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研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医学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 精确的早期死亡时间推断在法医学领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但迄今仍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笔者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较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的法医学研究现状。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变成可供早期死亡时间推断精确量化的标准与指标，还有待于今后国内外法医学者进一步的努力研究。

【关键词】 法医病理学; 死亡时间;死亡时间推断

【Abstract】 Exact estimating of early postmortem interval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forensic medicine， but so far it has not been solved. The author reviews som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which are adopted by the internal and overseas scholars nowadays and discusses the status about the problem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How to change these achievements into standards and targets to quantify the time since death still needs great efforts for the scholars who work in the forensic area.

【Key words】 forensic pathology；postmortem interval(PMI)；estimation of time since death

死亡时间（time of death）法医学上是指死后经历时间（the time since death，TSD）或称死后间隔时间(postmortem interval，PMI)，即发现、检查尸体时距死亡发生时的时间间隔。死亡时间推断（estimation of time since death）是指推测死亡至尸体解剖时经历或间隔时间。死亡时间推断是法医学鉴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历了数个世纪，为此人们不断探求新方法、新技术，历求从不同角度寻找最优出路。死亡时间又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死亡时间是指尸体未出现明显腐败现象的时期，对于法医鉴定来说更常用也更重要。本文就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现状做一重点介绍。

1 红细胞钾离子含量

死后血清钾离子含量变化国内外已见诸报道，而对死后红细胞内钾离子含量变化的研究较少。据Laiho和Querido报道［1，2］，红细胞内钾离子含量随死亡时间延长呈线性下降。1999年谷建平等报道［3］家兔死后随死亡时间延长红细胞内钾离子含量逐渐减少；钠离子含量在死后l2h变化不大，以后逐渐增加。红细胞内钾含量与死亡时间呈线性负相关(r=-0.829，P

2 骨骼肌pH值

Philip C等［4］ 对大鼠死后骨骼肌的研究表明，糖原磷

酸化酶在大鼠死后很快被激活，导致肌糖原开始磷酸解，由于死后血液停止生理循环，组织得不到氧供，糖原分解所得的葡萄糖进行酵解，产生乳酸（1actic acid，lacate，LA），最终使肌肉中乳酸堆积，pH值下降；随着这一过程进行，细胞内溶酶体破裂，释放出大量水解酶，在低于生活细胞的pH环境下，各种水解酶亦被激活，参与到糖原分解中，这就是死后组织的自溶。上述过程持续进行直到肌肉中糖原储备耗竭为止。党永辉等［5］利用KNIpHE电极［6］对大鼠死后不同时间骨骼肌pH值进行测定，同时测定骨骼肌内乳酸和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浓度来比照pH值，探讨死后骨骼肌pH值与早期死亡时间(PMI)之间的关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死后一定时间内，pH值下降与LA浓度有较高负相关性(

r=-0．892，P

环境温度、死前状态对死后肌肉pH值有影响，探索这种影响的大小、作用方式以及是否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并最终在案发现场应用是该课题研究的未来方向。

3 心肌骨骼肌肌动蛋白

以往对死亡时间的推断主要集中在分析各种尸体现象、胃肠内容物消化程度、超生反应、离子浓度、昆虫学，在组织细胞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领域内的也有研究，但在机体损伤性死亡后，其心肌骨骼肌肌动蛋白的变化与死亡时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吕江明等［7］用免疫组化S-P法，观察大鼠死后心肌及骨骼肌抗肌动蛋白单克隆抗体(HHF35)染色变化，探讨心肌及骨骼肌肌动蛋白变化与死亡时间的对应关系。结果发现，在大鼠死后54h内，心肌、骨骼肌呈不同程度的HHF35缺染，其面积随死后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经对IBSA图像分析数据进行方差分析(F心肌=588.27，F骨骼肌=351.25，P

4 玻璃体液酶活性变化

死亡时间的推断早有学者认为眼球玻璃体液生化检测较为合适［8］，但检测方法和手段受限。2005年，王伟平等［9］应用光度法检测在25%～30％和10%～15％下死后即刻至54h之间玻璃体液胆碱酯酶(choline esterase，CHE)和谷草转氨酶(glutamicoxaloacetic transaminase，GOT）活性。结果死后即刻至54h之间，CHE、GOT活性分别由约850U／L、220U／L逐步降解趋于零。死后6h内，两种酶活性降解存在平台期。统计分析，得出相应的单元和多元回归方程，相关系数或决定系数均在0.896以上，P

5 DNA水平

死后组织细胞DNA含量随PMI的延长而呈下降趋势，已被众多学者所证实［10］。2000年刘良等［11］首次利用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Image Analysis Technique，IAT)，对大鼠死后组织细胞DNA含量变化与PMI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机体细胞核DNA平均含量对于同一物种来说是恒定不变的，而随着死后经过时间的延长DNA含量有规律的下降，据此确立了建立多参数、多脏器、多元回归方程的可行性，给法医学早期PMI的推断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富有前景的方法。但在实验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如各实验结果的可比性、重复性差，难以在法医学实践中推广。2004年何方刚等［12］提出了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及判断标准。同一个体不同组织的细胞DNA降解速度及先后顺序不同，因此推断死亡时间的器官选择至关重要，肝、脑、脾可以作为推断早期PMI的合适器官，而以脾为最合适［13］。取材方法以细针穿刺细胞学涂片方法，可以减少操作上的人为干扰，并且穿刺吸取部位可选择器官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和外界因素的影响。细胞核DNA含量应以单个完整细胞核为计量基础，涂片较切片能更好地保持细胞本身的形态，而且操作简单，易于推广。取材涂片后应在10s内立即固定，甲醛氧化产生的乙酸在组织中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棕素颗粒影响染色后观测，选择冷Carnoy液固定能较好的克服这一缺陷，它对细胞核和染色体固定效果好，且固定速度快。样本含量确定方面，一般将每张涂片分成9个视野，随机取6个视野，每个视野随机采一幅图像，每幅图像取随机10个细胞，通过适当增加第一层样本含量即可满足对总体推论的需要。

由于死后DNA含量的变化受环境温度、淤血程度、细菌繁殖、损伤程度及所在部位的影响，这些影响会造成一定的偏差。所以，在今后的动物或人体实验中，是否严格控制或部分控制有关因素，以及控制后的校正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6 RNA水平

死后组织细胞DNA含量变化与PMI关系的研究较多［14］，但组织RNA含量变化与PMI的关系却少有报道。肖俊辉等［15］采用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ef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技术，检测了死后不同时间大鼠心肌和膈肌组织B肌动蛋白mRNA(B-actin mRNA)的变化，为早期PMI的推断提供了新的指标和实验依据。肌动蛋白(actin)是细胞结构蛋白，是细胞微丝的基本成分。根据其亚单位构造的不同可以分为αβγ三种异构体。在大鼠等动物中发现，mRNA的表达几乎不随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16］。因为β-actin在细胞内稳定，常被作为衡量比较细胞内其他因子变化的参数指标。该实验结果提示，β-actin mRNA在死后组织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扩增产物减少并最终消失，其死后变化可能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利用RT—PCR方法检测死后组织mRNA，可望为死亡时间推断提供新的思路。但其具体变化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7 尸温

尸温的下降具有一定规律，并且尸温的测量方法简单易行，因此早期死亡时间的推断，实际工作中多以尸体温度下降规律为基础，结合尸斑、尸僵和其他死后变化综合推断。1994年浦兆明等［17］提出二次幂的S型尸冷曲线，其准确度高但较复杂，在实际中较难运用。2004年王琼等［18］通过测量动物死后不同时间段肛温、肝温和耳温三个部位的温度，探讨尸温与死亡时间的关系，从而将尸冷曲线分段推导出直线回归方程，使其更便于运用。尸体温度在最初的4h内下降的快以后缓慢下降直至与环境温度相等。肛温与死亡时间的回归方程：0～4h为Y=36.58-2.88X，4～24 h为Y=22.81-0.29X;肝温与死亡时间的回归方程：0～4h为Y=35.37-3.12X，4～24h为Y=21.59-0.25X;耳温与死亡时间的回归方程：0～4h为Y=31.34-3.25X，4～24h为Y=19.23-0.16X。对以上方程进行失拟检验，肛温(0～4h)和肝温(4～24h)与死亡时时间的回归方程拟和较好。由此得出结论，推断死亡时间在4h内测尸体的肛温较为准确；4～24h之间测尸体的肝温较可靠。

8 角膜厚度

长期以来，法医根据角膜的混浊度(Tinbidily of cornea，TC)大致推断死亡时间。误差在12h左右，且在较大程度上带有主观倾向，易产生较大误差。人和动物死亡以后，新陈代谢停止导致角膜内皮细胞死亡，大量水分进入到角膜基质，基质内粘多糖含量不变而水分增加，因此随时间变化角膜透明度下降，混浊度提高，厚度增加。孟祥志等［19］利用人体死后角膜增厚为推断死亡时间提供理应依据，用光学显微镜测量死后不同时间的角膜厚度(Corneal Thickness CT)，发现死后48h以内的角膜厚度增加与死后时间呈线性关系:Y=516+10.7X，Y为角膜厚度，X为死亡时间。为法医推断死亡时间提供了又一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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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hilip C，Calder，Robert Geddes．Postmortem glycogenolysisis a combination of ohosohorolysis and hydrolysis．InL J．Biochem，1990，22：847-856．

5 党永辉，王振原，张联合，等.测量大鼠死后骨骼肌pH值推断早期死亡时间实验研究.中国法医学杂志，2005，20(4)：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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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吕江明，余家树，陈民敬，等.大鼠死后心肌骨骼肌细胞肌动蛋白变化及与死亡时间的关系.中国法医学杂志，2004，19(4):213-216．

8 James RA，Hoadley PA，Sampson BG．Determination ofpostmortem interval by sampling vitreous humour．Am JForensic Med Pathol，1997，18(2)：158-162．

9 王伟平，龙仁，刘承泉，等.家兔玻璃体液2种酶活性变化与死亡时间的相关性.中国法医学杂志，2005，20(4)：199-201．

10 Bar W，Kratzer A，Carber A，et a1．Postmortem stabiljtv of DNA．Forsenic sci int，1989，39：59-70．

11 刘良，张力，刘亚玲，等．大鼠脑细胞DAN含量与死亡时间关系的图像分析．中国法医学杂志，2000，15(1)：1-3．

12 何方刚，任亮，刘良，等.测定DNA含量推断死亡时间—图像分析技术的标准化探讨.中国法医学杂志，2004，19(5):312-313．

13 刘良，林乐泉，刘艳，等．大鼠脾细胞DAN含量与早期死亡时间关系的图像分析研究 ．法医学杂志，2000，16(1)：8-10．

14 Johnson LA，Ferris JA．Analysis of postmortem DNA degradation by single-cell ge1 electrophoresis．Forensic SciInt，2002，126(1)：43-47．

15 肖俊辉，陈玉川.死后不同时间大鼠心肌膈肌p肌动蛋白mRNA的检测.中国法医学杂志，2005，20(4)：196-198．

16 Raft T，van der Giet M，Endemann D，et al．Design andtesting of beta-actin primers for RT-PCR that do not co-amplify processedpseudogengs.Biotechniques，1997，23(3)：456-460．

17 浦兆明，王惠娟．尸体早期直肠温度与死亡时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1994，14(3)：319-321．

篇2

别于伤后2h，6h，12h，24h，2d，3d，5d，7d，14d取脑，运用免疫组化sabc法观察hif—la蛋白的表达。 结果对照组偶见

阳性反应细胞。损伤后2h，即可观察到hif—la蛋白表达。6h后表达明显增强，24h达高峰，随后阳性反应细胞逐渐减

少，7d后仍可见少量表达，14d后恢复。表达呈弥漫性，以大脑皮层、海马、脑干最为明显，不同部位的变化趋势一致。

各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hif一1a蛋白的表达规律可用于脑挫伤的鉴定及损伤经过时

间的推断。

【关键词】脑挫伤；法医学；hif—la；免疫组织化学；损伤经过时间

【中图分类号】d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o1—0076—03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of hif—la protein after cerebral contusion in rats and its forensic impficafion．k伽g

dengfeng,liu yanjun，wang yingyuan．school offorensic n~dicine，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hif—la protein in diferent time after cerebral contusion(cc)．

methods based on feeney’s model of cc and took the samples at 2h，6h，12h，24h，2d，3d，5d，7d，14d after brain injury．the

expression of hif—la protein was observ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abc and image analysis technique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hif-la protein could be detected at 2h after injury，increased at 6h and peaked at 24h．positive cells de—

creas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injury time．little expression was found at 7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14d group

showed negative staining．the expression of hif—la protein was found in wide range but significant in cortex，hippocampus

and brain stem．the changing tendency of diferent areas was same．conclusion expression of hif—la protein is corre—

lated with post-traumatic intervals after cc in rats， suggesting that the expression of hif-let may be served as the mark—

ers for timing of cc in forensic practice．

【key words】cerebral contusion，forensic medicine，hypoxia inducible factor-let，immunohistochemistry，brain in—

jurytime

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一1，hif一

1)是一种随着细胞内氧浓度变化而调节基因表达的

转录激活因子。缺氧时它能诱导多种缺氧应激蛋白

基因的表达，从而介导各种缺氧适应性反应。它被证

实与神经细胞在缺氧状态下的生存及凋亡密切相

关。尽管hif—ltx已被证实为缺血、缺氧性脑损伤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号转导途径之一，但对其在脑挫

伤后的表达变化规律研究极少。本实验通过检测脑

挫伤后不同时间hif—ltx的表达情况，分析其变化

规律．旨为脑挫伤的法医学鉴定及损伤经过时间的

推断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一

、实验动物分组

健康成年wistar大鼠66只(山西医科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250 g+10 g，雌雄不限，随机

分为12组。见表1。

表1 实验动物分组

table 1 groups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作者简介]亢登峰(1976一)，男，山西宁武人，硕士研究生，法医师，主要从事法医病理学研究。e—mai1：kdnxykjw@163．com。

[通讯作者]王英元(1958一)，男，山西稷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yy580218@163．com。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1期)

二、实验动物处理

损伤组动物参照feeneys法建立大鼠脑挫伤模

型。大鼠称重后，3％的戊巴比妥钠(40 mg／kg)腹腔麻

醉，大鼠脑立体定位仪固定大鼠头部，正中切开顶部

头皮，在人字缝前方3 mm、颅骨中线旁3 mm处，钻直

径5 bin的圆形骨窗。保持硬膜完整，采用自由落体打

击装置，以40g重锤从20cm高处下落打击。术后动

物常规进饮食。在伤后规定时间将大鼠麻醉后开胸，

剪开右心耳，以细管经左心室穿刺至主动脉，依次灌

注生理盐水、 多聚甲醛pbs液和10％蔗糖pbs液

约2 h。对照组直接灌流处死。假手术组仅行颅骨钻

孔，术后24h灌流处死。矢状位取材，固定。

三、常规he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

把固定好的标本梯度脱水后，制作10 i．zm冰冻

切片，行he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操作步骤参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一抗稀释度为1：100，用pbs取

代一抗作阴性对照，以细胞核或胞浆出现棕黄色产

物为阳性结果。兔hif—lcdgg多克隆抗体购自武汉

博士德公司，sabc免疫组化试剂盒、dab显色试剂

盒购自北京莱博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四、图像分析及统计学处理

各组切片运用bi一20__图像分析系统，在脑挫

伤区周围随机选取5个高倍视野(×200)，进行

· 。77 ·

hif一1仅免疫组化染色阳性细胞记数。实验数据采用

spss l1．5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q检验，数据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结 果

一

、he染色结果

对照组神经元细胞形态、结构正常，核染色较

淡、圆形，核仁明显；损伤组可见脑组织出血、挫碎，

蛛网膜下腔、侧脑室出血。所选切面各部位均可见程

度不一的神经元皱缩，染色较深，核深染，核仁消失，

突触减少，神经元细胞周围出现空隙，逐渐发展为神

经元坏死、胞核溶解。胶质细胞肿胀，细胞周围间质

水肿。

二、hif一1 oc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对照组神经细胞偶见hif一1仪表达。伤后2 h组

即可观察到阳性反应细胞，呈散在少量分布，阳性产

物呈棕黄色，主要位于神经细胞胞核及胞浆内(照片

1)。伤后6 h可见表达hif—la的神经细胞数增多，

表达强度增强，差异有显著性(照片2)；24 h后达高

峰(照片3)。随后阳性反应细胞逐渐减少，7d后仍见

少量表达(照片4)；14d后恢复。表达呈弥漫性，以

大脑皮层、脑干、海马最为明显，不同部位的变化趋

势一致．阳性反应细胞包括神经元及各类胶质细胞。

hif一1仅蛋白表达的阳性细胞数，见表2。

表2 脑挫伤后ltif-lot阳性细胞计数

table 2 hⅱ’一1d positive cells count after cerebral contusion

注：表示与对照组比较p<o．05：#表示与对照组比较／3>0．05o

讨 论

hif一1是在研究缺氧诱导促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epo)基因表达时发现的，是一类由

两个亚单元hif一1仅、hif一113组成的异二聚体，其中

hif一1仅由826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约120 kd，

含有两个转录激活区(transactivation domains，

tads)，一个称作n一末端激活区(n2terminal activa．

tion domain。nad)。另一个称作c一末端激活区(c—

terminal activation domain，cad)。另夕 ，hif一1仅还

含有一个独特的氧依赖降解区域(oxygen—dependent

degradation domain，odd)．在控制hif一1仅稳定方

面起关键作用lli21。hif一1仅在常氧状态下经泛素一蛋

白酶体途径被迅速降解，当机体处于低氧环境时，细

胞周围的氧分压降低，hif—la降解受阻，在胞浆中

累积．并核转位到细胞核中与hif一113结合形成有

活性的hif一1。hif—l仅与靶基因启动子或增强子缺

氧反应元件(hypoxia～response element，hre)上的5

一a／gcgtg一3 序列结合进而调节靶基因的表

·

78 ·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1期)

照片l 伤后2h出现hif—l 阳性表达；照片2 伤后6h hif-la阳性表达明显增加；照片3伤后24h，阳性表达达高峰；照片4伤后7d少

量阳性细胞表达。ph0t0 1．the expre~ion of hif—la p~tein at 2h after cerebral contusion(sabc x200)；pho~ 2．hif—la po~tive-cells

and tbe inteilsity 0f stain increased remarkably in number at 6h after brain i ury(sabc x200)；pho~ 3．the inte璐ity and the area of

hw-la positive cells p~ked at 24h after uf (sabc x200)；photo 4．~tfle expression was found at 7d after i ury(sabcx200)

达。hif一1 o【作为低氧应答的全局性调控因子，能够

激活100多种低氧适应性基因的表达。hif—l 对基

因表达调节的广泛作用涉及血管发生、血管重塑、红

细胞生成、糖酵解等各个方面，因此是机体对氧浓度

改变的一系列自适应反应中最重要的调节因子。

脑挫伤后，脑组织缺血缺氧所致的氧化应激可

以诱导hif—l o【的表达升高，从而促使细胞凋亡，防

止细胞坏死甚至能够刺激细胞增殖。freret等[引在大

鼠脑持续缺血损害24 h后人工给予可诱导hif一1

表达，增加的药物去铁铵，结果发现可以显著降低脑

组织缺血后损害的面积(一28％)，这提示hif一1仅有

脑保护作用。实验表明 hif一1仅蛋白在脑血肿周边

神经细胞中有明显的表达，且随着出血时间的延长

hif一1d表达的阳性率逐渐增加，提示hif—l o【的表

达与神经细胞缺血、缺氧的时间密切相关。于如同等

报道创伤性脑损伤后hif一1 o【表达明显增高，细

胞凋亡率明显降低，在伤后3 h，大脑皮质、海马等部

位hif—l 表达增加，24～48 h达到高峰。提示hif—

l仅与创伤性脑损伤后神经细胞凋亡有关。

本研究对脑挫伤后不同时间引起hif一1 0【蛋白

的变化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伤后2h hif一1仅阳性

表达较弱，6 h后hif一1 阳性表达的神经细胞逐渐

增多。随着时间的增加，hif一1仅阳性表达的神经细

胞增多。以神经胶质细胞为主，表达强度增加，表达

部位以损伤区周围大脑皮质、脑干、海马为主。因损

伤区、脑干和海马都是对缺血缺氧敏感的组织，这也

证实hif一1 与脑损伤后缺血缺氧有关。脑挫伤后

神经细胞处于缺血缺氧敏感期，可通过抑制蛋白酶

体降解hif一1仅和提高hif一1 0【的转录活性两种途

径．实现hif一1 o【表达持续增高。口咧随后细胞对缺

氧适应，蛋白酶体降解途径被中断．故出现hif一1

表达下降趋势。脑损伤后。神经胶质细胞逐渐活跃起

来。对神经组织起保护、修复、营养等作用，故伤后表

达hif一1 蛋白的阳性细胞中神经胶质细胞占主要

地位。目前认为缺氧对hif—l 的调节不在mrna

水平，而在蛋白翻译后水平，由于hif一1 0l蛋白表达

需从基因调控到转录、翻译等多个步骤，故在脑挫伤

早期没有hif一1 蛋白表达的明显增多，而在中、后

期，hif—l o【蛋白表达增多较明显。这种变化规律为

脑挫伤的法医学鉴定及脑损伤时间的推断提供了新

的方法，通过更加系统和进一步的研究可望应用于

法医学检案中。

(下转第68页)

· 68 ·

每归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古人云：‘黎

民一天不再食则饥。’此数十万游惰之民肯枵腹而

鹄立于堂侧，走马于阶前乎?必不能也!”①众多衙役

“

⋯ ⋯ 肯枵腹而鹄立于堂侧，走马于阶前⋯ ⋯”个中

必有他们肯饿腹而效命的秘密。

封建社会衙役地位低，没有丰厚的收入．要养家

糊口．要吃饱饭，只有依靠各种“陋规”，而大部分“陋

规”都是衙役自定的．他们或明或暗，搜刮民膏民脂。

清代刘衡任四川巴县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

役(《庸史庸言》卷上)。浙江钱塘、仁和两个县，各有

正身白役一千五六百人。这么多没有正常收入的衙

役，自然以扰民生事为本能。1837年段光清说，知县

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

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多

达一百多人。仅一个县的衙役就如此之多，可想而

知全国的胥役有多少。所以一般都认为衙役是清代

地方政治的一大弊端，被称为“衙蠹”。一些“仵作”自

然也不能超然事外．与其他衙役一起欺上瞒下，收受

当事人贿赂．假唱虚报，瞒天过海，将一些暴力致死

的尸体说成是正常死亡，要“开验钱”、“洗手钱”等，

《吴下谚联》有：“仵作子帮衬活死人”之谚语，是指

“仵作”看案子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将轻的验成重

的，将重的验成轻的，从中捞取“私利”，或满足自己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1期)

的某种需要。实为社会之“蠹虫”。民间谚语有：“堂

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仵作”或许在其中就扮演

着不甚光彩的角色。仵作是封建社会衙门里地位最

低、最没人羡慕的行当。

五、结论

无论从法律职能、检验方法，还是社会地位，封

建社会官衙中的“仵作”都不能与西学东渐而产生的

近现代“法医”相提并论。从“仵作”到“检验官”再到

“法医”．这是一个历时很久、逐渐演变的过程。其发

展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一个缩影。

“仵作”是“大人”的手、是“大人”的眼睛，在堂上

只能垂手侍立，一旁伺候。他只能验伤喝报，连填写

验尸格目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由仵作来分析、判

断案情了，而且验尸仅停留在体表。1907年《大清新

刑律》的相关规定结束了沿袭千余年的仵作“验尸”

历史。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刑事诉讼律》为解剖

开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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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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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启文主编．医学大辞海(法医学分册)[m]．沈阳出版社，20__

(收稿：20__—10—08；修回：20__—11-24)

(上接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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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menza gl．hif-1 and mechanism of hypoxia sensing[j1．c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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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法医制度也是根据国情发展，通过借鉴苏联相关法医检验制度得以建立。但是，因为法律制度建立时间相对较短，管理部门无法实现集中发展，我国现阶段法医鉴定制度中依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外法医学历史发展进行比较和研究，能够帮助我国法医学的发展找到更加光明的前

一、中国法医学发展

（一）中国法医学起源

我国法医学最早早战国时期出现，战国时间很少有关于法医学的相关资料和著作，但是，从战国或者秦汉之后的一些书籍中不难发现法医学的出现的端倪。例如在《吕氏春秋》中提到的“命理瞻伤”中的“理”可以当作审理案件的官员，而“瞻伤”则属于相对原始的一种法医检验工作。因此，不难发现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对法医检验活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使从现在的医学发展角度来分析，这些规定难以构成相对完整的法医学检验工作体系，但是，这也标志着我国开创了能够通过文字记载的法医学检验时代的先河。[2]

（二）中国法医学完善发展时期

通过唐朝法医学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宋朝法医学制度发展到了中国古代医学较为完善的时期，其中因为唐朝法律制度开始达到封建发展的顶峰时期，唐朝的《唐律疏议》以及《唐律》通过吸收和借鉴秦汉时期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及成就，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律成就的吸收，为我国法医鉴定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而宋朝的法医学鉴定技术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展。

（三）中国法医学稳定时期

到了宋朝之后，中国法医学检验制度大都是通过吸收和借鉴宋元时期的法律制度，并且结合自身时代的发展特色做出相应的修改，中国法医学自那以后进入到缓慢发展的时期。

二、西方法医学的发展

西方法医学的发展一共分成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为古代、近代以及现代，虽然西方古代法医学产生的时间相对较早，但是，西方古代法医学没有像中国古代法医学一样形成具有自己特征的发展态势，西方医学行政官员或者医生作为法医鉴定主要工作人员，呈现出一定的非职业化发展态势。

（一）西方古代法医学

系统法医学未出现之前，西方很多国家就已经出了先相对分散的法医学，很多都是在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这些并非对法医学的出现和发展做出系统规定，因此，难以成为相对独立的各个学科体系，可以将这个发展时期的法医学归纳为古代法医学的实际积累时期。

（二）西方近代法医学发展

在常规性的历史划分过程中，一般会把1640年的工业革命当成西方近代史的开端，但是，法医学的发展开端不可将其作为序幕，因为16世纪之前的欧洲文艺复兴发展时期刚出现关于医学鉴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和法医学相关的外科学以及医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此，文艺复兴时期也才是西方法医学的发展开端。[3]

文艺复兴阶段的法医学发展体现在书籍著作出版之上，例如在欧洲各个法典中也存在一定的端倪。例如意大利、法国、德国等都存在关于法医学鉴定的记录，其中德国的加洛林刑法以及庞贝尔邦法。其中后者规定了医疗案件中，医生可以参与其中；前者则对于自杀、人身伤害、中毒、堕胎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也为欧洲法典中关于法医鉴定做出了相应的基础工作。

（三）西方现代法医学

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过很多法医学相关讲座，这些讲座在经历一段发展之后，逐渐成为各个法医学研究单位，这也是欧洲大陆对于当前法医学进行研究的一个主要根据地。[4]在这些不同的法医学研究单位中也能够对各种死亡原因存在异常的尸体加以解剖，因此，法医学研究的医生通过司法不问允许之后就能够对患者身体做出相应的解剖，在欧洲大陆中法阵较为迅速的就是英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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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医学辩证法生命质量辩证思维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与疾病谱的改变,医学的目的不仅纠正和改善病人的病理生理等方面的变化,而且要求清除病人的心理障碍,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随着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的深入,鉴于慢性病尤其癌症的难治愈和不易延长寿命的特点,生命质量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性研究的热点，癌症等慢性病的生命质量研究已成为现代医学领域生命质量研究的主流。

一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关系

辩证法是医学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医理和哲理的统一，是医学和哲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贯通的“桥梁学科”。它研究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总结医学科学的基础上，探讨医学发展和医学科学工作者理论思维活动以及在正常和异常条件下人体生命过程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诊治、预防疾病和维护人体健康的科学方法论；是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认识的医学科学观。医学辩证法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医学发展规律和有关哲学问题。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没有原因的疾病是不存在的。疾病的原因同样包括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通常指来自外界环境中的各种致病因素，如生物性、理化性和心理性因素等，外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内因即机体的内在因素，一般指机体对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防御功能等医学。

诊治疾病，根据“四诊合参”所收集到的有关疾病的症状,精神心理状态及声息、气味、舌象、脉象等变化，以及局部肿块、全身形态改变等体征，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在辨证过程中重点收集病人各方面的功能性改变，以及病人所主述的临床症状，其疗效也是通过证的变化来描述的。中医辨证是一个观察和判断的动态过程，而辨证论治则是一个在动态监测生命质量变化的基础上，随时调整治疗方案的过程。这些观点与生命质量有着相近或相同之处，其实质和内涵是基本一致的。中医诊治的过程即是病人的生存质量逐步提高的过程。

二整体观念与生命质量的关系

医学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通过经络气血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人与外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即所谓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指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和经济因素等都可以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发展。中医在治疗疾病前较多考虑了自然界、社会、情志对人的影响，在治疗的同时，重在调整和改善人体脏腑经络气血功能活动，强调阴阳平衡、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不治已病治未病等整体观。生存质量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了身体状态，心理、社会的良好状态，健康感觉，以及与疾病或治疗有关的症状。这种强调患者自身对生活经历的良好状态的主观感受,以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及被社会的认可，即中医所说的良好的协调整体状态。可以说生存质量是从宏观、整体水平来评价健康的。

三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质变是事物根本性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飞跃。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在于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的界限。外周血显微镜下白细胞分类计数，须注意各种细胞的生理性和病理性变化，例如中性粒细胞的数量受到年龄、生理周期、运动及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可出现暂时性或一过性的生理性增多，这种变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若中性粒细胞数量呈现渐进性增加的趋势，并且超出一定的度（临界值），往往提示机体发生“质变”，如感染、炎症、组织损伤以及恶性肿瘤等。事实上临床检验项目中许多实验指标都要受到生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患者的分析前质量控制（如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控制饮食和药物、采集标本时的和采集时间等），同时要注重疾病相关实验指标的连续性监测，仅仅一次随机检验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或有效的信息，而动态观察则可为临床诊断、鉴别诊断、疗效观察以及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所以在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指导学生利用量变质变的辩证统一观点来认识疾病的发展过程，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四客观的新评价系统

传统的健康评价是客体评价,非主体；而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人们更加注意个人的亲身体验。生命质量评价的应用，使健康测量发生了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变。随着研究的深入，临床医学在医学体系中所占比重将逐渐下降,康复医学、保健医学等以保健预防为目的新兴医学将受到重视。在临床工作中,病人在医疗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必须得到尊重；内科治疗中要重视整体性和病人参与选择；外科治疗中一定要从生命质量角度来决定是否采用手术以及采用何种方案；护理工作中要体现以病人为中心,对病人身心实施有计划的、系统的、全方位的护理模式即整体护理,这已成为护理学发展的新趋势；药物的开发和应用首先应考虑对生命质量的影响。

客体评价系统存在于环境之中。人类社会同样与自然界密不可分,可见新的医学模式同时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因素,这无疑是系统论的体现,也是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的体现,同时反映了医学知识结构的一个巨大进步。在医疗管理中,生命质量评价将作为疗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病人参与医疗管理机会将越来越多。卫生行政部门在卫生决策制定工作中,卫生资源的利用与配置将优先考虑生命质量的问题;加强对卫生资源投资效益的评价如质量调整生存年的应用；更多的关注预防医学和社区医疗；卫生立法与政策制定必须重视生命质量的因素。

五生命质量研究各要素彼此联系的关系

现代医学模式，包括生物、心理、社会3个方面。生物、心理、社会3者作为要素组成现代医学模式系统。3者之间有着特定的联系。它们既不是平行并列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主从关系。生物、心理、社会3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只是导致机体健康或疾病的原因和中介。在生命质量研究体系中，我们要根据病人的各种情况来进行审核评价，从生物、心里、社会三方面入手，这三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的，不可分科。这也是自然辩证法在生命质量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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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验班（PBL教学）

（1）教师课前针对性地提出开放性问题［10］：每章节授课前，教师认真备课，根据各章节教学内容特点，精心设计问题，问题的形式、种类、范围灵活多变，难易适度，力求激起学生的求知欲。

（2）学生分析、讨论、解决问题：在自学的基础上，各小组进行组内问题讨论。自学过程中理解存在的偏差，通过讨论、分析，得到矫正，达成共识。如分歧不能达成一致，则向教师请教，教师也可选择性的直接参与讨论，收集并记录讨论情况，使下一步答疑解惑更具有针对性。由于学生之间的知识均衡，交流气氛轻松，通过合理分工获取资料，在讨论中综合总结，更容易发挥潜力，达成共识，暴露知识的漏洞。

（3）教师答疑解惑、总结问题：教师在正式授课中，各组均对课前讨论作及总结发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教师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指出问题的重点、难点和各组的不足。由于各组的总结均是通过集体讨论得出，教师对正确总结的好评将使小组成员集体受激励，而对不正确总结的点评将使小组成员集体受教育，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求知欲。

（4）开放性实验的理论验证：课后，各组进入开放性实验室，对出现问题的总结进行实验设计验证，然后进行正确总结的实验预设计甚至预实验，对预实验进行总结及实验后修正。

（5）课堂实验的进一步验证：各小组按实验预设计方案完成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教师对实验进行点评，指出问题和缺陷，进一步说明理论及实践的正确与否对结果的影响。学生课后完成实验报告。

1．2对照班（LBL教学）

采用传统灌输式教学法。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教师以课堂灌输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进行理论授课。然后教师在实验课堂讲授实验的目的和要求、基本原理、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然后各小组学生按照教师讲授的方法实施，最后教师进行课堂小结，学生课后完成实验报告。

2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2．1学习态度和学习动力评价

课程结束后，对实验班及对照班进行问卷调查，了解PBL或LBL教学法对学生在知识获取能力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对PBL或LBL教学法的认识。

2．2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

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同一份试卷，进行闭卷考试，考试内容为精选教学大纲涉及的基本理论掌握、集体讨论中出现的常见错误理论的判断和分析，以及理论的实践方法；题型包括选择题（40．0％）、判断题（15．0％）、分析题（45．0％），满分为100分。

2．3实践能力的评价

学生镜下观察血片（15．0％）、骨髓片中各系统各阶段细胞形态（25．0％）、寄生虫和微生物标本的形态（20．0％），识别典型形态并写出名称（各限定时间5min）；采用改良牛鲍计数板对已知标本进行细胞计数操作，根据计数结果和靶值的吻合度进行评分（40．0％）。

2．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1问卷调查评价

结果设计对PBL或LBL教学法的效果评价的调查问卷，PBL班发放38份，收回有效问卷38份；LBL班发放40份，收回有效问卷40份。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掌握知识的牢固性，提高学生自学、语言表达、运用工具和条件、逻辑分析及总结归纳、沟通交流及协作能力，显著减轻学习压力，增加学生对教师的认可，PBL教学法明显优于LBL教学法（P＜0．05）；对于明确学习重点，提高理论的实践运用能力，PBL教学法亦优于LBL教学法，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2理论笔试考核

PBL教学法临床检验基础、临床生化检验考试成绩明显优于LBL教学法（P＜0．01），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寄生虫检验考试成绩亦优于LBL教学法（P＜0．05）；其中，PBL教学法在判断题、分析题成绩明显优于LBL教学法（P＜0．01），而选择题成绩，2种教学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3实践能力评价

PBL教学法实验室培养实践能力，在血片、骨髓片、寄生虫及微生物标本、细胞计数实践方面不仅能显著提高检验快速性（P＜0．01），还能进一步提高检验准确性（P＜0．01）。

4小结

传统的教学通常采用灌输式的方法，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这种情况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尤为明显，因为中国多数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多为“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学习方式。教学的本质就是“教会学习的方法”，并非简单的“传授知识”。这正是PBL教学法与LBL教学法的区别所在。而“学习的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一种特殊的知识，即“能够利用其进一步获取有益资源的知识”。本研究中发现，在主观上，学生已经认识到：相对于LBL教学法，PBL教学法能更明显提高学习兴趣，增强掌握知识的牢固性，提高自主学习、语言表达、运用现有工具和条件能力，也增强逻辑分析及总结归纳、沟通交流及协作能力，并显著减轻学习压力，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可；在客观上，研究证实，相对于LBL教学法，PBL教学法更明显地提高学生的临床检验基础、临床生化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寄生虫检验科目理论成绩；PBL教学法主要在提高学生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明显优于LBL教学法，而对于涉及基础理论问题的辨别能力上，两种教学法效果相当。提示PBL教学法更注重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学生通过发现自己解决问题过程中需要补充学习的知识，主动寻找获取知识的途径，提高了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了学习热情。同时通过研究还发现，主观上学生认为PBL教学法对于提高理论的实践运用能力稍优于LBL教学，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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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异法”是一种用来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它是由穆勒系统总结的“求因果五法”中的一种方法。具体地说，“求异法”是指这样的一组操作：考察被研究现象出现和不出现的两种场合，在这两种场合都出现的那些先行现象不是被研究的原因，而在被研究现象出现时出现、在被研究现象不出现时不出现的那个先行现象，则可能与被研究现象有因果联系。“求异法”的推理形式可用公式表示为：场合1：有先行现象（或伴随现象）A，有被研究现象a。场合2：无先行现象（或伴随现象）A，无被研究现象a。所以，A是a的原因。例如，场合1：有氧气，铁会生锈；场合2：无氧气，铁不会生锈；所以，氧气是铁生锈的一个原因（初中阶段）。此外，本文不严格区分“先行现象”与“伴随现象”，主要采用“先行现象”这一概念进行讨论[1]。

2应用“求异法”的化学教学模式

“求异法”在化学教学中运用的主要思路为：先考察被研究现象a的出现场合，找出先行现象A，再创设无先行现象A的场合，观察研究现象a是否出现，从而确定A是否为a的原因。其具体的应用模式为：寻找被研究现象a的先行现象A，因为因果联系具有先后性，可以在被研究现象a的先行现象中去寻找它可能的原因，从而提出假设：A是a的原因。再得出推论：若无先行现象A，则无被研究现象a。最后对推论进行验证，设计相应的验证方案，若验证结果为真，则原假设为真，即A是a的原因。这一应用模式虽然比较简单，但在“探究化学现象间因果联系”的教学活动中却很实用，同时，也正因为它简单易行，更便于师生掌握。

3“求异法”在化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3.1在化学探究式教学中的应用

探究式教学是新课改大力倡导的一种教学方式。它有利于学生掌握与应用科学知识，建构与发展科学概念，理解科学本质与科学过程；有利于学生掌握探究方法和实验技能；有利于培育学生的科学兴趣、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2]。然而，在化学探究式教学的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难点，其中之一便是：学生提出假设及验证方案的能力尚显薄弱[3]，化学教师甚至因此包办“提出假设及验证方案”这一探究环节，使探究式教学的意义大打折扣。而运用“求异法”，可以帮助学生较好地提出“因果关系”类的假设及验证方案，从而使学生的“探究”名符其实，更好地实现探究式教学的本真意蕴。案例1在探究氯水成分时，往氯水中滴入紫色石蕊试液，溶液先变为红色，接着红色褪去。溶液变红，说明氯水中含有H+，那么，为什么红色会褪去？是什么物质使红色褪去呢？教学时便可引导学生对此进行探究。可运用“求异法”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假设及验证方案。其中，红色褪去的先行现象为：存在Cl2、H2O、HCl、HClO（可从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的角度推理出，Cl2与H2O反应的另一产物为含正价氯的化合物，事先可告诉学生其为HClO）。依据已有的化学知识，可排除H2O与HCl。从而得出假设：（1）Cl2是红色褪去的原因；（2）HClO是红色褪去的原因。从而作出推论：（1）若Cl2不存在，则有色物质不褪色；（2）若HClO不存在，则有色物质不褪色。进而得出验证方案：（1）让HClO单独与有色物质接触，即取相同浓度的新制的HClO溶液，滴入紫色石蕊试液；（2）让Cl2单独与有色物质接触，即将干燥的氯气通入装有干燥红色石蕊试纸的试剂瓶中（更严谨的方案是：用CCl4萃取出氯水中的Cl2，将干燥的红色石蕊试纸伸入Cl2的CCl4溶液中）。在实际教学中，为了教学方便，可以只对方案（2）进行验证，排除Cl2具有漂白性的假设，进而运用排除法，得出HClO具有漂白性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假设（1）和（2）是针对不同的先行现象提出的，彼此相互独立，并非相互排斥，假设（1）为真，并不意味着假设（2）为假。若二者同为真，则情况就比较复杂，具体的说明可参见本文第4部分的第（3）点。与常规的教学相比上述分析，条理清晰，逻辑性更强，所得方案更全面。而常规的教学只是在发现问题“是什么物质使红色褪去”之后，教师便直接演示验证方案：往装有干燥氯气的集气瓶中放入一半湿润的红纸条，数秒后观察红纸条的变化情况[4]。这不仅浪费了一次培养学生提出假设及验证方案能力的机会，而且，这一验证方案，只是上文中的验证方案（2），缺少方案（1），从理论上看不够全面，如果Cl2与HClO都有漂白性的话，则该方案就无法验证HClO的漂白性了。

3.2在处理化学实验反常现象中的应用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实验是化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化学教学中也应该注重化学实验的应用，多开展实验教学，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实验能力。然而师生在进行化学实验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一些与教材、理论有矛盾的实验反常现象，如果教师处理不当，会造成学生的认知困惑与认知误区：不知究竟应该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实验反常现象，还是应该相信教材的陈述与理论的分析。因此，在处理化学实验反常现象时，化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其进行科学而及时的分析，得出实验反常现象的原因，解除认知困惑。而适当地运用“求异法”，则有利于这一分析过程的进行。案例2在做钠在空气中点燃的学生实验时，有些学生会发现反常的实验现象：Na在空气中燃烧冒有黑烟。对于这一反常的实验现象，化学教师可用“求异法”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产生黑烟的先行现象主要有：空气存在CO2、Na表面有煤油。因此，可以据此做出假设：（1）CO2与Na发生反应是产生黑烟的原因，（2）煤油燃烧是产生黑烟的原因。由假设（1）可得推论（1）：若CO2不存在，则不产生黑烟；进而得出验证方案（1）：将带有煤油的Na置于纯氧中加热。由假设（2）可得推论（2）：煤油不存在，不产生黑烟；进而得出验证方案（2）：将钠块表面用小刀全部切除，置于空气中点燃。另外，由于这一反常的实验现象不是教学中的重点，为了节省教学时间，也可以采用其他相对简易的方法对上述两个假设进行验证。对于假设（1），可以用氧化还原反应的理论对“CO2与Na的反应”进行分析，可以推断出其产物为黑色的碳粉，但CO2在空气中的含量太少，Na应该优先与氧气反应，因此黑烟为碳粉的可能性极小。对于假设（2），可直接告知学生煤油燃烧冒有黑烟，或者引导学生联想柴油机（煤油与柴油类似）冒黑烟的情境。

3.3在解答探究性试题（或习题）中的应用

科学探究能力是科学素养的重要构成之一。新课改以来，为了使中学化学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化学探究能力，各地化学中高考试卷逐渐重视对学生化学探究能力的考察，探究性试题陆续出现在各地化学中高考试卷中，甚至成为中高考卷的主打题型[5]。而在解答探究性试题中，如果能够适当地运用“求异法”对试题进行分析，则有助于“探究化学现象间的因果联系”类探究性试题的解答。案例3（截选自2010年安徽高考理综卷28题）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在网上收集到如下信息：Fe(NO3)3溶液可以蚀刻银，制作美丽的银饰。他们对蚀刻银的原因进行了如下探究：[实验]制作银镜，并与Fe(NO3)3溶液反应，发现银镜溶解。[提出假设]假设1：Fe3+具有氧化性，能氧化Ag。假设2：Fe(NO3)3溶液显酸性，在此酸性条件下NO3-能氧化Ag。某同学设计实验验证假设2，请帮他完成下表中内容（提示：NO3-在不同条件下的还原产物较复杂，有时难以观察到气体产生）。对于上题的解答，可运用“求异法”进行分析。结合氧化还原反应理论确定需要考察的先行现象为：溶液中存在Fe3+、酸性条件下的NO3-。从而得出假设：（1）Fe3+是Ag被氧化的原因；（2）酸性条件下的NO3-是Ag被氧化的原因。进而作出推论：（1）Fe3+不存在，银镜不溶解；（2）酸性条件下的NO3-不存在，银镜不溶解。然后得出验证方案：（1）测得原Fe(NO3)3溶液中NO3-浓度、H+浓度；配制与原Fe(NO3)3溶液中NO3-浓度、H+浓度相同的NaNO3与HNO3混合液，令其与银镜反应；（2）测得原Fe(NO3)3溶液中Fe3+浓度，配制与原Fe(NO3)3溶液中Fe3+浓度相同的FeCl3溶液，令其与银镜反应。此处的验证方案（1）经过适当的语言组织，便是本题第（3）小问的答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题的标准答案为：①测定上述实验用的Fe(NO3)3溶液的pH；②配制相同pH的稀硝酸溶液，将此溶液加入有银镜的试管内。笔者认为这一答案还欠严密，因为所配制的稀硝酸溶液中的NO3-浓度远小于实验用的Fe(NO3)3溶液的NO3-浓度，从而影响到NO3-的氧化性。而笔者所提的验证方案则无这一缺陷。

4“求异法”在化学教学中运用的注意事项

篇7

关键词　医学遗传学　趣味教学法　调查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医学遗传学课程结构复杂、内容覆盖面广、跨度大、发展快、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广泛，对教师的专业修为要求较高。在一般的医学院校，医学遗传学课程多在大学二、三年级开设，课程的部分基础理论知识学生已在低年级或高中阶段学习过，要求教师课程设计、内容取舍得当。另外，医学遗传学课程内容多而杂，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主线不清晰、体系不严密、层次不分明、学生理不清、重点记不牢等问题，特别是很多内容枯燥乏味，如果教师讲授马虎、呆板、教条、没有生气，那么学生学习困难、味同嚼蜡，甚至个别学生有惰学、厌学、惧学、逃学等问题。因此教师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结合课堂实际，利用趣味教学法，让学生在愉快、欢乐中学习医学遗传学知识，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本文根据笔者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的体会，结合近年在大一和大三课程教学中的问卷调查，对医学遗传学趣味教学法作粗浅探讨，以利医学遗传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1 医学遗传学课程内容趣味性课前、课后调查

在授课前和授课后，按教材章节顺序，对教材内容的绪论、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的细胞基础、人类基因组学与医学、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线粒体遗传病、染色体病、分子病与先天性代谢缺陷病、群体遗传学、肿瘤遗传学、免疫遗传学、药物遗传学、发育遗传学、行为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辐射遗传学、遗传病的诊断、遗传病的治疗、遗传病的预防、优生与优育内容进行趣味性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调查表明，医学遗传学课程内容在授课前认为有趣的占59.26%，而授课后认为有趣的学生比例达84.78%，说明通过讲授确实提高了学生学习医学遗传学课程的兴趣。其中提高学生兴趣最明显的是绪论部分，课前为45%，课后达93%，提高了一倍多，因为绪论部分教师的课件、教案、讲稿、教学理念、教学设计等方面准备充分，它关系到学生对今后所有医学遗传学课程的听课积极性，因此应该达到这种效果。同时也表明，无论什么课程内容，只要老师精心准备，都会使枯燥的内容生动有趣。从课程结构的课后趣味性分析，遗传学知识运用方面学生认为趣味性最高，达90.4%，人类遗传病和遗传临床理论次之，分别为83.2%和84.2%，而遗传基础理论趣味性最差，为80.5%。

2 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方法趣味性调查

针对医学遗传学课程内容，采用不同教学方法调查学生学习趣味性，结果如图2所示，班级小组讨论后学生讲解趣味性最高，占33.3%，班级小组讨论后教师讲解趣味性占23.8%，主讲教师授课讲解趣味性占24%，播放其他教师讲解录像趣味性占10.6%，学生自学趣味性占8.3%。结果表明，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最受学生欢迎，占57.1%，而播放其他教学名师的讲解录像学生认为趣味性不高，只比学生自学高2.3%，显示教学名师讲解录像只能作为教学资料使用，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医学遗传学课程讲授方法趣味性调查

趣味讲授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医学遗传学的热情，让课堂产生愉悦感，使学生轻松、愉快、爽心地进入学习状态，提高医学遗传学课程学习效果。在医学遗传学课堂讲授中，综合各种趣味性教学技能，采用故事引导、比喻拟人、动画模拟、套用小品、古语今用、寓言俗语、打油诗、热点流行语、漫画卡通画、视频插入、连环提问、故意歪曲、故意夸大、标新立异、滑稽比喻、一语双关、答非所问、诙谐夸张等讲授方法，发挥学生“无意识”心理活动，集中学生注意力、增强学生记忆力，帮助理解、启迪思维、丰富想象，学生可以毫不费力、轻松愉快地学懂知识。

从课程讲授方法的趣味性调查（如图3）看，学生认为漫画卡通画、打油诗、热点流行语、故事、一语双关等趣味性较高，而连环提问、古语今用、故意夸大等趣味性不高。当然，趣味教学在教学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语言趣味，语言趣味的最佳表现是幽默，幽默是教师的课堂口头语言，在导语、插语、结语中有意采用妙语警句、双关语、故错等修辞手段来制造趣味，可收到愉悦谐趣的艺术效果；二是动作趣味，教师在教学中利用趣味化的眼神表情、体态、手势等动作形象，以引起学生的注意或沉思；三是辅助趣味，如辅助教师教学的直观教具模型、标本、挂图、表格等，具有引人发笑的特点。趣味是一种很难界定的心理现象，不同教师使用方法不尽一致，医学遗传学课堂教学中需灵活使用。

4 趣味教学法对提高学生能力调查

趣味教学以其独特艺术魅力在学生的愉悦中提高教学艺术效果和水平，体现机智性、娱乐性、教育性，推动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追踪和吸收。趣味用诙谐语言、形象化的手法，暗示自己的思想，启发人们思考，产生意味深长的美感。趣味集中学生注意力、增强学生记忆力，帮助理解、启迪思维、丰富想象。趣味可以使学生毫不费力、轻松愉快地学懂知识，潜移默化地开发智力，提高各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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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历史与现状

建国后我国法医工作者的培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1～1956年间法医高级师资人才及司法系统法医工作者的培养，为各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法医必修课培养了法医高级师资人才和全国各地公、检、法系统培养法医300多名。第二阶段是1983年原国家教委联合公、检、法、司、卫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高等法医学教育的初步意见》，确立了我国首创的法医学本科教育模式并延续至今，学制一般为5年［1-2］。1999年高教改革后，法医学专业招生规模日益扩大，形成了以学士、硕士和博士学历教育为主，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的法医学人才培养体制。

据粗略估算，1985到2008年间全国共培养法医约15000人［3］。设立法医专业的院校日益增加，目前仅西南地区开设法医学本科专业的大学除早期的四川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外，川北医学院、遵义医学院、贵州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相继招收法医本科学生。我国现行的法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深受医学生培养模式的影响，没有充分关注其与临床医学教育的不同特点。从国家层面来看，设立法医学专业的要求较低，缺乏统一的法医学专业培养标准，缺少统一的教学大纲，各个学校开设的课程和讲授内容差别较大。教学条件参差不齐，部分院校虽然招收了法医学专业学生，但缺少相应的专业实验室、解剖室等，使得在学期间不能系统的进行法医学专业教育。从师资队伍来看，从事法医学教育的高校教师一般缺乏在公安检察机关法医职位上工作的经历和机会，多数仅能在附设的鉴定机构从事法医检案工作，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医工作要求差距较大，而僵化的人事制度和“单位人”观念又影响了实务部门法医从事法医学人才培养的积极性，造成了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

2困境与挑战

2．1法治社会对法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当前法医学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具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不少法医是由临床医生经过短期法医学培训的转岗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医专业教育，大多缺少法医学的专业理念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历史形成的“短而快”的法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外法医的精英教育模式的差异又决定了法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差距。作为“科学法官”，法医工作责任重大，知识面涉及广，难度较高，实践性较强，法医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4］。法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不能只重专业而忽视人文素养的教育，其不仅要具备精深的法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熟悉法学、逻辑学、社会学知识，了解过错和因果关系、疾病和损伤参与度，掌握法医鉴定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切实为依法治国服好务。

2．2法医业务对法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挑战我国法医学本科教育学制为五年，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为医学类课程，几乎涵盖了临床医学专业的全部内容，专业课程主要有法医病理学、临床法医学、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精神病学、法医法学、刑事科学技术等。实践学习分为临床实习与临案实习两部分，时间一般为一年。如此庞杂的学习内容决定了法医学本科教学“全而浅”的特点。研究生教育对科研要求较高，实践技能要求因培养学校和导师而有所差异。多数法医学研究生毕业前难以确定具体工作岗位，因此法医研究生教育也存在难以与工作岗位对接的问题。从专业的广度、深度和岗位契合度来讲，国内法医培养模式尚差强人意。随着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法医鉴定的合法性、中立性与科学性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同和群众的认可，法医业务量和工作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如各类伤害案件、酒驾入刑、性犯罪、医疗损害鉴定、职业病鉴定、环境污染致害、赔偿医学等，这就要求法医不仅要具备精深的法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学习一切与鉴定有关的科学知识。如从事医疗纠纷鉴定的法医必须具备较高水平的医学专业知识甚至有临床工作经验。为了保证法医的工作质量，就需要建立符合岗位要求的继续教育制度，提供系统持续的教育培训平台。

2．3公务员考试制度对法医学教育提出新考验公安机关是招收公职法医的主要用人单位，其招录条件要求较之普通公务员更高，公安机关的法医在工作中也要履行警察职责，因此要成为公安机关的法医还要同时具备警察的身体素质和基本知识。这些因为公务员考试制度带来的变化对现行法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考验。

2．4法医毕业生就业多元化对法医学教育提出新问题公职法医职位增长缓慢，人员更替周期长，而各地法医院校招生规模日益扩大，很多法医学生不得不另谋出路，转向社会鉴定机构、保险企业、医疗机构等单位就业，就业呈现多元化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视为就业形势严峻情况下的法医学生自我调整就业的替代选择，另一方面也可看做是法治社会对法医学人才的新需求和法医学生就业的新方向。是继续按照传统模式教学还是顺应学生需要进行改革，对所有法医院校都是新考验。

3应对与改革

3．1调整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法医不仅是技术工作者，也是社会工作者。法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不能只重专业技术而忽视职业道德与人文素质的培养。应当调整课程设置，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整合现有医学专业课程，缩短基础知识教学时间，增加法律、公安侦查等课程，延长临床实习和临案实习时间。改革现有法医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利用综合实战性强的案例教学和PBL教学法。适当增加有关公务员考试方面的就业指导课程，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

3．2支持法医院校设置鉴定机构提供实践教育平台凡开设法医学专业的院校必须设立法医学鉴定机构，发挥高校人才优势，服务法治社会建设，并以此作为基本实践教学平台，接受法医学学生实习，完成法医学实践教学任务。

3．3整合高校与地方法医学教学资源通过实践导师制、特聘教师制，在当地公安检察机关和鉴定机构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医承担教学任务。建立校地合作机制，地方公安检察机关聘请高校法医教师到地方法医岗位任职或定期工作。充分利用当地案源条件进行实例教学，提高教师法医业务水平。通过资源共享，改善法医学实践教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3．4促进医师与法医师教育融合互通法医学是一门医、法交融的交叉学科，法医学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的法医大多需经临床医学学习并取得医师资格，而后进入法医学研究生课程并取得博士学位，此后还要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取得相应成绩，达到法医学会认定标准才可以获得法医鉴定人资格［5］。2006年卫生部取消法医专业执业医师报考资格前，法医毕业生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考试，法医师和医师职业是融合互通的。法医学与医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定法医学要汲取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养分才能成长壮大，这使得法医师与医师职业之间的融合互通成为必要。如果国家能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吸引有法医学教育背景的执业医师再次回归到法医岗位，我国法医学水平必将更上一个台阶。

3．5建立多方联动的在职法医继续教育制度目前的法医继续教育，一般由工作单位按照工作需要进行安排，多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讲座和会议，或者是派出到大学法医学院和鉴定机构学习，教育形式单一［6］。建议建立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协调、法医学会具体组织，高等法医院校、公安局和检察院系统、社会鉴定机构多向交融的继续教育培训制度，并与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之间建立医学继续教育培训制度，对取得法医从业资格的在岗法医进行继续教育培训，实现法医、鉴定人、临床医师之间的良性互动。新入职法医岗位的本科生继续教育可以借鉴临床医学生“5+3”培养模式，定向增设法医学专业硕士学位，用于培养新入职法医毕业生，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获得硕士学位者职务评聘优先，远期可考虑与法医从业资格挂钩。

3．6改革法医招录制度、避免教育资源浪费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国家招录的公职法医仅限于公安和检察机关刑事技术队伍之中，入职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此举没有考虑法医工作的高度专业性，用衡量普通公务员岗位的考察标准衡量法医职位显然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和资源浪费。建议在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专业职位公务员招录制度，增加专业考试和实践操作考试，并调整考试科目的计分权重比例，真正体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的用人理念，杜绝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3．7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法医职业的特殊性和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医鉴定的期望，要求职业法医应属高素养的社会精英。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招生指导、控制招生规模，合理布局，避免出现多数毕业生无对口岗位的情况。教育主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应协调配合，对法医学专业给予额外扶持，如增加奖助学金数额、入职法医岗者返还学费等，以保持法医学专业学生的稳定性，鼓励其从事法医职业。对于进入法医岗位的毕业生，应如前所述加强毕业后继续教育，以培养法医精英为目标。另一方面，因公务员考试制度等诸多因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能够进入公职法医岗位，因此应更加注重素质教育，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以应对法医毕业生就业多元化带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

4结语

依法治国视野下的法医学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应当正视法治社会对法医学人才的更高要求和期待，努力改变不适合培养高素质法医学人才的现有体制，整合行业和教育资源，促进师资流动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改变教育模式。在保持和提升现有以本科教育为基石的法医学本科教育质量的基础上，保持本科教育的适度规模，借鉴临床医学生“5+3”培养模式，构建在职法医能力与学历提升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对在职法医走精英化培养之路，才能提高我国法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为国家培养符合依法治国要求的高素质法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侯一平．我国高等法医学教育的特色［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999(6):11-12．

［2］秦启生．我国法医学专业本科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999(6):13-15．

［3］幸宇，糜薇，徐昉，等．我国法医学专业就业前景分析及对策［J］．西北医学教育，2009，17(2):278-280．

［4］徐朝阳，赵国胜．从毕业生质量初探法医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的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2000(5):25-26．

［5］刘兆．中日法医鉴定体制及法医学教育之比较［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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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方法是指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整体，视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系统的、完整的有机构成体，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精细的研究，找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在形成体系的相互联系中把握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从整个出发，从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中揭示整个系统的运动规律，对系统和系统、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进行综合、全面、精确的考察分析，以达到用最优方案解决问题的目的，取得各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所不具有的整体。系统分析方法有助于文学形象研究进一步拓展思维空间，打破在文学形象研究方面单维的、机械的、静态的自我封闭式的传统思维方法，代之以多维的、有机的、动态的开放式的科学思维方法，有助于从方法论上提高文学形象的研究水平。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应注意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整体性原则。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结构组织起来的整体，但是系统功能又不等于各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各要素密切协调，整体功能就可能成倍增加。反之，整体功能就可能下降。二是相关性原则。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同时系统与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在对某个系统进行研究时，要注意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用孤立、片面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形象。三是动态性原则。系统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动之中的，在对某个系统进行考察时，不能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要在运动中来把握事物的规律，避免用静止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形象。就人物性格而言，随着系统科学对文学领域的渗透，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物性格是一个由多种性格要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在研究人物形象时，我们必须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例如，《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刊载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林兴宅老师的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该文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阿Q性格，探讨阿Q典型的性质、阿Q主义的来源及其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的普遍性等较难回答的问题，从多种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阿Q复杂的性格世界。了解了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我们就可以运用它来分析人物形象了，例如，研究明清小说，可以选取诸如《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西游记〉沙僧形象新论》、《赵云新论》、《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等具有创新性的题目。

二、比较分析方法

比较研究法是指确定客观对象及其过程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区分事物，就得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例如，对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封建礼制下的叛逆女性形象的比较，我们可以从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及环境、反叛性格、爱情历程、形象的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异同比较。再如，杜甫诗和关汉卿杂剧都塑造了众多的平民形象。我们可以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分析，总结出同与异的思路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为了方便阅读，不妨用一个直观形象的表格来呈现［5］。比较分析方法按不同的标准，主要可分为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同类比较，是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同种类的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确定它们的不同点;异类比较，则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种类的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确定它们的共同点。横向比较，是将同类不同对象放在同一标准之下，进行对比研究;纵向比较，是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宏观比较，是将大范围内的研究对象，进行整体对比研究;微观比较，是将小范围内的研究对象，进行局部对比研究。由于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此，比研究单一对象更容易出新意一些。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形象，其基本步骤如下:一是明确比较研究的目的，选定比较主题，这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只有明确了比较研究的目的，才能确定比较的内容，限定比较的范围，从而使比较研究能够集中进行。二是尽量多地占有相关资料，以确保比较研究全面而准确。三是整理、分析、研究资料，从中得出有关比较的有用材料，为确定比较结论做好准备，这是比较研究的核心环节。四是得出比较结论。

在文学形象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要注意把握以下三点:首先，比较的对象要有特定的联系，即要具有可比性。例如，安娜和蘩漪是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中两个著名的悲剧性人物，她们在生活经历、抗争过程和个性形象诸方面具有可比性［6］。晴雯与小红，是或曾经是怡红院的丫头，在出身、才能、性格、情感与命运诸方面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一个是无家孤女，刚烈率真，疾恶如仇，向往平等，从不献媚于主子，到死都没有改变问罪于天的姿态;一个是家生女儿，世故圆滑，努力钻营，抓住每一次能向主子献殷勤的机会向上爬，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得到较好的归宿［7］。可比性是决定文学形象能否成为比较文学对象的关键，也是关系到比较研究能否正常进行并获得科学价值的关键。其次，比较应在性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再次，比较的标准要同一，只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能用两个以上的标准。此外，运用比较法研究文学形象，应克服主观片面性，坚持客观的科学态度。在全面、客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避免根据似是而非、支离破碎的资料轻率下结论的不良做法，从而保证比较研究的科学性。在中外文学形象比较研究领域中，可供比较研究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例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安娜与娜拉形象差异比较》，《上下求索，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同是天涯沦落人:简•爱和林黛玉形象比较》，《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贾宝玉和汤姆•琼斯的爱情观比较》，《女性双形象，辉耀东西方:戏剧人物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两个在梦中跋涉的不幸女人———论爱玛和潘金莲形象》，《涓生与奥涅金形象比较谈》，《白流苏和紫姬形象比较》，《〈日出〉中金八与〈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父亲形象塑造比较研究》，《中日现代诗歌“树”意象的比较研究》，等等。

三、具体与抽象方法

具体与抽象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所谓具体，就是许多特定的统一整体;所谓抽象，是从许多事物和现象中，舍弃个别的和非本质的东西，把共同的本质的东西抽取出来，形成概念。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辨证的途径。学术研究总是先从具体存在的事物入手，通过对大量具体的事物和现象的研究，舍弃个别和非本质的东西，把共同的和本质的东西抽取概括出来。有了这样的思维抽象，我们的研究还要从抽象到具体，即通过分析和综合学术研究对象诸多方面的规定性，掌握其内在联系之后，将研究对象多样性的统一作为整体在思维中具体地再现出来。通过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不断循环往复，才能使认识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四、分析与综合方法

分析是将事物分解成几个部分、几个方面、几个要素，然后分别加以研究，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综合是把事物的部分、各个方面、各要素综合成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识事物规律的方法。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统一的。分析是变整体为部分，化全部为局部;而综合则相反。但它们有统一性，分析是综合的基础，分析与综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产生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的研究和认识过程。分析又可分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种。所谓定性分析，就是对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所谓定量分析，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对特定对象的认识往往是从初步的定性研究开始的。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定量研究则是对定性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二者循环交替，不断把主体对对象的认识引向深入。

五、归纳与演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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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研究 研究方法

身为一名一线外语教师，经常会在教学实践工作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惑，有时还会尝试调整或者改变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教育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以及"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自主学习"等理念的普及，微课、慕课等全新的"教学形态"正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为当前的外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广大大学英语教师理应不断学习新方法、新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这些看似很宏观、很空洞的问题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微观化、具体化，毕竟，笔者认为，外语教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外语教学服务，促进外语教学效果的提升。但如何将一个外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课题，怎样一步步开展前期的调查、收集数据，怎样加工和分析数据，怎样写出研究论文，这需要我们以更加深入的学术视角看待外语教学，探讨英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理解它们，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外语教学研究方法五花八门，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分类，如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质化分析等。其中最为广大研究者熟悉的有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有声思维法、实验研究法等。以下将以这几种方法为中心，介绍几种方法的优劣势以及各自的适用环境。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都是外语教学领域常见的研究和数据收集方法。问卷调查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所选样本可以很大，实施起来费用低廉效率高，被调查者可以匿名回答的，从而收集到较多的数据；访谈调查法调查者直接开展且受制于人数限制，样本数量往往较小，费时费力。有时还会遇到被调查者不配合的情况，影响数据的收集。从结果来看，问卷调查的结果比较整齐统一，便于研究者统计。访谈调查法的结果可能由于被调查者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研究者难以控制和统计。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各有其优缺点，研究者还应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为好。

观察法是外语教学研究领域使用广泛的另一种方法。研究者可以使用这一方法对教师及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方法、策略和行为等进行观察，观察学习者如何使用语言、教师的教学语言有哪些特点、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如何互动等。虽然观察的内容很多，仍需注意掌握方式方法。首先，不能受限于某一次观察的结果，必须多次观察，认真观察；其次，观察前应制定计划，且计划应有变通性，根据被观察对象随时调整变化；第三，对观察到的内容，包括观察者的主观感受要及时记录，作为后续开展研究工作的依据。

有声思维法，又称有声思维资料分析法，来源于心理学研究，是将大脑里正在进行的思维活动有声化。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在进行试验任务时尽可能说出大脑的思考内容，研究者用摄录设备记录这一过程，之后把受试说出的话转写为书面文本，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对有声思维法的质疑一直存在，主要有方法效度不高、对被试者的思维活动有反作用力、进而影响其思维活动、语言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思维活动、受试者说话的语气无法在转写文本中反映出来、实验获得的数据无法与其他方法的研究数据相互印证形成支撑以及研究者和被试者均需经过一定的培训。因此，这一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实验研究法的目的是探究某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研究者会就研究结果提出预测或假设，建立某种环境或条件，控制或操纵某些因素，例如让受试者接触某种变量，再测量或观察实验处理的效果。与问卷调查和观察法的区别在于，实验研究法对研究环境施加人为的调控。另外，为了探究实验处理即自变量的效果，实验中要对无关变量予以控制。为了做好实验研究，研究者应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具体的研究假设，包括做好受试者的抽样以及对无关变量的控制、设计好测量工具和研究进行的程序。实验后，用恰当的方法分析和讨论获得的数据，才有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实验研究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受试者数量不宜过多、实验时间不宜过长，实验中的自变量、因变量等难以具体化、标准化。因此，实验研究法对于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外语教学研究来说并不完全适合，或者说，不应成为开展外语教学研究的主要或唯一方法。

行动研究是外语教师以研究者的身份对外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探究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研究问题由教师自己提出，研究对象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教学以及与自己的教学工作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目的就是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是教师能更新理念和提高教学技能。在行动研究中，教师不但是研究的设计者、实施者和评价者，也是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在行动研究过程中，教师系统地使用各种方法如观察、录音、录像、记录日志、观察笔记等方法去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可以说，行动研究是外语教师发现、提出问题，以及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探究过程。行动研究的实施不但能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而且能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相较于实验研究，行动研究中人为控制因素较少，有详细的操作步骤，更适合广大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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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方剂学的学习过程中，记忆内容较多一直是困扰学生的最大难题，故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几种帮助学生记忆的方法：①背诵方歌，重点记忆；②衍化延伸，扩展记忆；③理解贯通，加深记忆；④抓住要点，巧妙记忆；⑤归纳对比，强化记忆；⑥联系临床，巩固记忆。

关键词：方剂； 记忆教学法

方剂是中医运用中药防治疾病的主要手段，其药味组成和合理运用对防病治病至关重要，因此，中医学或相关专业的在校本科生一般都认识到学好方剂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然而，大部分同学也常常抱怨：“上方剂学课程轻松，通过方剂学考试困难”，为什么？内容太多记不住，正如有些学生所说：“课上一听就懂，课后一放就忘”，其实，这是许多课程在学习时遇到的通病。笔者从事方剂学教学二十余年，在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比较注意教给他们记忆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技巧，本研究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做法与体会：

1 背诵方歌，重点记忆

现今方剂学教材所选的正、附方剂近四百首，每首方剂由哪些药物组成，具有什么作用，主治哪些病证等基本内容，都应该要求学生熟悉或掌握，这是在方剂学的学习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的确，如果孤立地去记忆并掌握这些内容确实比较困难。因此，前辈医家们为了方便记忆，将方剂的重点内容提炼压缩，并用歌诀的形式编写成方歌，如麻黄汤的方歌是：“麻黄汤中臣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发汗解表宣肺气，伤寒表实无汗宜”。该方歌只用四句话，就囊括了方名、组成配伍、功用主治及主症等主要内容。方歌是中医传统的记忆方法，其特点是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方剂学教学大纲对教材中要求掌握或熟悉的一百五十多首方剂，明确规定要背诵方歌。为此，笔者第一次上课就要求学生自备一个袖珍小本子，将已学过的方剂歌诀抄在上面，晨起或利用零碎时间背上几首，在背诵新方歌前，必须先背旧方歌，这样才能“温故而知新”，背诀要做到一章一节地背，学到哪里抄到哪里背到哪里，有些同学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深有体会，觉得尽管书后附有方歌或有专门印刷的方歌小册子，但“手抄本”更亲切，印象深。我经常告诫学生：年轻时记忆力强，背熟的东西不易遗忘，因此，要求他们趁年轻时多背诵，反复背诵，每次上课前都要检查督促，并定期在课堂上默写方歌。好多经过见、实习的同学都感受到了当时上方剂课时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要背熟方歌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熟练而准确地背诵方歌，临床用方才可能得心应手。

2 衍化延伸，扩展记忆

这种方法是将部分基础方衍化出的系列方或通过适当加减而变成的类方进行纵横梳理、总结延伸，有机地联系，触类旁通，以扩展记忆。例如四君子汤是补气的基础方，其组成为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功用是益气健脾，主治脾胃气虚证。若加陈皮名异功散，功兼行气化滞，适用于脾胃气虚兼气滞证；加陈皮、半夏名六君子汤，功兼燥湿化痰，适用于脾胃气虚兼痰湿证；加陈皮、半夏、木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汤，功兼行气化痰，适用于脾胃气虚，痰阻气滞证；四君子汤除可衍化出如上所述异功散、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等附方外，还可衍化为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归脾汤等正方。有时其药味组成仅相差一味而功用就大不相同，归类也不一样，如四君子汤去佐药茯苓加干姜为君名理中丸，归在温里剂，功用以温中祛寒为主，适用于中焦虚寒证；四君子汤去君药人参加桂枝为臣名苓桂术甘汤，功用为温阳化饮，健脾利湿，主治中阳不足之痰饮病，此方属于祛湿剂中的温化寒湿剂。其它如健脾丸、枳实消痞丸、布袋丸、八珍汤等方都可以说是四君子汤的衍化方。笔者体会到重点掌握这类基础方的组成、功用以后，通过扩展，就容易记住更多相关联的方剂。

3 理解贯通，加深记忆

理解是记忆的基础，方剂的组成、方义、用法用量、功用（治法）、主治证等内容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只有深刻理解，融会贯通，在理解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加深记忆。例如寒下剂的大承气汤，组成中大黄泻热通便，荡涤胃肠实热积滞；芒硝软坚润燥，以除燥坚；厚朴下气除满；枳实行气消痞；其煎服方法为先煎枳实、厚朴，后下大黄，芒硝溶服，且厚朴用量倍于大黄，故泻下与行气并重，攻下力最峻，主治痞、满、燥、实俱备之阳明热结重证，为峻下剂；而小承气汤则不用芒硝，厚朴用量为大黄之半，且三物同煎，故泻下热结之力较轻，主治痞、满、实而不燥之阳明热结轻证，为轻下剂；调胃承气汤不用枳实、厚朴，芒硝溶服，大黄与甘草同煎，故泻下热结之力较缓，主治燥、实同见而无痞、满之阳明热结证，为缓下剂。这就从组成、用量、煎法等的变化来理解和推断其功用及主治证的差异。再如药味较多的独活寄生汤，相关内容比较难记，但根据临床辨证论治的思路，可从主治证的病因病机入手。该方主治久痹证，其病因病机特点是风寒湿邪合而为痹，日久不愈，累及肝肾，耗伤气血，故治疗（即功用）既要祛风湿，止痹痛，又要益肝肾，补气血。在理解其病因、病机、立法之后，再分析其组成药物和方义：方名上的两药独活和桑寄生，既祛风湿，又益肝肾；秦艽、防风、细辛、桂心助独活祛风湿止痹痛，温经散寒；牛膝、杜仲助桑寄生补益肝肾，强壮筋骨；以四物汤（当归、川芎、地黄、白芍）养血活血，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以四君子汤（去白术）益气健脾，助气血生化之源。同学们觉得通过老师在课堂上对方剂进行这样的分析、推导、贯通，不但容易记，而且印象深，记得牢，可谓终生难忘。

4 抓住要点，巧妙记忆

中医方剂要掌握记忆的内容较多，如何熟记也得有个技巧问题，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指导学生寻找记忆的窍门。例如在讲解方剂的功用时，根据“以法统方”的原则，笔者首先要求学生记住方剂的分类，在明确共性的基础上，再抓住一些知识要点区别其个性。以理血剂中活血祛淤的方剂为例，其共性都有活血祛淤作用，而桃核承气汤中因含有调胃承气汤，组成中有大黄和芒硝，故兼下淤泻热作用，因主药桃核，祛淤作用较强，故有的教材称逐淤或破血祛淤；血府逐淤汤的组成除含有桃红四物汤，还寓有四逆散加味，故功用除活血化淤外，尚有行气止痛作用；补阳还五汤重用生黄芪，意在气旺血行，用桃红四物汤去生地活血，加地龙通络，故其功用为补气，活血，通络；复元活血汤用治跌打损伤，胁肋淤肿疼痛，药用柴胡、穿山甲等，故尚有疏肝通络作用，本方的组成可趣记为：将军（大黄）穿山，桃花（粉）红，柴草贵（归），再通过联想便可记忆其药物组成；温经汤的病机为寒、热、虚、实（淤），组成抓住气、血、阴、阳，补气用人参、甘草，养血用当归、芍药、川芎（四物汤去地黄），滋阴清虚热用阿胶、麦冬，温阳（经）祛寒用吴茱萸、桂枝（共为君药）和生姜，再加丹皮活血散淤，又清血分虚热，半夏通降胃气，有助于祛淤调经，诸药共奏温经散寒，养血祛淤之功；生化汤因主治产后虚血寒凝淤阻胞宫之恶露不行，小腹冷痛，故功用为养血温经，祛淤止痛。其它如失笑散：活血祛淤，散结止痛；活络效灵丹；活血祛淤，通络止痛（功似复元活血汤）；丹参饮：活血化淤，行气止痛（效同血府逐淤汤而力弱）；桂枝茯苓丸：活血化淤而缓消块等。学习中只有抓住了主要知识点，才可能类推其它，也就便于巧记这一类方剂的重要内容。

5 归纳对比，强化记忆

在同章、同节或同类的某些方剂中，其组成、功用和主治证有相似之处，因此对这样的方剂要加以归纳比较，找出方与方之间的异同，寻求共同点，区别不同点。如五苓散和猪苓汤，两方相同的药物是茯苓、猪苓、泽泻，功用利水渗湿，主治小便不利之证。不同的是：五苓散中尚有桂枝、白术，温阳健脾以化气利水，主治外有表证，内停水饮；而猪苓汤组成尚有滑石、阿胶，清热养阴以润燥利水，主治水热互结，邪热伤阴之证。有些方剂，尽管分属在不同的章节，因其药物组成部分相同，也有其共性所在，可跨章节前后联系对比，同中求异，异中析同，如桂枝汤与小建中汤、小青龙汤与苓甘五味姜辛汤、蒿苓清胆汤与温胆汤、导赤散与小蓟饮子等。有些主治证类似的方剂，其病因病机和具体症状都有一些差异，亦可以比较鉴别，强化记忆，如治疗久泻久痢的方剂就有真人养脏汤、四神丸、补中益气汤、乌梅丸等。总之，方剂之间可以比较的内容较多，笔者一般利用多媒体课件将其制成图表，以形象、直观的效果，使学生一目了然。

6 联系临床，巩固记忆

篇12

1.大学生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亟需强化由于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其淡薄的法律观念。目前，有大学生认为：我国现今权力大于法律，富人可以用金钱来逃避法律对他的惩罚；部分大学生对违法与犯罪的界定上模糊不清。甚至把违法行为当成是犯罪行为；权力和权利混淆，不懂得怎样尊重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不知道怎样运用法律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私权利。近几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大学生的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与其缺乏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淡薄密切相关。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树立大学生法律观念，提升、强化其法律意识迫在眉睫。

2.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难以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最高标准就是大学生法律信仰。这种信仰包含了对平等、正义、人权等法的价值的恪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然而，目前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这与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及社会、家庭对学生法律宣传教育不到位有很直接的关系。当今的学生认为：权力、金钱与法律相比，权力、金钱要远大于法律。他们为了追逐金钱和权力，不惜铤而走险，突破法律底线。他们认为法律是有钱人的剥削工具，有钱人犯法，可以免除责罚。这些主客观因素，造成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更谈不上大学生对法律意识的恪守。

二、影响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的因素分析

1.法治教育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存在法治环境不够浓厚，普法知识宣传教育力度不够的问题。高校老师将重心放在学生的专业水平提高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法治教育；国家在立法上存在立法质量、立法衔接、司法公正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利于树立大学生法律意识。

（1）普法知识宣传教育因素目前，我国各个大学的法律教育途径仅仅限于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一方面，这样的课程虽然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课程本身是公共基础课，学生自身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讲授教师对这样的公共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讲授相关的法律知识没有纵深的展开，课程内容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这使得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不够透彻。这种情况下，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树立是一种无形的阻碍。

（2）法治环境因素从立法环境上看，立法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法律制定的过程中，部分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上下位阶之间的法律存在冲突和不协调现象；立法过分倾向政治目的性，影响到了法律自身的公正性。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国立法的整体质量，进而对树立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司法环境上看，执法的公正性亟待提高。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违法、违纪办理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这样的领导干部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事情本身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得公众对司法的公平、公正产生了质疑。大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社会的栋梁，如果他们在这样缺乏公正的司法环境中学习成长，势必会对其产生深远影响。

2.家庭教育因素大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当前，大部分家长很少关注孩子的行为举止。家长没有明确告诉孩子，什么样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触犯法律的后果是什么。更没有指引孩子、告知孩子怎样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没有法律上的概念，很难具备法律素养，也不利于孩子法律意识的培养。

3.大学生自身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学生，尤其是90后的大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相对较强。在读大学期间，一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同学，看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吃的好，穿着时髦，自己会感到很自卑。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们不惜铤而走险，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高校，部分大学生盗窃他人金钱、物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上海市某高校王某其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其爱慕虚荣，平时花钱阔绰，喜欢购买名牌化妆品和衣物。2009年10月—12月期间，她利用到同班同学寝室聊天机会，多次盗窃寝室财物，而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样的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律性，最终自食其果。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学生自身的努力等共同去实现的。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寻找到一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有效路径。

1.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笔者认为：高校应该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分开进行教学。尤其是要将“法律基础”作为每位大学生专业必修的课程来认真对待；还应建立“法律基础”的学分与学生的本科学位挂钩制度。另外要提高“法律基础”的教育、教学水平。学校的教务管理部门领导成员要组成评审专家组，定期对讲授“法律基础”课程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进行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教师，学校要对其进行通报批评、扣发津贴、降低职称等相应的惩罚措施；对讲授“法律基础”课程过程中，受到学生好评的优秀教师，学校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教师的奖惩机制，不但能够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而更重要的是，严格的教育管理使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相关的法律知识，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

2.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为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创造条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人，他们的思维、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人也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塑造人。因此，作为高校的大学生，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具有关键作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净化社会环境。在立法层面上，我们要坚持法律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实用性、合理性。真正做到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相互协调。在司法层面上，我们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正原则。在法律监督方面，要做到监督者之间要相互制约；被监督者之间自觉遵纪守法。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做到社会的公平、公正，才能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注重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做到依法治校。校园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对学生法律意识养成百利无害。学校应制定和健全校园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做到依据法律、依据规章、依据制度办事。要体现法律、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发现违法、违规、违反制度的事情发生，要严肃处理，严格处罚，绝不姑息。这样，才能使得学生感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和威慑力。这对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学校通过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园文化报等传播媒介，向学生宣传学校依法治校的决心和勇气，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3.重视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养成非常重要。一个对孩子负责任的家长，首先，应该有对孩子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表现是：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合法，做什么样的事情是违法的，违法的后果的惩罚是什么。这样才能提高孩子的守法自觉性，提高孩子的法律意识。其次，家长应该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法律，提高自身法律素养。给孩子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做孩子的称职的领路人。

篇13

饮食不节，伤及脾胃，运化失司，升降失常，久则精微不化而致痰湿内生；或反伤脾胃，或进一步阻滞脉络，血脉受损而为病。《世补斋医书》云：“自逸病之不讲，而世但知有劳病，不知有逸病。然而逸之为病，正不小也。……安逸所生病，与劳相反。经云：劳者温之，逸者行之。行谓使气运行也。……华元化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则谷气易消，血脉流利，病不能生，否则五禽之戏，熊颈鸱顾，何以可求难老也？……夫逸之病，脾病也。”可见，过逸少劳可致脾气虚弱，全身气血运行减慢，水谷精微化生乏力，津液不归正化，清浊混淆而发为痰证（血脂异常）。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篇》言道：“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机体”，七情内伤，直接影响相应脏腑，使脏腑气机逆乱，气血失调，百病始生。情志不畅，忧思恼怒，伤及肝脾，肝失疏泄，气滞血瘀或横逆犯脾，运化失司，水湿内停，津聚成痰，浊脂内生，阻碍脉道，而引发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的病机主要与脾、肾、肝功能失调有关，脾失健运、肾气亏虚、肝失疏泄导致水谷运化失职，津液输布不及，痰浊内生，痹阻脉道而成血脂异常。

《素问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精于脉，……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说明摄入的水谷精微主要经脾主升、主运化、主输布而被人体消化利用的过程。若脾虚运化失职，则导致津聚成饮，饮凝成痰。正如张景岳言：“使果脾强胃健如少壮者，则水谷随食随化，皆成气血，焉得留为痰，唯其不能尽化而十留一二则一二为痰，十留三四则三四为痰矣。”清代医家李用粹《证治汇补》亦言：“脾虚不分清浊，停留津液而痰生。”

肾藏精，主骨、生髓；肾主水，为先天之本。《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生之本也。”肾中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人体生长发育及各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素问逆调论》谓：“肾者水脏，主津液”。肾主水液，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影响机体津液代谢的整个过程。肾失气化，清从浊化，痰饮乃成。肾阳虚衰，不能温煦脾阳，运化失司，津液内停，而为痰为饮。肾阴亏虚，虚火内生，灼伤津液，炼液为痰，蓄积于体内而成血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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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 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 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 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