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动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动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报酬份额；一经济波动；冲击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45-06

一、引言

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其在GDP中的份额反映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并与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39年，凯恩斯对20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劳动报酬份额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个“奇迹”，即“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稳定性与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无关”。在后来的研究中，凯恩斯的发现被不断印证。195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Phelps Brown和Weber基于对1870～1938年英国的资本积累、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指出，资本增长率、资本回报率以及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份额等都具有稳定性。1961年，英国经济学家Kaldor在他的论文《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提出这些长期中的稳定关系不仅存在于英国，而且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普遍存在，并将其扩充为经济发展中的六个典型事实，即著名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此后，劳动报酬份额稳定性不仅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更成为对其长期变动趋势的一个预言。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了波动特征，稳定性的预言失败。学者们纷纷转向对宏观经济发展中劳动报酬份额波动规律的研究。Young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李稻葵等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规律。而Xie的研究则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随人均GDP呈三次曲线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近年来也显现出下降的变动趋势。2007年，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占GDP的比重为39.74%，较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了10余个百分点。从对劳动报酬份额长期稳定性的预言到20世纪后半期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特征，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占比的下降趋势，劳动报酬份额到底具有怎样的变动规律？它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将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并运用1978～2008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和宏观经济要素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基础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一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和测算；二是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描述和判断；三是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诱因分析。

在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和测算方面，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对待自营收入的问题上。Gollin指出，自营收入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混合体，以往的研究通常忽略其中的劳动收入部分，这大大低估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针对这一难题，Gollin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三种修正的方法，并对不同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调整之后的结果比调整之前具有更加稳定的特征。

对于劳动份额波动趋势的研究和对其波动诱因的探讨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Young指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美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1959～2000年呈现出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Anastasia Guscina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OECD成员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因于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基于对以往30年欧洲国家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分析，Arpaia等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给出了解释，即宏观上是由于具有不同劳动占比的部门构成发生了变动，而微观上是由于资本扩张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一技能互补性的假设。Bruno Decreuse和Paul Maarek则考察了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影响。此外，Samuel Bentolila等人的研究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与资本-产出比相关。Nicola Giammarioli等人主张从制度的角度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进行解释，比如就业保护政策和工会的力量等。

国内的学者对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在近年来掀起了热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显现出了下降趋势。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和测算。白重恩和钱震杰发现，2003年和2004年间统计核算方法上的变化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的降幅，并根据2003年的统计口径对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张车伟等根据Gollin的方法把自雇者收入区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进而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进行了重新测度。肖文和周明海比较分析了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2007年的变动趋势，并对2004年以后的劳动份额数据进行了修正。二是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原因的探讨，内容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外资进入、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转移、贸易模式转变、全球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等。

对于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诱因，现有文献已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视角并给出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然而，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必然与表示国民收入变动的宏观要素联系在一起。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考察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并讨论两者的动态关联，有助于从根本上摸清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通过构建模型和经验检验来重点讨论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系，以弥补现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不足。

三、模型设定

1 变量说明

本文模型涉及到的经济变量主要有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产能利用率和失业率。劳动报酬份额（LS）目前可从三个途径获得：一是收入法核算地区生产总值；二是资金流量表；三是投入产出表。与后两种方法相比，第一种方法“具有数据的连续性和利于技术分析的特点”，因而是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的核算方法。本文运用第一种方法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核算。此外，本文对于劳动报酬的计算并没有把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这是因为本文试图探讨初次分配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初始的劳动报酬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经济增长率（GR）这里指真实产出的增长率，剔出价格变动的因素，以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变动百分比来表示。通货膨胀率（INFL）反映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本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率来表示该年度的通货膨胀率。产能利用率（CU）是生产能力发挥作用的程度，本文特指宏观层面的产能利用率，用实际产出与产能之比来表示。失业率（UNEM）选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

上述所有时间序列均采用1978～2008的年度数据。其中，1978—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数据采用张车伟等的测算结果，2008年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根据相同的计算方法得出。产能利用率的数据运用王维国等估算的结果。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的数据均源自《中国统计摘要2011》。

2 模型建立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言，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可以利用具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即VEC模型来构建分析框架，进行动态分析。本文正是借助于VEC模型在系统化和动态性研究方面的优势，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劳动报酬份额和表示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相互关联的时间序列进行考察，阐释初次分配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解析各种冲击对劳动报酬份额所产生的影响。

在建立模型之前，先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时间序列分析中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ADF检验的结果表明，LS、GR、INFL、CU和UNEM等时间序列均为1阶差分平稳序列，结果如表l所示。

由于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的，但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基于VAR模型所选择的最优滞后期，进行滞后阶数为2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2的结果显示，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关系。

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意味着变量之间具有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进一步建立VEC模型。鉴于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各宏观经济变量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此，VEC模型只列出了劳动报酬份额的方程，而将其它方程暂且省去。

四、实证分析

1 脉冲响应函数

VEC模型建立以后，为考察宏观经济要素变动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的动态影响，通常要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至图4显示了劳动报酬份额对各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不同响应。图中横轴表示脉冲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实线是劳动报酬份额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如图1所示，实际产出增长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负向冲击的作用。这说明，相对于产出的增长，劳动报酬的增长存在着滞后效应。劳动报酬滞后效应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产出的增速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速，从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下降。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越显著，劳动报酬份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下降的趋势越明显。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通货膨胀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的冲击作用。以CPI所表示的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意味着基本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基本消费品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就业的增加以及劳动报酬的上升。劳动报酬既是劳动者的收入又构成企业的成本。当劳动报酬上升时，一方面，由于收入的增加导致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拉动CPI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利润空间缩小而使得经济转入缓行。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下一期的宏观经济波动。

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的冲击作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会引致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而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又对宏观经济产生驱动作用。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有助于改善供需关系和扩大就业。图3所示的劳动报酬份额对产能利用率冲击的响应表明，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带动就业的增长，推动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本期给失业率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劳动报酬的份额在第二期开始呈负向响应并伴有小幅波动，除了第五和第六两期出现微量正值之外，其它各期均为负向的响应。从总体上看，失业对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向的冲击作用。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就业量将增大，劳动报酬份额将提升。

2 方差分解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劳动报酬份额对自身的贡献率最大达到约54.71%，这说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具有较强的惯性。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贡献率逐渐增加，最大达到42.79%。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率相差不多，基本在10%上下浮动。就业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率最低，平均不到0.3%。

五、结论

根据本文所建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 改善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进行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报酬的上升滞后于实际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越显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则越小。导致劳动报酬增长滞后的因素有多种，除了市场自身的作用外，相关领域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也不容忽视。为进一步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格局，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共享，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例如，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积极推动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将有助于改善和缓解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此外，充分利用多种再分配的调节手段也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劳动报酬占比，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篇2

关键词:经济运行;货币政策;动态调控

Abstract:Confronting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macroeconomy,the central bank need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macroeconomy. The paper probes deeply into the mechanism of dynamic optimization,then incorporates th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monetary policy,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37-05

一、前言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职能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利率等,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并最终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并且,货币政策的特点在于侧重短期总量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由于经济活动的波动是一种常态,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判明造成波动的原因,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优化,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上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的“滞胀”局面,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把它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并据此提出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实际经济运行总是复杂多变的,经济波动也并非弗里德曼所言总是轻微的,因此在实践中如何奉行“规则”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任何规则都不可能为每天具体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确切的量化指导,它仍需要依赖于货币政策决策者们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诚如格林斯潘(1997、2003)所强调的:一定程度的相机抉择对于货币政策操作是不可避免的;自从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稳定性关系遭到破坏以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不可避免地,是变得更加复杂和相机抉择了;正式的利率规则最好是仅被视作一种辅助的政策参考。

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形势复杂多变,通胀与通缩之间往往仅是“一线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内外均衡矛盾的凸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等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经济活动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超过以往。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也将不可避免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相机抉择。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适时适度把握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和优化,是经济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实证分析。

二、动态调控机制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

设经济系统为:

其中 为目标变量,如通货膨胀水平、产出等系统的内生变量; 为系统的内部状态变量,如目标变量的滞后变量、前瞻性变量以及消费、投资等其他内生变量; 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变量; 为扰动变量。

设为的目标值,则货币政策的任务就是通过工具变量的操作在理想的时间段内实现目标变量的实际值趋近目标值,即:

一般情况下不仅要求实际值趋近目标值,还要求在实现的过程中尽量减小目标变量的起伏与波动,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对于如何通过工具变量 的选择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一种选择是只考虑输入和输出的关系,而不考虑经济模型的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

最初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就认为,试图搞清楚复杂的经济运行只会徒劳无功,因此货币主义者用一个“黑箱”将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掩盖起来,并提出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但诚如托宾所指出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如果不顾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一意孤行地坚持固定的“单一规则”,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1979年美联储货币主义实验的不成功充分说明,规则型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反馈机制,需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按照现代控制理论,图1输入-输出关系的表达仅是对经济系统的不完全描述,因为它没有考虑黑箱即经济系统内部的具体情况,因此也就难以对经济系统进行有效的调控。现代控制理论要求深入到系统的内部,对系统的动态变化即状态变量进行精确刻划,如图2所示:

按照现代控制理论的状态空间描述,经济系统可简单表示为:

其中为状态向量,状态向量刻划了经济系统的内部行为,其组合构成或影响系统的输出向量即目标向量。

设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并假设经济系统(4)-(5)是可控的,并且是渐进稳定的,即阵特征根全具有负实部。此时根据经济控制论①,可以给出一种最简单的调控方法,即当输入变量(政策工具变量)等于常向量时, 也将趋于常向量,从而也将最终趋于常向量。即:

,从而

由于,可求得:

只要 满秩,则对于给定的常向量目标

必可找到输入向量 ,最终实现政策的调控目标。

但是虽然终将趋于,但在逼近的过程中,不仅所花的时间可能很长,而且起伏也可能很大。如果 阵的特征根在左半复平面并靠近虚轴,那么在逼近 的过程中将会剧烈起伏。按照现代控制理论,优化的调控策略是采用反馈策略,实现政策变量 是状态变量的线性反馈,即根据系统状态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变量,即:

此时经济系统(4)-(5)相应成为:

将(7)式代入(6)式,有:

根据(9)式,当阵的特征根均在复平面左半部时,状态变量 最终将趋于常向量,此时

,可求得:

从而只要 满秩,就可选择政策变量: ,使得 时, 逼近最终目标 。

相比于“单一”控制策略 ,反馈调控规则

第一,当阵特征根不全在复平面左半平面时,经济系统(4)-(5)不是渐进稳定的,此时采用“单一”控制策略将不能实现最终调控目标。而采用反馈调控规则使得系统的特征根成为的特征根,这样就可以通过调整反馈系数来改变

的特征根值,进而最终实现系统的渐进稳定。

第二,通过调整反馈系数来改变 的特征根值,可以调控在逼近过程中的波动幅度。

第三,采用反馈调控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系统的动态均衡。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花多长时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往往也处于动态变化当中,故而忽略时间因素的静态均衡一般难以反映经济现实。因此,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变量,注重在时间变化过程中动态均衡状态的实现过程,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系统的动态优化。

(二)存在干扰变量时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优化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由于从工具变量到最终目标之间的链条较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这使得经济系统的参数值或难以精确估计,或随着时间的变迁,系统参数值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经济结构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时,模型当中连接政策工具和状态变量的参数以及各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也可能是不稳定的。此时即存在着干扰变量,设干扰变量为,则经济系统(4)-(5)相应成为:

存在干扰变量时调控的思路在于:一方面考虑系统状态变量的变化,同时密切关注目标变量的实现情况,即目标变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之差( )。设目标变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之差为 ,,则

随时间的累计量为:

此时调控策略在于实现政策变量为系统状态变量 和目标变量 的线性反馈,即:

如果干扰变量是常向量,或者有明确的变化规律,那么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实现经济系统的鲁棒调控(robust control)②。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经济运行态势等的复杂多变,对于干扰变量很难预先和明确认定,因此调控策略(12)式一般也没有显式解。这样就更加凸显了货币政策动态调整优化的必要性,即根据状态变量以及实际调控效果( )的变化情况审时度势和灵活把握,努力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由于干扰变量的存在,在实际货币政策调控中,各国中央银行一般都不会一次调控到位而是多次渐进调控,实行平滑操作(smoothing)。诚如Sack(1998)、Sack和Wieland(2000)所指出的,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存在测算误差以及相关结构性变量的不确定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并不能保证都是正确的。利率平滑操作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每一次政策调整以后宏观经济变化的新情况,获得更多的有关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新信息,在新的经济运行信息集内决定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幅度。

三、中国的实证研究

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确定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一种长期趋势,短期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相关性总会存在一些波动。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调控机制是动态的,即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从我国现实来看,每年政府或央行会根据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确定一个大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但由于实际经济运行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完全拘泥于最初的目标设定,而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以及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灵活调控。判断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以及其他状态变量的动态关系,可以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对于状态变量,可以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作为代表变量,最终目标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

(一)货币供应量 与相关状态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选取2000年1月―2008年9月期间的货币供应量 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累计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同比累计增长率的月度数据③。根据Engle和Granger(1987)的研究,检验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先求出回归方程,再通过ADF检验来分析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进而判断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

首先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

(21.49)(7.49)

对上式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存在比较稳定的关系,协整向量为(1,0.17)。

再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

(13.85) (3.37)

对上式的残差序列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认定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为(1,0.21)。

(二)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变量的协整关系

由图3可见,自1995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水平(CPI)及经济增长率(GDPV)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趋同关系。进一步,可以使用协整方法来检验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比较稳定的长期关系。ADF检验表明,三个序列都是I(1)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

根据检验结果,迹检验认为有两个协整向量,最大特征值检验认为有一个协整向量,这可能是由于协整方程的定义而导致的。但其结果都表明存在协整关系,即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水平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不尽相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所幸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从最优货币政策的一般性原则,到利用模型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模拟,中央银行家们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尽管有了这些进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远非机械式的程序化工作。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必须将一般性科学原则与具体决策实践相结合,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

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调控职能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便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随着我国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理性选择、货币调控方式的间接化、货币调控手段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决策的前瞻化,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等等,都为我国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在开放条件下国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动荡不定也不断给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诸如如何判断现实经济是冷是热、怎样才能既防通货膨胀又不导致通货紧缩等等,这些实际挑战都不是一般性科学原则所能够准确回答的问题,它仍主要依赖于我国政策决策者们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之下,增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准确判断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活动的波动是一种经常性状态,面对这种波动,重要的是要判明造成冲击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准确把握货币政策的尺度,对于何时降低利率,何时提高利率,何时实行政策的松紧搭配等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加强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货币政策的效应具有滞后性,如果中央银行等到已经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才采取行动,必然容易使经济在过热和衰退的循环中来回波动,加大经济振幅。所以,央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能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而是必须要具有前瞻性。

第三,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加强与公众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努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效应。从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由于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往往仅是“一线天”,不仅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有时也使得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公众预期的不稳定本身就有可能成为经济扰动的因素之一。在这种复杂的经济运行态势之下,如果中央银行能够较好地稳定和引导公众预期,那么用小的政策变化就有望实现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目标,同时也可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市场的冲击程度,减缓经济波动,引导经济运行平滑过渡到中央银行所期望的状态。

注:

①此节经济控制论的内容具体可参阅张金水:《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2.

②参阅张金水:《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2.

③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相关各期。其中每年一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根据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按比例近似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1]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2002,(3).

[2]周小川.中国宏观调控形势的变化与货币政策操作[J].中国金融,2005,(8).

[3]李念斋.中国货币政策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4]Sack,Brian.Uncertain、Learning and Gradual Monetary policy,FRBSF,1998.

[5]Sack,Brian and Wieland,Volker.Interest-Rate Smoo-

thing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A Review of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00.

[6]Greenspan,A.Rules vs. 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Remarks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Stanford University,5 September,1997.

[7]Greenspan,A.Monetary Policy Under Uncertainty,Remarks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Jackson Hole,Wyoming,29 August,2003.

[8]Taylor,J.B.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39:195-214,1993.

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投资；消费；出口；S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11-0083-05

[作者简介]邢国繁（1963-），男，朝鲜族，吉林省吉林人，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王爽（1979-），女，蒙古族，辽宁朝阳人，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贸易，宏观经济学；王涛（1980-），男，安徽合肥人，副院长，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HNSK（YB）16-52）；三亚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课题（项目编号：SYSK2016-22）。

一、变量选取、数据预处理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

本文以吉林省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代表吉林省宏观经济的波动；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总投资需求；考虑到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将民间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作为模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需求；用出口总额代表出口需求。因此，本文共选取5个变量，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I）、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M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P）和出口总额（EX）。

（二）数据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78―2014年吉林省年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吉林统计年鉴2015》。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根据吉林省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出实际GDP；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换算，其中1992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以100进行补缺。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数据进行换算，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为了降低序列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对上述序列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作LnGDP、LnSI、LnMI、LnSCP、LnEX。

（三）模型设定

SVAR模型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简称，是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改进，这类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用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本文采用SVAR模型，揭示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与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关系，一个含k个内生变量的p阶SVAR模型可写成如下形式：

Byt=C+Α1yt-1+Α2yt-2+…+Αpyt-p+μt， t=1，2，…，T（1）

其中，y为经济变量向量，C为常数向量，B和A均为系数矩阵，且都为k×k方阵，B的主对角线的元素为1，下标t为时间变量，p为最大滞后阶数，T为样本个数，μ为结构式冲击，且μ～VMN（0，I）。

二、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SVAR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数据是平稳的，因此，需要对5个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本文利用ADF检验对序列LnGDP、LnSI、LnMI、LnSCP、LnEX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序列LnGDP、LnSI、LnMI、LnSCP、LnEX的ADF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且P值均大于005，因此，5个序列均是不平稳的。在一阶差分之后，序列LnGDP、LnSI、LnMI、LnSCP、LnEX的ADF值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且P值均小于005，因此，5个时间序列均是平稳的。从而可以将其带入SVAR方程中进行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二）滞后阶数的选择

S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受到滞后阶数选择的影响，而滞后阶数的选择由其相对应的简化式VAR模型决定，因此，首先需要构建变量的简化式VAR模型，对其进行滞后长度标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LR、FPE、AIC标准均认定应选取滞后长度为3。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

模型的稳定性是判断经济理论与模型滞后阶数选择合理性的标准，同时也是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前提，图1为AR特征根分布情况。

从图1可知，被估计的模型所有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之内，则说明S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用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四）施加限制性约束

如果SVAR模型能得到唯一的估计参数，则需要对结构变量进行限制性约束，否则会出现模型不可识别的问题。k元SVAR模型需要对结构式施加k（k-1）/2个约束条件才能识别出结构式冲击。而本文SVAR模型中包含5个内生变量，因此，模型需要施加10个约束条件才能有效识别结构式冲击。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选取滞后长度为20期，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GDP对4个变量冲击的反应程度。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出口对GDP的20期脉冲冲击（见图2―5）

（1）从图2可以看出，GDP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冲击后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第3期受到的冲击最大，响应为0011。第8期至第15期GDP受到冲击后反应为负，但负效应在第10期达到最大，也仅为0003，16期之后，又恢复为正效应。

（2）从图3可以看出，GDP受到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冲击后在前10期响应波动幅度比较明显，表现为上下波动。第10期之后波动幅度非常小。第3期正效应最大，为0010，第6期负效应最大，为0006。

（3）从图4可以看出，GDP受到消费的一个冲击后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在20期内波动幅度很小，第2期受到的冲击最大，但响应仅为0004。

（4）从图5可以看出，GDP受到出口的一个冲击后在第6期响应达到最大，为0006，其余期几乎没有响应，幅度波动非常小。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出口对GDP的20期累积脉冲冲击（见图6―9）

（1）从图6可以看出，长期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影响的长期累积效应较大，第8期达到最大值0037，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吉林省宏观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即具有较大地促进作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有助于吉林省经济增长，长期内对经济影响的累积正效应较大，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吉林省经济增长确实起到较大地的拉动作用。因此，吉林省应进一步地突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大对三大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如新能源汽车、航天信息产业等领域的投资以及对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本省的服务外包基地、开展制造业信息服务、云计算及智慧城市云共享服务等业务。总之，吉林省仍处于典型的要素拉动阶段，在产能与内需错位、出口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全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依然要依靠投资拉动，因此，全省应保持投资增长的连续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要保持适度规模增长。

（2）从图7可以看出，长期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对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小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是因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但其仍是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第4期响应达到最大，为0017，且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吉林省宏观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即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这与吉林省民间投资呈现出的增速快、占比大、结构优的特征相一致，近年来吉林省民间投资主要投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技术改造业。因此，两大投资热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显著。且从2006年开始，吉林省先后设立了产业创新引导资金、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科技创新、旅游发展等一批省级专项资金，引导民间投资进入重点领域，有力推动了全省民间投资的快速发展。从长期来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拉动了吉林省经济的增长。

（3）从图8可以看出，长期内，消费对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由正效应转为负效应，第4期正效应达到最大，为0008，第12期负效应达到最大，为0004。从第9期开始，消费对吉林省经济增长由拉动作用开始转变为阻碍因素。究其原因，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而在生活消费品产业方面并不发达。因此，消费结构与本省资源与生产制造能力结构不符，存在错位现象。在对生产资料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吉林省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实际产量远远少于潜在的产量，生产能力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而当吉林省对生活消费品消费过热时，本省资源与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存在错位，不能满足其内在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又超出了本省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约束，则“欲速而不达”，表现为通货膨胀式的经济增长，其实质就是负增长，由此导致消费的增加对吉林省宏观经济的增长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总之，吉林省庞大的产能没有对接本省的消费需求，消费端的需求不能在本省得到较好的满足，这在传统意义上是产能过剩，而本质上是市场形势的变化带来的产能与需求的错位。因此，吉林省消费更多地是带动省外经济的发展，长期看，对吉林省经济增长还起到反作用。

（4）从图9可以看出，长期内，出口也会对吉林省宏观经济造成冲击，但是影响较小。第7期达到最大值0009，出口增加对吉林省宏观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即促进作用。但冲击效果较小的原因主要是吉林省出口总量过小，以至于难以对经济产生足够的拉动作用。1978―2014年吉林省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均值为59%，因此，吉林省应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吉林省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源头和起点，有多个城市沿边近海，因此，吉林省要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找到契合点；对外，打通向东出海口，对内，向西拓展，构筑开发开放的战略新格局，进一步提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

（六）方差分解

本文用于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出口对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程度。具体方差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产出冲击对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全社会固定资产冲击和民间固定资产冲击，二者是影响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消费冲击和出口冲击的影响较小。根据20期冲击均值可知，产出冲击解释了728%的自身波动，全社会固定资产冲击解释了124%的产出波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冲击解释了108%的产出波动，消费冲击解释了19%的产出波动，出口冲击解释了18%的产出波动。由此可知，投资仍是拉动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上方差分解的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所得的结论一致，互相印证。

三、对策建议

（一）保持投资增长的连续性。吉林省经济发展仍处于典型的要素拉动阶段。在产能与内需错位、出口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全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依然要依靠投资拉动。因此，全省应保持投资增长的连续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更要保持适度规模增长，进一步优化二者的投资结构，不仅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政府投资，更要引导民间投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重点制造业等新的领域，努力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

（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提高供给结构对本省消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吉林省庞大的产能没有对接本省的消费需求，消费端的需求不能在本省得到较好的满足，这在传统意义上是产能过剩，而本质上是市场形势的变化带来的产能与需求的错位，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使消费拉动经济发展。

（三）扩大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出口是影响吉林省宏观经济波动的次要因素，虽然表现为正效应，但总体影响效果较小。为了进一步提升出口对吉林省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重点在装备制造、农林牧生产、食品加工和冶金建材等领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进服务外包和跨境电子商务。完善出口服务体系，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

[参考文献]

[1]赵留彦.供给、需求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财贸经济，2008（3）：59-65.

[2]任希丽，张兵，李可爱.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14.

[3]袁吉伟.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B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1）：27-34.

篇4

关键词：景观划分研究

中图分类号：U412.36+6文献标识码： A

一、景观特色带划分一般原则

高速公路景观呈序列性，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司乘人员一般很难感受到周围景观的细部特征，仅能体验到行驶过程中景观序列的转变。因此，在进行公路景观设计时，可将这些景观序列进行划分，体现沿途景观的变化之美。

景观特色带是指公路沿线具有同类景观、视觉资源的区域，对在途公众气到视觉兴奋和审美娱乐的功能。

在进行景观特色带划分时，首先应确定高速公路沿线景观设计的主要节点和序列行驶，根据主要节点划分出主要景观单元、次级景观单元和景观分水岭等特征点；然后在景观设计中结合各个层级景观单元特点，考虑相邻景观单元之间类别（自然类、人文类等）差异的大小，对其进行组合、归并，划分出风格各异、协调统一的景观特色带。

其次，如有需要，可将其他小城镇、立交桥、收费站等作为次要节点进行划分，将各路段划分成更细小的景观单元，如景观过渡带和景观特色点。同时，考虑景观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从风格形式、质感色彩。比例尺度、协调统一等方面综合考虑，进行详细设计。

划分出景观特色带后，各景观带沿线公路设计应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必要时应设置休息区、观景台等辅助设施，为在途公众提供休息、观景的场所。

二、南京绕越高速东南段生态景观廊道特色带划分

绕越高速东南段是规划中的国家主干线的组成部分，同时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南京市第二绕城公路的重要组成，围绕城市由西南贯穿至东北，是南京城市的窗口区域。是江南地区出入交通、过境交通和城市间交通的重要枢纽，既是南京市的一条快速通道，又是国家规划中沪蓉国道主干线的组成部分。

1根据前述的景观特色带划分原则，对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沿线多次考察和大量资料收集、分析基础上，本文系统、深入分析了沿线景观设计各节点和序列顺序，绕将整条公路景观设计分类如下

从路基形式上可分为：填方，挖方，桥梁段；从地域类型分为：牛首祖堂风景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乡过渡区。

2景观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

2.1景观建设的意义及必要性

1）提升道路自身品质：本项目作为国家主干线沪蓉国道的组成部分，同时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的组成部分，是南京城东南重要的展示窗口。全线经过了众多风景名胜区、江宁经济开发区、大学城、重要的城镇等，是一条经济命脉、一条优美、人文的大道。因此，必须引入高层次的景观设计才能与其重要性相匹配，对提升道路的通达性、美观性、生态性、以及驾乘舒适度等都有巨大帮助，对于提升道路的整体地位，提成城市形象也有巨大的推动力。

2）改善沿线居民生活环境：通过对沿线100米及以外的居民生活的调研，发现道路的建设以及通车后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通过对沿线细致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景观处理的手法及以人为本原则的指引下，将环境与居民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景观设计更加注重沿线居民生活质量及工作环境的提高，宛如回归美丽的大自然中一番。

3）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生态群落，人的行为对其影响越发明显。本项目的景观设计展现了遵循城市生态规律，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思路，为更多的建设做出样板工程，将沿线生态环境，乃至城市生态群落提升到新的高度。

2.2景观功能定位

本项目景观功能多样化，富有针对性，抓住以人为本的思路，服务更多的人群。

一类服务人群：道路上的司乘人员

绕越作为南京的外二环线，与多条高速相连，通达性强，是城市窗口区域，景观设计定位为集环境恢复、绿化观赏、文化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型环城景观带。为司乘人员展示一条美观、生态的景观大道。

二类服务人群：沿线居民

充分利用沿线100米范围内的景观用地，改善沿线居民的生活品质，以生态绿廊设计为主轴，增设街头游园、生态湿地园等景观节点，进一步平衡城区绿地结构，增加城、郊居民的生态休闲场所，展示南京城市形象，营造绿色、繁荣、和谐的景观。

三类服务人群：城市所有居民

改善环境品质，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态效应，更带来土地升值和投资环境的提升，加快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提升了城市整体经济、社会效益。

2.3设计理念

本次设计增加了景观用地，使得微观的道路景观被提升为宏观的景观廊道，同时绿量的增加和丰富使得该廊道生态环保，所以我们将设计理念提升为：“生态景观廊道”，既能强化和延伸原道路景观设计，又响应了南京市“绿色南京”的环境建设目标。

2.4景观处理手法

本次采用的景观处理手法概括为“保、还、借、造、障”。

1）保：保护现有景观资源，维持稳定的生态结构，合理规划、因地制宜；

2）还：对于开挖和破坏的山体迎坡面和沿线原有植被采用生态恢复设计手法；

3）借：对于沿线景观优美的丘陵、水体等路段采用开敞式布局方式，借景；

4）造：对于沿线景观元素单一或景观需要提升的路段，采用造景设计手法；

5）障：对于临近住宅、厂房或景观效果较差的区域，采用遮挡式障景设计。

3景观方案设计

3.1景观绿轴设计：

3.1．1道路红线内景观设计分析

道路红线内景观设计是根据原道路周边环境进行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周边景观较差区域采用了遮挡的处理方式，边坡、边沟内外两到三排种植乔灌木，现周边建设了100米的景观廊道，景观处理上须红线内、外协调、统一。

3．1.2景观绿轴设计

1)、普通段：

①形式一

适用于低填浅挖方段

由于低填方路段行人视点较低，前排可采取用小乔木及低矮灌木整齐划一种植或自然配置的形式，向后依次种植逐渐增高的乔木，形成整齐划一的绿化背景，植物采取行列式栽植，常绿与落叶间植，形成层次鲜明、统一中有变化的植物群落景观。

②形式二：

适用于高填方及主线桥梁段

基于路基高度和行人视线局限，高填方区路段沿线绿化形式以高大乔木种于前排，向后依次种植以乔木、灌木品种，以保证驾乘人员近远视线效果。

2)、水域段：用于沿线大面积鱼塘、水体、取土坑区域，设计通过将水体整合，岸线曲化，沿水种植垂柳等亲水植物，通透式布置植栽，将优美的景色引入到驾乘人员的视线中，后侧布置微地形及背景林，形成远山近水的景观效果。

3)、民居段：景观设计主要为沿线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采取隔音降噪的障景处理方式，在民居与主线间种植雪松、竹子等进行景观遮挡；民居间的空地点植大规格的如银杏、广玉兰、桂花等观赏树木，为居民营造新观景点。

4)、工厂区段：对于大片密集的厂房处理手法同民居段，在植物配置上以大片抗污、隔尘乔木规则种植为主。

5)、陵园段：路线经过了多处陵园段落，景观处理上以遮挡为主，配合区域的环境，采用较为规则的组团式种植，或呈矩形，或倾斜，或呈弧线状，打破后侧陵园成排种植的呆板，植物选择松、柏类品种，以体现庄严肃穆的氛围。

6)、沿铁路段：道路中的部分段落与铁路并行，对司乘人员和周围居民干扰较大，设计主要采用遮挡手法。适当营造微地形，铁路两侧中间采用林带组团种植，两侧点缀花灌木，丰富司乘人员视线，减少公路、铁路对居民的干扰。

7)、林地段：沿线有多处意杨、桃树等林地，景观设计可以结合林地的品种进行优化设计，如可在意杨林前增植常绿的乔木和色叶花灌木等，营造丰富的季相景观。

3.2、景观核心区设计：

景观核心区的设计主要分为对原互通内侧景观提升，对新增互通外侧用地进行加强设计两部分内容。

1）互通内景观设计：

a、在原背景林中点植几棵大树，增强气势。

b、原片植乔木区域大小规格搭配种植。

c、沿路基部分区域增加观赏型小乔木。

d、水岸边增加耐水湿灌木。

e、互通大区域的中心位置增加了成片常绿乔木，保证冬季效果。

2）互通外景观设计：

结合原设计理念，采用自然及规则的布局相结合。在靠近村庄，厂区的一侧用地到建筑边缘，种植雪松和竹子对其进行遮挡。遇到附近有鱼塘等水面的适当进行扩大，景观处理上强化水系，营造蜿蜒曲折的水系，种植各种水生植物，形成主体景观，同时结合地方区域原有的桃园和梨园，种植桃和梨形成自然的果园景观。

4建筑立面改造设计：

4.1、建筑立面改造的必要性：

建筑立面改造的优势主要可以归纳为：1）事半功倍，经济节约；2）有助实现景观理念；3）提升城市形象。

建筑立面改造可以在不改变建筑本身结构的基础上，短时间内提升建筑的整体立面效果，是达到建筑风格统一，体现设计理念，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居民居住环境的便捷手段。如杭州、海口、哈尔滨等城市对一些街道的建筑立面进行统一改造，形成统一的风格，快速的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

4.2、改造措施：

本项目路线主要分为牛首祖堂风景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乡过渡区，针对这四种类型的区域提出想切合的改造建议。

本次设计基本以浅灰、黑、白色为主色调，配以点缀的朱红和原木色，结合区域的不同，全线建筑风格统一中有细节变化。

牛首祖堂风景区以古色古香、风韵十足的古园林建筑形式为主题。民居外立面以粉墙黛瓦为主，窗子表面配以朱漆，在面向主线的墙体上镶嵌类似于游廊的立柱，立柱配以朱漆，形成游廊的效果。

厂房的处理以简洁明快的风格为主题。外立面同样以白色为主调色，房顶以灰黑色勾边形成轮廓，中间加以金属防木框架，在面向主线一侧做一面金属材质的带有中国元素的景墙使得立面更加丰富。

5结语

本文对公路沿线景观带的划分及设计进行了研究，提出必须以分析沿线自然、人文景观特色为基础，同时结合全线各个主要节点的实际情况，在实施中针对现场实际用地情况及周边情况对设计进行了优化和完善，以期营造出合理的公路景观特色带，带给在途人员“人在画中游”的感官感受，切实突出高速公路“生态路”、“旅游路”、“示范路”的特点，做到“一路一品牌”，“一路一特点”。

篇5

关键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中外研究评述 宏观经济环境

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企业一定时期筹资组合的结果。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结构理论，开创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体系后，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本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地研究，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对资本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极大充实和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最初集中在微观角度，从企业层面的特征角度来探讨影响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因素，这种静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认为企业当前的资本结构是最优的。但实际上，企业目标资本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进行调整的，而这种调整速度会因资本市场摩擦而变缓，最终导致企业形成最优资本结构的行为受阻。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面板数据的应用，学术界也逐渐利用动态模型来研究资本结构，并提出了动态权衡理论等。但大部分学者仍然是从企业微观因素角度分析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因素。但有学者（如Welch，2004）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如果仅仅从企业特征等微观层面来研究资本结构，其得出的分析结果与企业实际情况会产生偏差。

宏观经济环境是企业融资的基本环境，是企业在融资决策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近年来有些学者将研究视点转向了探讨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了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其中经济周期的变化是宏观经济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影响着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方向，金融市场环境包括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两个最主要渠道，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因此本文将重点从经济周期、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其相关研究的成果。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宏观经济环境可以部分解释不同国家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差异。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速度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其中实证研究中又有两种形式：用时间虚拟变量和经济指标来来衡量宏观经济环境。

Graham和Harvey（2001）向300多家美国企业的CFO发放调查问卷，有2/3企业的CFO认为企业进行融资决策时，会认真考虑股票市场对企业股票价格是否存在高估或者低估；同样地，Bancel和Mittoo（2004）对欧洲国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企业管理层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考虑资本市场的情况，具有明显的择时行为。Brau和Fawcett（2006）在对IPO进行问卷调查时，82.94%的企业CFO认为股票市场的总体情况是企业IPO决策时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Booth和Laurence等（2001）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混合数据为样本，将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实际增长率、银行贷款/GDP、股票市场价值/GDP、通货膨胀率以及Miller税收项目，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横截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可以解释14个国家长期市场负债比率25.8%的变化，16个国家长期账面负债比率22.4%的变化，以及17个国家总负债比率27.5%的变化。

Nejadmalayers（2001）利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融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素能部分解释企业融资决策问题：（1）随着短期国库券收益上升，企业更可能发行债券融资而不是权益融资；（2）当长期国库券收益上升，收益曲线越陡，或者收益曲线越容易变动，收益曲线越弯曲，企业负债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Korajczyk和Levy（2003）以违约差价、期限差价和三个月权益市场回报率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度量指标，对样本公司基于是否存在融资约束进行分组，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研究样本企业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波动时的融资变化。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1）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发生时间序列变化的解释程度达12%至51%；（2）宏观经济环境对无融资约束企业的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且资本结构呈逆周期；（3）宏观经济因素对融资约束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不大，且其资本结构呈顺周期的特征。

Drobetz和Wanzenried（2006）选用了90家瑞士企业1991-2001年间数据为样本，以期限价差、违约风险溢价、短期利率和泰德价差等四个变量指标来度量宏观经济因素，建立实证模型测度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期限价差、泰德价差和违约风险溢价均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正向影响，而短期利率则为负向影响，并且经济环境良好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

Douglas和Tian Tang（2010）以美国企业1976-2006年间数据为样本，选用实际GDP增长率、违约风险溢价、期限价差和股利收益率为宏观经济变量，采用整合局部动态模型和两阶段动态调整模型，测量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特征；（2）无论企业是否受到融资约束，只要宏观经济环境良好，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就更快。

（二）国内文献综述

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以1042家1994-2007年数据为观测样本，用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和实际企业所得税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周期，以银行不良贷款衡量信贷违约风险、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自然对数衡量信贷规模、上证综合指数的年化收益率和深证成份指数年化收益率衡量股市表现，运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和分数响应两种非线性计量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显著的逆周期特征。

黄辉（2009）采用GMM模型，选用996家公司的1997-2006年数据，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研究，该文除了以GDP实际增长率、国债息差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外，还引入了制度因素和过度负债、股价高估两个虚拟变量，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资本结构在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有更快的调整速度，为0.7-0.8之间；（2）企业在融资时机和顺序上有融资优序和市场择时的动机；（3）宏观经济环境使得企业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生扭曲。

何靖（2010）以378家公司1998-2008年平衡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采用GMM模型，直接将宏观经济指标内化到模型中进行估计，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环境不仅直接影响着样本公司对目标资本结构的选择，还作为外生冲击，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且在宏观经济环境上升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

闵亮和沈悦（2011）选取了1998-2009年共9268个观测样本，以是否支付股利为是否存在融资约束的判断指标，将样本公司进行分组，以1998年和2008年作为宏观经济衰退期的哑变量，通过建立动态模型，研究了宏观冲击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问题，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是宏观冲击与公司经营特征联合作用的结果；（2）不管是否有融资约束，公司资本结构调整均对权益市场的规模效应较为敏感，而对信贷市场规模波动不敏感；（3）融资约束型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更显著。

于蔚等（2012）以855家A股上市公司1999-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股利支付率为融资约束度量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融资约束较轻和融资约束严重两组，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以信贷规模、股权扩容规模、贷款利率和股票市场整体收益率来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研究了经济转型下宏观冲击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从资金供给方面来看，信贷市场和股权再融资市场的容量性指标（信贷规模、股权扩容规模）和成本性指标（贷款利率和股票市场整体收益率）对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2）宏观冲击的容量性指标和成本性指标对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融资约束较严重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更容易受到容量性指标的制约，而融资约束较轻的公司则对成本性指标的变化更敏感。

李勇（2014）以820家2001-2011年的数据为观测样本，选用实际GDP增长率、信贷规模、股权扩容规模、债券发行规模和实际贷款利率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并根据实际GDP增长率将宏观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哑变量，构建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调整呈顺周期特征。

三、中外文献评述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目前有关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调整影响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研究结果都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及其调整有重要影响，并且是通过企业微观层面因素表现出来的。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国外文献主要有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两种，国内主要是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中，一部分学者采用了以时间为哑变量或者以GDP增长率划分样本进行研究；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接选取一些经济指标作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虽然选取的指标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最终实证结果均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着资本结构调整。

第二，在选用实证模型上，除了采用常规的线性回归模型外，还有些学者开始尝试用其他的模型，国外学者倾向于Probit模型，如Korajczyk和Levy（2003）；国内学者则采用GMM模型，如何靖（2010）、黄辉（2009）。

第三，在研究结论上，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资本结构呈逆周期或者顺周期变动，以及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目前关于前者的结论不统一，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本国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呈顺周期特征，如李勇（2014）；而Korajczyk（2003）、孔庆辉（2010）则认为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呈逆周期特征，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则有顺周期特征，但更多的结论表明企业资本结构呈逆周期变动。关于后者，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良好时，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融资成本越高，调整速度越慢；融资约束型企业调整速度更容易受到“容量受限”的影响，非约束型则更容易受到融资成本的影响，如Drobetz（2006）、Douglas（2010）、黄辉（2009）、闵亮（2011）、于蔚（2012）等。

参考文献：

[1]王淑娜.宏观经济环境、融资约束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Flannery. M， K.Hankins， A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 [R].SSRN Working Paper， 2007.

[3]Welch， Capital Structure and Stock Retur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

[4]苏冬蔚，曾海舰. 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与公司资本结构变动[J].经济研究，2009，（12）：53-65.

[5]Graham. J.R.， C. Harve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60）：187-243.

[6]Bancel. F， U. R. Mittoo， 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A Survey of European Firms [J].Financial of Management，2004：103-132.

[7]Brau. J.C， S .E. Fawcet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 Analysi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J].Journal of Finance，2006，（54）：399-436.

[8]Booth， Laurence， Varouj Aivazian， Asli Demirgue-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e， Capital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Finance，2001，（56）：87-130.

[9]Nejadmalayeri. A， On the Effect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on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and Evidence [D].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2001.

[10]Korajczyk. R， Levy. A，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75-109.

[11]Drobetz. W， Wanzenried. G， What Determines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To the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06，（16）：941-958.

[12]Douglas .O. Cook， Tian Tang，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0，（16）：73-87.

[13]黄辉.制度导向、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09，（3）：10-19.

[14]何靖.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方经济，2010，（12）：3-16.

[15]闵亮，沈悦.宏观冲击下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融资约束的差异性分析[J].中国工业经，2011，（5）：109-118.

[16]于蔚，金祥荣，钱彦敏.宏观冲击、融资约束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世界经济，2012，（3）：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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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管理 智慧

一、宏观经济学及其应用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

二、把握系统思想的要点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宏观经济系统中，有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及形形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该假设原有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紧密相关，由于基本面呈随机游走的形式出现，价格的变化在统计上也因此呈正态分布。这种假设理论也证实了金融系统有一种基于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而在真实的金融市场上，价格变化的概率比正态分布大得多，这也说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造成这一正反馈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状。在市场出现急剧波动时，金融机构对交易对手的信用产生怀疑。由于无法知道对手真实的财务情况，因此对整个市场产生的正反馈的恐惧而濒临崩溃的边缘。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而这一理性预期是一种对事后变量的无偏估计，也是各种可能的试错结果加总的均值。如果某个关键变量正处于随时可能引发正反馈回路的阈值，该变量就只能单侧变化而不能随机试错。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虽然理性预期一派的理论家的均衡观点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和审美价值，但其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这些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因此也只能应用在短期的以适应性预期为主导的研究方面。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它是福瑞斯特教授于1958年为分析生产管理及库存管理等企业问题而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最初叫工业动态学。系统动力学可以描述内生动态变化的真实的动态理论，同时还可探寻系统本身的维持能力。而理性预期学关注的重点是长期的均衡，一种静态分析。从动态系统观点分析来看，如果调整可能引发某些正反馈回路，系统无法维持，本身会发生重构，所有的参数都会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此时的均衡概念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因此，即使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短期的维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必要条件。如果宏观经济学者仅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而对系统本身的问题不予以重视，那么其逻辑本身就是荒诞的。

三、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防火墙或当回路被激活后运用政策手段切断回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市场或整个宏观经济会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动态稳定性。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此时的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均呈现出一种边际意义上的流量变化，而作为政府在这一系统中要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调整。只要系统本身不存在大的正反馈回路，一旦遇到正向或负向外生冲击，系统就会自动修复。

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系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动态特征。当变化曲线接近谷底时，如果能提供一个正向冲击，即使量很小，也会立即产生显著的正面效果，会起到西两拨千金的奇特效果。所以当宏观经济系统内部存在明显的正反馈回路时，这时的政府为了切断正反馈回路，就要主动出击去干预；如果系统本身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时的政府急于注入正向流量，其动态效率往往并不高，其效果也会微乎其微。

参考文献：

[1]牟朋文.《我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中应深入探讨的某些理论问题》.《理论探讨》.200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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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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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信息 研究综述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在我国，由于利率管制的限制和债券市场发展不成熟等多方面的原因，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微观主体参与度的提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一系列内源推动下，利率作为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其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国外研究现状

Litterman和Scheinkman（199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三个潜在因子分别称为：水平因子、斜度因子和曲度因子，但是并没有给出这些因子的宏观经济含义。

Ang和Piazzesi（2003）将宏观变量加入到三因子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中，通过建立VAR模型对1952～2000年的美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子可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中短期和中期利率变动的85%，可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中期及长期利率变动的40%；通货膨胀对利率期限结构中的短期部分具有较强的冲击，且利率期限结构中的水平因子可以识别这种冲击；水平因子和斜率因子受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较大；加入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对利率的预测精度有明显的提升。

Hans（2006）在Ang和Piazzesi（2003）的基础上将宏观因子的长期预期值纳入模型中，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无套利的VAR模型进行估计，并将估计出的三个潜在因子与宏观经济因子进行正交回归，结果表明：引入长期预期值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与预测能力大幅度提升，且水平因子与通货膨胀有关，斜率因子与经济周期有关，而曲度因子则与货币政策有关。

Diebold和Li（2006）在Nelson和Siegle（1987）的NS静态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的Nelson-Siegel模型，构建动态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通过卡尔曼滤波方法来估计参数，从中提取出了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斜率和曲率三个潜在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VAR模型检验利率潜在因子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双向响应关系，将三因子向量扩展成包含宏观经济变量的六因子，从而探讨利率潜在因子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

Rudebusch和Wu（2008）构造了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金融模型，发现短期利率是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传导变量。

Van Binsbergen等（2012）将利率期限结构引入DSGE模型，对比了包含不同变量的估计结果，发现利率期限结构能替代通货膨胀指标得到相近的估计结果，并且包含了有关贴现因子、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等微观信息。

Kagraoka和Moussa（2013）发现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测能力存在时变特性，他们根据经济状况对样本观察期进行分段，再利用传统模型对分段后的子样本进行估计，基于分段方法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这种做法并不能准确刻画变量之间的时变特性。

Frances Shaw，Finbarr Murphy和Fergal（2014）将动态Nelson-Siegel模型运用于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上，并且结果表明，该模型对信用违约互换曲线的拟合效果很好，并且预测能力也比较好。

Dara Sim和Masamitsu Ohnishi（2015）在无套利Nelson- Siegel（AFNS）模型的基础上，转换视角将AFNS模型中的服从高斯过程的水平因子替换成服从CIR过程的水平因子，实证表明替换后的新模型更适合美国短期国债利率，而对于到期期限较长的国债收益率预测效果较差。而对于日本的零息债券而言，新模型与AFNS模型没什么差别。

Jared Levant和Jun Ma（2016）在动态Nelson-Siegel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三个宏观经济变量：货币政策利率、工业生产总值、通货膨胀预期，将模型扩展成MFA-DNS（Macro-Factor Augmented Dynamic Nelson-Siegel）模型，来研究英国的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经济活动对英国债券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显著，并且水平因子和斜率因子与通货膨胀预期和货币政策有关。

（二）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步较晚。此外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率管制，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仅30年，不管从市场规模、市场质量上看都还不成熟，因此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有限。

傅曼丽、屠梅曾和董荣杰（2006）应用常用的四种静态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稻萁行实证分析。通过多方面数据比较，得出Nelson-Siegel模型和Svensson模型更加适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结论。

刘海东（2006）研究了2002年4月至2005年8月期间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该文章首先用指数样条法对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估计，然后用7天期国债回购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以此来检验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显著，且短期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

郭涛，宋德勇（2008）用Nelson-Siegel模型对我国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期间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分析了央行货币政策以及通货膨胀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Nelson-Siegel模型可以较好的拟合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长短期利差可以反映出货币政策的状态，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因子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协整。

季绍波，孙铁卿，于鑫和李延喜（2010）通过VAR模型，考察了2004年至2009年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因子的影响显著，水平因子、斜度因子和曲度因子三个因素可以解释90%以上利率曲线的变化，利用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发现实际经济变化主要影响收益率曲线的斜度和曲度，其中货币政策是影响水平因子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与发达国家不同。

曾耿明，牛霖琳（2013）运用简约无套利宏观金融模型，首次将2005年1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中国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曲线分解成债券市场实际利率和通胀预期的期限结构，通过对名义收益率曲线的方差进行分解，得到通胀预期对一年期及三年期的名义收益率曲线波动影响最大，而实际利率对五年期及以上的收益率曲线波动的影响最大。

何晓群，王彦飞（2014）选用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估计出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的三个潜在因子，同时，本文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在边际上影响着利率期限结构，其主要是实体经济（CPI和工业增加值）对斜率和曲度的影响，而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移动没有明显影响。

金雯雯，陈亮（2014）利用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估计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并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从中探寻利率期限结构隐含的宏观经济信息。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调整与经济运行相匹配，相比于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而言，我国利率期限结构没有明确体现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信息，货币政策利率对利率期限结构变化的反应不够灵敏。

尚玉皇，郑挺国（2015）基于混频Nelson-Siegel模型来研究中国国债收益率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混频模型可以改进同频模型拟合效果并能够较好的刻画出期限结构的水平、斜率和曲度因子；发现水平因子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作用，曲度因子受GDP正向影响；且通过方差分解发现通胀因子主要作用于水平因子及收益率曲线的长端，而GDP对曲度因子和中期利率的影响较大。

崔永涛（2016）通过Nelson-Siegel模型拟合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参数，并将利率期限结构中的不同期限利率利用夹角余弦算法分为人们对未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利率预期来考察货币政策对人们各个时期利率预期的影响。结果发现，货币政策的变化对长期和短期利率预期有显著影响，而对中期利率预期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

[1]Diebold F X， Li C.Forecasting the term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bond yields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6， 130（2）： 337-364.

[2]Dara Sim， Masamitsu Ohnishi.A Modified Arbitrage-Free Nelson-Siegel Model： An Alternative Affine Term Structure Model of Interest Rates [J].Asia-Pacific Finan Markets， 2015，22：53-74.

[3]Jared Levant，Jun Ma.Investigating United Kingdom’s monetary policy with Macro-Factor Augmented Dynamic Nelson-Siegel models [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6，117-127.

[4]何匀海王彦飞.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基于动态Nelson-Siegel模型的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8期.

[5]金雯雯，陈亮，毛德勇，叶茜茜.利率期限结构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基于TVP-VAR模型的时变参数研究[J].经济评论，2014年第5期.

[6] 尚玉皇，郑挺国，夏凯，宏观因子与利率期限结构：基于混频Nelson-Siegel模型[J].金融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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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

1引言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之一，是金融学专业、投资学专业、国际贸易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和管理学专业等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课程的学习不但为了解其它相关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而且能够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通过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使当代大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并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来分析当前宏观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学会应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探索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对策措施。进而培养当代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之能够分辨出能为我国政府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观点和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此外，通过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习，使当代大学生在掌握宏观经济学重要理论观点和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熟悉经济学科各门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对其他专业各课程的深入学习奠定基本的经济理论基础，并举一反三地分析、解剖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宏微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以讲授为主，以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为辅。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案例分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学生自学相关的参考书，完成大量的课外习题，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方面特征：①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③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④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⑤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3宏观经济学教学分析理论框架的构建

本课程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主体框架，并且融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这意味着本课程的教学分析模型主要参考借鉴新凯恩斯DSGE模型。接下来我们忽略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具体推导细节和详细推导过程，重点介绍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演变、特点、总体框架、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分析首先要区分模型中的经济主体，并描述和分析其经济行为。由于将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引入到模型中是近年来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一个最前沿的建模方向，因此我们在本文以一个典型的包含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为例来刻画、描述和分析模型各个经济主体及其行为决策。该模型的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家庭部门、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生产部门包括中间品厂商和最终品厂商。对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笔者详述如下：①家庭在劳动供给方面是异质的，但在其他方面都是同质的。这意味着劳动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从而将工资粘性引入到模型中。家庭部门是厂商的所有者即股东，通过购买厂商发行的一期债券和权益为厂商提供生产活动所需的资金。家庭部门的收入包括因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提供给厂商而获得劳动工资、因持有厂商的股份而获得的厂商发放的权益支付和厂商偿还的债务和利息。家庭部门的支出包括通过向厂商购买消费品而进行的消费支出、购买厂商发行的用于融资的一期债券的支出、购买厂商发行的用于融资的权益的支出以及支付一期总额税的纳税支出。最后，在预算约束下家庭部门通过选择消费支出、劳动供给、厂商权益份额持有量及厂商一期债券持有量以使其预期终身效用最大化。②中间品生产厂商使用融资获得的资金购买劳动和投资品，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下通过使用劳动和有效资本（资本利用率乘以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结合一定的技术条件生产出异质中间品，这些异质中间品最后销售给最终品生产厂商。这意味着中间品生产厂商具有一定的产品定价权，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间品生产中所投入的资本来自于中间品生产厂商的资本累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面临一定的投资调整成本和投资效率冲击。中间品生产厂商为引入价格粘性使价格调整遵循Rotemberg机制。通过发行债务和权益中间品生产厂商为生产活动进行融资，债务融资相对于权益融资具有税收优势，也即债务融资面临一定的税收抵扣。中间品生产厂商在生产决策中同时面临预算约束条件与借贷约束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生产厂商的收入包括中间品产出和借入资金，而支出包括购买劳动生产要素的工资支出、购买投资品的支出、权益发放支出、融资结构调整成本和偿还债务的支出。中间品生产厂商面临的借贷约束（强制约束）条件意味着，一方面更高的债务会使借贷约束更加束紧也即更加严格，另一方面更高的资本存量则会放松该约束。借贷约束还受反映每单位抵押品可以获得的贷款量的金融冲击的影响。金融冲击值增加意味着单位抵押品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量即生产厂商借贷限制放松，反之则反是。最后，有家庭部门拥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在生产函数、资本累积方程、预算约束条件和借贷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权益支付、劳动投入、投资支出、债务发行量和资本投入以使得股东收益最大化。③最终品生产厂商购买异质的中间品，并将异质中间品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出同质的最终品，这意味着最终品生产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同质最终品分别销售给其他部门（比如政府购买、中间品厂商的投资品和家庭部门的消费品等）。最后，最终品生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产生中间品的反需求函数也即中间品价格。④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财政部门负责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门执行预算平衡政策，通过向家庭部门征收一次性总额税为其购买支出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债务利息支出的税收抵扣融资。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规则形式的货币政策，且货币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产出增长率。当研究最优货币政策时，给定家庭部门和厂商部门等部门的最优化行为决策，凭借最小化不同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函数，我们获得不同的最优货币政策，通过比较不同最优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我们可以开展不同最优货币政策的比较和选择。很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经济变量将最后可能收敛于一条均衡增长路径，为此在开始求解模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稳态经济变换。[1]

4我国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理论知识不夯实，偏离实际。课程设置不够科学，课程门类有待进一步完善，教材内容不够新，有点陈旧。宏观经济学教材内容有点脱离市场实际，停滞不前。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方面表面化，严格的执行和督导不足；宏观经济学教学资源不够丰富，高校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目标认识不完整，宏观经济学课程价值与实际教学不一致。[2]教学方法单一，不重视实践教学。宏观经济学教师素质亟待加强，缺乏全面的理论经济和应用经济知识，实践经验比较缺乏，宏观经济学教师不但要具备深厚的全面彻底的理论功底,更要具备丰富的相关实践经验,真正具备“双师型”高校教师的基本素质。[3]当前宏观经济学使用的教材内容显得过于单薄,知识和容量不够宽广,内容缺乏必要的前瞻性、新理论、新知识在教科书很少有反映。宏观经济学教师专业知识面不够广，教与学两方面积极性较低；专业知识不专业，没有掌握相关的方式方法。[4]教师学历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手段单调呆板，说教式、单向传送式、灌输式的教授法使广大当代大学生容易产生对宏观经济学抵触不耐烦的情绪。较少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考核方式不够丰富，匮乏呆板单一。许多学校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在理论知识,缺乏必要的实践知识。学习兴趣不是很高，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宏观经济学教材水平较低，且反复出版。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正式的宏观经济学教育手段教学方式非常单一匮乏，基本都是传统教育单向传输的。教材选用不够规范，不够合理。说教式、单向灌输式已经不符合现代宏观经济学教学理念，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该是教与学之间的互动,教师应该成为主导,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以知识传播为重中之重，相应专业教师明显不足，当前从事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可以分为四种类型：[5]①教师的本专业就是宏观经济学，②教师本专业为理论经济学方面的专业，③教师本专业为应用经济学方面的专业④教师即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其中教师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较少，属第二、第三种类型的最多，属第四种类型的教师也占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宏观经济学开设初期，绝大多数教师都属于第四种类型，他们几乎没有从事宏观经济学教学经验，他们教学内容局限于自己原来的教学领域，虽然有少数教师通过了宏观经济学相关的进修学习，但也难以完全达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要求。

5完善我国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教学内容方面：改革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的教学内容，突出经济学思想方法教学,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思维，重视智力因素，优化宏观经济学教学大纲，完善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深化教学实力建设，选择合适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改革、创新和优化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方法，避免“满堂灌”教学，重视宏观经济学的引导发现法教学，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效果，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手段。强化宏观经济学教学管理与督导，借鉴集中与分散相统一的教学管理模式。增加案例教学数量，扩大案例的领域覆盖范围，加强宏观经济学案例引导，提高不同能力水平的大学生的案例参与度。考评考核方式方面：建立多方面能力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生考评体系，改革创新考试制度，优化考核方式和教学过程。建立科学、开放、多元、全程化的新型考核评价体制机制，在评价形式的综合性和评价主体的多面性方面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教师方面：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加强宏观经济学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宏观经济学课程组的作用，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建立宏观经济学“双师型”教师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教师帮助下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提升教师素质，建立教学保障团队，完善课程设置。通过校外引入和校内挖掘等途径强化宏观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完善中青年教师培养计划、打造魅力教师和提供教师更多发展机会等途径打造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实践教学方面：加强实践教学力度，增加实践教学活动，构建大学生主体平台，激发大学生学习动力。将单一集中的实践转变为“全程式”的分散实践，强化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基础技能课。建构双向共赢的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设备和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经费保障体制机制建设。增设实践课程类型，培养大学生多项能力。理顺理论与实践关系，建立实践环节培训体系，培养大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教材方面：加强理论型与应用型教材建设，挖掘优质教学资源，优化课程种类和课程体系结构，完善自编教材,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体系，强化教材建设，改善实训条件，构筑新型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体系。教学目标教学理念方面：更新教学理念，树立明确的教学目标，准确定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参考文献】

【1】余建干,吴冲锋.金融冲击、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与中国经济波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7(2):1-18.

【2】景秀娟.SXPI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硏究[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14.

【3】李煊.我省高校房地产专业教学改革探析[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4】李安娜.地方高校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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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环境;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调整速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近年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Douglas O. Cook(2009)分别采用两阶段和综合两种动态部分调整模型,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调整速度较快。原毅军,孙晓华(2006)的研究得到调整速度与上一年GDP增长率正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值率负相关的结论。黄辉(2009)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影响调整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现象。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基于部分调整模型,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进行调整速度对比研究。在目标资本结构的回归中不考虑宏观因素。这样改进可以避免双重考虑宏观经济因素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性和不显著性。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的构建思路,构建下面的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1)

Lit- Lit-1=?姿(L*it- Lit-1) (1)

其中,L*it和Lit分别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优资本结构和实际资本结构。?姿为调整系数,表示在一个年度内公司的资本结构向目标水平调整的快慢,并间接反映调整成本的大小。

根据屈耀辉(2006)等人的研究,目标资本结构可表示为公司特征向量与行业特征向量的线性函数

L*it=?琢0+■?琢jYjit+■?琢sDs+■?琢tDt+?滓it (2)

其中Yit是影响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一组相关变量,Ds和Dt分别为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

将(2)式带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归模型(3)式

Lit=?姿(?琢0+■?琢jYjit+■?琢sDs+■?琢t)+(1-?姿)Lit-1+?滓it(3)

2.变量设计

(1)资本结构变量。本文分别使用账面资产负债率和市场资产负债率两种资本结构进行研究。

LEV Bit=(LDit+SDit)/TAit

LEV Mit=(LDit+SDit)/(TAit-LSVit+LSit*P)

LEV Bit表示账面资本结构,LEV Mit市场资本结构。LDit表示长期负债,SDit表示短期负债,TAit表示账面总资产,LSVit表示流通股账面价值,LSit*P表示流通股市场价值。

(2)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对目标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用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用主营业务的自然对数表示,目前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资产有形性(TANG),用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表明有形资产的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NDTS),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性(GROW),用托宾Q值表示,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税收因素(TAX),用所得税除以利润总额表示。考虑行业特征因素,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观经济变量。仿照Douglas O. Cook(2009),本文选用GDP增长率来定义宏观经济环境。GDP增长率定义为本年GDP减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的具体情况是,13年的GDP增长率数据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中位数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按照GDP增长率的二分位数再进行划分,将样本分成四个部分。取GDP增长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义为为宏观经济环境衰退;取GDP增长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义为宏观经济环境繁荣。

二、样本选取与估计方法

选择沪深两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经过数据整理,获得分布于十二个行业的715家公司的9295个样本观测点。样本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由于模型(3)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内化其中,模型右边包含因变量一阶滞后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方法,把模型(3)右边所有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T检验值,表中***、**、*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1中LEV(-1)的系数就是1-?姿。可以看到,在账面资本结构下,宏观经济衰退时的调整速度是0.575(1-0.425),在宏观经济繁荣时的调整速度为0.592(1-0.408);在市场资本结构下,宏观经济衰退时的调整速度是0.606(1-0.394),宏观经济繁荣时的调整速度是0.656(1-0.344)。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表现出顺周期性,与Douglas O. Cook(2009),黄辉(2009)的结论一致。本文只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没有把宏观经济变量作为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避免了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与显著性,使研究结果更可靠。

参考文献

[1]原毅军,孙晓华.宏观经济要素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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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VAR模型；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宏观经济学作为应对“大萧条”的产物，于20世纪4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充实了后者的理论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概括来讲，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是从简约式到结构式的演变过程。与之大致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则为传统计量经济学和现代计量经济学，前者概率结构已知、参数未知且具有稳定性，后者则概率结构和参数未知、不稳定。

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中，早期西方学者采用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模型以及伦敦学派模型（LSE模型）。这些模型在运用中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无法用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等等。针对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优化的模型予以弥补。Sims（1980，1986）先后提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并率先将SVAR模型运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随后Bernanke（1986）、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于宏观经济学（尤其是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中。

一、 计量模型的演变

1. 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 模型。作为传统的用以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计量方法， Cowles Commission模型旨在量化分析经济体系中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如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政策制定者所能控制的变量，即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各类宏观经济变量，即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被看作是内生变量。

模型表达式：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动态模型表示为：

AYt-1Mt-1=C1（L）Yt-1Mt-1+C2（L）（Mt）+?着Yt?着Mt

其中，Y代表宏观经济指标向量，为内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指标，由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体系的交互关系决定，为外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变量的子矩阵，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直接并完全控制的变量。一般而言，模型设定条件为rankRi（D1|D2...|Dn）=n-1。

模型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发现采用Cowles Commission 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模型设定，无法很好的解释经济指标数据，无法体现经济学理论，也不关注模型的统计结构，对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的实际意义也不大。

为了弥补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这些缺陷，计量学理论界相继出现了多种计量方法，包括LSE模型（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pproach），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跨期最优真实经济周期模型（Interemporal Optimization-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2. 伦敦学派模型（ LSE模型）。LSE模型采用简化式，对数据进行一般化推导。来自Lucas and Sims的批评，认为LSE模型的数据拟合度较差，与经济理论相脱节，且仍未能涉及到经济政策评估。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为例，在LSE模型中，考虑到将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以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基于跨期最优理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也使得没有经济变量是完全的外生变量（Sims，1980）。在货币当局将货币供给作为达到宏观经济目标的操作工具时，货币供给不仅反映了产出和通胀，同时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由于假设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LSE模型忽略了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3.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与标准的货币均衡模型不同，Farmer（1997）模拟了一个具有真实经济周期的经济体，用以分析时间序列的一些特性，尤其是货币、价格、产出和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也叫跨期最优模型，是应对Lucas 批评的直接产物。该模型的参数估计独立于外界政策边界，并被独立识别。通过引用效用函数的特定特性，Farmer（1997）设定了货币在融资交易中相对重要的地位。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稳定状态的均衡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动态随机均衡的两个特性：一是根据模型理论，则能够比较容易的例举出由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周期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动态随机均衡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各宏观数据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动态特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互机制，并运用不确定性来解释货币动态变动。运用RBC模型能够在少量假设前提下很好的解释真实数据反应函数中长期渐凸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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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应用分析

引言

从大众定义的角度来看，经济信息包括了所有与经济相关的信息。而从小范围来看，经济信息指的是经济活动中传递出来的相关信息[1]。随着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包含的经济信息越来越丰富，加强对经济信息的应用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宏观经济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宏观信息的利用能够更好的帮助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同时还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地位，促进国家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相关人员的注意。

一、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首先，从经济信息本身而言。经济信息反映的即是市场上各种经济活动的动态和现象，加强对经济信息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并根据科学的分析对未来的市场经济动态进行合理的预测，为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提供给有效、必要的依据[2]。此外，市场经济受到多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为了稳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计划和实际情况相符合，经济主体必须要加强对经济信息的收集。最后，企业的管理不仅需要依靠正确的经营与决策，更需要加强对企业的整体管理。经济信息的收集能够加强企业对市场变化的了解，并采用有效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其次，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国家政府对国家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进行宏观的调控。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我自我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而要做好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则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克服市场调节的不足，以调节、决策和政府监督等方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经济信息能够提高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能够更好的提高人们对于经济世界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促进人类的发展。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首先，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制定。管理目标是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只有确立了明确的管理目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才能够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经济信息的收集和应用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经济管理目标的确立中[3]。通过收集宏观市场经济信息如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的数量和比率、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公民的投资情况等，政府人员能够较为准确的把握市场的工序情况，从而建立更加合乎实际情况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管理目标包括有：在遵循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基础上，对经济的发展行使必要的宏观政府予以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结合市场调节、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经济的稳定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总量的平衡、物价和消费者收入、投资等的平衡等，实现经济增长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此外，保障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效益的提高等同样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4]。要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在识记的操作中，制定有效的管理目标必须要坚持几点：第一，坚持以市场经济自我调控为基础。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且市场调节能力属于经济调节的基础能力。宏观经济调控只能在遵循市场经济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第二，分清主次，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第三，保持目标的弹。市场经济发展中，意外情况经常发生。为了防止意外的变化，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中的应用显得十分重要。相关人员必须要充分重视对经济信息的收集，切实发现和解决其中的问题，使经济发展能够朝着制定的管理目标进行；其次，在计划管理中，经济信息的应用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计划的编制和规划是固定的，为了防止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变数，在制定过程中即需要详细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最后，在管理决策中，经济信息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决策指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对促进国家经济、政府部门经济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要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两个步骤：制定方案和评价反馈方案。制定方案的过程中需要以全面、有效的经济信息为参考依据。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可控制性质，经济决策方案需要拟定多套备用，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制定方案之后，为了保证方案的全面效益，政府工作人员要对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价和反馈。

三、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一）有效收集和整理经济经济信息

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以全面的经济信息为基础。因此，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需要有效、全面的收集经济信息。那么，如何有效的收集信息呢？第一，经济信息的收集需要制定完整的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收集；第二，要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市场经济的信息变化速度较快，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以最新的市场经济信息为依据，因此，经济信息的收集需要注重时效性；第三，信息的收集要具有针对性。市场经济信息的种类非常丰富，不同的经济管理需要不同的经济信息，因此，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收集[5]。

其次，要对收集来的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体。整理信息的后盾包括对信息进行分类、精确度筛选、适时更新等。经济信息的收集渠道众多且内容不一，在收集经济信息之后，相关人员还必须对信息进行整理才能够予以利用。

（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效率。在局部或者全国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经济信息平台，不仅能够方便接收世界各地的经济信息，还能够提高工作的时效性和效率性，提高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经济世界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促进人类的发展。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策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有效收集和整理经济经济信息；第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

参考文献：

[1] 谢芳芳. 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01：86-89.

[2] 张，杨列勋，汪寿阳. 数学与系统科学方法在宏观经济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专辑序言[J]. 系统科学与数学，2011，02：3-4.

[3]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张鹏，王志刚，程瑜，梁强. 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调控：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分析认识[J]. 经济研究参考，2012，61：3-50.

篇13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篇14

在方法使用方面，从基于辨别分析的开创性论文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预测企业失败但是没有引进宏观经济变量的辨别分析，由Shumway(2001)扩展的多时期Logit模型，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来测度宏观经济变量和企业破产率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包括Bruneau（2012），使用法国的大样本非财务公司的会计数据，在行业层次上使用多期logit模型来估计企业财务脆弱性指标，因为样本大，跨度时间长，所以可以考虑到企业财务状况逐步恶化至破产清算的过程。之后又有学者使用了持续期间模型，尽管这种模型有上面提到过的主要优点，但由于左截断问题仍然存在局限性，当观察期很短时，资料库里的绝大多数企业在观察期之前就成立了。除了以上几种模型外，还有很多计量方法估计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同时也包含了宏观经济变量，比如Hamerle等人使用了一个随机效应的Logit模型来评估德国的破产企业；Bonfim使用了一喝随机效应的Probit模型评估葡萄牙的破产，Pederzoli等评估了一个依赖静态的相同的违约模型，区分了扩张时期和衰退时期。Qu使用的是一个固定影响的LSDV模型；而Jimenez等使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来测量银行贷款增加对银行违约的影响。

二、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文献的第二条主线是关注企业财务脆弱性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这样的一个问题意图在微观层面上合并信息来进行宏观经济的预测，最初关于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银行来研究的。关于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那个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其赞成和反对的证据在辩论中仍然是非常多的，但是恢复辩论的资产负债表渠道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来自Bernanke，其论文中写道银行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停止向质量较低的投资者贷款，是对于那些他们以前已经借款过的企业来说，财务部门事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承受力，因为产生更高的有效成本的信贷减少了商业需求为当前期间货物和服务.其开发了一个小的模型，他们利用借款人资产净值和投资的成本之间的反比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的金融危机冲击前，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可以是商业周期波动的来源，在相关的研究中Coe使用马尔科夫切换模型来估算财务危机发生的条件概率，发现在实际产出模型这些估计的概率有额外的解释力，支持了Bernanke的发现。在相同的论文中，Gertler通过证明借款人的信用变化如何影响投资支出、预期的收益和整体经济，从而证明了企业的财务因素对宏观经济状况可以有定量显著的实际效果。Repullo等也开发一个宏观模型，得出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解释力。后来，Fazzari等从公司财务结构方面也证明了微观企业的财务信息对宏观经济宏波动有重要的影响。Lown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了由企业失败来衡量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和信贷标准一起可以用来解释银行贷款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

三、企业的财务脆弱指标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事实上，目前只有几篇论文是真正考虑了企业的财务脆弱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主要都是来自国外，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通过使用聚合的信用风险，随着时间推移其近似于企业的破产频率，并发现了在微观和宏观角度之间一个有用的链接。同时提出了一个向量自回回归模型，将观测到的破产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同时还包括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他们还使用一个微观宏观模型，从带有微观变量的logit模型中估计的破产作为额外的变量引入到外源性的VAR模型中。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破产不再完全是内生的。使用了一个无法观察成分的多元模型揭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失败在高频率下的周期性共同运作。使用了一个结构性信用风险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EDF经验值，并使用VECM模型来研究预期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和后面的两个研究相比，Bruneau(2012)将Jacobson的宏观模型应用到法国的例子当中，同时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强调需要使用大量的微观企业资料，不只是考虑那些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企业，把破产当作完全的内生变量，并在部门层面上考虑两者的相互关系。同时提供了在持久性经济周期冲击下的第二轮效应的数据，从统计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企业破产对产出缺口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