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发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实体经济的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二者必须紧密结合。事实表明，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远，泡沫越大，泡沫破灭后的灾难也越大。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将是危机四伏的经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就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努力救市，就是担心金融危机过多地危及实体部门。而中国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隔机制，因此受到危机的冲击并不大。与欧美一些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我国面临的危机不是来源于金融，而是来源于制造业，中国更需要防止制造业发生危机，进而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就有可能演变为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就是一个教训。

第二，减少中国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一般在20％至30％之间，即使像日本这样典型的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也不过是20％左右。2003年全世界外贸依存度平均是45％，而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逼近80％。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经济结构上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呈直线发展。197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5％，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失衡，外贸出口企业所占比重过大，使得2004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70％。从2000年以来，中国外贸平均增速26.7％，比GDP增长高出16个百分点。据测算，美国经济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下降1.3个百分点。

第三，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我国的出口贸易由于受欧美经济衰退影响，已先行陷入困境，部分实体经济步入了寒冬。为“保增长”，我国决策层及时出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商业银行仍然面临“存款激增，贷款难放”的困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悲观预期、投资和商贸活动大大放缓、企业新增信贷的需求明显降温，从而构成信贷增长的“市场约束”。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有效的决策与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广开就业门路、扩内需、调结构，科学、合理地分配国家新增资金的投入，以保证我国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篇2

我国制造业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紧密相关。然而，中国还不是个制造业强国，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亦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红利正在下降，资源过度消耗也使环境压力巨大。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急剧上升，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欧美等国的产业吸引力相对增强，我国国内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房价上升、环保压力、税费等原因，使企业感到运营压力日益增加。

此外，在前些年的“GDP竞赛”中，某些地方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决对短期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泽而渔的措施。时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仍数不胜数，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已成为普遍现象，经济走向“脱实向虚”。

“未工业化”遭遇“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卡在了所谓“周期”的陷阱中。

一方面，由于发展速度超常，中国制造业与日本类似，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始追逐制造业“周期”末段，发生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更危险的是，中国只是体量庞大，其实根本未及“工业化”。这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制造良性发展的路径，形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并且很难再回到正轨。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起步较晚，我们还在上一个“周期”之中，发达国家则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周期”，因此，“未工业化”遭遇“再工业化”的资源争夺战，进一步加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并且，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本就不够扎实，“虚火上升”只会更加重爆发系统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

培育企业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必须注意的是，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千差万别，只有充分的竞争和正确的激励，最终才能形成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得到最具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尤为关键。当前至关重要的是，要培育适合企业积极发展的营商环境，以及能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

首先，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中的中心和主导的定位，改变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虚拟经济增长指标的产业结构政策。因各种原因形成的资产泡沫不但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也打压了制造业的积极性。当地方政府为自身收益而助推房价的时候，实业却因房租太贵而无以为继，同时又因两套学区房起死回生。这种现实中的童话使制造业无立锥之地。所以，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远，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映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篇3

1.以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为核心目标

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产品方面，制造业要不断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满足消费需求。要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质量，挖掘产品的内在价值，这就需要制造商有创新精神及其工匠精神。制造商不能只满足于原有的制造模式，要勇于创新，不断更新制造方法和制造工艺，在产品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不断更新以满足消费需求；制造商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具有工匠精神，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信誉的利剑；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和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是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保证。在企业层面，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素质和质量，提高企业活力。企业在质不在量，要对无作为企业进行处理，降低制造业的经营成本，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企业创新，致力于打造一流企业，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简政放权，让企业和市场更多的发展空间，减少政府干预。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创新，优化内部结构的制度政策，引领企业创新行为，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

2.以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为关键任务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大变革，如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成为了能够替代人工的动力，较之前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节省了人力；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营运将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满足了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为生产提供了更强的动力支持；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技术和发展，使人类并不止步于简单机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给人类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随着全球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产业结构需要根据发展环境进行变革以满足时代要求，适应时展，才能持续存在，否则必将淘汰。产业融合体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是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是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造成整体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不够；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结合也不够，也就是服务型制造发展不够。转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助关系，融合发展。在调整工业和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同时，还要关注产业运营的状况，着眼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收益情况，努力营造工业和服务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竞争环境，为企业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目前我国服务业呈现出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少，服务产业仍处于低端水平，而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不够，没有找到适合双方发展的模式体系，未建立起长效发展的合作模式。

篇4

进入2014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节奏在加快，而对于如何让金融改革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乃是此次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否则中国经济转型将无从谈起。

民营银行靴子落地

目前已确定5个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分别由参与设计试点方案的阿里巴巴、万向、腾讯、百业源、均瑶、复星、商汇、华北、正泰、华峰等民营资本参与试点工作。业内预计将会有5家民营银行在年内成行。

自从1996年民生银行成立算起，已有18年时间，没有新批一家民营银行。银监会近年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步伐，其打开金融业的“玻璃门”是不遗余力的，内地一大批由民间资本投资的小贷公司、担保租赁公司、典当行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但由民间资本独立发起（国有银行业不参与），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的阀门却迟迟没有开启。监管部门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的态度颇为谨慎。但即便如此，民营银行的成立也已大势所趋。

其一，民间信贷、地下钱庄、互联网金融等民间影子银行也在野蛮成长，影子银行体系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会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不小隐患，所以让这部分资金阳光化、合法化，转成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接受更严的监管便已迫在眉捷。

其二，银行业出现暴利，实体经济就凋蔽。公开数据显示，仅工商银行2013年净利润为2629.6亿元，同比增长10.2%，日赚7.2亿元。按照2013年度的净利润排列，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排名为后2300家的企业去年实现的净利润则仅为2406亿元。也就是说，仅工商银行一家商业银行，其去年的净利润就超过了A股230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之和。所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引入民营银行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削平我国金融机构的暴利，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其三，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信贷资金又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使得信贷结构严重的错配，如此下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是很不利的。有鉴于此，允许民间资本开设民营银行，对于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很有帮助。

众所周知，民营银行最突出的特点是按市场机制自主运作，这也是其优势所在。但是，这一优势的发挥应以健全的信用环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有效的监管体系为前提。所以笔者认为，接下去管理层应该在这三方面进行改革，我国的民营银行才能真正健康成长。

首先，监管层多次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的退出机制，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未来一二年内放开。这意味着，随着银行业垄断格局被打开，监管层认为民营银行倒闭由其自己买单，而且国有银行万一出现倒闭现象，其身后事也要自己负责。这次5家民营银行的方案迥异，但共同点是均承诺风险责任自担。

再者，坚持避免成为发起企业的提款机，为此这次试点方案提出至少要有2人发起，且必须遵守单一股东比例规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银行成为发起企业的提款机，最终积聚大量风险。对民间资本来说，发起成立民营银行可以，但一定要目的明确，绝不允许将发起企业融资更方便作为民营银行的目标。

最后，对发起企业的资产债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除了加大监管外，对发起企业的资产债务状况以及企业发展前景等都要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凡是资产负债比例高、负债规范过大的企业，都不会被允许成为民营银行的发起人。只有慎重筛选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民企，否则，就极容易实行风险转嫁，使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守不住风险底线。

整顿银行同业业务，优化信贷结构

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在6月初联合下发“127号文”，这份文件名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旨在规范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

此消息一出，银行股便开始大跌，被业界称为“同业之王”的兴业银行，当日领跌2.81%。市场传言，包括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暂停了同业业务中的非标业务（即非标准化资产业务，如买入返售信托收益权等）。业内人士表示，“127号文”在业务层面重点打击了银行业长期以来通过同业业务中的买入返售业务逃避监管的行为。今年的“钱荒”现象或将不会发生。

在去年的“钱荒”事件将满一周年之际，此次五部门联合下发的“127号文”，其实就是重拳打击了买入返售业务。“127号文”对买入返售业务作出了两项实质规定：其一是要求买入返售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应当为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央票等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将近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二是要求买入返售业务中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

笔者认为，这意味着以后的买入返售业务对应的金融资产将以标准化的资产为主，对于以信托受益权为代表的非标准化资产买入返售业务则会受到抑制。而不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将减弱银行从事买入返售业务的安全性，相信银行会慎重做出业务选择。

据了解，银行同业业务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投融资业务。截至2014年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总额高达6.3万亿元。而对比一季度买入返售的6.3万亿元的总额，2013年我国保险业资产规模仅为7.4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规模也仅为1.7万亿元。可见“买入返售”业务已是银行业务的重中之重。

那银行为啥会热衷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呢？“买入返售”业务大致的模式为，把贷款项目包装成金融产品（如信托计划），银行再通过该金融产品，实质形成资金流向贷款项目，但在入账时却计入同业科目，从而逃避了银监会的监管。

按照此前的银行资本规定，同业资产计入银行风险资产的权重约为25%，而传统贷款业务的这一指标却高达100%，同时同业资产不计入存贷比。所以，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故意将贷款业务通过同业业务的方式，移至表外。其实，买入返售与逆回购相类似，是指一家机构购买金融资产，然后再约定时间和价格在某一时期将购买的资产卖出。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资金的融出。

正是因为银行通过买入返售将资金实质投向贷款项目的核心原理和目的即是将信贷表内资产表外化，以求规避资本监管、拨备成本和存贷比。在买入返售的过程中，为了打消通道银行的顾虑，往往还会有担保银行出面为贷款项目担保。只是这些担保协议不公开，被称为“抽屉协议，指在双方出现纠纷时候作为划分权责的依据。

那为何同业业务会变成去年钱荒的元凶呢？目前已经证实，同业业务特别是买入返售业务的大肆发展，是去年银行间市场上演“钱荒”的幕后推手。因为同业资金为了逃避监管，变相用于放贷业务，就会造成短期资金被长期占用，这很容易引起短期内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想想也简单，以兴业银行为例，其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一般在9个月，而同业资产对应的还款期限则较短，剩余期限在一个月的短期资金占比接近50%。在长债短借的期限借配下，如果市场资金流动性充足，那尚不足为虑，但一旦流动性紧张，银行不能顺利在市场拆借资金归还负债资产，则会引起流动性风险，导致违约。

灾难还不仅仅止于因钱荒而“违约”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更为紧密。只要有一家商业银行发生流动性风险，可能会通过同业业务链条传导至整个银行间同业市场，危机将逐步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

篇5

【关键词】新经济；技术创新；动能转换

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三、加快我国新经济发展的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