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17:32:4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 演化经济学创新 思考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理论基础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可预见性极强,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从而让知识,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例如资本、企业等,实施“退出”机制,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因此,在制订区域政策时,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建立新的系统,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保持多样性,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④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不过,成功率较小。
参考文献:
1公共产品与公共卫生
所谓非竞争性(Non-rivalry),即增加一个消费者,其公共产品的供给边际成本为零或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所谓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即一种物品一旦被提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排除在该物品的消费过程之外,或者不能通过收费和其他机制将其排除在外。在卫生服务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共产品。例如,利用电视开办健康教育节目,这个节目一旦开播,收视区内的全部居民都可以收看并从中受益,而且未付费者收看节目也不影响付费者收看节目;又如,为控制血吸虫病而采取的疫区灭螺措施,这种服务一旦提供,疫区内的居民都降低了血吸虫病的感染几率,而且付费者享受到安全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未付费者也同样可以享受。因此,公共卫生服务如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健康教育、食品卫生、环境卫生等都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由于未付费者和付费者同样可以消费并获益,所有人都会试图“免费搭车”。既然无论付费与否都可以收看电视健康教育节目,可以避免接触钉螺而减少血吸虫病的感染,那么作为消费者谁还愿意出钱购买这些服务呢?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提供这类产品将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不会有经济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并试图从中获利”,所以私人不会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公共卫生服务会处于极端萎缩状态或根本不会存在。由于公共产品消费人数的增加一般不导致成本的增加,而且一经提供会有众多的人享受,所以从社会角度考虑,公共产品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率;然而,在市场机制下这种具有高经济效率和高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是没有人愿意提供的。所以在卫生领域中利用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卫生服务缺乏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机制在卫生领域中不能实现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
2准公共产品与基本医疗
准公共产品介于私人物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私人物品的特点是竞争性与排他性,“除了直接消费者之外,该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对任何其他人产生正的或负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它的一个生产单位,仅对应着一个消费单位,即仅供一个人消费。”由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可以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因此普通商品的买卖双方可以通过谈判形成双方满意的价格,这就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可能。基本医疗服务虽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特征,但如果把它看作个人消费品则是错误的。因为基本医疗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存在供方需求诱导,进而会导致市场失灵。医疗服务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方信息垄断性,医生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更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治疗上一般持服从态度。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供方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兼具服务建议者和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生可以方便地实现诱发需求的目标。因此,用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二是基本医疗被社会公认为人人都应该得到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力资本包含健康资本和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健康状况的改善依赖于医疗卫生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必然会在整体上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反之,不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则会使居民得不到必要的健康保护,从而损害国家的整体健康状况,最终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应优先保障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权利,当居民缺乏基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时,政府就应给予资助。因此,基本医疗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
3外部性与卫生服务的正外部效应
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例如,在一个社区范围内一部分人接种了麻疹疫苗,接种者患麻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同时社区内非接种者受到传染的机会也会减小,结果接种者受益,未接种者也受益。正外部效应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传染病的治疗服务,如果一个人罹患疟疾并就医治疗,那么除了他本人康复外,周围的人由于减少了被传染的可能性也将从中受益。具有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的经济学特点是:直接消费者对消费效益的估计要比其社会效益小得多。这说明在市场机制下,由于个别消费者对消费效益的估计之和小于总的实际效益,消费者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小于社会最佳需求量,从而社会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供给也不足[3]。因此,对于(准)公共产品单靠市场机制不但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4需求和供给理论与医疗服务价格失灵
医疗需求是人们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对医疗服务的需要,它要求人们有需要的欲望并具有支付能力。只要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供求曲线就会受价格水平的制约。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均衡理论是建立在供求双方拥有价格、质量等充分信息、可以做出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必须具备4个条件:一是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二是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三是行业进退自由,四是供求双方拥有完全的信息[4]。然而,现实生活中医疗服务的市场供给同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相差甚远,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服务具有天然垄断性;同时,医疗服务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垄断条件下,垄断方索取的价格超过了生产的边际成本,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福利损失。如果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管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由于医疗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充满着不可预见性,要求医生在治疗前先同患者谈判,以形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价格是不现实的。此外,医疗服务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常运用非价格决策规则实施医疗行为。因此,如果医院追求利益最大化,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很容易利用垄断性和特殊性来牺牲患者的利益。医疗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5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医疗卫生公平性
在经济处于完全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充分且没有外部性的条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达到最佳状态,市场经济就会显示出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在这样一个制度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有效率的,没有一个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他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的情况下变得更好”,竞争性的价格机制能使社会资源和技术通过最佳的组合生产出商品或劳务。但是,尽管帕累托效率颇具吸引力,也不能表明应该把它作为伦理标准,它的缺陷就是对公平问题的漠视,未能以是否公平作为效用分配的依据。庇古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任何增加穷人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的因素,只要该因素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导致国民所得减少,一般来说就会使社会福利增加。”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则中,社会公平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障的完善、社会民生的增进,都属于公平性的实现方式。注重公平同样有利于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6公共财政理论与市场失灵矫正
公共财政理论是以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考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以此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市场经济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很多问题只靠市场无法解决,即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垄断、信息不充分、市场不完全、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等内容,为克服和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就必须借助于另一种力量———政府。政府要弥补市场的缺陷,必须支配一定的资源,从而需要运用财政作为直接配置资源的手段介入经济,与市场互补,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失灵原则规定了政府及其财政的各项活动应限定在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以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为职责,即提供市场无法足够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外部性、自然垄断问题以及处理市场难以做到的收入分配公平等事务。这种职能界定避免了财政活动对市场不应有的干预破坏,充分尊重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保证了市场效应的正常发挥。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在医疗卫生领域大量存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正外部性卫生项目,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只有正确区分医疗卫生的不同项目特性并加以区别对待,才能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7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在医改中的作用
关键词:存货会计政策选择成本流转假设经济后果
一、引言
存货是指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用于销售的商品及以销售为目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耗用的原材料和物品。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存货都是一项重要的流动资产,为了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要采用适当的途径、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对存货进行准确地计量。运用不同的存货计量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如下目的:确定期间净损益。存货计量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将存货成本与相关的收入相配比,相对较为真实、准确地确定企业每一期间的净损益,作为缴纳所得税及进行相关收益分配的基础,维护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衡量企业存货的价值,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存货的价值一般被假定为拥有某些特定资产企业的价值与不拥有这些特定资产的企业价值的净差额。企业经常重置存货,其价值接近于其重置成本,而那些不持有就会导致产量或销售额下降的存货,其价值可能会高于其重置成本,但有些存货的价值可能又低于其重嚣成本。因此,存货计量的目的就是要使计量的结果能够解释并能准确地确定企业存货的价值,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在于向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具体到存货项目是企业不仅要提供预测企业销售存货可能产生的现金流入量,还要预测重置以后会计期间销售存货所需的现金流出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将存货的成本在已销存货和期末库存存货之间进行分配,本文将比较各种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以便从中选择出最恰当的存货会计政策。
二、成本流动假设与存货会计政策分类
(一)成本流动假设存货成本可分为实际成本与非实际成本,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也可分为实际成本计量方法与非实际成本计量方法。实际成本计量方法包括具体辨认法、先进先出法(FIFO)、后进先出法(LIFO)、加权平均法等,非实际成本法包括计划成本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毛利率法和售价成本法等。在持续经营假设下,企业的期末存货就相当于流入流出相抵后的“池中蓄水”,本期期末存货结转到下期即成为下期的期初存货,下期继续流动;就形成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存货流转。企业要生产经营就要保持一定的存货量,正如利特尔顿在谈到企业经营活动循环时所讲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会计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川流不息的企业交易流。企业通常在期初开始时就拥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当期还要再采购或自制一定数量的存货,已有的存货加上可利用的存货就等于公司可以用于对外销售的存货,在某一会计期间,这些存货要么被出售,要么成为企业的期末存货。企业的存货流转包括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存货的成本流转应与其实物流转相一致,即购置存货所确定的成本应随着该项存货的销售而结转。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企业存货的进出数量很大,品种繁多加之存货的单位成本多变,存货的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很少相一致,人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成本流转顺序确定已销商品和库存商品的成本,这样就产生了存货成本流转假设。
(二)存货会计政策分类在一个会计期间公司往往有多次采购活动,且同一单位存货的采购成本可能各不相同。那么在会计期末,期初存货和本期采购存货的成本哪些应作为期末存货、哪些应作为已销商品的成本,企业会计准则通常允许用几种不同的会计方法确定期末存货和已销商品成本,这些方法产生的期末存货和已销商品成本结果也各不相同。
(1)具体辨认法。该方法是唯一的能使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最接近或相吻合的存货计价方法,便于实现特定成本和特定收入的配比,因而最符合配比原则。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方法所依据的假定是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尽可能地划分为若干个存货项目,分别进行配比并计算损益,这种作法符合传统会计的存货成本分配目标。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存货的种类众多、流动频繁,要具体辨别出各个存货的实物流动和成本流动的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对于与不同质的许多批次相联系的联合成本,要做到合理、精确地分摊非常困难,同时对分摊标准的确定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次,这种方法的成本流动假设因客户购买的随机性和管理当局的偏好而变化不定,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最后,对于同质而不同价格的存货,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单位成本,以增加或减少已销商品成本,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2)先进先出法。此方法的优点主要有:一是最符合逻辑的存货计价方法。正常情况下企业都想先销售存货中持有时间最长的商品,易于变质和过时的商品更是需要按照先进先出法方式处理。虽然《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要求存货成本流动必须符合商品的实物流动,但该方法的成本流动假设确实与商品的实物流动观念相一致。因此,对于许多种类的存货而言,FIFO法和具体辨认法得出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都相同。二是先进先出法较为简便易行,无论是用于期间盘存制抑或是永续盘存制,相比而言都较为省事简便。三是先进先出法较为客观。与其他存货成本流动假设,特别是和LIFO、具体辨认法相比,管理当局不能任意选择存货计价,可以减少操纵存货成本和利润的可能性,从而可以保证存货计价和售价成本计算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便于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和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比较。四是在先进先出法中,期末存货成本是基于最近的采购成本。因此,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价值更接近于当前的重置成本,特别是当企业的存货周转较快、期末存货分摊的大部分成本都很接近于近期采购成本。与其他存货计价方法一样,先进先出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该方法把大部分近期成本都分摊给了期末存货,相对而言非当期成本或过期成本都分摊给了已销商品,在物价上涨时会高估企业的当期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当某一会计期间的采购成本或存货数量急剧上升时,用较过时、较低的存货采购成本与相对较高的销售收入进行配比,往往会高估企业的利润和存货价值,造成“虚盈实亏”。用相对较过时、较低的存货采购成本与当前收入相配比得到的利润数形成通货膨胀下的存货持有损益,但持有损益通常是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其次,存货持有损益产生于存货价格上涨期间,是较低的、过时的存货成本和现时存货重置成本之间的差额。当管理者为了掩饰当前存货采购成本增加的事实而提高商品的售价时,因使用FIFO而产生的存货持有损益能招致误导性的利润和现金流量信号。FIFO忽略了存货重置成本的价格较高这一事实,因而这一包含存货“账面利润(即存货持有损益)”的利润数并非真正的可以向股东进行分配
的利润,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最后,先进先出法下的净损益包括正常经营损益和因存货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持有损益,财务报表无法将两者分开披露,容易误导使用者。
(3)平均成本法。平均成本法是一种较为中庸的存货方法,其优点和缺点与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不同,如该方法确定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大小处于FIFO和LIFO中间。无论存货采购成本是上升或是下降,平均成本法产生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都处于FIFO和LIFO之间。然而它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更像FIFO而非LIFO,事实上当存货周转率较快时,平均成本法产生的存货成本如同FIFO一样接近于当前重置成本。平均成本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实用性,该方法只在月末计算一次加权平均单价,易于使用,也比较客观。此外,相对而言,平均成本法也不像具体辨认法和uFo那样易于被人为地操纵。即使如此平均成本法仍然还是有缺点的,如该方法既不反映当期收入与成本的配比关系,也不反映按现时成本对资产负债表中存货进行的计价;再如该方法不符合存货的实物流动,而是与之相悖。简均法有时会导致严重的价格偏离,但平均成本法还是以其简便易行而在不少企业中得到推广。
(4)后进先出法。此方法是一种最有争议的存货计价方法,其缺点和优点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其一,后进先出法用最近的存货成本和销售收入进行配比,能够恰当地反映当期收益。特别是在存货的采购成本持续上升以及存货周转率较慢的会计期间这一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此方法下已销商品成本并不等于其重置成本,可能只是近似于其重置成本,因此,该方法可使存货的持有损益最小,在存货价格上涨期间使用LIFO报告的净利润可能更接近于可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数量,有利于资本保全。其二,在物价波动不稳定的情况下,LIFO可以人为地平滑利润,避免企业损益的剧烈波动,以提高企业收益预测的可靠性,降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进人们对企业管理绩效和声誉的信任。其三,该方法因对存货的计价比较稳健,因此计算各项偿债指标比较真实,有利于保护债务契约中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受到债权人的欢迎。其四,在存货价格上涨及存货数量并不下降的情况下,LIFO可获得相对较低的报告净利润,并可以通过降低应税利润而永久性地递延所得税。从企业管理当局的立场看,消除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是LIFO最主要的优点。事实上,在通货膨胀期间,节税利益才是LIFO得到广泛应用的最主要原因。其五,LIFO使企业的净损益比较符合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真实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虚盈实亏现象,有利于企业的再生产,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会计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服务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一种体现。其六,IRS的“LIFO遵照规则”要求,为了节税目的采用LIFO法的公司,在其对外财务报告中也必须使用LIFO。尽管它可以通过降低应税所得获得递延纳税的益处,并且使用LIFO也可在公司对外财务报告中较其他成本流动假设降低报告净利润。从(表1)可知,当全世界都普遍采用FIFO和平均成本法在时,美国是唯一的广泛应用LIFO的国家。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国家并不允许采用LIFO(如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允许为会计目的采用LIFO,但不允许为节税目的采用该方法。后者增加了在存货采购成本上涨期间采用LIFO法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节税的可信性。从国际范围内看,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建议为了财务报告目的应取消LIFO,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也取消了该方法。笔者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存在着较大差异,强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或取消后进先出法都是不足取的,而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本国企业特点的会计政策,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是否选择后进先出法是企业自己的权利。
三、企业存货会计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当存货的价格在一个会计期间是按同一方向变动时,在以成本为存货计价基础的情况下,上述各存货计价方法对本期净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由于“本期可供销售的存货成本=已销商品成本+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因而,存货价格的变动不是影响“已销商品成本”,就是影响“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在有些国家,上述各种成本假设都是公认会计准则所承认的,如果物价水平不变,则不论选择任何一种成本流转假设所得的损益结果都是基本相同的,但上述理论分析都是针对物价水平变动的情况而提出的,因为物价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与企业的现实经营活动实践是一致的,如(表2)所示。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上述存货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对资产负债表即财务状况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是说明为实现未来成果的现存手段资产”,“负债表的有用性是对当时的可偿付债务的资产、待支付债务或净清偿价值的表述”。在FIFO法下,期末存货按照近期进价计算,比较接近于资产负债表日的重置成本,使资产负债表较为真实合理;在LIFO法下,期末存货是按较早期的采购价格计算的,与资产负债表日的重置成本差别较大,因此LIFO法计算的存货数偏低,即资产负债表中存货的价值被低估。运用这一存货数值计算的相关财务分析比率也受影响,如存货周转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就会被歪曲。亨德里克森提出反对LIFO法观点的理由之一是,“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存货价值是过时的,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反映过去期间存货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
(二)对损益表即收益质量的影响在FIFO法下,用早期较低的存货成本与当期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就会高估或虚计利润。若以此利润数额计缴所得税、分配股利等,会使企业因难以重置同等数量的存货即企业无法进行实物补偿,使企业无法在原有的规模上持续经营,造成过量分配,不利于资本保全,从而会削弱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相反,在LIFO法下,以最近的存货采购成本与当期的营业收入相配比产生的利润数额,可以恰当地解释、评价和预测企业的经营成果,以此利润数额计缴所得税和分配股利就不至于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由此可以看出,各种存货会计政策对损益表影响的主要差别在于时间性,即存货成本在什么时候由资产摊销、转化为费用。在上述存货计价方法中,按稳健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依次是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具体辨认法最接近于真实状况。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FIFO法使存货价值和企业损益达到最高水平,其次是加权平均法和LIFO法;在物价下降时则相反。在物价持续上涨及不动用期初存货的情况下,LIFO法使当期已销商品成本最高,企业的损益降剑最低水平。
(三)对税收成本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在LIFO法下,由于低估了期末存货成本而多计了已销商品存货成本,就减少了本期应税利润从而也减少了税收成本LIFO因节税而减少了现金流出量,与其他方法相比,增加了当期的现金流量,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转状况。从此意义上而言,企业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税收负担,相当于企业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笔者认为,企业因采用不同存货计价方法对报告收益的影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影响,并不能反映企业财富的任何变化,所得税支出才是对企业的真正影响。
(四)对经营者业绩及其报酬的影响在每一份重要的收益表后面都有相当数量的利益关系,不少企业的激励机制都是建立对经营者业绩考核基础之上的,而选择何种存货会计政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显著的影响。一般来讲,FIFO能高估经营者任期内的利润水平,获得较多的短期利益,实现经营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LIFO则相反。“由于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们不断尝试不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善业绩就能获得盈利和增长的办法”。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剩余劳动力;预期纯收入;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24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43-02
非正规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是非正规部门就业或非正规组织形式就业。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非正规就业指的是没有建立正规的劳动关系和没有正规的劳动组织程序的就业。从现象上来看,摆地摊、微型“小企业”、沿街叫卖、人力车夫、修鞋、修配钥匙、搬家、送货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就业空间十分广阔;从其生存的环境来看,包括非正规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小业主等自营劳动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雇用者三个基本类型。由于非正规就业自身具有进入障碍小、经营规模小、劳动技能低等特点和扩大就业、减缓贫困、解决城镇失业等外部特征,近几年已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目前有27%~40%的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西欧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比重已从80年代的12.4%提高到90年代的15.8%;非洲这一比例为57.2%;拉丁美洲为36.2%;亚太地区为32.8%。可见,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各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农民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8亿左右,2005年流动人口达到1.4亿,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到60%左右,而这其中又有80%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可见,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乏力的情况之下,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与完善为庞大的失业群体提供了较大的就业空间,这对缓解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就业难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修正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流动的政策制定方面,包括工资、收入、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等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工具。但由于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结构的特殊性,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就业存在二元结构,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其次,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最后,城乡人口流动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因此,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以反映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差异和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而城市预期纯收入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与城市预期支出,农村实际纯收入取决于农村实际收入与实际支出。所以,
表示城市预期收入,表示城市预期支出,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成本。可见,城市预期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预期支出及迁移成本。Wr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收入,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支出,即农村实际平均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村实际平均收入与实际平均纯支出。而城市预期收入与支出主要取决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所以:
Wf表示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We表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表示流动人口正规就业概率, 1―∏表示失业率,即以非正规形式就业的概率。从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城乡人口流动的动机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2)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和非正规就业的概率;(3)城市的预期收入与支出和农村实际收入与支出;(4)迁移成本。
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动模型是就一个阶段而言的。事实上,迁移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或者待业形式存在,以等待正规部门的工作机会。这样为了更加接近现实,该模型应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基础上,对其城乡预期纯收入进行贴现,设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t)代表城市预期纯收入,Rr (t)代表农村预期纯收入,P(t)表示t时期内在城市就业的概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
结合前面人口流动模式的分析,该贴现值可进一步表示如下:
在这个贴现值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其大小的不仅是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非正规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及就业概率(1―∏)也是该贴现值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特殊性,非正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贴现值的大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由非正规就业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更重要的是非正规就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对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失业问题或就业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对解决我国目前的就业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政策含义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地人口的就业,于是政府往往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在城市就业,但这种做法往往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也会很有限,不但不利于提高城市就业水平,而且还人为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作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就业问题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中国城乡就业矛盾,根本的办法是改变观念,调整政策,把大力发展城镇非正规就业作为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2.1 非正规就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很难进入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因此,在未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期间,非正规就业就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双重的作用。
2.2 非正规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多样性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这不仅表现在雇用形式和工资价格制定的灵活性、敏感性上,还表现在对消费市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能够迅速反应,组织批量生产的灵活适应能力上,这种能力为一般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弹性,具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正规就业较低的准入门槛,为低技能群体和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置换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带,避免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群体的出现。
2.3 非正规就业起着调节就业和收入的双重作用
当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或严重危机时,正规就业的工资将下降,就业随之减少,而非正规就业相应上升。例如,1981~1983年巴西经济衰退期间,非正规就业上升了近30%;同时在经济衰退期,非正规就业可以提高一部分人员的收入,从而在宏观上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目前,就业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家庭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除了要健全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外,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而非正规就业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2.4 有利于弥补城市生活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相当多的大中城市,原体制下的“配给制”消费品分配系统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具有小商品经济特征的“马路市场”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如上海市75.1%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主要在社区从事零售配送、文体服务、修理修配、计算机应用服务、小型制造业等职业,不仅推动了居民服务业的发展,还满足了市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供给真空。
3.结论
通过对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调整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不够充分,使得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就业形式,存在诸如劳动雇用关系不规范、劳动条件恶劣、法律不健全、行政部门干预过多等问题,使得非正规就业者在夹缝中生存,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现阶段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成了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在意识方面,我们要正视非正规就业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归于失业或下岗;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减少非正规就业“正规化”的外在成本,加以正规化;在政策层面上,制定与非正规就业相配套的各种法律制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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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文广(1971-
),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甘肃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关键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趋同化差异化竞争特色办学
[作者简介]李斌琴(1980-),女,福建福安人,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卢志成(1979-),男,福建南靖人,嘉应学院体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高等体育教育。(广东梅州514015)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10xjy02)和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基于专业设置模式改革的视角”(项目编号:2010tjk3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008-04
一、高等教育: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时代,为了生存与发展,任何组织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竞争。同样,竞争已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说:“无论是推动教育发展,还是促进啤酒生产,我都相信竞争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世界领先,而这个领域是美国竞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领域。”①在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过去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以政府的调控为主,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到立法、规划、评价,小至高校的办学目标、培养计划、机构设置、人事安排、专业设置、招生就业等,均通过各种制度予以严格规定。在此背景下,高校依附于政府,并无实际办学自,只需依政府的指令行事,而无须太多考虑外在的社会需要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计。因此,大学之间虽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冲突与矛盾,但作为资源拥有者与调配者的政府在主观上鲜有让大学进行竞争的意图。作为非完全独立的行为主体,大学也基本上没有竞争的想法和欲望,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学竞争有意无意被掩盖了。②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与优胜劣汰原则被逐渐引入,大学作为独立的法人办学实体已经得到承认及规模扩张后高等教育“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大学也正逐步失去过去政府提供的全面保护,必须走向市场,通过竞争获取资源。竞争既是大学获取“稀缺资源”、战胜对手的手段,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方式。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是这个竞争大潮中必须参与的一个重要支流。
资料来源:赵应生、洪煜、钟秉林发表在《教育研究》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经费保障问题及对策”一文。
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竞争中的弱者
我国现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262所,而目前这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趋同,这在其发展定位、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均有体现。如,定位向“985”“211”大学看齐,争当“一流”、争变“研究型”;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专业高度雷同等。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趋同的后果就是大家在同一平台内进行同质化竞争,争夺有限的办学资源。而事实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同质化竞争中是没有优势甚至是处于劣势的。因为各级各类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高低既有办学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维持和获取办学资源能力的强弱。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普通高校2358所,高等教育场域“是一个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式的系统,自下而上分别是民办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普通地方专科学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点高校、百余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学、8所所谓‘重中之重’的985大学,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③对处于高等教育场域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在获取办学资源方面与处于高等教育场域顶部的高校有较大差异,成为竞争中的弱者,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政府经费投入:亲疏有别。当下,我国高办学经费的投入虽然正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依然是主要部分。在教育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对高校经费的投入依据是其在高等教育场域位置高低,选择“亲疏有别”的重点投入政策。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部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高校则由地方政府承担。④地方院校受地方政府工作财力不足的制约,经费保障水平与中央部属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且二者之间有扩大之势(如右表所示)。除此之外,对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部的“211”和“985”工程项目的高校还能从政府获得“超国民”待遇,得到额外巨额资金投入。如,在“985”工程一期项目的“2+7”格局中,定位于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和清华,三年时间内从教育部各获得18亿元的投入;其余最初定位“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中国科技大学等7所高校也从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中央部委获得三年10亿元左右的投入。⑤在长期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大幅度的经费支持对高校的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众多地方高校受经费投入水平的制约,仅能维持基本运转,用于教学和科研的经费严重不足。
2.招生被“忽视”与就业受“歧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使得不仅政府根据这个金字塔体系进行教育规划,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社会如家长、考生、用人单位也以此为标准自上而下考量大学的“优劣”。在他们眼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北大、清华及其他“985”“211”院校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层次。学生进入这类大学学习,不仅是家长培养子女获得阶段性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将来可能比进入处于金字塔底部“一般”院校的学生有更好的出路。因此,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院校自然是考生、家长们报考的首选,而位于底部的地方院校则往往被“忽视”。这也使得一些地方院校开始陷入了“生源危机”,不得不降低投档分数线方能勉强完成招生指标。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依据高校在金字塔体系中的位置高低判别毕业生质量“优劣”,毕业生的“出身”对其就业极为重要,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受到歧视现象屡见不鲜,其就业率也明显低于211、985院校。《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年)》的调查显示,2007届、2008届“211”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90%,非“211”院校毕业生则为90%、87%。
3.人才引进:缺乏吸引力。师资力量不足,师资水平不高是诸多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各院校出台了相关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通过提供住房、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安排配偶工作等优惠政策吸引高职称、高学历的人才,以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但是,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大多位于地级市,有的甚至是欠发达地区的落后城市。无论是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院校的财力、办学条件、学科建设水平、科研基础与氛围、工作环境、发展机会都与一些重点院校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众多高层次人才宁去大城市的专科院校也不愿落户在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不仅如此,既有的人才亦有可能留不住,或被其他院校挖走,或读博离校。
4.科研竞争:先天不足。由于大多地方院校办学历史较短,特别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本之前的专科办学阶段,科研基础条件差、对科研工作不重视,地方院校的科研普遍起步较晚、起点较低。这使其科研竞争力明显落后于“211”“985”大学,突出反映在其承担的课题上。如在2006~2010年公布的“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地方院校承担的数量不到1/4⑥,其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的更少。
三、差异化竞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性选择
面对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竞争及其弱势地位,如何突出重围?选择何种发展战略?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作出抉择的问题。在自然界,处于同一生态位的各物种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相互竞争,生态位重叠程度越严重,竞争越激烈。此时,为减缓竞争压力,处于同生态位的物种会选择生态位分离或移动的方式对群落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的利用以及相互关系方面,倾向于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即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使由多个物种组成的生物群落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
在社会领域,差异化竞争已是经济学、管理学各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主要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伯川德悖论(Bertrand-Paradox),该理论认为两个以上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以不变的规模收益生产同类产品,以边际成本销售,会失去获利空间。回避伯川德悖论的最现实和最常见的做法是实现产品差别化。作为企业竞争战略的差异化竞争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教育组织的研究,用来分析院校的发展。高等教育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又受其制约,而社会发展又是复杂、多样性,其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再加之我国的区域、城乡之间在社会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高等教育只有多样化、差异化发展,才能灵活应对这一多样化的外部环境。另外,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学生的个人智力水平、学习能力、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等亦是多样性的,大学也应差异化发展,以满足社会个体的多样化需求。伯顿·克拉克曾经断言,“实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往一个篮子里装——高等教育最忌讳单一的模式”⑦。也正因如此,走差异化竞争道路,已成为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办学的共识。从本质上讲差异化竞争就是追求独到之处,以特色求发展。⑧潘懋元先生也说过:“每所大学能够生存,能够发展,能够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虽然,当下对何谓办学特色有不同的理解,但可简单地概括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这应该是对差异化竞争的最好诠释。
对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在高等教育场域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更需讲求差异化竞争策略,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来寻求合适的发展空间,强化自身的独特性、稀有性,走出发展初期的向金字塔顶端的院校模仿的泥淖,避免同质化竞争的劣势,形成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比较优势,提高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品牌,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四、特色办学: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差异化竞争的路径
总的来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办学的“特”,要体现两点:其一,地方性。即面向地方,立足区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即为其使命,脱离了这一点,新建本科院校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存和发展之基础。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且各具特色。不同区域在文化积淀、经济发展重点及社会发展战略上的差异,为新建本科院校实现服务社会的理想,形成自身特色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建本科院校正可根据自身发展条件,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确立服务重点,进而突出特色,最终形成服务地方的特色优势,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其二,独特性。即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管在其办学定位,还是专业设置、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等方面都要和研究型大学、高职等其他类型院校有所区别,为自己争得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因此,具体来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既要通过走特色办学之路实现差异化竞争战略,又要做到以下几点:
1.立足区域,科学定位。办学特色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与目标追求过程中形成的。但若无合理目标与科学的定位,不仅难以形成特色,甚至会影响学校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大学并无实际办学自,这也导致其“无目标办学”,以致一些院校经过几十年发展仍“原地踏步”。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应立足区域,科学定位:首先是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即学校是一所地方性高校,即使未来办学层次提升,获得硕士点博士点,招生面向扩展,但是社会服务面向与发展空间仍主要是学校所在区域。其次是围绕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色办学,强化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重点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科技服务,并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获得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支持。如广东嘉应学院的办学宗旨是“立足梅州、面向基层、服务广东、辐射全国、延伸海外”,其定位为办出“植根侨乡,服务山区,弘扬客家文化”的特色。基于此定位,嘉应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地方的活动,2008~2009年该校受当地兴宁市委、市政府的委托,为其制定《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最终,研究成果不仅获得兴宁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可,还获得了“广东省2008~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以区域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点打造特色新专业,吸引生源。社会需求是推动大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学专业的设置主要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地方院校的专业设置只有密切联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迎合地方社会需求方能创出特色。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基础大相径庭,各有特色,这对地方院校的专业设置自然会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区域的重要产业往往是该区域的特色产业,需要特殊的技术、人才。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其区域的优势,积极主动搜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信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设置特色专业。如福建龙岩学院根据当地煤炭资源丰富,需要大量研究、开采煤炭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现状,果断地增设了采矿工程、地质工程、测绘工程本科专业,并与福建省煤监局、省安监局合作办学。龙岩学院为煤炭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企业则为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的学生提供学费、专业奖学金,并分配工作。这种校企合作办学的模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成为龙岩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专业。
3.探寻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区域特色课题。科学研究是大学的职能之一。受办学条件等限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机会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院校在科研方面可以无所作为。地方院校完全可面向区域特色文化,以研究区域特色课题作为科研的突破口。一是寻找区域特色文化资源,研究区域特色文化。如广东嘉应学院依托地处客都梅州的区位优势,成立客家研究院,其客家文化研究作为一项特色在海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也因此成为获批准成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二是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开展特色“产、学、研”课题研究。地方院校对教师科研项目的考核应淡化“级别”,鼓励教师面向区域经济建设主战场,从事直接为区域经济生产服务的应用型课题研究,将科研拓展至当地企业,形成自己的区域性科研特色,并以此获得地方政府、企业的支持和科研项目与资金,实现院校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如龙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成立“南方不稳定煤层开采研究所”,将其打造成校、企联系的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桥梁,对煤炭行业的重大课题展开技术咨询,针对企业对不稳定煤层开采技术迫切需求和所面临的重大技术难题确立研究课题,为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福建省龙岩市煤炭资源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以此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紧抓煤炭行业特点及专业特色的研究,带动了龙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科研的长足进步。
4.面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为地方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是地方院校特色办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课程体系设计突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课程体系设计是根据人才培养规格确定的,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进而满足社会需要。为体现人才培养特色,满足特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区域社会发展需要;课程体系在内容上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规格、目标设计,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基本要求为框架,构建科学、协调、可操作的课程体系;在形式上应增加选修课的比例,加大学生自主选课权,以拓宽其视野,培养创新能力,体现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目标,扩大毕业生的就业面。二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构筑实践锻炼平台。重理论、轻实践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对于面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培养特色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合作,为开展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实践合作平台,满足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锻炼的需要。如嘉应学院通过建立定向人才培养基地与当地企业长乐烧酒业公司开设“长乐人才培训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开设“移动人才培训班”,整合学校和企业双方优势资源,契合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的发展需求,打造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的平台,为学生开展学习培训、营销实操、企业实践等项目,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
5.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师资队伍。不管是区域特色办学目标的实现,还是特色专业的建设、特色课题的开展及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最后都有赖于师资队伍的质量,归结为师资队伍的建设。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目前在这些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是特色学科、特色专业的人才紧缺,师资队伍结构和人才梯队对特色办学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也是个考验;二是教师的实践性和动手能力有待加强,“双师型”教师紧缺,有的老师固守已有的理论研究,不愿拓展在实践能力和应用性方面的研究。因此,为更好地实施特色办学,落实差异化竞争发展策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更应紧紧围绕学科建设需要,以优化结构为目标,有针对性、有重点、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师资队伍。对于前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一是引进与培养并举。一方面,建立特色学科带头人引进的保障机制,确保特色学科建设投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引进外来人才固然重要,但是内部培养也不可少,毕竟现有的教师对于学校的特色办学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有更多的积累与准备。二是重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强化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人才梯队建设,把大力培养青年学术骨干、青年学术带头人作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学校的长远规划做准备。如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实施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三年为一周期,并给予相应的专项科研经费,即取得了显著效果。三是做好柔性引人工作。对于学校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不必尽求为我所有,但能为我所用即可。对于后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将教师下放到企业进行挂职,特别是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如机械工程专业的教师,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在引进人才时要加强对其应用性知识、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考核,特别注意教师已有的实践性知识基础和动手能力是否适合相应专业、满足该专业的需求;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可以与地方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和协议,定期聘请企业具有实践经验和动手操作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讲学,对本校教师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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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别敦荣.我国地方大学的使命与发展战略[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4.
③赵炬明.精英主义与单位制度——对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案例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178.
④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性变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0(10):5.
⑤宋维强,廖媛红.大学竞争的政治学分析:以“985工程”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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