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联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联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关联性；互偿性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1

一、概念层次

1.宏观经济

就以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全部的国民经济，也可以称为关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也就是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哦过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各种经济现状的总和。就我们医院内而言，宏观经济便是指医院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整体的经济规划。宏观经济与我们的民生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价总体升降，以及我们的总体劳动就业率的变化等情况。在对外方面，宏观经济可包括我国的货币发行规模大小，以及根据世界汇率的变化来控制我国对外汇率的变化，还有便是要严格的控制进出库的规模，严防各种金融渗透等阴谋，来维护我国的总体经济稳定。

2.微观经济

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其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的，微观经济一般指的是单位的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说成是宏观经济的构成单位，一般可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经营中的公司，个别的单个企业的总体经济活动。在这些单个的生产单位中，微观经济具体可细化到这些公司中的生产，销售，经营，以及其价格的制定等经济活动。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微观经济便是在宏观经济统一的指导之下，各部门之间为了完成整体的经济发展，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操作，以保证宏观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这也需要我们医院的宏观调控上保持正确的方向指引，已保证整个医院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联

1.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

就我们的经济学来说，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这些维持市场运转必须的环节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即包含了微观经济的成分，又会是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今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两只手相辅相成，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处于较为基础的位置，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国民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整提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讲，整个的宏观发展与个科室之间共同构成我们整个医院的经济状况。

2.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交融

由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可谓是互为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以我们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就可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交融之处。我们医院也是同样的问题，必须在我们整体的宏观经济大方向的指引下，微观上个部门之间沿着大方向走，共同促进我们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只是宏观经济上来调控如何指定方向，而没有微观经济的各部门实施，也是不能促进整体的发展。说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相互交融切不可分割的。

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互偿性

1.微观经济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是由微观经济所构成的。因为就是有了微观经济中各个具体的生产单位的具体工作进程，才共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经济中的整体国民经济。然宏观经济虽说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不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体现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的，而在这些经济领域中，也是由各具体的生产单位具体的完成和构成，所以说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构成的基础，没有微观经济，也就没有宏观经济的存在性可言了。当然同样的角度适用于我们医院内部，没有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的实施工作，来保证我们医院的整体运转，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宏观经济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中也是由各部门之间的微观经济为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大环境宏观经济。

2.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是由微观经济中的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为基础来构成的，然而并不是说微观经济单方面的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因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具有互偿性特点，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微观经济作为基础构成了宏观经济，同时宏观经济也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宏观经济为微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的外部环境。并且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具体的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环境的发展需求来指引和要求微观经济的具体发展方向。就我们医院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宏观经济上确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在哪，我们应该怎样去发展，以及为微观经济体提供大的环境，微观经济上的各部门之间才能具体的实施工作，保证整个医院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总结语

宏观经济与客观经济既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探索范围，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微观经济是以单个客体，或是某一单一的单位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宏观经济一般研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所以，经过本文分析我们能过看到，不管是国名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内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也为客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存在的互偿性，恰当处理其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力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彭源长.推进电厂转型提高经济效益[N].中国电力报，2011.

[2]张义省，周军.白庄矿强化四个管理提高经济效益[N].经理日报，2010.

[3]王淑辉，曹培杰.提高经济效益 推进技术进步[N].黑龙江日报，2011.

[4]李婷.把好节能关口 提高经济效益[N].吉林日报，2010.

篇2

关键词：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7-0068-04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特点

（一）消费倾向没有明显变化，温饱问题依然是农村居民所关注的根本问题

恩格尔系数是考察居民消费水平改善的一项指标，一般用食品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值表示，该系数值越高，即居民用于食品的消费越高，表示居民仍为温饱所困；反之亦反。从临汾市2001-200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对比情况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9年恩格尔系数为33.9，2001年恩格尔系数为51.7，下降17.8个百分点，但恩格尔系数总体维持在35左右，表明农村居民对食品的依赖仍然很大，消费层次仍然落后。虽然近年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每年都有增加，但由于农村居民经济基础太差，农村居民收入还没有大幅度提高，绝对收入并不高。多数家庭还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对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的消费能力不足。

（二）农村居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心理比较突出

300户农村居民消费问卷以及实际调查情况显示，农村居民思想陈旧，农村居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心理比较突出。一是求实、求廉购买心理动机突出。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村居民已形成一种“量入为出”、“攒钱养老”的思想观念，很少追求高档次、享受型的时尚消费，选购商品时价格仍是首先考虑的因素，“能自己种的不买，能凑合用的不换，能不花钱的不花”的基本消费思想已根深蒂固。99%的农村居民在购买商品时注重内在质量、实际效用。二是积累性消费突出。常常是多年积累，一次性大量消费。调查中，90%的农村居民平常积攒的钱，主要用于婚丧嫁娶、建房、子女上学等项目。三是趋同性和从众性心理比较突出。从调查结果看：经济落后地区90%以上的农村居民要买什么都买什么，而且都在同一地点购买品牌、品种相同的商品，农村居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性心理比较突出。

（三）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支出比重大，挤压了农村居民其他即期消费需求

近年来，居民用于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加，造成居民正常的消费支出被压抑，并对消费预期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其一，教育负担重。受教育收费高、就业形势差等因素影响，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倾向；其二，医疗成本高。由于医药费居高不下，农村医疗保健型消费出现被动性大幅增长，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同比增长19.35%，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项。其三，盖房支出大。在农村，房子是体现一个家庭总体经济实力的标志，也是青年男女择偶婚嫁时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盖房被视为农村居民的头等大事，是一生中最集中的消费支出。据测算，目前农村居民盖一栋普通住房要花5至8万元的费用。为了盖新房，农村居民要用去毕生的大部分积蓄，不少家庭还要为此欠下一大笔债务。

（四）家电下乡政策带来了农村新的消费增长点，但其持续性尚待观察

临汾市的农村消费目前已进入到了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即家用电器消费阶段，家电下乡政策适时推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预期中低端产品将会成为增长动力。这些增长点给财政政策提供了作用空间和工作方向。临汾市从2009年2月起实行家电下乡政策，这是一个农村居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的政策。截至2009年12月末，临汾市家电下乡产品销量已突破71381台，实现销售额16528万元，直接补贴资金达1580万元。据市政府相关人员介绍，进入2010年，临汾市家电下乡产品销量持续走高，全市477个家电下乡销售网点已经实行了直补垫付补贴兑付方式，农村居民在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后，现场就可以从销售网点拿到补贴资金，大大简化了补贴领取流程，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居民的购买积极性。统计显示，目前，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传统家电“老三样”仍牢牢占据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排行榜前三位。不过，这种格局正随着“新五类”家电（电脑、空调、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逐渐被农村居民接受和喜爱而打破，使过去潜在的市场空间转化为显性的市场消费。实施家电下乡，一方面实在地补贴了农村家庭，促进了农村消费升级，加快了农村向现代化生活迈进的脚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临汾农村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的升级，使农村销售网点的配送体系和信息网络建设更加完善，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售后服务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临汾这个对外经济占比较小的城市，家电下乡成为促内需的一大有力举措，切实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链条。与此同时，家电下乡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如何，目前尚无确实的举证，这一政策的即时效应是明显的，因为在经济萧条和失业的前提下（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增加消费可以使产出以一定的乘数进行增长。不容忽视的是，家电以其耐用性强的特征必然造成购买量在一定时刻达到相对饱和，产品升级换代、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才是消费的有力支撑。

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消费与储蓄失衡

从消费理论的角度讲，引致人们进行储蓄的主要动因源自个人风险和系统风险两个因素。所谓个人风险，是指一个人在一生中可能遇到的会对消费支出造成较大影响的各种事故如疾病、失业、灾害等等。由个人风险的存在引致的储蓄属于一般性储蓄，对其进行分析可归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的理论框架。所谓系统风险，是指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对个人消费造成的风险。制度环境变化的过程实质是对人们之间的基本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不能不对人们的收入与消费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引致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近年来我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加快，大多数家庭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地减少现期不必要的消费，扩大储蓄的比例，以增强抵御各种不测事件带来风险的能力。据统计，近年来全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急剧上升，由2001年的184.13亿元上升到2009年末的748.79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由2001年的4601元上升到2009年的17863元。

（二）消费品供需失衡

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消费市场产品结构与农村居民实际需求差异较大，延缓了农村市场化进程。一是随着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的出台，可以使农村居民花不多的钱享受到名牌产品。但由于补贴兑付手续繁锁，影响了农村居民朋友的购买欲望。并且，这些名牌产品的售后服务体系还只建立到县一级，在乡、村一级还没有售后服务点，农村居民考虑维修不方便就放弃了购买打算。二是由于一些农村用水受到限制，自来水定时供应，饮用水都很不方便，洗衣机很多都是闲置。三是由于广大工商企业多把生产、销售、服务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市场，使供应农村市场的许多商品在结构、功能、价格上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具体要求。一般说来，大部分农村消费者需要功能实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结实可靠、操作方便、一专多用的产品，那些功能上过剩，价格高、档次高、外观花哨、使用麻烦的商品是得不到农村居民青睐的。四是质量问题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通过调查显示，68％的农村消费者认为产品质量问题是当前农村消费市场最严重的问题，其次是假冒伪劣问题，种子、农药、食品仍旧是让农村居民最不放心的三大商品。产品的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三）农村居民消费观念陈旧

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因为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仅有生活消费支出，而且要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存在生产性支出。从农村居民家庭费用占比情况看，截至2009年12月末，临汾市农村居民用于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27.3%。而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72.7%，低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近27个百分点，所以农村居民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又是进行生活消费的消费者，这种双重身分决定了农村居民在支出计划中必然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进行权衡：既要保证农业等生产性活动的开展，又要保证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农村居民处置收入的过程要比城市居民更加复杂。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居民虽然获得一些补助（粮种补贴等），但是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生产性支出“被”动性增大，直接导致消费支出被挤占，从而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二是农村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很难改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消费观念，尤其是农村盛行的攀比风，使农村居民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大都用在住房、娶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消费上，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仍占主流，这必然限制了一些高层次商品在农村的销售。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相对落后和陈旧的消费习惯抑制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其消费层次的提升。从调查的实际情况看，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都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首先，农村居民收入跟自然环境的相关性很大。由于农业生产不仅存在遭受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潜在风险；而且受城市化的影响，一些近郊农村土地遭到“掠夺式”征用，从而使农村居民丧失生产资料，又因补偿标准严重偏低导致大量失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下降。其次，由于农民工普遍缺乏专业技能、工资谈判能力较弱，导致其工资收入稳定性差，工资水平多年来上升缓慢，所以，潜在的稳定性缺陷制约了消费层次的提升。

（五）农村消费信贷发展滞后，制约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扩大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缺少支持农村消费信贷的相关政策。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人总行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指导农村消费信贷在内的综合性消费信贷管理制度；二是缺乏农村消费信贷的供应主体。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城以下的乡镇“退出”，乡镇以下的农村金融服务出现“空白点”。目前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村金融市场上主要有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发放消费贷款，主体较为单一，适合农村居民实际需求的消费信贷产品品种少，且贷款金额小，贷款利率高，不能真正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三是目前我国缺乏一套完善的农村个人信用制度，加之个人收入不透明和个人征税机制不完善，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财产、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从而限制了个人信用消费范围的扩大。

三、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以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导向，拓宽消费领域和层次，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

一是紧紧围绕农村市场，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特点，转变经营观念，探索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营销方式，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农村居民设计出功能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以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产品功能，开发生产功能实用、结实可靠、物美价廉的适销对路的商品。二是要改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心理预期，促使农村居民树立现代消费观，增加对现代消费观念的认知程度（如对农村居民工银行卡的使用等）。激发农村居民通过勤劳致富，换取生活改善，提高生活质量，领略新的消费时尚，拓宽消费领域。同时，着重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引导农村居民追求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逐步增加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服务性消费支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档次。

（二）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切实解决农村居民消费品市场瓶颈

一是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抓住国家加大对农村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方面投入的历史性机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二是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促进即期消费。三是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严格控制农资产品乱涨价现象，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现象；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征地，通过立法大幅提高征用耕地、宅基地的补偿标准；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四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工用工制度，加强对农村居民工技能培训，适当提高农村居民工工资水平，继续严厉打击拖欠农村居民工工资现象，建立健全农村居民工伤残保障制度及法律援助制度。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

一是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在用水、用电、通信、互联网等方面的生活条件；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继续发挥家电下乡政策作用，完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二是针对农村消费习惯和环境，开发品质优良、可靠实用、价格低廉的产品和服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三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杜绝假冒伪劣商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完善农村售后服务体系，解决农村居民后顾之忧。

（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大惠农政策实施力度，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一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居民大力发展高、新、特、优农业和绿色农业及农副产品深加工，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增加对种粮农村居民直接补贴。三是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农村居民增收途径。各级政府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各项技能培训，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以及配套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为农村居民就业和增收创造良好环境。四是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同步发展，通过加强城乡产品交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城乡联动的措施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五）拓展金融机构支农领域，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多层次满足农村居民金融服务需求

一是要从农村金融市场的新需求和新变化出发，开发针对农村的实用可行信贷产品，如农户住房贷款、农业机具贷款、家庭产业经济贷款等；创新具有农村资金流通特点、符合农村实际的支付结算工具，为农户提供更快捷、方便的结算方式，如惠农卡就深受农村居民青睐；配套推广一些适合于农村居民需求的负债业务、中间业务产品和投资理财服务等。二是要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时间；三是适当降低农村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体现国家惠农政策；四是要进一步扩大金融知识和信贷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强化银行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沟通联系，消除农村居民认为“银行门难进、贷款找熟人”等畏难心理和错误认识。同时，加强农村新消费理念和消费信贷政策的宣传，帮助农村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树立新的消费意识，提高对信用消费的认知度，扩大消费信贷的客户群体。五是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依法开展大型农用设备、土地承包权、四荒地使用权等的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的质押贷款。

课题组组长：范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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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宏观控制；微观搞活；职能；作用

一、工商行政管理的特征概述

1.综合性。工商行政管理具有综合性，首先管理的内容丰富和多样，管理的过程整体且统一。市场中各种商品的流通和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都决定了市场关系的复杂和多样，进而决定了监督管理的多元化。而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审核和确认，包括市场主体的进入、竞争和退出。正因如此，工商行政管理具有综合性。2.程序性。工商行政管理是发挥经济监督职能的部门，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客观要求进行监督管理，尤其要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等条文，在工作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监督管理活动中切忌主观性和随意性，要有严格的规范性和程序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科学规范的程序，严格进行行政管理的实施。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确认等活动中确立规范程序，保证工商行政管理的顺利完成。3.关联性。工商行政管理属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的范畴，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国家经济进行监督管理，从而维护和构建市场的秩序。工商行政管理并不直接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也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来管理市场秩序，保护市场中各个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将国家对于市场的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它具有了关联性的特征。4.超脱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隶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并不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此不会与市场中各个主体具有关联，也不会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够依法行使对市场的监督权力，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正是因为它具有超脱性，没有利益纠葛，能够超脱于市场之上，因此才可以公正执法、严格执法，监督和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市场中各个主体的权益。

二、工商行政管理中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

1.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宏观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出发的，而微观经济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体现了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联系，能够相互影响。微观经济的运行需要宏观控制，而宏观经济的运行也要微观经济来保证。因此在行政管理中不能只注重宏观手段，总想着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控制，而忽略了微观搞活。应当从大方面进行控制，小方面进行放开，才能使得市场经济既平稳有序的运行也能灵活蓬勃的发展。2.微观是基础，宏观是方向。微观经济是单位个体，而这些个体组成了宏观经济。宏观控制对国民经济高层次的管理，要想取得宏观控制的成功就必须增强微观经济的基础。没有宏观控制的引导就缺乏经济的方向，没有微观的搞活就容易导致市场经济规律的紊乱。因此实行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相结合才能使得经济市场管而不死活而不乱。3.加强微观搞活是实现宏观控制的保证也是宏观控制有效性的标志。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实质上并不矛盾，因为宏观控制并不是本身的目的，其目的也在于搞活经济市场，促进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首先微观搞活从单位个体出发，使得经济繁荣发展，市场昌盛，这样才能进行宏观控制。如果市场止步不前宏观控制也没有了意义。其次宏观控制是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其目的也是繁荣市场，最终也落实到了微观经济基础上面，从微观上面才能检验出宏观控制是否有效。

三、工商行政管理在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中的具体职能分析

1.监督职能。工商行政管理具有监督职能，也是其最主要的职能。其作用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运行并且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公开。有了监督职能才能够减少非法企业的存在，减少经济市场中投机倒把的行为发生，保护合法企业的经营，避免其受到不正当竞争的危害。2.控制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控制管理经济组织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可以进行控制和纠正，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正常活动。并且对于市场的结构可以进行控制和优化，使其符合国家宏观政策的要求。3.协调职能。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使得经济主体增多，经济利益矛盾也不断增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协调职能进行各主体之间的协调，保证其矛盾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各主体之间的和谐发展才能使得市场和谐稳定。4.服务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许多基层服务任务，对于一些证件的办理和核查都需要与基层打交道，因此其服务职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确保基层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素质，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态度，简化服务程序，提高服务效率，做到这些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服务职能。

四、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场运行中所起的作用

1.有效调控市场机制运行。由于市场机制的运行，会让效率得到提升，但也会存在优者更优，劣者被淘汰的情况，这样将会拉大贫富差距，使得地区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可以进行宏观控制，让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进行有机结合，再有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更加有效，实现社会的公平，缩小贫富差距。2.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能够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等原因的存在，还需要宏观调控进行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改革。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必须把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使得其在正确的领域发挥出最大的功能，资源是否能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工商行政管理中，能够通过宏观配置进行资源优化，通过微观搞活进行资源的有效利用。3.合理优化市场结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够控制企业登记管理程序，对于国家支持的产业结构类型进行积极支持，对于生产污染大、消耗高、无销路产品的企业应该及时检查登记，让其早日转型、合并或者歇业。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够调节和控制行业结构，让行业布局向着合理化发展，在优化市场结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弥补市场缺陷，依法维护市场秩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监管，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于合法的企业进行保护，对于不合法的企业进行取缔，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运行。对市场缺陷进行弥补，避免市场失灵等现象的发生，严厉打击投机打靶和走私贩卖等违法活动，避免搭便车行为。

五、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对策建议

1.强化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为了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经济秩序，就要进行工商行政管理，实行有效的市场监管。为此要形成以监管职能为核心，其他职能为辅助的形式，使得相关职能推动监管职能，在工作中形成以监管职能为主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的作用，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挥出其最大的效用。2.建立健全责任制度。为了确保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作用的发挥，就要对于部门内部的权责进行详细的划分，保证机构能够高效的运作，在发生事情时也能够追究到个人，而不是找不出具体的责任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其认真负责，对于市场监督不放水，保证其依法检查依法处理。3.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监督工作任务也变得更多，因此应当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素质，对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使其能够适应新任务的要求。首先应当充实具有法律、经济等专业知识的人员。其次，应当组织专业培训或者专业讲座，帮助其提高业务素质。另外随着任务的增多，不仅应当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还应当提高其服务素质。应当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进行微笑服务，并且将程序进行简化，从而提高办事效率。4.提高各类市场的规划统筹。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各个市场也进行了蓬勃发展，例如工业品消费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等，这些市场各不相同，不能运通统一的经验进行管理，而是应当进行调查研究，进行管理办法的完善和修改，在不同的时期和经济形势下进行不同的统筹规划，进行合理布局。另外也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及时掌握行情的变化，为企业提供有效信息，使其能够及时有效的做出正确的反应。

六、总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市场经济主体的增加使得市场更加容易混乱，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就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有效对经济市场进行监管，工商行政管理从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两方面着手，积极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于市场中的衰败企业和非法企业进行监管，让其转型和关闭，有效维护了市场的秩序，使得市场结构更加完善合理，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建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作者:侯德林 单位:河南省安阳县民政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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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状况是一个“悖论”，即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不断恶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却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种效率状况被世界银行称为“效率悖论”。许多学者对这种效率状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一是世界银行的早期解释，认为是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强促使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而产权的残缺和相应的委托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效率的恶化；二是李培林等人的解释，认为是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成本导致了这种效率状况；三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诺顿、江小涓、卢获和陈鸿文、张军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进行的解释，认为是规模经济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卢获，2000）；四是Yoshio Wada的解释，认为“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的过高侵蚀了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财务效率的背离”（Yoshio Wada，1998）。

上述四种解释都存在着问题。第一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竞争既然可以通过压力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但是，竞争的效率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状况的改善上呢？产权的残缺使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但为什么产权残缺的资源配置效应只体现在财务绩效的恶化上，而没有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上呢？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与财务效率的改善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呢？第二种解释可以利用社会成本过高来解释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原因，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的原因。因为社会成本过高并不能构成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第三种解释有它的新颖之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否能够完全归结于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宏观经济的恶化是否是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直接原因？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宏观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就是国有企业效率恶化的结果。同时，企业的规模经济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效率的好转上？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财务指标的恶化有何联系？这些问题都是该种解释无法回答的。第四种解释在本质上只给出了国有企业财务绩效恶化的部分原因，它与前几种解释一样没有给出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以及“效率体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国有企业“效率悻论”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

二、 理论解释框架

上述四种解释之所以无法正确地说明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浮论”的形成原因，其关键在于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着问题：①在“次代世界”中不能简单地以新古典效率标准为准，不能只从微观的角度来处理效率问题。因为“次代世界”中的各种外部性不但决定了帕累托效率标准的失效，而且也决定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不一致。而上述解释中的“竞争论”和“产权观”从本质上都是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为基础，所采取的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都只是微观指标，并隐含了帕累托效率判断标准。②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有企业效率时不能把它放在一般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分析，必须从中国的特殊环境出发，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效率定位，才能对其效率状况做出全面的理解。因此，充分考虑中国转型期、过渡期和后赶超期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才是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悻论”的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企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理想经济状态下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必须把国有企业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进行分析。而这意味着：①必须将国有企业与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施赶超战略相联系；②必须把国家所有制当作一种全面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而不是西方社会派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下推行简单社会竞选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工具之一；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不变，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过渡时期，必须把国有企业与现代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1． 后赶超战略时代国有企业的定位

乔安·罗宾逊夫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这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Joan Robinson，1960）。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主要是指国家控制下的计划体系，它肩负着实施“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战略任务。但是，当这些国家初步建立工业化体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高新技术的模仿、移植和赶超时，社会主义计划体系已经不能胜任这种“后赶超”任务了。因为落后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不再像传统的技术赶超那样，其方向和发展都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国家只需要集中各种资源，通过计划控制以克服“技术移植”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就可以快速建立工业化体系。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新技术模仿、移植以及赶超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它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以克服国家计划体系在激励、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散方面的缺陷。但是，政府主导下的技术赶超体系的失灵并非就意味着单纯地利用一般的市场体系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赶超中的技术移植、模仿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它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有着本质的差别，有相当部分的技术发展依然具有确定性，依然带有强烈的公共品属性。如果依赖一般市场机制又会产生大量的市场失灵问题，具有确定性的技术就会因为其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性质而不会得到有效的供给。如何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计划失灵”在知识经济时代实施后赶超战略所面临的两难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最好的制度适应性创新，而其核心就在于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利用国有企业作为“技术移植、技术模仿、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主体，有利于克服“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利用国家与市场的各自优势实施后赶超战略。一方面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把技术投资和技术发展作为“半公共品”提供给社会，以克服一般市场的提供公共品不足的缺陷，推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引入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克服单纯政府控制公共品和分散风险方面的缺陷。

2.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

W·布鲁斯曾经论述过应当将社会主义所有制从整体层面来进行把握的思想。他谈到，“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把互相分离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体化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奥斯卡·兰格一直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认为它会提高从个体到社会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合理行为的标准。这种联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即不仅仅在于有可能把微观单位活动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内，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无效率”。“通过把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微观经济水平提高到宏观经济的水平，社会主义被假定应当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Bruce，1998）。因此，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定位的立足点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就不仅仅在于微观的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观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非效率问题，从整体上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

虽然现在的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本手段，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样决定了它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而实施这种宏观效率定位的途径就从传统的计划资源配置方式让位于国有企业这种介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依然是国家对整体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实施控制的根本手段之一。在过渡时期和转型时期这种宏观效率的定位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和经济结构的转换决定了以较为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实施前提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缺乏实施的基础和传导机制。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率定位不仅仅是单个组织的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宏观效率。其具体体现是，国家利用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政策的直接传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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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高专 金融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048-02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对经济类人才需求与日俱增。高职高专学校紧跟时展步伐将金融学作为基础课程之一纳入财经类学生学习的范畴。金融学教学改革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为前提，以加强与其他各类学科联系为目标，以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为重点，在打破以往教学模式的束缚下，不断创新理念，为培养高素质、高专业技能的财经类人才而奋斗。但到目前为止，我国高职高专学校的金融教学仍十分的落后，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如何尽快提高改革步伐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笔者在总结自己教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下研究讨论，以便同仁相互借鉴。

1.现阶段高职高专金融学教学特点

⑴金融学作为现阶段一个热门专业，其学科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与众多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使金融学具有自身的优势与特色，则是目前金融学教学改革的一大重点。

⑵在如今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是，金融信息的传播占据了信息的主要部分，当很多学生从媒体、杂志等看到有关金融方面的信息时，基于不懂的原因，就想进一步加深了解，由此可见，为何金融学已发展成为一大热门学科。

2.进行金融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⑴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是在以教师教学为中心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会造成学生思维定式，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学生的这种学习习惯、学习情趣也会影响到课堂教学气氛和教学效果。由此可鉴，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趋势。

⑵在传统金融教学中，常常以研究宏观经济模式为重点，而忽视对微观经济的研究，但在脱离微观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宏观经济未免会显得十分泛泛，缺乏实际的支撑。

⑶现阶段大多数高职高专学校的金融学教师大多实践能力不强，对金融信息的获取不及时，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过于落后，陈旧，不能让学生掌握最新的金融动态。另一方面，学校过于注重理论课程的讲授，而忽视实践课程的设置，从而造成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不强，缺乏自主性。

3.如何更好地推动改革步伐

3.1改革教学内容

所谓高职高专，就是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大力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此教学内容的改革将更加具有针对性。应该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实践教学，让学生在自主实践中深化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尽最大努力培养出一批适应岗位需求的金融高素质人才。

3.2 改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实行改革时要关注这一问题，创新教学方法。

⑴问题教学方法。此种方法以小组合作为主，由教师设置问题或由学生自主设置问题，然后大量的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并由小组代表上台汇报本组研究成果，接受其他学生的提问，最后由老师进行点评。这种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增强了学生间的团队合作精神。

⑵模拟教学方法。模拟教学方法意在模拟真实的金融环境，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对于这种方法的运用，教师可以设置一些教程模拟方案。例如：企业沙盘模拟实验。教师可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组，然后由学生自由竞选公司职位，待确定各自职位后进行公司的运作，如何运作生产线、生产何种产品、何时注册公司开发新型产品等，都需要学生的合作讨论。这种教学方法是在课程基础上生成的一种实践课程，它在培养学生金融思维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⑶竞赛教学方法。学校应多组织一些类似学生职业规划的竞赛，设置相应的奖项。这种竞赛的举办会增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也会使学生的创新型思维得到发挥。

3.3 改革考核制度

教师不再为学生勾画考试重点，而是由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总结；考试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开卷、实践考试、课堂测验、口试、提交论文等，最大限度地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

4.改革教学模式的建议

⑴以学生为中心，制定一种适合学生自身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提高的教学模式。例如：学校可以丰富课程的设置，开设一些公共选修课、业务素质课、实践课等，多角度、多方面地满足学生的要求，为学生学习和专业素质的培养提供便利条件。

⑵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双导师学习模式，学生可以在学校学习基础课程的同时到企业等用人单位实习，以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专项能力。

⑶以往的课程设置主要以宏观经济为主，因此，要一改以往的教学模式，在以宏观经济学为重点课程的基础上补充微观经济学内容，让学生全面地学习经济学知识，掌握全面的经济运行模式。

⑷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建设，高职高专的大部分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有时间去补充自身的专业知识，不能做到及时了解经济的最新动态，从而造成知识内容陈旧，思想落后，并最终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对教师队伍的培养至关重要，学校应为教师多提供一些外出学习的机会，也可以聘请一些外籍教师及金融专业人士为学生教授金融课程。为学生了解最新金融动态提供有力保障。

5.总结

随着改革的不断加快，金融经济的发展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由此高职高专的教师应时刻关注金融动态，更新金融理念，丰富金融知识，使教学模式在创新的基础上获得较快的进步，使教学模式在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培养全新金融人才。在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应及时了解学生的需要，尽最大能力挖掘学生的潜质，培养学生的兴趣，教导学生形成一种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教学质量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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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及其客观必然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国家宏观调控就其本质和基本内容而言，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干预和引导，它以市场机制自身的存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为前提。宏观调控是补充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无所谓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性质。为了把握住这一基本性质，必须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主要运用间接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和引导。在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则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运用间接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发挥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然性在于：

1、从微观领域看，“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深刻原因。市场机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能维护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保护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给风险性投资带来一定的障碍；市场机制难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规模经济与垄断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缺陷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弥补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

2、从宏观领域看，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着“市场失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稳定，既可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微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

（1）市场调节具有微观性。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各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在市场活动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并根据这一全局来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身微观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与社会宏观资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违背。这样，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结构的合理。

（2）市场调节具有暂时性。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各种要素（价格、供求、竞争）相互作用实现的。集中表现是：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动态的，价格也是动态的。市场在动态的价格下使供给与需求暂时趋于平衡的状态。由于市场各种要求都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这种平衡状态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市场调节只能一次性地，暂时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比较长期的解决。

（3）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在矛盾或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一种调节，这种调节具有滞后性，是“马后炮”式的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和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资源浪费。如我国彩电、冰箱的生产，时而严重供不应求、时而又严重积压等，就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场调节具有分化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必然是优者获利多，劣者获利少，甚至亏损被淘汰。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会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市场经济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3、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种市场信号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要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等。显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仅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只会导致市场混乱，使社会经济运行走向无序。这就需要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推动这些条件的加快形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而不是违背某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如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显，单纯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观经济调控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这种协调一致的配合仅靠市场无法实现，必须有站在全社会高度和从社会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政府，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走出国界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分工更为复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内外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多元的，是由诸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其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一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总量目标是在供需平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无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全局出发，制订符合实际的总量增长计划，避免经济过冷或过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结构目标是在总量增长前提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调整地区结构，克服地区间条块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互补的地区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是通过具体目标体现出来或得以实现的。有关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1、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总量上的增长是建立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2、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会造成失业，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并通过促进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落后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增加就业。

3、稳定物价。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较为稳定的价格预期下安排生产和消费，促使经济平衡增长，避免大幅波动。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价格的紊乱，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应注意综合、协调、平衡采用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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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会计；作用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

1.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涵义。实体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的产生、流通等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指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交易活动。从实质上来看，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估值过程转化为未来的符号价值体系，随着经济形式的日益增多，虚拟资产交易方式随之复杂化，但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联系，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与依存，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体系。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预期收入决定着虚拟资本价值，这说明虚拟经济实质上是根据实体经济利润的变动而变动的。企业经营业绩越好，其虚拟资本的预期利息收入就会随着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而变得越高。在金融创新发展的大趋势下，虚拟资本的经济符号随之增多，尤其对于衍生金融产品而言，逐渐模糊了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但是这仍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企业预期收益和折现率仍是企业股票、债券以及资产证券化价值评估的基础；证券预期收益和折现率是资产担保证券、证券基金的重要依据；预期社会平均资本收益与折现率是利率、政府债券的确定依据。通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联系，可以推导出两者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实体经济若发生产品积压、资金回收困难等情况，会导致实体经济的收益能力降低，进而引起虚拟经济的附和价值波动；虚拟经济的交易时间短、反应迅速，受金融政策、投资主体预期、市场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虚拟经济的交易价格时常与其真实价值背道而驰；在虚拟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情况下，易造成资金使用效益偏低，市场消费能力不足，阻碍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虚拟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的情况下，虚拟经济会发生周期性波动，出现经济泡沫，易引起金融危机，进而对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带来巨大影响。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会计体现的作用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需要对其进行价值评估，而会计能够如实反映投资对象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以及投资对象在某一经营期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这些信息能够为投资者进行虚拟经济的符号估值提供依据。虽在虚拟经济的符号估值中，投资者需要搜集多方面的信息，但是会计信息在这些信息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可靠性和稳定性最强。1.有利于传导价值信息。会计是联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在两者互动中起到信号传导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对证券价格能够产生显著影响，通过股票计价模型可以推导出，会计账面价值和未来盈余的现值对证券的市场价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允价值计量信息因其自身具备的即时性、连续性等特性，提升了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应用价值，使其与股票的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投资者可利用会计信息对企业偿债情况进行评估，在决策是否持有该企业债权时，可根据评估结果对衍生证券进行估值，将估值作为决策依据；三是通过汇集微观的企业会计信息，可从宏观的视角掌握整个行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利率、基金、股指的估值提供衡量依据。由此可见，会计信息是证券投资预测的重要基础，其实质是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传导有价值的信息参考依据。2.有利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下，将会计目标定位于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做出经济决策的会计信息，以反映企业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一会计目标实际上反映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环境下的会计工作方向，特别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由于其能够脱离实体经济运行，所以通常会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这就促使会计信息质量必须满足保护财务报告使用者利益的根本要求。企业会计目标的选择受企业利益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这一关系的制约下，企业会计会进行盈余管理、会计政策选择、会计监督审计等工作。3.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企业会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由业绩计量转向资产价值计量，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引导作用，让投资者能够准确评估投资价值、识别信贷安全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易，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由此可以看出，会计与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能够实现与经济体系的互动，体现会计的社会性。4.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会计与经济体系的互动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的信息传导方面。在市场价格受诸多因素影响处于波动的状态下，可以有效结合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变化情况，充分反映企业权益变化。会计主要通过微观经济的运行，影响宏观经济的整体走势。国家可利用企业会计信息，有效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企业会计报表以披露市场价格为主，通过调整企业预期收入，可对国家投融资决策和市场价格变动产生一定影响。通过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进行信号传导，能够反映出企业的投资价值，减少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充分体现会计的使用价值。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会计体现的局限性

1.会计计量以市场价格为计量依据。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投入价格与脱手价格都与市场价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由于市场价格本身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市场的管理以及对相关商品价格的干预都会对市场价格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价格有很大差异，电能、电信、石油、地产的价格因为受到国家政策监管，所以无法证明其公允性。由此可见，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其资产定价的“公允性”未必相符，换言之，对它的计量结果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企业的投资价值。2.会计信息供需矛盾突出。会计信息是个体通过理性的处理过程所获得的一系列数据，虽然受到会计准则和审计的监督，但会计计量过程仍然归属于个体理性行为的范畴，正因如此，对它的盈余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就公允价值而言，它是以市场参与者的视角对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价值进行估计，要达到“公允”，就必须要求会计应当以独立的立场对企业的资源和收益等进行准确计量，由于会计很少能站在独立的立场完成计量工作，所以会计信息必然存在现实的偏差，公允价值则会被借以操纵会计盈余，这样容易对投资者产生误导。3.会计信息披露滞后。会计信息中所反映的交易和事项全部都是已经发生的，并为使用者提供报告日企业的资产与负债价值。会计分期假设虽然使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获得了一定保证，但从目前的情况上看，会计信息披露仍相对滞后。一旦会计信息被披露，其中的内容便会被投资者用来评估企业的投资价值及其相关金融资产未来的收益能力，但由于时间与决策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性，会计信息具有了增大市场价格波动变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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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具有双重经济效率的内涵

所谓国有企业具有双重经济效率，指的是国有企业不仅具有微观经济效率，更具有宏观经济效率。所谓经济效率就是指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 因此也可一般地称为资源的利用效率。它是需要的满足程度与所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因此，它首先是一个效用概念或社会福利概念而非物量概念。一般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资源的生产效率、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资源的动态效率。从微观经济效率来说，则是企业或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一般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它实物性指标来衡量，为了便于比较，这些指标都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而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在许多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观经济效率。 W・布鲁斯(1998，pp．4―10)在其经典著作《从马克思到市场》中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率的首要性做出过论述。他说“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把互相分离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体化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奥斯卡・兰格一直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认为它会提高从个体到社会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合理行为的标准。这种联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即不仅仅在于有可能把微观单位活动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内，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

无效率。”因此“通过把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微观经济水平提高到宏观经济水平，社会主义被假定应当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Bnuce，1998，p，11)。因此，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定位的立足点就不仅仅在于微观的资源配置， 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观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非效率问题，从整体上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获得社会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率。

二、国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并非低于私有经济

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不佳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我们是否就能够由此推论出国有企业效率一定比私营企业低， 国有经济必然私有化?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1．在宏观经济低迷时，非国有企业亏损状况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低迷时，不是只有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指标恶化，而是所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都普遍恶化。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 (见下表)

自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亏损面的绝对数较大，但是从亏损企业数和亏损面来看， 国有企业的表现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一只有国有企业亏损而私营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一一直健康发展。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从亏损企业数的增长速度来看，私有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远远高于国有经济，分别达到134％、85．9％、144％；二是从亏损面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央国有企业总体上要低于其他经济成分，其中私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成分，达到71，7％、15．2％。事实充分证明，企业亏损原因并不是所有制。私有制企业并非总是高效率的。

2．国有企业私有化还会使经济效率继续恶化。俄罗斯是“私有化”进展最快的转轨国家之一，而在1990年至1996年间，全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如以1990年为100，1996年只为22．6，并且，企业的亏损面迅速扩大，到1996年亏损企业已达全部企业的一半以上，许多企业在实现“私有化”以后，经济效率继续恶化。

3．国内外统计数据证明现有公有制企业具有高效率。这里主要分两段分析。即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总量水平有较大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 1952-1978年的统计资料表明：这一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

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 6，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世界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相比也不低多少。而且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国家的重点并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就开始迅速起飞。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表明1980-1991年期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和78％；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增长率为 5．7％、11％和11．2％，都显著地高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高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公有制的效率并不低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私有制的效率，而且肯定比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私有制的经济效率要高。

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也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它与私有企业一样同样也有高效率的记录，象新加坡的国有航空公司竞争力名列前茅，新加坡的国有电子公司的盈利率也高于私有制企业，韩国的国有浦项钢铁公司的生产率也大大高于日本5家最大钢铁公司。所以国有企业并非注定就是低效率。

4．国有企业亏损，并不是这些企业没有创造新价值，有些是利益转移了。以工业新增价值为例，国有企业新增价值并不低，国有工业增加值率由1991年的29．3％上升到1995年的30．2％，与同期非国有工业增加值率24,4％和24，6％相比分别高出4，9％和5．6个百分点，1978-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7％，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6．8％，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2 3％，显示国有企业效率并不太差，但由于国企新增价值的分配问题导致利率低，“八五”期间国有企业流转税年均增长 14 9％，折旧年均增长27．3％，工资年均增长20 7％、利润年均增长 13，2％、社保等其他项目年均增长 18．5％，可见，新增价值在初次分配中折旧和工资增长最快，包括了社会保障体系支出在内的其他项目增长也很快，税金增长较慢，而利润则更慢，即盈利水平低，其中的国有工业收益转移到了折旧、流转税和其他各项税费、融资成本、各种社会福利中去了。可见，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率远大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

三、国有企业具有私有企业无法具有的宏观经济效率

评价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状况不能单纯依赖于对其微观经济效率的判断，而更要看到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从当前我国所处的时期来看，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体现在作为“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落后国家在完成初步工业化体系进入知识经济实施“后赶超战略”时，都将面临“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两难问题，我国目前就处于这一时期，对于我国来讲，高新技术模仿、移植和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解这一两难问题的出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即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计划管制之间寻找一种协调性的制度安排一一国有企业，一方面把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趋向性的技术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来调和上述的两难问题。所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转型时期的重要定位目标之一，就是担当“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中心，这种定位的宏观经济效率可以从国际比较中体现出来。

我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 GDP的比重只有0．482％，而所有转型国家的这一比重的平均为 0．91％。但是，我国的科技国际综合竞争力指数却远远高于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支出额占整个研究与开发支出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转型国家，达到了65％。该数值与日本相当，而俄罗斯仅为16％。这也是我国1994- 1998年国际竞争力从世界第34位提高到第24位的关键。具体原因在于：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科技活动的中心从原有的国家主导的研究院所和高校向国

有大中型企业转移；二是在转型时期， 国家的重点在于提供转型制度和改革，难以有物力和财力承担所有的技术赶超任务，而非公有制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的引导下，不愿意提供技术开发等公共品，而想为具有及时利润效应的技术移植者。东欧转型国家近十几年来科技竞争力下降，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国家职能转换的同时，没有在市场中建立技术公共品的提供者。在我国近几年的技术交易中， 国有企业间的技术交易占总交易仅仅20％多一点，而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企业的技术交易达到近6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逐渐成为“技术扩散中心”。比如，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系数是直线上升，而其他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系数直线下降，其中的差距证明了移植、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中心的地位，其中技术扩散主要途径包括：国有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流失， 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经济间的廉价技术交易等。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增长上优于其他转型国家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体现为国有企业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者。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承载着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拥有全社会 1／3病床、开办1，7万所中小学、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国有企业用于职工养老、失业补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的支出，已占职Tm资总额约45％左右，国有企业为承担社会功能付出了效益代价。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的抽样调查和国内专家调查资料，国有企业的平均冗员达到20％，根据同期的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的冗员工资负担和冗员负担指数。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大于其利润总额，冗员的财务负担指数逐年增加。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就可以减少这些负担。1993年全国的下岗职工超过300万，各级财政负担和企业直接支出的下岗费用就达300亿。根据刘源等人的统计，国家对 1998-2000年3月的下岗职工支付的生活费用就需要888亿。如果严格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进行富余人员的分离，这笔费用将达到 1，000多亿，如果国家财政来承受这些负担，那么国家财政政策在协调宏观经济和控制改革进程方面的能力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在有的经济结构和财政约束下，巨大的社会福利负担和转型成本负担将使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是富有效率的，因此，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应当充分考虑宏观经济效率状况，依据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市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各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和技术发展状况因素，进行国有企业结构与规模的调整，而不是令其私有化。

四、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充分而又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相联系。有的经济学者认为， 改变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只要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可以实现高效率地增长。但是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通过对英国务类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绩效做了综合广泛地比较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有显著的提高；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改善不明显。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充分的市场竞争是所有企业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前提。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在垄断的市场上攫取到高额利润，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会缺乏动力和压力，而使他们趋于低效率地运行。这就是同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彩电工业的效率很高，而电信部门的效率却相当低的原因。

2．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重要条件。从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来说，并不仅仅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

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企业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就是说，要有清晰的产权制度。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模糊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但究竟什么是产权模糊呢，一般来说产权模糊有两种情况：一是产权归属关系不清；二是指财产在营运过程中各权能主体与义务不清晰，即各主体之间在占有权、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分解不清晰。而对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来说其归属关系， 即企业的所有权在《宪法》上被界定得十分明确，属于全民财产。因而说我国企业产权模糊应当是指上面第二种情况， 即各主体之间在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分解不清晰，从而导致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不能有效地保护其财产的权利。那么什么样的国有产权制度安排才算是清晰的：(1)通过明确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注册资本及其相应的权益，界定企业产权归属主体； (2)产权主体吻合“经济人”假说，即产权主体追求资产的保值和增值；(3)明确界定产权归属主体享有的权益及承担的责任；(4)企业产权具有排他性，即企业法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和自由转让的产权；(5)在所有权与控制相分离的条件下，应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使产权经营主体在利益动机的刺激下能自主地支配和转让企业产权，又使出资人能对产权主体的行为实施有效地监督，从而在企业内形成出资人、企业经营者、生产者三者之间互利制衡机制；(6)法律制度能对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只要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符合以上结构特征，就可以被认为是产权清晰的。

3．高效率运作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地保护是国有企业有序运行的保证。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认为，通向自由市场大道是由国家铺就维持其畅通的。意思就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新经济史学家诺思也认为国家必须对一国经济效率负责。因为国家界定产权结构， 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和保护负责。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地保护，那终将损害到国有企业的效率。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政府的管理效率。在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管理下， 国有企业一般说来是有效率的，新加坡、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运行无疑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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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传导作用

金融危机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发生背离的结果，是社会中各种资源存在配置失误的直接表现，在金融危机发生中会计受到相应的指责，表明了会计具有着宏观社会后果。会计宏观社会后果的发生机理，以及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所担任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是整个社会进行研究会计在经济体制运行中所担任的角色、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会计科学的发展方向等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基础及特点

马克思就银行的生息资本中的资本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虽然表现上看来虚拟资本和原存在的资本以及原资本的增值过程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消灭了，虚拟资本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独立的运作，似乎是脱离了现实资本，就连符号也可以带来资本的增值。实际上虚拟资本的价值还是来源于实体资本所创造的利润，但是虚拟资本价值收入是由预期的收入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现实的收入所决定的。随着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不断深化，虚拟经济的符号变得越来越多，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和传统的债券、股票相比，它们之间与实体经济的联系逐渐模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价值联系。企业传统型的债券、股票等资产的债券化，是以个别的企业的预期收益、折算率，来作为评估基础的一种符号型的价值体系；证券、基金以及资产的担保证券是以某类证券的预期收益、折算率来作为基础的一类符号型价值体系；政府债券、利率以及利率所衍生出的金融工具等的符号价值，主要受到来至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的影响，也就是国家的总现实资本预期收入，可以将政府债券、利率以及利率所衍生出的金融工具等，看作是以社会预期的平均的收益水平、折现率作为基础的一类符号价值体系。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决定性基础，实体经济的主体的盈利能力以及财务状况是预测实体经济的投资价值和投资能力的基础，对相关的虚拟经济所对应的符号的价值产生影响，但虚拟经济符号的运行已经与商品以及劳务的运行过程相脱离，符号价值的循环周期相对较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虽然存在互动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变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但给带彼此的影响力的大小也是不同的。总结历史经济的发展经验和规律可以看出，当实体经济明显超前于虚拟经济时，会造成金融抑制现象的发生，致使资金的运作效率变低，出现市场经济运行疲软的现状，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在市场流动资金的过度冲击之下，会使虚拟经济出现过度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便会引发经济泡沫，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向虚拟经济输送其所需的收入流，会使虚拟经济的运行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并反过来使实体经济运行的困境更为严重。

二、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作用

1.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

就投资者而言，无论所要投资的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需要就投资对象做全面的价值评估，会计就承担着向投资的决策者提供相关投资信息的责任。目前投资者所需要的投资信息的来源和渠道更为多样性，但会计的信息披露依然是多种渠道和来源中最为可靠、稳定和经济的，会计准则中也对会计的目标进行了定位，强调了会计要在经济运行中较大的发挥支持作用。会计向企业提供虚拟经济的主体以及实体经济的主体的相关财务信息，向投资决策者提供了是投资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相关决策的支持信息；会计所提供的实体经济的相关信息是决策者就虚拟经济的符号进行定价的重要的基础性信息，会计的这项功用已经被股票价值与会计信息之间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所证实，就如超常收益模式反映了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由企业当前的账面价值与未来的超强盈余价值所共同决定；会计信息对于正确的评估企业的偿还能力非常有利，为所持有的企业的债权，在企业债权基础上衍生出的证券进行估值等，都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基础性信息；企业的会计信息被汇总成为板块，形成了行业的发展状况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的直接信息描述，为企业的基金、股票指数以及利率等衍生证券的价值评估提供了基础信息。基于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中担任着信号传导机制的社会角色，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发挥传导作用。

2.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过程

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发挥着传导作用，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担任着信号传导机制的角色，参与经济体制的运行，反映并传导着经济主体相关的财务信息。从动态上而言，会计和经济体系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互动过程，可以从图1中明显的看出会计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信息传导中的传导功能的实现过程，以及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循环的因果关系的累积过程。市场的价格长期处于波动中，会计手段对资产市场价格存在依赖，会计的初始计量以及末期的后续计量将市场价格波动，经过会计计量和确认反映在企业的会计报表中，从会计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个如实反映的过程，但它将微观经济的运行结果以及市场经济的变化联系起来，综合的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以及企业权益的变化。会计信息的披露将引起市场主体就投资对象的价值预期进行适当调整，会计信息的披露还可能引起国家就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进行调整，微观经济的运行结果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变化，为投资者关注并作为决策依据，投资者会综合的考虑会计信息、国家政策的变化、其他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以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等，对目标投资价值做出调整之后再做出相关投资决策。企业的会计将市场价格变化通过计量传导至会计报表中，会计报表披露出这些信息之后还会再引起企业投资行为的改变，引发新一轮的循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循环的因果累积过程与会计的传导作用以及会计信息的生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结：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价值关联是两者之间实现互动的基础，会计信息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价值关联的核心信息，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发挥着传导作用。（作者单位：辽宁华衣服装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赖文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金融与经济，2009（02）

[2] 庞立平.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J].领导之友，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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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库资金；经济贸易；金融运行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库的业务量也随之成倍增加。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研究国库资金收支活动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信用的变化情况，国库部门只有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才能确保财政预算收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国库与财税部门相比，国库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最及时、金额最准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括税收、预算计划、货币投放回笼、信贷规模、储蓄、国债发行、兑付等在内的统计信息资料库，才能真正为政府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分析资料和政策性建议。

国库资金分析工作是指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国库收支（包括税收、利润、事业收入、国债发行兑付及收入退库）等情况进行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细致地进行国库资金分析既能弥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之不足，并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促进作用，又能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国库资金还是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其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近年来，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担负经理国库的中央银行，是联结财政、税务及地方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从客观上讲有必要研究国库资金收支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及产生的效应，为政府正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参考资料，因此，对国库资金进行统计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库资金分析是政府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由于国家金库处于特殊的地位，其统计分析工作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基础建设中，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每年都会在国家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国库资金直接投资基本建设、基础产业以及重点行业，一般而言，财政部门侧重于对财政收支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中央银行侧重于对金融运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具体说来，国库分析是央行对财政资金运行给社会经济带来影响的分析，如财政收支对当地货币投放、回笼量大小的影响、财政支拨与库存余额的关系、税收征收数与入库数的比较分析、财政收支与预算收支计划差额分析、国债发行对地方资金吸纳大小的影响分析等等。国库分析主体的特点使这一分析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可参考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比较注重统计分析的社会性、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国库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国库资金从性质上讲不同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应归属财政资金。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其资金的大量流动能够创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地方银行的短期信贷行为。

（二）国库收支分析不仅为分析宏观金融运行和制定货币政策服务，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发展。国库资金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债券及银行承兑票据等有价证券的业务活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是国库资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理顺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商业银行的关系，强化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财政弥补赤字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吞吐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量，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影响货币供应和市场利率，达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公开市场业务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因素也将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配合的重要领域，对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实施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库资金的最大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当宏观经济发展不协调、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时，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国库资金进行调控。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调控的经济目标。可见，国库资金调控的特点是时间短、见效快。而货币政策调节则不同，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货币政策发挥效力，对最终目标产生影响，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在控制总需求时，就调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反之，则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并通过派生机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和居民再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影响社会需求，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调节效果相对滞后。

二、国库资金分析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库分析内容的特殊性，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综合性较强的参考材料。国库分析不仅是为中央银行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各级政府经济部门服务。国库分析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对有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的“边缘性”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支持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它起着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库分析更有利于为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务。近几年来，各级国库在国库收支分析方面尽心尽职，基本上能及时反映当地国库收支状况，做到随时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认真、细致地从财政收支、企业发展状况、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银行储蓄、个人消费观念转变及央行货币政策、信贷、税收与企业情况全面地进行分析，为当地政府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参考决策依据。因此国库收支分析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统计、分析并预测国库资金流动趋势和国库资金存量，为政府债务政策提供参考。各级政府在确定债务政策时，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资金流动规律，根据下一时期的政策方向，预测财政资金存量的变化趋势，将债务政策与国库资金状况联系起来，以减少债务成本，提高债务收入资金的效益和债务政策的灵活度。

（三）分析国债发行、兑付对地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债是中央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却是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失，各级政府部门应十分关注国债吸纳本地资金的大小。国债不同于税收之处在于国债是一种有偿性或辅的中央财政收入，但就其将地方资金转移到中央财政这一作用来说，国债和中央税收则无二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支持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除了国债导致地方资金的流失及中央财政收人和国债兑付资金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之外，国债购买主体、国债发行总量、时机和期限都会对地方资金供给和需求以及中央国库收入、支出和资金存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债发行、兑付资金数量的大小，国债的流动性效应和利率效应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三、国库资金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

（一）国库分析能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深化财税改革提供服务。国库部门通过对国库支出的总量和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执行的情况；通过对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通过对财政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情况对比分析，反映财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

（二）国库资金来源于企业、个人，与微观经济紧密相联。资金在支出时，把资金直接投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经济领域，通过减免农业税、直接发放补贴，积极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信贷资金贴息、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引导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扶优限劣，优化投入，积极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规模的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中央银行国库资金的收支行为能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大量真实可信的数据、资料、信息，反馈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传递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在货币政策实施时，国库资金为中央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当了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器，直接或间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及信贷规模，有力地支持了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既便于宏观调控又服务于微观经济的发展。

总之，国库资金收支分析对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为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分析参考资料，具有其他经济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做好日常国库收支核算的同时，努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国库资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赢得政府对国库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确保国库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国库统计分析质量，充分发挥其各种效应，当好政府经济决策的参谋。

[参考文献]

[1]俞开海。当前国库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金融会计，2005，（1）。

[2]雷庭梅。国库会计在改革中不断前进。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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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初步形成产业化。全国初步建立公路网运行监管与服务体系，在部分重点路段实现了动态监控和跨省市的协调处理，在处置救灾、重大事件等活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智能交通；交通运输；经济学

大众对交通安全、交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说明了人们通过智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城市交通拥堵的大面积爆发让人们对智能交通改善交通环境带来更多的期望。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际智能交通企业、安防企业开始进入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时，我们都明白城市智能交通迎宋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将其整合成为目前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个经济学研究基础框架，也不断受到来自于经济学内部发展的挑战。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组织问题关系不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它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与企业的内部组织无关)这个黑箱，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略而不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对于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争议，但是发端于斯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尤其一系列的基本假设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现代金融学中引入时间和货币等因素，取得像期权定价等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还有公司财务领域，也是在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修正基础做出相应的成果；还有激励机制设计、最优税收制定等等理论研究突破，都从给予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的。这些成果许多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同。研究实践表明，对经济学中假设的某些部分进行修正，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相关的说明，将有助于该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化、概念化的马歇尔的这一支经济学研究脉络。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脉络联系，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经济学一定需要获得主流经济学的承认。相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解释力，使之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通过修正来自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交通运输经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为交通运输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假设的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又反过来对经济学研究提供深化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有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过程。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或理论假设前提也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产品需求、生产供给的角度展开。

第一，在微观经济学中，假设具有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市场，作为有效率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但是需要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交通运输资源就是那些能够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应当如何进行最优配置呢?在交通运输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低，相反一些非价格机制的组织活动对于交通运输资源的配置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来，不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而透过公共领域资源配置资源就成为的研究领域。个人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假设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分析框架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只有需求定律存在才能保证，价格机制正常的工作，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求定律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假设，因为任何物品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会是一样的。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至少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空间不同点之间的位移达成；二是时间不同点之间的协调；三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这些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有时是单质的需求，如只求快速到达、或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等等；有时又是多质的需求，如既要快又要舒适等等。在交通运输产品需求中时间的缩短和准点成为重要的需求指标，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金融、货币等领域通过利息研究时间价值外，对于时间的需求研究如何涵盖在需求定律中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微观经济学研究生产过程时，在马歇尔时代还考虑分工组织生产问题，而在后来的研究中生产研究被退化为生产函数的研究，生产函数的研究却是基于投入一产出模式展开，通过计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探究，生产的“技术”水平。

篇12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吴弘.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经济法论丛,2006,(5):29.

［4］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卢炯星.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经济法论丛,2006,(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篇13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14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