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及其构成要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税法及其构成要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税法的构成要素，是构成税法的必要因素，它们反映了税收制度中的实质，规范了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法构成要素分为实体法要素和程序法要素，实体法要素主要包括征纳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和税率等。 这些基本要素，是决定征税主体能否征税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明确了由谁纳税、对什么征税和征收多少税等这些税收中的最基本，构成了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个切实可行的遗产税制度框架，是达到遗产税征收的预期目的关键之一，因此本部分涉及到的问题是遗产税法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如何正确表述征税客体范围的问题。（2）如何确定征税客体范围。 哪些遗产应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哪些遗产应在扣除之列，如何把握某些特殊形式的遗产（如房屋，文物）等等。（3）如何确定免征额，这是最大的难点。绝大多数学者只是给出某个具体的免征额数值，而支持这个数值的理由却几乎没有涉及到，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免征额的数值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具体的数值。 而个别涉及的，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统计数据的支持。税率表的确定，与免征额的确定，存在相同的问题。 另外，遗产税纳税人的问题也需要明确，尤其是赠与财产在应纳税额时的排列顺序问题。

针对遗产税课税要素研究中的这些难点和不足，笔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遗产税法有关规定，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1）认为在表述征税客体范围时，应以概括法加反列举法为宜；（2）详尽讨论了征税范围，探讨了不计入征税遗产的范围以及扣除项目，并阐述了理由；（3）了确定免征额的原则，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确定了免征额的具体数值；同时也给出了确定税率的原则，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税率表方案。 总之，本部分试图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立法原则为指导，分别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免征额和税率等具体课税要素问题上给出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方案。

（一）纳税主体

由于遗产税是国际性的税种，其纳税人的确定涉及到税收管辖权的问题。根据国际税法的惯例，税收管辖权的确定，一般采取属人、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建议我国遗产税法，也采用这一原则，先将纳税人首先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再以来源地进一步加以划分，从而确定遗产税税收管辖权。具体到“对遗产和赠与税来源地的确定，一般以遗产或者赠与财产所在地为来源地，由该来源地国行使税收管辖权”。[1] 因此建议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死亡时在境内、境外的遗产征收遗产税；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死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

篇2

一、纳税筹划系统的界定与特征

（一）纳税筹划系统的界定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或可选择性条款，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利益的过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企业纳税筹划活动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企业纳税筹划系统由若干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此，企业纳税筹划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的特点，纳税筹划系统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不是孤立的、单一的、静止的，而是以一定的系统而存在。

（二）纳税筹划系统的特征

一是结构性，即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相互结合的方式。二是开放性，即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三是整体性，即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最显著的特征。

二、纳税筹划系统的构建

（一）纳税筹划系统构成要素

在管理的职能中，决策系统通常是由五个要素构成的，分别是决策者、决策对象、决策信息、决策理论和方法、决策结果及评价，纳税筹划系统作为一个决策系统也不例外，也是由五个要素构成。

1、纳税筹划者，即决策的主体

纳税筹划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团中的决策机构，纳税筹划作为财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确定决策者。纳税筹划决策隶属于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所以其决策者应该是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然后把任务分配给财务主管或者纳税筹划专员。由于纳税筹划决策的专业性、多元性、多学科交叉性的特点，要求决策者即高层管理者应对纳税筹划具有正确的认识，并能对该项工作提出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目标和要求，同时也要求相关财务人员要能熟练的运用税收、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财务管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并能选择最佳方案。

2、筹划对象，即决策的客体，即决策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说的筹划对象，应该是能为筹划者加以选择或影响的，若是筹划者主观不能选择或改变的对象则不能成为筹划对象。纳税筹划的特征之一就是贯穿财务活动的始终，因此，纳税筹划决策也就贯穿于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分配活动中，其对象就应该是选择最佳筹资结构、投资方向、分配方式，促进资金有效获得和使用等，同时由于这些财务活动会涉及到税收，所以纳税筹划的对象也包括这些财务活动所涉及的税种。

3、筹划信息

信息包括企业内部的信息，也包括企业外部的信息。在进行纳税筹划决策时，确保所持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的错误决策都是与信息失真有关联的。因而，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企业内外的各方面经济信息都是设计、选择最佳方案不可或缺的，如企业内部的产品盈利状况、国家税收法规的调整，国家调控政策的变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修订等。只有在充分收集和分析不同的涉税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后，才能形成最佳的纳税筹划决策。

4、筹划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决策的一般模式、预测方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技术、决策方法论、数学和计算机应用等。正确的信息只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决策者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并运用恰当的方法来分析、判断，才能找出好的方案。进行纳税筹划活动同样离不开这些理论和方法。

5、筹划结果

是指通过决策过程形成的，指导组织的行动方案。纳税筹划决策的结果同样是从一系列的备选计划中选择一个最佳纳税方案来指导企业的纳税行为。通常而言，纳税筹划决策的结果一般是通过数据、图表等直观的方式来予以表达。

（二）纳税筹划系统要素关系分析

1、静态分析

从系统论的基本观念出发，整个纳税筹划系统是一个立体系统，有一套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要素构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分工与合作互为因果。

在纳税筹划系统中，纳税筹划者、筹划对象、筹划信息、筹划方法、筹划结果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筹划者与筹划对象的关系。在纳税筹划系统中，筹划者要进行纳税筹划就必须要明确筹划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以实现筹划目标；前文提到企业纳税筹划者具有多层次性，因而不同的筹划对象又反过来决定了筹划者的选择。

筹划者与筹划信息的关系。 筹划信息由筹划者收集，不同的筹划者收集到的信息是不相同的；反之，不同的信息又会影响和制约筹划者的筹划活动。

筹划者与筹划方法的关系。筹划方法有多种，不同的决策者所选择的方法会有所不同；反之，筹划方法又会制约筹划者的筹划效果。

筹划者与筹划结果的关系。筹划结果是筹划者实施筹划行为的最终成果，筹划者决定了筹划结果的形成；筹划结果形成后，又将指导筹划者执行筹划方案。

筹划对象与筹划信息的关系。筹划对象决定了筹划信息的收集范围，不同的筹划对象，需要收集的信息是不同的；收集信息的难易程度又反过来影响筹划对象的确定，若是相关信息无法收集，则有可能放弃对该对象的筹划。

筹划信息与筹划方法的关系。信息是运用筹划方法不可或缺的因素，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筹划方法的使用；筹划方法又影响信息的收集，不同的筹划方法需要的信息会不同等等。

2、动态分析

根据系统论原理，系统并不是诸要素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必须转变系统设计思路和路径，通过系统内部诸要素的优化整合赋予系统新的特质，各要素构件统一、协调在系统整体之中，从而系统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于纳税筹划系统而言，其构成要素也不是简单的组合，是筹划者针对筹划对象，收集相关的纳税信息，使用科学的决策理论和方法，并最终形成决策结果的过程，是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

篇3

我国会计制度规定，会计要素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六方面构成，其中前三个会计要素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是资产负债表的构成要素，三者关系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后三个会计要素反映企业经营成果，是利润表的构成要素，三者关系是：收入－费用=利润，这里的“利润”是指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计算的会计所得，而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又称税法所得）时是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税法规定，当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有关税收法规不一致时，应当依据国家有关税收法规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会计上计算的会计所得必须是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必要的纳税调整后的余额，才能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两者关系可表述为“应纳税所得额=会计所得±纳税调整项目金额”。下面笔者就从利润表的构成要素,即收入、费用等方面来分析会计和税法的差异表现。

一、会计制度和税法的主要差异表现

（一）收入方面的差异

1.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差异

新会计准则对收入重新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对于收入的确认时间，新会计准则也提出了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收入准则规定企业的销售商品收入金额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额。而税法对于销售商品的应税收入确认与会计规定基本一致，体现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例如有的企业发生分期收款业务时，税法规定可以按交付产品或商品开出发货票的日期确认收入，也可按合同约定的购买人应付价款的日期确定销售收入的实现。但应该注意到，有的企业在实际发生分期收款业务时不是按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按交付产品或者商品开出发货票日期确认收入，而是按收到价款的日期确认收入，这样可以起到推迟交税的目的，从而影响到国家税收收入的及时性。

2.非生产部门使用本企业产成品的差异

税法规定，纳税人在基本建设、专项工程及职工福利等方面而使用本企业的货物的，应作为收入处理，其价格按同类产品同期市场价格确定。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则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而是按货物账面价值直接由产成品科目转入在建工程，应付福利费等相关科目。

3.销售折扣（现金折扣）与销售折让的差异

税法规定，销售货物给购货方的折扣销售，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折让额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的，可按折扣、折让后的销售额计算收入；如果将折扣额、折让额另开发票，则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折让的金额。而会计制度规定，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即按总价法进行会计核算；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销售折让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收入。

4.接受捐赠收入的差异

税法规定，企业接受捐赠收入视为应税收入，对于企业取得的货币捐赠，应一次性计入企业当年收益，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企业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应按照合理价格估价计入有关资产项目，同时作为企业当年收益，在弥补企业以前年度所发生的亏损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较大，企业可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平均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并应在相应期间的年度所得税申报中对有关收益额及分期结转额的情况做出说明。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接受的捐赠收入包括货币捐赠和非货币捐赠，不视为企业取得的一项收入，接受捐赠的资产一般会使企业的经济资源增加，将其纳入“资本公积”项目核算。

5.国债利息收入方面

税法规定，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免税，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因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二）费用方面的差异

1.工资、薪金的差异

税法规定，（1）工资、薪金支出实行计税工资扣除办法的，按计税工资规定扣除。即企业实际发放工资、薪金在计税工资、薪金标准内的，可据实扣除；超过标准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经国务院批准，自2006年7月1日起，企业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允许扣除的计税工资标准由目前的人均每月800元上调到1600元，同时停止执行按20%比例上浮的政策。

（2）工资、薪金支出实行工资、薪金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企业，其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在工资、薪金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职工平均工资、薪金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以内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企业按批准的工效挂钩办法提取的工资、薪金额超过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额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超过部分用于建立工资储备基金，在以后年度实际发放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在实际发放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当期应负担的工资、薪金应全额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冲减当期利润。

2.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的差异

税法规定，纳税人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计税工资总额的2%、14%、1.5%计算扣除。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高于其计税标准的，应按计税工资标准分别计算扣除；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低于其计税工资标准的，应按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分别计算扣除。而会计制度规定，当期应负担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应全额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冲减当期利润。

3.业务招待费的差异

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业务招待费，在规定比例范围内，可据实扣除。即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及其以下的，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5‰；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超过1500万元的，不超过该部分的3‰。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业务招待费应全额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冲减当期利润。

4.固定资产折旧的差异

（1）折旧年限。税法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固定资产都明确了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按照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批准，可以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2）折旧方法。税法规定，纳税人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采取直线折旧法。确需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从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中任选一种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应当在会计报表附表中予以说明。

5.资产摊销的差异

（1）无形资产摊销的差异

税法规定，法律和合同或者企业申请书没有规定使用年限的、或者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摊销期限不得少于10年。而会计制度规定，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摊销年限不应超过10年。

（2）开办费摊销的差异

税法规定，企业在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应当从开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内分期摊销。而会计制度规定，将开办费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一次计入当月损益。6.研究开发费用的差异

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10%以上的，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年终经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扣除应纳税所得额。增长比例未达到10%的，不得抵扣。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据实列入当期费用，冲减当期利润。

7.借款费用的差异

税法规定，（1）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费用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费用支出，在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2）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纳税人为开发房地产而借入资金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在房地产完工之前发生的，应计入有关房地产的开发成本。

（3）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全额计入财务费用，冲减利润。

8.广告费用的差异

税法规定，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其当年度销售（营业）收入的2%，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纳税人因行业特点等特殊原因确实需要提高广告费扣除比例的，须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业务宣传费（包括未通过媒体的广告性支出），在不超过其当年度销售（营业）收入5%的范围内，可据实扣除。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可全额计入营业费用，冲减利润。

9.捐赠、罚款、赞助支出的差异

税法规定，各种非广告性赞助支出不得扣除；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的财物损失、各种税收的滞纳金和罚金不得作为扣除项目；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金融保险业为1.5%）以内，准予扣除；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对农村义务教育、中国红十字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等的公益性捐赠可全额扣除，（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省份）对慈善机构、基金会的公益性捐赠可全额扣除。而会计制度规定，捐赠、罚款、赞助支出全额计入营业外支出，冲减利润。

二、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协调办法

会计制度与税法产生差异有其深刻的历史前景和理论根据。由于会计和税法规范的经济关系不同，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然而，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这种矛盾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进行协调的，如果片面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会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国应积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会计与税法差异进行协调，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加强沟通

我国的会计制度与税法制度的制定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会计制度的具体制定者为财政部门，税法的具体制定者为国家税务总局。他们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应加强沟通与合作，财政部门在制定会计制度时，不仅要满足会计报表的报送要求，还要尽可能满足规范纳税基础的需要；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应尽可能与会计保持一致，使得纳税调整项目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减小实际征税的难度。

（二）税法应适当放宽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限制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技术进步的加快，企业资产在实物形式上损耗和技术上的无形损耗都迅速增加。但是目前税法对企业折旧年限和折旧方法的限制性规定非常严格，如规定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为10年，折旧方法一律采取直线法。这些规定极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增强竞争力，同时也增加了会计核算工作的难度。当然为了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而达到调节纳税的目的，税法可以规定当企业发生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主管税务机关批准或备案，并且一经确定在一定年限内不得变更。

（三）加强会计信息的披露和相互宣传的力度

税务机关应充分利用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并且应加强会计制度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以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同时我国还应加强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在会计界和税务界的相互宣传力度，结合实际情况，把会计知识与税法知识的培训、宣传纳入日常工作，组织单位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人员、办税人员及广大经济工作者认真学习，搞好会计制度和税法的宣传工作，加深对会计制度和税法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贯彻会计和税收改革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提高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调的有效性。

（四）会计制度尽量缩小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

会计政策作为企业财务揭示所选定的会计原则、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企业组织形式及经营性质的差别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利益驱动情况，加之企业管理人员对企业会计政策的了解程度不同，企业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利益驱动取向不同、目的不同，使得会计政策的选择情况千差万别。而税法对会计政策又规定得过死，必然与灵活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矛盾，产生大量的纳税调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制度应尽量缩小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规范会计所得与税法所得的差异调整方法，简化税款计算。而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小型企业可严格按税法的规定选择会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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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风险　控制体系　管理

随着税务部门征管稽查行为逐步规范化和法制化，以及报税系统信息化的发展，企业投机行为带来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企业解决税务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定一个好的税务策略，建立一套严格的内控体系，把企业的税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一、税务风险的定义及管理目标

(一)定义

税务风险就是企业在涉税活动中面临的一种不确定性。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势必要求降低税收，因而税务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税务风险具有税收上的不确定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决策，每一项决策都要考虑效益和成本的关系，不可避免的会涉及税务问题。不同的决策引起不同的税收负担，即使相同的决策也会由于纳税人的主观原因和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不同而税负各异。

(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目标

从企业角度考虑，税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企业通过税务风险管理体系识别、评估和防控税务风险，以保证企业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及相关业务处理符合税法规定，降低企业涉税成本。企业税务部门应参与企业战略规划和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并跟踪和监控相关税务风险。具体说，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包括：税务规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税法规定；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符合税法规定，对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制度或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符合税法规定；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税务档案管理以及税务资料的准备和报备等涉税事项，符合税法规定。目标重点突出了税务行为的“合法性”，即涉税事宜均符合法律规定。

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构成要素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主要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

(一)内部税务环境。企业领导确定关于税务风险的概念，并确定税务风险容量；内部税务环境为主体中的领导及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领导重视，税务会计坚实的业务基础及相关人员的配合和正确认识，为税务风险管理打好了基础。

(二)税务目标设定。设定税务工作目标，工作人员在努力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就能识别影响它们的潜在风险事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确保管理当局采取恰当的程序设定目标，确保所选定的税务目标支持和切合该税务主体的使命，并且与它的税务风险容量相一致。

(三)税务风险事项识别。税务事项识别涉及到从影响税务目标事先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中识别潜在的税务事项。它包括区分代表风险的税务事项和代表机会的税务事项，以及可能二者兼有的事项，机会被反馈到管理当局的战略或目标制定过程中。

(四)税务风险评估。要对识别的税务风险进行分析，以便形成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的依据。税务风险与可能被影响的目标相关联。即要对固有税务风险进行评估，也要对变化的税务风险进行评估，评估要考虑到税务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

(五)税务风险应对。员工识别和评价可能的税务风险应对措施，包括回避风险、承担风险、降低风险和分担风险。税务管理当局选择一系列措施，使税务风险与主体的风险容限和风险容量相协调。

(六)税务风险控制。制订和实施政策和程序，以帮助确保管理当局所选择的税务风险应对措施得以有效实施。

(七)税务相关信息与沟通。收集税务相关的信息，以确保员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和时机能及时识别、获取相关信心并保持有效沟通。税务人员需要借助相关信息来识别、评估和应对税务风险，使税务人员充分了解自己的职责和相互联系，并有序开展工作。

(八)税务风险监控。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进行全面监控，必要时对税务风险管理程序加以修改和改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动态反应企业税务情况，并根据外界和内部条件的要求而变化。

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影响因素

(一)内部影响因素

企业内部税务风险因素包括：企业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税务规划以及对待税务风险的态度。组织架构、经营模式或业务流程，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设计和执行；税务管理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和相互制衡机制；税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管理层的业绩考核指标。企业信息的基础管理状况；信息和沟通情况。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其他内部风险因素。分析企业的内部风险因素，有利于企业从高层态度、员工素质、企业组织结构、技术投入与应用、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内部制度等微观方面，识别企业自身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重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依法纳税意识。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依法纳税意识不是很强，不注重税务人才的培养和职务设置，企图通过不合法行为来达到减少企业税负的目的。随着我国税收征收征管体系的健全，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大，企业税务不合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将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后果严重。为此，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有必要树立涉税风险防范意识，加深对企业涉税风险了解，加大对税务风险的防范。

二是企业税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一些企业的税务风险直接来自税务人员对会计法规、税务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不熟悉，企业税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企业涉税风险，严重得还可能在主观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况下，做出事实违法的税务行为，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三是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影响。完善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涉税风险防范的基础。企业如果缺乏有效地经营管理体制，就很难从源头上控制和防范涉税风险。因而企业应该建立健全企业财会制度，内部审计制度、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等，从组织架构、经营模式或业务流程上做好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设计和执行，还要重视税务管理部门的作用，设置并配备相关人员，使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要相互制衡。

(二)外部影响因素

企业外部税务风险因素包括：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和融资环境；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税收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完整性和适用性；上级或股东的越权或违规行为；行业惯例；灾害性因素；其他外部风险因素。我国目前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政策法规。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税收政策变化频繁。再加上我国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交流不够，信息不对称，造成对税务法规的错误理解，因此纳税人需要及时准确掌握税收政策法规的变动，如果企业不及时了解这些变动，调整自己的涉税行为，极有可能使自己的本来合法的纳税行为变为不合法，加大企业涉税风险。

二是行政执法。我国税务执法主体多元化，税务行政管理权存在着重叠，这也加大了企业的涉税风险。另外，税收法律法规由行政机关制定并监督实施和解释，纳税人即使有较为充分的理由，税务机关也可以加以否定，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涉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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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财务会计目标，税务会计目标是向税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税务决策的会计信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谁是税务报告使用者；第二，税务报告中信息的内容。税务信息的使用者首先为税务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本身并不会对税务信息特别关注。既然使用者为税务部门，那么税务会计报告应该反映的信息为涉税业务和纳税义务。

（二）税务会计对象

对象一般反映为某行为的客体。税务会计所要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因纳税而引起税款的形成、计算、申报、补退、罚款、减免等经济活动，，以货币表现的税收资金运动，但是税务会计并不核算和监督纳税主体的全部资金运动，而只核算和监督纳税主体有关税款的形成、计算、申报、缴纳及其有关的财务活动。因此，税务会计对象是税务会计目标的具体化，其具体到税务实务中的内容涉及到计税基础和计税依据、税款的计算与核算、税款的缴纳、退补和减免以及税收滞纳金与罚款、罚金。税务会计的对象主要有如下七个内容：第一，应税收入。纳税主体取得的应税收入不仅是计算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款以及资源税、房产税等其它相关税款的基础，也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款的基础。财税分流模式下，税法规定的应税收入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营业收入。第二，税款减免。减免税是对某些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给予鼓励或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是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需要，是我国税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三，扣除项目。纳税主体可依据相关税法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收入或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扣除的各项支出，一般类似于纳税主体在生产经营工程中为取得经营收入发生的各项经营成本与费用，包括产品与劳务成本和期间费用。财税分流模式下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经营成本和费用。第四，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是纳税主体计算应纳税额的主要基础。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企业税前利润。第五，其他计税基础。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计税基础。如，车船税的计税基础是纳税人所拥有或管理的车辆、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是契税的计税基础等。第六，税款的缴纳。由于各税种的计税基础和征收方法不同，不同行业、不同纳税人对同一种税的会计处理也有所不同，因此，反映各种税款的缴纳方法也不尽一致。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确认、税款的缴纳、减免税等税务活动，都会引起纳税主体拥有的资金或者债券债务发生相应的增减变动，因而都是纳税主体税务会计核算的内容。支付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也属于税务会计的内容，并需要按照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第七，确认纳税义务的依据（计税依据）。确认纳税义务需要有相应的依据。计税依据包括纳税人开具的税务发票和其他计税依据。我国的税务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普通发票。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了修订后的《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2011年2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了《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进一步完善了税务发票管理体系。

（三）税务会计主体

2010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印发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报告主体》（征求意见稿）中对报告主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IASB认为，报告主体是现有及潜在权益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资源提供者所关注的经济活动的特定领域，而且这些资源提供者不能直接获得是否需要向企业提供资源和这些资源是否被管理层有效利用的决策有用的信息。对于税务会计主体而言，税务会计主体更倾向于采用“纳税主体”的表述。纳税主体与财务会计中的会计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等同。会计主体是财务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典型的会计主体就是企业；而纳税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在一般情况下，会计主体是纳税主体，但在特殊或特定情况下，会计主体不一定就是纳税主体，纳税主体也不一定就是会计主体。例如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纳税主体是个人，而单位是作为代扣代缴的会计主体。这样，将个人独资企业这种比较特殊的主体类型也纳入了税务会计主体中。

（四）税务会计基本假设

参照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2010》，财务会计基本假设只有持续经营一个。那么税务会计是否也只有持续经营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四个基本假设是：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按照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界定，2008年盖地在《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第四版）中把在2005年提出的税务会计主体、持续经营、货币计量、纳税会计期间、年度会计核算、财务会计资料正确和货币时间价值等七项税务会计的基本前提，调整为纳税主体、持续经营、货币时间价值、纳税会计期间和年度会计核算等五项。在此当中，中国现行的税收并没有表现出货币时间价值的特征，而且年度会计核算都是由税法规定的，没有必要做出假设。

（五）税务会计基础

在财务会计中，会计基础包括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企业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在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的大部分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采用哪种会计基础，直接关系到会计事项的确认。由于要考虑纳税人立即支付货币资金的能力、管理上的方便性和征收当期收入的必要性，税收制度是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这会与财务会计的权责发生制产生一定的差异。如果税务会计应当依据税法的规定核算应税收入、扣除项目、应纳税收入等，则税务会计基础也许应当取决于税法的规定。

（六）税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采取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新的表述来代替曾经使用“会计基本原则”的说法，但盖地在2008年曾坚持采取“税务会计原则”的表述，并将其概括为税法导向、以财务会计核算为基础、应计制和实现制、历史（实际）成本计价、相关性、配比、确定性、合理性、划分营业收益与资本收益、税款支付能力和筹划性等11个原则。这里的以税法为导向存在一个问题，税收和法律本身就具有导向作用。如果税法规定的税与损益无关，或者影响不到当期损益，那么就不存在财税分离，税务会计也无从谈起。

（七）税务会计要素

税务会计要素主要有计税依据、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应税所得（或亏损）和应纳税额。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同，纳税人的各种应缴税款是根据各个税种的计税依据与其税率相乘之积。第一，应税收入。应税收入与财务会计收入有关系，但是不等同。确认应税收入的原则有两项：一是，与应税行为相联系，即发生应税行为才能产生应税收入；二是与某一具体税种相关。第二，扣除费用。这里的扣除费用即税法所认可的允许在计税时扣除项目的金额。属于扣除项目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是在财务会计确认、计量、记录的基础上，根据税法要求进行确认。第三，应税所得（或亏损）。应税所得（或亏损）中的所得，与财务会计的账面利润或者会计利润不同，这里指的是应税所得，它是应税收入与法定扣除项目金额（扣除费用）的差额，也是所得税的计税依据。第四，应纳税额。应纳税额是计税依据与其适用税率或（和）单位税额的乘积。税务会计要素是税制构成要素在税务会计中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也有两个会计等式：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应税所得计税依据×适用税率（单位税额）=应纳税额前者仅适用于所得税，后者适用于所有税种。此外，免退税、退补税、滞纳金、罚款、罚金也可以作为税务会计的一项会计要素，但不是主要会计要素。

（八）税务会计报告

税务会计报告涉及到两个问题：税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范围和税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内容。税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范围主要就是针对税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范围类别做出判断，即税务会计报告是一种对内报告还是对外报告。在现有的会计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对外强调客观，管理会计报告对内强调有用。税务会计报告对内而言并不是特别关注，只有对外的税务部门才会对税务会计报告直接相关。因此，税务会计报告属于一种对外报告，主要强调信息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税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内容需要由具体的税务内容决定，并涉及到使用哪种方式编制税务会计报告，采用分税种编制税务会计报告的形式还是将所有的税种合并到一个税务会计报告中。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税务内容选择编制税务会计报告的方式，如某些企业只需要缴纳个别几个税种，就可以采取将这几个税种合并到一个税务会计报告的方式。

（九）我国现行体制下的税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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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学习；课堂讨论；评价反馈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目前教育界对税法教学的讨论广泛，如何发挥学生在此课程中学习的主导地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税法教学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对税法教学的认识

(一)税法教学的重要性

税法教学的重要性是由税法的重要性和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决定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随着税务复杂程度的提高，社会对税务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因此通过课程改革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税收法律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二)目前税法教学面临的问题

(1)《税法》课程理论体系庞大、课时少、知识更新快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

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法条例体系混乱，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在税法体系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并且很多税种的改革与调整是不定期的，出台的文件、通知等行政性法规很多。但是此课程课时较少，和庞大的知识体系和繁复的法律条文不匹配。

(2)课堂教学模式落后，传统的讲授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目前，税法教学多采用“讲授+板书”模式。由于条文繁多，多数学生对案例分析更多是机械、被动地接受知识，如何有效应用案例教学法存在一定挑战。

(3)传统的课程考核体系过于单一，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综合能力

传统的笔闭卷考核无法全面地开拓思维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改革的理念及主要内容

《税法》教学改革核心是应用“自主学习”合作型教学模式，改变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模式，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目标，借鉴国外教学模式，展开小组讨论演讲并改革单一的考核模式，整个教学将分成三个阶段：教师布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评价反馈。

(一)教师布置引导阶段――发放学习指南，精选并介绍相关案例

1.发放学习指南，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借鉴国外的教学模式，学期初发放学习指南，告知学生考核要求 和教学进度并向学生提供本课程每章节的阅读书目，学习指南包括：

a.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内容包括税法构成要素、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及其他税种。

b.教学进度：根据每学期的时间来安排。

c.考核要求：考勤(10%)案例演讲(10%)案例论文(20%)期中考试(20%)期末成绩(40%)。

案例演讲：以3-4人小组为单位，针对某个案例介绍分析。

案例论文：选择近年发生的偷税案，找出1-2个议题并用相关知识分析，800字以上。

d.以供案例演讲和论文的备选案例。

e.参考书目。

2.教师精选并介绍教学案例，提出相关议题

案例教学法使《税法》枯燥的学科变得生动起来，但在选择案例时要注意：首先，选择的案例要少而精，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进行深入的分析。其次，选择的案例要发生在近期并且贴近生活，例如近年来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等。再次，选取的案例既要紧扣教材内容并且有助于学生理解。在此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展开小组讨论，调动学习积极性。

(二)学生自主学习阶段――以课堂讨论为核心，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此阶段是中心环节，注重师生互动，学生要在此环节中积极发现问题。

首先，营造宽松互动的氛围，上课前改变教室格局，把课桌变成环绕式的格局，改变评判性的方式评价学习结果，允许学生自由讨论，展开联想。

其次，引导学生积极课堂讨论，讨论前， 教师要定出案例分析要解决的问题和讨论的步骤， 最好选择开放性话题。学生可分组进行讨论，并在每组安排思维较为活跃的学生。讨论中，学生可自由发言，教师也可选择同学发言，但应该慎重挑选第一位发言者，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 教师要适时鼓励学生提出新观点，培养创新意识。在讨论的最后，教师可根据课程本身和学生的讨论补充问题，并鼓励学生对讨论中涌现的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

(三)评价反馈阶段――改变传统单一的评价模式，考核方式多样化

教师应改变传统的以考试为主要模式的考核方式，以开放式的案例演讲与案例论文为核心，细化评分标准，注重反馈，并在学期初告知学生考核体系。

案例演讲的评分内容：演讲内容(议题相关性、回答准确性)；PPT印象(内容概括性与逻辑性)；演讲技巧(语音语速、身体语言、观众互动、语言逻辑性)演讲内容和PPT印象同组成员分数相同，但演讲技巧同组成员分数不同。

案例论文的设置：设置开放性命题；学生自由选择近几年发生的偷税漏税案；找出几个议题，用相关税法知识分析，800字以上案例论文的评分标准：格式标准、案例介绍、议题相关性、分析准确性。

总之，税法教学应实施以能力考核为主。从平时考察、作业评价、解决问题等多个方面考核学生， 以改变片面依赖闭卷笔试的考核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郝如玉,王国华.中国新税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3]舒国燕.对高校《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J].科技信息,2008 (06):321-324.

[4]李晶.基于《税法》课程的课堂教学改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 (03):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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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界关于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企业税收筹划实践。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内在地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收理念、税法原则、立税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范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研究视角，对税收筹划行为进行系统考察，站在一定的法理高度，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对特定税收筹划行为做出恰当的分析，得出更加理性的结论，从而为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的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并为创新税收筹划规制制度提供新的理论支点。

税收筹划（TaxPlanning）一般被认为是与节税（TaxSaving）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并作为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而被各国政府所认同，进而为各国税收政策、法律所允许或鼓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税收筹划逐渐被国内接纳，并广为企业等纳税主体所采行。时至今日，国内税收筹划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规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弹性化和复杂化，纳税主体权益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专业机构的介入，企业税收筹划进一步走向隐蔽性、专业化和复杂化，对其合法性的判别愈加不易，以至以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出现失度；特别是企业竞争的加剧，致使企业税收筹划成为企业不可或缺又经常异化的行为。然而，税收筹划的专项立法、规制实践和学理研究又不能及时策应这些变化，故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少企业的税收筹划越发失去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异化为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使得企业税收筹划背离了税法规定和税法精神，已危及税法制度追求的公平、效率和秩序。

企业税收筹划及其环境因素的新变化，需要学界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以便更好地区分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和不正当税收违法行为，保护正当的企业税收筹划行为，防范和规制税收违法行为。以往关于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笔者认为，尽管现今各国都试图在立法或司法上严格区分节税与避税，但是由于节税与避税各自内含的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原则、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进而为规制不当的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做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

一、税收筹划应遵循税法规制的一般价值标准

效率、公平和秩序是诸多法律调整所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是税法规范、制度和体系得以创制的基础，更是税法规制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一个主体的特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正当，除具体税法规范之外，可依法的一般价值标准加以评判。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能够遵循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这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并得到法律、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一般法理基础。

首先，企业通过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为国家税收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现税法追求的效率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税收筹划不属于税法禁止的范围，企业在依照公法性质的税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同时，也受到私法的保护，企业可按意识自治的精神自由选择，任何企业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税收筹划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筹划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权利和自由。

尽管企业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事企业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服务，也为企业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公平竞争。

最后，也正是主要基于上述两点，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

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有利于实现纳税主体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长远意义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也不伤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由此可见，企业税收筹划符合公法和私法所共同追求的秩序原则。正是因为税收筹划的运行遵循着上述三方面的价值标准，使得它在税收行为范畴中与税收违法、税收非法以及其他非正当税收行为区别开来，这是识别和研究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理论基础。

二、税收筹划以税法学上的“两权分离”为理念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的税收涉及政府收入和国民负担，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是国民的一项负担。税收问题实质上是特定的财产权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转移和分配。因此，税收立法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税收权利进行配置的过程。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两权分离”是历史上税收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中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前提。这一基于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二元结构”假设的理论，要求无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应当是“法定”的，都应当依法加以保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税法制度对“两权分离”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不同权利主张和利益需求，有利于平抑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引导多主体有效博弈，实现税法制度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两权分离”作为基本理论假设，正在成为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的基本属性可以定位为：税收是企业及其他纳税主体向国家履行的公法之债，企业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权利，其中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尽量少纳税是符合企业的经济属性和趋利需求的，符合各国税法关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精神，这已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认同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务界所认可。

在“两权分离”主义视野中，企业的税收权益被纳入二元结构中“国民财产权”的范畴，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正当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符合税法精神。成功的企业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自身减轻对国家的税收负担，实现经济利益，其实质是通过抑制国家公权力来扩张企业私权利，体现了纳税主体财产权利和征税主体税收利益的冲突。企业在依照税法精神和税法规定减少税负以增加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税性收入，在理论和形式上成为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企业税收筹划以其手段的合法性和效果的增值性为基点，使得企业和国家在税收活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促成了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

三、企业税收筹划符合税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公法领域的通用原则，其源于宪法保护国民权益的精神追求，主要着眼点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法上通用的法定原则在税收规制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有的专家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个子原则，并将其概括为税收征管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来确定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来课税。从企业税收筹划的操作层面看，其技术技巧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有计划的筹划和安排，以合法的方式改变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从而合法地少缴或不缴税款。其实质是利用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合法是企业税收筹划的根本前提。税收筹划的基础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制订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税法所明示的或为其所默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及其税收筹划人在分析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税收筹划方案，征求税收征管机关的意见，征管机关必须依据法定原则和内容，判定该方案和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得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任意否认其筹划方案。

判定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法律的规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税收法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水平不高。考察中国关于企业税收筹划的立法资源，不难看出，现行宪法及其同类型文件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应该被视为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规范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税收立法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应该由法律规定的税收问题，仅是由中央政府的条例、相关部委的规章、通知、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关于税收问题的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无疑为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认定增添了复杂性，模糊了合法性税收筹划和不正当税收行为的边界，为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带来不小的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指导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分析和判断。随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在指导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四、税收法律关系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正当性

税法学研究认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构成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收主体。在这一关系中，尽管税收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利不完全对等，但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是权利主体。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和有关政策，税收征管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以国家强制力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维护国家的税收权利，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企业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另一方，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企业税收筹划方案的准备、制订和实施，可以促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运用及操作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同时，促进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企业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立法目的的实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国家对企业行为实施税法规制；同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更好地了解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及时掌握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也使本企业的纳税更加具有计划性、经常性和自觉性。因此，企业税收筹划能够为纳税人及时、足额、自觉地向国家上缴税款打下良好基础，在客观上对税收征管机关的组织政府收入工作起到积极的协助作用。对纳税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其权利和义务则一般是对等的，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经济权益，也是其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因此，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在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税收筹划才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从而在经济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可能以及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任何一方面来看，税收筹划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征纳双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五、税收筹划在动态博弈中可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两权分离”的思想，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合法权利奠定了理论基调，企业能够以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行为，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与征管主体及其规制进行博弈。再从税收的基本内涵看，它是加诸纳税主体的一种强制性负担，基于理性经济人之假设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属性，企业等纳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采取策应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以避免或减轻自己的税负。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过程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管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博弈中协调利益冲突，在经济上体现为“国家税收的减少”与“企业实际税后利益的增加”的矛盾。两者按照税法规则进行博弈，追求均衡状态和各自利益的实现，以至“共赢”。同时，博弈规则在主体博弈实践中得以产生、修改和完善。合法的企业税收筹划不仅能促进税法精神的实现，而且能促进不同税收主体的利益平衡，同时，对于国家这一税收主体和博弈主体而言，这种动态博弈能够在反复的“税收政策—对策—修改政策”的循环周期中促进博弈规则的演变，推动着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收征管主体的税收征管和国家的税法规制水平。

在税收立法方面，企业税收筹划有利于完善税制，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既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同时也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国家可以利用税务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税收筹划的方案发现并改良已有税法的不完备之处，对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立法机关加强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顺应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税收和宏观财政政策的调整，及时检查税法对企业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准确划定税收筹划的法律边界。因此，税收筹划的过程实质上是辅助国家税法完善的过程，做到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时、适度，从而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螺旋上升。

在税法执行方面，鉴于企业税收筹划体现了不同税收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复杂运动，税收筹划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税收筹划方案的复杂性，对征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形成挑战。特别是大量的以合法税收筹划的名义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为税收征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对税收筹划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税收征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识别具体的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中，提高税务执法的职业水准，提升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确保税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代表国家征税，行使税收权力，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同时实现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税法遵守方面，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缓缴税，通过税收筹划实现其税收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符合税法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其经济业务发生前，要深入研究税法精神，熟悉税收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范，准确把握从事的业务有哪些环节，它们将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这些税种有哪些优惠和鼓励政策，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能充分运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节税目的。因此，税收筹划在一定期程度上可以加快普及税法，强化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的税法意识和遵从税法的自觉性，这在税收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新晨

六、税收政策之变易与税收筹划正当性之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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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基本人身、财产权利之保障以国家财政需求借由税收供应，作为成立之前提。换言之，税收不仅系个人为享有其经济自由法律保障，所提供之代价，也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存续、发展的根本。因此，有学者指出，“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租税国家。”[1]而在实质法治国理念下，实现市场主体公正合理之税赋，无疑是税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问题的讨论中，实质课税理论备受注目而被屡屡涉及。甚至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既是税法内在的最原始、最根本、最典型的法律原则，也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机性原则。”[2]然而遗憾的是，对实质课税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地区，都缺乏系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研究。从德国、日本理论上对实质课税理论认识、其在税收法制中的地位、适用的具体类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不断变化[3]，我国台湾地区理论及实务界一直对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饱受争议的现实[4]，以及我国大陆地区对无效合同是否需要补税的讨论[5]，对“小姐”收入是否征税的长期争论[6]，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规定对高校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征收营业税，所引起的对“择校费”等非法收入是否应征税的激烈讨论[7]，都显示出各国对实质课税理论的长期关注以及迄今为止理论研究的不足。实质课税理论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和基础的问题，应该是对实质课税概念本身、其基本价值建立之基础，以及该理论适用本质的理解。此种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实质课税理论正确适用的前提，遗憾的是，国内外税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未深入，也缺乏广泛的共识。本文拟在现有文献梳理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实质课税理论上研究与实务上的适用，提供一些参考。

二、现有文献的梳理及评价

（一）国内外关于实质课税概念之既有理论

诚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实质”，为“形式”之对。其指称者，在存在上，指观察对象之“事实内容”；在当为上，指应以一定事实为基础，或指一定事实之事务法则……该陈述之正确性建立在一个认识或假定上：任何存在皆有其所以存在的道理。是故，一方面存在决定了与之对应之事务法则的内容，另一方面制定之法则的内容也会形成与之对应的存在。这是人间法与存在事实间之互动的关系。[8]实质课税原理起源于“一战”之后德国之经济观察法，1919年税法学者贝克尔（Becker）起草的《帝国税收通则》（Reichsabgabenordnung）第4条规定：“解释税法时，需斟酌其立法目的、经济意义及情事之发展”，其中所谓“经济意义”就是经济观察法的由来。其后，经济观察法在德国税法理论及实务界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不断经历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9]现今德国经济观察法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977年《税收通则》第39条关于税收客体的归属[10]、第40条关于无效行为[11]和第41条关于虚假行为税收客体的有无[12]，特别是第42条关于一般反避税条款[13]以及1994年《反滥用与技术修正法》对此条的详细说明[14]。日本税法学界全面吸收德国经济观察法理论，并正式提出实质课税之概念。关于实质课税之理解，一般认为，在事实层面，应按照与税收发生有关之构成要件事实（课税事实）；在当为层面，应按照个人以事实为基础所具有之负税能力，定其纳税义务之有无及其应纳税额。换言之，实质课税所称之“实质”，应指与纳税义务人之“经济事实”有关“指标事实”[15]的有无、范围及归属。对实质课税的认识，日本税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实质课税有法律的实质课税与经济的实质课税之分，对此的进一步认识则有所不同，并形成了代表性的三种观点：（1）法律实质课税理论。该学说以金子宏教授为代表，其认为税法适用中对课税要素事实确定时，如果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外观形式与实体实质不相一致时，必须像其他部门法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对实体实质进行判断，除非法律规定必须根据于外观形式进行课税。在金子宏教授看来，实质课税应指在法律适用上，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采后者对其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这和其他部门法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实质课税并非税法独特原则。[16]北野弘久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如果将实质课税原则理解为“经济的实质主义”在解释适用税法方面会违反法的安定性以及法的可预测性，而与宪法上税捐法定主义不符。因此，其主张“应对真正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而非对于名义上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17]（2）经济的实质课税。该观点主张满足私法上的法律要件的法律事实（法形式的实质），与现实所产生经济的成果的事实（经济的实质）不相一致时，应对后者进行税法的解释适用，因此实质课税在税法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主张以日本学者田中二郎为代表，其认为税捐负担有必要维护实质的公平，纵然其法形式或名义相同，但其经济实质有差异时应做不同处理。[18]（3）还有学者采折衷说，主张没有必要将法律的实质主义与经济的实质主义对立，二者都是从实质课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发生“法对法”的问题时，应从法律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而如果发生“法对经济”的问题，则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19]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学界对实质课税认识也比较混乱，一般认为实务界经由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而明确采纳实质课税理论，但是该号解释长期饱受理论界及实务部门诸多学者的批评[20]。学者陈清秀倾向于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理解，认为实质课税应从其理论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和“税捐负担公平原则”角度加以理解。因此法的实质主义并不能反映“量能课税原则”，故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加以理解。[21]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疑议。[22]

实质课税原则在国内现今国情下如何理解和适用，税法学界也开始关注，但是其认识也同样远未达成共识。经由国内相关教科书对德国、日本实质课税理论相关理论介绍之后，目前国内学界通说似乎认为，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对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解应当采取所谓法律实质课税而不能坚持经济的实质课税主义。其分析路径基本上都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开始，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重要性，强调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仍然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以“可能文义”为税法解释与适用的界限，于此可以有效的规范当前我国税收立法级次太低，税务机关税权滥用等现象。[23]

（二）现有理论主要争议点及评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实质课税概念内涵外延的深入讨论乃至论争，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从清晰概念开始。概念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为该领域内学者所共同接受，才能有进一步相互讨论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体系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税法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特别是我国当前税法还不发达，加强我国税收法治进程，建立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学界必须对于税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等理论基础尽量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税法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更利于指导税法实践。世界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对实质课税概念的巨大分歧而带来实质课税理论适用的混乱，[24]也可以反面反映出明晰此概念之意义。

国内外税法学界对经济的实质课税与法律的实质课税的长期激烈论争，虽然现有理论可谓色彩斑斓，然而，笔者以为，此种争议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主张法的实质课税强调所谓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以法律事实为准。姑且不论此种区分是否科学，更为关键问题是所谓的法律事实（实质）如何确定，例如将企业贷款列为工资支出，税务机关依据所谓法的实质课税主义否定外观形式，直接认定为贷款而禁止从所得中扣除，此时何以认定为贷款？实际上只能由发生之经济事实来认定。在真买卖、假租赁之类的案例中，对租赁实质的认定也只能通过经济事实来认定。实际上，税法关注课税事实的发生，所谓否定形式而采纳的实质只能是经济事实，这是由税法基本价值目标所决定的。而这恰恰是所谓经济实质课税所主张的。

其实，此种区分无意义之根本原因在于，税法适用关注于课税事实，课税事实就是以法律规定构成要件以确定纳税人的负税能力，此即所谓量能课税原则（Leistungsfähigkeitsprinzip）。量能课税原则于税法上，相当于私法自治在民事法律上的地位。[25]而量能课税的实现，主要是以“税捐客体”的有无、实际数额的大小、课税事实的归属等为基础。[26]而税捐客体的判断主要是以所得、财产与支出为标准。依据可税性原理，衡量纳税人的税负能力是以经济实质上的经济事实为基础，而非私法上的价值判断。在此，私法与税法调整对象发生重合，而此种双重评价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无效力上的顺序。因此，无所谓发生法律上的实质课税与经济上的实质课税之区分的问题。

三、实质课税理论之正确理解——法学方法论的视角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与关注的问题，主要由于法律形式（税收法定）与经济实质（量能课税）之差异，而该问题实际上是在税法适用中所产生的。因此，分析揭示问题产生的根源以获取对此的正确认识，必须从法律适用之一般方法论开始。

（一）法律适用的一般逻辑

现行法律适用之一般原理在于法学三段论的运用，就是选择并解释合适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运用于已由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小前提），形成合理的司法判断或判决（结论）。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以及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法律规范的解释与案件事实的判断。[27]在法律规范的解释（或漏洞填补）上，虽有数种法学方法，但从每一部门法之规范目的、基本理念、价值基础方面做出一致性的解释，无疑最为重要。而此与案件事实之选择形成又有密切联系。

法律适用的案件事实，虽为陈述的“客观事实”，但在无限复杂的已发事实中，判断者实际上为了形成并陈述案件事实，总要做出选择。其在选择之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因此，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陈述的事实并非自始‘既存地’显现给判断者，毋宁必须一方面考量已知的事实，另一方面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以此二者为基础，才能形成案件的事实。”[28]对于如何形成案件事实（小前提），恩吉施教授将其分为三个部分：（1）具体的案件事实，实际上已发生之案件事实的想象；（2）该案件事实发生的确认；（3）将该案件事实作如下评断：却确定具备法律的构成要素，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大前提第一个构成部分（即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此所谓“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29]在此思维过程中，“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个程序以法律问题开始，并以对此问题做终局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结束。

不仅如此，在提出实际的某事是否发生之时，必须以某种方式描述出来。而在描述的过程中，特别是运用法律用语来描述时，实际上已经掺加了诸多的法律判断。“事实（Faktum）必须为概念所考虑到，否则它将不被认作是事实，而法律概念，一如其名称所说，总是在概念形式中被思考。”[30]此种事实的法律概念之归纳，本身含法律之判断。例如，对纳税人行为的发生交易的经济事实描述中，运用如“所得”、“纳税人”、“兼营”、“营业费用”等概念时，已经作了税法概念的“涵摄”。更进一步地，当发生一种新型的、非既有法律规定的事实，而需经由相关主体（当事人、法官）类型化为法律事实模型时，即所谓“生活事实类型化为法律构成要件事实”[31]，则有更多的法律判断因素。而法官的活动是：从当事人陈述的生活事实中为法院找到一个法定的事实构成（gesetzlichenTatbestand）。如果这种涵摄是可能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出该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32]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区别于生活事实，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概念的归属，还是事实之类型化，都已经含有法律价值判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已经发生的特定事实，不同法律对其描述而进行概念归属，尤其是进行类型化之归类时，此种与已经由概念归类与类型化的案件中间，是否存在实质的相同或不同？此种相同与不同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具体落实到税法适用中，对涉税事实的描述中，依据何种标准将此类或彼类行为归属于特定的税法概念？依据如何标准对实际生活事实“加工”成应税或非应税类型，或此应税行为与彼应税类型？对税法概念“涵摄”与类型范围是否以其他法律（如私法）的限制？是否以其他部门法概念与类型化而形成的效力判断为前提？

关于税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已有学者做出讨论。[33]惟需注意的是，税法规范往往以私法关系作为原因事实或前提条件，因此涉及税法与私法之接洽关系而屡被学者讨论。综观德国经济观察法历史发展之脉络，其实也是二者关系之发展过程。当前，德国学界通说认为，税法应与私法统一于宪法秩序之下。“税法与是私法均在统一之法秩序之中，税法与私法为相邻平等之法域，统一在宪法价值观下。”[34]“民法与税法，如对同一经济事实加以规范，民法虽较税法适用前，但此只有时间上之先行性，并无评价上优先性。”[35]在司法实践中，德国在1991年否定了税法中使用民法术语应该按照其民法含义进行解释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假定。该判决认为，对于当事人采用民法形式征税的适当性问题，应该通过税法目的解释予以确定。[36]

至此，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之根本原因：经济交易事实引发经济结果之发生，由于私法（主要是民法）适用时间上先于税法，其首先基于自身立法目的，将其“加工”为私法案件事实，并给予其私法意义上之价值判断，评判结果为该行为及经济效果的有效、无效、可撤消等。但是，对于同样之经济交易事实，税法也会基于税法目的，同样会将其“加工”为税法案件事实（即课税事实），并给予税法意义上的效果评价（此过程也包含对税法概念的解释等过程），形成对该课税事实应予课税、不予课税、免予课税等价值评判。相较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差异，由于私法、税法共同关注经济事实，乃至经常关注同一经济事实，二者基于各自立法目的分别给予价值评判，此中间不免评判结果不统一甚至冲突，因而更容易引发争议（如发生的对非法收入是否征税，征税是否意味该收入已经合法等争议），并且该问题由于税法借用私法诸多概念，带来解释、运用方面的混乱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为了试图避免上述冲突，税法理论界才由此发展出所谓实质课税、经济观察法等理论与方法。必须明确是，对同一经济事实，私法、税法基于其各自立法目的、价值理念给予不同评判，应为现代社会之常态。[37]如果承认税法作独立于私法而具有自己的法律目的、立法理念，并具有实现自身目的、理念的基本法律方法的话（而这几乎已经成为税法学界共识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必须承认此种分歧与差异。同时在相关立法技术、适用方法等方面做适当调整，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相接。同时加强与完善本部门法理论水平研究，逐步提高民众的接受程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完善税法理论。

四、实质课税理论之制度基础——量能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之“实质”，是指纳税能力之衡量，此为量能课税原则基本要求。因此，对实质课税深入理解，必须以量能课税原则研究为基础。

1、量能课税原则涵义与价值

税收乃以国家公权力强制将人民部分财产，无偿转移为国家所有，因此其本质上无法逃避对人民自由权财产权之干预与介入的命运，先天上亦较其他法域更应受宪法价值观、特别是基本理念的拘束。[38]其中最重要是税捐正义理念，此为宪法乃至法治基本价值之体现。而量能课税原则，即为税捐正义理念于税法之基本要求而成为税法基本原则。个人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上的给付能力来衡量，而决定其所应负担的纳税义务。此种负担原则，应成为税收立法指导理念、税法解释的准则、税法漏洞填补的指针、行政裁量之界限，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也使税法成为可理解、可预计及可学习之科学。[39]不仅如此，在税收之征收上量能课税原则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容许国家按人民税收负担能力依法课征，一是禁止国家超出人民税收负担能力课征税收。[40]

量能课税原则本身，有意在创造国家与具有财务给付潜能的纳税义务人之间的距离，以确保对每一国民给付之无偏无私，不受其纳税义务额影响。[41]纳税人对国家的特定支出，并无享受请求权，只是尽一般国民义务。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与国家预算法与财政法相互分离，造成纳税行为与国家收入支用间的距离。此种距离，国家可借由财政法、社会给付法、计划法对国家支出政策作长期结构性规划。国家支出得依循正义原则运行，至少部分与国家收入依量能课税原则有关。承认量能课税原则的同时，即宣示放弃国家职能的税收理论，依照个人财务支付能力课征租税，其衡量标准是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为准，大体上不以国家财务需要为依据。

有学者研究指出，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收立法和法律适用时，可区分为四个阶段：[42]首先，依量能课税原则，税法立法者须在不同之纳税义务人间，加以比较衡量其租税负担能力有无异同，也就是立法者在选择税捐客体时，需以纳税义务人的支付能力作为指针。从负担能力指标来看，在选择对所得或财产课税时，由于要甄别纳税义务人个人条件，如生存保障[43]、抚养义务、资本利得等，因此在量能课税具体化的第一步，对税捐客体之选择，以属人税比较合理。

其次，在选择较合理的税捐客体之后，需进行构成要件的选取和评量，使之与整体法系相一致。亦即个别税法需针对实证法整体，作体系化工作。从量能课税原则考量，对于经济财之评价，需斟酌整体法律秩序，例如经济自由、私法自治以及社会福利等。

换言之，即财产权自由及其限制（即财产权所负担的社会义务）。

再次，在单一税需与整体法秩序相协调一致后，量能课税原则需进一步具体化，则要求立法者将个别税法与整体税制相协调一致，组成完整之体系。在整体考量纳税义务人直接税、间接税之后，才能判断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最后，在合理选择税捐客体，并就整体法律体系与税制体系性考量后，进一步需考量其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实现，特别是税基相关因素。例如在所得税法中，立法者需考虑个人原则、市场经济原则、期间税原则、净资产增加原则，将量能课税原则加以实现。立法者确立以上基于量能课税原则所派生原则后，只有在具备特殊事项时，才能承认例外的正当性。

2、实质课税与量能课税

如上所述，量能课税原则其实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精神或目标所在，因此量能课税原则与实质课税有适用上的替代性。然而二者的关注点也并不完全相同：实质课税重在税捐客体之有无以及经济上的归属的问题，这比较属于负税能力之主观上的个别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个案的。而量能课税原则重于：在既定事实上，究竟纳税人有无，以及有多大的负担税捐的能力，这比较属于客观上的一般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通案进行的。[44]相较于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带有法规范上之当为的色彩，其中为了掌握实质，德国引入了经济观察法，经济观察法可以说是实质课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因此，学说与实务界以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理论或经济观察法作为应税、免税或应向谁课税的论据时，其诉求的理念几乎是一个：应以符合经济利益的实质及其实际依归，认识负担税捐能力之有无及归属，以使税收课征能符合实质，而不受限于形式。惟需注意的是，量能课税原则和实质课税理论均含有价值判断，而经济观察法则从经济的观点，客观观察、认定课税事实。

五、实质课税理论适用之基本路径：可税性原理

可税性原理，即主要关注征税的可能性及合理性。该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上的可税性”，即关注经济上征税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法律上的可税性，即关注法律上征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45]对可税性原理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征税范围的确定，这也是税法上应税事实形成的主要衡量标准。可税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衡量：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收益主要是指社会财富的增加，由于税收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只有存在收益，才具有纳税能力。[46]并且该收益单纯为经济意义判断，即不管收益的性质、方式、来源以及合法与否。[47]但是并非所有的收益都具可税性，如果该收益为公益性，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则往往即使有收益，也不对其征税。但是对于提供公益的机关和部门，如果其存在营利性活动，则对其营利收益应当视同营利性组织之收益而给予课税。

因此，对于征税范围的确定，大体可以遵循这种思路：征税与否，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收益，这是征税的基础；但是如果有收益的主体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其宗旨和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不应当对其征税；而公益性的组织存在营利性的收入，则对其营利性收入部分，应当征税；同样，如果一个营利性的组织，某些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应该考虑对其公益活动予以褒奖，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48]

因此，依据可税性原理，对是否课税的判断标准就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其中并不包含是否合法的判断。税法与私法基于不同的法律目的和宗旨，对经济事实给予不同的价值评判。因此，对某一经济收益征税，并不意味着因征税而导致对纳税人行为合法性的认同。至于纳税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取决于税法（这也不是税法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例如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等）。税务机关也主要审查经济行为是否课税构成要件，其并不负有审查该行为是否符合其他法律的职责。因此有学者正确指出。“税法是判定某收入能否加以课税时所关注的是该收入足以表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即实际上的经济事实。而其衡量的标准，仅在于某种经济事实的发生。只有某种经济事实的发生使征税对象增值，从而能够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并有必要基于此种经济增值而重新分配此增值部分（收益）在各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财产所有人之间以及财产所有人之间）的分配，税法才会据此评价财产所有人是否将因此而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税法在认定某种收入是否应当纳税时，并不以该收入的合法性判断为前提。”并且指出，“一旦将某种收入的合法性判断赋予给税法，税法的意义将被无限制地扩大，对税法的发展反而不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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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筹划的概念 筹划的原则 筹划的基本方法

        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健全，现代企业也开始逐步实施及完善税务筹划工作。目前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为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纳税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经济环境要素和现代企业财务决策的变量，对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致关重要。因此，现从纳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出发，谈谈如何实施企业财务管理环节——企业税务筹划。

        1 税务筹划的概念

        税务筹划，是指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获得“节税”的利益。税收筹划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与实践均起步较早，近30年来，税务筹划在许多国家均得以迅速发展，日益成为纳税人理财或经营管理决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许多企业、公司都聘请专门的税务筹划高级人才或委托中介机构为其经济活动出谋划策。在我国，税务筹划已不断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并已成为公司、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之一。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纳税人在法律允许或不违反税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所应取得的合法收益。

        2 税务筹划的原则

        企业税务筹划这种节税行为，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充分发挥税务筹划在现化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进行企业税务筹划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2.1 依法性原则。依法性原则是税务筹划的首要原则，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第一，企业的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税收法律是规范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作为纳税义务人的企业必须依法缴税，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属于偷漏税，企业财务管理者应加以反对和制止。第二，企业税务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国家财务会计法规是对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规范，国家经济法规是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约束。作为经济和会计主体的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如果违反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和其他经济法规，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信息或作出违背国家立法意图的经济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企业税务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企业税务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更，企业财务管理者就必须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完善。

        2.2 事先筹划原则。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时，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就几乎是没有了。

        2.3 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原则。税务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来进行。税务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因此企业的税收筹划不仅是企业综合税收负担额的简单比较，必须充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因为一个能降低当前税收负担的纳税方案可能会增加企业未来的税收负担，这就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纳税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观念，把不同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加以比较。即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时应服从于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性目标。例如:税法规定企业负债利息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而负债融资对企业具有节税的财务杠杆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及融资风险成本也随之增加，当负债成本超过了息前的投资收益率，负债融资就会呈现出负的杠杆效应，这时权益资本的收益率就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2.4 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性原则。企业税务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的经营的安排来实现，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的各个环节，企业的税务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的过程。如果企业财务决策的过程缺少了税务筹划的服务，那么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企业会作出错误的财务决策。

        3 税务筹划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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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税收征管是一种执行性管理

    税务人员在征管过程中,只能按既定的税法正确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改变税法,也不得放弃税法要求履行的职责。因此,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遇到税收法规无法执行时,必须通过信息反馈,最终以修订税收法规的形式来解决,在法规未修订之前,只能正确执行。

    1.2 税收征管应遵循法定程序

    税收征管的一切活动都应有法律依据,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在征管过程中随意变更。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若遇到了税收征管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只能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来解决,而不能在征管过程中相机行事。

    2 对税收筹划认识上的误区

    节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纳税人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的巧妙安排,达到少缴或不缴税的目的的行为。

    3 税收征管筹划的策略

    3.1 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前提

    (1)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有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即对逃税、避税筹划以及合法的税收筹划的构成要素和性质明确认定,并明确对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否定由税务机关负举证责任。

    (2)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向的原则。规定纳税人必须利用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其筹划的最终目标,不得与立法精神相违备。

    (3)明确税收筹划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受益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承担方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对其违规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

    3.2 人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关键环节

    (1)建立良性的进入机制。在个人信用方面,美国在招聘、选择和安排公职人员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就业平等机会委员会、人事管理总署、劳工部和司法部联合提出了“雇员选择程序统一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申请表、申请条件、绩效测验、审查、书面测验、领导谈话和领导测验等。个人信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通过对构成个人信用变量的分析可以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如果所预测的行为对社会不利,则要把该人排除在选择之外。一般而言,个人信用越好的候选人,对他行为的预测越趋向良性,被录取的概率就越大。

    (2)建立良性的退出机制。只升不降似乎已成为我国公职机构的铁定规律。美国就设立了公绩制委员会,接受雇员的申诉,维护雇员的权利,这样的机制的存在可使退出机制实现了良性循环,否则退出机制可能被扭曲,有可能成为不良动机的手段。因此,为保持机构的活力,应有进有退,能升能降,对于渎职、失职和舞弊人员毫不留情地给予相应的处罚。

    3.3 征管程序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中心环节

    (1)在对税务登记进行管理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对领取税务登记证的经济主体收取规费时,只收工本费,不收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其次,明确税务登记证的地位,让其发挥类似身份证的作用,确保每个纳税主体都有税务登记证,实行普通纳税申报制度;再次,使税务登记证做到全面性、准确性、低廉性、遵循许可证原则和惩罚性的原则。

    (2)账证的管理包括账簿和凭证两大类的管理。账簿管理应做到合法、准确、完整和耐久,记账凭证管理应做到以原始凭证为基础,凭证上的项目应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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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个人所得税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集中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没有真正起到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逆向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不能实现的原因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讨,一是立法,二是法律的实施。

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

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着,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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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税法 跨国电子商务 税收管辖权

一、引言

在全球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普及的情况下，通过全球范围的电子虚拟市场，电子商务展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并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2.95万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26.8%，整体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3492亿元，同比增长74.6%。

这种新兴的商务模式不仅给传统法律体系带来极大地影响，而且挑战了各国传统的贸易法律关系制度。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国际税收流失、逃避税收等问题引起了各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政策迫在眉睫。

二、电子商务概论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及运行特征

电子商务是指运用电子通讯设备和技术在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间进行的各种商品、技术和服务交易活动。在电子商务活动中，销售商与消费者可以在国内或国外自由的销售或消费而不受地域限制，同时也不受国籍的限制。对于这种新型的运营手段，运用单独的一国税法无法妥善解决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相反，会带来更多的税收上的法律问题。

（二）电子商务的应税性分析

电子商务这种新兴的交易方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对于价值背后产生的利润，征税抑或免税，国际社会争论不休，从而产生两个对立观点的派别：免税派与征税派。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电子商务的应税性，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应该收税，不应因客观因素而放弃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利益，这也是本文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的前提。

1.从税收中性原则角度分析：根据该原则， 税收不应当给纳税人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要避免税收对市场机制产生扭曲。

2.从税收公平原则角度分析：税收公平原则从经济法角度来讲，指纳税人地位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

3.从税收的经济原则分析：在宏观层面上讲，税收是一种国家分配活动，它的分配对象是社会劳动剩余产品与国民收入，只要满足了公共需要，那些剩余产品就有征税的可行性。

三、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构成要素的影响

首先，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国际税收在实体法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宏观层面上，因税收管辖权的难以认定让国际税收日渐失衡；在微观层面上，电子商务的发展难以被当今税法构成要素所认定。

1.难以确定税收主体身份

征税主体，税法主体之一，是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行使税收征管权，依法进行税款征收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征税主体即征税人。由于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强权而取得收入的主要手段，因此税收的征税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依法向征税主体转移部分财产的即为纳税人，其中包括法人与自然人。

2.课税对象的界限模糊

税收法律关系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称为课税对象（ objection of taxation ）， 包括所得、行为、货物、资源等。对于课税对象，各国认定方法各有差异，所以税收征管也不同。

3.难以确定纳税地点

现有的纳税地点规定以属地原则为主。电子商务的虚拟化和交易的隐匿性，以及被认为是网络空间中服务地的主要服务器的易于流动的特性，使得征税机关难以确定消费地与产品供给地，故无法有效行使相关权限。

（二）电子商务对税收管辖权的影响

1.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弱化

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是指征税国对跨国纳税人在共同境内的所得行使征税的权力。根据常设机构原则， 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取得的营业利润应当在该国征税， 但该企业通过设立在另一缔约国境内的常设机构所获得的营业利润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且仅限于可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那部分营业所得。对非居民课税的关键在于常设机构的设置。常设机构既可能由固定经营场所构成，也可基于人活动的非独立地位构成。常设机构首先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2.居民税收管辖权受到影响

居民税收管辖权指一国政府对本国纳税居民的环球所得享有的征税权，依照此种税收管辖权，纳税人承担的是无限纳税义务。首先，电子商务的全球性、数字性以及交易的瞬时性，表明在物理空间上较为稳定的住所标准、居所标准和居住时间标准不再适用。其次，管理机构的分散化和决策中心的复杂化使得有关高层分散于全球各地，而通过视频或网络电话等先进互联网技术召开股东会议和董事会议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趋势之一。最后，电子数据作为一种载体容易被恶意篡改，即使存在有形连接也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形同虚设。

3.税收管辖权冲突

随着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导致了国际重复征税愈演愈烈。绝大多数的国家在对跨国收益和财产所得方面，不仅对本国居民行使，而且对非居民同样行使来源地管辖权。这种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是由于电子商务所得归属、常设机构原则适用以及来源地认定差异而产生。

（三）电子商务对税收征收的影响

根据实践经验，国际税收程序法是指现行的税收管理制度，该制度建立在登记税务、定额征收和查账征收上。但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这种面对面的交易模式逐渐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电子商务活动。

1.传统课税凭证消失

电子数据由于其特性容易被修改甚至是隐匿，加之运用加密技术，无法留下可用信息，税务管理部门在审查纳税人的交易数量、交易金额时，失去了可信的审计基础。

2.国际逃税避税现象愈演愈烈

纳税人为了获取最大利益，通常会采取相应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手段，同时抓住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的漏洞，减少纳税成本。而电子商务进一步加剧了该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

3.征税盲区扩大

电子商务使得税务机关增加了征税的难度，税收真空区域愈见扩大。

（四）电子商务对税收管理的影响

1.税收稽查日益重要

经济学认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是理性纳税人的最终投资经营目的，而税收作为对纳税人的一种合法财产侵占是无偿的且高于纳税人对财产的占有。电子商务随着网络技术应运而生，数字化的产品流通以及交易过程的电子信息化，使得各种凭证难以从实体纸面存在，而这种电子凭证又容易被修改且不留痕迹，致使传统追踪纸质审计手段无法应用；大量的交易信息被日益成熟的电子加密技术、授权技术所隐匿，在保护了信息的同时又让纳税人不诚实申报纳税信息的概率提高，对税务机关稽查而言也是一种变相的难度增加。

2.海关监管难度加大

商品的进出口是海关监管的依据，但在电子商务模式下，产品通过电子数据流从双方各自拥有的服务器传递，交易过程几乎脱离传统方式，因为没有实体货物的进出关，对海关造成了监管障碍。海关也无法有效监管无纸化的电子合同和电子付款过程，缺少可靠凭据。

3.税收登记管理难度增加

税务机关了解税源的基本手段是税收登记。但由于企业通过网络服务商提供的网址就能开展商务活动，这种无形的电子商务难以确定交易地点，给税务登记带来了困难，即使确定了地点，也会因为管理等技术原因难以操作，所以登记税务的目的难以达到。

四、我国应对跨国电子商务的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制度

1.出台电子合同法

我国1999年颁布《合同法》，其中对“数据电文”的规范比较粗浅，落后于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应尽快出台《电子合同法》或对现有的《合同法》中相关问题进行修改或补充。

2.出台电子货币法

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中货币的流通和结算，为电子支付系统提供担保，规范网上银行操作；努力协调各国的法律差异，防止经济大国凭借技术优势制定不平等的法律侵犯他国主权。

3.加强网络安全制度

电子商务的网上交易极为复杂，加强计算机和网络安全可以保证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电子征管技术发展的保证。

4.完善各个部门法有关电子商务的内容

通过不同部门法法律的制定，在解决电子商务问题时能有一个全面的考虑。例如，增加电子账本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在刑法中制定电子商务犯罪规定；在专利法中增加数字产品，电子信息的认定等。

（二）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立法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弹性原则和简易原则、采用阶段性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税收实体法。

1.完善现有法律

增加新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不增加新的税种前提下，完善我国现有税种的相关规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使电子商务征税有法可依。

2.进一步明确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的某些原则和概念应当赋予新的原则和内涵。在坚持居民管辖权与来源地管辖权并重的原则下，根据电子商务的特点对常设机构及其所得归属加以明确，根据不同的收入性质适用不同的税率。

（三）将电子商务纳入税收征管体系

1.实现税收电子化

通过高端的网络技术，对电子商务进行网络追踪，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加强电子税收的网络监管。

2.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企业的登记备案制度

首先， “网络商店”的工商注册制度十分必要。其次，企业形态在步入电子商务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出现电子商务企业后，要求所有的登记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常用交易信息。

3.推行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的推行有利于税务机关对交易信息的网上监控，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税款不流失，而且节省了征管成本，简化申报作业，还能够防止电子商务成为合法避税的手段。

4.建立严格电子认证审查机构

世界各国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督都不是很严格，因此，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对电子商务进行监督管理，作为注册登记的配套制度，这点需要网络运营商的配合，有助于实现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5.建立电子商务征信体系

电子商务作为全球化的交易手段，其对信用体系的依赖程度很高，为了保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征信体系，在提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保证电子征信制度的良好运行。

6.与其他国家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划分对电子商务的税收管辖权

目前，各国间没有有效的协议确定

电子商务的税收管辖权。因此，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划分协议迫在眉睫。这不仅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且能进一步规范各国的税收征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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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务会计;税法;教育教学;整合

税务会计能否单独成为一门学科,或者说税务与会计是统一还是分离,人们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一个分支,统一是暂时的,分离是发展的趋势。但是,对于财会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而言,税务会计知识教育应该成为其教学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与相关课程的衔接等方面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与《税法》课程的整合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税务会计》课程教学的意义

参考国内高校财会类专业本科阶段的教学计划,几乎所有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税务会计方面的课程,有《企业税务会计》、《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税务会计实务》、《税法》等等,这说明对于财会类专业的本科教育而言,税法以及税务会计知识已经成为其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于社会需要而言,更体现出对于税务会计人才的热切需求。根据有关社会机构的调查,未来十年我国急需的13类人才当中,税务会计师居于首位。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既然社会对税务会计人才有旺盛的需求,因此,在财会类专业教育中开展《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就十分必要。

另外,对于大学生而言,面临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也渴望摄取税务会计方面的知识。比如,报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等资格考试,财会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税法及税务会计方面的知识。

二、《税务会计》课程与《税法》课程的关系

根据调查,有些高校在财会类专业教学计划中只开设《税务会计》或者《税法》一门课程,将其设为必修课或选修课;也有些高校同时开设《税务会计》和《税法》两门课程,将《税法》设置为必修课,而将《税务会计》设置为选修课;或者同时设置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等等情况,并且授课学时也存在一定差异。总而言之,这些设置方案没有统一的规范。当然,各个高校为了体现各自的特色,对于同一专业的教学计划存在差异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同一学科而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遵循其自身规律是毋庸置疑的。

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规为准绳,运用会计学的理论与技术并融汇其它学科的方法,以货币计价的形式,连续、系统、全面地综合反映、监督和筹划纳税人的税务活动,以便正确、及时、足额、经济地缴纳税金,并将这一信息提供给纳税人管理当局和税收机关的一门专业会计。税务会计研究的既是会计中的税务问题,也是税务中的会计问题。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属于国家法律的一个部门。

尽管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税法是税务会计的依据,税务会计是税法在会计核算当中的体现。因为纳税人的任何涉税事项在会计核算时都必须以税法的规定为依据,而税务活动也必定引起纳税人的相关资金的运动,从而在会计核算中要进行反映,这也体现了税务会计学科的边缘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税务会计》和《税法》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认为,不宜人为分割,而应该进行整合。

三、《税务会计》课程与《税法》课程的教学整合

(一)教学计划方面

在开设财会类专业的很多高校,其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和审计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分别设置了《税法》和《税务会计》两门课程,把《税法》课程作为先到课程,而后开设《税务会计》课程,授课学时都在40学时左右。这样做的结果使两门课程都没有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税法》课程的讲授可能会依赖于《税务会计》课程,但局限于课时,对于税法条文及法律精神的讲解不够深入;而《税务会计》课程可能会基于《税法》课程已经开设而泛泛讲解的有关的会计核算内容,对于税法与会计的差异等重要内容可能会涉及得很少。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学生对于两门课程知识的学习处于脱节状态,不能把税款的计算缴纳与会计核算紧密联系起来,或者在学习《税务会计》课程时已经遗忘了《税法》课程的内容,并且不能够深入地理解税法与会计的差异形成、处理原则、实务操作等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税务会计》课程的精华所在。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的目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并要有所发展,而现在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违背了相关知识的关联性,背离了教学规律。因此,应该对教学计划作出调整,将两门课程合二为一,设置为《税务会计》或者《税法与税务会计》。根据其教学内容,课时设置为60至70为宜。

在整合之后,应将《经济法》、《基础会计学》、《财务会计学》作为先导课程,尤其是《财务会计学》应该在《税务会计》课程开设的前一个学期开设。当然,《基础会计学》作为《财务会计学》的先导课程,理应在其之前开设。《经济法》作为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在本科学习阶段的一年级下学期或者二年级上学期开设,符合教学要求。

在实践教学方面,基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辅相成的实务现状,将《税务会计》课程的知识体系融入到以《财务会计学》课程为框架的会计手工综合实验当中较为合理,这也符合会计对于经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现实要求。

(二)教学内容方面

《税法》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分税种介绍税制构成要素,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纳税范围、税目、税率、税额计算、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减税免税、法律责任等;而《税务会计》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纳税主体对于涉税事项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两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阶段,而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两个独立的问题。如果将两门课程分割,将会给《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带来一些问题:对于《税法》课程的内容是否涉及,涉及多少?而在实际教学中又不得不涉及,这样则会产生教学内容的重复,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分配?

教育教学应该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该片面强调获取专业知识。因此,整合之后,《税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安排的总体思路为:第一章介绍税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第二章介绍税收及税法的基本知识;第三至第九章分别介绍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资源税、所得税、其他税法的基本税制要素及其会计处理,其中,第九章其他税会计的内容多少可以根据实际教学需要进行适量安排。除了第一、二章内容之外,其他各章都是以一个税种为主线,将计税依据的确定、税款计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到会计处理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融会贯通。

另外,教学内容要做到难易搭配,轻重兼顾,比较难的内容深入讲解,比如增值税会计、所得税会计、税法与会计的差异等。简单的内容可以作一般了解或者让学生自学,比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内容。还有些内容可以作适当讲解,比如营业税、消费税、关税、资源税等。在教学计划调整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来科学筹划教学内容。

(三)教学方法方面

传统的教学方法有优势,也有弊端,这要看具体课程的具体内容。对于《税务会计》课程而言,纳税主体的涉税经济事项复杂,并且具有联系性、综合性,并且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归实践。所以,对于本课程的教学而言,传统教学方法显得无能为力。

整合之后,在继承传统教学方法优势的基础上,采用案例教学并辅助以多媒体教学手段,将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到案例的分析和实践当中,学生将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学生在企业以及税务机关进行实地观摩,以增强感性认识。

(四)教材建设方面

结合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整合,教材建设成为两门课程教学整合的关键因素。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税务会计》方面的教材也有不少,内容编排、写作体系各有不同。由于税法和会计存在差异中的有些问题在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中被回避或者规定得不够清楚,因此,在教材编写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因此,会计教育界应该集中优势力量,同时吸收企业实务界及税收征管界的人员广泛参与进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全面筹划、广泛论证、科学设计、搜集资料,精心编写一部真正符合教学要求的高质量的《税务会计》教材。

近年来,税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会计和税法分歧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内容,教材的出版和修订往往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教材中的内容与实际的税法规定不符,与其他学科的教材建设相比稳定性较差,这也是《税务会计》课程教材建设的困难所在。所以,结合会计与税收制度改革的步伐,应该建立《税务会计》教材的快速更新机制,加快修订和更新节奏,保证教学所需,并且做到与时俱进。

四、结论

财会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较为规范和成熟的专业领域,财会类人才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活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全面,并且越来越显苛刻。财会类人才要成为经济建设当中真正的投资理财和管理高手,税务会计知识已经成为其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税务会计》课程和《税法》课程的教学整合已经势在必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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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商务对税收制度的挑战

信息革命在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提高征税质量和效率的同时，也使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原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电子商务所具有的无国界性、超领土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等特点，使现行税法落后于交易方式快速演进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行税制要素的挑战

1．纳税主体不清晰。纳税主体是税法的首要构成要素，在传统贸易方式下，交易双方谁是纳税人都很清楚。而网络经济超越了国家界限，交易迅速、直接．交易的主体具有虚拟性，使纳税主体国际化、边缘化、复杂化和模糊化。

2．征税对象不明确。电子商务中许多产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电子传递来实现的，传统的计税依据在这里已失去了基础。由于数字化信息具有易被复制或下载的特性，很难确认是商品收入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使得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3纳税环节将改变。网络经济贸易的一个特点是交易环节少、渠道多，这对流转税制中的多环节纳税产生挑战。

(二)对现行税收管辖权和国际避税的挑战

1．税收管辖权难以界定。网络贸易中，无法找到交易者的住所、有形财产和国籍，网址与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处于虚拟空间中的网址并不能作为地域管辖权的判定标准。

2．国际避税问题加重。电子商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进行商务活动的方式，商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税国或低税国的站点轻易避税。

(三)对现行税收征管的挑战

1．税务登记的变化，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现行的税务登记是工商登记，但是信息网络的经营交易范围是无限的。不需要事先经过工商部门的批准，从而加大了纳税人的确认难度。

2．发票的无纸化和加密技术的发展，使得税收征管工作受到制约。传统商业活动征税是以审查账册凭证为基础，而网络贸易中的账册和凭证是以网上数字信息存在的，易修改和隐匿资料而不留任何痕迹。

3．代扣代缴的税收方法受到影响。传统的税收征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代扣代缴来进行的，由于交易双方的隐蔽性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商业中介机构代扣代缴作用的弱化，将会对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二、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1．对在线交易征税。确定有形动产的交易都要交纳增值税；对在线交易的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销售无形资产和“特许权”的。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

2．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即纳税人在办理网上交易手续后，首先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并提供网络的相关材料；其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填报的有关事项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

(二)完善税收征管工作

1．加强对“资金流”的管理。建立与银行的固定联系制度，在各银行间和税务机关间的网络建立接口，使税务机关能对企业开设账户监控；要求商务网站提供所有会员的开户银行和账号，在检查加密材料的时候要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开具专用的电子发票．并经税务机关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既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又提高了税务机关征收税收的完整性。

2．实行电子申报方式。税务机关要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用专门的系统软件，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放在主页中，纳税人可以下载并填写纳税申报表，进行数字加密后，发送到数据交换中心进行审核，同时将结果传递给银行，由银行从企业账户中划拨，并向纳税人递送税款收缴凭证。完成电子申报。

(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加强税收协调与合作

电子商务的全球化引发了许多国际税收问题，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研究，防范偷税与避税行为，妥善解决税收管辖权问题，消除贸易壁垒、避免跨国所得的重复征税以及联合打击跨国偷逃行为。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维护国家税收，促进电子商务发展。