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经济因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教育经济理论；教育经济效益；教育投资

一、教育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

1）教育是兴邦之本，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战略性地位，决定了我们今后必须优先发展教育。2）教育是经济增长之源，由于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进入了农业发达的社会成为封建大帝国，唐宋时期，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科学文化的领域中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对当时的科学文化与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在面对科技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的必然选择，知识经济时代对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是要靠教育，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教育做支撑，不但使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的供给遇到困难，而且还将使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与日益减少的体力劳动岗位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进而引发社会问题。4）人才强国战略，21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培养人才。

二、教育经济的相关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59年发表的《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阐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认知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市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要素，并首先提出估算教育经济效益的余值分析法来对投资的收益率进行测算。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它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指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性的力量影响划分为不同部分的，通过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部分里，教育与工资的关系是不同的，两个市场之间具有相对封闭性，他们之间的人员很少相互流动。

3.教育学派

前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斯特鲁米林1942年在“国民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提出三个论断：1）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能力就越高，学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2）学历高的劳动者从事的是复杂劳动，对国民经济贡献比较大，因而学历与工资收入成正比。3）发展教育需要支付经费，但发展教育也可以节约成本，他的经济效益是较高且较快的。

三、教育经济效益分析法

1）定性分析法。教育经济效益定性分析法主要是凭借历史经验，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论述教育能客观的产生经济效益，教育以及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效益，而且还影响着受教育者个体自身的经济利益。

2）定量分析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经济效益度量方法有1）舒尔茨的“投资增量收益计算法”，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2）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丹尼森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量的测定，把产量增长率按照各个增长因素所做的贡献，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上去，把分配的结果用来比较长期经济增长中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丹尼森得到的结论是，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增长因素，他强调管理知识的重要性，管理和组织知识的进步更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国民收入。

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原因

1.抚养子女的教育消费。不仅是高等教育消费，即便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我国的教育也大大依赖家庭的努力，无论怎样的家庭结构，教育费用占消费支出的比例都在增加。1）从学历造成的终身收入的差异当做”学历”的收益来思考教育成本，因为教育花费时间，如果进入大学学习，就不得不停止工作，这些放弃的收入也是教育成本大部分的，家庭期待高学历的投资回报，宁愿放弃这些教育成本，让子女继续深造，于是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正越来越高。2）从子女的数量来思考教育费用支出，由于计划生育的提出，家庭加大对教育的关注很大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孩子出生数量的减少，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每个家庭孩子数量多，无暇顾及教育问题，而是关注吃穿生存问题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家庭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上，于是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家庭把教育当做一项投资考虑。3）教育费用的其他相关支出，比起在学校进行的教育费用支出，为补习学校，同伴活动学习所支付的费用金额更多，家庭对教育的期待也大幅提高，根据学校阶段的差异，在小学生低年级时课外活动费用支出达到顶峰，然后减少，到初中生时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家教费用和补习班费用，从低年级开始徐徐增加。美术、音乐等课外活动学习的消费充分显示出父母期待开发自己孩子才能的心情，在与邻居的孩子的攀比和很强的从众心态的消费行为下，紧接着将精力转移到应试学习中，为了孩子比什么都优先的心态支撑着我国强烈的教育需求。

2.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对受过一定基础教育的公民传授某种职业或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从业能力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技能，适应了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弥补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劳动技能培养的不足。1）职业教育与制造业，当前经济的主导产业仍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工人，尽管生产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会使某些领域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有所减少，但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受制于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国外有一项研究：在工业社会里，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工人，要比一个一般的工人多生产20%～30%的产品，由此提醒我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以及一定要避免单纯盲目追求高学历的倾向，做到各类人才合理配置，人尽其用。2）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需要解决好两类问题：一是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是当前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3.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一般的，教育能够改善收入不均等的情况，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导致男性与女性劳动者在收入水平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提高不经能改变妇女的生育观念和健康观念，对于提高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过去，男尊女卑的旧思想禁锢和左右人们的行为，很多父母只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投入，是很多女性丧失了教育机会，当然，目前，这种状况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男女性别不同所导致的教育机会的差别正在逐步缩小，教育的效益不仅影响个人，还会波及他人，这叫做外部效益。在此要谈的是教育对婚姻的影响，丈夫的预期收入会因妻子的学历不同而产生变化，这叫做婚姻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对女性高等教育的扩大投资直接影响着女性学历的提升，而学历能够左右结婚的机会，取得学历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结婚机会，夫妻双方的学历基本上是丈夫的学历与妻子的学历相同或更高，而学历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实现学历的经济价值。

4.教育投资的效率。教育既然是一种投资，是一种社会生产过程，那么他就必然与物质生产过程一样，存在一个资源有效配置，即效率问题。教育的发展最终是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因此，以经济的发展指标来衡量教育的投资，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的教育投资规律，从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实际来看，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原则：一、能力支付原则。教育投资在显示生活中，长期遵循的原则基本上是一种能力支付原则，无论政府还是个人，能否发展教育或接受教育，主要是依据自身经济基础。二、获益原则。随着教育民主化的发展，以及教育市场化的拓展，教育投资的市场性质逐渐得到社会认可，由此出现教育投资的市场性准则，即利益获得原则。三、管理原则。“三个增长”是我国教育投资实践中所坚持的基本准则，1985年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中，为了使各地重视教育投资，确保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确定了教育投资的基本标准，即教育投资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在这两个增长的基础上，后来又提出来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逐年增长的原则，这就是对我国教育财政影响深刻的三个增长原则，对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教育投资的比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并体现“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原则。

5.教育创新。广义的教育创新是指对人的创造力的影响、开发、培养活动，主要是创造技法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狭义的教育创新是指在学校教育中面对学生的创造品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领先的教育潮流，在世纪之初，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一批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注意到了对人的创造力的研究，并于20年代开始了“创造教育”的实验研究，在过去近百年里对创造力的研究逐渐繁荣，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在20世纪末，国家已经制定出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未来10年内提高到15%的计划，15%是一个临界点，它的实现不但代表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跨上了一个台阶，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反映，由于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我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知识和科技创新的竞争，这种方法竞争不但会激活学校管理者和学生的活力，也会促使整个教育事业充满活力。

五、结语

综上所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追求经济效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提高教育经济效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提高我国教育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教育制度的创新，要深化与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只有受教育人群的全面提高的基础之后，才能最终实现一个国家的教育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不仅要重视基础教育，还要重视继续教育，更要重视高等与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引导民办教育的发展，更好地缓解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使社会资源合理运用，民办教育部分属于个人投资因此更重视教育的投资效益，利于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各种需求，总之我们需要主义教育的经济作用，但不能忽视教育的整体目标和功能，在教育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提高教育效益，不仅要顾及到受教育之后的就业形势，也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求。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夏丽萍.教育经济效益轮的理性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4

[2]彭久麒.教育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比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3]王金星 陈志丹.教育经济的理论释义与价值实现[J].东南学术，2009

[4]明航.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评析[J].教育探索，2003

[5]杨克瑞 谢作诗.教育经济学新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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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因素 生育率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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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饮食习惯；社会经济因素；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3-0252-02

饮食行为与许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相关，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行为往往持续并影响终生，从小培养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疾病预防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分析江苏省中学生饮食行为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为制定营养政策和进一步的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江苏省13个省辖市排序，随机抽取4个市（苏州、徐州、南通、泰州）的市区和郊区各1所中学，各市1个所辖县的1所县城中学和1～2所农村中学的17所学校。每所学校再随机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1～2个班，班级中所有愿意参加调查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收回问卷5 169份，获得12～18岁有效问卷5 089人，其中男、女生分别为2 714名和2 375名。

1.2 方法 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现场调查时教师回避，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组织学生在教室匿名独立填写调查问卷，当场收回。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各种食物近7 d内的食用频率等。

1.3 统计分析 数据用Access软件进行录入,用SPSS 11.5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不良饮食习惯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5 089名中学生的基本情况见表1。

2.2 饮食行为 见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学校所在地、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是吃汉堡/炸鸡等洋快餐饮食行为的危险因素。不吃水果的习惯与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有关；不吃蔬菜与家庭经济状况、年龄相关。见表3。

3 讨论

江苏省青少年喝饮料、吃薯片/薯条及吃洋快餐等不良饮食行为较为普遍，其中有12.4%的中学生在1周内吃过洋快餐4次及以上，与国内一些调查结果［1］比较，食用的频率较高。洋快餐与肥胖的关系已被许多横断面研究所证实，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也已证实洋快餐是肥胖、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2-3］。学校所在地为城市、男性、较低年龄组、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是青少年吃洋快餐频率高的危险因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吃蔬菜、水果频率也高。高收入家庭、高学历母亲对孩子的饮食行为可能更为关注，蔬菜、水果的重要性已逐步被高收入家庭和高学历母亲所认识，但洋快餐的危害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说明在今后的营养教育中应加强洋快餐对健康危害的认识。

蔬菜水果的摄入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它在预防肥胖、肿瘤等方面的作用已被确认［3-4］。目前我国学生不良饮食行为调查研究中，对不吃蔬菜和水果关注较少。本研究显示，有相当比例（17%）的学生每周吃蔬菜水果在3次以下。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蔬菜水果每天的摄入应该在500 g以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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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2001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和耕地压力指数(图1)可知，中国粮食产量在波动中上升，由45263.7万t增加至60193.8万t。中国耕地压力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1.7182下降至2013年的1.3800 )，表明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逐步好转，但耕地压力指数依然大于1，粮食安全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在此背景下，分别计算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中国各地级单元间耕地压力水平的总体差异指数和GDI指数(表2)可知，GDI指数由2001年的0.2851猛增至2013年的0.7911，说明在中国粮食安全总体向好的趋势下，中国内部耕地压力状况的总体空间分异程度明显提高，尤其是2001-2009年间的空间分异扩大明显。

通过Moran's I和Getis-Ord' G对上述4个年份耕地压力指数进行空间集聚程度分析(表3)，采用FD法判定空间权重矩阵，空间门槛距离设定为500 km。表3显示2001年以来Moran's I-Z得分全部正数且数值增高，检验结果(Moran's I-P值)非常显著，说明耕地压力指数相似的区域集聚分布，且集聚趋势在增加;Getis-Ord' G-Z得分说明耕地压力指数由2001年低值集聚转为2005年以来的高值集聚，这一趋势仍不断强化，显示出中国由低耕地压力区集聚转变为高耕地压力区集聚的空间态势。

2 中国耕地压力格局的时空演变

将耕地压力指数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等级，其阂值分别设定为0.5,  1,  1.5, 3，耕地压力指数小于0.5为低耕地压力区(粮食绝对安全区)、0.5一1为中低耕地压力区(粮食安全区)，上述两个区间的区域粮食安全状况较好;耕地压力指数1一1.5为中等耕地压力区(粮食轻微风险区)、1.5一3为中高耕地压力区(粮食风险区)、大于3为高耕地压力区(粮食严重风险区)(图2)。图中表明低耕地压力区的地级单元个数明显增多，中高耕地压力区的数量显著减少，粮食安全的行政区域(Picl < 1)由2001年的31个增加至2013年的89个，体现出中国区域耕地压力逐渐缓解，粮食安全状况总体好转的趋势。

通过GIS技术分析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格局(图3)可知，中国耕地压力格局呈现总体稳定，局部变化的特征。总体稳定体现在: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的耕地压力指数高，粮食安全状况差，而东北地区耕地压力指数低。局部变化体现在:第一，蒙西一陕北一山西区域耕地压力减轻，由2001年高耕地压力区转变为低耕地压力区，这是由于该区域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所致;第二，新疆北部和黄淮海地区耕地压力显著降低，粮食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另外，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压力的南北分化趋势非常明显，原本耕地压力较小的东北地区，其耕地压力更小、粮食安全状况更好，在2009年形成了大面积的低耕地压力集聚区;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压力更大，2009年以后形成了稳定连片的高耕地压力集聚区，其粮食安全风险较大。

采用平均增长指数分别分析2001-2005年、2005-2009年、2009-2013年3个时间段的中国耕地压力变动格局(图4)。图4表明，3个时段的耕地压力指数变动率的格局各有不同:

2001-2005年，东南沿海(主要是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广西一云南、京津唐地区、青藏高原地区的耕地压力指数年均增幅较大，表明粮食安全水平程较大幅度地下降;东北地区、蒙西一陕北一山西、安徽一江西的耕地压力降幅较大。

2005-2009年，耕地压力水平增减速率格局发生变化，其上升速率较高的区域集中连片分布在:西藏一青海一四川一重庆、福建一广东一广西、河北北部一京哈发展轴线;耕地压力水平降低较快的区域集中分布在:黑龙江一内蒙古东部、黄淮海地区一山东半岛城市群、蒙西一陕北一山西西部、新疆西部和北部。

2009-2013年，耕地压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区域又发生显著变化。山东半岛城市群、湖南一贵州一重庆一陕西、青海西部一新疆南部的耕地压力指数快速增大。而东北西部一内蒙古一山西、新疆南部、云南南部的耕地压力快速降低。

以此为基础，分析2001-2013年中国各地级单元耕地压力指数的增减占比，进而判断粮食安全格局的变动情况(图5)。图中再次说明了中国耕地压力水平的南北分化特征: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是耕地压力急剧增大的两大集中区域。其中，西藏南部、青海一四川西部、重庆一贵州一广西、浙江一福建一广东的耕地压力指数普遍增加了25%以上，粮食风险增加明显;而北方地区的耕地压力水平普遍降低，东北地区、新疆北部、蒙西一陕北一山西的耕地压力指数下降50%以上，粮食安全明显增强，另外，华北地区、四川中部、长江中游地区、淮河流域的耕地压力也有较大缓解。总体上，耕地压力减轻的区域达206个，而耕地压力增大的区域为136个，说明2001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在改善。

3 中国耕地压力时空分异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由于中国耕地压力指数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因此，基于本文构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以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R软件中的Splm Package分析中国耕地压力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31]。采用单位根检验与Hausman检验，并选取地区固定效应模型形式进行运算。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648 , P值为0.000(模型高度显著)，再次印证了各地级单元之间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模型中各因素的系数、标准差、t统计、P值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6项因素对中国耕地压力水平的变动均有显著影响。

耕地质量方面，标准耕地指数与耕地压力指数显著负相关，系数为一0.248耕地质量的提升将有效增加粮食产量，进而减小耕地压力。显示出耕地质量是决定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因素和基础。

要素投入方面，化肥投入(0.043)和灌溉水平(-0.084) 2项因素对耕地压力的影响一正一负。化肥投入增加反而提升了耕地压力指数，说明化肥的投入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已经非常低，已达到了缓解耕地压力、稳定粮食安全的极限水平;灌溉水平代表了区域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该因素的提升可缓解耕地压力，说明灌溉基础设施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具有较大影响，也体现出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

经济发展方面，经济水平(0.094)和产业结构(0.342 )对耕地压力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且正相关。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人口集聚效应越显著，生活水平也越高，这使得粮食需求量较高;同时，高经济水平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往往更迅速，这也不可避免地对现有耕地造成威胁。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其耕地压力较大。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明显，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这一指标的系数值高达0.342，表明在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以牺牲粮食安全为代价的。一方面，产业非农化是城市化推进的体现，而城市化过程或多或少对粮食生产产生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非农产业的收益往往高于粮食种植，因此，产业非农化可导致就业结构的非农化，也是减少种粮人口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产业非农化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耕地压力，并危及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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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因素

从 经 济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企业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是裸的经济动物本性。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贸易思想的影响,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经济主体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导原则。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坚信:“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在建筑着利润的金字塔的过程中践踏社会环境,漠视员工利益,虽然实现了利益,但是在内部与员工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外在社会环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协调的因素。变革在隔阂和紧张中渐渐展开,人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劳工立法等逐渐改变了企业只关乎经济利益的现实。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性”结合起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

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认为,社会责任需求的产生使得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支付额外价格,从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进行激励。黄晓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是由于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因素

经 济 社 会 学 视 角 下 看 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在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上,制度学派和嵌入性理论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框架。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问题,即技术函数问题;同时组织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当其他企业遵守法律、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责任担当的企业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果是企业出于非自愿的、要适应社会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卡尔·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且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与个人关系之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企业不仅嵌入于由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也嵌入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其他企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

布迪厄认定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网络当中的可以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具体来讲,企业社会资本又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企业内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它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外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它包括企业与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内可以实现和员工间融洽的关系,对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和政府、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明智的企业很乐意主动为实现社会资本而投入。

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

在 中 国 , 近 些 年 越 来 越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灾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可是当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企业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和原则,避免企业盲目地跟风和一味地迎合社会需求而迷失了其发展经济的主方向。

明 确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界限,首先,要清楚企业的本质是获利,企业有且只有一种责任即增加利润的活动。企业本身的追利行为对社会本身是有好处的,他们会创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社会的担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是韦伯所说的企业家追利精神的一种体现,比如企业研究环境保护,从短期来看会损失一些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有远见的企业家的行为。其次,要清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次。阿奇·卡罗尔提出社会对企业的不同层次的期望,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经济责任最为重要,向上依次递减。当前对于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来说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最为重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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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之前，当时所谓国家社会，范围很小，组织也相对简单，实行的是贵族政治之下以礼作为工具的社会自治。所谓的贵族政治是指由少数的贵族掌握着统治权，通过宗法血亲的等级制度和世袭继承制度一代一代地统治着整个社会。在社会方面，国家也没有采用严刑峻法，而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自上而下道德规范来规范整个国家的社会的行为。在这种模式下，统治者有统治者的规范体系，有统治者的道德规范，包括天子在内的统治者如果不能够做到应有的道德要求，就不“配”上天赋予的使命，就要受到处罚甚至剥夺权力和自由乃至生命；对于社会的黎民百姓亦是如此，只是对于百姓的道德规范更加苛刻，整个统治沿袭着“礼前刑后，出礼入刑”的规范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社会生活的自由度较大，在“礼”制统治之下，掌管着社会行为规范的决定权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官吏，而是社会权威，即长老统治，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进。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解体，贵族政治逐渐被破坏，诸侯权威日渐重要，人民也逐渐独立自由，国家社会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组织也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在这种格局下，礼仪的权威逐渐失去，长老统治失去原来的效果，无法将日益零散的社会凝结起来，以前的“以人治人，以礼治国”的方式行使困难，各国诸侯开始逐渐颁布法律。这个时候国家和社会都在讨论法律的作用。从功能上来说，法律的出现是礼在社会行为调节过程中的功能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兴盛的，它受到重视的原因就是法可以不依赖于民间权威，可以不需要人们之间的亲密与尊重等等礼所以生存的土壤，它只需要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既简单又有效，能够及时传达与体现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法家逐渐脱颖而出，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2.政治因素。

法家产生于春秋末期，兴盛于战国和秦代，从春秋末期到秦代建立的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春秋战国之前，社会以奴隶宗法等级制度为统治制度，这种制度之下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阶级是统治的贵族，掌握着一切社会资源，包括土地、生产工具、文化资源甚至是劳动力。而到了春秋末期，建立在奴隶制下的封建领主制度（这里的“封建”与“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不同，是指奴隶社会时代以土地分封为形式的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各个领主在自己土地上的独立权逐渐增大，经济开始慢慢独立，军事力量也发生分化，这样周天子的威信和控制力都再也无法和西周时期相比，国家逐渐走向瓦解，瓦解的各方开始了一场争霸竞争[2]。法家就是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走向兴盛的。法家的主要思想是主张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员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活动，这个限度就表现为法律。虽然法家思想当中的“依法治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有所不同，但是从内容上来说它已经属于现代“依法治国”理念的先导了。现代“依法治国”理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指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任何行政行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第二个层面是指，在一个国家当中，法律是最高的权威，不存在一个比法律更高的权威。法家的思想包括了现代“依法治国”理念当中的第一层含义，即是指通过法律来规范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但是并没有指出法律是最高的权威，这是因为当时的学说要想能够寻找到“市场”就必须能够受到诸侯国的青睐，而吸引诸侯国眼球的理论必然是能够满足他们利益的理论，因此法家学派的理论在本质上虽然是希望能够通过其学说增强士阶层在内所有社会群体的参与社会管理，扩大活动空间，增强权利保障能力，但是客观上必须是要通过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实现的。所以说，可以认为法家思想就是法家学派希望通过给统治者带来利益的同时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法家兴盛的阶级基础就是新的利益阶级的形成。正如前文所述，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开始分化，新的阶层开始出现，国家解体，社会繁荣，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受到了以封建地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撼动。地主阶级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封建领主发展而来的，当封建领主摆脱了周天子的束缚以后，他们就拥有了对土地权益的绝对控制，土地成为比奴隶更有价值的资源，他们不再希望通过对奴隶的人身控制来实现利益，而是希望解放奴隶的人身依附性，激活奴隶的积极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地主阶级代替了原来的封建领主，国家的政治力量就发生了变化，政治诉求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希望一成不变，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制度，来实现土地上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法家思想就成为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地主阶级选择了法家思想。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末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壮大，法家思想逐渐兴盛起来。

3.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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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贫困山区； 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 脱贫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7-0046-02

一、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弊端已暴露无疑，地方性不平衡成为推进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贫困山区发展严重滞后，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掘，和发达地区之间形成强大的经济落差。随着科学发展观念的深入，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追求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当代中国发展也开始了根本上的转型，从快速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逐渐转移到注重平衡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党和国家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直指落后地区发展，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等等战略的提出，正是这种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

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其发展必然要求组成系统的各部分彼此间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如果各个部分差距太大，形成掣肘之势，那么发展的合力就会大大减弱，速度就会大大降低。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滞后性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短板，一个难题。由于贫困山区地域广、涉及的省份多、人口数量大，使得其发展有着很大艰巨性和复杂性。如何促进贫困山区的发展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研究发展的重要课题。国内外许多较为成功实践经验表明，贫困山区的建设，必须纳入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一个社会要取得健康快速、卓有成效的发展，必须要克服困难，在资金、政策和制度上偏向于贫困山区，使贫困山区的发展和发达地区的展形成和谐互补的态势，才能进而保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和谐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世界各国在思考自我发展时的一种基本准则。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共同发展的世界格局上，也体现在国内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共同发展上。我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道“难题”，也充分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在十七大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针。国家通过对贫困山区实行财政补贴、对口支援和政策优惠等措施，努力改变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自发展能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更是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使之和国家经济社会整体水平保持一致的紧迫性的认识。

二、制约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分析

贫困山区占据着我国贫困县中绝大多数地方。据统计，我国已划定的14大贫困地区所属的225个县中，山区县就有209个，占92.9%。整个贫困县土地面积64.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6.7%，而人口8600万，占总人口的8.5%。大多数分布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①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总收入低，而农业产值就占全部收入的7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不足30%，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状态。②人均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影响和制约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地理环境、交通运输等客观因素，也有生产落后分散、制度政策、文化卫生等社会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承受着来自自然环境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时至今日，这个天然的天人关系仍然存在，在地理条件复杂、地势险要的山区这种制约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山区山多路陡，可耕种土地不多，且分散、坡度较大。有些地方气候多变，很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各种工程建设困难，投入大，收益相对低。具体表现为交通不畅、信息不通，教育落后，医疗卫生设备差、技术落后。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和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生活严重不对称：道路不成体系、路面狭窄、运输能力低下；通讯发展不平衡，分散的格局使得通讯安装成本高、管理难、使用率低；医疗卫生设备简单落后，人民身体健康得不到好的保障等等。落后的基础设施已成为贫困山区发展缓慢、经济贫困的最重要原因。

（二）落后的社会生产，保守的思想文化观念。由于地形的原因，贫困山区多以传统式的农业生产为主，土地少且分散，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行，使农业生产大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不成规模，不成体系。同时，生产工具落后，先进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运用基本为零。所产物品多为自己消费，产品的商品转化率极低，收入和投入相差不大，可支配收入少，积累慢。同时，落后的生产伴随着落后的文化。大部分人均受教育程度才5-7年，加之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封建传统意识浓，农耕文化底子厚。农民生活范围极为狭窄，与外界进行交流的信息少。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不大，常常习惯于周而复始的传统生产方式，满足于现有经验，对新事物接受能力不强，创造性极差，市场观念淡薄，生产理念不能跟进时展的步伐。即使一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人也容易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这些落后的思想文化观念成为严重制约山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因素。

（三）山区相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相关政策不完善。农村建设由于资金、规划、人力支持等因素，在组织建设、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上不够完善，发展相对落后，与新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需求相差甚远。虽然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一些对农村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很不完善，执行力度不够，在很多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此外，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受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文化落后、卫生健康、生产意识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贫困山区正处于转型变化的重要时期。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为山区发展转型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小规模、分散性、低效率的传统发展模式必然会被高效益、高科技和新理念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所代替。因此，以农业为主的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把农业转型放到首要地位，以科学技术、商品市场为发展推动力，促进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在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准确的把握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关节点，搞好山区建设，加快贫困山区脱贫致富。

三、对加快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与思考

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发展过程。我们必须遵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展的规律，确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社会组织结构和精神文化变革。利用科学合理、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发展理论，坚定发展的信心，加快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间的协调健康发展。

（一）打破山区隔离、闭塞的自然经济，加大交通、能源、通讯、教育和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山区和城镇各个方面的联系。交通不畅、信息不通、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极大程度上制约着山区的发展。因此，想方设法打破贫困山区的闭合状态，促进山区和城镇在物品、信息和文化的交流、共享，是改变山区经济社会落后状况的重要举措。只有在不断的流通中，才能让山区群众不断了解新的信息、新的发展态势，跟紧社会发展的步伐，而不是满足于原始、简单的自然生活，不思进取、甘于贫困。为此，要大力筹措资金，把国家资助、当地财政和农村集资有机的结合起来，修路铺桥，大力增加城乡各种物品的对流，强化农村和城镇的联系。同时，在信息化的今天，更要利用当前各种通讯系统的迅猛发展，创造各种条件，把电话、宽带、无线网络等通讯手段带进山区，加强山区和城镇的信息交流，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二）冷静思考，准确分析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劣态势，抓住机遇，搞好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传统落后的经济形态是山区贫困的根源。要实现山区的脱贫致富，首先必须把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牢固树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山区的自然资源丰富，动植物品种繁多，蕴藏着不少的商机，有些农产品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要找准市场，推动农业生产优质化、规模化，把零散的、落后的农业生产进行统一规划、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完成传统农业向高效益、信息化的新型农业的转型，同时，努力筹措资金，开办相关农产品初级加工和深度加工企业，逐步促进农业向工业化方向转向。把农业生产纳入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逐渐形成农村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

（三）深刻理解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科技兴农、科学致富。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偏远农村，科学技术的运用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传统的生产方式占据着主要地位，和时代的迅速发展相差甚远。科学技术的推广，不但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更能够在不断地运用中积极对传统农民的改造，使农民立足现代社会，以市场为导向，做到懂科技、懂技术、懂市场。把生产和效率相联系，把生产和市场相联系，不但在生产中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加强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改变传统落后、保守的观念，紧跟时展的步伐。

（四）加强教育投资力度，改变山区的落后文化，提高山区人民素质。要改变贫困落后的山区面貌，必须首先要改造作为山区建设的主体――农民，不但要改变他们在从事生产中的技术，更要着力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传统思想。由于知识结构低下，许多农民对好的科学技术不能有效的掌握，对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不会使用，使得相关科技推广十分困难。在生产中能将行之有效的技术运用于生产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加强对贫困山区教育投入，是促进山区经济社会短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基本方略。从短期看，将落后的、传统的劳动者改造成为有知识、懂技术、懂市场的新时代的生产者；从长远看，提高山区人民素质，改变山区精神面貌，促进城乡和谐共进。因此，发展山区教育，既要抓好基础教育，又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为山区发展转变奠定好人力资源的基础。

（五）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积极团结、肯干实事的当地政府部门。山区农村人口分散，农民自组织能力不强，相关机构作用不大，政府部门必须承担起山村建设发展相关的任务。县市级行政机构和乡村干部必须转变陈旧观念，改变不良作风，对山区实际情况多多实地考察、多做调研，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的一些发展经验和成果，制定出合乎本地实际发展的科学方针、政策，真正关心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既做一个英明的决策者，又做一个热心的服务者。让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生活得滋润、幸福。

诚然，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尤其是在当前传统发展形式向现代化发展形式转型阶段，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是可以预见的。只要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念，紧紧依托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积极探索，寻求发展的可行之道，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自力更生和外力支持相结合，把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联系起来，促进山区人民转变观念，努力奋斗，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促进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改变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指日可待。

注释：

① 《中国经济年鉴――2008年卷》.

②《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中国农村观察，2006.08.

参考文献：

[1] 范超.贫困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研究[J].广西农学报，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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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规模走产业集群之路

产业是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的任务是要紧紧扭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关键，切实转变发展思路，从抓一般性项目转到抓战略性、支撑性、基础性、成长性项目来，主动布局，做强一个企业，做大一个产业，培植一个集群。实践上我们要“传统产业抓提升，特色产业抓突破，新兴产业抓壮大。”香坊实验农场背靠拥有800万人口的哈尔滨市，有着广阔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在选定产业上，我们决不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坚决挡住“三高”企业进场，要大力发展生态、环保绿色产业，确保农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强势发展。通过市场调研，我们决定建立哈东最大的实用菌生产基地，占领哈尔滨市食用菌消售的全部份额。这就是我们“两园一城一产业”发展战略中所指的要做大做强的食用菌产业。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已经建起了香菇、平菇、滑子菇、白玉菇、杏鲍菇等二十余个品种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年生产销售食用菌2800吨。是黑龙江省内微生物食用菌行业龙头企业，也是东三省目前唯一一家蟹味菇工厂化生产企业。正在建设的完全工厂化生产的金针菇食用菌基地已于5月末完工。8月份投产。初步完成食用菌生产的转型升级。今后还要相继从国外引进一批优质食用菌，建设一批高效食用菌基地，满足哈尔滨市民对食用菌的不同需求。同时，把香坊实验农场建成黑龙江省最大的食用菌批发市场，让其他地区买不到的食用菌在这里能买到，使周边地区卖不掉的食用菌到这里能卖掉。食用菌批发市场形成之后，还会促动食用菌深加工等新产业的萌生，这个产业集群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二、建园区走集约节约之路

省农垦总局党委把农垦哈尔滨管理局确定为集约开发核心示范区，完全符合我场的实际。集约节约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建园区、搭平台是利用有限资源最有效、最快捷的现实选择。大农场土地是按亩计算产值，我们要按平方米计算土地的效益。按照“产业集群、生态园区、现代新城、做大产业”的要求，大手笔规划、大思路运作、大骨架格局、大服务推进。在开发上实现“整合、优化、扩容三个同步”。

作为哈尔滨市土地收储试点单位的香坊实验农场土地资源虽然不多，却是哈尔滨市土地的一类用地，寸土寸金。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标准，整合资源、集约经营。我们着手整理土地资源，加大对单位面积的人力、财力的投入建立两大园区。经商定，我们与哈尔滨市香坊区对俄出口加工区共同合作建占地15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目前工程已经立项，正在办理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正在解决工业园区的通路通水问题。园区尚未建成。很多商家就上门申请落户，我们正在审核他们进住园区的资格。同时在临近长江路的地方建占地4，2万平方米的龙凤路仓储物流中心，服务于工业园区的发展与经营。

与工业园区相比。我们先期已经建成了占地1 000亩的北大荒现代农业园。通过不断整合，使它不仅成为一个农业现代高科技栽培技术水平的展示园，也成为一个市民旅游、休闲度假的景观园，还成为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可谓一园多能。又通过对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不断投人和整合，使之发展为：思想道德教育区、科技实验活动区、国防教育区、体育培训锻炼区、综合教育区和青少年体检、功能测试区等六大功能区，为将来成为全国知名青少年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兴文化走生态旅游之路

经济强场必然是文化强场，没有文化做支撑，经济不会长久，社会不会可持续发展。发展文化旅游业既是香坊实验农场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也是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北大荒现代农业园已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我们紧紧抓住这一契机，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对园内的各项旅游设施进行完善和重点维护。坚持生态为本、文化为魂、旅游为引擎，实施大旅游发展战略。围绕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北大荒文化、冰雪文化、知青文化，打观光、度假、康身主导品牌。今年计划以中国传统楹联文化为载体，以神农庄园为依托，同黑龙江省楹联协会合作，投资100万元打造楹联文化一条街，为游客提供一道传统文化大餐。

计划投资100万元以神农庄园为主体，以展现垦区60年开发建设成果为目的，通过展示农耕器具、开垦工具、名人塑像、屯粮设备，展现农耕的发展历程，进而打造成中国农耕文化“第一街”。为了继续完善园区的旅游休闲功能，农场今年完成连体温室建设项目；AK战士场地、夏季休息长亭和菜艺园地热改造工程也将全部开工。

四、重人才走全民创业之路

全民创业是农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之基、动力之源，是转变发展方式最可信赖的潜力所在。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外抓开放引进、内抓全民创业的工作思路。在政策上激励，在资金上扶持，在服务上强化，通过本土创业、返乡创业、干部离岗创业、下岗职工创业，全面释放“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潜能，努力把农业职工变为市民，把家庭作坊主孵化成大老板，把能人培养成企业家，造就一批推进香坊实验农场创业的领军人物。

近几年来，农场个体工商户已经发展到200多家，资产超百万的有5家，有的个体花卉生意做到国内的十几个大城市。为了扶持全民创业，农场即将建设的龙凤路物流中心招商开发后，农场按合作应得的金额全部折合为门市房，为职工经商创业创造条件。十二五规划末，香坊实验农场只保留1000亩农业用地，原来的农业职工将改变身份成为产业工人，或三产从业人员，这是经济转型和改变发展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现在就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全民创业，二者同步进行。

全民创业更需要人才来支撑，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要采取“外引内培”的方式引进房地产、金融、物流、工商管理、食用菌技术等急需人才50名，培养本场农业职工为技术工人2000名，形成香坊实验农场人才“洼地”，建成自己稳定的人才队伍结构，迎接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后新一轮的农业大发展。

五、惠民生走和谐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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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经济收入 大学生 社会持支

低经济收入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受到研究者和社会各方面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有关大学生社会支持水平的研究虽有不少,只有极少研究以低经济收入大学生为对象。本研究对普通高校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社会支持水平及相关心理因素作初步探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在江西某两所大学2006级大学生中随机抽取367人,实际回收有效答卷322份,男生184人,女生138人;城镇家庭背景142人,农村家庭背景180人;低经济收入大学生92人,占28.5%,非低经济收入大学生(以下简称普通生)230人,占71.5%。低经济收入的标准是:城镇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农村家庭年均收入≤3000元。低经济收入大学生中,男生72人,女生20人,城镇家庭背景40人,农村家庭背景52人。

2.研究工具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5]。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因子,共10个项目。实标使用时将项目中的“夫妻”、“配偶”改为“恋人”,删去“儿女”一项,增加“父母”一项。

二、结果

1.低经济收入大学生与普通生的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表1显示,低经济收入大学生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三项得分均显著低于普通生。

2.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城乡、性别比较

表2显示,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三个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城镇与农村背景的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社会支持各因子均无显著差异。

注:与男生比较 P

三、讨论

从总体上看,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普通生,在社会支持利用度方面则与普通生没有差异。这个结果表明,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缺乏可利用的支持资源是导致其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低经济收入大学生在获取社会支持方面遇到更多的困难,如家庭经济困难等,而且他们自身对社会支持的感受也显著低于普通生。l有关低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特征的研究指出,低经济收入大学生更多表现出性格内向、情绪压抑低沉、自卑等特点。这些因素都可能降低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本研究结果与某些关于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其原因可能与不同研究者对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的界定标准的差异以及所选被试的生活地域差异等因素有关。

低经济收入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总分三个项目上女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生。产生这个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女生相对男生更容易得到帮助,也更愿意获取帮助,她们对社会支持的感受一般也高于男生。

参考文献:

[1]丁锦红 王 净:在校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14-116

[2]陶 沙:大学新生社会支持的特点与变化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1):1-5

[3]张 雯 齐光辉 郑日昌:师范大学生社会支持及相关因素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5(2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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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学习 知识经济 职业变迁 人才培养

网络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和内涵的改变,同样也改变了人们对所从事职业、对自身生活以及与他人社会关系的理解。人们生活、工作和交往行为的知识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将会成为网络社会人们生活和交往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不断学习成为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条件。人们应对知识经济给社会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带来的挑战,需要能够适应在网络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需要具备网络社会公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而这种素质和能力需要经过不断的教育训练和继续学习才能获得。尤其是成人群体,应对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的挑战,适应网络社会的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不断地学习,终身学习。终身学习成为一种个人适应社会的必要的竞争力。

一、知识经济发展与成人网络学习

网络技术加速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更新了自农耕经济、工业经济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形式和内涵的认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概念最早在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文献中提出,并定义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重要的特征和内涵就是:知识和信息是社会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源泉,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知识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观、价值观和学习观,人们适应社会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地学习,个人自身价值的体现在于创造性地学习并应用新的知识,学习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占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成人群体,作为承担社会重要发展任务的成人,学习不仅是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形成新的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作为承担职业成人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形式,在知识的再生产和创造性的人才培养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同时也大有可为。知识经济发展不仅促进了成人网络学习,而且也为成人网络学习开拓了新的领域和空间,同样作为知识再生产另一过程的成人网络学习,体现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成人在网络条件下利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和网络学习资源进行的学习,实际上就是促进知识经济的增长,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知识创造能力的生产形式,是在从事重要的社会再生产。这种学习不同于传统学习和规范化学习,它将成人自身的知识更新、适应性生存与从事社会经济生产融合为一个不断递增的创造性学习过程。

二、社会联系方式与成人网络学习

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在网络社会中,交往借助于网络虚拟技术才成为可能,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在不断学习过程中的认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本身就是学习,没有学习就不能进行网络化、虚拟化的生活和交往,就不能进行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在网络社会,QQ、博客、虚拟社区、E-mail等虚拟化的赛博社会(Cyberspace)交往方式取代了人们传统的交往和交流方式,虚拟社会的交往和行为不仅仅在于实现人们之间信息的交流,还在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获得能够生存于网络社会的身份和认同,这就是数字化生存的真正含义。这种社会身份和认同,在传统社会是一旦获得便相对稳定,而在网络社会则需要不断地学习、激励、强化和巩固,需要不断地通过学习和与他人的虚拟交往以获得持久的认同,博客版主和跟帖者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这种身份和态度。因此,网络社会的成人学习,就显得相当必要,而学习的内涵不仅是指学习知识和信息,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不断获得认同的适应性学习,这本身与网络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

网络社会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人们的挑战,不只在于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交往,还在于促使人们要以新的态度和方式去适应网络社会的生活,即网络化生存。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培训全国委员会就发展终身学习事业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技能和态度”的报告。报告认为,以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要营造“学习文化”。“学习文化”能使人去接近一切有用的信息,并准确地处理、分析、消化和使用信息,为自己的生活服务。终身学习是对人的生命质量的补偿和有限生命的延长,它在改善着人们生活的整体质量。要鼓励所有人为个人的发展和适应网络生存进行终身学习;同时,还要使雇主意识到并帮助雇员在工作岗位上进行终身学习,使工作场地成为知识密集的场所。因此,在网络社会,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依靠不断地适应性学习,学习即生活,生活即学习。

三、职业变迁与成人网络学习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同样对成人的工作和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传统的工作、职业的内涵和方式逐渐发生转变,电子操作系统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产单位,计算机远程控制逐渐取代手工劳动,电子商务(政务)逐渐取代纸面交易(纸面办公)。工作的虚拟化、柔性化、分散化和个性化成为成人职业的重要特征,但也是成人适应性生存和学习所必须面临的职业变迁。塔普斯考特在《数字化经济》一书中描述了未来数字化经济时代人们利用远程开放教育学习有如下特征:(1)工作和学习将变成同一件事;(2)学习将成为一生的挑战;(3)学习将从正规的学校和大学转出;(4)某些教育机构将难以合适地独立创造自己而进步缓慢;(5)要求具有创造学习型组织的意识;(6)新媒体将使教育转型,创造出一个适合数字经济的“工作――学习”信息结构。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成人从事的工作和职业,与成人接受继续教育和继续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过程,并且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网络时代工作和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需要。面对新型工作和职业的挑战,人们除了不断地学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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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分析研究

一、引言

在企业行为中，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并且该行为的决策以及制定都是从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因此当外部的宏观环境产生变动时，企业就会根据环境变化，通过改变自身的一系列行为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具体来说就是企业会通过缩减开支等方式，应对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以此来减少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指的就是企业在创造了利润，以及对股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企业员工、消费者以及社区的一系列责任。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不再将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在生产过程中应该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并且关注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因此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就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企业应该在其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尊重并支持对国际社会做出维护人权的宣言。第二，在生产过程中，不包庇、不隐藏侵犯人权的行为。第三，禁止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行为。第四，切实有效的废除童工。第五，杜绝在用工或者是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

三、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1.宏观经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一系列行为必定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我国的研究人员对此也进行不少研究。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宏观经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并且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存在一定的反周期现象。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包括实际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因素与我国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具有一定关联。

2.宏观经济对信贷风险的影响

根据具体事例可知，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就是信贷风险。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呈现出了顺周期性的现象。同时，还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因素的持续影响下，企业通常都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经济效率，并以增加自身权益为主要内容，从而忽略了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应对经济风险的方式，就像商业银行在面临宏观经济影响时，为了保证自身的贷款额度，而放宽对贷款质量的要求。

3.宏观经济与企业进出口行为

在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中，影响其增长率的宏观经济因素有许多，比如：第一，国民经济的收入情况，以及外汇收入的情况等等。通常来说，从国外进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收入，而外汇收入的增加会使国内的出口商增加。第二，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化以及国外商品。假如国内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那么价格优势就会在国际市场得以凸显，出口量就会增加。反之，如果外国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则国内的进口量就会增加。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因素可以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行为。

4.宏观经济因素与市场价格

在金融发展中，股票市场价格作为金融指标之一，宏观经济因素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宏观经济因素进行细分，从而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生产者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以及制造业采购

指数，然后对以上几点进行透彻分析就可发现上述指标都与股票市场价格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同时，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的价格指数、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值等相关变量对股票市场的收益都具有不利影响。而国民生产总值、企业景气指数以及城镇居民经济收入等变量对于股票市场的收益具有积极影响。此外，不仅是股票价格，对于产品市场价格而言，宏观经济因素对其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5.宏观经济对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企业行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因素不仅对上述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的“股权债务”也有影响。在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融资偏向于“股权-债务”；而在宏观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融资便会偏向于“债务-股权”。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的一系列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且影响程度并不一致。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使整个产业进一步提升，甚至还有可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从我国的企业行为来看，大多数企业更愿意通过以缩减成本的方式来面对危机。这是因为我国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仍处在发展阶段，并且对此并没有详细的了解，因此从发展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应该对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尹璐娇. 基于社会责任的我国中小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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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过境建设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詹 斌

高速公路建设对于构筑便捷的交通网络，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加强地区间交流，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县境内有厦蓉、黎洛两条高速公路建设，广大人民群众都非常支持，沿线居民也能主动克服和理解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暂时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但也有部分群众大局意识差，私利严重，法律观念淡薄，常因房屋拆迁，征地补偿，水利损毁、交通阻塞，乡风民俗等问题与高速公路建设者之间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据不完全统计，就厦蓉高速公路水口段AT2、AT3、AT4标从20__年开工建设至今，共发生各类案件37件，其中刑事案件10件，占案件总数的27 %，治安案件 27件占案件总数的 73 %，处理 35 人；共引发各类民事纠纷66起，其中5起,参与人数600余人(次)，占纠纷总数的 7.5 %；房屋拆迁纠纷8起占纠纷总数的 12 %，农田损毁纠纷20起,占纠纷总数的 30 %，坟墓搬迁纠纷10起占纠纷总数的 15 %水渠损毁纠纷13起占纠纷总数的14.7%，征地补偿纠纷18起占纠纷总数的 27 %。其他纠纷12件占纠纷总数的 18 %。上述数据表明高速公路过境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不容忽视，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管理，方能确保高速公路沿线的社会治安稳定。

一、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产生活设施受到损坏，处理不及时，村民求解心切与施工方发生矛盾纠纷。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各施工单位在新修施工便道，拉接电线，搭建工棚等损毁村民林木、庄稼，农田水渠、饮水水源，、机耕道、人畜通道设置虽然进行修复和补偿，但达不到农户的要求；涵洞进出口排水系统不完善，从而压占、损坏农田；施工爆破作业中，房屋等建筑设施是否受损、受损程度等认定结果意见不统一。

（2）乡村公路损坏严重，车辆受阻，村民出行困难而与高速公路建设者引发矛盾纠纷。我县境内新修的通乡油路被运输高速公路材料的货车过度碾压，载重量一般在20至60吨之间，造成道路损坏情况较重，路面开裂，坑坑洼洼，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部分道路被截断，阻车现象经常发生，造成村民通行非常不便，特别是遇到下雨天，路面满是泥浆和积水，且非常打滑，春播秋收时节，拖拉机、小型贺车等农用机械不能正常通行，影响农作物生产。再者多个路段的涵洞、桥梁被施工单位载重货车过度碾压裂断，已成危桥，如：水口——龙额叉路口路段的两座桥渠三个涵洞均已断裂，过往行人车辆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3） 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农户不理解，而与施工单位引发矛盾纠纷，。因高速公路征迁与其他项目征地折迁在经济补偿标准上有所不同，不同拆迁时段的经济补偿和涉及的征迁户所在的乡镇在具体补偿政策上也视实际情况略有差异，有的征迁户以此进行攀比，要求给予较高的经济补偿。补偿款延迟发放。因高速公路指挥部资金筹措没有及时到位、上级主管部门资金下拨延缓及缺乏与被征迁户的沟通等因素，部分村民在签订拆迁协议后较长一段时间仍未领到补偿款，造成部分群众的抵触和不满情绪。未签协议先行施工。个别农户因经济补偿或房屋安置等问题，提出一些过高要求，往往多次协商无果，施工方为不影响高速公路建设的整体进度，在未签订相关协议的情况下，先行施工，造成矛盾激化，对立情绪加剧。

（4）个别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地头蛇”思想严重，明拿暗盗高速物资与施工单位引发纠纷。高速公路建设者在施工过程中为了与当地村民搞好关系，在一些施工地段雇用了当地民工，个别民工因法制观念淡薄，私欲彭涨，明拿暗盗高速公路钢筋，机械设备等物资，当被施工单位看守人员发现后，揭力绞善，又不准看守人员报案，同时拉拢亲朋好友威胁恐吓或殴打看守人员，有些村民壮着自己是本地人，向高速公路建设者提出强运沙石料以及做，“霸王”工的无理要求，用工单位根据用工条件，无法满足当地部分村民愿望，由此引发矛盾纠纷。

（5）污染周边环境，村民怨声较大。在高速公路路面工程建设中，有的施工单位忽视了对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灰尘采取必要的措施，特别是干燥天气，车辆在运输材料途中及在堆场拌料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灰尘，影响行人和行车司机的视线，同时附近农户家无法开窗、无法晾晒衣服，正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河道污染，有的施工人员在施工时将部分桥梁钻孔灌注桩泥浆直接排入附近小河内，导致河道淤塞，河床升高河水受阻，流水变死水，又脏又臭，如遇山洪，小河周边大量的农田被淹没，农作物损毁，村民怨声较大；噪声污染，施工方为赶工程进度，有时会通宵作业，有的甚至连续通宵达数十天，施工车辆往返、路面填筑材料塘渣、搅拌机等机器作业产生的声响，影响附近村民正常生活和晚上休息。

（6）施工单位个别民工道德观念淡化，违反当地民风习俗，村民反感，引发矛盾纠纷。

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施工单位为强化工程进度，从全国各地招用了大量的民工到各工区务工，个别民工一般文化水平差，道德水准低，法制观念淡薄，例如：个别民工到集市买菜时说脏话侮辱菜农，进村入寨，偷放村民饲养的鸡、鱼；年轻民工进寨玩耍时，在村寨周围乱拉屎拉尿，做一些公然违反民风习俗的行为，激起村民愤恨。

（7）违法使用民工，引起涉法涉诉，影响社会稳定。施工单位为加快工程进度，临时从全国各地招用的民工即没有与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又没有经过劳动部门进行专业培训取得资质，技术水平低，施工进度慢，工程质量差，工程监理不合格，得不到足额的劳动报酬而引起涉法涉诉；有的民工因在施工过程中，缺乏安全知识，操作失误，造成人身伤害，施工单位又没有合理赔偿而引起涉法涉诉。

二．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1)施工单位对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识不够，处理不及时。个别施工建设者认为，高速公路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任何人都不敢干涉工程建设，损害村民的一些利益是小事，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由当地政府负责处理，因此施工单位只顾抓工程进度和质量，忽视对损害村民利益的处理，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致使小大事，小纠纷引发。

（2）当地政府事前准备工作不充分，协调不到位。高速公路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了才临时成立领导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因抽调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外出考察学习，对在高速公路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缺乏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形成“哪庠抓哪”的简单工作方法，导致信息反映迟缓，工作被动，处理不及时。

（3）施工单位和当地政府对高速公路建设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宣传不到位，与群众沟通、交流不够。农户对政策不了解，认识不深刻，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和对抗心理，一旦遇到释放点，便会产生非正常行为，导致公路建设工作难度增大。

（4）有些施工单位对民工管理松散，没有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安全生产责任书，对民工没有进行上岗培训，施工不文明，极易引发涉农矛盾。

三、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顺利推进的几点建议

（1）妥善处理矛盾，文明规范施工。各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要切实做到文明施工、规范施工，尽可能避免和减少由于施工对沿线村民带来的生产生活影响，各级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要加强教育督促和协调，对群众反映的由于施工过程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要认真做好接待受理，耐心作出相关解释，加强沟通反馈，积极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对需要进行作进一步调查的投诉反映件，要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妥善处理。特别是对一些反映较为强烈的住房质量受损等投诉问题，县，乡（镇）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所在地的基层组织与施工单位要及时派员到现场踏勘和调查，及时处理。

（2）缓解交通压力，加快施工进度。交通建设要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施工单位要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同时，以“周期短、见效快”为原则，配足配好施工人员，抓紧施工进度。有关职能部门要督促施工单位做好便道的日常清理和整修，并会同有关乡镇、落实涉及村寨的改路工程等相关工作，确保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待高速公路各标段主体工程基本结束后，对受损道路抓紧落实维修方案，并尽快予以实施。对于高速公路建设中出现的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有关部门除了在各施工路段竖立警示标志外，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如施工过程中涉及一些主干道路的，在人流、车流高峰时段，临时可适当抽调交警或当地派出干警现场执勤，以维护交通秩序，缓解交通压力。

（3）加强环保意识，树立发展理念。在高速公路建设中要进一步树立“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在施工过程中，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水土流失的监测，并对产生的水土流失采取比较合理的水土保护措施进行综合防治，减少高填深挖。在桥梁施工中，施工单位要注意对钻渣集中堆放和及时清除；钻孔桩施工中，对泥浆进行封闭，加大循环利用力度，避免或减少对农田和水质造成的污染。施工单位要科学安排运输计划及作业时间，尽量减少夜间施工、运输，车辆在穿越街道时要减速慢行，减少高噪声和鸣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施工时借用的农田及临时性堆场，在施工结束后，施工方要及时清理干净，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也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督促，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及余留物造成的矛盾。

（4）妥善处理征迁矛盾，推进工程建设。各有关部门和涉及乡镇要进一步加强对高速公路建设征迁工作的领导，安排责任心强、政策业务精的同志从事此项工作，具体负责征迁工作的人员要注意做好征迁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提高征迁工作透明度，让被征迁户全面了解征迁补偿政策、方案及房屋安置方式，避免和减少因征迁政策不了解、不清楚而引发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征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各乡镇、村之间要加强联系、衔接，避免存在较大的差异。要及时妥善处理征迁过程中群众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以确保项目工程的顺利开工建设。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的监督力度，加强征迁资金的管理，确保专项资金的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专项核算，努力减少拨款环节，缩短拨款时间，按程序及早兑现给广大被征迁户，确保对征迁户的补偿及时、足额、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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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化商务 S-O-R框架 情感 用户行为

分类号：

引用格式：许嘉仪， 林恬恬， 甘春梅.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O-R模型[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1）： 55-68[引用日期]. http：///p/1/98/.

1 引言

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的衍生模式，是借助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如SNS、博客、微博、微信等），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己生成内容等手段来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的行为[1]。在社会化商务中，用户成为生产型用户，他们不仅进行购买活动，还将自己购买全过程的经历与心得分享给社会关系网中的朋友用户，同时将自己对企业的评价和建议持续快速地反馈给企业[2]。用户作为社会化商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社会化商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相关的营销建议。

已有研究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用户行为进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理理论，通过引入其他变量，如信任、主观规范、网站质量等因素，探索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S. Kim和H. Park研究发现，社会化商务中的关键因素（如声誉、信息质量、交互安全等）显著影响用户信任感，用户信任感进一步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和传播行为[3]。D. H. Shin认为，与感知有用性相比，主观规范是用户使用社会化商务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4]。M. Hajli运用技术接受模型进行调研，发现参与论坛讨论和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信任感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消费意向[5]。Y. Wang 和 M. Hajli的研究结果显示，关系质量和社交商务结构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有积极的影响，社交商务结构和社会支持直接影响关系质量，社交商务构造也影响社会支持，但其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影响作用最为明显[6]。

在社会化商务领域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究结合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例如，L. Xiang和X. Zheng等运用准社会交往理论和S-O-R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用户的冲动购买行为有重要影响[7]。H. Zhang 和Y. Lu等以S-O-R模型为框架，发现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的社交功能通过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流动经历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的社会化商务行为意向[8]。B. K. Jin基于S-O-R模型， 探究存在感如何促使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网站中，结果发现社会存在和临场感在交互性、生动性对有用性、愉悦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9]。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社会化商务用户行为。但前人的研究框架大多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理理论，基于S-O-R模型的研究较少。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以用户感知作为有机体的研究对象，鲜用情感这一要素。综上所述，本文以S-O-R模型为基本框架，从用户情感的角度探究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行为的动因，以期为社会化商务平台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基础：S-O-R模型和情感

S-O-R模型最早出现在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由A. Mehrabian和J. A. Russell在1974年提出。该模型可解释为当个人遇到了某种刺激（Stimulus， S）后，他/她的内部状态（Organism， O）将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其行为（Response， R）的产生[10]。1982年，R. J. Donovan 和J. R. Rossiter 首次将S-O-R模型引入到零售情境中，认为零售环境会刺激消费者的愉悦感、唤起、控制，即PAD（pleasure-arousal-dominance）模式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接近/回避行为[11]。基本的S-O-R模型如图1所示：

在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引用S-O-R模型作为基本框架的有很多。如V. Mummalaneni基于S-O-R模型研究网上商城的网站特征对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的影响[12]；A. Floh 和 M. Madlberger研究发现，虚拟环境因素通过刺激用户购买欲望来影响其冲动性消费行为[13]；H. Zhang和Y. Lu等基于S-O-R模型探讨了社会化商务情境下技术因素（包含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社交性）在虚拟客户体验（如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追逐潮流等）中的调节作用下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8]。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作为有机体（O）的研究对象。此处的情感是基于情感PAD理论提出的[14]。愉悦感即用户在使用产品时所产生的好的、开心或是满意的感觉程度[15]；唤起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产生的刺激的、活跃的或是激动的感觉程度[15]。当前，在线上消费、电子商务领域，已有不少针对用户情感的研究，如K. N. Shen和M. Khalifa研究了在线购物环境中，愉悦感和唤起对冲动购买的影响[16]。H. Y. Hsu和H. Tsou对在线购物网站的网站质量、用户情感和持续购买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17]。

在原始S-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状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理模型，如图2所示：

2.2 研究假设

2.2.1 刺激（S）对有机体（O）的影响

刺激由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信息质量和关系强度三者组成。在《后现代话语》一书中，N. Fairclough指出“话语”是指社会实践中涉及到的符号学元素，它包括语言、非语言沟通和视觉形象[18-19] 。作为商业信息的最基本属性，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是商家对商品信息的阐述与描画，是顾客所接触到的关于商品的第一手信息。信息质量是指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信息的质量，它包含了网站提供信息的及时性、相关性、完整性、准确性、有用性等多个评价维度[20]。商业信息的信息质量是相对于其图文特征的更深层次表现。社交性是社会化电子商务区别于电子商务的最根本属性。社交活动的产生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被定义为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社交互动的集合[21]。其关系强度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社交关系的亲疏程度[21]。从信息的图文特征到信息质量，再到存在于使用信息的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体现了社会化商务运作中各基本要素的递进关系。

情感状态（包含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是本研究中S-O-R模型的有机体部分。A. Mehrabian 和J. A. Russel在研究环境心理学时，将情感状态分为愉悦感、唤起和控制3个维度[10]。J. A. Russell经过进一步验证，摈弃控制这一维度，认为仅仅愉悦感和唤起两者就能充分反映模型中由刺激带来的情感变化[22]。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后续很多研究的证明[11， 23-24]。

F. Aisopos和G. Papadakis等在利用Twitter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研究中指出，微博和Twitter文本的内在特征包括非标准词汇、表情符号和外部指示等。非标准词汇是指微博帖子中使用的非正式词汇表达，人们喜欢使用俚语和非标准表达式来交换信息 （例如“koo”，而不是“cool”） [25]。同时，微博帖子的长度限制要求作者缩短词语本身的长度，但所表达的意义和词汇本身相似（例如用“gr8”代替“great”）。表情符号被认为是计算机中介传播中“情感的符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展示面部表情的替代方式[26]。表情符号通常被用来预测Twitter上帖子的情感[27]。外部指示是指个人在Twitter上的相应链接，告诉他人一些有趣的网络资源，如在线视频、图片。

C. M. Chen和H. P. Wang在研究学生面对不同类型的多媒体课件且教材内容相同时的情绪状态变化，发现多媒体视频材料会对学生产生最佳的学习效果并引起最积极的情感反应[28]。L. Xiang、X. Zheng等的研究表明，蘑菇街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会受到图片视觉吸引的显著影响，同时，视觉吸引会加强用户的消费行为[7]。S. H. Lim、D. Kim和S. Watts研究了表情符号、愉悦感、交互性、感知有用性和信息丰富性之间的关系，发现移动信息和文本信息的表情符号对用户愉悦感有显著影响[29]。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在网络购物、计算机网络通信等其他领域中，有部分学者已对图文信息特征和唤起的关系进行研究。M. Omata和K. Moriwaki等研究发现动画的视觉效果显著影响用户唤起[30]。Y. Ha和S. J. Lennon认为在线购买环境中，商品的网络宣传与展示设计显著影响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31]。D. Thompson和G. Mackenzie等利用皮肤电反应和面肌肌电图技术进行研究，实验证明表情符号的存在会引起用户更高的唤起状态[32]。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基于信息质量的研究内容广泛，已有学者从信息的可接受性、适应性、信息数量、完整性、易用性、准确性、可解释性、客观性、相关性、及时性以及可理解性等不同维度对信息质量进行研究[33-34]。E. P. Pe-Than、H. Goh等研究发现感知信息相关性对愉悦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35]。Y. Hwang和D. J. Kim研究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用户行为，发现感知网站信息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愉悦感[36]。C. Liu和K. F. Arnett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质量作为电子商务网站设计的一个组成成分，显著影响用户使用网站的愉悦感[37]。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的愉悦感。

查先进、张晋朝等发现信息质量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38]。谢连连通过研究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对顾客的感知情感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9]。M. Koufaris研究发现，网站的质量因素影响用户的情感反应[40]。而在情感PAD理论中，唤起是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M.S.Granovetter认为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关系强度由弱至强。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弱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仅仅是相识但不相知；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强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是相知的朋友[41]。R. Lin和S. Utz提出关系强度可以用来度量Facebook上帖子和用户情感的关系：关系越强，用户情绪的感染力越强。同时，关系强度显著影响愉悦感：关系越强，用户在阅读积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愉悦感越强，或者在阅读消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悲伤感越强[4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B. Searle、J. E. Bright和S. Bochner发现在工作压力模型作用下，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唤起、满意度和感知性能[43]。闫幸和常亚平通过对企业微博主贴与跟帖的搜集，发现企业微博互动策略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情感和品牌认知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品牌关系，其中消费者的品牌情感主要包括愉悦情感和唤起情感[44]。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2.2.2 有机体（O）对反应（R）的影

本研究模型的反应部分由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构成。N. Hajli将购买意愿定义为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参与线上购物行为的意愿[45]。目前，国内社会化商务仍处于发展初期，用户基数尚未强大，用户的实际购买行为不及在传统电子商务中多。基于当前情况，最终保留了购买意愿而非购买行为作为模型的反应要素之一。已有研究证实，意愿可作为实际行为的一种有效预测[46]。内容扩散则是用户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除购买意愿以外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情况，即消息内容在不同沟通渠道被分享/传播的可能性[47]。在本研究中，具体是指用户对于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特定商品信息的扩散行为，如对其余用户可见的情感反应、对信息内容的查看、评论、转发等。

L. Xiang、X. Zhe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化商务中用户的感知愉悦性显著影响其冲动购买意向和冲动购买行为[7]。R. Z. Wan Chik和A. M. Lokman研究了用户网上购买蜡染布的行为，结果表明用户情感显著影响用户购买行 为[48]。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在网络购物和线下营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与愉悦感一起影响用户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因素还有唤起。Y. Ha和S. J. Lennon对在线服装购买网站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正向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31]。Rajagopal研究了消费者的休闲购物行为，发现销售推广人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者的唤起，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物决定[49]。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S. Alhabash、J. Baek等认为内容扩散可分成3个维度：情感评价、扩散达到和信息评审。情感评价是指对其他用户可见的明确的情感反应（如喜欢与不喜欢）；扩散到达，即对内容的分享和查看；信息评审，即在线讨论和评论[50]。B. K. Jin的研究表明用户愉悦感对用户参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意愿有显著影响[9]。H. C. Yang和Y. Wang结合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用户网上视频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用户的感知愉悦性可用来预测他们传播网上视频的意向[51]。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S. Alhabash和J. Baek等对Twitter和Facebook上用户的视频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唤起程度的影响，唤起程度越高，信息传播行为越明显[50]。J. Berger和K. L. Milkman研究发现唤起程度越明显的消息内容，无论其唤起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将导致消息更强的扩散力度[5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考虑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已有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本研究情境进行完善。各变量的测度项来源如下：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测度项综合了F. Aisopos、J. B. Walther、J. Eisenstein等的研究[25-26， 53]，信息质量的测度项来源于D. Park等[20]、R. Filieri和F. Mcleay [54]，关系强度的测度项来源于M. Park等[55]，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的测度项来源于V. Mummalaneni [12]，购买意愿来源于D. Gefen和D. W. Straub[56]，内容扩散来源于S. Alhabash等[50]。所有测度项均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进行测试，其中“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时，对问卷调查进行了预测试，以便进一步确保问卷内容的有效性。预测试阶段，邀请了30名社会化商务平台使用者进行小样本的预调研，针对问卷的具体内容、题项顺序、清晰易懂等方面加以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3.2 数据搜集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国内几大社会化商务平台和媒体（如微信、微博、博客、美丽说、蘑菇街等）的使用者作为数据搜集对象，向其发送问卷邀请链接。共回收问卷303份，其中有效问卷277份，无效问卷26份（包括不完整问卷5份，全部或几乎全部勾选同一答案的问卷21份）。有效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测量模型

评估测量模型的主要依据是对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聚合效度的主要考察指标有因子载荷、CR和AVE[57]。因子载荷和CR的阈值均为0.70；当因子载荷值、CR值高于0.70时，表明测度项、因子具有较好的可靠性[58]Wynne W.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295-3362951998。AVE可接受的值必须大于0.50[59]。表2显示的各值绝大部分满足上述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区别效度的评价标准是每个因子的AVE值的平方根须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59]。表3显示的各数值均满足这一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

图3显示PLS分析结果，描述了各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愉悦感、唤起、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的方差解释比例分别是33.9%、21.0%、25.0%和28.1%。就显著关系而言，除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愉悦感、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唤起之间的路径不存在显著关系以外，其余路径均存在显著关系，即假设H2a、H2b、H3a、H3b、H4a、H4b、H5a和H5b成立，假设H1a、H1b不成立。

5 结果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S-O-R模型以及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对S-O-R模型和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定向关系提供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品信息质量和社交关系强度均对用户的情感有正向影响作用，用户情感状态显著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而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则对情感状态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用户接收到的信息的质量越高，用户愉悦感越强。这一结论与C. Liu和K. P. Arnett[37]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社会化商务情境缺少面对面的交流，面对社交网站或社交软件，商业信息是用户得到的某在售商品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的质量越高（如信息与自我需求相关性高、信息全面、价值高等），越容易使用户感到满足、认为接受这则信息的性价比高，从而提高用户的愉悦感。

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亦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即商业信息质量越高，用户唤起越强烈。强调其信息质量在促进用户唤起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这一结论与D. Park等[20]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作为在售商品“第一手资料”的商品信息，其质量越高，如信息相当及时、信息有用性足够等，使用户在获知这则信息时感到惊喜与兴奋，则会引发用户强烈的唤起状态。

其次，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对用户愉悦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关系。社交互动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如卖家与买家、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越容易产生愉悦感。这一结论与R. Lin和S. Utz[42]、J. Brown 和P. H. Reingen [61]^点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 [62]不同。社交性是社会化商务情境的一个重要属性，用户会更多地依赖与自我关系强度较强的人，对于关系越密切的朋友会表现出越多的接受信任，因而也为个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同时，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存在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用户唤起状态越明显。这一结论与闫幸和常亚平[44]、J. J. Brown 和 P. H. Reingen [61]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62]不同。当某一用户活跃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时，与之具有强关系的个体的动态更容易引起该用户的注意，进而使该用户产生更明显的唤起状态。

但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愉悦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表现情况如何，不会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 C. 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L. Xiang等[7]、S. Lim等[29]观点不同。这一结果虽然有悖于研究假设，但鉴于社会化商务系新型电子商务情境，参与其中的活跃用户量不够多，平台上的商业信息占比也较小，信息的图文特征未能在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由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用户日常交流也较多地使用了俚语和表情，用户对商务信息的图文特征敏感性较低，因此这些信息对用户愉悦感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唤起的影响不显著。用户唤起状态不随用户接收到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Y. Ha与S. J. Lennon[31]、M. Omata等[30]观点不同。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微信和微博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大，而微信和微博平台上的用户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内容，而非信息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信息中是否直接插入了店铺链接等，也难以激起用户的兴奋状态。

为更好地解释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与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笔者删除了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变量并重新进行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显著影响用户购买意愿（β=0.247，p0.05）。这一结果说明了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不会对用户的情感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符合用户偏好的图文信息仍会直接促进用户的购买意愿。

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用户愉悦感和唤起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37，稍微偏高。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愉悦感和唤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D. E. Berlyne认为消极的情感与高唤起相关[64]。D. Derryberry和M. K. Rothbart发现悲伤的情绪、愉悦感和唤起密切相关[65]。

最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愉悦感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用户自身愉悦感越强，其产生的购买意愿越强烈。这一结论与Z. W. Lumpur和A. M. Isbn[48]、L. Xiang 等[7]观点一致。当用户处于一种开心、愉悦的心情时，往往更易促成购买意愿的形成，甚至购买行为的直接产生。

同时，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唤起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关系。唤起状态越明显的用户，其购买意愿会更强烈。这一结论与Y. Ha和S. J. Lennon[31]、Rajagopal[49]观点一致。用户在社会化商务中的情绪唤起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用户内心的占有欲望，促成其对商品的购买意愿甚至购买行为。

用户愉悦感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与B. K. Jin[9]、H. C. Yang和Y. Wang[51]观点一致。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中时，舒畅愉悦的心情使用户更乐于接受该情境下获知的信息，并会对自身接收的信息进行表态与扩散，如“赞”这些信息，转发这些信息等。

同样，用户唤起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唤起程度越高，用户针对社会化商务中的信息其内容扩散行为越显著。这一结论与S. Alhabash和J. Baek [50]、J. Berger和K. L. Milkman[52]观点一致。越深层次的唤起状态，使用户更直观地感受到自我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角色与地位，出于从众心理的影响，用户产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如对某信息进行评论、与社会化商务下的其他个体进行交流、直接针对商品或店铺发表原创内容等。

6 结论

6.1 研究意义

该研究在前人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其理论贡献体现在：①以S-O-R模型为框架，将该模型应用到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对社会商务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技术接受模型等传统模型上，而以S-O-R模型对社会化商务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引入了S-O-R模型，检验了S-O-R模型在社会化商务研究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扩大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广度，同时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社会化商务领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内容。②引入情感作为影响因素和用户行为的中间变量。已有学者大多从用户感知的角度对社会化商务平台进行研究，而本研究则在感知愉悦性的基础上，引进了情感PAD理论，为后续对用户情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研究得到的结论对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用户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模型的多个假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实证性验证，获得了较大的支持。社会化商务平台在建设过程中，从信息质量、关系强度等方面考量，通过对用户情感的影响，以提高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其次，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新型的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类型（如微信）和特征以及用户在Web2.0环境下的语言特征和行为特征，引入了不规范语言的表达，用户的转发、评论、赞等行椋符合当前社会化商务平台发展的特征和需要，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最后，根据对模型验证得到的结果，对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商家的启示是，及时最新的商品信息，捕捉最新时代潮流以及用户需求，为用户定点定向投放其感兴趣的商品信息，尽可能将商品信息的高价值、有用性传递给用户。商家以提高信息质量来增加用户的关注，加强其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借助内容扩散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提高商家品牌价值，以此增加用户粘度，提升用户留存量。此外，商家还可以选定合适的用户向他/她的朋友们推荐自己的商品，从而通过这些用户来推动他们朋友的购买意愿。值得提出的是，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家不仅要保证商业信息质量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也要时刻关注推出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如在推送相关产品信息时，多使用大众用语、流行符号表情，以多媒体形式展现信息，适当嵌入商品/店铺链接等。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化商务这种新兴的商务平台进行了探讨。但是，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其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调研对象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集中在30岁以下的在校学生群体，尽管社会化商务是一种新型的商务社交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不少其他年龄阶段的用户也开始涉足这个平台，而本研究缺少对其他年龄层的研究，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适性。前人对在线购物的研究有些也引进了年龄的因素，如S. M. C. Loureiro和H. Roschk在研究用户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的忠诚度时，引进了年龄因素，发现对于年轻群体（30岁以下）来说，积极的情绪显著影响忠诚度，而对于年级较大的群体（30岁以上）则没有这种现象[63]。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年龄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对于用户行为的影响，期待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结论。②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本研究以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作为S-O-R模型的反应结果，主要是从用户的行为特征考虑，但是缺少对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引入，如信任感、满意度、忠诚度等，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引进上述因素，以期更加全面地研究用户的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或者情感对其心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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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献说明：

许嘉仪：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林恬恬：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甘春梅：负责研究课题设计及论文定稿。

Empirical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User Behavior in Social Commerce

Xu Jiayi Lin Tiantian Gan Chunm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篇14

关键词:大学生信用卡；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交叉列联分析；信用卡营销

中图分类号:F830.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1-0079-05

收稿日期:2007-09-13

作者简介:韩德昌(1955-)，男，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大海(1978-)，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

一､文献回顾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信用卡的接受水平因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收入等)而异。Modigliani(1986)通过生命周期储蓄模型(life-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s)研究信用卡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他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消费者需要考察其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消费；消费者认为他们在年轻时的收入比其年老时的收入低，所以倾向于提前消费，用未来的收入来弥补目前收入的不足。信用卡的使用与非使用者在人口统计变量上有明显的差异。与非使用者相比，使用者更多的是男性，更多的已婚和处于中年阶段，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中等或以上的收入。其中，男性对信用透支有更多的偏爱(Adcock， Hirschman， Goldstucker， 1976)。Crook等(1992)用判别分析来研究信用卡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发现最重要的判别因素是持卡人的居住地､年龄､收入､银行开户时间､目前住址居住年限和居住状况。他们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是区别这两类人群的重要因素。

此外消费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消费者社会化”作为“个体获取与消费者有关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过程”是社会环境对消费者个人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各种社会交流活动中发展和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信念和态度，这是一种被动的参与学习过程(Moschis， 1987)。其中，个体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民族的生活习俗对信用卡的使用会产生直接影响(Elizabeth C. Hirschman， 1976)。

西方学者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具体使用情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ayhoe等(1999)研究发现持有四张甚至更多数量信用卡的大学生往往是那些大龄学生和女生。在此基础上，Hayhoe等(2005)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描述了这些持卡学生的人口特征，指出那些持有四张或四张以上信用卡的学生多数是年长的､高年级的､申办了学生贷款､没有个人理财计划。认知水平也是影响大学生使用信用卡的重要因素，那些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Hayhoe等，2000)。但Joyce(2005)通过对216名新入学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关于信贷知识与信用卡的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影响大学生接受信用卡的社会因素方面，Jennifer(1997)认为大学生的信用消费更多地受到父母及家庭的影响。在进入大学前就持有信用卡并且受到父母严格监督的大学生往往模仿父母的支付习惯。他们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会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从而避免卷入债务循环的恶习之中。

近年来信用卡在中国发展迅猛，中国国内营销学者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申办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江明华､任晓炜(2003， 2004)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特征､金钱和信用态度是影响消费者信用卡透支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促销诱因､服务的便利性和消费者的知觉风险也是影响消费者申办信用卡意愿的关键因素(吴佩勋､郑宗仁，2006)。台湾学者王河星(2003)对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差异化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运用因子分析､判别分析的方法，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生活形态细分市场特性，构建出一个以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

总的来说，学者们关于人口变量特征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人口统计变量对信用卡的使用有重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是否依然成立呢?此外，关于社会环境因素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法，在天津市五所高校中进行取样，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保证问卷填答的质量，在取得被试学校老师的同意之后，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由调查人员亲自到课堂上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当场回收。在发放问卷之前，首先由调查人员向学生介绍本次研究目的，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学生们作答过程中，由调查人员现场答疑。我们共调查了563名大学生，其中本科生为293人，硕士研究生184人，博士研究生86人。回收问卷525份，回收率为93%，我们把出现缺失项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38份，保留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为89%。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西方学者既有的关于居民信用卡消费行为和对信用态度的研究结果，我们对Joyce(2005)关于大学生信用卡认知和使用情况调查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形成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量表。为保证问卷信度和效度，笔者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对大学生进行预调研，通过修改和筛选原始题项后确定初始测量题项。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对初始问卷再行修改形成最终问卷量表。

我们引入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对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影响，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学历､可支配收入和所学专业；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生源所在地和是否受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

(三)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软件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列联表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列联表的零假设是两变量之间彼此独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中采用卡方统计量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卡方统计量(λ2)(chi―square statistic)检验是常用的检验变量间是否相关的方法。

被调查的大学生分为已经申办信用卡和未申办信用卡两个维度。大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在性别(男､女)，学历(学士､硕士､博士)，可支配收入(月收入300元以内､300元-500元､500-800元､800-1200､1200-1500元､1500元以上)，所学专业等方面进行了区分；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区分了生源所在地(城市､乡村)，是否受到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统计变量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性别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如表2所示，男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38.8%，这一比例低于女生49.1%的比例。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下，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3所示)。

表2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列联表可以看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数量逐渐增多，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之下，证明收入和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如表5所示)。然而，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总体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如表4所示)。这一点在可支配收入与有无信用卡的线性关联分析上得到了验证，两者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P值为.136>.050)。

表4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3､受教育程度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提高，持卡大学生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但不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大学生学历程度的高低与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7所示)。

表6学历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4､专业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通过列联表分析我们没有发现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与其他专业大学生在持卡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金融､财政类专业大学生申办比例为45.6%，其他专业申办比例为43.2%(如表8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9所示)。

表8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二)社会环境因素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社群规范性的影响。

如表10所示，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的比例为48.6%，相应的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为38.9%，两相比较差异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在0.05的水平下，支持这一结论。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社群规范性影响和大学生信用卡申办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1所示)。

表10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

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关联分析。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49.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申办比例仅为39.1%，生源地的不同造成大学生持卡比例的不同(如表12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水平下，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生源地与信用卡持有情况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3所示)。

表12 生源地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四､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与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

本次研究我们综合了国内外关于影响信用卡申办和使用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区隔的基础上，以中国大学生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探明了影响中国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主要因素。我们从性别､可支配收入､学历､专业､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生源地等六个方面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社会因素与大学生申办信用卡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性别､可支配收入､生源地､社群规范性是影响大学生持卡的重要因素。学历以及所学专业与信用卡的申办情况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同时我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性别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是明显的。通过访谈我们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国，发卡银行和银联通常会把时尚､大众化的购物场所作为合作对象，而这些场所是女性大学生频频光顾的地方。此外，发卡银行不时推出的刷卡消费打折､积分活动也成为吸引女性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重要因素。相反，男生主要集中在电子类产品､报刊杂志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活动上，由于这些产品售卖场所金融服务配套设施的限制以及刷卡消费产生的额外费用都抑制了男生对信用卡的需求。

第二，可支配收入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比较复杂。整体上来看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可支配收入低的大学生由于担心不能及时还款以及使用信用卡产生的额外费用，往往会抑制他们对信用卡的需求；高收入的大学生有较强的还贷能力，但不一定有较强的透支需求，信用卡安全性和还款便利性会使他们对信用卡产生顾虑。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中间收入群体经济收入比较稳定，除家庭日常供给外，其他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有较多的收入来源，他们较少有不能及时还贷的顾虑，其申办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以备不时之需。总之，经济因素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影响是复杂的。

第三，学历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系不明显。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研究生层次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直接进入硕士阶段继续学习，这部分硕士研究生在年龄和阅历上同本科生差别不大。博士研究生数量不大，尽管很多在职博士生都持有信用卡，但对大学生整体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

第四，专业与信用卡的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Hayhoe等(2005)研究发现，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这意味着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将会对信用卡持有谨慎的态度。然而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因为专业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在申办信用卡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知识对信用卡申办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透支行为的限制作用上。

第五，受到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要高于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在大学生中流行，与大学生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相关联，趋同心理是青年思维还没有完全独立和成熟的一种表现，不同个性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大学生通过群体互动，相互认同于相同的文化范式之下，形成大致相同的心态和行为倾向，这是刷卡消费得以流行和发展的基础。

最后，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过访谈我们得知，很多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信用卡，特别是那些父母也在使用信用卡的城市家庭，其子女往往会模仿父母的消费行为，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们对信用卡的接受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态。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Jennifer(1997)“大学生信用消费更多地受父母家庭影响”的论点。此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刷卡消费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还是全新的消费方式，对信用卡的接受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刚刚入学的新生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二)政策性建议

目前，各大发卡银行纷纷把触角延伸到大学校园，竞争激烈，经过初期的快速渗透之后发展变得非常缓慢。一方面是因为各大银行和信用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严重的单一化､同质化，处于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阶段。大多数信用卡的服务仍然局限在“基础服务”的层面，贴近大学生实际需求情况的“特色服务”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大学生人数众多，如何针对这一庞大的市场进行细分，以满足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也是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开发高校市场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因此，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进入高校市场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对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偏好进行市场细分，找准市场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避免同质化营销。如性别､经济条件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仅仅根据学生学历层次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透支额度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根据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和同辈群体之间的示范效应，在开展信用卡营业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利用不同的媒体加大对校园里具有示范性作用群体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以增进大学生对信用卡的“认知”和“认同”。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ranco， Life Cycle， 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986， pp.297-313

[2]Adcock， William.， Hirschman， Elizabeth C. and Goldstucker， Jac. L.， Bank Card Users: An Updated Profile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Annual Conference， 1976

[3]Crook， J. N.， Hamilton， R. && Thomas， L. c. ， Credit Card Holders: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and Non-Users [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2(12)， pp. 251-262.

[4]Moschis G P. Consumer socialization. Lexington books [M]. 1987: 2-5

[5]Elizabeth C. Hirschman，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r by Credit Card Payment System [J].1979， 6(1) :58-66

[6]Hayhoe， C. R.， Leach， L.， &&Turner， P. R.， Discriminating the number of credit cards held by college students using credit and money attitud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 1999(20): 643-656

[7]Hayhoe， C. R.， Leach， L.， Allen， M. W.， && Edwards， R.， Credit cards held by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 2005(20): 643-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