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特征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发展机遇；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08.14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08-0192-01

2014年，首次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后，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总体向好，但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开始慢慢地凸显和释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人们放弃了追求高速的增长，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本质。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反而会触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使社会民生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1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新常态”本来是一个经济术语，起源于美国，用以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过程。后来中国学者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于是“新常态”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3点。

1.1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总量仍相当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5%，其中，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11.2%。进入“十二五”以来，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愈发的明显，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3%，2012年、2013年均为7.7%，2014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4%，为1990年来的最低增速，但2014年经济总量达到63万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

1.2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逐年增加，消费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2011年，我国工业占GDP比重为46.8%，第三产业43.1%；到了2014年，工业占GDP比重下降为42.6%，服务业比重却上升到48.2%。服务业总产值不单从比重上超过了工业，而且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工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需求结构上看，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1.2%，成为需求层面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3 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驱动转变，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

基于人们对“碧水蓝天”的渴望和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那些依靠资源和环境发展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已不再适应社会的潮流，必将由节能环保、高劳动生产率、高科技创新的企业所替代。

2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努力抓住以下几点机遇。

2.1 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机遇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均逐年增加，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体，已经代替制造业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同时，互联网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2014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双十一”交易额达到571.12亿元比2013年的362亿元增长了57.7%。可见，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中小企业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2.2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扩大市场空间的机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仍有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与美国81.28%、日本92.49%的城镇化率相差甚大。根据以往的经验，城镇化每提高1%，可拉动投资增长约3.7%，拉动消费增长约1.8%。所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新型城镇化应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一起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2.3 加快产品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遇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过去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已不能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些国外制造业纷纷从中国市场转移，也反过来督促了中国企业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唯一的出路就是充分利用现在的科学技术和“人才红利”，不断改革创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企业在经济新常态时代下的市场竞争力。

2.4 促进对外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

进入2014以来，人民币汇率一反前些年来一直稳步升值的趋势，出现了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人民币贬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具有优势，竞争力也增强，所以利润率也会上升，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外贸企业的出口量，缓解多年来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的冲击，由拉动外需进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光远.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J].商界评论，2014（6）.

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土地经营权流转；思路调适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048-06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由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表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既蕴含着非短期、非偶然、非临时的新机遇，也面临着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必然深入渗透和广泛影响国民经济的各领域、各部门，同样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速度、规模、形式、流向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土地流转的意愿、参与土地流转的行为和动因、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土地流转绩效及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土地产权制度、粮食安全、劳动力转移、适度规模经营、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重要论断提出的时间不长，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新趋势以及需要重视的问题，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思路和政策举措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而这方面研究无疑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一、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新趋势

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特征，许多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总体上表现出流转速度加快、流转类型多样、流转主体多元化、以短期流转为主、由市场决定价格、租金支付方式多样等特点。①郜亮亮借助全国6省1200户在2000年和2009年两轮农地流转的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地流转的4个特征：区域差异明显、流转多为口头合同、流转多发生在亲属之间、流转合同期限不固定或较短。②截至2013年底，我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耕地流转比率达到26%，比2008年提高了171个百分点。新常态下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规模和速度呈加速趋势，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显著特征。

1.土地流转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散式加快

许多研究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地区由于土地的区位价值高、市场需求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高而比不发达地区、边远地区的土地流转程度更高、规模更大。但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由于边远地区、不发达地区农业特色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开发程度低、土地流转价格较低等原因，外来或本地业主流转农地进行规模化发展特色农业的现象大大增加，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以江苏省为例，虽然仍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苏南地区土地流转比例最高，然而在2000―2012年期间苏北地区的农地流转年增长率（4621%）显著大于苏中地区（2939%）和苏南地区（2108%），而且2008年后苏北地区的农地流转比例已经超过苏中地区。③又如，四川省经济不发达的巴中市2013年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4107万亩，较上年增长106%，耕地流转率达179%。同时，随着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的区域覆盖面还会更广。

2.土地流转以出租为主的多种方式加快

过去土地流转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转包，新常态下土地流转是出租、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并存，虽然转包仍占很大比重，但出租已经超过转包。四川省2014年土地流转中出租占457%、转包占370%、转让占47%、股份合作占48%、互换占27%。出租这种方式由2010年的384%提高到2014年的457%，已经替代以前的转包位居第一位，这是由于出租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交易成本低，利益关系比较直接，土地转出方承担的风险比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目前虽不占主流，但在一些地方已经快速成长。四川省崇州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营模式，回答了大城市郊区能不能种粮、如何种粮的问题，短短3年多时间规模经营面积由101亩扩大到21万亩，避免了规模经营中容易出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土地股份合作社与一般的土地流转相比，内化了土地集中的成本，既保留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又使农民通过租金、薪金、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推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3.土地流转向以大户为主的多元化去向加快

过去土地流转主要是发生在农户之间、亲戚之间的自发流转，非正式流转居多。近年来，龙头企业、外来业主、科技创业人员、返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流转土地增多，土地流转的受让主体日益多元化。据统计，四川省2014年土地流转流向农户的占流转总面积的516%、流向龙头企业的占188%、流向农民合作社的占165%；与2010年相比，流向农户的比重降低了75个百分点，流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比重分别提高了61个和24个百分点。虽然土地流转流向农户的比重下降，但仍占一半以上居主导地位，流转面积2014年则比2010年增加了327%。目前，四川省30亩以上种粮大户增至13391户、养殖大户8532户、家庭农场6267家。全国的情况则是，截至2014年6月，全国农村各类专业大户达到317万户、家庭农场87万个、农民合作社124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

4.土地流转区域开放性和主体开放性加快

过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范围窄、封闭性强，土地的租赁、承包、转包基本局限在本社区内，受让主体比较单一。在新常态下土地流转的范围已经大为拓展，跨区域突破了行政村界限；转入土地的经营者已经不局限于本村农户，外来业主、个体工商户、龙头企业增多，尤其是城市居民也加入到这个行业流转农民土地。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各种阻碍土地流转的制度性因素被破除，土地流转的开放性会进一步增强，城里人到农村流转土地的趋势会增强。

5.土地流转以价格攀升的方式加快

过去，农村土地流转的支付水平不足以调动农户出让其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意愿④，导致农地流转的供给动力机制缺乏，即便是具有农地流转的欲望也难以转变成为现实的农地流转行为。⑤但是，在新常态下，受农民财产意识增强、土地价值预期上升、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增多、政府规模偏好等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价格在不断攀升。一些地方两三年内土地租金已经翻了一番，土地租金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主要成本。从对四川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调查来看，土地租金占经营总成本的比重高达537%。与土地流转价格过高相伴的另一种现象就是耕地闲置在一些边远地区仍然突出，这些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多，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加之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不灵，导致农民既无力耕种而又很少有外来业主来流转土地的现象。

6.土地流转向适度规模经营加快

近年来，土地流转以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为主，流转几十亩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较快。据调查统计，目前四川省在规模流转中，流转50―99亩土地的比重最大，增速最快，2014年比重达到231%，增速达到154%，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我国人多地少，地貌类型多样，并且许多地方土地细碎化、小块化十分突出，集中连片几千亩十分困难。在这种现实条件约束下，土地流转的结果是多元化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

二、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机遇

及需要重视的问题1.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面临的机遇

第一，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为土地流转不断提供拉力。劳动力转移和非农收入比例增加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动因，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可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⑥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但乡村常住人口仍有6亿多人，尤其是在目前城镇常住人口75亿中，还有2亿多户籍、土地均在农村的“农民工”，我国的城镇化远未完成。在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将稳步推进，尤其是将人口的城镇化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这必然为土地流转不断提供新的拉力。同时，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在3―5年内完成确权颁证，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未来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因物权保护强化而大为降低，具有稳定就业的外出务工农民可以更放心地流转土地。

第二，农业农村巨大的投资潜力为土地流转提供新的动力。农村不仅具有大量的资源尚未开发，并且还具有良好的景观和生态环境。新常态下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对优质、生态、安全农产品需求的提高和对自然、景观、环境、休闲度假的更高追求，使农村的生态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优势更为凸显，必然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巨大的投资潜力。在此吸引下，不仅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开发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市民下乡成为新农人也越来越多。

第三，国家政策仍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为土地流转提供良好的环境。经济新常态下，尽管有许多过剩行业面临调整转型和政府投资减速，但农业和农村仍是国家的重点投资领域，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另一方面，国家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和更向主产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将为土地流转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可预期的改革为土地流转提供新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土地产权不清、农村土地缺乏抵押担保权能等制度因素严重阻碍了土地流转。一旦这一关键性制度障碍被突破，将会扩大城市资本下乡的规模，从而提升土地集中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土地确权颁证可以提高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安全性，农地使用权越明确越充分，土地供需双方流转土地后的预期收益越稳定，从而农地需求和供给的意愿也越高。⑦新常态下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已全面展开、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制度逐步建立，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向前迈进，承包地、宅基地退出机制逐步推行，将使阻碍土地流转和城乡要素对流的制度因素被打破，从而为土地流转迎来新的活力。

2.新常态下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需重视的问题

对于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学者研究总结出的问题主要有：不尊重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流转程序不规范，市场机制缺乏；农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狭窄，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比落后地区流转规模高；土地产权不清；土地流转市场放开后，可能带来农民阶层分化加剧的矛盾及新的土地合作组织监管的风险；土地流转可能导致农地非农化、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在新常态这样一个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强势群体和工商资本介入与农民长期利益保护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交风险金、农民与业主直接交易、保底分红、租金几年一涨等让农民有了多重选择方式，农民利益得到维护，但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预、被流转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工商资本经营不善“一走了之”的现象仍有发生。已有研究表明，多数企业的租地经营农业行为只是短期的投机行为，不仅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无多大益处，而且未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发展出现衰退。⑧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产业产能普遍过剩、销售不畅，一些工商企业敏锐观察到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对农产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商机，进入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势头增加。这些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直接租赁农地对农民的挤出效应明显，经营不善的风险最后可能还是由农民承担。同时，随着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逐步被打破，城市各种强势群体可能把农村土地资源作为争夺的重点对象，这在给农民带来先进要素的同时，如果控制不好，也将给农民长期利益保护形成激烈挑战。

第二，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速度的倾向。近年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和速度不断加快，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非市场的倾向。有的地方盲目定指标、下任务，甚至把土地流转列入目标考核以行政手段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盲目追求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有的地方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与民争利；有的地方为追求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集中连片的规模效应，在土地流转中倾向于把土地转租给企业经营而忽视本地适度规模的专业大户的成长。

第三，近年来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的同时，虽然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得到初步遏制，但随着土地规模化流转的比重提高，非粮化、非农化面积增大的风险可能越来越突出。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在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与农产品价格“封顶”的“双重挤压”作用下，即便是工商资本、龙头企业、外来业主，如果单纯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难以获得与二、三产业同等的平均利润，而农地一旦转为非农用途又具有很大的增值空间。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工商资本、业主进入农业，非粮化、非农化的冲动始终存在，如果监管机制失灵，这种冲动将转化为现实行为。

第四，土地流转价格上涨要求与遵守土地流转合同不够的矛盾。近几年来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价格在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和工商资本的助推下不断攀升。未来土地流转的价格还可能受已有价格刚性、当地习惯、农民对土地升值的预期、关键性制度因素突破带来的城市资本下乡规模扩大等影响而继续上涨。土地流转价格的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民土地流转，但是将进一步压缩规模经营主体的收益空间，给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成长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形成明显制约。土地转入和转出双方通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确定土地流转价格、期限、用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有利于给土地流转双方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但是，土地流转合同也限制了双方随意更改合同内容的灵活性。对于转出土地的农户来说，具有“想收回土地经营权随时收回”“希望土地租金年年上涨”“不承担经营者任何经营风险”的意愿和动机，因此并不希望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流转合同，更意愿口头承诺，给之后的土地流转纠纷埋下了风险。即使是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有的合同还确定了租金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但是土地流转租金的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不一致是普遍现象，一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不遵守合同的现象就时有发生。2013年全国农经部门受理土地流转纠纷超过7万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第五，土地利用短期化与环境质量的矛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产出价值，存在短期内利用土地价值的动机和行为。已有实践表明，有些规模化业主对土地短期化利用的现象明显，造成了土地属性变化、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而这种变化还往往不可逆，一旦破坏要恢复十分困难。新常态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比重必将越来越高，土地短期化过度利用的问题将可能更为突出。另外，随着规模化种养殖逐步成为主导模式，因粪便、薄膜、废水、农药残留等造成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如何处理由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一个突出挑战。

第六，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变化的矛盾。土地规模化流转后，为了发展规模化的特色产业，必然要打破原有的一家一户承包地的界限进行统一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田间道路、灌溉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占用土地流转户的承包地，而且还要占用未流转农户的承包地。今后农民的土地权属更为明晰，占有农民承包地进行田间道路、灌溉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困难。同时，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是以行政村组为单位的，与规模化种植的布局不相协调，土地规模化流转后如何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效对接也是个突出问题。

三、新常态下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思路调适

适应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新趋势，在推进土地流转宏观思路上必须要做适度的调适，才能使其更为有序和健康，为确保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服务。

1.必须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

30多年前，以为主的农村改革，使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经营权进行分离，实现了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一次飞跃。30多年后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是新一轮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核心。我国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现实，决定了放活土地经营权，推进“三权分置”的特殊意义和作用。适应农地“三权分置”的新形势，必须抓紧研究探索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突破口，创新土地经营权多种流转方式，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尤其要支持农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以此为载体规模化流转土地；必须深化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制度，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评估、登记办证办法及后续流转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积极探索建立抵押资产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保障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的完全实现。

2.必须更加注重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前提

新常态下土地流转规模将会继续加大，非粮化、非农化及大规模流转所带来的土地利用短期化问题和对环境的破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非粮化会加大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非农化会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土地利用短期化一旦使土壤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将会十分漫长，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推进土地流转不仅要显著提高规模经营水平，还必须注意保障粮食安全、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实践中要强化土地流转中的用途管制，增强刚性约束，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在流转农用地上违规搞非农建设，严禁破坏、污染、圈占闲置耕地和损毁农田基础设施，决不容忍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中对土地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要结合土地流转加强土地综合整治，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围绕适度规模经营改造提升基本农田，继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集中连片新建高标准基本农田。采取更为有力的监管手段，配套以环境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遏制各种规模化经营主体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行为。

3.必须更加注重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指向

我国人多地少，地形复杂，农业人口比重仍然较高，就业问题仍然突出。新常态下我国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应符合人多地少、地形多样、土地零散等特点，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反映土地节约型、劳动节约型等不同农业类型。在实践中要防止土地过度向工商资本大规模集中现象的进一步蔓延，鼓励土地流转在适度的规模经营范围内获得最佳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根据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地形地貌、不同种养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不同区域适度规模经营的适宜区间，防止农业企业主导的求大求多的单一规模偏好倾向的不合理发展。调整部分地区对土地流转补贴和政策支持按照以流转主体流转土地面积为依据的计算方式，重点支持在适度规模经营适宜区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劳动力转出多、区位条件较差、外来业主少的地区，应更加注重对本土化特征突出的适度规模农户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以提高适度规模经营的区域覆盖面。

4.必须更加注重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根本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政府、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在这种博弈中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判断。但是，由于农民自身认知水平的局限性、获取信息的有限性、组织力量的单薄性、经济实力的脆弱性，在强大的政府实力和资本实力面前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今后博弈关系将更为复杂，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彻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有一个过程，家庭经营收入仍占重要地位，土地问题更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土地流转的过程不能演变为对农民土地权益剥夺和排挤的过程。土地流转必须要尊重农民意愿，强化其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坚决防止定任务、下指标、将流转面积和比例纳入绩效考核。支持农户以土地经营权、资金等方式入股农民合作社，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加强合作和联合，推广“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模式。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产生重要影响，总体上会呈加速流转、加速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之势，但是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需要高度重视强势群体和工商资本介入对农民长期利益保护带来的影响，片面追求土地流转规模和速度的倾向，土地大规模流转产生的非粮化、非农化风险，土地利用短期化与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方式与土地变化的矛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土地流转的新趋势，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要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前提、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指向、以高度重视农民利益保护为根本。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地权稳定有利于土地流转。基于目前农民经营权已有相当部分流转的现实，可在严格尊重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针对有些地方农民承包地十分细碎、小块化的情况，在农民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可以把确权与承包地互换结合起来进行，经农户协商互换承包地后再确权。为提高确权效率、降低确权成本，应统筹协调开展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三者联动、多权同确、整体推进的方式。要建立农村产权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土地承包与流转管理网络化、信息化。为保证“确实权、颁铁证”的高质量，应加大财政对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补助力度。

2.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适应新常态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流转的新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农村产权流转市场的发展应突出公益性，鼓励各地探索符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实际需要的多种市场形式，培育和发展土地流转各种市场中介组织。现阶段应重点依托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建立土地流转监测制度，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要加强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机构要指导流转双方在充分自主协商的基础上，依法建立合理的流转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

3.加快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既有利于克服土地流转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又能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应重点改变原有的偏向农业企业、偏向低效率普惠式小农户的政策支持方式，今后的政策支持要更加注重精准导向，更多地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倾斜，对其流转土地给予更直接的租金补贴等政策支持。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政策扶持力度，对其所需的粮食晾晒、大中型农业机械停放场（库、棚）等项目所需设施农用地的用地指标适当放宽。鼓励由地方整合的涉农资金建设的连片高标准农田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鼓励抵押方式多样化，破解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瓶颈。加大农业保险多元化力度，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4.强化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

对工商企业流转土地要建立健全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租地条件、经营范围和违规处罚等作出规定；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对租赁土地企业的农业经营能力、土地用途和风险防范能力等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同时，要支持和规范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居住在城市的科技人才、企业家、城市居民、大学生、返乡人员等成为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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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集中表现在：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调整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新常态体现经济工作新特征、反映经济运行新规律，只有主动适应、科学把握、积极作为，才能把握机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适应新常态，首要的是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新常态最表面的特征是经济增速放缓，最根本的变化是增长质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发展动力的调整。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呈现一定的下行趋势，结构调整肯定会伴有“阵痛”，前期政策消化注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要历史、辩证地看待这些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增长速度有升有降符合经济规律，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就应保持定力和平常心。要坚决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坚决遏制盲目铺摊子、闷头上项目的粗放式发展方式，真正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适应新常态，根本的是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重要了、在发展经济上可以松口气了，更不意味着可以任由经济增长“自由落体”而无所作为。新常态、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了，但增长的内涵和要求更高了，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是以就业充分、效率提高、结构优化为支撑的发展，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发展水平的飞跃和提升。这种发展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这种飞跃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主动适应新常态，我们就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克服“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心理，振奋精神、积极作为，一心一意谋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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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新常态的概念与特征

最早在2002年出现“经济新常态”一词，指西方发达国家从经济危机中缓慢恢复的过程。在此后的2014年，主席在“APEC”第22次会议（北京召开）和G20峰会（澳大利亚召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中国经济新常态”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新常态，指新的普遍性表现形式，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经济新常态是说经济的发展从一个旧的状态变化到了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也即经济从旧常态变为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和发展来自于旧常态，不断地摒弃和继承旧常态的一些特征。因此，分析经济新常态可以先从旧常态入手。

中国经济旧常态表现的特征如下：

（1）经增长迅速，年增长率在10%左右；

（2）经济发展是粗放式发展，依靠资源要素和劳动力投入，环境破坏较为严重；

（3）经济发展依靠投资拉动，消费不足，缺乏平衡；

（4）投资率、储蓄率、杠杆率较高。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会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结构更加合理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产业。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消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投入，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也是依靠出口，利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靠外资拉动投资市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依靠的能源消耗正逐渐下降，科技密集型产业逐渐兴起，我国经济的发展正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需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需要，经济结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

（二）经济发展将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从201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有所下降，2012年首次跌破8%，稳定在7.5%左右，近两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到2015年达到了6.9%。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纵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当经济总量提高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保持平稳，国内经济形势仍然良好，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转型期。

（三）经济发展依靠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从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传统旧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必须放弃原来通过规模扩张获取效益的发展模式，转而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摈弃原来旧的落后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也是经济新常态最核心的内涵。

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我国长期积累的发展问题较为明显，长期粗放式经济带来的弊端不断地暴露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雾霾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问题，环境治理已经刻不容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随着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的萎靡，国际市场持续萎缩，缺乏动力，而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对外出口发展经济，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出口贸易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支柱，所以经济发展压力仍然很大。而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较为严重，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整体形势不够乐观，仍然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与调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支持经济的转型发展。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要依赖政府的宏观指导，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障经济的合理运行。但也应把握政策指导的力度，过度的政府调控会干扰市场的配置，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

（一）提供优质的创新环境

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通过创新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使原来的依靠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依靠科技投入的发展方式。

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引导市场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保护创新；同时，也可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力度，鼓励创新；对创新型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保障创新企业的利润回报。

（二）增强消费拉动力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我国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而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想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要依靠消费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需要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增加消费，一方面是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是鼓励居民消费。为此，政府可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从而使他们有钱可花，有收入去消费。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人们因为未来不确定性而不愿消费的顾忌，从而增强消费。

（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也不断兴起，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态势出现在大众面前，信息与互联网经济不同于实物经济，是介于连接实物经济和非实物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它有包括生产、存储和传播信息资源等物质基础，是一种新型的经济驱动源泉。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关的信息市场、信息需求、信息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创新性和很强的关联带动性，并且有着无限的增长潜力，因此，今后的中国经济必须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互联网经济，实现更高效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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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的概念曾在国际上流行。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直到近几年有所缓解后，有的学者认为经历危机的国家永远不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了，危机中的低增长、高失业、企业利润缩减等现象将成为常态，据此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述的内容有些冰冷，可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却印证了这个判断。我国已是高度开放的经济，国际经济的变化既深且广地影响到我国。但我国又有着自己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经济的新常态不同于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要重视其影响，又不要简单类比。

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解新常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上，急起直追的伟大成果。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当然还要努力发展，但要兼顾到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也要更加关注民生，努力满足群众物质文化健康多方面需求。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探索继往开来的新路。对于增长速度既积极进取，又适度控制，更加重视创新推动，更加重视调整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人们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氛围里明显感到这些经济的新常态特征，感受到社会的进步、稳定与祥和。

新常态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过去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和工作任务不同，有些发展方式虽不完美，却也是当时较佳的选择。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任务都有了变化，时移势易，就应该顺势应变，改革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常态也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是如此，国家、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个人，都会有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思维方式可用于广泛领域，但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用来观察国家发展大势，把握大局，在大局中有所作为。

怎样认识和对待新常态，考验着我们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应对能力。在新常态下工作，有很多新问题需要认识、研究和解决，更加需要努力奋斗，需要锐意创新！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是应对的基础。

平常心，要镇定从容。在战略思考和把握大局上，看问题要理智，既不受激情所干扰，也不因面临危机而惊慌。环境有了变化，新的矛盾产生，翻老黄历不灵，用老办法不再管用，判断事物不如原来清晰明白，有人就惊慌失措，紧张万分，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也有人喜欢发“警世之言”，把前景说得一片灰暗，领导干部听了这类论调要分析，不要轻易跟着喊狼来了。

平常心，看问题要全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增速7.4%，属多年来较低的数字。但看发展不能光看总量的增长，更要看增长的质量，看资源的有效利用，看环境保护的进步，看民生的实惠，看持续发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