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古代文学常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文言文古代文学常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为此,我们申报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的教改课题,该项目分别获得我们所在学院和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立项。新的教学模式更加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堂讨论过程中,师生互动,相互启发,集思广益。我们甚至大胆地提出师生互教,这一点考验老师的自尊心。其实学海无涯,面对无边的知识的,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在网络时代,学生在某方面超越老师既不奇怪也不必惊慌。

一、困难与对策

研究式教学模式的展开,困难与阻力无疑是存在的,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教学模式所形成的教与学的心理定势与教学习惯,对接受并极积参与研究式教学是一种阻力。人们按照习惯或原有模式行事,往往觉得较轻松;而新的习惯与行为模式的形成须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是不适应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变成了新的习惯与模式,就会同样感到轻松,甚至能够让参与者感受到创新所带来的愉悦。

第二,研究式教学必须具备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目前我们这样的地方新升本科院校图书资料还不能充分满足研究式教学的需要。由于这些地方本科院校大都处于较偏远的地区,经济文化欠发达,社会上的其他图书馆的资源也非常不足,使研究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困难。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上资源十分丰富,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源的不足。

第三,如何发挥研讨课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教改成功的关键。讨论课对教师的掌控能力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求老师有充足的教学准备,具备解决多方面问题的能力。比如,如何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式学习,如何调控课堂氛围;如何调动所有上课学生的极积性,解决好点与面的关系;如何掌控课程教学的进度;如何使教师的讲授与点评既有深度又有针对性;如何指导学生对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式学习,如何收集、整理和积累研究式教学的资料等等。这些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一一加以解决,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老师与学生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教学的过程变得更具挑战性,师生双方的能动性进一步被调动起来,教学活动更具有活力。

第四,如何将课堂教学向课外拓展,如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活动,也是教改的重要环节。如举办读书报告会,开展征文比赛,成立专业兴趣小组,创办内部专题刊物,外请专家讲学等等,通过一系列课外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培养初步的研究能力。

第五,如何改革学生成绩的评定方式,如何更科学地反应学生的学习成果,也是教改过程中的一道难题。研究式教学对学生成绩的评定不仅要看结果,更要看过程;不仅要看期未成绩,还要看平时参与讨论、撰写读书笔记和研究式小论文的情况;不仅要看课程学习情况,还要看课外及社会实践的情况。因此对学生成绩的评判也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全方位的考量体系,而不是单纯的看学生的期未考试成绩和平时作业。要纠正一些学生仅仅满足于考试过关拿到学分的消极态度,要把古代文学的学习作为获取知识、培养能力、陶治情操、提高素质的重要方式,并把这些方面作为个人主动追求的目标。

二、善事与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有效地开展研究式教学,我们要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例如,必须教会学生如何检索和利用古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学生不会利用资料,仅从老师讲课中被动地获取的知识,其知识量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嚼饭喂人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在教师方面可能是苦口婆心,而在学生方面却并不一定受益。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必须具备一定的文献学知识。就拿查找人物资料来说,人物资料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史部传记类书籍最为集中。传记类图书中有人物的行状、年谱、宗谱,还有汇集多人事迹的传纪资料集。例如,张撰写的《汉丞相诸葛武侯(亮)传》、吕大防撰写的《杜工部年谱》、记载朱熹家族有关资料的《紫阳朱氏建安谱》,以及朱熹撰写的《名臣言行录》,元代辛文房撰写的《唐才子传》,清代阮元的《畴人传》等,都在史部传记类书籍中,利用传记类图书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大部分资料。此外,正史中的本纪、列传部分有很多人物资料自不待言,而笔记野史中的人物资料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如《世说新语》《大唐新语》《唐摭言》等也有大量的人物资料。此外,还有书目提要中的传记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但对历代一万余种图书的内容得失、版本异同进行评论的考订,并且对作者的爵里生平、人品学术亦多有论述。另外,诗文总集中的小传也不乏人物资料。唐人编选的唐诗总集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往往载有入选作家的字号、籍贯、仕履,能为进一步查找资料提供线索。又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载集》、王昶的《湖海诗传》、符葆森的《国朝正雅集》,据统计载有三千多诗人的小传,而民国时期徐世昌的《晚晴诗汇》收诗人多达六千余人,亦大都附有作家小传。地方性的文献资料,如《江苏诗征》《江西诗征》《两浙轩录》《两浙轩续录》等等,也收有大量的人物资料,其中后两部书选录了浙江自清初至晚清九千多名诗人的小传和作品。再则,别集中的人物资料也十分丰富,不过这些资料比较分散,查找利用不太容易。但也有些工具书可以利用,如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把清代很多别集的碑传文按碑传主的姓名编出索引,为利用别集中的人物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最后,方志中的人物资料也十分宝贵,古代方志中的人物门、职官门、杂记门等往往有不少人物资料。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孙撰的《剡录》卷五收录了许询、孙绰、王羲之、谢灵运、孙稚圭等人的资料。而康熙年间徐相国等人撰的《湖广通志》、清代邓显鹤辑的《沅湘耆旧集》、陆宝忠编的《沅湘览秀集》等等有关地方志资料对查找人物资料也是非常有用的。

进行研究式学习必须具备目录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情况,这对我们查找古籍很有帮助。如要查找《瀛奎律髓》一书,不明白这本书的内容和体例,对古籍的分类方法又不太清楚,不知道这是一部诗歌总集,而误以为书中有大量论诗之语,就到《四库全书》诗文评一类中去查找,结果是找不到的。其实这部书收在集部的总集类中,有人把《瀛奎律髓》作为诗话著作,是因为书中不仅汇集江西派诗人的诗作,而且有江西派诗许多作家的小传和大量的论诗之语。可见了解和掌握中国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三、个案与体会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是研究式教学的关键性环节。人们一般习惯于消遣式的阅读,阅读过程中未能发现问题,这样的学习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层,知识与能力难以得到深化。寻找问题式的学习与此不同,有时一个小小的问题深入挖掘下去会越挖越深,知识就象滚雪球似的增加,甚至于能够发现大的学问,产生重大的创造性成果,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教改中,我的一位学生在阅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有关中唐著名诗人刘长卿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一个句子读不通,前来请教。原来是《唐代诗人丛考》引用《皇甫持正集》卷四的一句话:“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单独看这一句,不太好理解。其实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语句,宋元以来著书人常常引用,其意思是说后世有些儒生自己学问不深却自视甚高,菲薄前贤,目空一切。《皇甫持正集》引文前还有:“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十字,引文后面还有:“书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读,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等数语。引文未引全句,所以不太好懂。通过进一步查找资料发现“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句中“举语”一词,很多不同版本都作“笔语”。“举语”是古人常用语,“笔语”则不可通。傅先生引用的明代毛晋汲古阁本作“举语”,没有错误,汲古阁本版本价值较高,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唐人作文尚很重视骈偶,“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举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读,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从后面的“举语”“读书”“书字”(宋代有的引文“书”后有一“字”字,今本《皇甫持正集》当是有夺文)三个词语来看,这是鼎足对语,可知首句“诗末有刘长卿一句”前应还有一字,方才符合对偶的要求。元代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五引此文即为“读诗末有刘长卿一句”,可见“诗”前有一“读”字。汲古阁本《皇甫持正集》中已经脱去此字,傅先生据汲古阁本,所以引文也漏了此“读”字。这说明即便是好的版本,也不是没有问题,读书求真,何其不易!学生茅塞顿开,我也有新的收获,真所谓教学相长啊。至于前一句“一谦三十年之说”,仍然是个疑问,古人常说“一谦而四益”,这句话最早出处是《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小序,颜师古的注释为:“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意思是谦虚的人,天、地、神、鬼、人都会益助他。颜师古的话又是出自《易经》的《谦》卦中的《彖》辞。至于“一谦三十年”之说,不明何意。此语在唐以后的文献中虽亦数见,然而它的最早出处,并且也是唯一出处,却都是皇甫的《与李生第二书》一文,也许是当时的一句俗语,也可能是皇甫的一个误笔。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只好留待今后了。

发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其意义不低于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获得新知。开卷有益,探求问题的开卷更有益。学生自主地学习、极积地阅读、细心地发现问题,师生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应该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篇2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篇3

2003年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及古诗词接近阅读内容的一半，高中语文现行实验教材中文言的学习也占据了相当多的份额。那么，高中语文中的文言文应该教什么？学生应该从中学到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明确的问题。走进现在的语文课堂会发现：许多教师只在大讲之乎者也，师生都在忙于“字字落实，句句清晰”，有人甚至将其等同于外语的教学。文言文中所积淀的古人灿烂的文化、深刻的智慧以及不朽的文采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文言字词。好一个枯燥了得，师生好一个“累”字了得。究其依据，原来是考试题型中有考实词、虚词、词法、句式。殊不知，这种教学则是在艺术、文化的殿堂门外磨蹭却不能够登堂入室，更不能取其瑰宝、汲其智慧来丰富自我的精神家园。也背离了语文课的课程目标。那么如何给文言文教学进行目标定位呢？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确立的课程目标为：学生要在“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五个方面获得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必修课程根据“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方面的目标组织教学，“阅读与鉴赏”的目标中具体规定了“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选修课中的“诗歌与散文”系列的目标为：“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名篇。学习古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

由此可见，文言文教学是不能只停留在文言知识教学的层面上，还要在鉴赏、领悟、拓展、创新上提升文言文学习的境界。简而言之，文言文教学的目标应为文言、文学、文化三个层面。文言文课堂教学应由文言知识这个语言基础的层面上升到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文学鉴赏，感受领悟古文中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最后再进一步引领学生去发现古文中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进而构建学生自己的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能力、传承能力，构建学生自己的生存智慧。

篇4

关键词： 高中语文 古文素养 误区 对策

历年来，古文教学“高投入低产出”现状一直为大家所诟病。专家们普遍认为一线教师古文学养不足，不能满足高中古文教学需要。教师们认为学生古文基础薄弱，初高中衔接失当，难以取得成效;家长们认为古文学习很重要，在学校没学好，可以在课外辅导班补足。这种三方都不满的趋势愈演愈烈，矛盾焦点全部集中在一线教师的古文教学能力上。

一、高中语文老师古文素养的定义及内容

（一）什么是古文素养。

胡明德认为：“关于语文素养的定义，学界至今没有统一说法……教师素养是教师在固定期限内，在自己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水平、教学能力及道德修养等。”古文素养就是高中语文老师为了适应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古代文学素质和修养。

（二）古文素养包括哪些内容。

具体内容大致可以确定为教授高中古文必备的古代文学的语法知识、古代文学常识、基本古代文论知识和相应文化知识储备，以及新课改过程中需要的古代文学教学新方法和新设备的使用技能。

二、高中语文老师在提高古文素养方面陷入的误区

陈大维指出：“中学语文教师古文修养的缺失恐怕主要不在古代语文知识方面，即使有所不足……（而）主要是文论修养和文化知识储备不足。”

（一）知识储备层面的误区：一头扎入浩瀚古文书海难以自拔。

黄山谷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为弥补自身古文知识不足，笔者确定如下阅读书目（节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诗经选》、《楚辞选》、《汉魏六朝诗选》。这批书选本精良，涉及面广，博大精深。高中语文老师如能好好加以研读，假以时日，就一定能有效提高自身古文修养。

很快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是这些优良选本大多是权威古本，一般收藏在各大名校图书馆内，市面上很难买到;其次，这些书古奥精深，若非一番艰辛仔细地研读，一时之间很难消化。看来，仅凭普通一线老师的满腔热情和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这个打牢古文素养基础的重任的。

对策：

1.以教学组为单位，设立阅读古文典籍兴趣小组，重新确立书目，动手搜集所需书籍;

2.以定期活动检查阅读进度和交流阅读经验，分享学习心得，撰写学习笔记或者论文;

3.在老中青各年龄层教师中，通过定期听课，积极促成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局面的形成。

（二）技术运用层面的误区：过度依赖多媒体教学设备，忽视教学规律。

毋庸赘言，古文教学得益于多媒体技术的地方很多，如讲白居易的以乐抒情的千古名作《琵琶行》，不少教师都会选用音乐辅助教学。课前可选用《高山流水》调动气氛，课中选用林海的《琵琶语》创设情境，进而辅用《十面埋伏》展现琵琶乐之精妙，最后用林海的《渡红尘》揭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类共同情感主题。这样的多媒体使用可以说和课堂教学相映成趣、浑然一体，实在是妙不可言。

一旦遇到苏轼《赤壁赋》这样的情理佳作，多媒体技术就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笔者见过有老师选用多媒体讲解这篇需要耗费三课时的重点课文，该课件共使用50张课件，数量不算多，课时安排紧凑，内容详略得当。细看多媒体使用，并没有出彩之处：除了音频朗读和图片展示（共计7张幻灯片，仅占总数的14%）利用到多媒体之外，其他部分（80%以上）多为课文知识点归纳，多媒体和课堂教学的结合使用状况极其不理想，不值得提倡。这正是很大一部分古文教学面临的困境：费时费力不讨好。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1.鼓励使用多媒体，绝不滥用。可以锦上添花，但绝不多多益善。

2.遵循古文教学客观规律，同时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三）理论实践层面的误区：轻视文言语法教学，偏重人文精神培养。

初中生学古文几乎不讲语法，以至于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文言文语法体系，到了高中，尤其是高一，马上要求他们能读懂浅易文言文，实际情况是很多同学连“主谓宾定状补”是什么都分不清。

广大一线教师的普遍认识就是“得语法者得天下”，教学实践中分别做出不同调整：很多教师不惜放慢教学进度，用8～10个课时疏通这些语法知识，以期学生迅速获得高中古文教学必需的语法知识;更多教师则是顺应课时安排，将语法知识零零散散地穿插在课文讲解中，以期学生能缓慢学习这类必备的语法知识，然后形成自己的体系。这种与“《考纲》精神”多少有点相悖的“灵活处理”，实属无奈。

笔者认为，“文”“言”之争在初高中教学中实在是大可不必的，应该回归到“言”为“文”之基础，“文”为“言”之升华的轨道上，这才是高中生学好高中文言文的不二法门。

对策：

1.高一教师讲授古文之前，务必统一安排学生学习文言文相关专题语法知识;

2.授课内容、课时和相关练习由高一教研组研究统一部署，以期达到“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与笔者有共识的广大普通高中教师在提高自身古文修养时，一定要极力避免上述三种误区，从知识储备、技术运用和理论实践三个层面上参照建议执行，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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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