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收益、可税性、影响因素

可税性理论作为税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着重点是如何在立法上有效界定征税范围，确保国家征税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其核心是对各类收益可否征税作出取舍。因此，要深入研究可税性理论，就必须探讨收益问题。[1]

作为一般概念的“收益”，因其内涵较为丰富，故在多个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对其都会有所涉猎。例如，学上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2]由此足见收益问题的重要性。即使在法学上，由于收益涉及到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3]涉及到公平分配，以及如何通过对收益的调整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等问题，因而它同样是法学应予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只不过法学上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由于“收益”与财富的分配直接相关，因而有关收益问题的研究，在税法之类的“分配法”中也就占有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收就是国家的一种收益，即国家以税的形式从纳税主体那里收取的利益，实际上是对私人收益的分配或再分配;而纳税人所关注的，则是纳税之后的收益，以及不纳税或少纳税，会使自己增加多少收益。因此，如果仅从一定时点的收益分配来看，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这并不排除在较长时期可能存在非零和博弈)，而税法也就是规范上述收益分配活动的法。因此，收益问题也就成了税法研究上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其实，上面说到的收益，主要是结果意义上的收益。无论是国家获取的税收收益，还是纳税人关注的排除了国家征税影响之后的收益，都是一个阶段的终结。而作为可税性理论所关注的收益，则并非上述那种“尘埃落定”的收益，而恰恰是在“刀俎”上尚待“宰割”的作为“鱼肉”的一类收益，即处于征税对象阶段的收益，而不是已成为国家税收收入的收益，也不是纳税人的税后收益。

上述处于征税对象阶段的、对于可税性研究至为重要的收益，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收益。在把“收益”作为税法上的专门概念的情况下，本文拟讨论以下相关问题:收益对于税法理论，特别是可税性理论有何价值?为什么在税收立法上要对不同类型的收益作出选择和取舍?影响收益可税性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和税法的宗旨、原则有何关联?等等。之所以要探讨上述问题，主要是意在说明研究收益的可税性问题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值。

一、收益对于可税性理论的重要价值

在提出和探讨“可税性问题”的过程中，[4]我曾强调，收益性是确定征税范围的基础性要素。根据国内外的立法实践、税法理论及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在确定征税范围时，主要应考虑的因素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只有综合考察这三个方面，才能在理论上有效地确定某类行为和事实是否具有可税性，在立法上或执法过程中，才能判断是否可以对其征税。但在三个因素之中，最基本、最重的，则是收益性。

对收益性的强调，是各国税法在确定征税范围方面的共性。需要不断重申的是，由于税收活动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只有当存在收益时，才可能有收益的分配问题;同时，也只有存在收益，才可能有纳税能力;而只有在向有纳税能力的人课税，真正实行“量能课税”的情况下，课税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从而也才是可税的。

主体的收益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征税选择，会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产生一定的影响。仅从税收学通常的收益分类来看，适合作为税源的收益主要有三类，即商品(包括劳务，下同)的销售收入、各类主体的所得、源于财产的收益，这与公认的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这三大税类是相对应的，由此形成了各国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此外，如果对上述各类收益做进一步的划分，还会形成与其相对应的不同税种。可见，对上述收益不断“细分”的过程，也就是对税收体系不断“细分”的过程。而在税收法定原则及“一税一法”原理的要求之下，这样的“细分”恰恰有助于认识税法体系的形成，对于认识税法规范的结构与分类，以及分析税法制度的优劣得失，也都会有所助益。

上述的“收益”，是与征税对象的整体相对应的，作为一种较为广义的理解，它是指相关主体“得到的利益”，或者说是其“经济能力或某种福利的增加”。这不同于有些论者将“收益”仅仅等同于“所得”的认识。上述的广义理解，使收益本身可以成为对税收进行分类的基础，从而也成为研究税法体系和税法制度的重要入口;同时，由于收益的分配是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从而也是税收制度的基础，因此，研究收益问题对于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依照上述对收益的广义理解，在通常情况下，从纯经济理论上说，“有收益就可以征税”，而无须看这种收益的来源、性质如何、是否合法等。因此，不管是销售收入还是营业利润，不管是投资收入还是资本利得，不管是集体收入还是个人收入，都是重要的税源，[5]都可以依法征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存在收益，是确定可否征税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因素。

但与此同时，基于税收在分配收入、配置资源、保障稳定等多方面的职能，[6]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在法律规定上，“有收益即可征税”的命题并非总能成立。因此，对于收益还需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的可税性来说，将收益分为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将有收益的主体分为营利性主体和非营利性主体，甚为必要。通常，对于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收益，应当征税;而对于公益性主体的非营利性收益，则不宜征税。同时，对于营利性主体的公益性活动和公益性主体的营利性活动，也要区别对待。这既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可税性理论的重要。

此外，从和现实来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始终存在着获取收益的动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国家获取收益必须“取之有道”，而不能横征暴敛。这就要求国家征税必须考虑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而是否具备纳税能力，则又是以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

上述的分析表明，收益不仅具有与征税对象总体相对应的基础地位，而且还是在总体上判断可税性的最基本的因素，同时，也是衡量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的有无和多少的前提。因此，收益对于可税性理论乃至整个税法理论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有鉴于此，在以往研究总体上的可税性理论的基础上，还有必要研究具体收益的可税性问题，以便按照一定的判断标准，确定对哪些收益可以征税。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于各类收益的选择或取舍问题。

二、税法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

探讨税法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探讨在经济上的收益或者其他意义上的收益，是否都能够成为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如果不是，则哪些可以成为法律上的征税客体?立法者在判断某类收益可否成为征税客体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或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也是本文拟探讨的核心问题。

从一般的逻辑上说，在对可税性理论的总体研讨的基础上，只有集中讨论收益的可税性问题，才能在税收立法时，更好地对各类收益是否可以征税作出判断和选择。但这方面的判断和选择注定会存在争议，而且必将长期难以达成一致。因为税法的宗旨并非单一，税收的职能是多重的，[7]这就必然导致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探讨此类问题会存在研究风险，但毕竟有助于人们可能达成的一些共识，因而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基础性的价值。

探讨税法对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收益的分类。由于收益的来源、形态、性质等的复杂多样，因而收益的分类标准和相关类别也可以是多重的和多样的。其中，有些分类对于税法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货币性收益和实物性收益、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既得收益和预期收益、合法收益和违法收益、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偶发性收益与经常性收益，[8]等等。对于这些不同类别的收益，国家在征税时就需要作出选择，确定哪些可以征税，哪些不能或不适合征税。而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探讨清晰，在税收立法上先予确定，才能在税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在上述的诸多收益类别中，对于本文的研讨更有直接价值，更有助于说明税法上的取舍标准的，主要有如下几类收益:

篇2

[关键词]法律关系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

税法作为国家征税之法及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关系是一定的事实状态通过法律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状态。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的核心，是税收法律基本理念、原则的最直接体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直接影响到税收法律的制度建设和实施。

（一）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主要观点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以及折中的二元论观点之争。

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最早源自德国。权力关系说以德国的OttoMayer为代表的传统性学说。该学说把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国民对国家的课税权的服从关系来理解。是依靠财政权力而产生的关系，国家或地区公共团体享有优越于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则必须服从这种权力。因此，从性质上看，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关系，“在税法领域中是以法律——课税处分——滞纳处分——税罚则这样一形式来行使课税权的。因此德国行政法学者视课税权的行使同警察领域中的警察权的行使形式如出一辙。按这样的观点看，税的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而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因此税法具有同行政法其他领域相同的性质。故将税法作为特别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是可能的。这样就不存在税法作为独立法学部门法的逻辑上的必然性。”

债务关系说以德国法学家AlbertHensel为代表，以1919年的税法通则制定为契机所提倡出来的学说。该学说提倡把税的法律关系作为由国家向纳税者要求履行税的债务的关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国家和纳税者的关系定性为债权者和债务者互相对立的公法上的债务关系。AlbertHensel在1924年出版的《税法》中明确主张税收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认为税收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必要条件。债务关系说在1926年3月于德国的Munister召开的德国法学者协会上同权力关系说的争论中才得以明确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税收法律关系乃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在理念上，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的区别十分明显。权力关系说强调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法律关系中对人民的优越地位，而债务关系说则强调二者之间地位的对等；权力关系说强调税收中的命令服从，不注重纳税人的权利救济，而债务关系说则强调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定和依法征税，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权力关系说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构筑税法的体系，维护权力的优越地位成为其论证的基点，而债务关系说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提供一种钳制行政权力的机制，使现代税法的目的发生根本转变；权力关系说不重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区分，习惯于从税收程序法的角度看待税收实体法，而债务关系说则特别强调税收实体法区别于税收程序法的独特意义，主张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从属地位。

在制度上，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主张税收债务必须根据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方可成立。如果不经过税收核定程序，即便纳税人的行为已经满足课税要件，也不发生纳税义务。因此，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对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创设性意义。而后者则认为，税收之债的发生与行政权力毫不相干。当税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实现时，税收债务即自动成立，税收机关的行政行为只不过是对税收债务的具体确认，其在法律上不具有创设性意义。

随着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的要素逐渐退居幕后。摆正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平等的关系，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新观念，正日益成为共识。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主张彻底的债务关系说，他认为“我们是以法实践论为标准来考察税法学原理的，如采用二元论的主张只会使我们整个理论背离研究的主旨。因为二元论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租税法律关系应以什么为中心？租税法律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什么？研究租税法律关系的中心，从而将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归结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笔者认为的比较妥当的研究方法。其理由是因为这种观点在与传统行政法诀别的税法学中，已将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归结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至少从实践论的角度出发，也要求用债务关系说统一地把握对租税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

我国台湾学者康炎村在整个税法领域坚持债务关系说，他认为实体性质的租税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只要符合实体税法所规定的抽象要件，租税债务即自行成立，不需要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介入。“纵使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对于具备租税要件者，运用其固有之行政作用，以求实体的租税债权之实现，而为征收之下命，亦仅具有行政处分之形式而已，本质上仍是行使其实体的租税债权之请求权，与私人之行使其债权之请求权，固无实质上之差异。仅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所行使者，为公法上之债权，应依据公法上有关税法之规定；而私人或私法人所行使者，以私法上之债权，应根据私法上有关契约之订定，稍有差异而已。至其均属本诸以成立之债务关系而为行使，并无不同。故就租税之课征手续观之，租税法律关系虽有‘权力关系’之形式，唯就纳税人对国家之租税债务内容观之，则有‘债务关系’之实质。”

日本学者金子宏被认为是税收法律关系二元论的代表，主张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分别按其性质归入债权债务关系和权力服从关系，既不赞成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说也不赞成单一的权力服从关系说。“当用法技术观点来看实定税法时，即可发现很难把税的法律关系一元性的归为权力关系和债务关系，因在税的法律关系中包括各种法律关系。即不得不承认有些关系是债务关系；有些关系是权力关系。比如，更正、决定和滞纳处分等的关系从法技术上来看显然是权力关系的结构。因此，将税法律关系一元性地给以定性的观点是不适当的。而把税的关系作为性质不同的诸法律关系的群体来理解，可以说是对税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

我国台湾学者陈秀清在其《税收总论》中将税收法律关系分为债权债务关系和程序义务关系是典型的二元论观点。张劲松在其《租税法概论》中也主张实体性质的税法关系是一种租税债务关系，而程序性质的租税行政，则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力关系。由于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二）我国税收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根据税法理论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公法债权债务关系，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公法性质。税收征纳是国家凭借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取得社会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再根据实现国家职能的公共需要将这部分财富进行分配使用。国家征收税务的权力是从其国家中派生出来的。国家设定征税权的目的，是使其得以借此强制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以公法标准衡量，税收法律关系当然具有公法性质。

2．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特定行为的财产性民事法律关系。债的要素是构成债具体关系的具体成分，它包括：债的主体、债的内容、债的客体三要素。税务征收过程中产生的征收法律关系是特定主体之间产生的特定财产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国家是享有征收权利的债权人，纳税人是负有缴纳义务的债务人，他们共同构成了税收之债的主体。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债的内容是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债的客体是债务人的给付。债是法学领域中历史悠久的一个概念。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为中心构建税法体系，首先可以理顺税法内部的复杂关系，将各种法律关系建立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上，不必再套用行政法的定式来模拟税法体系。其次，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帮助税法建立与私法交流的平台。以债法的通用思维结合税法的公法特性，解决二者交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是最为简易可行的思路。债务关系说导入税收债务观念，赋予了税法学以全新的视角，为税法学理论体系的突破带来了希望。在税法中导入“税收债务”的概念，可以直接借用债法的规范结构，更恰当地处理纳税义务关系，提供税法学上的说理工具，也为现代税法规范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正如日本学者金子宏教授所指出：“债务关系说为迄今的法律学上所一向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领域带来了光明，构成其中心的税收债务，是对课税要素进行研究和体系变为可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优帝在《法学阶梯》中称：“债是依国法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传统民法认为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性质：一是债权是财产权。债权是在交换或分配各种利益时产生的权利，其给付须以财产或可以评价的财产的利益为主要内容。其权利内容属财产权。二是债权是请求权。债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的实现无不需要债务人的协助，故债权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因而就权利的作用而言，债权属请求权。三是债权是对人权。债权人对其债权，原则上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不能直接请求第三人履行。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当某一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的构成要件时，该法律事实中的特定当事人就依法负有纳税义务，同时，作为税收权利人的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应享有请求该纳税人纳税的权利。此种权利与义务与私法之债的某些基本属性相一致，具有财产性质，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转移财产的一种关系，因而与私法之债类似。因此，税法学者多借用私法上的债务观念，将“纳税义务”理解为“税收债务”，并认为税收实体法所规范的纳税义务关系性质上为债权债务关系，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的一种。

（三）税收债权关系理论的意义

税收法律关系为公法债权债务关系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国家税收的性质，正如金子宏所说“债务关系说照亮了迄今为止的法律学上一直被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法律领域；是运用课税要件的观念就可对公法上的债务——税债务（Steuerschuld）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体系化成为可能。因此债务关系说对税法的概念给予了全新的界定和独立的体系。即，当税法作为权力关系来提倡时，则税法不是独立的法学学科而是特别行政法的一种罢了。只有把税债务观念作为税法的中心，税法才能成为有别于行政法的独立法学科。”

北野弘久认为：立足于债务关系说的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问题（租税立法、适用和解释税法的方式），对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税收立法以及税法解释、适用的基本方法中，是否立足于债务关系说分析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税收债务关系说可以解决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性，可以为税法学创造独立的学术空间，可以为税法研究提供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可以帮助税法从保障国家权力运作向维护纳税人权利的全面转型。

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即从国家利益本位转向重视私权的保护，将人身利益(人权)置于突出地位。摒弃税收法律关系是单务法律关系的观念，不再将国家置于高不可攀的神坛上，而是将其放在与尘世中的私权主体相对平等的位置上，成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地位相对平等的一方当事人。同时，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纳税人，也被法律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使其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法律的发展“以人为本”的趋势。这样做，一方面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规范了征税行为，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建立和谐的征税关系。

因此税收征纳的公法债权债务关系有利于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纳税人权益，它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相关条款存在的理论依据，也是研究税收法律其他问题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金子宏.日本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篇3

    税法体系中按各税法的立法目的、征税对象、权限划分、适用范围、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的税法。

    （一） 按照税法的基本内容和效力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基本法和税收普通法 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在税法体系中起着税收母法的作用。其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税收制度的性质、税务管理机构、税收立法与管理权限、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税收征收范围（税种）等。我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就具有税收基本法的性质。税收普通法是根据税收基本法的原则，对税收基本法规定的事项分别立法进行实施，如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税收基本法，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将研究制定税收基本法。

    （二） 按照税法的功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 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就属于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同税收征收管理法》就属于税收程序法。

    （三） 按照税法征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

    1.对流转额课税的税法，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法。这类税法的特点是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有密切联系。对什么商品征税，税率多高，对商品经济活动都有直接的影响，易于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2.对所得额课税的税法。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法。其特点是可以直接调节纳税人收入，发挥其公平税负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

    3.对财产、行为课税的税法。主要是对财产的价值或某种行为课税。包括房产税、印花税等税法。

    4. 对自然资源课税的税法。主要是为保护和合理使用国家自然资源而课征的税。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均属于资源课税的范畴。

    5. 按照税收收入归属和征管管辖权限的不同，可分为中央（收入）税法和地方（收入）税法。

    中央税一般由中央统一征收管理。地方税一般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把现行18种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类；其中，消费税为中央税，增值税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他税一般为地方税。按照主权国家行使 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可分为国内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国内税法一般是按照属人或属地原则，规定一个国家的内部税收制度。国际税法是指国家间形成的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双边或多边国家间的税收协定、条约和国际惯例等。外国税法是指外国各个国家制定的税收制度。

    五、税法的作用

    由于税法调整的对象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及企业、单位、个人的直接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将通过制定实施税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税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确认识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把握和认真执行税法的各项规定是很必要的。我国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税法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我国为了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必须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大规模工农业基础建设和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对资金的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我国经济能否腾飞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实际情况证明，单靠私人或某些企业的投资，不可能筹集国家建设资金的最主要渠道。为了保证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发挥，必须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企业、单位和个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具体项目、数额和纳税程序，惩治偷逃税款的行为，防止税款流失，保证国家依法征税，及时足额地取得税收收入。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法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提高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此保障财政收入。

    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段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从过去国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向主要运用法律、经济的手段宏观调控经济转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以法律的平等原则，公平经营单位和个人的税收负担，鼓励平等竞争，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1994年制定实施新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暂行条例，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的生产、流通，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税法对维护经济秩序有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法的贯彻执行，涉及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单位和个人，一切经营单位和个人通过办理税务登记、建帐建制、纳税申报，其各项经营活动都将纳入税法的规范制约和管理范围，都将较全面地反映出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这样税法就确定了一个规范有效的纳税秩序和经济秩序，监督经营单位和个人依法经营，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税务机关按照税法规定对纳税人进行税务检查，严肃查处偷逃税款及其他违反税法规定行为，也将有效地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经济秩序。

    税法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国家征税直接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税务机关出现随意征税的现象，就会侵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经营，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税法在确定税务机关征税权力和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相应规定了税务机关必尽的义务和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如纳税人享有延期纳税权、申请减税免税权、多缴税款要求退还权、不服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权等；税法还严格规定了对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制度，如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事，造成纳税人合法权益损失的要负赔偿责任等。所以说，税法不仅是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纳税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

篇4

关键词：征税依据 税收法律关系 主体这么多年来，学界关于税的概念、税收的理论依据、税收的性质、税法的地位、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等问题的争论也从未停歇，对我国税收研究影响最大的主要集中在德、日、美等税收法律制度发展相对完善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不同，再加之传统文化的本土影响，也使得税的争论的重点有所差异。笔者认为想要探讨税，必须首先搞清楚“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税的主体、国家征税的理论依据、税收法律关系的层次划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相关细化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又关系到国家背后的国家机关，无论是立法机关、执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所以，笔者提出这个论题，就是想要在各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讨论“税”并力求做出创新性解读。

一、以“税收征收理论的依据“为逻辑起点

在我国，虽然征税主体的具体部门有税务部门、财政部门和海关。但是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殊分配形式，所以征税主体只能是国家。笔者认为“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的逻辑起点是税收征收理论的依据，只有首先明确国家征税的正当性才能将国家和纳税人合理地联系在一起。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说。①我国征税理论依据多年来通说一直是“国家需要说”，将征税认为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笔者认为，这种单一的认知是偏颇的，首先将国家需要放在优先地位未揭示税收的本质即公共性，其次容易导致纳税人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所以，笔者主张公共需要说和经济调节说的结合。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曾把正义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并指出分配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因此，税作为经济杠杆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不均有积极作用；此外，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人民之所以纳税，就是为了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社会契约所要求的纳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契约关系。所以公共需要论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这一命题得以成立。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层次划分和性质

讨论税收法律关系的层次划分和性质至关重要，影响着国家及背后的国家机关与纳税人形成的不同的法律关系及定性。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层次划分

我国税法研究中，税法法律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其实学术界的观点多数还是赞成将税收法律关系按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划分，笔者在持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建议再加一层“税收管理体制关系”，因为国家机关本身就是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税收立法、税收征纳、税收救济等环节中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上下级国家机关之间及国家机关和纳税人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清晰分明的层次划分有利于之后的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明确。因此，正如第二部分所阐述的那样，四种税收关系在税法调整之下形成了相应的税收法律关系即“税收管理体制关系”“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1.学界观点

我国受德国、日本的影响很大。德国学说中最著名的是以奥特·迈耶为中心的传统学说“权力关系说”，其次，是以阿尔巴特·亨塞尔的主张所形成的“债务关系说”。日本学说中，金子宏主张“二元论”的观点，认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是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是权力关系。而北野弘久虽然承认税收法律关系包括权力关系和债务关系两方面，但他持“一元论”的观点，以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为主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从总体上定位为债务关系。

我国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细化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对应的性质分别是权力关系的性质、公法上的债务关系、权力关系的性质。二是分为抽象层面上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整体界定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在具体层面上，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界定为债务关系和权力关系。

2.提出观点

笔者的观点是，毕竟税收的环节不是单一的，我国税收法律关系性质应按现存的税法体系层次细化后即“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管理体制法”的三个层次进行定性。

其一，税收实体法包括税收概念、原则，税法制定、解释等立法，从税收法定主义出发，应当属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其二，税收程序法上包括税收的征管、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一系列征纳程序及救济法等。征管一般被认为是单一的执法，可是随着法治完善和公民法治理念的增强，在行政机关征税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关系，还有公民对执法的监督关系以及之后的司法诉权。具体来说就是主要是税收征收和税收司法等方面，所以应当统一定性为权力关系和责任监督关系。

其三，税收管理体制法，主要涉及税收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税务机构的设置以及机构隶属关系的确定等几个方面，规定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实质上就是行政隶属关系主导的法律关系，姑且也可以归入到权力关系的性质。

三、国家和纳税人是税收之债的主体

强调税收之债的主体是国家和纳税人是为了杜绝所谓的将国家和国家机关区分开来划分税收法律关系层次的误区。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总结出的，从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出发，确实存在着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税收之债的主体”是合理的。

主体的一方即债务人是纳税人毋庸置疑，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税收之债的债权人”的研究。通说认为，享有债权的主体，特指具有征税权的国家。只不过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国家和具体的征税机关之间的协调。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并不仅仅是征税机关，还有立法、司法机关。但是，国家机关只是代表国家行使职能，类似于人。另一方面，税收法律关系的核心就是税收债务关系，而税收债务关系的主体就是国家和纳税人；其他的税收法律关系都是为了保障债务关系存在的，其他的税收法律主体也是围绕着国家和纳税人这两个基本主体而存在的。所以，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应当是“国家”。

四、小结

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那样，国家的税收正当论应当是公共需要说和经济调节说，它确认了国家的课税权，将国家和纳税人合理地联系在了一起。然后通过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税收管理体制关系的层次划分进入到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讨论，符合我国的税法体系，最后在承认税收之债的债权人是国家的基础上，命题就得到了解答。笔者得出，“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即：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属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属于权力关系和责任监督关系；税收管理体制关系，属于权力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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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M].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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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金子宏.日本税法[M].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

篇5

关键词：税务会计；概念框架

一、税务会计概述

税务会计是从财务会计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一大会计分支。国际上税务会计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真正的成为一门科学是在1980年左右。在西方，1799年英国率先颁布了所得税法，所得税的建立为西方国家建立所得税会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美国出台了“所得税会计”，标志着现代税务会计的初步形成。

我国税务会计发展较为滞后。建国初期，我国的税务会计是与财务会计一体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一体化的会计体系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会计准则与税法在资产、收入、费用、成本计量确认上的不一致促使我国税务会计的产生，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上的差异性是税务会计产生的直接原因。

关于税务会计的定义，各位学者、专家的定义各不相同。大部分人的观点是用专门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来处理税法与会计之间差异的会计分支，有的学者认为税务会计就是所得税会计，有的学者认为税务会计范围较广，包括所得税会计，还包括流转税会计及税收核算的相关内容。

本文认为，税务会计是以货币计量为前提，以税收主体为主体，以国家税法为核算依据，反映纳税人税款缴纳情况的专业会计，其核心是对税务活动的核算与监督。目的在于及时准确地核算税款，及时为税务部门报送相关税收信息。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税务会计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试图查找出我国税务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趋同的税务会计概念框架。

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的背景下，探索我国税务会计的发展模式和概念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是通过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规范税务会计核算范围，规范核算行为。二是通过确认、计量、报告完善税务会计体系。三是进一步提高税务会计信息质量，保证税务会计信息的准确、及时和可靠。四是规范纳税行为，为税务机关的税务检查提供便利。五是通过税务会计体系完善会计核算体系，加强会计监督。

三、我国税务会计发展现状

我国税务会计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较为迅速。我国税务会计改革的方向是国际化。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开始分离是在1994年，此次改革体现了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所得税税法规定，纳税人在计算应纳税额时，财务处理与税法规定不一致时，纳税人应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通过纳税调整达到税法的要求，即会计利润要经过纳税调整成为应纳税所得额，避免税法依附于会计核算的弊端，实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实质上的分离。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规定在会计利润上要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纳税调整。2006年新的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税务会计的国际趋同性，进一步加速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在全国实施，对企业税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些年，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核心问题是税务会计如何与财务会计相分离，分离后是自成一体还是依附于财务会计。

总之，经过近20年的发展和不断改革，我国税务会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阶段，逐步被专家、教授、学者接纳和重视。

四、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研究

税务与会计一直关系密切。广义的会计包括税务的核算、结算。正是由于两者关系的紧密，税务会计作为一边缘学科由此诞生。税务会计是以税法为依据、以会计准则为核心，对相关税务活动进行确认、计量和监督报告的专业会计。财务会计是在会计原则和准则的指导下，对于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的一种方式，主要目标是满足企业和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后，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依附财务会计而存在，与财务会计密切相关，并且借鉴财务会计的核算方法与技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务会计是以财务会计核算信息为核心的。如果财务会计核算的信息不准确，税务会计信息质量将无从谈起，财务会计是税务会计的“素材”和“资料库”。二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一致性表现在财务报表上，通过财务报表内部和外部关系充分反映其关系，一般主要是通过递延资产和负债来实现。三是税务会计也离不开财务会计，税务会计核算有问题，税务机关会通过财务会计信息来确认核实。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虽然关系紧密，但是两者也存在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两者的目的不同。财务会计是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变动信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主要是为投资者和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反映企业管理者的受托责任。税务会计主要是核算纳税人的税收情况，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二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假设前提不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在会计主体、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和持续经营等基本假设上也不一致。三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核算原则不同。财务会计应用的是权责发生制，然而在税务会计上存在两种核算原则，既存在收付实现制，也存在权责发生制。四是会计核算不同。两者在内部期权的核算、职工辞退和提前退休方面、金融资产利息的分摊和计量、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等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五、我国税务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税收制度远远落后于会计制度的更新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税收改革与财务会计改革基本同步，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深入，税务制度的发展逐渐滞后于会计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2006年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其标志着财务会计已经与国际趋同并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体系。税务会计滞后表现在对于一项新的经济业务，会计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或进行会计差异的变更，但是税收制度却未做出任何的调整，从而容易产生税收差异。

（二）纳税调整科目复杂，核算难度增大

在所得税的纳税调整中，要根据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对存在差异的收入、成本、费用、支出、收益进行纳税调整，其中涉及关联方的交易、会计的追溯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和会计差错更正。所以，纳税调整复杂繁琐，极易导致税款核算的差异，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税收成本，违背了纳税调整的初衷。

（三）税务会计独立性较差

目前，税务会计发展较为缓慢，主要还是依附于财务会计。由于征纳双方认识上的问题，企业缺乏专业的税务会计人员，对于税法的相关规定不了解，在税款缴纳、税款申报、税收优惠申请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税务机关的税务会计专业能力也有待提高，在税款核算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会计和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导致了税务会计的独立性较差。会计与税法的相关性也决定了税务会计不可能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趋同的税务会计概念框架。

六、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务会计概念框架

（一）建立和完善税务会计制度

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是对税法要及时修订，确定纳税人的范围，避免纳税人产生疑惑。二是构建和完善税务会计制度，让企业尽受到实际收益。三是及时制定税务会计准则，按照准则规范税务会计核算。四是加强税务数据分析，对于普遍反映的税率过高问题进行变动测试。

（二）加快税法立法体系建设

我国的税法立法层级较低，在执行过程中，对于一些税法解释经常产生一定的偏差，给纳税人带来一定困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应加强立法建设，及时总结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加强对纳税人的辅导培训，汇总相关意见建议。加快税收法律的立法，将税法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体现税法的权威性，同时也规范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加强宣传，构建税务会计新模式

做好政策宣传是税务会计概念框架有序构建的基础。一是要在主要网站和媒体上开设专栏，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将税务会计的相关内容及时公开。开设意见征求栏，对于相关意见要及时落实。增加税务服务热线服务人员，开设税务会计专业服务咨询区，保证纳税人及时了解税务会计的相关核算准则。

（四）强化税务会计信息质量

税务会计信息质量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靠性。税务会计提供的信息必须符合税法的规定和财务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于一些可靠性不强的数据切记乱用。二是真实性。税收的征纳涉及国家财政收入，税务会计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三是有可比性。对于税务会计，要针对税率的变化及时准确地反映历年税收情况的变动，使税务会计数据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四是实质重于形式。对于一些税务事项，要以经济实质判断经济类型，而不能以法律形式来判断税务事项。五是可理解性。税务会计信息是给纳税人和征税人看的，为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所以税务会计信息一定要便于理解。

（五）加强税务会计信息披露

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是整个税务会计的核心，要通过设置税务会计资产负债表、税收情况表等，将税务会计核算内容以报告的形式反映给报告使用者，报告以税务报表为核心，通过报表的形式将整个税务会计核算内容表现出来。

（六）建立税务会计结构体系

税务会计要以流转税会计和所得税会计为重点，以其他税种为辅助。通过建立税务会计结构，明确税务会计的核算范围、计量属性、确认原则和后续计量。税务会计概念框架或结构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指导税务会计更好地发展，可以评估以前制定的税务会计准则是否符合现在的要求，可以指导税务会计准则的制定，对于现行准则未规定的事项也具有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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