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共性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晋西北乡村女性；生产动员；拥军支前

劳动生产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女性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动员其参加劳动生产，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经济独立为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奠定坚实基础，而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又有利于女性维护权利，从而实现其正真解放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晋西北乡村女性也不例外，文章试分析当时中共政权对晋西北乡村女性引导与动员的类型，并关涉其影响与问题。

引导与动员的类型，及其中的影响与问题：

“根据地”是在“抗战”和“内战”时期的特殊存在，中共结合复杂的国情，在广大农村灵活应用理论和采取措施，建立的革命“阵地”。晋西北乡村女性作为所有根据地女性动员的一部分，受地缘影响，形成别具一格的特征。

塑造模范乡村女性参加农业生产和拥军优属：

八分区妇女劳动英雄卫兆英领导生产拥军全村妇女参加拾粪，做军鞋是全区第一名

每人最少也拾了十担粪，她个人拾下了四十七担粪土。村中每个人都称赞她能干说：“谁的婆姨跟她一样，谁家就能发财。”她在领导做军鞋上亦有极大的成绩，人们看见都称赞，说：“真美，真美，比出嫁的鞋料要好”i。

塑造模范乡村女性参加纺织生产：

“妇女纺织变工的组织者――刘能林 赵辉撰

在劳动英雄大会上被选为妇女特等劳动英雄的刘能林对纺织变工的讨论，是很有想法的。她和其他两位妇女劳动英雄一同照耀出与照耀着晋绥边区妇女前进的方向―妇女运动与生产的结合。” ii

动员普通乡村女性参加纺织生产：

在报道中有大量记载，中阳三区纺织发展，收入等于丰产一半，纺织者大多数是贫苦农妇iii；从帮助地主富农转为帮助贫苦妇女，神池城关纺织日益扩大 宋立华撰iv；岢岚第三期纺训班，注意培养贫苦织妇，决培养技工大量办小型纺训班v；偏关庄窝村，男人变工送粪，妇女纺花织布，给贫苦妇女贷棉花工具，偏关窑头村纺织迅速发展 李原、张维业撰vi；

动员孩子进行家庭宣传：

前会村小学生动员妈妈纺线，乔富富纺线赚衣穿 王锡美撰

（保德讯）乔富富赚下了自己的被衣和棉衣，小学教员又通过儿童推动全村纺织，给学生读了报上十三岁的郝关开纺线养家的故事，儿童们就回家组织家庭纺线，得到了很大成绩。vii

扶助贫苦女性养家：

小女子纺线养家 腾琪、江浩、振华、王修撰

交城南头村贫农郝保贵的女孩郝翻开，今年十三岁，靠纺线帮助全家解决了衣食困难。翻开家纺线线刨闹的好，村里人都很羡慕，常常夸奖说：“看！翻开只今年赚下多少东西了，”影响了全村二十三个小女孩子，每人也做了一架纺线车车，四两半斤的纺起来了。viii

中共妇运对乡村女性动员：

纪念“三八”节会议确定按具体情况发动妇女生产

（兴县讯）兴县市于“三八”妇女节召开本市妇女及妇女代表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问题。妇女代表王零英检讨她过去因为没有参加劳动，全家生活困难。但在她坚决参加生产后，一个人就养活了两个人。她个人的发言使大家很受感动，一致认为现在城关还有一部分妇女不愿劳动，依靠男人过活，怕风吹日晒，大家回去后，要用这些具体例子很好地教育与发动她们参加生产。代表田秀英提出西崖上要发动妇女们上地，做打土块，点子等营生，发动时干部要带头。南沟门前代表李改英报告了她们村的生产计划，她说：“我村妇女除参加农业生产外，还有五户有三架织布机，由五个妇女集体朋颗织布，还要与其他群众用变工办法织布，现在已经开始了”ix。

以上女性劳模，特别刘能林“从饱含苦水童养媳到追求解放新女性再到投身革命女英雄”x，相当典型，她们通过自身努力树立群众威信，中共政权通过支持这些“劳动英雄”来逐步控制乡村政权。

岳谦厚教授认为：“这种模式下的个人威信既非来自于功名和宗族力量又非来自于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处理能力，而更多地来自于战争威胁。在日军入侵的影响下，发展生产和保卫生产是晋西北根据地各村庄的共同任务，村民对权威的认同标准因战争而改变，民兵英雄、纺织英雄、劳动英雄、合作社英雄普遍受到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村中有了追随者，树立了威信，成了村庄新权威。这些新崛起的乡村干部、英雄模范一方面发挥着地方精英的传统功能，维护着村庄的利益；另一方面最终成为共产党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概言之，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进行的巨大变革是对传统乡村权威认同的重要否定”xi。

培养和认可“劳模”既发动组织了劳动生产，又培育了改造社会的有机分子。

以上史料可见党在农村争对普通乡村女性的劳动动员，党员干部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工作；某些沉重劳动并非妇女能够适应，因而给女性身心健康带来伤害，体现于“追求进步”与“能力不足”间的内在矛盾。

动员的阶层发生转变，或许出于革命生产提高的迫切要求；而贫苦妇女迫于生计需求，劳动积极性和革命热情都很高；妇女辛勤劳动既减轻家庭负担，也不自觉地成为根据地“经济力量”的一部分。

争对贫苦织妇开展的纺训班，提高其纺织技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之一；阶级成分“四处五十人中，贫农占二十六人，中农十九人，还有抗属二人。”xii基本以贫下中农为主，一定程度地表明在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根据地政策也开始服务于战争，尽最大力量发动贫雇农支援战争为当时急要。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国底层女性的辛勤劳动，特别在经济落后、自然环境恶劣的晋西北地区，当地农民出于发展生产、更好生活的需要，结成自然的互助组关系，说明在落后地区，互助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现实根据，中共在农民实践基础上，再将其理论制度化，从变工组、互助组到后来的合作社有着内在发展理路。

总结：

以上是中共对晋西北乡村女性在生产方面的引导与动员做了概观论述，对其类型的具体分析及其影响与问题的阐发可以总结如下：

一：中共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来源于对乡村与农民的深刻认识，来源于中共在农村长期的群众工作与积累的丰富群众工作之经验。

二：动员广大女性参加革命与劳动，是中共在乡村革命实践的特点，通过生产、施政、宣传、社会等全方位动员，并服务于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形成“底层构造”与“间架性设计”的良性互动。

注释：

i 《抗战日报》 1944.1.29 星期六 第二版

ii 《抗战日报》1944.1.29 星期六 第四版

iii 《晋绥日报》 1947.2.9 星期日 第二版

iv 《晋绥日报》 1947.2.9 星期日 第二版

v 《晋绥日报》 1947.2.8 星期六 第二版

vi 《晋绥日报》 1947.2.12 星期三 第二版

vii 《晋绥日报》 1947.1.22 星期三 第二版

viii 《晋绥日报》 1946.12.20 星期五 第二版

ix 《晋绥日报》 1949.3.14 星期一 第二版

x吕梁地区妇联撰写，平安、力平整理.从童养媳到边区特等劳动英雄[A].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401-404.

篇2

［关键词］ 苏俄革命模式 中国实践 变化

苏俄革命实际上是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实践，这种革命模式在革命中和此后的苏俄已出现变化，传播到中国后其变化进一步加大，出现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本文试对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作一论述，尤其关注苏俄的革命指导、中共对革命的认识以及革命形势变化等三方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互动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

列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于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原理，首先致力于俄国国情的研究”［1］P125。他认为，“俄国应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理论”。［2］P96在革命的性质、进程、手段、领导权、同盟者、革命党、党军关系等方面，以列宁思想为特征的苏俄革命模式都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在革命性质上，列宁仍然承认“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应该积极地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他更强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3］P30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1］P165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超越马克思对革命进程的看法，极力缩短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和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间，并警告说：“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4］P139在革命过渡手段上，他先是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5］P149，但形势恶化迫使他认识到“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5］P385，并最终采取暴力方式来完成革命。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

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理论。他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P187-188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他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严守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6］P100；并通过“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道路选择的问题”［3］P96，认为“分歧不会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反而使党更加纯洁；他尤其强调组织内部的坚定性，不能怀疑党的纪律，“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7］P99在党军关系上，列宁主张“以主义建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党治军，建立党代表制度；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8］

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力证明了苏俄革命模式的效能。该模式可简洁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严守秘密”的、遵行“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无产阶级获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党军，使武装力量与国民运动相结合，并以暴力手段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而以俄共（布）为样本建立共产国际来推动世界革命。

（二）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催生和帮助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上。然而，托洛茨基与列宁看法不同，他指出：“欧洲革命看来已经退到幕后，毫无疑问，我们本身已经从西方退到东方。”［9］P12进攻波兰受挫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共产国际二大后，苏俄加紧对远东输出革命。越飞在一封密电中写道：“这个地方（中国）对我们非常有利，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成功机会。”［10］P112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期间，“东方战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战略，中国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落后国家的内部动力则上升为推动本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动力”［11］P39。

出于生存需要，列宁不得不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来缓解苏俄外部环境的恶劣态势。［12］P230既要推动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又迫于现实不得不执行有利于生存的外交政策。世界革命的暴力倾向与外交政策的和平需求混杂在一起，这决定了列宁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的行动要实现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次级目标是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低目标是和北洋政府或有可能主导北洋政府的实力派建立不敌对的关系，以缓解苏俄在远东的外部压力。”［11］P59

列宁和斯大林总体倾向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屈从苏俄生存的现实需要。例如，1923年联共（布）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以指导国民革命，又派加拉罕作为新任驻中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洋政府进行中苏建交谈判。并限定鲍罗廷在南方的工作必须服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11］P97但随着1924年苏俄生存环境的好转，斯大林对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又再度抬头，并逐步强化中共对革命领导权的获取。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既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想的一环，也是苏俄现实国家利益的重要棋子。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在内实践的失败

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产生了两个主要分支，一是革命模式，一是共产党革命模式。王奇生认为：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主要借鉴苏俄的办党办军经验，体现了“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欲以政党为核心形成党国体制和党军体制。但随着军事领袖的崛起，最终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13］P11苏俄革命模式在内的实践也遭到失败。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共革命实践中的变化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各方利益诉求的冲突，苏俄革命模式从进入中国开始就产生了变化。一种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促成的变化，一种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与中共对革命的认识导致的变化。

1.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变化。

中共早期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具有渐进性和多重性，既要“援助民主派”搞民主和民族革命，又要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各国支部：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14］P723并企图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两年后的中共二大几乎完全接受这些条件。然而，此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又发生变化。马林在中共二大后再次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共对革命性质的定位体现了“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15］P65，对此给予否定。出于苏俄国家利益考虑，1923年8月，在斯大林建议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向在华代表发出指示：“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P266由此，苏俄在事实上把中国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1927年在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斯大林为自圆其说，又分别在4月和8月提出中国革命的“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革命”都被放到最后一个阶段。［16］P159

由上可见，在认识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在不断变动，也导致中共的数次变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把革命性质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上暂时稳定下来，大革命失败后又定性为苏维埃革命，再往后则演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2.对革命者的认识变化。

中共早期组织主要是知识分子团体，中共一大认识到工人、农民和士兵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共产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下，中共又认识到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者。［17］P93革命的领导力量“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7］P105然而，稍后召开的中共三大则规定中共“须努力扩大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17］P116,中共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17］P129。又使自己处于革命配角的地位。

对革命者的划分，中共认为本质上有两种革命者，一种是工、农、兵和中共党员为代表的苏俄式革命者；一种是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者。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则既要扮演民族革命者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又要不失苏俄式革命者的本色，以内的中国党团积极争夺领导权，从而缩短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过渡时间［17］P111。由此加剧了内的派系矛盾，给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大革命失败，中共对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认定范围开始压缩并清晰化。最后主要集中到工人、贫农、士兵和小知识分子身上。由此逐步形成新的革命者的关系架构：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共党政领导层领导士兵，并以贫农和工人为主要依托群体进行苏维埃革命。

3.对革命手段的认识变化。

从革命手段的实施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并不是暴力政党。这由多种因素决定：首先，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初期，并未把毫无武力的中共放在首位；其次，共产国际在中国培植武装力量，也指向有武力基础的，而把中共暂定为以和平手段进行群众动员以配合资产阶级革命的“预备进行苏维埃革命”的政党；再次，中共领导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一开始带有浓厚的“浪漫”革命色彩，认为只要采取宣传工作、群众动员、增强左派等策略，就可以“化右为左”［17］P181，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此外，还有党员人数的劣势，没有足够力量从事暴力工作。

1926年二大之前，中共在暴力之外的革命手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最有朝气和组织动员能力的政党。“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中共党内开始迅速思考革命手段的转换问题。［18］P273“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中共失去在中央的组织、宣传和农运等大权［19］P165-166，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军事。在1927年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试图以左派总政治部取代的军人部［19］P187，以此控制掌权的军队，但未能落实。不到一个月，“四一二”爆发，中共迅速转向暴力革命。

4.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的认识变化。

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陈独秀最初并不想“套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但不久就发生了转变，中共二大正式宣告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俄认为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祖国，也就是共产党的祖国。虽然在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等事件中，中共都大有持与共产国际政策不同意见者，但总体上还是尊重组织原则，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然而，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多次挫折使中共党人开始怀疑共产国际，进而怀疑苏联的目的和斯大林指示的正确性。于是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上开始形成“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

大革命失败和此后的系列挫折，以及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变通态度，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加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捷径是更换领导干部［20］P151，以改造中共中央。但事与愿违，中共革命反而遭到更严重的挫折。在残酷的失败面前，中共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组织原则上更服从于共产国际领导，加速了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俄式”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二是思想上对共产国际的怀疑度和离心力也在逐步滋长，为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越来越深厚的心理基础，加速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

三、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及其启示

中国革命通过学习、实践，逐步发展为苏俄革命模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次生模式，即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模式”。该模式的要点：中共在与共产国际关系上根据中国革命实情，持“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共党政领导层领导士兵，并以贫农、工人和学生为主要依托进行苏维埃革命与群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分阶段向苏维埃革命迈进。

苏俄革命模式在苏俄和东欧一度取得很大成功，但最后都相继失败。中国革命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苏俄革命模式，不但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影响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至今仍有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旗帜在中国的高高飘扬印证了苏俄革命模式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巨大价值――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马列主义社会实践样本。已经全面超越了苏俄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和传播的真正中心。

苏俄革命模式运用到中国，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共作为该模式的实践主体加速了布尔什维克化，同时也催促自己独立探索本国的革命道路，进而加速了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这两个进程是同步进行的，甚至越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高潮时期就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涨阶段。由于历史和现状的不同，必然导致革命模式在精神追求上的一致和实现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但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化是历史和现状的必然要求。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的深远意义不在于当年的革命成败，而在于“中国化”本身的变革本质。这使中共能够在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形势下发扬学习型政党的优势，进行自我改造和政策调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刘曼容.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J］.广东社会科学,2004(3).

［9］（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中国共产党和统一战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1］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的组织形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7―8）［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5］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16］王占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8］张聿温.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篇3

伦理学不为人创造出一种价值规范，即使其中部分有规范性的成份，但它由此岸的生命情感世界自然呈现出来，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象征。伦理学描述人的生命情感的逻辑图景，即爱的图景。当然，这种图景不能同人的生活与人性相对立。人的现实生活，主要是一种情感生活，离开情感而相互照面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至少，陌生人的照面，是基于他们同为人的同根体验。所以，伦理学的原则是情感的、爱的原则而非理智的、思的原则。所以，伦理学拒绝寻问为什么爱的问题，由于人所爱的对象就构成他爱的原因。它使用的陈述句，是描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伦理学不执着于人的行为的应然性，在逻辑上没有支持或反对它的结论的证据。在此意义上，伦理学不是一种理论。这并不是指伦理不关怀普遍的道德问题，但不像罗素所说的那样伦理学会赋予我们个人的某些欲望以普遍性。

伦理学不认识道德上的善伦理学展示爱的普遍逻辑图式。

如果从人的文化心理中的客体化本源的相关性方面来审视伦理学，那么，它所展示的个人的某些欲望，乃是共在者全体在此岸世界同根的欲望。伦理学不评价人的行为但同人的行为相关联。相反，人的行为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展示。个体生命选择什么样的行为，除了根据其理性外，还更多地以情感原则为原则。此岸的情感生活，主要表现为爱的行为。人只有从爱的行为过程中才会理解爱的本根；男女只有在爱的实践中才明白自己寻到什么样的爱。从爱的行为探究伦理学，就是从个体生命的情感活动展示伦理学。

同样，把伦理学的使命规定为“认识道德上的善”，这是科学主义伦理学对其使命的无明，又是它的必然推论。

伦理学的对象与其说是善，不如说是人在此岸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感图景。善仅仅为伦理学附带的产物。伦理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教导人爱谁及如何爱。因为，爱隶属于个人的实践。而且，伦理学不能停留在认识爱的水平上，它要展示、呈现爱的逻辑图式。以此岸的生命情感为对象的伦理学，使人丧失了为之下定义的条件。伦理学家只能象征性地描述那些展示此岸世界的情感生命。相反，外在于人的意识生命的道德，也外在于共在活动中的精神生命体。这种道德，通过理性的论证演绎出来，认识善构成其内在的动机。它是法律而非道德。因为，真正道德的律令，不能由理性给出证据，它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需要，从人的生命情感在此岸世界中生长出来。若某人感受不到爱的需要，任何关于爱的道德律令对他将无效。

伦理学的社会性社会伦理学以社会主体论为特点。这个主体，不是一个认识性的理智主体而是实践性的情感主体。伦理学关怀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或他们的情感共在。这为伦理学所独有的社会性。诚然，共在者全体的情感共在，超越于任何个别的共在者之上。任何个别的共在者，都不可能为共在者全体的情感共在承诺可能性。只有在差别于人的耶稣基督的上帝那里，共在者全体的共在才成为现实。换言之，是那承诺共在者全体的存在性的存在本身，构成普遍道德的内容。个别道德的共在从此才获得了终极依据。

普遍道德的普遍性，根植于普遍存在中。这种存在是普遍的，它内含永远超越个别存在者的力量，同时和个别存在者发生内在关联。只要个别存在者在共在活动中守护着自己和对方的存在性，这种根源于个别道德的存在者就分享了普遍道德。按照普遍道德的承诺，任何个别存在者的存在性的被剥夺都是不道德的。并且，那剥夺个别存在者的存在性的剥夺者，往往充当普遍道德的化身，否则，他就失去剥夺他人存在性的根据。在此关于普遍道德与个别道德的关系的探究，表明伦理学的社会性还有在上的存在本源。

伦理学对象的后验性价值逻辑论用后验性限定社会伦理学。后验性，指在个体生命经验了经验之后产生的经验。如同科学的经验对象一样，社会伦理学的后验性，使它面对着现成性的经验对象，即使该对象必须在个体生命的经验之后。个体生命只要是完全的，他就会经验到生命情感在不同层面上的对象化对象。而且，社会伦理学的后验性，迫使个体生命和他所爱的对象发生关联。个体生命所爱的对象必须内化为他自己的感性经验，否则，情感共在就不可能发生于他身上。

伦理学对象的后验性，意味着它以此岸世界的生命情感——、亲爱、情爱、友爱、圣爱——为对象。

生命情感的此岸性，指个体生命在存在活动中所经验的情感对象的现成性。爱的对象，就是那从虚无地平线上耸立的人，就是那和爱者一样具有动物性与神圣性向度的被爱者。个体生命通过和其他共在者相遇，丰富着自己的动物性与神圣性的情感内容。爱本身乃是对爱的方式的创造，其结果形成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这人格置身于动物性与神圣性之间。生命情感首先展示在伦理学家的此岸生活里。伦理学，并不是为了认识而是要求个体生命体验这种生活，体验生命同根的源泉。对生命情感在不同层面的对象化毫无体验的人，对伦理学就不会有差别性的言说。当然，这种体验，并不以艺术形式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是借助感受内化于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中。

伦理学的对象，唤起个体生命向共在者全体合一同根的欲望，它拒绝任何事实的判断，它不对任何同根体验的状况进行论断，因而不可能找到一种客观的证据来反驳伦理主体有无同根体验。在此意义上，伦理学所含的陈述句是描述性的，描述的正误无关紧要。科学能够探讨生命情感的各种起因和实现方法，其中不含任何真正的伦理句。因为科学涉及何为正误的问题。“虽然科学确不能解决各种价值问题，但那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用理智来解决，它们不属于真伪的问题。任何可获得的知识，它必然是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的；而科学不能发现的东西，人类是不可能知道的。”罗素在此言说出科学作为一种学问形态的有限性，但这并不会导致否认伦理学对象的可感受性。

伦理学语言的后验性伦理学对人的行为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但它要用感受性象征语言呈现伦理学家的生命情感体验。

价值逻辑论把语言的起源问题悬置起来，根据语言的功能把它分为符号性语言、象征性语言、指使性语言。符号性语言强调所指与能指的差别性，语音的差别导致语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人的理性发挥作用的前提。语音与语意之间，是一种社会性的契约关系。语言起源的所谓约定俗成论，就是根据符号性语言的意义发生方式提出来的。

象征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处于一种相关性状态，语意的差别和语形相关，语形的不同带出语意的不同。语意出于语形的展示、流射。其中，能指与所指，既不是外在的强加关系，也不是解释者附加的产物，而是所指从能指中呈现、语意从语形中涌现。符号学利用符号性语言体系的经验，不可能在根本上阐明象征的功用，更不可能对象征性语言体系作出明晰的规定。在象征性语言中，语词的所指与能指的相关性决定了语意的多样性，尽管这种语意始终和语形相关联。

指使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完全处于同一的关系中。人在这样的语言活动中，即是他的存在本身的昭示。语词的所指就是能指所表示的东西，语音或语形的差别对于语意的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的绝对同一性，甚至是和人的生命存在的同一性。

生命情感的特点是它的流逝性，当其流在不同的存在者身上时形成不同的情爱图景。这种作为伦理学对象的情感，要求其呈现语言的象征性，而且是基于情感主体的感受而非形式化的感觉。伦理情感的呈现，是为了呈现者本身的生命存在。感受者在感受现实的情感图景中，感受到自己生命情感的留驻。所以，伦理学将展示此岸的生命情感图景当作自己的使命。由此表明，在伦理学中无所谓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它也不是为了传达知识。虽然我们关于生命情感的感受是在符号语言中不可言说的，但在象征语言中我们依然可言说自己的内在感受。情爱感受的存在依据，在感受者的个体生命里。在此意义上，伦理学是通过改变他人的生命情感来改变他人行为的。

伦理学使命的后验性伦理学在对象、语言上的后验性，带出它在使命上的后验性。价值逻辑论在关于伦理学的定义中指出：它的目的，是在此岸社会为人类中的个体生命建立原初人格。对于个体生命言，它要形成其原初人格；对于人类生命言，它将彰显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并汇注为理想的人生形象。无论原初人格或理想人生形象的生成，都是个体生命在经验生命情感后的一种经验。这正是伦理学使命的后验性的涵义。

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根源于他对在上终极信仰的承受，即使他以某种伪终极信仰为终极信仰。个体生命以此为基点，对其所遭遇的一切展开价值判断。一般情况下，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具有时间性的规定性，他在一段时期内自认为是对自己最根本的人格观念，也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实质上，伦理的人生，就是探究原初人格的原初性的一生。一些普遍的观念，往往成为激励人生开掘原初人格的动力。例如，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经常发生质变，但他对艺术本身的信仰依然如故，而且，作为艺术家的原初人格的原初形式，通常伴随个别艺术家的人生。

篇4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参考文献：

[1] 尤根•哈贝马斯：《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125。

[2][4]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2、43。

[3] 黑格尔：《美学》（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46-347。

篇5

[关键词]党性传承；党性要求；教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6-0005-04

建党90周年，我们党已经从一个夺取政权、领导计划经济的革命党转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我们党如何把革命时期形成的崇高政治理想和精神风貌传承到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员队伍中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考验。

一、党性传承：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

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证明，革命时期的政党往往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掌握政权后虽然保持着革命的热情并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但可能是“惯性”在起作用，因而，政党最终难以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防止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革命意志衰退和奢侈享乐风气的历史悲剧？重要方法是学习党的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1.苏共源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丧失。在列宁的领导下，苏共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型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列宁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1]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要求共产党人始终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看待问题。在列宁看来，党性就是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和选择政策。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推行“工厂民主制”，要求共产党领导干部只拿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后，领导干部的特权开始滋长和蔓延，以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认为苏共形成了一个“红色权贵”。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试图纠正党内的特权现象，结果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最后被勃列日涅夫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把苏共干部的特权制度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苏共前夕，群众认为苏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只占4%，认为苏共是代表人民的占11%，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国家机关干部的，占到了85%。[2]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是永恒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不能传承固有的党性原则和优良传统，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

2.党性传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先进性的重大课题。在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有外在的压力，因而有保持先进性的强大动力。但在长期执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所秉承的党性原则和价值体系受到了严峻挑战。首先，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党员有丧失理想信念的危险。其次，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特性，对党的宗旨产生了冲击。在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不仅有个人主义的严重倾向，有的还腐化堕落。第三，党长期执政，领导干部存在疏远群众的可能性。面对党性原则在新形势下的挑战，迫切需要我们研究和传承革命党的党性。列宁曾经指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以说，执政党忘记了革命时期长期形成的党性原则，也就失去了自身特有的品格，也即失去了先进性。

3.革命党的党性与执政党的党性之间的逻辑链接。政党的历史是延续的，不间断的，应当在性质和宗旨等方面有传承的关系，从而保持本党固有的阶级属性。毫无疑问，如果一个政党在变革中丢弃了自身的固有本性，就意味着变质。历史实践证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最容易丢失的是传统精神，甚至会发生执政党对革命党性质的背离。孙中山领导的在早期是生气勃勃的，但领导的变为执政党后就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开始腐败堕落。可以说，执政时期的与革命时期的没有崇高精神的传承。为代表的在大陆的28年统治是专制暴政，最终丢失了政权。我们党是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特有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如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我们党夺取政权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继承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这直接关系到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当然，党性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与执政时期的党性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革命党的党性与执政党的党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始终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传承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才能抵御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才能抵御各种政治思潮的侵袭，才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从而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先进与执政：把革命党的党性融化于执政的主体

我们党是人民的主心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因而我国的执政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是通过崇高的党性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今天，我们党要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就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传承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

1.坚定党的崇高理想，完成革命先烈的未竟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奋斗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而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党执政后的崇高政治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革命时期，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为了三座大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党要实现执政的目标，需要共产党人坚持崇高的政治理想，完成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

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共产党人有了信念，就能抵御形形的诱惑，就能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既要面对外部的考验，还要面对党内的考验。从外部来说，革命理想使共产党人具有顽强的革命毅力。为了革命理想，失去了六个亲人，家族有2050人牺牲。[3]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共产党人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党内来说，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在重大挫折面前具有相忍为党的政治品格。在党内，政治生活并不是平静的，有时也会碰到曲折、冤枉和错判。但有信念的共产党人不会因为个人的不幸而放弃党的理想。

我们党的力量在哪里？不依赖金钱的支撑，不仰仗权力的控制，而在于崇高的政治理想。

2.牢记“镰刀与斧头”的党旗符号，坚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镰刀和斧头”作为党旗的符号，昭示着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党旗的指引下，我们党不仅在纲领政策上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广大党员干部也展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采。首先，不断满足人民最现实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如何凝聚群众？不是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土地革命让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分给农民的土地是“死契”，即让农民永远成为土地的主人。由于党成为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中，直接服务我方前线的民工达940万人，支援大小车辆有82万辆，粮食8亿斤。元帅当时感叹地说：“我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其次，党员干部真正是人民的公仆。在延安，不仅有一整套民主的制度和机制，而且“官员”没有任何特权，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延安，我们党实行供给制，同时给领导干部一些津贴。1938年，党内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为5元。当时，、只有5元，而著名文化名人或大学者为5-10元。如艾思奇每月10元。[4]由于领导干部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政策规定的“好处”，因而人民相信领导干部，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想往的革命“圣地”。第三，党员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在革命根据地，党员与群众只有分工的差别，而没有尊贵之分。革命家彭湃为联系群众，学说土话，只穿农民衣服，还有意把脸晒黑，以农民的打扮、情感做群众工作。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秘诀之一是官民平等，形成了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最后，党内没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在革命根据地，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出现腐败，不仅会“群而攻之”，而且会受到法律规定的严厉制裁。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的通告就要求党组织对腐败分子“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5]。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瑞金革命根据地，领导干部贪污264.7元就判死刑[6]。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因而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政治最清明的地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是靠党的宗旨赢得天下的。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当牢记“镰刀和斧头”符号的政治意蕴，发展好实现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外国政党固然有许多联系民众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但我们党在革命时期赢得群众的方法最科学，也最有效。革命时期党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真做，能让人民在平时的生活中切身感受到。在那里，群众是主人，党是工具。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最紧要的是把自己真正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而千万不能把人民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

3.倡导党内讲真话和相互批评的风气，不断提高党的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讲真话和敢于批评，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志。党员干部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应当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因而能讲真话，也敢于开展批评。我们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最终取得了政权？重要原因是党内有一大批革命者对党负责，敢讲真话，不仅及时纠正了错误的决策，而且能制止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

党在执政的条件下，领导干部在党性上的一个重大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领导干部讲假话有可能暂时赢得上级的青睐，而讲真话的同志难免会受到上级领导的误解甚至打压。在我们党内，要谨防式的人生哲学。我们党执政后，私心膨胀，专心研究的心理，然后投其所好。他在日记中“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表示要“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的蜕变说明，革命者向执政者转变，容易从革命者变成政客。一旦政客在党内兴风作浪，就会败坏党内的风气，就会危害党的事业。因此，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需要党员干部弘扬战争年代讲真话的品格，对党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向党提建议，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

4.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和掌握真实信息，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有效性。开展正确的调查，是我们党联系群众、保证决策科学的重要方法。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联系群众，一生重视社会调查。但他早年和晚年的调查因方法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井冈山时期开展调查是深入群众，请农民吃饭，过夜时还请农民盖大被子，启发农民讲真话。他曾经指出：调查“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年轻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来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在湘潭调查32天，所得的材料不少。他感叹地说，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通过调查了解了群众，因而能科学制定党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在晚年也开展调查。但由于地位的变化，调查就大打折扣。1955年11月1日到4日在天津和上海等地搞社会调查，调查对象都是党政干部，最低级别也是副市长、副专员。当时，调查的主题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关系到几亿农民，搞大量的调查竟然没有找一个农民谈话，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决策不能简单地依赖领导干部的英明，主要是取决于深入的调查。只有做到情况明，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前沿性的判断和预测。

5.了解党内政治生活，做一个有崇高人格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党内政治生活既有政治原则的严肃性，又有心情舒畅的灵活性。然而，党的政治生活并不是平静的，有时候个人也会遇到不公正对待。当在党内遭受挫折的时候，是逃避、忍耐，还是做叛徒？在党的历史上，涌现了成千上万的对党忠诚、忍辱负重，讲人格，为党献身的共产党员。在执政的条件下讲党性，共产党员应当学习老一代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首先，要经得起挫折。其次，要经得起误解。第三，要坚守崇高的人格。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有千千万万的党员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的情况下坚持真理，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情操。同志在“”被打倒时，坚持真理。1975年，他跟随邓小平在科学院搞整顿，雷厉风行。胡启立同志在撰写回忆文章时，评价“在邪恶面前选择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真理，在得失面前选择良知，在误会面前选择理解。”[8]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党员正确对待挫折和不幸，对保持先进性至关重要。党是先进的，但不意味着每一个党员都先进，因而党员不能把个人的不幸与党联系起来，更不能与党的事业联系起来。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内涌现了无数个正确对待挫折的共产党员。在执政条件下，党员要传承老一代共产党员的政治品格，在复杂的环境中要坚持真理，不怕邪恶，经受各种考验。

三、执政党传承革命党党性的路径思考

党在执政条件下传承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从历史的经验来说，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保持了坚定的党性；解放后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因为对党充满了敬仰和期待，加之党内教育较严，因而能较好地传承了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党的队伍出现了新的变化，传承革命党党性的难度越来越大。执政党传承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需要推进党内教育创新。

1.学习马列经典，让党员确立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革命党与执政党在中心任务、纲领政策以及能力要求等方面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有传承关系。革命是为了执政，而执政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如果执政党忘记了革命时期的承诺，那就意味着背叛。因此，加强党性修养，需要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和成果。共产党人的政治修养，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决心为创建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奋斗；共产党人的理论修养，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决心按社会客观的规律改造世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共产党人的宗旨修养，源于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谋利益的本质，决心以个人奋斗实现公共的利益。今天，我们党要传承党性，应当学习老一代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方法，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通过学习，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2.宣传先进人物，为全党提供共产党人的道德典范。在实践党性修养的过程中，我们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优秀共产党员。通过学习党史中的党性典范传承党性，是党员提高党性修养有效而便捷的路径。在革命战争年代，除了、，刘少奇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外，还涌现出诸如张思德等无数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人物。传承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需要我们学习党史中的优秀典型。共产党员的典型是共产党员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党性理论是抽象的，而党史中的人物是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通过宣传党史中的优秀典型，可以从优秀人物的言行中了解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共产党的典型还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精神面貌。党性原则是共同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产党的党性有不同的时代要求。在革命根据地，我们可以学到共产党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联系群众的品格。在统治区，我们学到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充满智慧，视死如归的品格。在解放初，我们可以学到共产党员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工作认真，不计报酬和干劲冲天的品格。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我们可以学到共产党员解放思想，追求科学，勇于创新的品格。通过学习党史中的优秀人物，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党性的时代要求，从而更科学地传承党性原则。

3.建好党史遗迹，以红色资源弘扬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党的历史遗址是党的重大事件的遗留物，也是党性教育中的重要资源。目前，延安革命根据地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党史遗址已经成为我们党对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基地。党史遗址具有实感特征。开发和建设党的历史遗址可以打造党的红色文化，烘托党性教育的氛围，让更多的党员接受党性的教育。因此，传承党性传统，党组织应当重视党史遗址的挖掘，开辟更多的渠道让党员参观党史遗迹。要通过参观党史遗迹，使党员认识党的历史，感受党的文化，熟悉党的优秀人物，从而树立党的意识，自觉传承革命时期的党性原则，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63.

[2]转引自王长江主编.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5.

[3]光明日报[J].2010-6-11.

[4]斐毅然.孙晓丹[J].世纪.2010-4.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2―283.

[6]祝彦.李红辉.党史纵览[J].2011.3.

篇6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WwW.133229.CoM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参考文献：

[1] 尤根•哈贝马斯：《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125。

[2][4]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2、43。

[3] 黑格尔：《美学》（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46-347。

篇7

关键词：社会共生；“共”；“和”；和谐共生；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91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06403

[GK-2！-2]

社共生的核心内涵是“共”“和”，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落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有关社会共生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社会共生能在当代社会引起多方关注，一定有其独特性与先进性，基于此，从个人发展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来论述社会共生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社会共生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

许多人说共生理论起源于西方现代生物学理论，但是笔者的研究却发现其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或许没有“共生”这个词，但在甲骨文中有“共”字，意思是众人合力承担，而共生的思维方式则出现得更早。据考证，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开始研究用阴阳共生原理来协和社会、协和万邦。《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实绩显著。因此用阴阳共生原理来解读世界一直受到人们的追随。中国古人著《连山》《归藏》《易经》，都致力于用阴阳共生、互动转化来解读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这表明共生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古已有之，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中国古人讲“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既用前者来解读世界万物是如何存在的，又用后者来解读世界万物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无论是“和而不同”还是“和实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世界万物之间存在联系性、共生性。正是因为世界万物之间存在共生的有机联系，所以世界万物之间不仅要“和”而且能“和”，既有客观的条件又有客观的要求。就此而言，“和文化”是共生文化，是“和生文化”。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说”，《圣经》中也有“创世说”，中华民族的“创世说”是以开天地来表达世界万物之间的共生有机联系性。据说用四万八千岁开天辟地，打开世界的混沌，最终又将自身化为世界万物。这就告诉我们世界万物都是共生的生命有机体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共生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是有机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是系统性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共生文化，是“和生文化”，是关于世界万物在共生有机联系的系统中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孔子学说，但孔子自己却说“吾从周”，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学说是继承了老祖宗的共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法、墨以及天文、医疗理论都渊源于老祖宗的共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共生存在机制、共生发展机制、共生底线机制、共生协调机制、共生选择机制、共生修复机制等在内的完整知识系统，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共生文化、和生文化的一脉相承。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人类

社会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文化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和而不同”地存在，均在“和实生物”中变化发展，然而人不是一般的事物和生物，人有意识、有理念、有理想、有情感，人具有个体性和独立性的属性，人人均以某种理念引领自我实现。人的有意识、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体性原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和生文化”不仅承认人的不同，而且主张人人应“自强不息”，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彰显各自的个性，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因此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自己追求“中国梦”，而且尊重各国人民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但是“和生文化”不是一般地强调人是不同的，也不是单纯地主张人应该“自强不息”，而是同时主张人对他者要“厚德载物”，尊重他者，包容他者，在“自强不息”的过程中要与他者相互分享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要相互分担责任、权责共担、合作共赢；对他者要有底线和相互的安全感；不要强加于人，而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2]，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相互尊重、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既要相互为各自独立自主发展创造条件，又要在他者患难之际守望相助，使他者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就根本上而言，中国共生性“和文化”的这些主张是基于人是共生的、国家是共生的，人和国家不仅具有个体性、独立性属性而且还具有共生性、群体性属性。人、国家是在与他者的共生性、群体性属性的交汇连接中实现各自的个体性、独立性，实现各自的“自强不息”；是在与他者的利益、权利交汇连接中实现各自的利益和权利；各自的自我实现依赖他者自我实现的成果，各自自我实现的成果依赖他者的认同和使用，否则各自的自我实现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水之船。因此，人的“自强不息”必须与“厚德载物”建立统一性，在与他者的相互尊重、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实现自我。人的自强不息、自我实现是在与他者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实现的。人类社会是命脉相连的共生社会。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4]人与自然界这种命脉相连的共生性构成了世界。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说人人“自强不息”带来的是社会的不同，那么“厚德载物”面对共生的社会不仅为“不同”造就“和而不同”的可能，而且为“和实生物”创造变化发展的条件。中国“和生文化”用“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对立统一性、协和性解决人类面对命脉相连的共生社会，按照“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法则如何展开逻辑延伸问题，并在此认识基础上用“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矛盾对立统一性、协和性来回答人类社会如何形成存在和发展的逻辑演绎结构体系，如何带来各种各样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变革以及相互关系的发展、变革。

三、加强社会共生性研究，为实现

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我们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3个“自信”的基础是学理自信，是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生性逻辑演绎结构体系认识的自信。人人都是在共生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信仰的党的理论、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使我们能焕发出史无前例、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我们党实施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命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的战略布局，因而使我们具有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目标自信。

苏长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5]一文中说：“如今的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自信不能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物质财富上，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等精神层面上。”笔者认为，苏长和的文章还从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作了阐述。就当前而言，如何从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说清楚3个“自信”，是我们学术界的重要使命。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需要从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说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用社会共生的学理来说明中国只能且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世界各国都应走这条道路。某些大国一定要用非和平手段挑战中国，那么中国只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当然，这也符合社会共生修复机制的原理。然而对中国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在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上说清楚中国的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世界观，说清楚中国是如何看待当今的共生世界[68]。基辛格说：“对美国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要理解中人思考问题的方式。”[9]这一说法把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说到点子上。为了使美国人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我们也需要为从社会共生学学理上说清楚中国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做出努力。

期待我们共同做出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共同奋斗。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是社会共生研究的文化来源，“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人类社会中个人之间共生的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中的“和生文化”则是对建设国际世界共生命运体的要求。可见无论个人发展还是国家建设，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是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WB]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曾参，子思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1）

[5]苏长和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J]求是，2015（19）：5456

[6]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J]国际观察，2014（01）：3751

[7]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国际展望，2014（01）：1425

篇8

一

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党的历史上也写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一“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这一灵魂在党成立时就写在党的旗帜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所铸就，浸透着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汗水。

党的全部历史凝结着理想信念与革命精神之魂。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无论是胜利、挫折，甚或失败，都是党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历程。党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绽放的花朵。无数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先烈，如、夏明翰、邓中夏、、赵一曼、杨靖宇、陈潭秋、毛泽民、刘胡兰、、江竹筠、、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人格化身……

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洗礼的殿堂。走进党的历史，就会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和为实现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精神、前仆后继的英勇牺牲精神、坚韧不拔的艰苦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等。“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

党的历史绝不容许者虚无。者攻击、抹黑、歪曲和否定我们党的历史，颠覆其价值取向，其险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与摧毁其承载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品格，使中国共产党溃散，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并永远成为西方的附庸。这一战略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获得成功。在那里，他们正是通过攻击、抹黑苏联历史，放大苏联共产党的错误，丑化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完全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从而彻底摧毁苏联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达到了“和平演变”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当前，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雾霾一般弥散。者竭力把我们党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史诗般历史描绘成斗争或阴谋活动的历史；竭力放大、歪曲党的历史错误，把党的历史污蔑为“系列错误叠加”的历史；竭力丑化刘胡兰、、、等革命英烈光辉形象，抹黑、污蔑、妖魔化等革命领袖，以摧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人格化身，等等。对此我们应高度清醒，并进行坚决斗争。思潮在我国已经通过在大众和青年中传播造成了相当的恶劣影响，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甚或放任自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会从根基上被彻底摧毁，剧变的悲剧就会在我国重现，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失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最终的结局只能是。

二

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深刻揭示了党的历史与党的理论的关系。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史、发展史。这里所说的党的理论，主要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产生于党的历史，植根于党的历史，发展于党的历史，内涵于党的历史。它与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具体、历史的统一。

党的历史是党的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党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特别是离不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就不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当时党所面临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产生和形成了思想，才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取得了胜利。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产生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党的历史是党的理论的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检验的根基。党的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在形成过程中，不仅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且由于历史实践的复杂性、曲折性，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特定时期认识上的失误，也会产生一些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甚或完全错误的观点和主张，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挫折和损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受了两次重大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出现了“”的失误，以及“”的严重错误。但是，正是经过胜利与挫折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实践检验，我们党才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才有了比较充分的经验，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

党的历史是阐释党的理论的一把钥匙。走进党的历史，了解党的理论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就会深入理解党的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丰富内涵、思想方法、理论本质和巨大意义，就能全面、发展、系统地把握党的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理论自信，增强理论指导当前实践的实效性。因此，党的历史历来是党对于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好教材和有效途径。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驾驭全局、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

者罔顾历史事实，“假设”中国现代化路径，颂扬改良，否定革命，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革命理论；他们借口改革开放，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历史，污蔑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借口全盘否定“”，却阴谋全盘否定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他们甚至编造、诬蔑著作只有很少是其本人所写，阴谋全面颠覆思想的历史存在，等等。者从虚无党的历史入手试图拆毁党的思想理论大厦，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对其迷惑性、欺骗性和危害性必须给予澄清和揭露。这样一场貌似“历史之争”，实是党的“生死之战”的斗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以赴；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准备持久地战斗。

三

党的历史是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根基。党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是在农民阶级领导的反抗、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的改革、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与革命相继失败后，历史才选择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历史表明，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人民最终彻底抛弃反动势力及其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道路，彻底放弃中间势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前途。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

党的历史是党执政的政治正当性根基。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在三次历史性巨变中，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两次历史性巨变，完成了并正在完成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建党95年来、执政67年来，已经使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一个落后的任人宰割的中国变成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使中国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路程，这样的政党和执政业绩为世界瞩目，也令其对手不得不敬佩。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党的历史是党执政的道义正当性根基。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学，它是世界上至今唯一反映与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经过浴血奋斗所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制度，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护；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最终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公正与最美好的社会，是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为捍卫和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它为了人民利益而修正错误、改进作风，为了人民利益而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丝一毫自己的私利，始终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指引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坚守着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同样是历史的结论。

者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污蔑马克思主义是水土不服的“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是苏俄的“移植”，中国革命是莫斯科的“阴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途”，等等，企图从源头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必然性。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发生了两大历史性巨变，污蔑中国革命“阻碍了社会发展”，造成了“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社会主义革命“只起破坏作用”，不仅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领导能力、执政业绩，而且把中国共产党污蔑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者、捣乱者、破坏者，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正义性。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污蔑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独裁”，其目的就是企图彻底否定党的领导的正当性。

篇9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制，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目的就是要以案传道，用叙事的方式呈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揭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保鲜秘方和不竭动力。该书为党史党建知名学者专家共同完成，通过把学术性成果与历史事实相结合的方式，用学术讲政治、讲历史，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中国共产党简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立党为公、严以修身，制度治党、常抓不懈，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等五个方面阐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及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汇集了党的自我革命史上具有典型性的100多个故事，用叙事的方式呈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简史》分为十章，每张分为若干小节，每节设置一个主题性党史，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源头、丰富内涵、生动历程和实践路径，内容生动直观，每个党史故事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客观的分析和评论，帮助读者梳理历史线路，理清价值脉络。另外，该书依据并引用大量历史史实，其中涵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富有丰厚的党史党建知识，这对于学习党史、加强党性教育有着一定参考价值。

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为重要、极具标志意义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简史》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篇10

关键词：陈独秀；取消主义；土地革命；托派；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115－05

“取消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是指1907年“六三”后俄国社会内产生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其主要主张如下：（1）“六三”后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前导致革命高潮的条件已不再发生作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阶段；（2）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3）否定俄国秘密的社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取而代之以公开的合法的政党；（4）公开放弃党的纲领，专做合法的民主改良运动。1912年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1914年俄国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潮后，取消主义逐渐淡出俄国历史舞台。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陈独秀的主张被斥之为取消主义。作为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至五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怎么会在大革命失败后堕落成取消主义者并不断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要厘清该问题，首先应对该问题的由来作一考察。

一、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基本来自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主导者联共（布）中央。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主张则基本上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要考察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分歧，便不得不考察联共（布）党内的争论与斗争。

（一）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争

1923年列宁病重期间及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内出现了分别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首的派别斗争。1925—1927年托洛茨基纠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组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左派反对派”，即托派。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围绕着英俄委员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好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托洛茨基则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即：党内合作方式导致无产阶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武汉时期又没有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

2. 革命失败后的局势与应采取的策略。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最初认为当时是全国的直接的革命形势，应用武装暴动的政权。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又认为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期，应准备积蓄力量，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但又从“第三时期”理论出发，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就要重新走向武装暴动。托洛茨基则认为，革命已经走入低潮，应以“国民会议”为总的动员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一直到走向暴动、夺取政权。

3. 中国社会的性质、未来革命和政权的性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要建立工农民主的政权。托洛茨基则依据十月革命模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将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应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在这个革命的初期顺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争论“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①。由于这些争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争夺联共（布）领导权的斗争，因此，争论的结果便是失败的一方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又被驱逐出国。既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容不下托洛茨基，那么像当年列宁领导的社会开除取消派一样，盗用革命领袖的做法给托洛茨基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在名义及效果上都是个不错的做法。

（二）中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

在苏联托派与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争论的过程中，一部分在苏的中国留学生怀着对中国大革命反复遭遇挫折的愤懑，逐渐采取同情托洛茨基的态度而倾向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后与中共党内同样对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不满的党员相结合，暗中积极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从事组织托派的活动。联共（布）党内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中共党内。

篇11

一、恽代英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性，较早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面性

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党的二大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党的三大确立了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党的四大则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党的四大之后，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如、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等，都进一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恽代英在党的四大以前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1924年4月，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的基本势力是农人、工人。智识阶级、商人阶级、俸给阶级、绅士阶级都不可以依靠，说到革命，只有农人与工人“还可以有希望”。[2]党的四大以后，恽代英对中国阶级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逐步深入。他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八类：军阀官僚与绅商阶级，工业资本家与国货商人，俸给生活者，小商人，学生，农民、苦力与手工人，产业工人，兵匪、游民。对其革命性进行逐一分析后，认为革命势力的根基在工农身上，产业工人尤为重要，是“统一而重要的革命力量”[3]。从恽代英此时关于阶级的论述来看，由于他在党的五大以前并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所从事又主要是思想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阶级问题的思考，除书籍材料外，主要来源于反对“国家主义派”理论主张的实际斗争，以及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等革命实践活动。这使得他相对侧重关注产业工人、学生、智识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从而能较早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面性。1925年4月4日，恽代英在《与李琯卿君论国家主义》中，将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幼稚工业资本家”实质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其“生之欲望”（即经济利益）“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4]如果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满足其经济利益时，他们是不会参加国民革命的。1925年7月18日，恽代英在《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进一步明确论述：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时，都可以减少怕革命危险的心理，而参加国民革命。而且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固然可以要求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农工贫民，但在他们勾结不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会要革命；在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谋单独剥削农工平民的时候，他们亦会要求革命”[5]。这种对民族资产革命两面性的认识，将党的四大关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论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中产阶级革命两面性的分析还要早。此后，恽代英多次论述在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面前，中国社会各阶级不同的革命性，将阶级分析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可以说，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性的分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恽代英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正确原则和立场，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党的三大正式确立了与进行国共合作的政策与方针，并采取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的特殊方式。那么，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在当时中共领导层中就有不同意见。有的人把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与“党内合作”根本对立起来，反对“党内合作”；有的人把共产党摆在“在野党”的位置，限制共产党人在内工作，对的进攻妥协退让。恽代英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他不仅亲自参加国共合作的大量实际工作，并且撰写了《中的共产党问题》、《左派与共产党》、《矫正中最流行的误解》等文章，从理论上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正确原则和立场，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提出了又合作又斗争的思想。恽代英明确指出：共产党加入，是“为促成革命”，“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合作，而且扩大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但是，“不能笼统的承认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只有当成为“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的党”，代表了被压迫的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工的利益时，才能成为国民革命行动的中心。因此，共产党要“帮助，督促，早些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为此，“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员，帮助而且督促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加入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6]更为重要的是，恽代英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取得胜利。他认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各阶级的革命性并不一致。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是“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和“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因此，在中国革命中，“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丝毫不动摇的与帝国主义作彻底的战斗”。[7]共产党是代表贫苦工农利益的党，“共产党不只是讲国民革命的，亦不只是为了要农工帮助国民革命所以才帮助农工，他硬是要为农工自己的利益，彻底解决土地农有，工厂由工人管理的问题”。[8]共产党加入、改造，最终是要“借此联合一般真诚热心于民主的人向恶势力奋斗，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树立确实根基”。[9]恽代英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与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有机结合，提出了与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策略思想。他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但阶级还是存在，仍然有阶级斗争。“被压迫者越能阶级斗争，越易养成国民革命的觉悟与力量，而且能防止上层阶级的妥协性。阶级斗争越厉害，国民革命的空气越浓厚”，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破坏国民革命，实所以促成国民革命”。“阶级斗争愈剧烈，则国民革命愈易成功。”[10]因此。我们“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11]，但这种阶级斗争不能“妨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12]，“决不可抛弃各阶级合作之政策”[13]。“我们与他们革命的一方面合作，与他们反革命的一方面反对，这是并行不悖的。”[14]恽代英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深入思考与精辟分析，厘清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为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我党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探索和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恽代英认为革命党必须是政党，注重政党自身建设，强调党的两个要素是主义和纪律

篇12

执政的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为了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一

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革命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于，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和先进阶级，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于，无产阶级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方式。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的先进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共产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规定了：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坚持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变革旧的经济制度，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革旧的上层建筑，使之成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不同的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说，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是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革命。由此规定了，无产阶级改变旧经济制度的斗争，首先必然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政治革命本质上隶属于社会革命，是社会革命首要和基本的标志，在整个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制度，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成社会更替的历史使命。同时，正因为首先夺取政权是为了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即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夺取政权以后，坚持无产阶级，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必然就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我国称为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所以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要是因为中国只有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可能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逐步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我们是在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限制，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先进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善的。先进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我们虽然已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我们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在体制改革中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便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远没有达到可以消灭阶级存在的程度，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所以，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规定了，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到合格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这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

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坚决纠正‘’中所谓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1]

二

建设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而切不可脱离或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由于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切不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只有始终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本质高度，我们才可能确保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及时而有效地克服“左”和右的错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的制度设置，无产阶级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本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是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斗争工具和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一方面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坚决镇压敌对势力必然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反抗和颠覆活动。另一方面，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更加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超越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镇压和建设的革命作用，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才可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相对于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或者说，就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之所以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在资本主义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对我们不断挤压的条件下，我们进行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艰巨和困难，因而势必更加凸显出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即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不断提高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能力。为此，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职能，而且，根据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还必须要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的经济建设的职能，更好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比如，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主义也需要发展市场，社会主义却从来不能没有计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就是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就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有蜕变成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异己的统治力量。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国家机器之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切实防止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政权所可能造成的腐蚀，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关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思想政治路线；大力推进以广大人民当家做主为基本取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巩固无产阶级虽然不需要采取夺取政权时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但仍然需要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进行坚决而严肃的政治斗争。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和平演变的覆辙。

总之，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就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则是能否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能否彻底战胜资产阶级，能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其本质必然就是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为根本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进行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才可能自觉地做到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充分地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力量，更加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三

早在1978年10月1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邓小平就已经明确地把将要进行的改革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发展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邓小平关于改革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的思想，显然是对有关思想的继承发展。在建国后主要抓的几件大事与后来邓小平所要抓的改革大业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抓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是第一人。的主要贡献是：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初步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所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之相关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1956年的《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是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即如何为了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而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从这一命题出发，提出了像防止和平演变等极其重要的、富有远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巩固和坚持无产阶级为根本，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根本。这也正是邓小平对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所在。

列宁认为，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二，无产阶级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下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包括流血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第三，旧一代资产者被消灭了，新一代资产者还会产生，剥削者总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资本主义的复活是随时可能的。第四，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反抗外来的侵略、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是改造小生产者，也不仅是要战胜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更艰巨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第五，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即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邓小平不忘老祖宗，始终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思想，所以，他才可能把改革正确地定性为“这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因此，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下也就简单而明确地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同时，因为社会主义改革是继建国初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必须进行的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邓小平又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

篇13

一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在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过去我们主要从政治的角度作过论证。这样讲，很有必要，因为政党总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代表。但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先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政党产生的最终根源必须要到先进生产力方面去寻找；政党又都是以一定的思想文化为旗帜的，政党的成立也与文化方面密切相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强调了她创立的生产力和文化方面的根源，就更加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真正原因。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物。回顾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政党表面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其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而改变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则又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最早出现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代表了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标志的新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先进阶级的政党的领导和组织。在中国也产生过资产阶级政党，它们较早地担负起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任，但由于构成这一政党的阶级基础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这项任务就不能不客观地落在新兴的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肩上，于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先进文化发展的硕果。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政党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精神力量的，按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去改造世界，影响社会发展。比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催生了新兴资产阶级政党，并使新兴资产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打破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和封建思想的桎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也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组织过资产阶级政党，举行过革命，但是这些都被证明不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破产了。中国期待着新的政治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组织新的政党，开创新的革命道路。1915年由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对这种期待的回应。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没有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案，但是做了大量的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P41-42)在此基础上，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经过比较、鉴别，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文化，它能够真正科学地说明中国国情，科学地指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道路，而且可以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得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阶级和最先进的理论结合起来。这样，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成熟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也就把握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既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也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成果的享有者。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既然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私利，他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也就忠实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正是为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产生的。

以上三个方面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那个时候产生，就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能担当起实践“三个代表”的重任；是“三个代表”的要求把中国共产党提前推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是应“三个代表”要求之运而产生的，是历史的必然。

二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领导核心地位的认识。

过去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主要是从它的工人阶级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先进性方面说的。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但是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如果一个政党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先进性就会丧失，甚至变成落后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只从静态的角度讲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的先进性，就不易讲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永远是先进的，永远是中国人民和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若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放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高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从理论上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的一般性要求，又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的时代性要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先进性是同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民愿望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是发展的，党的先进性也必须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需要永远追求、不懈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永远追求、不懈奋斗的理论武器。它把唯物史观系统引入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深刻的科学内涵，把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有机地统一了起来，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3](P163)

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实践上看，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的塑造和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奥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4](P17)紧紧围绕着政治路线及其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不断有突破，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有新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突出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开始了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及时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执政党要保持谦虚谨慎，永远记住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把党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改革开放时期，围绕着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又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立足于经常性的工作。党的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又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注入了新的内涵，保持了其自身先进性的与时俱进。其一，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党历来重视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同时又把能够接受党的指导思想、接受党的最高纲领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纲领、为实现党的宗旨和历史任务而英勇奋斗的工人阶级以外的社会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由于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已经由建党初的几十名发展到六千多万名，党员素质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品质增添了新内涵。其二，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文化水平、政治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和发展。这就进一步塑造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品质。其三，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与时俱进。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增强先进性品质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与时俱进。“正是由于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进性，使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从而自愿地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5](P1042)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是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的必然结论。

三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在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先领导和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理所在。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有共识的。尽管毛泽东的革命步骤“两步走”与“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有着根本区别，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搞民主革命，有人就不理解了，“一次革命论”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搞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的典型例子。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来看，就会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所在。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的使命是领导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它并不否认共产党有必要参加民主革命，关键要看该国当时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如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6](P306)据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这一客观事实，要求共产党人一方面立足于现实，首先要参加当前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参加当前斗争时，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中国当时社会情况怎样呢？20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极其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敌人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时候，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要求是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先进的文化就是“五四”以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其前进方向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独立和民主。这就决定了当时“三个代表”的要求仍然是民主主义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既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够领导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党刚刚成立时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经过探索，到党的二大时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二大《宣言》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7](P76)党的二大《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懂得了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该先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只是为区别起见，我们习惯上把此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叫做“旧民主主义革命”，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当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它们的关系，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认识“三个代表”在当时条件下的要求。如果认识不到“三个代表”在当时的要求是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毕其功于一役”，搞“一次革命论”，就会犯“左”的错误，如王明。如果认识不到当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过去的民主革命有不同的前途，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搞“二次革命论”，就会犯右的错误，如陈独秀。只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搞革命步骤两步走，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才与“三个代表”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要求相吻合。可以说，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解读党的历史，“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先搞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理，就一目了然了。

四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在有助于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质中抽引出来的科学理论、是正确判断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坚持的根本标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自2000年初的一系列谈话中逐渐提出来的科学理论，十六大已经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长期指导地位。对此，有些人想不通，有的认为过去都讲过，不是科学理论；有的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词语，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无关，等等。如果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质中抽引出来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篇14

记者：我们注意到，《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2011年版)》)中增加了有关生命教育的内容。请问，为什么要增加这部分内容?请具体谈一谈这部分内容。

朱小蔓：合理增加有关生命教育的内容，这是因为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在当代被凸现出来。在我看来，宽泛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伴随着素质教育的呼唤，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小学教育中已经出现。本世纪以来，随着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明确提出，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以后，关注和尊重自然生命存在与质量，讨论和思考生命意义与价值，教育引导青少年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发挥生命潜能与价值等那些更多涉及生命现象，关注生命关键期的变化，指导生命健康成长，包含更多生命元素的教育理念、纲要及其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在一些地区、学校尝试进行。

另一方面，社会深度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价值失范、不良风尚也严重混淆了人们的生命价值观念，这对青少年有很强的冲击力。

据统计，1995-1999年，自杀是我国15-34岁人群首位死亡原因，自杀率每年26.04／10万人。此外，青少年吸毒、暴力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重视。生命教育既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也应该是教育的最高追求。思想品德课程作为一门关注学生生活，引领学生成长的学科，更是责无旁贷。很高兴看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生命教育已经明确作为重要教育专题提出来。

《标准(2011年版)》把“珍爱生命、感悟人生”作为思想品德课程的任务之一，将“感受生命的可贵，养成自尊自信、乐观向上、意志坚强的人生态度”作为课程目标，同时规定了以下课程内容：“认识生命形态的多样性，理解人类生命离不开大自然的哺育”、“认识自己生命的独特性，珍爱生命，能够进行基本的自救自护”、“体会生命的价值，认识到实现人生意义应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等等。

除了上述集中体现的生命教育目标及内容外，也有分散、融合在其他教育内容里的，可以把生命教育的角度考虑在教学活动中。

记者：具体来说，教师应该如何把握这些内容呢?

朱小蔓：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前提是，教师要对生命这个议题有所认识和思考。孩子如何获取生命的经验，是通过父母、老师及周围人如何对待他而形成的。如果教师能够温和地对待孩子、尊重他、爱他，那么他也会这样去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所以，教师是帮助孩子正确面对生命，热爱生命的重要的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需要过多讲述有关知识，而是需要更多引领学生去体验、去感悟，包括以自己的平等、坦诚，以自己的生命经历及经验与学生分享。

例如，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生命的独特性，珍爱生命，能够进行基本的自救自护”，“体会生命的价值”，我认为，教师的教学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进行：

1.感受生命的奇迹：你有这样的感受吗?什么会让你相信生命是一个奇迹?可以展示一个生命的诞生，了解生命的起源，了解生命的神奇。

2.感受生命的脆弱：在各种灾难面前，人的脆弱。

3.生命值得敬畏：展示在灾难面前，生命的坚强。

4.生命中有爱：寻找爱的图片与故事(亲人、同伴、社会成员彼此间)。

5.生命中有美：发现和感受生命的美。

6.生命的意义：探讨“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的生命值得一过?”

7.寻找到生命的方向之后，你要怎么做?

教学过程中，生命话题被一步步引向深入，学习和探讨这个话题的主人则是学生。

进行生命教育，对于教师而言。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触动。是生命活动的“在场”。教师要以敬畏生命为首要原则，关注课堂中学生生命生存状态，精心地呵护每一个学生的生命，避免不尊重学生的人格、伤害学生的情感、体罚学生，甚至无端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生命伤害……总之，我们反对脱离学生生命个体空谈“生命尊严与意义”。

生命教育中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于教师用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和力量去和学生的生命相遇、碰撞。公共精神、公民意识的培养势在必行

记者：《标准(2011年版)》中还加强了对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的关注。为什么?

朱小蔓：是的，的确有所加强。为什么加强呢?首先，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现代诉求。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的实现，需要现代公民的支撑，而现代公民意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公民教育列入国家政治发展目标中，第一次将公民教育的重要地位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至此，公民意识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现代诉求。其次，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目标是学校思想品德课程的价值追求。学校要为未来社会培养新人，这样的人是有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人。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教育既包括承认价值观，也包括获取知识和学习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如何把行使以公共自由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同履行对他人及所属社区的义务和责任协调起来等。这些内容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了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

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我国国民的公共理性精神普遍缺乏。早在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大师就曾对民族精神中整体的“公共精神”维度之稀缺、国民公德心之缺乏、公共人格之萎缩等问题作过犀利的批判和解剖。在现阶段，人们的公民意识还很淡薄。愿意享受权利但逃避承担义务的情况还屡见不鲜。公共精神的缺失是一个困扰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因此加强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势在必行。学校教育，尤其是思想品德课程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

记者：能不能解释一下，何为公共精神?何为公民意识?

朱小蔓：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是《标准(2011年版)》中的重要概念，需要认真把握。

公共精神，是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它是指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它事关个人生命健康和生活秩序，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文明面貌如何，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成熟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由这个国家国民的公共精神表现出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公共生活也愈发丰富多彩，人们生活的公共性质也愈发明显，公共目标和公共价值的意义日益彰显，公共精神成为现代公民必须秉承和塑造的精神品质。对中学生进行公共精神教育的

内容应该包括独立人格的权利主体教育、公共责任意识教育和公共参与精神的教育。

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是公民自觉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教育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监督意识、法律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等基本意识。

公民主体参与意识，主要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主人身份的认同，并具有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公权力运行的主人翁意识，实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的意识，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民有序的参与是成熟民主的标志。公民监督意识，是指用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它是人民原则的核心。公民责任意识是指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的观念。法律{规则)意识，即依据法律和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的意识。

记者：与《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实验稿)》)相比，《标准(2011年版)》在公民教育方面的调整和加强是什么?

朱小蔓：从对课程目标的规定来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了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标准(实验稿)》只在“总目标”部分提到“为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好公民奠定基础”这一目标内容，在“分类目标”中没有明确提及对学生进行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培养的内容。

《标准(2011年版)》将“总目标”中的“好公民”修改为“合格公民”，降低了培养要求，更符合教育实际。同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明确提出了“树立规则意识、法制观念，有公共精神，增强公民意识”的目标内容。在“能力”目标中，明确提出了“逐步掌握交往与沟通的技能，学习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法”的目标内容。

从对课程内容的规定来看，《标准(201 1年版)》对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内容规定得更明确具体。

在《标准(2011年版)》“课程内容”的“我与国家和社会”中的“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一部分中，明确提出了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知道责任的社会基础，体会承担责任的意义，懂得承担责任可能需要付出代价，知道不承担责任的后果，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理解遵守社会规则和维护社会公正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矛盾，理解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公益活动，自觉爱护公共设施，遵守公共秩序，有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等等。同时，《标准(2011年版)》围绕公民教育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活动建议，比如，“尝试分析自己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不同责任，就‘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进行一次主题讨论”、“考察社区内残障人群在生活上的主要困难，向社区管理部门提出改善的建议。组织一次志愿者活动，在社区内开展有意义的公益服务”等。

记者：关于公民意识教育、公共精神的培育，您对教师的教学有哪些建议?

朱小蔓：《标准(2011年版)》特别强调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参与公共生活，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参与，通过实践，在增长社会经验，尤其是公共生活经验中逐步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包括在参与中改变周围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创造比较好的公共生活。学校生活中就有公共生活的因子，师生应当创造、共建学校的公共生活。陶行知认为，有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带头敏于学校公共生活的构建，如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中的平等与尊重，再如学校管理制度的民主、公平与正义等。公民教育要通过体验公民生活来完成。在班级和校园生活中，要努力创造让学生过一种能够体现公民意识的生活的机会。比如，如果学校决定给一个学生处分，那么这个学生有权申辩，有权知道学校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还比如，在学生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团和学校领导要当面回答学生代表的提问。学生通过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管理，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而不是被监督的对象――这就是培养公民意识的实践。

教学活动应体现民主化，教师本人不搞“一言堂”，尊重每一个学生，以此熏陶和培养学生的民主、平等意识。

教师还要善于设置教学情境，给学生营造“公民生活”的氛围，引导学生在情境中体验公民生活。如，组织开展模拟村委会、县人大代表选举等，让学生去体验和感悟公民的责任。

除此之外，教师更要充分运用社会实践这一开展公民教育必需的活动载体。要与社区建立联系，组织学生深入社区开展活动，在实践中渗透公民意识。组织学生参加关爱弱势群体的志愿者活动，在活动中接触和了解社会，为社会奉献爱心。

课程内容更具时代性

记者：据了解，《标准(2011年版)》中关于法律的课程内容变动较大，请问，主要变化在哪里?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意什么?

朱小蔓：《标准(实验稿)》突出了法律意识的要求，但淡化了法律知识的要求。《标准(2叭1年版)》则增加、落实了法律知识的要求，同时，每条法律内容都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去做行文要求，这为法律意识的树立与形成提出必要的法理知识的支撑。但是，教师在处理这部分教学时，一定不能上成法律知识课，枯燥地讲解法律条文。另外，《标准(2011年版)》选择的法律知识内容多与初中生的生活主题相关，与初中生适应社会、提高公民意识相关。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体现新课程的理念要求，突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达成。避免单纯的知识性讲解。在相关法律意识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尽量使用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到案例分析中思考、探究与体验。

记者：这些变化的确使我们的课程内容更加切合时代要求了。请问，类似这样重要的变化还有哪些?

朱小蔓：《标准(2011年版)》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如：在保护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在重视现代社会生活中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在认同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与树立全球观念、尊重文化多样性方面，我们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本着调整完善既有认识以及处理好与小学品德课程更好、更合理衔接与递进的原则，在目标设置、内容安排、教学要求上都做了反复审视与仔细推敲。

例如：让初中生“体会生态精神与人的依存关系”，它是从整个生命体的高度来认识各种生命存在的价值，认识人类在整个生命体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是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上去理解生命，理解保护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它体现了中小学的衔接，体现对初中生在认识上、在

道德要求上的递进。

例如：“孝敬父母，与长辈平等沟通”，“与家人共创共享家庭美德”。孝敬父母、与父母平等沟通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而且也是现实社会少年儿童中存在的有针对性的问题。但我们并不是要求对父母一味盲从，沟通也不仅限于交往技能。其实它是代际交流的过程。美国品德课中就讲没有奶奶的孩子，教育也是不完善的，代际交流在学生品德成长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还有，提倡家庭美德要共创，还要共享，这体现民主社会对个人、对家庭成员在伦理道德上的要求，这对初中生道德意识和能力都比过去递进一个层次了。

例如：“体会青春期的美好”。《标准(实验稿)》中仅强调青春期的烦恼是不够的，因为青春期也是美好的，青春生命是极其宝贵的生命阶段。组织开展体会青春期美好的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难忘的美好记忆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

例如：在《标准(2011年版)》中增加了“富有正义感”这一内容，“知道每个人在人格和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做到平等待人，不凌弱欺生，不以家境、身体、智能、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自傲或自卑，不歧视他人，富有正义感”。正义既是政治的概念，也是个人品德的概念。一个孩子能够从小就知道不能欺负弱小，敢于主持公道，那么他就有正义感。个人美德上的正义感是和社会正义感相通的。

例如：“合理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初步养成积极的媒介批评能力，学会理性利用现代媒介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标准(2011年版)》中这一增补完善，高度正视了时展的新情况、新要求，积极关注了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环境变化――各种新媒介的普及。要求在网络时代能够合理利用网络工具，而不是被网络所奴役。要求引导学生学会甄别媒介信息和价值导向，有初步的媒介批评能力，而且能够学会理性利用媒介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我认为，这些要求不仅更高了，也更具体了。　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释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定位为综合性课程，请问，怎样理解这门课程的“综合性”?

朱小蔓：思想品德课程的综合性质，即将四个知识领域综合为学生生命成长服务，因此，课程要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释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味教知识、记考知识。它的生活化特征在于善于围绕学生生活与成长主题组织教学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思想品德课教学，对教师在知识面、综合素质、教学设计与应变能力、在个人美德与性格操守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能够亲身示范良好的品德以及如何发展品德。他们不必是美德的典范，但他们必须用行动证明他们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品德。教师必须清晰地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但又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而是积极引发讨论和思考，创设条件帮助学生积累正向的情感体验、丰富生活经验。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责任意识教育”是新课程的亮点之一，《标准(2011年版)》课程内容2.4“体验行为和后果的联系，懂得每个行为都会产生一定后果，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进一步提到了责任的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做事不计后果，做不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这个内容，教师可以从公民意识教育，从个人美德教育，也可以从生命教育等多个角度，调动起认知与知识学习、模拟试验、行动体验、思维训练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教学设计：

开展一次安全、守法的“行为后果体验”活动，从中感受“为自己行为负责”这一意识的重要性。

活动过程：

(1)从家庭、学校、社会等领域，选择一个具体的“安全、守法的行为”问题案例，并引导学生对这种行为后果做出明确的判断。(如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某个具体的交通规则、在学校生活中课间操时排队依次上下楼梯等。)

(2)在体验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行为的后果，并对行为后果出现的原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3)在学生自我体验的基础上，先组织学生分组交流，然后再在全班进行交流。在交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活动进行总结。

通过活动总结：行为前，判断；行为中，学会自律和自控；行为后，要学会反思。自我负责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调节、自我引导的过程。

不承担责任的确会付出代价的：

(1)负担。履行责任通常需要时间、精力或金钱。

(2)怨恨。人们可能对做不想做的事情感到怨恨或生气。

(3)担心失败。人们可能担心他们不能履行责任或担心由于未能履行责任而受到惩罚。

(4)放弃其他的利益或牺牲其他的兴趣。当人们接受一定责任时，他们可能不得不把其他感兴趣的事情或需要放在一边。

(5)不公正。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上承担主要责任，合作者可能会不认真负责。

社会越开放，就越需要负责的公民。责任感和负责的态度是行事能否成功的基础性条件，它能催生出智慧和能力，能促使人去做好事情，并因工作成功而感受到一种尽责和胜任的欢愉和满足。也正是在这种负责行事的过程中，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得以提升。

承担责任对于其他人的好处：(1)可预测性。当人们履行其责任时，其他人知道期待他们什么。(2)安全性。当人们知道其他人在履行责任时，他们感到更安全。(3)有效性。当有关的每个人都履行其责任时，就能更有效地，或更快、更容易地工作。(4)合作性。当人们一起完成某项任务，明确每一个人应该履行的责任后，大家会增加合作。(5)公正性。如果每个人都尽了他的那份责任，另外一些人就不需要做超出他的责任的工作。(6)社区精神。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能认真履行其责任，就可能形成一种社区精神或群体荣誉感。

承担责任对于自己的好处：(1)独立性。履行责任具有良好纪录的人可能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极少的监督。(2)自尊。履行责任的人可以赢得自尊和自信。(3)被接受和认可。履行责任的人更容易被其他人接受和认可，尤其是依赖于他们的人。(4)获得知识、技能和经验。履行责任的人可以获得知识、技能和宝贵的经验。(5)得到承认、地位或收入提高。履行责任的人可以赢得荣誉、奖励、新职务的机会或薪俸收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