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动画 传统美学 发展演变

不同的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是不同的，不同人群的审美情趣也是不同的，在观赏动画片时，一般成人观众会被动画中的玄妙形式吸引，但是作为成人，他们更希望获得更深层次的趣味，同时也希望更深厚的情感体验来充实精神世界。少年观众则是被其有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面对生动的故事情节，他们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动画电影中，这也是他们充实自己情感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成人还是少年，他们都希望能够从动画电影中获得自己想要的精神享受。审美趣味会随着时生改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趣味。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保持与全球化一致，是现阶段国产动画电影需要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艺术家们在长期的艺术设计过程中积累了很多艺术经验，这也是中国动画传统美学风格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创作了很多政治讽刺作品。审美观念的形成一部分与艺术家的审美经验有关，还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在创作中，艺术家不仅要饱含激情，还要有艺术技巧和审美情感，并把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融入其中，将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活力。艺术家除了有高超的技艺和创作激情外，还要具备崇高的艺术情操。在物质缺乏的年代里，他们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仍然饱含激情，用他们的审美观和艺术情操创作动画电影，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尽到了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责任，不断追求，不断努力，使国产动画电影走向世界。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也受到了冲击。传统的动画电影主要的文化元素以民间文化为主，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国产动画电影，这些传统的文化元素就是动画电影的素材，甚至有些民间故事直接改编成了动画电影，这样的动画电影很受影迷们喜爱。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国产动画电影中融入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元素，例如，国外一些浪漫主义文化就渗入到了国产动画电影中，有了这些外来文化元素的渗入，使原本显得有些单调的国产动画电影有了新的活力，喜爱国产动画电影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国产动画电影而言，它主要是满足国内影迷的需要，这就需要艺术家的审美观念有所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观念在发生着转变，与此同时，影迷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艺术家在寻求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会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影迷们会随着年代的不同，欣赏动画电影的趣味也会发生转变。早期人们只是追求最低标准的视觉享受，不会从深层次的趣味方面去欣赏一部动画电影，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享受，对动画电影的艺术效果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今后的国产动画电影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发展方向，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首先，一部动画电影要想更好地吸引观众，就需要在艺术效果上有所创新，不仅在动画电影中要有创新精神，各行各业都需要有创新精神，这也是适应时展的需要。动画电影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上，因为人们在观看动画电影时，是用审美的心态去观看的，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动画电影的创作就需要在审美效果上有所创新，现今主要是采用3D动画效果，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更需要注重这方面的创新。

其次，现今的国产动画电影有了很快的发展，不仅在题材上有了改变，而且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有所转变，传统的动画电影主要采用民间文化元素，很少有外来元素，比较保守，不像国外的动画电影那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然而现阶段的国产动画电影逐渐与世界动画电影挂钩了，有很多的外来元素和先进的技术，这就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更能够受到国内动画影迷的喜爱，也能够推动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国产动画电影人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总而言之，国产动画电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将会在世界动画电影中占据重要地位。

（注：本文为2013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课题名称：中国动画艺术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C0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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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立军，马华.影视动画影片分析[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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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臻婵.试谈影视动画中的民族化[C].节能环保和谐发展——2007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2007.

[7]张松林.再谈振兴中国动画业[J].电视研究，2003.

篇2

从循环流通视角来看，人类经济行为就是利用劳动借助于土地(当然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各种资产和各类信息)来获得货物的过程。如熊彼特所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既可以看作是工人消费其他货物之后的产品，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原始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由于工人消费到工人劳动特征之问联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显然，这涉及到教育、文化等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劳动就不是工人消费其他产品过程之后的产品，而是原始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在此背景下，人类经济行为就被理解为目的在于取得货物的行为。经济学家白身的“有限理性”选择了视劳动为经济过程中的投入而不是产出的研究图式：在主流经济学奠基时候，人类并没有关于劳动或者知识再生产的更多知识。

有限理性揭示了偏好只能在局部(时空)保持传递性，行为者的偏好、信念与行为的演变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对象。行为经济学关注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主要是因为异质性的引入导致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多样化，并作用于真实的生理过程。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产出的劳动不仅在下一次循环中具有生产率方面的特征，其感性、理性特征也是关注重点，并用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形成过程。从公理化基础来看，主流经济学默认了偏好的全局传递性；而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是社会经济体系中传递性局部化和概率化的具体化:信念、偏好与行为随着环境而多样化，指向人们主体满足(及其真实生理过程)。

行为经济学将非理性的情感纳入到个人决策框架中，脑的生理机制数据成为经济研究的客观基础。行为经济学从两个方面扩张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效用:人的行为以给定消费品(或者是决策环境下)后的产出而出现。决策环境对应的局部框架不仅影响个体的决策结果，还直接从信念、偏好与行为方面塑造决策者，影响决策者的情感、心理特征，实质上已经把劳动看作是决策环境的输出，视劳动为经济过程的产出；行为的神经元基础。行为经济学关注外部环境下人类的神经冲动特征，给出真正意义上劳动作为产出的具体生理物理基础，把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

作为消费或者决策结果的劳动，其对应的决策者信念一偏好一约束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三大非标准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平台。主流经济学也已注意到作为人类劳动关键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过程的产出，知识被视为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知识之问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经济体系不确定性的根源。行为经济学则把对行为人劳动特征的关注深入到个体选择与环境互动过程的信念一偏好一约束的演变中，甚至基于脑科学数据把情感因素纳入到劳动行为输出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揭示框架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大非标准模型，不仅可以分析个体劳动的知识特征是如何驱动信念一偏好-约束演变过程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经济学研究图式必须把特定环境下所产出的劳动特征:偏好、信念、知识、情感和行为置于分析的中央。

篇3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思辨能力；综合能力；励志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主要讲述西方经济学说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可以加强学生经济学理论功底，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时为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奠定重要理论基础。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教学感受，总结了学习课程后对学生的益处，与同行共勉。

1 通过经济学说史学习，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

财经院校的大学生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始接触经济学，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反映是“经济学”充满了高等数学，不是晦涩难懂的均衡计算就是复杂多变的图形，大部分的学生对此课程都有“想学但难学”的感觉。即使是所谓学的好的学生，也只局限与对图形的掌握和计算题的解题而已。对于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生难以理解和体会的，使得学生头脑中的经济学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已，这就失去了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真正作用。

而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的是经济学说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展现，产生了不同经济学说并影响当代经济的发展。学生通过对经济学说史学习，可以深刻感受到经济理论存在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跳出固有模型和惯性思维的影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点加深理解以前所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从而得到新启示，使经济学学习与时代相结合，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对不同学说的客观评价、理解，可以提高学生思辨能力

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大多使用国内教材。为了能够较系统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国内出版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也就是说讲述的是一种看法和思路。随着近年来教学计划调整和课时压缩，教师在有限课堂时间里讲述大纲考试的相关内容都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介绍其他的理论。这样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认为经济学只有所学的一家之言。而学说史的学习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通过介绍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理论，让学生看到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和继承以及不断发展、演变，思考为什么某人理论能够成为主流，为什么若干年前的支流后来又变为主流学说，背后形成和推动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对经济学说不断演变分析中就会逐渐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为一个不只会考试做题，关键是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大学生。

3 从学说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体会经济理论运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性

经济理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虽然通过历代经济学家努力和奋斗，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在大学教学中，由于教学体制和课时限制，学生很难在课堂上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经济理论到底对经济发展能起多大作用。而在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学说的时代背景分析，通过结合当时历史现实，讨论理论产生的根基和成为主流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如经济学说史上著名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对于经济学走向现代成为社会科学殿堂的“明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理论的正确运用可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不但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通过经济理论变革也为促进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国内的教材中对此介绍相对较少，但国外经济学说史的教材却叙述内容多而且面广。因为任何时期经济学说产生都是时代缩影和需要，其内容是与历史背景不可分割的，所以把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济学家理论结合起来讲解，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体系，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理解所谓“纯粹经济学”的欺骗性。在经济学教学中经常讲“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学生却不能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体会到“西学中用”目的是有选择的，甚至有很多人会被西方表面宣传所迷惑，认为“全盘西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选择。而如果从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待此问题，就可不辨而胜，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该课程重要性和实用性，改变固有的“历史无用论”的想法，同时可以激发思考的主动性。

4 有利于学生对不同课程内容的链接，融会贯通提高学习综合能力

不管什么专业对于在校大学生，每天都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听着不同老师在讲述着不同的课程。所以在学生脑中所学的各个课程只是大学知识结构中若干个点而已，至于不同点应该摆放在哪里，各个点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并未思考过或能够得出清晰构图。这正是造成社会所说大学生“高分低能”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分”是表明学生在校把所学课程即各个点掌握的很清楚，“低能”是因为其脑中只是零散“点”的堆积，而不能形成一个有形、有用的“网”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正是现在大学教学的一个弊端。大学中开设的有些课程只是强调理论性，而没有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知识。同时各个专业课程都是“各自为政”，针对某个问题任课老师只讲本课程理论和观点，而现实中任何问题都绝不是只用一门课程知识就能解决的，所以要求有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的能力，而这正是学生所缺乏的，也是在现有学校考核制度下所不能衡量的“高分低能”就不奇怪了。所以如何去构建这个“网”既要学生自己主动学习，也要借助于老师在课堂上思路引导和勾画线条，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提高知识运用的综合能力。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现实经济现象的浓缩，是众多历史原因的综合物，演变中涉及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福利经济学等各课程内容，所以在讲解某经济学的理论时经常会涉及到不同专业领域课程，如斯密的理论，既有宏微观的理论，还有国际贸易、税收、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理论成为不同的点，围绕“国家财富如何增长”这个中心，以“经济自由”为主导的思路构建出了斯密的《国富论》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成为经济学永远追随的主题和方向，这种情况在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中都会有所体现，教师就可以与学生已学课程情况结合，提供一个新视角去理解学过的理论，搭建起贯通各个课程的思路，让学生体会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课程是如何寻找解决之路的，哪些是现实中可行的或效果更好的，通过分析、梳理理论脉络，锻炼学生知识的综合应用同时增强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只有不断的加深理解变为自己的知识达到“融会”，才有可能去“贯通”，把各个点链接起来构建实体的专业知识结构，在现实经济生活和工作中解决问题，成为有文凭也有水平的大学生，成为企业和社会欢迎的人才。

5 经济学家的生平可以触动学生，有励志的作用对学生成才有所启示

篇4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篇5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篇6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赵德馨(1999)指出，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篇7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篇8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篇9

总体说来，整个城镇化过程中还要较高速地发展几十年。从现在真实城镇化率在40%左右看，按国际经验，要一直走到70%的高位才能转而走进低平发展阶段。城镇化的持续增长，可能要维持30年左右。房地产会随着中国各城镇中心区、建成区的扩大，配合接纳4亿左右的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定居，必然会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升级、优化之中的支柱。

当然也有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这样的支柱曾经在前面若干年表现出发展热度非常高，住房均价一路往上走，当时的感受是“越调越热，越调越涨”，但怎么会在前面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下子转向了？我们现在可以评价一下我国在经济下行中的房地产变化的性质是什么。

我一向强调，去年年初以来非常明显的房地产市场变化，其主题词应该是“调整”与“分化”，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中国房地产进入崩盘的过程，以及整个房地产的景气（如果以成交均价表现的房价而言）出现了一去不回的根本性拐点。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对于“崩盘”说的断然否定是正确的。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强调一下：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确实是有用的，有助于我们理解规律，不能只看一段时间里的市场波动――任何市场都有波动，我们判断房地产市场决非崩盘的基本底气在于对规律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如果依据事实做一个简单评价的话，自去年上半年以来我所称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分化，在演变过程中总体来说是健康的，现在没有人担心炒房和房价疯涨的问题，更多的是关注它怎么继续演变，而这种演变是市场分化中并不会总体崩盘而继续完成这一轮调整的问题了。

这种调整如掌握好，就是挤出与消化泡沫，这一过程会更好地使全社会方方面面认知，房地产是波动的市场，波动中使市场机制发挥应有作用，是要构建公平的市场，而政府要以调控促使这种市场保持平衡，就首先要在保障房轨道上使低收入阶层和收入“夹心层”住有所居，托住保障轨的底之后，市场轨上则要引导中等收入以上的公众、购房者和开发商一起认识和顺应这个市场。

篇10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方式；教学水平

基金项目：湖南涉外经济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招标项目《国际贸易学课程参与式教学改革探讨》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15日

国际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的核心理论课程，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研究各国经济活动之间关系，探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的一门课程，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学习本门课程通过了解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作用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而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本科院校，这样一门理论性强、涉及范围广、课程交叉多、理解难度高的课程，让学生融会贯通、提高教学质量成为了该门课程教学的最大难点。

一、国际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1、理论体系广泛复杂。国际经济学课程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涉及到经济理论，还涉及到当前国际经济中的众多现实问题。从整个体系来看，主要分为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微观部分包括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问题、要素的国际流动问题，主要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分配问题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和依据，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包括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涉及的主要有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众多经济学流派。直到当前，国际经济学体系仍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相关课程联系紧密。国际经济学与经济类专业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财政学等课程联系紧密。由于其理论性强的特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又为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课程学习奠定了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涉及部分贸易、投资、金融和财政的基础知识，有利于学生以国际视野来学习和探讨相关问题。

3、对基础课程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需要运用大量的经济模型，涉及的经济数量关系联系紧密，课程逻辑性较强。国际经济学本身的理论体系，也体现了数学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等特点。数学功底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支撑，在需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由于其内容上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教学中众多的图示暗含经济学理论基础，因而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础要求较高。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际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尤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等均作为核心课程开设，笔者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交叉重复部分较多。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主要包含了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的理论内容，其优点是在国际经济学的框架下兼顾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理论知识，确保体系完整性，但易导致的后果就是分别与这两门课程相互重复较多，且又有可能出现在教学中都不涉及的内容，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且由于教材内容更新缓慢，加上教学方式等问题使得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问题进一步突出，严重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2、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忽视学生的课堂主体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主要采用讲授、讲解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介绍知识点、阐述理论为主。基本上形成了教师为中心、学生为对象的教师独角戏格局，忽视了教师和学生课堂教学双核心的主体地位，不利于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学生个性能力的自由发展。而课堂设计也围绕知识点展开，教学目标狭窄，导致学生的学习以死记硬背或者被动理解为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幼稚产业论”为例，学生只基本掌握其理论内容和产生背景，对于该理论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意义却无从谈起，分析流于表面。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缺失，直接后果便是课程中极具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国际经济问题演变成只需背诵和记忆，学生的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停留在较低水平。

3、偏重理论知识教学，忽视联系现实实际。教师在教学中多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这虽然有利于教师备课、讲授的进行和教学知识点的完成，但有可能导致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而当前教材内容中涉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理论更多采用模型分析，案例分析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案例分析较少，使用假设条件严苛的模型假设较难解释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这些都将导致理论学习和实践分析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以教材为中心，使得教师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能力被削弱，教师与学生的思维僵化，也不利于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国际经济问题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运用理论知识解释中国的国际经济问题。

4、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基础课程功底薄弱。由于理论课程本身较为晦涩难懂，学生学习兴趣有限。加上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广泛和理论体系的庞大，具有非常强的理论性，并大量运用较为抽象的分析方法，教学过程中的模型和图示较复杂，假设前提条件繁多，通过建立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分析。这些对学生而言都易造成困扰，且由于部分学生基础课程功底薄弱，缺乏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等基础，普遍反映学习过程中推论过程复杂、逻辑分析偏多、课程难懂，对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难以理解，影响教学效果，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难以提起兴趣反过来更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两者之间出现恶性循环。

三、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多种教学方式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课堂教学中应当注重参与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改变过去传统教学方式教师只注重知识点的讲解和阐述的不足，将单向封闭式的课堂变成双向开放式的课堂。参与式教学是在双边教学过程中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强调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以提前告知课程教学讨论主题的形式，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查找资料、分组讨论等方式参与到教学中。案例式教学是将实际案例导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究欲，通过教师对课程内容相关案例的介绍，让学生尝试分析并解决问题。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部分，可以通过在课堂上以学生比较熟悉欧盟的发展为例介绍该知识点，并可提前要求学生搜集中国在近年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等资料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式的灵活采用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实现教学相长，帮助学生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培养学生应用能力。

2、正确处理与其他课程关系，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国际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其他专业课程的先修课程，与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课程相关程度较高且有内容重复，教师必须熟悉和了解教学过程中需要涉及的其他课程的内容，要教授给学生一点知识，自己必须具备大量相关知识，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对于可能有所重复的部分，可与相关课程老师充分沟通协商，在教学中突出本门课程体系中的重点部分，以避免两门课程对同一知识点的重复讲授，降低课堂效率。对于前续基础课程比较薄弱的情况，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之前，应将涉及并利用的分析工具做重点回顾，譬如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无差异曲线等，以避免由于基础问题导致的连锁反应。而由于国际经济的动态变化，教材内容更新的滞后，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更新经济数据，以确保内容的完整性和时效性。

3、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另一方面也促使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在课堂教学上，采用集文字、图片、视频、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手段能极大地丰富教学形式，以弥补传统板书讲授形式的不足。在网络利用上，课程涉及到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本身就是在实时发展动态变化的，借助互联网能改变从前坐井观天的局面，及时获知大量的相关信息。教师还可通过网络平台，将课堂教学中使用的课件、案例、习题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及时提供给学生，极大地丰富学习内容，以弥补教材的不足。且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主动去探究感兴趣或更全面的数据资料，拓展知识面。

4、努力完善教师素质，提高教学水平。无论通过何种措施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都是核心和关键。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对教师要求较高，加上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教师不断完善自身素质。教师应注重专业知识、教学经验和思维能力的积累，提高学术水平和知识层次。同时，需注重与同行教学经验的交流，培养团队协作意识，甚至可以与其他行业专业人士交流对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的看法，培养开阔的国际视野。在教学实践中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新海.关于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反思[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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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院校 发展经济学 教学方法

一、导言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在经济学的众多学科分支中，只有发展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加值得思考和重视。因此，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对我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发展经济学课程在民族院校的深入开展，除了让学生掌握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理解经典的理论模型，以及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外，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环境，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民族院校全面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学生全面、深入的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发展经济学自引入中国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本土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课程开设中，除了经济学专业以外，很多财经类专业要么不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要么把发展经济学开设成选修课，课时分配不够，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就更加难觅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身影。为民族地区培养干部人才的民族院校到目前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发展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近年来，发展经济学课程开设专业不断增加，然而也仅限于经济学院，目前经济学院仅有两个专业将发展经济学设置的是必修课，安排48个学时，其他四个经济类专业都为选修课，并且仅有32个课时，教材内容只能完成一半。

二、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发展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课题组成员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引入有效的教学方法，首先需要全面掌握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目前的发展经济学教学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演变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关系和度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在这一个部分教学中，帮助学生正确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明确发展经济学不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二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与传统的经济学课程和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不但介绍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总结而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而且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经济增长阶段与起飞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这两个理论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思路有更大的参考意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运用一般经济学理论分析收入分配的类型以及测量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过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储蓄、投资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来解释收入分配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突出的贫困l司题从概念人手，深入解读，说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意义。

三是经济增长要素。依据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唯资本论、唯计划论，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逐渐体现出来。虽然资本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匮乏是共性，因此，必须正确理解资本积累的作用以及Y本形成的过程。人口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到底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人口转变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的行为分析，有助于学生理解人口政策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不完备，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失业问题较之发达国家更加复杂，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以及投资效率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能够较快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测度，技术引进的选择对技术吸收的影响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多方位的考虑。资源、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由于资源与环境的不可逆性，以资源促发展，以牺牲环境促发展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时刻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

四是经济结构转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结构严重不合理，农业比重过大，且效率低下，农业技术变革推进缓慢，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配套的政策制度不能有效实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亟待提高工业化比重，完成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加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有效保障。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失业问题的考虑能够扫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障碍。

五是对外经济贸易。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传统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在既定的国际贸易次序下，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选择将影响地区福利水平的变化。在利用外资方面，国外借款必须适度，以免引发债务危机；制定的优惠政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需适度，正确看待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用。

六是制度与市场的关系。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机制是不完备的，因此了解发展中国家制度的重要地位，避免低效率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了解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失灵，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动态转换。

发展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互呼应，发展经济学能够解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能够指导民族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征，确定一条高效的经济发展路径。因此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是相得益彰的。

三、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

目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比较落后。由于受到目前《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的限制，民族院校在讲授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等问题时，常常只能依照已有教材的案例来进行解释和说明，而教材中的这些案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案例选取国家的发展时期比较久；二是案例选取国家学生不太熟悉。例如在介绍后发优势理论时，大部分教材选取的是印度80年代的发展情况，在介绍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时，大都也是以北美国家80年代的发展情况为案例。民族院校大部分的学生来自民族地区，他们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即熟悉也感兴趣，民族院校在教学内容上亟待更新。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按照《发展经济学》课程各章节研究内容，设计有足够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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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 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

篇13

关键词：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理论体系形成

所谓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就是研究区域内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要素分布在空间上的组合特征及演变规律的理论，它是关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城镇居民点区位的综合区位理论。其研究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不是要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和现象的最佳区位，而是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强调区域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性的同时，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也强调各组成部分或现象之同的联结变化过程，亦即各种动态序列的瞬间反映。通过对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在空间中的位置及其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性研究，组建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以获得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帕累托最优。从1826年杜能农业区位理论的创立到20世纪90年代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形成，我们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区位论研究阶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 世纪90年代的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分异理论研究阶段和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空间经济学阶段。

一、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论又称标准化理论或立地论（Location Theory或Stan

dortlehre），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等，是一些德国学者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期间提出的。1826年，杜能（J.H.VoThünen）依据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与市场的关系，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生产布局在地域上的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揭示了区域农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提出了一般区域农业布局法则与模式。1909年和1914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 Weber）系统地研究工业企业区位问题，认为决定工业场所的三个区位因子是：运费、劳动力费用和聚集力，并基于区位因子体系，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后来又经美国经济学家胡佛（Edgar Hover）等人在考虑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投入替代物和规模经济后对工业区位论进行了完善。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进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计算，进一步推导出区域工业活动空间分布模式，从而揭示了工业经济空间活动的基本规律，把区位理论由农业扩展到了工业。这种以产业的空间布局为核心，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进行考察，不仅为其他区位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考察现代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性理论和模式。

伴随着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问题成为一些学者研究区位理论考虑的重要问题。在考虑成本和运费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市场区划分和市场网结构的合理性，区位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1933年，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通过对德国南部地区的城镇规模、职能间的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的特性分析，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揭示了区域城市分布是具有等级序列的，在空间上是呈蜂窝状的空间结构，城市的辐射影响范围是一个正六边形，而每一个顶点又是次一级的中心，形成区域城镇体系的正六边形空间结构模式。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符合生产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廖什（A .Losch）于1940年发表代表作《区位经济学》一书中以在垄断资本条件下资本家追求最大利润为背景来建立自己的区位理论的。他创立需求圆锥体学说，把价格与消费量的比例关系与市场区联系起来，求出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在继承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并扩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揭示了在市场区位空间达到均衡时，最佳的空间结构模式也是正六边形的空间结构形态，进一步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和中心地理论，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费特（Frank A.Fetter）从市场空间视角对市场竞争力的分析形成贸易区边界区位理论;英国学者罗斯特朗（E.M..Rawstron）和美国学者史密斯（David Smith）提出和完善了赢利边际区位理论;俄林（Ohlin，B.G.）在资源禀赋的视野中对工业区位形成作探讨，建立了关于地域分工和区际贸易的一般区位理论等。区位理论在美国区域经济学界的大为风行，不仅成为50年代后计量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系统论思想和运筹学方法的复杂和运用，使区位理论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区位理论。

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特点是：（1）提出并建立了影响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区位因子体系，其中运费是投入-产出关系特点与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决定性要素。（2）研究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是寻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和现象的最佳区位，如农业、工业或城市某一个体的区位理论，以阐述产业、企业和城镇居民点等的区位选择为特点，探寻区域经济的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规律性。（3）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区位几何学等方法，建立起静态分析的区域空间结构模型。

二、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分异理论

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 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在古典区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研究，艾萨德（Isard）1956年开始尝试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中，他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阿隆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和汉德森（Henderson1974）为代表的“新城市经济学”吸纳了杜能的思想，建立了连续性空间和一维空间假设下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分析租金和运运输费用的平衡和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然而，面对战后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众多的区域问题，区域经济学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政策的研究，形成一系列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分异方面的理论，对区域总体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进行研究，从总体出发寻求各经济主体在空间中的最优组合与分异等思路，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区域经济空间集聚和分异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的众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以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后经布代维尔、弗里德曼、缪尔达尔、赫希曼和威廉姆逊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随后，布代维尔（j.b.

boudeville）将区域增长极定义为：“位于城市区域的一组扩张型产业，它通过区域影响诱发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艾尔伯特・赫希曼（Hirschman，A.O，1958）的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发展过程应当理解为“一连串的不平衡过程”，“在发展过程中，集中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在国家和区域间的不平衡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他提出了“极化效应”（Polarzation Ef

fects）和“涓滴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s）概念，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缪尔达尔（Myrdal，C）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则提出“回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概念来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演变，并提出“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的基本思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并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形成“循环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以另一个地区的经济衰退和萧条为代价的”，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是“趋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1966年，弗里德曼（Friedman，J.R）将中心――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空间演变的分析中，提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模型。他在196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前工业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区域空间均质无序，其中有若干个地方中心存在，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等级结构分异。（2）过渡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这个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由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地区所组成。该中心以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吸引地区的要素不断向它集聚，越来越强大，而地区则更趋向落后，从而致使区域空间结构日趋不平衡。（3）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展，在区域的其它地方产生了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上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就形成了区域的经济中心体系，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形成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结构。 （4）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区域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日趋紧密和广泛，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地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缩小，区域内逐步形成了功能上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随着中心与地区界线的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并认为，区域经济逐渐向空间一体化方向发展，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所导致的空间二元结构的改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机制来实现。1965年，威廉姆逊（J・G・Williamsonl）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通过实证分析也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进一步反映了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机制和发展趋势。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针对以前片面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布局的做法进行反思，开始将效率放到突出地位，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理论和法平衡协调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点轴渐进发展模式、梯度理论、网络发展模式等，为我国经济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起到重要作用。

综合上述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其理论核心均集中于区域经济是如何集聚和分异问题，而众多学者建立和发展的区域经济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机制又是我们分析区域经济集聚和分异的理论基础。通过探讨区域经济集聚和分异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机制和过程的影响，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在体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的基础上，达到实现区域经济空间发展的逐步均衡化的目的。显然，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特点是（1）从综合的、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和发展区位理论，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区域经济空间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提出和建立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机制。（2）建立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探讨区域各类经济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和过程，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3）提出和完善了众多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如增长极模式、点轴模式、城市圈层发展模式、梯度理论等，广泛运用于各种区域经济规划中。（4）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分析方法由以往的基于几何学和微积分的数学分析，进入到数学模型与计算机模拟研究相结合阶段。

三、空间经济学的形成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完善

空间经济学的形成，是以1991年克鲁格曼（Krugma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经济地理与收益递增》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Model）为标志。所谓CP模型即“中心――”模型的基本内容是，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cost）”。 中心―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 即当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越多，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产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中心―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猜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在核心―模型中，三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一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即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或称市场进入效应（market access effect），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即实际收入效应（real income effect）或称生活成本效应（cost of living effect），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三是市场拥挤效应（market crowding effect）， 即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其含义是指随着企业在中心城市的不断集聚，企业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减少了利润，由此可能会有企业重新选择区位，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搬迁到腹地。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的集聚，并且相互促进;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追逐市场接近性优势的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产生了聚集力，即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种前后联系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特征，它们可以使对经济系统的初始冲击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初始的冲击。聚集力的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扩散力决定了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

显然，空间经济学的形成，不仅有效地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机制，而且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区域经济空间现象的产生过程，解释区域经济空间现象的结构，如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藤田（Fujita.M）通过研究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引入了人口增长变量，构建了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变形中心地体系，随着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轴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点-轴”型多城市空间结构等。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无疑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伴随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cle Porter）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和1991年保罗・史鲁格曼（Krugman）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两篇文献问世，产业集群的研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产业集群理论也才回归主流经济学之中。波特从竞争优势出发来分析集群式的产业集聚现象，在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构了有关产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菱形构架”理论来分析国家竞争优势。认为地理集聚的发生是由于地理接近性可以使集聚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它有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信息的创造和传播、地方机构的发展以满足集聚的特殊要求，并感知、承受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克鲁格曼建立了产业集群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在我国，王缉慈教授2001年系统地概括了产业集群理论和新产业区理论，并探讨了高技术产业的集群机理，提出了我国发展企业集群，营造区域创新环境，走多样化的、具有特色的区域发展道路的政策建议。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又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内容完善和演变机制的充实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特点是（1）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区域经济空间现象的产生过程，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机制，完善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机制，使空间视角研究经济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2）在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阶段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发展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理论，建立了区域产业集聚和扩展理论，使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3）新方法与技术手段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和GIS 与RS 技术的结合展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也向动态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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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经济学中有很多重要的概念都没有确切的定义。报酬递增就是其中的一例。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根本就没有这一词条。通俗地讲，如果同等的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等的产出只需更少的投入，这种现象就是报酬递增。报酬递增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对报酬递增的分析隐含于对分工问题的论述中。在古典经济学及马歇尔的体系中，报酬递增概念涵盖了整个经济系统，而不局限于单个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二分中，报酬递增思想自然地内化到生产理论中。报酬递增成为了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的生产函数、成本函数的一种刻画。这样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过程中，报酬递增的内涵就从整体层面的概念演变为一种微观层面的概念规模报酬递增。不过，尽管规模报酬递增的术语出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但它并非研究的核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才是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中的基本假设。早在 1928 年，杨格针对当时经济学界对报酬递增思想日趋忽视的现象，在当选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 分会的主席就职演讲中，呼吁经济学家重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杨格定理被认为是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动态化的早期尝试。遗憾的是，杨格在这一演讲之后的第二年便英年早逝，因此他在这一进路上也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贡献。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几乎是二战后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版本。不过，在该书中也没有专业化和分工、报酬递增问题的地位，而只是象征性地提到过这些古老的经济学思想。直到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理论的兴起，报酬递增思想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所以，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80 年代报酬递增思想的复兴之间的这段时期，可视为报酬递增思想的中断时期。为何报酬递增思想会在主流经济学中一度中断? 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解释:

一种是工具不足论。该观点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范式中，缺少处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的数学工具。代表人是杨格、卡尔多、斯蒂格勒、杨小凯、布坎南、阿瑟、舒尔茨等。例如，早在 1928 年，杨格就指出，经济学家们为了有效地研究报酬递增问题而建立的工具，可能妨碍学界清楚地认识报酬递增现象。杨小凯( 1993) 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处理角点解的数学技术，所以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特殊的形式化处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古典经济学家曾十分关注的报酬递增这类属于经济组织层面的问题就被抛弃了。

另一种是脱离现实论。该观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过于形式化，脱离了现实，这导致了对分工、报酬递增思想的抛弃。这类观点以张五常为代表。张五常( 2007) 认为今天的经济学不重视那间制针厂，是不重视真实世界调查的延伸。经济学者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内，搞些什么数学理论，或拿着些数字搞回归分析，赢得大学的一个铁饭碗，皆因对世事没有兴趣。即张五常认为，不是由于经济学家数学方法的缺失，而是其滥用，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忽略，导致了分工、报酬递增思想在演进过程中的一度中断。

以上两类解释，隐含地强调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存在的某些差别，这是富有解释力的，本文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不过对报酬递增思想演进的机理分析有待深化。笔者拟以竞争与报酬递增关系的转变为切入点，指出报酬递增思想能否在一个经济理论体系中立足，取决于它与什么样的竞争理论相匹配，以此为主线对报酬递增思想中断的原因做了另一种解释。以下论述拟从三方面展开: 首先，分析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关系的转化; 其次，分析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假设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以此作为报酬递增被排除于研究的视野之外的原因。最后是总结。

二、竞争与报酬递增关系的演变

( 一) 从斯密到马歇尔的相容阶段

在古典经济学中，尽管对竞争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它始终是核心的概念。报酬递增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斯密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与报酬递增相匹配的竞争的现实性。不过学界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正如伊特维尔所言，完全竞争的特征，常常被不合理地等同于古典学派对竞争的讨论。例如，以坎特伯瑞为代表的很多人认为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者的理论，都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基于生产成本和零利润率建立的价值理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 而非完全竞争) 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有助于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协调一致。在他那里，竞争是现实的、动态性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静止状态，也不是一种理想类型。斯密的《国富论》中并未出现完全竞争一词，他从未将竞争理解为完全竞争，也未认为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而只是对于竞争问题作了客观的现实描述。他使用的是自由竞争概念，强调自由进入，将竞争理解为一种现实的过程，一种现实的活动。正如 McNulty 所说，斯密所说的竞争概念是一个行为过程，与市场结构无关。在穆勒那里，竞争也不是作为一种研究的基础假设，而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刻画，这与斯密是相似的。总之，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竞争是一种对现实的刻画，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研究假设。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允许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当交易成本存在时，会对生产上的报酬递增产生抑制作用。报酬递增仅能带来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但从产品生产完毕到产品到达其消费者，还要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较之于生产费用占商品价格的更大比重时，仅仅是生产上的经济性，并不足以引发生产者的垄断现象。斯密定理指出，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现实中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大，这会限制分工的程度，从而抑制企业在生产上的报酬递增，从而生产不会无限制地扩张并走向垄断。斯密在《国富论》中曾以运输成本这一典型的交易成本为例，阐述了过高的交易成本会减少市场范围的现象。这样，在古典经济学中，报酬递增( 分工)与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因此，在古典经济中，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是相容的关系。

马歇尔对竞争的理解承继了斯密的传统，他也将竞争理解为一个现实的、动态性的过程，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对报酬递增的现实约束，如来自需求、交易费用等方面的约束。与对斯密的误解一样，很多学者都认为马歇尔强调的是完全竞争。就连熊彼特也误读了马歇尔对竞争的态度，认为马歇尔所说的竞争指的就是完全竞争，熊彼特指出他( 马歇尔) 和维克塞尔一样，对完全竞争模式作出他的一般结论，很像古典经济学家所为，他提出完全竞争是常态，不论是马歇尔、维克塞尔还是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把完全竞争看做是例外。而事实上，在《经济学原理》中，完全竞争一词仅非常不重要地出现了四次，这与完全竞争假设后来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有天壤之别。在第六篇第二章第八节中，马歇尔指出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可见这里隐含了不完全知识的假设。接下来，马歇尔更是明确指出，他的理论并非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并指出大量的社会现实表明，这一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Loasby 也认为，将完全竞争理解为马歇尔的价值理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马歇尔所指的竞争应该是哈耶克式的发现过程。事实上，在《经济学原理》中所出现的 19 幅供求曲线图中，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而非完全竞争状态中的水平需求曲线。在第五篇第十二章第二节的脚注中，他指出当我们考虑个别生产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他的供给曲线和他自己的特殊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相配，而不是和广大市场上他的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线相配。这一脚注启发了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并助推了垄断竞争理论的诞生。从这一角度来看，马歇尔似乎可以被视为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的真正鼻祖。很多学者甚至指出，马歇尔的分析是以垄断竞争为基本的分析前提的，这种说法虽不完全正确，但它对竞争的现实性的强调，则是有其合理性的。熊彼特在 1941 年，一改他 1912 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的论调，认为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与在其去世后不久发展起来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马歇尔拒绝承认完全竞争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市场结构。另外，当代研究马歇尔思想的著名学者 Whitaker也曾提到，马歇尔的竞争概念与其说接近于现代的完全竞争概念，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后来的不完马歇尔对竞争的这些观点，使他的体系得以兼容报酬递增问题。他认为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报酬递增的倾向对之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产品: 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新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望。其中有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 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迎。所以，即便我们讨论内部规模经济意义上的报酬递增，也未必会导致垄断，因为来自需求的限制本身就构成了对内部经济的一种抑制。按斯密的语境来说，需求的有限即市场很小，这会抑制生产，使其不会因为报酬递增而无限扩张，从而使生产者难以获得垄断势力。另外，马歇尔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他的外部经济理论也使得报酬递增的存在不会导致垄断的产生。例如新增长理论的早期阶段，在引入非物质性的生产要素，赋予外部性以新的内涵，从而允许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时，延续的就是这一进路。因此可以说，在马歇尔的语境中，报酬递增与竞争两者也是相容的。

( 二) 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的冲突

在马歇尔的时代，竞争理论正由古典意义上的竞争，演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古典的竞争理论，经由西尼尔，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埃奇沃思，克拉克，奈特等人的发展，逐渐转变成了完全竞争理论。伴随着这一转变，报酬递增与竞争两者的关系由相容转为对立。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从完全竞争的定义来看

奈特综合了前人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完全竞争的概念，他对完全竞争的论述最有影响，很接近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他指出了完全竞争的九个必要条件，认为这些条件是大量经济学文献中所涉及的。根据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相关性，以下只分析其中的四个关键条件:

( 1) 经济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不存在移动和改变东西的成本。要具备这一理想条件，所有进入经济计算的因素都必须是连续可变的、无限可分的。重复某种生产操作决不能形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能提高或降低实现这一操作的能力。再有，生产过程必须不变地连续地完成。每个人不间断地生产出一件件商品，这件商品的消费与其生产同样迅速。商品交换必须在瞬间彻底完成，且不存在交易成本。

奈特认为，这项假设的必然结果是存在完全竞争。事实上，这一假设已将报酬递增问题剔除了，这是因为进入经济计算的因素都必须是连续可变的、无限可分的、生产过程必须不变地连续地完成事实上排除了固定成本的存在，而这是报酬递增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而重复某种生产操作决不能形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能提高或降低实现这一操作的能力的假设排除了斯密、马歇尔理论中所涉及的分工的收益，预示了后来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所以，奈特对完全竞争特征的这一假设事实上已经完全排除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即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从定义层面上就是不共存的。另外，商品交换必须在瞬间彻底完成，且不存在交易成本的表述，则排除了广告销售成本、运输成本等一系列会对报酬递增形成制约的因素，也排除了时间因素，使竞争理论完全转化为一种静态的理论。

( 2) 在全部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存在完全的、连续的和无成本的相互交流，所有的买卖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出价。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被分割为无限多个单位，这些单位的商品必须被分散持有，并且有效地相互竞争。

在全部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存在完全的、连续的和无成本的相互交流，所有的买卖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出价这似乎是完全信息的假设。而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被分割为无限多个单位，这些单位的商品必须被分散持有，并且有效地相互竞争的假设，则排除了任何一种产品集中于个人、个别厂商的情形，即任何的个别厂商都不可能垄断任何产品的生产。

( 3) 人们以个人的身份采取行动，完全独立于其他人。商品交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形式，至少不存在影响经济行为的其他类型的关系。

这一假设排除了各种形式的共合谋、各种程度的垄断或垄断趋势。

( 4) 必须存在有效的分工和交换的动机。

奈特发现，自柏拉图以来，虽然很多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研究过( 分工) 这个主题，但经济学著作从未对此进行过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其中的原因，似乎是该问题太复杂了。为了简单化，奈特的如上假设旨在限定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只生产一种商品，所以分工的状态在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中，已经是处于最终的完全分工的状态，不可能存在分工的深化过程。这样的假设事实上是回避了对于分工、报酬递增问题的分析。

在奈特之后，阿罗和德布鲁( 1954) 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对完全竞争进行了形式化的刻画，并以此为基础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唯一性，从而对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形式化的理论证明。早在 1941 年，斯蒂格勒就发现，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完全自由竞争既是所有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前提，又是这些理论所要证明的最终结论，即只有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才是最优越的。所以，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分析的假设，更似乎是一种信仰。

总之，较之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完全竞争概念有着严格的限定，它的定义本身已经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排除在了研究之外。虽然 20 世纪30 年代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脱离了现实，但两者只是完全竞争模型的改良版本。正如熊彼特所说，垄断竞争理论假设了一种不变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努力并未真正突破静态的竞争观。

2. 从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的关系来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报酬递增问题，一般可以从成本和生产技术两个角度来刻画。从成本角度: 如果企业的平均成本随产出增加而下降，则该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从技术角度: 如果企业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比例的增加，则存在报酬递增。

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因为价格并非企业的决策变量，所以企业的利润仅为产量的函数。因此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同时，由于完全竞争使得企业无超额利润，所以平均成本必须等于价格，即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的最低点相切。而如果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必然会导致垄断，从而不能达到均衡。同样，在存在企业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来自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协调成本等的约束，垄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规模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也是冲突的。因此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语境下，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是冲突的。正如维克塞尔所言，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是不能共存的。价格制定者的存在，使得边际效用不怎么可能与价格保持一致，唯有规模经济不重要，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意义的。

三、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边际分配理论

这样看来，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就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关系。经济学在二十世纪初的几个年代中，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在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两者之间的抉择中，大多学者选择了前者，而放弃或者说是回避了后者。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规模报酬不变，则与完全竞争的关系非常融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的科学化所必需。因为科学化要求精确化，精确化一般要求形式化，而在有限的数学工具的约束下，形式化又必须对现实作出简化。完全竞争理论的形成，正好是适应了经济学科学化的这一特殊需要，并在经济学中确立起其根基性的地位。具体而言，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等一系列假设的完美结合，对于吸收边际革命的成果，证明边际分配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而是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则对完全竞争均衡、边际分配理论构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克斯蒂德的分配学说。

边际革命之前的分配理论是剩余理论。因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分配原则是: 工资由维生工资、工资基金决定，地租由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决定，除去这两者，剩下的就是利润、利息。张旭昆( 2009)指出，按照这种利润利息的剩余说，各种要素的分配份额总和必定等于总产出，不存在加总问题。边际主义三大领军人物的贡献在于其价值理论，他们都说明了要素的价值是基于各要素的最后一单位对产品价值的贡献。不过，尽管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价值的决定问题，但对于分配问题没有给予直接的关注。边际主义的兴起只是使得为各个要素建立一种统一的分配法则成为可能，但他们没有解答如下问题: 即如果各要素都是按边际产出来得到报酬，那么这种原则是否能够保证最终产品正好不多不少地被分配完毕?如果最终产品不足以在各个要素间进行分配，或者在按照这一法则分配之后还存在剩余，这将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它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边际主义理论的质疑。所以，证明耗尽定理的成立性就成为证明边际理论合法性的关键，这就是威克斯蒂德 1894 年在《分配法则的协调》一文中的贡献。本文接下来的分析以介绍威克斯蒂德的贡献为中心，以此来说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于边际分配理论的重要性，这样就凸显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必要性，而规模报酬递增则因与完全竞争、竞争性均衡，边际分配理论的致命性的冲突，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之外。

威克斯蒂德 1894 年的文章大意是: 他认为以往的分配理论对各种要素没有统一的分配法则，没有考虑要素按不同的法则进行分配是否正好将产品分完的问题。在该文中，威克斯蒂德解决了多种要素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在此之前，李嘉图、杜能、奥地利学派的很多学者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威克斯蒂德将古典的租金学说解释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一个特例。他旨在为各种要素确立一种统一的分配法则，且证明按这种法则进行分配正好将最终产品分配完毕。他所说的统一的分配法则就是边际生产力法则: 生产要素的价值由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由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要素的报酬等于边际产品价值。每一个要素如果都按照其边际产品值进行分配，则总产品正好分配完毕。

总之，在威克斯蒂德看来，为建立统一的分配法则边际生产力分配法则，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假设是缺一不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维克塞尔、维塞尔、奈特、张伯伦、卡尔多、施蒂格勒等人的认可，并体现在后来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可以说，威克斯蒂德这篇文章，对于收入分配理论从古典经济学的剩余论转变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配理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威克斯蒂德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埃奇沃思、帕累托、陶西格等人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所针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该理论不能解释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成立时，产品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遗憾的是，威克斯蒂德在 1906 和1910 年只是口是心非地面对了这一批评，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后来的学者，如熊彼特、萨缪尔森等人都强调，规模报酬不变对于证明边际分配法则的有效性，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熊彼特指出威克斯蒂德的证明，是建立在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这样一个充分但不必要的假设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耗尽定理是绝对有效的，也就是在每一点都有效，而不仅仅是在均衡状态之下有效。萨缪尔森指出，均衡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价格) ，一旦问题涉及收益和支出，则均衡的决定就不仅仅是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另外，不管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满足一次齐次性与否，它都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他认为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既非产品全部用尽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不过，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虽然面临着这么多的批评，但因为其简明性以及它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的相容性而渐渐在经济学中确立起了其关键地位。正如熊彼特所说如果我们追随威克斯蒂德，进一步假定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没有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我们便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简化，正是因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简化，许多作家才紧紧抓住一次齐次性不放。萨缪尔森也提到，经济学家希望假定齐次性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出现矛盾，从而损害边际生产力理论。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