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波动，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在方法使用方面，从基于辨别分析的开创性论文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预测企业失败但是没有引进宏观经济变量的辨别分析，由Shumway(2001)扩展的多时期Logit模型，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来测度宏观经济变量和企业破产率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包括Bruneau（2012），使用法国的大样本非财务公司的会计数据，在行业层次上使用多期logit模型来估计企业财务脆弱性指标，因为样本大，跨度时间长，所以可以考虑到企业财务状况逐步恶化至破产清算的过程。之后又有学者使用了持续期间模型，尽管这种模型有上面提到过的主要优点，但由于左截断问题仍然存在局限性，当观察期很短时，资料库里的绝大多数企业在观察期之前就成立了。除了以上几种模型外，还有很多计量方法估计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同时也包含了宏观经济变量，比如Hamerle等人使用了一个随机效应的Logit模型来评估德国的破产企业；Bonfim使用了一喝随机效应的Probit模型评估葡萄牙的破产，Pederzoli等评估了一个依赖静态的相同的违约模型，区分了扩张时期和衰退时期。Qu使用的是一个固定影响的LSDV模型；而Jimenez等使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来测量银行贷款增加对银行违约的影响。

二、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文献的第二条主线是关注企业财务脆弱性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这样的一个问题意图在微观层面上合并信息来进行宏观经济的预测，最初关于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银行来研究的。关于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那个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其赞成和反对的证据在辩论中仍然是非常多的，但是恢复辩论的资产负债表渠道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来自Bernanke，其论文中写道银行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停止向质量较低的投资者贷款，是对于那些他们以前已经借款过的企业来说，财务部门事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承受力，因为产生更高的有效成本的信贷减少了商业需求为当前期间货物和服务.其开发了一个小的模型，他们利用借款人资产净值和投资的成本之间的反比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的金融危机冲击前，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可以是商业周期波动的来源，在相关的研究中Coe使用马尔科夫切换模型来估算财务危机发生的条件概率，发现在实际产出模型这些估计的概率有额外的解释力，支持了Bernanke的发现。在相同的论文中，Gertler通过证明借款人的信用变化如何影响投资支出、预期的收益和整体经济，从而证明了企业的财务因素对宏观经济状况可以有定量显著的实际效果。Repullo等也开发一个宏观模型，得出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解释力。后来，Fazzari等从公司财务结构方面也证明了微观企业的财务信息对宏观经济宏波动有重要的影响。Lown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了由企业失败来衡量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和信贷标准一起可以用来解释银行贷款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

三、企业的财务脆弱指标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事实上，目前只有几篇论文是真正考虑了企业的财务脆弱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主要都是来自国外，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通过使用聚合的信用风险，随着时间推移其近似于企业的破产频率，并发现了在微观和宏观角度之间一个有用的链接。同时提出了一个向量自回回归模型，将观测到的破产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同时还包括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他们还使用一个微观宏观模型，从带有微观变量的logit模型中估计的破产作为额外的变量引入到外源性的VAR模型中。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破产不再完全是内生的。使用了一个无法观察成分的多元模型揭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失败在高频率下的周期性共同运作。使用了一个结构性信用风险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EDF经验值，并使用VECM模型来研究预期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和后面的两个研究相比，Bruneau(2012)将Jacobson的宏观模型应用到法国的例子当中，同时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强调需要使用大量的微观企业资料，不只是考虑那些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企业，把破产当作完全的内生变量，并在部门层面上考虑两者的相互关系。同时提供了在持久性经济周期冲击下的第二轮效应的数据，从统计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企业破产对产出缺口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篇2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迅猛，与此同时，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以及相关机构非常重视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推动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作用，如今，如何更好的实现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信贷市场以及社会经济能够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就我国信贷配给的内涵以及非对称信息和信贷配给的形成作了简要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原理以及影响作用作了详细分析，相对加强我国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

论信贷配给；宏观经济波动

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改变，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要求越来越严格，监管部门要平衡信贷市场的整体利益，所以，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一、信贷配给的内涵

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贷款时，不仅依靠利息的高低进行贷款，利息达到一定的标准就给融资企业贷款，而是还要根据融资企业具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贷风险的行为进行准确判断，确保信贷风险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下才将资金贷给融资企业。也就是说，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利息和融资企业的信贷风险的判断，不完全依据利息率机制，从而决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进而实现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重要的一点内容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一般情况下少于企业要求所需的贷款金额。

二、非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的形成

(一)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商业银行在给融资企业借贷的过程中，融资企业对自己的内部实际情况非常了解，但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实力以及真正质量就不了解了，这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非对称信息的形成，这种非对称信息主要分为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两种，事前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借贷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具体相关信息，融资企业投资的未来收益情况取决于融资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企业的自身实力、投资类型、投资风险程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融资企业自己所掌握的，商业银行能真正了解到的具体情况非常之少。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达到融资的目的之后，违反与商业银行的融资约定，擅自改变投资方向和项目，改变资金的用途，对投资的收益实际情况有所隐瞒，对偿付义务的相关信息熟视无睹，严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切身利益，这些情况都属于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其实，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做出让融资企业还款的具体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商业银行都属于其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商业银行都无从获取，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最后导致，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还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对商业银行的收益非常不公平，融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占有优势，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减少对融资企业的贷款，甚至不贷款和融资企业，造成了信贷市场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又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二)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有三种表现。其一是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之后，企业就拿资金去投资风险高、成功率小的投资项目，但是投资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而投资一旦失败，从银行贷款的资金就很难还上，从而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其二就是融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在权衡还款与不还款的相对利益下，融资企业选择获取更大利益的不还款的行为，也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还有就是融资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成功后，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消极的工作态度进行投资工作，从而严重造成了融资资金的损失，从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由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发展的鼠目寸光，导致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从而对信贷配给进行调整，采取少贷款或者干脆不贷款给融资企业的策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萧条，信贷配给情况不容乐观，宏观经济衰退，而且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的利息率一度提高，进一步导致融资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三、信贷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理

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变动时会影响商业银行成本，而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动当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就会随之上升，这样影响到银行本身本金的获得，因为商业银行的前期利润直接决定着其本金获得的情况，所以宏观经济的衰退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本金获得。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就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借贷风险有时是银行自己无法承担的，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银行破产，走向灭亡。而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性就会相对降低，资本充裕，从而银行之间互相挤兑的情况也会相对减少。

(二)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衰退时，促进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会降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折，一般情况下企业融资借贷是为了更多的投资，拓展企业业务，但是这种特殊时期，企业向银行借贷完全是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己，这种情况下，企业几乎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导致信贷配给形成非常严重的不对称性，进而促使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程度大大提高，贷款申请人的实力下降，从第带来资本运行风险。

(三)借贷配给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借贷配给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宏观经济一旦出现衰退的现象，对企业的投资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企业的发展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

四、浅析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的实力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投资能力不容乐观，从而造成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借贷违约情况发生率升高，导致银行借贷风险提高，预期利润得到的本金回收下降，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严重到一定情况时商业银行无法承担起贷款风险，资金无法流转，银行间的挤兑现象严重，甚至导致商业银行破产走向灭亡，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商业银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策略，相关的监管部门也会提高对商业银行资金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了保全大局，避免金融秩序紊乱，损害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

(二)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融资企业的贷款的“道德风险”行为增多。其二是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非对称信息，由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多融资企业的贷款风险和预期收益信息都无法掌握，导致商业银行和融资企业在借贷配给上的非对称信息。其三是，贷款申请人的质量下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变化，导致没有实力而喜欢高风险投资的人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提高。这样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相比，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其自有资本高于临界水平，从而成功的避免宏观经济衰退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借着非对称信息的空档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申请，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有实力的融资企业会减少贷款申请，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则增加贷款申请。所以，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升高，从而恶化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而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会相对优化，借贷风险降低，贷款金额就会相对提高。

(三)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融资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商业银行，需要融资时，融资企业可以给自己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信贷。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经营情况恶化，企业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信贷也会减少所以，企业要减少在各个方面的投资行为所以说，其实融资企业的可得性是一种扩散效应。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要减少自己的投资项目，缩小投资范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企业正常运行进行恢复，并且减少了相关产品的供应，导致与之合作的企业的正常运行受到阻碍，从而造成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进一步恶化了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导致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所以说，宏观经济与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相互影响，通过扩散效应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变化情况。我国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升高，预期利润下降，融资企业贷款环境恶化，而且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信贷配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发抑制宏观经济的衰退程度。我们一定要重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认真分析信贷配给的特征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原理，以掌握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理。从而在宏观经济的变动波动过程中，有效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信贷市场的有力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商业经济,2014（24）

[2]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中国商论,2015（07）

篇3

关键词：房地产行业；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0-01

引言

房地产有很强的产业资金链。如果市场发展繁荣，能带动很多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如提供建筑生产原料和材料的塑料制品、钢筋玻璃、家具家装行业；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物业管理、金融信贷行业；还能拉动内需，提高就业率。客观上讲，房地产对整个宏观经济有着促进的作用。但是如果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者低迷的情况，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严重时还会引发经济危机，造成国家宏观经济的崩溃。

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体现概述

房地产经济的波动究其根本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而价格是价值的物质表现形式，因此房地产的价格首先受价值的影响，此外市场需求也是影响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出现上下浮动的变化[1]。另外，因为房地产行业耗时比较大，建造周期长，所以房地产行业的价格波动的幅度并没有十分稳定的规律，有时候影响范围小，价格和价值相差不大，有时候波动剧烈，价格与价值偏离比较严重。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变得越来越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投机需求的现象，当供给大于实际需求的时候，出现了房地产经济泡沫，这时，房地产的不稳定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

二、房地产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房地产经济波动对消费的影响

首先房地产市场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影响着消费需求的变化，并且影响人力财富的预期收入水平；其次房地产的本质属性是商品，它通过产品的产出影响社会资产的变化。所以价格上的变动自然对社会财富产生影响，房地产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归根结底是通过财富效应来实现的。财富效应又叫做实际余额效应，是由于房地产价格变动，导致实际余额变动，从而对国民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具体的表现就是，当房地产价格发生变化时，拥有房地产的户主或者业主自身的总资产增加，如果他们把并不需要的多余房产变卖掉，又或者进行抵押，诸如此类再融资的现象，这种做法无形中为他们赚得多余的利润，简言之，他们的收入增多，有利于个人或者家庭集体的消费增加。而且这种效应对不同的购房人群或购房对象产生不同力度的影响。特别是针对投资性的购买者来说，获得的利润空间更大，他们不管采用什么销售方式，都可以获得财富的增加。即使房产所有者不采取出租或出售的方式，在房地产整体价格偏高的背景下，他们的消费信心仍然不断提升，信用水平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居民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就不用出售自己的住房来获得需要的资金。

此外，房地产经济波动会对家庭的借贷能力产生影响，因为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要对贷款行为存在的风险进行估计，还要评估抵押房子的现有价格，对抵押人的家庭总资产进行评估。从而影响消费水平。另外，当房价涨高时，在外面租房子的人的房租会超出预期水平，自己的个人消费就会受到影响。另外有些原本打算购房的人因为房价的上涨，不得不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比例。

（二）房地产经济波动对投资的影响

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形势正处于繁盛时期。当房地产的价格上涨的时候，社会投资就会闻风而动，为了攫取更多的行业利润，很多的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参与购房的商业活动中去，把买房当做一种投资行为。这时房地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供给量会变得很大，这是房地产经济波动对社会总投资的直接影响。除此之外，因为房地产是产业链条很长的行业，所以它的价格上涨，相应的也会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生产的发展，比如建材业等。间接地增加了其它行业的总投资规模[2]。另外，因为房屋经常会被当做抵押的对象，所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增加抵押产品的价值，人们融资的灵活度变大，自然无形中增加了他们进行其他投资的可能。反之，当房价过低时，会对投资产生“降温”作用。

三、实现房地产和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稳定房地产价格，是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政府要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统一土地的产权性质，加强房地产投资方向的正确引导，限制垄断，鼓励正当合法的竞争，从根本上规避风险[3]。此外，要保障良好的金融信贷氛围，对房产交易行为实行有力的监控。最后，要增加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保障居者有其屋，缓解市场上的房屋供需矛盾。

四、结束语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根本。抑制房地产经济的恶性波动，有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出政策，因此制宜实行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付喜明.房地产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J].文摘版：工程技术，2015（9）：258-258.

[2]张克忠.房地产经济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J].科技致富向导，2015（14）：127-127.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 系统性风险 Credit Risk+模型

一、研究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系统性风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提及，成为当前金融领域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然而，追溯金融历史将会发现，系统性风险早在1964年就已经被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illiam Sharp所定义。他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证券市场中不能通过分散的投资组合予以消除的风险，也就是俗称的不可分散风险。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得出，系统性风险具有外部性、突发性以及传染性的特点。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风险管理和支付结算将难以通过金融服务机构和金融市场予以控制。因此，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系统性风险防范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重视。

Credit Risk+模型自从产生后，很好地对各个商业银行及其监管机构的经济资本进行了计量。但是，在全新的环境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

二、宏观经济波动条件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的主要缺陷及解决方法

（一）债务人违约概率确定不清楚

Credit Risk+模型在设计债务违约情况时，只考虑了债务人违约和不违约两种状态，并将条件违约概率作为一个不变的常数，由数学公式：

（2.1）

可以看出，Credit Risk+模型通过式（2.1）直接将0-1分布近似为泊松分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近似分布肯定会产生误差。通过对式（2.1）观察可以发现，当违约概率取值较小时，趋近于0，不等式两边趋近相同，泊松分布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取值的取值逐渐增大时，近似结果的误差也会逐渐增加。所以，当商业银行采用Credit Risk+模型进行计算组合资本时，其计算的精确度将受到违约概率的限制。

可以发现泊松分布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下的Credit Risk+模型缺乏适用性，解决办法是引入行业风险因子的相关性，使各个行业之间的风险因子不再独立，同时，对债务人的违约概率条件取值进行有效区间的限定，修正其缺陷。

（二）行业风险因子之间被假定为相互独立

Credit Risk+模型将行业风险因子之间设定了相互独立的条件，但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条件下这一缺陷将会凸显。

首先，债务人之间的违约相关性大小直接影响贷款组合风险水平的高低。对于日常的投资风险，一般都会采用风险分散的方法对投资进行组合降低风险。同样，为了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需要对各债务人进行违约相关性界定，从而影响贷款质量和经济资本。所以，在对Credit Risk+模型进行建模时，如何体现债务人间的贷款违约相关性，对模型整体设计有着关键性作用。

其次，将债务人之间的违约相关性纳入模型设计内需借助行业风险因子。贷款组合内任意两个债务人间的相关性系数的估计为[贷款数×（贷款数-1）]/2。可以看出，随着贷款笔数的增多，需要估计的相关性系数趋向于指数增长。再次，Credit Risk+模型对债务人违约相关性的处理。根据Credit Risk+模型的技术文档可以发现，为了将债务人之间的相关性纳入模型的设计，需要对债务人进行行业分类。同时一个行业对应一个风险因子，彼此之间相互独立。贷款组合中任一债务人的条件违约概率不但受到本行业风险因子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他行业相关性的影响。为了将各个影响因素考虑全面，需要对各个债务人的违约概率通过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观察贷款组合中的任意两位债务人是否有任意风险因子的作用，确定是否将他们看做是有相关性影响的债务人，从而把各个债务人之间的相关性设计进Credit Risk+模型当中。

以上分析发现，将风险因子的概念引入Credit Risk+的模型中，可以方便在模型设计中融入违约相关性的内容，弥补Credit Risk+对于各行业风险因子相互独立假设的缺陷。为此，Credit Risk+模型应该在进行宏观经济波动的设计运算中，引入变化的系统性风险因素概念。

（三）违约损失率被假定为一常数

在Credit Risk+模型中，组合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是直接将违约率的大小表现在贷款预期损失的高低上。在宏观经济波动条件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着第三个比较明显的缺陷是假定贷款的违约损失率为一常数。违约损失率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内部评级法要求计量的四大最主要参数之一，其计算方法为1减去回收率。

为此，为了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反应宏观经济等系统性因素的波动情况，Credit Risk+模型需要改变违约损失率的常数假设，增加结果的真实性。

三、结论

本文研究了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况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行业风险因子的相关性、改变违约损失率的常数假设的解决办法，以为其他使用者应对系统风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吕志华.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Credit Risk+模型的重构及其在商业银行的应用[D].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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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经济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计算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分析（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问题。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研究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

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

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　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控制，减少投资支出。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企业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国经济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

“牛鼻子”（周正庆，1991）。社会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给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

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开始“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开始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展开去，向整个经济蔓延。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理论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衔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直接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研究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一分析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到底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给量减少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减少。同时，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动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动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动资金一下子减少20％。

总之，把握企业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工业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4．6　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

在经济紧缩时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紧张”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紧张”，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如果以前在正常情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紧张”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变化）；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

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企业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经济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问题、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社会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法律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理论分析与实例研究，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方法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问题发展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自然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 员鹑耸敌小比辉颉暗氖焙颍媪俦鹑艘捕运鞘敌型摹比弧埃峁赡苁顾蔷晨龈佣窕4送猓绻笠狄恢辈扇细竦摹比辉颉埃箍赡芊涟笠导浜侠淼纳桃敌庞霉叵档姆⒄埂?br>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

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目前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经济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企业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目前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要注意区分”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区分宏观问题与体制问题、微观问题、结构问题，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象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产品不对路、经济结构不合理？quot；预算软约束”、法制不严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企业间债务增长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想在近期内缓解企业间债务问题，只能在给定的企业行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前提下用宏观政策（宏观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加以解决。

篇6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　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　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　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　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　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

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 and schaffer，　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 and 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　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　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　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　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

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　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　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　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篇7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　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　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　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间债务增加，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

1．3　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　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 and schaffer，　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 and 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　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　1994）。我国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　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遗留下来的。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现阶段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　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　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　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　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篇8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　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　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　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　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　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 and schaffer，　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 and 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　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　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　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　体制转型时期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　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　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　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篇9

关键词：总债务；宏观经济波动 

一、 引言 

经济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情况，从1929年美国泡沫经济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到2010年欧元区成员国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与债务相关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债务规模飞速扩大。我国总债务率从1997年的80.6%一路升至2013年的170.8%，总债务率年均上升7.4个百分点，债务累积速度不可谓不快。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总债务率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抬升。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总产出又表现出下行的迹象，2008年实质GDP同比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10.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6.8%。基于这种现象，那么我国总债务的快速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影响机制又是怎样？宏观经济水平对总债务又有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问题已做了较多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是从三个方面开展的： 

（一）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 

Cynamon and Fazzari （2008）认为不断积累的家庭债务，为宏观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刺激。之外，Mian and Sufi （2009）对美国县巿级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债务是解释宏观波动性的重要原因。Yun K. Kim（2011）构建了一个VAR模型考察了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和GDP、GDP净值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总收入和债务之间存在着双向并且积极反馈的关系，但是在长期中，家庭债务和总产出之间存在着消极的关系。Rajashri Chakrabarti（2011）考虑到模型本身固有的缺陷，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美国2007年间家庭债务与储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家庭部门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消费者对整个信贷供应都持以悲观态度，以致于经济停滞不前。Stephen G Cecchetti（2011）不局限于对美国债务与经济的研究，视角转向全球。基于18个OECD国家1980-2010年间的家庭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以及政府债务的数据，采用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三种债务与GDP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债务与GDP之间存在着一个阀值，只要超过这个阀值，债务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累赘。Finn E. Kydland（2012）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住房在经济周期中的动力影响，研究发现：住房投资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非住宅投资阻碍经济的发展。郭新华（2012）发现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增长1 个单位，GDP 相应增长0.03个单位，在短期内家庭债务增加促进经济增长。 

（二）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 

一些学者采用DSGE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Bernake（1999）and Carlstrom（1997）假设企业都是风险中性者，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违约均衡的DSGE模型研究企业债务与经济总波动的关系。Iacoviello（2005）and Gerali（2010）在Bernake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金融摩擦同时影响家庭债务水平和企业债务水平，最终影响到宏观经济波动。另外一些学者采用相对常规的方法来进行研究。Ogawa（2003）提出，对于企业来说，高债务负担会阻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增长，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Hein（2006）在Lavoie（1995）的研究基础上，考虑了企业债务利息在neo-KaleckinAlan增长模型中的作用，研究了长期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Charles（2008）探讨了在neo-KaleckinAlan增长模型中，企业债务可能会造成金融不稳定。 

（三）公共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Mickel（1991）考察了美国公共债务利息支付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会导致更多的利息收入向高收入家庭转移。You and Dutt（1996）把经济增长、公共债务、收入分配等变量，纳入到其构建的后凯恩斯模型中，考察了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债务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人的收入，且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确切影响取决于政策实施时的外部环境。Ramos and Roca-Sagales（2007）采用VAR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Nisreen Salti（2011）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公共债务的增长与基尼系数的上升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发现学者关于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从简单的VAR模型到当下最主流的DSGE模型，从分离开单独研究到结合一起来研究。但是他们的侧重点都在各种债务类别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上，对于总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上，发现目前关于总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成果几近空白，可能性原因是我国债务发展时间较短，学者忽略了其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又或者是有学者进行了尝试，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以及模型方法方面都存在着困难，因而进展缓慢。 

三、 政策建议 

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政府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从源头上厘清各种债务的风险类型，用政策来规范各种借贷行为；第二，制定债务风险防控标准，保证债务规模合理适当增长；第三，有选择、有差别的区分借贷类型，不能一概而论，让借贷行为程序化、规则化。（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春吉，孟晓宏. 中国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06，（ 10） ： 72 - 82. 

[2] 刘斌. 我国DSGE 模型的开发及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J]. 金融研究，2008，（ 10） ： 1 - 21. 

[3] 刘斌. 中央银行经济模型的开发与应用[J]. 金融研究，2003，（ 4） ： 1 - 12. 

[4] Christiano L J，Motto R，Rostagno M. Financial Factors in Business Cycles[R]. Unpublished Manuscript，North western University，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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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GDP；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各项工作的中心，所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特殊的国情所致，在建国之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而这一现象通过套用一些西方经济理论是无法简单解释的。因此，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大量涌现。

一、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理论

目前对于经济波动概念的理解，很多学者都趋于将经济波动等同于经济周期。其两者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1]，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中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变动现象；经济周期是以工业经济为基础，呈现上下波动的循环现象。经济波动包含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在理论界两者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也可称为“经济周期”或“经济周期波动”。经济波动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

关于经济波动类型的划分，一般按周期长短期限来区分，通常有基钦周期（即小周期）、朱格拉周期（即中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即中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四种类型。根据经济波动的发展情况还可分为古典型周期与增长型周期两类[2]。

二、我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波动态势

按照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说法，确定一次完整的经济波动，可以从一个波峰（peak）到另一个波峰，也可以从一个波谷（trough）到另一个波谷[3]，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六个周期，目前正处于第六个经济波动的收缩期。

周期Ⅰ（1978-1981年）：此时历经4年，从1978年高峰时期的GDP的增长率到1981年谷底时期的5.2%，其波幅为6.5%。其中1979年和1980年为峰后持续增长阶段。

周期Ⅱ（1982-1986年）：此时为5年， 1984年的高峰期为GDP增长率15.2%，是三十年来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1986年谷底期的增长率为8.8%，此波幅为6.4%。这一阶段经济周期的回调期进行的还不够彻底，其在高点处就出现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回升迹象。

周期Ⅲ（1987-1990年）：此时历经4年， 1987年是高峰期，GDP增长率为11.6%， 1990年为谷底期，增长率为3.8%，是近三十年来增长率幅度最小的一年，这一周期的波幅为7.8%。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周期的1988年和1999年的峰后调整速度非常快，显示出振幅较大且收缩期长于扩张期的态势。

周期Ⅳ（1991-1999年）：此时为9年，高峰时期出现在1992年，GDP增长率为14.2%，谷底时期在1999年，增长率为7.6%，这一周期的波幅为6.6%。这一周期的经济波动时间持续拉长，尤其是收缩期的时间逐渐趋于平缓。从形态上看，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有了较多的相似之处。

周期Ⅴ（2000年-2009年）：此时为10年，高峰时期出现在2007年，GDP增长率为14.2%，谷底时期为2009年的增长率9.2%，其波幅为5.0%。这一周期在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增长回落幅度较大，说明受当时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周期Ⅵ（2010年-至今）：这一时期还结束，目前的峰值时期即为2010年的GDP增长率10.4%，受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影响，迅速在2011年出现下降，截止目前公布的经济数据下降的趋势还将维持。

三、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特征归纳

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相当明显，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如下：

（1）经济波动周期属于增长型周期：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宏观经济波动虽然幅度较大，但都是相对水平的起伏，还没有出现GDP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下降，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属于增长型周期。

（2）经济波动次数较频繁，但趋于中周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波动已经出现了六个周期，约为平均每六年一次。在1990年以前属于小周期波动，在1990年后趋于中周期波动。根据相关的资料，美国二战后平均每次经济波动的持续时间为9.2年，韩国自八十年代以来平均经济波长为7年，印度在1980年以来平均经济波动持续时间为12年。所以，相对比来说，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次数总体来说较为频繁。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宏观波动趋于中周期发展。

（3）经济波动幅度较剧烈，但趋于缩小：在改革开放后的前四个经济波动中，第三个周期的振幅就大，达到了7.8%，其余三个周期都保持在6.5%左右。即使是这样，相对于美国经济波幅的2%和日本的3.5%来说，我国的经济波动幅度还是较大的，但在2000年后，这种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

（4）经济波动的上升阶段趋于延长：在这六次的经济波动中，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在多于上升的年份，在这三十三年中（除去峰值的5年），有16年GDP增长率趋于上升，下降的只有12年。其中在1999年后有连续8年的GDP经济增长上升的现象，所以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的上升阶段趋于延长。

参考文献：

[1]王悦.西方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理论回顾[J].求索，2006（10）：19-20.

[2]李延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工业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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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报酬份额；一经济波动；冲击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45-06

一、引言

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其在GDP中的份额反映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并与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39年，凯恩斯对20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劳动报酬份额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个“奇迹”，即“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稳定性与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无关”。在后来的研究中，凯恩斯的发现被不断印证。195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Phelps Brown和Weber基于对1870～1938年英国的资本积累、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指出，资本增长率、资本回报率以及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份额等都具有稳定性。1961年，英国经济学家Kaldor在他的论文《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提出这些长期中的稳定关系不仅存在于英国，而且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普遍存在，并将其扩充为经济发展中的六个典型事实，即著名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此后，劳动报酬份额稳定性不仅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更成为对其长期变动趋势的一个预言。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了波动特征，稳定性的预言失败。学者们纷纷转向对宏观经济发展中劳动报酬份额波动规律的研究。Young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李稻葵等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规律。而Xie的研究则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随人均GDP呈三次曲线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近年来也显现出下降的变动趋势。2007年，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占GDP的比重为39.74%，较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了10余个百分点。从对劳动报酬份额长期稳定性的预言到20世纪后半期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特征，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占比的下降趋势，劳动报酬份额到底具有怎样的变动规律？它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将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并运用1978～2008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和宏观经济要素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基础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一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和测算；二是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描述和判断；三是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诱因分析。

在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和测算方面，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对待自营收入的问题上。Gollin指出，自营收入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混合体，以往的研究通常忽略其中的劳动收入部分，这大大低估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针对这一难题，Gollin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三种修正的方法，并对不同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调整之后的结果比调整之前具有更加稳定的特征。

对于劳动份额波动趋势的研究和对其波动诱因的探讨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Young指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美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1959～2000年呈现出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Anastasia Guscina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OECD成员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因于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基于对以往30年欧洲国家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分析，Arpaia等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给出了解释，即宏观上是由于具有不同劳动占比的部门构成发生了变动，而微观上是由于资本扩张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一技能互补性的假设。Bruno Decreuse和Paul Maarek则考察了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影响。此外，Samuel Bentolila等人的研究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与资本-产出比相关。Nicola Giammarioli等人主张从制度的角度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进行解释，比如就业保护政策和工会的力量等。

国内的学者对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在近年来掀起了热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显现出了下降趋势。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和测算。白重恩和钱震杰发现，2003年和2004年间统计核算方法上的变化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的降幅，并根据2003年的统计口径对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张车伟等根据Gollin的方法把自雇者收入区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进而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进行了重新测度。肖文和周明海比较分析了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2007年的变动趋势，并对2004年以后的劳动份额数据进行了修正。二是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原因的探讨，内容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外资进入、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转移、贸易模式转变、全球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等。

对于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诱因，现有文献已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视角并给出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然而，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必然与表示国民收入变动的宏观要素联系在一起。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考察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并讨论两者的动态关联，有助于从根本上摸清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通过构建模型和经验检验来重点讨论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系，以弥补现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不足。

三、模型设定

1 变量说明

本文模型涉及到的经济变量主要有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产能利用率和失业率。劳动报酬份额（LS）目前可从三个途径获得：一是收入法核算地区生产总值；二是资金流量表；三是投入产出表。与后两种方法相比，第一种方法“具有数据的连续性和利于技术分析的特点”，因而是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的核算方法。本文运用第一种方法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核算。此外，本文对于劳动报酬的计算并没有把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这是因为本文试图探讨初次分配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初始的劳动报酬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经济增长率（GR）这里指真实产出的增长率，剔出价格变动的因素，以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变动百分比来表示。通货膨胀率（INFL）反映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本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率来表示该年度的通货膨胀率。产能利用率（CU）是生产能力发挥作用的程度，本文特指宏观层面的产能利用率，用实际产出与产能之比来表示。失业率（UNEM）选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

上述所有时间序列均采用1978～2008的年度数据。其中，1978—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数据采用张车伟等的测算结果，2008年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根据相同的计算方法得出。产能利用率的数据运用王维国等估算的结果。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的数据均源自《中国统计摘要2011》。

2 模型建立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言，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可以利用具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即VEC模型来构建分析框架，进行动态分析。本文正是借助于VEC模型在系统化和动态性研究方面的优势，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劳动报酬份额和表示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相互关联的时间序列进行考察，阐释初次分配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解析各种冲击对劳动报酬份额所产生的影响。

在建立模型之前，先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时间序列分析中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ADF检验的结果表明，LS、GR、INFL、CU和UNEM等时间序列均为1阶差分平稳序列，结果如表l所示。

由于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的，但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基于VAR模型所选择的最优滞后期，进行滞后阶数为2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2的结果显示，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关系。

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意味着变量之间具有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进一步建立VEC模型。鉴于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各宏观经济变量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此，VEC模型只列出了劳动报酬份额的方程，而将其它方程暂且省去。

四、实证分析

1 脉冲响应函数

VEC模型建立以后，为考察宏观经济要素变动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的动态影响，通常要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至图4显示了劳动报酬份额对各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不同响应。图中横轴表示脉冲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实线是劳动报酬份额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如图1所示，实际产出增长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负向冲击的作用。这说明，相对于产出的增长，劳动报酬的增长存在着滞后效应。劳动报酬滞后效应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产出的增速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速，从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下降。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越显著，劳动报酬份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下降的趋势越明显。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通货膨胀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的冲击作用。以CPI所表示的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意味着基本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基本消费品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就业的增加以及劳动报酬的上升。劳动报酬既是劳动者的收入又构成企业的成本。当劳动报酬上升时，一方面，由于收入的增加导致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拉动CPI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利润空间缩小而使得经济转入缓行。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下一期的宏观经济波动。

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的冲击作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会引致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而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又对宏观经济产生驱动作用。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有助于改善供需关系和扩大就业。图3所示的劳动报酬份额对产能利用率冲击的响应表明，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带动就业的增长，推动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本期给失业率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劳动报酬的份额在第二期开始呈负向响应并伴有小幅波动，除了第五和第六两期出现微量正值之外，其它各期均为负向的响应。从总体上看，失业对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向的冲击作用。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就业量将增大，劳动报酬份额将提升。

2 方差分解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劳动报酬份额对自身的贡献率最大达到约54.71%，这说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具有较强的惯性。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贡献率逐渐增加，最大达到42.79%。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率相差不多，基本在10%上下浮动。就业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率最低，平均不到0.3%。

五、结论

根据本文所建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 改善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进行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报酬的上升滞后于实际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越显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则越小。导致劳动报酬增长滞后的因素有多种，除了市场自身的作用外，相关领域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也不容忽视。为进一步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格局，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共享，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例如，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积极推动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将有助于改善和缓解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此外，充分利用多种再分配的调节手段也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劳动报酬占比，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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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 企业 间债务增加， 经济 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 问题 。

1．3　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 理论 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　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 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 and schaffer，　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 影响 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 and 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 经济 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 企业 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　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 分析 ，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　1994）。我国 目前 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　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 历史 遗留下来的 问题 。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 理论 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 工业 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 分析 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　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 法律 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 历史 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 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 目前 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 理论 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　d＝f［em］

篇13

股权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为：融资企业股权配给―宏观经济波动―融资企业自有资本变动―融资企业的边际破产成本变动―融资企业债权融资的数量变动―融资企业资本数量变动―融资企业劳动投入量变动―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变动一融资企业产出水平变动一宏观经济波动一融资企业股权配给的强弱程度变化……。

上述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 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自有资本水平下 降，若要维持其产出水平不变，就需要借助债权融资 获得外部资金扩大投资，企业的负债率将会上升，新 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这时，推迟 投资将是降低其破产风险的理想选择。因此，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进行债权融资，不扩大投资。 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的产出水平 持续下降，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使投资进一步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宏观经济长 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宏观经济衰退进一步加 重。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企业的整体质量 会进一步下降，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 化信息的功能会被强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 化目标的驱使下，将会进一步强化其股权配给，从而 使股权配给与宏观经济衰退相互强化。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 环境好转，自有资本水平上升，企业的负债率下降， 新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下降，增加投 资将有助于融资企业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借助债权融资扩大投资，从而 出现投资扩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投 资进一步扩张。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下，会使需求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 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加大。随着宏观 经济繁荣程度的加大，企业的整体质量会进一步上 升，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信息的功 能会被弱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 使下，将会进一步弱化其股权配给，扩大投资，宏观 经济进一步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融资企业的边际破产成本，不仅 表现在实际边际破产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现在对其的预期上。融资企业的每项生产决策都 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时，融资企业破产风险增大，其会做出边际破产成本 上升的预测，在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其理性选择 是不进行债权融资，这将会使融资企业的投资水平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的作用下，宏观经济的衰退进 一步加剧。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企业的投资水 平会进一步下降。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会使宏观经济的衰退加剧。当宏观经济进 入繁荣阶段，融资企业会作出边际破产成本下降的 预测，其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 升，从而使融资企业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 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权配给会进一步弱化，宏 观经济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强化，形成持续高通胀。

固定资产投资是对未来的一种支出，其产出在 经历数个生产时期之后才会出现，与短期投资相比， 投资风险更大，由此引起的融资企业破产风险更高。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自有资本下 降，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增大，由于存在股权配给， 融资企业的经营者为规避破产风险，会减少最具有 破产风险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数量 巨大，在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融资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使宏观经济衰退 的程度更大。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 业的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升，固 定资产投资将会扩大，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 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 更大。可见，由于存在股权配给，融资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变动将会强化宏观经济波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股权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 的加速器，融资企业的股权配给行为是宏观经济波 动得以强化的微观基础。

二、股权配给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

1．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 政府干预形成了股权配给

我国上市公司扩大股权融资传递的信息是，该 企业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对外部投资者而言 是利好信息，因为受政府的干预，股权融资的成本低 于债权融资的成本。黄少安等人已证明了股权融资 的单位资金成本低于债权融资。因此，外部投资者 会踊跃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能够顺利进行。

股权融资偏好的间接动因是，我国上市公司大 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权超过50％，且 不流通，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进行融资，不会被接管， 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不会产生影响，相反，由于 股权融资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 息，反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因而， 经营者有动力进行股权融资。同时，由于股权融资 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息，上市 公司的股东也会支持股权融资。

但政府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上市公司的股权 融资进行限制，从而形成上市公司的股权配给。

2．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宏观经 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我国 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如下：当宏观经济进入 衰退阶段时，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有助 于其借助股权融资推动其投资上升，在投资乘数的 作用下，将会使总需求上升，宏观经济的衰退得到扼 制，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 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 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抑制宏 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观经济迅速走出衰 退。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高涨)阶段时，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使其更有积极性借助股权 融资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 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需求 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 度进一步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 偏好，会扼制宏观经济衰退的程度，缩短宏观经济衰 退的时间；会强化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延长宏观经 济繁荣的时间。

3．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将使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 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发生一定 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政府从宏观调控 目标出发，减少对新股发行的控制，使上市公司强烈 的股权融资偏好得到较充分的满足，在上市公司股 权融资偏好的作用下，上市公司会扩大投资，在投资 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 进一步上升，抑制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 观经济迅速走出衰退。

篇14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股权配给；边际破产成本；宏观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005-05

一、股权配给：基于非对称信息范式的分析

在上市公司的融资过程中，存在着非对称信息。股权融资具有传递上市公司经营状态恶化的信息的功能。因此，上市公司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易于选择债权融资，从而使股权融资供给不足，形成股权配给。

(一)股权配给是股权融资负动力效应的产物

上市公司获得资金的方式是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是由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主体(经营者和股东)决定的。因此，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供给不足所产生的股权配给问题，就需要研究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和股东在融资决策中的行为选择。

1　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与债权融资相比，扩大股权融资为外部接管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上市公司的经营者面临上市公司被接管的风险。上市公司若被接管，其经营者将会被易位，这将会给经营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具体表现为：经营者拥有的物质待遇、社会地位及荣誉的丧失，人力资本的贬值等。因此，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倾向于债权融资，这易于导致股权融资供给不足，形成股权配给。

2　上市公司的股东。在债权融资条件下，尽管债权人不能完全控制上市公司经营者的行为，但如果债权人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者采取了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他可能通过终止新的资金供应，到期撤回资金来惩罚经营者。而在股权融资条件下，股东只能根据多数股权投票原则影响上市公司经营者的行为。由于股东的分散化与异质性，实施这种影响机制还需克服极为常见的“搭便车”效应。此外，有效地实施影响机制也需收集经营者行为、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等内部信息，这种信息成本又会进一步加剧“搭便车”效应。因此，股权融资对经营者惩罚的难度大。这表明，与股权融资相比，债权融资有利于促进经营者努力工作，维护股东的利益。同时，在债权融资的条件下，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加大，破产风险给经营者带来了破产成本，促使经营者提高经营水平。而在股权融资中，经营者却没有这种风险，自然也就没有提高经营水平的动力。上述分析表明，上市公司的股东希望尽可能扩大债权融资，加大经营者提高经营水平的压力，这将易于导致股权融资供给不足，形成股权配给。”

(二)股权配给是股权融资负信号效应的产物

由于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这种非对称信息表现为，上市公司对自己的资产价值及新投资项目的利润拥有完全的信息，是信息优势方。而外部投资者却不能充分掌握上市公司的上述信息，是信息劣势方。因此，当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融资时，外部投资者最常见的做法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平均质量确定他们所购买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新持股人(投资者)在购买高质量上市公司股票时，需要得到一种额外的收益或奖赏，用来补偿可能购买低质量上市公司股票所带来的损失。这就提高了高质量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成本。因此，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不倾向于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同时，它们也比低质量上市公司更有能力采取内源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方式，获得所需资金。这一点也会被外部投资者理性地预期到。因此，采取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被投资者认为是低质量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被看成是上市公司质量恶化的信号，从而使股权融资具有负信号效应。所以，上市公司一般较少借助股权融资，导致股权融资供给不足，形成股权配给。

二、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分析：股权配给的作用机理

(一)基本假设

1　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只存在股权配给而不存在债权配给。债权融资的上升会引起上市公司破产风险上升，边际破产成本增加。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是破产风险的规避者。

2　上市公司的破产成本随上市公司产出水平的上升而增加。其理由是：(1)在股权配给与内部股权不变的条件下，产出水平上升意味着较高的投资需求，为满足投资需求，上市公司将会借助债权融资获得资金，这将导致上市公司的负债率上升，破产概率增加，破产风险上升，边际破产成本加大；(2)当上市公司产出水平上升时，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规模在扩大，拥有的经营者数量在上升。若上市公司破产，更多的经营者将会受到破产的威胁。因此，上市公司的产出越大，其边际破产成本越高。

3　上市公司产出水平(Q)只是劳动力投入量(L)的函数：Q=f(L)，劳动力投入量与上市公司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4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规避风险的经营者将上市公司目标确定为：Max{Ea[π(x，z)，B]-cp)。其中，Ea是上市公司的最终市场价值，它是预期利润π和上市公司债权融资额B的函数，而π又是一组决策变量x和一组外在(环境)变量z的函数。B是x与上市公司内部股权g的函数。c为破产成本，p为破产概率，它是x、g与上市公司所需支付利率r的函数。

(二)股权配给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1　股权配给导致上市公司边际破产成本上升。如果不存在股权配给约束，上市公司投资所需资金就可以通过股权融资全部得到满足，因而就不会存在融资引起的破产风险，不存在破产成本。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可根据其目标由生产函数Q=F(L)推出：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由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实际工资(W/P)来确定。

W/P=MRR

如果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配给约束，上市公司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就需要借助债权融资来满足，这必然引起上市公司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增加，导致边际破产成本加大。上市公司为实现其目标，其产出水平将会由MRPL等于实际工资(W/P)加上边际破产成本(Mc)来确定。

MRPL-W/P=-MC

由于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配给约束，如果上市公司的自有资本下降，就会引起上市公司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增大，边际破产成本(MC)增加。同时，由于实际工资和生产函数在短期内通常没有大的变化，即实际工资(w/P)不变。上市公司为实现其目标，即MRPL-W/P=MC。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MRPI)就会上升。由于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具有递减规律，即劳动投入的数量越大，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MRP1)越小。因此，劳动投入边际收

益产品(MRPI)的上升，就意味着劳动投入数量的下降。由于上市公司产出水平(Q)只是劳动力投人量(L)的函数：Q=f(L)。劳动投入量与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投入数量的下降，必然带来上市公司产出水平的下降。上述分析表明，上市公司负债率上升，就会导致边际破产成本(MC)上升，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下降。可见，上市公司的边际破产成本直接决定着其产出水平，上市公司负债率间接地决定着其产出水平，它是通过边际破产成本实现的(如图1所示)。

上述分析结论的实现过程可表述如下：在上市公司受到股权配给约束的条件下，当上市公司的自有资本下降时，上市公司就需要借助债权融资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这将引起上市公司的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上升，边际破产成本(Mc)增加。由于前文假定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具有规避破产风险的偏好。因此，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将不会进行债权融资，其投资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投资行为难以正常进行。尤其是在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达到或接近极限时，债权融资的增加将会使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迅速上升，边际破产成本(Mc)剧增，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为规避破产风险，其理性选择就是不进行债权融资。上市公司的投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就只能由已下降了的自有资本和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决定。

2　股权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制。由上述分析，可将股权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描述为：上市公司股权配给－宏观经济波动－上市公司自有资本变动－上市公司的边际破产成本变动－上市公司债权融资的数量变动－上市公司资本数量变动－上市公司劳动投入量变动－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变动－上市公司产出水平变动－宏观经济波动－上市公司股权配给的强弱程度变化……

上述作用过程具体表现为：在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上市公司的经营环境恶化，自有资本水平下降。若要维持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不变，就需要借助债权融资获得外部资金来扩大投资，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将会上升，新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大幅度提高。这时，推迟投资将是降低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理想选择。因此，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进行债权融资，不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的产出水平持续下降，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使投资进一步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进一步相互作用下，将会使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宏观经济长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宏观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重。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会进一步下降，股权融资传递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信息的功能会被强化，上市公司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将会进一步强化其股权配给。从而使股权配给与宏观经济衰退相互强化，股权配给与宏观经济衰退将会更加严重。

在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上市公司的经营环境好转，自有资本水平上升，上市公司的负债率下降，新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会因此大幅度下降。这时，增加投资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就是借助债权融资扩大投资，从而出现投资扩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使投资进一步扩张。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需求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加大。随着宏观经济繁荣程度的加大，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会进一步上升，股权融资传递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信息的功能会被弱化，上市公司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将会进一步弱化其股权配给，上市公司也会借助股权融资扩大投资。从而使股权配给与宏观经济繁荣相互强化，股权配给进一步弱化，宏观经济进一步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上市公司的边际破产成本，不仅表现在实际边际破产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边际破产成本水平的预期上。上市公司的每项经营决策都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上市公司破产风险增大，上市公司会做出边际破产成本上升的预测。在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是不进行债权融资，这将会使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的作用下，宏观经济的衰退进一步加剧。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会进一步下降。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会使宏观经济的衰退加剧。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上市公司会作出边际破产成本下降的预测，上市公司的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升，从而使上市公司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权配给会进一步弱化，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持续的高通胀。

综上所述，当宏观经济波动时，由于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配给，致使上市公司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发生变化，引起上市公司减少投资或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使宏观经济波动的程度更大。因此，笔者认为，股权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上市公司的股权配给行为是宏观经济波动得以强化的微观基础。

三、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股权配给作用机理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及政府干预形成的股权配给

我国上市公司扩大股权融资传递的信息是，该上市公司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因为配股、增发新股要受政府干预)，能够获得政府扶持和帮助是上市公司取得良好发展前景的重要基础。之所以说上市公司扩大股权融资就是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是因为股权融资的成本低于债权融资的成本。政府允许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融资，就是谋求让上市公司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是政府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方式之一。黄少安等人通过建立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单位资金成本的概念，计算了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的相对成本，证明了股权融资的单位资金成本低于债权融资。

令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单位资金成本为CS，其构成包括：

(1)新股发行成本(PS)，即股票投资股利。PS=F(募集资金，股利报酬率)。股利报酬率是普通股每股股利与每股市价之比，利用目前常用的市盈率概念可以对股利报酬率进行推算：

股利报酬率=每股股利/每股市价

=(每股收益/每股市价)－(每股股利，每股收益)

=(1/市盈率)－(每股股利，每股收益)

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税后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5％～10％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此后，经股东会决议，可提取任意公积金。因此，普通股每股可分配股利最多只能为每股收益的85％。以当前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为60倍计算，则股利报酬率最大不超过1/60×85％=1.67％×85％=1.42％。因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成本为：1.67％x85％=1.42％。

(2)股权融资交易费用(CT)。从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来看，大盘股的发行费用大概是募集资金的0.6％～1％，小盘股大概是1.2％，配股的承销费用为1.5％。随着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市场化，最高已达到80多倍，使得新股发行价格水涨船高，相应地发行费用占募集资金的比率下降，其平均值应在1％以内。由此CT=F(募集资金，发行费用占募集资金的比率)=1％。

(3)股权融资的公司控制及负动力成本(CP)。增发新股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权比重，影响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进而影响股权激励效应。因而，股权融资会带来公司控制及负动力成本。但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国有上市公司改制的公司，国有股权超过50％，且不流通，不会构成对控股地位的影响，所以此项成本可忽略。

(4)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PA)。因难以计算而忽略。

上述各项累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单位成本为，CS=∑(PS，CT，-CP，-PA)

将当前值代入上式得：CS=募集资金×(1.42％+1％)=募集资金×2.42％

由于忽略了广告效应，上述结果应为极大值。所以股权融资的单位资金成本为2.42％。

当前上市公司债权融资的成本包括：利息率、破产成本、对预算硬约束的厌恶成本等。据了解，目前三年期、五年期上市公司债券的利率最高限分别是6.68％和6.9％，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29％，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65％，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83％。再加上债权融资导致的破产成本、对预算硬约束的厌恶成本等，债权融资的成本将会更高。由此可见，对上市公司而言，债权融资的最低单位资金成本均大于股权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是其理性选择。这是上市公司具有强烈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所传递的利好信息来看，还是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决策主体(经营者和股东)来看，都会导致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因此，我国的上市公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上市公司具有股权配给的偏好，而是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政府会控制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数量。从宏观上看，造成我国股权融资的供给小于需求，形成股权融资供给不足，呈现股权配给现象。这表明，我国的股权配给与前文分析的股权配给不同。我国的股权配给是政府干预形成的，是宏观经济层面的，而前文分析的股权配给是上市公司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微观经济层面的。

(二)宏观经济波动与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如下：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有助于其借助股权融资推动投资上升，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总需求上升，宏观经济的衰退得到扼制。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抑制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观经济迅速走出衰退。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高涨)阶段，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使上市公司更有积极性借助股权融资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需求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进一步加大。

(三)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配给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如前文所述，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政府会控制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数量。从宏观上看，造成我国股权融资的供给小于需求，形成股权融资供给不足，呈现股权配给现象。这种特殊的股权配给将使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政府从宏观调控目标出发，减少对新股发行的控制，使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得到较充分的满足。在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作用下，上市公司会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抑制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观经济迅速走出衰退。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政府从宏观调控目标出发，严格控制新股发行，使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难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没有充分满足，上市公司就不可能借助股权融资得到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而使其投资难以大量增加。这样，虽然有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但总需求也不会大幅度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