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框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政治哲学的框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 目的 探讨血乳酸清除率与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对评估危重症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 采集入住ICU室的119例危重症患者的APACHEⅡ评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比较不同APACHEⅡ评分段与乳酸清除率的相关性及预后评估价值。结果 (1)不同APACHEⅡ评分段与乳酸清除率相关性：r=-0.680，P

【关键词】 危重症患者;血乳酸清除率;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系统是根据急性病理生理改变及慢性基础病变进行综合评分，在国内外已经较多的应用于危重患者的评估中。但该评分方法较为繁琐。本文通过对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危重患者6h血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相关的观察，探讨对危重症患者预后评估更加方便、实用的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2005年3月-2009年2月资料完整的119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68例，女51例;年龄18~79岁，平均(52.6±21.2)岁。感染性休克38例，上消化道出血伴休克12例，创伤性休克19例，急性中毒25例，重症急性胰腺炎13例，产科重症患者12例(妊娠急性脂肪肝4例，产后大出血6例，围生期心肌病2例);存活80例，死亡39例。

1.2 方法

(1)所有患者入住EICU后取其24h内各项生理参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最差值进行APACHEⅡ评分，病房评分将患者分为4组，≤10分组(A组)，11~20分组(B组)，21~30分组(C组)，>30分组(D组)。(2)记录入院时和积极治疗后6h的血乳酸水平，计算乳酸清除率。公式：6h乳酸清除率=(初始血乳酸水平-治疗后6h血乳酸水平)/初始血乳酸水平×100%。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7.5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均数间两两比较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血乳酸清除率、病死率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B组乳酸清除率低于A组，差异无显著性(P

2.2 存活组与死亡组患者APACHEⅡ评分与6h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较

死亡组中APACHEⅡ评分高于存活组，而6h血乳酸清除率低于存活组，见表2。表2 存活组与死亡组的APACHEⅡ评分及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较

3 讨论

乳酸是糖酵解的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骨骼、肌肉、脑、红细胞，经肝脏代谢后由肾脏排泄。重症患者常有乳酸代谢紊乱，产生高乳酸血症。大量研究揭示血乳酸水平与危重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血乳酸越高，病情越严重，疾病的预后越差。由于患者肝脏、肾脏、既往药物应用史等基础状态不同，受到的应激强度也不同[1，2]。因此，动态观察血乳酸水平或乳酸清除率比单纯血乳酸指标更能反应机体的实际危重程度。有研究发现血乳酸浓度在24h内恢复正常水平的脓毒症患者几乎100%存活，而在6h内血乳酸浓度持续升高的脓毒症患者往往有较高的病死率。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随着APACHEⅡ评分分值的增高，6h血乳酸清除率显著下降，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P

APACHEⅡ评分是评价患者基础状态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它不仅可用于群体ICU患者预后，而且对个体病死率的预测也有一定价值，其分值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分值越高，病情越重，死亡风险越大。但它计算较为繁琐，在快捷性、实用性上有一定限制。

综上所述，联合APACHEⅡ评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可以更有效、快捷的评估危重患者的预后，亦可能尽量避免了其他因素对血乳酸水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Chen HY.The clinic practice of blood lactates acid and gas in acute critical illness from ICU.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2007，6(7):91-92.

2 Jons AE，Shapiro NI，Trzeciak S，et al.Lactate clearance vs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as goals of early sepsis therapy: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AMA，2010，303(8):739-746.

3 李润铭，陈琼驹，曾隆桂.早期血乳酸清除率在评估外科休克预后中的临床意义.海南医学，2011，22(15):17-19.

4 周成杰，陈国忠，安敏飞，等.感染性休克动脉血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与APACHEⅡ评分相关性分析.浙江实用医学，2008，13(6)：410-411.

5 王亚东，黄晓英，韩旭东.血乳酸清除率与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评分对重症患者预后评估的比较.交通医学，2011，25(2)：179-182.

篇2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出版于1983年。该书构思的框架很有意思。钱先生将学术视为嵌入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的知识系统。他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的不同学术品格。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所导致的主要学术后果就是“专家之学”的流行。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中国的古代典籍渐渐沦为以西学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整理的经验材料，其效用无非是证明西方学术思想框架的普遍有效性。于是乎，哲学界遂有“不先读康德哲学，无可明朱子之思想”的说法。而在史学界，则流行“以西史作准绳，以国史作注脚”的风气。这里隐含着一种“西方独正”的学术观与历史观。

钱穆先生对此加以讽刺说，生在康德之前的朱子，已经预知后世西方会有一位叫康德的出世，所以事先就把自己的哲学弄得与康德相似，这真“可谓极人类之聪明至矣！”其对学术界那种盲目崇新崇洋风气的针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为了矫正现代中国人独尊西学、盲目推崇专家的流俗学风，钱先生从中西学术之异出发，将现代学术的分科分为12目，包括中国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音乐、艺术等等，一一还诸传统，通过对两者的参互比较，衡论短长，使古今中西的学术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从而证明“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

论本书的写作框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本书无疑有其长处。

对“五四”以来全盘的整体的反传统主义的知识恶果，对西方学术浅尝辄止生吞活剥的流弊，以及盲目推崇专家之学的荒诞，本书有着相当广泛的揭示。

比如对于古代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如钱著指出的，这其实是说古代君主尊礼士人，对有罪者不施肉刑而往往赐其自尽。时至今天，却还不乏学术界中人用“官官相护”来加以曲解。再如古代儒学原本有着“为儒即为政”的传统，但在近代中国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中，自居为儒者的人早已经视政治为畏途，使往昔“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根本丧失了政治的维度。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以为在行为主义笼罩下的美国政治学系读过博士，研究过投票行为的人，作为政治家即可胜任愉快，那恐怕也是十分可疑的。

钱先生写作此书之际已经年届耄耋，无论从本书框架设计的要求，还是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了解而言，显然都已经力有未逮，所以就全书具体论述的细部而言，不免瑕瑜互见，既闪现作者的灵光洞见，间或也杂有荒诞不经之说，如“通神术”等等。

本书在比较阐释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将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学术理论本身加以混淆。对于学术的中西新旧之间，本书也往往缺乏细致的辨析。比如钱先生推崇中国传统的“通儒之学”，对现代的学科划分多有批评，视之为西方学术的不足。实际上，西方古典时代一样推崇“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其说这是中西学术的区别，不如说是由于现代性的登场给中西古典知识传统带来的共同挑战。他关于中西之辨的许多论述，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别。所以，我们最好将此书视为一部学术散论或随笔，而非专门著作。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西学术之间存在的差异。华夏文化的终极之物曰“道”，而西方文化的终极之物则是“逻各斯”，借用钱穆先生以前曾指出过的，中国人往往不大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本体界的存在，这一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或许才是辨析中西古今的根本所在。

现行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实证主义的主导下，以自然科学为理想范式重新加以构造的结果。由于这一学术分科过于专门化，导致人类知识之源的日益枯竭，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地步。

经过几十年来对惟科学主义的不断批判和反思，这一建制即使在西方也受到强烈的批判质疑。如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当年就要求回到古典哲学去。哈耶克则成立朝圣山协会主张打破学科壁垒，以实现知识的广泛交流。晚近华勒斯坦则认为，社会科学正在面临“已知世界的终结”。

篇3

三种理解模式的争论

客观地说，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起点，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发展及反思的结果，并共存于当代政治哲学之中。一般而言，人们对基本概念的兴趣往往来自于个人境遇、实践经验或制度理想，而非这个概念的理解史。这决定了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它通过设置和修改某些假设、增加一定的概念设定、采取特定的推论演绎、借助格式化的理论图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当理性重建遭遇历史时，“历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场了。正如洛夫乔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中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不一定具有社会代表性，它们与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之间很可能缺乏钩稽。在这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现就再自然不过的了。只不过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主张放弃当代政治哲学，反对当代政治哲学对“哲学技术”和“现代宇宙观”的迷恋，进而回到朴素的古典时代;而后者则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关注概念的自主的历史演进及其历史语义的嬗变，又注重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概念涵义与其“大环境”(社会背景、语言形态)和“小环境”(文本的语境、作者的意图、作者的行为等)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从它们的思维方法看，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化约主义”的，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则是“复杂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强调对统一的政治观点的论证，往往具有明显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在相应的论证框架内才具有意义，这种融入和应用体现为对历史理解的化约处理。如约翰•罗尔斯提出:“政治观点是关于政治正义和公共善以及哪种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进政治正义和公共善的观点。”［8］(P．5)为此，“思考关于正义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试图对这些价值做出合理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说明，试图弄清楚，这些价值如何被组织起来以便应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们历史悠久)都属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应，政治理论研究模式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发，逐渐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规范标准，并建构以政治公正(或正义)为鹄的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协调关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状态［。与此不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论认为历史理解是复杂的，而将复杂性因素化约或者进行简单化处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释的逻辑体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学说、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们主张历史理解成为一种概念解释的历史主义意识，要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复杂主义，即从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历史特性出发，展示它的具体性、过去性、变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任何历史理解都是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和具体氛围中的，尽量按照过去的样子来理解过去，不能在不断变动的时间之上建构绝对的一致性，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约而具备未知的复杂性，不能用固定的、单一的、整齐的模式对待历史。就概念分析的相关度而言，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关系较为薄弱，而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较为重视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有两个基本要件: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尽管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十分注重历史分析，但是它对于概念分析的态度却不太明确。这并不是说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没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较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与现代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而施特劳斯更明确指出:“‘政治哲学’这一措辞中，‘政治的’这个形容词与其说指明一种主题，不如说指明一种处理的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论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为重视概念分析。政治理论的概念分析致力于发现某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意涵，反对存在本质上是争议性的政治概念。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正是对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释的有力论证，它试图通过引入一项逻辑大前提来从另一个几乎无限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内涵的精神构造，并在剥离概念的价值负载同时强调概念仅仅是用来分析的工具。同时，他们认为对抗和分歧对把握概念的本质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对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概念展开的，是纯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来出现了其与社会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关注现实政治的倾向，它的出发点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认为，“概念，就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其意在使“人们远离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概念分析’事业，而走向一种更为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强调‘概念变迁’和‘概念建构’的‘概念史’。”［由此可见，因为政治理论和在历史分析上的态度不同，所以它们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逻辑而言，三种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论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经典文本对概念的界定为题材，分析它们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发展和影响。他们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理解都是针对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共和、权力等等。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义是不变的，只是在定义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维度、层面和领域的差异。因此，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存在确定的逻辑或体系。其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在历史理解的结论方面恰好相反，认为探索“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面对过去思想的正确性”［。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同意历史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历史理解存在“显白”和“隐喻”的表达方式，这使得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见同时存在历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务就是从政治意见之中遴选出政治知识。继之，有关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政治知识也有“独立的”和“传承的”之分，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强调“概念史”真正体现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们应保持对政治世界的概念争论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图说明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普遍境况。作为人文科学的新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词语(词源、词义)史、概念(概念要义、概念表述)史、范畴(概念场域、概念情境)史、实现(概念运用)史等主要内容。以外，三种研究模式的时间观亦有不同。政治理论承认政治概念历史的理解存在“时间距离”问题。对于这种“时间距离”，政治理论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态度，认为概念史的演进就是概念边界不断扩大的过程，“时间距离”是在这种概念意义的包涵与扩张中被克服的。而在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时间距离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但克服时间距离并非获得历史理解的惟一途径，我们应该承认时间距离的客观性，从不同阶段的历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体意义。因而，历史理解的绝对条件意味着历史语义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条件中居于首要地位。与它们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将时间距离作为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领域，以此反对“教义神话”、“连续性神话”、“预期神话”和“狭隘主义神话”。这一模式认为，概念史是“历史的历史”。由“时间距离”带来的理解困难并非绝对的，只要真正理解历史性质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时代语境、实践环境和意识形态(或话语)背景，谨慎而持续地加以探讨，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画卷。换言之，能够克服时间距离的不可理解性，从而在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与现实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联系。

三种理解模式的启示

对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种模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它们提出的观点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原则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时应将其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历史含义及其侧重的变化，以认识这一现象为目的，力求重现公正的各种基本意涵。真正的历史意识反对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认识下的历史”和“意识的历史自我认识”，而主张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不能离开自由、平等、正义、公正、共和、权力等现代政治术语，离开它们就无法真正回到历史文本中去思考相应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题材;另一方面，应该谨慎使用较新的、当前的概念解释，特别警惕将今人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为了建构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系统性、融贯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旧的举动。之所以说概念的历史是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是因为这一思维将“自我意识的‘近’路和意识的历史的‘远’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说“在理性方面，哲学家假设理性阐明了历史，因为理性属于要求、任务、义务、调节概念的范畴，因为一项任务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在历史方面，哲学家假设历史通过某种价值的出现和提高获得了纯属人的资格，哲学家能再现价值和把价值理解为意识的发展”［15］(P．18)。这种双重保证和证明体现了历史意识在政治概念历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历史的概念理解的“缝合线”。历史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能够通过描绘具体的历史对象、再现历史主体的说话方式和语言所指、梳理术语符号的多样性以及回归文本当时的词典(或借助工具书、大众媒介)等具体途径和方法加以体现。即便是学术话语或经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种文本的比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从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历史理解，减少主观臆断，谨慎避免印证式解释。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须认真对待时间距离问题。按照科泽勒克的观点:“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根据有多少此前存在的体验被融入其中，根据有多少创新型的期待内容被纳入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历时性的价值。”［16］(P．21)存在是有时间性的，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时间总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时间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历时久远而成为我们读解古典遗传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碍，它妨碍我们对它们的理解。”［17］(P．129)公正作为基本概念无法在跨越时代的观念或问题而独善其身。三种研究模式都承认时间距离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时间距离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不过，不论它们是主张现实超越历史、古典代替现代还是实现概念史的“串并结构”，它们的任务都在于“克服”时间距离。但是，“时间距离”真的需要克服吗?对公正的历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鲜活的创造。在概念的转换中，历史理解既在索取意义，又在创设意义。由此可见，历史理解创造的知识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条件和真正动力，在这里，时间不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地认识［18］(PP．420～421)。总之，时间距离不要被克服，而应被展示，“展示”时间距离中的历史理解自然就能够体现概念演进的逻辑，为概念的解释框架提供“历史前见”的基本内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审慎处理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公正而言，在术语层面它可以与正义、公平、平等、公义、公道等术语相互替换，而其符号形式更是难以枚举。在政治理论利用统一的符号形式将概念分析的历史与实践建构成一个有目的性的解释框架，这样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公正可以不加区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号的原因。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发现了“符号”的历史多样性，并主张最原初的语言符号反映出最直接和准确的概念意义，而复合与变形的语言符号则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喻”的性质，因而需要甄别。概念史研究模式则力图从语言学、认识论、符号理论等学理层面上区分“符号”和“概念”。显然，纵然不同研究模式的处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须注重“概念”、“语言符号”及“意义”的相互关系。择要述之:“一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词语’因而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而‘概念’则内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义’，并且‘与语词相比，概念总是隐晦而多歧义的’。”［4］(P．78)但意义一旦与概念相结合，就从可能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事物的品质。对于作为确定意义的概念而言，语言符号是其标准化存在形式。简而言之，语言符号具有形式的单纯性，却是复杂的意义合成物;而概念则与之相反，它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式性，却具有单一的意义指向。例如，“分配正义”概念就是符号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术语，“开始于亚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纪后期的那个概念，和由约翰•罗尔斯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直觉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则出现在正义、公道、国家、公权、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术语中。显然，处理好“概念—语言符号”之间此种“复杂—合成”的意义关系是进行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方法论基础，以符号的一致性证明概念意义的独断性，或者以概念意义的复杂性否定语言符号的确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符号选择与概念意义的建构应该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视历史理解的所处的语境。语境主义对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历史语言理解(例如概念与语言符号)提供了具体真实的理解网络，从而为发现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语汇、意义结构及与之配套的语词符号的概念分析结构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语境主义认为:“历史都以高深莫测的方式，融合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的厚重语境与对这一语境的含义极为重要且常常高度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它既力图理解那种语境，又力图促进或阻挠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语境主义方法的“注意力不应放在个别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们那时代的话语之上”［21］(P．118)。语境主义充分展现出历史意识、时间距离感与概念意义的复杂性，是“普遍主义”的天敌。正如斯金纳质疑“永恒正义”时所言:“不仅在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来回答关于正义的问题，还因为表述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的不同的理论中是以如此相去甚远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认为可以挑出任何稳定的概念来。不过是明显的混乱。简而言之，错误在于假定存在着以某一组问题，是不同的思想家都会想自己提出来的。”［21］(P．86)不过，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并非无懈可击，它对文本语境的强调时常会被诟病为“相对主义”。

篇4

[关键词] 罗尔斯的秘密； 斯退士； 黑格尔； 正义理论； 分析哲学； 政治哲学； 当代经济学

张国清：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经历。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学或受教育过程，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个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参与或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技进步、民族分裂或独立战争、种族或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和更替、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包括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具体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为一个具体时所当然的结果。我们研究和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具体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诸多具体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哲学家本人说出或公开的东西，还需要研究他没有说出或可能故意隐藏的东西。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隐秘事物，笔者称之为“罗尔斯的秘密”或“罗尔斯秘密”。

罗尔斯秘密的具体表现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和学术原因，罗尔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学术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因素以及解决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当代经济学路径。在以功利主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幌子下，这些隐藏加上他一再明确表示的分析哲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误导世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来解读他的政治哲学。像“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重叠共识”、“正义原则”甚至晚年的“万民法”等众多概念或术语，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给予解读，忽视了它们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由于国内的罗尔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罗尔斯秘密，他们便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后果都是严重的。

自大卫・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尽管世人一般认为探索客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是高度一致的，但要从哲学上论证这种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大贡献在于明确表示，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别属于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一致性。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价值断定不是科学的，而是“情感的”，“价值陈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1]116。有关真理问题的探索属于事实领域，有关正义问题的追求则属于价值领域。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属于价值领域的政治哲学的死亡。

正当人们对政治哲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之际，罗尔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正义理论，1971年面世的《正义论》震动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界。罗尔斯试图模糊分析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把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可靠的分析哲学工作建构起来。比如他在此书第一节里的一段话似乎要把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进行全新解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3 通过仔细解读和考察，我们发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不仅印证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之论断，而且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晚近的哲学总是更加成熟的论断。随着罗尔斯在哈佛的两大授课笔记《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的陆续出版，罗尔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部分得到了呈现。“虽然《道德哲学史讲义》只是一部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讲座用的讲义，但是，透过《道德哲学史讲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哲学和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的实际工作和实际身份。罗尔斯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史学家。”[3]1《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呈现了那种关系，罗尔斯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是清晰的。问题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或者说，罗尔斯和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

除了梳理已为学界熟知的思想来源外，本文将探讨“罗尔斯的秘密”，重点考察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为解读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 罗尔斯和分析哲学：马尔柯姆、伯林与哈特

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学家，其正义理论经由分析哲学四大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修造而终于成型。理查德・罗蒂把罗尔斯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分是极其粗线条的，但它的确为区分哲学教授提供了一条捷径。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喜好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只要看他书架上摆放的书就知道了。如果他的书架上都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原著或者研究他们的书籍，而没有摆上戴维森或罗尔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称作喜好大陆哲学的教授。”[4]120罗蒂以及罗尔斯的老师、哈佛同事和同时代哲学家对于罗尔斯的分析哲学家身份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罗尔斯的哲学启蒙老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识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致力于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他对罗尔斯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影响。马尔柯姆向罗尔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入门课程，这是罗尔斯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学训练，以至于罗尔斯传记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说，罗尔斯几乎是靠自学成才的[5]2225。得益于马尔柯姆的指导，罗尔斯选修政治哲学并以之为一生事业。

1952―1953年，罗尔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牛津的博士后经历使罗尔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在那里，他是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贵宾桌成员，法哲学家哈特成为他的导师。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学讲座，参加以赛亚・伯林和斯图亚特・汉普谢尔的哲学研讨班，他还参加了在吉尔伯特・赖尔住所定期举行的哲学研究小组。青年罗尔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规则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对“惯例”（practice）和“行动”（action）做了区分，让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学名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学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显带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迹，给人留下试图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的印象。

罗尔斯在牛津时的这些哲学家秉承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注重语言分析和逻辑演绎。罗尔斯不仅继承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继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题，他运用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哲学常用的逻辑方法。罗尔斯试图回答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论难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境，而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排序，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基本正义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价值的完备性。罗尔斯一生追求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罗尔斯对待语词的态度并非分析哲学家应持有的态度。罗尔斯对正义观和正义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除了有限的语词界定外，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并无太多对语词分析的关注。罗尔斯对概念所处的语义环境亦并不十分关注，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长处，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样背离了分析哲学，把正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价值领域的事物，像公平、正义、爱、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罗尔斯想把“社会基本结构”客观地揭示出来。因此，正如《两种规则概念》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样，分析哲学对罗尔斯来说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 罗尔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尔和斯退士

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原因或学术原因，一些思想家会给自己的思想改头换面，有意隐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当时不讨人喜欢的某些因素。罗尔斯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是否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分析哲学启发，来源于分析哲学，还是有意隐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欢迎的非分析因素，却披上分析哲学的外衣？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19世纪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中，一直有一个黑格尔传统，这在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柏拉图全集》英文译者乔维特（B.Jowett）那里有明确的起点。乔维特的学生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当时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积极自由和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格林后来成为著名黑格尔研究者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师，鲍桑葵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对20世纪英美国家学说有着深刻影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和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格林几乎与马克思处于同一个时代，是英国19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权利理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学习，师从乔维特，毕业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经担任怀特讲座道德哲学教授。格林所处的时代，劳工阶级崛起，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融入现代产业制度之中，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当时英国的整个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同或支持劳工阶级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义，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积极自由”等概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格林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英美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为英国公共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格林的弟子，鲍桑葵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提出了“国家至上”理论。他说：“国家的公共意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14他在这种理论中明确加进了黑格尔因素，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鲍桑葵谈到了“穷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林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后来罗尔斯关注的问题，只是罗尔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穷人”概念。“国家是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因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于是，他关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主张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一种说法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结于黑格尔思想。黑格尔赞扬战争调和了市民社会因人们需求不满足导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国家自我完善的途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对于防止民族堕落、促进民族发展有正面作用。“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341由于黑格尔明确鼓吹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真实爆发，人类受尽苦难，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以后，黑格尔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学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学术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学家阅读康德，接受康德的影响，却闭口不提黑格尔。同为牛津学者，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从黑格尔出发来解读现代性问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学传统中，既有英美分析的传统，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因素被刻意掩盖了起来。这一点在罗尔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罗尔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罗尔斯的个人经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使他在内心对黑格尔学说充满着排斥，他在意识层面坚决拒斥黑格尔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康德。他在哈佛讲授的“道德哲学史”课程几乎以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为主题。正义理论以他对康德尊重人的观念的解读为基础，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从《正义论》“正当先于善”的观念以及公平正义的康德式解读，到康德（以及后来的政治）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独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人格观、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区分，最后到《万民法》拒斥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和“实际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观念，罗尔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迹。康德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动。一切事物都须经过理性的裁判。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人们在原初状态下做出理性选择，为免于受到侵害，人们必然服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于是，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在经验理论的框架内对康德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程序性解释。

康德强调人的自主理性，黑格尔则重视制度的优先性。在这一层面上，罗尔斯却是接近于黑格尔而远离康德。追随于黑格尔之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罗尔斯特别提到，公平正义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这一政治观念尤其适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它们在社会合作中融合成一个整体[9]389。理性制度建构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实现公平的正义。由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有关人类基本制度结构的设计性著作，因此，虽然罗尔斯更加欣赏康德的哲学主张，但他和黑格尔实际上有更多共同的学术偏好。

因此，罗尔斯一直掩盖他与黑格尔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好掩盖其同另一个未曾公开露脸的人物的关系，他就是斯退士。罗尔斯从本科开始就追随斯退士，并师从斯退士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英语世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斯退士的存在对罗尔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德莱本（Burton Dreben）说：如果抹去《正义论》的作者，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文版哲学译著

这个说法转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纪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一样，罗尔斯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把罗尔斯整个理论以及他同其历史先驱的关系放在一个较大语境中来考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观点。在方法和风格上，罗尔斯都摆脱了分析传统。（他的朋友伯顿・德莱本曾经将罗尔斯整体论方法同黑格尔方法进行比较，并在谈到《正义论》时说道：‘它读起来像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见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顿・德莱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斯退士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以至于《正义论》的结构框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罗尔斯有意无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正义论》的主要论题，即《正义论》由三编组成，分别为“理论”、“制度”和“目的”；每一编下面又有三章组成，如第一编的三章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第二编的三章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额”、“义务和职责”；第三编的三章为“理性的善”、“正义感”、“正义的善”。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安排。其中第三编的三章很有黑格尔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东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他指导罗尔斯学习黑格尔哲学，也学习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知识。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跟随斯退士研修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罗尔斯有意隐瞒了与斯退士的师生关系，但罗尔斯通过斯退士仍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起斯退士，也没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谢甚至提到这位老师，甚至很少谈起他同黑格尔的关联。一旦揭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欧洲大陆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

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直接指向社会基本制度。虽然罗尔斯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法理依据或道德基础，是一项政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工作，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秉承分析哲学传统，但《正义论》开场白却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叙述。罗尔斯不仅进行事实描述，强调人们经由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判断，甚至整个正义理论得以构建都是基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价值判断。

罗尔斯故意隐去斯退士影响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点可以得到明确判断，那就是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黑格尔是被美英分析哲学界完全无视的人物。罗尔斯只有通过隐去在其学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进而抹去其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使《正义论》显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学两大重镇普林斯顿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维特根斯坦嫡传弟子马尔柯姆的直接调教下，在哈特和以赛亚・伯林等人影响下成就的政治哲学成果。

在斯退士和马尔柯姆之间，在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宗教神秘主义和常识理性主义之间，罗尔斯做出了艰难但聪明的选择，罗尔斯离开普林斯顿而投入马尔柯姆的康奈尔哲学阵营怀抱即是明证。弗雷曼干脆说，罗尔斯只受到马尔柯姆的少得可怜的政治哲学教导，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学，即功利主义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淡化黑格尔传统尤其是斯退士的影响。但弗雷曼还是不经意间披露了罗尔斯的秘密，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黑格尔起源。罗尔斯本人越是拒绝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越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意识地呈现。他可以掩盖他同斯退士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哲学著作掩盖不了那层关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国加州拉古钠海滩去世，四年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罗尔斯在《正义论》序言中，提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老师对他的帮助，其中唯独少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斯退士。在整个《正义论》中，他只在一个脚注中提了一下：“有关这一点见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罗尔斯秘密的消极后果

正像当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黑格尔秘密”一样，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罗尔斯秘密”。罗尔斯秘密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学术后果，主要表现为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其他思想的误读，有些误读较为严重，已经产生消极的影响。鉴于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地位，本文在此对由罗尔斯秘密导致的误读的具体表现只是点到为止（至于由这种误读产生的其他后果，将另文论述）：如果说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2]56，把短语“total system”或词语“system”译为“体系”，一开始就把《正义论》中文读者对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理解引入了误区，罗尔斯本人负有一定责任，那么，当罗尔斯在回应哈特的批评从而弃用“system”术语后，用来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至关重要的术语“scheme”仍然被译为“体制”[13]70、“图式”[10]5或“体系”[14]47，就不再是罗尔斯的责任了。同样，在译介罗尔斯原著的翻译实践中，短语“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4]47，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译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10]5，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译为“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的体制”[13]70，这些译法都偏离了罗尔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表述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罗尔斯研究者已经深陷入罗尔斯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其实，在这里，无论“system”还是“scheme”，都只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罗尔斯对“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证。同样，在讨论第一个正义原则时，“scheme”不能译为“体系”、“图式”或“体制”，而应译为“组合”、“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译为“一套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则译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罗尔斯在1971年《正义论》中第一次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恰当中文应当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那种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类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义理论基本内涵一道，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是罗尔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考察，罗尔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当代不甚重要的哲学家的关系。罗尔斯在谈到《正义论》的写作动机时，只说自己的工作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继续，有意回避我们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对其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罗尔斯这种舍近就远的做法误导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者。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有着清晰的分析哲学来源。罗尔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关系的紧密性超过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即使从政治哲学史上来看，他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与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示罗尔斯政治哲学同当代经济学的关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话足以呈现这种关系的基本轮廓。他说：“1990年，罗尔斯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访谈时说，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开始搜集与后来的《正义论》有关的笔记。在这个时期，他师从鲍莫尔学习经济学，认真研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一般平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弗兰克・奈特的《竞争伦理学》以及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论。”[5]13

第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神秘之处。罗尔斯以经济学为武器，以分析哲学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义为批判对象，解决基本自由的问题，将自己与社会契约论传统联系起来，构建起完善的正义理论。除了在方法论上部分继承分析哲学传统，无论在行文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是正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黑格尔风格。黑格尔这位巨人很大程度启发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构建。在《我的教学工作》（1993）未公开发表的说法中，罗尔斯提到在《正义论》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恰恰是从黑格尔和斯退士那里获得的部分。

第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罗尔斯在《正义论》发表之初便说明这一理论得益于黑格尔，那么这本书也许会失去许多读者，至少它将无法进入一流哲学评论家的眼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本来交叉重叠，学习两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的情况，罗尔斯或许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做了艰难选择，运用分析哲学外衣，巧妙隐藏大陆哲学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们试图揭去罗尔斯分析哲学的外表，揭示其深层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尤其是一直隐藏其中的黑格尔因素，以表明罗尔斯哲学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欧洲大陆的传统。如此，长期以来在罗尔斯和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罗蒂等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学派与学派的争斗，而更像是同一个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争”。这一家族的家长有时是康德，有时是黑格尔，有时则是马克思。无论家长是谁，它显然有着纯正的欧洲大陆血统，而与英美分析传统无涉。如此，罗尔斯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鸿沟。分析哲学反对黑格尔，实用主义则对黑格尔充满好感，黑格尔成为区分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罗尔斯距离黑格尔并不遥远，离实用主义也不遥远，因此，从深层来说，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欧洲大陆哲学家。

总而言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罗尔斯本人的主观原因，罗尔斯没有明确地澄清他个人的思想来源。罗尔斯政治哲学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思想成果，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其中，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提供了精细的方法论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因此，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要想精确地把握其正义理论，必须从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来源开始，尤其是要注意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学因素，否则，仍将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浅薄层次。

[参考文献]

[1][英]艾耶尔： 《语言、真理和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A.J.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trans. by Yin Day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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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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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罗尔斯： 《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兼〈我的宗教观〉）》，左稀、仇彦斌、彭振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J.Rawls，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 trans. by Zuo Xi， Qiu Yanbin & Peng Zhen，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12][美]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13]姚大志： 《罗尔斯》，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年。[Yao Daozhi， Rawls， Changchun：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2011.]

[14][美]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15]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篇5

关键词：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读后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5-0011-02

金林南老师是河海大学学院一位年轻的“70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于2013年春季出版。笔者有幸在是年秋天捧在手中拜读并求知若渴地在两天之内把它读完，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通一线教师，不禁有一种浑身通透又踌躇满志的感觉。据个人经验而言，一直以来，还没有看到一本著作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过一次如此完整而深入的哲学审视和分析，其认真的态度和笔者无法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度令人敬佩。

一、简介

在书中，金老师主要是借助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理论到实践、理想到现实，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思考，为这个诞生于实践的学科在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建构过程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指导，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二、写作目的与基本框架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继而指出此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接着，便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明确提出了“本书任务”：一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二是“深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三是“奠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四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五是“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例”。

整本书的框架即是在“本书任务”的基础上确立的：第一章是“哲学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主要考察了哲学精神的时代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象及其哲学诊断，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哲学的贫血”，并探讨了“何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一章主要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让读者把握了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角度。第二章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先是介绍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概况，现实地揭示了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和本质属性上的争议，同时分析了争议的原因。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历史和今天，以及人们对于其历史和今天的认识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沉思的思维方式”，同时提出超越现有研究局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的设定一个新的理论假设――意识的政治；在后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哲学沉思”中，结合中西方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定义和内涵进行了阐释，然后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的规定性，即政治与教育、政治与思想的矛盾及其发展。第三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作者首先界定了几个基本概念：学科，认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继而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和学科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与第二章的侧重历史分析不同，这里主要是进行理论论述，从根本层面来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

后面的两章则较多从经验层面和建构层面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第四章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哲学”，第五章是通过一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首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及其原因，然后针对现实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进行审视与追问。

从整个著作来看，作者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以一种非常积极、负责、诚恳的态度，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哲学剖析。其主要构思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现实存在的学科，并用范式理论来审视这一学科，企图在其现实运行的各种矛盾中完善这一学科。因为，从目前的事实来看，从实践中诞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书中对学科和学科范式的定义，其学科属性是“虚弱”的，学科体系是不健全的。

本书的几大优点可归纳如下：

1.理论分析深入，这缘于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通过仔细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既具备了较高的哲学素养，对近现代哲学派别和大师们的基本理论主张都烂熟于心，同时还通晓各具体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架构，如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也包括现实教育工作中的一些操作层面的知识与原则，这些在书中随处都有体现，这使作者可以从学科“范式”理论入手，以哲学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分析。虽然读来并不容易，但是读过之后却使人有种深刻、通透之感，使那些散落于头脑中却经常困扰笔者的一些问题有了理论的梳理与指导。

篇6

关键词: 理论学科影响力整体框架

Abstract: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s to stud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scientific system of discipline on the whole, is the basic discipline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s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further promote academic research, the Marxist theory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aced with a series of new situations, new problems, such as how the expanding influenc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disciplines, and how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Marxist theory .Keywords: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Marxism-disciplinary influence

中途分类号：A81

一、提升理论学科的影响力

提升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是理论学科应用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使命。提升理论学科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和安全的影响力。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今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入的态势，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推动的发展和创新，着力巩固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构建基本原理学科的整体框架

基本原理作为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一直面临一个重要问题：与哲学的二级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的二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问题，那么，基本原理就有可能成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拼凑。如此一来，这一学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基本依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整体框架。

一个学科的存在是以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又是由这一学科所担负的使命、任务决定的。的使命、任务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因而，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简言之，就是人民群众的解放。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来展开和理解基本原理的全部内容，是我们开展基本原理研究的关键。人生活在世界上，还要受到社会观念、传统意识和自己思想的束缚和压迫。的人学观和认识论就是让人正确认识人自身，认识人的精神、本质、价值和作用，认识人的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摆脱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真正实现思想的解放，“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三、注重从整体上研究理论

理论由许多相互联系着的理论构成，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在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一系列理论分析，形成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以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构成了理论整体。从整体上研究理论，必须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紧密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的统一。理论学科是整体性和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把握理论学科的整体性，有助于深化对理论学科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认识，从整体上推进理论学科建设。从整体上研究理论，有助于全面把握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有效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释实际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其功能和目标的主要平台。必须把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同步推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新变化，高校改革发展出现新情况，青年学生成长呈现新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越来越艰巨繁重。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不仅要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增强课程的说服力、感染力、亲和力，而且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实现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共同发展，既要求强化学科意识，培养学科研究和建设的整体意识，还要求从宏观角度通盘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整体建设，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统一于理论学科建设。应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整体发展方向，以及课程所强调的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理论运用与理论发展的统一。

四、明确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使得这门学科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在这方面，理论学科还不够完善。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知识基础，努力构建独特的知识体系，是当前理论学科建设的紧迫任务。只有完成好这一任务，才能充分发挥理论学术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篇7

关键词：贾谊；政治哲学；德性；以道接物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1]贾谊对西汉前期政治的深刻影响，前贤已有诸多研究。以哲学层面考察，其政治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道术》《六术》和《道德说》三篇之中。贾谊以“六理”建构了本体论性质的政治哲学框架，以“六行”阐释了德性政治伦理，并将“以道接物”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根本策略。在贾谊的政治哲学中，“德”是其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

一、以“德”为中心的政治哲学

框架贾谊以“六理”构建了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2]316“德”是“六理”的核心概念，是自然万物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2]324“六理”是“德”之发用结构，在创生万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各有不同。在“六理”中，“道”是创生万物的逻辑起点。“物所道始谓之道，”[2]327万物皆以“道”为其本原。作为本根的“道”并不直接创生万物，因为“道”之本为“虚”：“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2]302这里的“虚”，并非空无一物的绝对虚无，而是用以表明“道”的精微和抽象，即“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2]302。《中庸》尝曰：“致广大而尽精微”，贾谊以“精微”言“道”。虽然“道”是一种绝对真实的存在，但道体又是“平素而无设储”的，即“道”不预设任何规则，不储备任何前提。“道”之“虚”，一方面意味着任何事物皆由“道”而生；另一方面又表明“六理”中的“性”、“神”、“明”、“命”等有具体规定性的“理”尚处于“存而未显”的状态。“有而未显”之“理”，无法发用流行、创生天地万物，因此，“道凝而为德。”[2]326在中国哲学史上，“德”有两重意蕴：一是本体论意义的，如《道德经》中“道经”与“德经”相递而论，“德”意味着由“道”而获得的具体规定，是事物存在的现实依据，在《庄子•天地》中表述为“物得以生谓之德”。二是社会道德意义的，从《尚书》的“敬德”到《论语》的“为政以德”，“德”意味着治理社会的伦理规范[3]。两重意蕴中前者比后者更具根本性，后者只是前者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贾谊所论之“德”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亦是在前者意义上而言。贾谊认为，“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2]327由“道”至“德”，是由无形至有形的现实开端：德者，离无而之有…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道冰（凝）而为德，神载于德。德者，道之泽也。道虽神，必载于德…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于德。德受道之化，而发之各不同状。[2]326贾谊政治哲学的逻辑结构是：“道”是创生万物的本根；“道”凝为“德”，使事物变化及所以生之理，从有而未显的状态条理分明地呈现出来；“神”载于“德”，是“德”所具各种变化之理之所以发动的微妙动力；“德”又凝结于“气”之中，构成事物之“性”与形；“神”与“气”相合发用，人因而有“明”，确立了人的精神性和主体性；“命”贯穿于创生万物的过程之中，是事物各方面的限度和规定性，保证了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与有序性。由此可见，“六理”不是静态的政治哲学结构，而是蕴涵一个动态的世界生成序列。其中，“德”是“六理”的核心概念。

二、以“德”为发显的德性政治思想

贾谊提出了“六行”的概念：“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与，乐与则六，此之谓六行。”[2]316“六行”集中体现了以“德”为中心的政治德性论的建构过程。“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2]325“德”本于“道”，但贾谊认为，“德”是整个政治伦理的核心，无论仁义还是忠信，一切美德都是“德”的一种表现。“德”处于政治伦理逻辑结构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德”是“道”这一本体的发用，另一方面，“德”又是“仁义忠信”等具体道德内容的规定，决定着“仁义忠信”的价值取向。这是对老子哲学中“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由“道”至“仁义”等而下之的价值结构的批判。换言之，贾谊继承了老子哲学中由“道”至“仁义”的逻辑结构，却赋予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价值内容，正面肯定了“仁义忠信”的德性意义。“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之义，”[2]327“理”意味着万物生长变化所必须依循的规则，合乎于这种规则的德性就是“义”。“义”有“应当”或“应该”的道德规范意味。关于“忠者，德之厚也”，指“德”待物以忠，待物以厚，“德”生养万物，无一时停止。关于“信者，德之固也”，贾谊说，“德之忠厚也，信固不易，此德之常也。”[2]327“德”之恒常不变，是为“信”。关于“密者，德之高也”，贾谊说，“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能畜物养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2]326在这里，“密”指“德”与“道”、“理”以及万物之间不相分离的一体关系。“德”由“道”所生，“理”为“德”所有，所以“德”与“道”和“理”不离；“德”以仁义忠信生养万物，使万物各安性命，生长于天地之间，因此“德”与万物也不离。“德”之“密”使其关联“道”与万物以生养万物，这正是“德”之崇高的表现。仁义忠信是使万物各自其性、各安其生的德性。不过，“仁义忠信”是人道，“道”和“德”是天道。“道”和“德”如何成为人内在的“仁义忠信”的德性？贾谊沿袭《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路，通过“六理”、“六法”和“六行”等概念解释了这一问题：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2]316在贾谊看来，“德”之“六理”是万物所以存在的本体根据。万物既生之后，“德”之“六理”并非孤悬于形而上域，而是内在于阴阳、天地、人等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长和变化的机理。万物在现实世界中皆依照“德”之“六理”而生长变化，依据“六理”的规定而有各自的形体和品性。在此意义上，“六理”也被称为“六法”。“六法”居于内，是万物所依循的法则；发于外，则表现为万物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应接世界的方法。从发于外的角度来说，“六法”也被称为“六行”。二者并无二致，实质都是“六理”。虽然“六行”“六法”皆为“六理”，但是“六行”和“六法”在不同的事物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人，“六行”便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之行。贾谊借助于“六理”“六法”和“六行”的概念，阐明了由形上之德向形下之仁义的实现过程。由于人之“六行”是“德”之“六理”在人行为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便不难理解“仁者，德之出也”和“义者，德之理也”等等的意味了。从本然的角度看，人皆具“六行”，但一般人很难能够自觉地将其作为行事的原则真正认识和践行之，“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志。”[2]31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贾谊继承了儒家传统以经典设教的思路，指出：“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2]316贾谊认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经义，即是“德之理”。《书》者，著德之理于书帛而陈之令人观焉……《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以自成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2]327后世之人虽不能亲受先王之教，但是可以通过研习儒家经典，认识到德之理，并将其内化为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正如贾谊所说，“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2]316

三、“以道接物”的政治哲学策略

在贾谊的德性政治哲学中，“德”是指事物存在的依据，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因此贾谊的德性政治哲学并非主张为政者要以具有导向性的道德规范力去行政。恰恰相反，而是主张因循势导的原则，这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一种延续。“以道接物”是贾谊政治哲学中的总策略思想。“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2]302道有本有末，虚为道之本，术为道之末，故而在贾谊的行文之中，“以道接物”有两种形式，一是“虚之接物”，一是“术之接物”。贾谊以镜子和天平为喻来说明“虚之接物”：镜义而居，无执不藏，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此虚之接物也。[2]302贾谊首先以平置的镜面为喻，指出作为道之本的虚在应接事物时，“无执不藏”，不预设任何价值判断，从而“美恶毕至，各得其当”，客观地呈现事物本来的面貌。“无执不藏”是美恶毕至的条件，因为任何的价值判断都意味着某种限度或者规定性。如果以某种价值判断作为接物的前提，那么在接物时必有所歪曲或取舍，从而无法呈现自然的本来面目。其次，贾谊又以天平称物之喻，说明虚之道在应接事物时，公正地对待每一事物，使其都能“各得其所”，处于自己所应处的位置。万物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平衡。而以虚接物就是自然而然地维持这种差异性的平衡。如果根据一己之私去安排自然，从而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平衡，反而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稳定。贾谊主张“术之接物”：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者。[2]303贾谊指出，仁、义、礼、信、公、法这六者，是为政者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境和而民亲、境理而民顺、境肃而民敬、境贞而民信、境服而民爱戴、境轨而民辅的政治效果。以仁义应接外部事物，不仅是道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为政者之性的本然呈现，“仁义者，明君之性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谊提出了“公”和“法”作为与仁义礼信对举而论，这是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融合。“术之接物”主张为政者尊重自然事物的本性，公正客观地对待事物，不因己私去强行安排社会，自然而然地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达到天地之气的和畅，这又是道家黄老思想的体现。“虚之接物”和“术之接物”是“道之接物”的一体两面。道是万物生长及变化的主宰依据，所以道接物的方式，也是人应当遵循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以道接物要求为政者秉持仁义之性，顺应天道生生的要求，成就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顺遂地完成自身、实现自身。贾谊认为“德”是“道”向现实转化的接处，因此，“道之接物”正是德性政治的表现。即如《中庸》所说的以“成物”来“成己”，以成就事物潜在的善来成就人之自身。当然，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先秦儒家还是有所差异，贾谊吸收了黄老道家的刑名思想，更注重“法”和“公”的意义，从而使其德性政治哲学兼具儒道法三家的特色，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页独特篇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92.

[2]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篇8

 

高中政治由于知识点较为抽象，因此往往会被学生认定为是一门难度超纲的学科。纵观高中文科的考试，学生在高中政治这门学科中所获得的分数往往会低于其他文科类学科，很多学生都因为政治的观念性强，而不愿意学习这门学科，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不够透彻，其实不然，高中政治知识点虽然庞杂，但还是拥有一定的模块和规律性。除此之外，高中政治的考试题型相对固定，无非就是由选择题和主观题组成，考查点也大都集中在学生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的理解，因此，高中政治这门学科也存在一定的答题规律和技巧，只要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答题规律和技巧，就能够轻松获得高中政治学科的高分了。

 

一、熟悉高中政治课本，进行知识体系的归类总结

 

高中政治学科的知识组成一般可以分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哲学生活，这些知识虽然庞杂，但是归类起来也是很轻松的。将知识点进行归类总结往往可以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可以帮助学生在最后的复习中有的放矢，目标明确，能够一针见血地找到自己的薄弱部分。并且列出基本的知识框架，对于学生以后的复习工作十分有用。

 

首先，高中政治最初接触的部分是经济生活部分，主要内容是讲述我国的经济制度、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的经济体制，以及部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等。学生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 可以将每一章节的小标题标记出来，这些小标题往往都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总结性话语，同时，每当碰到概念性知识点时，学生需要着重记忆，这些概念往往会成为选择题的考查点。经济生活这部分知识由于概念性较强，的确不容易理解，学生学起来可能有抵触心理，这时候建立知识体系、整理知识大纲就显得尤为重要。越往后知识点学习得越深，所要理解和记忆的东西也就越多，因此学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整理和复习习惯。

 

其次，对于学生接触的政治生活，学生需要对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大致的记忆框架，这一部分的学习主要集中在学生对于国家、人民和政府的理解。因此，学生在整理这部分知识的时候也可以分成国家、人民和政府三个小模块，在每个小模块中进行知识点的补充和知识体系的完善。

 

再者，是文化生活这部分知识的学习，文化这部分知识的考点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这一方面，虽然这部分知识学生学习起来会稍微轻松一些，但是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最后，学生需要掌握的就是哲学生活这一部分的知识，许多学生在刚开始接触哲学部分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很迷茫，觉得不能理解哲学史的内涵，甚至不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概念理解起来困难，且知识点容易混淆。因此学生在学习这部分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理解，一点一点把握住哲学部分知识的主线，从而整理出哲学的知识脉络和体系。

 

二、注意细节，把握选择题的答题技巧

 

高中政治的考试题目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客观选择题，一类是主观题。学生必须要明确，选择题的考查点往往集中在细节理解上，因此，学生除了要掌握选择题的答题技巧之外，还要在日常的学习中，注重对细节的理解。

 

选择题的答题技巧，首先就是要阅读题干，抓住题干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关键词。每一道选择题往往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学生只有读懂题目，抓住题目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下手进行思考。同时，找准关键词对于解答选择题也十分重要，不同的关键词往往代表了不同的考查方向，学生需要根据关键词来选择题目的答案。例如，题干中提到“本事例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这个时候，学生就必须从哲学角度进行题目的分析，即使有的答案很有道理但是不属于哲学范畴，学生也不能够轻易选择。

 

其次，学生在解答选择题的时候可以采取“排除法”，排除法排除的对象也可以分为错误选项、无关选项、混乱选项。错误项指的就是这个选项本身就存在错误，例如，选项中出现“我国公民的权利大于义务”，这一类选项往往本身就存在很明显的错误，学生基本上一眼就可以将其排除。无关选项，顾名思义就是与题目无关的选项，这种选项本身往往是正确的一段文字，但是与题目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无关。例如，题目询问“题干中所体现的经济学知识有哪些”，这个时候答案中往往会出现与经济学无关的选项，这个时候就需要学生能够从题目的关键词入手，进行无关选项的排除。

 

混乱选项就是前一句与后一句的逻辑顺序不正确，或者前一句话是正确的，后一句话却是错误的。面对这一类选项，很多粗心大意的学生在看到前半句的时候觉得选项是正确的，后半句看都没看完就填到题目中，这样的失分是十分不值得的。如果学生遇到了实在不会解答的题目也不要慌，只要把握住一点考查方向，理清思路，排除绝对错误的选项，然后在剩下的选项中大胆猜测，切忌慌乱。

 

三、理清思路，掌握主观题的答题技巧

 

高中政治的考试题中，由于主观题的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且所占分值最高，往往最令学生头疼。我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案例总结了学生觉得主观题难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自己知识点答不全，经常丢三落四，这个题落下一个知识点，另外一个题再落下一个知识点，这样丢三落四之后，最后的得分往往就会不尽如人意。

 

高中政治主观题往往可以分为几个题型，体现类、为什么类、依据类、启示类等等。其实无论是哪种问法，学生都不用慌乱，基本的套路就是首先要分析题干，归纳题目中的观点;然后就是要根据自己归纳出的观点，联想到课本中的知识点，分析题目所要考查的知识点到底有哪些，尽可能全面地罗列出来;再运用课本中相关知识点的概念、原理等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最后，学生往往需要加上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除此之外，答题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运用书面语言进行答题，切忌运用网络用语等俗语。另外，学生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字迹工整，不能乱涂乱画，否则会给阅卷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导致阅卷老师在批阅题目的时候看不清字迹而丢失分数。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其实并没有学生想象中的困难，只要能罗列出基本的知识框架，然后掌握一定的答题技巧，就应该可以顺利通过高中政治的考试了。

篇9

作者：吴海龙 张雁华 单位：铜陵学院 铜陵市第二中学

如果说科学的说教是为了知识传授，那么哲学的说教就是为了启迪智慧。因此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体系，以此种方式看待哲学，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把哲学内容当作终极真理；把哲学教学看作是真理传授和知识灌输。二是哲学意识形态化。哲学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学不等于意识形态，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学纳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势必导致不是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属品。以这种方式对待哲学，必然导致哲学教学只注重政治化的说教灌输，结果把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桎梏人们头脑的抽象教条和僵死的概念，哲学在现实中变成了“大套话”和“大空话”。（3）哲学哲学教材体系问题。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理论教育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理论教科书一直陷于教条化和本本化的阴影中，原本极其丰富的哲学到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就被化为“概念+原理”的简单模式，教材内容较为陈旧，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块，即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哲学味不足而说教味有余，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及时反映当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没有完全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然哲学遭遇冷落,哲学教育处于低谷，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应当借助综合的力量，通过哲学教学改革，重新树立哲学的威望。1.加强哲学学科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校要想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特色化来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间，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制造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求真与求善中高举功利导向和物质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旁落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候也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却忽视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哲学作为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建设，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对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哲学的学科意识，严格地按照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学问，整体研究和揭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建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课学研”一体化建设体制，即指建立“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一体化的哲学学科建设体制。也就是建立将“哲学课程建设”、“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理论研究”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思考，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检查和评估的体制和机制，以便使这三项工作协同运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建设合力。三是实行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即是指担负着科学研究和讲好课程“双重任务”，应以培养“哲学理论家和哲学教学专家”为队伍建设的理想目标。2.走出哲学教学的认识误区。首先，走出知识传授的误区。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传授，或许可以教会学生一些哲学概念，但却不能教懂学生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让学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思。从本质上说，哲学不是“知识总汇”和“终极真理”，哲学本身不能给人以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欲求，它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在于寻根究底，在于创新意识，在于培育德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哲学教学必须回归哲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承继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1这一规定内在地蕴涵着哲学实践的品格,它意味首马克思哲学不墨守成规，而是一种批判活动，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哲学自身的价值，哲学教学才会富有成效。如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讨论式或启发式，启迪学生的思维方式，转变审视问题的角度，“化知识为智慧”，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哲学纯粹是哲学，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学长河中的一个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哲学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那就是把哲学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学精神、哲学智慧蒸发了。虽然哲学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心的课题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3]77因此，哲学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待世界，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为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思维方式。哲学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来净化学生的心灵，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3.重构高校哲学教材体系。

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必须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胆融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华为教材中的理论内容；必须突出时代性、文化性和继承性，增强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教材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减少哲学原理的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适量的精彩哲学史及原著篇章进入教材，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领略到哲学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从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实、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选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蕴含的哲理，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转化为所得，将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学过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思考，深化学生对哲学原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他们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论知识传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条式框架，增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大胆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哲学教材的内涵，让学生领略到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总而言之，面对哲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精神，以哲学的方式，走出哲学教学认识的误区，加强学科建设，改进教材体系，从而让学生在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享受美。

篇10

童年哲学是什么:内涵与研究框架    

童年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修·李普曼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年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建议做哲学研究的人，应当将童年哲学视为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一样独立的学术领域，以童年及相关问题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后来他在《哲学步人学校》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童年哲学的内涵。李普曼指出，童年是人类行为及其经验的重要维度，但它常常处于被遗忘或轻视的地位，因为学者总以为哲学(或成人)的经验与童年是不兼容的，而童年哲学的建立则旨在消除哲学(或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敌对、压迫与罪疚，邀请双方共享人类多元的经验。为此，李普曼主张童年哲学应至少回答以下四类问题:一是儿童是否有逻辑推理的权利?二是儿童是否能参与到伦理探究之中，以对成人的道德教化作出有意义的改造?三是儿童在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对社会哲学作出何种贡献?四是是否应将儿童视为“个体”( person，理解童年对理解成年有何意义?  

李普曼所提出的四类问题为童年哲学的研究指出了最初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可供儿童学习的学校(幼儿园)课程，也即我们所熟知的“儿童哲学”(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从而对哲学进行了实用主义式改造。这套课程有四个方面的特点，都是建立在对杜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其一是将儿童在批判、创造、关怀和合作方面的思维发展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口标;其二是将哲学视为儿童思维训练的中介，并关注儿童的哲学思考过程及其精彩观念;其三是强调哲学探究是儿童不断分享和改造自身经验的过程，它必须在共同体的氛围下，经由对话和讨论的形式才能开花结果;最后是以小说的形式，将哲学学科内在的逻辑习性及其引发的好奇、质疑等态度以吸引儿童兴趣的方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很容易将童年哲学与儿童哲学联系起来并质疑前者的必要性，但在笔者看来，李普曼所发展的儿童哲学体系并没有与“儿童学”本身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也没有全面揭示出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童年的丰富内涵及其特色，因此他的儿童哲学只能算是广义童年哲学的一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麻州大学教授加雷斯·B·马修斯则在李普曼的基础上对童年哲学作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并构建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内容体系。马修斯认为，童年哲学的本质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它是研究者对儿童与童年、儿童发展论、成人的儿童观以及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等关键议题进行哲学性反思;另一方面，童年哲学旨在研讨、反思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童年理论，协助我们思考应当对儿童抱以怎样的态度、为儿童设立怎样的生长口标、使他们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并意识到儿童所应具备的权利和义务等。因此，作为童年哲学的工作者，应专注于思考以下五类议题:什么是儿童或童年，童年的意义与价值，应当在童年阶段发展儿童的哪些认知兴趣和口标，如何评估儿童的道德能力以及儿童的权利与义务。在《童年哲学》一书中，马修斯对其内容体系作了进一步拓展。    

在马修斯的内容体系中，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修斯指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童年哲学应当使教师、家长弄清楚，与儿童进行丰富的哲学讨论是如何可能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是值得的”。在《童年哲学》一书中，他介绍了大量与儿童进行哲学对话的例子，以此批驳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经典理论。但除此之外，马修斯还把儿童文学、儿童艺术以及儿童政治学中的有关议题也纳人到内容体系之中，这就大大拓展了童年哲学的边界。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模糊哲学研究的特色，但是如果就文学和艺术领域越来越生产出一类哲学启蒙性质的文本(如酷思熊系列的童话)，以及权利取向成为整个儿童研究领域的基本立场而言，马修斯所建构的内容体系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篇11

    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学科内部分化越来越细,各自都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在此背景下,几乎同时于20世纪末期,经济学家杨小凯与伦理学家王海明分别担当起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整合任务,前者建立起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经济学分支进行整合,后者通过《新伦理学》的新功利主义理论框架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伦理学分支进行整合。他们对各自领域的整合,都体现了中国学者擅长综合创新的能力,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本文具体选择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进行比较。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这两本书最大的成就是分别建立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全新理论框架,改变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来各分支学科相互分离的状况,分别为经济学和伦理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对话平台。

    二、文献分析

    杨小凯的《经济学》将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贸易理论,产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委托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相互分离的经济学分支整合进一个统一的以专业化分工演化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之中。《经济学》从论述主流经济学四层次分析框架出发,在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个人的专业化选择和社会的分工组织结构选择的统一框架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而20世纪所形成的各经济学分支都能在其统一框架中重新找到更为诱人的解释。从《经济学》出发,可以对任何经济理论模型的优劣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王海明的《新伦理学》整合了传统上相互分离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并将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整合进道德哲学,建立起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统一的伦理学体系,使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地体现在统一框架之中,原来这三门各自为政的分支学科被置于合理的位置。《新伦理学》从价值推导公理出发,论述了道德终极标准,正义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能够为一个人从事社会问题的思考提供基础的理论框架,并能从它出发对其它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清晰的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和《新伦理学》在理论体系构建上,都是从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一定的公理化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上进行推演并得出整个理论体系。两书作者都特别强调概念的清楚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运用,既适合于对经济学和伦理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也适合于对读者进行明辩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训练,这在今天的中国特别具有实用价值。《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对于一切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基准坐标,从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并能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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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政治一轮复习计划

一、以主干知识为依托，凸显基础性

分析2014年高考试题我们可以发现，2014年高考试题注重对考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考核，突出对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核。在对基础考核中渗透着各种能力考核要求，实现了基础知识与能力考核的有机统一。

因此，一轮复习的目标：系统复习高中政治全部内容，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网络，熟稔高考考点。要求：第一轮复习应遵循按章节或单元从知识要点、重难点、例题讲解、练习巩固、单元检测、讲评的程序进行夯实基本知识。以高考考纲考点为主干知识，重点把握最主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理及相互联系与区别。复习中要学会抓住“点、线、面”，建构起考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使学习的知识系统化、明晰化、精确化。要求考生吃透概念原理，要做到在脑子里有一张“知识结构图”、一棵“知识树”，做到“点、线、面”相结合。

考生们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世界、关注我们共同生存的空间。为此，考生要注意平时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和手段获取大量的社会信息。在第一轮复习中以掌握知识为主，但也要根据教材知识结合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这样既可以使学生对热点问题及时了解和思考，又可以保证热点问题的覆盖面。同时，试题往往利用一些小切口，抓住一个主题或中心形成若干道试题，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考生在第一轮复习中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规范的答题模式和清晰的答题思路。这一点在综合考试复习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要注意复习课本的方法和技巧

复习课本不是像刚学习的时候那样的细致，但也不是简单的翻一遍，或是单纯的背诵一遍，必须要注意方法和技巧。虽说是第一轮复习，但实际上它包含两遍：

第一，先把课本读“厚”。具体做法是：结合《2014年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把每一课的知识点都找出来，逐个消化。需要知识的识记，需要理解 运用的知识点，要再通读一下课本上的相关内容，特别是以自己不理解的重点问题，除了要问老师和同学之外，还要做少量相关的习题。这一遍复习不能留下任何的 知识死角。要下苦功夫细致地复习，时间不够要抽时间，把识记、看课本和做题有效地结合起来。另外，每复习一个阶段要做一套检测题，检查一下自己知识点上还 有没有漏洞，以便及时查漏补缺。

第二，再把课本读“薄”。根据记忆规律，过一段时间还要进行第二轮复习，但时间有限，必须找出可行的方法!每进行完一个阶段，就要及时地总结一 下，用一个专门的本子，列出这一个阶段的知识框架结构，并找出里面重点的知识和自己认为比较难的知识点，以备日后快速有效的复习。同时要做一个习题集，记录下那些自己做错的且比较重要的试题，每次考试前都要抽时间翻一下。

三、处理好课内和课外的关系

提醒您如果考生的政治基础比较好，那么只要做好上面的两步，并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就基本可以了。但是如果考生的基础知识不扎实，那就要投入比较多的时间来做好第一步，除了课内要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还要安排好课外时间。比如，要抽出时间记忆知识点和知识框架结构;要抽出时间做一定量的习题;要抽出时间理解和消化课本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我认为：前一类学生的课外时间投入最好是每天50分钟左右，而后一类学生的课外时间投入最少要90分钟，用30分钟时间记忆，30分钟理解，30分钟做题，等到基础知识牢固了，可以适当地减少课外的时间的投入。那种靠考前突击记忆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历次实践证明：如果平时没有时间，那么考前更没有时间，也没有好的心态去记忆，政治虽是文科，但同时要把功夫放在平时。

高考政治主要分为：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生活与哲学等几大块儿知识内容，主要占分比值分别为生活与哲学占30%，文化生活占20%，政治生活占24%，经济生活占26%。在政治的考试中，一般失分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知识不能转化为能力;

2、对题目的理解，答非所问;

3、解题能力欠少学科思维;

4、答题不规范，无意识失分。在政治的学习中，经济常识和政治常识，占高考总分的55%。

高三政治一轮复习策略

一、以主干知识为依托

一轮复习的目标：系统复习高中政治全部内容，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网络，熟稔高考考点。要求：第一轮复习应遵循按章节或单元从知识要点、重难点、例题讲解、练习巩固、单元检测、讲评的程序进行夯实基本知识。以高考考纲考点为主干知识，重点把握最主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理及相互联系与区别。复习中要学会抓住“点、线、面”，建构起考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使学习的知识系统化、明晰化、精确化。要求考生吃透概念原理，要做到在脑子里有一张“知识结构图”、一棵“知识树”，做到“点、线、面”相结合。

二、以能力培养为主导

能力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新课程要求采用恰当方式培养考生的综合能力，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程度的基础上，注重考查了考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要训练考生科学的解题思维，培养考生基本的解题能力。良好的思维习惯的养成，主要是指导考生解题时能遵循以下思路：阅读题目;分析题意，确定答题方向和范围;根据已有的知识判断问题材料情景有无符合的知识原理;根据题目所给信息，确定应选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基本知识原理来表达。

高考中考生失分的原因包括对考点所涉及的知识点梳理的不够完整清楚，对教材的知识体系把握不够准确，专业术语表述的不够规范，也缺少对题型的强化训练。要加强审题和答题能力的培养，通过典型习题的训练和常见错误的分类分析，提高考生对试题的分析能力和答题要点的构建能力。

三、关注社会热点

面对实际问题，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既是高考的一个能力要求，也是新课程改革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高考试卷以问题为载体，以人类所面临和关心的现实或重大热点问题为素材，以发展为灵魂，突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人文发展理念，通过试题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与自然、关注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轮复习中要拓展考生的政治眼界，关注“热点问题”。热点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是考试题目设置新情景的原材料。在复习课中，我们把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与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联系起来，设计问题，引导考生思考。引导考生走出课堂，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世界，激发考生学习知识、探究问题的兴趣和热情，增强考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

四、复习中渗透探究性学习理念

“探究”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研究性实践活动，是学科知识与生活主题相结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它同时体现了新课改倡导的研究性学习方式。探究性学习题目，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鼓励考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并富有个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要求考生走进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体现开放性、探究性以及在探究和解决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一轮复习中要正确认识高考与课程改革的关系：高考应渗透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理念，反映课程标准的整体要求，考查考生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及创新意识，注重能力和素质考查，注重时代性和实践性。

高三政治一轮复习资料

1.哲学与生活

哲学就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的任务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2.哲学与世界观、方法论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观点。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不存在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不存在脱离方法论的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3.哲学与具体科学

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的一门学问。哲学和具体科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4.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对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首先遇到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5.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本原的，意识的派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它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是本原的，物质依赖于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它包括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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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作背景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既是我国社会结构整体性变革的20多年，同时也是我国哲学研究创新的20多年。这一时期，我国哲学及其研究呈现出新的风貌和时代特征。第一，有强烈的前沿“问题意识”。第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哲学创新，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更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以求哲学理论与哲学的创新。第三，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第四，努力恢复和确立人的主体性维度，更加关践、价值、主体、人这一层面的问题。最后，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个性化倾向比较突出，研究的平民化意识日益增强，并且分化的倾向也较为明显。该书的出版澄清了长期以来社会哲学学科观念模糊混乱状态，确立了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二、写作特色

本书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核心问题展开探讨，理论说明极具逻辑性，把对社会历史的观念称为“描述”。以“浓厚的学术思想含量、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实分析和活泼的文字表述相统一”为写作风格，以“科学、严谨、朴实、规范”为创作学风，来展开内容的语言表述，力求既有学理的严肃、又有现实感的活泼文风。

三、内容结构

本书中王老师以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哲学的切入点，分为八个章节探讨了现代实践哲学的兴起、超越原子论与整体论、探讨一种复合正义论、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等问题。

王老师首先从社会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入手，阐述了社会哲学发生和成长的可能性。接着论述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即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以及二者的区别。从而得出结论：市场经济与社会哲学之间具有一种潜在的关联性。接下来王老师界定了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指出造成研究困难的都是思维自身，应该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思维，这种方法即为反思平衡法。由此，得出了对社会哲学对象的定义，即：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把握。关于研究社会哲学的意义，王老师从两个层面去论述，一个是现实层面的意义，再一个是哲学层面的意义，并总结得出结论，若现实生活与第一哲学两个层面对于互相贯通，将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书中，王老师一般的讨论了关于社会生活的描述即社会本体论问题。在可能性层面上对社会的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最一般的理论框架，一个社会思想的一般坐标系，以便借助于这一框架对于既往的社会哲学理论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考察，并由之而为探讨理论发展的合理进路提供某种借鉴。在这一章中，王老师先是界定了社会存在论的含义，接着重点论述了社会生活的描述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强调指出政治作为一种技术为人类所特有。对于日常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关系，王老师指出：没有观点就没有理论，理论是观点的产物；理论语言不可避免的是派生并依赖于日常语言的。对于社会生活理论描述的后果，王老师指出：科学语言的描述通常片面抽象，而哲学语言的描述则会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即它必须遵从理论语言的规范；它必须满足整体性描述的要求。最后得出结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哲学的中心问题。

在书中，王老师介绍了人类本性的三维度，即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指出 “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存在，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超生物性的精神性存在，人赋有意识，这使得人类从根本上不同于普通生物。”并进一步论述“结成社会是人类能够作为人而存在下去的最基本的条件。”继而得出结论：人之为人，只能“文化地”存在着，文化是人的宿命，人类的社会性是一种有文化的社会性。

王老师在书中指出，人类活动有三大基本领域，即经济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和社会秩序。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三领域的结构关系，也就是本书探讨的基本社会结构。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人类诸基本需求的一般满足方式是以“瓶颈需求”为基准的，在优先保证“瓶颈需求”获得某种可视为最低限度的满足的前提下，再尽量地去满足其他基本需求。诸基本需求的满足方式以“瓶颈需求”的满足为标准，从而得出结论：社会基本结构是由满足“瓶颈需求”的活动领域决定的。

在书中王老师还对社会价值进行了考察，指出社会的基本价值关系为权利和义务。并进一步阐明人类社或活动诸领域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为效率、公平和自由。接着详尽的论述了社会性综合价值--正义论。王老师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分离性使得各个角度、各个领域的价值原则彼此冲突、难以并存。这种冲突和难以并存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不可能，因而必须予以折中协调，使之能和平共处，共同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样一种用以折中协调诸价值原则的价值原则，便是一种正义原则。作为一种协调诸原则之原则，正义原则便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原则。正义价值的综合性体现在对各对立价值的折中上。首先是对权利与义务价值的折中。书中主要以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原则――效率、公平、自由――的平衡和折中问题。

四、观点创新

在书中，王老师把社会的结构方式与人类的活动方式相联系，阐述了经济、文化、政治三大活动领域的基本结构关系从领域和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过程。这是极具创新的观点。

首先提出了“瓶颈需求”的概念。王老师指出：“诸基本需要的满足不可能齐头并进，而只可能是在保证各基本需要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满足的前提下，根据各活动领域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活动量的分配上，起决定作用的便不是‘生产’能力最高的活动领域，而是‘生产’能力最低的活动领域，即‘生产’能力最低的活动领域有权要求优先获得足够的活动量以满足最低限度的这种需求，这种其满足手段匮乏或稀缺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按最低限度要求予以满足的需求，可称之为‘瓶颈需求’。”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秩序成为“瓶颈需求”。政治活动获得特别重要的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需求和生产获得了一种基准的地位，进而意味着，要求以生产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为基准来决定如何安排其他领域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非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合一的社会运行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市场交换的副产品。由于成本的低廉，这一生产方式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主导的社会秩序生产方式。政治活动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社会不再那么重要，其限制作用也就成了弱强制，或不再强制。各活动领域各归其位，形成诸领域相对分离的状态。

由于在物质生活资料和社会精神两种现实的生活需求中的物质生活水平一般地稳定在大致能满足基本需求的水平上，易生波动的社会秩序对于人类的生存便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于是，主要地提供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便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经济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建立或保持社会秩序的需要，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而结合为一个其间具有高度密切关系的整体，即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工与交换高度发达，经济活动高度社会化，人们之间由此而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纽带关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得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力量。这样一来，政治活动虽仍有社会整合的重大作用，但既然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唯一主要提供者，作为统合一切领域的中心地位自然不再存在。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活动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这可简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引起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诸价值原则的疏离、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复调化等一系列变化。三大领域从合一到分离的转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理论体系，这为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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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马克思技术哲学主要是以批判主义与工程主义为主，批判主义则是以生态主义方式、工具主义方式以及决定论方式实现。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当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的催化剂，是现行知识体系，与自然技术有着本质的相同，并且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对此，有效的分析社会技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的地位，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共存、互动、共生。

 

1.社会技术存在的理由

 

1.1社会技术是人类进步的一大创新

 

从某个角度分析，我国的革命主要是依靠社会技术而实现[1]。尧舜所实行的“禅让制”，商周针对夏朝灭亡所制定的“修政德行、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秦国废除“世亲世禄”实行“农耕纺织”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改革史上的进步阶段，这也充分说明社会技术能够有效的创新人类历史。

 

1.2社会技术存在的逻辑证明

 

社会技术在社会活动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2]。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技术显得更加复杂，并且也更加重要。从逻辑上分析，认识社会的活动成果，形成社会科学，改造社会的手段也就是社会技术。为什么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一定要呈现为协调的状态?其中的答案便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必须是有目的性的，不能够是随心所欲、盲目而行的，必须是有一定的主观愿望，有章可循，而且是依据预先所指定的规章制度、政法法治以及社会规范而设计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技术，那么社会将会陷入混乱无章的现象。

 

2.社会技术是社会当中主要的“技术”

 

2.1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主要是社会科学从衍生到实现作用的中间环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实现途径。换而言之，社会科学的使用，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转向社会技术 [3]。社会科学也就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的陈述与反应，而社会技术又是个人、团体或组织的某个行为过程中所出现的控制与创造，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以群众的利益、国家的经济、政治最大化为目标，例如法学主要是社会科学，而法律便是社会科学当中的社会技术;政策学是社会科学，而实际的政策、方案便是社会科学;理论学是社会科学，而其中的群众道德行为规范、军人或特殊群体的道德规范便是社会技术等等。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在各个社会科学当中均有相应的身影，并且应用在每一个行业、领域当中，是社会科学向更全面方向发展的必经途径。

 

2.2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基本理论有所不同，社会技术的基本理念是社会科学，而自然技术的基本理论则是自然科学。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所对应的主体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创造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或执政党，而自然技术创造者主要是个人等非团体形式[4]。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使用者与接受者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主要的使用者与接受者主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者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部门，而自然技术使用者和接受者均为个人、技术工人或工程师等;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及技术本身的社会制约条件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在各个类型的民族、地区以及国家，甚至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使用、创造都会因为不同的类型而遭受影响，而在自然技术当中，发明以及自然技术本身不会受到任何的利益影响，不会受任何形式社会政治集团主导;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依据，而自然技术则无法独立于任何历史文化，必须倚靠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框架而实现;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两者之间既有相互作用也有相互渗透。在某个角度上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渗透来源于社会的推动、改革，也能够帮助社会实现推进、改革。

 

3.社会技术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

 

3.1社会技术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这是逻辑合理的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也就是自然，人们的社会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活动所产生的产物以及人所组成的[5]。人们的社会当中，人是自然与社会共存的存在物，在一定的角度上分析，应当归纳在“第一自然”当中，其次，“人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属于“第二自然”。人的活动则是处于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由一、二自然有机构成的。对此，哪怕是技术哲学应当是研究自然技术的，也需要将其归纳到“社会技术”当中。在根本上，人的社会就应当属于自然界，也应当生存在自然界，社会现象根本上就是一个类型的高等级自然现象。对此，社会与自然所构成的技术是一种框架性、系统性的社会技术，这也能够直接说明，社会技术在逻辑上应当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

 

3.2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特点所决定的

 

自然与社会之间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是一个关联性的系统。在空间中，人们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参与者，一小部分;在时间中，人们是自然界成长的一个阶段。自然界与人共同组合便成为社会，只要有社会与自然，便会有人存在，相反，也只有人存在，才能够有社会与自然。所谓的“人类化自然”主要是指被人们所作用过、占有过或改造过的自然界，是归纳到人类社会活动当中的一个自然界。而“自然界人类化”的过程又正好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制造的。简单说就是自然界在人为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过程，人本身的本质形成、繁衍与验证，这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相生相应。人类的进步与成长必然会改造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人与自然便形成一个更全面、更新颖的系统。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当中是一个基础问题这一理论决定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特点。

 

3.3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同样重要而实现

 

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析进度与结果能够充分展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改造以及创新社会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相同，既然两者之间的重要性相同，那么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重要性便也相同。社会技术是改造自然与认识自然的有力工具之一，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革命的主要观念与力量。在实际上，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当中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时，必须遵循互动、共生与共存的原则。

 

4.总结

 

综上所述，社会技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是一项根本问题，并且也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与自然”等理念所繁衍出的必然结论。但是，在马克思哲学当中，还具备许多的同等地位理念，例如“人自身的产生”、“人与人”等等理念，这也说明这一技术理念的根本条件是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