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经济因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教育经济理论；教育经济效益；教育投资

一、教育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

1）教育是兴邦之本，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战略性地位，决定了我们今后必须优先发展教育。2）教育是经济增长之源，由于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进入了农业发达的社会成为封建大帝国，唐宋时期，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科学文化的领域中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对当时的科学文化与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们党在面对科技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的必然选择，知识经济时代对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是要靠教育，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教育做支撑，不但使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的供给遇到困难，而且还将使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与日益减少的体力劳动岗位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进而引发社会问题。4）人才强国战略，21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培养人才。

二、教育经济的相关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59年发表的《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阐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认知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市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要素，并首先提出估算教育经济效益的余值分析法来对投资的收益率进行测算。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它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指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性的力量影响划分为不同部分的，通过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部分里，教育与工资的关系是不同的，两个市场之间具有相对封闭性，他们之间的人员很少相互流动。

3.教育学派

前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斯特鲁米林1942年在“国民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提出三个论断：1）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能力就越高，学历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2）学历高的劳动者从事的是复杂劳动，对国民经济贡献比较大，因而学历与工资收入成正比。3）发展教育需要支付经费，但发展教育也可以节约成本，他的经济效益是较高且较快的。

三、教育经济效益分析法

1）定性分析法。教育经济效益定性分析法主要是凭借历史经验，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论述教育能客观的产生经济效益，教育以及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效益，而且还影响着受教育者个体自身的经济利益。

2）定量分析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经济效益度量方法有1）舒尔茨的“投资增量收益计算法”，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2）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丹尼森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量的测定，把产量增长率按照各个增长因素所做的贡献，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上去，把分配的结果用来比较长期经济增长中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丹尼森得到的结论是，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增长因素，他强调管理知识的重要性，管理和组织知识的进步更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国民收入。

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原因

1.抚养子女的教育消费。不仅是高等教育消费，即便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我国的教育也大大依赖家庭的努力，无论怎样的家庭结构，教育费用占消费支出的比例都在增加。1）从学历造成的终身收入的差异当做”学历”的收益来思考教育成本，因为教育花费时间，如果进入大学学习，就不得不停止工作，这些放弃的收入也是教育成本大部分的，家庭期待高学历的投资回报，宁愿放弃这些教育成本，让子女继续深造，于是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正越来越高。2）从子女的数量来思考教育费用支出，由于计划生育的提出，家庭加大对教育的关注很大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孩子出生数量的减少，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每个家庭孩子数量多，无暇顾及教育问题，而是关注吃穿生存问题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家庭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上，于是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家庭把教育当做一项投资考虑。3）教育费用的其他相关支出，比起在学校进行的教育费用支出，为补习学校，同伴活动学习所支付的费用金额更多，家庭对教育的期待也大幅提高，根据学校阶段的差异，在小学生低年级时课外活动费用支出达到顶峰，然后减少，到初中生时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家教费用和补习班费用，从低年级开始徐徐增加。美术、音乐等课外活动学习的消费充分显示出父母期待开发自己孩子才能的心情，在与邻居的孩子的攀比和很强的从众心态的消费行为下，紧接着将精力转移到应试学习中，为了孩子比什么都优先的心态支撑着我国强烈的教育需求。

2.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对受过一定基础教育的公民传授某种职业或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从业能力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技能，适应了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弥补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劳动技能培养的不足。1）职业教育与制造业，当前经济的主导产业仍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工人，尽管生产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会使某些领域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有所减少，但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受制于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国外有一项研究：在工业社会里，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工人，要比一个一般的工人多生产20%～30%的产品，由此提醒我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以及一定要避免单纯盲目追求高学历的倾向，做到各类人才合理配置，人尽其用。2）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需要解决好两类问题：一是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是当前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3.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一般的，教育能够改善收入不均等的情况，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导致男性与女性劳动者在收入水平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提高不经能改变妇女的生育观念和健康观念，对于提高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过去，男尊女卑的旧思想禁锢和左右人们的行为，很多父母只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投入，是很多女性丧失了教育机会，当然，目前，这种状况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男女性别不同所导致的教育机会的差别正在逐步缩小，教育的效益不仅影响个人，还会波及他人，这叫做外部效益。在此要谈的是教育对婚姻的影响，丈夫的预期收入会因妻子的学历不同而产生变化，这叫做婚姻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对女性高等教育的扩大投资直接影响着女性学历的提升，而学历能够左右结婚的机会，取得学历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结婚机会，夫妻双方的学历基本上是丈夫的学历与妻子的学历相同或更高，而学历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实现学历的经济价值。

4.教育投资的效率。教育既然是一种投资，是一种社会生产过程，那么他就必然与物质生产过程一样，存在一个资源有效配置，即效率问题。教育的发展最终是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因此，以经济的发展指标来衡量教育的投资，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的教育投资规律，从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实际来看，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原则：一、能力支付原则。教育投资在显示生活中，长期遵循的原则基本上是一种能力支付原则，无论政府还是个人，能否发展教育或接受教育，主要是依据自身经济基础。二、获益原则。随着教育民主化的发展，以及教育市场化的拓展，教育投资的市场性质逐渐得到社会认可，由此出现教育投资的市场性准则，即利益获得原则。三、管理原则。“三个增长”是我国教育投资实践中所坚持的基本准则，1985年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中，为了使各地重视教育投资，确保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确定了教育投资的基本标准，即教育投资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在这两个增长的基础上，后来又提出来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逐年增长的原则，这就是对我国教育财政影响深刻的三个增长原则，对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教育投资的比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并体现“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原则。

5.教育创新。广义的教育创新是指对人的创造力的影响、开发、培养活动，主要是创造技法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狭义的教育创新是指在学校教育中面对学生的创造品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领先的教育潮流，在世纪之初，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一批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注意到了对人的创造力的研究，并于20年代开始了“创造教育”的实验研究，在过去近百年里对创造力的研究逐渐繁荣，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在20世纪末，国家已经制定出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未来10年内提高到15%的计划，15%是一个临界点，它的实现不但代表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跨上了一个台阶，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反映，由于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我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知识和科技创新的竞争，这种方法竞争不但会激活学校管理者和学生的活力，也会促使整个教育事业充满活力。

五、结语

综上所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追求经济效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提高教育经济效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提高我国教育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教育制度的创新，要深化与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只有受教育人群的全面提高的基础之后，才能最终实现一个国家的教育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不仅要重视基础教育，还要重视继续教育，更要重视高等与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引导民办教育的发展，更好地缓解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使社会资源合理运用，民办教育部分属于个人投资因此更重视教育的投资效益，利于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各种需求，总之我们需要主义教育的经济作用，但不能忽视教育的整体目标和功能，在教育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提高教育效益，不仅要顾及到受教育之后的就业形势，也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求。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夏丽萍.教育经济效益轮的理性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4

[2]彭久麒.教育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比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3]王金星 陈志丹.教育经济的理论释义与价值实现[J].东南学术，2009

[4]明航.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评析[J].教育探索，2003

[5]杨克瑞 谢作诗.教育经济学新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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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因素 生育率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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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饮食习惯；社会经济因素；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3-0252-02

饮食行为与许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相关，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行为往往持续并影响终生，从小培养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疾病预防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分析江苏省中学生饮食行为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为制定营养政策和进一步的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江苏省13个省辖市排序，随机抽取4个市（苏州、徐州、南通、泰州）的市区和郊区各1所中学，各市1个所辖县的1所县城中学和1～2所农村中学的17所学校。每所学校再随机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1～2个班，班级中所有愿意参加调查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收回问卷5 169份，获得12～18岁有效问卷5 089人，其中男、女生分别为2 714名和2 375名。

1.2 方法 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现场调查时教师回避，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组织学生在教室匿名独立填写调查问卷，当场收回。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各种食物近7 d内的食用频率等。

1.3 统计分析 数据用Access软件进行录入,用SPSS 11.5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不良饮食习惯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5 089名中学生的基本情况见表1。

2.2 饮食行为 见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学校所在地、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是吃汉堡/炸鸡等洋快餐饮食行为的危险因素。不吃水果的习惯与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有关；不吃蔬菜与家庭经济状况、年龄相关。见表3。

3 讨论

江苏省青少年喝饮料、吃薯片/薯条及吃洋快餐等不良饮食行为较为普遍，其中有12.4%的中学生在1周内吃过洋快餐4次及以上，与国内一些调查结果［1］比较，食用的频率较高。洋快餐与肥胖的关系已被许多横断面研究所证实，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也已证实洋快餐是肥胖、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2-3］。学校所在地为城市、男性、较低年龄组、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是青少年吃洋快餐频率高的危险因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吃蔬菜、水果频率也高。高收入家庭、高学历母亲对孩子的饮食行为可能更为关注，蔬菜、水果的重要性已逐步被高收入家庭和高学历母亲所认识，但洋快餐的危害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说明在今后的营养教育中应加强洋快餐对健康危害的认识。

蔬菜水果的摄入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它在预防肥胖、肿瘤等方面的作用已被确认［3-4］。目前我国学生不良饮食行为调查研究中，对不吃蔬菜和水果关注较少。本研究显示，有相当比例（17%）的学生每周吃蔬菜水果在3次以下。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蔬菜水果每天的摄入应该在500 g以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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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2001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和耕地压力指数(图1)可知，中国粮食产量在波动中上升，由45263.7万t增加至60193.8万t。中国耕地压力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1.7182下降至2013年的1.3800 )，表明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逐步好转，但耕地压力指数依然大于1，粮食安全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在此背景下，分别计算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中国各地级单元间耕地压力水平的总体差异指数和GDI指数(表2)可知，GDI指数由2001年的0.2851猛增至2013年的0.7911，说明在中国粮食安全总体向好的趋势下，中国内部耕地压力状况的总体空间分异程度明显提高，尤其是2001-2009年间的空间分异扩大明显。

通过Moran's I和Getis-Ord' G对上述4个年份耕地压力指数进行空间集聚程度分析(表3)，采用FD法判定空间权重矩阵，空间门槛距离设定为500 km。表3显示2001年以来Moran's I-Z得分全部正数且数值增高，检验结果(Moran's I-P值)非常显著，说明耕地压力指数相似的区域集聚分布，且集聚趋势在增加;Getis-Ord' G-Z得分说明耕地压力指数由2001年低值集聚转为2005年以来的高值集聚，这一趋势仍不断强化，显示出中国由低耕地压力区集聚转变为高耕地压力区集聚的空间态势。

2 中国耕地压力格局的时空演变

将耕地压力指数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等级，其阂值分别设定为0.5,  1,  1.5, 3，耕地压力指数小于0.5为低耕地压力区(粮食绝对安全区)、0.5一1为中低耕地压力区(粮食安全区)，上述两个区间的区域粮食安全状况较好;耕地压力指数1一1.5为中等耕地压力区(粮食轻微风险区)、1.5一3为中高耕地压力区(粮食风险区)、大于3为高耕地压力区(粮食严重风险区)(图2)。图中表明低耕地压力区的地级单元个数明显增多，中高耕地压力区的数量显著减少，粮食安全的行政区域(Picl < 1)由2001年的31个增加至2013年的89个，体现出中国区域耕地压力逐渐缓解，粮食安全状况总体好转的趋势。

通过GIS技术分析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格局(图3)可知，中国耕地压力格局呈现总体稳定，局部变化的特征。总体稳定体现在: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的耕地压力指数高，粮食安全状况差，而东北地区耕地压力指数低。局部变化体现在:第一，蒙西一陕北一山西区域耕地压力减轻，由2001年高耕地压力区转变为低耕地压力区，这是由于该区域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所致;第二，新疆北部和黄淮海地区耕地压力显著降低，粮食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另外，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压力的南北分化趋势非常明显，原本耕地压力较小的东北地区，其耕地压力更小、粮食安全状况更好，在2009年形成了大面积的低耕地压力集聚区;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压力更大，2009年以后形成了稳定连片的高耕地压力集聚区，其粮食安全风险较大。

采用平均增长指数分别分析2001-2005年、2005-2009年、2009-2013年3个时间段的中国耕地压力变动格局(图4)。图4表明，3个时段的耕地压力指数变动率的格局各有不同:

2001-2005年，东南沿海(主要是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广西一云南、京津唐地区、青藏高原地区的耕地压力指数年均增幅较大，表明粮食安全水平程较大幅度地下降;东北地区、蒙西一陕北一山西、安徽一江西的耕地压力降幅较大。

2005-2009年，耕地压力水平增减速率格局发生变化，其上升速率较高的区域集中连片分布在:西藏一青海一四川一重庆、福建一广东一广西、河北北部一京哈发展轴线;耕地压力水平降低较快的区域集中分布在:黑龙江一内蒙古东部、黄淮海地区一山东半岛城市群、蒙西一陕北一山西西部、新疆西部和北部。

2009-2013年，耕地压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区域又发生显著变化。山东半岛城市群、湖南一贵州一重庆一陕西、青海西部一新疆南部的耕地压力指数快速增大。而东北西部一内蒙古一山西、新疆南部、云南南部的耕地压力快速降低。

以此为基础，分析2001-2013年中国各地级单元耕地压力指数的增减占比，进而判断粮食安全格局的变动情况(图5)。图中再次说明了中国耕地压力水平的南北分化特征: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是耕地压力急剧增大的两大集中区域。其中，西藏南部、青海一四川西部、重庆一贵州一广西、浙江一福建一广东的耕地压力指数普遍增加了25%以上，粮食风险增加明显;而北方地区的耕地压力水平普遍降低，东北地区、新疆北部、蒙西一陕北一山西的耕地压力指数下降50%以上，粮食安全明显增强，另外，华北地区、四川中部、长江中游地区、淮河流域的耕地压力也有较大缓解。总体上，耕地压力减轻的区域达206个，而耕地压力增大的区域为136个，说明2001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在改善。

3 中国耕地压力时空分异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由于中国耕地压力指数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因此，基于本文构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以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R软件中的Splm Package分析中国耕地压力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31]。采用单位根检验与Hausman检验，并选取地区固定效应模型形式进行运算。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648 , P值为0.000(模型高度显著)，再次印证了各地级单元之间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模型中各因素的系数、标准差、t统计、P值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6项因素对中国耕地压力水平的变动均有显著影响。

耕地质量方面，标准耕地指数与耕地压力指数显著负相关，系数为一0.248耕地质量的提升将有效增加粮食产量，进而减小耕地压力。显示出耕地质量是决定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因素和基础。

要素投入方面，化肥投入(0.043)和灌溉水平(-0.084) 2项因素对耕地压力的影响一正一负。化肥投入增加反而提升了耕地压力指数，说明化肥的投入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已经非常低，已达到了缓解耕地压力、稳定粮食安全的极限水平;灌溉水平代表了区域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该因素的提升可缓解耕地压力，说明灌溉基础设施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具有较大影响，也体现出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

经济发展方面，经济水平(0.094)和产业结构(0.342 )对耕地压力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且正相关。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人口集聚效应越显著，生活水平也越高，这使得粮食需求量较高;同时，高经济水平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往往更迅速，这也不可避免地对现有耕地造成威胁。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其耕地压力较大。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明显，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这一指标的系数值高达0.342，表明在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以牺牲粮食安全为代价的。一方面，产业非农化是城市化推进的体现，而城市化过程或多或少对粮食生产产生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非农产业的收益往往高于粮食种植，因此，产业非农化可导致就业结构的非农化，也是减少种粮人口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产业非农化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耕地压力，并危及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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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因素

从 经 济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企业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是裸的经济动物本性。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贸易思想的影响,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经济主体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导原则。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坚信:“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在建筑着利润的金字塔的过程中践踏社会环境,漠视员工利益,虽然实现了利益,但是在内部与员工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外在社会环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协调的因素。变革在隔阂和紧张中渐渐展开,人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劳工立法等逐渐改变了企业只关乎经济利益的现实。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性”结合起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

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认为,社会责任需求的产生使得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支付额外价格,从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进行激励。黄晓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是由于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因素

经 济 社 会 学 视 角 下 看 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在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上,制度学派和嵌入性理论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框架。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问题,即技术函数问题;同时组织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当其他企业遵守法律、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责任担当的企业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果是企业出于非自愿的、要适应社会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卡尔·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且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与个人关系之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企业不仅嵌入于由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也嵌入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其他企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

布迪厄认定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网络当中的可以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具体来讲,企业社会资本又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企业内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它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外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它包括企业与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内可以实现和员工间融洽的关系,对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和政府、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明智的企业很乐意主动为实现社会资本而投入。

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

在 中 国 , 近 些 年 越 来 越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灾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可是当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企业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和原则,避免企业盲目地跟风和一味地迎合社会需求而迷失了其发展经济的主方向。

明 确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界限,首先,要清楚企业的本质是获利,企业有且只有一种责任即增加利润的活动。企业本身的追利行为对社会本身是有好处的,他们会创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社会的担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是韦伯所说的企业家追利精神的一种体现,比如企业研究环境保护,从短期来看会损失一些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有远见的企业家的行为。其次,要清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次。阿奇·卡罗尔提出社会对企业的不同层次的期望,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经济责任最为重要,向上依次递减。当前对于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来说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最为重要,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