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信息经济学是针对“信息”这一对象分析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交叉科学，融管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运筹学和信息科学于一体。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主要依照两种研究思路来进行。

思路一：信息经济学的“二分法”。它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产生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在微观部分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使得价格的搜寻需要付出成本，买卖双方的私人信息会影响决策，个体有限理性。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场调节手段，运用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约束手段与机制不可或缺。而宏观部分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对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思路二：信息经济学的“三分法”。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3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中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重点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中观信息经济学，即产业信息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国际信息经济与本国信息经济的关系等。按照3个层面的划分，使得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保持一致和良好衔接，因此信息经济学又称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工业经济学。

2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尽管不同学者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1)经济信息。研究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对于行为人的影响，探讨某种信息条件下行为人相互作用的经济问题，如非对称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论、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广告模型、市场信号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质属性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费后，也不会消失，而且通过加工提炼，会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时效性。时间会使得信息价值消失。三是不对称性。所谓的委托一和逆向选择。四是知识性。同样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价值不同。五是独创性。如知识产权保护、着作权保护等都是信息独创性的表现。六是效用动态性。信息商品通过传播被更多人认可，可能效用会增大；如果被恶意扩散则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对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商品的价值认识不同。

(3)信息社会。人类文明进入到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贸易全球化成为主流；由传统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网络形的组织管理结构转变；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对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战争形态。

（4）信息经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出现了新形式的劳动对象、劳动关系和经济结构。有人称搜索引擎为互联网经济的车轮，预测搜索引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Web2.0这种创新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理念，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实现了网络经济环境下新的商业活动交易和办公模式，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5）信息产业。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以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产业发展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强了全球分工。信息产业催生新兴行业，引发了全球“物联网”和“数字地球”的研发，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3信息经济学的新发展

（1）新组织信息经济学。IT技术的发展，使得组织的体系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新组织的信息机制设计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组织的委托理论和激励约束机制，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

（2）网络信息经济学。网络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更加强烈，由此，网络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如网络信息传送与交流、网络信息价值评价、网络经济政策和网络经济法规的制定等，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建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实现各种有价值的交流互换、共享而改变行为方式促进“协同交易”。

(3)国际信息经济学。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扩展到国际领域，讨论世界信息经济的生产效率、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国际信息政策对比、评判与预测研究，各国信息经济依赖程度与跨国信息经济比较等内容。

（4）交叉地带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涉及通信、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种学科，各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分析信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探讨各学科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4结语

信息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同时它也是—门与时俱进的理论，其研究范围广泛并不断扩展深入。

篇2

1基于设计工作过程的方法研究

环境设计的专业教学一般由基础课和专项设计课程构成，到了高年级，课程设置更倾向于“真题真作”和“假题真作”的模式，以此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以及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实战性。这一模式本身并无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该专业学生大都来自美术类考试，他们的文化素质、逻辑思维，理性的综合分析能力相对低较。同时，在教学上的师资储备、教学条件和实习基地相对缺乏，在专业理论建树和工程项目研究方面相对薄弱，导致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设计水平难以突破。这些弱点在就业方面已经逐步呈现出诸多问题。其次，传统的环境设计教学多注重表现技法的传授和形式语汇的表达，当学生面对实际项目设计时往往不知所措，缺乏实际指导设计实施的方法与步骤，感觉基础课程的学习与项目设计脱节，形式语汇难以建构。事实上，包括视觉传达设计在内的艺术设计各专业几乎都未开设专门的设计方法研究等类似的课程，所谓方法大多依靠教师个人的经验与认识水平。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对整个设计专业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1科学的工作方法

现代环境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高的交叉学科。首先，环境设计的成果是以工程项目的建造为结果和过程的。因此，凡是涉及工程项目设计和建造的所有环节都将成为环境设计关注和遵循的必须原则。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没有一个科学、系统、整体的方法来支撑，这一过程很难得以推进。其次，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又会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相互叠加和展现。这更需要设计者具有冷静和睿智的头脑，运用一定的方法予以化解和实施。学校教育的问题是，这一复杂的动态系统由于不能及时得以评价或是由于片面的评价和引导，往往失去了真实的意义。方法成为设计过程中的注解，而非设计必须遵从的原则。在面对实际的项目设计时，盲从和慌乱成为普遍现象。

方法学，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简单地说，艺术设计方法学研究主要解决设计师面对设计项目时“怎么办”“如何开始”等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环境设计项目，其复杂的设计过程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设计规划（明确设计任务）、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明确各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体设计的进程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首先依靠科学的方法的介入和指导。例如，在初期需要有设计调查这一环节，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事实是，它往往被忽视或流于形式，甚至仅仅被作为设计表达的表面注解和方案阐述时的理由。原因是，设计者缺乏正确的调查方法和途径，结果自然是片面和“想当然”的，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导设计的实际意义。例如，对于综合市场的改造这一设计命题，微观上从管理者、从业者和消费者不同的诉求和需要出发，和宏观上从社区文化、市场竞争力与整体环境形象出发。对于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介入方式与方法不同，得到的指向和结果就会相差甚远。其次，整体设计的进程模式还要依靠科学的分析和解读。问题都摆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分析和梳理出重要的数据和信息，逐渐整理出设计的理念和基本思路。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处理和分析数据，但不能为我们提供解决的方法，设计的进程再次回到了方法研究的范畴。科学的方法“可以将设计师从工匠的迷茫中解脱出来，从而投入工业的语境之中”。[1]在现代设计中，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变化，它不再将个性化和艺术表达作为首要条件，设计也不再是设计师一厢情愿的艺术表达，而是成为与委托方、其他工程师平等协作，参与并完成设计艺术生产的合作。这源于设计、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没有一个科学优化的工作方法，这一过程将会变得复杂。

1.2系统与整体的工作方法

系统与整体的设计方法不仅是现代工业设计的重要原则，也可以成为其他设计领域关注和采用的基本方式。它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和方法，对设计过程进行整体、全面的把握，目的在于调整系统结构和各要素的关系，使系统获得优化。从系统的角度分析设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设计全过程。

环境设计是复杂的、动态的设计过程，委托方意志的变化、投资额度的变化、市场反应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以及人力成本的增加，甚至施工环境的变化等，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设计的进程。这中间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太多的环节需要关注、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太多的关系需要协调。因此，更需要设计师树立系统与整体的理念。整体性就是把设计过程中的任一对象看成各个要素，并按一定方式来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整体的部分，要素与整体、环境以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系统整体呈现出各组成要素处于孤立状态时所不具有的功能和性质。因此，在环境设计的教学中，教师要始终强调这种关系的存在，清醒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用科学性的具体方法指导学生的设计实践。学生也好，设计师也好主动地运用系统与整体的方法，从与人沟通的能力、谈判的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决断能力、合作能力的提高等细节入手，以分析、综合、评价、执行的手段贯彻于设计各阶段，使设计的问题得以凸显、集中、深入和拓展，最终以优化与适合的方式完成。

2基于设计思维方法的研究

设计方法学的研究与艺术设计的关系有如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一样，前者以观念与方法论影响后者，而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又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它们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共同发展。[2]包豪斯注重艺术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把艺术设计看成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强调艺术设计和艺术的密切联系。艺术家与工艺技师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相互统一和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现代设计已经不是能由某个具体单一的工种或艺术家来独立承担的工作。乌尔姆设计学院强调全面发展的创造个性旨在擺脱“纯艺术家”的主观性，和“纯制作者”的狭隘性，从而实现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然而，乌尔姆设计学院试图把设计活动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推导和逻辑过程的做法，这又会导致对于设计师个体的艺术感受和认知的忽视。由于所处的时代语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对于现代设计教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包豪斯和乌尔姆学院都在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方面就艺术如何参与现代设计中给出了解释，进行了实践探索，但又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即忽视了作为设计师个体的思维方式的不断发展和进化。类似于将设计的过程定位于前提条件限定下的被动执行和流水线生产，忽略了艺术的创造性和艺术设计除功能之外的活力因素。

2.1设计思维方法的分类

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们都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发展的趋向却不同。

艺术设计思维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艺术设计思维的本质、现象、特征和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艺术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二是对艺术设计思维方法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现代设计的科学本质及其目的性规定了设计思维的逻辑定向，即通过对各类相关因素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和理解，从而在设计中体现这种需要、目的或价值。其特点是把直观或经验所得的东西通过抽象概括形成概念、定理、原理等，使人的认识由感性个别到理性一般再到理性个别。逻辑思维在创新中对发现问题、直接创新、筛选设想、评价成果、推广应用、总结提高等环节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形象的创造要求艺术思维发挥独特的作用，只有综合的思维方式才能解决设计中的具体问题。这种综合性体现了设计思维的辩证逻辑，即处理好抽象与具象、理性与感性、分析与综合、历史的与逻辑的、人与物等关系。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统一的产物。在思维的层次上，设计思维必然包含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这两种思维特点，或者说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整合的结果。

2.2设计思维方法的研究

研究设计理论，必须研究方法上的处理方式、创造性的观念和艺术的表现手法。如果说目的性、实践性和规律性是一般方法的共性特征，那么情感性则是艺术设计方法最显著的个性特征。设计方法学涉及众多领域，是对设计方法的再研究，所以要尽可能多地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想法，从更加宽泛的视角对问题加以定性，以新的视点审视设计问题，避免过早定论，脱离以往的做法，实施转化思路等。在各种复杂的设计过程中，科学的抽象思维得到的结果必须用形象的方式展现和反映出来，它最终仍是一个形象的建构问题。因此，艺术思维在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自始至终地存在着，而且起着主要的或决定性的作用。发散思维针对所给信息而产生的问题，要尽量从各式各样的角度去解读。它是一种跳跃式思维、非逻辑思维，是指人们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或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围绕一个问题，从已有的信息出发，从不同方向，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思考、探索，从而获得众多的解题设想、方案和办法的思维过程。设计师可以对设计要求给出自己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设计目标，提出设计创意。从范畴化的角度来看，在谋求设计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创造出新的环境设计范畴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思考过程中，着眼于设计要求中心要素的思考容易受到既成概念的影响而落入惯性思维，运用周边要素开展的思考则表现出一种扩张的态势，并能从中找到更合适的设计方案。

3环境设计方法的嬗变

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通过彰显“智慧之爱”并未将认识论引向解放。在克服科学认识论弊端的前提下，认识论研究领域中各种学说不断涌现。其中，生活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在批判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建构其理论体系。生活认识论是“生活世界观照下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关注的焦点转向人们生存的现实感性的生活世界”。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怎样认识社会的哲学学说，它以人们认识社会的认识活动为对象，考察人们认识社会的特殊活动结构、进化过程和特殊规律”。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知识的产生及其社会性。从关注理性哲学的科学认识转向关注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认识论研究的层次深化和思路转换，开启了更广阔的认识论研究视域。这一转换为理解知识和知识的产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效地指导了学习环境的设计和开发，从而促进知识创造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知识创造学习环境的设计是在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以及学习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在以新认识论为基础的知识建构论、学习扩展论和知识创造模型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

社会的发展使工作任务越来越强调知识性、跨学科性和复杂性。“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单个人几乎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同样的，“学习也是一个高度互动和动态的过程”。在教育与培养的过程中，学生应考虑到这些特点。学生应在学校中学会如何与他人协同工作从而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简单地将学生分组并告诉他们在一起工作，不意味着能够自然地发生协同合作。当前的学习环境设计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有效地调节学生之间的关系，以使每个人都能为获得成功作出充分的贡献。人类的特质之一是能够集合共同的智力资源，一起解决问题，从而将创造知识的过程建立在群体协作的基础上。但现有的学习环境设计“缺乏分工合作与整合工具”。

人类始终跋涉于认识世界的旅途中，从对外物的认识到对自身的认识，体现出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是形成各种知识，因此认识论与知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知识是学习的核心内容，对知识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学习环境理论，因而不同的学习环境理论必定以某一认识论作为支撑。在当下，基于不同认识论基础上的学习环境设计正表现为从“以知识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再到“以协同创造知识为中心”的发展轨迹，即从知识共享走向知识创造。因有理论的支撑和现实的需要，知识创造基础上的环境设计必将成为环境设计的主流形态。

4结语

设计方法学是一门动态发展的综合学科，对其研究与实践应紧跟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地有所发展和创新。正确处理好教学改革中科学与艺术、经验与分析、定性与定量、创造与适合等的关系则为关键。把空间形态、构成与人的行为状态的研究作为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出发点与研究对象，将现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体系与方式引入教育模式的探讨，改变原有的以院校学科优势、地域特征、教师经验、感性认识为依据展开的传统艺术设计教学模式，以动态的、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支持来研究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教育，并逐步形成基于系统理论指导的教育教学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敏.设计Or艺术——乌尔姆设计方法初探[J].创意与设计，2010（02）.

[2] 郑建启.艺术设计方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 凌继尧.世界艺术设计的若干问题[J].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4] 李立新.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篇3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的修辞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

应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体制的设计，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语言经济学者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给出了语言经济学的这一定义，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此语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国内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格林的相关理论，始于21世纪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虽然定义了语言经济学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对Language of Economics 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难以作出统一和规范，以至于张卫国借用了法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称之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经济学界很少关注语言，或者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思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没有弄清楚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没有把一些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YJA2H200）、2011年度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经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B125-27）和200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发展、外延扩展及其分析边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于语言经济学的外延和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语言经济学得到普及和接受。

篇4

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篇5

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树民.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邵宇编著.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振龙，陈蓉.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关系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5（2）

6.Bodie,Z.,and Robert C.Merton, Finance. 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0

作者简介：

篇6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中图分类号]F091.91；17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45-04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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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绝大多数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专业往往是从专业是不是好考，各专业的热门程度以及毕业后就业情况的好坏程度的角度出发的，而几乎不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读研，是否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是否适合该专业的学习，更不会考虑到报考专业所要求的研究方法论是不是与原来大学所学专业相似。还有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根本就不研究方法论，对于“方法论”这一词非常陌生，或者知道这一说法的也与之前老师常提到的学习方法想混淆。方法论不是一种让你通过考试的途径，而是告诉你如何正确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论对于一个人确立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十分重要，能够在你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将所有的知识整合起来，从而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甚至可以支持你进行一些意外的创新。

认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所有理论的总称，一般可以分为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三种，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对于研究生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这三种方法论中最为重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就属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畴。虽然学习方法论的过程比较枯燥，但我们应该花时间潜心研究并最终掌握，将它作为后续知识学习和学科课题研究的基础。我们在学习经济学方法论时，首先应该“了解经济学所属的社会科学体系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它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联系”[1]。

目前的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社会转型之后所形成的结果，以此使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能够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数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并驾齐驱。一方面，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工业和政治革命所引发的变迁，孕育了看待世界和获得知识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新观点和新方法反过来又推动了或加速了社会与政治革命。[2]正是在近代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以经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取代了将超自然的启示和以往的传统作为知识和真理的主要来源的信念[3]。

经济学学科大类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经济现象和人们对应各种经济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经济行为，主要考虑如何将经济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达到金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矛盾才产生了经济学，逼迫人们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然，经济学科问题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类学科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不能通过具体的实验来得出结论或者证明结论的正确性。因此，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

因而也说明，经济学方法论的掌握程度与经济学科科研成果的结果的正确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有真正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并且是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运用

很多学习过经济学的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学教授们都认为经济学方法论是他们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地转折点。尽管在很多大学中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一门刚刚开设不久的选修课，但很多经济学科的学生在这门课上所花费的经历远超过了很多必修课程。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学习过这门课程之后，开始尝试着系统性地整理他们自己之前所学习到的一些经济学知识，并试图将这些知识与其他理论，甚至是管理学科中的一些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思考，很多人因此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最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课题研究的成果的创新。经济学方法论并不一定能使每一位学生高分通过各种经济类课程，但是它对提升学生们经济学的基础性认识有着极大的帮助，能够不断激发学生们开始做底层研究或是进行一些创新性思考。

作为从管理学专业跨考金融学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对于经济学科知识，尤其是金融学知识的熟悉程度要远逊于原本就就读于金融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课程结业考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在本学期接触到金融学方法论这门课程之后，使我研究金融学的基本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并开始在实践中进行尝试。现提出一些看法：

（一）立足于方法论，坚持做经济学底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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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任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实践结果的考量。然而，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了经济活动中出现了问题，怎样把握理论经济学和实际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促进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已经成为了各经济活动开展的重要方向。

一、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又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是阐述与经济学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和基础原理，探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规律，理论经济学是学习其他拓展类经济学科目的基础，是经济学当中的一般理论。理论经济学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种是宏观的，另一种是微观的经济学。一般在书本上或者大学校园内所学习的课程，如西方经济学史等，都是包含在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之内的。

二、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主要是针对一些金融经济活动来说的，主要探究各个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规律，还对一些经济活动所形成社会效益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理论。应用经济学会涉及的部门会比较广，会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以及建筑行业领域等，应用经济学有许多的分支，因此应用经济学适用范围非常广，同时它还可以进一步去补充理论经济学的内容，充分发挥它的实用性作用[1]。

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两种概念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与应用就像是哲学范畴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根据哲学理论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了任何一项理论的研究都是离不开实践的检验的，也只有通过了实践检验后的理论才是符合发展规律标准的具有价值的理论，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关系。经过大量的研究资料结果表明，只有将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将应用经济学付诸于实践，这样的经济学研究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在应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中都会有所体现，而有了理论作为基础，对于经济活动会有一个初步的理论认识，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去解决问题，为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2]。例如，在现代企业当中的管理经济学，它就是在基本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实用型经济学，并且还融合了管理学内容，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一些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对管理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偏激的观念，有的人认为理论比较重要，而有的人则认为实践比较重要，还需要从源头上树立正确的经济学理念，不仅要重视理论型的经济学知识，更要重视该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的金融交易活动中所应用的情况，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活动项目所带来的金钱价值，它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也应该考虑在经济学管理范畴之内，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结合实践，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系的概念都融合都在实际的金融活动当中，转变人们落后老旧的观念。不过在国内研究中，很多领域都存在着轻视理论的现象，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观点比较少，长此以往下去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整体发展趋势，经费资金的短缺固然是影响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但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浅尝辄止，敷衍应付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进程步履维艰的现状情况，怎样扭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发展现状，顺应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必须要以理论经济学作为企业经济发展的指导纲要，将应用经济学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不必一味地纠结于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将二者进行融合发展，在问题解决中不断创新思维形式，让理论的东西更加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和价值[3]。

四、结语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保障。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可以为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没有理论的东西作为依据，很多实践性的应用都是无从谈起的，在当今市场的大环境下，必须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过去错误的思维方式，使二者所包含的内容都能够融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去。

作者:朱建朋 杨旭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邱海平.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2012年的新进展及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J].经济纵横,2013(2).

篇9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晓君.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甘肃科技,2013(01).

[3]黄磊,李皓.民族经济学发展中的“二重困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4]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科版,2005(05).

[5]黄云.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理价值———以壮民族早期发展史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6]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篇10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同属于法学概念的范畴，所以二者在很多层面具有相似性，但是又因为二者一个强调“经济”，一个强调“法”，所以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从研究实践来看，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二者互相渗透，以对方的发展来发展自己的趋势比较明显。目前，研究这二者关系的学者为了就二者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分别从经济学的角度和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研究来看，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和经济学交叉的产物，所以二者既有了法学的特征，也有了经济学的特质，但是由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差异性也比较显著。

 

一、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概念比较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要从概念上来进行区分，首先，法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进行法律现象和问题研究的时候，利用的是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波斯纳作为最著名的法经济学研究专家，他在研究法经济学的时候，将其形象的分析为“法律的经济学”，所以西方的理论当中，对于法经济学又习惯称之为“法学与经济学”。

 

从这个层面来讲，说明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正好就是法学和经济学进行融合之后形成的法律体系。

 

其次，经济法主要指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之下，政府为了对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进行调整，充分的使自己经济管理的职能得到发挥，进而实现对生产和市场的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确立，但是市场调节存在着盲目性，而政府通过有效的干预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得市场的发展更加的健康。为了使得政府的调节更加的有效，也为了打击不规范的市场活动，所以需要利用法律来进行市场维护。在这样的环境中，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相同点

 

(一) 理论基础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显著相同点就是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因为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在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中产生的交叉边缘学科，所以二者很好的将公平正义和效益理论进行了结合。在经济学研究当中，效益理论非常的重要，而在法学研究中，公平正义正好等价与效益理论，这就说明二者在理论基础上存在着相通性。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关于“经济效益”这一问题在法经济学中有明确论述，他们认为效益作为作为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是所有公共政策是否合适的根本标准，必须要实现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效益的观念来分析，无论是法学，还是经济学，都必须重视效益。所以法经济学和经济学法学都需要在效益的理论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 理念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另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拥有相同的理念。法经济学当中的许多理念，都体现了效益理念并且贯穿其中。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评判标准都是法律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从这个层面来讲，法经济学的领域被不断的扩展。效益的理念原本是经济学中的概念，但是将效益理念加入到法律体系当中后发现，法律不仅要体现公平和正义，还要体现效益，这就使得公平和正义成为了评价法律的新标准。

 

无论是法经济学还是经济法学，其中都有了公平正义和效益的理念，这种理念上的契合，使得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在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有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及公平正义和效益，这种全新的标准使得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的实效性更加的突出，其作用发挥也更加的巨大。

 

(三) 价值观念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二者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从理论上来分析，经济学中为了实效效益的增加，往往在价值体现方面会存在差异，而在法学中，为了体现公平正义，对于效益的要求则会降低。二者就价值观念而言从理论上分析是对立的，但是在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中，二者的价值观念却出奇的一致。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完善部门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使其能达到公平正义，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是要规制国家干预经济中的范围，从而调整干预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关系，使其达到公平，保证整体的效益。从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的最终实现目的来看，二者都是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从而保证效益的产生，所以说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要在保证效益的同时实现公平正义，所以二者的价值观念在实际应用中是一致的。

 

三、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不同点

 

(一) 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突出不同就表现在二者的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法经济学主要是利用经济学当中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和微观经济学原理来进行法律的形成、体系以及运作和经济影响分析的法律学科。在法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著名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认为“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中的学科就是法经济学。由此可以看出，法经济学的涵盖范围更广，其中不仅包括了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还包括了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所有的法律学科。

 

从调整对象来分析，经济法学是进行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规律研究的部门法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经济法。经济法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偏重于利用法律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而研究的对象则是处于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唯一性，也就是只进行对国家干预时产生的经济关系的调整，而其他的经济关系不在调整的范围之内。经济法的目的是要规制国家行使调整手段的范围，所以它和行政法又有所区分。行政法强调行政管理的干预，而经济法则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关系调整的规制。

 

(二) 研究方法不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不同还表现在二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性。

 

首先是在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利用的一般都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法律概念、法律体系以及法律运行等问题的解释上，主要运用的还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进行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判例的解读时，利用的也是经济分析法。因为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独特，所以目前形成了比较独立的法学流派。

 

其次就是经济法学研究的时候，利用的往往是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实践中发现，经济法学的研究主要利用的还是规范性或者是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通过研究来确定法律依据。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利用法学理论进行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已经成为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常态。这种研究和一般的法学研究并无差异，因此不具有特殊性。

 

综合而言，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产生的交叉边缘性学科，但是二者在的理论和原理运用方面存在着差异，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也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产生了分歧。由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比较的特殊，所以能够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但是经济法学和一般的部门法无异，所以其研究方法和其他法律研究而言，并无差异。

 

(三) 研究目的不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不同还表现在研究目的的不同。

 

首先，法经济学产生于法学和经济学的逐步融合过程中，这门学科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完全是为了辅助经济法体制和整个法律制度的需要。从功能上来看，法经济学主要是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服务，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利用的也是经济学的原理和一些分析方法进行对法律的思考。可以说，法经济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性的法律规范为研究目标所形成了部门法体系。主要目的是要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

 

其次，经济法学主要是对法律制度规范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一种控制，通过经济法学的运用，可以有效的规制国家在经济干预过程中的行为，从而保证经济参与主体的利益。从目的来看，经济法学的目的主是为了规制国家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也就是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根本在于保护经济活动的利益，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在公平公正的氛围中开展。

 

四、结语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研究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不容忽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概念，不仅会加深对经济学原理的认识，对于法学的认知也会进一步加深。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在实践中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一方面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推进了法制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又规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手段和范围，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的有序化和健康化。

篇11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篇12

关注理论体系建设，就是为学科发展服务。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依然处于构建之中，一系列体系构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本学科理论体系构成现状如何？每个研究领域在整个学科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从教育经济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己经初具规模，并继续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本文对其进行统计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状进行审视与分柝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现状分析

我国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比较，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涵盖更为一般、广泛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领域不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都脱离不开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经济学科的一个特殊领域或分支领域使教育经济学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对目前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32部着作(国外9部我国23部)中的各基本内容进行统计分柝计算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框架，并对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经济学”为名的着作所反映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统计分柝与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进行对比，希望发现目前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结构上的异同点，以教育经济学体系结构为鉴，寻找高等教育经学体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从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与教育经济学有重合的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将上表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资理论、概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收费问题、产业理论、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及产学研研究。我们进行对比发现，教育经济学将关系到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该内容在所有着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国着作中占到947%)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对这部分内容却关注甚少，这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学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经济学却以问题研究的思路来构建理论体系缺乏对“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将教育投资问题不约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等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这些在教育经济学范畴内也是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产业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探讨以及产学研研究等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独特研究领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各着作的理论体系也主要从问题研究出发进行构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学科构建的规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还不够规范与完善。

2.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我们发现数据所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我国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的内容主要为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收益理论、投资理论和经费问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无论是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都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来构建本国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以及产学研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纳入了诸多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

(二)理论体系结构的分类

纵观我国20年学科发展从宏观上来说，我国目前着作中所反映出的学科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经典型或传统型.

经典性或传统型的体系主要是指在学科发展一开始在借鉴前苏联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由学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领域构成能够较为全面的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读者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基本范围和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觯但是这种体系结构下一般不会对问题研究的太过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识性的探讨，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和规范。我国大部分着作都属于这种类型。

2个性型或专着型.

这种类型的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体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传统型体系进行构建而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或研究优势对学科某一(些)领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创新性的结论形成富有个性化的体系结构。这种结构的作品常以专着的形式出版，其体系结构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如张万朋的《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对高等教育产权、经济规制、产业融资、后勤社会化和高等教育投资问题进行探讨。

(三)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1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中国特色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晚，这便有了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机会。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之初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核，探讨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问题、教育投资和经费等问题。同时，在理论构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决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乘市场浪潮参与市场运行机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以理论为本，放眼实际对许多高等教育领域中显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产业问题、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产学研研究、产权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等等。这些内容既丰富了理论体系扩展了研究内容，又显示了中国的特色。

2以问题研究为主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由于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问题研究为思路的。我国在借鉴西方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以问题研究为主的特点。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不够严密，缺乏一个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即逻辑起点，理论体系的结构总体上是问题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论和高等教育投资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理论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论、产学研研究、学生就业研究、筹资收费问题研究甚至包括产权制度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研究等问题理论部分。问题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头戏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指向性。

3强调与社会的外部联系，突出社会服务功能^

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必然会将高等教育的这一功能作为研究的重点。如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学生就业问题、产学研研究、后勤社会化、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区域经济问题都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高等’性注重从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来探索高等教育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使得研究获得的所有结论和成果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服务。

4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兼用规范分析。

注重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问题，明确事实。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有：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包括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研究、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等）高等教育经费筹资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负担与补偿、成本与效益。在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中，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采取调查统计、量化研究、数理模型、经济学模型等多种方式。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另一部分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他们涉及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问题。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财政资助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的融合所获得的结论优于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我们应该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彼此补充，互为支撑，更加有利于学科理论建设。

三、主要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理论体系亟待逻辑化

1.逻辑起点的确定。

每一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而每一种体系都应该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它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首先应当确定逻辑起点借助逻辑推导，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倾向于问题研究其理论体系不严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服务。无论是从逻辑学中队逻辑起点的规定性还是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来看，将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都具有科学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2概念体系的重构。

可以说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成熟与否，其核心是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否科学，概念体系是理论体系的核心。总结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现，现有的基本概念体系存在不完整、逻辑层次不明显的特点。因此应该从对概念体系的现状研究出发剖析目前概念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观点从“高等教育服务”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明确高等教育服务存在的环境及运行机制理顺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

3理论体系的重建。

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范畴，它是通过作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概念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事物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抽象要素，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构成了概念体系的逻辑，沿着这种逻辑对理论内容的展开就构成了理论体系的逻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行程对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构以凸显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

(二)研究视角多样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教育学的范畴当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应该以系统性和逻辑性为其重要标志，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和逻辑性的视角。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联系时产生的现象问题和理论问题，对该学科研究传统所累积的庞大理论知识进行合理的重建，运用系统化的方法把己经获得的各种理论知识——现象、概念和原理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

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应有严密的逻辑性。它们都应当是采用一定的逻辑方法，按照逻辑的必然联系组成的严密系统。爱因斯坦曾对理论体系的概念逻辑进行论述。他说“在发展的第一阶段，科学并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日常思维大致是适合这个水平的。但这种情况不能满足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这样得到的全部概念和关系完全没有逻辑的统一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创造出一个包含数目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第一层’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作为逻辑上的导出概念和到处关系而保留下来，这个新的'第二级体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层的概念）而有了较高的逻辑统一性。对逻辑统一性的进一步追求使我们到达了'第三级体系这种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体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而这个体系同那些由我们的感官所作的观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领域丰富化

1.加强微观领域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从研究层次来看，应该从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构建，并结合实际问题完善理论体系；但从分析结果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以宏观和中观领域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为主，而对教育经济学的微观领域仍然缺乏研究兴趣，特别是教育内部的经济问题如学校、班级教育中显现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关注较少。

2重视主体研究。从上文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对教育的客体研究上，而对教育主体即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一些教育经济学着作己经注意了对教育者即教师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学生在参与教育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学者关注也是势单力薄，没有形成一股整体力量来推动其发展。论文也会从人的角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篇13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 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14

人类的发展史是一个不断避免、消减、抗争残疾的历程，如何认识残疾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在残疾文明观的发展过程中，残疾人运动从民间、松散、无序走向组织化、国际化、规范化；对残疾现象也从医疗康复角度转向社会代价角度去认识；对残疾人的救助从怜悯式善举救助走向了权益保障、公共责任和道义担当。

在弘扬人道主义、发展残疾人事业的历程中，形成了残疾人学科，包括残疾人心理学、残疾人社会学、残疾人体育学等，都以残疾人、残疾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比如，医学在参与医疗、治理和恢复残疾身体功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康复学。比如，社会学在呼吁社会消除歧视残疾人的过程中，促进和推动了残疾人观的发展和更新，形成了残疾人社会学。教育学在提供残疾人教育、提高残疾人知识技能、让残疾人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称为特殊教育。诸如此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知识的日渐更新与融合，残疾人社会学、残疾人教育学、残疾人体育学、残疾人医学（康复）、残疾人艺术（特殊艺术）、残疾人口学、残疾人心理学等已有较多探索，一些学科已经比较完善。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大学（当时为合并前的杭州大学）、浙江省残联等在编写《残疾人工作概论》基础上，出版了《残疾人社会学》，对当时残疾人社会学、残疾人理念、残疾人工作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填补了残疾人社会学领域的空白。关于残疾人体育学、残疾人教育学、残疾人康复学等，也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研究，仅国内就有《中国特殊教育》、《中国康复》、《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等10多种专业期刊，另外，更多的报刊杂志都发表过残疾人事业及各学科论文；有关高等院校还专门设置了有关残疾人的专业，比如教育领域的特殊教育专业，高校及有关部门还有一大批研究残疾人事业及各学科的科研人员；在残疾人实际工作部门，同样需要有关残疾人专家的指导和残疾人有关专业的毕业生参加。一些残疾人学科还与国际有关组织开展学术交流。从这些学科构成及现状来看，这些学科已经比较完善并且发挥巨大功效。

二、残疾人经济学的基础准备与生成背景

作为一门解释现象、经世致用的学科，在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更早，但现代经济学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奠基之作的。在我国古代，“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经济思想自管子甚至更早就有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则由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原富》为开端。到今天，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并列的大学科，而且经济学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也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和政策张力。

由于国际残疾人运动和现代经济学的历史都不长，《国富论》写于1776年，同时，在经济学发展中，由于对理性经济人范式的追求，将研究对象“人”看做是在智力、信息、情感等方面无差别、统一的“理性人”，因此，尽管一些经济思想、公共政策对残疾人事业曾经发挥过作用，但经济学并没有将残疾人和残疾现象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另外，也应该看到，在残疾人观的历史变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残疾还只是从病理模式去理解的，从文明代价、社会道义、公共责任角度来理解残疾人和残疾现象的历史还不长。

在长期的经济学思想、方法和范式变迁中，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也曾经拓展到残疾人、残疾现象及有关残疾人社会问题。比如歧视经济学里面，就曾经研究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社会现象的歧视机理；在研究就业问题的时候，也有不少文献论及残疾人就业甚至专门就残疾人就业问题开展研究；在公共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利他现象经济学等领域，对残疾人的补助、扶贫、救济的研究也是比较丰富的。在长期的国际残疾人运动、残疾人观变迁历史中，残疾人学也同样逐步吸纳了许多经济学思想，比如残疾人是社会发展的代价这一理念的形成，就契合了经济学领域的公共产品理论；残疾人的无障碍环境同样涉及到自己供给、相互供给、公共供给和利他供给等模式。同时，应当看到，无论是经济理论对残疾现象的研究，还是残疾人运动与理念发展对经济思想的采纳，都还只是片面的、零散的，不过是对残疾人经济学学科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

近年来，随着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解释能力的增强，特别是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对慈善、扶贫、救助等领域的研究，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内的作用更加突出。同时，残疾人事业也强调公共政策，强调社会代价及其补偿，强调残疾人的机会平等、公责普惠和融入社会。残疾人学与经济学之间具备了交叉融合的条件，为残疾人经济学的生成、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残疾人经济学的体系构成与政策含义

按照残疾人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残疾人经济学的学科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阐释。经济学按照张五常教授所定义的，是从成本、价格、费用等角度来解释现象的，残疾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那么，残疾这一现象也可以由经济学来解释。经济学按罗宾斯所定义的，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人的选择行为，或按贝克所定义的，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那么，残疾人的行为选择也是残疾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广义的，残疾人的行为也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政策建议的学科，那么，残疾人事业的政策及其影响也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寻求最佳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政策，也是残疾人经济学的目标所在。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构成，微观经济学方面，残疾人经济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如何将“残疾人”纳入“理性经济人”统一范式，将残疾看做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约束，同时将理性、能力、信息等方面的不足及其变量纳入经济人假定，残疾在信息交往障碍方面的特征则是信息经济学值得纳入的新领域。正是在这意义上，残疾是有成本的，残疾的成本和收益及涉及到的外部性、交换等经济学理论才有探讨的意义，残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残缺，则涉及到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经济学，对残疾的歧视也涉及到歧视经济学。残疾作为一种成本收益，必然涉及到选择理论，家庭如何应对残疾则是家庭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对残疾成本的广泛计量则可成为计量经济学的新领域。残疾人往往身处贫困，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培训和扶助，这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保障经济学的领域。

宏观经济学方面，因为残疾而产生的残疾人经济学也有很多，医学方面有卫生经济学，医疗、辅助及其他相关器具方面有产业经济学，都有其独到特征，都可以纳入残疾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残疾有关的医疗、辅助及其他相关器具的研发也是技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残疾人的需求及其供给满足也是一个宏观问题。由于残疾是社会问题，因此残疾人与残疾现象必然要纳入公共经济学领域，残疾人公共问题经济学的分量应当是最重的。另外，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集中安置及其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属于财政经济学和税收经济学的领域。另外，残疾人的自我组织、委托组织、参政议政、企业家群体、艺术创作等现象或行为，也是组织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理论等的研究范畴。另外，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也是残疾人经济学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从政策含义看，残疾人经济学已经具备了学科体系条件；残疾人事业需要科学发展，必须依靠学术的论证和支撑，因此，应当加大对残疾人事业的研究力度，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残疾人经济学对提高残疾人事业的科学决策和发展规划具有重要作用，在残疾人学中和残疾人事业政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残疾人经济学的研究并采纳有关成果，支持和鼓励有关高校的经济学专业拓展研究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的研究力量，解释残疾现象，提出改进残疾人生活状况的对策，开展科研并培养人才，同时为提高残疾人工作者理论素养而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