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投资的可能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保险投资的可能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保险资金；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保险市场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其中保险资产运用额快速增长，2009年资产运用

额为3.74万亿，同比2008年增长22%。

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保险资金运用规模，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将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美国保险业1996-2000年的测算，如表1所示，保险投资风险是保险公司最大的风险源。因此，保险业必须提高对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保险公司风险比例图，如图1所示。

从诱发保险资金投资风险因素的角度来看，我国保险资金投资主要面临七大风险，即利率风险、市场风险、通货膨胀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委托-风险。一是利率风险是指市场利率的波动给保险公司资产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二是市场风险是指证券市场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引起的保险公司资产损失的可能性，如经济周期特征、行业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制度变化、投资者心理波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调整等。三是通货膨胀风险是指由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导致金融资产总购买力变动，从而使保险公司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四是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不能按事先约定履行其责任及义务的可能性。五是流动性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因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性不一致，资产变现能力不足，从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六是操作风险是指管理者的投资政策不当或投资业务执行者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七是委托－风险是指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运用模式下，保险公司将部分或全部保险资产交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运用，因两者信息不对称，因此存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此外，保险资金投资还可能面临社会风险、汇率风险等。

结合我国市场实际情况，加强我国保险资金投资运用风险管理可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两方面：

第一，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

一是树立正确的投资经营理念。保险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确立其投资理念，所有的投资行为均应基于该理念，只有投资文化及理念明确且统一，才能保证保险公司投资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同时，该理念应以市场状况为基础，且随市场变化而变化。

二是完善公司组织架构。根据《人身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实施指引》，要求人身保险公司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包括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任命首席风险官对公司的各类风险进行管理，成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且建立风险责任机制，将来风险管理效果将与绩效相挂钩。

三是选择适合我国保险业自身特点的资金管理模式。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保险资金管理模式不仅可以确保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而且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当今世界500强的3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有80%以上的公司采取了专业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模式对保险资金进行经营管理和运作。与完全依靠外部委托模式和完全依靠内设投资部门模式相比，专业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有效降低了保险资金运用风险。

四是建立覆盖业务全过程的风险监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首先应建立风险信息汇总分析系统；其次应实施交易监控的集中管理；再次需建立实时风险管理评估体系；最后应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实时动态预警资产风险。

五是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准则、投资组合策略、绩效评估体系及投资运作流程。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准则基于投资理念，是保险资金投资的指导性原则，帮助保险资金管理部门明确投资理念、投资目的、盈利目标及潜在的风险；其次，公司在监管部门对于保险资金投资比例的规定范围内，选择合适自身的投资工具和投资组合策略，并通过保险资金风险投资项目多样化以分散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再次，应形成保险资金投资绩效评估体系，对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收益按设定指标进行考核和评估，全面分析保险资金运用情况和运用效果；最后，应建立涵盖投资决策、投资执行、投资评估三大环节的投资运作流程，形成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投资管理体系。

第二，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未成熟，保险公司自我内控机制仍不完全，保险公司投资能力不足，风险承受能力不强，我国应逐步建立起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内控，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监管体系，强化政府监管职能。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应密切合作，严格监管，共筑防范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的防线。保监会可以以确保公司偿付能力为中心，对保险投资各渠道最高比例和投资组合制定指导性规则，此外，保监会还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引导保险资金合理投资，理性操作，使保险资金投资的风险最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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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决策；风险厌恶程度；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89-09

一、引 言

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新创业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可“以创业带动就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全方位支持创业者创业。

创业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Johnson（1991）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3.7%的创业项目在两年后失败，超过一半的项目在四年内失败，而超过63%的项目在六年后失败。因为创业的高风险特征，和金融资产类似，家庭的创业决策要考虑家庭的背景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居民投资者要承受除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外的其他风险，如健康风险、支出风险、收入风险、长寿风险、住房价格风险等，这些风险被称为背景风险。 Cardak et al.（2009）发现居民的背景风险会影响他的风险态度，影响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当期的消费、投资决策。医疗支出风险是家庭主要的背景风险之一，医疗保险能有效分担家庭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对家庭风险性投资产生影响。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则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更高。据此我们预计医疗保险对家庭的创业决策可能存在正向影响。

中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必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是个人的自主决策。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也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加主体是没有被正规单位聘用的城镇居民，有些人参保，有些人没有参保，样本分布具有可比价值；这部分人员正是失业人口或潜在失业人员，是自主创业的主力军，研究这部分人员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正向的影响；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选择问题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文章还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风险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激励了家庭创业。

二、文献综述

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从而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医疗支出风险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者会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应对医疗支出风险。Arrow（1963）指出，医疗保险能分担健康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Chou et al.（2004） 将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得出居民最优的消费路径受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Atella et al.（2006）对意大利的数据研究得出，家庭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医疗服务消费的不确定性。臧文斌等 （2012）利用入户调查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和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加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年非医疗消费支出约高13%。医疗保险除了对消费产生影响，也对家庭投资组合产生影响。由于医疗保险减小了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更愿意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 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参与的居民高出6% 。何兴强等（2009）研究发现，中国居民若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或者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进行有风险的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国内外研究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影响的文献比较少。美国主要的医疗保险是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增加了职工离职的成本，减小了职工放弃现有工作的意愿，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减弱，即出现“工作锁定（job-lock）”的现象，从这一方面来看，职工医疗保险减小了创业的可能性（Buchmueller et al.，1996；Gruber et al.，2002）。Wellington （2001）研究发现，配偶享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更有可能选择自由职业。美国在1986年实施了一项名为“TRA86”的税收改革法案，法案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税后健康医疗保险价格，这一税收政策对进入创业者群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Gulcin et al.（2014）发现这项政策使个人进入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上升1.5%，使个人离开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减少2.8%。Malathi（2012）从女性的角度研究这项政策的影响，对于没有被配偶医疗保险覆盖的女性，在该法案实施后，创业的可能性上升10%。Philip （2010）研究1993年8月新泽西州一项专门针对创业者的个人健康医疗保险覆盖计划的政策对创业的影响，该政策降低了创业者购买医疗保险的价格，与没有实施相同政策的州相比较，该政策对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没有结婚、年老的、健康水平较差的个人对医疗保险的依赖更高，这项政策对这些群体创业的正向影响更大。

国内的保险制度和国外有很大区别，针对没有被正规用人单位雇佣的居民，国内有专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内还没有文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1年的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省80个县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多达8 438个家庭。CHFS数据包含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本文只考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是受雇于正规企事业单位的，很小可能是创业者，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排除创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排除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在其他样本中，如果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则urbmi=1，否则，urbmi=0。关于创业的数据，CHFS调查了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参照甘犁（2012）、李凤等（2014）的做法，将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视为创业，家庭创业即entrepr=1；否则，entrepr=0。

考虑到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健康状况、所在区域等因素对家庭的创业决策都有影响，我们控制了这些变量，变量的定义请见表1。

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总共有8 438个样本家庭，删除样本缺失值，得到6 565个样本家庭，再排除320个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家庭，得到6 245个有效样本家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请见表2，在有效的 6 245个样本中，有683个家庭（占11%）有创业项目，有633个家庭（占10.1%）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资产中位数为45 000元，90%的家庭创业最大项目的资产不超过100万元，这说明创业项目大多是规模小的企业或个体户，资产较小，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据对家庭上个月医药费支出项目的统计，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最大的家庭这项支出达到15 000元，超过5%的家庭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超过3 000元，由此看来，医疗支出确实对家庭构成比较大的支出风险，可能制约家庭进行有风险的创业投资活动。

表3给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创业统计。所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633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101户，创业占比为15.96%，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5 621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586户，创业占比为10.44%。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创业占比更高。部分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他们的创业占比为28.04%，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居住在城市，这部分人创业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农村家庭有成员在城镇从业，有更多的信息、经济实力、便利从事创业活动，创业占比明显高于没有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后者的创业占比为12.34%。农村户籍样本家庭的创业占比均高于城市户籍的家庭，可能的原因是城镇户籍家庭大部分至少有一方有工作并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他们创业的动力较低。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家庭是否创业是二元因变量，我们首先用P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请见表4。全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针对农村户籍的家庭样本和城市户籍的家庭样本分别回归，结果都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呈正向影响。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风险厌恶程度（risk）的系数显著为负，越厌恶风险，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小。不健康程度（unhealthy）的系数显著为负，家庭平均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创业可能性越小。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越是富有的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小。教育水平的系数成倒U形，教育程度中等的人创业可能性最高。结婚有利于创业，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经验在这里得到验证。另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家庭创业要高于西部地区。

为什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呢？我们考虑到家庭的健康因素，健康水平差的家庭医疗支出风险更大，家庭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会减少风险性投资。Rosen et al.（2004）使用美国退休与健康调查（HRS）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及其比例存在负向影响。Cardak et al.（2009）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因为风险提高，会更少持有风险资产。医疗保险能够减小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预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够缓解家庭健康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家庭健康水平的交叉项，结果请见表5。健康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健康水平确实制约了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家庭健康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针对农村和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也大同小异，农村样本回归的交叉项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城镇样本。

针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风险态度有关。风险厌恶程度会制约家庭创业，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家庭医疗支出风险，因此，我们预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户主风险厌恶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请见表6。表6第（1）列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第（2）（3）列分别为农村样本和城镇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在全样本中，还是在农村和城镇家庭的子样本中，风险厌恶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风险厌恶程度制约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

（二）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由于家庭是否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并不是随机分配的，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假设研究吸烟对大众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常常得到的数据是观察数据，既一部分样本是吸烟者，另一部分样本是不吸烟者，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但不是随机对照实验的数据，随即对照实验要求招收大量被试随机分配到吸烟组和不吸烟组，这种实验不符合科研伦理，很难实现这样的实验，针对观察数据，如果不加调整，很容易获得错误的结论，比如拿吸烟组健康状况最好的人和不吸烟组健康状况最不好的人作对比，得出吸烟对健康并无负面影响的结论。倾向评分匹配就是用来解决样本选择问题，Rosenbaum et al.（1983）提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其基本思想在于，在评估某项政策或行为的效果时，若能找到与一类型样本组尽可能相似的另一类型样本组，那么样本选择偏误就可以有效降低。PSM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可以根据多个维度将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与其特征相似的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从而得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净影响。在操作上，首先，我们尽可能多的考察会影响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因素，估计影响家庭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其次，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出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propensity score），并根据该得分按照一定匹配方法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要求用于匹配的各个变量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即通常所有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要小于20%，或者匹配后各个变量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不再显著异于0。

为了提高配对的精确性，我们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子样本分别配对。先分析城镇户籍的样本。由于样本比较多，可以匹配的样本也比较多，我们按照1：3的比例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首先，估计影响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除了前文的自变量外，考虑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周围居民风险意识以及社区宣传力度的影响，我们加入社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rate）作为自变量，根据臧文斌等 （2012）发现本地户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大于非本地户籍，我们还加入户主是否为本地户籍（local）作为自变量，估计probit模型得到最优方程，鉴于篇幅，估计结果不再报告。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并根据该得分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本文主要使用最近邻匹配，并做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7，所有匹配的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都小于20%，而匹配后的t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无显著性差异的原假设，匹配结果满足匹配平衡性要求，说明我们的匹配是合理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针对农村户籍的子样本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各个用于匹配的自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各个变量满足平衡性，说明匹配合理。

分别计算城镇户籍样本和农村户籍样本家庭创业可能性的平均效应值（即ATT值），即匹配后的创业可能性组间差，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城镇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053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接近，三者的均值在0.048左右，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对城镇家庭样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创业可能性大4.8%左右。农村户籍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13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一致，三者的均值约为0.128，说明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比没有成员参加的农村户籍家庭创业的可能性高于约12.8%。

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10，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分别加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健康水平、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同样，将农村户籍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1。结果显示，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也是稳健的。

五、结 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体制机制来促进创新和创业。创新和创业都是风险比较高的经济活动，人们还需要应对健康因素带来的风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缓解健康因素造成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促进创业活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证实了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作用。至于这一结论的原因，本文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达到激励家庭创业的效果。对于户主和配偶不是全都受雇于正规单位的家庭，只要没有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不但可以分散健康因素带来的医疗支出风险，也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但促进家庭消费，也能促进家庭创业，无疑对稳增长和调结构也具有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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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摘 要 金融风险是一定量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金融风险，如何认识风险、分析风险存在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风险管理 保险风险 利率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对于金融经营，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学好如何去控制风险，规避金融风险隐患。

一、风险管理概念界定

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该主体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

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是指保险公司围绕经营目标，对保险经营中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和控制的基本流程以及相关的组织架构、制度和措施。

二、保险公司金融风险管理的状况

作为保险公司，主要的风险因素有保险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一）保险风险

保险风险指由于对死亡率、疾病率、赔付率、退保率等判断不正确导致产品定价错误或者准备金提取不足，再保险安排不当，非预期重大理赔等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每份保单的风险在于承保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由此引起的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从每份保单的根本性质来看，上述风险是随机发生的，从而无法预计。对于按照概率理论进行定价和计提准备的保单组合，保险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实际赔付超出保险负债的账面价值。

（二）资产与负债期限未能有效匹配可能带来的风险

保险投资在技术层面的最终目标应是保持保险公司的技术偿付能力。资产负债不匹配会导致保险公司的技术偿付能力出现问题。所谓资产负债不匹配，简单来说是指保险公司不能保证其在未来时间中资产变动与负债变动的一致性。保险公司在某一时点上的资产负债随时间、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其各种资产、各种负债对各种条件的变化的敏感性各不相同，各自增加、减少的比例也就不相同，资产的变动与负债的变动之间可能产生缺口，出现不匹配的情况。

保险公司资产与负债的匹配还体现在久期上。久期指保险公司持有各种金融投资工具时间的加权平均。理想的状况是资产的久期与负债的久期相等。

（三）保险资金面临的投资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与融合，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拓宽，可投资品种逐步增加，从普通的债券投资发展到权益类投资、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境外市场，寿险业资金面对的各种风险也越来越复杂。例如，寿险保单存续期一般都长达20至30年，相应的在资金运用中要考虑20-30年存续期的投资与之相匹配。投资与固定收益资产的寿险资金，对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市场利率的微小波动会导致资产价值的较大变动。

（四）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因市场利率的变动而使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动的风险。利率风险主要体现为长期投资资产大量提前变现风险和利差损风险。长期投资资产大量提前变现风险就是指保险公司为了筹集大量资金以应对非常规现金支出，而不得不在一定损失的情况下变现其资产的风险，此风险一般发生在利率增长的时候；当公司发行保证利率的保单的时候，就会面临利率损失的风险，也就是公司实际的投资回报低于保单的保证利率。特别是当公司从保费收取到资金上划一直到最终的投资之间的延迟时间较长的时候，此风险会更加严重。

为了给客户提供较高的保证利率，保险公司一般会投资于较长期的资产以赚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但同时，客户可以在保单未满期时退保或者以保单作抵押向公司贷款，因此使公司面临利率风险，特别是在利率增长客户有再融资需求的时候。在市场利率非常低的时候，公司的投资回报会大大低于其保单的保证利率，从而面临严重的利差损。如何有效地化解利差损不仅是保险公司，也是我国保险业必须面临的问题。

（五）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金融交易的一方或某金融工具的发行机构因不能履行义务而使另外一方遭受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方违约可能性的大小；二是违约行为发生可能造成的损失数额。前者取决于交易对手的资信，后者取决于金融资产自身价值的高低。

（六）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无法筹集足够资金或不能及时以合理的价格将资产变现以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流动性指投资项目具有变现能力，保险公司在需要时可以抽回资金，用于满足现金流出量的要求。流动性作为保险投资的原则是由保险经营的特点决定的。

三、保险公司金融风险管理策略

（一）健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架构

金融风险管理就是要在金融活动的收益和风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从战略角度管理金融风险，把金融风险纳入全面金融风险管理框架之中。一个基本的金融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包括：一是政策和监管层，对公司的所有风险都负有政策制定和指导监控的职责。二是高级管理层，对于风险管理的日常管理负有责任。三是风险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制定企业的风险管理政策和战略，并确保这些战略得以实施。四是财务部门等业务部门。由于风险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管理会涉及到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业务部门在掌握信息和操作能力方面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这些业务部门建立和实施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于防范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二）资产与负债的失衡风险控制

保险资产组合由保险负债的性质和期限决定。资产和负债的管理受严密监控，务求将资产到期日与预期赔付方式相匹配。

由于保险公司在特定时点上的负债要受到公司内部因素（处理能力、接受程度等）和外部因素（契约、法规等）的制约，公司的管理者对本公司负债的影响力较小。考虑到相应的交易成本，公司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定期调整投资组合的结构使资产和负债相匹配，减小保险公司技术偿付能力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达到理想的久期凸性匹配，即资产的久期与负债的久期相等。

随着投资渠道的逐步放宽及中长期投资品种的丰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调整投资组合和进行战略性资产配置等手段来改善资产与负债期限的匹配状况。

（三）市场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可以为每类资产设定风险最高限额，以控制市场风险。设定这些限额时，公司充分考虑其风险策略及对其财务状况的影响。限额的设定亦取决于资产负债管理策略。

公司可以运用各类方法量化市场风险，包括敏感性分析及计算风险价值，风险价值是一种运用历史市场价格的简明扼要的统计计量工具。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财务数据，在中国现时市场环境下运用风险价值方法具有局限性。

（四）利率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利率风险，比如：投资于与其负债资金流匹配的资产；通过退保惩罚制保护退保的自由度；退保惩罚因子一般会随着保单年度而逐渐减小，比如第一保单年度退保惩罚因子为10%，第二年度为9%……第十保单年度为1%，以后各保单年度为无退保惩罚；退保时根据资产的市场价值对退保金进行调整。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利率风险政策，规定其须维持一个适当的固定及浮动利率工具组合，以管理利率风险。有关政策亦应规定公司管理计息金融资产及计息金融负债的到期情况。

（五）信用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主要面临的信用风险与场内交易、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发放贷款及垫款、债券投资、权益投资、与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安排、保户质押贷款等有关。本公司通过使用多项控制措施，包括运用信用控制政策，对潜在投资进行信用分析及对债务人设定整体额度来控制信用风险。

（六）流动性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在运作时，坚持流动性原则。公司从可用资金的性质出发，把长期性资金运用到流动性较弱的项目上，把短期性资金运用在流动性较强的项目上，使投资结构合理，从而保证总体上的流动性。这样能有效地规避因部分保单退保、减保以其他方式提前终止保单而面临的潜在流动性风险。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匹配投资资产的期限与对应保险责任的期限来控制流动性风险及确保公司能够履行付款责任，及时为公司的借贷和投资业务提供资金。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保持稳定的存款基础等方法来控制银行流动性风险。

参考文献：

[1]贺宏.金融资产会计核算方法及其对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现在影响.财务与会计:综合版.2008(7).

篇4

[关键词]保险资金；投资风险；定位矩阵

一、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保险资金运用的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渐扩宽，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截至目前，保险公司主要的资金运用渠道可以分为：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基金、股票、基础设施。

1.银行存款

保险资金投资配置中银行存款所占的比例最大，中国保监会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银行存款为5667.3亿元，占比为35.85%。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保险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投资银行存款，意味着保险业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资金一半以上又回到了银行，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2.国债

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保证，政府为满足其实现职能需要，平衡财政收支，实现货币政策功能，按市场机制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国债作为有相对可预测的固定收益的工具，种类繁多，收益率、期限各有不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要求，特别是在安全性上优于其他各类资产，是保险公司大规模资金投资的首选对象，始终在保险资金的投资组合中占据着主体地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国债为2651.7亿元，占比为23.6%。

3.金融债券

金融债券是金融机构为了募集长期资金，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申请、发行并约定按期还本付息的金融性公司债券，是商业银行广为采用的金融筹资工具。作为特殊的一类企业债券，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虽然带有一定的信用风险，但我国金融债券的发行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色彩，其信用基础更偏向于国债。与此同时，与银行协议存款相比，金融债券具有较好的流动性，长期来看，对银行协议存款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金融债为1156.8亿元，占比为10.3%，为仅次于协议存款、国债的资产类别。

4.企业债券

企业债是国外保险公司的重要投资品种，由于对发行的严格控制，中国企业债的规模较小，而且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企业债占保险总资产的比例还很小，但从需求来看，国内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债的需求量很大。2003年6月3日，保监会公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的范围；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的比例由不超过总资产的10%提高到20%。该《办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困扰保险公司的可投资企业债券范围狭窄、比例过低等问题。

5.证券基金

1999年10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资金间接人市，2000年中国保监会批准多家保险公司将投资基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由5%提高至10%。基金的优势在于专家理财以及可以充分地分散化投资，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或地区，这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保险公司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特定时期，对保险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保险资金直接人市的放宽，一些具有较强投资管理能力的保险公司，逐步调整投资基金的比例。保监会最新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保险公司投资基金余额为782.68亿元，占比为4.95%。

6.股票

股票市场是国外保险公司重要的投资渠道之一，美国2000年保险资金的投资结构中，股票为30%，欧洲部分国家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比例甚至占到37.1%。而我国保险资金的股票直接投资与国外差别很大。2004年10月24日，中国保监会与证监会联合并实施《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保险资金首次获准直接投资股票市场。截至2006年6月底，保险公司股票直接投资为434.73亿元，占比为2.75%，较年初增加了1.62个百分点，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7.基础设施投资

2006年，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宣布，《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即将出台，意味着保险业投资不动产的渠道将被打开。保险资金投资风险基础设施，优势在于长期性。具体而言，基础设施项目一般投资资金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与保险负债特别是寿险负债能够有效匹配，而且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回报相对稳定、风险较低。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投资基础设施的解禁，可以减轻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压力，减少其对利率性产品的过度依赖，同时以较低的投资成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的动因分析

(一)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由政治、经济等全局性因素引起的风险，将对整个市场的所有投资品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般性社会环境变动对投资活动带来的直接或间接风险。如战争、及其他政治动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俗变动、社会消费观念变化、社会不安定因素带来的影响。这类风险因素对投资活动的影响范围广泛，影响效果复杂并具有长期性。例如，“9.11”事件后，美国一些民众减少或暂停长期性理财活动，使一些长期产品需求量下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的绩效也由于变现压力增大及资本市场低迷而受到牵连。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资金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无论上升还是下降，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对任何利率的异常变动都十分敏感。当利率上升时，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固定利息债券价值下跌，长期资产大幅缩水；另一方面行业间替代效应导致保险业务量萎缩，可运用资金减少，而退保与保单贷款业务增长，现金流出加快，保险公司甚至不得不折价销售部分资产，使财务稳定性和盈利能力受到影响。当利率下降时，虽然部分固定利息资产价值上升，但大量保单所有人会通过各种保单选择权增加资金流入，保险公司不得不购人价格较高的资产，再加上到期资产和新增业务资金，保险公司面临较大的再投资压力；与此同时，原有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如果过高，还有可能造成巨额的利差损。

3.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风险也称购买力风险，主要体现于价格总水平变动而引起的金融资产总购买力变动的可能性。通货膨胀风险对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投资的影响程度最为明显。具体而言，由于通货膨胀一般很少在短期内发生急剧变化，所以短期投资所面临的贬值风险低于长期投资；具有浮动利率的中长期债券由于加入了通货膨胀补偿，则降低了由通货膨胀而引起的贬值风险。由于不同商品价格变动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不同，购买力风险对不同股票的影响也会有差别。在某些行业，当通货膨胀严重时，上市公司的盈利可能会随其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并带动股价上涨，这有可能提高股票投资收益。4.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主要指由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投资收益变动的可能性。经营涉外业务的保险公司在接受国际运输保险、国际再保险等业务时，是以外币为收费币种，因而必然承担着汇率风险。影响汇率变动的一般因素有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际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具体说来包括国家黄金与硬通货的储备数额、国际贸易的收支情况、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的高低，以及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等等。所以当投资者投资于外币形式发行的有价金融证券时，除承受与本币投资相同的风险外，还要考虑与另外一种货币兑换的额外风险。

5.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市场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引起的投资资产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对保险公司影响最直接的经济环境风险。如经济周期特征、行业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制度变化、投资者心理波动、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调控措施等都会带来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的显著特点是很难通过证券组合的策略来消除或者降低，风险预测的难度较大，尤其是股市价格变化莫测，而风险一旦形成往往带来严重损失，因此需要在投资过程中密切关注市场风险。

(二)非系统性风险

非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的经营过程，受具体的投资资产特性制约，与投资品种类别、资产选择方式、投资运作流程密切相关。

1.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保险公司因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性不一致，从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赔偿和给付及财务稳定的需要，资产必须保证最低的变现力，否则将会导致流动性负债超过流动性资产，产生流动性不足。当现金不够支付时就产生了流动性风险，这时就要以低价变卖一部分资产，如未到期债券或到市场上临时筹集高成本的资金以应付给付之需，从而给企业的稳定经营产生严重影响。流动性风险大小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投资工具的流动性。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合同签约者不能按事先约定履行其责任及义务的可能性。在投资活动方面，如果保险公司持有债券的发行人经营状况恶化，信用评级降低，则公司持有的相应资产价值将大幅下降；如果保险公司购买的债券不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将引起一系列不利于其财务状况的恶性反应，非常严重时将导致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会造成保险公司的破产。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管理者的投资政策不当或投资业务执行者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管理层在投资决策上的偏差或失误所造成的风险，在市场信息缺乏、决策时间紧迫时，这一风险很可能发生，同时决策风险与决策者自身管理能力、管理经验、洞察力等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其二是行为风险，是指投资业务执行者的能力、道德、品行等带来的风险，行为风险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专业判断不足、甚至经济犯罪，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建立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识别矩阵

为了有效控制风险，必须将投资渠道和风险动因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便更准确地定位风险、识别风险、管理风险。下面通过三个步骤，建立起保险资金运用过程的风险识另U矩阵。

(一)在投资渠道的风险管理中细化动因

细化风险动因，是各投资渠道进行风险管理的内在要求。对不同投资渠道而言，带来投资收益波动、造成潜在损失的风险动因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各个投资渠道必须重点关注与本渠道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等的变化，并对内部实施有效的风险监控措施。

(二)在风险动因的分析申明确渠道

在风险分析和量化过程中，明确某一特定风险动因对各个投资渠道的影响，是进行投资风险管理的实务要求。不同的资金运用渠道，对操作者的知识结构、交易技能提出了具体要求，风险控制的措施、方法也各有特点。保险公司投资部(或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构架通常也是按投资品种的不同来设置，以实现专业化的投资运作。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将资金运用渠道作为风险识别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明确风险控制的责任，落实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三)形成风险定位矩阵

在上面两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风险量化程度、现有风险控制制度等，综合得到保险资金运用中的风险定位矩阵(见表1)。

横向来看，表明了每一渠道可能引发损失的风险要素以及需要关注的程度，各投资业务部门依据此矩阵可以明确日常投资活动中需要留意的风险事件，加强风险的自我控制。纵向来看，当风险触发事件发生时，公司整体层面的风险管理部门可以迅速定位受到影响较大的资产类别，明确风险控制的范围和重点，及早采取风险规避措施。

篇5

    如果是为实现既定财务目标，并可以有较为固定的保费支出获得保险期间必要的保障而投保，收入又相对稳定，而风险承受能力却较低，适宜投保分红保险。

    因为既定的财务目标可能是养老或支付子女教育费用，这些都要求投保行为必须安全可靠，投保资金不能承担过多投资风险，又可以实现保值增值。分红保险使投保人可以通过红利分配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即便在产品经营不善时，对投保人的影响至多不过是无红利可分，客户根本无需分担更多的经营风险。

    稳定的收入使客户投保后可以按照传统的交费方式即定期定额交费，获得相应的保险保障。应该说，抗拒通货膨胀及利率变动带来的资产贬值风险是分红保险红利收益的最实际的意义所在。

    红利不能当养老金，但可以使您为养老购买的保险到您开始养老时还物有所值；红利不能以一当十，但可以使您为子女出国留学准备的资金到时还一样够用。

    收益当先——须投连担纲

    已有一部分较为稳妥的资金安排，收入较为丰厚或有一定积蓄，具备承担风险能力，较适宜投保投资连结产品。

    投资连结产品的突出特征是没有保单预定利率的概念，保单的价值完全通过投资收益核算后的单位计价来体现，并可以设立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组合账户。投资风险亦由客户承担，账户资金运作成功，有可能获得极高的回报；若投资不利，投保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在选择投连产品前要充分作好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当然，若既看中投连产品的投资收益性，又不愿承担过高的投资风险，亦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风险程度较低的投资组合。

    以目前保险资金的运作渠道而言，投连产品账户基本上还是由低风险组合构成。近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平安、新华、中宏三家寿险公司的投连产品可以将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提升至账户资金的100％。从1999年保险公司获准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后的投资表现看，证券投资基金应该属于收益较高、风险较低的投资品种，此番投资比例变化无疑提高了投连产品获取更高收益的可能性。但证券投资基金与变化起伏的股市联系十分密切，从几家公司的账户单位价格的涨跌亦能发现这一规律，投保此类产品必须保持长线投资的心态。

    灵活投入——显万能优势

    万能寿险具有较高的保证收益及在交费领取方面较大的灵活性特点。对于收入不十分稳定，又正在规划要求资金具备较高安全性的理财目标（如养老、子女教育）的人士非常适宜。但投保后一定要注意自律，不要让较为灵活的交费与领取功能破坏了理财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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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比较研究；定性分析；道德风险；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一、引言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金融环境的稳定以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而借用保险组织形式的制度性安排，是一种具有事后监管功能的保护性措施。

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前者是指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提出或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制度；后者是指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或正式的保险机构提供保险，但风险发生后往往由政府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或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向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学者认为现存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障碍，应将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化”。但无论哪种存款保险制度都不可避免的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将两种存款保险制度进行对比，从道德风险的角度出发，分析何种形式的存款保险制度更适合我国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

二、隐性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分析

道德风险是存款保险制度受到质疑的主要理由。其中，银行体系的高风险行为是存款保险体系中最主要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本文将侧重分析两种制度下银行道德风险的差异。

目前，大多数学者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进行定性分析。本文为克服不足，将用定量的方法，通过构建模型来说明建立隐性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进而比较两种存款保险模式的差异。

1.模型假设

假设某商业银行原本风险中性。该银行总投资规模I=存款D+次级债S。该银行将I投入两种不同的项目中，高风险项目（成功概率为）和低风险项目（成功概率为），项目收益为R。

假设ρ为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μ为政府资助的可能性，p为存款保险机构设置的保险费率， π为银行利润。

假设rD为银行给存款人的存款利率，rS为银行给次级债券持有人的债券利率，rf为无风险利率。RD为存款人的收益，RS为次级债券持有人的收益。

2.模型分析

（1）当ρ=1时，该商业银行完全出现道德风险。此时，确定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

①在隐性制度下：（0

RD=Drf，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政府不确定是否补偿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政府不确定是否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其中为单调增函数，即>0

②在显性制度下：（μ=0）

，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银行补偿给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存款保险机构不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 π1*=

利润之差

（2）当ρ=0时，该商业银行完全不出现道德风险。此时，确定选择投资低风险项目（ ）。

①在隐性制度下：（0

，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政府通过银行补偿给存款人。

，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政府通过银行补偿给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2=

②在显性制度下：（μ=0）

，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银行补偿给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存款保险机构不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2*=

利润之差

（3）当ρ≠1/2时，该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不确定。假定此时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可能性为ρ，选择投资低风险项目（）的可能性为1- ρ。注意，此种情况下，隐性和显性制度下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不同，分别为ρ1和ρ2。

①在隐性制度下：（0

，即银行必须支付Drf给存款人，剩余由银行和政府共同承担，分担比例依据ρ1和μ。

，即银行必须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剩余由银行和政府共同承担，分担比例依据ρ1和μ。

银行利润π3= （为简化起见，此处忽略银行的额外支付和补贴）

②在显性制度下：（μ=0）

，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银行补偿给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存款保险机构不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

π3*=

利润之差

3

3.实证结果

（1）将Δ3分别对ρ1和ρ2求偏导，得：

>0，

故随ρ1上升，Δ3增大，即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随着道德风险上升，银行利润会增大，故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会增加；

随ρ2上升，Δ3减小，即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随着道德风险上升，银行利润会减小，故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会降低。

所以，上述模型表明，银行的道德风险会随着隐性保险制度向显性保险制度的转变而降低。故从银行的角度分析，采取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维护金融稳定。

（2）令π3=0得

令π3*=0得

对比两项表达式可以发现，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的道德风险与保险费率p有关，且成正相关，可以通过设计恰当的费率p实现银行道德风险最小化。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的道德风险没有定量可控因素，只能通过监管等手段避免银行的道德风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隐性还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都有产生道德风险的缺陷。但存款保险制度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并不会使得道德风险增加。相反，如果制度设计的得当，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将有效降低商业银行业的道德风险。

三、我国引入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后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控制

从本文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向参保的商业银行收取保费，同时实行差别化的费率，将有效减少银行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还需要采取如下辅助措施，以充分发挥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优势。

1.保持存款保险机构独立性。保证存款保险机构的相对独立，需要让其承担监督商业银行的部分职能。故我国设立存款保险机构时，应考虑加强其对问题银行的干预和处置能力。如我国可采用由银监会组织，由中央人民银行派驻董事，双方共同组建的方式设立存款保险机构。

2.完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在部分情况下并不承担自己高风险行为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引入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时，必须使银行和存款人之间的信息透明化，即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3.杜绝监管宽容。可以借鉴美国的监管方式，一方面减少监管的随意性，对不同资本充足率等级的银行规定监管的强制性条款和选择性条款。而且随着银行资本状况的恶化，原先的选择性条款也将成为强制性条款。另一方面实行最小成本的关闭，应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到资产总额的具体比例做出明确规定。

四、结语

相比于隐性制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抑制道德风险有一定的优越性。通过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还能通过银行内部监管和实行差别费率等外部监管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和效率，从而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

鉴于我国即将引入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此时对存款保险的外部约束机制设计和对配套制度的完善则尤为重要。良好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银行道德风险的产生，进而实现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有效运行和国家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正平.转轨时期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2]谢雪燕.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及对策――借鉴美国的经验[J].国际经济合作，2013，（2）：76-79.

篇7

一、风险评估指标：后悔值

一个良好的风险行动判断标准不在于报酬的最大，而是“不后悔”。后悔值是做出一种错误决策后的心理和财力的承受反应，越来越多的“最大化”管理目标正逐渐在被“最满意”管理目标所取代，“最满意”就是“不后悔”。当实际结果出现后，事后当然会知道那种方案最优，如果当初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就会感到后悔。后悔值越高，当初行动风险就越大。后悔值是我们按行为经济学思想设计的风险度量指标。

后悔值指标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风险损失的程度，即预计结果与后悔值的离散;另一个是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即相应的概率分布。后悔值表达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后悔值越大，需要承受的损失越高，风险越大。在有对应的概率分布时，采用预期后悔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在没有概率分布的情况下，则采用最大后悔值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定有甲、乙、丙三个投资方案，投资额相同。各种市场状态下取得的投资报酬如下表：

在市场状态好的时候，甲、乙、丙投资方案的投资报酬值分别是800元、600元、400元，根据最大后悔值最小化原则，甲的后悔值就为O，乙的结果值比甲的结果值小200元，则乙的后悔值就为200，同样，丙的后悔值就为400。依此类推，市场状态中、差时，各方案后悔值计算如上表。

以甲为例，在三种不同状态下，其后悔值分别为0、50、390，比较可知最大后悔值为390，而甲方案预期后悔值=0×0.3+50×0.4+390×0.3=137，甲方案期望值：800×0.3+350×0.4+（-300）×0.3=290，这样，标准差=428.84，同理可得乙、丙方案的结果。

以各种状态下最优结果作为期望值，则乙方案的期望后悔值（132元）最小，风险程度最低。如果没有对应的概率分布，也可以根据各方案的最大后悔值进行决策，最小的最大后悔值也是乙方案（240元）。

后悔值指标的优点在于：第一，测算技术简单，无需复杂的统计技术。第二，符合风险厌恶假设对“损失”的认识要求。第三，可以灵活采用期望值（基准值），当期望值设定为本方案原始投资的成本时，采用预期后悔值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当期望值设定为其它方案的最优化结果时，采用最大后悔值最小化的的原则进行决策。第四，在没有取得事件的客观概率时，也可以进行风险程度的测度。

期望值的基准不同，后悔值也不同，这是后悔值指标的最大缺陷，进而造成了后悔值指标不便于直接运用于风险方案的决策。如果后悔值的基准点采用原始投资或现时价值时，超过基准值的报酬部分的后悔值均为零，超过基准值以上的风险报酬部分就会容易被后悔值所忽视，后悔值指标就未能足够考虑风险报酬的影响。

二、风险评价指标：风险调整价值

如何结合风险报酬来研究后悔值所能起到的风险度量作用？以卡内曼（Kahneman）和特涯斯基（Tveraky）的著名心理试验为例：拿出3000元投资于一个项目，有80%的可能性获得4000元的报酬，有20%的可能性损失全部本金，是否愿意投资？根据方差理论，项目结果的期望值：4000×80%+0×20%=3200元，大于不进行投资的现有价值3000元，那么，我们应该投资；但是试验结果表明有75%的受试者不愿意投资，只有25%的受试者愿意投资。

我们的分析思路是：把这个风险决策问题分成两个部分――有利结果和不利结果，即风险报酬和风险损失。分析风险报酬部分时，看作是一场彩票投机赌博，分析风险损失部分时，看作时一项意外事故保险。

1.风险报酬价值：看涨期权价值

用3000元投资收到4000元，就相当于购买一份有80%可能性能赢得1000元的彩票。按照概率论的平均价格是800元（1000×80%+O×20%），但事实上没有人愿意出资800元购买，因为投资者觉得获利的机会并不确定。其实，这个拥有未来能获利1000元的机会，正是一项看涨期权，其有效期等于投资的时间区间。拥有看涨期权，意味着购买者未来能从期权出售者那里取得高于履约价值的超额报酬。要确定这个风险报酬1000元的现在价值，也就是确定看涨期权的价值。假定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为15%，即贴现因子为87%=1÷（1+15%）；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投资者认为可能未来报酬1000元只有65%的取得可能性（即主观概率为65%）那么，

风险报酬价值=1000×65%×87%=565.5元

2.风险损失价值：看跌期权价值

不利结果部分类似于对未来风险损失的一项保险支付，风险损失价值就是对未来潜在损失现在所支付的保险费。越稳健的投资者越害怕未来的风险损失，他们认为未来的风险损失3000元的事项正是一项看跌期权。拥有看跌期权，意味着购买者能把未来所遭受的损失转移给看跌期权的出售者。

同上例，用3000元投资全部损失，就相当于购买一份有20%可能性不能赢钱的彩票，同样，投资者认定未来损失3000元的发生可能性为35%，按87%折现，则风险损失价值=3000×35%×87%=91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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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建设项目 风险管理 对策

一、加强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对现代建设工程项目迫切需求加强风险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风险管理方法的不断改进及其在西方工业国家的成功应用吸引了许多项目组进行自身风险管理。一方面，风险管理以对风险的预测、识别、评估和科学分析为基础，为管理人员运用各种对策的最佳组合对风险进行全面、合理地处置提供了可能性，是现代管理风险的一种科学而直接的方法；另一方面，风险管理克服了那种传统的以保险为单一手段处置风险的局限性，综合利用各种控制风险的措施，并使处于冒风险的方法日益完善，这些都使得越来越多的项目组自觉地争相采用风险管理方法。第二，保险的局限性要求各项目组合加强自身风险管理。首先，保险业只承办纯粹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致损失的保险，而且只承办其责任项下的业务，其他损失不属于理赔范围，保险人均不赔偿；其次，保险业务的扩展不能与生产的发展完全同步，保险条款难以全面反映新的风险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再次，各项目组合负责保险的管理人员更了解本行业的内外环境，可能比保险人制定和实施更有效的处理方案；最后，保险单中的许多条款都给项目带来不利的条件。因此，各项目不能完全依靠保险解决风险问题，必须实行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第三，风险管理是各项目组合的内在要求。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各方面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各种风险因素及风险发生的可能大大增加，并且扩大了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规模，这就对各项目组合所负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使风险管理的各种手段倍受青睐。

二、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财务学上，将投资风险定义为：“投资风险是指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一种特种风险，即由于投资活动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使得实际投资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而导致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可概括成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整个投资期内投资费用的不确定性；二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三是投资收益期间金融市场变化所导致的购买力风险和利率风险，对投资项目的收益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四是政治风险和自然灾害等也会影响投资项目的收益；五是人为因素造成投资决策失误。当前，建设项目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由于经营上的事物造成的实际经营结果偏离期望值的可能性。在建设项目投资或者说是在房地产投资风险中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建筑市场的不充分，使投资者可能因为得不到充分而准确的市场信息而造成经营决策失误；二是由于投资者不熟悉建设项目所涉及的众多的法律、规章、城市规划条例、税收规定等造成投资的失败；三是由于投资者的管理水平低、工作效率差而造成的损失或失败；四是由于周围环境因素发生变化而致使原来的计划与设计落空而造成投资失败。

2、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借入资金而导致经营收益产生不确定性而形成的风险。财务风险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融资中的财务风险，投资者通常以其自有的一部分资金和借贷的一部分资金来进行投资，借入的贷款比例一般都比较高，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当利率上升时，经营者的资金成本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随之降低。因此，一方面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市场需求降低。这无疑会给投资者经营者带来损失。财务风险的第二种情况是拖欠风险，如果甲方不能按照约定的时期支付工程款，这样，投资者的资金周转就会发生困难，从而造成收益下降；或者购房者的公司破产，清算时该公司按照法律费用、职工工资、所欠税款等顺序支付，致使投资者收益无法全部收回，甚至出现亏损局面。

3、政策风险

项目投资的政策风险是指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而给投资者可能带来的损失。项目投资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业务，它受多种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投资政策、金融政策和房地产管理政策。投资政策主要是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管理。投资政策主要是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管理、制约和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地产投资的对象、规模和获利情况；金融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导项目投资者筹集资金的难度，也会影响导各种金融性抵押活动、贷款行为等，更会直接影响到需求状况，从而引起市场价格的波动。这些政策性因素的变化，会使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

4、意外风险

意外风险是指除了以上介绍的各大自然因素造成的以外，还包括一些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后果，它既有人们的过失行为，也有一些是人为有意造成的。如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遭遇的暴雨、飓风等使房屋倒塌或延误工期，使房屋受到损害，或者由于坏人纵火烧毁建筑等，这些意外事件都会给投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以上这些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无法预知的，对于这种具有未预知性的风险，人们除了主观上做好随时的防范根本就无法避免。

三、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处置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和分析，把项目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就可得出项目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再与公认的安全指标相比较，就可确定项目的危险等级，从而决定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控制措施应采取到什么程度。对项目进行风险处置就是制订并实施风险处置计划。风险处置的方法包括风险回避、风险控制、风险自留和风险转嫁。对不同的风险可采用不同的处置方法，对一个项目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应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处理。

1、风险回避

风险回避是在考虑到某项目的风险及其所致损失都很大时，主动放弃或终止该项目以避免与该项目相联系的风险及其所致损失的一种处置风险的方式，它是一种最彻底的风险处置技术。它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将风险因素完全消除，从而完全消除了这些风险可能造成的各种损失，而其他风险处置技术，则只能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在对某项目进行风险预测、识别、评估和分析后，如发现实施此项目将面临巨大风险，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项目组无法承受的重大损失，而且风险经理又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其风险和损失大小，保险公司也认为该项目风险太大而拒绝承保，这时就应放弃或终止该项目的实施，以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更大损失。风险回避虽可彻底消除实施该项目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可能产生的恐惧心理，但它是一种消极的风险处置方法，因为同时也失去了实施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

2、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减小损失幅度而采取的风险处置技术。为了控制工程项目的风险，美国学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根据风险因素的特性，采取一定措施使其发生的概率降至接近于零，从而预防风险因素的产生；减少已存在的风险因素；防止已存在的风险因素释放能量；改善风险因素的空间分布从而限制其释放能量的速度；在时间和空间上把风险因素与可能遭受损害的人、财、物隔离；借助人为设置的物质障碍将风险因素与人、财、物隔离；改变风险因素的基本性质；加强风险部门的防护能力；做好救护受损人、物的准备。这些措施有的可用先进的材料和技术达到，此外，还应有针对性地对实施项目的人员进行风险教育以增强其风险意识，还应制订严格的操作规程以控制因疏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风险控制是实施任何项目都应采用的风险处置方法，应认真研究。

3、风险自留

风险自留是由项目组自行准备基金以承担风险损失的风险处置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有主动自留和被动自留之分。主动自留是指在对项目风险进行预测、识别、评估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风险的性质及其后果，风险管理者认为主动承担某些风险比其它处置方式更好，于是筹措资金将这些风险自留。被动自留则是指未能准确识别和评估风险及损失后果的情况下，被迫采取自身承担后果的风险处置方式。被动自留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处置方式，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使项目组遭受重大损失。有选择地对部分风险采取自留方式，有利于项目组获利更多，但自留哪些风险，是风险管理者应认真研究的问题，如自留风险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4、风险转嫁

风险转嫁是指项目组将风险有意识地转给与其有相互经济利益关系的另一方承担的风险处置方式。保险是最重要的风险转嫁方式，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在风险管理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以参考有关论著。非保险型转嫁方式是指项目组将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通过合同的形式转嫁给另一方，其主要形式有租赁合同、保证合同、委托合同、分包合同等。通过转嫁方式处置风险，风险本身并没有减少，只是风险承担者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风险转嫁是建设工程风险管理对策中采用最多的措施，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是风险转移的两种常用方法。

（1）工程保险。工程保险是指业主和承包商为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向保险人（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根据合同约定对在工程建设中可能产生的财产和人身伤害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工程保险一般分为强制性保险和自愿保险两类。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强制性的工程保险主要有以下几种：建筑工程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安装工程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社会保险（如人身意外险、雇主责任险和其他国家法令规定的强制保险）、机动车辆险、10年责任险和5年责任险、专业责任险等等。其中，建筑工程一切险和安装工程一切险是对工程项目在实施期间的所有风险提供全面的保险，即对施工期间工程本身、工程设备和施工机具以及其他物质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也对因施工而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和物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过去，一切险的投保人多数为承包商。现在，国际上普遍推行由业主投保工程一切险。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筑师、结构工程师等设计、咨询专业人均要购买专业责任险，对由于他们的设计失误或工作疏忽给业主或承包商造成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赔偿。

篇9

保险是一项风险转移的商业活动。由于风险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厌恶风险[1]，需要丰富多彩的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这正是保险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心理学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面对风险决策，人们是会选择躲避呢，还是勇往直前？保险公司如何面对客户非理性——甘冒风险拒绝保险的行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赢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了。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两大“定律”。

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喜欢躲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却又倾向于冒险了。这是卡尼曼[2]（Kahneman）与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论”[3]的重要观点。理性使我们规避风险，非理性又让我们有风险偏好。

在人寿保险行为中人们有同样的非理。纯粹保障型产品没有储蓄型产品受欢迎。保险是一种损失性风险，这是由保险基本原理——损失补偿——决定的。用“前景理论”的实验描述人寿保险就是两种选择保险A有50%[4]可能死亡损失生命和1000元（保费）获得2000元（保险金），50%生存但损失1000元（保费），不保险B有50%可能死亡损失生命，50%生存而没有损失。如果把保险金当成对生命损失的补偿，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选择不保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所以人们的非理性拒绝保险——风险规避——而寻求风险。

二.非理性人寿保险产品

显然，保险公司不会有上述的损失概率达到50%的产品。保险人经营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一般不高。这是保险产品的经济可行性要求。理性上讲，保险的目的是风险转移与损失分担。只有纯保障性产品才是被保险人最理性的保险选择。由于人们面对损失的非理性，纯保障性保险产品往往不被市场接受。人寿保险市场主要是具有储蓄[5]功能的产品。长期死亡险和短期意外险占总保费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加上健康险也不到五分之一。

2002年全国人身保险保费2275亿，其中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79亿，健康险保费122亿，寿险保费2074亿[6]。占人身险保费91%以上的寿险保费中属于纯保障责任的保费不到10%。大量的还本性的两全险和养老金险，客户可以反还保费同时又得到了保险保障。其实是用客户保费的利息充当了保险保障的保费。这种利息收入对客户不敏感。这就是芝加哥大学萨勒（Thaler）教授所提出的“心理账户”的概念。

钱就是钱。同样是100元，是工资挣来的，还是彩票赢来的，或者路上拣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一般来说，你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舍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这证明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个方面：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说同样是100元，但在消费者的脑袋里，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会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票子。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票子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掉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没有道理丢了电话卡后仍旧去听音乐会，而丢失了票子之后就不去听了。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票子都被归入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同样的，保险客户对所交保费与保费的利息建立了不同的帐户，保费是自己付出的而利息是获得的“意外”之财。显然，保险客户更看重保费。

这种保险市场的选择正好映证了“前景理论”的结论。面对客户的非理性选择，保险人要有针对性的非理性产品。

三.非理性寿险营销

面对人们的非理性决策，在寿险营销中必须抓住客户心理，理性地进行非理性营销。

1让计划书看起来很美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7]。

来看一个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评点：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

这契合了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冰淇淋实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钱的。

在为客户设计保险计划时，可以附加风险很低的保障责任。客户花相对主险保费很少钱获得很高保障（保额）。这让客户看起来很美的计划书必容易让客户满意。

2突出客户获得“前景理论”的另一重要“定律”是：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在寿险营销中通过适当的话术突出客户获得的快乐，弱化损失的痛苦。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萨勒曾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低于美国年均车祸的死亡率）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那么现在请你再想一下，假定你身体很健康，如果说现在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新研制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要求医药公司花多少钱来补偿你呢？在实验中，很多人会说愿意出几百块钱来买药，但是即使医药公司花几万块钱，他们也不愿参加试药实验。这其实就是损失规避心理在作怪。得病后治好病是一种相对不敏感的获得，而本身健康的情况下增加死亡的概率对人们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损失，显然，人们对损失要求的补偿，要远远高于他们愿意为治病所支付的钱。

健康险中有一种住院津贴的责任，相对补偿性的医疗报销责任，住院津贴是很受欢迎的产品[8]。被保人觉得报销性责任没有给他带来额外“收获”，而津贴却有“收获”。版权所有

再来看一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著名实验：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A方案，可以救200人；采用B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A方案。

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A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B方案有1/3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

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表述方式上将得与失参照点平移以“获得”为中心。例如损失20元保费，获得200020元保额（保额加反还保费[9]），表述成（净）获得200000元。

3改变客户的参照系

不过，损失和获得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而损失和获得又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所使用的参照点，可以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

比如有一家公司面临两个投资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性盈利3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这时候，如果公司的盈利目标定得比较低，比方说是100万，那么方案A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而B则是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盈利200万。A和B看起来都是获得，这时候员工大多不愿冒风险，倾向于选择方案A；而反之，如果公司的目标定得比较高，比如说300万，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赚了100万，而B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少赚200万，这时候两个方案都是损失，所以员工反而会抱着冒冒风险说不定可以达到目标的心理，选择有风险的投资方案B。可见，老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制订保险计划时，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参照系。一种是将保费损失隐含必要消费中或相对必要消费不明显。例如，航空意外险保费相对机票价格不是损失。同样，可以有列车旅客意外险、汽车旅客意外险等，只要保费不超过车票价格的5%，人们是不敏感的。另一种是提高客户对现有生活的优越感，进而产生保持这种生活持久下去的愿望，从而厌恶风险增加保险需求。

4帮助客户完美

再来看一个奚教授做的餐具的实验。比方说现在有一家家具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你又愿意为这套餐具付多少钱呢？结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这里显示了人们追求完美的心理。“完整性”本身是一种美。一套餐具件数再多，破了几个就不美了。如果客户已经买保险了或是老客户，我们可以指出他保险计划存在“缺陷”，需要新的保险保障来完善。象补充医疗是对社保医疗的完善，补充养老是对社保养老的完善。人的生、老、病、死都需要保险保障。“完整性”是我们拓展保险市场的金钥匙。

5调整客户“心理帐户”

人们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同样，也为不同的消费建立“心理帐户”。有些消费帐户预算总是会比较充裕而稳定，有些帐户波动性大而成为临时和备用帐户。如果说服客户动用临时帐户进行保险计划相对比较容易。在客户收入帐户与消费帐户之间有些关系紧密几乎是同一个帐户，有些比较随意，有一个分配过程。往往固定收入用于固定消费联系非常紧密，只有有盈余时才分配到非固定消费和投资帐户。

我们不要将保险计划固定到消费帐户。针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让投资帐户贫乏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消费帐户，让投资帐户充足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投资帐户。有些收入帐户的“意外”收入需要时间分配到消费和投资帐户。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客户参与保险计划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小数法则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而忽视了先验概率。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中国有句古话，“亡羊补牢”。如果发现邻居被人偷盗，会加强自己家的防盗系统，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网等。其实，从社会总体上看，入屋盗窃发生的概率与邻居家被盗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往往从身边发生的小数有时是偶然事件去推理，判断。这正是与大数法则相对的小数法则。如果保险人从大数法则出发判断损失概率是理性的，那么个人从个别事件推理出的损失风险是非理性的。

保险人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用专题节目、专栏[10]形式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加深读者对各种危险的印象，触发客户非理性联想，提高公众投保意识。

7悲剧的感染力

假设这个小岛上有1000户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你是联合国的官员，你以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但假如这个岛上有18000户居民，其中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毁了（你不知道前面一种情况），你又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显然更大。可实验的结果显示，人们觉得在前面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万美元，但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人们觉得联合国只需要支援1000万美元。

90%的破坏性产生的悲剧色彩给人们以震撼。这正是航空意外险在没有推销的情况下购买比例超过80%的原因之一。因为航空事故的死亡率几乎是100%。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加深了人们对航空事故印象，提高了对航空危险的厌恶程度。同样的原因，保险人通过各种媒体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时，要选择更惨烈、悲剧色彩更浓的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跟踪报道。

四.最大化人们的幸福版权所有

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金钱。这是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人们在追求金钱时，往往异化了。金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究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我们不能一味地用金钱来衡量客户的得失。安全感的满足、爱心与责任心的体现、时尚的追求等是一份保险计划给人们心理上幸福感。所以在引导客户的享受保险的诸多幸福与快乐前提是保险的交费计划要确实可行，不至于成为生活的负担。只有这样客户才能体验纯粹的幸福与满足。

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保险人与客户建立紧密联系，使客户产生归属感。

五.结语

大多数人的行为作为个体不是非理性的，人们不会断然地去冒险、也不会不加考虑地去买保险。我们总是会遵循某种可以使我们有预见地或系统考虑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决策，只不过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绝对的理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占有足够信息，二是具有完备逻辑。这两个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无法真正满足，何况在比较紧急时还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即运用逻辑尽可能快。所以人们非理性是绝对的。保险产品的特点和人们需求隐性化决定了人们非理性地拒绝保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要针对人们的非理性进行产品设计和保险营销。

[1]创立博弈论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教授用个人收入的效用曲线解释了理性经济人也有风险偏好的情况。

[2]卡尼曼因为对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建立了“前景理论”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3]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a）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b）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c）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4]生命表显示60岁的人在20年间的死亡率超过50%。

[5]这里不指因平准保费必然产生的储蓄。

[6]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统计资料。

[7]奚教授用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

[8]保险人往往将医疗津贴产品作为附加险来促主险销售。

篇10

如此说来，2011年投资者绝对不能停止投资，但是怎么投资、如何投资就成为了关键。为此本报联合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人寿、海尔纽约人寿等多家知名金融机构分析师，合力在股票、黄金、外汇、基金、收藏、银行理财产品、债券、保险8大投资领域中为投资者解读2011年的投资之道。请记住，2011年，投资是王道。

一 .银行理财

债券型理财产品将独领

2011年，理财资金的投资方向可能表现出行业配置多样化、热点分散化和区域多元化的趋势；为适应市场动荡，结构类理财产品的支付条款有可能更加复杂，而普通类产品则可能有结构化的倾向；为避免风险敞口过大或深度损失情况的发生，理财产品内含止损、保本或保息条款现象可能会进一步普及。

理财建议：在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适合短期投资，但首先应保证本金安全。

二.黄金投资

投资实物黄金成主流

2011年前景及预测

预计未来几年内，中国的黄金消费将从以往每年200吨左右增加到400吨至500吨，这对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黄金的避险需要依然存在。

理财建议：稳健型的实物黄金是最佳选择，采取分批，达到保值功效，规避价格风险。

三.保险投资

万能险是明年投资热点

2011年前景及预测

作为4万亿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明年包括长期国债、铁道债等发行规模肯定会大幅增加，对于60%资金都投于债券市场的保险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机遇。由于长期国债不会受短期利率下降影响，这对于提高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有积极意义。

理财建议：究竟应该怎样给家庭上保险呢？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1、先给大人买保险；2、先给家庭经济支柱买保险；3、先买意外险、健康险，再买教育、养老、分红及其他险种；4、不要等到有钱了再买保险；5、年轻人也需要购买保险；6、选择一家财务稳健、服务便捷、信誉度高的保险公司，以及选择一位专业度强、能代替优质售后服务的人。

推荐产品：传统储蓄类分红险、万能险和投连险。

四. 收藏投资

2011年前景及预测

2008年在百年难遇的奥运题材刺激下，奥运藏品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然而，随着全球整体经济形势走低，流入收藏市场的资金开始显现流出迹象，拍卖会上出现了近年少见的参与客户人数减少，成交率降低等现象。

理财建议：对于奥运后的收藏而言，如果是单纯收藏，则无所谓时间节点的选择。如果是作为爱好收藏，好的东西不要介意一时底部的高低。但如果是进行投资炒作，则建议先保持观望态度。

推荐投资品种：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真品。

五.期货市场

重点关注农产品和有色金属期权

2011年前景及预测

经过2008年的检验，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承担起服务实体经济的重大责任。展望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呈现出低位震荡走势。而黄金价格以独特的避险和抗通胀特性可能会一枝独秀；农产品和有色金属期权，将成为呼声最高的创新产品；而钢材、稻谷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品种将会得到更多青睐。

理财建议：明年采取结构性投资，采取10%-20%仓位的投资策略为宜。

推荐投资品种：黄金期货。

六.基金投资

震荡盘整

2011年前景及预测

篇11

一、跨国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投资风险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加拿大银行家纳吉根据六类标准将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按地理位置和国别划分，以特定典型国家给国际投资风险命名，如美国投资风险、英国投资风险、泰国投资风险、印度投资风险等。国际投资风险首先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筹资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国际投资风险为风险（政府或国家风险）、私营部门风险、企业风险、个人风险等。（3）按风险的触发因素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4）按资金用途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贷款风险、出口融资风险、项目风险、国际收支风险和开发投资风险等。（5）按风险严重程度划分国际投资风险有高风险、低风险、一般风险等。（6）按风险发生的原因分类，国际投资风险包括拒付风险、否认债务风险、债务重议风险等。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类的细化和完善过程是随着人们对国际投资风险的认识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据风险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划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风险。国家风险也叫政治风险，是指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东道国政府在政权、政策法律等政治环境方面的异常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进而给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是国际投资者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风险，因其发生一般都比较突然，难以识别和预测，单个投资者更难以控制其发展。往往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从理论上讲，国家风险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现实中以不利影响居多。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大，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小。

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转移风险；制裁风险等。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变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汇率、利率的变动，或国际信用的变动而引起国际投资者资产价值变化的可能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两类。

1）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因汇率的波动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资产或负债价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遇到的汇率风险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和经济汇率风险三种。

2）利率风险是指国际投资所涉及的国家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导致利率变化，直接或间接引起外国投资者资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或生产、管理、决策的原因导致企业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营风险的类型较多，主要包括：价格风险、营销风险、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组织风险和技术风险。

以上这些风险始终贯穿于跨国投资的整个过程，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发生了长达近10 年的萧条，使跨国公司遭受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一系列打击。

在跨国投资的各种风险中，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是由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可控性差。经营风险是由于内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其管理融于对外投资者日常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可控性较好一些。

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

1、针对国家风险的防范：在投资前期办理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投资中投资者通过生产和经营方面的战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控制产品的出口市场及产品出口和分销机构，使得东道国政府实施征用、国有化或没收政策后，无法维持原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风险。同时，投资者通过对企业融资渠道的有效管理，积极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达到降低国家风险的目的。

2、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1） 交易汇率风险与折算汇率风险的防范对策有，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套期保值。在对汇率变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采取提前或推迟支付手段，合理选择软、硬币，尽量使用对投资企业有利的币种结算，以规避外汇风险。2） 防范经济汇率风险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过调整销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币种结合，使得未来销售收入的变化与投入品成本变化两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规避风险技术有分散化经营策略，跨国公司将经营业务深入到各个不同国家和不相联的各个行业中，通过分散化经营降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使整个公司业务现金流的波动较小。生产管理营销战略是指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时，母公司应安排子公司用国内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涨的进口投入品，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过扩大销售额及提高产品定价来增加销售收入，来降低经济汇率风险。

3、针对经营风险的防范：应采取风险规避、抑制、自留、转移的策略。跨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应事先预测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断导致其产生的条件及因素，对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避免风险或改变风险的流向。如改变生产流程或产品、改变生产经营地点、放弃对较大风险项目的投资等。风险规避是控制风险最彻底的方法。

风险抑制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风险实现的概率及经济损失的程度。对外直接投资者在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力图维持原有决策，减少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风险自留是跨国投资者对一些无法避免和转移的风险采取现实的态度，在不影响投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担起来。应注意企业需要定期提取一笔资金作为专向基金，以供将来发生意外灾害或事故时抵偿损失之用。

风险转移是指风险的承担者通过若干个经济和技术手段将风险转移给他人承担。如投资者向保险公司投保或在投资初期要求东道国银行、合作企业、政府为其担保，一旦发生损失后，可以从保险公司或担保者那里获得一定的补偿。

篇12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我国制造业非上市公司2003-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对我国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购买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购买数量存在不同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在规模因素上表现出的差异,主要归因于我国保险市场上存在的供求错位问题,这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保险供应商的产品创新策略和营销策略提供了有益方向。

关键词:财产保险 资产规模 有形资产密度 供求错位

研究背景

虽然规避风险毫无疑问是个人保险需求的主要原因,但当把适用于个人保险需求的投资组合方法运用于公司时,就会出现悖论。股东掌握着投资组合方法,有能力在投资选择组合中把风险分散化。如果意外事故和火灾之类的保险风险在经济中可以被分散化,那么公司就没有必要为这些风险再额外负担保费成本。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保持未保险而不是支付附加保险费从而使股东的财富增加(Mayers and Smith,1982)。这个悖论可以通过把公司金融理论引入保险学来解决。根据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公司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经理、雇员、供应商、证券商、银行、股东、消费者等)之间契约关系的结合。尽管是否参加保险,股东对于保险风险而言无差异,但风险管理和保险购买对整个契约集合却是重要的。

已有的理论研究(Mayers and Smith,1982; Main,1982; Main,1983; Mayers,1987; Skogh,1989等)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对企业购买保险的一系列动机进行了分析:利用保险合同的监控和约束功能的动机。保险合同能够起到监控企业管理者、降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保险合同还能约束企业股东(和经理)通过投资不足和资产替代两种方式转移财富的行为,降低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保险公司比较优势的动机。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保险公司在风险承担、破产处理成本、真实服务(如索赔处理或损失预防)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成为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动机。降低公司的预期纳税义务动机。财产保险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早税盾和降低有效边际税率。行业监管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业中的企业购买保险的行为会受到监管的影响。

已有的实证研究(如Mayers and Smith,1990; Yamori,1999; Hoyt and Khang,2000)分别引用不同方面的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Mayers and Smith(1990)研究了美国财损险(P/C)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行为。他们发现企业的规模、违约风险、所有权和地理等因素是财产险再保险使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其研究范围是保险业,所以某些变量(如地理集中度)不容易推广到工业企业。Yamori(1999)研究了504家日本工业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情况。他的研究结果说明只有企业规模和行业监管才是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因素。但一些可能影响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决定因素(如增长机会和管理权)并没进入他的研究范围。Hoyt and Khang(2000)以美国187个工业企业1989年的数据为基础,第一次较全面地测试了影响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增长机会、管理权和监管状况等对企业财产保险的购买量有重大影响。

对我国企业财产保险行为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仅有Hong Zou, Mike B. Adams(2006)首次引用了我国国内235家上市公司1997-199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实际购买保险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验证,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与财务杠杆和有形资产密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国有资本持股量和实际所得税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与管理者持股量、外资持股量和公司增长机会等呈正相关关系,但与公司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呈负相关关系。

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投保事前决策)与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有正相关性,但实际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投保事后决策)与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呢?这成为作者为后来的研究者预先提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本文引用新的数据进一步继续研究。

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金融市场中,已有许多研究讨论了规模上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李永军(2001)认为,由于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的上升而下降等原因,大型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为资金需求规模小、频度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说明规模因素是制约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张捷和王霄(2002)根据对631家中小企业访问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检验了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规模对中小企业融资存在显著影响。王霄和张捷(2003)通过构建一个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从理论上很好地解释了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往往成为银行信贷配给的受害者的原因。

在保险市场上,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对财产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并没受到应有关注,已有研究也主要把其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预计规模小的公司,不仅有更大的可能性购买财产保险,而且购买比大公司更多的保险。首先,财务困境的预计直接成本通常与公司大小不成正比(Warner, 1977)。第二,小企业往往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例如,避免损失)真正服务于大型企业(Hoyt and Khang, 2000)。第三,小企业通常不会是多元化的,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下行业务风险的影响。一些以前的研究结果(如Hoyt and Khang, 2000;Hong Zou, Mike B. Adams,2006)也支持企业规模的大小与购买保险的数量负相关。另外,由于有形资产密度(即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大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机会和数量会比有形资产密度小的企业更多,因此,预计有形资产密度越大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更大,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也会更多。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购买数量与其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正相关。

(二)变量选择

本文设两个被解释变量:INSDUM和INSU。 INSDUM是一个虚拟变量,其取值1或0分别表示企业是或否购买了财产保险。企业保险购买比率(INSU),用来计量企业财产保险使用程度,是指企业当年财产保险支出与当年有形资产账面价值(例如,建筑物,工厂,设备,办公配件和库存)的比值。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和有形资产密度(STRU)。其中企业规模用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来计量,有形资产密度用企业存货与固定资产的合计除以资产总额来计量。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使用以下控制变量: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DA),利息成本(COST),债务期限(DM),实际税率(TAXR)和地理分布(GEOGE)。

工具变量。为了控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INSU)和解释变量(DE)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利息保障倍数(COV),是指企业息税前营业利润与利息支出的比值。COV与财务杠杆DE高度相关,而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比率(INSU)之间不存在直接相关性。表1列出了研究变量的定义及理论预期。

(三)样本、数据与模型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本研究采用了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非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了2001年和2002年新设立企业在2003-2007年五年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筛选的条件是:是制造业企业;企业2003年到2007年与研究变量相关数据完整;删除其中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或等于零的企业。符合条件的样本企业共4275家,样本数据总量共21375个。

模型。本研究的多元分析中采用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的两阶段分析法:首先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其次,引用面板数据和Heckman's (1979) two-step sample selection(两步法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企业财产保险数量的决策。模型(1)和(2)分别是企业是否购买财产保险的线性概率模型和企业购买保险的数量决策模型。

Y*it=β0+β1DAit+β2COSTit+β3DMit+β4LNSIZEit+β5STRUit+β6TAXRit+β7 GEOGE +εit(1)

INSUit=α0+αi+γt+β1DAit+β2COSTit

+β3DMit+β4LNSIZEit+β5STRUit+β6 TAXRit+β7GEOGE+εit(2)

在(1)中Y *it是不可观测变量,与之对应的可观测变量是Yit (INSDUM),当Y *it>0时,INSDUM=1,表示企业购买了财产保险;当Y *it≤0时,INSDUM=0,表示企业没有购买财产保险。在(2)中需要引入面版数据,分别加入了表示不可观测到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特有因素的扰动项αi,不随公司变化的时间扰动项γt 。

经验研究结果与说明

(一)基本结果

企业资产规模(SIZE)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都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结果表明小规模企业购买财产保险越少,这与理论预期不相一致。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有形资产密度(STRU)这个控制变量上,其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符号相反且在购买数量决策模型中结果与理论预期存在矛盾。类似的情况在之前的研究(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中也出现过,只是未受到重视。

本文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由于事前决策的不可观察性,人们只能从事后结果中看到企业是否购买了财产保险,对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决策来说,无论是哪种结果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企业要有投保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要提供企业所需要的财产保险产品。如果企业没有购买的意愿,由于财产保险属于非强制保险,则结果是企业财产保险为零;当然也可能是企业非常想获得财产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没有提供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结合之前的分析,首先,由于财务危机的预期直接成本与企业规模不成比例(Warner,1977),小企业财务危机成本和风险更大;第二,小企业能从保险公司获得比大型企业更多的真正服务(Mayers and Smithm,1982; Hoyt and Khang,2000);第三,小企业也特别容易受到不利业务风险的影响(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也就是说,小企业不大可能没有购买财产保险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资产规模(SIZE)和有形资产密度(STRU)在概率决策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在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大小规模不同的公司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规模小的公司不容易获得财产保险的机会。有形资产密度(STRU)在购买量决策模型中的的系数为负且具统计显著性,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且有形资产密度越高的企业,选择了购买相对更少的财产保险,换言之,大规模企业在更容易获得投保机会的前提下却选择了不足额投保。也就是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上存在着“供求错位”现象,即保险公司对小规模企业财产保险产品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财产保险产品需求不足。这一发现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详见表2)。

(二)敏感性与稳定性检验

首先,以上检验分别使用了线性概率模型和样本选择模型(Heckman's),考虑到本文数据特点(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混合),本文分别使用了横截面数据、截面与时间序列混合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本文的模型进行了估计。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几个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与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和利息成本正相关,仍然支持假设的结论。

其次,购买财产保险还可以帮助扩大企业的债务能力,从而提高了财务杠杆(DE)与财产保险购买量(INSU)之间互为因果联系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本研究中财务杠杆的估计成为有偏的估计。因此,本研究根据异方差条件下的2SLS做如下测试:首先,引入一个工具变量,利息保障倍数COV(第t年营业利润与利息支出合计数除以第t年利息支出),它与财务杠杆呈显著相关性,但与财产保险购买量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COV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要求;模型整体检验F(3993,11075)=1.69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F= 0.0000)。因此,可以认为财务杠杆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结论

本文用大样本数据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决策的检验结果为保险供应商的产品创新策略和营销策略提供了有益方向。资产规模(SIZE)和资产结构(STRU)的检验结果说明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存在着的“供求错位”(即保险公司对小企业财产保险产品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财产保险产品需求不足),这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地区性虚拟变量(GEOGE)检验结果,企业财产保险购买决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这些都提示我国保险公司应加强产品开发创新和营销策略创新,以解决保险产品对小企业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保险产品需求不足的“双重不足”现状,并且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市场开发力度。

本研究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间接证明了理论概念框架可以为解释我国非上市财产保险决策提供重要的见解。具体来说,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和利息成本对财产保险购买数量的正效应可能反映“我先作为”的规则,即债务人主动要求为抵押资产投保,以使贷款人潜在的事后损失得到事前的保护。

关于购买保险的税务动机的结论提示: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安排使企业很难准确估算相关的税收优惠利益,没能给企业提供明确的引导信息,因而税制对保险的诱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Hong Zou, Mike B. Adams, 2006,“The corporate purchase of property insurance Chinese evidence”,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5 (2006)

2.Hoyt, R.E., Khang, H., 2000. On the demand for corporate property insurance. J. Risk Ins. 67

3.Jensen M., and Meckling W. 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 48

4.Main, B.G.M. 1982,“The Firm's Insurance Decision. Som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3

5.Main, B.G.M. 1983,“Corporate Insurance Purchases and Taxes“,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50

6.Mayers, D. and C. W. Smith, 1987,“Corporate Insurance and the Underinvestment Problem”,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54

7.Mayers, D., Smith, C.W., 1982,“On the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 J. Bus. 55

8.Mayers, D., Smith, C.W., 1990,“On the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reinsurance market”, J. Bus. 63

9.Myers, S.C., 1977,“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Financial Economics. 5

10.Skogh, G. 1989,“The Transactions Cost Theory of Insurance: Contracting Impediments and Costs”,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56

11.Warner, J.B., 1977,“Bankruptcy costs: some evidence”,J. Finance 32

12.Yamori, N., 1999,“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Japanese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J. Risk Ins. 66

13.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J],2001(1)

篇13

存款保险制度又称存款保护体系,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主管当局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与安全,在金融体制中设置负责存款保险的机构,规定本国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地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进行投保,在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救援,或由存款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作为金融监管的保护性措施,为保护公众利益,维护公众信心,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同业之间的一种风险转移和补偿机制,体现了金融机构之间共担风险、共御危机的一种努力,它通过直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来维护公众的信心,进而防止银行恐慌,维护金融安全,明确的救助标准也规范了这个制度。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也有明显的缺点,其存在的严重的道德风险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离不开严格的监管,这无疑加大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成本,并最终转嫁给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概念

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是指隐藏行为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在签约后,交易的一方违背承诺,进行有利于自己、损害他方利益的行为。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是指存款人、投保机构、存款保险管理机构以及监管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存款保险机构和存款人的损失为代价,以更高的风险决策追求最大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以致发生银行倒闭的可能性。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是先于存款保险而存在于银行体系中的,它是由于银行本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责任制度形成的,是内生于银行体系运行中的。但是,不可置否的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诱发了更大的道德风险。

二、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形成

存款保险制度有四个主体,基于这四种主体我们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各种道德风险的具体形成过程。

(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市场约束的弱化

格林斯潘曾经讲到:真正事前的金融安全网来自于市场,因为我们需要采取那些有利于提升私人部门监管的政策,把私人部门的监管作为实现安全、稳定银行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对于从事过高风险活动的银行,未被保险的私人部门必然会要求更高的价格,或者干脆不与其做生意。在把存款存入选定银行后,存款人还会继续监督该银行经营管理状况,如果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存款人会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风险溢价或者是选择“用脚投票”——把自己的存款提走,无论是哪种情况,存款人的存在对于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种有效的约束,这被称为“市场约束”。市场约束的存在有利于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能有效的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却明显弱化了市场约束。我们知道,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成本,存款人搜集存款银行资料、监督存款银行经营活动,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只需要选择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进行存款,就可以减少损失,即使该银行破产存款人也能从保险机构处得到全额或者部分的补偿,这就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经营活动的动力,进而弱化了存款人的市场约束机制。下面我们利用金融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存款人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容易引发的道德风险。

假定存款人原始存款资金为1,在银行存一年后本息和为1+r,其中r为银行年利率。存款人选择银行并监督银行经营管理是需要成本的,记此成本为c,即市场约束成本为c,c越大,市场约束能力越强。如若银行破产发生违约,那么存款人将不能收回本息,假定银行不违约的概率为p,其违约的概率为1-p。在无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的收益为R1,则有R1=1+r-c(银行不发生违约时)0(银行发生违约时)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即使银行破产无力支付,存款保险机构也会给予存款人补偿。我们假定存款保险机构会将本金补偿给存款人。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人的收益为R2=1+r-c(银行不发生违约时)1(银行发生违约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存款人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R1)=p×(1+r-c)=p+pr-pc,E(R2)=p×(1+r-c)+1×(1-p)=1+pr-pc,显然的,由于0(二)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作为投保银行来说,参加存款保险之后,能大大降低银行发生挤兑的可能性,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这同时也刺激了投保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的需求。据研究表明,由于银行股份制和负债经营的特点,银行本就存在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倾向,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挤兑而导致银行破产,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银行会主动约束其投资行为、有效控制经营和财务风险、积极改善经营绩效。而存款保险对存款人的保护,将增加投保银行的依赖性,使其更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将其所承担的风险转移给存款保险机构,一旦承担的不适当风险过多,就会导致银行内部体系的不稳定,不利于金融体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金融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篇14

墨菲定律：以防万一的心理准备

事情若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其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比如涂好果酱的面包掉地时，有果酱的那面总是先着地；去车站买票时，你排的那队总是最慢的，这些都可以用墨菲定律来解释。

这条定律告诫投资者：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任何意外变化都有可能随时出现。如股票总是在买了之后下跌，卖了之后疯狂上涨。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能坦然面对理财中发生的所有情况，保持平和冷静的心态，也能有效做到及时止损，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4321定律：合理分配家庭财产

这条定律适用于家庭财产的合理配置，也就是说家庭总收入可以分成4份，其中40%用于供房及其他项目的投资，30%用于家庭生活开支，20%用于银行存款以备不时之需，10%用于保险。按照这种收入分配比例模型可以合理分配财产资源，管理控制风险，让损失降到最低。当然，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理财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生活质量指标，可在4321定律的基础上按需调整。

31定律：清楚计算房贷

31定律指的是每月的房贷还款数额以不超过家庭月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为宜。例如，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月供数额的上限最好为6666元，一旦超过这个标准，家庭资产比例结构发生变化，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便有所下降，生活质量也会收到严重影响。

这条定律能让你沦为“房奴”的可能性大大下降，有助于保持稳定的家庭财产状况。需要注意的是，4321定律要求，供房费与其他投资的控制比例为40%，其中1/3（33%）若用于供房，以此推算，则收入的7%可用于其他投资。

72定律：复利收益计算心中有数

72定律是指复利计算法则，即不拿回利息，将利息计入本金中利滚利产生更多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翻倍的时间（年）=72/年收益率（%）。

如投资30万元在一只每年平均收益率12%的基金上，资产翻倍时间约需6年（72除以12得6）。再拿比较保守的国债投资者来说，年收益水平为3%，那么用72除以3得24，就可推算出投资国债要经过24年收益才能翻番。

掌握了复利中的奥妙，既便于在进行不同时期的理财规划时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又能根据复利计算结果合理组合投资，使组合投资的年回报率在可承受风险范围内达到最大化。

80定律：股票风险多少看年龄

80定律用于计算在不同年龄中，股票投资在财产的配置比例，是一种非常直观的风险管理手段。具体公式为，用（80-你的年龄）100%。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应降低，80定律便是应次需求给出一个大致的经验比例。也就是说年龄越大，股票投资在投资中应占据的比例越低。

双10定律：家庭保险要合理配置

双10定律是关于家庭保险投资的比例设置。双10定律指的是保险额度不要超过家庭收入的10倍，以及家庭总保费支出应占家庭年收10%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