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概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竞技体育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竞技体育；公平竞争；规则；善

中图分类号：G8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1)04-0016-03

On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Athletic Sports

ZHAO K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Qufu Norma 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Shandong China)

Abstract: Fair play of the athletic sports is a hot issue of the present society. But byreviewing the former research，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ir p lay lacks uniform，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 magine that an indisputable and logical theory without a rational identificationcan stand to reason. By investigating the feasible target，the paper finds tha t fair play is the value evaluation of the reasonable interest relations of thesubject in the competition. It has a requirement in the form and in the practic e. To be specific，during the competition，only when there is a rule which is a dmitted by all the parties，the competition can be called a fair play.

Key words: athletic sports；fair play；rule；good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今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梳理人们的研究 发现，对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概念本身却论说寥寥，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很难找到关 于公平竞争的令人满意的界说和充分的阐述”［1］。很难想象，一种真正严密无可 辩驳的理 论能够不以严密的概念分析为基础。因此，亟需从学理上界定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概念本身。

那么该如何界定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呢？有学者认为，“体育竞赛公平竞争是指在规则公平的 前提下，主体以自身的身体条件为基础条件，在许可的技术运用范围内，以同样的规则为标 准进行裁定的竞争，包括规则公平、操作公平、公平补偿3个层面的规定性。”［2］ 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国际在线消息：（2005年）10月13日下午，十运会女子柔道+78 kg级比赛在南京市龙江 体育馆进行，在决赛中，奥运冠军孙福明出场后与选手闫思睿周旋了30 s后，只听得 场边刘永福（教练）大喊一声，孙福明随即近乎主动地倒地，随后裁判宣判代表参赛 的辽宁选手闫思睿以一本取胜”［3］。就此竞争过程来看，竞争双方是“以规则公 平为前提 ，在许可的技术运用范围内，各相关主体以同样的规则为标准进行裁定的竞争”。从规则角 度讲，竞争双方都遵守了“公平的规则”，裁判也“以同样的规则为标准进行了裁定”，孙 福明倒地，裁判宣判闫思睿以一本获胜，正是裁判根据比赛规则做出的“公平”判决。但众 所周知，这就是当年备受关注的柔道“假摔”事件，对此十运会组委会公布了比赛双方重赛 的处罚决定［4］，此次比赛决不是公平竞争。问题何在？原来，问题并非出在规则 上，也并 非因为竞技双方不遵守规则，更非裁判不根据规则公平判决，换个角度来说，双方的“假摔 ”正是有效利用规则的结果（甚至愈是熟知规则愈容易有效利用规则）。可见，问题的实质 在于竞技双方变相放弃了竞争，违背了公平竞争之善的精神，因而不属于公平竞争。而公平 竞争之善的精神，恰是经常被忽略，却又是最关键的问题。

本文结合竞技体育之实际，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竞技体育公平竞争进行概念界定。这当 然须首先考察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适用对象，因为一个概念所具有的明确和固定的适用对象 是确保我们的分析可靠的出发点。正确使用某一概念，就意味着对概念的适用对象或所 指有明确的认识，换言之，知道概念的所指是保证正确运用该概念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1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适用对象

1.1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适用于评判竞技主体体育竞技过程中的利益关系

1.1.1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是对体育竞技中利益关系的评判竞技体育之竞争也是竞争，竞争即是“争名夺利”的行为和活动。“竞争系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 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5］。马克思也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 切，都和 他们的利益有关”［6］。当然，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如荣誉 等）；不 仅包括对人有利的“好处”，即“利”，也包括对人有害的“坏处”，即“害”。所以利益 竞争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所得，二是要有所不失，即竞争往往也分为“显性的” 竞争（即有所得）和“隐性的”竞争（即有所不失）。

但必须注意，“利益”一词容易被理解为甚至被等同为“经济利益”，这使得人们无形中将 竞争的图景缩小了很多，以至于提到竞争，往往想到的就只是经济领域的利益之争，而经济 领域之外的竞争则被忽视了。事实上，利益竞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广泛存在于人类 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也普遍存在于生物界之中。正如乔治•斯蒂格勒指出的那样，竞争至 少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不仅在经济市场存在竞争，“而且可以用于其他”［5］。

因此，如果我们用“利益”一词来指称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义务与权利，那么简言之，“ 体育竞赛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名和利，即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7］。但这种通 过“竞技 ”获得的利益是公平的吗？这就需要进一步对竞技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公平与否的评判。1.1.2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是对体育竞技过程中竞技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评判首先，竞技体育 公平竞争评判的是竞技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因为，当我们说某人或某种行为是否是公平竞争 时，往往是在与某人之外的其他人或其他行为相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即竞技体育公平竞争 只有在竞技主体间的关系中、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才能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例如运动员A 出场参加某项赛事，其是否获得一定报酬或一面锦旗，这不是公平竞争的要求，无所谓公平 不公平。但是若与A同等情况、同时出场参加此次赛事的B，却获得一定报酬或一面锦旗，那 么对A而言就是不公平的。

竞技体育“是一种以竞技场为圆心，向外辐射的诸同心圆所构成的多因素参与的全方位的竞 争”［7］，但其竞技主体是明确的，即是以参与竞技的运动员（个人或团体）为代 表的各方 综合力量。以刘翔雅典奥运夺冠为例，这可看作是刘翔本人及其教练团队，乃至中国体育科 技，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与其他选手及其背后的教练团队、体育科技甚至民族精神的竞 争，虽涉及因素多、范围广，但竞争主体是明确的，一方以刘翔为代表，一方以其他各参赛 选手为代表，这既是刘翔与其他参赛选手的竞争，也是刘翔背后之综合实力与其他选手背后 综合实力的竞争。若因刘翔是黄色人种，或穿的是中国产跑鞋而不让其参赛，这当然是不公 平竞争。而刘翔夺冠后所获奖金如何在其本人及教练团队间分配，虽涉及公平问题，但与此 次竞赛是否公平无关，这是竞技主体一方的内部事务，不是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适用对象， 因为其不是竞技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1.1.3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评判的是竞技主体在体育竞技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只有 发生在体育竞技过程中的竞技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才能由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予以评判。一般 而言，这一竞争过程包括竞技起点、竞技过程、竞技结果三个部分。仍以刘翔雅典奥运夺冠 为例，此次竞赛是否是公平竞争，仅限于此次竞赛的过程，竞赛结束后，各参赛选手间也就 无所谓公平竞争的问题了。

1.2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适用于评判竞技主体体育竞技过程中正当的利益关系 并非竞技主体 在体育竞技过程中的任何利益关系都是公平竞争的适用对象，只有竞技主体间正当的利益关 系才能进行公平与否的判断。因为从质上看，公平是对正当利益的维护，在人类千百年来的 道德生活实践中，有一条被广泛认同和尊重的原则――即从道义上加以维护的利益必须具有 正当的性质。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所维护的利益必须是正当的，只有正当的利益关系才能言是 否公平。如果竞技主体所竞争的利益是不正当的，那么这样的竞争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公平的 。以当今中国足坛进行的打假反赌风暴为例，本来足球场上双方运动员通过足球竞技所竞争 的利益（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正当的，但当双方有球员为黑金而展开竞技时，或有裁 判“黑哨”操纵比赛时，其所涉及的利益当然是不正当的，那么这样的竞技比赛肯定不是公 平竞争，当然有时也称不正当竞争。

但如果将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中的正当性等同于公平性，那就错了。虽然生活中我们经常将不 公平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作为同义词使用，“不正当竞争实质上就是‘不公平竞争’，这种称 谓为国际上所通用”［8］，但细究起来二者是有区别的：是否公平是就竞争各方而 言的，是 在比较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正当显然是相对于现象所及的单一主体或 多个主体组成的整体而言的。即就竞争各方的比较而言，一般用是否公平予以评价，但对社 会整体或他人来说，则一般用是否正当予以评价。例如，某场足球比赛，某一方贿赂裁判致 使另一方失利，那么对失利方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是不公平竞争，但我们一般不说贿赂裁 判的行为对我（除非我是失利方的利益团体中的一员）、对社会是不公平的，我们一般用是 否正当予以评价，指责其行为是不正当竞争。

至此，我们终于到达了界定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出发点――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是对竞技主体 体育竞技过程中正当利益关系的价值评价。显然，这不是一个最终的界定，因为这一界定很 难将公平竞争与非公平竞争完全区别开来。所以需要进一步澄清它的具体内涵，以便使其能 和其它非公平竞争明显区分开来。

2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内涵

通过考察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适用对象，我们认为，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内涵是“体育竞技过 程中当且仅当有规则且规则为竞争各方认同并遵守且符合善之精神的竞争”。具体包括形式 要求和实质要求两个层面。

2.1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形式要求 2.1.1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必须要有统一的竞技规则 统 一的竞技规则是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必备前提。那么，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为什么要有规则？ 有学者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1］：首先，有统一的规则才能保证竞争各方机会平 等，胜出 的概率相等。换句话说，有统一的规则才有可能为所有的竞争者提供同等的机会，使竞争的 各方在撇开能力、实力的差异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后，胜出的概率相等。其次，有统一的规则 才能使竞争行为有序进行，成为可预期、有理性的竞争，才能是公平的竞争。再次，统一的 规则规定了判定胜负的标准。最后，统一的规则提供了仲裁的依据。因为竞争行为公平与否 和竞争的输赢都是相对一定的规则而言的。

2.1.2 竞技各方均恪守规则，即所有的竞争者及裁判者都必须严格遵守规则，不能有任 何 例外 有统一的规则是确保公平竞争的关键，但如果有了规则，大 家都不遵守，或有的遵守有 的不遵守，同样会破坏输赢的同等概率即机会的平等，使竞争变得不公平。如体育竞赛中服 用兴奋剂，就是通过违反规则来提高胜出的概率，从而破坏了竞争公平。当然有了完善的规 则，还要执行规则的人，即裁判员严格地执行［9］。因为，裁判作为监督者，其作 用就在于 监督竞争各方是否都遵守规则，并以赏罚为后盾来保证规则的被遵守。所以裁判本身也必须 恪守相关规则，否则同样会破坏公平竞争。

2.2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实质要求 2.2.1 竞技规则本身的公平 即规则本身必须是所有竞 争方，至少是多数竞争方或他们的代表共同商定或认同的，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因为即使有 了统一的规则，竞争各方也均恪守规则，但如果规则本身不公平，那么竞争肯定是不公平的 。所以，竞技规则本身的公平是判定公平竞争的关键之一。但是，判定规则本身是否公平却 是一个难题，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往往对什么是公平很难有一致的 看法。所以，在规则公平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可退而求其次：规则应“力求公平”，引进“ 商谈原则”予以补充，即规则必须是所有竞争方共同商定或认同的，而不是强者强加给弱者 ，或弱者强加给强者的［1］。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规则不是“共同商定”的 ，但竞争 各方对规则的认同，却是保障竞争各方都承认规则公平的底线。必须指出的是，公平的规则 不一定就是公认的规则，公认的规则也不一定就是公平的规则。但是，在找不到一条最高的 、绝对正确的、能够据以判定其他规则是否公平的“元规则”的情况下，寻找公认的规则， 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替代方式［1］。

体育竞技过程中有了统一的规则，竞争各方均恪守规则，规则本身也是公平的，那么竞争是 否就一定公平，仍然未必。原因在于我们不仅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来判断规则本身是否公平， 还必须从道德的角度看其适用规则所得的结果是否公平，即是否符合竞技体育之善的精神。2.2.2 符合竞技体育之善的精神“善之精神”即竞技体育的善或正当，是竞技体育公平竞 争之内在伦理要求和价值。如前所述，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是对竞技主体体育竞技过程中正当 利益关系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某一体育竞技行为是公平竞争的时候，实质是我 们以主体的价值目标为标准，对客体（人们的体育竞技等行为）所做的价值评价。而众所周 知，在整个评价范畴体系中，各范畴组成一个等级层次分明的范畴链。善处于最顶端，它是 众范畴中最普遍、最抽象的范畴，是众范畴的共同本质或共相。“善”指的是客体对主体的 积极效应，是对主体的肯定。凡是能满足主体需要、欲望、符合主体目的的就是善，反之， 即为恶。它适用于一切客体，其它范畴都具有“善”这一基本含义。如公平的也必然是善的 ，说一种体育竞技行为是公平的，那么它肯定是正当的、善的。即一种体育竞技行为只有是 正当的、善的，才可能是公平的，反之某一体育竞技行为若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恶的，那 么其必定不是公平的。也就是说，竞技体育之善就是竞技体育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等需要 的满足，反映着人们的主观意图和价值取向，以及竞技体育所产生的或应有的社会意义，它 表现了竞技体育的社会性和目的性。有学者按照主体的目的不同，即按照善的追求水平，将 竞技体育之善分为三个层次［10］：1）最高层次表现在人们对竞技体育发展所赋予 的理想 与终极目的。其对社会生活发挥着引领和超越的作用，奥林匹克主义和精神表征了竞技体育 的美好伦理指向。2）中间层次表现在竞技体育尽力追求、发扬自身的正向、积极功能与 价值。3）低位层次指竞技体育的正常、有序运行，不违反有关法律制度，比赛中的公平 竞争等。因此，竞技体育之善不仅是竞赛所表现出的公平原则和竞争精神，而且还是超越竞 赛竞争所表现出的竞技体育及其与社会大系统关系中的伦理性［10］，也只有符合竞 技体育之善的精神的竞争才是公平竞争。

3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竞技体育中无规则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有规则但规则不被遵守的竞争是 不公平的，有规则、各方也恪守规则但规则本身不公平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有规则且规则为 各方认同并遵守但不符合善之精神的竞争仍然是不公平的。如十运会女子柔道+78KG级决赛 中的“假摔”事件，正因为“假摔”既不符合人们对竞技体育发展所赋予的理想与终极目的 ，也不符合竞技体育尽力追求、发扬自身的正向、积极功能与价值，因而是不正当的、恶 的，所以，此次比赛也就绝不是公平竞争。总之，竞技体育过程中当且仅当有规则且规则为 竞争各方认同并遵守且符合善之精神的竞争才是公平的，这就是本文对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 概念界定。

当然，就道德境界来说，公平竞争是“小善”，是“最低层次的善”，远远低于人们对竞技 体育发展所赋予的理想与终极目的追求这些“大善”。但是，就其社会效用，就公平竞争对 竞技体育的效用来说，却远远重要于那些“大善”，也重要于其他一切道德准则：公平竞争 是竞技体育中最重要的道德，“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没有这块基石，体育将失去意义， 竞技将陷入一片混乱”［11］。

参考文献：

［1］ 徐梦秋.公平竞争的要件与形式［J］.哲学研究，2005，（10）：95-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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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运会组委会重罚柔道假摔［EB/OL］.南方报业， nanfangdaily.省略/osouthnews/dgtt/200510150375.asp，20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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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7］ 程静静，等.体育竞赛公平竞争的概念与规定性探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 8（4）：17-21.

［8］ 陈，陈建民，罗智波.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控［J］.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2008，（5）：590-592.

［9］ 刘雪冰.试论体育竞赛的对等与公正性［J］.体育与科学，1997（3）：53-55.

篇2

    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十二五规划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这一提法,实则蕴含着民生行政和民生系统之间精妙的互动。在社会国家背景下,民生系统是政府通过民生行政活动,为公民提供广泛生存照顾,是公民生存权实现的媒介和途径。公民的衣、食、住等个体需求,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需求,都应通过民生系统获得实现和满足。政府对于民生的维持和保障程度,需要国家通过立法确立民生基准,即在正常民生秩序下,抑或非正常民生秩序下,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并据此量化民生行政在不同情况下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基准”是机械制造中广泛应用的概念,是用来确定生产对象上几何关系所依据的点、线或面。与“标准”比较起来,“基准”具有多维性、立体性和系统关联性,可以全面演绎民生行政与公民生存权之间的互动关系。“民生”即“人民的生计”。从广义来说,民生包罗万象,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几乎所有满足和实现人民生计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手段都属于民生范畴。在社会国家理念下,“民生”具有双重内涵。在应然层面,民生是公民生存权充分实现的理想状态;而在实然层面,民生则表现为公民生存权借助政府民生行政获得实现的客观程度和状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民生理想和民生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因而民生是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对当前公民的生存状态予以确认和保障的过程。既然应该“由政治权利的拥有者负有满足人民生存照顾之义务”,则国家应首先明确“现代社会之大规模人口的生存方式”,作为民生行政的基准。[1]52即所谓民生基准,是国家通过民生行政活动为公民提供生存照顾时,用作起始尺度的一系列标准。民生基准的实质在于显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对于公民生存状态的认知及保障程度。民生基准是民生行政的依据和正当性的重要保障。

    二、我国民生基准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民生基准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互为因果。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民生基准”概念及系统尚未确立,不但导致实践中概念使用混乱,更使得民生基准呈现非系统化,直接影响民生行政工作的整体效果。而且,民生基准的非系统化,导致了民生基准的多元与评价机制单一性抵牾,不利于对民生行政的监督和评价。另外,将“民生基准”等同于“日常生活基本基准”的狭隘认知,与全面构建民生基准形成了悖论。

    1.概念的混淆与民生基准的非系统化矛盾。德国学者福斯多夫虽然提出了“生存照顾”的概念,但并未对何谓“大规模人口的生存方式”,即民生基准进行具体阐释,加之此后学界均倾向于“生存照顾辅助论”,使“生存照顾”从概念到范围都显得模糊不清和充满争议。[1]87片面强调“生存照顾辅助论”的结果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民生基准”认识不清,概念使用混乱。如将民生基准混同于单行的民生标准,忽视单行的民生标准之间的系统整合,导致以单行民生标准界定和诠释单行民生标准,进而引起民生基准系统的混乱等矛盾现象时有发生。例如: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3条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用“基本生活”诠释“最低生活”,这本身就是矛盾。因为从生存权的涵义来看,“基本生活”显然比“最低生活”的含义丰富,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对普通公民(而非贫困群体)的“民生常态”所做的诠释。

    2.形式的多元与民生基准评价机制单一性的抵牾。在实践中,作为民生行政行为的依据,民生基准的具体表现形式多样。其中既包括通过立法确立的保障和维持民生的各种基准,如:最低工资、最低工时等劳动保护基准、最低生活保障基准等,也包括国家通过政策和行政手段,制定并实施的改善和规范民生问题的其他基准。例如:为了规范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销售行为,2000年原建设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销售行为的通知》,要求各地制定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办法,明确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界限、购买对象条件、购买程序、价格确定办法等,就是要求各地政府构建保障性住房的民生基

    准。与多样化的民生基准相比,民生基准的评价机制就显得相对弱化了,尤其是司法审查的审慎态度,使得在实践中民生基准的正当性几乎不容置疑。

    3.范围的局限与民生基准的全面性悖论。目前我国的民生基准主要集中在公民日常生活照顾领域。如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等领域中,国家对于特定群体给予的制度化的生存照顾。这些制度保障主体分别为全体社会劳动者、全体社会成员、军人及军人家属以及社会贫困者等不同群体;保障的内容是通过行政给付,保障上述群体能够从国家获得持续、稳定的物质帮助,以维持其日常生活,因此我们将这种民生基准统称为日常生活基本基准。然而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各种人为及自然灾害,暴露出政府在灾难预防、应对及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民生行政工作普遍缺乏民生基准的指导。因而有必要在完善日常生活基本基准的基础上,构建灾难预防的日常基准,分别适用于日常管理和危机管理两种不同状态。

    三、民生基准的完善路径

    1.民生基准的系统化。从立法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根据“生存照顾辅助论”确立的给付行政制度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但却无法提供全面的视角。除了“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生存的公民”可依据“最低生活保障基准”,要求国家提供给付的情形之外,国家对于公民实施的其他“生存照顾”完全被划给立法机构或者行政机构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把握,这不符合公民生存权实现的客观状态和客观需求。民生基准是公民基本生存权的实现基准,是国家对于公民生存权及其实现程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全面和综合认知的结果,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公民生存权实现所应尽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公民生存权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公民生存权实现的客观环境来看,民生基准应包括日常生活基本基准与灾难预防的日常基准两个大的方面;而从生存权实现的层次和程度来看,民生基准应该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基准、基本生活保障基准以及社会福利基准等三个维度。因此,民生基准是涵盖日常生活和灾难状态这两个项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三个维度的基准体系。从我国民生基准体系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基准已经相对健全和完善,而基本生活保障基准和社会福利基准则仍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虽然没有制定统一的基本生活基准,但在具体的制度中却体现了对于基本生活基准的考虑。例如工资制度中,除了最低工资基准之外,政府普遍实施的工资指导线和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就是对基本生活基准的一种诠释。我国灾难预防的日常基准则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系统的构建。

    2.民生基准的政治、法律与行政三维评价体系。从政治、法律与行政三个维度考察民生基准,主要是针对民生基准具有不断更新和展拓属性的运行规律而言的。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贯彻实施民生改善的一系列规划和构想,甚至突破原来法定的民生基准。基于政府行为的单方性和强制性,即使是以政策形式贯彻的民生基准,也会成为民生行政的依据,并发挥调整社会生活的实际作用。但相比较于法定的民生基准,政策确立的民生基准往往会引发社会对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因此,应运用政治途径保障民生基准的正当性,以确保新的民生基准被社会民生行政系统所接纳,进而替换原有的法定民生基准,顺利完成民生基准的更新。民生基准的政治保障首先在于有一个健全的舆论监督和评价机制,通过舆论和代表机关监督政府的行为。[2]这符合民主政府的理念,即决定公共政策的最终政治权力应属于全体人民,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反映。“政治与行政的分野更多地表现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或者实施方式上。并非所有的行政都表现为概括性、普遍性的公共利益追求。相反,行政的常态表现为由特定的人(群)或者地域享受或者忍受其实施所带来的结果。”[3]因为在实践过程中,这种公共决策主要控制在行政管理者手中,而不是在公众监督下,由政治领导者做出。因此,政治争论和政治决策已经从政治机构转移到行政管制机构手中。[4]因而通过法律保障公众对民生决策过程施加合理的影响和保持足够的控制成为必要。法律保障主要是合理的控制民生行政裁量权的行使,通过设置咨询、对质、公开、说明理由等行政程序制度加强民生行政及决策的民主化。 3.日常生活与灾难生活二元背景与民生基准的全面化。民生主要是公民的生存权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背景下,通过国家获得实现的过程。生存环境作为影响民生的重要因素,必须在民生基准的制定过程中予以全面考虑。与日常生活相对应的,

    灾害(hazard)”和“灾难(disaster)”是影响民生的另一较重要的因素,二者往往具有突发性、偶发性、不可预见性、损害范围和强度大等特点。在灾难发生时,往往要求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反应,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保障灾区居民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恢复灾区的民生秩序。很显然,日常生活的基本基准在这里无法适应政府行政管理的需求。确立灾难预防的日常基准,作为民生行政和公民生存权在灾难这一特殊背景下互动所应遵循的准则,对“民生常态”在灾难背景下进行诠释和解读非常必要。

    四、灾难预防日常基准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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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rm of 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tourism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world's tourism industry. Low-carbon economy mainly includes three factors: macroscopical low-carbon decision-making，microcosmic low-carbon production and low-carbon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three points of low-carbon economy，the article redefines the low-carbon tourism,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links among low-carbon tourism，ecologic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旅游；概念体系；三位一体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tourism；concept system；trinity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51-02

1研究背景

继工业化、信息化浪潮之后，世界已经迎来了第四次浪潮，即低碳化浪潮。低碳化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也便应运而生。而随着资源环境的日益枯竭与人们低碳意识的不断提高，低碳化也必将是未来旅游产业发展方式的新选择，低碳旅游必将成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低碳旅游是近几年才刚刚“崭露头角”的新名词，尽管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目前业内对其的研究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还远远不够，从概念，到结构，再到构建模式的各个方面都十分模糊，亟待完善解决。

2相关概念界定

2.1 低碳经济与低碳旅游“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1]，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2]。国务院总理在2009年8月12日主持召开了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首次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这标志着低碳经济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地位的确立。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无烟”特性决定了其既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助推器，又是当前最适合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域。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的一种形式，其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节能环保，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可以看出，国家已经将旅游产业的良性循环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高度[3]。低碳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方式，目前对其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的解读还众说纷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众多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如“低碳旅游是指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旅游活动，尽可能减少碳足迹与温室气体（CO2）的排放，从而使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与旅游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获得共同提高。”（吴莹，2010）[4]“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它不仅对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旅游者和旅游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黄文胜，2009）[5]“所谓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消费模式。换句话讲，低碳旅游是一种倡导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的旅游消费活动，而贯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郑琳琳，林喜庆，2010）[6]“所谓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要求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刘啸，2009）[7]。不难看出，以上概念大多倾向于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重视了旅游产品需求链中的“低碳化”，但忽视了对于旅游产品供给链的说明。相对而言，华东师范大学的蔡萌、汪宇明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低碳旅游概念界定的突破，将旅游供给系统纳入到了考虑范围。他们认为，“低碳旅游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以减少旅游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低碳旅游装备、低碳旅游吸引物、碳汇旅游体验环境、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为主要实现途径的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8]”“低碳旅游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一种响应模式，即在旅游吸引物的构建、旅游设施的建设、旅游体验环境的培育、旅游消费方式的引导中，运用低碳技术，融人碳汇机理，倡导低碳消费，来实现旅游的低碳化发展目标。[9]”

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夏冶と衔，低碳经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低碳生产，另一种是低碳消费[10]。该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这在蔡萌、汪宇明的两篇论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8、9]。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都是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行为，低碳经济还应该包括一种宏观主体行为，即国家（各级政府）的低碳决策行为。以此“三分法”为核心思想，低碳旅游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所谓低碳旅游，是指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舆论宣传等多种手段影响旅游宏观主体行为和旅游微观主体行为，不断减少旅游活动各个环节（政府决策过程、旅游企业生产过程、游客消费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实现对旅游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的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方式，它包括政府的低碳决策行为、旅游企业的低碳生产行为和旅游者的低碳消费行为。其中，政府低碳决策行为主要依靠政策法规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低碳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低碳技术的运用和各种节能管理措施加以实现，低碳消费方式则主要通过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和旅游者生活方式的转变得以实现。

2.2 低碳旅游、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定义，所谓可持续旅游，是指“在维持文化完整、保持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和审美的要求”的旅游方式，“它既能为当代人提供生计，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可持续旅游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旅游发展环境的持续性”、“旅游发展效益的福利性”以及“旅游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从低碳旅游、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低碳旅游和生态旅游作为两种现代旅游发展方式，都属于可持续旅游的范畴，它们都以可持续旅游思想为导向，以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生态旅游着眼于维护旅游生态环境的独立性和持续性，目的在于通过营造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为旅游者及当地居民提供福利，并强调旅游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低碳旅游则立足于对旅游发展中碳排放量的控制，其中必然包涵了对维系旅游持续性所应付出的责任；低碳旅游主张通过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降低旅游产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率”，谋求整个行业甚至全人类的福祉；低碳旅游还强调旅游发展过程中满足所有国家、所有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与碳排放权利，也就包含了对旅游发展机会公平性的关注。[10]简而言之，生态旅游和低碳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两种途径，两者均包含了可持续旅游“持续性”、“福利性”和“公平性”的核心思想。从理论层次上讲，低碳旅游与生态旅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递进或者继承关系――低碳旅游正是继承了人们对生态旅游的厚望，在充分吸纳了低碳经济的理念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低碳旅游从内涵、范围、实现手段三个方面又与生态旅游有着明显的不同[12]。

①从内涵来看，生态旅游建立在“资源有限”、“环境易损”的观点之上，因而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减少人为干预，保持资源天然性、原真性的“零碳排放量”的旅游发展方式[9]。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将其定义为：“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由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该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生态旅游的物件是“自然区域”中的自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物件不应受到损害。因此，生态旅游着眼于旅游的“生态”特性，即“自然旅游”，强调的是较少的开发和干预。而低碳旅游以减少旅游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的，着眼于低碳环境创设、低碳管理创新和低碳生活方式转变。低碳旅游不排斥开发，相反，它鼓励那些通过制度创新，依托新型能源，运用低碳技术的开发建设。

②从范围来看，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者”通过“生态交通”到“生态旅游资源”目的地的旅游。一种旅游方式必须要突破“生态旅游者”、“生态交通”和“生态旅游资源目的地”三层限制才能称得上是生态旅游。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对于三者的界定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而生态旅游的范围是十分模糊的。并且这三种条件缺一不可，也使得真正算作生态旅游的旅游方式并不多，也便缩小了生态旅游的范围。而低碳旅游涉及到旅游活动的全过程，所有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旅游方式都可以被称作低碳旅游。因此，低碳旅游的鉴定指标清晰，并且其范围要明显广于生态旅游的范围。

③从实现手段来看，生态旅游侧重的是“维持”、“保护”，通过对“有限资源”的“有限开发”，制造“有限废弃物”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旅游是一种较为“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的旅游发展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而低碳旅游则主要依靠政府的低碳环境创设、旅游企业的低碳管理创新和旅游者的低碳生活方式转变来实现，这些方法与手段包含着一种“主动出击”、“积极改造”的意味，当然这种“出击”与“改造”也是建立在不损害自然承载力的既定条件之上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低碳旅游比生态旅游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而生态旅游则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它实际上是一种理念，表达人类对旅游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的追求[9]，而两者同样以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于是便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现代旅游发展方式模型（见图1）。其中，可持续旅游既是生态旅游所追求的，又是低碳旅游欲求达到的目标，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目标方向层；生态旅游多数情况下则作为一种追求可持续旅游的抽象理念，位于金字塔中部的理念指导层；低碳旅游是对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发展理念的一种行动响应，是将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理念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可供操作的旅游发展行为方式，其位于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响应层。

3结论

在当代，低碳旅游作为一种低碳经济，引领着旅游产业发展的潮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的研究报告预测，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未来10-15年内将达到顶峰，而后逐渐减少，直至本世纪中叶将下降到2000年一半的水平[10]。因此，可以预见，低碳经济至少在未来10-15年中都将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低碳旅游方式也将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马驰，丁俊慧.基于低碳经济的旅游业发展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2009，（7）：17-19.

[2]庄贵阳.气候变化挑战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J].国际经济评论，2007，（5）：50-52.

[3]苟春，马元祝.推进低碳旅游科学发展[J].科技创新与品牌,2010,(7):21.

[4]吴莹.倡导推行低碳旅游――旅行社发展的新契机[J].管理与财富，2010（3）：100-101.

[5]黄文胜.巴马旅游实施低碳旅游模式研究[J].今日财富,2009,(10):104-105.

[6]郑琳琳，林喜庆.试论“低碳旅游”模式的构建――气候变化条件下旅游业的应对[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40-43.

[7]刘啸.论低碳经济与低碳旅游[J].中国集体经济，2009,（13）：154-155.

[8]蔡萌，汪宇明.低碳经济、低碳旅游与旅游发展新方式[J].中国城市研究，2009,（12）：40-46.

篇4

日本国势调查的结果显示，197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日本人口总量的65%，日本开始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1995年、2007年此比率分别上升至14.5%和21.5%，日本经由高龄社会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自1973年第二次婴儿出生以来，日本人口的出生率却在年年递减，少子高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给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年金制度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为少子高龄化意味着领取年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年金保险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少子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使现行的年金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国际上，像日本这样面临少子高龄化问题的国家不在少数。如中国，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少子高龄化程度不亚于日本。因此研究日本的年金制度也能给中国以启示。

一、日本的公共年金体系

日本年金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前，之后经过多次改革，形成了现在的比较完备的体系，分为公共年金制度和非公共年金制度两部分。公共年金是由国家主导施行的年金制度，而非公共年金是由国家以外的组织运营的年金体系。本论文主要研究公共年金制度。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国民年金具有强制全民加入的特点。第二层次为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与加入者的收入相关。以下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具体阐述。

1、国民年金。它是以全部的国民为对象的年金制度。具备参保资格的人分为三类：①第一号被保险者即个体工商户或学生；②第二号被保险者即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制度的加入者；③第三号被保险者即第二号被保险者的配偶（20岁以上且未满60岁）。这三类被保险者缴纳的保险费都不同。第一号被保险者缴纳的费用与个人收入无关，每月是定额的。对第二号被保险者，有关部门定期从其工资中每月扣除相应费用来缴纳保险费。而第三号被保险者无需缴纳保险费。

其发放标准为：79万7000日元*z（缴费月数+半免保险费的月数*2/3+全免保险费的月数*1/3）/480个月{

2004年改革后，将国民年金的国库负担比例提高到了1/2。

2、厚生年金。它与个人的收入成正比。原则上正式员工在5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加入厚生年金，缴费方式为劳使折半。

应缴纳的保险费为：标准月工资额*保险费率（逐年增加，到2017年固定为18.3%）

发放额为定额部分、报酬比例部分与加给年金额部分的总和。

3、共济年金。它以国家公务员、教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为对象。2015年10月开始，厚生年金将与共济年金统合在一起。

二、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在少子高龄化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随着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将影响到公共年金制度的存续。总结来看，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年金财政恶化问题。根据2003年6月发表的资料显示，此前一直处于盈余状态的厚生年金在2001年出现了约7000亿日元的赤字。并且，2001年以后，连续三年都出现了赤字。根据野口悠纪雄（2013）的测算，厚生年金将在2030年前后破产。这是由于日本的年金制度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即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缴纳的保险费用于发放给现阶段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的方式，而伴随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逐渐增多，但缴费人群逐渐减少，政府不得不采取降低养老金发放标准并提高缴费额的政策。

厚生年金赤字问题已经产生，并且今后会将长时间持续下去。政府需要正面去面对此问题，并向国民说明情况，实施危机管理。

2、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问题。总结来看，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不确定保险费将增加到多高，因此而感到不安。

②与自己交的保险费相对应，不确定自己将来能得到多少养老金，因此而感到不安。

③代际之间缴纳的保险费与得到的养老金相差悬殊，因此而感到不满。

对于保险费上升的不安，归根结底来自于少子高龄化的现实，少子高龄化的压力应由年金的缴费方和领取方共同承担。此外，关于现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今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的不安，这是由于现行制度的缺陷引起的。日本的年金制度中，每人缴纳的保险费与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养老金发放额的算式中并没有把缴纳的保险费纳入考虑，即使由于保险费率上升而导致缴纳的保险费增多，也不会使最终的领取额增多。结果，有时甚至会发生缴纳的保险费甚至比领取的养老金还多的情况，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关于此问题的改革，需要参照瑞典的模式，之后加以分析。

3、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一大特征是代际间抚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保险费率取决于领取年金的人数和在职加入年金制度的人数之比例。伴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深，势必会产生代际间的不平等问题。

根据日本劳动省2010年的测算，在厚生年金方面，70岁的人群一生中需要缴纳的保险费为900万日元，可以领取5600万日元的养老金，是缴费额的6.5倍；45岁的人群可以领取到自己缴费额2.7倍的养老金；30岁以下人群领取到的养老金是自己缴费额的2.3倍。在国民年金方面，70岁人群可以领取到缴费额4.5倍的养老金；而35岁以下人群只能领取到1.5倍。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可见一斑，也由此引发了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满。

4、年金空洞化问题。国民年金方面，2002年第一号被保险者中有近四成没有缴纳保险费，如果再加上学生、保险费免除者的话实际上有近半数的人都没有缴纳保险费。而厚生年金方面，空洞化现象更加明显。企业的经营者为了压缩人力费、逃避为员工缴纳保险费，而大量雇佣派遣工等的非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由于不能加入厚生年金，而被纳入国民年金制度，又因保险费过高而逃避缴纳保险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三、日本年金制度改革的方向

在少子高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如何改革日本的年金制度，使其能够持续下去，是一个重大课题。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将瑞典模式与日本模式相结合，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

在瑞典，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个体工商户，都加入的是报酬比例年金。保险费率是固定的18.5%，其中有16%采取现收现付制，剩下的2.5%采取基金积累制。这种制度下，如果缴纳的保险费少，领取的养老金也会较低。因此，政府为了保护一定生活水准以下的人群，设立了最低保证年金，其财源来自于税收。

瑞典模式的一大特征是在现收现付制之下实现了缴费额与领取额关系的明确化。这对于消除日本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瑞典模式也有其弊端，即忽略了年金制度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原则。在瑞典模式下，年轻时如果收入高，缴纳保险费高，随之年老之后得到的养老金也高。而如果年轻时收入低，则年老后也不会得到太多的养老金。

将日本模式与瑞典模式相结合，可以解决现在日本存在的年金财政问题、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问题、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及年金空洞化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四、给中国的启示

中国现今少子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研究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后，为了避免重复犯日本的错误，中国应积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完善“全民皆保”的政策，建立基本养老保险，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适当、适度地提高退休年龄，缓解养老保险压力。使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下去。（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杜军，任景波 日本的年金制度及其改革[J] 现代日本经济 2004，（6）

篇5

目前，人们对“竞技体育”和“竞技运动”缺乏有意识的区分，或当作二个不相关的概念，或通用、混用，使用中无一定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竞技体育不同于竞技运动

这主要表现在某些文献在论述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时，如某些教科书和专著中，对各自的定义、特征作了一些探讨，如指出竞技运动是竞技体育的手段。但这类界定却仅仅停留在语词的表面，未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在同一文献其他部分、章节的论述中，未有二者的区分，经常存在混用情况。

1.2　竞技体育即竞技运动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一是明确指出竞技体育就是竞技运动——这包括某些教材的定义[1～4]，二是同一的文献和研究中，不自觉地相互串用，或不同的文献中分别用“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但从内容来看，并未对二者做出区分。

（2）在与英文sport（s）的转译中表现出来。一是“竞技体育”和“竞技运动”二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与文献中均被翻译成sport（s）；二是在把英文sport（s）转译成中文时，在不同文献或译成“竞技体育”，或译成“竞技运动”（但从表述和指向来看，二者具有同样的意义）。

另外，在不同的文献中，分别用“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但并未指出二者的区别。总的来看，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基本认为“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是取同义。少部分文献虽然指出了竞技体育不等于竞技运动，但并没有进行恰当、具体、深入的分析。事实上，二者的混用和不加区分的使用，不仅造成认识和交流的混乱，不符合学科发展的规范性、科学性要求，还使得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等关系的争论陷于僵局。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的意识，即缺乏科学使用、运用术语的意识；二是与我们对体育、竞技体育、竞技运动等（特别是对竞技体育的内涵有关）的认识不清有一定的关系。以下，我们通过认识“体育”和“竞技体育”等方面来甄别“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

2　前提与背景：质疑“体育”

要理解竞技体育的综合与复合内涵，并进而理解“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必须首先对体育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目前，对体育的属性与功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没有反应对体育概念界定上地体育认识。关于体育概念的界定，一是比较笼统，如“以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目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等；二是比较褊狭，如把体育只看作是教育过程或教育的下位概念。仅把体育看作狭义的体育，认为体育即体育教育的略写。对体育理解的歧义必然影响与相关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造成分类的混乱，如由此分析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另外，“体育”一词在我国片面的理解，还与外来词的引入有关，对体育概念的理解应排除外来词的影响与干扰。体育是一种融入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体，世界各国体育运动开展的实际状况和体制等并不相同，体育概念与术语的使用必须考虑这种因素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原词与翻译后，层次和涵义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把“sport（s）”译成“体育”，或把“physical education”译成“体育”其内涵就发生了偏移。诸如此类的偏移使得国内外比较时，许多概念进行的是不同位的对应，概念比较失去了基准，故并没多大意义。我们进行体育概念的分析，应超越这种对应某一外来词的局限与障碍。

体育应作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体育应涵盖各个类别意义上的总和。我国体育实践的展开，使得体育具备丰富的内涵，把体育理解成身体性活动（运动）、教育或文化现象等只是体育的某一，或说狭义方面，却不足以全面概括体育的实质。如它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 而且还涵盖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机制等方面。即，一方面，我们认为体育是泛指由身体（性）活动、运动构成的（综合国内研究结论），主要表现在运动和项目本身方面的属性，如活动形式（其中很多活动在开展时展现了一定的竞争性、规则性）；另一方面，体育又可能一定程度地包涵着组织形式、社会建制、职业和相关活动等方面内容。我们把体育这两方面属性分别指称为身体性活动、运动属性与“社会属性”。竞技体育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突显其特殊目标和具体形式而已。

在我国，虽然也从社会性活动来理解“运动”，如“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乃至“奥林匹克运动”，但单就“运动”与体育的关系来说，“运动”一般不包含、不等同于“体育”的广泛内涵，而通常理解为体育项目方面的“身体活动、动作”属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中的“体育”与“运动”不应看作是同一层次概念，其“体育”的多重含义应区别于“运动”的“身体活动、动作”属性。

3　“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之辨析

3.1　对目前界定的辨析

综合各种文献，关于竞技体育主要有以下认识：

（1）如前文所述，认为竞技体育等同于竞技运动。

（2）关于竞技体育的目标。这是揭示竞技体育的根本特征，目前对此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发挥人体极限运动能力，提高竞技能力水平，取得优异成绩，夺取优胜”。

（3）是一种活动、或社会活动过程、或社会体育活动。

关于竞技运动，主要有以下认识：

（1）认为竞技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

（2）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和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它可表现与贯穿在其他体育种类中，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只不过是竞技运动诸类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