟见肘，以致削弱了科技创新源头的活力。针对这个问题，2006年8月由广东省政府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推进省部产学研结台，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以部属高校为技术依托相结合的原则，并提出了产学研结合资金投入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投入为辅，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的支持等措施。通过近两年的引导和实践，产学研各方对自己的优势和在产学研结合中的角色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尤其是企业实施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调动与发挥。目前，全省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300余个中，有九成以上设在企业，全省的研发机构有近七成设在企业，全省的科技人员近80％在企业，全省的科技活动经费有七成多来自企业，60％以上的高新技术产品是以企业为主体开发的，还有140多个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了80多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等。2006年，广东省财政对省部产学研结合投人2亿元，带动广东各地市的财政配套投入超过10亿元，带动企业投入超过165亿元；2007年预计将带动各地市各级财政投入超过15亿元，带动企业投入超过200亿元。这些情况表明，广东省企业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

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走向多元化，功能走向综合化

目前，省部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不断增加，主要合作模式见表1。同时，产学研结合功能不断拓展，从解决具体技术问题，转化单个科技成果，转向完善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科技孵化体系、共同培养人才、改进高校教学方式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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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失衡；税收政策；税制结构；税制改革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

2010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硝烟还没有散去，肇始于希腊，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瞬间引爆为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进一步演化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欧债风暴”。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危机难解、疲于应付国内困境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加大、出口不振、内需疲软、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剧、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长依然依赖于政府投资拉动等诸多问题。

税收作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如何有效发挥其作用，为本国经济企稳复苏提供良好的助力，许多学者都在进行积极探索。黄立新、张旋（2010）撰文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许多欧洲国家为了尽快走出危机，重振财政，纷纷改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减税政策取向，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增税政策，相应提高货物和劳务税的比重，加强税收征管，节约征管成本，以应对高赤字危机，走出经济困境。高培勇（2006）指出，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引致的若干重大问题，是我们在税制改革建设中所必须面对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健康发展，贾康（2011）认为，2011年我国进入“十二五”发展时期，财税改革应在继续优化结构性减税的同时，适时适度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优化税制结构方面，魏陆（2011）认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我国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在坚持渐进性改革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增值税范围，优先考虑生产业；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具体情况，分别适用17%和13%税率等。

针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现象，施正文（2011）指出，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应锁定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完善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和优化税率结构；建立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健全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

在外部经济失衡、国内经济面临巨大转轨和升级的关键时期，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税种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目前，我们应全面认真梳理当前国内外经济现状，认清形势，前瞻、系统、全面地提出转轨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理念和框架，逐步构建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税制结构。

二、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现行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外部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作为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隐藏的困难逐渐显现出来，我国经济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增长乏力，困难凸显

2012年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GDP连续三个季度下滑，第三季度GDP增长7.4%，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并且是连续7个季度回落。预见未来，经济增速仍将难以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状况，经济的低速增长将会是一种常态。欧美危机爆发以来，企业景气指数虽然维持在景气临界值之上，但2012年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22.8，比二季度下降4.1点，其中，反映企业当前景气状态的即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19.7，比二季度下降3.5点；反映企业未来景气预判的预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24.8，比二季度下降4.6点。2012年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6.5，比二季度下降4.7点，信心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同时，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低位徘徊，2012年9月，PMI仍低于50%的临界点为49.8%，经济形势的现状与未来都不容乐观。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线，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已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驱动型增长依然占主导，消费拉动乏力，发展源动力不足

201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最大亮点”是资本投资的贡献率为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为了改变经济持续低迷的现状，许多地方政府已纷纷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7月以来，已有13个省市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涉及金额超过10万亿元，远超2008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元。2012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规划的投资超过十万亿元。就全国而言，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5%，增速比1-8月提高0.3个百分点；而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速度达25.7%，我国经济“投资驱动型增长”特征在金融危机之时，愈发突出。目前，我国内需仅占到整个经济的30%-33%。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英国占63%，印度占56%。我国内需比重亟待提升。如果经济增速仅仅依赖政府的投资之手，则难以避免投资效益低下，投资总额中的相当部分将转化为成本，投资的危险性将不断地叠加。一旦失控，不仅会造成公共设施的闲置和资源的大量浪费，一些项目出现呆账坏账现象，而且还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进而发展为信任危机，最终动摇发展的基础和执政的根基。

（三）外贸出口不振，贸易摩擦加剧，外部“马车失灵”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8424.7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4953.9亿美元，增长7.4%，比上年同期回落15.3个百分点；进口13470.8亿美元，增长4.8%，回落21.9个百分点。从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进出口分别增长7.2%、8.5%和3%。前三季度，三驾马车中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0.25，同时，欧债危机难解，美国经济依然不景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3%，低于2011年的3.8%。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3%，低于上年0.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3%，低于上年0.9个百分点，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增长率均将低于2011年。世贸组织（WTO）预计，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2.5%，远低于2011年的5%。在经济复苏没有明显起色、国内就业压力不断加剧下，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纷纷扶持本土产业，实施“再工业化”，阻碍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部分国家经贸政策甚至呈现“去全球化”的危险倾向。世贸组织监测，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国共采取18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的0.9%。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世界贸易预警（World Trade Alert）”项目监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中国。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受阻最大的依然是纺织、服装、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低端制造、低成本竞争、低附加值出口的“三低”模式长期存在，都将继续制约我国迅速摆脱外贸形势困境。

（四）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民间投资低迷

在外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我国的要素成本仍处于上升态势。事实上，我国制造业正在遭受上下游“两头受压”局面。一方面，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人力成本上升态势难以逆转。2008-2011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4.5%，制造业农民工月收入年均增长15%，生产成本高企。另外，由于市场环境恶化，产品出厂价格难以提升，甚至遭到打压。2012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6398亿元，同比增长10.2%。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47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31%。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0597亿元，同比下降3.1%。8月当月实现利润3812亿元，同比下降6.2%。面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三大挑战，我国制造业走入了一个前有外资撤离、后有低成本“追兵”的艰难时期。如前文所述，PMI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但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已重回临界点以上。然而，中型、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8%和46.7%，仍然低于荣枯线以下，比上月下降0.1和1.0个百分点，中小企业生存的困境未能得到有效缓解。2012年1-9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941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4%），增速与1-8月份持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比1-8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民间的投资热情依然低迷。

三、内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现行税制的不适应性分析

自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国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推出了一系列税制改革，这些政策在扩大内需、保障民生和促进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税制改革多为应时之措，制度设计在全局、宏观、长远等方面的考量还存在许多欠缺，制度设计的硬伤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费关系亟待理顺，税制规范性有待提升

伴随着经济增长、税收征管手段提高和通货膨胀等种种因素，我国税收收入始终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2008年税收收入增长18.8%；受金融危机短暂影响，2009年降为9.8%；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再创新高，达到23%；2011年仍然维持在22.6%。2012年，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逐渐淡出、国际大环境危机未解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速回落，2012年1-6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4931.63亿元，同比增长9.8%。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税收收入增速总体呈现大幅回落，1-6月税收总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9.8个百分点。这表现在不仅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体税种收入增速普遍回落，而且其他小税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减收。在中央严格限购的政策下，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各地方政府财政开始吃紧。为摆脱困境，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突击征税，忽略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强行“预缴”寅吃卯粮，导致税收增幅与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错配。此时，非税收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来源。虽然国家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3年内，对小型微利企业免征部门管理类、登记类和证明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资金的短缺，不是加大行政收费和处罚力度，就是巧立各种名目收费，有些企业甚至缴纳几十种杂费。由于附加税费的存在，不仅导致我国税收制度更加复杂，降低了征税的透明度，增加了税收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严重削弱了税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税制结构失衡，间接税比重偏高

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尽管税收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调控作用不断强化，但是，整体税制设计的结构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2011年国内三大流转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收入之和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达到67.9%，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大所得税之和比流转税收入之和低了40多个百分点，仅为25.4%；财产税方面，除车船税、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房产税外，几乎为零，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流转税（见图1）。这种以流转税缴纳为核心的税制设计，助推了纳税人以商品价格为通道，实现税收负担的转嫁，无形中加速了物价上涨，增加广大中低消费者的税收负担。流转税制度设计的累退缺陷，难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无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制度设计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以流转税体系为主的税制结构还鼓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筹集财政收入，偏好于上项目、办企业，特别是搞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等污染严重的项目，以获取最大的税收套利。

另外，现行税制的纳税主体以企业单位而非自然人纳税人为主。2011年，我国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高达92.06%，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这种高比例、大规模的税收收入集中来源于各类企业，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随着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企业的税收压力不断加大，难以轻装上阵，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甚者，中小型微利企业由于竞争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税收环境更为恶劣，小型微利企业的生存空间狭窄，竞争压力加大，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此外，这种重流转税、轻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税制设计，难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也难以缓解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

（三）个人所得税建设滞后，收入调控功能弱化

2011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个人所得税收人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从2008年3月1日起，我国进一步上调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2011年9月1日起，又进一步将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并将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7级，最低一档税率降为3%，适用最高边际税率45%的应纳税所得额由10万元降为8万元，在降低了中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同时，加大了个人所得税对中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促进了社会公平。然而，我们也注意到，2011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足7%，较之去年还降低了0.2个百分点，收入比重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偏小，没有真正发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同时，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征收模式和以个人为单位的纳税申报设计，税收的横向和纵向公平难以实现。首先，采用分类征收模式，不同收入来源分别按不同的费用标准扣除，纳税人在同等收入水平条件下因收入来源不同、税收负担迥异，难以实现横向公平。其次，以个人为独立的纳税单位，未能有效地考虑诸如家庭结构、健康状况、职业、年龄、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因素的差异，而是单纯地扣除一定的费用标准，税收纵向调节的功能难以显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筑巢引凤”，吸引人才，把个人所得税当成“奖品”，返还给高收入纳税人，个人所得税收入调控功能进一步弱化。

（四）流转税改革启动，措施仍需配套

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市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正式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旨在降低税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流转税制。随后，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区域。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试点的各项政策措施运行情况总体良好，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有较大幅度下降，大部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因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增加而税负略有下降。但我们也发现，此番改革并不意味着试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能获得税收成本减少的优惠，而之前普遍期待的“大减税”效果也需仔细研判。首先，试点的部分服务行业的企业购进的生产资料和劳务是来源于个人或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或未纳入试点地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应纳税额的计算只有销项税额，而无进项税额可抵扣，加重了企业税负。其次，对于一些试点运输企业，由于从未试点区域取得的路桥费部分无法获得增值税发票，也无法进行进项抵扣，导致税收负担大幅上升。此外，2009年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了拥有电力设备、通信设备、专用设备等大型机械设备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由于我国增值税覆盖面比较窄，转型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未试点地区商业服务性企业而言，政策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好处，减税和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

（五）地方税建设滞后，地方财源缺失

目前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在地方税收入占前三位的分别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江西省为例，2011年全省地税部门组织入库各项收入777.9亿元，全年入库营业税达到272.8亿元，企业所得税达到105.7亿元，个人所得税达到80.6亿元，三税合计占全部入库税收收入的59.01%。然而，这三种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地方税，其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真正收入全部归属地方的税种，都是名副其实的小税种，税源分散、税基狭窄，征收难度大，地方政府缺乏充裕的财力支持。在面临财政窘境的状况下，地方政府纷纷把眼光投向了土地，土地出让金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据统计，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70%，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比重甚至高达80%-90%，“土地财政”问题日益严重。日前，我国也在积极探求构建地方主体税种。在重庆、上海开始房产税试点工作，从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情况看，收入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重庆可征收房产税约为1亿元-1.2亿元人民币，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2900亿元的0.04%，而2011年重庆土地出让金收入820亿元。在上海，2011年征收房产税3亿元，而土地财政收入为1510亿元，试点取得的房产税收入显然是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支出需要。加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在不断推进之中，试点的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财源将被进一步侵蚀，地方财力又将被进一步削弱。如何为地方政府发展提供可持续财力保障，确切地说，我们目前尚无明确清晰的长远规划。

（六）税制绿化乏力，节能环保任务艰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能源资源利用角度看，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率逐年上升。从环境污染角度看，恶性污染事件频繁，化学需氧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节能环保工作已刻不容缓。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涉及节能环保的主要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车船税等。国内消费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7%，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位居第五位。从统计的数据来看，2011年摩托车消费税收入呈负增长，比上年下降4.1%；小汽车和成品油消费税增速明显回落，小汽车消费税和成品油消费税分别增长10.2%和6.4%，分别比上年增速回落45.6和12.3个百分点；利用消费税促进节能环保、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力度还有待提升。就资源税而言，2011年资源税实现收入598.87亿元，同比增长43.4%，比上年增速加快19.9个百分点，增幅呈现出大幅上升态势，加大了资源开采的调控力度，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仅为0.7%，调控力度有限。目前，我国资源税仅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七类资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偏窄；在税率设计上，资源产品的稀缺程度、资源开采的污染成本未能全面考量。

四、内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税制改革的未来取向

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环保、加速产业升级、优化税制结构、切实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最大限度地构建税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

（一）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增值税改革

在上海和部分省、市、计划单列市第三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扩大试点地区和试点行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改革试点工作，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行业进行试点，将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服务业、娱乐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等行业逐步纳入增值税的试点范围，不断总结和提炼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待时机成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而完全实现增值税对营业税的替代，延长增值税抵扣的链条，防止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降低第三产业的负担，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不断完善消费性增值税的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固定资产进项扣除的标准，对以建筑物、构筑物为载体（采取地下管道地埋方式通过建筑物、构筑物）而直接为机器设备运转提供动力的电缆，以及起吊用行车等设备准予抵扣；充实无形资产进项扣除的相关规定，鼓励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再次，我国增值税税率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还有可以降低的空间。考虑到我国现实国情，应鼓励有机构成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可适当调低此类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就业或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提高所得税的比重

相对而言，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思路比较清晰，制定的政策措施较为规范。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激励作用，可以在完善企业所得税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扶持力度。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可以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具体来说，考虑将纳税人的偶然所得实行分类征收，而对除偶然所得以外的所得实行综合征收，根据纳税人的婚姻、年龄、健康、教育、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等状况确定相应的扣除标准，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根据物价上涨水平，生计费适当上浮，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减轻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对勤劳所得实行税收抵免，加大对资本要素的征税力度，真正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同时，配套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即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必须到政府机关领取纳税身份号码并终身不变，个人的收入、支出信息均在此税务号码下，通过银行账户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存储，供税务机关查询并作为征税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同财政、银行、企业等有关部门的联网，完善代扣代缴机制设计，形成社会办税、护税网络，不断增强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促进公民依法自觉纳税，减少偷逃税款行为，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和效率。

（三）改革房产税和开征社会保障税，构建地方主体税种

从国民经济整体上看，税收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多亿，其中税收收入7.3万多亿，非税收收入约0.99万亿，非税收收入占比12%。但在地方政府并非如此，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非税收收入占据着主导地位。据国务院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1999-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从514亿元增加到2.9万亿余元。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9.2%提高到2009年的48.8%，到2010年更是达到72.38%，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然而，土地出让金制度明显受制于政策的影响，波动剧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极不稳定，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难以满足促发展、保民生的需要。这种“寅吃卯粮”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超额透支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尽早确立以税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主体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在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基础上，增加试点区域，夯实房产税的基础工作，构建房产税征管体系，为房产税的全面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以房产税在内的税收收入为地方财政收入主体的目标，逐步形成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收入为辅的地方收入体系。同时，加大费改税的改革步伐，考虑将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统一征收的标准，由居民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并将保障的项目进行分类，设立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等保障项目，提高社保基金的法律级次，真正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给居民带来的好处。

（四）改革现行环境税种，不断绿化我国税制

卡马耶夫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不仅仅应看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增加，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生产资料效率，并且要使消费品的消费效果增长，也就是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一国若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那么该国的经济就会处于危险状态。为此，我们要不断绿化我国税制，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首先，明确资源税的立法目的。在调节资源税级差收入的同时，更应当重视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不断扩大征税范围，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不可再生和稀缺的资源上，逐步涵盖所有的资源，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地热资源等，促进资源合理开发，有序使用。改变计征方法、提高征税比例。在原油、天然气从价计征的基础上，考虑将煤炭也纳入从价计征的范畴，归并有关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税费，将矿产资源保护费、能源基地建设基金、矿山专项维护费、矿产管理费、水资源补偿费、土地损失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费、渔业资源费等十多项收费进行归并，纳入计征范畴，提高资源税的税收负担。正税清费，减轻企业不合理的各项负担。其次，继续强化消费税节能减排的调控作用，将一些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如含磷洗涤液、汞镉电池、一次性纸杯、饭盒、不可回收、难以降解的塑料袋等产品纳入征税范围。提高大排量车、摩托车、摩托艇、鞭炮、烟花等的消费税税率，对不同的产品根据其对环境影响的不同程度，设计差别税率。大力支持清洁产品的使用，对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实行低税率，利用差别税率影响价格信号，鼓励消费者消费无铅汽油，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同时，考虑将煤炭、电力、天然气及重化工产品、水泥、冶炼等高能耗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促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再次，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把对人体健康有害或易造成环境污染的化肥、农药、农膜取消低税率优惠。将低碳产品、节能产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品列入超低税率目录；准许用于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设备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对以可再生资源或替代品为原材料的产品，可给予减税、免税或先征税后返还的优惠政策；对进口的环保设备、仪器及用于生产环保设备的材料、零部件等免征进口环节的各项税收。加大节能减排所得税优惠范围和力度。一是允许用于研制节能产品、节能设备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扣除比例可高于其他行业。二是允许各类环保购进设备以及其他企业购置的环保设施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三是对购买环保债券或环保基金的单位和个人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五）加快费税改革，理顺税费关系，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税制环境

我国政府收入既有预算内收入，又有预算外收入，而预算外收入增长又快于预算内收入的增长；既有税收，又有收费。此外，还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成的庞大的“制度外收入”。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政府收入机制是不规范的，违背国家预算的法治化原则。因此，进一步加快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尤其是地方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先清理，后规范，分步纳入国家预算。对一些符合规定且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纳入改革的范畴，坚决取缔不符合规定且不合理的收费。尽快实行排污费改税，开征环境税，将治理污染的费用转为向污染环境的主体征税。可考虑在部分省份率先试点征收水污染税、二氧化硫税和固体废弃物税，条件成熟后，适时引进碳税，起到减少CO2排放、污染物排放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不断完善点源污染税制构建的同时，加大居民和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税收调控力度，构建综合、立体、全覆盖的长效节能减排税收制度设计。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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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知名艺术区简介

提及国内艺术区，首先想到的是北京798艺术区，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占地60多万平方米。由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迁出部分产业，将闲置的厂房出租给艺术家形成。经过十几年的发展，798艺术区内集结了多家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等，构成多元艺术空间，成为国内艺术区的典范。但在发展背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商业的过度发展以及缺乏应有的管理，使艺术区内租金上涨，很多艺术家迁出了艺术区，艺术氛围正被商业氛围所掩盖。

其次是上海M50艺术区。该艺术区位于上海市普陀区苏州河南岸，占地面积36亩，是由原上海春明纺织厂改建而成，拥有目前苏州河畔保留最完整的纺织工业建筑群近41000平方米。截止2013年，M50艺术区内注册的各类文化创意机构共170多家，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以视觉艺术和创意设计为主业，存在形式有艺术家工作室、设计企业、画廊和高等艺术教育等。

2.国内艺术区的发展模式

从艺术区的形成来看，国内艺术区的发展模式多是以自发形成的工厂改建式的发展模式。当时低廉的地租、独特的建筑吸着艺术家入驻，渐渐发展成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园区。从艺术区的管理来看，艺术区的运行以拥有旧工厂的厂商为主导，政府提供市政配套设施，在原有的废旧工厂的基础上翻修部分建筑，而后分租给艺术家们或者其他商业人士，收取一定的房屋租金。此外，管理方还会提供相应的物业服务，并定期出资举办以艺术为主题的艺术节，邀请国内外的著名艺术家前来举办艺术品的展览。

二、国外艺术区的发展模式

1.工厂改建模式

与国内主要艺术区相似，部分国外知名艺术区也是由废弃工厂改建而成，典型代表如美国的SOHO、法国的左岸艺术区和英国的南岸艺术区。

“工厂改建模式”特点如下：第一，保留了工业园区本身的风格，又通过艺术家的创作赋予其新的价值，实现了对现有资源的最大利用，避免了浪费。第二，工业园区原本开阔的地理优势和廉价的房租都成为艺术家们扎根的理由，远离城区的喧闹使他们能更好地将生活与艺术结合，有利于艺术家创造出优秀作品。第三，工业园区改造成艺术园区并非易事，众所周知的工业利润远远超过文化所带来的产值，但是政府支持，全民的参与是艺术区得以长存的关键。正如SOHO改造之处，曾经遭受当权者的阻扰，但是艺术区成功的将艺术区的建立变成全民的夙愿请求，以此来取得政府的支持。

2.“艺术村”模式

“艺术村”模式，通常是指政府自身规划出一片区域或者开发商向当地政府租一定面积的土地，在此区域内设计和建设具有艺术特色的建筑或翻修区域内原有建筑，然后将其转租给艺术家或与艺术相关的商业人士， 并收取一定租金，在有开发商的情况下，规划与管理都由开发商全权负责；艺术家们通常会居住在此，也只有艺术家有资格申请居住权，整个园区就像是一个小镇或者村落，只不过居民都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这样生活与创作结合的艺术园区形式可以称为“艺术村”模式。“艺术村”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韩国的Heyri艺术村。

Heyri艺术村位于韩国首尔附近，占地面积为500平方公里，始建于1997年，由军事基地改建而成，经过15年的发展，这里拥有了文艺工作者的工作间、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音乐厅，书店等艺术功能建筑，如今已成为一个创作、展示、交流的复合型空间。此外，还有一般的家居住所，艺术家们凭借自身超高的艺术造诣获得居住权，艺术村里还有咖啡馆、餐厅等服务性店面，为艺术家的生活、创作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体现了艺术村里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保证了艺术家所需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故以Heyri艺术村为代表的“艺术村”模式的艺术区得到了艺术家们的广泛认可。

艺术村模式的特点和优点：“艺术村”发展模式是一种受艺术家欢迎的艺术区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艺术家有很好的创作环境，这里的商业气息并不是十分浓厚，是一种真正以艺术为主导的艺术区发展模式。总的来说，“艺术村”发展模式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艺术创作与生活相融合；第二，艺术村远离浓厚的商业气息，艺术家拥有安静的创作环境；第三，艺术村以整个区域为载体规划极具特色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本身就是艺术品；第四，发展成熟的艺术村模式的艺术区是一个多功能的艺术区，园区内有多种艺术形式，业态十分丰富。

3.公共艺术模式

公共艺术区通常被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中。所谓公共艺术区，是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美化城市环境，建筑师和艺术策划者联手向世界各地著名艺术家征集作品，将其安置在城区里，这些艺术品有的仅供欣赏，有的具有实用价值，例如带有艺术色彩的水龙头、消防箱、公共座椅、地面铺装、通风口等，使整个城市带有浓厚的艺术气息，公共艺术区实质上是在放置了露天的大型艺术品的城市空间。公共艺术模式典型艺术区的典型代表是日本FARET立川公共艺术区。立川公共艺术实现了公共艺术与城市实际功能的结合，它的存在实现了公共文化的价值，又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公共艺术模式的特点和优点：公共艺术区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艺术品多以雕塑的形式与城市建筑物融合，美化城市环境又成为市民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第二，艺术品不归设计者所有，艺术品本身也不具商业价值，只是艺术与商业以另一种形式结合，艺术与商业表面上分离的，艺术品没有直接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艺术单纯地为商业活动创造环境，提供服务，这种结合模式很好地避免了艺术与商业之间发展的矛盾，该模式通常是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会考虑的一种城市发展与艺术结合的模式，这也是公共艺术模式的优势所在；第三，在公共艺术模式下，园区里的艺术作品出自世界各国著名艺术家之手，让人们充分地体会到“艺术无国界”，促进了文化交流。

公共艺术区现在越来越受到城市建设者的青睐，它是改善城市环境，打造独特居住空间的一种有效而又简单的方式，这种模式下，公共艺术项目的选择取决于公共普遍支持的程度，而不依赖于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和艺术专家的首肯，这就发挥了公众的监督作用，在艺术发展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民主。

4.同业态聚集模式

同业态聚集模式的艺术区是指众多相同或类似艺术形式的机构集中到一起，形成的功能单一但别具特色的艺术区。此类园区多为政府引导形成，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国慕尼黑艺术区和英国伦敦西区。

慕尼黑艺术区位于德国慕尼黑的马克思城区，主要由博物馆区和美术馆区组成。博物馆区的博物馆数量多，建筑的历史性和标志性强，比较著名的有德意志博物馆、古代雕塑博物馆、古代艺术博物馆和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各类型馆之间的比重和分布比较均衡，在古代文明艺术方面造诣不菲；美术馆区内则拥有著名的慕尼黑老、新、现代三大美术馆和新建的布兰德豪斯特私人美术馆，每个美术馆分工明确，而且专业程度精深。

伦敦西区是世界戏剧中心之一，位于英国伦敦市的夏夫茨伯里和黑马克两个街区，方圆不足1平方英里，目前基本保持了其20世纪30年代的格局。西区聚集了49家剧院，全年演出各类剧目约360部，直接提供了41000个工作岗位，平均每晚约3万人前来观演，年票房收入能达到约5.8亿英镑，70%的观众会在附近就餐，15%的观众会留宿，从而保证了当地1.5万家餐馆和5000家酒店的营业，衍生各类消费达4.3亿英镑，同时贡献2亿多英镑的税收，2.25亿英镑的贸易顺差，总经济价值超过10亿英镑。

同业态聚集模式的特点和优点：同业态聚集模式的艺术区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政府是艺术区成立和运营的保障力量。在慕尼黑艺术区和伦敦西区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的规划和引导起着关键作用。第二，各单位之间相互独立，功能上各司其职，使得各具艺术特色，同时由于在设立之时就分工较为明确，所以运营过程中不会相互干扰；第三，各单位在各自领域造诣较高，同业态聚集激发了艺术区的竞争力，有助于鼓励新的创作，改善经营，使整个艺术区的整体运营能力和艺术造诣得到提升。

这种模式的艺术区具有诸多优势。首先，由于政府扶持，艺术区的运营通常会享受较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园区的运营风险降低；其次，由于各单位之间分工合理，加上政府会参与资源整合，就避免了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最后，此类艺术区提供了相对优越和稳定的创作环境，艺术家可以专注于创作，不用担心生计问题，更容易创作出更高水准的艺术作品。

三、北京艺术区发展建议

从对国内外艺术区的发展模式的分析总结来看，北京艺术区发展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艺术区的发展要与城市建设主题融合，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需要得到更好地规划，使艺术区成为该城市标志性区域。艺术区的发展不仅仅是艺术家群体的事情，更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关注，艺术家与艺术区发展、社会大众与城市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重视艺术家的地位，没有艺术家的集聚根本不能称为艺术区，但是当前很多艺术区出现了艺术气息渐淡，商业气息渐浓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开发商为运营主导的情况下，开发商要协调好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在追逐利润的同时要尊重艺术家的发展需要，明确艺术的主导地位，明确艺术家的主导地位。其次，从艺术区的形成分自发式的和政府干预两种形式，但是自发式形成的艺术区往往开始时发展劲头很足，但后期会面临发展的瓶颈，例如美国SOHO，北京的798艺术区，自发形成的艺术区需要政府适当干预，以减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如果没有组织进行有力的干预，最终艺术被湮没在商业浪潮中，该种模式下的艺术区如果能得到政府财政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使艺术区保留了原有风格，抵御商业对艺术的侵蚀，必会持续健康发展，例如伦敦南岸和巴黎左岸艺术区。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课题“北京艺术区与北京艺术产业发函模式研究”（课题编号：ICE-2012-B-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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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祁述裕.艺术园区，重艺术还是重商业[N].人民日报，2009-2-13.

篇7

论文关键词:煤炭企业,经济全球化,网络经济,管理创新,经济效益管理

目前,国内共有煤炭企业11000家,年均产量30万吨,比较分散;资源回收率35%左右,小煤矿回收率只有15%左右,实际上数字更低;生产效率低,环境污染较严重,安全事故较多;勘探开发秩序比较混乱,矿区缺少统筹规划,越界开采情况时有发生。

“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兼并重组将煤炭企业由当前的11000家减少到4000家,煤炭企业平均产量达到80万吨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提高到40%,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加强。

国家鼓励企业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兼并重组,鼓励在被兼并企业所在地注册子公司。到2015年,国内年产亿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达到6~8个,年产5000万吨~1亿吨企业达10个以上,特大型煤炭企业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二、知识管理趋势

1、企业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分析企业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以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以实现各种类型资本同时增值的管理思想、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就一个企业而言,知识有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两种形态,企业可以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公司外部知识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以建立递增收益网络;并通过设立知识仓库、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和建立知识联盟,有效地管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提高其竞争力。

2、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当作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何积累和应用知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战略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企业的战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在投资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投资于厂房、设备、生产线等有形资产,转到大量投资于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方面,生产和分配要向知识产品及服务倾斜;其次,在竞争战略上,要注意拿起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武器,把蕴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再次,在成长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谋求企业发展,调整到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即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

三、企业管理网络化

 
1、企业管理的重点已从内部控制性管理转向了外部适应性管理,要素效率不再成为企业追求的惟一目标。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手段来重新设计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之间的界面关系,充分关注企业的顾客资本以及客户关系管理,这些课题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已从物转向人,再转向知识,知识管理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由于其收益递增的使用特征,知识资本比实物资本具有更强的收益性和灵活性。设计合理的知识治理机制,形成基于创新和共享的知识型文化,是提高现代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其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前网络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个性化和高效率的特征。

四、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1、增强成本管理意识。意识、需要、动机、行为是相互关联,彼此密不可分的。其中意识是先导,只有意识提高,需要才能明确,动机才能坚定,行动才能快速,这是现代心理学揭示的基本规律。因此,提高企业群体成本意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对降低成本极为重要。

2、积极推行'成本控制法'。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要变单位核算型管理为综合控制型管理的成本管理办法,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即按照'制造成本法'的核算原则,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工资等直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计入产品成本费用,实行定额控制。对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实行指标或比例控制,完善成本预测、成本核算、成本考核、成本决策和成本分析等管理办法。做到事前成本有预测、事中成本有控制、事后成本有考核和分析。
3、完善成本管理手段。首先,要建立以财务部门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统一核算体系。成本总控制在成本控制中心,他对上以落实企业目标总成本为目标,向企业领导层提供目标成本的执行情况和管理决策建议,对下以企业分解的定额成本为管理控制目标,对企业所属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期考核、分析和监督,形成企业内部纵横连锁的成本管理核算体系。其次,实施成本全面预算管理。根据企业生产任务和销售计划,制定企业总的目标成本,把总目标成本分解落实到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额或指标成本预算管理,同时,狠抓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成本预算定额管理。再次,严格成本控制。在制定和完善企业各项成本费用和消耗定额的基础上,严格各种原材料的计量验收和出入库手续,做到原材料领用按定额、费用开支按标准、批准手续按规定、审核考察按程序,加大全方面考核制度。

4、加强采购管理,降低采购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少企业在采购环节中,出现收受回扣和贿赂,舍贱求贵,损公肥私等现象,造成企业大量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严重下滑,甚至亏损,因此,要加强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五、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篇8

一、民营经济内部分化的趋势

所谓民营经济的内部变化主要指其近年来出现的明显的分化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营大企业快速扩张与中小企业遭遇成长瓶颈

在民营经济分化的基本态势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系统性分化最为突出。

第一，大型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部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从1998年至2003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由463家增加到2267家，年均增长37.4％；而全部民营企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0.1％，前者比后者高出17.3个百分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正从浩如烟海的中小民营企业中脱颖而出。

第二，大型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大大快于全部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01至2003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5.6％，而同期全部民营企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7.4％，前者是后者的1倍多。从平均的角度看，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快于全部民营企业平均营业收入的增长率。前者不仅绝对量大大高于后者，而且前者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5％，而后者则有缩减的趋势。

第三，大企业的扩张以自身规模扩大为主。从民营大企业的成长机制看，有大量案例显示，近年来大企业的扩容主要有：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通过其自身的产权关联式裂变，以及对外并购，而由中小型民营企业逐渐发展成大型企业的并不普遍。英国学者大卫・斯托里曾研究发现，由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为大企业的比例为5％。尽管我们没有中国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相关数据，但从民营企业平均仅有3.5年的寿命来粗略估算，我们很难达到英国的那个水平。当然，在一些新经济领域如IT行业中，也不乏中小型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由小变大的案例，如网易、盛大、百度等网络概念公司的传奇式成长。但在广大的传统竞争性产业领域，由于融资、人才、技术和市场准入等因素的制约，中小企业正遭遇着成长的瓶颈。

（二）民营企业的股份化与根深蒂固的家族控制

多数民营企业在诞生初期采用家族制模式，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壮大，企业在组织的制度形式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一方面，股份制企业大幅增加，而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缩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1992年为1.76万户，仅占全部私营企业总户数的12.6％，到了2004年，就增加到275.64万户，占全部私营企业户数的75.5％，已经成为私营企业的主流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私营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相对状况则双双下降，独资企业的绝对户数虽然由1992年的7.72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76.96万户，但所占比重却由55.34％下降到21.08％；合伙制企业由1992年的4.47万户增加到2002年的12.48万户，但其所占份额却由32.01％大幅度下降到5.12％。

另一方面，多数民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实质依然为家族企业。尽管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在数量上已占很高比重，但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仍然属于家族控制式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制度形式，其比重占到样本企业总数的77.99％，股份有限公司占13.59％，合伙制占1.49％。然而，这些企业中有455家，占总数61.82％的企业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家族企业。其中仅有27.4％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以下，29.7％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至接近100％之间，42.9％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为100％，也就是说有72.6％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至100％，是低于90％者的2.6倍。可见，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股份化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公司仅存在于很小一部分大型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仍然难以摆脱家族控制的模式。

（三）民营经济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分野加速

第一，从事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在数量上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民营企业。近二十年来，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早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营经济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超过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仍在上升，形成明显的“剪刀”状态。

第二，大型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充分、比较优势突出的第二产业显示出竞争优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研究资料，2003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行业，占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32.49％，机械行业占18.71％，纺织行业占14.74％，建材行业占8.36％，石化行业占7.8％，烟草和电力等垄断性行业在1％以下。另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4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资料，500强企业中，纺织业的企业位居第一（58家），占500家企业总数的11.6％；其次是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57家）、电气机械制造业（42家）、批发零售业（42家）、综合（37家）和服装制造业（26家）。显然，这些产业绝大多数属于第二产业。这就形成一个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众多民营企业不断进入第三产业领域，另一方面大型民营企业又集中于若干第二产业。

（四）东部日益成为民营经济的利润中心，中、西部则成为成本中心

首先，与中、西部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总量和竞争能力继续快速壮大。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研究结果，非国有经济主要聚集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等东南沿海省市。2004年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排在前八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13095.4亿元）、江苏（9253.1亿元）、浙江（8341.7亿元）、山东（5287.7亿元）、上海（4189.9亿元）、福建（2680.9亿元）、天津（2110.2亿元）、河北（1887.8亿元）。上述八省非国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80％，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就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达到52.3％。之所以会出现民营经济在东、西部加速分化的趋势，直接原因可能是，东部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而且日益成为民营大企业的聚集地。根据全国工商联从2002年到2004年对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的连续调查显示，排在前500家的民营大企业的地区分布变化情况是：东部所占比重不仅远远高于中西部，而且仍有上升趋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民营大企业则逐年减少，从而加速了东部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的深度分化。

其次，民营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凸现于东部一些特大型城市。像北京、上海这些科研院所比较多、高科技企业也比较集中的城市，民营高科技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但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民营企业科技含量小，多数企业仍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研究结果，截止到2002年，民营高科技企业总数达到109384家，总收入25946.7亿元。其中东部的企业数占65.37％，总收入占72.6％；中西部合计的民营企业数占比为34.63％，总收入仅有27.4％。地处东部的上海和北京两市合计的企业数比例达到26.8％，相当于中部和西部总和的77.4%；总收入的比例为19.34％，相当于中西部合计的70.8％。

二、民营经济内部分化的原因探析

民营经济在企业规模、制度、产业和地域分布上的分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分化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小企业运营效率的差异

大型民营企业的效率状况是：根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调研报告的资料，2001年至2003年，入围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3.1％、12.8％和14％，呈逐年上升态势。而全部私营企业经营效率的状况由于缺乏可得资料，这里用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作为其净资产，并与私营企业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作比较（可叫作注册资本收入率或净资产收入率），尽管这一指标并不十分科学，但可大致观察其经营效率的变化趋势。分析的结果表明，全部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收入率是以每年7.1％的速度在递减。大企业的运营效率上升，而中小企业的运营效率下降的两种相反趋势，是造成民营大、小企业间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差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仍然是短缺经济，最突出的是各种物品的供给短缺，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显然不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不足的前提下，产品就不愁市场，甚至还可获取一定的垄断收益。当时民营企业大量涌入第二产业，正是由于这种短缺经济的产业效应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制造业的竞争在加剧，暴利时代随之结束。一方面，只有那些产品质量能够保障，产品价格合理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这必然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技术实力。另一方面，过剩经济势必为服务业提供日益广阔的市场空间，加之短缺经济时期第三产业的普遍落后，大量民营企业进入广大第三产业领域就是过剩经济背景下合情合理的事。因此，短缺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就成为目前民营经济出现产业分化的根本原因。

（三）不同地区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

第一，东部地区综合商务成本较低。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信息和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等共同构成企业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其成长的重要因素。商务成本低的地区，民营经济具有竞争优势，而商务成本高的地区，则直接影响民营经济的成长。

从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来看，我国东部民营企业并不比中西部民营企业具有优势。根据浙江省2004年上半年的统计资料，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但我们同时发现，浙江外迁企业中，原在浙江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有1477家，占总数的89.5%。可见，中小规模企业是外迁的主流。浙江民营企业外迁，与土地供给不足和土地价格过高，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导致的高商务成本直接相关。

从信息成本角度看，由于东部经济发展快，市场繁荣，信息服务也比较发达，使这里的民营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相对于中西部的民营企业成本更低。此外，从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来看，中西部也高于东部，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构成。

第二，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社会资本。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陶冶，不仅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更重要的是积累了雄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资本变得越来越不太稀缺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就会成为支撑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比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者已经更讲诚信和遵纪守法，通过不同的产业集群（Cluster）或块状经济形成企业家网络和共同默认的行为规则等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地区某些商务成本的上升，促成了这些地区民营大企业的崛起。

由于地区间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盈利能力高的大型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民营经济的利润中心；而中西部由于具有土地和劳动成本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来的中小民营企业，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民营经济的成本中心。两类性质不同的中心的分化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现金流的“隧道”，并由此实现了中西部的土地、劳力乃至市场的部分准租金向东部的转移，从而形成加速民营经济在区域间分化的助推机制。

（四）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不同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直接影响着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沿海经济发展快的省份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一项关于对全国各省市区市场化进程的研究，2002年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评分为9.74 分，排位全国第一；浙江为9.10分，排位第二；而中西部的四川排位13、湖北排位17、吉林排位20。

影响一个地区市场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投融资的市场化程度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尤其重要。根据我们对浙江、湖北、吉林和四川四省的调研资料，我国东部多数省市较好地解决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保证了民营经济较快的发展态势。而中西部的省、区、市则相反，其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困难。

此外，地方政策的差异是造成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的各级政府在政策方面不断进行创新，而中西部的省、市、区则明显落后于东部。

三、结论与对策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民营经济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分化有其必然性。但是，这种趋势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与小企业成长失去联系的大企业的自我扩大，无法不断地吸纳中小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和新鲜血液，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第二，民营企业如果长期囿于家族控制，无法导入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源，同样是不可持续的；第三，民营经济更多地涌向第三产业，会造成第二产业的过度“失血”而发展乏力；第四，民营经济在地域上的分化则会加速区域经济的失衡。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采取必要的对策。

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民营大企业崛起的时代，促成规模更大、更有效率的企业诞生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也需要通过为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切实解决它们的融资难和缺人才、缺技术等问题，通过促进产业成熟度的提升，逐步形成大、中、小企业有机共生的理想局面。

其次，要为民营企业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改造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摆脱家族控制模式创造条件。特别对那些已经有了股份化雏形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其尽快推向公开资本市场；对那些尚未采取股份制的企业，则要鼓励并促使其实行内部人的股权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三，要通过政策引导，使那些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从事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使其能够获得与从事其他产业大致相当的利润；对进入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要不断提升其产业层次，向高价值增殖的领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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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运行：银行业发展：发展方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1―0046-06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形成了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格局。同时，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尽管CPI持续攀升，但核心物价较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已经实现了从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正常增长轨道的回归。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向好，国内经济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一、2011年经济运行基本走势及其影响因素

(一)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复苏，“二次探底”或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均较小

近期，美国、日本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希腊、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心。但是，从2009年第三季度到2010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经济体已实现连续5个季度的正增长，经济增速普遍好于市场预期。尽管多数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恢复还相对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完全消化危机冲击尚需时日，但整体上看，2011年发达经济体将保持温和复苏状态，出现“二次探底”或恢复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均较小。从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之间经贸合作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下降。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预计2011年新兴经济体仍将平稳较快发展。不过，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激发发达国家过剩流动性飞蛾扑火般地流入新兴经济体，给新兴经济体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二)消费、出口实际增长稳中有降，投资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2009年下半年以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有所同调，消费刺激政策效应减弱，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速回落，消费实际增速也开始下降。201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7.5％，这对2011年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会形成一定硬约束。2010年5月份以来，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长有所加快，但仍明显低于2007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此外，受通胀、就业和收入等多方面压力的影响，2011年居民的消费行为将趋于保守。当然，2011年政府会继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但出于对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担心，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会比较有限。因此，预计2011年全年社会零售额实际增速稳定在18％左右，与2010年大致相当。

出口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较快以及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持续上升，2011年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在重启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以后升值压力不减，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增长产生冲击。同时，中国政府从经济转型角度考虑，会调整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出口政策。而且，2010年全年出口达到30％左右的高增长，是在2009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预计2011年我国出口增长将有一定幅度回落，月度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全年出口增长15％。而且，2011年出口将继续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机械和电子产品将越来越重要。

在投资方面。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列入新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和产业升级将对投资产生刺激效应，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形成重要支撑。但是，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结束，即使新的投资增长点和新投资方案不断推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预计仍将相对乏力。预计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内陆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将部分抵消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由于出口已经复苏，且政府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会起到推动作用，预计制造业投资在经历了近两年稳定但较为疲弱的增长后，增速将有所加快。综合来看，2011年投资增长将达到23％左右，与2010年基本持平。

(三)物价上涨趋势延续，通货膨胀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目前，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的措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流动性回收、蔬菜价格有所回落，但未来几个月仅“翘尾因素”加上“上月新涨价因素”两项就会远远超过3％，物价上涨趋势会进一步延续。依据有五：一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贬值，输入性通胀进一步强化；二是资源、环境、劳动力与生产成本增加；三是城市化加快，物流结构变化，商业成本增加；四是价格改革进一步推进，煤电价格逐步理顺，天然气、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五是2011年上半年还有同比因素，加上PPI和CPI现在已同步向上。笔者估计，2011年我国的CPI调控目标可能被定位于4％，尽管个别月份可能突破5％，但全年涨幅会在4％―5％区间内。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在推高2011年物价的诸多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前期积累起来的巨额流动性。2009年银行系统发放了约11万亿的人民币贷款，其中包括9.6万亿元的正式贷款，也包括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非正式贷款。2010年银行体系新增贷款突破7.5万亿几成定局，这还不包括尚未计入资产负债表的3万亿“隐形信贷”。这样算起来，正式贷款与各种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隐形信贷”，总共可能接近22万亿。从货币存量看，截至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9.6万亿元，而同期GDP约为26.9万亿，二者之比达到257％，堪为世界之最。目前，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除了有限的海外流通量外，绝大部分人民币在境内流通。而且，由于通货膨胀与货币信贷发行存在1-2年的时滞，所以，这些超量发行的货币与信贷将会部分地通过通货膨胀在2011年释放出来。

其次，现实存在的推动物价上涨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目前肉、蛋产品价格已呈恢复性上涨，2011年有可能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二是国内投机资金已介入部分农副产品炒作，推动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三是工资上涨将逐步向服务业传导、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等等，都会加大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四是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贬值，将推动国际市场初级产

品价格再度上涨，输入型通胀压力有增无减。

当然，2011年通货膨胀也不会失控。本轮物价上涨不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是因为个别农产品供求恶化且被资本炒作所致。而且。也存在一些价格下行力量。如产能过剩将抑制工业品价格快速上扬，以现货为主的农产品炒作难以持续，煤、电、油等瓶颈产业没有出现短缺和过热现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趋势存在不确定性，我国各类商品或工业品基本上供大于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的食品价格上涨都很快，我国CPI上涨程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在“金砖四国”中上涨幅度最小。

(四)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双松”转向“一松一紧”

在内外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巩固的现实下，2011年财政政策延续积极的政策基调是非常必要的。其一，外部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是很牢固，需要财政支持；其二，2009年后推出的一揽子投资项目，大多周期比较长，如果积极财政政策过早淡出，会导致半拉子工程；三是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将上马一些需要财政有效配合的新投资建设项目：四是2011年政府会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公共服务。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五是近两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状况整体较好，2011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着坚实的财力基础。

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框架下，预计2011年中央将发债5000亿元，代地方发债约为3000―4000亿元，总额达到8000―9000亿元，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当然，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与2010年有所区别，财政收入政策重点将推进结构性减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望继续提高，进一步放大居民消费空间：中小型微利企业的减税政策也可能出台，以支持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对生产型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电信业、交通运输业等)有望出台进一步的税收改革政策。该类企业的营业税有望减免。而以增值税征收为主。在以上领域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等领域有望迈出步伐。财政支出政策将加大民生等消费性支出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领域，主要侧重保障性住房、水利、海洋经济、节能减排的环保设备投资、促进消费便利化的投资等五大领域。

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为加强流动性管理，舒缓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的货币政策将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稳健不是货币信贷的全面收紧。从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看，货币政策全面收紧通常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GDP增长超过11％；二是CPI增速超过5％，而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距此尚有差距。2011年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在于使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发放保持与经济增长和物价预期调整幅度相适应。它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资金过度地流向资产市场；二是管理好通胀预期，管理价格体系；三是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信贷增长速度并优化信贷结构，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从货币供应方面看。M2的增速大致等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加上预期的通货膨胀，再加上一定的货币化容忍度。前几年中央银行一般将货币化容忍度定为2―3个百分点。如果201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9％，通货膨胀率为4％，再加上2-3个百分点的容忍度，那么，2011年的M2就会为15％―16％。从存款准备金率方面看，尽管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调高到历史新高，但2011年仍有可能再上调3―4次。从利率方面看，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中国进入加息周期已是必然。笔者认为，2011年央行最多加息2-3次。从信贷增速方面看，较之2010年的18％，2011年贷款增幅可能回落到14％，新增贷款可能控制在7万亿元之内。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应的显现，国际热钱会持续流入中国，从而加剧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这将进一步增大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人民币可能会升值5％―6％。因此，监管当局不仅会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热钱流入，而且会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监管，鼓励金融机构与居民对外投资，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五)房地产调控政策效应递减，房地产价格可能在下半年有所反弹

我国的房地产调控面临许多难题：一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住房刚性需求旺盛，调控需求的难度非常大；二是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过窄；三是全球化的热钱涌动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相叠加：四是房产持有环节税收制度缺失；五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六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十分巨大，“一刀切”的办法难以调控房地产市场。尽管如此，笔者相信2011年政府将会延续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包括继续遏制投资需求，限制对开发商贷款，在某些大城市启动房产税试点等。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再加上政府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2011年房地产投资活动或房地产行业增长不应大幅放缓。因此，估计2011年政府不会继续出台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也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房产税。这样看来，2011年上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之间会有一波拉锯战，房价将会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下半年房价可能有所反弹。

判断2011年房地产的走势，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部分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模式未有实质性改变之前，继续出台更为严厉的调控政策的概率较小。二是虽然政府正在致力于降低高通胀，但国外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利率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选择具有部分合理性，在各种约束条件未有改变的情况下，任何渊控都只能是阶段性的。第三，WIND数据显示，1―10月份以来全国房地产投资累计达到45621.96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4％。在增量同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量占31.85％。若房地产价格下调过多，将会对2011年GDP增长造成较大抑制。第四，投资投机性需求仍1日存在，调控尽管暂时压制住了这一部分需求，但一旦政策放宽，房价上行压力较大。

笔者认为，真正影响2011年房地产发展的因素是房地产业的资金来源状况。从目前情况看，2011年人民币贷款的总规模会比2010年有所减少，大致在7万亿以内，房地产业的信贷资金由此也会减少。而且，2011年会有50－75个基点左右的加息空间，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将会上升。同样，证券市场给房地产企业提供的资本金或长期资金的规模也将非常有限。由此看来，如果融资不畅，房地产企业拿地和投资决策都将受到影响。当然，2011年政府会继续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达到1000万套，这将部分弥补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长因素

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对现有住房进行低碳、环保、节能等改造也将成为重点，以消化部分建材、装潢等房地产中下游行业的过剩产能，增加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机会。

二、2011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判断

2010年，基于宏观经济的稳步复苏和金融平稳运行，中国银行业继续向好发展，资产业务快速增长，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银行业整体实现了30％以上的利润增长。2011年，中国银行业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将有20％左右的增长，利润增速可能达到25％，商业银行经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会有所加快。但是，资产业务的发展会受到抑制，资产质量问题也会有所暴露。

(一)经营发展方式转型步伐加快，提升管理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主题

在主要依靠贷款规模扩张获取盈利的发展模式下，为了实现既定的利润目标，信贷规模扩张成为商业银行最有效的发展方式。在现有的融资体制下，贷款规模扩张会给商业银行带来盈利的增加，同时也会带来资本补充的压力。尤其是，在利差逐步缩小的现实下，由于盈利增长不能弥补贷款快速扩张带来的加权风险资产增长，这就部分抵消了盈利增长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贡献，直接导致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对银行后续的信贷扩张造成制约。由于我国银行业的税负程度较高，商业银行内源融资远远低于风险资产的增速，依靠外源融资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所以，近些年来，随着资本监管标准的逐步提高，国内商业银行面临越来越强的资本约束，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商业银行就必须致力于经营发展方式转型，走低资本消耗的发展道路，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2011年随着信贷增量的缩减和资本约束的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经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外部压力显著增强，为了确保银行盈利水平的稳定增长，商业银行的内在动力也会增强，由此，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方式转型的步伐会有所加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商业银行经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指的是商业银行要彻底颠覆传统的高资本消耗、高成本投入、靠低定价降低风险的外延粗放式经营发展模式，实现内涵集约化经营，以持续稳定地提高股本回报和银行价值。其重点是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大力发展低资本占用、低风险和高收益的业务、不断提高零售业务、小企业业务、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持续优化流程，加快资源整合，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二)资产业务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业务创新成为应对竞争利器

从国际经验看，商业银行经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突变。在净利息收入依然占国内商业银行收入80％以上的现实情况下，贷款业务依然是商业银行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在2011年银行业新增贷款规模比2010年缩减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确保利润持续增长，就必然会展开激烈的贷款业务争夺。同时，商业银行也将在信贷资产转让和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进行努力创新。

银行之间转让信贷资产，必须以转让双方对贷款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为前提，否则，信贷资产的转让就会存在道德风险。因此，完善和健全信贷资产转让流程，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如果信贷资产的转让是真实的，监管当局对此应给予积极支持。

加快金融创新步伐，积极推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金融产品和工具，推动债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是“十二五”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债券市场发展这个问题上，笔者建议应结合信贷市场发展的要求，继续推进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在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融资体制下，商业银行每年都保持一定的贷款增长速度是必然的。鉴于资本充足率的制约，商业银行要走出一条总资产规模不无限扩大，却能持续健康发展并对国民经济持续支持的道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资产证券化。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商业银行不仅承担了住房抵押贷款信用风险，也陷入了由资产证券化风险放大而带来的流动性危机。受此影响，起步不久的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2008年被暂停了。其实，次贷危机的根源并非资产证券化本身，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借鉴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在机制设计上吸取教训。结合我国实情谨慎推进资产证券化。笔者认为，2011年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是必要的。

(三)资本管理的重要性再次凸显，银行资本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加大

近期，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全球流动性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进一步使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聚集地。所以，2011年中国的流动性会比较充裕。在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压力不是很大。在负债压力不大而信贷规模受限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这是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因此，商业银行要根据实体经济和监管当局的要求，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实现贷款合理平稳增长；在积极创新和拓展贷款疏导渠道的同时，灵活调整票据规模，积极配合好贷款调控。要有效组织存款业务，既要注重存款总量，更要优化存款结构，大力拓展储蓄存款和低成本对公负债，尤其是财政性存款和结算性存款，不断提高券商资金存放比例，积极争取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存款，努力降低负债成本。要深入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贷款定价和营运效能，努力降低贷存比，积极推动预算管理与考核激励实现有机衔接。

除了以上工作，2011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心是强化资本管理，有效解决资本补充问题。近年来，中国银监会一直强化风险管理，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标准，以提升银行业抵御风险的门槛。近期，银监会又积极致力于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项监管工具的建设。各种迹象表明，2011年初银监会将出台适应《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新规，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补充压力。笔者预计，2011年，各家大中型商业银行都会采取积极措施，千方百计地补充资本金。其中，外源融资依然是资本再融资的主要渠道。

(四)盈利能力增长面临挑战，新型业务拓展成为业务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1年至少以下三个因素将会对商业银行的盈利形成掣肘：一是贷款规模量的缩减，将会影响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二是前期快速增长的贷款质量可能有所下降，不良贷款率会有所上升，银行的拨备也会使银行成本上升，从而影响利润增长：三是微观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对艰难，贷款需求和还款能力会相对减弱，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贡献将下降。当然，一些有利于银行利润增长的积极因素也是存在的。如2011年有可能加息2―3次，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以价补量的方式弥补因贷款规模下降造成的利润损失。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加强成本核算和费用管

理，提高成本收入比来降低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总的看来，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可能保持稳定，同比增速大约在25％左右。

为了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大力发展新型业务。在批发业务方面，商业银行在稳步发展对公贷款业务，重点保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型产业、内需依托型产业、国家振兴规划产业信贷需求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积极推动发展银团贷款；应择优介入买方信贷和国际银团项目，优化信保融资、航运融资等贸易融资产品：要积极开展大宗商品进口融资、船舶融资等业务，积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同时，要从组织架构、授信体制、信贷额度、产品创新、定价能力等方面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努力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努力扩大同业理财规模，积极拓展基金和养老金托管、黄金、集团企业外汇集中管理、融资融券、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积极开发避险保值工具和贷款信托、权益信托等理财产品，丰富代客交易产品体系，着重拓展企业并购重组、发债上市、私募股权融资等特色财务顾问服务。

在零售业务方面，商业银行要继续拓展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高收益零售贷款，持续提升零售贷款在银行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商业银行要不断完善客户分层服务体系，加强对高净值客户的专业投资顾问服务，积极致力于财富管理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要改革现行私人银行管理体制，强力推进私人银行客户集中管理，有效提高私人银行的经营效益。要着力加强财富管理的中后台系统建设，提升专业队伍素质和能力。要大力加强基金、保险、外汇、黄金、银行及券商理财等产品的销售，深度挖掘账户管理费、POS刷卡费等传统业务潜力。要进一步加强零售银行渠道的整合工作，积极引导客户使用网上银行、自助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全面推进银行卡、信用卡、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个人贷款和财富管理等各类产品的交叉销售。

(五)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工作，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明确信贷投向政策和客户、业务准入边界与底线，加强信贷组合管理；不断提高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准入门槛；对于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在条件上、规模上给予严格控制。对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要认真执行房地产贷款的有关政策，加强总量控制。同时，要不断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流程优化工作，将“三查”工作进一步细化，充分发挥市场营销部门准入核准的第一道风险关口作用。健全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搭建信用风险考评与垂直报告体系，根据信贷管理考核评级合理调整分支机构的审贷授权，推行一级审批和审批主责任人制度。实行审贷合规审查，明确审批时限，推进方案审批和差异化审批。此外，要加强队伍、流程、制度、监督、考核等风险管理机制建设，优化风险经理队伍，落实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协同作业。进一步强化组合风险预警，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排查工作。

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银行应重点关注利率政策变化，按照监管指引和政策要求，落实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利率风险计量工具与利率预测模型，通过表内调节和风险对冲有效防范本外币利率风险。加强集团层面交易账户市场风险监测分析，监控理财产品市场风险限额，进一步提高资金交易业务风险计量水平。加强流动性风险的监测，建立以限额管理为核心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加强人民币流动性组合管理与融资管理，严格外币资金投放。合理安排贷款期限结构，审慎发放中长期贷款。充实和强化司库运营职能，灵活调整投资账户和银行账户资金，切实保证流动性安全。

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银行应健全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和完善操作风险识别评估、监测分析、数据收集和风险报告机制，全面引入和推广科学的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加强对会计“逆程序”操作、高风险手工处理业务、现金库管理等的专项检查。切实重视和防范理财产品错误销售风险，规范销售流程，充分揭示产品风险。

(六)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着力促进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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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并购；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论文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正在迅速蔓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经说过：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大企业、大公司，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通过并购发展起来的。⋯并购是发展的大势所趋，并购是进入新行业、新市场的首选方式，并购也是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跨国并购带动了国内企业的并购，同时国内企业的并购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跨国公司并购。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并购投资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对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增强科技开发能力、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等方面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如果利用不好，就会对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民族产业的健康成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规范国外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的立法上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新趋势

综合中国从20世纪9O年代初开始的跨国公司并购情况，结合全球经济形势，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出现如下趋势：

(一)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发展速度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并购虽不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相提并论，但对中国来说，发展规模和速度如此之快确实惊人。2005年前l1个月，全球已经进行了24806宗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了2．06万亿美元；2005到2006年8月份止，并购在中国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中国企业的并购金额达到了280亿美金的规模，从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上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二)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外商在华投资时的“独资倾向”越来越明显。1997年前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1997年，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占据了多数。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62％；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外商独资企业占70％；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约5．6万家，外商独资企业占82％。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许多合资企业纷纷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现象。如德国汉高、天津汉高都成了外商独资企业。最近几年有些外商甚至在并购之后还彻底放弃原有品牌，改用自己的品牌，使得我国企业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影响力消失殆尽。

(三)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领域拓宽。2000年以前并购领域以制造业为主，毕业论文包括汽车、化工、医药、家电、机械、建材、食品等；2000年以后除制造业外，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并购明显增多，包括金融、电信、商业、房地产、航空运输、网络资讯服务、媒体广告等[2]，另外还包括第一产业的矿业，如荷兰皇家壳牌购买中国石化股票等。这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渐放宽对服务业的准人条件有很大关系。另外，IT产业的技术进步和金融衍生物的发育也为跨国并购创造了条件。为了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提高市场份额，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对象已经从零散的单个企业收购转向行业性收购，从开始时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彩色胶卷行业大量并购国内企业基本形成寡头市场的竞争格局后，又向通讯、网络、软件、医药、橡胶轮胎等行业扩展，以谋求更大范围开展并购活动。

(四)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后正逐渐形成市场垄断地位。如跨国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占行业产值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2．28％上升到现在的35％以上。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例如，在感光材料行业，1998年以来，柯达出资3．75亿美元，实行全行业并购，迅速获取了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2003年l0月达又斥巨资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全面控制国内数码冲印市场；在移动通讯行业，摩托罗拉、诺基亚和三星等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已达到80％以上；在软饮料行业，可／2I可乐、百氏可乐基本控制了国内大中城市的饮料市场等。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在我国构筑起较高的行业进人壁垒，以便可能把价格提高到完全竞争水平以上，以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五)跨国公司已经走出过去的分散性、随机性的并购模式，转向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并购同一地区所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如，香港中策公司开始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随后的两年里，先后投资11亿元人民币，与泉州37家国有企业、大连轻工系统101家企业合资。与此同时，

还与杭州橡胶总厂、啤酒厂、电缆厂、低压电器总厂合资，把国内不同行业的180家企业成批改造成35家合资公司。这些公司均由中策公司控股5l％以上，从而引起了轰动全国的“中策现象”。

(六)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地区集中化。跨国公司并购的投资地与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地区十分吻合，明显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资本市场发育完善、企业成长规模大的城市，如大连、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南京、广州等地。

二、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由于对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实践经验缺乏，加之我国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在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以下问题：

(一)跨国公司在某些限制性行业进人太深，尤其是通过间接并购，已进人到对跨国公司禁止或限制的领域中。由于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立法较为滞后，专门性的跨国公司产业政策立法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空白，有关跨国公司行业准人的规定多散见于一系列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中，这导致了跨国公司在某些限制性行业进人太深，尤其是通过间接并购，进入到对跨国公司禁止或限制的领域中。虽然我国相继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部规章，它们对于促进我国外资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和跨国公司结构的优化以及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也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外资产业政策立法只是针对了新建这种增量投资方式，而不对跨国公司并购尤其是跨国公司并购这种存量投资方式做出任何明确规定，不足之处显而易见。[3]

(二)跨国公司进行垄断性并购，在国内某些行业已经或正在形成跨国公司企业的垄断，如电子通讯、日化产品、医药等行业。硕士论文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效益，然而追求效益的同时，难免会产生垄断问题。垄断容易造成东道国的幼稚工业受到压制，市场被寡头控制，原有的竞争秩序遭到破坏。因此，制订《反垄断法》，将“可能损害有效竞争”的并购作为垄断行为在《反垄断法》中加以严厉禁止是世界各国反对垄断的惟一有效的法律途径。[4]然而，在我国至今尚无一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专门的《反垄断法》来限制垄断，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只是大多散见于各种不同层次、级别的法规、指示和条例中。跨国公司并购所造成的市场垄断妨碍了公平竞争，对我国民族经济形成强烈冲击，恶化了行业内大多数企业的生存环境，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对并购资产压价并购，尤其是对国有资产的评估作价不规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我国目前还是缺乏对跨国公司并购活动的法律对策及监督的有效机制；产权交易主体不明确；并购中对国有资产的评估缺乏规范，忽视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资产评估过程不透明，私下交易多，缺乏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一些出售国有资产者急于求成，往往是利用并购的契机筹集资金来摆脱资金困境，或谋取其它个人和小集体利益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四)在我国，由于近几年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迅速发展，我国还未建立一套专门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批制度。仅有的专门涉及审批问题的规定也太过原则性，且制度相当零乱而难以操作，存在审批权限过于下放、审批权行使混乱、审批环节过多、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弊端。譬如，1989年《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规定，全民所有制被兼并，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审批。而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要经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审批。这种不系统、不统一的法制状况不利于企业产权规范化、合理化流动。实践中，我国跨国公司审批制度的基本模式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现行的逐一复合制审批，即跨国公司的引进不论项目、投资额大小，均应经过不同层次、级别的审批机构审批，制度效率极为低下；而我国用于指导审批时依据的跨国公司法及其它有关企业兼并和产权交易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则又存在着层次较低以及政出多门而导致的审批要求各不相同甚至冲突的问题。总之，审批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我国经常出现地方政府擅自批准出售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失控等种种不正常现象。

除存在上述问题外，跨国公司在对我国企业进行并购过程中还存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资产评估、并购相关方的权益保护、跨国公司缴付等问题。而在这些方面，我国现行立法依然没有摆脱过于原则化、简单化，缺乏预见性和难以操作等问题。

三、规制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思考

(一)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审查法律制度。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是保障东道国经济利益、维护东道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较为完整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我国应根据新形势需要，修改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并针对目前的并购新趋势、新特点，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制定《跨国公司企业法》和《并购法》。《跨国公司法》应首先对跨国公司的概念和具体形式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对跨国公司的待遇原则。原则上应以国民待遇为主，但对跨国公司投向的原则和范围亦应作出严格规定，并将《产业目录》纳入《跨国公司法》的范围，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予以适时的、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于限制性产业，应具体规定有关产业跨国公司进入的程度，如规定跨国公司所占股权的最高限额等。对于向鼓励和允许跨国公司进入的产业进行的投资可采用登记制，而对于向限制和禁止跨国公司进入的产业进行的投资则实行严格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尽快颁布我国《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健全竞争法体系。《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是现代经济法的核心，英语论文它甚至被视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基石”和“自由企业的大”。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反垄断法。从这一角度分析，《反垄断法》不仅有利于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效应，而且还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将竞争和垄断控制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因此，西方国家的法律对跨国并购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了严格的防范，如美国的托拉斯法规定，如果一家销售额或资产超过一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要收购一家销售额或资产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公司须通知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并在《克莱顿法》中规定：公司间的任何兼并行为如其效果可能使竞争大大削弱以导致垄断，该兼并行为被认为是非法。美国对企业并购的监管是从反垄断法开始的，并且成为反垄断法的核心。英国也制定了类似美国的企业并购专门立法——《伦敦城收购及兼并守则》。所不同的是，英国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其对企业并购中的反垄断规制被包含在《1980年竞争法》之中。我国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及构成垄断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并购能否被批准的衡量标准。凡是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都必须接受审核，以确定该并购行为是否符合《反垄断法》的要求；若形成或可能形成垄断的都将不予批准。而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应侧重规制跨国公司并购中可能导致的垄断，以维护和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实力。另外，国家在制订《反垄断法》的同时，还应加快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健全竞争法体系。在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过程中，应考虑明确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机关的组成、权限、活动程序、处理方式，对于跨国公司并购中可能采用的商业贿赂、非法融资、欺诈舞弊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所规定[5]。

(三)健全资产评估制度，强化并购交易条件管理。外国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造成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情况屡禁不止的主要因素是我国资产评估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规范化的资产评估制度，加强对资产评估的监督和管理。应在短期内建立、完善《产权交易法》，科学组建资产评估机构，加强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对并购进行强制性资产评估。加强立法工作，尽快制订和颁布《国有资产法》，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杜绝或减少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杜绝跨国公司并购中国有资产流失，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明确国有资产的受益主体和责任主体。[6]在资产评估过程中，我国应采取科学的评估方法，重视对企业的商誉、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评估，加强对评估中介机构的监管，对评估中的恶意欺诈、故意压价、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应规定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在跨国公司并购的批准或审批部门在审查并购协议时，政府应强化对交易条件的管理，如对民族品牌的培植和维护；达到控股线时，应要求并购企业承担原有企业的负担、保证原有企业新技术开发以及高新技术的滚动转让等。

(四)制定《国有资产法》，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建议尽快制定出台《国有资产法》，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在国有资产的转让过程中，应遵循我国《公司法》以及其它相关法规中有关股权变动及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木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特别是要征得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或由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明确授权，杜绝有关行政领导和个别董事会成员私自决定的情形。在并购的价格上，对于凡国有企业的并购必须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要制定统一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评估标准，将有形资产和企业的商誉、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都纳人评估的范畴。国有股转让价格应依据被并购公司股票的实际投资价值与合理市盈率，并参考签订协议时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和对股价走势的预测等因素确定，将国有资产出售收人与营运收人区别开来，制定合理的转让价格。除此之外，应当加强对跨国公司到位情况的监督，提高引进跨国公司的质量，从而使国外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并购在公正、公开、合理、规范的规制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炳贤．资本运营论[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2]王婷．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相关法律问题[J]．社会科学，2006，(7)．

[3]邱永红．当前我国外资并购立法之评析[J]．国际经贸探索，1998，(4)．

[4]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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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日美贸易磨擦日益激化。1985美日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直接导致日元急剧升值，东京外汇市场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240一直降到l：150。对于以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崛起的日本来说，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受到升值的影响，日本政府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消除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带来的通缩效应，同时，为阻止日元继续升值，日本银行从1986起连续下调贴现率，由5％下调至3％，并持续数年。由于这种宽松金融货币政策，企业资金筹措容易，社会资金流动加快，大量低利剩余资金开始寻求回收期短、收益率高的投资对象。过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开发、股票市场，导致资产价格异乎寻常地上涨，由此出现了“资产价格膨胀”现象。而且，在超低利息率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所筹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金融机构，同时，金融机构自身也积极地参与股票和土地的投机活动，从而也为泡沫崩溃后金融机构形成大量的不良债权埋下了隐患。

泡沫总是要破灭的。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发生，日本银行从1989年中期开始紧缩银根，于1990年8月将中央银行贴现率提高到6％。日本银行的决策立即反映到了市场上，从1990年9月开始，股市开始下滑。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也开始崩溃，东京、大版等大城市的地价开始大幅下跌，泡沫经济迅速崩溃。日本政府的本意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股价和房地产价格有秩序地回落，使经济泡沫逐渐收缩，但由于政策实施过急过猛，导致日本经济中的泡沫突然破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从1991年开始至2001年，治疗泡沫经济留下来的后遗症让日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期，货币政策力不从心。从货币政策效果来看，金融系统的不良债权过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零利率政策基本失灵在大量不良债权，银行为降低风险，出现了严重的“慎贷”或“惜贷”现象，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难。这些原因都使得日本银行虽自1995年以来基本实行零利率政策，但资金仍然贷不出去的原因。当局将基础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很高，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断减少，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向商业银行增加的货币供应，又通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等形式回流到中央银行，形成了资金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循环，而生产和服务领域却得不到需要的资金，结果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传递不到经济部门，货币政策严重失灵。

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我们一定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当局由于惧怕日元升值而导致的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危害超过了日元升值本身产生的危害。长期维持低利率，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问和幅度没有控制好，从而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而在意识到经济中的泡沫之时，采取了过于猛烈的紧缩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破灭，金融系统中大量的不良资产给经济留下后遗症，所以我国应对这一轮通胀、资产价格上升切不可采取硬着陆的措施。

首先，在治理目前通胀问题上，可以从汇率方面入手帮助我国国内解决通胀问题。在关于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就目前形势来分析，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但又要抑制通胀的话，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二是通过外汇管制。就货币政策而言，我国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1.5%，短期内继续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此外随着外汇流入的增加，央行票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央行需要支付的利息也随之增加，增加央行的债务负担，这种方法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是能控制一时，通胀压力始终存在，随着国债的到期,这种压力会被释放出来。外汇管制方面，其只能限制热钱的流入，而不能限制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个渠道流入中国的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热钱就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形式流入中国，从而抵消外汇管制的效果。

在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又要让中国经济不出现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有可能，但在长期却不可能实现。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比不升值对我国经济更有利，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要取决于我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我国扩大内需的能力，以及热钱流入的速度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大小，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最佳选择是人民币缓慢升值。

其次，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刚刚公布的五月份CPI数据。五月份的CPI增幅5.5%，统计局声明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占比64%，房价上涨占比20%以上，这两项加总就占比接近90%，这说明我们目前的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供给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中最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上涨，但这是属于周期性，根本上无法避免，目前的紧缩银根政策是达不到将猪肉价格降下来的。现在的信贷规模已经跟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规模差不多，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国仅使用总量控制的紧缩政策是不行的，对货币量进行“一刀切”，会使得中小企业贷不到资金，经营活动面临困境，甚至导致我国滞涨的发生。央行应该将总量控制的政策变成优化结构的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要通过财务杠杆将社会资金引导到新型产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发面来增加供给。其实目前中国最担心的应该是房地产市场，食品价格有涨有落，是周期性现象，这部分不用过分担心而且政府也无法控制，但是房地产泡沫问题如果一直存在就会导致租金的价格上涨，进而蔓延零售、服务业等流通领域使价格上涨，此外租金也会让劳动力成本增加，会推进其演变成为一般性的通货膨胀。从日本的教训中也应看到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危害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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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国内支线航空;发展布局;社会总体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3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15-02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推动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经济综合体,它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区域经济合理发展的程度。换句话说,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地区性的生态效益。从区域经济的视角来衡量特定区域经济合理发展的程度,对解释当前国内支线航空的发展困境有很大帮助。

支线航空的概念目前在国内外尚没有完整清晰的定义,学界一般将其定义为航距在500 公里左右,由70 座以下的机型在中小型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或中小型城市之间的航班飞行[1];也有学者根据中国民航“十一五”机场布局规划中关于大型枢纽机场、中型枢纽机场、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的分类,将支线航空概括为可以在非省会城市且年旅客吞吐量低于100万人次的机场开展的营运[2]。不管具体如何表述,支线航空作为枢纽―干线―支线航空网络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始终是中国航空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航空运输业的整体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航空运输业发展迅速,其运输总周转量和旅客周转量都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早已确定了世界民用航空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支线航空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它在整个航空市场中的份额常年徘徊在2%～4%之间[3],这种落后的发展水平与中国民用航空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其实这些年中国支线航空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支线航空的潜在需求开始向有效需求转化;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区域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活跃,支线航空需求较高;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旅游业快速增长等,也为支线航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外,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区的自然条件都适合发展支线航空[1]。然而,中国支线航空却没有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实现应有的发展。

事实上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问题就逐渐凸现,由于支线机场运营成本过高、缺乏合适机型和航班安排不合理等诸多原因,国内支线机场大都呈现出吞吐量较小和经营困难的景象,支线航空的发展陷入困境,与同期国内干线和国际航班的大幅度增长形成了鲜明反差;随着近年来国内高速公路迅猛发展和铁路几次提速,支线航空运输市场更进一步萎缩,甚至不少地区支线航空运输已经被高速公路和铁路挤出了运输市场。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65%的支线机场旅客年吞吐量低于10万人次[4]。更为严重的是,面对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低迷,很多国内航空运输企业和地方政府曾经一度认为规模就能带来效益,试图通过增加支线机场的数量和飞机的运力来实现市场的兴旺,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一方面,各地争相上马支线机场的建设,无视支线航空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国内支线航空经营效率不高、网络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多数航空企业偏爱购买大运力飞机,由此造成航空企业在许多客流量小的支线航段上使用中型客机运营,导致上座率较低,长此以往, 航空企业往往会在亏损的压力下大幅减少班次,而班次较少就更难以获得广大旅客的认可――运力和客源的矛盾导致支线航空陷入了客源不足的恶性循环。事实上,截至2007 年年底,全国30 座～120 座的支线飞机只有81 架,仅占全部民航运输飞机的8%,而欧洲和北美的比例分别是36%和43%[3]。上述这些不利因素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国内支线航空的健康发展,从民航总局《2008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的数据中可以略见一斑:2008年中国境内民用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不含香港和澳门),所有通航机场中,年旅客吞吐量在100万人次以上的有47个,与上年持平,完成旅客吞吐量占全部机场旅客吞吐量的95.49%,而其余111个支线机场完成的年旅客吞吐量合计只占全部机场旅客吞吐量的4.51%[5]。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支线航空基础建设和配套设施较差;在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在整个运量中比重很低,与干线航空的发展不够协调;面临铁路提速、高速公路等的激烈竞争,市场开拓困难重重;多数支线机场耗资巨大却难见效益,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巨额资金进行补贴。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仍要大力发展支线航空,因为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支线航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优化航空运输市场结构,而且也能更好地满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需求,提高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水平。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实现,还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国内支线航空的繁荣。根据最近出台的《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要求,“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在完善现有100多个支线机场的基础上新增45个支线机场,建设资金预计1 400亿元;而到2020年之前,准备新增支线机场97个,总投资将高达4 500亿元。届时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元将能够在地面交通100公里或1.5小时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所服务区域的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82%[6]。与其他航空大国相比,更可以看出中国的支线航空是个朝阳产业,比如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相近,却拥有公共机场五千多个,每万平方公里的民航机场服务密度高达5.96 个;而中国的密度仅0.1 个,远低于世界民航运输量前40 名国家0.5 的平均水平[1]。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支线航空的发展困境主要就是支线机场的经营困境。近年来,全国各地建设了一大批支线机场,虽然有温州、台州等地区的支线机场生意红火,经济和社会效益良好;但更多的机场修起来了之后却长期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的效益,甚至难以收回投资。这些支线机场普遍都困窘于航班量太少,出现巨额亏损,甚至随时都有停航的可能;有的因为线路取消而被闲置,给当地留下了巨额的债务包袱。国内各个地区只有特点的差异,而没有本质上的高下之别,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建设类似的支线机场却产生了如此之大的效益差距?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区域经济的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在不同组合情况下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区域经济合理发展的程度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何在不同的地区科学地修建支线机场?如何发挥已建成支线机场的效能?以及如何支持各地支线航空和整个航空运输体系步入良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支线航空过程中急需研究的课题。从表面上看,当前支线航空困境的原因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支线航空网络不健全,机场布局不合理,市场管理混乱,机场对支干线航空调节能力差,等等。但是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我们会发现其成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对支线航空区域发展布局的科学性和社会总体经济效益重视程度不够,具体到各地来说就是没有做到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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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促进两者协调并进，更好地传承弘扬历史文化，是北京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北京市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受诸多因素制约，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旧城整体环境较差，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缺乏活力等诸多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中央提出打造社会主义强国，北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背景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任务更为紧迫，传承弘扬历史文化责任更加重大。借鉴国内外历史文化地区有机更新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对于实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任务，推动历史文化地区的保护性利用及促进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多方参与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多方力量参与历史文化地区保护与发展，即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导产权所有者、开发企业、社区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多渠道、多方式筹措保护与发展资金，做到群策群力、共同发展。

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模式建设的典型案例是爱尔兰都柏林Temple街区。坦普尔街区位于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占地超过200英亩。坦普尔街区最早在17～18世纪开始开发，是都柏林的文物繁盛商贾云集之地和社会活动中心， 19世纪，坦普尔地区演变为城市服装和毛纺织品贸易中心。19世纪末，坦普尔街区开始慢慢衰落。上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浪潮兴起，它的衰退速度进一步加快。1985年和1986年市政府对这个街区开展了两项重大研究：一是未来政策研究，另一是街区发展研究。这两项研究都否定了将其改造为交通枢纽的提议，均强调了历史文化对于街区的重要性。1988年，坦普尔街区的商人、企业家、社会组织、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成立了坦普尔开发委员会（TBDC）,从三个方面着手实施城市振兴：改善环境、整治空间结构和加强对文化活动方面的投资。1990年《坦普尔街区行动规划》出台，对土地利用、交通、建筑状况、设计、环境质量和所有权等进行详细调查，并提了许多建议，包括刺激税收、空间改造和开辟一条东西向步行街，都在后来的《坦普尔开发规划》中得以实施。1991年，政府颁布金融法令和坦普尔振兴与开发法令，理顺了工作机制，鼓励商业重新安置或继续留在该地。

国内许多地区积累了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宝贵经验。苏州市创造性地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原则，开古建筑允许买卖先河，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对社会资金参与古建筑保护进行奖励，奖励金额最高标准是工程维修总额的10%；丽江政府破除“保护古城是政府的事，保护经费投入只能政府解决”的传统观念，在保证古城风貌不变的前提下，将南片区民居恢复等项目委托给企业运作，探索出“古城保护市场化运作”的新路。

北京市历史文化区域内房屋产权复杂，有国家机关、军产、企事业单位自管产、宗教产、私产等，利益协调难度较大。同时，历史文化街区内受限高、人口疏解难度大等影响，开发成本较高，对于社会资本参与开发缺乏吸引力。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中，应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搭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投融资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创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融资模式，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如PPP（公私合作）和PFI（私人融资）模式，资产证券化和产业基金模式等，积极吸引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中，构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多元融资体系。积极支持和引导产权单位、私房主及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文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如可以采取股份制形式，居民以其所有的古建筑租赁或入股，同时吸收社会资金入股，参与古建筑的保护、经营和收益；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一批文化经纪机构、文化经营公司开展文物保护单位、名人故居、挂牌四合院的挖掘利用工作，加强对文物使用单位的沟通、监测和管理，促进文物使用单位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强化资源分类引导

促进特色化发展

强化资源分类引导，促进特色化发展是指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文化资源特色、现有发展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按照不同发展导向进行类型划分，探索不同发展路径，促进特色化发展。

以“分类引导、特色发展”为原则的典型案例地区是成都宽窄巷历史文化保护区。该区域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城市老式街道及四合院群落组成。宽窄巷由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落、兼具艺术与文化底蕴的花园洋楼、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具特色的建筑群落组成。宽窄巷不仅是老成都“千年少城”城市格局和百年原真建筑格局的最后遗存，也是北方胡同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

2004年9月以来，针对宽窄巷历史文化片区建筑留存历史久远、危房多、对文化旅游产业带动作用不强的状况，成都市对宽窄巷进行保护性改造，并对其商业功能进行了整体性开发。成都市先后投入6.3亿余元，修复了院落45个，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成地下停车场11000多平方米。现有餐饮、酒吧、旅店、茶馆、零售、健身等多种业态。2008年 6月14日，整体改造后的宽窄巷正式开放，成为成都市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 宽窄巷历史文化片区在加强保护的同时，注重引入产业发展，将保护与现代商业相结合，以“成都生活精神”为线索，在保护老成都原真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形成汇聚民俗生活体验、公益博览、高档餐饮、宅院酒店、娱乐休闲、特色策展、情景再现等业态的“院落式情景消费街区”和“成都城市怀旧旅游的人文游憩中心”，形成具有“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内涵的“老成都原真生活情景体验街区”。

宽窄巷地区根据三条巷子的不同特点，分别给予了不同的主题和产业功能。宽巷子代表了成都最市井的民间文化，老成都原真生活体验馆成为宽窄巷的封面和游览中心，集中展现宽窄巷所代表的成都生活精神；窄巷子展示了成都的院落文化，植绿主要以黄金竹和攀爬植物为主，街面以古朴壁灯为装饰照明，临街院落将透过橱窗展示其文化精髓；井巷子是宽窄巷的现代元素，是宽窄巷最开放、最多元、最动感的空间。“引入产业、打造特色”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宽窄巷从原有的单一居住功能向居住、商业运营和文化价值提升的多元化、多功能转变，实现了多种功能、不同文化、各种业态和谐共处的态势，探索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新模式。

借鉴宽窄巷的成功经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应从更好地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出发，进一步明确历史文化街区、文保单位及近现代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方向，针对不同类型，探索不同的保护与发展路径，因势利导，充分发掘文化价值，促进文化资源的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从有形文化遗产来讲，北京市要加强文保单位及近现代建筑的多样化利用。根据文物资源的区位、保护等级、文化特色等，适当引入旅游、文化展示、酒店会所等多种功能，促进文物资源的多样化利用。具体做法是，积极引导被占用文物的使用单位、产权单位（如国家机关、私人等）实现对外开放，提升文物资源的文化功能；针对已经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恢复原有文物价值的基础上，增加文化旅游、文化展示等新的社会功能，促进合理利用；加强对挂牌四合院及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性利用，积极引入特色商业、文化创意、商务办公等业态发展。

从无形文化遗产来讲，北京市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开发。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发展，多手段、全方位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具体做法是，分门别类地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如推出融合观赏、娱乐、体验和购物等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项目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外贸、会展等结合，与知名旅游景区结合，推出特色化、专题化文化节庆，丰富拓展旅游景区的软性文化内涵；与音像业、娱乐业等行业相结合，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化运作，加强相关影像制品及出版物等发展；落实《关于加快国有老字号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设立老字号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老字号企业扶持力度，促进老字号企业健康发展。

以塑造品牌为先导

提升区域整体品质

在历史文化地区的保护与发展中，以塑造区域统一的品牌形象为先导，加快区域各类文化资源、文化品牌的整合，对于历史文化地区的环境改善和品质提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西安曲江成功打造“大唐圣境”品牌形象为例。西安曲江是我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皇家园林，汇聚了4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两个国家级旅游景区和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曲江新区原来定位为单一的旅游度假区，但经过曲江新区管委会仔细论证，仅一个旅游度假区概念无法承载新城区建设，只有通过一个大的城市主题文化贯穿到整个新城区建设，才能实现曲江新区整体战略发展。

为此，曲江新区经过重新定位，把曲江新区打造成以“大唐圣境”为主题文化的新城区，形成一个全方位展示“大唐圣境”主题文化的新城区概念。2004年，曲江新区提出“打造西部第一文化品牌”的宏伟构想，通过30个主题文化项目打造“大唐圣境”新城区。投资12亿元建设中国第一个唐文化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投资30亿元建设中国第一个文化MALL――大唐不夜城，投资12亿元建设中国西部第一个游乐公园--曲江欢乐世界，投资100亿元建设丝路风景园和1000亩南湖水面项目，投资8亿元建设中国第一个爱情主题公园――大唐爱情谷（寒窑）…… 30个项目紧紧围绕“大唐圣境”这一主题展开，涵盖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地方文化、国际文化，形成了集吃、住、行、游、购、娱乐为一体的城市主题文化产业链条和项目集群，形成了具有系统工程意义的城市主题文化发展态势和格局从而带动整个区域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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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林区；开发利用；北五味子

1 北五味子的特性

北五味子又称五味子（本草纲目）、辽五味（通称）、山花椒、花椒秧（东北）和乌拉勒吉嘎纳（蒙语名）。按最新的植物分类系统上属于五味子科五味子属。该种以干燥的果实入药，其商品名为“五仁醇”，199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是北方重要的地道药材之一。

1.1 生物学特性

野生北五味子为多年生落叶木质藤本，长达8米，多生于温润、肥沃、腐殖质深厚的杂木林、林缘、山间灌丛中。具有喜光、喜湿润、喜肥、适应性强等特性，五味子果肉酸甜，种子苦辣而略有咸味。对土壤要求不甚严格，可在-40℃条件下安全越冬。茎柔软坚韧，北五味子秧旋缠绕于其它乔、灌木上生长，在森林内属层间植物。根系发达，主根不明显，有密集须根。果为聚合桨果，近球形，成熟时为艳红色，径约1cm，有1-2粒种子，肾形，淡桔黄色，表面光滑，花期5-6月，果期8-9月。可以用断根、压条、插条等方式进行无性繁殖，寿命可达百余年。

1.2 药用食用特性

北五味子干果黑紫红色，有绉皱，是传统的中药材，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有兴奋作用，对心脏、肝脏、血压有调节作用，对人的视力、听力有强化功能。北五味子具有益气、滋肾、敛肺、涩精、生津、益智、安神等多种功效，是一种难得的“适应原样”药物，类似人参、刺五加性温和，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能增强人体抗疲劳能力，提高抗菌能力。

北五味子是一种多功能、多用途的药食用型植物，是一种新型的“药食同源”功能性保健食品，其果实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新兴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被誉为二十一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东北民间用北五味子的茎藤放入大酱或咸菜缸内，给渍物增添特有的香气，煮肉时放入北五味子藤，既使肉易熟，又起调料与解瘟气的作用。

2 林区北五味子的开发利用情况

2.1 规划保护。2003年，吉文林业局就首先向内蒙古森工集团申请建立野生北五味子自然保护区。2008年国家二类森林经理调查正式将吉文林业局吉铁施业区69林班中1500亩地规划为野生北五味子保护用地。同年由森调规划院编制的《内蒙古吉文林业局野生北五味子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国家林业局的正式批复，批复项目投资总额277万元建立繁育基地。北五味子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总规模为33公顷，设立了种子园、育种区、引种区、示范区、采穗区、实验区、良种繁殖圃、扦插区。在保护区内建设了必要的保护设施，禁止在保护区内捕鱼狩猎、采集野菜和五味子的根、茎及果实，保证自然生态环境不受破坏。

2.2 科学繁育。吉文林业局把采集到的野生北五味子果实进行优选，开展了种子调制、发芽试验、苗圃育苗等繁育工作，育苗试验取得成功，出苗率达到75%，保苗率达到80%，未发生冻害和虫害，在-42℃的严寒地带天然五味子能正常越冬，第二年正常结实。试验证明，在光照条件好的环境下，有利于形成花芽而且雌性花明显增多。保留一定的阔叶树，亚乔木最为理想，作为蔽荫和攀援物，但郁闲度以0.3-0.4为宜。通过一系列的试验研究完全掌握了五味子的种子处理技术、播种技术、苗木田间管理及栽植技术。建立和完善了繁育各工序第一手研究数据和资料，基本掌握了野生北五味子的繁殖和生长规律。

2.3 扩繁试种。吉文林业局用自己培育的五味子苗木在保护区和苗圃按地类和辅助措施的不同开展了扩繁工作。目前苗圃地人工搭架栽植65亩，荒地人工搭架栽植45亩，荒地先栽植辅助木后第二年栽植五味子615亩，在林内天然辅助木下人工栽植75亩。四种方式中以苗圃地人工搭架栽植效果最理想，现都已进入结果期。同时对野生北五味子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工搭架引技，在林间空地大量栽植榆树和山丁子作为五味子人工栽植的辅助木，在自然条件下扩大繁育面积，通过几年的结实观察，这种措施大大提高了五味子的结实量。

3 北五味子的综合效益评价

3.1 经济效益

北五味子在医药、食品、饮料、酿酒、保健、纺织染料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利用。北五味子在世界分布区域小，而且纬度越高，价值越大。林区人工繁育的五味子和野生品质一致，通常4-5年生开始开花结果，6-20年生为盛果期。每亩地种植720株，每株可结实干果1.5斤左右，到盛果期可结实2斤以上。市场价最高每斤干果120元，2012年为历史最低价每斤40元。按照最低市场价测算，每亩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4年生苗每株培育成本0.8元；人工搭架移植每亩一次性成本4200元；田间管理每年每亩700元。分析可知，前期投入较少，收益率较高。北五味子在国内外市场上很受欢迎，市场潜力大，价值高。

3.2 生态效益

野生北五味子为林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优良树种。茎枝有较多隐芽，萌发能力强，适宜大量推广种植，可改善生态环境。它有更重要的优点是不需要添加防腐剂能长久保存，这是因为它的果实含有抗氧化成分。对北五味子进行科学的经营和管理，能使这一珍贵濒危物种得到更好的保护，从而促进植物种群的自我恢复，扩大野生种群数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3 社会效益

北五味子经济林效益高，适宜农林户经营，可促进经济发展。开发野生北五味子资源有利于林区荒山荒地的利用，利用林间空地，林缘河流两岸大量空地栽培北五味子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产业，可卖鲜果，可晾干贮存，可发展深加工，对于林区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可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带动企业经济发展、增加职工收入的有效途径。随着由野生北五味子的简单粗加工，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深层次开发迈进，可以安置富余人员，增加职工收入，推动北药产业的发展。

4 林区北五味子开发利用建议

4.1 发挥优势，推广种植。内蒙古国有林区的野生北五味子是迄今有资料记载以来，我国纬度最北的一个分布群落，品质优良，药性极强，被称为五味子的“皇冠”。目前，五味子同白刺、悬沟子、沙棘等一批野生果树发展为新兴的第三代栽培果树。建议应依托珍贵的、不可复制的纯野生资源优势，加快野生北五味子原产地域保护认证工作。继续抓好野生北五味子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野生种苗驯化培育，积极进行品种选育，培育高产、稳产、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扩大种苗数量。

4.2 研究政策，争取支持。认真研读中央、国务院、国家林业局、自治区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争取上级对转型产业项目、科研资金和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特别是研究林区转型规划、天保二期工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等能够惠及林区的政策机遇，争取政府支持及合理参与，从发展县域经济和呼伦贝尔市区域经济层面，争取属地政府的政策支持。

4.4 创新机制，推动发展。采取新企业新机制，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生产加工产业发展模式，确保加工企业原料来源和产品品质。农民、林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加工企业出资金和技术，形成培育、加工及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模式，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推动这一转型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研、生产、管理一体化，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加强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