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所实现的增长。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但是，由于GDP只是衡量总产出的概念，并不包含伴随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含义更广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现代化演进过程。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 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 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 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深层含义都是有联系的，这点不难理解。只是二者的区别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有人干脆就会混为一团，不加区别。普通人不知二者区别或干脆认为二者可互相代替，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国内经济主管部门人员、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也没有一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恐怕就使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陷入只追求增长，而没有了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使企业陷入蛮干，导致社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倒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害者的命运。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刻不容缓。20世纪50-60年代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若干国家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渐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首先，二者是“量变”和“质变”的不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财富“量”的变化，经济发展则是“质变”。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社会财富在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增量与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的比率，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再次，二者相互作用不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如果有些政府官员为了夸耀、突显个人政绩，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置生态环境于不顾或者根本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不但经济不会发展，严重的会导致社会退步。相反，如果经济发展了，必然已经产生了经济的增长，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保证。

篇2

关键词: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G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进行。McMahon通过对东亚经济全面调查后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亚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发展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每个层次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盖莫(Gemmel,1996)通过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分别与最穷和中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更为密切,而高等教育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经合组织国家1971-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工作年龄个人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0.57%。

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国内学者唐祥来通过借鉴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观点,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cas生产函数,选取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显著性。实证表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结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韩宗礼(1990)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估算出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6%。申屠利芬将教育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采用柯布―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浙江省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与正规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作用。沈永跃(2009)选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数据,对河南省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河南省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呈中度关联。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区,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此,本研究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教育层次来探讨教育发展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统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对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比较,实际上是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使得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复杂化,而用来反映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不完备,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设有m个时间序列{x(0)1(t)},{x(0)2(t)},…,{x(0)m(t)}(t=1,2,…,n)。n为各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这m个序列代表m个因素(变量)。另设定时间序列{y(0)1(t)}(t=1,2,…,n)为母序列,而将上面m个时间序列称为子序列。关联度是两个序列关联性大小的度量。一般来说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①确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亦即参考序列y0,自变量xi为比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将变量数列进行无量纲化。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由于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首先将参考序列y0和各比较系列xi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④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计算灰色关联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结果评价。根据各个数据列所计算出来的关联度,即各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联大小,评价与比较变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并对每个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系进行排序,找出因变量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同,是造成许多文献研究同一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难以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等不确定性问题,对数据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及说明

(1)因变量指标。现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巴罗,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以2001-2007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指标。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同样的统计口径,笔者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选择。

(2)自变量指标。本文以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用来测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过对目前研究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教育发展水平。首先将劳动按学历层次进行分类,共分六类:未上过学(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专、技工学校)、大学专科(包括普通大专、高职高专、成人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其次,确定每种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六类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鉴于统计资料的可得性,把大专学历及其以上分为一个层次,教育年限为4年。基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我们将采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再辅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标作为补充。计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2+小学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专以上文化人口×16)/总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的影响存在差异,笔者希望通过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广东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1-2007年广东省GDP数据列y0(单位:亿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6岁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x1,x2,x3,x42001-2007年数据见表1。

表1

年份

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国内生产总值(GDP)y0(k)亿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计算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DPS11.50统计软件,在处理过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关联度矩阵,见表2。

表2

关联矩阵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结果显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结论及展望

总的来说,广东省的教育发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达到0.64385。从受教育程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来看γ04>γ03>γ02,说明广东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关联程度最高,达0.7337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发展水平、初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关联度也较高,两者之间差距不大。可见,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现阶段广东省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文章虽然从战略的角度对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广东省现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职、独立学院和民办学校),其中高职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号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以来,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计量高职教育广东省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参考文献

[1]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 rna 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

[2]RAMPHELEM, ROSOVSKY H.New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 ing countries:educated peop le are no luxury,they’re essential[J].In terna tiona l Higher Educa tion, 2000,(20).

[3]陈用芳,邢志平.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沿海企业和科技,2007,(10).

篇3

关键词：调整经济结构 稳定经济增长 控制通货膨胀

问题的提出

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这几个关键词，在近几年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这是为了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一套组合策略。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要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要面对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不断改善的要求，要面对国内各阶层进一步推进改革呼声，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在比较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单纯地运用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中某项策略容易做到。但在目前面临环境与背景下，单纯地用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中某项策略难以奏效。如果同时进行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三项任务，难度较大，这三者之间似乎也很难组合。近几年，从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是一个既联系又博弈的系统，在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与背景下，更需要对三者进行组合研究，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博弈中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命题组合分析

（一）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个角度审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主导了我国的经济结构。据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和《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能源消耗占全球20.5%，超过美国19%。“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是日本的6.4倍、美国的1.84倍、欧盟的3.6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76倍，而我国的人均GDP约3600美元，排位在世界一百位之后，人均GDP大体上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8000美元的44%，离世界平均的一半都不到，而发达国家人均4万美元。调整经济结构，旨在建立起“低投入、低耗能、高产出”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以达到对经济结构中各层次与要素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符合我国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既然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三者之间是一个既联系又博弈的系统，要驾驭该系统，就要明确三者之间以谁为中心。2008年我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009与2010年把保增长放在首位，投放4万亿的货币来防止经济下滑，但结果导致物价上涨指数不断攀升。所以，2011年国家又把控通胀放在首位，不断紧缩银根，物价上涨逐渐得到控制，但经济下滑趋势又开始凸显，2012年又提出“稳增长”为首要任务。上述做法，不但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有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扩大。要走出“经济下滑—银根松—物价上涨—银根紧—经济下滑”的怪圈，不管是在理论层面研究，还是实践层面运用，都要始终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在此基础上稳定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

（二）调整经济结构与稳定经济增长存在矛盾

调整经济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以“低投入、低耗能、高产出”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所产生效益释放有一个时间过程。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完善，就业是民生中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按照目前经济学界的观点—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8%-9%之间，建立以“低投入、低耗能、高产出”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就会对 “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 经济发展方式进行逐步限制甚至放弃。如果，建立中的“低投入、低耗能、高产出”经济发展方式的效益释放，弥补不了对“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限制甚至放弃，所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损失、失业指数攀高、社会不稳定矛盾就会凸显，还有可能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与稳定经济增长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要有效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考虑在建立“两低一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所释放的效益，如何平衡对“两高一低”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限制甚至放弃，所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损失。

在以“两高一低”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其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益系数始终低于货币投放的乘数。所以，“两高一低”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消除通货膨胀。建立以“两低一高”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是从根本上控制我国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但问题是，建立以“两低一高”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效益是一个逐步释放的时间过程，而这个时间过程，如果慢于货币投放乘数放大的时间过程，这就会造成供需不平衡，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要有效地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考虑在建立“两低一高”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所产生效益释放如何与货币投放的乘数放大之间取得平衡。

模型构建

假如：我国经济增长率g由建立“两低一高”经济发展方式所释放出的效益g1，与“两高一低”经济发展方式g2组成，GDP由“两低一高” 经济发展方式的产出的GDP1，与调结构中“两高一低” 经济发展方式的产出的GDP2构成，则经济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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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 刘嘉汉.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3] 王格芳.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4] 李敏飞.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5] 王佳.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 潘加顺.城市体系结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4.

[7] 周小刚.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0.

篇5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对于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受到各界学者的长期关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的能源危机之后，能源与经济的增长更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于超等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黄玲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单根检验与格兰杰验证，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重要的双相关关系；国外学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过对印度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Mustafa Balat通过对土耳其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增长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资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产出只能满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确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定性关系，对于吉林省能源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影响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因子进行了筛选，结合吉林省能源与经济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关系。利用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中都是以时间序列的预测为主，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模糊数学、灰色理论等方法进行预测，缺少对能源消费源和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研究。因此，当社会发展较快时，单纯利用时间序列而不考虑机理的预测就很难满足实际要求。本研究从能源消费的根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出发，利用C-D生产函数，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函数。这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能源消费是促进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费量和GDP进行拟合可以看出，能源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R2=0.845)。经济增长对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当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具备时，必须有能源提供动力才能够运转。因此，没有能源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

但经济增长总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响，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的进步等，这些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无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能源都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经济增长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对能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作为集中考虑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假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且经济增长主要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费利用驱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分别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进行衡量；能源消耗定义为单位GDP所需要耗费的标准能源并假定不变；而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资本的关系均满足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为生产技术水平，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E为能源消费总量，A，a，β，γ为未知参数。两边取对数，方程变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个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训练方程，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从图1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86，1980-200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拟合程度较好，这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用2001-2005年数据进行验证(图1，b)，验证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92，这说明建立的函数关系合理。该方程能够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翠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J，计算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实时的贡献率，本研究设计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为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AKe为一定时期能源消费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能源产出率(元／kg)，

GDP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资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时贡献率。从图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减小的趋势，这说明能源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够，能源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确定在一定经济发展环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预测特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对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G为GDP，Q为其它能源消费来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数值来看，多年来变化不大，基本是个定值。两边取对数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函数方程(7)。从图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拟合判定系数为0.7862，说明拟合效果较好。通过选取2001-2005年进行验证(图3，b)，图中拟合判定系数为0.907，表明该函数关系方程合理，可以用来预测吉林省未来能源消费量，为吉林省能源宏观调控政策服务。

三、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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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基本原则 路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型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包容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然要走上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国经济改革毕竟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见，如何探索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发展应当认真应对的重点课题与难点课题。本文从基本原则和路径转型两个维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探究，以期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中国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包容性增长要想与新阶段要求相适应，充分抓住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创新一套崭新的发展战略。首先，在战略思路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原则、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其次，在战略目标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实现由短期的、以GDP为核心的增长目标向长期的、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再次，在战略创新方针方面，包容性增长要避免单纯追求制度创新，而要积极追求综合创新。最后，在战略措施方面，包容性增长要转变以前的“市场化”单一性路径，实行“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等综合性路径。

综上所述，探索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要想将该项工程做好，需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具体而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要采取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转型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才能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段龙龙，李杰.包容性增长：我国开放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J].理论视野，2012（2）

2.魏婕，任保平.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测度：1978-2009[J].中国工业经济，2011（12）

3.谢中起，张玲玲.包容性增长：生态经济建设的新理念[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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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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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175-02

一、理论研究综述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1.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源合理调配，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将会趋向统一，这种统一还包括区域经济体内部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将趋于一致，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是无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2.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部分地区或者部门先发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联动发展，强调重点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部门。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随着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现倒“U”型。就是说，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一种收敛的状态，即发展均衡。

（二）金融发展理论

1.国外研究历程。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专门研究金融发展以及从金融角度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但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为代表，他们构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2.国内研究现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问题已开始被学界广泛关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关系这一问题，大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谈儒勇（1999）通过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在总结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以后，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史永东（2003）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入测量金融中介发展程度的指标，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王景武（2005）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虽然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争议，还远未达成一致。然而，大量的文献研究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支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一般性结论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和影响作用，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不容忽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一）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性

大量国内关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的研究证实，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东、中部地区虽然金融资源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率在降低，但是他们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成立。这里存在一个是金融资源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起作用还是金融组织结构亟待调整的问题。因此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区域金融资源同区域人力资源、区域技术资源一样都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金融甚至是第一推动力。

（二）区域金融发展的区域适度性

虽然东部地区存在区域金融资源贡献率降低的现象，但这是否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导致金融资源的浪费，还有待证实。东部地区凭着其良好的经济环境，充用调动金融资源而得以迅速发展，而欠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都很低，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无法启动，使其始终难以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只有区域金融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步了、匹配了、协调了、达到地区“金融”与“经济”双赢的状态，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区域金融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三）区域金融发展的非独立性

区域金融资源虽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不能一味地强调或是孤立地看待这个要素。在协同理论的支撑下，区域经济、区域金融，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自组织系统，使其整体目标与其内部构件以及相应的演化规律紧密地联系起来。区域经济是一个大的系统，应该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区域金融、区域人力和区域技术都是这个大系统的要素，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因此，认识到它们的非独立性，更好地把它们结合到一起，才能给区域经济带来跨跃式增长。

三、区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一）实施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应制定规范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逐步将金融支持重心向经济不发达区域进行转移，给予各地区平等的金融发展条件，避免区域金融差距的继续拉大。具体来讲，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区域金融结构空间差异仍然存在，因此应采取不同的区域金融发展思路。首先应优化东部地区金融结构的战略重点，进行自发调节，形成具有市场竞争性的金融结构。其次要优化中部地区金融结构的战略重点，在增加金融资源总量的基础上进行调节，形成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最后要优化西部地区金融结构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形成政府推动型的金融结构。实施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加快西部金融发展、必须对西部地区实施与东部、总部不同的金融政策。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实行区域化的金融政策，赋予中央银行在各地区的分支机构一定的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调控权，包括建立中西部地区的开发银行和开发基金，通过国家优惠政策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到中西部发展，优化中西部的金融机构体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同时也要给予各地区平等的金融发展条件，构建公平合理的金融发展环境，努力实施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金融差异。

（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

自中国金融业改革以来，竞争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某些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国有金融机构仍然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他们提供的金融服务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导致部分借贷者转而寻求非正规渠道的金融支持。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调整金融结构，不断引入各种金融机构，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状态，使整个信贷市场更加活跃，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在金融市场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是对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尤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甚至能成为金融主力，因此民间金融对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一定时期内在总量上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培育发展与区域经济水平及区域分工相适应的金融体制

培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分工相适应的金融体制，对资本稀缺要素的生成和区域优势产业的确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推动并提高区域的经济水平，加强不同层次及规模的区域经济中心的扩散。随着中国金融经济的转轨，金融规模以及金融结构包括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交易等会逐步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区域经济发展结构进行区域间层次性和差异性的配置，并逐步形成多种不同金融结构特点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当区域经济中心与区域金融中心配置在一起时，区域经济金融中心的经济金融辐射和扩散作用会极大地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区域金融机构要积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发展区域金融协作，加快区域金融生态建设，努力提升金融支持和服务水平。

同时要树立金融生态观。金融生态和谐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两者是统一的。金融生态和谐发展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使之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因而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金融生态和谐发展内涵，努力用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四、结论

中国区域金融、经济协作在改革开放以来起到了巨大作用。目前中国新的经济形势、新的竞争环境，为区域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要求在区域金融政策上要有所创新，并且在区域金融的整合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区域金融、经济协作是中国各地区搞好金融、经济生态环境建设、实现金融经济稳定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加强金融稳定，齐心合力促进区域金融、经济通力协作，对于构建更加和谐的金融结构，促进中国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小黄.强化金融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中国金融业网，2006，（12）.

[2] 欧向军.基于区域分离系数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定量分析[J].地理研究，2007，（4）.

[3] 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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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关联度

一、引言

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个靠陆，一个向海，所经地区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均占据重要位置。西北五省经济的发展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环节，陕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甘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青海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基地和重要支点，宁夏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新疆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金融中心、医疗服务中心。西北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加上西北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地区十分有限，尚有很多贫困人民未纳入社保障体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盛紫君（2011）认为社会保障的投入对经济有挤出效应和产出效应，一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两者的平衡。刘苓玲，徐雷（2012）分区域讨论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Feldstein（1974）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分成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最终影响结果是取决于两者效应的大小对比。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度会增加储蓄的利他主义精神，通过刺激物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Laitner，1988；Barro，1974）。赵怡（2007）采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的方法， 选取相关因素分析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Giorgio和Carlotta（2000）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纵观已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均将社会保障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影响消费、投资、人力资本角度阐述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本文从社会保障的各部分入手研究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数据和实证分析

（一）灰色关联模型

考虑到本文样本量较少、变量较多的特征，本文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量化比较。

1.对数据进行初始化

对于单位不一致、初值不同的时间序列，在计算关联系数前，应首先进行初始化。

2.关联系数

设有两列时间序列：

[X（0）（k）=X（0）（1），X（0）（2），...，X（0）（n）X（0）（k）=X（0）（1），X（0）（2），...，X（0）（n）]（1）

关联系数为：

[η（k）=minminX（0）（k）-X（0）（k）+ρmaxmaxX（0）（k）-X（0）（k）X（0）（k）-X（0）（k）+ρmaxmaxX（0）（k）-X（0）（k）]（2）

3.关联度

由[γ=1nk=1nη（k）]，关联度值越接近于1，则两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强。

（二）数据的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关于中国各地区的数据。由于数据缺失，本文使用二次移动平均法对青海省2008年的生育保险的数据进行了拟合预测，最终将这5个省份的数据合并得到综合指标（见表1）。

（三）社会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总体来看，五大社会保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见表2）由大到小排序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基本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的主要部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养老保险支出与GDP的关联度为0.99，显著地高于其他险种。养老保险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与其他险种不同，养老保险可以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可以促进消费，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医疗保险支出与GDP的关联度为0.86，明显低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医疗保险的投入不是十分匹配，存在提高的空间，这表明西北地区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效率，并不能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表明，当前西北地区失业保险水平适应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表2 2001年-2013年社会保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不能盲目增加，如何把握投入力度、投入方向能有效地刺激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养老保险依旧是社会保障的主力，加强改革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上的投入，以此来发挥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西北经济发展中，不断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增长效应；加强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着重发展失业保险，以保障西北地区居民享有基本的失业津贴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在西北经济发展中加强失业保险保障力度，财政加大对失业保险的投入，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加快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领域的改革，助力经济发展。有实证分析看出，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在西北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必须结合西北地区的地区特点，有效推进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改革，充分释放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对经济增长的关联作用。

参考文献：

[1]盛紫君.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及政策建议[J].现代商业，2011，07：210-211.

[2]刘苓玲，徐雷.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2，03：70-76.

[3]Feldstein，M.Social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5）：905-926.

[4]Laitner，J.Bequests，Gifts，and Social Security[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8，55（2），275-299.

[5]Barro，R.J.Are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6），109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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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国际贸易； 内外因素

一、经济增长方式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由经济增长的内容、决定经济增长的各有关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是影响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发展的途径、道路和方法、形式的总和，也是经济增长目的和经济增长手段的统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多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或经济发展模式的含义比较接近，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手段、方法、形式的总和，也是经济增长目标和手段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给经济增长方式定义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或简单地说，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据此，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主要就是看经济增长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实现的问题。

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对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就无从谈起。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社会物质财富的变化，而经济增长方式则侧重于对引起这一变化因素的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不难发现，早期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劳动，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让位于资本积累，到了新古典增长时期又让位于技术进步，接着是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溢出等，归纳起来，劳动和资本积累投入数量的增加是粗放型增长的主要动因，而技术进步成为集约型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直接原因的原因。我们可以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经济体制等制度因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源泉，这也是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方法，是研究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发点。

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部因素

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思想观念陈旧的影响。思想观念的陈旧主要体现在几个主要的方面。首先，对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认识上，缺乏危机感和长远的战略性考虑。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国际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其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过多使用国际资源还会引发一系列国际纷争。其次，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内容，主要表现为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扩张，而经济发展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还包括经济效益、人民生活实际水平的提高和科技进步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等丰富内涵。再次，没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关于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2、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受到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存在一般规律性。我国经济过去的发展阶段及刚刚进入的重化工业阶段决定了其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带来补偿性的、填补空白式的快速增长，粗放式增长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具备。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买方市场”出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增长面临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约束。政府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时期增长依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主要靠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的投资带动，国债投资基础产业带动，及产品出口的带动。地区差别显现以后。东部发达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示范者和火车头，中西部加大开发力度进行追赶，也成为经济增长强大的推动力。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非常重要。这一时期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依然没有转变。200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带动下的新一轮增长正在启动。处于高增长的主导行业主要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这些行业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行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在这种增长格局中，快速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业。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短缺、污染加剧的矛盾，既不能抛开重化工业阶段的规律性特点，又不能对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污染的加剧视而不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调整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全面改造、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以全新的方式和更短的时间实现新型工业化。争取在某些行业、某些项目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老路;反过来，通过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来保障经济顺利经过重化工业阶段，尽可能地缩短重化工业阶段的时间。因而，政府决策中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凭借主观意志，而应根据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阶段，尊重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树立阶段性目标。

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经济结构就是国民经济的各构成要素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方式及其比例关系。当前在我国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均衡现象非常普遍，结构失衡问题十分突出。首先，经济产业结构比例失衡，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一、二产业比重太重，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从产业结构内部联系来看农业基础不稳、生产增长缓慢、生产技术落后、集约化程度低，基础产业发展落后，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从工业结构来看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较高的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很低，加工业的技术含量低，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从而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其次，工业内部的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及人均 GDP 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将由“吃穿用”为主加快向“住行”为主转换，汽车制造、房地产等一批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关联密切的行业普遍出现快速增长态势，从而带动了重化工业部门的超常发展。而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不仅人口要进入城市，资金、土地等重要要素也向城市和工业转换，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量大增；这些因素明显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成为增长方式转变的又一主要障碍。

4、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与发展观念、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等因素相比，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上的经济调控手段上。首先，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晰、所有者缺位，成为企业追求高投入、高产值、高速度的主要诱因。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中，政府几乎是倾其全力试图攻克国企改革难关，从早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转换经营机制，到近期的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说尝试了各种可能的改革方案，但国企的产权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善。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只能以整体面目出现的单一公有产权模式，使国企产权不清晰，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其次，企业的投资自、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干部任免权和外流自等经营自仍未完全落实，致使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制订计划时仍把上级指令作为选择依据之一，企业在遇到生产经营困难时不得不在找市场的同时更多的又找政府解决。再次，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确定和选聘仍主要是非市场性，其激励方式主要是升迁，而企业经营者非市场选择使其缺乏来自所有者以及经理市场的竞争形成的退出机制的约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诱致了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偏差，即企业经营者不能从切身利益的内在激励和资产经营责任的外在约束及监督中，形成规避风险，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反而主要通过拼设备、拼资源、拼消耗的方式来追求聘任期的政绩。另外，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不仅决定了自身经营机制的缺陷，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外部因素

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渡依赖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我国企业依靠自身的科技创新来提升产业结构、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受阻，面临着国际资本竞争的压力，被动服从于跨国公司利益。可以通过利用外资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我国企业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阶段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扩散、传播、示范等外溢作用不理想。而且各地在引资、用资过程中都存在片面地追求引资的规模和速度的现象。首先，不重视引资的质量和结构，外商只是将传统技术、传统产业部门甚至对环境有污染的部门转移，而核心技术依然留在本国内，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加重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其次，不重视国内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引资后逐步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忽略了通过引资提升自己的内涵和价值。

2、国际贸易自由化加剧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加剧结合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同时又具有必要性紧迫性。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积极推进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又要继续开辟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成长期，我国的人口因素决定，在加快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较长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产业。在进行生产技术型或技术结构政策的选择时，既要注意积极推进集约型增长方式，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根据我国实际的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继续发展和开辟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与狼共舞”，尊重接受国际贸易竞争规则，又要通过国内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措施，从容面对世界工业重组的局势。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

参考文献：

[1]台世强,李杨.关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J].理论导刊,2006,12：29-31.

[2]刘成碧.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J].理论视野,1997, 5:56-58.

[3]黄元山.探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J].清江论坛,2006, 1: 25-27.

[4]赵晓.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J].北方经济,2006, 7: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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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U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048-01

交通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联，从我们前面的历史所得出的经验来看，交通运输的发展可以加快一个地方市场的扩大，使得商品可以有一个更大市场进行流通，最终扩大这个区域的产值，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说交通运输就是基础保障，本文将就经济增长和交通运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索，找到合理有效的措施，让运输业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

从我国前期的运输业来分析，交通运输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的确有作用，而随着地区的经济增长，该地的交通也会随之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需要一定的交通运输能力对其支持，可以说他们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增长的，如果一旦交通运输跟不上经济发展繁荣的步伐，那它必然会拖经济的后退，所以，想要让经济发展，就要先发展交通。就当前我国实际现状，我国已经在公路，铁路，航空，水路构建了一张非常大的交通网，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具体我们分一下几点论述。

二、交通基础设施是决定运输成本大小的主要因素

我国目前的交通运输工具大概可以分为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还有空运，人们为此建立铁道，高速，还有航线，人类运输活动基本上都需要依靠这些特定的交通设施来进行。这时候，当我们所拥有的最基础的交通设施跟不上脚步时，就会让这个地方与外界不能及时的联系，外面的新的技术，物资，人员不能很好的相互联系，相互沟通或者是运输成本的增加，最终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比如说有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快，它这里的技术先进，资源齐全，劳动力成本高，很多的资源因为劳动力的不足没有办法继续利用，致使经济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而又有一个地方则是劳动力剩余，而技术落后，资源短缺，这时候如果交通设备便捷，两个地区就可以相互流通，进行互补，经济好的地区也释放了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了经济更好的发展，而经济差一些的则通过引进资源，引进新技术，最后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具体事例就有一个是在美国，由于阿拉巴契亚山脉的阻隔，美国西部的剩余农产品因为交通运输设备的不便捷，需要很长的运输时间，制约着经济，使的西部经济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后来西大力发展公路，水路和铁路，建起了三大专业农区，最终经济总量直线上升，直赶东部。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经济是和交通基础设施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我国来说，就经济落后的地区，就应该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立一个便捷的交通网路，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

三、运输技术的提高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就我们目前的交通状态也可以看出，我国以及各个国家都在致力于交通工具的更新，从最初的蒸汽机车开始，到21世纪，人们设计出了高铁，飞机这些新型交通工具，人们也进入了科技时代，交通运输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着新型交通工具的使用，使的运输成本得到大幅降低，从而建立起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引发了世界经济大发展。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方式，人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产品，运输的地方来采取不同的运输方式，例如，量大并且能耗低，系统投资大，运输时间相对长的货物适合铁路，而像公路则适合一些短距离，小型货运的，通过选择合理的运输方式进行运输，让不同的物资可以高效，及时的到达目的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变相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四、发展交通运输的制度安排，降低运输成本，实现经济增长

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充分表明，企业发展一直在依靠着某种特定交通运输方式来集中在一个空间，任何产业的发展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交通基础设施，整个的运输费用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应该构建一套有效的交通制度，一时让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例如铁路，航海，空运等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建造费用高昂，而且涉及到了土地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没有国家是没办法运行的。多义说统一的制度安排是有它自身重大作用的。还有就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在不断的加强，这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只运用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很多情况下交通运输过程是难以完成的，或者是太过于浪费资源的，如果这时候可以让运输方式相互结合，制定一套合理，统一完善的制度，构建一个综合运输体系，采取多样化的运输方式，综合发展，相互之间合理安排，相互配合，有机的进行衔接，降低运输成本，实现无缝，连续，全程的服务目标，在节省了时间的状态下，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统一的交通运输管理制度会直接降低运输成本，在统一的、完善的运输管理制度下，交通运输发展政策有效的实施，有效的协调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让交通运输发展与城市的发展相，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

五、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运输发展让我国的资源利用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发展思路上，我们应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交通运输发展的统筹规划，建立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扩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创新运输技术，最终扩大产品市场，让交通运输在其经济增长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姜丕军.交通运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探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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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全民体育　经济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表明，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强调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

二、中国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自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其作为我国跨世纪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来部署。伴随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1995年出台后，2009年，我国第一部促进、规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统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更是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全民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建设过程。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遵循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仅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忽略全民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对全民体育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认识全民体育运动的独特价值和综合功能。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也不应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必须把研究视角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来进行研究。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体育越来越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新制度经济角度，遵循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深入审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变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全民体育运动综合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具体有如下意义：

1　明确全民体育运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提出影响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2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丰富体育经济学理论和拓展研究视角。

3　将全民体育运动乃至体育与经济的联系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认识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

4　对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下一步的推广提供一定借鉴，有利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更深入的推广和开展。

5　为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四、研究对象、步骤与假设性结论

1　研究对象。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化变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民体育运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全面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后，分析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作用路径。最后就其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3　主要观点。(1)随着体育影响力的加强，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2)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作用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3)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4)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间接作用是通过其制度安排、体育文化传播等，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取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文化，产生相应的制度激励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5)全民体育运动影响与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条路径，通过这四条作用路径，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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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GDP指数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其中煤炭资源的消费对经济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煤炭大量消费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逐渐加深。虽然近年来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改善，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在可预计的时间内，煤炭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煤炭作为我国主要能源地位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另外，天然气作为环保的清洁能源，市场已经基本覆盖全国，消费程度不断加深，但天然气在全国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例还较低。目前天然气是最具潜力的煤炭替代能源，现阶段能源结构优化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天然气的开发消费程度，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于能源矿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如王鉴雪（2009）运用协整回归关系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总量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煤炭资源消费。李颖嘉（2010）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得出能源消费量的变化不会显著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也就是说，能源消费不对GDP的增长起决定作用。吴明明（2011）主要是从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的角度来说明能源消耗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最为显著，能源消耗与消费次之。上述文献几乎都是关于能源消费，尤其是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本文作者选取“传统能源―煤炭”消费以及“清洁能源―天然气”消费为研究对象，分别探究与它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了解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程度。首先运用两种能源矿产的消费收入弹性来探究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其次，创新的尝试运用指数分析，而非简单的数量值作为数据量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探究两种能源矿产消费分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

二、我国煤炭、天然气消费收入弹性分析

矿产资源消费弹性是反映资源消费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一种指标。可以通过资源消费弹性系数来反映能源矿产消费情况。

1. 整体来看，近十年三项指标的增长率趋势有一定的同步性，尤其是天然气消费量增长率走势和GDP增长率走势之间存在更强的一致性。

2. 近十年来煤炭消费增长率大体持续走低。这可能是由于经过之前高耗能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基本完善，加上煤炭资源大量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显露，经济发展方向需要调整，传统矿产资源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转换，需求转为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煤炭资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在逐渐减弱。

3. 从图1也可以看出天然气消费增长率变化的波动幅度较大。天然气与煤炭行业相比，作为较新型的能源矿产，市场需求还不是很稳定，需求量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天然气消费增长率在现阶段波动幅度大。但是作为最具有潜力替代煤炭资源的清洁能源，天然气消费量正在迅速增长，并且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所以近十年天然气的消费量一直保持着30%～50%的增长速度。

4. 近十年，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天然气消费增长速度均高于我国GDP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国能源矿产消费收入弹性均大于。该时期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高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经济建设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的高耗能经济，近年来经济发展依然较为严重的依赖能源矿产的消耗，粗放型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

三、煤炭消费指数、天然气消费指数与GDP指数的协整和因果关系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对我国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的研究，选取的变量有我国GDP指数Y，煤炭消费指数XC及天然气消费指数XG。在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和便于变量间长短期弹性的分析，文中对各变量分别取对数值，记为Ln+变量名，即变量为LnY，LnXC， LnXG。

（二）变量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平稳，即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性检验。经检验，原始序列LnY、LnXC及LnXG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存在单位根，序列不稳定，则不能通过检验。之后对各序列进行一次差分后， LnY、LnXC及LnXG的一次差分的ADF值均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即LnY、LnXC及LnXG的一次差分的序列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则可以通过检验。

（三）建立协整性与误差修正模型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然后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协整性。本文利用OLS回归，分别得到LnY与LnXC、LnY与LnXG的协整回归方程。

1. GDP指数与煤炭消费指数的协整关系

LnY=-7.916519+2.638714 LnXC+ecm， R-squared=0.960606

对残差ecm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统计量为-5.491123，小于显著行水平5% 时的临界值-4.246503，残差序列ecm为平稳序列，拟合优度也较为显著，则说明 LnY与LnXC具有协整性，即煤炭消费指数与GDP指数具有长期协整关系。

2. GDP指数与天然气消费指数的协整关系

LnY=0.388045+0.919754 LnXG+ecm， R-squared=0.988545

同理，该残差ecm单位根检验的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行水平5% 时的临界值，残差序列ecm为平稳序列，即天然气消费指数与GDP指数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为了增强模型的可信度，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样需要从短期角度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结果如下：

GDP指数与煤炭消费指数

LnY=-2.905303+0.645853LnY（t-1）+0.896646LnXC+0.509765LnXC（t-1）+Ut

GDP指数与天然气消费指数

LnY= 0.243106+0.564375LnY（t-1）+0.802189LnXG-0.412136LnXG（t-1）+Ut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由表1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不是煤炭消费指数及天然气消费指数提高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分别为0.4525和0.4512，在5%的显著水平下该原假设被接受，即我国经济增长不是该煤炭消费指数及天然气消费指数提高的格兰杰成因。同时，所测数据也显示出煤炭消费指数与天然气消费指数的提高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同样偏大，所以该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不能得出煤炭消费和天然气消费指数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从长期来看，我国煤炭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一定力度的影响。从回归方程来看，煤炭消费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经济增长指数大约增长2.6387个单位。而天然气消费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经济增长指数大约增加0.9197个单位。说明我国煤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度要大于天然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度，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耗的依赖性较强。所以，我们要正视煤炭行业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转变思路，适时地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从而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2. 从短期来看，关于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煤炭消费指数本期变化1个单位引起本期GDP指数同向变化0.8966个单位。ecm的系数为-0.3413，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关于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天然气消费指数本期变化1个单位引起本期GDP指数同向变化0.8021个单位。ecm的系数为-0.5486，同样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所以从短期上看，1个单位的煤炭消费指数的增加对于本期GDP指数的影响要远小于协整分析中所反映出的长期影响强度，这说明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有不可否认的长期关联，但短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减弱。而天然气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长期协整估计还是短期回归模型，估计系数均徘徊在0.8左右。这说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发展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度逐渐减弱，而对替代能源的依赖程度趋于稳定并逐步加强。

3. 经过Granger检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煤炭及天然气消费之间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随着近年来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煤炭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在逐渐减弱。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太低，还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替代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目前还没有形成。现阶段是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对传统能源依赖度的逐渐减弱为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国家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顺势而为，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不断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程度，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王鉴雪，宁云才.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2）.

[2]吴明明.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3]任少飞，冯华.中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结构的关系[J].财经科学，2006（12）.

[4]李颖嘉.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四川社会科学院，2010.

篇14

关键词：现代物流 经济增长 关系 研究

理论界普遍认为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现代物流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同样，经济的增长也会带动现代物流的发展。如果这一论点成立，则推断出经济增长无形拉动了现代物流需求，而现代物流的发展又为经济运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随后物流工作也会开展得更加顺利。如此看来，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甚至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基于此，笔者现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利用具体实例对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论证。

一、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1.物流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部分学者利用物流推动论来分析问题，站在物流推动论的思路分别从三个方面对物流发展在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作了分析，得出以下三个相应的结论：一，现代物流发展细化了社会分工，使社会行业及社会工作变得更加规范，进而促进了在社会经济的增长；二，现代物流建立物流联盟的目的在于控制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一旦降低，经济增长便不是难题；三，如果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现代物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非均衡发展、梯度推移等多个方面都会发生作用，最终结果同样是促进经济增长。由此看来，现代物流多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明显结果是，现代物流发展，经济也会跟着增长，反之，物流滞后，经济势必也会跟着降低。所以不难看出，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互动关系，经济会随着物流的发展而增长。

2.经济增长对现代物流发展的拉动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利用经济拉动理论来分析物流和经济间的关系，指出现代物流仅仅只是经济发展下的产物，经济增长会对物流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大幅度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市场的物流需求量，进而促进物流发展，反过来，物流 需求量大大增加以后，市场经济，乃至社会总体经济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其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现代物流的发展水平，因为无论如何，物流始终是经济发展下的产物，始终受限于社会经济。

按照经济拉动逻辑，经济大幅度增长之后，物流业对物资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物资产品流动规模同样得到相应的扩大，这些连锁反映都是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是现代物流在经济发展下的必然趋势。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该国也是利用庞大的物资交易，从世界各地将物资产品运回国，再销售到国内和国外，产生巨大的物资产品需求，实现了物流发展。这一行为的实施建立在经济发展条件上，是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这一点来看，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的作用是极大的，一旦经济显现出增长趋势，物流便随之跟着发展。

3.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由上述两大理论可知，现代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现代物流发展可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可拉动物流内需，带动物流发展。如果应用因果图来解释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将其视为双向因果关系，即物流发展势必会提高物资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加大市场对物资产品的需求以及物资产品的供给，缓解物资短缺问题，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市场对物资产品的需求，从而拉动物流行业内需，频繁造成物资短缺问题，带动物流行业发展。

二、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论证现代物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笔者预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对其进行论证，详细步骤如下：

1.选取适当数据与指标。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实证时，第一步骤是先做好数据、指标选取。综合考虑现代物流性质，数据指标选取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即物流供给能力指标、物资产品需求指标、发展成效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指标，四种指标缺一不可。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种指标在选取时都会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而本文为了论证方便，剔除了一切价格因素，论证时并不考虑价格因素对指标的影响。

2.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的应用。（1）斜整关系检验。由于上述时间序列都为一阶非平稳序列，对在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前，我们须对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性进行检验，也就是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这里本文采用常用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利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结果。

（2）因果关系检验。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上述两两变量进行因果检验，得出最终的关系检验结果，即①案例中某省市的物流网络里程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联系；②某省市现代物流需求的增长水平较高，且增长原因为格兰杰原因；③某省市现代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双向因果关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且这种相互关系是双向的，能相互影响和作用。本文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及检验理论对物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物流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动物流发展，物流和经济二者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相辅相成。同时强调，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做好合理控制，确保两者发展的协调性。

参考文献：

[1]刘南，李燕.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