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市场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医疗资源市场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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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化；再利用

中图分类号：TU98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11-00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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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宜昌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绿化面积的迅速扩大，城市绿化也驶上快车道。特别是宜昌市面临着生态园林城市贯标，城市绿化更是遵循着以植物造景为主的原则。因此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如修剪下来的植物枝条和草叶、清扫下来的植物树叶、更换掉的花卉的量越来越大。对于这些植物废料的处理，目前宜昌市的大多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大多是集中送到宜昌市黄家湾垃圾场填埋处理或者进行焚烧。遇到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造成大量倒树等情况，会产生大量树枝，往往雇请农用车运到城郊结合部，其中部分树枝被郊区农民当做生活燃料利用外，剩下的大部分植物废料多送到宜昌市黄家湾垃圾场填埋处理，或者被废弃在城郊结合部。送到垃圾场填埋处理就增加了垃圾场的处理负担，而废弃在郊外的部分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总之，宜昌市的现状就是所有的园林绿化植物废料没有得到再次利用。为使宜昌市的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进行无公害消纳、实现再循环使用，笔者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做法对宜昌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再利用进行了探讨。　

[BT（1]2[ZK（]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化处理再利用的形式

2.1覆盖绿化带

覆盖绿化带就是将树木枝条粉碎后的树屑（称之为树枝粉碎物），作为土壤覆盖物，覆盖于绿化带、临街花坛表土上面，可以起到遮盖表土，做到黄土不露天，减少城市灰尘的产生的作用；还可以减少雨水对绿化带土壤的冲刷，减少地表径流，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同时，树枝粉碎物覆盖于表土，也有利于园林植物安全越冬，这也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回归大自然的产物。目前，宜昌市绿化工程管理处已经将树枝粉碎物用在西陵一路分车绿带进行土壤覆盖，在沿江大道、东山大道、胜利四路等街道部分园林植物的根茎部也进行覆盖，并取到一定效果。

2.2施入土壤，改善土壤结构

宜昌市土壤多为黄土，粘性强，透气性差，保水性差，易板结，不利于园林植物生长。将树枝粉碎物直接施入土壤中，可以取到改善土壤结构作用，增强土壤的透气性，增强土壤的保水作用，这将有利于园林植物的生长。

目前在新植、补植苗木时施入了树枝粉碎物，在胜利四路临街花坛，东山大道几处临街花坛，西陵二路临街花坛的改造中，都施入了一定量的树枝粉碎物，使用后，土壤保水性明显增强。在胜利四路临街花坛施用后，种植了两季花卉，浇水量比以前没有施用时明显减少。

2.3呕制有机肥

将树枝粉碎物与落叶、废弃的花卉材料、修剪下来的草叶等植物废料与适量的磷肥、饼肥混合，充分发酵后，呕制成有机肥料，供城市绿化使用。目前，宜昌市绿化工程管理处在东山花圃建成两个发酵池，将树枝粉碎物等植物废料进行发酵处理，半年后可以投入使用。将修剪下的树枝、落叶、草叶、花卉等植物废料进行合理处理，再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是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

国内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化处理再利用现状

国内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深圳已经开始进行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利用工作。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香山公园等单位正在进行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堆肥化处理研究，在北京城区建成了几座大型的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工厂。丰台区划桥植物垃圾处理厂、北京市海洋园艺有限公司等分别利用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进行生产有机基质、生物有机肥、园林覆盖物等。而且在世纪坛、复兴门桥区进行了示范。在上海，每年仅行道树修剪至少产生10万t左右的树枝，而深圳2005年一次“麦莎”台风就产生了近2000车的树枝落叶，上海和深圳对这些树枝落叶的再利用工作也在进行中。广州市从2002年开始利用枯枝落叶、城市污泥等有机废弃物资源，研究适合植物生长的营养基质。广州园林基质厂每年处理树枝树叶5000t。生养基质被大量应用到天桥、屋顶绿化和高速公路坡面绿化，不仅解决了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引起的环境问题，而且实现了植物废料的资源化利用，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园林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和营造节约型园林提供了一种实用可行的模式。

4存在的问题

4.1缺少政府部门的支持

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量不如生活垃圾等废弃物的量大，而且产生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一般是公园、广场、市绿化处等园林专业单位及区建设局和部分居民小区等单位，这些单位都有一定的运输能力、消化能力。因此，对于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利用没有引起政府部门和财政的足够重视，政府只是把这些植物废料当成是园林绿化行业自身的问题来看待。而将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进行堆肥化处理成本较高，没有得到市财政的支持。缺少相应的资金支持，植物废料的资源化处理再利用就不能进行。

4.2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机械性能差，技术不成熟

早在2004年宜昌市绿化工程管理处也曾购买过一台树枝粉碎机，在宜昌市环卫处黄家湾垃圾场借用场地，对修剪下来的树枝进行粉碎，并进行过呕制有机肥料工作。但是，这台机械装置的产品质量性能较差，只能对直径在25cm以下的树枝进行粉碎，而且运行成本过高，没有坚持做下去。除运行成本过高外，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进行堆肥处理技术不成熟，操作流程不规范；缺少统一的、相应的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再利用的产品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和应用规范等。生产的树枝粉碎物、呕制成有机肥料都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使用，没有推广开来，最终没能达到实现价值后弥补费用的不足，实现良性循环。

4.3园林绿化植物废料收集、存放存在困难

要进行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化处理，首先要有足够的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要有存放这些植物废料的场地，要将这些植物废料运输到指定收集处理地点还要有运输工具。目前，宜昌市各公园、广场、绿化处等园林单位及区建设局属于宜昌市市城管局管辖，各居民小区隶属于不同的街办、社区。全市没有一个职能部门能统筹安排收集这些植物废料，没有固定的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倾倒、存放地点，造成园林绿化植物废料收集、存放存在困难。

5.1政府部门的支持

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资源化再利用不单单是城市园林部门的问题，它是一项公益性的环保产业，需要宜昌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政府部门可以要求市直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将全市的植物废料统一收集，划出专门的场地给园林绿化专业单位用于存放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同时，政府在政策和管理方面应出台相应的措施，对于从事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化再利用的单位给予一定的政策和经济支持，政府可以提供免息贷款、免收营业税、给予电费优惠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以利于形成产业化处理模式，构建宜昌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循环利用模式。

5.2建立宜昌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中心

宜昌市有几个垃圾处理场，有固废公司、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就是没有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中心。只要选定相当面积的远离城中心的场地，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中心成立并开始运转起来，就能对宜昌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进行资源化处理再利用启动起来。

5.3加强科研工作建设

宜昌市在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科研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借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较为先进成熟技术，直接进行园林绿化植物废料处理应用，既做基质，又做肥料。然后，发挥宜昌市园林科研所的技术力量，动手科研工作。完善宜昌市园林绿化植物废料资源化处理产品的各种技术标准和指标。根据不同的产品用途划分不同的产品类型，如有的用于改良土壤；有的用于绿化带覆盖；有的用于制作有机肥料等。基质可做成高效营养基质、草花专用基质、坡面专用营养基质、荫生花卉专用基质、土壤改良剂等，在产品中增加碳氮比、碳磷比还可以制成桔柑专用有机肥及各种园林植物专用有机肥等。

5.4完善园林绿化植物废料的收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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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改革；医改市场化；医疗保险

一、存在问题

对医疗机构来说，中国医改目前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和赢利性不分、医药不分、管办不分。当前人民群众对医院的意见集中在看病贵、看病难、服务质量低、药价虚高、滥开药、回扣红包等方面，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究其根源，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医疗机构的主体市场化程度远远不相适应。首先，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竞争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市场条件下的消费者的选择权，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带来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要向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否则将无法在市场中立足。没有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的优胜劣汰机制，医疗机构的发展动力不足，危机意识不强。在这种条件下，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操守也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医疗机构收费体系控制过严，体现不了市场价值，反映不了医务人员付出的工作价值。也失去了价格对供需关系调节的作用。

再次，医务人员的正常待遇偏低。医疗操作行为是一项技术性要求很高、很复杂的工作，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较高，工作环境也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医务人员的报酬待遇相比许多行业却偏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比较行为，由此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三、对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的顾虑及正确认识

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特别是医疗服务是治病救命的服务。医疗服务作为普遍服务，是每一个人，无论贫富，都有权享受的服务。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会不会出现医疗费用大幅上涨，普通百姓消费不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很大的顾虑。我认为这些顾虑在市场化条件下不但不会成为现实，还会形成很大的改观，更有利于医疗服务发挥普遍服务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看病难是看病贵的直接原因，通过市场化条件下的竞争，高端和高水平的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必然得到缓解，医院为了吸引消费者，必须要推出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价格。

第二，市场的监督是最好的监督，患者的流动将会向性价比最高的医疗机构的方向，任何一家医疗机构都不能漠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市场环境下，要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保证生存和发展，将会向患者提供好的服务和合理的价格，并由此收到更高的收益和得到更好的待遇。

第三，在市场条件下，差异化的服务体现出来，在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也会提高。

第四，在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政府的包袱相对较轻，反而可以重点扶持一些平民医院，由这些医院对困难户和低保户进行医疗救治，能更好地实现普遍医疗服务。而且通过对更多的赢利性医院的税收，政府对平民医院的扶持力度会更大，满足基本普遍医疗服务的目的会更好。当然，所提市场化，并不是一刀切，需要循序渐进。

四、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建议

（一）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进程，进程开始的时间越早越好，力度也应该加大。有控制地、适度地加大医疗市场的放开力度，引进更多的民营经济成分，引进更多的外资成分。

（二）谨慎推进县乡镇级医疗机构的市场化步伐

医疗机构市场化的工作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大城市的医疗机构市场化推进工作难度相对较低，而县级医院、乡镇级卫生院的市场化进程的困难则会大得多。如在发达地区进行县乡镇级医疗机构市场化试点工作，循序渐进，通过实践进行检验，尽量降低改革带来的阵痛。

（三）建立平民医院

必须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平民医院，以此来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服务。建立平民医院必须挑选部分一级、二级公立医院作为平民医院试点，享受政府津贴，提供低廉价格基本医疗服务，满足低保、困难人群需求。

（四）放开医疗市场、充分引入竞争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模型， 市场的资源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会达到优化配置。医疗卫生事业也可以逐步走向商业化、市场化。

（五）大力发展医疗保险

为实现我国全民医保，在保险体系上可以采用医疗救助、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这样不同层次的网络来覆盖全民。医疗改革的具体操作方面也应与社会医疗保障的各个层次相对应。在社会救助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方面，保险费由企业、个人、国家、地方政府统筹集资。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主要由个人支付保险费，满足其多方面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五、国外其他国家医疗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医院既要面对医院改制转型的改革，也要适应卫生服务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借鉴国外的医院先进管理经验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实施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结合国外医疗改革的经验，我们具体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国医疗改革要以医疗服务需求为导向，调整医疗机构的宏观布局和功能定位。引导医疗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或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第二，要大力推进医疗保险、药品流通领域和医疗体制的改革。

第三，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要引进竞争机制，以实现低廉收费，优质服务。具体实施办法：

①组建“医疗集团”，实行“企业化管理。集团化运作”的机制。以规模效应来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②建立医院和医院之间的竞争机制，通过定点医疗机构的选择来建立；

③要打破医院内部竞争机制。进行医院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入选意识、竞争上岗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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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  改革  可持续发展

        1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 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 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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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只关注各方面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议论，但看到不少人一边倒地把医疗卫生问题归咎于“市场化”，就忍不住谈点个人看法：简单拿“市场化”说医疗卫生的事，如同雾里看花、似是而非；简单否定“市场化”，回归“政府主导论”，可能是为纠小错而犯大错。

这些年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竞争”等价值取向本身没有错，改革虽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有成效的。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主要还是改革不彻底，当然政策措施仍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整完善。今日之医疗卫生体系，说其“商业化”，似乎不为过，医院也罢、医生也罢，确实到了“认钱不认人”的地步；但说其“市场化”，那完全不尽然。让我们用“市场化”的一些核心标准如“市场主体”、“产权”、“独立法人”、“准入”、“开放”、“竞争”等套一套，看看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到底“市场化”到了什么程度。

就“市场主体”、“产权”、“独立法人”而言，目前医疗卫生资源还是高度垄断的，医院产权名义上清晰但实际上要么“天下一家”、要么“内部人控制”，政府职能方面仍然是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医疗卫生领域目前的病症，就好比2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病症。据统计，虽然我国公办医院的数量约占医疗机构总数的1％左右，但拥有的床位、设备和医务人员等医疗资源，仍占到全国医疗资源的90%以上，多渠道办医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换言之，数量占99％的民办医院拥有不到一成的医疗卫生资源。说到底，医疗卫生体制改来改去，医疗卫生资源绝大多数还“姓公”，这与“市场化”的企业改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医院虽然“姓公”，但到底是谁的却说不清楚，是院长的吗，是卫生部门的吗，是市政府的吗？全是似是而非。

就“准入”、“开放”、“竞争”而言，社会资本和行业外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门还是敞开的，但民办医院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职称评定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还不能与公办医院一视同仁，政策上存在许多障碍和歧视。现在办个小诊所还算容易，但办大医院就很难了。医疗卫生资源总体上还是高度垄断的，所谓竞争只是公办医院与公办医院之间的竞争，公办医院与民办医院之间的竞争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只要政府不真正做到“管办分离”，就必然会存在所谓“亲爹后娘”的现象。

总之，现在的公办医院，房子是政府盖的，设备是政府买的，医生的工资是财政发的，面向老百姓的高额收费也还照收不误，这是什么样的“市场化”啊！因此，不存在所谓“市场化”过度的问题，而只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市场化”的问题。我认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进一步打破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竞争。

现在人们抱怨就医难、看病贵，往往不明就里，把全部怨气往医院身上撒，认为是医院的“市场化”行为引发了种种问题，这也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就医看病”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体制的复杂问题，具体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谁来给我们看病？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问题，具体又涉及到医院、医生、医药、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二是谁来为我们“埋单”？这是医疗保障的问题，也即钱的问题、经济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两个方面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政府或单位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都是政府或单位办的），也是“埋单”者，患者个人基本上是不花钱的。这是一种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福利制度。国外以英联邦国家为代表，至今仍有相对多的国家采用的正是这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医疗保障水平并不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不高，但最大的好处是覆盖面宽、社会公平性好。那时人们在就医看病方面的烦恼和后顾之忧，可能确实不如现在这样多，故而不少人对那种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体制还是很怀念的。问题是，那种体制纵然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是不可持续的，国家和单位负担不起。正因此，我们才改革，把医疗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分开，使提供医疗服务者和埋单者成为一种市场关系、契约关系、激励制约关系。在医疗保障方面，我们引入个人负担机制，以减轻国家和单位的负担，并增加个人责任和自我约束激励。在新体制下，单位（或国家）和职工个人把钱交给社会保险机构，社会保险机构代表职工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一种典型的、但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如果加上药厂和药商，则是一种“多角关系”。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体制。改革这些年来，要说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在社保机构与医院、患者与医生的市场博弈中，后者总是赢家。社保机构和参保职工希望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为此针对医院设置了“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定点医院”、“费用结算”等许多制约性的规定和办法。但实践中，医疗总费用上去了，患者个人负担加重了，但医疗服务质量却不见得提高多少，确实是国家和社保机构“上有政策”、医院和医生“下有对策”，“外行玩不过内行”。国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招数是充分市场化、充分竞争。你这个医院捣鬼了，今后我就不选择你了，你没有病人客户源了，也就生存不下去了。但我们的情况不是如此，医疗资源高度垄断，许多城市的大医院、好医院是“孙二娘开店独此一家”，你不找我找谁？因此，不是“市场化”过度的问题，而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是垄断没有打破的问题，是竞争不充分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对现在的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作一个彻底的“翻盘”，回到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一体的服务体制来。也即不再搞什么社会医疗保险了，把钱直接交给医院好了，由医院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恐怕正是“政府主导者”所期望的。这样，医院和医生“花钱”肯定会仔细多了，但又会有效率低下、服务不足等许多别的问题出来。总之，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选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我们更看重什么罢了。就我个人观点，还是搞社会医疗保险好，关键是同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近一、二十年来，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倒退了吗？没有。虽然我们对医院多有微词，但不能否认的是，虽然费用上升了，但我们在享受医疗服务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便利，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大为改善，恐怕没几个人再愿意回到从前，除非他喜爱“短缺”。想想20多年前托关系买彩电的往事吧，那时你是“上帝”吗？这一切正是市场的力量。当然，现在医生的出路多了，不当医生可卖药，卖不成药可造药，故而收“红包”的胆子也壮了。这好比是“打开窗户飞进来几只苍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医德医风建设确实是一个新课题。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行业协会大有可为的地方，而不是忙着加盖公章证明某种牌子的牙膏好用。

我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医疗卫生服务和产品的提供，主张单纯的“市场主导论”和“政府主导论”都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两者的互补结合。在国外，在类似的公共或准公共服务领域，通常体现所谓“二八律”（或“三七律”），即“二成”为政府直接举办（如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主要服务于穷人），“八成”为通过市场提供（政府可以是购买者）。“市场”和“政府”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公共卫生是一种公共产品，一般医疗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确实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决定了政府必然应在医疗卫生服务和产品的提供方面承担重要职责。但“政府主导”不是简单的“政府主办”，而是建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基础上的“政府提供”或“政府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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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疗服务市场 供给短缺 要素流动 市场机制

一、引言

新医改自2009年开始以来已经历经四年，改革力度在逐年加大，我国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四年的累积投入达到22427亿元。目前已实施的医改主要有两方面的政策，第一是对相关药品调价政策，目的是控制过快上涨的药品费用，第二是推行试点对公立医院进行改革。前一阶段这两个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破除“以药养医”机制、降低患者就医费用。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患者就医费用在增加，医药费用、检查费等费用仍然维持在高位，各地医院不时发生的暴力事件也反映医患关系依然紧张。看病就医，依然是群众生活中的一个难题。

对于目前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状况，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医疗服务市场过度商品化导致的，表现为财政投入少、公立医院趋利性明显、政府没有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等。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只要投入增加，看病贵的问题就能解决。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增加政府投入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医药市场的问题吗？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理顺医疗服务市场？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医疗服务市场中非市场化的机制。

二、医疗服务市场问题及非市场化机制分析

我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后，虽然很多领域的价格机制仍然不畅，但是价格反映市场信息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医疗领域也不例外。医疗资源高价格集合了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信息，反映了市场状况。高价反映的就是资源稀缺，从供需关系上看，是因为相对于民众的医疗资源需求而言，医疗资源的供给相对较少，其价格就升高了。进一步讲，医疗资源的需求是具有刚性特点的，需求量不会因为价格引起较大变化，并且需求比较稳定。那么导致高价的力量就是供给因素，也就是因为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而导致该资源的非均衡高价。

目前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多供给少，市场力量会引起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但是涨价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医疗领域的非均衡的高价，必定会吸引更多要素进入该领域，行业内部的竞争加剧，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医疗服务的供给就会增加。供给增加，其价格就会下降，最终价格逐渐趋于均衡。目前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非均衡高价是存在的，为什么没有吸引更多要素进入？原因在于要素流通渠道是阻塞的，要素流动不畅，就达不到有效配置，生产效率不高，从而最终形成了供给总体不足的状况，从医疗服务质量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为什么要素流通渠道是阻塞的？本文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中存在非市场化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市场流动性较弱和相关价格信号失真。

1、医疗服务市场的流动性较弱

（1）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对社会资本准入壁垒。在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社会资本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作用。Mary Foley在分析和预测2020年公私合作的医疗保健系统时指出：我们在为2020年设计有效率的医疗保健系统时，必须使公立医院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本办医资源充分竞争，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和日益增加的慢性病疾病负担。

近年来民营医院发展迅速，其占医院总量的比例已由2005年的17.2%提升到2011年的38.4%。目前国家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医的，没有对社会资本的歧视，但实际中，社会资本要进入医疗领域依然要面对进入壁垒。虽然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非盈利医疗机构或专科医院领域，但对盈利性医院的准入依然存在政策限制。审批时，民营资本在办理经营许可证时，政府卫生行政机构都对其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审查。与此相反，政府在新建医院时，管理机构都会一路敞开绿灯。另外，我国对医疗机构实行等级管理，医疗机构的设立还是要服从政府的区域医疗规划。

（2）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性较弱。由于筹资制度的不完善，公立医院要通过营业收入维持生存和发展，医疗服务商品化较为严重，在市场上是与民营医院一样的竞争者。然而民营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在筹资、土地、财政税收政策上面临着与公立医院不一样的待遇，导致两个主体在同一个市场上无法平等竞争，拥有政策优势的公立医院已经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例如高端医疗服务市场中，公立医院为了抢占该市场，纷纷兴办特需医疗。这一部分的社会需求应该由民营资本来解决，而不是挤占本来就短缺的国家卫生资源，靠政府投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目前医保制度并不对民营医院开放，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医保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无形中成为了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保护性政策。

（3）人力资本难以运转流动。医院最为重要的资源是医生，我国医生管理属于“定位管理”，而国际上的医生管理普遍属于“自我管理”。医院实行封闭式的医生管理体制，严格限制医生的执业自由。医生一旦离开了他所供职的医院，在其他任何诊疗机构内，都不具备诊疗资格，等于是被取消了处方权和诊疗权，这显然限制了医生作为一种极具价值的人力资本进行合理配置的可能性。同时公立医院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拥有学科建设和科研项目的资源，并且拥有体制内的上升通道，民营医院则没有相应资源。医师管理体制导致新设立的医院很难获得优质医师资源，很多新设立的民营医院只能聘用公立医院的退休医生来解决优秀医师短缺的问题。

2、医疗领域价格机制不健全导致市场信号失真

（1）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我国为了实现医疗服务的“广覆盖”，将医疗服务价格限制在低水平。医疗服务价格是对人力资本的定价，虽然国家多次调整标准，但是多数价格仍低于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技术劳务价格和价值存在严重背离。国家对医院的补偿较少，医疗机构按照国家的收费标准无法弥补支出，就要通过医生进行创收，医生依靠自己的技术也得不到相应的工资，就会通过药品销售和检查收费增加医院和自己的收入。总之，当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且最高限价低于均衡价格时，若监管机构无法解决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则必定会产生“以药养医”和“以设备养医”的现象。红包、高价药方、多重检查等，其实质是对人为压低价格的补偿。

（2）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扭曲药品价格。1999年开始实施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目的是要降低成本，促进公平交易。但是在我国实践中，招标者只招不采，不负责采购和付款，只负责定价，和药品采购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而要用药的医疗机构是和药品采购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却无权确定药品采购价格。药品市场的买主和卖主之间不能进行正当、合法、公开的交易，由集中采购形成的价格就是非均衡的。而药品企业为了卖出药品，就会采取隐形竞争，通过“二次议价”给医院让利，医院和医生能够通过买药获得较高收入，这种利益驱动医院和医生多开药、开高价药。药品集中采购政策违背了基本市场价格形成规则，扭曲了药品价格。失真价格的根源在于价格是人为制定，不是经过市场供需力量形成的。失真的价格体系扭曲了医疗服务市场，大量的资源投入到隐形无序的竞争中，并没有促进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三、政策建议

上文分析，由于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非市场化机制，导致了要素流动渠道不畅，从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供给短缺，最终导致我国医疗服务陷入价格高、供给不足、质量有待提高的局面。由此，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一点就是要理顺医疗服务市场机制，使市场作用得到发挥，增强市场活力，从而推动供给的增加。

1、提高市场竞争程度

（1）鼓励社会办医，降低进入壁垒，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应建立基于政府控制和自由市场竞争之间的准市场机制，建立准入性的竞争医疗体系，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推行“非禁即入”的政策，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就应该对社会资本开放，审批过程中对民营资本应该平等对待。同时，探索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疗的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

（2）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首先是要继续加大公立医院的改革力度，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同时限制公立医院的盈利性，应该让由社会资本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需求尤其是高端需求。其次减少在土地、融资、财政、税收政策上对社会资本的限制，减少对非公立医院的干预。另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3）促进人力资本流动。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使医生成为自由职业人。同时非公立医院在职位评定、人才培训等方面应与公立医院享有同等待遇，科研立项上也应一视同仁，并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通过这些促进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措施来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

（4）大力建设医疗联合体。医疗联合体能够实现医联体各单位双向转诊，在整合供给方力量基础上，引导需求合理流动。医疗联合体建立后，患者的检查结果各医院都承认，从而降低重复检查的费用，同时患者也可以在各机构中得到联合体内部的医师资源，缓解大医院消费拥挤导致的看病难问题。

2、完善医疗服务市场的价格体系

（1）医疗服务价格市场化。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一直是迟缓的，人为压低的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了医生凭借技术提供优质服务的积极性，并且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以药养医”和“以设备养医”的形成和发展。深化改革，必须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市场化。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取消对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管制。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构建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最终使医疗服务中的人力资本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

（2）改革药品集中采购，理顺药品价格。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政府部门间接调控、引导市场价格形成的价格管理形式。取消政府定价权，药品价格基础应该由药品购销双方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企业定价、医院购买、患者选择，都应该有自。但同时，政府应该制定药品基准价格，供患者参考和医保部门制定参保收费及报销比例。

【参考文献】

[1] 侯佳乐：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6）.

[2] 王小万：我国民营医院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9（5）.

[3] 刘小明：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结构特征[J].经济体制改革，2013（2）.

[4] 施晓亚：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强化政府责任解决看病难[J].医学与哲学，2005（10）.

[5] 张晓燕、王中政：论新医改背景下医生生产力的发展[J].中国医院管理，2011（5）.

篇6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引入社会资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4年8月，卫计委、商务部的通知降低了开设外资医院的门槛。

政策出台以后，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大谈这次医疗改革引进社会和市场力量的重要意义。而就在几年前的2009年，当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时，媒体也是叫好一片，而那次医改最突出的亮点恰恰是明确了医药卫生体制中的“政府主导”。

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关于医疗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让人咋舌。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医改历程，中国的医疗改革在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之间反反复复，不断摇摆。

政府还是市场？――中国医疗改革的迷思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广，但保障标准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旧有的医疗体制很快解体，中国开始医疗市场化改革。1979年，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发出了医疗改革的先声。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1985年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医改元年。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迅速，数量从1980年的18万家增长到2000年的32万家。与此同时，市场化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显。

由于实行“财政包干制”，市场化改革在增强了医院活力和自的同时，公共医疗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却急剧下降，政府公共卫生投资严重不足，医疗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凸显。医疗卫生部门受利益驱使作风开始变坏。

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疗乱象的出现，人们对医疗改革是否仍应坚持走市场化道路产生怀疑。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7月《中国青年报》披露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看病难”“看病贵”的弊端被归结到了市场化，政府重新成为拯救医改的救命稻草。在2009年的“新医改”中，强调医改中的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新医改”实施后，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四年时间里，国家财政中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4.4%提高到了5.7%。在国务院医改办公室起草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中，认为新医改“成效显著”“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然而，政府主导的新医改却也并不像官方所说的那样美好。新浪网关于“新医改”的调查显示：在4513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75%给新医改打了“1分”或者“2分”（满分5分）;51.2%认为新医改实施后，看病贵的问题“一点儿也没改善”。

近来，政策又再度摆向市场一边。在国务院关于医改最新的意见中，已难觅“政府主导”这样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引导”“政府政策制定和监督的职责”。

医改何以成为“难啃的骨头”？

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医改似乎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西方各国，各层次的社会运行体制较为成熟，很少发生改变，但却频繁进行医改，这也能反映出医改的棘手性。

医改棘手的根源在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和市场的分界由产品与行业的经济性质决定。对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就能够有效地调节。而医疗健康服务由于存在正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品的特性，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失灵。然而，医疗服务恰恰又不是完全的公共品，不具有完全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完全的外部性，这使得政府干预的边界难以把握。

篇7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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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

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篇9

“市场化改革”是指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20年前，“市场化改革”也曾遭到过质疑和批评，但那时的质疑主要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卫道士”和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而这一次遭到的质疑和批评则主要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和左派人士，声势更大，并具有更广泛的群体基础。

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和资源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质疑者指出，股份制改革中的HBO，使国有资产不合理地大量流向了部分经营者口袋中；部分国有企业在“下岗分流”改革中没有给下岗职工应有的补偿：土地制度和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大量土地、水电和矿产资源流向少数人，而他们没有支付应有的购买成本。

二是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上学难”、“看病难”和“买房难”新“三座大山”。质疑者指出，“教育产业化”改革将政府应负的教育责任过多地推向了市场：“医疗市场化”改革将本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推向了营利市场，造成了医院的高收费、医德下降、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住房制度改革将住房这一大众消费品推向了投资和投机市场，推高了房价，造成了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腐败，制造了房地产业的暴富，导致了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

三是价格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人们的负担。质疑者指出，铁路、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提价举措没有道理，它们不能与竞争性行业相比。竞争性行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提价会缓解供需矛盾，而垄断性行业提价会造成行业暴利，增加人们的负担。因此，必须先解决垄断问题，再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

四是政府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政府的趋利化倾向。质疑者指出，政府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公共组织，是保护产权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组织，除了依法收取税收外，不应有其他收入来源，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利用自身的特权，通过卖土地、卖资源、卖特许权、收取各种税收之外的费用，与民争利，即便是收税也往往收得过高过多，加税多而减税少。

五是国际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流失。质疑者指出，对外开放领域的一些“市场化改革”给了国外投资者过多的优惠，吸引了过多的造成国内资源紧张和环境破坏的外资，将过多的国内稀缺资源流向了国外等，以致造成了发展成本转嫁国内、发展收益转向国外的局面。

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仅仅指责和回避质疑者和批判者是不行的，而必须实实在在从“市场化改革”本身的问题中去寻找原因。那么，“市场化改革”本身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致使很多人开始怀疑其正确性呢?

市场经济本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经济形态。微观经济学以非常完整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实现“帕累托最优”，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假设前提――完全竞争。完全竞争背后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如公平竞争、制度合理(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分工理想(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分离)等。即便是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分配准则――“帕累托改进”也是指在不减少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保证公平是前提。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所论证的市场竞争效率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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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改革可持续发展

1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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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改革可持续发展

1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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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二、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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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公益化 ；市场化 

 

一、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路径 

在《意见》颁布之际，众多的学者专家对于我国应该如何提供医疗服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共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国家主导型，由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福利型国家的通用模式。二是，市场主导型，通过市场向社会成员提供有偿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作为商品在市场中优胜劣汰。这是大部分保险型国家的方式。三是，政府——市场主导型，基本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给公众，大病医疗则有市场提供。这种方式将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分工合作，体现各自的优势。政府发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财力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市场发挥其竞争机制向部分成员提供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样，医疗保障体制在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路径的选择。 

医疗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医疗救助、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医疗保险。其中，医疗救助由政府供给，而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私人产品有市场运作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一般是集中在社会医疗保险的改革上。总的来说，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路径分为公益化路径和市场化路径，主要根据医疗保障产品性质的界定及政府医疗保障基金的流向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来划分。 

（一）医疗保障体制的公益化路径 

公益化路径就是指由政府的财政资金直接补助给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即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医疗服务免费或部分免费）由医疗机构提供给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其中所发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在这种路径下，政府既是医疗保障的保险人，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承担了包括制订政策法规、提供财政资金和具体的管理服务等全部责任。在政府资金充足的前提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公平分配医疗资源，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这种路径保证了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即使得需求方能够买得到医疗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医疗保障的可及性。 

在公益化路径下的医疗保障是一种“家长式”的保障方式。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可以说是公益化的医疗保障。政府采用这种路径很大程度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并且公益化的路径也最大化的实现了全民公平的思想。 

（二）医疗保障体制的市场化路径 

市场化路径是指，政府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机构（即医院）将医疗服务作为私人产品在市场上提供，医疗服务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医疗服务需求方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给医院，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的费用来源于政府资金支出、雇主和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金。在这种路径下，医疗服务的需求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并且，受到市场机制约束的医院，必然要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来吸引更多的医疗服务需求方。这种路径之所以被称之为市场化，主要是因为医疗服务是按照市场价格来提供的。在这种路径下往往只能保障医疗保障的可及性，即医疗保障的购买力，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开始尝试市场化路径的医疗保障体制。在此路径之下，医疗保障体制由四个利益体构成：政府、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服务需求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供求进行监督、管理，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统一管理医疗保险基金，并按规定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 

二、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中面临的困境 

（一）政府失灵 

完全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产品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由于患者无需

付医疗费用而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导致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正是这一弊端，使得我国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寸步难行，最终无疾而终。 

（二）医疗服务的准公共性 

医疗保障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对其提供效率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医疗机构所获得的医疗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补助，从患者身上几乎得不到费用补偿，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提供效率必然不高，从而延长了患者的等候时间，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最终导致病情的加重。此外，由于医疗机构没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动力，阻碍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三）市场配置的优势 

市场配置医疗资源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提供效率，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很好对供需双方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从价值规律中得知，商品的生产者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必然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终导致行业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在医疗领域中体现为，医疗保障的供给者不断提高医疗保障的供给效率，使得患者能够更快更好的享有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同时价值规律还会使得各个医疗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引起医疗保障资源向效益最好的医疗机构流动，促进了医疗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使有限的医疗保障资源能够被用于满足人们最迫切的卫生健康需要。此外，由于市场中供需规律的作用，避免了公益化路径下的过度需求，间接地抑制了医疗保障资源滥用的现象，进而控制了医疗保障产品的成本。 

因此，只有将市场机制引入公益化的医疗保障之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可得性，同时还能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供给效率，有效抑制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 

三、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1、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目标定位在体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医疗保障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既要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公平享有医疗保障的机会，同时又要考虑到医疗保障资源的稀缺性和全体社会成员无限的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然而，只有在基本医疗等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整体的保障水平，这就决定了医疗保障的提供者必须为政府。政府将医疗保障基金投入到公立机构中，使之在药费诊费之外等能得到维持其基本运转和发展所需的资金补偿。此外，政府还参与到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督中，保证公立医疗机构平价低价的公益本色。 

2、从我国的经济实力来看。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的人口众多，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亿人，预计到2020 年达到15亿。目前，我国在经济上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同时又没有英国那样健全的全科医师“守门人”制度，一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必然对我国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目前我国只能提供低价的基本医疗保障。 

（二）市场机制的引入 

将市场机制引入医疗保障中，在医疗机构间形成相互竞争，为了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医疗机构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使得患者能够获得更加低廉优质的医疗保障产品，间接地抑制了公益化路径下医疗保障资源的滥用，进而控制了医疗保障产品的成本，同时促进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增进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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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市场化；医疗服务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49-02

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医疗合作社是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源头，伴随着，具有合作性质的医疗保健所和卫生室也随之产生。这些组织和机构具有“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特点，不具有明显的保险性质，一般认为它们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萌芽。这些机构和组织为具有明显的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一、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传统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从萌芽到发展直至衰落，新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恢复与重建不仅仅是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而是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下不断调整的。

（一）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问题

李强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健康公平与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的关系，提出应合理处理好医疗卫生服务和市场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魏众和古斯塔夫森认为，由于区域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地区之间医疗服务支出的差距是显著的，从国家整体来看，医疗公共支出多集中在某些发达的城市和省会城市医疗部门，同时在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也存在医疗支出方面的差距。部分学者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进行了研究，赵涛和车刚的通过研究发现，伴随着医疗服务费用的急剧上涨，尽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量有一定的增长，但农村居民所承担的医疗费用支出公平性却没有得到保障，甚至费用的上涨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带来了支付风险问题[1]。

（二）缺乏市场化问题

高梦滔等认为，基层卫生服务供给的廉价、有效性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政府在加强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等基础医疗机构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基础医疗服务提供的缺失。孙淑云提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改革失败导致了政府关于公共卫生投资的思路不明朗，由于经费补偿的缺失，乡镇卫生院的功能被异化了，乡镇卫生院根据市场的准则追求效率和效益，弱化了对村卫生室的管理功能，这是农村基层卫生服务存在着功能缺失、组织涣散、经营不善的问题的重要原因[2]。李卫平认为带有政治主导型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得基层医疗体系瘫痪，首先上级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拨款和向乡镇卫生院摊派被地方乡镇政府截留的现象一直存在，同时利用私人关系安排非技术人员进入乡镇医疗机构的现象对于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和医疗服务的提供都是不利的，甚至一些地方的公共卫生补助都难以足额到位[3]。顾昕认为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是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医疗费用上涨失控的主要原因，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中第三方付费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造成了农村医疗机构激励结构的扭曲。

（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问题

陈小安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这些问题主要有：农村公共产品在供给方面不足和供需结构严重失调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不清导致了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也变相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4]。王仕龙认为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存在，本来就有限的公共产品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目标都难以实现[5]。侯天慧等通过实地调查也认为基层服务机构的缺乏导致山区成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盲区，而新农合参合率偏低又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公平性。

二、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笔者对近年来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相关对策研究进行了综述概括。学者们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投入方面的对策研究

刘家庆认为应当从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医疗设施条件；建立权责明晰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强农村医疗服务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就医水平，降低农民就医费用[6]。陈爱如也提出从硬件投入和软件支持两个方面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设，他认为应当从政府改革和医疗体系改革方面加大农村的医疗服务资金投入[7]。张永辉认为应该重新定位村级卫生室的职能，加大对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积极培养农村医疗保健人才。张永梅，李放等研究认为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权益，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在尊重农村居民现实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强化财政对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明确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优先序，提高乡村医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

（二）医疗体制改革的路径之争

农村改革之前，医疗服务体系和农村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一样，大多走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农村经济改革之后，社会事业一度处于停滞阶段，而后多依赖于医疗机构自主性的改革，如何合理地引导和规划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1.市场化改革的争论

葛延风等认为，医疗体制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相违背的，并认为实现我国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和公平性，政府主导才是正确的方向，这也是政府责任的体现[8]。梁金刚则认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才是医疗体制发展的正确选择。但是所谓的“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医疗服务体系方方面面的“市场化”，而是要强调市场机制在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医疗服务供给者之间的合理和良性竞争格局；同时，“市场化”也不代表着政府要主动退出医疗服务提供，而是要转变职能，实现政医分开，管理与办理相分离，政府继续承担公共卫生的投入、医疗服务的监管和医疗保障提供的重要责任，促使政府与医疗机构各司其职的医疗服务管理新体制。张鹏指出，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并不是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因素，制度安排的缺失与错位才是导致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根本原因[9]。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关于绝对的问题，医疗服务领域的问题非常复杂和系统化，简单地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王锡源认为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现行的体制下政府与市场没有实现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蔡江南等提出完善医疗体制改革，应谋求政府与市场的合作，相互补充协调。他们提出了社会市场合作模式，强调政府承担筹资方面的主导责任，而在具体的医疗服务生产和提供方面强调市场化[10]。

顾昕在考察和研究各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变迁的基础上认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是目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彻底逆转现有的改革轨道并不是深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重新选择公立医院、公费医疗、命令控制和计划管理为主导的医疗体质的老路也是行不通的。在现行的国情条件下，推行在市场化的基本框架中努力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来解决国家转型滞后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更为现实和明智的战略选择。而这种改革的关键要点就是：第一，推进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广泛覆盖；第二，建立和完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第三，有条件地建立和发展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制度[11]。

2.城乡医疗服务公平性改革，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通过对学术界提出的各种见解与观点进行综述，得出逐步解决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其他制度对接的有效途径。陈新中和张毅分析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医疗保障存在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度和不合理的筹资机制等主要问题，认为政府应该不断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多元的筹资机制、完善付费制度、注意追求政府博弈的平衡等手段推动一体化的城乡医保制度。黄晓慧认为多层次医保体系是构建我国农村医保模式的最佳选择，只有建立多层次农村医保体系才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不同层次的需要[12]。

3.药品价格改革—医药分开

朱恒鹏认为政府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导致的“以药补医”机制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医疗机构恣意抬高药品价格和谋取售药品差价利润的合法权力，特别是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环节上的具有的双向行政垄断地位，这种地位和权力使其可以提高药品价格，实现巨大利润，进销差价率管制的缺陷则进一步诱导了医疗机构进销高价药，同时单独定价政策和目前宽松的新药审批制度进一步为药品生产公司提高药品批发价、医疗机构购销高价药品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制的失当。降低药费支出的根本措施是消除价格管制，实现医疗服务市场定价、消除“以药补医”体制，消除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零售的垄断，最终实现医药分开[13]。

三、小结

已有的研究揭示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变迁历程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改革重要性，并围绕资源配置、功能健全、服务项目、管理体制等提出了的改革建议和发展措施。但是由于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的就医需求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何统筹安排保障国家资金合理的分配和满足农村居民的最大需求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车刚，赵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影响研究[J].卫生软科学，2007，（1）.

[2]孙淑云.试论乡镇卫生院的功能与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5，（11）.

[3]李卫平.我国农村卫生保健的历史、现状与问题[J].管理世界，2003，（4）.

[4]陈小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现状、问题与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5]王仕龙，俞雅乖.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J].农村经济，2009，（2）.

[6]刘家庆.构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研究[J].财政研究，2007，（10）.

[7]陈爱如.新农合服务基石：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8，（10）.

[8]葛延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框架性设计[J].改革，2005，（6）.

[9]张鹏.推进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对策[J].经济纵横，2009，（4）.

[10]蔡江南，胡苏云.社会市场合作模式：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思路[J].世界经济文汇，2007，（1）.

[11]顾昕.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J].中国改革，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