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产生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竞技体育；生产组织；交易费用；组织形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6-0022-05

The Study on the Form Selec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Production System from the Transaction Costs Perspective

――Take Case of Production for Olympic Games Events

CHEN Hui-m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this paper mad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 selec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production system, such as asset specificity, uncertainty and transaction frequency, and also analyzed external constraining conditions for the form selec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which include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level, economic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research ma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transaction fee differs in the advantageous ev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due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lower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form such as the government directed, market oriented, or the one between them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at realistic need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production system； transaction costs； the form selec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

从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至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生活观念的变化，竞技体育逐渐成为人类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竞技体育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及其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主旨，使得竞技体育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一些高水平国际大赛，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掀开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美国在参加的25届奥运会中，有15届位居金牌榜第一，特别是从l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连续4届位居奖牌榜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体育强国，而且由于其在竞技体育生产组织上采用市场组织及在国际的话语权优势，使之受到国际上的追捧。

反观中国，继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后，奥运金牌榜排名一路飙升，亚特兰大奥运位居第四、悉尼奥运第三、雅典奥运第二、北京奥运第一。虽然北京奥运中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51枚金牌，远超体坛霸主美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德国。但因其竞技体育生产组织选用的政府组织形式――“举国体制”而遭受某些国人和一些西方国家媒体的非议。

世界各国竞技体育（奥运项目）生产组织形式既有政府组织型，也有市场组织型，还有兼顾中间组织型，缘何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竞技体育生产组织而又长期并存？隐藏于背后的原因与逻辑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如何评判各奥运强国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有优劣高下之分吗？本研究尝试应用交易费用理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

1 交易费用理论与竞技体育生产组织选择

1.1 交易、交易费用及竞技体育交易费用 交易是指经济个体之间分割和获取对资产未来的所有权，是财产权与合约权的授权转移。交易费用指经济交易中，产权从一个经济主制度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包括：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花费在事前的搜集信息成本、度量产品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费用及事后的为保证契约的实施执行而进行的监督管理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可以将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都看作交易费用。

竞技体育交易费用主要表现为竞技体育主体进行各种形式的竞技体育交易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种损耗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增加产品的效用。诸如：寻找选拔合适运动员、查询国内外运动员价格行情、考察运动员运动能力水平、界定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运动员转会时交易双方就签约条款谈判和协商所支付的谈判费用、督促合约条款履行的费用，若监督执行存在高额费用，就会产生欺骗、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如：虚假参赛，假球黑哨。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令交易双方望而却步，放弃本应实现的交易机会，导致社会资源难以得到有效的配置。以上交易活动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竞技体育交易费用最为直接表现形式。

交易费用是市场运行的内生产物，虽然不能避免，却可以降低。降低交易费用的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依靠科技进步提供更为迅捷、高效的交易工具，如电话、网络、飞机、高铁等；另一就是通过特定的组织制度安排，合理的制度设计安排与经济组织形式，能够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激励其生产性努力，降低交易费用。本文主要从选择匹配的经济组织形式以降低竞技体育组织的交易费用这一角度切入研究。

1.2 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选择 经济组织是指家庭、企业、公司这样一些按一定方式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是一定的社会集团为了保证经济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行，通过责权分配和相应层次结构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威廉姆森（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提出了特定的交易类型和组织之间最优匹配的模型，认为经济组织（包括市场组织）的运行效率是依具体的交易技术结构和组织形式不同组合而有所不同。同一种交易技术结构与不同的组织匹配时，交易将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从而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费用。同样，同一组织与不同的交易技术匹配时，其交易费用也不相同。如果某种交易技术结构与特定的体制组织形式相匹配时，其交易费用最低，此时这种资源配置的运行效率最高。

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分析提出的假设是：交易者会选择一种能使其预期治理这种交易关系整体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安排。在相对意义上，比较适应者生存，所有可能的组织形式都有缺陷，所以可以用一种比较制度的方式评估几种可行的备选形式。

本文认为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选择，基于节约交易费用动机，也应考虑特定的竞技体育交易类型和竞技体育组织之间最优匹配问题。

1.3 竞技体育生产组织类型及特征 生产概念涉及的是人类用一定的资源（投入）创造一定的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成果（产出）的方式问题。它是人类为了达到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目的，通过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的组合、投入和有目的的消费，创造或增加某一使用价值的行为。由于人们的需要既要用实物劳动成果来满足，也要用非实物劳动成果来满足，因此，人们有目的地创造的劳动成果并非只是实物产品，也包括服务产品，所以，一切提供劳动成果的活动都是生产活动，人类生产就是对包括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在内的各种劳动成果的创造。

由于高水平竞技运动技能是通过大量的时间消耗、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及长期艰苦训练而形成，以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竞技表演和比赛这样的非实物劳动成果形式呈现，它能满足人们消除疲劳、缓解紧张、丰富文化生活、为国争光的需要。因此，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也是一种生产活动。

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是指竞技运动训练和比赛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组织结构含义。鉴于经济组织有市场组织、科层组织和中间性组织三种基本形式，据此，本文将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分为竞技体育市场组织、竞技体育政府组织、竞技体育中间组织等类型。

竞技体育市场组织指竞技体育交易主要通过市场来完成的经济组织形式，是由相当数量的平等人之间的交换活动构成，此时运动员、教练员各自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以单个主体的角色进入市场，通过直接与有关的组织或个人完成交易。如美国的田径、体操等个人项目。

竞技体育政府组织中生产要素产权公有，公有制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它使得政府能够按照它的政治要求和其它偏好来选择产出的组合。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奖励――惩罚制度对竞技体育经营决策者追求运动员培养效率、竞技体育成本节约的激励很弱，决策者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产出。

竞技体育中间组织指两个或多个独立竞技体育机构通过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所构成的相互依赖、风险共担的合作组织，按资源配置类型来划分竞技体育中间组织类型，主要有准市场组织形式、准政府组织形式和半市场半政府组织形式，具体形态表现为特许权安排、分包制、战略联盟、行业组织、卡特尔、共同投资等制度安排。

虽然世界各国奥运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不一，但可以将它们看作是以追求奖牌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区别只是受到成本约束程度不同而已。从三类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来看，竞技体育市场组织由于经济主体拥有竞技体育资源的使用、转让及收益权，能够占有自身行动带来的全部收益，因此能充分考虑资源投入的成本约束，受成本约束最大；竞技体育中间组织由于通过契约外包、行业组织等强化了竞技体育组织对节约成本的约束，因而其受成本约束压力较大；而竞技体育政府组织由于体育行政官员、教练员并不拥有他们所控制的竞技体育资源，无法占有他们行动带来的全部收益，也不必承担所有成本，没有节约成本的动力与压力，因此，其受成本约束也最小。

2 影响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选择内因

威廉姆森威提出的特定的交易类型和组织之间最优匹配模型认为，具有较低交易费用的交易技术结构和适宜的经济组织匹配如下：对资产专用性很弱即接近和等于通用性资产，或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市场组织；对具有中等程度资产专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频率的交易，适合采取纵向的中间体组织；对具有高强度资产专用性，或频率很高的交易，适合于采取企业或政府组织。

下面将通过分析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反映竞技体育交易技术结构的几个维度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探讨相匹配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选择问题。

2.1 资产专用性程度 资产投资在技术上有两种选择：采用通用技术或采用专用技术，由此相应地形成通用型资产或专用型资产。资产专用性是现代契约理论描述交易的一个重要维度，用于说明资产的可调配性程度，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可以理解为基于某一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投资，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它用途上去。为完成一项交易一般需要进行投资，并形成一定的资产。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取决于其是否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用途在多大程度上可变或不可变。资产专用性越强，转换成本越高，变更经营领域的成本越高，改变用途则大大降低其价值，对于具有高度专用性的资产，假如改变其特定用途，那么价值损失非常大。因此，一项资产的专用性与其转移使用后的生产价值损失程度成正比，当这种损失程度为零时，这种资产就成为了通用性资产。

从资产专用性这一制约交易规制形式的关键性特性来看，当竞技体育资产专用性较弱时，在相应的交易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而寻求其他交易对象，能较好保证投资创造的价值和双边利益不受损失。如：乒乓球运动就属于资产专用性较弱的项目，全世界拥有较多的乒乓球爱好者和高水平运动员，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条件下，交易双方都可以很方便地寻求其它交易对象，因而像乒乓球这类资产专用性较弱的竞技体育项目可以采用市场组织形式进行生产。

而当资产专用性很强时，当交易的一方比如从事举重训练者做出了专用性投资后，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举重技能唯有参加大型国际赛事这一特殊用途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倘若从事其它方面活动的价值比参加举重赛事要小得多，这样运动员就被紧紧地锁定在这笔交易上了；相应地，政府或举重协会也会发现再寻找如此满意的运动员成本高昂且比较困难，因此，任何一方的退出都同时给双方造成损失。资产专用性越强，锁定效应就越强，退出损失也越大。由于人力资产的高度专用性，意味着交易双方都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若采用市场组织，处在不利地位的一方就极大可能面临被“要挟”而遭受损失的风险，而且市场关系的不稳定性也不适应高度专用性资产交易对持续性和调适性的很高要求，因此，采用企业组织或政府组织对资产专用性很强的交易是较匹配的经济组织形式。

2.2 交易不确定性大小 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与交易特性有关的各种内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质，不确定性源于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一般来说，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市场不确定性与事件不确定性。周围环境意外事件影响人和市场环境。如人心理状况、地理环境气候、公共政策等。由于未来决策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他们未来的预期收益的实现就存在风险，不确定性因素越多、程度越高风险也就越大，人们建立组织和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竞技体育生产主体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源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导致对竞技体育决策和选择的错误。竞技体育主体对运动项目的各种特性的了解及自身对运动项目接受能力缺乏完备的信息，不仅其他人很难知道某个人适合从事什么运动项目，而且当事者本人也很难知道自己到底适合练什么项目，将来会练到什么程度。所以，人们做出从事某项专业运动训练决策时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竞技主体所接受的竞技体育培训具有较强路径依赖并承担较高机会成本，一旦选择和决策出现失误，将导致后来的一系列成本沉淀与损失。例如，一名儿童选择接受竞技体育专业训练，很可能就意味着放弃其他专业训练及正常的普通教育；孩子小的时候，接受田径训练，长大了再让他改学篮球就比较困难。乔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成为篮球神化人物之后，念念不忘自己另一个梦想，成为橄榄球明星，可是终究未能遂愿。这说明，对多数人而言，一些专业素质、能力或者技巧的培养需要在特殊的敏感年龄段完成。

其次，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竞技体育交易行为发生。市场中的交易从发生到完成需要持续一段时期，此期间可能会发生很多影响交易双方权力和义务的事件，进而影响交易契约的执行。如果合同执行者有机会主义行为，当市场条件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可以借口契约的前提改变而停止履行合同，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给交易伙伴造成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易双方将尽可能把契约写得十分复杂，力图包括一切未来不确定性情况，交易本身越复杂，交易谈判及其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化，交易费用就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其效率就越低，运动员转会行为很可能由于高的交易费用而不能实现。

第三，受训者健康和寿命的不确定性也引致个人竞技体育选择和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个体竞技体育能力只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得到回报，而竞技体育的特点是体力消耗较大且容易受到损伤，加之通常优秀运动员的最佳运动能力持续时间短暂，若在此期间竞技体育运动员受到损伤或遭到不测，将会使运动员面临较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此外，竞技体育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还部分地来自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未来社会对既定项目需求的不确定性，如国际奥委会自2005年开始，将通过对奥运赛事项目在普及程度、全球影响力、参赛运动员水平以及比赛精彩程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后，对每一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采用投票决定保留与否，将增加从事有关项目竞技体育主体的风险。竞技体育的收益发生在更远期的将来，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政治经济与社会需求发生变化，使竞技体育的需求情况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大越需要能够帮助规避风险的经济组织形式，如政府组织形式。

2.3 竞技体育交易频率多寡 交易频率是指同类交易的重复发生的次数。竞技体育生产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教练、投资者、捐助、赞助者(私人或者政府)、运动员及其家庭。由于竞技体育运动训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分工系统，既需要教练员又需要训练场馆及各种训练设施协调配合，多人分工合作，才能提供系统的训练服务。如果没有交易费用，训练者完全可以临时聘请教练上课，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提供竞技体育教学与训练服务，运动员可以分别向这些教练购买训练服务。然而，由于现代高水平的竞技必须通过多位教练分工合作才能完成（体能教练、保健教练、科研教练），同时由于交易费用的广泛存在，甚至连每次家长对孩子的接送与陪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及交通费用都成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运动员通过市场购买训练服务的交易费用很大，而且由于专业知识技能等信息高度不对称，因此对训练服务考核、度量、监督相当困难，运动员及家长无法判定教练教学训练服务是否符合要求，寻找教练、考察教练需要成本，需要时也未必能找到，况且还要经过多次谈判才能达成合意。这样，随着交易次数大大增加，花费很多时间，交易非常困难，通常的市场机制或者市场契约完成高水平教练服务的交易成本很高。

对个体项目，尤其是对场馆设施的专用性要求不高的项目，在训练水平初级阶段选用市场交易形式是经济的，这是因为通常在初级阶段，孩子多数都是出于兴趣爱好而进行业余训练，相应的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而且由于对有关教练员的聘请方面要求不高，很容易获得训练所需资源，针对训练发生的交易次数很少，交易费用较低。而随着运动水平提高，对教练及训练的有关要求逐渐提高，相应的交易费用也提高，尤其到了一定水平，即将参加各种国内外大型赛事，要求包括技术、体能、科研、保健、心理等系统性专业服务才能满足该阶段的训练比赛需要，这使训练有关的生产和交易费用高昂。在有限理性制约下，生产者必须寻找更匹配的生产组织形式来克服市场组织形式带来的受交易规模不经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高交易费用。这样中间组织和政府组织就成为替代的生产组织选择形式。通常来说集体项目的高水平训练比赛阶段，如篮球、橄榄球、冰球、足球一般采用中间组织形式，如：美国的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就是采用战略联盟式的卡特尔中间组织，而法国、韩国的一些奥运优势项目则采用准政府组织形式。

因此，不同项目、同一项目不同训练阶段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越是高级阶段，越需要多位教练全方位的配合，若市场交易形式则意味着自己要搜寻体能教练、保健教练、科研教练等多个教练，租订场馆及训练设施，合意后逐一与教练们和场馆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还要监督这些教练员的实际能力及努力程度，说明越到训练的高级阶段市场交易的频率越多，交易成本也越高。

从不同竞技体育项目及不同训练阶段交易频率来看，竞技体育训练早期初级阶段由于交易频率较低，选用市场组织形式比较经济，而在训练高级阶段由于交易频率多，相应的搜寻、监督成本也高，采用中间性组织和政府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比较划算，这提示人们在奥运项目的生产组织形式选择上要按照不同项目及项目不同阶段交易特点选择匹配的生产组织形式以节约交易费用。

基于上述原因，建设高水准、多功能训练基地，实行集中训练制度成为世界多国共识，如韩国、朝鲜、法国。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意大利体育学院也在研究高水平训练、教学、科研方式，以期形成集中型、专门化的训练模式替代传统的自由训练方法。就连美国也已建成三大训练基地，其中科罗拉多训练基地集中了一批多学科专家，开展运动训练的科研和技术诊断。

3 外部交易环境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选择的制约

竞技体育的交易特性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提出了内在要求，而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最终选择必须考虑外部约束条件，即竞技体育生产组织的选择还受所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3.1 政治制度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制约 对具有正外部性公共产品特性的奥运竞技项目而言，一国政治制度对其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政治制度极大限制了各国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政治制度决定着一个特定的产权博弈，从而也决定了一个特定的博弈均衡，并进而决定了政府在竞技体育生产活动中的行为取向。

3.1.1 政治制度类型及特征 在现行国家结构的政治制度中，单一制与联邦制（按照权利的聚集程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主要表现形式。

单一制国家主要表现为：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职权，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实行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按照地方职权大小，单一制国家又可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中国、法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英国是典型的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其他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有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单一制国家政体组织形式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这种政体选择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无因果关系。

“联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治”，联邦制则是根据联邦主义原则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中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联邦制国家是由相对独立的单位（共和国、邦、州、省）组成的统一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单一制国家来说要大得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联邦制国家的主要特点是分权，属于联邦制国家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印度。

3.1.2 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利弊 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能保证中央的政策贯彻落实，特别是财政方面，中央集权导致资金大量集聚，“集中精力办大事”。某些特定时期集权制国家发展比较快，如苏联早期短短三个五年计划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了第二大工业品生产国，韩国在90年代以前也是实行集权制，令韩国国民引以为傲的“汉江奇迹”正是发生在此期间。中央集权在竞技体育方面的优势表现为能够聚集大量的人力、物力主攻本国优势项目和奖牌分布密度大的项目，以达到奖牌最大化目的。如：较典型的国家，中国、法国。中央集权的弊端是可能忽视地方利益，压抑地方积极性，而且由于链过长，不易监督，容易催生营私舞弊、等机会主义行为，而且会由于集权政府独断专行做出的决策，没有体现民众意志而对社会造成损害。

分权制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大限度发挥众人聪明才智，集思广益，有助于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地实施其政策措施，而且由于考虑问题较全面，不易出现大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行政管辖权重叠现象，进而常会发生机构重叠、政策措施重叠、各级次政府之间关系复杂等问题。在这种国家里，国家重大事件决策权均在不同程度上被分散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与权限远小于单一制国家，在财政权利方面，中央调控地方政府对竞技体育财政拨款方面不容易达成共识，其交易成本甚高，以至于不能实现愿望。因而，在美国这种高度分权国家，采用政府组织形式生产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将是不现实的，基于节约交易费用，与之相匹配的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应该是市场或准市场型。

政治制度极大限制了各国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集权程度越大的国家越有采用竞技体育政府组织形式的倾向和优势，而权力越分散的国度则越有可能选取市场型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

3.2 经济体制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 经济体制是指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资源配置形式。资源稀缺性决定了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今世界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为计划配置方式和市场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决策权利高度集中于政府，政府通过制定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配置社会资源，以解决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怎样分配等事宜；在市场经济下，上述经济决策是由分散的经济主体依据市场价格自主做出，价高利大则生产，否则就不生产。

3.2.1 计划经济体制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 竞技体育资源作为社会总体资源的一部分，其配置形式受经济体制形式的影响与制约。由于计划经济国家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手段，因此，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也必然由指令性计划决定，如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竞技体育政府组织形式。3.2.2 市场经济体制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 虽然各国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其一般的规律和共性要求，但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表现为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各具特色的组合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有四种：美国的宏观需求管理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

各国市场经济模式不可避免地影响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倾向，如：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政府组织型、法国指导计划模式市场经济下的竞技体育准政府组织形式、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竞技体育市场组织模式、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主导共同投资型的竞技体育中间组织形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下的半市场、半政府组织形式等，以上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无不受本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

3.3 文化传统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 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对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存在选择竞技体育市场组织形式的土壤，而注重民族集体精神的中国、俄国、韩国、日本则具备采用竞技政府组织模式的基础。

竞技体育所处制度环境因素制约其生产组织形式选择，与制度环境相容的竞技体育生产组织，由于在具体交易中减少了各种摩擦，相应的交易成本也会较低。因此，基于节约交易成本，一国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选择须与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传统文化相适应。

4 小 结

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产品，要受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制约，只有使生产费用达到最小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建构的组合才是经济合理的。生产价格只是传递交换条件的部分信息，进行市场交换是有交易成本的，所以，为了提高竞技体育生产效率必须考虑竞技体育的交易成本，为此就要选择节约交易费用的生产组织。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制约竞技体育生产组织选择与存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从资产专用性方面看，若奥运优势项目中包含较多资产专用性强的竞技项目，则采用政府和准政府组织形式是经济的，如变革前的东欧及中国、法国、韩国。而奥运优势项目中包含较多资产通用性的竞技项目则趋向于采用市场或准市场型生产制度，如美国、英国、意大利。

从不同竞技体育项目及不同训练阶段交易频率来看，竞技体育训练早期初级阶段由于交易频率较低，选用市场组织形式比较经济；而在训练高级阶段交易频率多，相应的搜寻、监督成本高，采用中间性组织和政府组织比较划算。

从交易的不确定性来看，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大，加大了选择帮助规避风险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倾向，如选择政府组织形式。

从政治制度来看，实行中央集权型国家采用政府和准政府组织形式较匹配，如：中国、法国、韩国；实行地方分权型国家，则趋向于采用市场或中间型生产组织，如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

从经济体制来看，各国经济体制模式不可避免地影响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选择市场组织形式的优势，而计划经济及转轨国家选择政府组织形式为主导则更合时宜。

文化传统方面，一国国民更崇尚升国旗奏国歌的民族自豪感及政府偏好竞技体育作为展示国家形象的作用，则该国会趋向选择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形式生产竞技体育。

总之，现今各国竞技体育生产组织之间没有绝对高下优劣之分，也无形式选择严格界限，一国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的最终选择是以上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结果，是基于节约交易成本而根据本国的具体现实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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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生产特点；制度经济学释义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6－008－05

竞技体育制度安排、体制改革一直是多年来竞技体育经济与管理领域里的研究热点。虽然有很多学者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生产组织方式、产权安排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却很少有人以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及生产过程特点为逻辑起点对其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服务产品理论，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生产过程特点所要求相匹配的竞技体育生产制度安排做出制度经济学解读，以期为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启示。

1、服务产品与竞技体育服务产品

第二三产业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教授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他按照产业发展的三个时序，把社会经济结构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社会经济结构，是1985年正式提出的。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进行了重新规定。新规定的三次产业划分中将体育与文化、娱乐列入第三产业中15个门类中的第13类，按照以上划分可知竞技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无形的服务产品，国内开创《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李江帆教授认为服务产品是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自然界的劳动成果由实物劳动成果和非实物劳动成果构成，社会产品包括实物生产和非实物生产所创造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

竞技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生产的产品是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由于服务产品是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据此，本文将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定义为：运动员、教练员提供的以获胜为目的的运动训练及运动竞赛等非实物劳动成果。

2、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

服务产品理论研究为人们认识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特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服务产品使用价值具有非实物性，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同时性，非贮存性，非转移性，再生产的严格制约性和作为劳动产物的必然性等特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除了具有相应的特性外，还衍生出其它特性。

2.1　产品无形性

由于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具有服务的“活劳动”形式，是非实物劳动成果，它是无形的，没有静止质量、体积。观众既不能看到竞赛服务品的大小，也摸不到软硬，观众能感知的是比赛时的激动心情及赛场的热烈气氛，这种无形性使竞技体育交易在界定、度量、实施产权时异常困难。

交易的实质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实物产品的所有、占有、使用与处分以实物产品存在为前提，构成完整的财产权利结构，物品产权的交易，由于物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并且其生产、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边界比较清晰，较易界定，容易实现让渡，因而其转让、获取易为法律所保护。相比之下，竞技体育服务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看不见，摸不着，且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各环节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晰确定各自边界，无法实际交付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使得在实施交易时对其进行产权度量、界定比实物产品困难得多。

2.2　产品公私混合性

经济学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

公共产品的性质是一旦生产出来，任何人无论是否付费都可以消费和享用，而且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妨碍他人的消费。某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也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如：对于刘翔的夺取奥运冠军，很难将其他国民排除在民族自豪感的受益者之外，而且由此产生的激动与喜悦也不会因大家共享而降低其效用。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消费的非排他性，使每个人都能免费从这类产品的消费中得到好处，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免费搭车者”，市场支付不足以弥补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所以，在一些虽具金牌优势但市场需求不旺的项目上，私人是不可能生产这类产品的。因此，在完全市场机制下，这类产品的提供往往不足。如果政府对生产奥运项目部门不予投资将导致竞技体育市场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供给不足，因为没有一家私人企业能够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向消费者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奥运竞技项目。

私人产品是同时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受益的排他性的产品，这类产品可以按不同的数量有偿提供给个人，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购买并消费。如球拍、球衣、NBA、FI方程赛事。

竞技体育项目中既有获利能力强，满足企业和个人需要的私人产品，如：足球、篮球、网球，又包含只满足国家需要的公共产品，如举重、跳水、柔道等项目。而且处于不同训练阶段竞技体育属性也存在差异，有的更接近公共产品，如备战奥运集训阶段的各项训练与参赛；有的则更接近私人产品，如乒乓球、羽毛球的初学阶段。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混合性质，意味着竞技体育产权具有较大选择空间，既可以采用私人产权也可以实行公共产权还可以建立俱乐部产权，亦可能是某种程度的组合。

2.3　外部性

外部性指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附带地”产生了一些好的或不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由其制造者承担，并不增加制造者的成本收益，而是由外部(其它生产者或消费者)承担，给外部带来成本和收益。好的影响称之正外部性，坏的影响叫做负外部性。

竞技体育的外部性主要出现在高水平竞技阶段。表现为举办奥运等重大国际赛事能带动主办国或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国家或地区的形象；夺取世界冠军能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但这种效益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不能增加奥运主办单位或参赛个人的经济收益，若这种正外部性不能得到补偿，因主办和参与赛事的成本收益不对等，将会导致这类竞技体育赛事的供给数量小于社会实际需要置，有时甚至会出现零供给。所以，对这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由政府提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效供给的不足。

2.4　供给刚性

稀缺性是一切经济资源的共性，高水平竞技体育资源不仅稀缺，而且稀缺性强，供给刚性。这是由于：首先，运动员先天禀赋要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人格特质。研究显示，不论是参加集体还是个人项目的运动员都比非运动员在独立、聪明、自信方面，更胜一筹。其次，一名优秀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和专业技能使运动员变得更加稀缺，如篮球被称为“巨人的运动”，只有超常身高的人才可能成为篮球运动员难进入篮球界，而职业足球运动员往往以拥有田径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为前

提。第三，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除了必须具备上述天赋外，还，面临“后天”成材率低、运动寿命短的限制，15－39岁非洲裔美国人成为NBA球员的机率在北美四大联盟中最高，也不过五万分之一。第四，运动员培养周期长，少则5－8年，多则10年以上，而且随着竞技运动的竞争性加强，优秀运动员的成才周期也在延长。此外，运动伤病和激烈竞争使运动员淘汰率非常高，运动寿命短暂，这些因素致使高水平运动员供给刚性。

再从需求角度看，随着竞技体育商业化进程加速，竞技体育多种使用价值凸显，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高水平运动员供给不足也凸现，一些知名运动明星年收入千万。甚至过亿，如大卫，贝克汉姆、基米，莱科宁、罗纳尔迪尼奥、罗杰，费德勒、姚明等，这充分表明高水平竞技体育人力资本高度稀缺。供给刚性。高水平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稀缺与供给刚性，意味着竞技体育生产要素价格具有较大上升空间。人们看到了潜在的获利机会，倘若旧制度阻碍了这种获利的可能，人们就会产生创新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需求，这将对原有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提出挑战。

3、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生产特点

生产概念涉及的是人类用一定的资源(投入)创造一定的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成果(产出)的方式问题。它是人类为了达到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目的，通过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的组合、投入和有目的的消费，创造或增加某一使用价值的行为。由于人们的需要既要用实物劳动成果来满足，也要用非实物劳动成果来满足，因此，人们有目的地创造的劳动成果并非只是实物产品，也包括服务产品，所以，一切提供劳动成果的活动都是生产活动，人类生产就是对包括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在内的各种劳动成果的创造。由于高水平竞技运动技能是通过大量的时间消耗、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及长期艰苦训练而形成，能满足人们消除疲劳、缓解紧张、丰富文化生活、为国争光的需要。因此，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也是一种生产活动。

竞技体育生产特点主要表现为前期劳动显著性、有效竞技能力时效性、生产结果不可预知性。

3.1　前期劳动显著性

某些服务产品的劳动过程往往包含有显著区别的前期劳动阶段和后期劳动阶段。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显著区别的前期劳动阶段和后期劳动阶段的服务产品。竞技体育的生产过程包括劳动阶段较长的运动训练期(根据运动训练学的一般规律，从开始选材、训练到逐渐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运动员，大约需要8－10年的时间)和较短运动竞赛过程，对于某些项目前期阶段劳动的显著性更加突出，如百米跑比赛，用(赛)场上一秒钟，场下十年功来形容毫不为过。这种显著性前期劳动阶段意味着运动训练所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越多，若无缘比赛，则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越大，甚至可能出现前期的长期劳动全部无效的现象。前期劳动显著性的竞技体育生产特点给生产投人者带来极大的潜在风险。

3.2　有效劳动时效性

这里的有效劳动是指运动员保持个人最好竞技能力的时间。竞技体育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挑战人体极限，最大限度挖掘人体运动潜能。随着竞技运动竞争日趋激烈，运动水平也越来越高，许多运动成绩，特别是体能类项目的成绩已逼近人体极限，以至于想提高l厘米或缩短百分之一秒都变得异常艰难。这势必要求运动员进行相应的极限化训练才有可能超越已有成绩和对手，对运动员的体能智能、心理素质、身体形态方面提出极高要求，运动员一旦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则被无情淘汰。因此，运动员的淘汰率很高且运动寿命短暂。

高水平运动员职业生涯与其它行业相比，如电影明星要短得多。有研究者以连续3届进入全运会决赛(进入前8名)作为衡量我国优秀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指标，能够进入全运会决赛表明该运动员竞技能力达到自身最佳竞技阶段或竞技能力保持阶段。如果运动员能够连续在3届全运会进入决赛，则表明运动员的有效竞技能力(或称运动寿命)至少可达8年，然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优秀运动员高竞技水平持续时间较短，90％都不能保持高竞技水平在8年以上。

优秀运动员高竞技水平持续时间较短，运动员的价值基本在该期间体现，这就对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及其效率提出较高要求，若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不确定或产权流转效率低，将大大损失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若不能及时转移到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地方去，就难以发挥应有价值甚至闲置浪费。

3.3　生产结果不可预知性

生产结果不可预知性既表现为运动训练与选拔输送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淘汰可能，还表现在竞技场上胜负结果不可预知。由于比赛结果受多因素影响，如运动员竞技状态、教练员临场指挥、竞技对手技战术的变化、赛场环境等诸多因素，运动员稍有不慎，比赛结果就会出人意料。

竞技场上胜负结果不可预知，表现在竞技场上常出现一些实力很强的运动员发挥失常，输给弱过自己的运动员，如：美国射击运动员埃蒙斯多次在各项世界大赛中获得金牌，在雅典奥运和北京奥会上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决赛，决赛中也一直发挥出色，成绩遥遥领先，金牌唾手可得，可偏偏在最后一枪，要么脱靶，要么环数出奇低而痛失金牌。对于对抗性类博弈竞赛，竞技场上参赛双方运动员经常根据自身与对手赛情变化，不断调整相应技战术上，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创造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发挥得淋漓尽致。越是竞技对手实力相当的比赛。就越充满悬念，其悬念越大，魅力就越大，价值也越高。很多NBA篮球赛事都是在比赛结束前两三秒钟才决出胜负，往往观众不到最后就不知道比赛最终结果。

竞技体育前期劳动显著性、有效竞技能力时效性、生产结果不可预知性等生产特点，要求竞技体育生产要素投入者做好自我风险规避准备，同时也需要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以降低竞技体育行为主体投入风险。

4、对中国的启示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生产特点对与其匹配的生产制度提出内在要求，为竞技体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与启示。

4.1　中国竞技体育产权制度应为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价格上升

提供获利机会

高水平竞技体育人力资本高度稀缺、供给刚性，意味着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价格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存在潜在获利机会，倘若旧制度阻碍了这种获利可能，人们就会产生创新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需求，将对原有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提出挑战。

随着中国竞技体育商业化程度的提高，运动员人力资本价格飙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成为利益相关者角逐对象，围绕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问题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诸如：运动员为了一己私利违反队规。被国家队开除；运动员因广告、赞助收入分成与运动队产生纠纷；恶意抢注运动员资格而引发的单位和地区间“注册权”和“参赛权”的争议等，这些运动员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纠纷归根结底在于现有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竞技体育发展现实，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阻碍了这种获利可能，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竞技

体育人力资本价格上升提供获利机会。

4.2　中国竞技体育产权创新应循序渐进允许过渡期产权存在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使得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困难，加之中国高水平运动员人力资本的存量绝大多数是以国家为主，企业、个人共同投资形成，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由于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使之对其相关资产的测量和评价所花费的成本巨大，很难清楚地界定评估产权主体各自的投入大小及比例，这就很可能导致界定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当清晰界定产权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时，产权就会处于模糊状态。而且竞技体育产品公私混合性使竞技体育产权具有较大选择空间，既可以采用私人产权也可以实行公共产权还可以建立俱乐部产权，亦可能是某种程度的组合。具体采用何种产权形式最佳，科斯认为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就是最佳产权形式，最佳的产权界定是对应于“某一时空”的特定环境，是动态的，因此不能泛泛地说某种产权形式最佳，也不能绝对地认为私有产权最好。产权创新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间存在处于过渡期的产权状态，这种过渡期的产权状态是产权创新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最优选择和必经阶段。

在计划经济制度中，人力资本产权完全是国家的；在市场制度中，产权过多地表现为一种私人状态；现在中国处于市场制度转轨期，产权的最佳选择就应表现为既利于私人管理能力，又利用国家行政能力的“模糊产权”状态，由于这种模糊产权具有与过渡期的市场形态相吻合的综合效应，兼具私人管理优势和国家行政力量在资源控制上的双重优势。在这一时点上，可能比产权明确的国有和私人企业效率更高。我国奥运优势项目的主要部分是属于资产专用性强的竞技项目，在国家尚需奥运增光，市场又无力提供这些奥运竞技产品前提下，除了一些具资产通用性的竞技体育项目逐渐走向产权制度清晰的私人产权，多数项目尤其是具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竞技项目还是国家投资为主，政府组织形式仍是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主导形式。只要投资主体多元化存在，国家、企业和运动员共享产权的“模糊产权”状态就会持续下去。

因此，中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要与所处社会政治经济、传统文化及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产权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允许过渡阶段存在。不过，作为过渡阶段的产权形式――模糊产权，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会有较高效率“被人们选择”但它实质上属于产权不清，从长远角度看仍是低效率的，会成为竞技体育产业发展的障碍。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明确界定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逐渐减少直至消灭模糊产权。

4.3　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改革要兼顾市场选择与公共选择

的统一

由于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属性具有公私混合型特征，既包含部分非竞争的公共产品、又囊括一些竞争领域的私人产品，因此对其改革也将涉及公共选择和市场选择。市场选择和公共选择各有其适用范围。在竞争性领域，市场交易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交易成本；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公共选择领域则成为避免市场失灵的必由之路。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应更多考虑市场交易，而在改革与否、如何改革等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则较多依赖公共选择。这要求我们在竞技体育改革路径的选择时，要根据竞技体育产品的公共性程度、改革的不同阶段，对市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采用要适时随动。

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创新，在具体制度安排的选择上既要考虑各具体运动项目市场需求程度、商业价值大小等资产专用性特征所要求的适宜组织形式，在充分分析比较竞技体育服务产品需求的基础上，选择奖牌密度大市场需求小，公共性外部性大、资产专用性强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如：举重、柔道、跳水等项目作为政府生产提供重点；对一些群众基础好、市场需求大、具有效用可分割性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可通过特许经营、契约外包等方式交由市场主体生产和提供；而且要根据不同训练阶段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公共性程度确定不同生产组织形式，公共性强的阶段，如备战奥运集训阶段的各项训练与参赛阶段考虑主要由政府提供；而对产品私人性较强阶段，如乒乓球、羽毛球的初学阶段则由市场提供更为合适。

4.4　建立健全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

竞技体育前期劳动显著性、有效竞技能力时效性、生产结果不可预知性等生产特点，要求竞技体育生产要素投人者做好自我风险规避准备，同时也需要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以降低竞技体育行为主体投入风险。

优秀运动员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其职业特点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对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性。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物力、财力，而运动员运动技能形成过程却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中途淘汰、疾病伤痛等各种意外出现的几率非常大，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将给个人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传统的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运动员的退役安置、运动员伤残风险、运动员淘汰去处、运动员文化学习没有保障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一系列社会保险、伤残保险、就业安置和社会福利与优抚等竞技体育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如：建立运动员在役时期的文化学习保障制度，为运动员文化学习提供保证；明确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社会扶制度；建立、健全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再就业安置制度；建立运动员风险互助组织，促进体育商业保险的开发与完善，切实对运动员的伤残疾病发挥保障作用。以促进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性发展。

4.5　正外部性竞技体育公共产品需由政府提供

某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正外部性将会导致这类竞技体育赛事的供给数量小于社会实际需要量，有时甚至会出现零供给。中国的奥运争光项目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是属于全社会每个成员不论是否购买都可以享用的产品，而且一个人对其消费并不妨碍、影响他人的消费效用，由市场提供是缺乏效率的。这是由于私人产品是没有外部成本的产品，而一国选手获取世界冠军殊荣很难将其他国民排除在民族自豪感的受益者之外，因此在完全市场机制下，这类产品的提供往往不足。如果政府对生产奥运项目部门投资不足将导致竞技体育市场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供给不足，因为没有一家私人企业能够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向消费者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奥运争光项目。所以，对这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由政府提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效供给的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不表示一定由政府部门直接生产，也可能是政府购入私人生产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然后再向市场提供。其二，对公共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种产品究竟属于何种类型产品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同时对产品性质的区分须还考虑市场发展的程度。例如，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对竞技体育需求普遍少而国家又需要奥运争光的经济社会环

境下，中国政府应提供全部奥运竞技服务产品，而在一些竞技项目社会需求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的前提下，为了提高竞技体育生产制度效率，则要调整政府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数量和种类。

5、小　结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生产特点对与其匹配的生产制度提出内在要求。

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使得在实施交易时对其进行产权度量、界定比实物产品困难得多；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混合性质，意味着竞技体育产权具有较大选择空间，既可以采用私人产权也可以实行公共产权还可以建立俱乐部产权，亦可能是某种程度的组合；某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正外部性将会导致这类竞技体育赛事的供给数量小于社会实际需要量，有时甚至会出现零供给。所以，对这类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由政府提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效供给的不足；高水平竞技体育人力资本高度稀缺、供给刚性，表明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价格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存在潜在获利机会，倘若旧制度阻碍了这种获利可能，人们就会产生创新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需求，将对原有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提出挑战。

竞技体育前期劳动显著性、有效竞技能力时效性、生产结果不可预知性等生产特点，要求竞技体育生产要素投入者做好自我风险规避准备，同时也需要竞技体育生产组织提供相应制度保障，以降低竞技体育行为主体的投入风险。

通过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经济特性、生产特点的制度经济学诠释，为中国竞技体育改革提供以下启示：中国竞技体育产权制度应为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价格上升提供获利机会；中国竞技体育产权创新应循序渐进允许过渡期产权存在；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改革要兼顾市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统一；中国应建立健全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正外部性竞技体育公共产品需由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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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电子竞技；产业；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8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093-03

[作者简介] 赵建强，江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理论。(江西 南昌 331100)

一、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背景

1.电子竞技概念。电子竞技产生于网络游戏，国家体育总局对电子竞技的定义是：电子竞技是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软硬件作为器械进行的、在体育规则下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运动。从定义上看，电子竞技与其他的体育竞技项目并无不同。通过这项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电子竞技运动把信息技术和体育竞技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新兴体育项目。

2.电子竞技体育产业产生的背景分析。在国外，电子竞技作为体育概念的延伸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电子竞技体育产业在韩国已经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并被列为韩国三项最大体育竞技之一(足球、围棋、电子竞技)，年产值相当于40亿元人民币。据北美最大的娱乐软件商会组织IDSA统计：2001-2004年全球电子竞技产业年均成长率持续高达15%，2003年北美电子竞技产值为100亿美元，到2004年欧美的总产值达到490亿美元。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体育竞技都可以成为一项产业，作为一项产业，必须在市场化条件下拥有巨大的供给和需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电子竞技体育产业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

(1)中国上网用户剧增。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下同)的调查，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8700万人，同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62万上网用户人数相比，增加了140.3倍。我国网民总数的快速增长已为世界所瞩目。但8700万网民在我国将近13亿的总人口中还仅占6.7%，这说明尽管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很大，增长速度较快，发展空间仍非常大。巨大的网民数量意味着巨大的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需求就意味着商机和市场，这也正是电子竞技体育产业诞生的先决条件。

(2)电子竞技体育伴随新技术而产生。电子竞技借助于网络、计算机、鼠标、键盘与统一的规则等实现不同组织和系统间信息的廉价传递，进行人与人的对抗。电子竞技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之大成，这与足球运动员借助草地、球门和足球进行对抗，篮球运动员借助篮球场、篮球和球框进行比赛几乎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子竞技只有在信息技术足够成熟的情况下才产生。20年前信息技术没有这么发达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项目的产生。

(3)经济的发展使电子竞技成为一种需要。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2%， 2002年为37.7%(资料来源：1990、2002《中国统计年鉴》)。这意味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愿意在休闲娱乐上花销更多。计算机网络由于其互动性、趣味性和便捷性受到人们的青睐。CNNIC2004年7月的调查报告显示，有34.5%的用户把休闲娱乐作为其上网最主要的目的。

3.电子竞技体育产业是产业融合的产物。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经过研究发现，工业文明的秘密在于“分工”，分工是财富的根本来源。分工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最初也是最大的区别点。亚当・斯密据此而作的《国富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石和理论依据。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却预示融合是当代财富的根本来源。融合是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大的区别点。有学者认为，就生产者与消费者、买方与卖方关系而言，农业财富来自他们之间的合一；工业财富来自他们之间的分工；信息财富来自他们之间的融合。

信息产业的知识信息特征使其具有向其他社会产品的附着性、粘贴性和渗透性，从而与其他三类产业相比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信息产业的产品一旦被人们需求，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它的影响，并和其他产业相互交叉、渗透，产生新的产业，称为产业融合。电子竞技体育产业正是信息产业和体育产业融合的产物。

二、电子竞技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对电子竞技的偏见。当代，电子竞技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体育竞技项目、一个新兴产业，是和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息息相关的。虽然有无数的人在这一高科技的智力运动项目里乐此不疲，但在现实中，社会舆论有意无意地给人们灌输电子竞技有害论。一些媒体大量报道某些学生沉溺于游戏之中不能自拔，荒废青春和学业的事件，使电子竞技成为“人人喊打”的“电子海洛因”。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使得电子竞技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企业难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这个市场；运动员还只能叫“玩家”，其待遇和一般的运动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广大爱好者只能偷偷摸摸地从事电子竞技；政府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也难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引导和监管，有时不得不以禁代管。电子竞技比赛的电视转播禁令可谓当前社会歧视中国电子竞技产业的典型反映。可以说，社会的偏见是影响电子竞技体育产业正常发展的巨大阻力。

2.政府缺位和错位管理。在2003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把电子竞技确定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第99个体育项目之前，我国政府一些有关部门对于电子竞技的本质特征认识不清，对该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估计不足，对电子竞技存在缺位管理和错位管理。一些管理部门往往在没有出现问题时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另一些管理部门见有利可图时纷纷插手；但出了问题时各管理部门相互推诿，或矫枉过正，干脆“一禁了之”。自从媒体报道了一些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情后，很多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就视电子竞技为洪水猛兽，对其“严防死守”。我国体育总局计划于2004年举办的首届CEG(China E-sport Game，全国电子竞技运动会)因故延期就与此有关。

3.电子竞技项目国产化程度低下。目前在中国国内受到欢迎的电子竞技项目很多，如球类项目有FIFA足球、NBA篮球，射击类项目有三角洲特种部队、反恐精英，综合对抗类项目有星际争霸等。但这些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却无一例外是国外开发商研发的。据统计，大陆以外地区开发的电子竞技项目占了我国电子竞技80%的市场份额(数据来源：根据省略相关数据整理)。国产化程度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电子竞技软件开发人员。从机器智能、图像、音效、色彩、创意、剧情、思想性等各方面看，好的电子竞技作品完全可以和电影等艺术作品相提并论。一个好的电子竞技软件人才不仅要会软件程序设计课程和软件美术设计课程、3D动画设计，还要时刻把握国外软件开发先进的设计理念、技术和市场行情。信息产业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包括美编在内的电子竞技软件开发技术人员只有不到3000人，而市场需求量是60万人。国内某著名软件研发公司经理称，现在月薪8000元都很难聘请到合适的电子竞技软件开发人员。电子竞技软件人才的匮乏使我国电子竞技软件国产化程度低下，已有的国产软件技术含量也不高，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外的产品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产品。为了拿到权，国内商竞相出价，费用不菲，尤其是一款已经成名的作品更甚。由于没有自主版权，除了国内的运营公司要支付版权费用、费用以外，正式投放市场以后还需要与研发公司进行分成。目前，国内商在产品销售期间必须支付高达25-35%的利润分成。这样自然就加大了运营的成本与压力。可见，软件虽然门槛低、上手快，但很难形成核心竞争力。我国优势体育项目的发展历程说明，没有一项竞技体育是光靠“拿来主义”就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从产业经济的发展过程看，我国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也往往是国产化程度高的产业(如家电、纺织业等)。国产化程度低下使我国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先天不足。

4.职业选手匮乏。制约我国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另一个瓶颈是缺乏职业的电子竞技选手。我们现在认可电子竞技为正式的体育竞技项目，但国内并没有职业的或专业的运动员，竞技水平自然不高。由于电子竞技的特殊性，电子竞技选手的职业生涯十分短暂，根据韩国电子竞技协会的统计，最适合打电子竞技的年龄在16-25岁，所以，尽管电子竞技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却已经有不少选手面临着退役，他们需要在其他领域开始新的生活。长期以来，我们把游戏视为雕虫小技，称那些高水平的业余选手为“玩家”，家长、学校、社会、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玩家”口诛笔伐。由于缺乏适宜这些业余选手转变为高水平专业选手的土壤，这些“玩家”几乎无法将电子竞技体育作为其终身的事业，一些优秀的选手迫于生活压力在短暂的辉煌后就销声匿迹了。缺乏职业的电子竞技选手就像运动队没有高水平运动员一样，限制了我国电子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也制约了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

三、发展中国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对策

1.社会应正确认识电子竞技体育。电子竞技是借助于网络而进行的一种的新形式的体育项目，足不出户人们就可以便捷地和远在天边的对手进行合作或对抗，在短时间内体验“心到、意到、力到”的逼真感受。电子竞技通过对器械(鼠标、键盘等)的控制，体现了参赛人的技能水平，通过比赛瞬间的判断和总体竞技战略的实施，体现了参赛人的智能水平，是一项优秀的体育竞技。一些家长害怕孩子们因为电子竞技而荒废学业的想法过于片面。孩子喜欢电子竞技和喜欢足球、篮球等其他体育项目一样。不是也有一些孩子因过分迷恋足球、篮球而耽误了功课，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要禁止足球、篮球项目呢?虽然有些自控能力差的孩子因沉湎于电子竞技而无法自拔，但这不能说明电子竞技本身是错误的。在面对学业和电子竞技的问题上，家长和社会不应只是一味地打压，要禁止电子竞技也是不现实的，应给予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因噎废食”大可不必。央视十套《人物》栏目采访我国的职业电子竞技选手XiaoT似乎预示着一个好转的开端。

2.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正确引导。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但市场机制本身也会失灵，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此情况下，政府的有效干预将弥补市场的失灵。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奥赞基说过：“产业政策的基本前提是私人市场不能单独实现国家福利与利益的最大化”。我国电子竞技体育产业市场潜力巨大，而又面临政府管理手段滞后、社会认识不足和民族企业弱小的情况，政府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进行扶持就成为必须。欧美、日韩的历史告诉我们，电子竞技完全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电子竞技体育产业涉及了体育、软件业、娱乐业、电信业、网吧、硬件设备制造业，已形成一条粘合力极强的产业链，政府无疑将是产业链的龙头。韩国的电子竞技体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已成为超过汽车业的支柱产业，和其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如2003年韩国总统甚至还出席了电子竞技赛事的开幕式。我国政府有必要在税收优惠、银行贷款、投资环境、基础技术研发和产业预警等方面进行适当政策倾斜，推动我国电子竞技体育产业发展。

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让全社会都认识到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明需要。同时，变堵为疏，组织正式的电子竞技体育赛事，将该项新兴事物纳入政府正常管理范围之中，加强日常监管，防患于未然，促进电子竞技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3.企业应加快开发国产化软件。我国电子竞技软件的国产化程度偏低，造成虽然整个市场红红火火，但多数利润都进了国外开发商的腰包。从长远来看，自主开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产业链中，只有自主开发才能占据主动位置。加快电子竞技软件的国产化进程已刻不容缓。如果政府对电子竞技的发展持认可态度，并有一系列倾斜政策的话，则企业在巨大商机面前自然将大举进入电子竞技体育产业。对于一些电子竞技所通用的基础性技术，可以由企业和国家出资，委托高校和科研单位进行研发。在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行业协会和高校等进行合作建立电子竞技软件开发人才培养体系，实施人才开发工程。中国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电子竞技软件的国产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4.以职业化为电子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职业体育具有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从事人员以某一项竞技项目为主要谋生手段，其最主要的经营模式是职业俱乐部和职业联赛。电子竞技体育产业是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竞技项目，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新市场，职业体育就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足球为例，由于足球运动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使得商家向其投资，以它为载体来获得宣传自身的广告效益；而职业俱乐部则通过获得赞助，出卖比赛转播权的利润分成，出卖冠名权，职业球员的转会费等经济收益来发展俱乐部，支付职业球员工资。电子竞技运动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模式。北美和韩国等电子竞技运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即时战略竞技和射击竞技已发展到职业化程度，对单一运动队或俱乐部的赞助金额已经高达数十万美金；已经有了很多的职业队和大量的职业竞技选手，举办非常多的有影响的商业比赛。如三星公司赞助的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在2003年已有55个国家参赛，直接参赛选手就达到了60万人。在韩国，职业电子竞技选手和其他的文体明星一样，受到很高评价，收入也很高。韩国的优秀电子竞技选手Boxer的年收入超过1亿韩元。不久的将来，电子竞技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不是天方夜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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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斗寅.网络时代与体育[J].体育与科学，2001，(2).

篇4

关键词：竞技体育；人口结构；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2-1610-04

人口是指在特定时空内，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生命的个人所组成的总体。所谓人口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年龄、性别、阶级、婚姻、就业及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和关系状况［1］。毋庸置疑，人口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或制约作用，社会各领域均不可能完全孤立，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或相互制约，其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在举国体制大环境下，竞技体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业已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发展状况与社会各领域保持着紧密联系，当然社会人口结构与竞技体育的相互关系也不可忽略。据研究现状分析，通过查阅CNKI学术期刊、维普数据、万方学位论文及人大复印资料1979-2007年相关体育科研论文，发现人口结构与竞技体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选择该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不仅完善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为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了人口学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以我国六大区域十运会成绩为因变量，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中获取19项人口学指标作为自变量。同时，为保证所选指标的可靠性，对19项指标进行结构效度检验，运用社会学统计软件包SPSS13.0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所筛选的6个公共因子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吻合，KMO值为0.879，累积方差贡献率近100%，各指标具有较高因子载荷（>0.831），说明所选指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收集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自然环境、群众体育及竞技体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为完成本课题提供资料保障。

1.2.2数理统计法分别社会学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和EXCEL2003对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完成数据的数理统计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我国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现状与社会人口结构的相关研究为明确各社会人口结构指标与竞技体育的量化关系，运用社会学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对人口结构指标与十运会成绩进行相关分析。

2.1.1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职业结构区域竞技体育与一产业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631，不存在显著性关系（P>0.05）；与二产业人口、三产业人口、国有单位人口、私营单位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3、0.855、0.985、0.899，存在显著性关系（P

据产业部门的分布，职业结构可分为三种产业结构。第一为农业，第二为工业，第三为各种服务业。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40年提出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构成会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优而逐级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优的方向发展［1-3］。简言之，竞技体育作为上层建筑事业之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引起的人口产业结构差异性，也必然与竞技体育存在一定联系。

2.1.1.1区域竞技体育与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所占比重最高，其次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口所占比重最小［3］。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某产业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除以该产业的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差距较大，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从业人口比重又最高，导致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低下，人口产业结构处于低层次水平。故该人口产业结构难以保证经济增长的适当速度，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据资料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产业结构中从事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较高。竞技体育作为上层建筑事业，需以经济基础为支撑，如无经济实力作后盾，竞技体育寸步难行，故认为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是制约竞技体育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2.1.1.2区域竞技体育与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的第一产业人口比重明显降低，而第二、三产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3］。与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比，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具优势。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向资金密集型过渡，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工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开始缩小。农业现代化初露倪端，工业发展最快，传统消费结构向现代消费结构转变，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经济效益逐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取得显著成绩，尤其是建筑业和制造业，使我国各项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如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体育运动场馆的改、新建，全民健身路径的普及，运动训练装备和科研仪器的完善，运动产品制造业的增多等，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竞技体育提高的重要保障，体育运动产品制造业不仅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也具有积极影响，故认为进入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时期的国家或地区将是竞技体育进一步发展的大好时机。

2.1.1.3区域竞技体育与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是第三产业人口比重最高，其次为二产业，一产业人员比重最小［3］。产业结构以技术、知识密集型并重，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均很高，消费结构进入较高层次，实现了集约型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状况，其发展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人们生活质量越高，消费结构更合理，体育消费的概率就越大。旅游、餐饮、住宿、休闲等业务越发达，竞技体育的后勤保障也更可靠，故认为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对竞技体育将产生积极作用。

2.1.1.4区域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与国有单位人口、私营单位人口由表1可知，区域竞技体育与国有单位职工的相关性比私营单位职工更明显。主要原因：首先，与私营单位职工相比，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收入更稳定，福利待遇更优越，从事体育锻炼或消费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国有单位职工的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较有固定，而多数私营单位职工的作息时间却没有规律性，必然造成不同性质单位的职工在可自由支配时间上的差异性，从而直接影响职工的体育参与度。再次，不同性质单位的企业文化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对职工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也不同。最后，文化素质也是制约各单位职工体育参与情况的重要因素。职工体育是我国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群众体育又作为竞技体育的基础，故职工体育是影响群众体育的重要因素，也会对竞技体育产生一定影响。

2.1.2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城乡结构区域竞技体育与非农业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939，存在非常显著性关系（P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性差异较大，“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化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4］。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据资料显示，中国城市社会体育人口总量总体百分比在19.09%～21.17%之间，中国农村社会体育人口总量总体百分比在7.09%～9.93%之间，两者的差距在11.78%～12.00%之间。因农业人口基数大，导致体育人口数量偏少。不同职业中，工人体育人口比例最高25.4%，服务、管理人员次之，再次是科教人员，最少是农民，占农业人口的7.13%，说明非农业人口是影响体育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农村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严重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这与农村收入状况和文化程度对等，城乡体育人口作为衡量竞技体育发展状况的参考标准，深受农业人口规模制约。因此，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快实施“农村城市化、城市社区化"战略规划，逐步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农业人口中体育人口比例，促进竞技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2.1.3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文化结构区域竞技体育与文盲或半文盲、小学文化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09、0710，不存在显著性关系（P>0.05）。和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53、0.895、0.931，具有显著性关系（P

2.1.3.1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当代世界竞技体育实际上是国与国间的科技大战，科学技术进步必然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当然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又须以教育为基础，教育是育人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主渠道。在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国家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教育事业相应得到较大发展，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支撑。

2.1.3.2群众体育与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对发展群众体育起着基础作用，是提高民族身体素质的基础工程，文化教育可提高人们对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健身观念，掌握基本的健身知识和技能，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基础，从而进一步壮大群众体育事业，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2.1.3.3体育人口与文化教育体育人口是群众体育发展状况的重要评判标准，也是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间接反映。文化教育是影响体育人口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受体育教育的人数也在增加，通过体育教育促进身体、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已被普遍认同。根资料显示，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中体育人口所占比例存在差异，研究生学历体育人口占36.6%，大学学历体育人口占40.0%，高中学历体育人口占32.6%；初中学历体育人口占27.7%，小学学历体育人口占19.4%，文化教育与体育认知度、参与度成正比，同时研究发现区域竞技体育与高文化教育程度人群存在显著正相关。故认为社会人口文化教育程度越高，人们体育认知度和参与度就越高，对竞技体育具有积极影响。

2.1.4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区域竞技体育与0～14岁、15～64岁、64岁以上人口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2.1.4.1区域竞技体育与年轻型人口人口年轻化是指年轻人口比重大于其他年龄人口，即0-14岁人口比例较大［5-6］。年轻型社会具有人口增长潜力，人口数量会随年轻人口年龄增长而增加，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运动员选材是竞技体育中的重要环节，多数竞技体育项目，早期运动员选材主要集中于0～14岁人口群体，年轻人口比重越大，竞技体育后备人力资源越充足。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生活质量逐渐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也进入转型阶段。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趋于老龄化，老龄化社会将面临社会劳动力资源供应问题，年轻人数量和比重较小，人口增长潜力下降，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讲，这种转变将对运动员早期选材提出了严峻挑战。故重视0～14岁人口群体的身体发育状况，确保中小学基础体育教学课程质量，以全面发展身体素质为主要目标，旨为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2.1.4.2区域竞技体育与成年型人口成年型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成年人口比重较大，少年儿童和老年比重适度，人口增长速度趋于静止［5-6］。处于这一年龄结构的国家或地区表现出经济负担较轻，是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年型社会的年龄中位数在20～30岁之间，该人群担负着发展国家经济和为国争光的使命，因此其身体健康状况就非常值得关注，而目前这一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却令人担忧。据资料表明，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为老年型，体育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为年轻型，不同年龄段人群分布呈中间低、两头高状况，中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现状令人担忧。举国体制大环境下，竞技体育作为国家关注的焦点，如没有群众体育作支撑，那竞技体育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大力发展成年型社会群众体育事业，关注其身体健康，对提高社会生产率、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产生重要作用，从而推动竞技体育进一步发展。

2.1.4.3区域竞技体育与老年型人口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5-6］。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会随之增加，整个人口会逐渐趋于老龄化。人口老年化意味着社会抚养比上升，社会投资减少，劳动资源相对减少，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消费结构改变，社会经济是各行业综合作用的结果，老年化问题必然对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产生影响，而经济作为竞技体育的物质基础，必然影响到竞技体育，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竞技体育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福利制度也提出挑战，随着老龄人口增长，养老金、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等费用急剧增加，导致政府对医疗保险、卫生设施、老龄养老金、退休金等的投资增加，相应减少其他部门的投入。举国体制大环境下，竞技体育主要还是依托于国家投入，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力度是决定其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因此老龄化问题必会分散国家对其他部门的注意力，从而影响到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2.1.4.4“健康老龄化"与老龄化社会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大批独生子女家庭和老年空巢家庭的出现，使得家庭和亲属网络对老年人的照料资源减少；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以前的大家庭逐渐分化，出生率降低导致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政府财政又不可能承担更多责任，故经济压力将成为老年人口面临的严重问题。随着年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中性别比逐渐失衡，晚年独居可能性增加，这无疑给老年人生理、心理带来一定影响，如免疫力下降、老年病增多、情绪消极等。解决老年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也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体育锻炼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都将产生积极作用，研究表明，长期参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免疫力、平衡能力及自控能力等具有积极作用［7-10］。老年体育是群众体育的重要内容，关注其体育锻炼状况，增强终身体育意识，积极开展老年体育活动，对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都有正向作用。

2.1.5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发展、分布结构区域竞技体育与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相关系数分别为-0.458、-0.170、-0.481，不具有显著性关系（P>0.05），与总人口相关系数为0.810，存在显著性关系（P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分别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科学技术、医疗保障条件和人口增长速度，其对竞技体育发展又会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就西部而言，华北、东北属竞技体育较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分别为9.78‰、8.35‰，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82‰、2.71‰；西南、西北属竞技体育欠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却达15.46‰、15.43‰，自然增长率分别为8.39‰、945‰，故认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越低，竞技体育越发达，反之越薄弱。

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状况决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轮廓，包括气候、地形、海拔等，其影响着人类各项天生身体素质和生存难易程度。具备特殊气候环境、地理位置或海拔高度，对培养优秀运动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2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现状与社会人口结构的多元统计分析为更清楚把握社会人口结构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使区域竞技体育处于可控状态，以便于查找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人口结构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促进竞技体育与人口结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文对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结构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所选19个自变量彼此间均存在明显相关性，如果直接与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很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借助软件SPSS13.0采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判别并消除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确定人口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第一产业人口、私营单位人口和大专以上文化人口5个指标为自变量，十运会成绩为因变量，借助软件EViews5.0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表6）。从表6看出，回归模型估计效果较好，模型解释能力较高，判定系数（R-squared）和调整判定系数（Adj. R-squared）分别为0.99、0.98，各回归系数（Coefficient）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rob.＜＜0.01）。从该模型能更明确看出区域竞技体育与社会人口结构的量化关系，故认为此多元回归模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3结论与建议

1） 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是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大好“机遇”，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最为突出。竞技体育与非农业人口成正向关系，与农业人口成反向关系，与高文化程度人群存在显著性关系。年轻型人口社会可为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人才储备，成年型人口社会是竞技体育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老年型人口社会可能制约竞技体育的发展。社会人口发展结构与竞技体育呈负相关，社会人口分布结构也可通过一些方式影响竞技体育。

2） 竞技体育发展的非协调性仍是制约体育事业的主要因素，区域人口结构差异较大，以华东、中南与西南、西北最为突出。因此主要任务就是采取有效措施，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二者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人口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实践的开拓者，如果没有人的发展，那竞技体育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人口结构与竞技体育的相互关系，不能单纯以机械的因果思维去理解，而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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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论文摘要:以体育社会学为基拙，借鉴已有的社会评价理论，确定竞技体育的资源配置、发展指标、管理体制、社会功能等为评价内容，试图构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内容的框架，目的在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竞技体育运行中的合理运用和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交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中，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目前社会评价还没有规范的学科理论，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理论、评价方法也未建立起来。若不尽快建立起来，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影响竞技体育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以体育社会学为基础，对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内容进行探索。

1、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概念

竞技体育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发展不断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发展交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之中，不断影响社会的发展。

竞技体育具有本体功能(作用于个体)和社会功能(作用于群体和社会)。本体功能，又称为自然功能，主要有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主要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竞技体育的本质是文化的，但具有经济性，它不能成为物业的生产部门，但它又与经济相联系，影响物业生产部门经济的发展。因此，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建设是为人民的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形式服务，是间接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服务。

竞技体育是一项事业，国家予以投资。对于竞技体育的投资决策，关系到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竞技体育投资决策以可行性研究为科学依据，其核心就是对投资项目的评价，即对项目进行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评价。在我国，将竞技体育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强调竞技体育事业的公益性，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则逐步强调竞技体育的经济性，强调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投人。

为此，可以认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是指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发展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对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评价。这一定义阐明了两点:一是竞技体育的功利性评价，因为竞技体育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贡献与影响具有功利性;二是竞技体育的生存性评价或可持续发展评价，前者具有纵向性，后者具有横向性，因此，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社会评价。

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是项目社会评价的一种。从社会评价的理论来看，社会评价包括经济评价。体育是服务性的行业。由于体育产品的服务性，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是在已有的经济评价的基础上，建立竞技体育评价体系的社会评价，因此，根据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我国的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定位在不包括经济评价的社会评价。

2、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必要性

2.1竞技体育项目的投资决策需要社会评价

投资与竞技体育发展、投资与竞技体育管理、投资与竞技体育社会环境、投资与自然环境、竞技体育对社会生产目标实现的作用与影响等是社会评价的范畴。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在于全面评价投资的综合效益，以减少投资的短期行为和盲目建设，克服投资建设领域各级领导与管理机构决策的种种片面性，加强投资的宏观指导与调控，有效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的变革、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导致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投资结构亦发生了变化，如果对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投资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方法，则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影响竞技体育社会目标的实现。

2.2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评价

对于竞技体育投资的财务评价或经济评价一般采用全国统一的财务评价与经济评价方法。而对竞技体育项目的社会评价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方法。对竞技体育的投资、资源的有效利用、竞技体育与社会各系统的相互作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只运用经济评价方法是不能有效地调控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和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功能的。只有结合社会评价才能有效地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对竟技体育项目的建设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效益影响予以分析，使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竞技体育项目的运行过程得以合理配置，提高投资效益，使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得以整体优化，有助于建立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有助于竞技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3、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内容体系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必须符合国家发展的目标，就是说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目标，从根本上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内容体系应是资源配置、发展指标、管理体制、社会功能等(见图1)。

3.1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评价

(1)竞技体育资源的界定。

竞技体育资源，是指一个社会用于扩大参与竞技体育活动的人口和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及物资、资本、人力、时间和信息等方面的投入。竞技体育资源是发展竞技体育的物质基础。一般而言，竞技体育资源越丰富，体育活动就容易开展，其发展水平就越高。社会越是发展，人们越是感到竞技体育资源的紧缺。

(2)竞技体育资源几种主要形式。

1)人力资源。是指从事竞技体育工作的专业工作者，如运动员、教练员、科技人员、体育教师和管理人员等。

2)资金。由于竞技体育的规模和科技含量不断加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人，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事业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竞技体育越是发展，需要的资金就越多。

3)体育设施。竞技体育训练需要一定的空间，要取得好的训练效果需要一定的场地条件和先进的设备器材。

4)余暇时间。余暇时间是重要的竞技体育资源，有了余暇人们才有可能观赏体育比赛，从而刺激体育消费，导致其他竞技体育资源的增长。余暇时间的增多对竞技体育资源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健全的组织体系。

1)建立精干高效、运转协调、调控有力的行政管理组织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原有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将进行改革，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将逐步精简，而精简后的竞技体育组织体系将发生变化:一方面行政机构缩小，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是少而精;另一方面由于职能调整使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将加强。各级政府仍将设立体育管理机构或在政府管理机构中设立体育管理机构或在政府管理机构中设立专人负责体育工作。体育行政组织在发展竞技体育中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保证国家奥运目标和区域竞技体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

2)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协会化管理的组织体系。我国竞技体育管理向协会化方向发展是总的趋势，协会管理的组织体系将不断得到健全和加强，不仅是在国家一级成立各运动项目协会，在省(区、市)、地(市)，甚至县(市)将分别成立各层次的协会组织，协会组织是各级各类运动训练的直接管理部门，各类业余与职业俱乐部将逐渐取代各级各类运动队，政府管理的主要作用是运用政策和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协会则按照市场规则和协会章程独立运作。

3)建立国家管与社会办相结合、业余与职业相衔接的运动训练组织体系。未来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是以协会管理为主体，要求训练组织体系与之相衔接，即未来运动训练组织体系应该是业余与职业相衔接，过去那种运动队训练体制将被新的体制所取代，逐步建立符合协会管理体制要求的业余运动训练组织和职业体育发展需要的俱乐部训练组织。

(2)完善的保障体系。

改革竞技体育的统包统配体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保障体系包括法律保障、人事制度保障、场地器材保障和经费保障，在人事制度的保障上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如运动员的就业保险、运动员的伤残保障等;运动项目按协会制管理，应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如运动项目协会管理的法规、制度、俱乐部管理的规范化制;在经费保障上，要建立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资制度、竞技体育产业发展制度，以保障竞技体育经费的有效投人。

(3)竞争有序的运行机制。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而公平竞争是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源泉。竞枝体育竞争突出的表现是在赛制上，竞赛是运动项目发展的杠杆，运用好这个杠杆，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运动项目的发展。因此，竞赛体制是调整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提高我国整体竞技体育实力的重要保证。

3.4竞技体育社会功能评价

(1)竞技体育价值的社会性。

竞技体育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竞技体育在满足主体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体现出其价值的社会性特点。竞技体育的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竞技体育价值活动和内容的社会性。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进行价值活动的。竞技体育从它一开始就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通过人们之间身体运动能力的相互比较而渗透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论竞技体育活动是满足个体的需要、群体的需要或是社会的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某种条件下的利益追求。竞技体育的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影响及推动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因素都在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环境等等都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体现对人的价值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正因为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竞技体育的价值才体现出社会性的特征。

(2)竞技体育产业化发展。

竞技体育产业是最能体现体育自身经济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的体育本体产业，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产业，有利于培养和建设体育市场。未来10年，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初步形成竞技体育的国家投资、社会资源配置、体育产业经营3大经济支柱，竞技体育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提高经费自给率;形成以竞赛表演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市场体系，增强竞技体育产业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竞技体育经济政策，基本形成我国竞技体育市场管理规范体系。

4、结论

(1)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涉及到资源的种类、来源，影响因素和资源投入后的最终产品，社会之所以要向竞技体育投入各种资源，是希望从投入这些资源会换得理想中的产出结果，社会对竞技体育产出的价值判断及对其性质的认识，对其资源配置具有关键的导向性意义。

(2)评价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不能用单纯的某一指标，它应包括竞技运动技术水平(包括奥运会、亚运会成绩、单项国际大赛中的成绩等)，教练员、运动员的知识和素质结构，运动训练中的科技含量，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竞技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发展水平。

(3)评价我国现有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现状，必须建立好我国未来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应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统包统配、国家集权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向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竞争有序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过渡。

(4)竞技体育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竞技体育在满足主体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体现出其价值的社会特点。竞技体育的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竞技体育价值活动和内容的社会性。

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初步形成竞技体育的国家投资、社会资源配置、体育产业经营3大经济支柱，使竞技体育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提高经费自给率。

5)信息。发展竞技体育事业需要大量的信息，诸如科学训练的信息、社团组织经营管理信息、政府政策法规信息、企业商品信息等。在现代社会竞技体育已经成为最大的信息源，电视台的体育专用频道、报纸的体育专版、传递的都是体育信息。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竞技体育资源及其配置方面的信息，却往往是稀少的。目前世界上竞技体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充足的体育信息资源，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公布的渠道畅通，网络完整。

(3)竟技体育资源的来源。

社会对竞技体育的资源投人量及投人方式与对其最终产出的期望有直接关系。由于竞技体育产出既有社会公益性特点，又有巨大的商业开发性，这种双重性的本质特点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因此，其资源投人有政府和非政府(私人)两种渠道。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资源投人，主要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资源投人期望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以社会效益为重，非政府的私人投人除了公益性慈善捐助之外，多出于谋取经济利益的考虑。

(4)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

由于资源紧缺，而社会对竞技体育资源的要求却与日俱增，在资源稀缺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不得不对资源的投向作出选择。一个社会如何给自己的竞技体育事业以必要的资源投人?如何在不同的体育部门间分配有限的竞技体育资源?资源的投人以什么样的机制进行运作?是评价该社会竞技体育发展形态的一个基本线索。

1)计划机制。经济学家将计划机制描述为“资源的分配由政府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体育资源是由政府行政组织根据其制定的计划强制分配的。

这种根据政府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一般强调体育的公益性，突出体育的社会效益，容易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公有制的社会结构中，依据计划机制进行体育资源的配置，也易于与社会主流思想保持一致，从而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安全系数。由于这种机制较少，或根本不考虑投人与产出的经济效益，社会各部门的运作均依计划行事，因此以这种机制为基础的体育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保持正常运转。它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个体育环境，如强制性向企事业派遣退役队员，以维持运动训练资源流通渠道的通畅;指令企事业利用部分工作时间开展群众体育，以牺牲部分有效生产资源来弥补体育资源的不足。

2)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市场主体之间对利益的竞争、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机制的基本点是主要的价格和分配决策都是在市场上做出的。

由于市场机制以利润和亏损为标准来解决资源配置的各种问题，“具有物质利益性、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等属性特征”，因此它对体育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极有效率，充满活力。

3)两种机制的互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以计划机制作为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3.2竞技体育发展指标评价

构建具有代表性的竞技体育发展指标体系和科学方法，对反映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进行综合的定性、定量评价，在同一评价体系下对各有关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是评价竞技体育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也是确定评价竞技体育发展目标的科学依据。评价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不能用单纯的某一指标，它应包括竞技运动技术水平(包括奥运会、亚运会成绩，单项国际大赛的成绩等)，教练员、运动员的知识和素质结构，运动训练中的科技含量，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竞技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发展水平。

根据竞技体育发展指标的评价内涵，就是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服务的多元功能与作用;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继续保持亚洲领先和奥运会“第2集团”前列的地位，努力缩小与美国、俄罗斯的差距;争取全面提高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努力进人竞技体育强国的行列;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中科技、教育含量显着增加，运动项目和运动队结构更趋合理，通过发展竞技体育，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的普及;体育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娱乐的多样化;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

评价“发展指标”首先看竞技体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多元功能和作用，这是用评价竞技体育发展指标的全新标准。即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推动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发展竞技体育产业，丰富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健身、教育等多方面的评价，替代“惟运动成绩”或单一金牌数量的评价。其次，对质量和效益进行评价，明确从体制改革人手，调整项目结构和运动队伍结构，以科教兴体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推动力)，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篇6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竞技体育生产制度；举国体制；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4-0001－07

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备受人们关注，对其利弊、存亡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息，尤其在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取得“金牌总数第一”令世人瞩目的佳绩后，更促人深思：“举国体制”何以存在?究竟其背后隐藏的合理内核是什么?是否存在问题?问题成因何在?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选择的合理性及现存问题、成因予以剖析，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1 交易费用理论与竞技体育生产制度选择

人类生产是对包括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在内的各种劳动成果的创造。高超的竞技运动技能是通过大量的时间消耗、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及长期艰苦的训练，才能凝聚在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体能和智能的人体上，而创造出一种非实物形式的劳动成果，这种成果以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竞技表演和比赛形式呈现。因此，有理由将这一过程称为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生产(简称竞技体育生产)，相应地将有关训练和比赛的经济组织与制度安排看作竞技体育生产制度。

交易费用理论对社会经济的强大解释力，使得奥利佛・威廉姆森荣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尝试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选择问题。

1.1　交易与交易费用

交易是人类基本的经济行为和活动，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所谓交易是指经济个体之间分割和获取对资产未来的所有权，是财产权与合约权的授权转移。康芒斯把交易活动分为平等人之间的买卖交易，即市场交易、上下级之间的管理交易―企业交易和政府对个人之间的限额交易――政府交易3种类型。交易费用指经济交易中，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包括：为完成市场交易而花费在事前的搜集信息成本、度量产品的成本、签订契约的费用及事后为保证契约的实施执行而进行的监督等活动的费用。

1.2　经济组织选择与演变动因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及经济组织节省交易费用的动机，是经济组织演变的根本动力。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与决定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有两组： 第一组为“交易特性要素”，指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及交易的技术结构即交易产品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等。交易特性要素，决定了交易协约的方式及协约关系中应采用的规制结构。当人们为所要完成的交易选择了恰当的规制结构，所需要的交易费用就会较少，否则就要付出较高的交易费用，甚至导致交易失败。这里提示人们结合竞技体育交易活动的交易特性选择匹配的经济组织十分重要。第二组为“人的因素”，主要是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本原因。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主要依靠各种制度提供的激励约束机制来降低。启发人们竞技体育交易费用的降低还需制定适宜的制度安排与组织规则以引导规范竞技体育经济组织的行为主体。

按照新制度学派理论，一种产品应通过何种组织方式生产提供，取决于该产品的资源特性和相应的交易属性，交易的不同属性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和交易成本，就要对其实施不同的规制并加以监督，而不同的规制意味着对不同交易方式及不同契约加以选择。在交易中，人们之所以选择不同的交易方式与不同的契约，主要是由于各种交易方式或者契约形式的交易费用不同，由于依赖于不同的契约来组织生产或交换，度量行为、履约情况以及最终经济结果都随契约的不同选择而发生变化。契约安排之间产生竞争，交易成本较小的经济组织形式得以剩存。

这表明不同的规制要求不同的经济组织相匹配。因此，为了规制交易与节约交易费用，就应采用适宜的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本文认为竞技体育生产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选择与演进也是基于规制交易与节约交易费用的动机。

1.3　竞技体育资产专用性与匹配的生产制度

资产专用性是现代契约理论描述交易的一个重要维度，用于说明资产的可调配性程度。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①可以理解为基于某一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投资，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它用途上去。为完成一项交易一般需要进行投资，并形成一定的资产。这种投资在技术上有两种选择：采用通用技术或采用专用技术，由此相应地形成通用型资产或专用型资产。

接受系统竞技体育培训需要投入连续的、长期的时间、资金和其他资源，时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稀缺且不可逆的，一旦投入之后，就形成沉淀成本，不能再收回，竞技体育运动的较强资产专用性尤其如是，一旦确定从事并历经多年专业训练或职业竞技体育投入之后，就不能再改做其他用途，这些投入成了沉淀成本，使得竞技体育表现出较其他资产的较强专用性特征，不仅如此，竞技体育的不同项目资产专用性强度也不同，竞技体育的资产专用性强度与其使用价值密切相关。竞技体育的使用价值是由竞技体育的消费功能决定的，按竞技体育的消费功能，其使用价值表现在满足个人生活消费需要，如健身娱乐、观赏审美；满足企业生产消费需要，如广告赞助、企业经营运动队；满足社会公共服务消费需要，如奥运争光等。

通常来说既能满足健身娱乐生活需要，又能满足商业开发的生产需要，同时还能满足为国争光的社会公共需求的项目，如中国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相对其他竞技项目其资产专用性较弱，因这些项目群众基础好，市场需求大，投资风险小而收益相对大，即便不能成为明星获得高额回报，也可能成为职业教练，或运动特长被企业招聘及日后健身娱乐。而只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项目如举重、柔道项目则资产专用性极强，因为这些项目就是为大型赛事

而存在，健身娱乐和商业开发价值甚微。若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大赛，运动员、教练员及投资者的投入成本将无法回收，面临的市场风险与不确定性非常大，私人投资主体是不会对此投资的，某一国家若想在此类项目上获取国际奖牌必须由政府出面生产。

从资产专用性这一制约交易规制形式的关键特性来看，当竞技体育资产专用性很弱时，在交易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而寻求其他交易对象，能较好保证投资创造的价值和双边利益不受损失。如羽毛球运动，全世界拥有相当多的爱好者和高水平运动员，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条件下，交易双方都可以很方便地寻求其它交易对象，因而像羽毛球这类竞技体育项目可以采用市场组织形式进行生产。

而当资产专用性很强时，当交易的一方，如从事举重训练者做出了专用性投资后，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惟有参加大型国际赛事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这样运动员人力资本就被紧紧地锁定在这笔交易上了。相应地。政府或举重协会也会发现再寻找如此满意的运动员成本高昂且比较困难，因此，任何一方的退出都同时给双方造成损失。资产专用性越强，锁定效应就越强，退出损失也越大。由于人力资产的高度专用性，意味着交易双方都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若采用市场组织模式，处在不利地位的一方就极大可能面临被“要挟”而遭受损失的风险，而且市场关系的不稳定性也不适应高度专用性资产交易对持续性和调适性的高要求，因此，采用政府组织对竞技体育资产专用性很强的交易是相匹配的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

1.4　中国竞技体育奥运优势项目资产专用性

中国代表团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共参加了7届奥运，夺金数较多的项目是跳水(27枚)、举重(24枚)、乒乓球(20枚)、射击(19枚)、体操(22枚)和羽毛球(11枚)。除了以上传统优势项目外，柔道、射击、射箭、拳击等也成为有潜力的优势项目。这些优势项目中只有羽毛球、乒乓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商业价值、健身价值。多数项目还要求特定的训练场地条件，但这些项目却又具备金牌密度大、投入少、见效快等特点，因此成为以奖牌最大化为唯一生产目标国家的主攻项目。由于以上优势项目中多数项目具有资产专用性强的特征，中国采用政府组织型竞技体育生产制度是与其匹配的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

1.5　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评价

建国以后，我国初步形成了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完善了运动员、裁判员注册制度和国家队集训制度，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管理体系，形成了每4年举办1次全国运动会制度和全国城市运动会制度。各省(区、市)也根据全运会的周期，举办全省(区、市)运动会，发现和培养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逐渐形成中国竞技体育政府组织形式――“举国体制”。

中国采用政府组织形式的“举国体制”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

1)从制度形成的初始条件来看，当时中国经济条件有限、国际社会地位卑微、竞技体育人力资本水平低及存量不足，使人们看到了通过举国体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的可能性，人们的行为决策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合适的。在举国体制作用下，金牌增加较快，积累效应明显，从1984年的15枚金牌，经过不到25年的时间，激增到2009年的51枚，表明举国体制是基于特定初始条件下的中国较佳选择。

2)基于交易特性，尤其从资产专用性这一制约交易规制形式的关键特性来看，中国奥运优势项目中多属资产专用性强的项目，为了防止机会主义倾向，克服市场失灵，采用政府组织生产竞技体育是与其匹配的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

3)结合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产品公共性与外部性特征，竞技项目奖牌密集程度、相对竞争程度等方面考虑，中国选择政府组织形式也是占优策略。

4)基于中国竞技体育生产要素现状，从稀缺性来看，中国GDP总量大，人均GDP低，人口数量多，竞技体育人力资源丰富且机会成本低、资金约束小等因素都是中国竞技体育政府组织形式选择的基础。

2 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现存问题及其成因

中国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举国体制对竞技体育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2.1 竞技体育政府组织规模超过其效率边界

1)表现：

目前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的政府组织超过其组织规模的效率边界，表现为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生产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既包括资产专用性强的举重、柔道等项目，也包括具有资产通用性特征的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由此引起的高企行政管理成本，很可能会与采用政府组织形式而节约的交易费用相抵消。政府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或生产市场无力提供的产品。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它一般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是订立长期合同，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此外，经济组织所面临的交易技术结构也是在不断变化中，作为一系列契约联结的集团(经济组织)，其制度是连续性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应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使经济组织的规模和边界不断进行调整，使之与环境动态相容。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对竞技体育需求普遍少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政府生产全部奥运服务产品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目前在一些竞技项目社会需求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的形势下，为了提高竞技体育生产制度的效率，必须调整现存竞技体育生产组织的规模和边界。

2)成因：

(1)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公共产品不能界定为私人产权而只能界定为公共产权，但私人产品却可能由于制度选择主体的偏好及政治结构与谈判力量优势而被界定为公共产权。因此，一些资产通用性强的竞技项目也被界定为公共产品而由政府生产。

(2)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获取奖牌上的递增收益，表明该制度潜能还未发掘尽，倘若举国体制尚有正的产出，且政府还有财政承受能力，人们对中国竞技体育政府组织规模大小及其效率边界问题不会太介意，对这一制度的改革愿望也就不够迫切。

(3)存在路径依赖，人们已习惯于举国体制的运作模式，政府组织形式的优势使采用举国体制生产竞技体育的风险大大降低，加之俄罗斯、东德等国家竞技体育改革的前车之鉴，使人们在竞技体育制度改革上更不敢轻举妄动。

2.2 “悖论”状态制度均衡

制度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团体带来额外收益。这种均衡可能是以下几种情

况：1)经过调整的制度安排已经获得了所有潜在利润的全部增量。2)虽然某些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政治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或政治压力等原因使上述的所得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难以实现。3)即使尚存一些潜在利润，但改变现存制度安排的成本超过了这些潜在利润。因此，制度均衡也可以理解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制度“投入”增加(制度的任何形式的改变)对作为投入者的各利益集团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制度均衡可能是一种“适宜制度”(适宜制度，指的是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在该制度约束下个人的最大化行为既与他的预期相吻合，又同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也可能是一种“事与愿违制度”。而目前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恰恰处于“悖论”状态的制度均衡。

之所以说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处于“悖论”状态的制度均衡，是由于在现行竞技体育生产制度安排下，中国虽然实现位居奥运金牌榜首，但却也导致竞技体育资源逐渐偏离有效配置的状态，并未与适宜制度所预期的结果相吻合。

1)表现：

(1)成材率低。有关资料表明，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比赛中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成年后在亚运会和世界大赛中取得前8名的分别为14.5％和5.6％。全国优秀运动队，每年平均吸纳新运动员仅占在训青少年运动员的1.3％，而民主德国的儿童、青少年在体校从事系统训练后，大约有50％的可进入高水平运动训练阶段。在我国体操运动员成材率还不到10％，优秀运动员年均淘汰率为17％-19％，而要取得国内国际冠军又要淘汰90％。能够进入国家队的高水平运动员尚不足1％。

(2)投资收益率低。以国家投资为例，专业体校投资512 747万元，在校学生人数38 571人，输送一线人数1 193人，收益率为3.09％；业余体校投资617 092万元，在校学生人数305 937人，输送一线人数3 307人，收益率为5.05％。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通常在10％左右。还有人对浙江省几届全运会的资金投入产出进行对比分析，计算出全运会平均每得1分的直接投入是六运会5.38万元，七运会6.20万元，八运会7.12万元，说明成本逐届提高，投资效益下降。可以看出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效益处于较低水平。

2)成因：

(1)对政府垄断经营的约束乏力。首先，政府组织提供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时一般是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机制，导致政府在提供竞技体育时不计较成本，过分投资，同时造成政府组织的扩张与效率低下。其次，由于政府提供竞技体育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实行软预算约束，使得政府缺乏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的内在激励机制与动机。再次，由于对竞技体育绩效的评价和估计存在着困难，导致对竞技体育生产效率的衡量缺乏合理的标准，无法根据竞技体育的供求效率对政府体育官员、教练员进行奖惩，促使其提高效率，此外，监督机制的缺陷和政府本身的自利性特征会使得政府在竞技体育的供给上滥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损害公共利益。

(2)与制度非中性相关联的利益集团存在。制度创新可分为中性制度创新与非中性制度创新，中性制度创新是指那些对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言有益，或至少不受损失的制度创新，而非中性制度创新是指给社会的部分成员带来好处并以另一部分人受损为代价的制度创新。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个体和人群损益种类和程度不同。竞技体育改革本质上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原有利益格局下，围绕着竞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集团。虽然竞技体育改革能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但其转变结果却不是“帕累托最优”(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是以一些部门和个体的既得利益损失为代价，为了维护和保持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只愿意维持既有制度，而很可能对制度改革采取消极的阻碍行为。

(3)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使然。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收益不排他，一经确立就可以为所有人共享，而制度的建立却要耗费私人成本，一般理性经济人都不愿意建立新制度，尽管大家都意识到新制度比旧制度有明显的收益优势，但基于成本个人付出而收益大家分享的事实，都不会去采取制度创新活动。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公共性的制度，对利益集团来说却不具有公共性，旧制度的支持者由于集团人数少，维护制度的成本与收益比较一致，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有更大的力量阻挠新制度的创新维持已有的制度。如此一来即使是“悖论”性制度也能够得以存留。

2.3　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发展滞后

1)表现：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及退役工作安置都由国家一手包办，运动员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相应的运动员产权也毫无疑义地归属国家所有，然而随着竞技体育商业化程度的提高，运动员人力资本价格飙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成为利益相关者角逐对象，围绕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问题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说明原有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和竞技体育发展现实需要。

2)成因：

(1)中国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结构比较复杂，由于国家培养运动员花费了巨额前期投入，教练员对此也付出了大量心血，而这些又是和运动员自身的天赋和艰苦的训练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原有举国体制非股份制且无市场评价和交易机制，缺乏财产转移所据以进行的对资产的评价体系的资本评估市场，对资产的分割、组合相当困难，这就很难清楚地界定评估各自的投入大小及比例。这些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方面的局限性，致使政府即便有构建新制度的决心，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合适的制度安排。

(2)作为利益主体的运动员在权力博弈中处于劣势，运动员集团不能成为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的发动者。运动员很小就离家进入体校，自我意识薄弱，无论生活、学习还是训练都惯于听从教练安排，再加之艰苦的训练占去大部分时间、精力，往往疏忽了文化知识的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极度欠缺，因此缺乏维权、集体行动的能力与意识。而且由于各运动项目分布广泛、种类特点差异较大，加之竞技体育运动员人数多且分散，更是加大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每个人都希望搭乘别人承担界定、转让人力资本等交易成本的便车，而自己则坐享谈判成果，每个理性人都这么想，结果就会导致产权创新制度供给不足。

(3)国家界定产权也有其自利性一面，诺思认为国家仅仅在统治者划定的福利最大化目标范围内促进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政策的制定者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最大化(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

公共利益，或许它们有可能也反映公共利益，但这种利益也不过是众多愿望之一或最不必需的一种愿望。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统治者往往可能维持或建立一套低效或无效率的产权制度，那么，国家在界定竞技体育产权时也很可能出于政治利益最大化偏好，建立并维持有利于金牌最大化的国有产权制度。

3　对策与建议

3.1 调整竞技体育生产组织规模，发挥中国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优势

缩减竞技体育政府组织形式的规模边界，科学划分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类别，在充分分析比较中国竞技体育服务产品需求的基础上，选择奖牌密度大、市场需求小，外部性大、资产专用性强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如举重、柔道、跳水等项目作为政府生产重点，对一些群众基础好、市场需求大、具有效用可分割性的竞技体育服务产品，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可通过特许经营、契约外包等方式交由市场主体生产和提供，明确政府采购者的地位。积极拓展私人提供竞技体育的渠道，以效率作为主要评判依据，构建政府、市场和中间性组织共同提供竞技体育的多元化供给体制。必须明确缩减竞技体育政府组织的规模边界，决不是政府简单地减少服务供给，而是把服务供给职能转移给私人部门和体育民间社会组织。

3.2　追求预算硬化约束下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协调发展

改变传统的唯金牌论、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思想观念，积极寻求竞技体育生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协调发展之路，通过对竞技体育财政补贴变暗补为明补，契约外包等方式促使财政预算约束硬化；同时削减奖牌密度小、群众基础差、市场需求弱、所需资源庞大的运动项目，合理布局各省市优势竞技项目，形成国家范围内优势互补的竞技体育生产格局；制定运动员淘汰率标准，提高科学选材水平，施行教练员跟踪负责制，提高选材与成才的科学化水平，以降低竞技体育生产，提高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

建立适宜的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梯队规模，允许富余的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有偿流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作用，较大程度发挥竞技体育资源的比较优势，使之能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空间内运行，并依次向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决定资源的价格方向演化。

3.3　结合产权初始状况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推进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

1)以收益权、使用权改革为突破口，带动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整体改革。

中国产权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改变产权的制度结构，而是从产权的制度安排开始的，是从产权的收益权、使用权这些层次开始的，西方也恰恰是从产权的使用和分配形式再推及到所有权的改革。这给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与借鉴。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也要从运动员聘用制度、运动员转会制度、商业收益分配制度、比赛奖金分配制度等使用权、收益权的改革着手，再逐渐过渡到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的改革。

2)采用“模糊产权”作为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的过渡状态。

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要与所处社会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环境及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产权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允许过渡阶段存在。

科斯认为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就是最佳产权形式，最佳的产权界定是对应于“某一时空”的特定环境，是动态的，因此不能泛泛地说某种产权形式最佳，也不能绝对地认为私有产权最好。产权创新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间存在处于过渡期的产权状态，这种过渡期的产权状态是产权创新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最优选择和必经阶段。

在计划经济制度中，人力资本产权完全是国家的；在市场制度中，产权过多地表现为一种私人状态；现在中国处于市场制度转轨期，产权的最佳选择就应表现为既利于私人管理能力，又利用国家行政能力的“模糊产权”状态，由于这种模糊产权具有与过渡期的市场形态相吻合的综合效应，兼具私人管理优势和国家行政力量在资源控制上的双重优势。在这一时点上，可能比产权明确的国有和私人企业效率更高。

目前中国高水平运动员人力资本的存量绝大多数是以国家为主，企业、个人共同投资形成，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由于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使之对其相关资产的测量和评价所花费的成本巨大，很难清楚地界定评估产权主体各自的投入大小及比例，这就很可能导致界定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当清晰界定产权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时，产权就会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如此，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作用举足轻重，采用模糊产权还能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以此获得相对稳定有利的制度环境，这更加大了采用模糊产权的倾向。

我国奥运优势项目大多属于资产专用性强的竞技项目，在国家尚需奥运增光、市场又无力提供这些奥运竞技产品前提下，还是国家以投资为主，政府组织形式仍是中国竞技体育生产制度主导形式。只要投资主体多元化存在，国家、企业和运动员共享产权的“模糊产权”状态就会持续下去。

模糊产权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会有较高效率“被人们选择”，但它实质上属于产权不清，从长远角度看仍是低效率的，会成为竞技体育产业发展的障碍。因此，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明确界定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逐渐减少直至消灭模糊产权㈣。

3)注重人力资本产权权能适度分解和人力资本所有权与载体结合齐抓并举。

产权经济学理论发现，由一个主体完整地行使产权是不经济的，出让部分产权给他人，一个主体专门从事一项特定的权能分工的边际收益要大于从事多种职能分工的边际收益。人力资本的分解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不分解的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封闭式的产权。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它可以被分割为许多权利并分别赋予不同的行为主体，与竞技体育相关的权利有训练权、注册权、参赛权、转让权、获奖权、经营权等，很显然，如果让运动员完整地拥有以上权利，要么因时间精力有限，不能专心训练而影响运动成绩的提高，要么由于知识能力限制而降低自身资产收益水平，两者都会大大降低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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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技体育；竞技科技化；科技化的伦理思考

竞技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代表着人类进步文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竞技体育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不仅有利于竞技体育运动员自身潜力得到充分开发，而且对于人类生理极限的挑战和人的超强意志力的培养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养成等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加速了竞技体育科技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对现代竞技体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我们的主要目标正是对基于竞技体育科技化引起的诸多伦理问题的探讨，但是这些问题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才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们所认知的。事实上，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撑，而且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范围依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竞技体育的本质何在？把科学技术控制在竞技体育的多大范围内是合理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我们首先应该去反思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否实现了与人文主义价值追求的统一，因为人文主义价值代表了竞技体育本质性的价值追求，而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则应该建立在抛开一味的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和重视对人文价值追求的基础之上。

一、科技发展与竞技运动的科技化

竞技体育运动在当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推动下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同时也使得竞技体育自身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其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与实践上整体提高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基于对竞技体育的日常训练研究，许多与之相关且复杂的学科理论开始被注入到竞技体育的一般理论当中，使之相互交融，形成了有利于竞技体育日常训练的系统理论。同时，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系统论的理论研究以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等都相继被用于竞技体育运动员的一般训练当中，这些相关的交叉理论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进步，并且对他们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最佳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类竞技体育成绩极限能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2）竞技体育场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竞技体育田径场的跑道构造都比较简单，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田径场跑道也只是由煤渣等化合物所组成，而现如今最常见的田径场跑道是由塑胶等合成材料组成，并且极少数发达国家还开发出了纳米跑道，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能极大改善田径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条件。3）体育运动员的运动装备的改进。许多根据人体的受力原理和新型材料设计和制定出来的跑鞋，以及游泳比赛中鉴于减少人在水中的阻力而特别设计的泳衣，这些高科技产品无疑在具体的赛事中能极大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4）信息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广泛应用。从上世纪末期以来，信息技术与国际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把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运动员可以根据其具体的训练状态通过应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比赛，以达到有效改善竞技方法和比赛技巧的目的。以上分析研究表明，当代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支撑。正是科技的日新月异推动了竞技体育运动的深刻变革，而在变革的过程中同时又不断影响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以至于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与方案等不断涌现出来，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促进，依存发展的关系。

二、竞技体育的科技化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背离

近年来，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项实践性活动，竞技体育对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能有效提高人的主观实践能力、强化人的体制、锻炼人的毅力，而且能不断丰富与增强人的精神素养。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深层面且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如现代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与科技化造成了竞技体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异化，正是这种异化把竞技体育的工具价值与功利性价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发生了质变的竞技体育的价值观，主要受到了来自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当然也势必会加剧竞技体育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以及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偏离。我们要形成足够的危机意识，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价值与精神的异化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一旦竞技体育失去其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与初始精神，必然造成竞技体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而失去发展的意义。因此，随着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在竞技体育中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更应该重视继承和发扬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把发展纳入到竞技体育的本质上来。学者们在探寻竞技体育价值根源的过程中往往会习惯性的引用不同的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的价值根源在于人类的自我创造的本质，竞技体育存在的首要原因是人类追求人的价值和人权的过程。2所以决定和影响人类竞技运动发展的主要根源依然要落到人自身的发展上来，而不是落在人类能利用来提高比赛成绩的工具上，因为毕竟人的全面的发展才是竞技体育最终要实现的目标。然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当代竞技体育常常会受到一系列外来因素的干扰，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竞技赛场上的滥用现象致使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其应有的价值追求渐行渐远。所以科学技术决不能僭越竞技伦理的约束而存在，因为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将极大的削弱竞技体育中人的核心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毕竟注重人的价值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类应有价值目标的关键所在。从形式上看，科学技术越发达，应用于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器材、日常训练手法等就越先进，进而运动员就能从根本上改善竞技能力水平。但事实上，竞技运动员已经异化为当代各类高科技产品的使用者和某种意义上的试用品，需要时常接受各种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的检测，以及调整适应更新后的高科技产品设备。3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在竞技体育赛事中的应用也很好的顺应了时展的要求，由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开发设计出来的一整套竞技方法，也相应的弱化了教练员的作用，同时运动员对高科技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自身在精神上与日常训练中变得更加消极，从而限制运动员的发展。因此，当代竞技体育的科技化难免不会使得竞技体育偏离原有的价值取向，致使运动员形成对高科技及其产品的过度依赖，并依靠对工具理性的追求来向观众展示其竞技能力，将人物化为高科技及其产品的附庸，同时使得竞技体育运动员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异化为高科技主导下的工具理。当“技术性”与“人性”合二为一成为一种复杂的混合态出现的时候，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就会受到弱化，人类因而也会被边缘化，偏离世界中心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及其产品消灭了人类的主体性。4竞技体育的科技化往往会造成某些竞技体育运动员丧失其主体性意识而盲目追求高科技所带来的益处，一味追求商业性和功利性的目标，导致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产生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偏离其在竞技伦理范围内应该发挥出来的强大功能。

三、竞技体育科技化的伦理思考

纵观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其从最初的纯思辨理论到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光辉历程。但必须承认任何伟大的科学都只有建立在以社会实践为目标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这就决定了与其具有某些相关性的行为活动都必须受到来自法律、法规以及道德和伦理的约束。科技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探索，是当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后所形成的对人类既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一种挑战，因此，科技化伦理问题逐渐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广受争议的话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东西；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也就是人类的目标。

当今社会中的一切与科技相关的行为后果都应该与“责任”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局限在科技伦理规范的框架之内，相关科技工作人员也应该加强培育科技伦理的意识。不管科学技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们始终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与科技伦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只不过是从属于人类活动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从以上具体实例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了从传统的人的体能和技能的竞争到各国科技实力竞争的转变，竞技体育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作用正处于不断弱化的边缘。竞技体育科技化尤其在国际重大赛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很难对抗科技和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对追求“公平竞赛”的竞技体育精神的一种讽刺。

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奥委会联合一些国际赛事的主办方已对此种行为加以规范，并采取了必要的干预措施来约束体育赛事中有违道德伦理的行为。当然，竞技赛场上的伦理缺失问题远不止这些，其中最为常见的科技伦理问题就是兴奋剂的使用问题。众所周知，在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是严重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竞赛公平性的行为，并且使用兴奋剂对运动员身体的伤害也是不可小觑的。因此，在诸如奥运会等大型比赛的赛场上使用兴奋剂是被明文禁止的，而且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加大了对兴奋剂的检测力度和处罚力度，对于控制这一局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赛场上的应用范围依然是模糊不清的，除了某些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影响较为明显的高科技产品被明文禁止外，其它很多产品的使用是几乎不受到限制的，这也可能导致运动员作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性作用在不断的下降，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某些高科技手段或者产品来弥补其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随着现代基因学的进步，人类已完全掌握了基因的重塑与改组原理来强化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核心技术，这无疑将促使竞技运动员自身成为高科技奴化下的一种工具。就像某些运动员基于对自身竞技能力提高的诉求，他们常常会冒险使用各种高科技药物。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同样要求有关部门采取的检测手段也必须与时俱进。而在此复杂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科技化伦理问题不只是运动员之间竞技能力的较量，而更多的是相关科技工作人员之间的竞争。竞技体育科技化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科技进步作用于竞技体育的整个过程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高科技在竞技体育运动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体育界对有关竞技体育本质与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及科技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因此，为了保证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不至于受到科技理性缺失的影响，各竞技体育主体以及从事体育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应该高度重视科技化的伦理问题可能对竞技体育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

四、结束语

奥运会是竞技体育中最具代表性的圣会。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不断渗透，奥运会中的竞技比赛逐渐表现为各参赛国背后所隐藏的科技实力的竞争。尽管从整体上看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针对高科技及其产品在竞技体育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同样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一切威胁到竞技体育本体价值追求的不合理的科技应用都应该被排除在竞技体育应用的范围之外。这其实也是与科技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的本来目的相适应的，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能够动摇竞技体育本质的作用力，而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一种能够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工具。因此，同时制定出相关法律法规来防止因高科技造成的竞技体育中有失伦理的行为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竞技体育中能保证人的自然运动能力的竞争才是竞技体育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刘雪丰 杨攀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1杨木森.科技革命与体育运动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5):600-602

2王新华，刘波.对中国体育教学与人格精神教育的思考［J］体育科学，2004，(1):59-60.

3徐伟，姚蕾.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角色规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1，(5):75-78.

4陈凡，董传升，贾岩.技术图景中人的主体性的获得、缺失与重构［J］.科学技术哲学，2007，(6):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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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地区潜在的丰富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交错，南北纵横.学者大多把我国疆域划分为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两部分.新疆、、重庆、云南、贵州、青海、陕西、宁夏、甘肃、四川10省市区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被划分为我国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占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体育资源.不仅有着优秀的文化渊源、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尤其是拥有大量的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为竞技表演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2竞技表演业西部地区发展缓慢

地域东西相贯，其经济发展也出现“东强西弱”的走势.从各国产业发展来看，经济的强势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体育产业是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范围，受经济的左右成为必然.经济的弱势自然也影响体育事业或体育产业的发展，从东部和西部体育产业的发展也验证这一事实.如丛湖平先生在《体育经济学》中提到我国的职业足球甲级队有26支，且大多数集中在东南部地区，西部只有5支，平均5000万人才拥有一支球队.从体育产业的发展角度来看，其西部体育产业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总体上来说，西部竞技表演业的发展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体育竞技表演业与健身服务业相比,其功能更加侧重于娱乐和休闲,通过观看竞技表演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通常情况下，物质生活的优越，才会有进一步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如马斯洛需要原理上所提到的，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性需求，反之，基本的生理需求尚未被给予，何谈精神世界的需要.西部经济的弱势，成为竞技体育产品发展缓慢的根由，由于竞技表演业产品属于高端消费产品，对于一般的群体来说，在经济富足之前，对其消费是可有可无的.

3竞技表演市场的培育

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们对体育用品的消费呈现上升的趋势，而对体育竞技表演业的需求力是相对不足的.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竞技表演业的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于对竞技表演消费市场的培育.

3.1前期调研与树立品牌是关键

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不同地域对不同项目的竞技表演的接受程度不同.各类项目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态势.诸如，篮球、排球、乒乓球项目等各类赛事，人们对其关注度较高，而相比之下，网球、羽毛球、游泳等比赛与表演的关注度相对较弱.面对区域性的差异，对市场做前期的调查尤为重要，通过调查发现区域内群众基础较好的市场，确定竞技和表演的具体项目，结合消费者实际需要，从项目的级别与发展进行定位和组织创建竞技表演团队.根据西部区域当前体育竞技表演业发展现状，结合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可采用极化增长极理论进行市场培育，实现竞技表演业的迅速升级，使当前零星、分散的发展方式向集约、超能型方向进行转变，也就是说可以以单项竞技表演发展或个别地区的竞技表演为突破口，获得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进而向其他项目进行延伸，赢得市场份额.

3.2盘活资本是产业运行的本源

生产竞技表演产品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市场运行资本，对于大多数竞技职业化团体或表演团队来说，其资金是限制其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市场发展的现状看，个人是竞技表演业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而企业则大多成为竞技表演产品的生产者.竞技表演团体通常与企业进行“联姻”或“嫁接”而进行市场运作.同时，企业通过竞技表演冠名或场内外广告进行产品的宣传，取得大量的收益，而后以小部分资本投入进行体育竞技表演产品的生产.西部地区除蒙牛集团成功举行的“城市之间”外，另外比较典型的成功的案例，当属重庆力帆集团通过赞助足球队而一举成名.企业在竞技表演业运行资本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柱性作用，有企业的资助或经营才能出现较好的竞技表演团体.否则，只依靠竞技表演团队自身的营销，难以立足市场，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3促建和完善体育中介机构

体育中介机构被誉为体育市场的“催化剂”，体育产品的“干酵母”，是体育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体育中介除了出售体育技术、体育信息、体育咨询外、更重要是对体育产品进行包装、整合和推广.姚明、易建联、王治郅的成功进军“NBA”,体育中介机构的作用是功不可末的.跆拳道、空手道、网球在中国的成功推广，也都离不开中介机构的推动.尤其是在竞技表演尚未开展的处女地或发展形式不容乐观的滞后地区，体育中介机构是产业升级和市场开拓的先锋.国内比较成形的有影响力的中介机构基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如北京的“中体”、上海的“希望”、广东的“鸿天”等等.而西部到目前为止，尚无成形的体育中介机构，这也是竞技表演业在西部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着眼于当前竞技表演业情形，创立体育中介机构，可以说是当务之急，而不应看作“不急之务”.

3.4强化推行职业化社会体育机制

“职业化”一词，对于国内许多人士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在部分团体或组织出现职业化趋势.在国外已实行多年，尤其在英、美、德、意等发达国家，“职业化”一词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运行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化”能够获得绝对的优势.在国内“举国体制”为主导基调兴办体育事业的今天，其成绩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种种弊端也日益突显，为摆脱当前困境，推行体育事业“职业化”是大势所趋.同时，对运动员的社会化、兴办体育的生活化未尝不是一种良好的出路.以“职业化”竞技运动表演能够使运动员更加专业、更加敬业，跟上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为竞技表演市场客体提供再生力量，为行业自身的发展提供适当的“造血”功能.

4竞技表演营销策略

4.1消费个体是营销的突破点

个体是竞技表演产品的最终极的消费端，而若干个个体构成消费群体.因此，把握消费者的现实情况，是实现有效销售的关键.时间、欲望和经济支持是其应考虑的结点.群体的经济的经济收入不同地区群体收入各有差异，采用经济学上所提出的“价格歧视”不同的人定不同的价位、提供不同的服务作为销售的首要条件.其次，要充分考虑消费群体的主体情况闲暇时间，对竞技表演场次进行合理的设置，以满足不同的观众的需求.在三个方面中，个人的消费欲望的伸缩空间是最为灵活的.所以，在消费群体欲望的开发和引导上加以重视，维持现有的消费群体消费，加强潜在的消费群体的消费引导，吸引和开发消费群体的新生力量.

4.2媒体推介的不可或缺

讯息时代的到来，是信息化时代来临后的又一衍生时空.封闭性生活已不在我们身边，各类信息随时都可能闯入我们的耳廓和视线.媒体成为人们应用越来越广的一种工具，对于竞技表演来说，媒体的影像和声音真实地还原了现场的动态.可以把比赛或表演隔时空的传给各个地区的观众.因此，媒体成了宣传竞技表演业的最有益的利器.媒体给竞技表演的发展和保持提供更为敞开的舞台和空间.

4.3品牌特色是营销的卖点

体育品牌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更是在产品营销市场中赢得市场份额的卖点.品牌特色能够培养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同时，也是营销过程中的无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随着产品经济向品牌经济的急速转型，现代市场份额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牌的竞争力.品牌弱势或品牌缺失使产品常处被动局面，只有致力于品牌的培育、盘活和保护，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西部地区而言，体育竞技表演产业品牌尚未成熟稳健，面对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冲击；强化体育品牌的构建，能够使体育竞技表演产业的快速定位和整合，获得有效的竞争资源.

4.4竞技表演与企业产品“联袂”

竞技表演业与体育健身娱乐业相互联系，互相推动.然而，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分析，竞技表演业在体育产业中可以称之为常规“引擎”，拉动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而健身娱乐业处于相对跟进状态.尤其在体育社会化的今天，竞技表演业的发展更加迅猛.企业或个人把竞技表演与产品相“嫁接”，在竞技表演中对自已的产品加以宣传.对体育竞技表演业投入小的资本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借助体育竞技表演来推广自已的产品.从“可口可乐”企业的成功跃升、蒙牛集团迅速成长、李宁运动品牌的推广等例证，我们或许能深歆体育竞技表演业背后暗藏地可观的商业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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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多中心治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章编号：1009-783X（2014）01-0003-04 文献标志码：A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尤其是以“奥运会”为主战场的竞技体育承载了华夏儿女几代人的“中国梦”。“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中国竞技体育可谓九转功成，成绩斐然。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推进，竞技体育的结构形态、运转规律和民众的体育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以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举重、射击等优势和潜优势项目为竞技体育主体项目，以各层次竞技体育训练基地为空间载体，以举国体制为资源配置方式，以奥运会为主战场，以为国争光为主要目的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存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国家体育总局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也已鲜明地指出我国竞技体育“在发展方式上仍然主要靠扩大投入和规模，依靠政策和保障等要素驱动，创新驱动不足，科学化管理和训练水平不高，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滞后，训练效益不高，职业体育和职业联赛发展缓慢”的严峻事实，并在主要任务中提出要“努力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由此可见，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已成为现实所迫、当务之急、必然之选。可以说，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是贯穿于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主线，对于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适应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要求，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政府单一主体治理下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之困

1.1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毋庸置疑，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孕育、形成与演进而来的。尤其是在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以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便已确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把那些短期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抓上去，争取在今后的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取更优异的成绩”的指导方针，接而“举国体制”逐步定型。作为一种发展方式的体育管理体制，“举国体制”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运动员、教练员、运动场馆设施，以及体育赛事等资源都由国家集中掌控，政府以行政指令的计划形式完成对相关资源的配置，换言之，就是将竞技体育产品的生产资料视为国家资产，然后动用体育公共资源为夺取金牌服务。

然而，随着我国竞技体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在持续下滑，维持既定竞技体育发展目标所需要的公共资源投入却在不断上升；因此，便极易造成竞技体育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主要是运动员、教练员、运动场地及各种保障服务设施设备）的资源紧张与资本投入的加大，加之，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有限替代性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在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下，政府作为竞技体育成绩（尤其是金牌）的主要生产供给方，资源紧张与资本投入的难以为继，必然会加大竞技体育成绩下滑的潜在风险；因此，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数量与规模的现行粗放型发展方式，必然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1.2非公共资源的调动范围有限

非公共资源即指私人资源，它广泛地掌握在企业、非营利组织及个人手中，非公共资源比政府公共资源更为博大，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发挥的效益也更加突出与高效，它可以而且理应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依仗；但是，“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发展方式，它强调的是政府动用大部分且有限的体育公共资源以发展竞技体育，政府的主导地位十分突出，因此，在体育领域同样表现为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显然，在长期的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政府在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也自然地割裂了体育小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联系，使得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了独立性、神秘感和封闭性。换言之，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未能扎根于社会大环境之中，消解了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更没有将竞技体育视为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加以培育，使得竞技体育产生的溢出效应越发窄小，从而使得金牌带给社会组织及公众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甚至产生逆反。非公共资源的闲置既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发展，又抑制了竞技体育产品的多样化供给机制的衍生。

1.3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受到约束

运动员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力军，运动员人群的生存、发展状况，尤其是文化教育状况历来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是其核心，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必须循序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运动员为本”；然而，过于功利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指向，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扭曲并形成了思维惯性与认知依赖：“成王败寇”“千银不抵一金”“一切为了金牌”等观念积习已久。“以运动员为中心”未能得到有效贯彻，高度集中的体育训练体系使大部分运动员从小就必须进行专业化、长期化和封闭化的刻苦训练，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伤病治疗与康复及其社会角色的认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偏废。由此造成的运动员退役安置、伤病纠纷、后续发展等问题成为长期困扰竞技体育发展的顽疾，加之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广泛报道，社会、家庭希冀青少年投身竞技体育以为国争光的动力必然逐步衰竭，从而从根本上影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2.多中心治理理论及其在竞技体育领域运用的必然性

2.1多中心治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公共政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前者依赖政府，后者强调市场；9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揭示了治理范式的多中心性。迈克尔・博兰尼在其《自由的逻辑》中首次提出“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开展社会任务的2种秩序形态：一种是“有机会的"（deliberate）或“有指导的”（directed）社会秩序，依赖统一命令结构行使控制权；另一种是“自生自发”（spontaneous）或“多中心”（polycentric）的社会秩序，即在规则允许范围内自由追逐利益。治理理论重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认为其并不一定能获得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而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一具体领域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各类社会主体在结构、功能、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供给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产品供给的优化配置。多中心治理理论致力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权威性与多样性，它与一元或单中心行政秩序截然对立，它强调了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多中心主体地位，它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分工与合作的有效安排，多中心治理既保证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更保证了这些机制的协同与合作。

2.2竞技体育领域多中心治理的必然性探讨

2.2.1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背景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的进程在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竞技体育市场化、职业化的助力下，政府发展竞技体育的权力边界将得到新的界定，其权力边界将得到适当并渐进性的收缩，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将不断培育并将直接参与到竞技体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来。随着“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建设，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与运动机制将会发生显著变化，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必然使政府、市场、社会3个层面的关系得到合理摆正，因而竞技体育领域的多中心治理也便成为必然之选。

2.2.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必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对竞技体育资源发挥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将逐步成为主导作用，竞技体育领域的多种经济形式及经营方式将不断涌现，市场化运营与管理将成为一种趋势。如前所述，政府在竞技体育领域的近乎垄断式生产，势必造成竞技体育产品供给的单一化、服务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因政府规模膨胀而增高行政成本，同时为了尽可能地调动最广泛的资源来参与竞技体育的发展以满足人们对于竞技体育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政府可以将企业、社会能够承接的竞技体育发展职能，通过自治、委托一、竞标的形式让渡给企业、非营利组织，甚至个人来实施，政府仅行使监督权和服务权利来对其发展进行评测，以提高竞技体育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2.3竞技体育发展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尽管在社会大环境中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问的身份和职责各不相同，但就参与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发展权利而言，政府与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基于法治政府的治道构架下，要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见政府对竞技体育的管制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原则。因此，企业、非营利组织及个人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权益必然要得到依法保障，即发展竞技体育的法定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或自上而下的。

3.多中心治理路径及其实施

3.1政府主导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推动体育项目分类管理

作为历史发展进程而沿袭形成的当代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前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已然完成了其肩负的历史使命，需要在转型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推动体育项目分类管理，可以视为促成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举措。体育项目分类管理是指遵循体育项目本身的发腰规律，按照其最优的发展主体（政府、市场、社会）进行合理化的归类，然后逐步推动分类管理以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发展竞技体育的异质化需求。推动体育项目的分类管理，将会逐步突破竞技体育举同体制的藩篱并进一步培育并强化企业、非营利组织在发展竞技体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从而达到竞技体育固本强基之功效。

推动运动项目分类管理的首要任务在于摈弃当下在竞技体育领域奉行“全能政府”的认知依赖，构筑竞技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制度环境。即便当下竞技体育产品（尤其是金牌）被视为公共产品的倾向依然突出，但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德姆塞茨等早已论证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可能性。科斯指出，如果政府能够界定产权并且允许产权自由转让，市场机制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外部性等问题，而不用政府直接插手干预；德姆塞茨认为，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竞技体育市场化与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从实践层面印证了上述观点。

因此，推动体育项目分类管理是转变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但是，长远而言，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政府应着眼于退出直接生产竞技体育产品这一领域，将角色由“直接管、办竞技体育”转向“构建竞技体育的公共服务体系”，即由“管”“办”向“服务”转变。政府将职责定位于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规范市场化、社会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为企业与社会组织全面接收、发展竞技体育提供全方位的、科学的制度支撑体系。

3.2企业成为发展竞技体育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强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竞技体育的市场特质将被不断激发出来，围绕运动员和体育赛事等竞技体育核心资源而进行专业化、科学化、市场化运作的体育企业日益成为引领体育进步的佼佼者。从市场需求角度而言，随着职业体育的全球化蔓延，社会公众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竞技体育需求的“公共性”和“同质性”正在大幅减少，公众对于竞技体育的“异质性”需求不断增加。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将最大化利用与配置发展竞技体育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专业化的各种竞技体育商品和服务以最高效率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正如奥斯托罗姆所言；“每一个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

从我国企业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项目而言，政府应将市场前景看好的，例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有序月，有效地转由企业来发展，通过规范的市场化操作，逐步建立以现代体育俱乐部为主体的联赛体制，彻底界定与政府之间的权利边界，禁止政府及其派生组织的搭便车行为。同时，政府应有序地释放竞技体育发展的场馆资源，通过多种形式盘活大型体育场馆资源，最终形成“以运动员为核心，职业体育赛事为主体，大型体育场馆为依托”的竞技体育企业化运营格局，使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竞技体育资源的使用效能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此外，由于竞技体育产品、技术等方面的创新通常具有投入大、收益慢、风险大、外部性显著等特征；因此，只有当企业对外部市场有精确把握且其支付的要素成本不断攀升时，整个社会的大规模、普遍化的竞技体育创新才能变成企业的现实选择。当前，在我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型体育企业正在迅速崛起，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体育企业不能再长期坐冷板琵或居于替补席，应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体育强国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路向，从根本上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竞技体育科技创新体系”，逐步促成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3.3非营利组织构筑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

非营利组织的发育状况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自1973年美国学者利维特首次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以来，第三部门逐渐衍生出多种含义，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志愿部门、利他部门和慈善组织等均是其别称。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征，其类别十分广泛，基本涵盖了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竞技体育概莫能外。

然而，我国的协会实体化工作却严重滞后，早在1993年5月《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将运动项目的专项管理由‘体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向‘事业性的协会实体管理’和‘纯社团性协会实体管理’转变，争取‘八瓦’别间要有1/2左右的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完成向协会实体转变，到本世纪末争取全部实施协会制”。然而，协会实体化改革经历了短暂的“兴奋期”后，于1998年随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建立而偃旗息鼓，当前的踟会与项目管理中心的合二为一，只不过是以前协会与行政部门合一的变种，并未使协会真正走向实体化，行政力量仍是其运转的主要动力。

因此，放松规制向非营利组织及个人分权，成为了当前多中心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政社分离”成为了实施这一路径的必由之选。建立在满足“利益多元需求、权力分散制衡、组织异质独立”基础上的拥有自身发展理念、组织结构、组织职能、活动方式、管理体制等要素的运动项目实体性协会，才能有效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使非营利组织纵横联结并形成竞技体育治理的社会网络结构。一方面，在竞技体育“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发挥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使竞技体育深深的扎根于社会沃土、融入社会进步的血脉。

此外，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我国提供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良好案例。Cho等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动态互补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政府通过项目申请的方式，将相关事项交由非营利组织完成，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并对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以确保第三部门有效承接政府职能转变后的服务内容，从而更加有效率的完成相关任务，如图1所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支持是异常必要的，Salamon对欧美22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进行的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支持占非营利组织经费来源的4成之多，其中，德国的第三部门资金有65%来自政府，法国为58%、意大利为57%、美国为51%、西班牙为49%、英国为40%。近年来，国外体育强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也趋于限制政府直接管、办竞技体育的权利，将其发展权利交于社会组织。以英国为例，2010年卡梅伦政府倡导发起“大社会运动”，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由政府下放给第三部门，以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目前的英国竞技体育的管理呈现了3大特色：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体育组织和教育、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有效合作共治。这些都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实践进路。

3.4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广泛合作

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问的合作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重要体现。他们之间应在遵循相互认同、合作、协商，以及伙伴关系等原则基础上形成互动的双向关系，而不是通过政府支配或领导来发展竞技体育。

篇10

【关键词】高校 电子竞技课程 SWOT分析

1 前言

电子竞技运动（E-sport）起源于单机版游戏，最早是人机(计算机)对战的电子游戏。但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游戏的不断发展，电子游戏已不再是简单的人机对抗，而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竞技体育内涵与精神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电子网络博弈运动，这项运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最有发展前景的竞技体育项目之一，而且受到越来越多人民的参与和喜爱。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宣布：电子竞技运动成为中国第99个体育运动项目。在高校开展电子竞技课程，对规范电子竞技市场、促进电子竞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校学生就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电子竞技运动概念及其在高校的可行性

2.1电子竞技概念

国家体育总局对电子竞技的定义是：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软硬件作为器械进行的、在体育规则下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运动。

2.2高校开设电子竞技课程的可行性

湖北省体育局局长肖爱山认为：“高校引入电子竞技，开办电子竞技专业完全有可能。”随着电子竞技的发展，俱乐部、IT 业和高校都可以培养电子竞技人才或相关人员。电子竞技是体育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事电子竞技，硬件上需要网络的支持，这些东西的购买、构建等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或者技术支持的，这说明电子竞技项目能够带来很大的经济效应，并带动体育产业产值的增长，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引导更多的在校大学生不再沉迷于网络游戏，对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的健康、规范、合理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帮助。

3 高校开设电子竞技课程可行性的SWOT分析

3.1优势（strength）

3.

1.1国家制度有利于电子竞技课程的开展

国家体育总局2003年把电子竞技纳入体育比赛和体育产业的管理轨道。并于2004年4月开始举办国家级的“中国电子竞技运动会”。这是个体制和赛制创新的运动会，选定目前我国主流的电子竞技运动项目，以正规体育比赛的模式进行，可见国家对电子竞技运动的发展相当重视，同时为电子竞技课程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3.

1.2高校具备开展电子竞技课程的硬件设施

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和科研单位，拥有专门从事体育教学和科研的师资队伍，有利于电子竞技课程在高校的开展，并能够对其发展进行引导和加以规范。其次，高校拥有较先进完善的教学和科研设施，完全具备开展电子竞技运动课程的物质条件。再次，在校大学生大都具备较为丰富的电脑软硬件知识。比较完善的计算机与网络设备以及相对较多的业余时间和充沛的精力，这些是参与电子竞技的一些必要条件。

3.

1.3高校具备开展电子竞技课程的软件

在我国已有超过4000万的竞技游戏玩家，而且95%的网络竞技游戏爱好者年龄在16到30岁之间，并且大多是在校大学生，可以说在校大学生是电子竞技的主要群体。随着个人电脑的不断普及和电子竞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电子竞项目技在高校将拥有更多的爱好者和参与者。 转贴于

3.2劣势（weakness）

3.2.1社会对电子竞技的偏见

在现实中，社会舆论有意无意地给人们灌输电子竞技有害论。一些媒体大量报道某些学生沉溺于游戏之中不能自拔，荒废青春和学业的事件，使电子竞技成为“人人喊打”的“电子海洛因”。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使得电子竞技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电子竞技比赛的电视转播禁令可谓当前社会歧视中国电子竞技产业的典型。

3.2.2亟需知识产权支撑

由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合电子竞技的游戏出版物匮乏，我国的电子竞技项目大部分是引进国外的产品，主要包括反恐精英、极品飞车、FIFA、魔兽等等，而具有我国民族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非常少。

3.2.3现有电子竞技专业的师资力量极为薄弱

现有电子竞技专业的师资力量极为薄弱，现有大专院校教师极少数接触过电子竞技，甚至不了解电子竞技为何物，所以大多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能满足该专业的需求。

3.3机会(opportunity)

3.3.1电子竞技产业化的发展

在国外，电子竞技体育产业在韩国已经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并被列为韩国三项最大体育竞技之一(足球、围棋、电子竞技)，年产值相当于40亿元人民币。据北美最大的娱乐软件商会组织IDSA统计：2001-2004年全球电子竞技产业年均成长率持续高达15%，2003年北美电子竞技产值为100亿美元，2004年欧美的总产值达到490亿美元。

3.3.2电子竞技专业人才需求

高校开设电子竞技课程能够解决电子竞技运动的快速发展与电子竞技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电子竞技已经在中国发展近6年了，但其专业人才还是非常匮乏的，目前国内职业运动员、职业教练员、裁判员、市场营销及管理人员、相关平台及软件开发人员培养的体系还很不完善，这就给高校专业课程开设提供了巨大机会。

3.4威胁（threat）人们对电子竞技认识亟待消除误解。不少人把电子竞技等同为网络游戏，而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诸多负面影响，使电子竞技赛事及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任海曾对电子竞技有过颇为残酷的定义，他认为，电子竞技不是体育项目，因为它缺乏肢体运动。

4 结论

4.1当前多数高校已经具备开展电子竞技课程的软硬件设施，一方面拥有广泛的参与群体，另一方面具备开展这个课程的环境设施。

4.2广泛的就业前景为电子竞技课程的开展提供了保障，社会上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高校就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因此开展电子竞技课程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4.3电子竞技课程走入高校需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符合时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永生.高校电子竞技商业化探讨.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5，4.

篇11

关键词：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体制成本；体制效益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263-03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研究多侧重体育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运行机制等，较少涉及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方面的研究。因此，从体制成本的层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界定、内容构成、相互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竞技体育持续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体制与竞技体育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樊纲、盛洪、刘世锦、汪洪涛、陈维、卢现祥等学者认为：体制就经济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供给、需求和均衡都是社会总体实现的；它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研究体制必然关注成本，而注重成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检验其效益，所以在体制改革中体制成本与效益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图1）。

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世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管理权限的归属把体育体制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政府社会结合型三种类型。［1］竞技体育体制在体育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负责竞技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责任范围和制度策略，以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的统一体系。

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界定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动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及给改革所带来的阻力，使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失［2］；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支出，包括人、财、物等经济的投入，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非经济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就是改革的社会代价，即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代价与社会改革消耗的成本是相通的［4］。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计划、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个体、单位或社会因体制的变迁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由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竞技体育经济效益组成。第一，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竞技运动员各种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更快、更高、更强“和"更真、更善、更美”体育风采对增强人们体育参与意识、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竞技体育经济效益。它是指人们在体育赛事、体育用品或体育债券等经济活动中所消耗和占用的一定的社会劳动与所取得的体育劳动成果的比较。［5］

3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主要内容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内容有：1) 体育体制改革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信息成本是指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资源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益主体结构及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运行模式的调研和剖析的费用。宣传成本是提高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优势的认识，使原体制下的利益主体接受和实施体育体制改革的投入。决策成本是通过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各因素分析后，然后经过决策机构论证，并决定实施推广的所有投入。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摩擦成本是因为有竞技体育行政放权让利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靠市场与找市场的矛盾；运动项目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办矛盾等因利益的调整而给予补偿的投入。真空陷阱成本是当新体制还没建立而原体制又失去作用而造成经济和生活的混乱，需用于人们的稳定所支出的费用。搭便车成本是因原体制的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改革，但受到改革的效益，而使新体制的改革增量超过预计成本的投入。寻租成本是竞技体育向运动协会实体化的市场管理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吃体制双轨饭”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事业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而进行竞技体育的事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这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经营中必然出现寻租现象。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成本。它是当新体制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后，为了确立改革后该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其体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费用（图2）。

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侧重公益性，其主要内容：1) 政治效益。在国际体育实践活动中，竞技体育是人民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外交的先行官，如我国的“乒乓外交”、东德与西德的统一、朝鲜与韩国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等。2) 育人效益。竞技体育是造就人全面、协调、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进入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into sport）和通过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via sport），通过不同阶段的竞技体育活动来教育年轻一代。3) 文化效益。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的文化；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是体现现代城市现代化水准的体育建筑文化。［6］其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7］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对培养人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激发聪明才智的作用。

竞技体育经济效益侧重产业性，其主要内容：1) 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培养与培训为主的体育本体产业经济效益。［8］2) 体育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依据曹可强博士的研究,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度（表1）［9］，从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主要有：实体相关产业，如体育用品、器材设备、体育服装等以体育为重要资源和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部门经济效益；体育延伸产业，如体育与其他行业形成的体育彩票业、体育信息传播业、体育广告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在体育周围形成综合网络的部门效益；体育边缘产业，即为实现体育产业目标服务的综合服务部门如餐饮业、交通旅游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场地服务业等等；他们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4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研究表明,改革越抓得早,工作质量越高,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好。［10］其相互关系一，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货币计算的数学关系，收益是成本的函数,即效益=收益/成本。依据刘世锦博士体制效益的研究，成本与效益有三种衡量方式。假定SE是体制效益，SR是体制收益，SC是体制成本。第一种，有体制与无体制的比较。用公式表达：SE=（TR―PR）/SC=SR/SC式中TR代表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PR是无体制收益。第二种，同种条件下两种体制的效率比较。假定有两种体制A与B，若有TRA/SC大于TRB/SC时，则SEA >SEB。。第三种，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故成本的扩大，导致收益的减少；成本的节省或是成本利用律的提高，将导致收益的增加，从而使效益的提高。关系二，改革成本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其效益针对全社会而言，成本与收益是相互转化的［11］。

5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优化评价

在竞技体育改革实践中有以下几种现象:成本大,收益小；成本大，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小。据函数效益=收益/成本不难得出只有“成本小，收益大”的情况下，其效益是绝对升高的，因此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成为改革的关键。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效益的措施。第一，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成本。对用于竞技体育改革的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投入等资金实施合理的成本预测、科学地的成本决策、完善的成本计划及控制和有效的成本核算与分析；达到优化成本控制，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12］第二，不同改革主体与速度的合理搭配。首先，利益格局变化大、收益大的改革如体育管理与竞赛管理制度等，易采取政府强制性改革；同时诱导体育团体运用自身协调机制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某种主观性。其次，收益很小，而预期收益大的改革如协会实体化改革，俱乐部制改革等，采取“放权让利”进行诱导的改革方式；同时利用政府的强制行为制约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某种盲目性。第三，选择适宜的改革时机。参照樊纲博士《论改革过程》的研究，不管何时改革，其改革效益总是先下降后上升（见图3：T代表时间，R代表体制收益，AB代表不同体制，C代表成本；图4同此）；改革时机越晚，成本越大（图4）；因此，在改革初期人们要选择恰当的改革时机和正视暂时利益的下降，要着眼长远利益。

第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多方协调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是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政治利益驱动突出，国家和政府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而单位，个人的利益而被忽视，使得成本高而效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有兼顾，利益得到调整，产生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效益。第五，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是以公有制为财产制度，其约束形式是以外部约束为主；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内部约束为主；因此，二者结合优劣互补，提高效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自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型逐步向结合型转化，并有向社会型目标发展的趋势，其效益已处于回升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到了兼顾，因此尚未改革的项目易早日改革。选择何种体制运行，始终离不开效益的指挥棒，因此对发展过程的体制效益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的检测评价。第一，改革的社会效益评价。其一，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程度。竞技体育竞赛规则的社会示范作用、竞技体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社会影响。其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程度［13］。竞技体育对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的促进、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三，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的程度。体育对社会成员身体建设、对社会成员劳动力质量、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对社会成员科技文化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全面教育的影响。其四，环境保护、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方面的程度。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改革中大型建筑物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对土地使用价值提高、对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体育产业对生产力布局的影响。［14］第二，改革的经济效益评价。其一，对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定性分析。［15］竞技体育改革的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协调。其二，对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16］反映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如全部投入生产率=体育成果/全部体育投入要素价值；全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一定时期体育成果增加量/相应时期全部体育投入要素的增加量。反映竞技体育改革投入资金占用的指标:如工资产出率=体育成果/工资总额；资金产出率=体育成果/（固定资产净值+平均流动资金余额）。反映竞技体育改革劳动消耗的指标:劳动生产率=体育成果/体育工作人数；技术增长率=体育成果增加量/技术进步投入 等等，选取指标时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6小结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必然立足本国国情，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相互关系，合理控制成本和有效利用成本。从总体而言，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科学管理和利用成本、选择适时的改革时机、选择合理的改革方式、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制度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优化；可以通过社会效益评价和经济效益评价来检测效益提高的程度。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从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到定量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固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行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还需要一套完整客观的体制改革效益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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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奕清.对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评价有关问题的探讨［J］.理论探讨中国工咨询，2003，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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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媒，竞技体育，竞技体育产业，促进发展

 

1 序言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通过有组织的技术传播，有效的，快速的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手段 ，大众传媒一般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印刷媒体，如报刊、杂志、书籍等。二是电子传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等。在当今社会，人民的生活富裕了，闲暇时间多了，看看报刊、杂志或者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都是很平常的事，可以说上至老人，下到小孩，每天都要接触传媒，它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体育产业和大众传媒合作，可以扩大人们对竞技体育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大众传媒还具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向公众提供娱乐服务。

体育产业是指进入市场实行商业化经营的体育活动范畴，它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体育活动自身的经营，如竞赛表演，健康消费，有偿训练，比赛门票，广告赞助等收入（主体产业）；第二类是与体育紧密相关的产业，如运动服装、运动器材等体育用品的生产与销（关联产业）；第三类是体育系统中各部门和各单位所开办的各种企业或商业经营活动等（体办产业）。而竞技体育产业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它是指以竞技运动为商品，向人们提供休闲观赏和娱乐享受的服务行业。竞技体育产业作为娱乐业的一部分，历来就与各种大众传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当今社会竞技体育产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来看，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2 大众媒体与竞技体育的相互影响

大众传媒和竞技体育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扩大观众和读者市场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因此，双方合作以培育共同的目标市场是传播媒介和竞技运动的利益所在。。

2．1媒体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任何一种传媒对体育运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电视对竞技体育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大众传媒利用自身在信息传递上的优势，使竞技体育的影响扩大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和提高了竞技体育的吸引力。通过电视等媒介的宣传、报道，使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并逐渐热爱竞技体育。由于越来越多的电视，广播电子媒体观（听）众对体育比赛的热爱，使购买比赛转播权的费用也越来越高，为此增加了竞技体育发展所需的经济来源。

为适应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传播的特殊需要，竞技体育比赛也对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尽量使比赛更加激烈和精彩，增加比赛的刺激性和观赏性，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为使电视在转播体育比赛中能有更多的时间播广告，增加广告费用，许多竞技体育项目对竞赛规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例如：篮球比赛从过去的上下半场改为分4节进行；排球比赛改为用彩色球以及每球得分制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今媒体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之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某些项目的生存与发展。

大众传媒使当代竞技体育的含义得到了新的解释，特别是以电子传播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利用其高科技的传播手段，如多镜头多角度拍摄，瞬间慢动作回放，电子图形分析等，专业化、人格化的现场解说，比赛精彩场面和人物特写，赛前录制的球星生平等的结合，使体育比赛转播的可欣赏程度大大提高，从而使得竞技体育比赛这一传统的主要以球迷为观众的场所逐渐成为面向全社会的现代大众娱乐活动的大市场。

2．2竞技体育对传媒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以及体育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是媒介的社会功能和其本身的利益所决定的。然而，在媒体对体育运动的发展产生作用的同时，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运动）也影响和促进着各媒体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大众传媒的内容更加丰富，节目更加精彩，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更深。首先，由于众多读者与观众对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和执著的热情，使各传媒纷纷扩大了自己有关体育报道的版面和增加了体育节目内容的传播时间。大量的专业性的体育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频道在近年的不断涌现更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体育的社会化、大众化以及竞技体育市场的快速发展，为新闻媒体在体育报道，电视台转播事业方面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发展和想象空间；其次，由于体育比赛转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竞技体育不仅推动着转播技术的更新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在转播时间、手段方法甚至理念上影响着大众传媒。各大电视台网在平常与周末体育节目播出时间越来越多，黄金时段被体育比赛转播所占用的事情也经常发生，专门为体育比赛进行全天候转播的频道在近几年大量的出现。这一切既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对观看、欣赏竞技体育表演和比赛的需求，同时又大大提高了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电视的普及率；第三，由于竞技体育比赛拥有巨大的观众与读者市场，特别是人们对重大国际比赛和高水平精彩赛事的关注程度极高，使各媒体通过转播、报道竞技体育比赛而大大地提高了收视率和发行量。而这种高收视率和大发行量又成为了媒体给企业商家作广告时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凡在大型的比赛中作广告都费用不菲，使媒介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竞技体育的发展以及对竞技体育报道和转播的扩展，使大众传媒的广告收入大大增加。据统计，美国各大电视公司通过转播体育比赛播广告所得的收入，每年都超过25亿美元。因此，竞技体育为媒体所带来的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和市场潜力是其它行业无法相比的。

总之，竞技体育与大众传媒存在着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一方面，竞技体育组织依靠媒介而获得经费来源并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媒体也深知重大体育赛事能吸引大量的观众，而观众数量则是吸引广告的最好诱饵，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3．正确处理竞技体育产业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由于大众传媒与竞技体育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媒体在竞技体育产业中起到的作用，故处理两者的关系非常重要。就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实际情况而言，各联盟协会、俱乐部、赛区等应有专门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同媒体进行沟通、联络和协调工作，接待各媒体的工作人员提供有关信息和必要的设备条件等，以方便媒体的转播和报道。为处理好同大众传媒的关系，竞技体育产业经营管理方就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3．1提供有关信息

向媒体提供球队、俱乐部、协会及比赛的各种信息，包括比赛的时间、地点、参赛队的基本情况：训练和比赛前后的各种可供报道的统计材料以及图片和录象片等；赛季之前向媒体提供有关球队和运动员以及比赛情况的媒体指南；球员的年龄、号码、特点、场上位置和出场时间、出场顺序等；安排相关的采访，充分利用记者采访这一有效的营销手段，让新闻界了解更多的信息。向媒体提供相关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让报道的内容更加丰富、真实和客观。

3．2树立公众形象

由于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涉及到俱乐部、协会联盟或运动员的形象，所以一般协会和俱乐部对教练员和运动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都有明确的规定，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俱乐部、联盟协会和每个成员的公众形象。因此，协会和俱乐部一方面应指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负责就有关事项与媒体联络，向公众发布信息；另一方面要聘请专业人员训练自己的成员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如何表现，为自己和集体创造一个能被公众所接受的正面形象。

3．3组织新闻发布会

当协会、赛区、俱乐部有重要决定或重大事件如改变比赛地点和日程，俱乐部更换教练员、总经理、董事会成员，球队调整运动员转会等事宜需要宣布时，由媒体联络官负责组织，召开有相关媒体机构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会前俱乐部要设法通知到有关媒体准时出席，并就谁来主持、宣布、发言内容等作出决定。新闻发布会上要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记者提问，回答有关问题应是积极的、正面的，避免发生矛盾与冲突和不愉快的场面。在有必要时还可安排单独采访。

3．4组织与媒体的联谊

协会、俱乐部应该经常举行同各新闻媒体之间的多种联谊活动，以增进和融洽与媒体的关系，这也是竞技体育产业经营管理方营销及公关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得到了媒介的理解与支持，便可在公众面前树立正面形象，从而得到广大观众的支持，而公共形象的确立又与厂商企业的投入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通过组织与大众媒介的联谊活动，争取在协调关系方面取得主动。

综上所述，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许多国家的体育部门已把销售电视转播权等作为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各俱乐部或职业运动队取得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因而如何处理好并充分利用体育产业经营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产业发展中必须注重的问题。。总之，体育需要媒体的宣传，媒体也要利用体育，二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课题组，我国体育社会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34

2)韩丹.论斯泡茨（SPORTS）与体育（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9，（2）

3)宇土正彦.（J）体育经营学研究，1999，（10）：1~6

4)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7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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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活动 经济 影响

引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加强，体育活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当今，体育活动已经成为体育经济的核心内容，而以体育活动为主体的体育经济也成为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体育经济已经成为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年增速在20%以上，远超其他行业。而体育活动不仅对体育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整个经济系统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关于体育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唐雪凌（2012）从理论上研究了体育活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体育活动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将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在经济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刘卫（2003）针对体育观赏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李乃琼（2009）认为民族节庆体育活动对广西北部湾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徐碧君（2000）认为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对人、对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此，本文通过研究体育活动在经济中的表现形态，利用投资模型、消费模型深入分析体育活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影响途径。

体育活动在经济中的表现形态

（一）体育竞技市场

体育竞技市场也叫职业体育市场，是指由为满足消费者需要而举办的各类体育竞赛活动而组成的经营市场。随着竞技市场的不断发展，大量企业资金进入，各种体育活动俱乐部成立，成就了一批批专业教练，也培养了一批批参赛成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竞技市场从无到有，迅速扩散，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体育竞技项目也越来越丰富。这种市场体系由门票、会员费等多种收入渠道形成，并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当前企业界的赞助对体育竞技市场影响非常大，并且企业广告效应对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体育非竞技市场

体育非竞技市场是指职业体育以外的市场。相对于庞大的体育竞技市场，体育非竞技市场的规模更为宏达，基本遍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社区（村）、学校以及企业等任何社会组织。我国体育非竞技市场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在竞技市场发展之前其规模有限，随着竞技市场的发展，其规模也不断扩大，竞技市场的市场效应对非竞技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从我国当前非竞技市场看，我国农村、城镇大部分社区和学校都安排了定期和不定期的活动，绝大部分企业也会经常安排体育活动。非竞技活动市场发展也应用到各种智力开发等精神活动中来。

（三）体育专业性产品市场

体育专业性产品市场，也叫体育用品产品市场，是指除了体育活动本身与体育活动需要直接利用的、与体育活动直接有关的产品市场，例如体育需要的器具、服装、设备等。专业性产品市场依赖于竞技市场和非竞技市场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体育专业性产品市场在不断扩大，竞技市场和非竞技市场都会不断发展，而这必然伴随着体育专业性产品市场的发展，因此其潜力非常大。

（四）体育活动扩展性产品市场

体育活动扩展性产品市场是指不是体育活动直接利用，但与体育活动关联的产品，比如体育纪念品以及体育商业服务、广告、电视转播权等产品市场。扩展性产品市场与体育竞技市场、非竞技市场的关系与专业性产品市场有所不同。后者是互补的关系，二者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的发展往往后于竞技市场和非竞技市场的发展，其一般达到一定规模和影响力之后顺势产生，并且不断扩大，二者是有一才有二的关系，但是二者也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体育活动广告，在广告产品的同时也宣传了体育理念和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提高消费动力并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体育活动本身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消费过程本身就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体育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体育活动已经形成了各种产业。围绕着体育活动形成的体育经济逐渐成为经济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消费看，假设消费可变，体育活动对经济影响就可以从供求模型中具体展示。体育活动表现为四种经济形态，即体育竞技市场、体育非竞技市场、体育专业性产品市场和体育活动扩展性产品市场。这些市场的不断扩大，本质就是消费的不断扩大，因此在体育活动不断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就是消费的不断扩大。如图1所示，假设在一个时间点，经济系统的供求状态如S1曲线和D1曲线，S1代表经济中的供给成分，D1代表经济中的消费成分。供给和消费的平衡点E1就代表区域的经济状况。假设体育活动的消费没有对其他消费产生负作用，那么体育活动就会刺激消费，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总量，因此消费曲线D1就往右上方移动，假设为D2。由于供给曲线不变，因此供求平稳点变为E4，那么经济总量从E1上升为E4。消费的增长同时会拉动供给变化，因此供给曲线也会向上移动，假设移动至S2。因此，供求平衡点就会上升至E3。因此，在没有机会成本的前提下，体育活动能拉动消费，提高区域经济总量，促进经济增长。在实践中，体育活动的发展确实对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拉动投资并提高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体育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活动，生产必须有投资，因此体育活动的发展必然影响投资的变化。投资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经济发展。假设我国存在更多储蓄，这些储蓄可以随时转化为投资，那么体育活动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可以通过图2来分析。在一定时间点，即初始状态时，投资曲线为I1，P1为储蓄，投资和储蓄平衡点为K1。由于投资可变，因此体育活动的发展会改变投资虚线，促进投资，因此投资曲线往上移动，假设至I2曲线。那么投资总额从K1移动到K2。那么在K2状态下，由于投资的不断增加，经济总量也会不断增加，即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如果体育活动发展迅速，在消费力度强劲的情况下，即投资回报率高，那么体育活动不仅改变了投资，而投资也会促进储蓄曲线的改变，那么储蓄的增加会进一步促进投资。因此，体育活动的发展可以通过拉动投资来提高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引导消费并改变消费者偏好，调整经济结构

假设消费总额不能变化，那么体育活动消费必然引起其他消费降低，因此体育活动消费必然以牺牲其他行业的消费为前提，体育活动的发展会限制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体育活动的发展不会改变经济总量，但是会改变经济结构，如图3所示。假设人们只存在两种消费，体育性消费T和非体育性消费F，那么C（T）+C（F）=H，其中H一定。因此，如果在一个时间点，消费平衡在位于G1，那么随着体育活动的发展，体育消费会不断增加，那么其他消费就会减少，假设减少到G2。那么为了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居民必须牺牲同样额度的其他产品消费，因此居民消费的总体价值不变，也就是社会消费总额不变。消费不变，经济总量不变，改变的只是经济结构。因此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体育活动的发展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

（四）引导投资结构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假设投资总额不变，那么投资只能进行选择，要么投资体育活动，要么投资其他产品。也就说，体育活动发展依赖的投资必须以牺牲其他产品的投资来满足。如此，体育活动的发展会减少其他行业的投资，限制其他行业的发展。如图3所示，假设只存在两种产品进行投资，体育性产品T和非体育性产品F，那么I（T）+I（F）=L，其中总投资L一定。在一个时间点时，即初始状态下，投资的平衡点在G1，随着体育活动的发展，体育活动投资会被看好，投资方向会改变，投资平衡点会从G1移动到G2。由于总投资L一定，体育活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其他投资减少。因此为了满足体育活动的生产需求，其他投资必须同等额度的降低。因此，在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体育活动的发展会改变投资结构，影响经济内容的改变，从而影响经济结构。

结论与建议

综上，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体育活动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在增长型社会中，消费会不断增长，投资不断增长，那么体育活动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发展，而假设在稳定型社会中，消费不会增长，投资也不会增长，即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时，体育活动的发展会通过限制其他行业的发展来实现，即体育活动的发展会促进经济结构改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市场化体育活动，以体育竞技市场带动其他市场快速发展，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属于增长型社会，消费增长强劲，因此通过体育活动可以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市场化体育活动，也就是将体育经济市场化，是拉动社会资金支持体育活动，促进体育活动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体育活动的四个经济表现形态可以看出，体育竞技市场对其他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市场化体育活动，首先是将竞技市场市场化，促进竞技市场的发展，从而带动其他形态市场的发展。

第二，有序促进体育活动的发展，防止体育经济产生过多泡沫，抑制其他行业的发展。当前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已经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投资和消费的替代性所致。在增长型社会，一定的体育活动发展会拉动消费，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限，体育活动过快发展必然会存在泡沫，不仅影响体育经济的发展质量，也会影响其他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结构恶化。

第三，促进消费，引导投资，促进体育活动平衡发展。发展体育活动首先应该促进消费，在消费带动下引导投资拉动，从而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体育活动的平衡发展是指，体育活动在经济中的四个表现形态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平衡四个市场有利于增强其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整体消费提高，从而促进体育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唐雪凌，刘金秀.体育活动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意义[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30）

2.刘卫，杨刚.体育观赏活动的经济学分析[J].体育学刊，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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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